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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肖美麗：一塊廣告牌——中國地鐵反性騷擾廣告運動
轉自：https://github.com/meilixiao/meilixiao.github.io/blob/master/pages/1kuaiguanggaopai.m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E4%B8%8A , 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在希臘語中「真相」不是「謊言」的反義詞，而是「遺忘」的反義詞。」——《醒來的女性》
為了不讓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還沒有被人知道就已經被遺忘，我有義務把它們寫下來：寫下這些充滿創意和力量的行動，寫下政府的打壓怎樣作用在我們身上，寫下我們的成長與彷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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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錢眼裡了」
2016年4月28日，廣州「F女權小組」通過網路眾籌籌到了四萬元人名幣。這筆錢剛好夠在廣州的交通樞紐「客村」地鐵站購買一塊廣告位一個月的使用時間。籌款的文案里寫道：「中國第一支反性騷擾地鐵廣告預計五月上架，敬請期待！」
在此之前女權行動者已經就公交系統性騷擾的議題和政府做過很多次溝通了。從2013年開始每年都會給兩會人大代表寫建議信，也有不少代表提交了這個提案。2014年女權行動者們約談了多個城市的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公安部門以及婦聯。2015年著名的三七女權五姐妹案，也是因為幾位女權行動者計劃去地鐵站門口派發關於公交反性騷擾的貼紙，而被拘捕。然而我們的公交系統仍然沒有絲毫變化。受到北京「Bcome小組」眾籌廣告費在地鐵刊登了一則反逼婚廣告的啟發，廣州「F女權小組」決定自己籌錢買一塊廣告牌。
「F女權小組」是我在2015年發起的一個志願者小組，主要做一些和性別相關的戲劇排演，讀書會和觀影會。這個小組完全沒有資金支持，全靠志願者的熱情支撐，4萬元的籌款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們用了全部的機智來蹭社會熱點，什麼明星柳岩被性騷擾案，和頤酒店事件等等還有當時很流行的A4腰。A4腰是指用A4紙衡量女性的腰夠不夠細，其實是個非常無聊的窄化審美的行為，並且忽視了基本的透視原理。小組成員們在A4紙上寫了很多反性騷擾的標語，用透視原理拍了一些「如果地鐵有反性騷擾廣告會是怎樣的」照片，用來蹭A4腰的熱度，爭取捐款。
我們辦了一場「愁款派對」，參与的十幾個志願者每個人都給自己安排了滿滿的工作任務：唱歌和演奏、手機貼膜服務、八分鐘約會遊戲、二手物品交換、假裝高潮大賽等等。志願者颱風說：「當時大家真的是掉錢眼裡了，每天都在算這個賣出去能賺多少錢，那個賣出去能賺多少錢。結果十幾二十個人這麼多人花了這麼久籌備，只賺了一千多。」張累累回憶道：「倒是志願者們比顧客們都玩得更開心。比如大兔來當調酒師，一邊調一邊喝，自己先醉倒了。有個客人直接都在門口沙發睡著了，我之後還在別的地方見過她呢……」
一些關注這個行動的人利用自己的資源幫我們四處打廣告，例如有的老師會在自己的講座上幫忙籌款，時不時給我們捐一筆錢。最後總共參与捐款的有1000多人次，捐款後台有很多感人的留言：
「雖然我還是經濟不獨立的學生，然而一頓飯錢還是可以調度去我想讓它去的地方噠，加油呀！」
「對不起，一位沒有支付寶而且還是初三的女生只能做到這麼多了，加油啊啊啊啊啊」
「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都有過在公共場合被摸被擠被蹭的經歷，處理方式往往忍氣吞聲（比如我自己），因為擔心說出來也不能怎麼樣，尤其面對體型明顯強於自己的施害者，害怕騷擾升級更加不敢言聲。希望你們的活動能推動一點點公眾認知，讓大環境對施害者更加不寬容。」
當快要籌滿4萬的時候大家一起倒數，充滿了自豪和希望，勝利好像就在眼前，但我們不知道這場漫長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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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又改，等了又等」
和廣告公司溝通的任務被張累累認領。她找到一家收費最便宜的地鐵廣告公司，把設計志願者做好的廣告內容發給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再發給地鐵專門審核廣告的部門。過了一段時間廣告公司說審核部門認為我們的設計「會引起市民恐慌」，所以廣告公司幫我們改了一下，準備再拿去審核。他們改的版本變成了幾個充滿男性氣質的拳頭，性騷擾字樣也換成了不痛不癢的「請文明出行」。
張累累讓廣告公司等我們自己改，於是我們又設計了一版女性化一些的拳頭，還放了幾個不同的標語，一共做了5個版本，再次送審。
隔了很久，廣告公司告訴我們，審核部門說公益廣告里不能出現人體部位，也不能使用拳頭這樣的元素。他還建議我們等到年底時再送審，那時審批稍微松一點，比較有希望。
我們想到既然不能出現人體部位，那就畫動物吧，設計師又做了一個可愛無害小動物版的廣告，年底時再次送審。有段時間廣告差點就出了，廣告公司甚至都開始和我們討論印刷工藝的問題了，好像再等一兩天廣告就能出街了，但後來又沒了音訊。
到了2017年，廣告公司告訴我們審核部門說「個人不能發公益廣告，需要找政府部門掛靠才行」。廣告公司幫我們問了文化局，沒有成功。
張累累和幾個志願者以及幾個記者一起去了廣州市交通委員會，想要說服他們可以幫忙投放這個廣告。可能是考慮到有記者在場，對方猶豫了半個小時，最後按信訪的方式接待了她們，做了記錄之後讓大家回去等消息。消息當然是：這事我們管不了，你們去找婦聯吧。
張累累又輾轉找到一家深圳的婦聯相關的機構問對方能不能幫忙。對方回復說沒辦法，深圳有規定性騷擾的內容不能放在廣告里。
後來廣告公司把的錢退給了我們，看起來我們已經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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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
將近半年的溝通的過程非常折磨人。整個過程里我們處於被動的位置，只能等待。不管是廣告公司還是各個部門的每一個回復都要等很久，電話打過去廣告公司的人總是在開會，每次打電話都需要積蓄更多的力氣。我們提出的要求總是被踢回來，即使有點希望也很快就破滅了。原本以為一兩個月就可以完成的事，卻拖了這麼久嘗試了這麼多方法，意志都被消磨掉了。「不停的打一個永遠在開會的人的電話對我來說真的很難。」張累累說，「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那些佔著主動地位的人，他們的工作就是敷衍別人。」
回想起籌款的階段，張累累覺得那時雖然辛苦但很開心，常常被大家的熱情感動。現在這些錢也沒有辦法還回去，大家的熱情轉變成了壓力。張累累想：「錢一定要花出去。」每次見到有人說捐過錢，她就會很有壓力，覺得自己沒法滿足大家的期待。「有1000多人捐了錢啊！而且這個期待不是遙不可及的的夢想，只是花錢買個東西而已。」她也知道這不是她一個人的責任，但還是忍不住自責。「我雖然後面跟進得不是很好，但這個結果不是我的錯，有人一直把我們卡在門外。」
這半年裡我們的生活也出了一些變故。2016年的6月，我和張累累被片區警察要求搬家，原因不明，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比較手足無措，慌亂中搬了家。2016年11月我們又被新住的地方的片區警察騷擾，警察告訴房東張累累和我是一對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嚇得房東去問當律師的同學：「同性戀租房犯不犯法？」。好在這個房東比較講義氣，沒有為難我們。我們也比上次有經驗，錄了輔警上門違規操作的視頻證據，跑了好多部門投訴，這才扛過了這次逼遷。
（2016年上門騷擾的輔警）
我那時整個人狀態差極了，小組也沒有心力做了，想著要不要出國讀書。我每天大半的精力都用來逼自己學英語，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只是很想逃離這樣的生活，也不是真的想出國學習什麼。我能感覺出張累累的焦慮，她失眠、開始抽煙、通過不停的刷電視劇來逃避現實。
在這樣的狀態里，我們還是決定做些什麼，想尋找一個溫和的方式繼續反性騷擾廣告的事。張累累說：「總是要做點什麼的吧，不能因為逼遷就什麼都不做了。」張累累很認可呂頻說的：人在困境里怎麼做很重要，如果扛不過去就會變成難以愈合的創傷，如果能堅持住也許會有轉機。
「我明白那種創傷，那種無力感，可能很多年都走不出來。我在拚命的求助，尋找可以擺脫無力感的方法，努力不讓自己被恐懼和怨氣吞噬。」每次被警察騷擾我都會及時的寫文章公布進展，想辦法做事情，張累累覺得我的做法鼓舞了她。「我相信我們做的事是對的，行動也是唯一的可以打破恐懼、造成一些改變的方式。我沒法讓自己躺在角落裡被心魔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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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廣告位」
「沒想到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個為了花錢而煩惱的人啊……」張累累常常琢磨怎麼才能把這四萬元花掉。她想到之前帶著列印出來的廣告坐著地鐵去交通委員會的時候，路上的人都在看那塊廣告，覺得這樣效果很好。而且很久以前就存在「三明治人」這種廣告形式，就是把廣告掛在自己的身上走來走去。既然我們沒法獲得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至少我們還擁有自己的身體，可以把自己的身體當作廣告位。
朋友們出謀劃策，一起商量了很多方案。張累累決定背著廣告牌生活一個月，並且號召100個人一起背廣告牌出門。雖然它不是中國的第一支地鐵反性騷擾廣告，但是廣告效果還是可以彌補一下的。
當時張累累染了一頭粉紅色的頭髮，我給她設計了一個全身粉色的造型。我們去了戲服一條街尋找粉色芭蕾舞蓬蓬裙，它們不是太小了拉不上拉鏈就是過於華麗，最後颱風買了紗布動手做了一條。這一身造型的點睛之筆是一雙沃爾瑪9.9元的粉色塑料拖鞋。張累累對此非常滿意，她的評價是：「這個造型是一種視覺上的破壞。」她是一個被認為沒有什麼女性氣質的「胖子」，穿上了代表女性氣質的又很戲劇化的蓬蓬裙，全身粉色就已經很有趣了。「那雙拖鞋更是打破了私領域到公領域的界限。」
當時張累累染了一頭粉紅色的頭髮，我給她設計了一個全身粉色的造型。我們去了戲服一條街尋找粉色芭蕾舞蓬蓬裙，它們不是太小了拉不上拉鏈就是過於華麗，最後颱風買了紗布動手做了一條。這一身造型的點睛之筆是一雙沃爾瑪9.9元的粉色塑料拖鞋。張累累對此非常滿意，她的評價是：「這個造型是一種視覺上的破壞。」她是一個被認為沒有什麼女性氣質的「胖子」，穿上了代表女性氣質的又很戲劇化的蓬蓬裙，全身粉色就已經很有趣了。「那雙拖鞋更是打破了私領域到公領域的界限。」
照片的效果我們都非常滿意，談起拍照的過程張累累說：「不能更羞恥了。」她上一次穿裙子還是高中唱紅歌的時候。她覺得穿著這麼奇怪的一身走街串巷，還要在大廣場上跳來跳去擺造型，非常尷尬。「我本來也不是一個高調外放的人，做這些事會有些壓力。」不過她還是認為這個策略是有效的的，也覺得對自己來說是種突破。
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發送100個廣告牌」的可行性問題，認為背著牌子上街需要很強的參与意願，可能沒有很多人願意吧。為了使參与門檻降到最低，我們列印出成品，發快遞給所有的申請人。
「發送100個廣告牌」的活動和自媒體平台「新媒體女性」合作，在她們的微博發出。讓我們意外的是2天時間100塊廣告牌就被認領完了。接著微博上陸續發來了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帶著廣告牌出行的照片。有的人不僅常常帶牌子出門，還在旅遊景點即興的辦起了宣講會；有人設計了一套關於性騷擾的問卷讓路人填寫；還有學校社團在校園裡拉了關於反性騷擾的橫幅，一大群人和廣告牌合影。
這讓我們很受鼓舞，張累累說：「之前我們總擔心沒有人參加，但其實在2015年三七女權五姐妹案之後做行動的機會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這樣的機會。我們低估了像我們一樣的平凡的人的力量。」
張累累開始了每天背著廣告牌的生活，她說：「其實我可不情願背著廣告牌出門了，我沒有那麼強大啦。「每天出門前張累累都很掙扎，掙扎完了還是帶著牌子出門，廣告牌很礙事，風一吹還會飄起來。進出住宅小區時她總要先把牌子白的一面翻出來，怕小區保安會給片警告狀。但後來才想明白：「根本不用遮遮掩掩的，因為這個活動本來就是公開的。」
幾天之後張累累對廣告牌產生了一種奇怪的陪伴感，好像它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感覺像帶著一隻貓出門。有一次張累累騎自行車的時候出了一點小車禍，廣告牌和她一起摔倒，一起受傷，她有了一種強烈的和廣告牌共患難的感覺。「其實背著廣告牌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很平淡的，頂多是有人偷偷拍照。」張累累每次帶牌子出門都需要勇氣，就更驚訝于那些不認識的人有這麼多的勇氣，可以做她不敢做的事，她說：「我當時就想我應該設計更多的行動讓大家參与，大家真的很需要。」
然而張累累沒有機會背一個月的廣告牌，在活動的第17天，也就是2017年5月17號，國保帶著幾個警察來敲門，邀請我們「出去聊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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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必須搬出廣州」
我們被帶到家附近的警衛室，是一個藍色和白色帶警徽的臨時建築，突兀的建造在一個廣場邊緣。一整個上午，他們熟練運用各種套路恐嚇我們，比如表示對我們的家庭情況很了解，暗示他們可以去騷擾我們家人；比如他們說我們做的事情和之前三七女權案沒有性質上的差別：當年她們還什麼都沒有做就被抓了，何況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這麼多事了，意思是他們現在已經網開一面了。我的坦白回復，被他們譏諷為「裝得很天真。」
國保自己的信息一點都不會告訴我們，他們不穿警服，我要求看證件，一個國保拿出來晃了一晃，根本不給我時間看清上面的字。他們說：我們在警務室里，這裏只有警察能用，這就證明了他們的身份。我問他們叫什麼名字，在我的追問下只有一個國保說他叫沈明。但後來有朋友看過我偷拍的他的照片說：「這個國寶以前也找過我，當時他自稱姓林。」車軲轆話來回說，最後我們發現有用的信息就一句話：張累累的廣告牌行動必須馬上停止，廣州要召開「財富論壇」了我們這樣的人要搬出廣州。
(「財富論壇：《財富》全球論壇由美國《財富》雜誌主辦。論壇只通過邀請方式組織，出席者僅限於各大跨國企業的董事長、總裁、首席執行官及高級管理人士，探討全球經濟問題。」)
新一輪的逼遷又開始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快要到期了，本來說會優先考慮讓我們續租的房東也改了口。我們只好再搬一次家，但我們還是不願離開廣州，我們所有的社會網路都在這裏：朋友、工作、剛熟悉一點的服裝廠和布料城、習慣的街道……拋棄這一切，無端端的能搬去哪裡呢？
搬家那天為了謹慎起見，張累累直接聯繫了路邊看到的搬家師傅的電話。搬家師傅剛離開我們家沒多久就打來了電話，他說剛剛派出所打電話問他我們從哪裡搬到了哪裡，他都告訴了派出所，為此他很抱歉，所以專門打電話來提醒我們。這個道歉讓我覺得的有點魔幻又有些感動，同時我明顯的感到我對住所的所有安全感都被抽走了，這套房子變得搖搖欲墜。
那時起我們失去了打扮住所的興趣，不是在裏面生活，就只是住著而已，朋友來家裡玩說：「你們家怎麼空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我的聽覺變得非常靈敏，晚上門外稍有響動我都會驚醒，然後嚇到張累累。張累累說：「只有失去了穩定的住所，才知道住所多重要。在自己的床上都沒有辦法安心，還是很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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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累累的生活崩塌那一刻」
張累累的生活崩塌在國保聯繫她家人的那一刻。那天中午我們正在外面吃午飯，張累累接到家人的電話，她說著我聽不懂的浙江方言，表情變得不太對勁接著走出了飯店。我跟了出去，我們坐在路邊的台階上，台階被夏天的太陽曬得滾燙。張累累一邊抽煙，一邊哭，一邊著情緒激動的講著電話。她是個說話細聲細氣的人，我從來沒有見她這麼大聲的長時間講過話。雖然聽不懂她在講什麼，但也猜到了張累累一直很害怕的事情真的發生了。路邊人來人往，有人好奇的看著我們，我非常緊張的注視著那些人，猜測裏面有沒有便衣。
張累累有一個充滿家庭暴力的童年，父母雖然不是有暴力傾向的人，但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這種「理性」的暴力更讓人害怕，小孩會認為自己被打不是父母有問題而是因為自己不好。因為一點小事她都會被打，例如吃飯沒有吃完會被打；起床晚了會被皮帶抽；考試名次有下降，會被罰跪皮鞋。如果挨打的時候哭了會繼續被打，父母會說「不準哭」；如果被打了沒有哭，父母又會認為這個小孩怎麼這麼倔，然後一直打到哭為止。
「他們也確實規訓了我，只不過是表面的我，可能我也內化了很多。但是我心裏有很強烈的反抗，想著以後一定要過自己喜歡的生活，做想做的事，和自己喜歡的人做朋友。」
從小張累累就是一個會讀書的好學生，按照別人安排的做就能考個好成績。好成績帶給她正面的回饋，讓她能繼續聽話學習。大學后張累累從應試教育里解放了出來，沒有人再告訴她接下來該做什麼了，學的科目大部分也很無聊。張累累說：「讀書是死規矩，社會卻是活的，所以接觸到社會的時候，我就會很痛苦。」她意識到自己知道反對什麼，但是不知道想要什麼。
她沒有辦法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當一個公眾事件發生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有時候看到一些社會問題會覺得這個世界好糟糕，然後怎麼辦呢？好像也沒有辦法，只能忍著。張累累陷入了一種虛無當中，而且開始有了拖延的習慣。虛無主義和拖延症都沒有阻擋每個社會問題作用在她身上的打擊，每次打擊都變得更難以忍受，她急切的想找到一些可以看待和分析世界的工具。
張累累加入了很多社團，還去當了校媒記者。她去採訪一群剛好來學校里的女權行動者，她覺得這群人實在太奇怪了，而且還奇怪得那麼自信。裏面一個女孩剃了光頭，非常幽默的分享自己當光頭的體驗；她們聊「剩女」問題，性工作的問題，講到腿毛，戴不戴胸罩也好像是很尋常的話題；而且張累累從來沒見過有人可以這麼正大光明的談論陰道。她們這麼奇怪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的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張累累喜歡這些可以給她的認知帶來刺激的人，她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學習女權主義的思考方式，那時候每天都會看@女權之聲的微博，覺得很有啟發。「真不敢相信@女權之聲已經不在了，就好像喜歡的歌手死了一樣。」張累累說。
然而這些變化張累累的家人都不知情，每次放假回家，張累累都更清晰的感覺到自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家裡卻一成不變。她也沒有和家人溝通自己新想法，她從小都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怕被父母評價。她小時候有次和媽媽坐公交車，她想給一個老年人讓座，但不敢讓，怕被媽媽笑話說她虛偽。還有一次她磕破了下巴，臉上都是血，村裡的阿姨看見了非常擔心，張累累捂著下巴一邊哭著對阿姨說：「千萬不要告訴我媽，她會打我的。」因為她犯了錯，把自己給磕壞了。大學時張累累剪掉了長頭髮，被媽媽說了一整年，直到現在還會被念叨。這樣的小事家人都沒法接受，更不要說穿著一身粉色在街上拍照做反性騷擾運動了。
國保還是一貫的作風，他們並沒有告訴張累累的父母她到底做了什麼，只是給張累累父母打了個電話，對他們含沙射影的說張累累在微博上亂髮東西。張累累的父母被嚇壞了，一起給張累累打了那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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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來了廣州」
父母的情緒非常激烈，媽媽阿芬問：「你在外面亂說了些什麼？警察都找到家裡來了。」爸爸老張說：「你看看你做的事情，就是反黨反社會。」阿芬作為女性還是明白性騷擾是什麼的，但是老張完全沒有這種認知，而且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好溝通的人。張累累問老張她做的事情「哪裡錯了？」老張就說「哪裡對了？」這樣的對話重複了一會兒。接著老張開始攻擊張累累，說她不男不女，做這些事給全家人丟臉，不知羞恥。阿芬說擔心她的安全，擔心她會影響到妹妹的安全。阿芬不能理解為什麼人不為自己好，而要花這麼多力氣幫別人。張累累說她不只是在幫別人，自己小時候也有過這樣的經歷。阿芬問為什麼當時不告訴她，張累累沒法回答，總不能告訴阿芬「我不信任你」吧。
「我其實心裏有預期他們知道了以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但是有了心理準備並不能讓我好受一些，因為他們完全和我預期的一樣，我特別失望。」張累累沒有得到父母的關心，只有譴責和命令。「諷刺的是人們總說女人不講道理，其實女人更講道理。」從父母身上張累累看到父親的過於自信，父親認為自己操控一切，沒有考慮過要理解和溝通，表達出來只有夾雜著語言暴力的命令。母親則很不相同，在社會的規訓下，女人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她會試著去聽張累累在講什麼，但同時她也習慣性的用關心的名義情感綁架自己的女兒。「他們成為了我的專屬國保」張累累說。從那天起很長一段時期，她哭著用方言打電話成了經常發生的事。
我們去杭州待了一個星期，張累累的爸媽又打來電話說：警察又找了他們，告訴他們張累累離開了廣州，讓他們來問一下張累累要做什麼。差不多內容的對話又開始了。老張說：「現在是共產黨統治，你有什麼資格做這些事？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你上街舉牌子，誰見了都會覺得丟臉。」阿芬說：「你看我現在長了這麼多白頭髮，都是因為你，我為你做了這麼多……」他們還說：「你那個室友肖美麗居心叵測非常可疑，小心被她利用。你知道她做什麼的嗎？我都去網上查過了。」我問張累累：「那他們查了沒有覺得我很厲害嗎？」張累累說：「沒有。」
其實三年前張累累就告訴過父母她在公益機構實習，當時阿芬還自豪的告訴她的鄰居：「我女兒是做維權的。」阿芬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村婦女，這三年她對維權的態度變化很大，也可以反應出這幾年中國輿論對維權態度的變化吧。父母不放心張累累的狀況，趁著張累累的妹妹放暑假，全家一起來廣州看她。
我們倆緊張極了，張累累擔心他們發現我們的同性戀關係，一邊又想著情況已經不能更糟糕了，不如順便一起去出櫃得了。我第一次見到張累累的家人，媽媽阿芬和妹妹都和張累累長得很像，笑起來都有兩個酒窩，一起來的老張顯得格格不入，像是街上的一個大叔誤入了我們家。白天張累累帶著家人在廣州旅遊，她又回到那種父母總是在為了小事爭吵的環境里，那種爭吵毫無意義，唯一的目的就是證明自己是對的。例如在火車站的月台上，兩個人會為了往左走還是往右走可以更快到達車廂爭吵很久。
張累累邀請幾個朋友來家裡吃飯，她下廚想要給父母露幾手，也想讓父母看看自己的朋友是什麼樣的人，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可怕。讓張累累沒法接受的是老張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顯示自己的權威，張累累沒有專門邀請他從房間里出來吃飯他表現得不高興，而且要等張累累盛好飯放在他面前才願意開始就餐。這讓張累累覺得有點丟臉。有一次老張打了我們養的一隻貓，張累累很生氣說：「你再打就出去住。」老張好像也察覺到了自己在這裏很邊緣，每天吃完飯就自己一個人出去逛逛。一方面張累累也覺得老張挺可憐的，另一方面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和他相處，她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減少接觸。
直到張累累的一家人離開了，她的父母也沒有發現我們是一對同性戀情侶，他們壓根沒有往那邊想。反而是張累累的妹妹看見了她錢包里有我的照片，之後妹妹給張累累發過和女同性戀相關的鏈接，暗示她已經知道了。姐妹倆有了默契，妹妹會幫張累累隱瞞她抽煙的事，張累累則會幫妹妹買青春期少女渴望已久的口紅。
既想掙脫和父母的關係，又想滿足他們的願望讓他們開心一些，張累累覺得特別累。後來呂頻點破了張累累和受暴婦女有相似的困境。許多受暴婦女不離開家暴她的丈夫，一部分原因是她們總想拯救對方，最後才發現對方是無法被拯救的。而小孩總想被父母理解接納，小時候被家暴的張累累也是這樣，但現在她已經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像小孩一樣期待父母的理解和接納了。她明白自己是沒有辦法讓父母感到滿意的，也沒辦法讓老張理解她。所以她開始試著建立新的規則，在下一次老張打來電話不斷的發泄情緒攻擊她的時候，她掛斷了電話，並且發簡訊告訴老張如果他再這樣她是不會再和他說話的，之後大概一個月她和老張沒有再聯繫。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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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累了你們」
100塊廣告牌在微博上很快被認領后，很多網友都說想要一件同樣內容的T恤，我們做了將近100件以成本價給想要的網友。當時大兔和郭晶合租的房子客廳比較寬敞，這些衣服都放在她們的客廳包裝發貨，沒想到這樣也招來了國保。
6月22日 郭晶接到了房東電話，房東說警察找了他，說有人在他房子里「開工廠」，印一些「有不好內容的T恤」。房東要求她們在一周內必須搬家，然而究竟不好的內容是什麼警察並沒有說。郭晶要了警察的電話，想直接和警察聯繫，看到號碼發現就是那個自稱沈明的國保。
大兔打電話給沈明，他說：是張累累和肖美麗連累了你們，這兩個人太高調太張揚了，「你勸一下她們不要搞事情，也不要散播消息，你們就可以不用搬家了。」大兔用港劇腔回答道：「出嚟行走江湖，要講雷。」（出來行走江湖，要講義氣）。我都能想象出大兔當時說話的表情，覺得又好笑又感動。
第二天房東和他的女兒又上門來傳達了一遍國保的命令：不能再開工廠了，不準紅頭髮和藍頭髮的人來這裏（當時張累累染了粉色頭髮，我染了紫色的）。經過考慮，大兔和郭晶還是決定把這個消息放出去，大兔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宣布，以後來我家玩必須佩戴紅色藍色假髮》。她們很明白國保這樣做是為了挑撥離間，想把矛盾都指向張累累和我，為了分擔這些壓力她們選擇站到檯面上來。
6月27日 早上9點左右郭晶剛要出門就遇到了房東和他的女兒帶著幾個輔警。輔警說是來查消防的，但是一進門就開始翻我們堆放在客廳里的T恤，幸好廣告牌圖案的T恤當時都已經寄走了，客廳里堆放了一些我和大兔淘寶店的產品，有的衣服上綉著「愛·自由」有的印著「窮凶極餓」，還有一些空白T恤。房東又要求她們搬家，說警察這幾天老是給他打電話搞得他睡不好覺，而且完全沒有要按租房合同賠違約金的意思。
房東聲音越來越大臉都漲紅了，說自己身體不好因為這事都去「打了點滴」，他還說：「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隨便收回來。」房東的女兒則憤怒的對郭晶說：「要是我爸有個三長兩短，我會恨你們一輩子。」警察在一旁裝好人，不斷的安慰房東：「好好說話，不要激動，要注意身體。」郭晶覺得警察實在太噁心了：「還不都是因為你們，好好說什麼……」但是也不能拿警察怎麼樣，他們躲在房東的身後。房東不在乎她們到底做了什麼，也不在乎警察是不是有道理，只要不給他找麻煩就行了。
警察剛進門搜查時，郭晶就在網上發了消息。幾個朋友聞訊趕來，也不敢上樓，在小區門口的餃子館里點了碗餃子，這時看見一輛警用貨車開到小區門口停了下來。「難道是想把我們淘寶店產品都搬走？」看著朋友們發來的消息我心情緊張又不敢過去，心想：這和入室搶劫有什麼兩樣？一直等到朋友們餃子吃完了好一會兒，開車的警察打了幾個電話，終於把貨車開走了。警察走後我們趕緊把產品轉移了。
這一年接下來做貨都不太順利，想做兩個胸針，被廠家告知有政治問題不能做；想做兩款加絨衛衣，廠家說抱歉太忙了做不了，但樣衣遲遲不還給我們。大兔通過各種渠道去申訴，間接得知我們遠在浙江工廠的樣衣被國保沒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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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
從國保上門那天起我、張累累、大兔郭晶都及時把自己的遭遇發布到微博微信上，雖然不斷的被刪除，但還是有很多閱讀量，越多人看到我們就越安全。6月我和大兔在微博上突然遭遇了一群畫風非常一致的賬號的攻擊，每天能有十幾條。他們的頭像基本都是紅旗或者黨徽，偶爾幾個綠色軍裝的或者偉人雕塑，好像一大盤番茄炒雞蛋裏面撒了幾顆蔥花。這些賬號點進去一看都沒有什麼粉絲，應該都是小號，發的內容也是噴完這個噴那個。它們集中的轉發並對我和大兔進行人身攻擊，罵得都是些沒頭沒腦的話。
6月24日 一個叫「巴黎牆復活」的賬號還發布了一篇長文，裏面有很多事實性錯誤，例如把我和張累累當成了之前被拘留的女權五姐妹，然後扯了一些像希拉里這樣的「邪惡境外勢力」和我們有關。它們的措辭非常有意思，例如它說我們五個女生「盤踞」在廣州。我心想：「我們這麼厲害啊，是幾條龍不成還能』盤踞』的。」
最後這段話說出了它的心聲，原來是惱怒我們把騷擾我們的國保、警察和輔警做的事情和照片公布在網上了，要出來潑幾盆髒水。為6個月後才開的財富論壇感到焦慮，想幫國保儘快完成維穩工作。它們不斷重複的一個有趣的論點是：大兔是個「假拉拉」，「假結婚」，又「騙女孩子上床」，「女孩們要小心」。大兔說：「我如果是個假拉拉為什麼要假結婚？又為什麼要騙女孩子上床？」大兔認為這是她遇到過的最離奇的一次網路暴力了，可能她這樣一個曾經交往過女友的已婚婦女超出了五毛對世界的認知吧。大兔和另一個微博好友互動說這事很可笑，沒想到一個五毛以為大兔終於回應它了，立刻跑出來說自己是大兔的「前女友」，並爆出大兔的淘寶收貨地址作為認識大兔的證據。
根據這些五毛公布的真假摻半的信息和它們的訴求，我們推測它們是廣州國保找來的幫手。「挺可怕的，這是故意把我的個人信息給了五毛，不只是網路攻擊和構陷。」大兔說。為了一探究竟，大兔註冊了一個小號，換上了紅色頭像，轉發了一些毛澤東詩詞，並和這些五毛號有了一些互動，很快就加入了他們的微博群。群主是一個做熱水器生意的人叫林漢波，「巴黎牆復活」是他的小號。百度一下能看到這個熱水器公司發布的有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的招聘廣告。每天他都會在群里發放任務，今天要罵誰，罵哪些微博，群員就來接任務然後在國旗的庇護下進行人身攻擊。觀察這些五毛一陣子之後大兔說：「真的很可悲，人怎麼能這樣不分黑白呢？」
今年3月9日「女權之聲」被炸號，這一群五毛也出動過，說「代表廣州人民」不歡迎我們，要我們「滾出廣州」。還有一家自媒體對我們進行人物採訪的視頻也被他們攻擊了，用的話還是那一些。還有人私信男性生殖器照片給大兔，大兔投訴給新浪也沒有用。相反，我們聲援女權之聲的微博不斷被刪。每天打開微博，信息里彈出來的密密麻麻的都是這些充滿戾氣又愚蠢的話，還是會覺得噁心和憤怒，以至於我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太願意打開微博。原本微博是一個可以供網友們公開討論不同觀點的地方，這些年類似的五毛充斥在各個領域，劣幣驅逐良幣在微博上發表自己的觀點變得更難了。很多人都退回了微信，用呂頻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從廣場被趕回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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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東是搞維穩的」
我查了一些關於警察搜查公民住宅的法律條文，其中《憲法》、《刑法》和《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盤查規範》里有三條比較有代表性。我想反正這些法律也沒什麼用，不然設計成很多廣東人都喜歡貼在門口驅鬼的符咒模樣，看能不能起到點避邪的效果，到時候警察再來我也好照著念給他們聽。
10月初的一天早上警察又來敲門了，我們當時租的房子在一個沒有電梯的9樓，這些警察還是哼哧哼哧的爬了上來。他們每次敲門都非常大力，我對這種敲門聲都有了應激反應，立刻躲在門旁從貓眼向外偷看不敢出聲，穿制服的人有三四個，其中一個人拿出手機拍下了我貼在門上的符咒。
第二天我接到房東的電話，房東說最近要開十九大了，街道在搞檢查（居然能檢查到九樓來也很敬業了），他問我在門上貼了什麼，他說：「我也是搞維穩的，搞得我以為怎麼回事，同行竟然給我打電話，問我的房子里是不是住了搞邪教的。」他要求我趕緊把那些符都撕了，我連連答應。出門前撕了幾下發現雙面膠黏得太牢了，只能撕掉一些邊邊角角。因為急著要出門，我們決定晚上回來再用水打濕了清理。
沒想到晚上房東上門來了，看見符還在生氣的說：「我叫你撕，你怎麼還不撕？」問我這上面寫的啥，我說是法律條文，他停頓了一下看了幾眼，又怪我們「現在政治敏感時期，你搞這種東西……」。我說現在年輕人都流行把什麼都做成符的，但顯然沒有說服他。他進屋環顧了一圈，要確認我們是不是搞邪教的。沒看見什麼奇怪的東西，口氣又軟了下來，讓我們趕緊清理：「這些邪教啊，和政治有關的東西真的很可怕的，要是你身份證、手機號進了系統就寸步難行了，坐火車都麻煩，不是開玩笑……」
我和張累累都覺得很搞笑，一是法律條文成了邪教，二是這麼巧遇到一個做維穩的房東。可見維穩人員數量之大，一不小心就碰到一個，看來又要搬家了……
果然沒多久房東再次上門，他非常流利的講了一大堆親戚的孩子想住這套房子，為了孩子上學方便云云。說親戚要房非常急，希望我們在月底前搬走，他會按照合同賠款。十一月也不是學生開學的月份，一聽就是一些借口，可能他還自己排練了好幾遍，順暢得我連話都插不上。張累累問我：「你覺得自己畫的符靈嗎？」我覺得還是挺靈的，至少讓房東事先告訴了我們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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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晶的感想」
11月初，郭晶和大兔的房東又讓她們搬家，說有親戚要來住。郭晶回答：「肯定不是你親戚呀，還是警察吧，我可以跟警察聊啊。」房東當時答應約警察一起聊，第二天又改口說：「不約了，沒有警察。」並堅持要她們搬走，郭晶還是想扛一扛。房東不願意按合同賠違約金，溝通困難，郭晶說：「那就找律師吧」，後來給房東發了律師函，房東也沒有回應。郭晶帶著律師一起約房東見面，房東說：「不跟律師談，沒有什麼好談的」。房東情緒非常激動，差點想要動手打律師，好像律師去談話對他是種侵犯似的，好在最後還是要到了賠償金。
「逼遷就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對我來說恐懼還沒有那麼嚴重，就是很麻煩，」郭晶說。租房時沒法事先和房東解釋清楚：做女權運動為什麼可能被警察騷擾。如果遇到好房東，就算被警察找了可能也不會告訴我們；遇到不理解的房東解釋了也沒什麼用。「誰讓我們那麼窮只能租別人的房子呢」，我們處在這樣的困境里，被逼遷的憤怒無處發泄，房東也是受害者，我們也是無辜的，也不能拿警察怎麼樣。郭晶認為遇到逼遷重要的是要和夥伴們一起面對，還有學會判斷「看到他們可惡、可憐、可怕的地方」，分析警察為什麼會這樣做。
「不能讓自己處於那種完全無力的狀態，你知道裏面有無力的地方，但還是有可以反抗的地方，這很重要。」有一次郭晶一個人在家覺得自己很喪，她在床上躺了一兩個小時，還是覺得渾身使不上勁，也很心累。她覺得不能再這樣喪下去了，如果自己再這樣難受下去也是讓對方得逞。於是她從床上爬起來，把白天的經歷寫下來發在網上，她覺得相比起躺在床上任由自己沮喪，反擊更能給她帶來力量。
為了開財富論壇，同一時期還有一些律師、學者、藝術家以及關注別的人權議題的人也被迫搬離了廣州。「但我就是不願意，就是不願意那麼輕易的走，我要讓他們付出最大的代價。」在這個「不斷地扛」的過程里郭晶希望讓一些人能看清事實。郭晶和大兔在搬家時辦了一個搬家派對，當時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很多不認識的人，大家看到我們遭遇了這些還是選擇來支持我們。郭晶說：「這個過程中的友誼都非常珍貴。」
我問郭晶：「當時國保說我和張累累連累你們的時候，你們從一開頭就不相信他們，沒有聽國保的話反而選擇站出來，你們是怎麼考慮的？」
郭晶回答：「我們是一夥的嘛，』連累』一向都是警察的套路吧。」她認為當自己很清楚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就會發現警察並不是在溝通，「他們的大部分的說辭都是為了擊垮我們，挑起一些矛盾」。有人會相信警察的說辭可能是因為沒有經驗，或者和自己的無力感有關，「這背後太可怕了，大家無法赤裸裸地接受這一點。」以至於很多人寧願選擇相信警察說的一些理由，因為他們需要在這個社會裡的一些安全感和正當感。警察的行為揭開了一個醜陋的真相，那就是：「我們的警察不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是不可信的。」當警察都沒法相信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某種程度也擊垮了他們的安全感。也許他們還沒有做好面對這個真相的準備，或者沒有打算跟警察完全的決裂。「有的人還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中間的路線，覺得自己可以有某種妥協一樣的，但事實上妥協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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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出來了」
6月14日微博上有網友艾特張累累說在上海地鐵上看見了一則由看看新聞刊登的內容為「今日咸豬手，明日變豬頭」的廣告。
8月初北京地鐵5號線的拉環上出現了「 防止性騷擾，共同發聲」的廣告，落款為北京婦聯。
差不多同時成都地鐵上也出現了「此地沒有』咸豬手』」的廣告，看樣子是成都地鐵自己打的。
8月20日有人在深圳地鐵購物公園站看見了手機遊戲王者榮耀的廣告，內容是：「誰說女子不如男，再敢騷擾試試看」。
有的廣告里能看到我們之前設計的影子。例如成都廣告里的咸豬手圖案，作為一個生活在廣州的成都人，我知道成都人一般不用「咸豬手」這麼粵語的說法的。雖然中國的首個反性騷擾地鐵廣告沒有如我們所計劃的那樣出現在廣州客村，沒有那隻黃色的小貓咪，但是它超出了我們的期待去到了更遠更多的地方，可能在讀這篇文章的你也曾見過它們。可是除了參与者外很少有人知道這些廣告背後有這樣一群人付出的努力和代價。這是一件多麼微小而容易被遺忘的事情，但我不想讓那些閃光的小事就這樣消失：
捐款後台的那些留言；為籌款派對所做的浸飽了酒的軟糖；張累累經歷的那些拖延和拒絕；用粉色紗布做的蓬蓬裙；照片裡帶著同一塊廣告牌的不同笑臉；警務室里吃到一半的早飯饅頭；搬家時的慌張；夜裡豎起耳朵聽到的動靜；張累累在路邊的大哭；看到消息趕來支援的陌生網友……還有逆境中的友誼，困難磨礪中每個人泛出的微光。用一句被用得有點俗氣的話來說，「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我對張累累說：「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呀，這些廣告發出來了一般人都不知道我們做了什麼呢。」她回答：「可是如果不是我們，就沒人記得中國反性騷擾廣告的歷史了呀。」
the end —————————————————————— 2018年1月中國metoo運動迎來的第一次高潮，我之前也寫過參与其中的行動者們的故事，在上一個公眾號里已經隨著炸號不見了，我會再整理髮布在新的微信公號「硝美麗」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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