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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安徽大飢荒
來源: 民主中國
作者: 茆家升
這是一本記述大躍進中，安徽省無為縣發生的人禍大飢荒的真相，和對它一些評述與反思的小書。在那場全國性的大飢荒中，安徽省是重災區。當時安徽全省總人口三千三百余萬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數，竟達到四、五百萬之眾！死亡總人數，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那裡餓死了一千萬人。但從死亡率看，安徽卻是第一位的。這個數字見於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開出版發行的《張愷帆回憶錄》，應為正史。
如果說安徽省是當年的重災區，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縣，無為縣就是重中之重！其嚴重程度，從非正常死亡總人數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縣一級全國之最！這也是有正史可查的。因本書重點是談無為問題，有必要將官方的《無為縣誌》上的兩份表格，複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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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兩份官方頒布的數字，應是信史。第一張表告訴我們，無為縣的糧食產量，大躍進前1957年總產量約為6億斤許，而大躍進開始的1958年，總產量達到6.6億斤。按當年該縣總人口95萬人計算，自留地產糧不計在內，人均佔有糧達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證生命存活，不被餓死。人均近700斤，應是豐年了，誰知道卻是大批餓死人的肇始。
而從另一張表，我們看到該縣1957年底人口總數為982979人，1958底為950056人，到1959年底，竟降至820259人，減少了近12萬人，驟減千分之75.47！再查查當年人口流動情況，遷入數為41592人，遷出數為54513人，就是說外流了近13000人，只佔人口減少總數約1%。並非如孫經先教授所說的，大躍進中減少的人口，基本是外流了。
無為人口，再追蹤至1960年底全縣總人口，僅為662557人！與1957年底982979人比較，實際減少320422人。查閱了1957—1960年尚生育了三萬餘人。還有一個數字是縣誌上列不出的，就是各地虛報人數，為何要虛報？因為當時糧食供應，連同布票油票等各種票證，都是按人頭髮放的，多報多得。對此丁人卜先生在《無為天堂夢》的遺著中，有較翔實的敘述。如果以這個虛數去抵外流人數，那總減少人數應和表上實際減少數約相等，在三十萬以上，死亡率應約為33—34%之間，民間傳說無為人三成餓死一成！決非虛言！
那這三十多萬人哪去了？人間蒸發了嗎？除去平常老病死亡，一般在千分之十，按1957年總人口九十余萬人計，也不足三萬人，那餘下的三十萬人，應均屬非正常死亡，說白了都是餓死的！
無為縣屬江淮平原，北為巢湖之濱，南緊依長江。境內水網縱橫，歷來是江北的大糧倉，也是全國四大米市之首蕪湖市，糧食主要供應地之一。為何在基本上風調雨順的三年內，全縣竟會餓死近三十萬人！天災乎，非也！實乃人禍焉！
本書就是為披露無為當年大飢荒的史實而編，無為真相能為世人知曉，首要人物當推已故無為縣委農村工作室工作人員丁人卜先生。早在上世紀1980年代，丁即奉當時無為縣領導之命，對剛過去不久的無為大飢荒，做逐村逐戶的實地調查，為時兩年許，記滿幾十個筆記本。后又奉命去民政局、公安局、檔案局等政府部門，查閱記錄了相關資料，終於寫成了《無為天堂夢》一書，全書約15萬字，分上中下三集。並將其中精華部分，縮寫成近5萬字的節本。然後自費列印數十分，分散相關部門，包括重要當事人張愷帆付省長，審核驗證，均無異議。它應該是披露無為大飢荒真相，准官方的調查報告。三年無為大飢荒非正常死亡三十余萬人，就是那時首次對外公布的。
丁人卜此著，開始調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書稿完成已近世紀末了。全書曾擬於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后因出版社倒閉，原稿中下部遺失。原稿及節本，因無電子版本，至本世紀初，已近淹沒。我接到無為楊金聲先生的節本贈稿，已經是2008年初了。
記得當我通讀完這近五萬字的節本后，靈魂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多次忍不住內心的悲痛，潸然淚下。百姓何辜，生產糧食的農民何辜？為何我們披星戴月辛勞艱苦，養活了你們，反而遭受你們如此嚴酷的剝奪，什麼狗屁的『糧食高產衛星』！什麼高指標、高徵購！什麼逼人命的『反瞞產私分』！刀刀見血！句句殺人！直到把最善良最純樸，也最聽話的數十萬農民，活活餓死！天天還在高唱我們已經跑步進入了人間天堂！天堂乎？地獄乎？真相是最好的答案。
面對這份珍貴的史料，我又突然感到責任重大。丁人卜先生已過世五年了，原稿中下兩集，已蕩然無存。僅留下的節本，也已寥寥無幾，再也不能任其淹沒了，那將如何面對數十萬枉死的亡靈，如何面對這段慘痛的國史！
記得當時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這近五萬字的節本，一筆不漏地輸入電腦。那時我已年過古稀，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寫板一筆一劃地寫。那樣也好，寫一個字思考一番，體會能更深刻些。
五萬字悲慘史的抄錄，等於去了餓死三十余萬的人間地獄——大躍進中的無為農村，走了一遭又一遭。悲傷難忍，憤怒難忍，我很快地寫出了第一篇讀後感：《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一本現代人寫現代史的傑作》。長序兩萬三千余言，文中較詳實地介紹了丁著的成書經過，及書中所引述與調查資料的準確性，尤其是共產風肆虐時，對無為廣袤農村所帶來的嚴酷、深重、全面和不可修復的傷害與毀滅，（人都餓死三有其一了，還談何修復！）造成白骨遍於野，百里無雞啼的人間地獄慘狀。如果說楊繼繩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國性大飢荒的一個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則提供了很多翔實的，令人髮指的細部。比如一平二調時，人民公社為辦什麼萬頭豬場、雞場，強佔民房，使多少實名實姓的農戶無家可歸流離失所；又比如惡吏無為縣委第一書紀姚奎甲，面對1959年當年糧食總產只有6.4億斤，卻上報為14億斤，上調7億斤。結果挖地三尺反什麼瞞產私分，把農民最後的度命糧，全奪走上調了，居然要農民吃那些豬都不吃的東西，還算上畝產量和總產量。下面從丁著中摘錄的。
玉米葉皮芯，7萬畝，畝產270斤，總產1890萬斤，（以50%澱粉折算）；
高粱稈子：一萬畝，畝產400斤，總產400萬斤；
黃豆杆子7萬畝，畝產200斤，總產1400萬斤；
芝麻杆子：50000畝，畝產260斤，總產1400萬斤；
花生藤殼：5600畝，畝產200斤，總產1120萬斤；
還有什麼野生的微量貓兒腸草、土莧菜充農民口糧，都以噸數計！不了解這個真實情況，怎會相信，在人均佔有糧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農民餓死！
說起這個無為人對其刻骨仇恨的惡吏姚奎甲，真實地表明了，在極權制度下，一個手握重權的壞領導人，作起惡來，後果是怎樣的嚴重與殘酷！有句民謠：「賊來如梳，匪來如篦，官來如剃！」姚奎甲正是這樣的惡官！他應是無為大飢荒的一線作惡者，百死也難贖其罪！但姚逃脫了，僅調走了事，但無為人仇恨難消。
筆者在另一文《尋墓——右派師生的生死情誼》，說到一情節，文革期間斗當權派，把姚奎甲從蕪湖揪回無為遊街示眾。主持人知道其罪惡深重，如果裸游，後果嚴重，難擔干係。就用一鐵籠子將姚裝進去，用板車推著遊街。當籠車游到無為十字街心時，驚天動地的事發生了！等候已久從四鄉八鎮趕上來紅了眼的萬名百姓，他們應都是那場人禍大飢荒中，枉死者的親屬，人人手拿石塊，一齊大吼，瘋狂地向籠車砸去！頓時把籠車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勸阻，說出了人命麻煩大了，隔著籠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這就是當時轟動大江南北的『籠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訴世人，那裡有壓追，那裡就會有反抗！載舟之水也覆舟！
丁著一重要貢獻，就是較完整地，介紹了曾轟動全國，歷史上必將留下重重一筆的『張老K解散食堂放糧於民』，召來毛澤東嚴詞批示，所謂的『無為事件』。其實那不過是共產黨內地方官員，一次嘗試性的民主實踐，本來可以起到執政黨自身糾錯的作用。但毛澤東怙惡不悛，表現了極權制度的權力傲慢，反而在犯罪的途中，越走越遠，終於釀成全國性的人禍大飢荒，毛作為首惡罪責難逃！茲事體大，後文在評述張愷帆事件時，還將繼續討論。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無為大飢荒的真實面目，筆者曾多次去無為採訪，訪問過多種行業的人，發表過多篇記實報告，小書中部分收錄。
無為被禍害成這樣了，那周邊縣市情況又如何呢？全省其他地區又如何呢？這裏也有——個數字，可以管中窺豹。據公安部三局畢業於莫斯科統計學院的王維志研究員統計，那三年安徽省有十一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10%），分別是：肥東12.489%，巢縣10.123%，宿縣14.432%，鳳陽13.604%，（總人口402700人，1959與1960兩年死亡60245人），定遠11.84%，五河11.670%，阜陽12.557%，太和17.479%，亳縣16.238%，宣城16.310%，無為18.230%。前三名依次為無為，太和，宣城。這個統計雖然與其他記錄，因統計起始時間不同，有一些差異，但都表明安徽災難，確是十分嚴重！
這裡有必要說說宣城的事。如果說江北無為縣是魚米之鄉，那江南宣城縣，就是一塊膏腴之地。它地接人間天堂的杭嘉湖平原，遠在1700年前，三國時期，吳王孫權帳下冠軍將軍丁奉，曾在此做過開發五湖區等重大治理功程，從此宣城成為名副其實的魚米之鄉，江南成為養活全中國人的大糧倉。三國以後，長江以南一直物產豐富經濟富裕，不僅自身衣食無憂，而且也是中國穩定的一股強大的物質基礎。明顯的例子就是西晉永嘉年間的八王之亂時，生靈塗炭，唯獨江南尚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災，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以後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人口大遷徙，文化大交流。全賴江南倉廩之豐實。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的膏腴之地，大躍進時，竟然也是餓死人的重災區，筆者曾多次去宣城採訪，也發過一些文章，為的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悲劇不再重演，有些當事人，名字是隱去的。那並不表示他們其罪可赦，只是從全局看，主要責任人還是毛澤東這個禍首，地方官員只該負他們應負的那份責任，毛的鍋他們背不動也不該背。
未想到我這樣的理性文章，卻遭一些人的謾罵。質問我這個老右派說，宣城死了18萬是否都是餓死的？質疑是可以的，追求事實真相，是後來人共同的責任。這事最早要感謝宣城人徐應欽。他當時是縣委辦公室負責人吧，為反映宣城災難的真實情況，曾寫好材料，步行幾十里到江蘇省高淳縣郵局去投遞。結果還是被人稱田楊夫妻店的宣城縣委截獲了，徐的下場肯定悲慘。網上有人說徐被整得精神上出了點事。但願只是訛傳，仁者壽，祝他健康長壽。
那當年宣城災難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兩個事實，可以幫助我們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網上在拙著之後，有多人貼出了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
「田照臨，好政策，八斤稻子一個月；二兩煤油（全家）只摸黑；一兩香油擦鍋鐵；半兩紅糖一口塞；田照臨，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臨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縣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就是其妻楊某。這樣的格局，即使在一黨專政的國家也少見，他倆是應該對宣城災難，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一個月口糧八斤定量，是指農戶，城鎮非農戶標準要高許多，餓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麼概念，是指的原糧，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點，每日只有2兩。有人研究過，人按這個熱量攝入，活不過20天！
宣城還有人記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麼樣子嗎？有人告訴我，那時寒亭老百姓，餓、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蕪，人跡罕見，貓狗也絕跡了。正因為大片荒田，無人耕種，上海市勞改單位，才在此地辦了軍天湖農場，徵用了農場和周邊大量土地。因為上海人被勞改，服刑期滿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還須要預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滿人員。不是寒亭公社餓死這麼多人，找一塊這麼大的一塊地，又離上海較近，真不容易。
安徽歷來是產糧大省，在全省基本是風調雨順的三年，為何江淮兩岸，都出現了大批百姓被餓死呢？除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推行的極左政策，中央要負首責。具體到我們安徽，以曾希聖為首的安徽官場，究竟扮演的是什麼樣角色呢？
就在2008年當年，我讀到了那本有重大史料價值的《張愷帆回憶錄》，算是對當時全國，也包括安徽的政治形勢，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本來安徽作為一個內陸省，在全國一盤棋的大格局下，都得按中央總方針辦事。但作為省一級機構，統轄數千萬人的封疆大吏，在執行政策上，還是有一定自主權的，否則就很難理解，面對大躍進大飢荒，在自然條件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安徽與鄰省浙江江蘇的後果差異，為何如此巨大？據統計浙江那三年約餓死了14.1萬人，作為富饒的浙江，竟然也餓死了十余萬人，該省主要負責人也應罪責難逃。但這14萬人的數字，竟不抵安徽無為縣餓死人數的一半，那安徽的省委一班人，又該負怎樣的罪責呢？常委的集體班子，都是只顧官帽，不管百姓死活的惡吏嗎？
是！也不全是！大躍進中安徽官場，是幾近集體沉淪了。高指標，高徵購，放什麼糧食高產衛星，全國皆是，安徽尤甚；亂挖土水庫，曾希聖鼓吹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誇獎，結果是耗盡了飢餓中農民體力，很多人倒地成餓殍！大鍊鋼鐵，土高爐遍地狼煙，徹夜火光衝天，燒光了山中幾乎全部樹木，和百姓的門窗床板，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家中炊具用具，結果是既破壞了生態，百年難復，煉出的都是無用的廢渣。而連初中科技知識也沒有的毛澤東，竟然十分讚賞，給曾希聖寫信說「沿途一望，生機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驕傲——」。毛此言作為最高指示批給全國，為極左思潮，推波助瀾，禍害尤深。
曾希聖受到毛的寵信，在安徽奉行極左路線變本加厲，一意孤行，安徽民眾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可是以曾希聖黃岩桂林棲為首的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對如此悲慘現實，不僅熟視無睹，反而大肆揮霍僅有的民脂民膏，驕奢淫逸。大興樓堂館所，盡情享受。甚至在貧困的大別山深山的岳西縣西關小鎮，為常委們每人蓋了一棟別墅，還為毛澤東蓋了一座大別墅。
真正的一邊是饑民哀嚎，粒米如珠，餓殍遍野；一邊是酒食徵逐，荒淫無度，恬不知恥！面對安徽如此慘烈不堪的現實，連極左派大將柯慶施都看不下去了，嚴詞批示說：
「安徽竟被搞成這個樣子，病、餓、逃荒、死。有些人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就像豬一樣，還用嘴朝前拱！」（柯慶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縣石關別墅群召開的省、地、縣三級幹部會上的發言）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隨著曾霸王的倒台，省委常委們，也幾近集體拱出局了。
但是，如果說省委班子全垮了，也是不公正的。疾風知勁草，正是在這樣一群只顧陷媚逢迎，官升一級，盡情享受，不顧百姓死活，謊話連篇的省委班子里，居然還有一位高官，毅然從這一群人中，一躍而出，義無反顧，撲向鳳凰涅磐的熊熊烈火，把舊日的自己，化為灰燼，而在烈火中得到重生。
他就是『無為事件』的主角，時人呼喊『張青天』的張愷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一位上世紀192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
公正地說，張愷帆作為一位安徽省黨和政府領導班子里的核心成員之一，安徽省工作中的成敗得失，他都逃脫不了干係。但有著較高人文素養，能寫一手出色舊體詩詞的愷公，一貫心慈面軟，是有名的『大黑傘』，保護過很多弱勢人群，這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那時撲向極左烈焰的是張愷帆而非他人，也決非偶然。
應該說在『無為事件』中，張愷帆的決然一跳，也決非是一時頭腦發熱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測聖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賭。無為人和其他人，至今說到張愷帆和『無為事件』，依然對愷公充滿敬意，就是知道那時張愷帆，是明知『無為放糧』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澤東，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方針背道而馳的。儘管現實是中央農業政策已完全失敗了，但在專制社會裡，地方官員決無可能改變中央決策，弄的不好不但改變不了現實，反而可能招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張愷帆作為黨的高級幹部，是知道這些規矩，有人稱之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為何還要逆『龍鱗』而行？這或許是張愷帆和『無為事件』，舊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張愷帆奮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張愷帆面對無為饑民的苦苦哀求，和滿鄉戴孝的鄉鄰，尤其是因大批死人，鄉人無力深埋，而處處散發出的屍臭。據《張愷帆回憶錄》記載：「……我們進入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無為許多人認識我，都向我下跪：張省長，救命！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面），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我到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臭味……」（回憶錄346頁）面對家鄉父老如此凄慘的現實，如果你是張愷帆，手中還有一點權力，只要你的良知，還未泯滅，你還能無動於衷嗎？
其實說什麼『張老k大鬧無為』，全是批張時誇大之詞。張愷帆出身農村，又是個務實之人，知道當務之急是什麼。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農民應分的口糧，發到農民手裡；把非法『平調』出去的房屋還給農民；把沒收的自留地還給農民，搶種晚秋和胡蘿蔔等快熟農作物救命；把關閉的集貿市場重新開放，允許農民捉些小魚小蝦，活躍市場。就是著名的『三還原』。條條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溫暖農民的心。張愷帆兩次在無為召開四級幹部會，加速實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確實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里，使瀕死的鄉村，迅速恢復了生機，餓死人數快速減少，農民們有點像人一樣活著了。『張青天』的名字也被叫開了，那是眾望所歸！
然而，農民們歡呼了，推行極左路線的惡吏，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犯愁了，他知道自己治下，餓死了這麼多人，在古代是要下油鍋烹了的。但他有恃無恐，他是緊跟毛澤東和曾希聖的，再死多少人，只要路線正確就沒事。而張愷帆別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但路線錯了一切都錯了。於是一紙黑狀，送給省長黃岩，黃岩急送給正在廬山上圍攻彭德懷的曾希聖。曾也馬上呈送正大發淫威的毛澤東。這才有了毛澤東關於張愷帆無為問題的兇狠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黨。毛澤東8月10日（1959年）」
毛的批示當時即轉發全國的，隨即又擴大了反右傾鬥爭，加速了共產風肆虐，更多的百姓是在毛的批示后被餓死的。所以說『無為事件』不是一件局部的傷害，而是全國性人禍大飢荒，重要的一環，有很重要的標本意義，永不過時！
『無為事件』可以說是那場全國性人禍大飢荒中的一個『結點』，何出此言？大躍進的災難，固然是全方位的，而大量餓死人的直接原因，則是人民公社食堂制的強制推行，宣告農民家中有糧即是『非法』，而官方可以明目張胆『合法』的，以『反瞞產私分』名義，實行全國性的挖地三尺搜括糧食，有學者說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一口大鍋，把農民死死地罩住！』名曰集中到公社，統一安排，實際上是億萬農民，在失去了土地所有權與土地經營權之後，又失去了最後的土地產品支配權。從此命若遊絲，終日勞累之後，只能靠公社食堂里的清湯寡水，苟延度日。哪一天食堂關門，農民只能活活餓死。
但辦食堂對毛澤東而言，則是另一番景象。不辦食堂，億萬農民家裡總還可以有一點度命存糧，毛權力再大，也難全控在自己手裡；而大辦食堂之後，再發一道親筆書寫的『反瞞產私分』命令，要各地以搞運動的方式，搜括糧食，供毛去爭世界共產領袖和盡情享樂。可見公社食堂問題，是毛的禁臠之地，大小官員都是碰不得的！
毛澤東對張愷帆的嚴詞批示，當時即發向全黨，已人所共知。下面抄一份有關食堂問題，毛澤東另一份也是面向全黨的批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貴州省委書記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並將糧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食堂是「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沒有保證。」毛大為讚賞，說「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到十年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頁》好一個『不要例外』！反右傾后毛更是一言九鼎，全國還有哪裡，能逃過毛的嚴控嗎？
據《張愷帆回憶錄》記載：「1961年在北戴河，談到了農村辦食堂，層層剋扣，加劇了飢荒的問題，毛主席說『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解散了農村食堂，他要是早一點提出來，不是更好了嗎？』」（399—400頁）
毛澤東真是文過飾非，顛倒黑白，翻雲覆雨的高手！張愷帆提的遲了嗎？1959年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給中共中央寫了題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派專人送上廬山給曾希聖，曾即呈毛澤東。毛就是據此報告嚴批張愷帆的，筆跡還未乾呢，你毛某人就忘了嗎？難道你姓毛的也忘了廬山會議之後，你對貴州省委書記的批示，辦食堂『不能例外』嗎？
為反映無為和安徽的災難真相，筆者當年寫下了《大躍進中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讀『張愷帆回憶錄』》一長文，全文兩萬余言，大摘要八千余言，發表于《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次年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遮蔽與記憶》一書，還被南京《雨花》雜誌及『四川文摘』等多家報刊摘要轉載。全文還曾刊于《炎黃春秋》刊外稿和『共識網』『五柳村』等多家網站。
關於食堂問題，筆者也曾發表過一篇長文，《人民公社食堂——苦難與罪惡的淵藪——一場肢解中國農民家庭的前哨戰》。因篇幅較長，只收千余言的摘要。
因為《炎黃春秋》雜誌和『共識網』，『五柳村網』等，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所以反響較大。來電來函較多，都是對這一段痛史，表達了嚴重關注的，尤其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安徽人無為人。對筆者絕大多數是支持的，因為我代他們發言了。對有親屬在大飢荒餓死者，也算立了個網上碑文。
毛澤東一意孤行，在鬥倒彭、黃、張、周黨內明智派之後，又大反包括安徽張愷帆、河北胡開明等在內的，全國三百余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而掀起了更大的躍進，包括對世界大撒幣大撒糧，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比如僅1959年，已經大批餓死人了，還出口糧食416萬噸，據黨史第二卷官方數字，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就減少約一千萬！
可是至今尚有人，對那場人禍大飢荒持懷疑態度，不相信當時僅六億人口的中國，會餓死三千多萬人，甚至還在鼓吹什麼大躍進的偉大成果，說餓死人是造謠污衊。那麼不妨重溫一下，在1962年1月11日至1962年2月7日，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兩位主席是怎樣估計當時國家形勢的，便見分曉。
「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毛澤東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
「三年飢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平時期死了這麼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已詔。可以考慮在每個各縣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門前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劉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註釋本，香港書作坊2008年，384頁）
這兩份公開檢討，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可以阻住那些毛粉毛左，還有孫經先們偽學者的狂嘯。孫經先教授『論證』了，那三年減少的人數，是外流了，並未餓死！尊敬的孫教授們，你們這麼為毛劉洗地，使執政黨高層，情何以堪？如果你們說的是事實，那豈不是指著鼻子罵毛、劉兩位大國領袖是昏君，是不曉國情的糊塗蟲嗎？既然未因政策失誤大批餓死人，幹嘛要開這垂頭喪氣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幹嘛要說層層黨的領導，都犯了錯？！劉少奇更直言：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已詔——在中南海門前立石碑記事！孫教授你說說兩位大國元首這麼說，是否在給自己和執政黨抹黑？
說起中央七千人大會，應該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轉捩點。因為慘烈的現狀，得到了部分的暴露，說白了就是中央知道了，大批百姓被餓死，不得不在執政方針上，做出重大調整，重點關注農業，從而除四川省外，其餘各省餓死人數，開始減少，社會開始恢復了一些生機。
我們安徽，雖然因曾希聖為首的一班人，作惡多端，餓死了很多人，但後來曾希聖搞責任田，使農村面貌迅速改觀，還是有貢獻的，所以筆者於2003年，即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曾希聖功過是非應分清」一文，予以澄清。
大會還有一項也稱得上是歷史的功績，就是毛澤東被摔下了神壇，人們從大量悲慘的事實中，終於看清了什麼大救星，什麼偉大領袖的真實面目！這位頭上充滿所謂光環的什麼偉人，原來是禍害中國老百姓貨真價實的大災星、頭號暴君！
七千人大會，確是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為此無為中學退休教師楊金聲先生，因大飢荒中一家有六口人被餓死，痛徹心扉，為防止災難重來，曾多次上書中央，要求在天安門廣場上，建立災難紀念碑！並把每年的1月11日，即那年中央七千人大會開幕的那天，定為『國難日』，屆時天安門廣場降半旗誌哀，全國停止娛樂一天，以祭奠大躍進大飢荒中枉死的三千多萬亡靈！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所謂三面紅旗運動，整整六十周年。六十年一個甲子，那時呱呱墜地的嬰兒，如今已是花甲老翁了。而那些在運動中枉死的三千多萬幽靈，依然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遊盪，還在不停地發出絕命的呼喊！呼喊著要還他們一個公道，呼喊著要懲治那些迫害他們至死的各級官吏，特別是那個曾高居神壇的罪魁禍首！反人類罪是沒有終止期的，君不見今日的俄羅斯烏克蘭諸蘇聯盟國，正在追審列寧斯大林一群禍首嘛！
作為那場大飢荒的親歷者、倖存者和研究者，每當想起一個甲子之前，那些在我面前倒地而亡的餓殍，靈魂從未安寧過。經歷了重重苦難的我，筆下永遠只有哀傷、孤憤，苦難真相的追尋，以及造成如此人間慘案根本原因的思索了。
中國數千年來，都是農耕立國，是一方土地養一方人。歷來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的農民兄弟，都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為何一場名曰要實現什麼人間天堂的什麼紅旗運動，首先餓死的，卻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這裏必然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生產糧食的土地所有權，究竟是誰？誰有權經營這片土地，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誰有土地產品的支配權？歸結一下，就是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土地產品的支配權。
而一切人禍災難，正是從喪失土地所有權開始，當農民們已經不是你足下土地的主人，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成了遙遠的夢，那數億農民就淪為無根的流民了，大動亂隨時可發生；再失去經營權，種什麼怎麼種，你都無權決定，你就是一隻田間操作的兩腳獸；最後失去了產品支配權，不問生產出多少糧食，都與你無關。開一間公共食堂，發多一點你就能活命，發少一點你就得挨餓，哪天不發了，你只能去死了。
歸根結底一句話，農村的根本問題，還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土地應該私有，還是公有？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有人說周之前殷商時代，是土地公有制，據考證實行土地井田制時，那井字中間那一塊，就是『公田』。
到了公元前261年，秦孝公時期，權臣公孫鞅發動了著名的『商鞅變法』，實行土地權私有制，可以買賣。從此土地證制度，或曰田契制，兩千多年來，基本沒有變過。有材料說明，明代的土地證，清代是承認的；清代的土地證，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都是承認的；甚至日偽時期，也未變更過。直到1949年政權變更后（49年前蘇區更早），經過暴力土改，才宣布既往的土地證，不問何年何月的，統統作廢！誰保留它，就是妄圖變天，是大罪焉！
暴力土改之後，新政權也是發過土地證的，並大肆宣揚過，說是中國農民終於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可惜應該是1955年，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土地證即作廢了！現實又成了夢想。
先秦以來，中國曆經動亂，如政權更迭、戰爭、天災、瘟疫等等，有過大量的人口死亡、大遷徙等。但大都能在一定時間內，安定下來。根本原因還是農民們，擁有腳下一畝三分地的所有權，常言『落葉歸根』，這個『根』不就是腳下這片土地嘛！
在三千年皇權不下縣（朝廷命官只到縣一級）的背景下，中國農村長期是『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除了土地私有之外，還與宗法制度，士紳文化，儒家學說等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既保持了先民們長期相對的和平安定，也決定了它的保守閉塞貧窮落後。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世界民主大潮的推進，中國鄉村一定會迎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變革是必然要發生的，但變革的方式和後果，令人未想到的卻是一場近百年的大動亂，把國人尤其廣大的農民拖入苦難的深淵！
筆者作為反右派大躍進大飢荒的受難者與倖存者，面對數千萬餓殍，做過長時期歷史性的追尋和思考，發表了有關暴力土改的系列文章，和有關鄉村自治的系列文章計十余篇。小書中各收入兩章。
暴力土改從理論到實踐，都是錯誤的！歷史證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官府和百姓的矛盾。廣大的中小地主群，是土地經營的行家裡手，是土地紅利的主要提供者。他們的土地來源，並非主要來自剝削。對他們趕盡殺絕，禍及子孫，是違法亂紀天大的不公，也是對生產力極大的破壞。而其理論根據就是什麼『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這些已被證明，是禍害人類的禍水！是近百年中國大動亂的原點。而且這場災難並未過去，一直還在延續。典型的例子就是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等地的肆意大屠殺，就自稱是土改補課。那些被壓在五行山下的地主及子孫們，仍是賤民！應該認真反思暴力土改的罪孽，還歷史一個公道！
暴力土改及階級鬥爭學說，也是對儒家學說和士紳文化，一個毀滅性的摧殘，直接破壞了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和道德維繫，流毒至今，一百年也難修復。
關於『鄉村自治』，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中國以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盧作孚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以及統治山西的實權人物閻錫山，對中國鄉村建設與變革，提出的理論探索與地區實踐。比如晏陽初的河北定縣模式，梁漱溟的山東鄒平模式，盧作孚的重慶北碚模式，和陶行知的江蘇曉庄試點。還有閻錫山治理山西三十余年的成功實踐。當時就曾引起過廣泛的關注，至今也還有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說的是，這股鄉村自治的思潮與實踐，幾乎是與彭湃毛澤東們，在中國暴力推行的十年（1927—1937）土地革命，同步進行的。這就有了對比與參照，就有了中國鄉村建設與變革的百年之爭。
結果如何呢？歷史真相是最好的結論！
筆者這兩項研究，都是與大躍進大飢荒密切相關的。簡單地概括一下，就是不搞暴力土改，或是參照國民黨退守台灣時，與大陸幾乎是同步舉行的和平土改，他們做到了政府、地主、缺地戶三贏，不僅未死人，未引起社會動蕩，而且爾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乃至崛起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有了堅實的農村基礎。而暴力土改帶來的，卻是殺戮、血腥、經濟大衰退，和嚴重的違法亂紀及社會不公平，直到大量餓死人！
所謂『無為事件』已經過去近六十年了，在那場人禍大飢荒中，枉死的三十萬幽靈，至今還在中華大地上遊盪，還在用我們聽不到的聲音，呼喚著歷史要還他們一個公道！我們編這本小書的目的，就是要還原『無為事件』歷史的真相，為的是汲取歷史教訓，不讓悲劇重演！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早日實現民主憲政制度，一切權力歸人民，把執政者關進位度的籠子里，不准他們胡作非為！
2018年8月30日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