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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
來源: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作者: 高華
二、「軍黨」的問題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後，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10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人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制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採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於9月重新佔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系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於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複雜的。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係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份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份上儘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份，減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
中共中央關於改變紅軍成份，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願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里。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歷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只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於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於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看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里，後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繫，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制，建立政治部體制，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許可權範圍的問題終於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於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幹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後，中共中央出於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並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於中共中央，是處於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只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只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於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闢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彙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歷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劃腳，只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並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後又發展為其它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