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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疫情暴露北京存在兩個司令部？
來源: 德國之聲 作者: 鄧聿文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大範圍擴散，有關中共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在中國國內特別是海外也流傳開來：一是習近平的司令部，一個是李克強的司令部，兩個司令部在如何應對疫情上存在原則分歧和路線鬥爭。其實，未必如此。
初看起來，似乎能部分印證這種說法。在武漢出現新冠病毒肺炎初期，中國政府即將情況提供給了世衛組織和美國等國，但對國內封鎖信息。而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採訪中的抱怨，他在上面沒有批准的情況下，是不能將疫情向民眾公開的。周所指上面為哪個層級，湖北還是國務院，外界不清楚。按照中國防疫法的規定以及政府實際運作的規則看，類似疫情的公共衛生事件，要向社會公布勢必要得到國務院衛生主管部門同意才行。然而，衛計委其實也不能決定是否該或者必須公開，法律上它有決定權，但這種事情它不敢做決定，必須上報。在武漢疫情這個問題上，有三個人是要簽字畫押的，他們是國務院主管副總理孫春蘭、總理李克強和總書記習近平。最後拍板在習近平。
這裏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是衛計委建議向社會公布武漢疫情，被孫李否決，習也同意孫李不公布的意見；二是衛計委建議不向社會公布武漢疫情，得到后三人同意，或者被孫李否決，而孫李意見又被習否決。反正結果最後是武漢疫情的消息被政府封鎖，公眾不知情。
認為中共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只能假定，衛計委和孫李都同意公布，但習出於各種考慮，不同意公布。鑒於外界無從知曉李習二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態度，所以只能說存在此種可能性。
另一個似乎能佐證兩個司令部的根據是，中共隨後成立了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且由李克強挂帥出任組長，但小組成員包括中辦主任、中宣部長、北京市委書記、公安部長等被認為是習氏的人馬，而且習近平親自掌控的軍隊首腦沒有進入小組。對這個小組成員結構，該說法解讀為，李任小組組長，表明他在此番權力鬥爭中，暫時占上峰，但習不甘心失敗，在小組裡塞進自己人馬牽制李，同時防止李藉機染指軍隊，所以不派軍隊領導進入小組。
第三個證據是，習在會見世衛組織總裁譚德賽時強調他一直在幕後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說明他不想把抗擊疫情的光環和權力讓李奪去，他要把它奪回來，顯示自己還是老大。此外，他給部隊親自下指示抗疫，也是出於這個考慮。
還有，中共最近召開的幾次會議，包括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和依法治國小組會，以及中國官媒對習在這兩次會議的講話的強調，按照這個說法，也認為是習要反擊李，削弱李的權力。
如何判斷
總之，在一部分人看來，中共在防治疫情中出現的上述現象，表明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習的一連串動作和部署，是要扭轉一度被動的局面，重奪疫情防治指揮大權。甚至習最近在官媒上消失多日，也被解讀成權力鬥爭。
很難對這種說法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的不透明，對他們的人事和政策，可以做出不同解讀和判斷，似乎每種解讀和判斷都能找到一些依據。而中共也刻意保持這種模糊和神秘性，為的是讓外界猜不透，雖然這非常有可能導致在出現重大事故或災情時應對失誤，就像此次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處理一樣。
判斷北京在這場疫情防治中是否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鬥爭，首先應明確，這是在比喻的意義上使用還是就路線鬥爭的本意而言，如果是前者，也許說得過去，如果是後者，則需謹慎。我們看中共自己所提的歷次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一般是關乎中共政權在某個特定時期的政治路線、政治方向的原則分歧，比如毛澤東對王明路線的批判，就是後者主張在抗戰時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權威，而毛主張獨立自主開展抗戰；毛劉的路線鬥爭則是後者對毛所搞的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極左做法不理解和不滿；胡趙和鄧的路線鬥爭是他們在政治自由化和政治開放上同鄧有重大分歧。以此評判，李和習在關乎中共發展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方向上似乎沒有表現出原則分歧，至少外界沒有看到李公開提出一條不同的政治主張。至於他心理是怎麼想的，人們無從得知，也不重要。
中共內部當然有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但自八九「六四」后，這種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尚未上升到路線高度，成為外界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兩個司令部。當年毛劉公開決裂，除路線鬥爭外，還包含著激烈的權力鬥爭。具體而言，當年中共分一線、二線，劉處於一線，有很多事情他不向毛彙報就直接處理了，讓毛大為不滿，有被架空的感覺。應該說，李、習的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遠未到這個地步，不說慣用黨的名義統攬一切，李的個性似乎也不是那種敢無視核心的政治人物。如果說，中共這些年有路線鬥爭和兩個司令部的話，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套倒有和胡中央叫板的意思，他不但提出了明確的政治主張，而這個主張跟胡中央是不一致的，且在重慶實踐其政治主張，明顯要和中央分庭抗禮。
李克強未敢有此「野心」。此說還認為，雖然李習二人在如何應對疫情的問題上矛盾沒有大到兩條路線的程度，然而，李的經濟政策和習有很大不同，李主張市場化、扶持私人企業發展、對外開放以及政府信息公開、社會分權，跟習強調依靠和壯大國企、自力更生以及黨領導一切，有明顯不同，是潛在的兩條路線。如果發展下去，有可能構成兩人的路線衝突。但客觀地說，兩人在這些方面並不顯得那麼涇渭分明，李克強不是不要國企，習近平也不是不要私企。與其把它們看成路線分歧，不如說它們強調了各自的面向。中共這幾年的政策，就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在這兩者間搖擺，只不過多數時候以習的主張占上峰。
過度解讀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對習的統籌指揮能力——假如他確實在幕後一直指揮和部署——和形象構成重創，也是對他這些年精心構築的黨國體系形成重大衝擊。不知是他前期的輕視還是過於自負導致疫情瞞報和處置遲緩，這套唯上主義和黨管一切的機制，其弊端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上暴露無遺。從這個角度看，它是制度性潰敗，而這個責任應有習近平來負。他也應該意識到民間和黨內對他漠視疫情、處置失據的極度不滿，因此才會借接見世衛組織總幹事的機會說出那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話，以回應外界對他的批評。換言之，是疫情的壓力、社會的不滿導致他不得不出來回應，而非李克強這個司令部的威脅。
如此看來，外界以李兼任領導小組組長，統籌疫情防治工作為由而認為習的權力受到李的威脅是過度解讀。像這種臨時性議事機構，向來不是由一把手兼任，何況，在決定成立這個機構時，常委會說得明白，它對常委會負責。毋寧說，在習感受到社會對他強烈不滿的壓力下，他推出李在一線為他阻擋一陣。一旦他評估疫情的發展需要他做出親上火線的姿態，也就有了機會，做出一系列密集指示和動作。
由中共政權的性質決定，一、二把手的矛盾和權力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般情況下，它表現得不突出，但在某種特殊時期，它會被激化放大，變得不可調和，到這個程度就成為路線鬥爭。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應該尚未使習李權力衝突到這個地步。疫情雖然給中共和習本人帶來重大打擊，讓他切實感受權力受到威脅，以致不得不展開一系列的自救行動，併為儘快控制疫情讓李克強分享更多權力，但李還構不成對他權力的直接挑戰。北京不存在兩個司令部，只有習這個司令部。至於兩人的潛在路線衝突是否會變成直接的路線鬥爭，要看疫情在未來幾月的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在處置過程中是否造成大量的次生災害及由此引發社會的局部抗議行動，此外也要看海外反對派和黨內反習勢力是否能夠抓住目前的機會採取正確的行動策略，促成他們二人矛盾的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