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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
來源: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作者: 高華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余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上編：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1、「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於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範。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佔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於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於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於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於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儘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后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闢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並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它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許可權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于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並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並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束。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繫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鬥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一、「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於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於根據地只能存在於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繫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於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麼樣兒，是一回什麼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儘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只是提出黨的農民成份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於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游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了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擔心。毛認為儘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於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只佔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於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於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並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面對現實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