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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我們懺悔 作者: 劉齊 
見血
1975年我在瀋陽工廠報考工農兵學員，費了很大勁兒，即將成功，忽然就說不行了，家庭不行。我很受刺激，咬唇，發憤。司馬遷說：「仲尼厄而作春秋」。我是厄而寫雜文。別說我少年狂妄，自比聖人，當時風氣粗鄙，管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
為啥寫雜文？那時認為，雜文是天下第一妙文。中國那麼多名家，毛澤東單挑出魯迅一人，讓大家崇拜，魯迅就是寫雜文的。我找了兩張賬簿硬皮兒，夾住一沓白紙，釘牢，開始奮鬥。
魯迅經典名言：雜文是匕首和投槍。我理解，不能撓痒痒，得見血。讓人民見血不中，說輕了是誤傷，說重了是劊子手。得讓敵人見血。這個不難，中國缺糧缺電，就是不缺敵人，國際的另說，單是自家的，從大內奸到小流氓，就層出不窮，如雨後的蘑菇。蘑菇不妥，如狗尿苔。
可是，用雜文收拾小流氓，規格太高，況且，主席也沒這個教導。擒賊先擒王，那就擒主席覺得最危險的大人物。這樣的大人物很多，主席隔三差五就揪出一個。我于青春年少的奮鬥期，曾在練習簿上多次攻擊過他們。
我很用功，天天寫，寫不出硬寫，硬寫也願意，彷彿做俯卧撐，多做一下是一下。方法，跟流行的路子相仿：先研究宣傳口徑，揣摩上意，然後，選一個小典故，掛一個大道理，以點帶面，以一斑窺全豹，說開去，及其他。時不時地，點綴幾個魯迅愛用的字眼兒，比如：「罷」、「大抵」、「很有些」，等等，左勾勾，右抹抹，就以為是雜文了。寫作時，恍恍惚惚的，總有一種東西罩著自己，亮，神聖，雄渾壯闊，不用人類和革命這種大詞彙，很難加以描述。此外，還有些具體的企圖，比如出名，比如讓人佩服，藏著，不說出來。
經過無數次歷練，終於有一天，《遼寧文藝》——現在叫《鴨綠江》月刊，採用了我的一篇雜文。生平頭一回上文學雜誌，高興啊，恨不得全省人手一冊，一二三，統統翻到我那頁，喝彩。有人給班上來電話，甚至希望，那是一位女性，用美麗的細嗓子說：是劉齊同志嗎？有時間我們交流一下。
這種心情沒持續多久，局勢驟變，世界轟隆一聲，顛了個個兒。我驚愕，興奮，跟著人們一起歡呼。電話鈴響，又每每不安，怕有莊嚴聲音發問：我們都擁護鄧小平，你居然，如此混蛋！
說我混蛋，是有證據的，白紙黑字，捂不住。我那篇公開發表的雜文，叫「論風源」，矛頭所指，恰是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文中除了上綱上線，橫斬豎劈，還引了宋玉《風賦》里的一句：「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看上去比較有學問，其實是從報上抄的。老實說，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麼叫「青萍」。
懊悔之後，仍想做上進青年，便重操匕首投槍，順著報刊的指引，刺向另一撥敵人，與老敵人相反的新敵人。這樣砍砍殺殺，又過了一段時光，漸漸開始厭倦，反感自己，也反感我那種路子的所謂雜文，一遇到就煩。批判對象見血沒見血，無從知曉，我自己倒是見了血，一攤一攤，在胸間，在儲存疼痛與羞愧的地方。
2006年5月6日
歷史的大水盆
飯後無事，說一則荒誕歲月的荒誕經歷。
多年前，我從農村抽調回城，在工廠搞過一段宣傳，官銜：黨委宣傳部幹事。有一回，我奉部長之命，到車間了解一個人的情況。車床、銑床、刨床旁邊，五六個師傅大眼瞪小眼，誰也不發言，小豆乾飯——悶起來看。可憐我那時剛20歲出頭，業務上還不熟練，閱歷也淺，只以為自己的學生腔太重，讓大家見外。現改又來不及，怎麼辦？記錄本平攤著，刷白刷白，一個字沒有。
悶了一會兒，一個師傅憋不住了：「你打聽這個人，為的是啥？是想批判還是想表揚，給個痛快話。」
我趕緊說：「是表揚，是想登廠報。」
師傅嗨了一聲，嘻嘻哈哈道：「你咋不早明確，我們也好有個遵循。」
「是啊，」另一位師傅也開口了，「他要是紅花，咱就添一把綠葉；他要是讓公安局逮了，咱就挖他階級根源，橫豎不能讓你空手回去。」一席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說得我恍然大悟，群眾果然如主席所說，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講什麼，不講什麼，心裏明鏡似的。
看到這裏，搞宣傳的人，或寫材料的人，親愛的同人們，各位應該會心一笑。你們笑不笑？你們不笑，反正我笑，我不笑別人，笑我自己，儘管笑起來有點兒疼。我點燈熬油，辛辛苦苦，寫過不少「縣團級」的典型材料，一二三四，因為所以，當時很滿意，現在想起來卻臉紅。當然，這事不能全怨我，按慣例，我可以把責任像鹽鹼一樣，泡到歷史的大水盆里，溶化得杳無蹤影。但我仍然不好受，「水」是苦澀的，畢竟不能與你無關。
如果單就寫材料而言，路子不對似乎糾正了就行。問題是寫材料這件事對我的生活方式影響很大，不知不覺竟滲入到心肝肺腑，以致言談舉止、氣質性格都發生了某些變化，總之，不那麼真實可靠了。
這樣一來，就相當糟糕。比如看領導眼色行事這一條，我就沒少干過，自己也討厭，發誓不幹了，卻總犯戒。
毛澤東說：「機會主義頭子，改也難。」不是機會主義頭子，就容易改嗎？也不容易。
中國有一條常用語，平日生活和影視里屢見不鮮——「我有句話，不知該說不該說」。平民這麼說，幹部這麼說，連驕橫無忌的匪旅長匪參謀長也這麼說，蓋因大家都拿不準主意，或假裝拿不準主意，因此要試探一下，聽話人究竟是什麼價值取向。久而久之，是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集體無意識？
1997年10月
我的一篇報道稿
搬家，收拾舊物，發現一篇妙文，是我在瀋陽工廠時寫的一篇新聞報道稿，刊登在多年以前的廠報上。心中立刻百感交集，堵得慌，也鬧得慌。
那是七十年代，我在瀋陽鼓風機廠宣傳部當幹事，主要任務就是編輯出版廠報。這一篇稿子以「本報訊」的形式放在頭版頭條，地位算是很顯赫了，但最顯赫的還不是它，是高高在上的，位於報耳的毛主席語錄。那時全國的報紙不分大小，一律在報耳刊登毛主席語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間斷。
什麼叫「報耳」，顧名思義，就是報頭（報腦袋？）旁邊，那塊非同小可的關鍵地方。古代訂盟約，盟主執牛耳。現代辦報紙，主席執報耳。全國那麼多報紙，主席哪裡執得過來？編輯人員只好不請自來，根據版面內容，代為選用一條語錄。這樣做，既能保證主席威力的覆蓋面，又能使他先前說過的老話一經接觸新聞新事，馬上產生神奇的、令人敬畏的預見力、指導力和其他種種力。以我們廠報為例，假如表揚工人改進了刀具，就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假如是八一建軍節，就用「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其中，有一條語錄最適合企業：「抓革命，促生產」，因此被廠報頻頻使用，有時一連幾期不撤換，什麼版面用它都行。你報道的內容縱有天大變化，橫豎逃不出革命和生產這個如來佛的大手心。別說廠報，就連車間師傅的工作服，在最顯眼的左胸口，印的也是這六個字，用隸書體，用紅顏料。當然，報耳總用這一條也顯得太死板，顯得咱們好像腦子不好，記事不多，對不起主席的淵博。領導就說，換一條吧。就換一條。登我稿子那天，就沒用它，用的是：「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
接著說我的稿子，幾百字，篇幅不長，當時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大家都那麼寫，我也刷刷寫出來了。誰知今天一看，竟像某種陳年液體一樣，有了一股特殊的味道。我不會說像陳年的酒，我說的是液體。由此，我產生了一個念頭：把稿子照錄在這裏，並做一些註解，推陳出新，綜合利用，也不枉我當年寫它一回。
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戰爭
向林彪和孔老二猛烈開火
這兩行是標題。批林批孔？批香煙批醬油？不對，這個「批」指的不是批發，是批判，在當時是很重的詞，跟槍斃差不多，所以又說向他倆「猛烈開火」。
這個標題看起來很大，別說放到我們廠報上，就是放到市報、省報、中央報上，尺碼也不會嫌小。事實上，這標題就是我從一家省報上直接抄下來的，借用今天的網路術語說，是直接下載，直接「宕」下來的。當時廠宣傳部訂了十多種報紙，我「宕」的時候，比較謹慎，總是挑外地的「宕」，比如《北京日報》，比如《解放日報》。其他部門沒有這些報紙，別人就不容易發現我是在抄襲。
今天看來，我當時有點兒過慮了。對於這兩行絕對革命的大標題，你就說你是抄來的又能怎樣？你不原樣照搬，難道還想篡改不成？譬如「人民戰爭」，人家是「大打」，你「小打」一個試試？馬上把你也給「打」進去，一勺燴了。
以下是正文：
本報訊徹底砸爛孔家店，挖掉林彪路線的祖墳。連日來，我廠大打批林批孔的人民戰爭，廣大職工緊緊抓住林彪和孔老二妄圖開歷史倒車的要害問題，向這對黑師徒猛烈開火。
工人階級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軍。在鬥爭中，我廠職工認真學習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批林批孔的指示，學習《人民日報》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掌握批修武器。他們有的訪貧問苦，有的用自己在舊社會的苦難遭遇，聯繫孔丘要復禮、林彪要復辟的謬論和罪行，狠批孔孟之道，狠批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深挖修正主義路線的老根。到七日為止，短短的幾天內，我廠就出現了大批判組五十三個；召開各種類型的批判會八百七十次；寫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舉辦批林批孔展覽會七個；有二千七百餘人寫了大字報；一千七百餘人參加了骨幹訓練。運動來勢之猛，規模之大，發展之快，都證明了毛主席最新戰略部署已經深入人心。運動中，群情激憤，鬥志昂揚，爭筆，爭墨，爭寫，爭批。有的同志在做大手術前，有的在產假中，有的因公出差前，都堅決要求上戰場，口誅筆伐打豺狼。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我廠層出不窮。
批林批孔是一場內容極其廣泛、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表現內容。廣大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造新形式，適應新形勢。他們創造了漫畫、順口溜、幻燈、歌曲等多種批林批孔新形式。通風機車間加工段的工人，懷著對林彪和孔老二的刻骨仇恨，僅用一宿時間，就畫出了四十多幅批林批孔漫畫。這些漫畫形象易懂，鮮明生動，尖銳潑辣，一針見血，深受群眾歡迎。事實充分證明，工人階級批林批孔最內行。
我廠各級領導努力提高對這場嚴重階級鬥爭重大意義的認識，放手發動群眾，帶頭學習，帶頭批判，在鬥爭中做出榜樣。廠黨委領導×××同志外出開會後，迅速趕回廠內，參加全廠批林批孔大會。他用自己在舊社會「四口之家，一年之內僅剩一人」的悲慘經歷，憤怒聲討和批判了林彪夢想倒轉歷史車輪的滔天罪行，有力地批駁了林彪鼓吹「克己復禮」的極右實質。
重讀感受一：我們那時不容易！我才二十一二歲，膽子本來就不大，下晚走夜道心跳都加速，偏趕上那麼個年代，看看那都是什麼氣氛？又是挖祖墳，又是打豺狼，戰場，砸爛，要害，激憤，刻骨仇恨，滔天罪行……真有點兒毛骨悚然，瘮得慌。若把今天的孩子冷不丁放到那時的環境里，不加過渡，一下子就放進去，十有八九，都得嚇得哇哇哭，晚上還得做噩夢。我們那時都在作噩夢。毛澤東給人的印象，好像別的什麼都不做，就是抓路線，抓批判。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哪一個都不好惹，稍不留神就可能卷進去，成為革命的對立面。那時總是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訓練大家不要可憐別人，你卷進去就是卷進去了，我們臉色一變，立刻把你從同志變成敵人，再踏上千萬隻腳，哪兒疼往哪兒踩。
從稿子上看，我廠領導和群眾爭批爭寫，表現似乎挺踴躍，其實心裏差不多都有害怕的成分，擔心人家說自己不積極，進而深挖根源，上掛下連，弄出問題來。在這種情況下，言不由衷，說假話，走過場，做表面文章，諸如此類的做法，就不好避免了。當然有些人說假話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另外一些原因，比如私慾，比如陰謀，那就另當別論。
重讀感受二：這稿子是我寫的嗎？有沒有弄錯？我現在生活在九十年代，我和千百萬讀者一樣，喜歡真實、生動、親切、風趣的好文章，同時對那些慘不忍睹的破稿子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誰知我從前也寫過這些東西，人云亦云，聽風是雨，大言不慚，裝腔作勢，套話連篇，怪誕不經，觀點可疑，事例虛假……比如這兩句：「工人階級批林批孔最內行」，「狠批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什麼叫「最內行」？不久前，車間里的師傅根據上面口徑，剛剛會說，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左」，睡一宿覺醒來，又讓改「極右」了。師傅特老實，讓改就改。難怪有些領導總愛讚歎說：「我們的人民太好了。」
還有，那時一開批判會，就說林彪是想復辟資本主義，這也是笑話一句，中國那麼大一個農業國，封建氣息呼呼往外冒，哪有資本主義讓他復辟。
再比如稿子里舉的那些數字——「短短的幾天內，我廠就出現了大批判組五十三個；召開各種類型的批判會八百七十次；寫出批判稿三千一百余篇；舉辦批林批孔展覽會七個；有二千七百餘人寫了大字報；一千七百餘人參加了骨幹訓練」。這些數字都是從各車間層層報到宣傳部的，當時我不假思索，給啥記啥，胡亂加減乘除一番，就羅列到文章中。其實只要稍微動動腦子，就會看出問題，我們廠當時只有三千五百多名職工，花里胡哨一下子出了這麼多數字，怎麼可能呢？然而，我就是不往深里想一想。
我為什麼不往深里想一想呢？
重讀感受三：慚愧，自責，心情沉重，不好意思用輕佻的語氣調侃。同時，對這篇荒誕的稿子竟產生了某種珍惜的心情。為了永遠不再寫這種東西，我要經常讀一讀它。
1999年春
爐果
劉黑枷，新聞工作者，飲食不挑剔，吃什麼都行，就是不吃爐果——一種烘烤的東北甜點，不是不愛吃，是不忍心吃，一吃就想起中學老師徐公振。
徐老師有恩于劉黑枷，不但關照他的生活學習，而且教育他要正直勇敢，支持他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當時校園裡有幾個別著手槍的特殊教官，陰險兇橫，對進步學生威脅很大。徐老師不聽邪，當面斥責說，欺負學生算什麼英雄？有本事對付日本人去！劉黑枷投入新生活時，徐老師贈送一套《辭源》，一件長衫，一筆生活費，又親自送行至嘉陵江邊。
光陰荏苒，轉瞬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劉黑枷在遼寧一家報社當領導。某日，忽接一信，信封下腳寫有「瀋陽大北監獄徐公振」字樣——原來老師因為說真話，被打成「極右」，鋃鐺入了大獄。信中別無所求，只是說他身體虛弱，希望學生買幾斤爐果，去看看他。這是相識幾十年，老師第一次求學生，求的又是如此簡單易行的小事。誰曾想，學生特別為難。學生不是小氣之人，忘恩負義之人，學生一直在心中裝著老師，但心中另有一隅，裝著別的一些東西，比如階級，比如立場。學生此前曾因胡風問題受過審查，屬於「內控」幹部，深知政治的厲害，因此更加猶豫不決。都說人心是肉長的，可是楔進了種種硬東西，人心就有些異樣。幾次買了爐果，打好包，最終都未成行。
事情悄悄過去，心靈卻不肯「告一段落」。從此，學生不吃爐果，也怕聽「老師」這個稱呼。夢中常見一衰邁老者，在鐵窗前遙望，在高牆下等待。
幾年後，天下大亂，學生步老師後塵，也失去了自由。沒入獄，入的是「牛棚」。內心企盼救援，卻獨自撐著，無一紙信函給親友，暗想即使寫信，也未必有迴音。由此想到老師，倍感凄愴，胸中充滿自責。
再過幾年，塵埃落定，學生復職，提升，想與老師聯絡，老師已做了古人。於是越發不安。偶爾也試圖自我解脫：時代使然，大家都那樣，換了別人，也不敢去探監。往好里想，雖未拔刀相助，卻也未落井下石。再說後來，自己同樣嘗到苦頭，算是受了懲罰。如今，時過境遷，天地間只一人知曉此事，自己不說，誰能發現？
越想解脫，越不能解脫，夜裡睡不著，擁衾靜思，耳畔總好像傳來老師的聲聲嘆息。終於有一天，學生穩不住了，含淚提筆，寫了一篇懺悔之文，題目：「愧見爐果」。寫完立刻登報，給所有的人看。文章很誠實，對自己的心靈一再拷問。文章結尾說，有朝一日，學生到了九泉之下，一定向恩師負荊請罪。
這個準備請罪的學生，就是我的老爹，我的慈父，我的嚴父。去年，他走完漫長的人生道路，真的到九泉之下去了。我屢次設想，他和他的恩師，應該怎樣重逢。我曾計劃買一些爐果，在盤中碼放整齊，供到父親像前。父親是無神論者，不看重供品。但這個不是供品，是心，是遺產，是我們家永遠的念物。
商店裡的糕點琳琅滿目，唯獨沒有爐果。店員說，爐果檔次太低，乾巴巴的，沒人愛吃，早已不生產了。
2002年7月11日
看不見的手
看電視，見一官員胡說，便想寫文章駁他。一下筆又猶豫了，他那個級別能駁嗎？駁完了誰敢登？登出來有啥後果？派個小流氓粘我家鑰匙眼倒不至於，但是派一個比小流氓威嚴鄭重的角色來了怎麼辦？總之是顧慮重重，腦子裡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緊緊攥著我，讓我不得施展。
是誰，給我裝了這隻手？董仲舒？雍正帝？革委會？薩達姆？還有些人名、單位名我想到了，但不敢列出——這隻手仍然攥著我。
這隻手特厲害，也自覺，好比「文革」時的「群專」，不用上頭動手，群眾自己就把自己給收拾了。
或者，天下本無「手」，庸人自裝之？
我的文章總也寫不深刻，是不是我本人給自己裝上了這隻手？一經裝上，便不斷地滋養它，服從它，讓它成為我的自控系統、自檢系統，全面，認真，晝夜工作，揮之不去。久而久之，自檢成免檢，頭腦成頑石。
2003年7月
我曾經為虎作倀
1976年8月，我在《遼寧日報》發表了一篇稿子。這件事比較特殊，我終生難忘。
我那時在瀋陽一家大工廠搞宣傳，在省市報刊發稿已是常事。但這一篇不同，這一篇不叫報道，叫雜文，署名也不是工廠報道組，而是我的真名。
雜文的題目挺激烈，叫「革命造反永不停」。這也不出奇，這是著名的《紅衛兵戰歌》里的一句歌詞，1966年，千百萬青少年唱著這首歌，在中國翻江倒海，大打出手。我寫這篇雜文，就是為了紀念紅衛兵誕生十周年。
但是，弔詭的是，我從來沒有當過紅衛兵。而且，還被紅衛兵打過，不是一般的打，是比較「正式」的打。作為初一學生，因為父親問題，我被學校紅衛兵「刑訊」，棍棒彈簧鞭，拳腳皮帶，審訊員記錄員，拍桌子勒脖子，統統親身領教。
想不到，十年以後，鬼使神差，挨打的居然調過頭來，歌頌打人的，這還不算，還希望打人團體的行為繼續下去，「永不停」，真是匪夷所思，荒誕已極。然而，這事還真就發生了，白紙黑字，登在報上。
這是約稿。報社來電話，那什麼，你能寫一篇嗎？那時寫稿不給稿酬，但能在報上露臉，對一個青年業餘作者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嚴格講，我不適合寫此類文章，但當時我並不這樣認為。當然，我也不認為，紅衛兵應該打我，想想看，那些戴紅胳膊箍的野蠻男女，是何等的血腥、殘暴！問題是，區區一個中學的紅衛兵，能代表被最高當局肯定的紅衛兵整體嗎？我寫稿的地點——工廠辦公室，與當年我挨打的地點，物理距離很近，不過幾公里，觀念距離卻很遠，遠到幾乎不相干的地步。我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並不覺得，我對紅衛兵的讚美與我被紅衛兵的毒打，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媒體日夜宣傳的革命和路線，主流和全局，將我繞進了意識形態的牢籠，我被洗腦，被催眠，以致連親身經歷的事實都認不清了，連基本的常識都搞不懂了。
這篇稿子見報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去世；不到兩個月，「四人幫」被捕；隨後，「文革」和紅衛兵運動被官方正式否定。
現在看，這篇稿子不但觀點站不住，文筆也很差，差到我都不好意思說它是雜文。但是，它在我的雜文寫作生涯中，卻佔據了一個重要位置，它不斷提醒說，我曾經有過一段愚蠢的經歷：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被虎咬死了還幫虎害人。
三十多年過去，我又寫了一些雜文，這些后寫的雜文，多多少少，都從先前這篇稿子身上得過益處，以它為誡，加小心，別再讓人忽悠，也別忽悠別人。
我常常想起這篇舊稿，想起與它關聯的那首「戰歌」。有時腦子呼啦一下，甚至會傳出那個久違的怪異旋律：我們是，毛澤東的，紅衛兵——都迷瘦，拉了餿米，來兜售……前段時間一些地方大唱紅歌，有人會不會把它也唱出來？
2013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