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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周培源、季羡林為何加入井岡山兵團？
來源: 燕園風雲錄 作者: 舒聲 
文化革命前，周培源是北京大學副校長、黨委委員、校務委員會副主席、教授；季羡林是東語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教授。文革中的1967年，他們幾乎同時加入反對聶元梓一派的群眾組織——井岡山兵團。這兩位著名的學者為什麼會參加這個群眾組織？他們在井岡山兵團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先說周培源先生。
在1964—1965年的社教運動中，周培源對陸平的工作作風是有意見的，也向周恩來反映過對陸平的看法，認為陸平把北大搞亂了。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寫出第一張大字報時，周培源正在籌備國際物理討論會，對聶元梓大字報是持支持態度的。文革開始后，由於周培源在社教運動中的表現，北大群眾沒有把他劃到「陸平黑幫」的圈子裡，但由於他身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烙印，也沒有把他當成「左派」而選入校文革領導班子。他的主要工作是分管北大漢中分校即「653」的工作。
1966年8月，聶元梓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趕走工作組，成為北大「校文革」主任，北大成了她的一統天下。北大漢中分校受到當地造反派的干擾，工作遇到困難，周培源從漢中回到北京，向聶元梓彙報情況，聶對此卻毫不關心，十分冷淡；過了些天，周培源陪同柬埔寨王子訪問北大，聶元梓又推說有事，不予接見，讓外賓去參觀《北大文革展覽館》，又遇到鐵鎖把門，吃了閉門羹。周認為聶元梓對工作不負責任，對外賓不禮貌，很有意見。
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於對北大運動的關心和幫助聶元梓改正工作作風的願望，寫了一封《致聶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體常委的公開信》，就漢中分校的運動、聶元梓在外事活動中的表現以及對不同意見的群眾態度，提出了一些溫和善意的意見。在信里，還提到被划為「陸平黑幫分子」的段學復、黃昆、麻子英、劉雯等幹部，「只是說了一些錯話、犯了一些錯誤」，「但不是黑幫，不是三反分子，應該解放他們，和群眾一起參加運動」。可是聶元梓此時正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絲毫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反而認為周是反對校文革，為黑幫翻案。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北大陸續出現一些反對聶元梓和中央文革的群眾組織和個人，如「井岡山」、「紅聯軍」、樊立勤、楊勛、楊炳章等，「校文革」中聶元梓的戰友孔繁（第一副主任）、楊克明（委員、新北大主編）等也站到聶元梓的對立面。聶元梓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殘酷地鎮壓反對她的組織和個人，有的被抓進監獄（楊勛、楊炳章），有的被迫害致死（如沈達力），孔、楊被開除出「校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和受到批鬥的學生有200多人。1967年2月15日，在聶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策劃下，成立《新北大公社》，成為支持聶元梓的群眾組織。
1967年4至5月，北大反對聶元梓的勢力日漸活躍，「東方紅公社」、「紅旗飄兵團」、「井岡山公社」陸續成立。6月5日，陳伯達在北大講話，嚴厲批評了聶元梓，「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總部」相繼成立，形成反對聶元梓的5大團體。7月1日，以周培源為首的134名幹部發表《致革命師生和革命的幹部的公開信》，明確表示：「3月份以來，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紅旗飄、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總部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們支持他們的一切革命行動」，表明他們已經否認聶元梓的正統領導地位，站到反對聶元梓的群眾組織一邊。
1967年7至8月，反聶的5個群眾組織醞釀聯合。雖然這些組織都以反聶為共同目標，但各個組織的具體觀點有很多分歧，北大當時也沒有一個有聲望有能力的學生領袖能夠為各個組織所接受，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面。於是，5個組織的頭頭不約而同地將目光凝注在德高望重的周培源身上，認為只有他才能被5個團體共同接受，只有他才能和聶元梓抗衡。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周培源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同意出任新組織的領導人。1967年8月17日，五方聯合的「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召開成立大會，大多數高校的紅衛兵組織都派代表參加並致賀詞（包括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周培源任勤務組組長，勤務組成員有孔繁、楊克明、郭羅基、侯漢清、牛輝林、徐運朴、陳醒邁、胡純和、謝紀康等。在周培源影響下，又有著名教授侯仁之、周一良、趙寶煦和原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戈華等陸續加入到反聶的群眾組織里。
周恩來得知周培源加入群眾組織的消息后，派人傳達了他的意見，勸說周培源退出，周培源接受周總理的意見，不再擔任井岡山的領導職務，但有時仍出席有關會議。聶元梓為搞垮井岡山，暗中組織「周培源專案組」，內查外調，羅織罪名，企圖把周打成「美國特務」，並準備把周抓起來。此事被新北大公社中同情周培源的學生得知，提前給周通風報信，井岡山兵團及時把周接進總部所在地28樓，保護起來。北大發生武鬥后，周悄悄離開北大，住到女兒家（軍隊大院）。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后，又把周培源當成清理階級隊伍的審查對象，直到1969年3月，8341部隊進校后，才把周培源解放出來。9月27日，北大革命委員會成立，周培源任副主任。1978年，周培源任北京大學校長。
再說季羡林先生。
1965年秋天，季羡林到昌平南口參加農村社教，擔任工作隊副隊長。1966年6月4日接到通知，返回北大。由於他只是個系主任，在黨內沒有職務，所以直到1967年春季，並沒有受到多大衝擊，只是因為寫過一篇「春滿燕園」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還參加了一些接待外地紅衛兵、遊行示威以及到農村勞動等活動。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兩派鬥爭日趨激烈，兩派組織都在拉攏幹部和教師，以壯大自己的隊伍。季羡林也成了兩派拉攏的對象。
季羡林在《牛棚雜憶》自序中寫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羅用長矛刺殺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並不懂得什麼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
季羡林加入井岡山，也受到周培源的影響。在《記周培源先生》一文中，季羡林寫道：「領導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爺』，打出江青的旗號，橫行霸道，炙手可熱。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權，迫害異己。我與此人打過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學無術，語無倫次，然而卻心狠手辣，想要反對她，需要有一點犧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有意料之內，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乾脆參加了反『老佛爺』的組織，並且成為領導成員。在這期間，我一次也沒有在私下見過周先生。他為甚麼這樣做，我毫無所知。
只記得北大兩派在大飯廳（今天的大講堂）舉行過一次公開辯論，兩派領導都坐在講台上。周先生也儼然坐在那裡，還發了言。他的歲數最大，地位最高，以一個白髮盈顛的老人，同一群後生坐在一起，頗有點滑稽。然而我心裏卻是充滿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氣在這裏流露得淋漓盡致。」「我呢，我也上了牛勁，經過長期的反覆的考慮與觀察，抱著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的決心『自己跳了出來』，也參加了那個反『老佛爺』的組織。這一跳不打緊，一跳就跳進了『牛棚』，幾乎把老命賠上」。「我不想在這方面做什麼檢查。我一生做的事滿意的不多。我拼著老命反『老佛爺』一事，是最滿意的事情之一，它證明我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膽小鬼。」
季羡林參加井岡山兵團后，當上第九縱隊（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中也是少見的。由於他參加了和聶元梓對立的組織，不久就受到聶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擊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後又遭受多次批鬥、審訊，並被罰天天勞動。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鬥勞改。一個月後又被送回學校，在外文樓和民主樓後面的平房修建「牛棚」，並住了進去，每個屋子20人左右，每個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原載叢璋、亞達、國真編：《燕園風雲錄——北大文革會議資料彙編》第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