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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紅色高棉興衰系列(22/28)：清洗內部
來源: 華夏文摘 作者: 史實 
在紅高棉掌握柬埔寨政權之後，在紅高棉內部還存有3個宗派：波布、英薩利、宋成、英提麗特等人為代表的「留法幫」加上投靠的農謝；原「柬共」老班底的克多恩、索平、三巴特、農蘇恩、高米斯、尼沙蘭等人為代表的「親越幫」；原「柬-中友誼協會」班底的侯榮、胡寧、包查為代表的「親中幫」。而溫威、塔莫、柯袍等人算是「本土原生」，投靠了勢力茁壯的「留法幫」。世界上的研究者們都基本同意這樣分類。
「留法幫」佔據紅高棉「政府」的全部重要位置，掌控著軍隊、外交、內政和宣傳。喬森潘因為具有「鬼話人說」的才幹，又與喬氏姐妹有某種遠親關係，得以繼續留任「紅高棉話筒」角色。溫威作為波布的親信，掌管工商農業等6個部委和金邊特區的政務。溫威自己也有一個親信小團體，主要有程安、梅鵬、克優。
在「親越幫」之中，索平、三巴特是沒有實際權力的國家副主席，而克多恩和農蘇恩的職權受溫威的管轄。在「親中幫」之中，侯榮已被「黨中央」處死，胡寧、包查成為主要人物。
現在，「親越幫」和「親中幫」在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上受到了排擠，唯「留法幫」是紅高棉政權的核心團伙。西哈努克也斷定「柬埔寨只是波布和英薩利兩個連襟家庭的國度。」因為喬彭娜莉精神失常，於是英提麗特便成為柬埔寨最有權勢的女人。波布和英薩利兩家成員的真實身份和一切活動都被當作國家機密。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所有類型的「革命」運動都包含有秘密的主題，但是未見有類似紅高棉那樣的神秘偏執狂。
1976年3月30日，紅高棉「黨中央」決定立即開展一個重大行動，即清洗內部以「消滅內敵」。清洗將由一個秘密機構來完整地執行，這機構就是杜赫主管的S-21，它直接對「黨中央」負責。這個強烈訊息的不可思議之處是：在內部並沒有反對勢力形成、也沒有任何陰謀跡象出現的情況下，「黨中央」急於部署內部清洗，並非源於事實的威脅，只能是源於假設。問題是，大清洗為什麼會源於假設？
因為同時，「黨中央」決定重新編篡柬共「黨史」，最重要之處是改動黨的創立年份：「把黨的創立年份定在1960年；不要再用1951年……這樣一了百了。」這個看似小事的提出，實質上包含著「柬共」歷史不再被認可的重大含義，而且任何在1960年以前加入黨的人都不再被認為是黨員而必須重新登記。因此它引起了黨內的深層衝突。克多恩、索平、三巴特、農蘇恩、高米斯、尼沙蘭、周杰特等人都不同意這樣改動。表面上這似乎是語義上的爭執，其實背後的問題是：現在統治柬埔寨的這個「黨」到底是波布的紅高棉團伙還是正統的柬埔寨共產黨，以及這個「黨」與越南共產黨的關係。
從1960-1975年，柬共的創立一直都被認定是在1951年，亦即：在越南共產黨的指示和扶植下組建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Khmer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KPRP）的創建年份。而1960年9月30日則是波布、英薩利兩人進入柬共中樞的日子。
一個後來逃亡到越南的柬共幹部作證：1976年9月中旬，他們正在為黨25周年紀念慶典作準備時，「我們接到黨中央的緊急通知，讓我們暫停所有的慶典準備工作。通知告訴黨的創立日改為1960年9月30日，在這日期之前加入黨的任何人都不應將自己再視為黨員，而1960年9月30日之前任何黨員在黨內的這段日子將作廢。如果他同意的話，黨中央將保留他的黨員資格。不然，他將被送去再教育。」
波布為什麼要廢除原先的柬共創立日期，而一定要改為他進入柬共中樞的1960年9月30日那一天？
波布的奇怪舉動，表面上反映了柬共內部的派系爭論，而實際上展示了紅高棉究竟是個什麼組織。回顧「紅高棉」的歷史，在26年間它由一個在巴黎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回國鑽入柬共內部，長期寄生，逐步得勢變成了柬埔寨的掌權者，現在它不再承認它的宿主柬共。改變柬共創立日的實際目的是要埋葬柬共，以紅高棉「黨史」取代柬共「黨史」。以前，沒有人注意到，這個「紅高棉」從來避免自稱「柬埔寨共產黨」，而總是自稱「革命組織」（安卡），現在看來，那並非僅僅為了隱藏自己的共產黨面目，從而提示了它乃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異形的政治組織。
準確地說，以1960年9月30日為創立日的「紅高棉」，只是波布和英薩利的團伙「黨」。這個黨，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政治路線，也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特徵，只是個「紅色烏托邦」實驗的操作員。
1976年4月2日深夜，在金邊發生了一個手榴彈爆炸事件和零星槍擊。那地方是位於「高級兄弟」的守衛森嚴的住處附近。事後並未有任何人死傷，建築物也沒有受到損毀。這個爆炸事件的目的並不明確，後來的調查表明是一些駐金邊郊區的紅高棉第170師士兵們的私自泄憤行為。因為整編國防軍，這些士兵們被分派到農村去種田，讓他們覺得貶低了自己的「革命」身份。手榴彈爆炸事件並不含有進一步的陰謀，但「黨中央」卻看得非常嚴重。
170師的前身是東區的主力部隊，查克雷（Chan Chakrei，化名Mean）是師長，萊本（Ly Phen）是師政委。查克雷現年33歲，佛教和尚出身，為人能幹自信。但不知何故，波布不喜歡查克雷。1976年3月波布把查克雷調離170師，讓他到總參謀部擔任副總參謀長，把他置於宋成的監視之下。金邊手榴彈爆炸事件發生時，170師已被派駐金邊郊區。引爆手榴彈的士兵們在一個星期內紛紛被捕，他們在酷刑折磨下被逼牽涉到上級。然後抓捕一再逐級擴大，刑訊得到的招供與杜赫的報告，一起迅速送達「黨中央」。結果是1976年5月19日查克雷被捕。在S-21里，查克雷遭受了酷刑，他被指控為一個「叛徒集團」的領導者，到了1976年底，那份「叛徒集團」名單已集有20個高級軍人和一大串同謀者。查克雷被捕后，謝傑頂替了查克雷的副總參謀長職位。謝傑春風得意，他開始出現在黨中央會議名單里。
「S-21的使命是一個清洗黨內敵人的專門工具。它並不需要澄清真相。按照囚犯入獄人數和被處決的囚犯人數來看，S-21可說得上是這個國家最有效率的機構。」S-21的審案方式一成不變：預設假定罪名，靠反覆毒打來得到罪名的供認，再迫使囚犯牽連別人，編織出虛構的「內敵網路」，取得「黨中央」的指示，然後處決囚犯。在拷問審訊期間，查克雷被逼承認自己和朗諾政體有聯繫，他甚至被迫編造曾謀划逮捕黨中央的「高級兄弟」。不久，170師的副師長萊維（Ly Vay）也被捕，他被迫模糊地招供「想擾亂金邊的防衛」。查克雷也被迫招供170師的政委萊本（Ly Phen）和副師長羅斯蒲宏（Ros Phuong）、東部24號分區（柴楨省）的柬共首領卓烏克，都與金邊手榴彈引爆事件有關。1976年6月萊本被捕，7月羅斯蒲宏被捕。
卓烏克是東部著名的革命者之一。他是索平的親密助手。索平，圓臉矮胖，膚色較暗，他長期以來是柬共中央的高級人士，也是紅高棉的軍委成員和「國家副主席」。1976年5月至8月索平到中國療養。8月份卓烏克被捕。從現存的卓烏克的招供文里得知，由於卓烏克和索平之間的密切關係，「黨中央」對卓烏克的招供文特別感興趣。可憐的卓烏克寫道：「到了第2階段，當用酷刑拷問我時，我只好同意說出高米斯也牽涉其中。組織還是不相信我，因為我無法提供有關我們叛國活動的詳細資料，而我也不懂其他人誰是叛徒。我不知道（叛徒）他們有多少人，也不懂他們怎樣行事。然而組織有著先入為主的判定，不接受我的訴說，說這是黨的最後決定。」
索平從中國返回柬埔寨之後，1976年8月21日索平被召到金邊。根據「黨中央」傳達的信息，在查克雷和卓烏克的招供文的壓力下，儘管索平並不相信那些信息，但他還是表態譴責了卓烏克是「叛徒」。
一連串被迫編造的招供狀，深化了波布的懷疑和假設。1976年10月9日在中央會議上，波布指出：查克雷是越南人部署在我們內部的密探，「我們必須注意他說的東西，看他自己暴露是一個叛徒」，「我們必須完全沉默……我們必須監視他們的活動」。宋成也指出：「查克雷是美國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滲入我們內部的敵人。蘇聯和越南都與查克雷有聯繫，以便在內部策動軍隊，使我們的革命者在地位和等級的不滿足上產生矛盾，來打敗我們的政權」。宋成還要求各部隊立刻開展清洗運動，於是紅高棉的各師都開始了清洗，其中170師長科山、164師長密穆特（Meah Mut）、502師長蘇麥特（Sou Met）、290師長密塔爾（Meah Tal，又名Sam Huoy）、801師長羅恩（Roeun）、450師長蘇昂（Suong）、703師長薩姆平（Sam Pin），310師長歐恩（Oeun）都很積極，他們在軍隊中清洗和處決了數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士兵，少部分是軍官。可是到了1978年，除了塔莫的兩個女婿密穆特和蘇麥特，上述那些積極清洗自己部隊的各位師長也全部遭到清洗，被「黨中央」下令處死了。
1976年7月底，波布在波瑞高（Preah Keo）召開了「4年計劃」會議。計劃有兩個：加強對越南的武裝攻擊，以「大躍進」的速度開發國家。會後，大量的軍事力量被調動到柬埔寨東部的柬越邊界。
1976年8月21-23日，大批紅高棉幹部來到金邊，聽取波布的「建立全方位社會主義的四年計劃」。那是一份110頁的冗長文件。波布要求每公頃田地生產3噸大米，還要在15-20年內同時完成柬埔寨的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但是，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柬埔寨一直是每公頃出產1噸大米，柬埔寨從來沒有生產出那麼多的大米。而且，紅高棉正在把大米出口給中國以交換武器。波布似乎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並且靠大米出口來支撐國家。他的「四年計劃」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大躍進」，沒有考慮到國際市場的變遷、柬埔寨地質與水源的限度，而且也沒有考慮到這個國家已經百孔千瘡，嚴重短缺工具、牲畜和健康的勞動力，更不用說農業機械了。最重要的是，經過了5年的內戰和1年多的統治折磨，所有還活著的柬埔寨人民都已極度衰竭了。
「黨中央」對西北大區寄予厚望，指望那裡每年生產出全國大米總產量的30%。這項生產很大程度上要由約100萬被驅趕到西北部的「新人」來承擔，而那些「新人」正在西北地區被殘忍地虐待著。據胡寧的引述說，西北大區領導人三巴特批評了「四年計劃」的政策：「1976年黨下達指示，要全國達到每公頃3噸大米的指標。而對於西北部，黨下達了每公頃4噸的指標，要我們去完成。如果不解決農業機械的問題，我們怎樣去完成指標？我們不能。這不是我的錯，這是黨中央的錯。」胡寧還說索平也認同這個論點。
波布分派了不可能達到的產糧指標，他假設每個人民都有巨大的「革命熱情」而能夠種出大量的稻米，據說這些「熱情」來自1975年4月紅高棉奪取金邊的勝利及其後進行「社會革命」所產生的動力。波布宣布：「我們抓住和轉動了歷史的輪軸」，「我們和其他共產黨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速。」喬森潘跟風道：「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就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可是人民能辦到。」但這些假設都是未經證實的空話。波布的「大躍進」不久就收穫了災難：又有幾萬柬埔寨人被餓死，十幾萬人因為過度勞累、病倒和缺乏醫藥而死亡，整個國家的經濟幾乎崩潰。波布拒絕為這些災難負責，相反他把「大躍進」的失敗歸結于「隱藏的敵人在內部破壞」。於是「黨中央」命令各地清洗幹部，並大批處決被懷疑故意偷懶和搞破壞的民眾。同時「黨中央」把大米指標的完成與否當做向地方幹部問罪的根據，迫使各地紅高棉把衰竭的人民再逼迫驅使到極限。
1976年，柬埔寨「最有權勢的女人」英提麗特來到西北部視察，她說為她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悲傷，後來她對美國記者伊麗莎白?貝克爾（Elizabeth Becker）表示：「那裡的狀況真的難以解釋，在馬德望省我看見幹部讓所有的人民都去種稻米。那裡的人民都沒有家，他們全都病得很重……許多人患有腹瀉（diarrhoea）和瘧疾病。」她理應把這些慘況歸結于「黨中央」的政策，然而她卻斷言：這說明「敵人的代理人已來到我們中間。」
1976年9月20日東北大區領導人尼沙蘭突然被捕。尼沙蘭，溫和寡言，自有主見，他是1945年的反法老戰士和資深的柬共中央委員，1956年他曾幫助波布在他任教的中學里安身。到了9月25日，高米斯也被逮捕。高米斯是以性格堅韌頑強而著稱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他是1946年的反法戰士，也是西哈努克時代的「人民黨」的創建者。尼沙蘭、高米斯在柬共中央委員會裡享有廣泛的人脈和尊敬，因此他們的被捕和波布的絕情，震驚了整個幹部層。10月15日，留在金邊的高莫尼也被捕了。高莫尼曾是柬埔寨東部最著名的共產黨人物，當時他的反法游擊隊在實力和聲望上超過了任何一支游擊隊。尼沙蘭、高米斯、高莫尼都與索平有著多年的工作關係和誠摯友情。在他們被捕之後，他們的家屬、朋友和有工作關係的幹部也紛紛被捕。
一位涉及柬埔寨事務的中共外交官員證實，1975年中國的康生死於癌症，波布親自到中國駐金邊的領事館哀悼。但是，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波布沒有去中國領事館哀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中國報刊都刊登了一條消息：柬埔寨舉行全國哀悼，波布斥責了「鄧小平的反革命司令部」並讚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9月18日波布首次承認柬埔寨是由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所統治，該黨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兄弟關係」。毛澤東突如其來的死訊在紅高棉之中引發了某些迷茫。一位紅高棉幹部說：「毛澤東去世后，紅高棉陷入一片擔憂……我們擔心發生在中國的混亂和困惑，會影響我們和中國的團結。」迄今沒有資料表明柬埔寨華人對毛澤東去世的反應，事實上他們對世界對生命對感情，全都失去了知覺和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