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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平: 「星星」往事

2019年09月28日 7:43 PDF版 分享轉發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王克平和他的作品

「星星美展」一九七八年底由黃銳、馬德升發起策劃,之後加入阿城、李永存、曲磊磊等。我參加較晚,後來也算一員。我們大多是年輕的非專業的愛好者,都想搞些新東西,自詡現代藝術。

黃銳在皮件廠做工,亦是民刊《今天》的美術編輯。馬德升在機械廠研究所描圖,常在各民刊上插畫。阿城下鄉十年,是七八年雲南省知識青年大罷工的策劃人之一,剛回,在《世界圖書》雜誌當臨時編輯,其父是電影評論家鍾惦棐。李永存化名「薄雲」,剛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研究生,也是民刊《沃土》的編委。曲磊磊在中央電視台照明部,民刊上常有他署名「陸石」的鋼筆畫,其父是著名作家曲波。我在中央廣播電視劇團,也在民刊《北京之春》、《沃土》發表劇本。(「民刊」即非官方批准的民辦刊物,被當局稱為「地下非法油印刊物」。)

黃銳和馬德升是「北京之春」「民主牆」的活躍分子,這使得「星星」一開始就與民運枝葉相連,並始終承受著社會改革勢力的推動。除了二三十名藝術家之外,加上直接參与「星星」活動的各階層的人士,足有上百人之多。這是中國第一次跳出小圈子的藝術運動,首開突破權力與公眾參与的先河。

七九年夏初,展覽籌備就緒,黃銳、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術家協會主席劉迅,申請展覽。

劉迅精明老練,有膽有識,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坐了十年監獄,飽經風霜,對年輕人敢於支持。

劉迅專程到黃銳家看了我們集中起來的作品,十分興奮,當即表示同意給我們安排展覽,只是北京市美協的展廳已經排滿,要我們等到明年。

政治氣候反覆無常,大家商議不能再等,實在不成就露天展出。我們把時間定在國慶節十月一日前後。

展覽地點難以選定,一是西單「民主牆」前,二是西郊圓明園,三是復興門廣播大樓前。(我和曲磊磊在此工作,便於照應)三處都不理想。

一日我們約好去看展覽,意外地發現美術館東側的小花園,展覽當時就定在此地。為了防止官方有所戒備,暫時保密。

中國美術館位於北京市中心,東側小花園則處在十字路口,終日車輛行人川流不息,正是鬧事之地。我每日騎車路過,察看美術館東牆的鐵柵欄,設想展出的布局,並考慮如何掛置我的木雕。

九月中,天開始涼起來,一日我突然發現我們預定展覽的地方,被繩子圈起來,十幾個工人開始把鐵柵欄下的草皮剷除。我趕緊通知黃銳、馬德升,一起趕到小花園。看著工人慢慢地施工,感嘆消息走漏,官方先下手為強。我們不得不再找地方,可是如此嚴密的北京城,找塊能掛畫展覽的地方,也是真不易呀。

誰知虛驚一場。國慶節臨近,施工加快,正是我們要展覽的那一角之地,整整齊齊地鋪上一片水泥方格磚。

九月二十五日晚,參展的藝術家在黃銳家開會,商定展覽具體事項。展覽日期定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此時美術館里的《建國三十周年全國美展》也正好開始。運輸是一大難題,黃銳說他可聯繫一輛卡車,二十七日清早先從黃銳家裝畫,再到我家運木雕。會後分發了油印的請帖和自畫的海報。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與嚴力騎車去海淀區貼海報。展覽館、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師大一路全貼了。嚴力是「星星」中較年輕的一員,亦是民刊上的詩人

晚上我開始包裝我的木雕,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九件。政治性的作品有:《沉默》、《社會中堅》(「有眼無珠,有鼻無孔,有嘴無口,有頭無腦」)、《鏈》、《傷痕》、《自雕像》、《槍》(江青)、《萬萬歲》、《高舉突出》、《偽》、《呼吸》、《忠》(狗)。《偶像》(毛像)亦是早期作品,但大家都說最好先不拿。

收拾妥當,已是很晚,剛要上床,黃銳突然悄悄躥上樓來,說:「明天早上的卡車吹了,司機怕事。我又聯繫了另一輛,只能夜裡干。」我和黃銳一趟一趟地把木雕從四樓搬下,裝在卡車上。開到美術館路東的美術學院附中,又一趟一趟地將畫和木雕搬至三樓一個朋友的宿舍。此人也非常緊張,只答應放一個晚上。我有一同事,住美術館對面平房裡,他原說每天晚上可將展品放他家裡,後來又變卦了。

有人告訴黃銳,西單「民主牆」-最重要的地方-沒有張貼「星星美展」的海報。他派的人不可靠,膽小沒去貼。這也可能是件好事,使有關部門晚了一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星美展」的第一天。早七點鐘,我們在美院附中聚齊,把畫和木雕搬出,開始在小花園美術館東柵欄牆上掛置。八點二十分,全部裝完。

四十來米的鐵柵欄整齊地掛滿了二十三位藝術家的一百五十余幅(件)油畫、水墨畫、鋼筆畫、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擺在地上,還有一些畫掛在了樹上。《今天》的詩人配了些短詩,也排在畫旁。

小小的展地,頓時讓人感到自由暢快。藝術展品的風格與展覽的方式,呈現一種強烈的反抗性。

觀眾很快多起來,「四月影會」的朋友們忙著拍照、拍電影。美院附中的學生,課間休息時蜂擁而至,邊看邊臨摹。不少文藝界知名人士亦興緻勃勃趕到,大家盛讚自由展覽的方式,亦驚喜展覽的藝術水平。

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也來觀看。看完當場表示支持,他說:「露天美展這個形式很好嘛,美術館里可以展,美術館外也可以展;美術學院里可以出藝術家,美術學院外也可以出藝術家。」

江豐為人正直,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一直挨整,當時剛恢復工作,在美術界威信頗高。

江豐還問我們有什麼困難,我們說晚上沒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允許我們晚上放在美術館里。江豐馬上答應,並責令秘書通知美術館館長。

美術館的副館長、著名女畫家郁風下來,看了一遍,大大誇獎,說:「有些作品,就是參加國際展覽,也不遜色。」

一位公園管理人員來干涉:「誰讓你們在這展覽的,這是公園,不是展覽館,來了這麼多人,亂鬨哄的,你們看扔了一地冰棍紙……」

一位中年婦女遠遠地看著,大叫起來:「這是什麼美展?我看就不美!你們是誰領導的?我去報告派出所!」

下午,北京市美協主席劉迅也來了,看完說:「展覽有新意,有水平。不過,如果你們等一等,我給你們安排在展廳展出,效果會更好。」

又一位自稱園林局的人來干涉,說明天不準再展了。

田力攜其法國夫人來看展覽。田力剛從國外回來,對藝術大發議論,當他聽到人們與園林局的人爭辯時,小聲悄悄地對我說:「你知道,這類展覽,就是在巴黎,也是不能隨便辦的,也得要當局批准。」

天黑之前,大家歡歡喜喜地把作品取下,放在美術館大樓東門廳里。美術館有士兵把守。

展覽第一天結束。

九月二十八日,展覽的第二天。還是早上七點,大家聚齊,從美術館搬出作品,開始掛畫。畫很快掛完。阿城來幫我掛木雕。

八點剛過。阿城小聲說:「回頭。」

我回頭一看,幾個走近。

阿城又說:「再回頭!」

我又看,遠遠一排白制服警察壓陣,足有三、四十個。

前來的顯然是頭目,站定下來,等大家目光聚中,大喝一聲:「這裏不準展覽!」

一陣肅靜。

「都摘下來!」

沒有人動。

警官回頭看一眼身後那一排,又喊:「都摘下來,這裏不準展覽!聽見沒有?」

藝術家們拒不服從。警官大為詫訝。

一些觀眾膽子壯,問道:「為什麼不準展覽?」

警官轟雞般地又喊:「走!沒事的離開!走!走 !」

觀眾:「這是人民的公園,你憑什麼叫我們走?我們不想走。」

我繼續掛木雕,對阿城說:「幸虧警察是八點上班。」

警官過來指著我問:「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反問道:「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是東城公安分局的。」

「我是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我故意把中央兩字加重。

「你是哪個科?」

「我們那不分科。」

「你是搞什麼的?」

「你是搞什麼的?」我反問。

「我是搞治安的。」

「我是搞宣傳的。」

「你叫什麼名字?」

「這寫著呢-王克平。」

黃銳上前溫和地問:「為什麼不準展覽?我們得知道理由。」

警官說:「我告訴你們不讓展就不能展。」

「你代表誰告訴我們?」

「這是上邊的指示。」

「拿出來讓我們看。」

「走,跟我到公安局裡去看。」

「我們沒工夫,你拿來讓我們瞧。」

辯論之際,遠遠的那一排白制服警察矮了一截,都坐在公園的長凳上聊起天來。

又一位警官說:「你們肯定是展不成的,我勸你們趕緊收攤吧。」

馬德升說:「這不是勸不勸的問題,如果我們違法,你們可以出示法律取締我們,如果我們不違法,你們沒權力干涉。」

一警官問我:「你是搞宣傳的,你不知道北京市革委會六條通告嗎?」

我說:「當然知道。」

「通告規定除『西單牆』以外,不準張貼大小字報等。」

「我們這是藝術品,不是大小字報。」

「大小字報等,這也包括畫。」

「等只能用於同類,藝術品與大小字報不一樣,而且我們沒有張貼,我們是懸挂。」

一警官問:「你們這些畫,經過誰的審查就展覽?」

「全國美協和北京美協的負責人都來看了,表示支持。」

「展覽之前你們經過審查了嗎?」警察一語擊中要害,頗為得意。

「你覺得我們的作品有什麼問題嗎?」

一警官:「嗯……? 群眾對你們的作品有反映!」

不少觀眾喊:「我們也是群眾,我們覺得這個展覽好!」

一警官:「你們來這裏展覽,影響了別人的活動與休息。」

「我們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一警官對我說:「昨天那位跟法國女人結婚的田力不是跟你說了嗎,這種展覽,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不允許隨便辦的。」

我大為驚奇,高聲喊道:「正是資本主義國家不允許的,社會主義國家才更應該允許。社會主義不是比資本主義更民主,更自由嗎?」我學了這麼多年毛著,辯論起來還是振振有詞。

群眾起鬨。與警察對峙當時還極為少見。

一位老警官說:「一九五七年就有文件,不準隨意張貼廣告、宣傳品。你們這算不算宣傳品?」

「五七年?哈 哈,你先把我們打成右派吧。」

「你最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文件拿出來,那就該把我們都槍斃了。」

群眾哄的更厲害了。幾位警官寡不敵眾,而助陣的那一排白制服顯然並未授予發言權。

警官拉著黃銳說:「你是負責人,你跟我們到派出所里談一下。」

黃銳和馬德升跟著警官去附近的派出所。其餘三、四十個警察也馬上撤回。

過了一小時,黃銳和馬德升回來,黃銳說:「警察念了一大堆文件,我說這都跟我們的展覽無關。有個警察暗示,這是上邊大頭的旨意。」

我們寫了兩份「抗議書」,一份由《探索》的路林拿去貼到西單「民主牆」,一份掛在了展地。

下午來的人更多了,再無人來干涉。

眾多專業與業餘的畫家趕來歡聚,美術學院的師生爭先恐後傾巢出動,艾青,白樺,葉淺予,龐薰琴,袁運生等一批著名作家畫家旗幟鮮明到場助威,當時在北京的文藝界活躍人士也幾乎都聞風而動,不少人說:「你們有膽量,作品也有水平,如今是美術沖在了最前面,這是中國的真藝術。」

一些人在美術館里剛看完「全國美展」,出來又看我們的展覽,說:「你們外邊的把裡邊的給震了。」

馬德升發現上午的一個警察,下午換成便衣在人群里鑽來鑽去,故意湊過去說:「您又來了,還想再看看。」

便衣尷尬地說:「我就不能來看呀。」

傍晚,大家依舊把展品取下,放進美術館東門廳。

兩天的展覽,使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有人估計明天警察會更強硬地干涉,但並未引起大家重視。

就在這一天,文化部長黃鎮舉行盛大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十月中旬將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大講:「四人幫」被粉碎以後,藝術家有了創作自由,文化藝術空前繁榮,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文藝的春天來到啦 !

九月二十九日。我一早騎車到美術館,發現一些角落多了些警察,預感到不妙。又發現我們掛在美術館前的廣告牌也不見了。我奔向小花園,只見三幅大布告掛在鐵柵欄上,幾個警察背手站立其間。三幅布告內容一樣,用毛筆抄寫,下邊蓋了兩個大紅章。

布告全文:

布 告

最近發現有人在美術館街頭公園張貼海報和搞畫展,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

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北京市革委會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關規定,美術館街頭公園內,不準搞畫展,不準張貼、懸挂、塗寫各種宣傳品和大小字報。違者按《治安管理條例》和北京市革委會《通告》處理。

此布。

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章)

北京市東城區城建局(章)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我想馬上打幾個電話,我先到美院附中,一進傳達室,只見一屋子警察,趕緊退出來。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埋伏。

我轉了幾處,找不到電話,又返回小花園。見到黃銳,黃銳說美術館東門廳里有五十多個警察,我們的展品被扣,拿不出來。誰也沒料到警察會來這一手,我們束手無策。

我到稍遠的一個研究所借用電話,先打給人大法制委員會一個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員會只管制定法律,具體執行他們無權干涉。

我又騎車找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員徐意。她慣於打抱不平。她馬上撥電話向北京市公安局詢問,市局值班的負責人回答說他們很清楚此事,並表示要堅持取締這個展覽,否則蔓延開來無法收拾。徐意只好向市公安局表示,她希望盡量避免發生衝突。

徐意又打電話給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幫助解決。

我又趕回小花園,遇見北島。他夫人邵飛也參加了「星星」美展。北島顯得有些狼狽,說來了三十多個流氓,滿嘴罵大街,還動手動腳,咱們這些藝術家根本不是對手。

我奇怪地問:「平時流氓總是跟警察作對,今天怎麼流氓給警察幫忙?」

一人告訴我,這些流氓是警察帶來的,並指給我一個滿臉橫肉的警察,像教練員一樣站在後邊。

有人分析這些流氓可能是公安學校的學生,可這些未來的公安幹警,怎麼會如此卑劣呢?一位路人悄悄說:「這些流氓今天一早從一輛大卡車上下來,先在居民委員會裡待了一陣。說不定是從勞改所里拉來的。」

我們無法招架這些流氓的尋釁、圍攻,只好全部撤進美術館。

美術館的東門廳里,五十多個警察形成一堵人牆,圍住我們的作品,為首的幾個老警官,自稱東城分局的負責人,態度也平和一些。

「四月影會」的朋友們不停地拍照,已使警察極為不安,后又發現池小寧用一個小攝影機拍電影,馬上將池小寧和他的助手任曙林帶走盤查。

我們與這些警官談判,要取走我們的藝術品。警官說:「展品可以還給你們,但你們應先答應不在這裏展覽。」

我們商量先取回作品再說。黃銳對警官表示:「我們不在這裏展了,把作品還給我們吧。」

警官又改口說:「你們先各自回家,我們派車把你們的作品挨個送到每個人的家裡。」

我們一致堅決反對。一人憤慨地喊道:「你們警察還是『四人幫』那一套!」

一位老警官十分激動,說:「什麼?你知道嗎?我反『四人幫』被關了十年監獄!我是『四人幫』那一套?」說著眼淚也流出來。

我說:「我相信你是反『四人幫』的老幹部。你看了我們反『四人幫』的作品嗎?反『四人幫』的作品為什麼你們不準展覽?」

老警官說:「這些你跟我講沒有用,有意見向上反映。」

一人插嘴:「不準展覽是上邊的指示,可派這些流氓來是誰的指示呢?」

老警官避而不答。此時鐵柵欄外的流氓還在不停地哄鬧。一個外國記者拍照,被他們推來撞去。一些不平的觀眾也被他們辱罵一番。

突然《人民日報》記者大劉趕到,向「星星」的人詢問事件的經過。

老警官發現后與一警察耳語了幾句,那個警察走出,在鐵柵欄前大吼了幾聲:「鬧什麼?走!走!走!」

那些流氓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他們身後的滿臉橫肉的警察一聲吆喝,流氓都隨著他退去。

雙方正僵持著,劉迅邁著四方步駕到。劉迅亮亮相,問:「怎麼回事呀?」

還沒等大家詳細介紹,劉迅又提議:「這裏不方便,咱們到美術館的會客廳里去談。」

大家把劉迅當成自己人,立刻跟他來到美術館的貴賓休息室。我們這些美術館的常客,還是頭一次走進這豪華的客廳。

劉迅讓大家坐下,詳細地聽取了大家的申訴之後,安慰說:「你們先休息一會,我給市委領導人打個電話。」

一會劉迅回到客廳,對大家說:「市委領導很關心你們。剛才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劉導生同志在電話中說:希望你們安靜下來,把問題解決。以後一定再給你們安排展覽,並且還可以在《北京日報》上刊登展覽的廣告。導生同志還說要親自接見大家,聽取你們的意見。」

坐在鬆軟的大沙發上,又聽到這一番甜言蜜語,大家的氣也消了一半。時已中午,劉迅說:「先回家吃飯吧,下午大家到北海畫舫齋再具體商談,好不好?」大家同意。

我們走出美術館時,大隊的警察已撤離。有趣的是,小花園裡的三幅大布告也不見了。

下午三點,「星星」的大部分作者來到北海公園的畫舫齋。

北海公園是北京市中心最大的公園,原是皇帝的御苑。畫舫齋是一套畫梁雕棟的古老庭院。中央一水池,荷花殘落,天光蕩漾。水池四周是四間展廳。這裡是北京美術家協會的常設展覽館。展覽一個接一個,觀眾卻是三三兩兩。

劉迅在里院會議室把美協的展覽表拿出,與我們商量展覽的日期。劉迅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現在馬上轉移到中山公園繼續露天展出;一是等到十月中旬,在畫舫齋展。

我們一致同意第二方案。如果繼續在中山公園展出,好像並未取締我們的展覽,而是讓我們換了一個地方。十月中旬,北京正好召開全國文代會,這亦是一個向全國顯示的好機會。

劉迅最後建議,我們把展品仍存放在美術館,東門廳人來人往不安全,美術館已騰出一間屋子,供我們存放。我們亦痛快地答應。會後黃銳等趕到美術館,清點了一下展品。當然有警察的守衛,作品沒有一件丟失與損壞。

我們感到反敗為勝,一個個喜氣洋洋,奔走相告。消息一下子傳開,聽到的反應卻使我們感到意外。

一些人找上門來說:

「哎呀,你們被收買了。」

「你們要爭取的不僅僅是一個展覽,而應是藝術自由的權利。」

「如果你們『星星』不明不白地在北海又展了,你們的形象將一落千丈。」

「你們寧可不展,也要把是非弄清。」

協助袁運生在首都機場搞壁畫的曾小俊,遠遠地從首都機場趕到我家,帶來兩條高級「中華」香煙,說:「這是老袁讓我送給你們的。老袁說你們要頂住,不要軟。」

晚上,「星星」的核心成員與北京各民刊的負責人在趙南家開會。《四·五論壇》的有徐文立、劉青、呂朴。《北京之春》的有呂嘉民。《今天》的有北島、芒克。《探索》的有趙南、路林。《沃土》的人一向不露真名,也有代表。《四月影會》的池小寧,在重要時刻從不缺席。其他熱心的朋友們,也環坐一旁。

會一開始,民刊代表就對「星星」的妥協不滿。大家分析北京市委的目前狀況:第一書記林乎加是緊跟華國鋒主席的「凡是派」,已是四面楚歌。上層權力爭鬥日趨激化,新調任的文教書記劉導生,思想比較解放,很可能與林乎加不合。取締「星星美展」肯定造成輿論的不滿,林乎加也感到不妙,所以讓了一步,如果「星星」再一軟,正好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劉青說:「我們不能挨了一棒子,當局給塊糖揉一揉就又樂起來,我們應追究打這一棒子是否合法 ?」

徐文立說:「從法律上講,公安局是理虧的。」

黃銳說:「可我們也找不到什麼法律條文來對付他們。」

劉青說:「怎麼沒有?新憲法規定:公民有文化活動的自由。」

馬德升驚喜萬分:「是嗎?太給勁了!」

我說:「真的?哎呀,我好像從來沒聽說過。」

徐文立說:「你們真是藝術家,連憲法都不看。」

「我家有好幾本,那還不都是滿紙空話。」

「憲法規定的多了,什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集會、遊行……多啦,全是假招子。」

徐文立說:「如果中國人連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都不敢伸手去要,中國還有什麼希望?!」

劉青接著講:「憲法是母法、根本法。目前中國法制不健全,缺乏相應的子法來輔助母法的執行。公安局用不相干的子法來取締『星星美展』是不合法的。再有,子法一旦與母法精神相違,亦是無效。」

「小民犯法,公安局抓。公安局違法,為什麼不可以追究?」

「當局一向踐踏民權,這次得讓他們吸點教訓。」

徐文立站起來,響亮地問大家:「有一場勝仗打不打?」

芒克躥起來大喊:「敗仗也要打!」

徐文立、劉青以《四·五論壇》的名義提議十月一日國慶節在西單「民主牆」前開一個民主討論會,抗議非法取締「星星美展」。

人們開始有所顧慮。

黃銳首先反對:「我不同意。這樣做會影響我們十月的展覽。我認為能再展出就是勝利。藝術家還是得以藝術來取勝。」

我反對黃銳的意見:「現在大家巴望我們能為民請命,我們也應有犧牲的精神。僅僅恢復展覽,並不是我們的勝利,而是為北京市委平息輿論。」

多數人支持我的意見,我又火上加油:「僅僅在西單『民主牆』開個討論會,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要干就大幹,咱們來個抗議示威遊行!」

黃銳有些著急:「一遊行,那展覽是必吹無疑啦。」

我說:「不一定,有兩種可能:一是都進了局子,一是展覽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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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刊代表也是兩種意見,劉青認為遊行有些過激,反授人以柄。徐文立則贊同大幹一場。一場辯論,激進派佔了上風。

徐文立振臂高呼:「大家想一想,我們提出遊行,將他一軍。但我估計這個行也許是游不成的。國慶三十周年大慶,北京有人要示威遊行,林乎加肯定肝顫,料他也沒這個膽。他肯定會找上門來談判,那時我們就逼他承認錯誤。」

一陣叫好。黃銳依舊堅決反對。

劉青說:「只要一遊行,北京肯定炸了窩子,要想到會有嚴重的後果。遊行不遊行應由你們『星星』決定,如果『星星』的人不同意遊行,那就免了,我們其他的組織只是支援你們。」

沉默了一陣。

黃銳說:「我不同意遊行。我不是怕,我是考慮如果展覽不能繼續,那太可惜了。如果大家都玩命,那我也奉陪。我是『星星』的頭,要抓先抓我。」

馬德升大拳一揮如重鎚一敲:「游!」

曲磊磊笑眯眯地說:「我看可以提出遊行。」

阿城面色沉重地說:「大家的意見都很有道理,我也不用說什麼了。」

各民刊的代表亦對遊行表決。

遊行的決議達成后,立即起草了《聯合公告》。

公告譴責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粗暴地取締「星星美展」的非法行徑,並強烈要求北京市委糾正東城分局這一錯誤行為。北京市委若在十月一日九點以前不作出像樣的答覆,我們將舉行集會抗議遊行示威。

黃銳和馬德升把阿城拉到一邊,馬德升說:「只要是一遊行,被抓是肯定被抓了。”

黃銳說:「阿城,遊行你就別參加了,我們被抓了以後,你想辦法把展覽繼續搞下去。」

阿城說:「一定,放心。」

阿城又囑咐池小寧,遊行時一定要用攝影機拍下實況。

會議凌晨兩點多結束。徐文立、劉青又組織人將《聯合公告》抄成大字報,並於上午九時張貼在西單「民主牆」。另一份抄送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並於上午十點四十五分送達市委機要收發室。

九月三十日。國慶節的前一天,首都突然裝點出一派繁華。

早上我與馬德升、曲磊磊將「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的起訴書送到東交民巷高檢接待處。負責人老劉接待了我們。他說情況馬上向上反映,但又表示此事不好處理,牽涉到北京市委,高檢還從來沒有公訴過某一專政機關。

之後,我們三人又一同去西單「民主牆」,想檢查一下《聯合公告》是否貼出或被撕蓋。

在「民主牆」最顯要的地方,我們的《聯合公告》吸引了許多人。我們穿來穿去,聽著人們議論紛紛。

下午三點,「星星」的核心成員與各民刊負責人在劉青家開會。四點多鍾,劉迅和一中年人突然找上門來。

劉迅無精打采地說:「市委接到你們的信,市委很重視這件事。美協已經安排你們十月中在畫舫齋展覽,你們還要遊行,這就很不好了。」

劉青家小小的兩間套屋,床上床下擠著二十來人,再加上人們的火氣,真有要爆炸的感覺。

劉迅左右打量著「星星」以外的人,也不多說了。

大家把目光集中到那位中年人的身上,以為他會吐露一點市委的意圖,沒料此人始終不發一言。大家很快就猜出他僅是一個小秘書。

民刊的代表早已按捺不住,搶先開炮:

「市委若重視這件事,為什麼不表明態度?!」

「這件事不是給個展廳就打發了,應該首先弄清是非!」

「公安局這樣粗暴取締『星星美展』,是否合法?」

「如果『星星美展』違法,應該拿出明確的法律條文來!」

「如果市委有錯誤,為什麼不能承認檢查?」

劉迅眨著大眼聽著,那位中年人卻顯得有些緊張。

劉迅別有用心地請非「星星」的成員介紹一下自己的身份。

「地下刊物」的負責人一一介紹了各自的大名,那位中年人顯得更加不安。

劉迅又勸告幾句,也自知無效,便說:「好吧,我們把你們的意見向市委反映。」二人便匆匆鑽進小車離去。

市委顯然是無意認錯,大家開始商談應付的計劃。

不少人估計,市委還會在明早九點來鍾給一個含糊的答覆,以施緩兵之計,把十·一國慶節拖過去。即使這樣,我們還是見好就收,也算取得一個小小的勝利,因為黨的領導還未有認錯的習慣。但是,如果市委拒不理睬,那我們就堅決執行遊行的計劃。

大家討論集會遊行的大標語和遊行口號。

劉青提出集會遊行的標語為:「爭政治民主,爭藝術自由!」

我說「爭」改為「要」更上口,大家通過。

遊行的口號是:

1. 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

2. 北京市委必須保障公民權利!

3. 取締「星星美展」就是踐踏憲法!

4. 強烈要求北京市委嚴肅處理「星星美展」事件的製造者!

5. 必須保證公民有進行社會文化活動的權利!

6. 人民萬歲!民主萬歲!

最後,推選出集會遊行的第一線指揮:黃銳、徐文立、北島、呂朴。

第二線指揮:王克平、劉青、芒克。如第一線指揮被抓,第二線指揮繼任。

遊行的路線定為:由西單「民主牆」出發,沿長安街過天安門廣場,在王府井南口右拐到達北京市委。

會後,徐文立拉住我說:「克平,你去一下我家,我家有大筆和紙,你來寫大橫標上的字,我的大字寫得不好。」

我自知他有更深的用意,他料到此次集會遊行不會有很多「星星」的人參加,將來追查,很可能就把罪責加在他們「地下刊物」的頭上。事後也果真如此,劉青、徐文立的判決書上,都有鼓動和參加「星星」美展遊行這一大罪狀。

我騎車趕到徐文立家,按照橫標紅布的大小,裁好紙,寫下了「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十個大字。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周年國慶日。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後,快有十年不舉行國慶遊行了。今天我們卻要開創三十年以來中國第一次頗具規模的非官方組織的抗議示威遊行。我一早起床,收拾與銷毀了一些信件、筆記,把口袋裡的紙條掏了個乾淨,離家時把家門的鑰匙留下。我沒有騎車,坐公共汽車到西單。天下起小雨,但仍有不少人在「民主牆」前圍觀大字報。我見了民刊的人,問他們市委有無答覆,都說沒有。

有人來通知,《北京之春》內部意見不一致,不參加遊行了,還有《沃土》也只以「藝術組」的名義參加遊行。

九點正,集會開始。「星星」來的人不多,大部分是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和圍觀的群眾。外國駐北京的記者來得最齊。一個個怒目以視的便衣警察挺立在四周。

當大橫標在「民主牆」前豎起時,我大吃一驚,我昨天寫的那幾個大字不見了,橫標改為:「維護憲法遊行」。

我問徐文立,徐文立說:「昨天晚上我們又分析了一下形勢,估計遊行的可能性很大,為了不過分刺激官方,爭取高層內部的開放派支持,所以改為『維護憲法遊行』。你寫的那個,還在反面,走起來照樣讓人看到。」

我想這一定是呂朴的主意,呂朴辦事穩重,講究策略,其父是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著名作曲家呂驥,他對上層的派系鬥爭摸得較清。

九點十分,公安局的一輛三輪摩托車開來,停了一下又轉迴向東開去。

九點十五分,徐文立站在一高處,宣布集會遊行開始。有五、六百人圍攏過來。馬德升代表「星星」發表講演,黃銳宣讀了「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檢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的起訴書。接著徐文立、呂朴代表民刊發表演說。會場群情激昂,不時掌聲雷動。

講演結束,徐文立宣布遊行開始,並宣讀了六條遊行紀律,特彆強調:「若遇尋釁搗亂者,要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隨著一陣口號聲起,幾百張傳單向上拋出,大橫標擺向長安街,人群隨著向東挺進。走出不遠,隨行的人數已達上千,大多數是聞訊趕來的青年及過路群眾。

馬德升駕著雙拐,走在遊行隊伍中央最前列。黃銳、徐文立、呂朴、北島前前後後指揮著遊行隊伍。曲磊磊舉著一標語牌。「星星」的甘少成、朱金石不愛拋頭露面,今日也挺身隨波逐流。阿城拿著照相機站在遊行隊伍之外,另有幾位「星星」的人,與遊行隊伍拉開距離,遙遙相隨。

池小寧夾著腦袋舉著攝影機,如同戰地記者,前前後後,大搖大擺地穿梭 掃攝。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走到六部口時,突然衝出幾百名警察,前後兩排橫貫長安街,殺氣騰騰地將路堵住。

幾聲喊叫,遊行的人群散亂開來,向兩側的便道跑去,不少人爬到樹上準備觀戰。圍觀的群眾也都趕緊遠遠地閃開。上千人的遊行隊伍,一下子只剩下二、三十人。

此時天安門已森然在望,血色的旗幟在高空抖動。我奪過大橫標的右桿,走在右前方。左桿是《四·五論壇》的楊靖。(楊靖後來也被捕判重刑)

遊行的隊伍一步一步地逼近警察的防線,遠近四周頓時一片死寂,人群里沒有一點聲響,只聽得見步伐與心跳。對面的警察亦神色緊張。一場惡鬥,一觸即發。

突然,遠處便道上觀看的人群中傳來一聲呼喊:「沖啊!沖啊!」

指揮員在警察面前停下來,整個隊伍也停下來。

幾秒鐘的沉靜,使局勢轉危為安。

一個警官喊道:「你們去哪?」

徐文立回答:「去北京市委。」

警官說:「不準從長安街過,往右拐,沿著地鐵路線走。」

指揮員表示服從,警察讓出一條路,遊行隊伍拐向北新華街。剛剛閃開的人群,一下子又圍攏過來,尾隨著遊行隊伍向南進發。

遊行隊伍在前三門大街向東拐。此時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又大出「洋相」,後邊尾隨了十幾輛外國記者、駐京使館的小汽車。除了記者外,許多外國留學生、外國專家、外交人員也加入了遊行的行列。法國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馬騰(Claude Martin)也悄悄混在遊行隊伍

之中。

一路交通路口的警察大放綠燈,以使遊行隊伍儘快通過。遊行隊伍路過前門時,沿途的車輛行人全停下來看熱鬧,一時人潮如海。

再往前走,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大樓,大家提議停一會,指揮員同意,帶領大家對著公安局大樓呼喊口號。只見大樓幾百扇窗戶里人頭晃動。

走到中共北京市委大樓前,大橫標豎立在大樓前的高台上,我故意讓「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衝著外面。

馬德升、徐文立、呂朴又發表激昂的講演。

馬德升開口便是:「公民們,同胞們 …… 」從藝術講到政治,從「星星美展」講到群眾住房,煽惑力極強。

徐文立則從政治方面力陳中共時弊,呼籲民主。

呂朴理論見長,則以馬列主義、毛澤東言論反擊官僚體制。

講演完畢,由第一線指揮為代表,進入市委大樓。第二線指揮在外繼續維持集會。

芒克指揮群眾唱起《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義勇軍進行曲》。有些圍觀的市委幹部,在一旁不張嘴,芒克衝著他們大喊:「這是革命歌曲,你們不唱,是什麼階級感情?!」這些人不得不跟著哼哼起來。

不到一小時,代表從市委大樓里出來,說接待的是上訪接待室的人,他們只做記錄,不談任何問題。

第一線指揮與第二線指揮商議,要讓市委作出什麼答覆,看來根本不可能。我們的集會遊行已達到了抗議示威的目的,再拖下去也沒必要。

徐文立向群眾宣布散會。

示威遊行和平地結束。

但事後聽人講了些內部情況,還頗有點驚心動魄:

九月三十日當林乎加看到「星星」和「地下刊物」的《聯合公告》時,急如火燎,馬上把劉迅召去,拍著桌子大罵,並責令劉迅馬上去說服「星星」,制止遊行。同時林乎加立即向華國鋒主席彙報。

當劉迅再次見到林乎加時,林乎加卻洋洋自得地說:「他們要遊行,就讓他們游吧。」

十月一日上午,集會遊行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亦緊急研究處理措施。兩種對立的意見僵持不下,一是要鎮壓,一是反對鎮壓。結果達成折衷決議:再鬧下去就抓。

政治局決議傳達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又傳達到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人馬上報告:這批人剛剛散夥。

「十·一」過後,黃銳、馬德升還想再跟劉迅聯繫,但很難再見到劉迅了。

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延遲到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夏衍在開幕詞上指責「星星」一番,說:「星星」搞的遊行,攪亂了中央的部署,葉劍英委員長在國慶節發表的極重要講話,國外都沒有報道,全被遊行的消息給沖了。

文革前中共文藝界最高領導人周揚卻在文代會上發言說:「星星美展」有人才,要保護。

另有不少各地文代會代表,也指責取締「星星」美展。

一日我們在美術館碰到劉迅,問是否還讓我們展覽,劉迅表示他已無法做主了, 還說:「你們的遊行,駐北京所有的外國記者都發了消息,世界各大報刊、電視台都頭條報道,影響太壞了。而且還有人在繼續做你們的文章……」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審魏京生。但消息一直極為保密。實際上是秘密審判再公開宣布。上方指示中央電視台要在審判之後發消息。

中央電視台新聞部在開審的前一天向照明部要人,正好輪上曲磊磊。曲磊磊得知消息,悄悄傳給馬德升。馬德升撐著雙拐,趕緊通知《探索》和《四·五論壇》的人。趙南、徐文立、劉青隨即拿著小型錄音機,連夜交給曲磊磊。

第二天法庭開庭,宣布「公審現行反革命犯魏京生」,但旁聽的全是官方安排好的人。曲磊磊把書包里的小錄音機啟動,把書包敞開,放在擴音機音箱旁。整個審判過程,魏京生的答辯,完完全全地錄了下來。

一出法庭,曲磊磊即將錄音機及磁帶交給了徐文立。劉青連夜將錄音記錄成文字,又轉抄成大字報,第二天便在西單「民主牆」前貼出,圍觀的人一時擠得水泄不通。

魏京生呼籲民主而被判十五年的重刑,令人髮指。魏京生在法庭上的雄辯,立即在國內喚起強烈的共鳴,在國際上也引發了極大的震蕩。美國國務院特此發表聲明,各國人權組織也紛紛發起各種聲援運動。

魏京生法庭答辯的大字報很快就被便衣警察撕毀。劉青又組織人油印成傳單,在西單「民主牆」前散發。

一天,一個散發傳單的勇士被警察抓捕。劉青挺身而出,到北京市公安局為此人開脫。公安局放了這個小夥子,結果劉青卻開始了十幾年的鐵窗生涯。

天一天天冷起來,一場大風就變成冬天。黃銳和馬德升還是隔三差五地找找劉迅。

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得到劉迅的通知,突然允許在畫舫齋展出,展期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共十天。

二十一日上午,我們借來三輪車,馬上運畫及雕刻,下午就開始布置。正掛著畫,畫舫齋的負責人老唐來說:《北京日報》不肯刊登「星星美展」的廣告。我們趕緊派人找《人民日報》的記者大劉,請他幫幫忙。

二十二日上午布置完畢。下午一點半劉迅到。劉迅詳細地看了一遍,對兩首配詩提出異議,還有我的兩件木雕《衛道士》和《藝術法官》,他建議不展為好。

《衛道士》是一件血淋淋的男性生殖器演變成一個頭像,象徵那些最荒淫的黨棍往往是喊得最歡的道德家。《藝術法官》是一極醜陋的頭像,喻示最丑的往往是最美的審判者,口角上還刻有六條須線,暗示毛澤東的「六條標準」。

劉迅勸我取下,但他又申明,他不是來審查,他只講他個人意見,供我們參考。

黃銳等都勸我尊重劉迅的意見,我說如果允許我堅持我個人意見,我堅決不要取下。

1980年星星畫會成員在中國美術館(星星第二屆美展)廣告前合影,左起:馬德升、肖大元、鍾阿城、楊益平、姜雲、李永存、曲磊磊、黃銳、嚴力、李爽、王克平、陳延生、張世琪。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展覽開幕。第一天來的人並不算多,可老唐卻興沖沖地跑來說:「上午賣了五百多張門票!你們這個展覽成!這裏一般展覽每天最多七、八十張門票,有時還只賣三、四張。」

下午民刊、「民主牆」的朋友們差不多全來了,大家歡慶勝利。有人說:「這是建國以來頭一回,群眾鬧事反而得勝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展覽的第二天。觀眾多起來。上午一位美國記者來了,我們問她怎麼知道我們又展出了?她奇怪地回答:「《人民日報》今天登了你們展覽的廣告呀!」

我們大吃一驚,歡喜若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門票售出一千七百多張,下午門票售出四千多張。老唐已經轉喜為憂,他估計以後人還會更多,他說得趕緊想一些安全措施。

有位觀眾說:「美術館那些為工農兵服務的展覽,工農兵不去看;為什麼這些不是為工農兵服務的藝術,反而招來了這麼多工農兵。」

有幾個人告訴我們,他們的大學、工廠、機關里,有人看了展覽之後,回去自己動手繪製大廣告,張貼在他們單位大門口,號召人們來看。

幾位藝術界知名人士看完展覽說:「沒看你們的展覽,我們只是佩服你們的反抗精神;看了你們的展覽,我們更佩服你們的藝術水平。」

下午美國合眾國際通訊社的記者毛西碧(Irene Mosby)來採訪,臨走時她說:「一九七四年我在蘇聯莫斯科郊區看了第一次先鋒派露天畫展。我很佩服他們的勇敢。現在我知道中國也有這樣的藝術家。你們這個展覽的水平更高一些。你們的錯誤是-走在了黨的領導前面。」

畫家白敬周陪幾位在美院偷偷搞現代派的研究生來看展覽,看完對白敬周說:「這幫人不僅敢鬧事,還能拿出驚人的作品,厲害。有他們這些膽大的,咱們這些膽小的也沾點光。」

展廳關門時,幾位朋友圍過來,給我一些警告:「克平,你收著點,別總跟外國人說話。」「你小心,這裏便衣少不了。」「你知道這些老外是幹什麼的?到時候大家都跟著你倒霉!」

十一月三十日,展覽的第八天。中午劉迅通知我們,下午在畫舫齋里院會議室開一個座談會,有一些美術界人士,也有一些新聞單位的人,希望我們在會上能做些自我批評。

下午整個會議室擠得滿滿的,劉迅講了幾句開場白,就由大家自由發言。開始發言的人都是對「星星」大加讚揚。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研究生,美院學生會主席孫克祥系統地評論了「星星美展」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特殊意義。又說:「我認為王克平的木雕,達到了大師級的水平。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看法,美院有不少教師也都這樣認為。」

劉迅知道座談會的目的,趕緊總結幾句,請新華社記者發言。新華社記者顯然抱有敵意,開口便問:「外國記者給你們『星星』加了幾頂桂冠:第一是不同政見藝術家;第二是地下藝術家;第三是反叛藝術家。請問,這幾頂桂冠你們願意不願意接受?」

我跟黃銳小聲說:「我就是不同政見藝術家。」並準備起立回答。黃銳忙按住我說:「別,別!」

李永存悄悄說:「兄弟,別,圈套,不能承認!我來回答。」李永存站起來:「第一,我認為中國現在並不存在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的不同政見者。我們這些藝術家,包括那些民辦刊物,都是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我們反對的是那些反對改革開放的官僚主義者,這不能說是不同政見者,也無所謂不同政見藝術家。第二,所謂地下藝術家,可能是用詞不當或翻譯不準。我們是業餘畫家、雕刻家,並非官方專業藝術家。第三,至於反叛藝術家,這在某一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就是要反叛舊的傳統。」

新華社記者沒好氣地插嘴:「傳統是應該繼承的!」

我大喊:「我就是反叛藝術家!」

新華社記者厲聲質問:「你們現在還認為十·一示威遊行是恰當的嗎?」

黃銳想緩和一下氣氛,說:「示威遊行是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可是如果北京市委若肯于承認錯誤,那完全可以避免。責任不全在我們。」

新華社記者乘虛而入:「《四·五論壇》等一批人,與『星星美展』無關,他們參与示威遊行是不是別有用心?」

黃銳柔中有剛:「他們是對我們的支援。」

我問新華社記者:「請問,你們採訪之後,是不是要如實發消息?」

新華社記者說:「當然。我們是要駁斥那些外國記者,這種消息只是對外。」

馬德升憋不住了:「那中國人是看不到了吧?記者先生們!為什麼『星星美展』只有外國記者發了消息?別管他們寫的對不對。請問這麼多中國記者都哪去了?為什麼你們新華社對這一重大事件不敢向中國人民報道……」

座談會不歡而散。新華社準備發的消息也流產了。

初冬還暖,一連幾天全是好天氣。觀眾越來越多,一些高級幹部也混在其中。一天劉迅見了我笑笑說:「市委書記劉導生來過看了展覽,說這些作品沒有什麼不可展的嘛。還指示,以後可以開闢一個公園,讓青年人自由搞藝術展覽。導生同志還說,我認識王克平的父親,天津的老作家,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一九三五年)的風雲人物。」

十二月二日,展覽的最後一天。有些觀眾抱怨說,這裏比公共汽車還擠。老唐告訴我們,全天共賣了八千一百多張門票。他估計加上請帖和不少關係,今天至少來了九千人。

門票收入相當可觀,但按慣例不分給藝術家。我們也不想計較,捧著幾大本觀眾留言,亦是不小的收穫。

一九八零年三月官方的《美術》雜誌刊登了該刊青年編輯栗憲庭的文章《關於「星星」美展》。這是國內第一篇評論介紹「星星」的文章(內部通報、批判「星星」的文件不算)。

一九八零年夏初,在劉迅的建議下,「星星」開會決議成立「星星畫會」,並向北京市美協正式註冊。

當商議八零年展覽計劃時,一個個摩拳擦掌地說要殺進中國美術館。

阿城的父親鍾惦棐,早在延安就與江豐共事,五七年又同被打成文化界高幹大右派,我們第一次展覽,江豐已表示支持,這次再讓阿城出面試試。同時黃銳與馬德升也找了劉迅,請他跟江豐說說。

詩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後來也加入了「星星」的行列,艾青與江豐幾十年榮辱與共,艾未未與父親亦不斷地在江豐面前推波助瀾。

袁運生曾是美術學院的學生小右派,與江豐一起勞改過,也是患難之交,他向江豐諫言:對「星星」的爭論很大,藝術上我們可以喜歡或不喜歡,但你現在作為中國美術界的最高領導人,你應支持這些年輕人。

袁運生告訴我們:江豐不是風派,比較固執,原則性很強,但只要他認為是對的,就非做不可。

過了一陣子,北京市美協的秘書通知黃銳:江豐要看看你們的新作品。

大家趕緊把一批新畫集中在黃銳家,我的木雕不易搬運,仍放在我家。一日江豐坐著小車先到黃銳家看畫,十分激動,然後又坐車來到我家,其他人也騎著自行車跟著同時到達。

我把準備參加展覽的木雕新作一一搬上桌子,請江豐過目。江豐興緻勃勃,連連點頭。

江豐愣了一陣,一字一字慢慢地說:「我在美協常務會上提一下你們的展覽要求。但是丑的、太抽象的不能展。」

江豐臨走時,我突然搬出木雕《偶像》(毛像),請示江豐可否展出。江豐長時間盯著《偶像》,表情嚴肅。在場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覷,以為捅了婁子,生怕攪了整個展覽。誰知江豐看罷不露聲色,未發一言,轉身離去。我們當即心領神會。

不久,江豐派人通知我們,全國美協已批准我們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具體時間由美術館給我們安排。

我們等了許久,毫無音訊。黃銳與馬德升又一再與美術館聯繫。美術館的態度十分勉強,推說展廳已排滿,不好再安排。我們問道:三樓兩間大展廳常年空閑,可否借用呢?他們先說不行,裡邊有人在裱畫。幾天後又告訴我們他們騰出一間供我們展覽。黃銳、馬德升照例感激一番。

展覽時間定為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四日。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在醒目的位置給我們刊登了廣告。

開展的前兩天,我們蹬著三輪車,把展品運到美術館,開始布置。我的《偶像》也一同運去,鎖在箱子里,暫不拿出。

此時江豐尚在北戴河休養,美術館的人知道江豐審查了作品,給兩眼也不再多問。

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展覽開幕。觀眾一下子都擁到三樓。我把《偶像》從箱子里搬出,放在事先留好的位置,也就是大廳中央平時掛放毛像的地方。頓時吸引了不少觀眾,大家捂著嘴笑,心照不宣。幾個外國記者拚命拍照。

美術館的頭目趕來,看著《偶像》眼發直,回去馬上請示。一級、一級、一級地向上請示,不知在哪一層歇住了。

「星星」的作品標新立異,讓封閉了幾十年的中國人耳目一新,展覽很快在北京轟動開來。每天觀眾超過五千人,觀眾看完還總是依依不捨離去,使偌大的展廳擠得前呼後擁。

美術館也怕出事,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樓相對的另一間展廳也騰出來,讓我們把展品分開,也使觀眾分散。

每天早上,美術館大門前出現了少有的動人景象,幾百人排成長龍等候買票。美術館覺得門票收入可觀,竟主動提出給我們延長展期三天,展至九月七日。

九月七日亦是星期天。展覽結束時,美術館的人告訴我們,全天賣票九千多張。十六天里共有十多萬觀眾,遠遠打破美術館的歷屆展覽紀錄。

當時北島剛調到全國影響較大的半月刊《新觀察》任編輯。北島順水推舟,組稿介紹「星星」,竟在九月十日《新觀察》上得以發表。其中有老作家馮亦代題為《可喜的探索》的文章,以及李永存化名「阿蠻」的文章《街頭美展的繼續》,還有六張圖片,其中就有木雕《偶像》。此舉使「星星」的影響擴及全國,中宣部大為惱火。

「星星美展」的成功,立刻激起美術界上層人士的恐慌,並馬上向江豐發難。

江豐急忙從北戴河趕回。一到北京便遭到圍攻。江豐到美術館看了展覽,對我們也非常不滿,說一些畫他原來不同意展的,也都拿出來了。

江豐因支持「星星美展」而連遭打擊,心身重創。兩年後,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憤恨離世。

乍暖還寒,星光不是曙光,「北京之春」來去匆匆。沒過多久,華國鋒倒台,鄧小平上台執政,立即取締西單「民主牆」,民運人士相繼被捕入獄。接著又發動了批判電影《苦戀》的運動,文藝界又是一片昏暗,「星星」也再無出頭之日了。

「星星美展」之時,有兩位觀眾的留言意味深長:

但願星星落下之後,是一個晴朗的早晨。

當黑夜再度降臨,天空仍會出現星星?

1989年初稿
2009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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