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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中國民主轉型的道義巨人——劉曉波

2018年05月16日 11:49 PDF版 分享轉發

文章取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網路圖片)

悲觀失望的全盤西化論者

一九八九年之前,劉曉波是橫空出世的「文壇黑馬」,屢有出位之思、偏激之論、出格之言。他對以屈原、杜甫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傳統、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傳統、以專制帝製為代表的中國政治傳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當代政治傳統持毫不留情的徹底否定態度,亦對當年新啟蒙時代的所謂「四大青年導師」冷嘲熱諷、不屑一顧。(注:「四大青年導師」指方勵之、李澤厚、金觀濤、溫元凱或方、李、金、劉賓雁——不論這幾位「導師」的思想、言行有何種不足與缺陷,但毫無疑問,他們對於文革之後青年一代擺脫毛主義的思想桎梏,對於八十年代大學校園極為活躍的言論空間和社團活動,起到了巨大的引導作用。八六、八九學潮之所以產生,與以他們為代表的一大批開明學者的思想啟蒙關係甚大。)

劉曉波追問中國落伍的深層次原因(他並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一樁近代史事件,而是認為有史以來中國從來就沒有「先進」過),從制度、文化一直追究到的「人格」、「人種」(他說,「這可能與人種有關」),於是有所謂「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殖民主義植根于白人種族優越論和先進民族歧視、奴役落後民族合理論,顯然與他後來所堅定信仰的「人人生而平等」(傑斐遜《美國獨立宣言》)和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不相吻合。

那時候的劉曉波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他的言論與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主張「脫亞入歐」的啟蒙思想家非常接近。他甚至說出「(外國)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說我叛國,我就叛國」之類「大逆不道」的話,無非是愛之深、恨之切的激憤之詞。(事實上,當國難來臨,貌似對中國的一切事物都恨之入骨的劉曉波先生不僅沒有趁機和中國脫離關係,反而燈蛾撲火、以身赴險,從此為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自我犧牲、奉獻終身,堪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堅定、最堅決、最偉大的愛國者。此是后話不提。)

關於八九民運之前的劉曉波,有人說他像台灣戒嚴時期狂傲自戀、放言無忌的作家李敖——言語風格上確有幾分相似,但實際上,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更像對歷史和現實失望透頂因而主張「上帝已死」和「重估一切價值體系」的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

血與火煉就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八九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分水嶺,也是劉曉波思想觀念的轉折點。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套用毛此語,可以說:八九民運一聲吶喊,給我們帶來了自由民主主義。對於後文革時代苦苦追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幾代中國人來說,八九民運是我們的民主自修課、人權學習班,是自由的播種機、憲政的催化劑。

胡耀邦逝世、學潮初起之時,劉曉波遠在美國作訪問學者。他立刻被這場人山人海、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民主運動所吸引,毅然拋棄了大洋彼岸的學術生涯而返國赴險,全身心投身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爭洪流。事實上,這場興起於校園、爆發於街頭的和平抗爭運動,幾乎瞬間改變了劉曉波此前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和中國現代化之路所抱有的極度悲觀的成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儘管他並不像聖雄甘地那樣樂於公開談論自己的錯誤和「糗事」。他發現:中國並非不可救藥,中國人並非麻木不仁,自由、人權、憲政、法治並非不適於中國,中國進入現代文明國家並非無路可走(亦非只有「三百年殖民地」這一條無路之路可走),八九民運就是中國可救、民主化可望、自由化可期的確鑿證據。

那場超大規模的和平抗爭運動終因中共政府的武力鎮壓而失敗,隨後中國的政治、社會局勢發生大幅度的倒退,八九風雲人物也大都風流雲散,從中國變革的舞台上迅速消失。獄中的劉曉波也曾經一度消沉,但是,他很快從挫折感和恐懼心中解脫出來且重新振作,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有人肩負起八九對八九參与民眾的責任、「六四」倖存者對「」亡靈的責任——如果所有的人都選擇或流亡、或沉默、或退避,那麼,八九民運的薪火將會熄滅,「六四」死難者的犧牲將會變得一錢不值。所以,劉曉波選擇堅守、選擇抗爭、選擇犧牲、選擇擔當。

當人們因為政府的暴虐、軍人的殘忍、裝甲車和榴彈炮的鐵血無情而陷入普遍絕望之際,似乎只有劉曉波等極少數人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他看到了一黨專制政體在非暴力反抗面前的倉皇失措和內在虛弱,更看到了民間社會所潛伏著、蘊藏著的抗爭勇氣和巨大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劉曉波從曾經群情激昂的街頭運動及其血與火的悲壯失敗之中遠遠地看到了自由中國的希望和民主轉型的前途。他清晰地辨明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未來方向:「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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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六四」亡靈而活,為《零八憲章》而死

「六四」改變了劉曉波的個人命運。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他的後半生只能要麼呆在監獄,要麼走在通往監獄的路上。當然,他可以選擇出國流亡——絕大多數八九年的廣場英雄和幕後「黑手」都不約而同選擇了這種新生活——只要向當局作出某些承諾,他可以立刻擁有這種新生活;他也可以「識時務」地向當局低頭,選擇遺忘「六四」、不再抗爭——但那就不是劉曉波了。

「六四」后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漫長而沉悶的政治衰變期和民運低潮期。雖然改革開放並未中止,但僅限於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因「穩定壓倒一切」而夭折——此種「中國模式」的改革被劉曉波形象地稱之為「跛足改革」。鄧小平「九二南巡」、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升,對外開放程度大幅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與此同時,言論自由的幅度、宗教信仰的權利、公民結社集會的權利、基層選舉的進展、公共職務對平民社會的開放程度、黨政分開的程度、政治決策的公開性等等,均比「六四」之前有顯著的倒退,且從鄧到江、胡(至習),基本上走的是一條單調的政體下降線,可謂一代不如一代。伴隨「跛足改革」而出現的,則是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惡化徵兆:意識形態虛無化、統治集團利益化、官僚隊伍貪腐化、執法機構黑惡化、知識精英犬儒化、資本精英附庸化、社會結構兩極化、年輕世代娛樂化。這種局勢變遷令當年參与八九民運的普通群眾對自由民主事業退避三舍,甚至當年搖旗吶喊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也大都心灰意冷,放棄理想,自甘邊緣化。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佛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劉曉波選擇為「六四」亡靈而活,他要以一己之力為八九民運站完最後一班崗。如同納爾遜·、瓦茨拉夫·哈維爾、萊赫·瓦文薩一樣——他們都曾因為擔心不能回國而寧願坐牢,拒絕出國領獎或出國流亡——劉曉波把牢房當成了反抗暴政的主戰場。其實,自從莫罕達斯·甘地創造現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來,反抗運動領袖和廣大追隨者因和平抗法而自願坐牢,就是這一反抗方式的主要內容。甘地在南非抵制亞洲人種「人頭稅」和歧視性《身份證法》,在印度反抗《食鹽法》和發起獨立解放運動,均以對抗惡法、自我犧牲、率眾坐牢為主要抗爭內容。而曼德拉、昂山素姬之所以成為全世界同情並敬仰的道義英雄,亦主要是因為其超長的牢獄生涯或軟禁生涯。

劉曉波第四次坐牢是因為《零八憲章》,他一去不返,最終死於孤獨凄涼的監禁狀態之中,成為八九民運最後一名殉難者、《零八憲章》第一位殉道者。

他曾經說過,「『六四』后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八九民運絕不可能被中共原始的封口術、「維穩」術所輕易湮滅。他還說,波蘭有瓦文薩、捷克有哈維爾、韓國有金大中、南非有曼德拉、菲律賓有阿基諾、緬甸有昂山素姬,但中國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政治大災難,卻沒有出現類似人物,而「一位昂山素季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

其實,劉曉波說錯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和人權事業並非沒有道義,劉曉波本人,就是這樣的道義巨人。劉曉波絲毫不比曼德拉、昂山素姬遜色,他所面對的中共政府遠比南非白人政府和緬甸軍政府更加兇惡,而曼德拉、昂山素姬的身後,有組織化程度很高的非國大和緬甸全國民主聯盟,而劉曉波的身邊,卻只有一小群鬆散、遊離的志同道合者。相比之下,劉曉波的堅守和犧牲,劉曉波道義精神的可貴之處,比曼德拉和昂山素姬有過之而無不及。

「沒有敵人」與非暴力

劉曉波最著名、也最富爭議的格言,是「我沒有敵人」。這句話最早出自一九八九年的《六二絕食宣言》,而以二〇〇九年劉曉波的法庭呈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廣為人知。顯然,與「三百年殖民地」不同,「沒有敵人」並不是劉曉波因筆誤、疏漏或激憤而發的一時錯語,而是他深思熟慮、持之一貫的政治道義原則。但這句話在幫助劉曉波贏得二〇一〇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同時,卻也為他招致了同一陣營內部數不清的反對聲音。

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劉曉波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這一段話比《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里對於警察、檢察官、法官、監獄管教幹部的讚揚以及對所謂「人性化待遇」的讚賞更能體現「沒有敵人」的一般政治涵義。

劉曉波說,「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因為「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他舉例說,「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注:其時『六四』屠殺尚未發生,所以劉曉波說李鵬犯有『重大失誤』而非嚴重罪行),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這就清晰地排除了「沒有敵人」的一切歧義:「沒有敵人」並不是要停止抗爭,也不是綏靖主義,更不是什麼「投降」或「媚共」,而是拒絕以敵我兩分法劃分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不以「鬥爭哲學」和仇恨思維對待任何一位或普通或特殊的中國公民——包括李鵬那樣的中國公民。

與甘地、馬丁·路德·金不同,劉曉波並沒有清晰地闡述其非暴力思想及其抗爭策略,但以其「沒有敵人」的政治道義原則,非暴力反抗是他唯一能夠接受的抗爭手段。在《楊佳式復讎是原始正義》一文中,劉曉波聲明他既反對政府的暴力「維穩」,也反對民間的暴力維權和暴力復讎。他說,「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當正義無法通過合法方式實現時,不惜用毀滅他 人生命(哪怕是專政工具的生命)來實現正義,這樣的正義還是正義嗎?」除了針對楊佳個案發表評論,劉曉波更深入地談到了「關乎中國轉型路徑的基本抉擇」,他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只能以和平方式、非暴力手段來實現,因為「以暴易暴已經成為非常落伍的政權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轉型,既符合人類 文明的道義準則,也符合社會發展的效益原則,所以才能越來越成為大勢所趨的世界潮流」,而且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持續累積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壓力」將會比狂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產生更積極、更持久、更可貴的轉型成果。

對於曼德拉來說,非暴力是手段、而非目的(實際上,曼德拉早年曾組建並領導「民族之矛」地下軍事組織,該組織針對軍事、交通設施進行爆炸、縱火等暴力活動,曾因誤炸導致兩名無辜白人喪生。曼德拉是在獄中才建立起非暴力主義策略。其與德克勒克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並非因為其早年反抗種族隔離運動的功績,而是因為其出獄后領導南非實現了不分種族的全民和解),而對於甘地、馬丁·路德·金來說,非暴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甘地認為非暴力是神的旨意、是「真理」、是不可違背的信仰、是「強者的武器」(動輒施暴者才是自私怯懦的弱者)。為了制止反抗運動中的群眾暴力,甘地寧可終止反抗運動,甚至寧可選擇與統治者合作,也不願意看到暴力活動的蔓延。晚年的甘地多次以個人絕食來勸阻甚囂塵上的暴力騷亂,成就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道義壯舉。某種意義上,劉曉波以其對於中國和平民主轉型之路的堅守,堪稱當代中國的甘地、馬丁·路德·金。

2017/8/8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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