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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蓀這個人

2017年08月13日 6:32 PDF版 分享轉發

來源: 逝去的年代 作者: 謝泳

90年代初期,我在看《觀察》資料的時候,開始注意張東蓀這個人。給《觀察》寫文章的人當中,張東蓀是最勤的一個,我曾做過一個統計,他寫了14篇文章。儲安平編《觀察》的時候,作者多是,許多人是他的前輩和同學。張東蓀曾做過私立光華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而儲安平是這個學校政治系畢業的,可以說有師生之誼。

張東蓀這個人後來不怎麼聽說了,在專業領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人就更陌生了,但張在1949年以前,卻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年代由北平人文書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對張東蓀的評價極高,認為近五十年間「輸入西洋,方面最廣,影響最大,那就算張東蓀先生了」。還說張東蓀「先生性豪爽,而愛才尤切,對於青年之栽培不遺餘力」。但這是舊時代的張東蓀,新時代里,他已是被遺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許人也。

張東蓀的被重新發現,也只是近兩三年來的事,比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張汝倫先生曾在《讀書》上介紹張的哲學思想,算是近年國內比較早的注意張的思想的人,還有復旦的吳孝武先生,他以張的哲學思想為自己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他的研究成果己發表在《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上,並引起許多人注意。還有張耀南先生編輯了一本張東蓀的文選,並且出版了。這些都是已問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間,據我所知,戴晴正推備寫張的傳記,湖北荊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傾其精力和錢財,收集張的專著和文章,準備為其編撰文集。張的被重新發現,首先是許多學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價值,還有就是他後半生的坎坷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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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晚年回憶錄中有一節「張東蓀玩政治」,對張一生的活動頗有微詞,張汝倫先生對此曾有過批評(均見《東方》雜誌)。金岳霖先生是張的同代人,而且共過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壽,說起舊時代的人和事,自然隨便得很。但說張「玩政治」是言重了,雖然他說:「這裏所謂的『政治』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兩回事。」但聽慣了「玩政治」的人,還是容易誤解,其實張東蓀和金岳霖一樣,都是真正的讀書人,所不同處是關心政治的方式有異,比較起來,金先生的關心政治多西方色彩(專業和政治分得清),而張東蓀則更近於傳統文人。

40年代末,張東蓀的好友名報人俞頌華作《論張東蓀》一文,盛讚張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張自己也多次說過,「至於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適於黨派生活的人」(《俞頌華文集》1991年商務版)。俞頌華在文中還說張東蓀「他目前參加政治活動,發表政論,完全出於他對中國對世界的一種責任感。照我看來,他的個性,的確不適於黨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確無絲毫野心與任何企圖」。俞頌華是張東蓀舊友,他40年代深論張的個性與為人,是可信的。他說;「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個黨人或黨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們只能期待他在立德與立言方面有不斷的貢獻。人不是萬能的,各有短處與長處。他能立德立言,並且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終能站在時代前鋒,為青年學子所敬愛的導師。至於他參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範,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不可能的。」(《俞頌華文集》)俞頌華畢竟了解他的老友。張東蓀後來的命運,也說明他與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是陌生的。

張東蓀事件是很難細說的,吳孝武先生在他的長篇論文《張東蓀與民主主義思潮》的一個註解中詳述了張的遭遇(見《》第10期210頁),但吳先生沒有提到千家駒先生《七十年的經歷》一書。該書專列一節「記張東蓀案件」,敘述甚詳。千家駒先生說「我曾受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託,整理張東蓀的叛國材料,並起草民盟開除他的報告書,因此得以見到全部的檔案材料和張東蓀的親筆信件,故對該案經過知道得比較清楚」(該書214頁,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版)。

張東蓀晚年很苦悶,這苦悶,40年代末,俞頌華就說過,後來日甚。1960年葉篤義向黨交心時寫的關於張東蓀的材料中也透露出這種苦悶,葉是張東蓀在燕京大學執教時的學生。他說:「同年7月黨的30周年大慶的時候,大家都歡欣鼓舞地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文章。張東蓀解放后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我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他還是不寫,他說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勸,他才勉強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詩來搪塞」(《文史資料選輯》增刊第二輯歷頁,1987年中國文史版)。

張東蓀的同輩讀書人中,如馮友蘭、金岳霖都曾試圖放棄自己的觀點來適應新的環境,和他們比起來,張東蓀是固執的。張在過去是很能寫文章的,《觀察》時期,已是60歲的人了,但文章還寫得衝勁十足。《觀察》在40年代末曾有過一次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爭論。在這次爭論中,張東蓀寫了許多文章,他的觀念也是獨特的。

首先張認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今天已成為過去。張東蓀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與他對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評價有關。在40年代,張東蓀對於西方的評價是首先看到了它沒落的一面,他認為「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要推車撞壁之時」,張東蓀當時過於看重資本主義國內的貧富不均,對外的愈趨於侵略。他在自由與平等之外,引進了生產的概念,這可能與張東蓀早年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在文章中,張東蓀特別推祟的計劃經濟,並說;「計劃經濟是的救命湯。」「用計劃經濟以增加生產遂使社會主義站得住,這乃是蘇聯對於人類的一個無上貢獻。」可能是有感於經濟的落後,40年代的自由主義者當中,在經濟上許多人是推祟蘇聯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經濟上的成功。這種錯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某些幻想。

張東蓀在他的文章中有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割裂開來的傾向,他或許已經隱隱約約感到「社會國有計劃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尚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這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即是張所主張的「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他認為:「社會的計劃性只為了生產,總是有時間性的;一個計劃完成以後必須增加。所以社會的一時固定是一種不得已的事,亦並無絕對的可怕。但卻必須在固定中留有一個變化的活力可以發生的餘地。這就是文化方面的絕對自由。我主張在這一方面使養成良好的自由傳統充分培養個人主義的良好習慣,此即我所謂補習中學功課是也。本來西方也是自由主義的根底本在於文化。文化上沒有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絕無法建立自由主義。中國今後在文化上依然要抱著這個自由精神的大統。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種子未斷,將來總可發芽。」

在這場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討論中,張東蓀能敏感地將偏重於自由主義精神在政治方面的價值引申到文化上來確是非常有見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張東蓀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為計劃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可以並存且互不妨礙,這未免有點天真,中國1949年以後的歷史證明,計劃的社會除了導致文化上的專制以外,實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發展。

在這場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討論中,《觀察》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張東蓀寫的《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張東蓀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寫過一篇《告知識分子》的文章,《觀察》也曾轉載過。張東蓀主張,知識分子在今天的大轉變局勢下不必害怕。他以一個純粹知識分子善良的願望推測未來,料定將來無論有何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大改變,而知識分子自有其始終不變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識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識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時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還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當時相當一批大學教授有一種憂慮,他們恐懼將來的變化會使與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張東蓀認為這是一種誤會,一種杞憂。張東蓀認為一些知識分子只把學術作為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把自己的靈魂與學術打成一片」。具體到當時的現實是張東蓀察覺到知識分子有分化的趨勢,他們已沒有抗戰和政協時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張東蓀特彆強調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即保持學術和思想的自由。

張東蓀對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啟發作用。他說,「中國接受雖只短短將近50年,然而卻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LIBERALMIND。此字可譯為『自由胸懷的陶養』,乃是一種態度,或風格,即治學、觀物,與對人的態度或性情,亦可說一種精神。」張東蓀認為這種精神不是隨便可以得到的,是積若干學養後方可達到的。他覺得當時中國文化界已有這樣的風度,懷疑的精神和批評的態度,在當時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們中已經萌芽。「為時雖然不太長,幸而對於這個精神卻已植了一些根基。雖然有待于將來的更發揚光大,卻不能不說已經有了萌芽。為了將來發展科學,為了中國在世界文化有所貢獻,這一些萌芽是必須保全下去,千萬摧殘不得的。」

張東蓀是一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他說:「我個人對於中國學術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觀的。因為我始終相信人類的知識一經開放,便無法退回到蒙蔽的狀態。中國在這數十年中既已養成這樣的自由思想的風氣,誰也無法再壓倒下去。所以我們的任務還是如何把它發揚光大,總要比現在更自由些。對自由風氣的不能保全,卻不必擔憂。我個人在生活方面雖願意在計劃社會中作一個合乎計劃的成員,但在思想方面卻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這場討論中,張東蓀的觀點是很耐人尋味的,作為知識分子,由於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對計劃的社會抱有理想的色彩,但這種信仰並沒有妨礙他對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執著追求,雖然他與許多自由主義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遺餘力的。

1973年,張東蓀離開了這個世界。此前,由於受其連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學家張宗隧,三子社會學家張宗炎,已先後自殺。1949年後張沒有寫什麼東西,張東蓀的長孫張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說,他曾寫過自傳和許多詩,但在「文革」抄家前燒掉了,僅留下70多首舊體詩。一代哲人,就這樣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1886年生人,1973年該是87歲,自然年齡是高壽了,但作為哲學家的張東蓀在1949年就死了,那時他也不過63歲。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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