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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造反派810

2017年09月23日 9:36 PDF版 分享轉發

來源: 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作者: 何蜀

(四)早就對本地區本部門某些領導幹部不滿的人

這類人為數也不少。在1967年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中也說:「有些幹部為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

其實毛澤東這樣的輕描淡寫,只說到了問題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上的、很小的一部分。相對於毛澤東1964年對陳正人那條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來看,毛澤東這時對幹部、群眾矛盾的判斷反而倒退了。實際上,許多地方群眾起來造反,並不僅僅是因為領導幹部「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之類作風問題,而是如強行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連續三年大飢荒,大量餓死人,以及「吸工人血」這樣更嚴重的問題。只是由於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在「文革」時已經達到頂點,一般民眾和幹部都不會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帶來的惡果看作是毛澤東的罪責,而只認為是當地官員的強迫命令瞎指揮,甚至認為是當地官員沒有認真執行中央的政策,「違背毛主席指示」、「反對三面紅旗」而造成的。

1966年8月在鄭州大學貼出的一份轉抄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千刀萬剮吳芝圃》,稱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長吳芝圃(已調離河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陽節吃最後一口米飯至六零年春,光山縣四五十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最嚴重的時候,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屍體,妻離子散、全家自殺、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舌無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兩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五九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裡談得上口糧!」為此,鄭州大學「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幹、大刮「五風」、餓死數十萬人的罪行,因而得到多數群眾支持,隊伍不斷壯大,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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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也有類似情況。的廣大群眾和幹部,認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應對四川餓死上千萬人的負責。加上李井泉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四川幹部特別是原地下黨幹部的打擊迫害,積怨甚多,「文革」一來,四川的幹部、群眾很快就在「打倒李井泉」這一點上形成了可以說是「同仇敵愾」的共識。原四川省瀘州(后併入宜賓地區)地委書記鄧自力,因率先解散了禍國殃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當時的四川省委領導人李井泉打成「最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鄧自力晚年在回憶錄《坎坷人生》一書中回憶了他1967年在學習班裡寫大字報揭發李井泉的情況:「1959年李井泉斗我,我始終未低頭,也未寫出一份使他滿意的悔過書,弄得他騎虎難下。而今可以系統地揭發他在農村政策上的錯誤了,我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線上的農民,也要將他所犯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翻閱了當年處理我的文件,回憶了當年受批判處理的經歷,寫成了大字報。大字報內容是揭發李井泉在農業方面大刮共產風,脫離實際和違背群眾意願地大搞公共食堂,不根據經濟規律搞亂生產,打擊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業大減產。在中央已明文規定調整某些農村政策時,李井泉仍不調整,說什麼四川要把核算單位放在膝蓋上(即大隊),而不是中央說的生產隊。這張大字報近三萬字。除用鉛印印了十萬余份外,還用墨筆寫成大字報張貼在宜賓大街上,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人們說看了我的大字報很痛快,揭發實事求是。我知道農村造成的災難比我所敘述的嚴重不知多少。」[44]

(五)純粹是響應毛澤東號召、「跟黨走」的人

這類人相當多。因為長期以來的宣傳和教育,人們普遍形成了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迷信,「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聽話要聽黨的話」,「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這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成為道德準則和思維習慣。再加上歷次政治運動從另一方面教育了人們,在政治運動中不跟共產黨走,就有可能被劃到「階級敵人」一邊去,受到嚴厲的「專政」。

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傳》,寫到「文革」初期中央被宣布「改組」后:「團中央工作人員從被改組的驚愕和疑慮中緩過神來,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在紅衛兵浪潮的巨大壓力下,大多是出於『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真誠願望,也趕緊行動起來,對書記處特別是胡耀邦用大字報展開了聲討批判。」[45]

「文革」初期四川著名的32111英雄鑽井隊,因在一場天然氣井井噴事故中「血戰火海」的事迹被媒體加工炒作后得到極大榮譽,全隊到受到中央領導人接見,其代表在1966年國慶節上天安門與毛澤東合影並代表全國工人階級講話。這些石油工人根本不懂政治,但在北京接觸到的情況使他們發現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態度是支持造反派的,因而回到四川后便參加了造反,其副隊長、石油工業部五好標兵彭家治還被推選為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負責人。

清華大學教職工造反派組織「紅教工」的發起人陶德堅,時為清華大學建築學系講師,中共黨員。在回憶錄中她坦率地談到了當時起來造反的思想動機:「我是不應迴避這文化大革命的。……我們此時對毛的崇敬與信任都達到了從來沒有過的高度,他正號召人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怎能忘記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呢!」[46]

還有的是在「文革」初期跟著基層黨組織執行了「錯誤路線」的人,也因為對「黨」的絕對信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在碧峽所寫的《波瀾乍起——武漢水電學院的1966》一文中,就寫到了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后,「我們班的團支書,是院文革的委員,那時與我談心,說他心裏很沉重,沒想到自己剛剛參加政治鬥爭,就犯了錯誤,而且是反動的錯誤。他後來一直與造反派站在了一邊。」原駐水電學院工作隊的李組長,也「心悅誠服地認為自己作錯了」,「他從1967年初開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後來被打成黑手……」[47]

(六)力圖改變「政治賤民」地位的人

這類人「文革」前社會地位低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家庭出身」問題,本人「政治歷史」問題,或本人「現實表現」問題而遭到壓制、打擊,被排擠到社會邊緣,其中有被強迫「勞動教養」、「勞動改造」釋放后的人員(在當時社會上通常仍稱之為「勞教釋放犯」、「勞改釋放犯」,仍以罪犯視之),有被單位開除、降職、降級或下放的人員,有長期不予安排正式工作或難以找到正式職業的人員,有因農村遭遇大飢荒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員,有長期受到歧視、壓制的「反屬」(「反革命」等各種「專政對象」的家屬)等等。

在遇羅克之弟遇羅文所著《我家》一書中,就寫到了當時一度佔據著北京市人委大樓的一些無家可歸的「遣返人員」(攆回農村的「黑五類」又被農民攆回來,原來城裡的住房已被別人佔了),「起初他們常遭『紅衛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們也組織起來,成立了『十六條捍衛團』,專門對付野蠻的『紅衛兵』。」[48]

在四川省1967年的「二、三月鎮反」中,在成都首先遭到打擊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在重慶首先遭到打擊的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前哨(臨江門街道)支隊,其成員中就有不少這類人員。這些人一般在1967年的「二、三月鎮反」之後就已明白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難以改變的,「公安六條」列出的「二十一種人」已經把他們大多網羅于內,因而他們大多退出了「文革」舞台。

(七)想要爭取一些自身權益的人

這類人與前面一類人有些交叉,同屬社會弱勢群體。不過,這類人更多的是想從經濟角度解決一些自身權益問題。如感到待遇不平等的合同工、臨時工、輪換工、外包工,「文革」前特別是三年大飢荒時期被精簡下放的城鎮職工或被遣送到農村的城鎮居民,「文革」前上山下鄉的、支邊青年、支援內地建設職工等。

他們在「文革」中的造反,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即主要是進行經濟鬥爭,要求得到平等的經濟待遇,或要求轉正(轉為正式工),要求復工、復職,要求返城(重新獲得城市戶口和糧食關係)等等,表面上的政治口號只是一個適應形勢的合法手段。因此他們在整個造反派陣營中顯得十分「另類」,特別被一般理想主義型的造反派看不起。

這方面,較有影響的,有在北京建立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有上海的臨時工、外包工組織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工司),還有打著「全國」旗號的全國上山下鄉革命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下鄉上山知識青年紅色第一線戰鬥隊等。

他們的造反在1967年1月達到高潮,但也迅速被壓垮,因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很快便發現不能容許這樣的「造反」,而以「反革命經濟主義」等罪名將這類組織予以取締。2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宣布對「所謂全國性組織,中央一律不予承認,所有這些組織應當立即取消。」接著,2月17日一天之內,中央就同時發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援內地和邊疆建設的職工應就地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告》等文件,將這一股以經濟目的為主的造反風強壓下去。而首都三司等號稱是「中央文革鐵拳頭」的主流造反派,則在打擊這些所謂「反革命經濟主義」組織時起到了急先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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