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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街頭- 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系列之一

2019年05月15日 0:34 PDF版 分享轉發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後,曾經的學運領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們又從未離開過當年的廣場。

2019年的春天,我們在紐約、在華盛頓、在台北、台中,捕捉到當年89學運幾位領袖的身影。

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那個血色清晨的三十年後,這些曾經的學運領袖在地球的不同角落重新建立了生活,但似乎他們又從未離開過當年的廣場。

血色清晨

在1989年學運期間,、吾爾開希是最主要的領袖人物之一。很多年中,一談到六四,這兩個名字會首先震顫在人們的舌尖上。

作為知識界代表,當年由他推動成立並實際負責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在學運後期起著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他也因此被中國官方稱為學運的幕後黑手。顏柯夫當時是廣場上的物資處處長。

89年6月3日深夜,政府出動軍隊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集會進行了武力清場,隨後展開了對學運負責人的追緝。學運領袖及學界代表人物,大批逃亡。

吾爾開希在父親的幫助下,乘軍機逃離中國大陸。6月28日,吾爾開希在香港的電視台上再次露面。他視頻中的神情,快速切換著凄惶與堅定,

「我們還好,我現在還安全。是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可是我們還活著。」

顏柯夫因為得到香港「黃雀行動」的幫助,輾轉逃至澳門。三十年後,顏柯夫在台北談起當年的逃亡,

「黃雀行動!他們出錢,找蛇頭,然後我們約好地方見面,然後帶我們去海邊,想起那天逃亡那個情景,真的像是看電影一樣,像是自己在演電影。」

王丹在國內逃亡,一個月後在北京被捕入獄。濤作為知識界被通緝的七個人之一,也在國內逃亡,當年10月在長沙被警方抓捕。

這些原本在廣場上匯聚的青年人,從此各自天涯。但他們在廣場上獲得的使命感,卻如地下的火焰,一直在燃燒。

火繼續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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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於1993年被釋放出獄,但1995年,因為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王丹再次入獄。直到1998年,在中國政府的脅迫下,王丹被迫流亡美國,就讀哈佛大學歷史系。

談到專業的選擇時,王丹說,

「未來現代化的中國需要有專業背景的領導人;另外一個,如果我們要帶動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推進中國化的事業來,教師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崗位。這個崗位可以讓我們接觸到更多的年輕人。」

在哈佛取得歷史系博士學位后,王丹從2009年開始,長期在台灣的國立清華大學、中正大學等地擔任客座教授,向台灣的青年人講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課程。2011年,王丹還在台北主持建立了「華人民主書院」,與同仁通過網路向華人推廣民主。

王軍濤在1989年被捕后,背負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等罪名,在獄中長期服刑。直到1994年,在美中兩國協商之下,王軍濤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從監獄被送上了前往美國的飛機。此後,王軍濤先後就讀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

當時的王軍濤認為,專業活動是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因為專業活動是引進規則的,

「我們要打造專業領軍團隊,那個時候我們全去讀書去了。我到哈佛讀政治學,張煒在讀經濟學,張倫讀社會學,王丹在讀歷史,陳小平在讀法學,就是想打造一個能夠引領專業活動的。」

但在王軍濤等人海外求學的這段時期,中國社會也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中國於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飛速發展,中產階層的數量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政治上卻日趨保守,加緊了社會控制,對公民維權和言論自由的打壓達到了80年代以來的高峰。另一方面,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底層維權運動此起彼伏,2003年因此被稱為維權運動的元年。種種的形勢觸發了王軍濤思想的轉變,

「康曉光講到,這三大精英集團,包括政治官僚精英,經濟、企業家精英集團,還有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三大集團合謀瓜分高速發展的紅利,維持對大眾的壓迫體制。」

王軍濤認識到,中國的中產階層缺少主動變革的訴求,中國不能靠專業活動解決問題,底層大眾的反抗才是方向,

「特別是在後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有現代社會的地方,一般都有大規模的政治風潮撕裂統治集團,然後才導致了(民主化)。這個時候,我就發現,做政治風潮,不能靠中產階層,也不能靠還許可的那些非政府組織,而是要向底層走,就是那些已經與共產黨拼得頭破血流的地方。」

王軍濤選擇的道路是加入中國民主黨。2010年4月,王軍濤在美國紐約,與王有才當選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故國尤可追?

身居海外多年,無論是思鄉,還是擔憂中國民主化,這些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依然很想回到中國。

從2009年開始,已經在台灣結婚生子的吾爾開希,曾在香港、澳門等地四度嘗試闖關回到中國,但都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談到當時的感受,吾爾開希說,

「我很希望跟我父母見面,這樣算起來,有三十年沒有見到父母親了。所以,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我也希望能跟父母見面,哪怕是以探監的形式。」

因為同樣的原因,2008年,王丹無法從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拿回自己的護照。2013年,王軍濤沒能回到中國為父親奔喪。只有已經淡出民運的顏柯夫尚能回到中國。

但無論距離故國遠近,他們都對當前中國的境況感到擔憂。

顏柯夫談到回國的觀察時說,

「三十年,中共有意地把人們引導向金錢崇拜,一種物質的嗎啡。她只要讓你們能夠得到麻醉,讓你們去賺錢,你們可以不折手段去賺錢,你就忘掉了人的真正追求是什麼。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吾爾開希在台灣隔海相望,也有類似的感受,

跟中國老百姓所達成的交易,在經濟上允許賺錢,來換取政治上的合作,也就是必須要容忍共產黨的腐敗,以及殘酷,以及對人權的侵害等等。」

更讓世人擔憂的是中國的政治危機。主政以來,中國政治的極權和獨裁特徵日趨明顯。尤其是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挑戰了文革之後中國業已形成的法統。

王軍濤對此的看法是,

「現在習近平讓他們發現,沒有憲政,他們不安全。先是,反腐是弄有權的;現在弄有錢的,弄民營企業家,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人心惶惶。」

民運的挑戰

在民主運動內部,對中國政治與社會危機的分析卻存在很大爭議。

在中國民主黨位於紐約法拉盛的黨部,經常有關於中國民主化的研討會。王軍濤與其中多數人的看法不同,

「現在我發現,這個機會越來越逼近了。今天他們在上面說,現在離得越來越遠的時候,我就說,這很明顯嘛,習近平把這麼多力量推到反對運動。現在是我們這些老民運的人,沒有辦法跟他們建立一些合作,沒有辦法讓他們來接受你的看法。」

與此同時,海外的民運也在經歷低潮期。王丹熟悉海外的民運陣營,他指出,

「整個民運圈都處在低潮,無論是籌款,還是招募義工等方面。我覺得這也很正常,隨著時間的流逝,大家的熱情慢慢淡漠了。」

在萬馬齊喑的環境下,2018年,王丹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創立了智庫「對話中國」,號稱中國反對派第一個智庫。在成立儀式上,王丹強調,智庫的工作重點是圍繞中國轉型的現實問題提供具體的政策研究,並展開多方對話。他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前景充滿擔憂,

「我覺得現在已經形成了國家與社會相互之間的敵視,和相互的不信任,這樣基礎上談不上配合的可能性。如果這樣不配合的話,我認為(民主化)轉型不太可能和平地進行。所以,我覺得,未來在動蕩中轉型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今年2月,恰逢王丹年滿50周歲。在紐約的一場生日宴上,王丹身邊圍繞著過去三十年與他共同為中國民主化而打拚的朋友們。他在宴會上說,

「我覺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能做的事情不多,他與其他階層、職業有區別的,那就是他能夠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吾爾開希定居台灣多年,目前主要從事銀行業。2014、2015年,吾爾開希先後兩次參加台灣台中市的立法委員選舉,但並未當選。但他對參選的經歷仍然感到很興奮,

「我們是民主運動人士,踐行民主其實是學習民主、了解民主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另外一方面,我從1996年移居台灣,到現在已經超過我在中國居住的時間。我對台灣有非常深厚的情感。」

重返街頭

王軍濤則賓士在另一條道路上。他依託中國民主黨的平台,開始了回到街頭的征途。王軍濤這樣解釋街頭運動,

「你知道,我跟那些搞街頭運動又不一樣,我始終比較清楚,街頭運動的功能是什麼。如果一定要讓我去定義(街頭運動),就是去做事件,做出政治事件。”

王軍濤在紐約、華盛頓,還有美國其他城市做街頭運動,也遇到過不少爭議。他說,

「我不大關心民主黨這些人在想什麼,我知道我們這個組織是做什麼的就可以了。他們可以為這個,為那個。最主要是你要通過做事件,把人民做進來。而且人民不是被思想啟蒙的。」

2011年,中國發生以呼籲「憲政民主」的街頭運動,「茉莉花革命」,王軍濤領導中國民主黨成員在美國遙相呼應。從那時起,中國民主黨的黨員每周六晚上在紐約最繁華的街頭時代廣場,舉行示威活動,呼籲中國民主。雖然國內的茉莉花革命在當年就遭到政府鎮壓,但中國民主黨的茉莉花行動卻一直在海外延續。至今已經做到了400多期。

有時候,王丹、吾爾開希等當年的學運領袖也會加入王軍濤組織的街頭運動。王軍濤表示,

「我當時跟王丹說,你不要忘記了。我跟子明也這麼說,不管你寫了多少書。你是從街上來,你來自街頭。」

(記者:王允;責編:張果果)

來源:RFA,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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