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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世衛成霸權工具 小粉紅狐假虎威
來源: 德國之聲 作者: 張平 
楊舒平在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講演
「分裂」的台灣如何應對「統一」的中國？多元的世界如何容納頑固的霸權？世衛會和「小粉紅」會給你答案。
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統一的中國與分裂的台灣》，作者張贊國認為，世界衛生大會2017年5月22日到31日于日內瓦召開，拒台灣于千里之外。根本原因是，中國發函各國不準「中國台灣省」參加大會，理由無它，過去幾年，台灣以「中華台北」名號出席世衛大會是中國特許，而非權利。中國收放自如，台灣卑躬屈膝，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
作者指出，在國際間，不管是中國霸權，還是台灣咎由自取，台北長久被世界組織摒棄，這個冷酷現實反映的，其實是海峽兩岸糾纏不清的殘局：中國以統一的上國姿態遊走世界，四處打擊並逼迫分裂的台灣就範。從執政的民進黨，到在野的國民黨，各類名稱的使用者若非自欺欺人，就是自相矛盾。一個台灣，多種身份認同，便讓中國有機可乘，在台灣內外，黨同伐異，予取予求。畢竟，一個分裂的台灣，面對統一的中國，難免自亂陣腳，任由中共的代理人（個人、團體或媒體），在法理與實際操作兩方面，把台灣逼到無以回身的角落（如中華台北淪落到中國台灣省），舉步維艱。
香港政府管制的極限
香港《明報》發表文章《一國兩制與管理型政府的極限》，作者袁彌昌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從一個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轉型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意味著這類型的政府，本質上只能充當「經理」角色和履行「經理」的功能。因此不難想像，今時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須至少面對兩種與其性質不合的「任務」，導致屢屢出現力有未逮甚至有心無力的情況：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
作者說，對於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數碼化和民智已開的市民政治，且不說特區政府的「經理們」一定應付不了，就連西方的成熟政黨也難以招架，顯然這中間存在著嚴重的「代差」問題。這對於仍相信「先經濟，后政治」的管理型政府來說，不是一時半刻可改變得了的。至於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正如經理通常擅長處理生產問題而非分配問題，香港的管理型政府也明顯不是為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而設計。這兩種問題實質上揭示出香港的管理型政府所面對的範式（paradigmatic）問題的一面，亦即是管治模式跟不上時代需要。
香港法律究竟何為？
香港《端傳媒》發表法律學者戴耀廷文章《中港法律解釋與法治觀念，何以爭拗不斷？》指出，因兩個法制和法律傳統的差異，回歸以來，每次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解釋《基本法》的條文（下稱「釋法」），必會惹來一番爭拗。
作者說，法治的要求是要透過法律去制約權力，由不直接涉及制定相關法律規定的機構，如獨立的法院去解釋法律，那就能避免立法者或執法者可以任意為法律條文賦予他們需要的意思，法律權力才能有效地受法律本身制約。按此理解，香港普通法由法院去解釋法律，便更符合法治這限權的目的了。但若法治的目的是要確保執政者有足夠權力維持社會秩序甚至政權穩定，以法律去制約法律權力，就變得多餘或不是那麼需要了。
若法治的要求是要透過法律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相關的法律條文必須是市民所能夠充分理解的，其內容亦必須以充分明確的方式表述，使市民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那麼香港普通法對法律解釋的理解應是需要的，反之若保障基本人權不是法治的優先目的，中國對法律解釋的理解就有其本身的道理了。
「小粉紅」是當代義和團嗎？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楊舒平辱華事件里的「小粉紅」不過是狐假虎威》，作者陳岳生指出，空氣污染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都能在中國引發巨大風波，且主導力量還是官方參与（比如微博上的共青團），不能不讓正常人對這樣一個社會發自內心感到恐懼。說真話是錯的，說真話要承擔政治責任，其實絕大多數中國人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盡量在技術上說與政治無關的話題，但即便如此，其一舉一動還是避免不了被映射與被政治化。
作者認為，簡單把這類官方主導下的維穩說成義和團、紅衛兵，一方面在於太高估了這些人的真實企圖，比如絕大多數人確實是為了生計充當小丑角色，再比如可以衡量的標準不妨問問普通大眾對官員的反腐以及幸福感就馬上可知；另一方面，每年一兩億人出國以及有限資訊的傳播，被不斷放大，絕大多數人會逐漸意識到自由權利被剝奪，導致其越來越壓抑痛苦，不僅是生活工作，它幾乎囊括了一個人的所有環節，比如生活在這裏不可能不呼吸，不可能不吃垃圾食品，不可能不說假話。這其中比較值得關注的還在於被人詬病的強拆模式，受害者已經從單純的上訪求法，逐漸意識到是體制之惡導致下層作惡的全產業鏈，繼而走向替天行道正義行為，這都說明公眾對權利意識的覺醒要遠遠比素質論們想像的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