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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17歲女孩婚宴前一天舉報父母 「我要上學」
來源: 極晝
17歲的阿縈至今不敢看自己的婚紗照。拍攝那天，她和新郎生硬地擺著姿勢，母親在一旁拿著手機，不停發出快門的「咔嚓」聲。婚紗原本是一個普通女孩對幸福婚姻的嚮往，攝影師讓她笑開心點，但阿縈只是對著鏡頭苦笑。
新郎來自隔壁村，比她大5歲，相親之前兩人從沒見過。父母告訴男方阿縈已經19歲，並談下了三萬彩禮，阿縈被迫和他見了6次，還沒同意，雙方家長就把婚期定在了今年6月2日。
法律曾經是阿縈反駁父母的武器。現行《婚姻法》規定，男性結婚年齡不得早於22周歲，女性不得早於20周歲，未到法定婚齡的婚姻不被法律所認可及保護。然而阿縈的母親並不在乎，「沒事，怕啥？」在阿縈的印象中，母親永遠不會錯，沖她生氣也從來不需要理由，但9歲的弟弟不同，他是父母的寵兒。
在廣東省茂名市高州雲潭鎮，像阿縈這樣舉報自己父母逼婚的女孩，分管婦聯的鎮黨委委員黃曉燕是頭一回遇到。6月12日她第一次見到阿縈，「話很少，是個內向的人」。
這個沉默的女孩與父母積怨已久。三年前，中考結束的第二天，阿縈就被父母帶去深圳打工。去年她回到老家瞞著父母複習，準備今年中考，但一年後，她等來的是一紙荒誕婚約。拍完婚紗照阿縈開始擔心，若真結了婚，考學就一點希望都沒了。
婚宴前一天，她瞞著父母找到雲潭鎮婦聯舉報逼婚。在黃曉燕的印象中，「雙方態度都很偏激，不願意溝通」。在村委會的協調下，父母答應給阿縈支付繼續上學的費用。聽到母親親口說出願意把學費打給她，阿縈鬆了口氣。未來，她不想再活在過去的卑微感里，「但也沒有力氣想太遠」。
以下根據阿縈的口述整理：
曾經很想做個乖女兒
我是個不愛說話的人，退婚之後面對媒體可能是我說得最多的一段日子。
小時候我只是想努力做一個乖孩子，但媽媽就一直打罵我，「不聽話」是她最常用的理由。爸爸倒是不動手，但他也是不作為的冷漠的人，媽媽打我時他只是在一旁靜靜地看著。我只能沉默，至少自己看上去是個不頂嘴的女兒。久而久之，不僅僅是父母，對所有人我都變得沉默起來。
2017年，我第一次中考前，媽媽又不知什麼原因打了我，我在考場上發揮得並不好。第二天，爸媽就把我帶去了深圳打工。其實我並不想走，但還是希望在他們眼中自己是個順從的乖孩子。
在深圳，我們搬進了一家鍾錶工廠的職工宿舍。沒有和爸媽住在一間房，我內心是竊喜的。因為在老家，他們每天都和弟弟膩在一起，但對我從來沒有這樣過，一次我躺在爸媽房間，很快被打下了床。
但在工廠打罵並沒有停止。從早上7：45到深夜11：00，我都在車間打下手，沒有自己的時間。工廠怕我年紀太小，不符合聘用規定，只安排我給爸媽打下手。一旦遞零件的速度慢了，或者坐姿不端正，也可能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爸媽就會當眾破口大罵，從來不顧及我的面子。
我一直很羡慕弟弟。在工廠，我每天只能睡7小時。晚上回到宿舍洗完澡，我累癱在床上，很快就能睡。但弟弟每天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打遊戲——我幹活時，他在打，挨罵挨打時，他還在一旁打。
2018年，媽媽逼我在工廠宿舍換個床位。我嫌麻煩，一開始並沒答應，她就對我大吼：「你怎麼從來都沒聽過我的話！」
這句話讓我的委屈爆發了。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反抗過，但這句話讓我覺得有些好笑。她說自己還沒吃飯，讓我關心一下她，但是她關心過我嗎？從那時起，我開始琢磨著重新上學的事，為自己做打算。
去年端午節前後，我第一次鼓起勇氣提出重新讀書的想法。沒有意外——又是一頓打罵。我想不如直接大鬧一場。一個星期後，我瞞著爸媽找到工廠老闆索要放行條，想逃回家。
他們知道后立刻趕了過來。在老闆面前，爸媽第一次用溫柔的語氣問我：「是不是不適應工廠的生活？要不要回家玩一段時間？」沒有任何感動，只是覺得假惺惺，在工廠兩年我早就不適應了，他們難道現在才知道？
上學其實並不快樂。你要知道，校園欺凌從來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小學時，幾個男生拆了我的凳子，用那些木頭往我身上打。那時我還會找父母訴苦，但媽媽告訴我，如果我沒惹那些男孩子，他們就不會來打我。
就這樣在學校一直受欺負。從拆凳子開始，男孩子的把戲逐漸發展成往桌子里塞零食殘渣。我去找老師，但得到的答覆往往是「你不要管他們」。一天，垃圾從我的桌子溢了出來。老師並沒有責怪那些男生，只讓我趕緊清理。我在教室和垃圾箱之間來回跑了兩三趟，老師一下子就生氣了：「讓你吃這麼多！」
這讓我對男生的印象並不好。2011年，爸媽決定生個弟弟。得知這個消息，我保持沉默。在家裡，我沒有發言權，既然這是爸媽已經決定的事，就不必多費口舌了。但其實我還是希望生出來是個妹妹，能有一個人陪我說話，結果是個弟弟。
初三，我第一次知道了「抑鬱症」這個詞——很喪，不願說話，有時想法會有些「危險」。身邊沒有人可以大胆傾訴，因此我寫了幾次信給老師。在信中，我提到了這個病，父母的責罵，以及生活的絕望。
結果，老師對我的「回信」是打給父母的幾通投訴電話。回家后，媽媽對我說：「你別上學了，丟人。」
如果不是為了上學，我可能真的嫁了
我媽小學沒有畢業，爸爸也只讀了中專。第一次中考放榜，我瞞著爸媽，在深圳的工廠宿舍里偷偷查了成績——不太高的數字。沒有任何情緒上的波動，我感覺這成績鐵定上不了高中，自己這輩子也就這樣吧。
但在工廠待久了，我突然有些害怕。在工廠里我能接觸到很多人，許多公司的員工常來這裏，他們都是讀過大學的，言談舉止從來不粗俗，就算不用暴力也能鎮住其他人。這些員工在時，爸媽從來沒有打罵過我。我突然開始害怕，怕以後我會變成像父母一樣的人，吃軟怕硬。這時我意識到，沒文化是件可怕的事。
那年中考結束離開得太急，我的舊書一直在老家房間里沒被清理。現在想來真是一件幸運的事。
去年從深圳回老家后，我開始制定複習計劃，準備中考。爸媽每天中午出門打工，傍晚回來，下午成了我安心學習的時光。但原先的初中同學已經上了高中，他們很忙，沒空替我解答問題，求助搜索網站成了我學習的唯一方法。備考時間寶貴，爸媽在的時候我也儘可能多做一些習題。雖然已經關上房門，但我翻書依然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發出聲音，像做賊一樣。
有段時間，爸媽重新回深圳打工，我留在鄉下爺爺家過了一段清凈日子，複習效率也變高了。過年前，他們回了家，這份難得的快樂就結束了。
今年2月末的一天，媽媽突然有些反常。她語氣溫柔地叫我過來，讓我坐下。而就在前一天，因為上學的事我們又吵了一架，她還用力踹了我房門。但這次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對我說：「媽媽帶你去看看男孩子好嗎？」
我很生氣，沒想到為了達到讓我出嫁的目的，她可以這麼快轉換人格。媽媽給我細數了早嫁的好處，說來說去總歸是女孩晚嫁不好之類的話，沒有一條立得住。見我沒答應，她逐漸變得歇斯底里。從下午一直被叨到傍晚，我有些厭煩，就先同意了相親。
相親在媒婆家進行。媽媽告訴男方，我已經19歲了，這比我的真實年紀大了兩歲。我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裡，不想說任何話。
媽媽把我的微信給了男生，讓我給他多發消息。我私下和那個男生說：「其實我只有17歲。」男生回復：「其實我也不想這麼早結婚。」當時男方家長也沒提立刻結婚的事，我想，就先這麼耗著吧。
沒想到不到十天，媽媽又帶我去見了另一個男孩子，就是後來定親拍婚紗照的那個，是隔壁村的，只有22歲，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在媒婆家，我不敢正眼看他。
媽媽溫柔地叫了好幾次我的名字，但我只覺得噁心。她拿出準備好的生辰八字，和媒婆一唱一和向男方家長遊說：「你看他們生肖多配！」男方打算出三萬元當彩禮，媽媽很滿意，轉而讓我和第一個男生斷了聯繫。和第二個男生的婚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接下來的幾個月，大家都沒提婚期，我以為可以像和第一個男生那樣搪塞過去。每天媽媽都來催我和男生聊天，就像是固定任務，我在她的監督下和男生有一搭沒一搭地聊日常。這些日子，我沒辦法好好複習中考。
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中考開始報名。那時，我們在深圳陪弟弟旅遊，我沒敢提中考的事，只跟父母說自己想回家，他們也沒多問什麼。回老家后，我就準備好了戶口本和身份證的複印件，坐上大巴車，朝茂名教育局出發，參加中考報名。
5月下旬他們也回來了。有天媽媽突然告訴我要拍婚紗照，男方已經到了樓下，我沒有想到他們把日子都定了。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媽媽在外面一直用溫柔的語氣叫我出來。從中午12：00到下午4：00，我們就這麼一直耗著。最後，我先服了軟。
試婚紗時，說實在我還是有些好奇，這畢竟是從來沒有過的經歷。但到了拍攝環節，我就笑不出來了。攝影師一直讓我笑開心點，但我只能對著鏡頭苦笑。家長都圍著我們，用他們的手機留影。輪到拍單人照時，我才變得自然一些。
我害怕看到自己的這套婚紗照。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真的要嫁了。一旦嫁到隔壁村，就可能沒法回來中考，當然也上不了學。之後半個月，我沒法靜下心來複習，但媽媽第一次把我寵成了公主，任何我不想乾的事她都不會強求。
如果不是想上學，說不定我真的會嫁了。
未來，不能被卑微感所迷惑
我上網搜了《婚姻法》，把裏面關於法定結婚年齡的規定念給爸媽聽，但他們說沒事，怕啥。也有過逃婚的念頭，但轉眼就打消了——所有的教科書和複習資料都在家，逃婚之後我就沒法複習了。我找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商量怎樣擺脫這門婚事。她幫我在網上發了貼，尋求網友的幫助。
6月1日，婚禮前一天，有網友留言讓我去找婦聯。我就以出去逛街為借口，坐上前往茂名市政府的車。當天晚上民政局和公安局的人來了家裡，爸媽退了婚，賠了男方家五萬多。外人在，他們也不好與我公開撕破臉。
（編者注：據云潭鎮發布的媒體通稿，接到阿縈舉報后，婦聯向司法機構反映了情況，當天傍晚鎮相關部門人員就到阿縈家所在的村委會調解，制止了婚禮。阿縈父母表示尊重婚姻自由，同意取消婚禮，併當場簽訂承諾書。）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體驗到了快被罵死的感覺。從下午到晚上10點，我媽的咒罵聲沒有停過。我躲在房間里，想找人幫忙，但一時想不起能找誰。我記下了婦聯的電話，但那天實在是太累了，我沒有力氣說話。
舉報父母前，我也猶豫過。爺爺後來告訴我，兩年前他們似乎就已經開始商量怎麼把我嫁出去。其實我內心一直很渴望能和父母親近，但已經這樣了，我沒有其他辦法。
6月8日，爸媽又回深圳打工了。家裡支持我讀書的只有爺爺，但我們積蓄都不多，不知道能不能付得起學費。之後村委會的一個幹部告訴我，溝通之後，我爸媽願意支付我的高中學費。之後，我在微信上問我媽這是不是真的，她回復我：「你還敢向我要，我就死」。6月17日後他們再也沒有回復過我的消息，手機也關了機。
那段時間，我回到原先的學校雲潭中學旁聽，以往屆生身份進行備考。重新回到課堂，我靠捏自己大腿來解壓，學習效率比在家高了很多。婦聯和志願者會上門給我輔導功課，但退婚和家裡的事終歸還是影響到了我的心情，我沒辦法完全靜下心。
7月23日，我再次走進考場，感覺和三年前很像，發揮得不怎樣。一個以前的初中同學告訴我，三年前我中考成績其實比想的要好很多，但畢竟都過去了，又能怎樣呢？
這次填志願，我報了本地的五所普通高中，如果最後沒上線，我打算讀三年職高，再讀兩年中專。職高來招生宣講的時候，我看中了電子商務這個專業，對這個專業沒了解過，但感覺社會挺需要的。
最近關於我的報道越來越多，一些人開始指責我為什麼不聯繫父母。可是我也聯繫不上啊！村支書上門來找我，一進門就劈頭蓋臉數落了一頓，說我故意不聯繫父母商量學費，讓社會來質疑村委會的工作。但是如果能聯繫得上父母，我還用找他們幫忙嗎？
（編者注：據澎湃新聞報道，阿縈母親與村支書的通話錄音顯示，她支持女兒完成學業，「她如果問我要錢讀書，我肯定會給。」電話中，阿縈母親承認，這段時間與女兒未直接聯絡，母女關係差，是因為自己一直在外務工而缺少陪伴。）
今天（7月28日）中考結束已經5天了，學費的事還是沒定。我打電話給深圳工廠之前一起工作的員工，請她讓我媽媽接聽電話，不出意外又是一頓數落。不過聽到她親口說願意把學費打給爺爺，我還是鬆了口氣。
這次和媽媽說話，我又低聲下氣了。以前和她相處我就自然地有種卑微感，覺得自己好像都是錯的，她稍微激動或者大聲一點我就會哭。未來不能這樣下去，我不能被這種卑微感迷惑，但我也沒有力氣想太遠，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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