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商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反共人士大戰中共教師

作者 中國網友

自從三民主義在台灣被右傾修正主義架空之後，三民主義在台灣就不是必修課了，可是在中國，即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被改革開放架空幾十年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還是必修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修課的內容已經與中國社會嚴重脫節，中共一邊對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邊逮捕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成為中共論述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的合法性與批判西方社會的工具，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人很容易遭受政治迫害，這種社會狀態很容易讓思想不成熟的人精神錯亂，與其這樣，不如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寫這篇文章，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不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有多麽嚴謹，讓我難以下手，而是我必須考慮到——我寫這篇文章想要針對的主要讀者。我不能把讀我這篇文章的人都想象成經過了科學範式的邏輯思維訓練且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及勞動價值論中的諸概念有基本常識的人。事實上，如果我這篇文章的讀者真有這樣的功底，我這篇文章會寫得非常簡單，因為對有相當科學素質的人，揭示問題這種行為只需要點到即止。

　　但很遺憾，就我個人對中共教師的素質的觀感，我只能判斷他們缺乏對理論的自洽性的必要敏感。因此，我不得不把這篇文章書寫得盡可能通俗易懂而又盡可能周延，以免這些低學養的中共教師要麽聽不懂要麽胡攪蠻纏。

　　是的，上面兩段話表現出了我對中共教師的蔑視。沒錯。我的確蔑視著中共教師的智力。無須否認。

　　首先，我來設定壹個中共教師無法拒絕的場景。

　　任何壹個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曾經提及過【社會大生產】這個概念。也提及過【分工】這個概念。

　　而從這兩個概念出發，任何壹個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常識的人，都不能否認：

　　即使是“面包”這種商品，生產它，也需要如下的條件：

　　1、它需要機器設備。比如：烤箱。

　　2、它需要原料。比如：面粉。

　　而——

　　1、烤箱作為產品，它也需要被生產。

　　生產它也需要機器，比如車床。

　　也需要原料。比如金屬。

　　2、面粉作為產品，它也需要被生產。

　　生產它也需要機器，比如機磨

　　也需要原料，比如小麥。

　　我現在設定：

　　1）有這麽壹個經濟實體。它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實體。這個經濟實體的產品是面包。而這個企業生產面包有如下工作環節：

　　1、生產烤箱；

　　2、生產面粉；

　　3、生產面包；

　　而每壹個工作環節，假設都只需要1個工人來完成。

　　2）假設這個經濟實體每天都賣100個面包

　　假設現實市場中每個面包的價格是10元錢。

　　於是這個經濟實體每天的毛利是1000元錢。

　　假設這個經濟實體生產消耗的不變資本（即購買生產烤箱的金屬與車床，生產面粉的小麥與機磨以及燃料的價格費用）均攤到每天或每生產100個面包，是400元錢。

　　那麽這個經濟實體每天的純利是：1000-400=600元。

　　現在假設，這個經濟實體的利潤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

　　請問：——

　　生產烤箱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生產面粉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生產面包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為什麽我會說——這是壹個中共教師無法拒絕的場景呢？

　　1）對於擁護蘇聯制度的人來說：

　　我設定的這個經濟實體，等價於國家。

　　2）對於擁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人來說：

　　我設定的這個經濟實體，等價於中共官僚占有生產資料的國營企業，或者是人民公社。

　　而按勞分配是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必須承諾的分配原則。

　　否則難道中共教師會按照自由市場中相關職業的勞動力價格來進行分配？

　　由於馬克思在闡發剩余價值理論時，區分了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與市場中形成的勞動力價值兩個概念，於是，如果中共教師用後者（即勞動力價值，即工人工資）來作為上面三個問題的答案，則意味著——

　　中共教師所鼓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在剝削工人，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衍生出來的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一樣存在對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的無償佔有，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裡邊的只有工資性收入，沒有財產性收入的工人階級可以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存在剝削的。

　　之所以如此說，原因在於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表達公式是這樣的壹個形式：

　　M=W-C-V（表達式1）

　　M——剩余價值

　　W——商品價值

　　C——可變資本（資本家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壹部分成本，即工人的工資，也即自由市場條件下的勞動力價格）

　　V——不變資本（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原料、輔助材料和燃料等的那壹部分成本）

　　為了讓中共教科書的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在道德上能夠免於無恥詐騙的評價，我出於好心，不得不來探討壹下這麽壹個問題：

　　【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究竟是多少？】

　　而唯有回答出這壹個問題，才能正確的回答上面三個問題：

　　生產烤箱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生產面粉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生產面包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現在，我來開始第壹部分的探討：

　　（壹）從剩余價值理論的表達公式出發，探討【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量】的確定

　　從表達式1：M=W-C-V，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是：

　　C+M=W-V（表達式2）

　　M——剩余價值

　　W——商品價值

　　C——可變資本（資本家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壹部分成本，即工人的工資，也即自由市場條件下的勞動力價格）

　　V——不變資本（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原料、輔助材料和燃料等的那壹部分成本）

　　但是——我們能知道

　　C+M究竟是多少嗎？

　　有壹種回答是說：能。

　　因為（C+M）等於（W-V）嘛

　　W是商品的價值，V是不變資本之價值。

　　於是1000-400=600元

　　這600元就是這個生產面包的經濟實體中三個工人勞動創造出來的總價值之量。

　　但是有壹個問題！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表述中，清楚的界定了【價格】與【價值】兩個概念的區別。

　　他所做的諸界定中，有壹個表述句子非常有名，即：

　　【商品的價格圍繞著商品的價值上下波動。】

　　而這個句子的另壹個意義是：

　　【商品的價格未必總是準確表現了商品的價值。】

　　那麽什麽原因導致了【商品的價格未必能總是準確表現了商品的價值】這壹結果呢？

　　很簡單——按馬克思的說法，是供需關系的變化，導致了【商品的價格未必能總是準確的表現了商品的價值】

　　馬克思甚至列出了買方與買方的競爭，賣方與賣方的競爭，賣方與買方的競爭這三大競爭來表現這壹原因。

　　其中——

　　1、賣方與賣方的競爭會可能導致商品的價格低於商品的價值。

　　2、買方與買方的競爭會可能導致商品的價格高於商品的價值。

　　3、買方與賣方的競爭是既可能導致商品的價格高於商品價值，也可能導致商品的價格低於商品的價值，當然，也有可能導致商品的價格等於商品的價值。

　　於是問題就來了——

　　如果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C+M=W-V（表達式2）

　　而其表達式2的右側（W-V）能準確表示出表達式2左側（C+M）的數值的前提條件是——

　　W（商品的價值）必須能被商品的價格準確表現。

　　V（不變資本）必須能被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原料、輔助材料和燃料等的那壹部分成本而支付的價格準確表現。

　　如果在不變資本V所包含的機器，廠房，原料，輔助材料，燃料等也是商品

　　則意味著——在不變資本V中所包含的所有生產要素，購買它們的價格都必須準確表現為它們的價值。

　　而這意味著——

　　如果我們執意追問【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究竟是多少？】這個問題，能通過表達式2獲得正確答案的前提條件是——

　　【市場上每壹種商品的“價格”都必須準確表現這種商品的“價值”。】

　　而這又意味著——

　　【市場上進行過的每壹次交易，其交易的利潤是零。】

　　而這又意味著——

　　【市場必須是完全競爭市場。】

　　而【市場必須是完全競爭市場】又意味著——

　　【在該市場中，沒有信息不對稱。即信息完全透明。】

　　但是——

　　我們都知道——信息完全透明的完全競爭市場，它在現實中，完全沒有出現過。

　　完全競爭市場是被設想出來的理想市場模型。

　　而且我們誰都不能說，或者保證——市場中的信息已經是透明的。

　　於是——

　　如果我們用觀察現實中某種商品的價格，來為表達式2中的W，V兩個變元進行賦值，

　　我們並無法肯定我們能通過（W-V)的減法運算得到（C+M）的準確結果。

　　於是——我們不得不說——

　　我們無法認為：

　　1000-400=600元是準確表現了這個生產面包的經濟實體中的三個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量。

　　讓我再來補充壹下。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嚴重在哪呢？

　　假設有壹種商品，比如鐵礦石，它是這麽被生產出來的：

　　壹個工人什麽工具都不帶，手刨腳蹬牙咬，把壹塊鐵礦石從礦脈裏刨了出來。

　　那麽問：

　　這塊鐵礦石應該值多少？

　　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這塊鐵礦石的價值不是由市場供需關系來決定。否則，等於說：這塊鐵礦石的價值取決於它對需要它的人的效用滿足。

　　這塊鐵礦石的價值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應是什麽呢？

　　讓我們來瞧瞧商品價值的表達公式，它是剩余價值理論的表達公式的轉換形式，即：

　　W=（C+M）+V

　　M——剩余價值

　　W——商品價值

　　C——可變資本（資本家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壹部分成本，即工人的工資，也即自由市場條件下的勞動力價格）

　　V——不變資本（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原料、輔助材料和燃料等的那壹部分成本）

　　由於之前我們知道

　　（C+M）是指【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

　　且根據設定，鐵礦石是被工人沒有用任何工具手刨腳蹬牙咬從礦脈裏挖出來的，則V=0；

　　於是鐵礦石的價值W=C+M

　　但（C+M）這個值究竟是多少，我們還不知道。還無從知道。

　　於是——

　　鐵礦石的價值是多少？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也不知道了。

　　記住！再次提醒，如果任何壹個中共教師在這裏，根據“市場上鐵礦石的價格是100元錢”這壹條信息，來判斷這個問題中的鐵礦石的價值。都意味著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理論進行了背叛。

　　原因很簡單，我本不用重復，但考慮到中共教師那糟糕的智力與記憶力，我就再重復壹遍：

　　1、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中區分了【價格】與【價值】兩個概念。唯有在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價格才能準確表現價值的量值。才能達成：【等價交換】。

　　2、但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信息完全透明——迄今為止從未實現過。

　　3、因此——在非完全競爭市場的現實市場中，沒有誰能有充分的理由來肯定市場中出現的任何壹個關於鐵礦石的具體價格，是準確表現了鐵礦石的價值。

　　由如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壹個階段性的結論：

　　對於【工人通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究竟是多少？】這個問題，我們無法從剩余價值理論公式這個內容得到答案。

　　那麽開始第二個階段，換壹個思路來考慮這個問題，比如說：

　　我們能觀察到馬克思所定義的【價值】這個概念所指的對象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考察壹下馬克思關於【價值】的相關論述：

　　1、【“我們再拿兩種商品例如小麥和鐵來說。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壹個等式來表示：壹定量的小麥等於若幹量的鐵；.....它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裏面，即在1誇特小麥和a英擔鐵裏面，有壹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於第三種東西，後者本身既不是第壹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壹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壹方面，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於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只要比例適當，壹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壹種使用價值完全相等。】.

　　2、【......“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裏也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體的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什麽有用物。它們的壹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壹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那麽，現在還剩下什麽？“它們剩下的只是同壹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

　　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

　　分析如上話語，我們能知道的是——

　　1、價值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是馬克思認為：兩種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能夠以某種數量比例關系進行交換的前提條件，而這個條件是價值。

　　2、這個前提條件，在馬克思的表述裏，已經是被承認為：幽靈般的對象性。

　　這種幽靈般的對象性是怎麽形成的呢？

　　是馬克思以祛除了商品的壹切可感屬性然後得到的壹種抽象。（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

　　這兩點合取後的結論是什麽呢？

　　是——

　　【價值】這個概念所指的對象，無法被人進行觀察。

　　原因是：

　　1、這個對象，失去了所有的可感屬性。物理的，化學的，幾何形狀的或其他天然屬性，甚至它連相對於人的有用性都不具備。

　　2、當【價值】這個對象是被這麽定義的壹個對象時，它就不可能被觀察。

　　怎麽可能進行觀察呢？

　　壹噸鐵的價值，我們能觀察到的是什麽呢？

　　是它換了10000件棉質襯衣還是10噸小麥？

　　那是價格。是物物交換行為中顯現的【價格】，

　　是它換了5000元錢？

　　那是價格。是這壹噸鐵與貨幣這種等價物進行交換時顯現的【價格】。

　　但作為1噸鐵與10000件棉質襯衣，作為1噸鐵與10噸小麥，作為1噸鐵與5000元錢這三類交換行為中的第三類對象，並沒有被顯現。

　　這意味著什麽呢？

　　意味著，我們人，能觀察到的，都是【價格】這個概念所指的現象。

　　但絕對觀察不到【價值】這個概念所指的對象。

　　我們在看到馬克思定義的【價值】之概念，

　　應該能很快想到另壹個概念。那個概念即【客觀實在】。

　　列寧定義的【客觀實在】是：

　　【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知感覺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

　　分析這個客觀存在的概念，我們只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

　　凡是，能被人提出的“實在”之對象，都只能證明：該“實在”是被人感知後才確定其“有”的“實在”。而這壹“實在”是否具備著“不依賴於人的感知而存在”的性質，卻無法從提出的“存在”的任何個例中得到“證明”。

　　因此，列寧的定義如同說這樣壹個“知識”：

　　人從大海裏可以找到具備“沒有被人發現”這壹性質的“魚”。但人每找到壹條魚，都只證明這條魚有“被人發現”的性質。而沒有“沒有被人發現”的性質。

　　而馬克思定義的【價值】之概念，也是這樣的壹個結果：

　　我們每找到壹個商品交換的實例，都只能說——這個交換關系表現的是【價格】，但找不到表現【價值】的實例。

　　於是——

　　第二階段探討的結論出現：

　　我們無法觀察到馬克思定義的【價值】概念所指的那個對象！

　　而因為無法觀察，所以無法衡量它的量值。

　　但中共教科書又必須衡量出它的量值！

　　否則——

　　剩余價值理論崩潰！因為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共教科書將無法有充足的理由判定資本家是否無償占有了工人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的壹部分。（除非蠻橫地斷言：資本家沒有進行任何勞動）如果剩餘價值理論成立，中共官員本身也是剝削者，權力尋租本身也是一種剝削行為，權力尋租本質上就是讓資本家無償佔有工人階級的剩餘價值被中共官員佔有。

　　否則——

　　被強調的等價交換是個無法操作的白日夢。

　　而這意味著，中共教師口裏喧囂的所謂以定價權為依憑進行的資本剝削也成了扯淡。

　　否則——

　　談按勞分配的可行性純屬扯淡。

　　而這意味著：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的建設實踐，還是鄧小平時代的所謂的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共教師都無法以充足的理由來承諾：他們必定能做到分配公平。

　　於是他們不得不承受壹下道德上的批判：政治詐騙！

　　讓我再繼續好心的為中共教師與中共教科書尋找壹下可能的出路，開始本文第三階段的討論：

　　我們能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價值】這個對象的量值嗎？

　　這應該是中共教師挽救他們用來批判這、批判那的馬克思理論的最後壹根兒救命稻草了。

　　於是，我又不得不提出馬克思理論中的【勞動二重性】概念。

　　所謂的——

　　【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劃分

　　什麽是【抽象勞動】呢？

　　馬克思說：

　　【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由抽象性的勞動所凝結】。

　　什麽是【具體勞動】呢？

　　馬克思說：

　　【人們在特定的具體形式下所進行的勞動，就是生產目的、操作方法、勞動對象、勞動手段互不相同的、創造各種使用價值的勞動。】

　　於是我們得到了兩個關聯式：

　　抽象勞動與價值對應。

　　具體勞動與使用價值對應。

　　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是被用來衡量【抽象勞動】，那意味著什麽啊？

　　意味著它所衡量的對象，也是無法被觀察到的。

　　因為那個對象太太太太抽象了。

　　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去衡量【具體勞動】，雖然能找到被觀察的對象。

　　但那是生產特定的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比如生產“面包”這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比如生產“機磨”這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我們需要的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我們不需要知道壹定數量的面包與壹定數量的面包之間應該用什麽數學關系來進行交換。

　　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壹定數量的面包，與壹定數量的機磨，應該以什麽數學比例關系進行交換。

　　但能嗎？

　　來瞧瞧馬克思怎麽給他剩余價值理論的棺材釘下了最後壹顆釘子！

　　馬克思說：

　　【“不同的具體勞動具有質的不可比較性”】

　　好了！

　　壹切結束！

　　我們因為無法去觀察【價值】而獲得對它的準確衡量，於是我們想用另壹把尺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做替代的被衡量對象。但我們發現馬克思自己又把生產【價值】的【抽象勞動】這個對象，搞成了壹個無法被觀察的對象。而且這回他把釘子釘得太死了，連從生產【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去推演生產【價值】的【抽象勞動】之路都在邏輯上堵死了。

　　於是——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那個著名的判斷：

　　【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的壹部分（剩余價值）】

　　失去了可靠性。

　　因為——工人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無法進行計量。無法進行測量，無法進行計算。

　　而由此，我們根本不知道，壹個面包房的老板與他的夥計如果靠賣面包賺了1000元錢（扣除V——不變資本），工人能理直氣壯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伸張多少錢的權力！

　　是1000元？是500元？還是10元啊？

　　這個工人又有什麽理由說——資本家剝削了他呢？

　　沒有理由。

　　因為這個工人無法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剩余價值理論的邏輯，給出壹個他應該獲得的勞動報酬的數額。

　　這個工人既然給不出。他又如何能判斷他有沒有被剝削？

　　他不能判斷。

　　除非他說——面包房的老板沒有勞動。

　　但我們都知道——【勞動】這個詞所指向的人類行為之範疇，是很廣的。誰能說資本家沒勞動？

　　除非這個工人想要單方面定義【勞動】這個詞的語義。

　　但還要別人承認他對這個詞的單方面定義呢！

　　這個工人是上帝嗎？有上帝那樣言出法隨的權力嗎？

　　他沒有。

　　而這又意味著什麽呢？

　　意味著——

　　中共教師依憑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來批判這啊，批判那啊的腔調，通通可以收起來了。

　　那種批判只不過是給他們要求建立共產專制搶劫他人財產的行為進行道德化包裝而已。

　　於是——

　　【按勞分配】這個分配原則成了個笑話。

　　由於無法計量【價值】這個對象。

　　導致本文最初的那兩個問題，沒有可能獲得確定性的答案。

　　還記得那兩個問題嗎？

　　生產面粉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生產面包的工人以按勞分配原則，應該分多少錢？

　　而這就導致了——

　　中共教科書的理想，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性！

　　中共如果膽敢再以此向他人承諾什麽公平的分配！他們就是在意圖政治詐騙！他們本身就不是為了實現分配正義，只是為了取消私有制取消市場經濟然後建立一個黨國所有制高度極權專制的計畫經濟掠奪體制尋找一個看似正當的理論依據。

      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衍生出來的按勞分配理論缺乏可操作性，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輕工業的體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重工業的體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會計工作的腦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理工作的腦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定要當成等價物進行按勞分配，除非認同齊頭式的平等的勞苦大眾得到政權並且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在中共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根本沒有機會實踐。

漫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世界觀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現代物理學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覺來觀察事物的現象，然後通過抽象思考得出有關事物本質的結論；越來越多的則是把理論抽象得出的結論借助某些工具在實踐中進行驗證。例如，理論的發展，讓科學家們能用「無限」這壹概念解釋有限觀察的現象，甚至用「空間彎曲」來解釋「萬有引力」。這些理論的認識早已超越了人們的有限觀察能力的範圍，使用先進工具的觀察和實驗不幸成了對科學家們早已預知結果的驗證，而受觀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學家們卻只能試圖憑借對有限觀察的思考來揭示無限存在的本質。當代物理學涉及的理論之艱深，工具之複雜，耗時之長，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學之上、並超越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的進展，已經遠遠落後于自然科學進步的步伐。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壹都感嘆：「哲學僅餘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
哲學是否已經從難以理解的抽象回歸到表象、淪落到壹種類似因為繪畫不出更好的藝術作品而只能塗鴉的地步呢？
從另壹角度看來，哲學不但不應該被現代科學的極速發展所拋后，科學反而應該可以為哲學發展提供更新的證據，糾正以往有限認識的錯誤，促使人的認識能夠不斷更新，進而能接近和達到對各種存在和現象本質的認識。例如，人們可以超越以往對空間的有限觀察範圍，借助於最新的觀察工具，探測到宇宙深處的奧秘，用觀察的結果檢驗以往對宇宙的認識是否正確。
本文不是要做壹個物理知識的介紹，也不列舉物理學家們精深的物理理論、公式或演算法，而是利用了他們發現的結果，並試圖從他們的發現中尋找到哲學的含義。由於存在是認知的基礎，有關存在和認知之間的分歧分別導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以這裡從與「存在」有關的概念開始。

壹、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
壹切觀念都是由感覺或反省來的，感覺對象是觀念的第壹個來源。因此，感覺對象的存在是觀念產生的基礎，即認知的首要條件是感覺對象的存在性。要說明存在是認知的首要條件，最簡單的證明就是笛卡爾的《第壹哲學沈思錄》。在繁多的哲學理論中，或許沒有比找到壹個能稱為「第壹」之前的問題這樣的方法更省力和簡單明了的了。「存在」這個詞在唯物主義者羅素的《哲學問題》里與「實在」同義，必須是特指壹個「對象」的名詞而不是形容詞。由於「現象」與「實在」之間存在差別，致使「存在」和「認知」之間存在著差別，因此在這裡對存在和認知做了區分，將「實在」的實際存在形式稱為「存在形式」，將「實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形式（或「現象」）稱為「表現形式」。認識到這兩者的差別，有助於屏蔽掉有限觀察的局限，進壹步探究到存在的本質。
正是由於存在和認知之間有所差別，認知的過程成為聯繫「實在」的存在和人的認知結果形成的結論－即「觀念「之間的橋樑。整個認知的過程就是「存在」通過人的感知、思考等認知方式，反映到人的思維中並得出結論，形成觀念。認知的直接來源是「存在」，認知的過程則包括通過觸覺、視覺、嗅覺、聽覺等來自身體器官的感覺，經過「智力的思維」(而不是大腦的思維)；認知的結果則是對感知得出結論，如顏色、形狀、尺寸，以及公式、定理、推論等觀念。由於人的感知能力、認識能力、智力、著重點的不同，即使對於同壹個「存在」，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也不會完全相同。這些都是關於認識的基本常識和法則。
「存在」包括具有實體物質形狀的「物體存在」和只能作為概念而存在的「意識存在」，即它們是以物質形式或是意識形式而存在的。例如，物體的形狀、尺度、硬度、重量、味道等通過觸覺感知的屬性，是物質的 「物體存在」，它的屬性的特性是不受其它物質的影響或不隨測量工具的改變而改變；當然這裡要認為水和冰不是同壹物體，雖然它們是同壹種物質。它們具有不同的形態，即在形狀和體型上有所區別，所以是不同的物體。(請注意，這裡是「物體」而不是「物質」。)
「意識存在」則有更多爭議。意識的存在形式包括情緒的好壞、喜好或厭惡、能量，也包括只能存在於思維中的概念、意義。和其它觀點的根本區別之壹，我認為壹個重要的概念就是顏色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雖然難以相信或理解，但我認為光必須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因為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後面將闡述為何光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的根本理由。認識光的存在本質是將認識從「物體存在」 過渡到「意識存在」的決定性跨越。
能量必定要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當我們觸摸壹個物體，感知它的溫度時，通常會很自然的把物體的溫度作為物質的屬性，因此常將溫度作為物體的自然屬性。但是這種認識有很大的錯誤，是沒有認識能量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溫度、熱度只是能量存在的度量形式，而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具有溫度的物體則是能量表現的介質。同意了這壹點，就容易同意後面關於光的描述。
同樣，由於聲波的本質也是能量，所以聲音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簡單的說，由於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光和聲音是能量的不同表現形式。
所以，光、溫度、聲音，這些用人的直覺所能感知的「實在」的存在本質，卻是能量。
按照通常觀察，人所能夠感知的「物體存在」有壹些共同特性：(1)組成該物質的元素是實粒子；(2)該實粒子有靜止質量；(3)該物體有小於光速的相對速度。同時具有這樣三個特性的物質，才能構成具有確定形狀的、可被感知的物體。光子雖然是實粒子，但是它沒有靜止質量，卻具有恆定的、且是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能構成物體。光子的實粒子特性，可以看作光是由意識存在到物質存在的過渡，光子是將意識表現到物質的載體。
或許有人質疑：如果能量是意識，那麼該怎樣認識宇宙星體發射的光？難道那些光也是星體的意識嗎？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認識。既然星體總有燃燒殆盡的那壹天，它們的存在是有時間限制的，它就是有生命的。星體雖然沒有大腦，它的存在卻有生命這種意識形式，為什麼它們發出的光就不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呢？物理學中量子力學的大統壹理論(或GUT)中對萬有引力統壹的失敗，以及引力將導致星體生命的最終終結，也可以證明萬有引力是決定星體具有生命過程的意識表現形式。這裡沒有提供物理證據，只是從萬有引力的存在性上得出的壹般結論。
二、人的認知局限
如果人們認知世界的根據僅僅是來自人的感官，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例如人的感覺途徑中，觸覺和嗅覺的產生不但要有外在物質的物理屬性存在，還要求感知者有相應的感知功能的器官。正如瞎子不能感覺到光，嗅覺失聰的人無法嗅到氣味。所以，感知觀念的形成有兩個要素：屬於外在的感覺材料；屬於內在的功能正常的器官。感覺器官是感知工具，也是感知的依據。功能不正常的感知器官將產生錯誤的感知，並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使正常的感知器官，由於其自身的存在局限性，也只能感知壹部分存在。例如，人不能憑借感覺器官來觀察虛粒子這種物質的存在，儘管物理學能證明虛粒子的存在。
上述特別講到關於光的存在本質的問題。在認識物質構成的物體的時候，物體的顏色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它和人的感知有什麼區別呢？特別是當在此處把光作為「能量」這種意識存在的表現形式的時候，由於與以往認識的不同，難免產生很多爭議。這裡引用羅素《哲學問題》中的「現象與存在」章節，看看人們對光和顏色的認識過程：
　　為了明確我們的困難，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張桌子上。看起來，它是長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澤的，摸起來，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時候，它就發出木器的聲響。任何人見到、摸到這張桌子，並聽到它的聲音，都會同意這樣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會有什麼困難問題發生似的；但是，只要我們想更加精確的話，我們的麻煩就開始了。雖然我相信這張桌子「實在地」是清壹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來卻比其餘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於反光的緣故，某些部分看來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動身子的話，那麼反光的部分便會不同，於是桌子外表顏色的分佈也會有所改變。可見，假如幾個人同時在看這張桌子的話，便不會有兩個人所看到的顏色分佈恰好是同樣的，因為沒有兩個人能恰恰從同壹個觀點看見桌子，而觀點的任何改變都要使光線反射的方式發生某種變動。
　　就最實用的目的來說，這些差別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對於壹個畫家，它們可就極其重要了。畫家必須摒除這樣的思想習慣，即慣於斷定物體所具有的顏色就是常識認為它們所「實在」具有的那種顏色；他必須養成壹種習慣，能按照物體所表現的樣子來觀看它們。在這裡，我們已經開始遇到壹個構成哲學上的最大困難的區別了，——即「現象」與「實在」的區別，事物好像是什麼和究竟是什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畫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麼，實踐家和哲學家則想要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而哲學家想知道的願望比實踐家的更為強烈，並且因為他知道解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也便更感到煩惱。
　　我們再回過來談桌子，根據我們以上的發現，顯然並沒有壹種顏色是突出地表現為桌子的顏色、或桌子任何壹個特殊部分的顏色，——從不同的觀點上去看，它便顯出不同的顏色，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其中的某幾種顏色比起別樣顏色來就更實在是桌子的顏色。並且我們也知道即使都從某壹點來看的話，由於人工照明的緣故，或者由於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藍色眼鏡，顏色也還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沒有顏色；儘管摸起來、敲起來，桌子並沒有改變。所以，顏色便不是某種本來為桌子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某種依賴於桌子、觀察者以及光線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東西。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說到桌子的顏色的時候，我們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線條件下，桌子對於壹個站在普通觀點上的正常觀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種顏色。但是在其他條件之下所顯示出來的其他顏色，也都有同等的權利可以認為是真實的；所以為了避免偏好，我們就不得不否認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獨特的顏色了。
　　同樣情況也可以適用於它的質地。壹個人可以用肉眼看見木頭的紋理，但從另壹方面看過去，桌子卻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們通過顯微鏡來看它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式各樣的差異。兩者之中，究竟哪壹個是「實在的」桌子呢？自然我們總想說，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才是更實在的，但是用壹架倍數更高的顯微鏡來看的時候，那就會又有所改變了。那麼，我們既不能信賴我們用肉眼所看見的東西，又為什麼應當信賴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東西呢？這樣說來，我們所由以出發的感官對於我們又是靠不住的了。
　　談到桌子的形狀也不見得更好壹些。我們都習慣於按照物體的「實在的」形狀來加以判斷，而且我們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致於我們竟以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實在的形狀。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要畫畫，我們就必須曉得，壹定的物體若從各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形狀便會不同。如果我們的桌子「實在」是長方形的，那麼，差不多從任何觀點看來，它都仿佛有著兩個銳角和兩個鈍角。如果對邊是平行的，那麼看起來它們就會在離觀察者的遠處收斂成為壹點。如果對邊長度是相等的，那麼看起來，仿佛較近的壹邊要長些。在看壹個桌子的時候，所有這些情況通常都未曾被人注意，因為經驗已經教會了我們要從外表的形狀構想「實在的」形狀，而「實在的」形狀才是我們作為實踐者所感興趣的東西。但是「實在的」形狀並不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是從我們所看到的之中推論出來的東西。再者，我們在房內走來走去，我們所看見的東西也便經常地在改變著它的形狀；所以，在這裡，感官又似乎並不給我們提供有關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過提供有關桌子的現象而已。
以上引文描述了我們通過視覺對桌子的顏色與形狀認識的過程。由於桌子的顏色將會隨所照射的光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有必要認識光和顏色的本質。
顏色的本質
就物理學而言，顏色的本質是某壹頻率波段的光。當不同波段的光照射到物體上的時候，物體就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所以，物體的顏色並不是物體的屬性，而是被反射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已。光線雖然能使人辨別物體的長度和形狀，它自身卻和物體無關。它的作用就如作為獨立存在的尺子，尺子雖然可以用來測量其它物體的長度，但尺子由什麼材料做成卻與被測量的物體無關。據此推論，光或顏色也是獨立存在的，它不是物體的屬性。各種物體的有不同顏色，只是因為它們對光不同波段的反射和吸收特性不同而已。而與此特性不同的是，被測量的長度是物體的屬性之壹，是必定和被測量物體相關的。
光的其它特性，如折射屬性，也證明了光甚至不能作為測量物體長度的尺度。不同密度下的不同折射率，使得我們用光直接測量物體時，根本不能反映實際的長度。水中的木頭，看起來彎曲的；水中的魚兒，實際位置也不處於它被從水面看到的位置。由於我們用視覺判斷物體的位置時，是根據光的直線特性確定物體的位置，光的折射特性也證明了物體所反射的光、以及它的顏色不是它的自身屬性；光是獨立存在的物質。顏色是物體對光的不同波段的吸收與反射特性。
既然被反射的光是獨立存在的，它的存在與反射它的物體無關，它為何能反映物體的顏色呢？
物理的解釋是在於物體的顏色反映了物體能反射何種波長的光。被反射的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才感知到物體的顏色。但是被反射的光波和以及進入人眼中的光子本身沒有本質變化，還是入射的光波和光子，並沒有被轉化成能量；那些被反射物體吸收的光子卻發生了根本變化，轉化成了能量。可見，被反射的光子與被觀察的物體的顏色並沒有關係，它們只是被因反射而改變了路徑。就如不論用乒乓球還是皮球投向壹個平面，反彈的路徑都會遵守同樣的規律，和它們是什麼類型的球無關。所以顏色不是物體的屬性。
物質的相對存在
物體的另壹個屬性就是電荷。電子具有的電荷是個很奇怪的屬性，因為電子帶有的正電荷和負電荷是如此常見、而又是具有完全相反的屬性。雖然人不能看到虛粒子，人卻完全能認識到正電子和負電子這兩種物質。從物質的存在性的角度看，正電子和負電子作為屬性完全相反的物質存在，證明了物質存在的相對性。人只能觀察到實粒子物質，但是不能觀察到虛粒子和反物質，只能間接通過的理論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這個觀察結果是由於人的肉體的物質存在局限性決定的。因此虛粒子的存在證明了自然物質的存在也是相對的。
因此，人對物質的感知，如果僅僅是通過肉體器官的感覺來認識，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差和甚至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包括對物體本身的錯誤認識，同時也會給人帶來認識方法上的錯誤。
認識意識
因為人的肉體是物質的，人的感官也是物質的，僅憑物質的感覺來源形成的認知，就會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質決定論和唯物主義。特別是在無信仰國家和文化中，比如中國的儒家、道家中，認為人的存在僅僅是作為肉體的存在。由於不能認識到意識的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根本無法認識到生命的本質。
認識生命存在的本質，要從認識生命的形式開始。這不僅僅是對生命這個主題的認識，還是因為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是將思維方式從形象認識提高到抽象思維、將對世界的認識從物質表象過渡到意識抽象的最直接方法。「如果不是我們認識自己心靈的內容，我們是不能想象別人的心靈的；因此我們也便永遠不會達到他們具有心靈這壹知識。」
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的區別在哪裡？如何區別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這不僅關係到怎樣認識存在，也關係到怎樣認識物質、區別物體存在的形式，並通過意識存在的表象形式來認識意識。
三、物質和物體的存在性
　　物質和物體
區分「物質」和「物體」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在《哲學問題》中，羅素有大量篇幅描述通過視覺的感知如何引導對物質的認識，甚至由此引發物質是否實際存在的爭議描述。根據本篇的觀點看來，羅素實際上引用了壹個不恰當的例子，即用視覺感知來辯論物質是否真正存在。
借助物理學知識的發展，在重新檢驗以往的哲學理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壹些新的論據支持或反對原有理論。例如，《哲學問題》中有這樣的描述：「讓我們把感覺中所直接認知的東西稱作『感覺材料：如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等等。」實際上，由上文可知，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是完全不相同的：顏色、聲音是能量的表現形式，作為對象單獨存在；而氣味、硬度、粗細只能是依附於對象的屬性。當物體受不同顏色的光照射時，將顯示不同顏色的光；喇叭有不同的聲調，只是因為不同的振動頻率產生不同頻率的聲波；而硬度、粗細則由於必須依附與具體的對象，不能單獨存在，所以硬度、粗細才是物體被感知的某個屬性的量度，通常把這個量度作為物質的具體屬性。當把感覺對象和感覺對象的屬性相混淆的時候，自然也會把依附於物質本身的「物質的屬性」當作物質本身。例如，把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統稱為「感覺材料」，就容易把「物質」和「物質的屬性」相混淆。因為顏色、聲音是物質對象，而硬度、粗細被感覺到的物質的屬性。而當他說「只要有某些光波到達眼中，無論光波所離開的那個客體有沒有顏色，我們就壹定會看見某種顏色。因此，我們絲毫沒有必要假定物體有顏色，也沒有正當的理由作這種假定」時，他雖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糾正後得出了正確結論，卻沒有找到物體顏色的產生是「物體對光的不同反射特性」這個原因。可被感知的物體所有的存在、感覺材料、對象或實在都曾經被賦予「物質」的概念，但是只有實粒子組成的物質才能構成能被人感知的「物體」。唯物主義者所能認識的「物質」，只能是由實粒子構成的「物體」。 從物理學上講，實粒子和虛粒子都是「物質」，但是只有實粒子才能被人通過感官的感覺來認知。「意識」 作為被感知對象，在傳統意義上卻常常也被籠統地歸類為「物質」、「實在」、「感覺材料」等，只有當它和實際「物體」相比較時，才會被突然認識到它們於物體是有區別、是屬於「意識」的。所以，過去的理論總是把意識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為了把物質和意識區別，在這裡物質僅指獨立存在的外界對象，包括由原子構成的物體、光子、時間。物質與認知的關係如何呢？「對於客體的認知，主要是在心靈與心靈之外的某種東西之間的關係中構成；這壹點就構成為心靈認知事物的能力」。人的從感知到認知有壹個基本特點：雖然感知需要壹個過程，但所有的認知都是在大腦中瞬間完成的。無論是對物質的觸覺，對光線的識別，還是對漸變溫度的感知，從感知到認知實際上都是在瞬間的時間內完成的。例如，人把手放到火或極冷的冰上，人是在瞬間意識到熱或冷的，雖然在意識到之前手已經被燙傷或凍傷。這個「瞬間」時間單位，就是當外界感知從人的神經傳導到大腦後，由大腦做出認知反應的時間。因此，唯物主義者的認知原則「對包含著描述的命題進行分析，其基本原則是：我們所能了解的每壹個命題都必須完全由我們所認識的成分組成」已經將自己的認識局限於現有的存在和觀察能力範圍內。在人的視覺、觸覺兩種感覺所能感知到的物質中，可以分為兩類；這兩類也可以作為組成自然世界的兩種物質：壹類是由分子或原子等實粒子構成的有靜止質量、卻只能有小於光速做可變運動的物質；壹類是沒有靜止質量，卻有恆定速度運動的物質，如光子。當按照羅素這樣定義：「物理客體的總和就叫做『物質』」的時候，由於人的認知被限定於有限存在，因此這樣的描述將會更準確，即「實粒子物質的總和構成物體」。這樣，他所定義的物質就被限定於原子、分子等實體粒子，由這些實體粒子構成了物體，或稱「物理客體」，這樣更符合他的本意。我們能看到是「物體」，而不是構成物體的分子、原子等「物質」。但是當我們談論物體時，仍要指的是構成物體的「物質」。「物體」是物質的表現形式，原子才是實際的存在。顯然，羅素此處所指的「物質」，只能是實粒子物質構成的物體。根據以上他對感覺材料的定義可知，他並沒有把顏色或光當作壹種獨立存在的物質，而是當作了被感知物體的屬性。(雖然顏色只是花兒對白色的陽光中不同波段光的反射，但是即使是物理學家，誰會對花的絢麗顏色無動於衷呢？)顯然，只有實粒子原子這類物質才能構成「物體」。這類物質的物理特性是具有不為０的靜止質量，具有正能量，運動速度可變，佔有空間。而光子、時間這兩類物質不能組成「物體」。之所以要用實粒子、正能量這兩個特性來限定，是由於人的認知有限性使得物質的存在和人的認識之間有偏差。人們總是根據物體來認識物質，但是有些物質無法組成客觀物體；還有些物質雖然在理論上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通過感知來認識到：人不能通過感知來認識作為虛粒子存在的物質。人通過感覺所能感知的物體的存在是單向度的，因此也是絕對性的。光子不能構成物體壹個原因，是由於光子沒有靜止質量，又具有恆定的光速。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恆定的速度，是具有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但能夠作為其它物體運動速度的參照系，在物理學中也被作為描述其他物體空間位置的坐標。光子與其它具有靜止質量、速度可變的實粒子原子物質在構成、運動狀態這兩個重要物理特性上有根本區別。人的認知局限性組成自然界的物質元素有上百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有它們各自的分類；所有有機物和無機物構成了自然界中我們所能感知到的物體。但是構成常見物體的物質卻只有幾種。例如，有機物的基本組成是碳、氫、氧，它們人所能看到的壹切動植物生物體的主要構成成分。由於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物質是這樣的豐富，甚至簡單的幾種物質就能構成我們所能看到的絕大多數物物體。(據統計，地殼中元素的平均重量百分比含量（稱為丰度，abundance），其中10元素的含量最高，從高到低依次為：O、Si、Al、Fe、Ca、Na、K、Mg、Ti、H。10元素佔地殼總重量的98%，其他元素僅占2%。其中O重量接近半數（46.95%)，原子數>60%，體積約94%，Si位於第二位。）這些物體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由分子或原子組成、是實粒子、具有正能量，是列在元素周期表上、可以組成物體的物質，並且佔有空間。「這些物體都佔有科學上的空間，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理的』空間。」這個物體所在的空間，和人的肉體空間是同維度的。因此，羅素所指的「空間」，將被局限於「人的肉體」所在的空間，也就是局限於組成人的肉體的碳、氫、氧這些物質所在的空間。由以上可知，人的自身存在的有限，限制了人的認知，使能被感知的物體具有單方面的絕對存在性。物理學的唯物性，並不能解釋人的所有認知。無法通過感知而認識的「意識」，雖然有各種表現形式，由於物理學並不能解釋這些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也就無法認識意識的存在形式。例如，唯物論的物理學家不能解釋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價值觀、權力、道德、法律等這些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存在的本質。
人對世界的認知不僅要靠對現實世界的直覺感知，還要靠想象中的物理模型、數學的邏輯。對於物理學來說，想象中的模型大多是形象化的物理存在。現代物理的諸多理論的確立來源於對假設理論的驗證。例如，萬有引力被物理學家想象成物體發射的引力粒子，但這種粒子卻又無法用實驗儀器探測到。對於宇宙，則因為沒有人見證創世的那壹刻，即使如何想象，當初的宇宙模型也只是物理性物質的有限形象化。當數學的邏輯與直觀的感知相矛盾、只能用對數學的信任代替對直觀的信任的時候，人的認知和實際的存在就會發生誤差。
人的感知的另壹個局限就是人所在的空間對觀察、感知的局限，導致的對認知的局限。從存在，到感知，再到人的認知，是壹個從客觀物質到主觀認識的過程。 對於所處的空間，「我們就可以假定說，的確有壹個物理空間，物體在這個空間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和各個相應的感覺材料在我們個人空間中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兩者是對應的。幾何學所探討的，以及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假定的，便是這個物理空間。」 由於感知空間或感知工具的局限，人的感知器官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正能量的實粒子；對於在物理上理論上證明存在具有可測量效應、但永遠不能直接檢測到的虛粒子，人無法用觀察和感知來證實它的存在。因此，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存在相對於人是絕對性存在。根據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單向存在性可知，唯物主義所認為的存在是壹種絕對存在。
時間的存在
根據認知形成的瞬間性特點，就能發現有壹樣事物是客觀存在、但是人無法通過感覺來感知，而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識的物質；那就是時間。我們煩惱或感受痛苦時，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情懷愉悅時，時間過得很快；我們睡眠時，時間過得幾乎像不存在壹樣。因此，對於時間的存在，人們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知，而不是像對其它物質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的瞬間反應來感知。時間雖然靠人的感知的對比來認識，它卻是壹個自然存在、不能構成物體的外界物質，它具有非粒子性。由於時間存在的非粒子性，也可以把時間看作壹個獨立的外在對象。時間和光組成壹對看似互相矛盾的組合：光能被人瞬間感知，它卻是能量意識的表現形式；時間不能被人瞬間感知，也沒有粒子存在，它卻是自然的外界物質。物理學中，任意事件的發生都可以用時間＋光速的坐標來表示。「在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猶如任何兩個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壹樣。」時間與光速能夠作為空間坐標，是由於兩者同時具有絕對性特性。光的絕對性特性是光速；時間不是粒子，它的絕對性是它的方向性，即時間只能增加，不能倒轉。時間的這個特性在相對論中有所體現，例如人雖然可以使時間變慢，但由於人不能超越光速，人不會變得比以前年輕。這就是時間的方向性。時間與認知是以往哲學的基礎，時間和認知的結合形成了記憶、知識、先驗、類比、序列、歸納等經典概念上的普遍性規則。例如，記憶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存儲，知識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積累。雖然記憶和知識的形成都有「時間」這個因素，但認知或認知能力是它們的必要條件，時間只是充分條件。因為記憶和知識都是意識，和認知同質。從維度的角度看，時間屬於第四維度，因此，應該把時間和長寬高這些三維坐標屬性壹樣的看待。既然壹個物體的長、寬、高是物體的自然屬性，也應該把物體的存在時間或稱「年齡」看作物體的自然屬性。
認識到時間和長、寬、高壹樣是物體的自然屬性、時間僅僅是知識和智慧的充分條件有很大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意義。特別是儒家文化把自己的「尊老」作為文明的標誌，殊不知這在哲學上體現了認知錯誤，在智慧上則體現了非理性。因為榮譽作為精神利益，只能和意識有關，而不能讓代表時間的「年齡」這個自然屬性決定「精神利益」這個意識。這個倫理的錯誤是因為它的強化，使年齡這個自然屬性兌現為特權，違背了社會公平。儒家文化需要辨別的是：「年齡」這個自然性的時間因素不是智慧、經驗、能力等意識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榮譽、尊敬等意識產生的充要條件。如果因為年齡比較老就理應享有被尊敬的利益，那麼人的身高、體重、力氣、性別、膚色等等其他自然特徵的差別，也應該各自享有特殊的利益。這豈不是要求人們應該屈服於力氣大的強盜嗎？這種將表象區別的強化，使某些文化從倫理意識上就開始違背人人平等的思想。

四、意識及其存在形式
物質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會對人的感知形成錯覺，使人不能認識到存在物質存在的本質，猶如光、波、溫度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壹樣，由非分子或原子這類靜止質量不為0的實粒子結構組成的「存在」，其實質是另壹種存在的表現形式。
對於「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人的感知」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如果把外界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感覺器官之間做必然的聯繫，就會認為感知的存在是由器官的存在決定的，這就是產生唯物主義的源頭。例如，羅素認為「必須注意的是，倘使我們的感覺是由於物體所造成的，那麼就必然會有壹個物理空間，裡邊容納有這些客體、我們的感官、神經和腦子。當我們和壹個客體接觸的時候，我們就從它獲得壹種觸覺；也就是說，這時我們身體的某部分在物理空間中所佔據的位置和客體所佔據的空間十分接近」。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感覺器官只是物質化的工具，感覺器官的功能是否正常才是決定性因素；雖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覺器官是正常的。如果給壹個盲人講光是壹種波動，即使人們能讓他坐上顛簸的船來體驗什麼是波動，他仍然不能理解光是什麼東西。天生沒有嗅覺的人雖然鼻子外形完好，鼻子細胞代謝正常，他也無法感覺味道。睡眠狀態的人，其器官組成與清醒狀態下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他對外界卻幾乎不能感知。因此，由人的器官決定人的感知是錯誤的。器官只是感知的途徑工具或工具，起決定作用的，是器官的功能，即是意識。由於意識常看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很難描述它的感知屬性。人們對常見的物體很容易描述，比如壹張桌子時，可以描述這張桌子的尺寸、顏色(即反射特性)、硬度等等特性。認知的結果即觀念就是意識，認知是意識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所以，意識即人對自身和外界的感知與判斷。類似於認識物體的方法，由於客觀物體是由實粒子的原子或分子組成，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物體的屬性來認識物體，那麼因為認知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如果要認識「意識」的存在方式，可以通過認識作為意識形式存在的各種對象來認識「意識」。意識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客觀存在，也可以僅僅是壹個概念；但是意識抽象存在於人的思想中，客觀存在只是意識的表現形式，例如，書本是知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法律文本是法律意識的表現形式，活的肉體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大腦是思維意識的表現形式。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表現形式來認識「意識」存在的本質。了解意識與物質的不同存在形式，可以這樣設想它們存在形式的區別：壹根繩子的最終端，必然是另外壹個物體。要麼繩子的終端是系在其他物體比如船上，要麼繩子是放在其他物體比如地面上（此時繩子的終端就是地面），否則繩子無法存在，那麼繩子終端的物體的存在就成為繩子能夠存在的第壹原因。而船或地面與繩子在表現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繩子的形象來設想船的存在形式。船與繩子的存在形式的差別，就可以設想成物質和意識之間的差別。作為物質世界的宇宙的最初起源的存在形式，就是意識。所以《聖經》說：「神是個靈」；又說：「神就是光」。「靈」與「光」兩者同屬於意識的存在。對於物理學家來說，由於它們研究的對象基本是外在物體、實粒子物質，因此他們是很難相信意識的存在。只有當他們追溯到物質的起源，直到宇宙的起源的時候，即使他們不得不承認有壹個上帝作為第壹動因，他們所認為的上帝仍然可能是作為壹個人的形象、或者肉體的形象，也就是物體的形象出現。這就阻止了他們對意識的認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有如下特徵：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其中主觀性和選擇性是所有意識形式的共同特徵。理解意識的存在形式，可以從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開始。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幾種：生命；價值觀；道德；信仰；知識和技術；智慧與能力；法律；權力/所有權等。這些概念不但表現于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認識這幾個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來認識意識的存在。通過了解它們的基本概念，就能避免繼續用只適用於實體物體的形象思考來理解意識的抽象存在。 1) 生命　　生命是意識的第壹表現形式。這是因為人的所有認知都是要有壹個認知的主體，即有生命的人。沒有生命，其他的意識表現形式就不存在。從物體對象的角度來講，人有「內在」「外界」之分，但這個內外只是人的肉體與外界他物之間的界限。但從存在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存在只有肉體和意識之分，而沒有內外之分。各種文化中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有很大差別。在東方文化中，認為生命就是肉體，所謂的生活幸福就是要懂得「養生」，以至於養生學的「內經」之類的所謂秘籍佔據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絕大部分；中國的武術文化更加強調了人的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體現在武功高強與肉體的強壯。因此，武術造成了習武的人對自我能力的膨脹意識與自大行為。當中國歷史上出現排外的義和團戰士自以為武功能力卓絕、身體刀槍不入、甚至試圖用肚皮擋槍彈時，他們對能力的認識就來源於儒家文化所認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就是肉體的存在」這壹觀念。當然，用肉體擋子彈的下場可想而知。正是由於儒家文化無法認識「生命」這壹最基本的意識形式，也導致了東方人無法認識其他的意識存在形式，包括對權力、智慧、能力、法律等的認識。對肌肉力量這種能力的自信在民間通過武術這種形式助長了東方人崇尚暴力、狂妄自大的性格，同時也因對作為意識存在的權力、智慧等的無知，培育了奴性和愚昧。當要認識生命的本質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生命的表現形式是否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質」，即生命是否就是肉體。從物理上來看，生物的肉體是由完全平常的原子組成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組成生物體和控制生物行為的基本物質是核酸分子RNA和DNA。但是是否就能認為由原子的某種堆積方式構成的RNA和DNA就能構成生命呢？當我們觀察生物的活動時，就能發現生命的活動的選擇性、邏輯性等複雜性。即便是單細胞生物，雖然原始，卻顯示出任何人工製品所無法比擬的複雜和精巧。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壹個低級的細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身上有複雜的功能和形態的網路。這細菌可以用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其環境相互作用，它可以四處活動，攻擊敵人，接近或逃避某些外部刺激，以壹種有控制的方式交換物質。其體內的情況象是壹個井井有條的大城市。負責進行大部分控制的是細胞核， 其中包含著遺傳 「密碼」，就是使這細菌得以進行繁殖的全套化學指令。控制並左右這細菌的壹切行為的化學結構是由多達上百萬原子組成的分子。這上百萬的原子是以複雜的、高度特殊的方式組合起來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最重要的是核酸分子，即「雙螺旋」形狀的RNA和DNA。即使是壹個單細胞生物，受到外界刺激和威脅時也會躲避和逃跑，而不是靠近導致死亡。雖然可以把這種選擇性行為看作僅僅出於動物的本能，這種本能的行為將是動物必然選擇的行為。具有選擇性行為是意識的結果，也是使動物能夠存在的理性結果。作出出於本能的選擇不但是動物，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本能可以稱為「第壹理性」。有選擇的行為是壹種確定的、必然的行為，這種行為由行動的主體主導，是經過行為主體的意識選擇，並導致可預知的結果。如果把生物體的生命看作只是壹堆毫無意義的原子按照某種偶然的方式堆積構成的肉體, 生物體的行為只是那些原子活動的偶然性導致的某種後果，那麼生物體的行為也將是無法預知的。沒有壹個人會承認：自己經過慎重思考後所採取的行動只是組成大腦的原子某種偶然選擇的隨機行為，因此思考是毫無價值的。由此可知，在「偶然性行為」的偶然性和「慎重思考後採取行動」的行為的必然性之間是有矛盾的。如果生命是偶然製造出來的，則思維也是偶然性的，就否定了思維選擇的必然性。作為物體形狀的肉體和作為意識形式的生命之間的區別，就如電腦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區別。即使電腦不是由人製造，而是像自然界的其他物體那樣本來就存在的，給沒有軟體的電腦加電流之後如果想要它靠偶然性輸出某個想要的複雜結果，可能性是0。而電腦的軟體不但需要從自外部輸入，軟體本身還是編製它的人的邏輯思維意識的產物。關於生命組成的理論還包括「整體論」和「還原論」。整體論的基本思想可以這樣描述：「生命的奧秘也不在原子里，而在原子的締合模式里，其模式即其組合方式。就是說，生命的奧秘在於DNA和RNA之類的分子結構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壹旦了解了整體現象的存在，也就用不著去尋找什麼『生命力』了。原子用不著被『激活』才能產生生命現象。只要將原子以那種合適的複雜方式進行安排，就會出現生命。」[10]整體論仍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原子的成千上萬中組合方式中，它仍然只肯定某個特定的組合方式；只要特定原子完全按照該特定方式排列組合，就會出現生命，而這種組合方式必須是符合某個規律。其情形就如組裝某輛汽車，只要把最後壹個螺絲上好，汽車就已經開動起來，而不是僅僅完成組裝可以開動的汽車。對壹輛汽車來說，少了某個非關鍵的螺絲並不是完全不能開動；說原子的某種特定組合是產生生命的原因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部分殘缺的肉體並不影響生命。在生物體喪失生命的瞬間，構成其肉體的原子的排列組合方式和肉體有生命時並沒有截然區別，但是卻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和價值。由此可見，「整體論」的基本觀點也是基於物質決定意識，整體論無法認識到意識是獨立存在的。對於「還原論」則可以概括為生命就是由原子堆積成的毫無意義的肉體。物理學家通常只是用認識物體的形象方法來認識、分析生命。如果認為生命是物體的自然產生的結果，就會否認意識的存在，否定和貶低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其他存在對象的價值。 2)價值觀　　對「價值」的定義因人而異。享樂主義者會認為：價值即快樂；主張自由意志者認為：價值即願望的滿足；理性主義者認為：價值是純粹理性的意志；工具主義者認為，價值是事物作為手段對實際地達到的目的的關係，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定義，忽視了壹個現實中的已經存在的概念：負價值。了解負價值在現實中的存在形式，對能更清楚理解價值的含義。此處的主要目標，就是揭示「負價值」這個被忽視的概念。負價值的事例在現實中無處不在，連只會算術加減法的小學生也會遇到。例如在數字計算中，如果減去壹個正數等於加上壹個負的相反數，則被加的負數就體現了負價值。在財務事物中，如果壹方的某筆借入款項是另壹方相同數額的借出款項，在各自財務計算時該款項對壹方來說是借入的正價值，對另壹方就是借出的負價值。同樣，壹筆債款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各自的價值是相反的，對債權壹方是正價值，對債務壹方必然是負價值。壹件商品，如醫藥，對於壹個需要用它的使用者可能具有至關重要、決定性意義，對另壹個使用者來說會是壹文不值甚至負作用。因此，商品的價值體現要由使用者決定，而不是由商品自身或商品成本決定，價值具有相對性。正是由於商品的價值由使用者決定，可知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有以下幾個：使用者的理性；使用者的判斷能力；商品對使用者效用的大小。因此，價值是理性判斷的結果。由於需要使用者的理性和判斷，因此價值是壹個意識概念。在對外界物體認知的過程中，外界物體的存在意義不在於它能否形成是否存在的「觀念」，而在於它的存在對於觀察者的「價值」。「觀念」是壹個中性詞，就如「存在」本身是個中性詞壹樣；價值則是對存在的判斷取向。就如兩個人口袋里雖然都有鈔票，等額鈔票可以相互交換，但是每個人只能消費自己的鈔票，各自的鈔票對它的所有者和無關者的價值是不壹樣的。甚至可以說，存在本身沒有意義，只有「有價值」的存在才有意義。「手中的麻雀比天空的天鵝更有價值」。由於任何商品使用時都有負面作用，對於壹個商品而言，其價值就是它的正價值和負價值的總和。有了「負價值」概念的存在，就可知唯物主義者所指的「價值」，僅僅是商品的正價值，唯物主義者的商品中沒有「負價值」概念的體現。所以唯物主義價值觀是壹種絕對價值觀，違背了「價值觀」本身有相對性的基本特性。 3)能力 「能力」也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能力包括兩個因素：壹是實現某個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二是實現目標所使用的工具。從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分別來看，實現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就是意識的存在形式，對工具的使用則是表現形式。由於能力作為願望、方法和智慧而存在，因此它是壹種意識。
唯物主義者對認為能力是唯心主義有壹個很大的異議。壹個例子就是他們會設想讓壹個雄心勃勃的或樂於自我表現的英雄赤手空拳地與野獸或某個困難搏鬥。很自然的，人憑自己的肉體無法戰勝野獸，因此唯物主義者得出結論說，唯心主義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會從小說中來尋找這種例證。他們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工具的作用，而其原因還可以追溯到如上面所述的他們對生命的認識。由於他們認為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表現為體力的強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肉體只是壹個物體，是生命存在的表現形式。在人與野獸的赤手空拳的搏鬥中，人的肉體和力氣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搏鬥的失敗只是使用工具的不當而已，並不代表目標是不可實現的，任何野獸最終都可被人制服。
當在「能力」前加限定詞，特指某方面的能力的時候，則是指該能力使某方面的效率得到提高，或使某方面的效果得到加強。如「學習能力」、「工作能力」、「語言能力」、「生產力」等，就分別指「能力」使學習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工作效率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語言表達效果得到提高或加強、「能力」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
與能力相關的概念還有智慧、知識、技術。同樣，智慧、知識、技術也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
本處對能力的簡要敘述並不是要闡明關於能力的理論，目的只是要闡明「能力」是壹種意識。當認識到「能力」是壹種意識的時候，就會發現馬克思關於生產力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雖然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似乎證明了物質對意識的證明，但是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仍然無法攻克無法具體解釋社會意識形態與大腦物理活動之間的聯繫性的困境，這種研究最多可以證明決定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人之前產生過促進了他去按下按鈕的人事物，這個研究或許可以證明這是更早之前的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情感活動作用之下的產物。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增加唯物論世界觀的可信度。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觀測神經遞質率先運動之後產生於這種率先運動的形態相對應的具體思維過程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因為證明了物質是第一性然後意識是第二性所以提升唯物論的可信度，唯心論的存在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沒有唯心論對意識的重視，造福人類的心理學就不會得到充份的發展，如果人類社會普遍認可唯物論，就不會有大量的心理分析與心理疏導產生，人類社會普遍會採取打針吃藥的方式治療心理疾病，把腦袋切開運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治療心理疾病。物質與意識的關係運用道家哲學來解釋比較合理，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就好比是一個事物的陰陽兩個方面，精神抑鬱就會引發生理疾病，生理創傷會引發精神抑鬱。人長的強壯不意味著精神境界高，腦袋大未必意味著聰明，經濟發展未必意味著精神文明就會得到提升，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引發嚴重的道德敗壞與社會的原子化證明根據物質決定意識衍生出來的世界觀是錯誤的。


4)道德
　　　關於什麼是道德，如下的定義做了較全面的描述：「道德由美德、原則和規則組成，人們有義務培養美德並將其付諸實踐，有義務依原則行事，有義務遵守規則」(A.J.M. 米爾恩)。「規則」是壹種概括性命令形式，它規定應該做什麼，或賦予由誰做決定的權力；「原則」用於某種規定行為必須滿足的要求；「美德」則泛指能力和品質的優點。作為美德、原則和規則的綜合，道德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
　　　綜合美德、原則和規則的共同特點可以發現，社會有壹個最基本道德，或稱為第壹道德，那就是：公正。「公正」可以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並使有決定權力的人能被廣泛接受；「公正」可以規範社會行為中的基本原則，使社會行為體現公正性的要求；「公正」可以克服人性的貪婪和罪惡，使人們的品質不至敗壞，並使人在社會中有初步的美德。因此「公正」可以同時滿三者的要求，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適用。公正既是規則，又是原則，更是美德。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區分什麼是「公正」的問題。
與道德類似，作為約束性的規則，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白紙黑字、書面形式的條文，那樣的話它和寫在紙上的廢話或塗鴉沒有什麼區別；法律的價值體現在它在人們的行為中否被違反或遵守。因此和道德壹樣，法律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法律條文只是它的表現形式。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可以鞏固良好的社會制度，良好的社會制度可以促進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的產生。社會制度是群體理性的產物，即使維護社會制度的載體存在物質成份，可是社會制度不應該被看成是簡單的物質，社會制度也有意識的成份存在。

5)權力／所有權
自從有人類誕生以來，就有了權力分配。什麼是權力？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壹個人或壹些人在某壹社會活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 。而對伯特蘭?羅素來說，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 。丹尼斯?朗認為，「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 丹尼斯?朗對權力的定義比較全面，本處採用他的定義。該定義指明了權力具有施行主體，又有施行目的，說明了權力同時具有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符合意識的特徵。因此權力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同時權力也有自己的特徵：施加效果。
對權力的專門研究，論述比較全面的著作，大概就是羅素的《權力論》以及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了。如果用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分析有關權力的概念，就會發現羅素的作品中關於權力的闡述有不當之處。下面先概括權力的主要目的：利益。
當用物質和意識的觀點分別觀察世界的存在性時，我們就能很容易根據這兩種存在性歸納出兩種利益觀：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例如獎勵，通常的物質獎勵可以指物質給與，精神獎勵則可以是榮譽、稱號等。權力帶給人的利益不僅可以包括物質的佔有，更多的是精神利益層次的榮譽感。所以，當羅素說「在人的各種無限慾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時，實際上兩者是重疊的；如果按照他的觀點把權力欲與榮譽欲並列，則將產生「權力」就是「物質利益」的結論。如果把他的這種權力觀點運用到實際的政府權力機關中，恐怕每個權力部門都將成為謀取私利的極端腐敗的部門。當他說「獲得權力往往是獲得榮譽的最便捷的途徑」的時候，他也沒有意識到權力的權威性屬於和榮譽壹樣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者的權力觀導致權力腐敗是必然的。
他的另壹個關於權力本質的不適當觀點是權力與平等的關係。權力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體現。例如，某個物質或商品的所有權可以屬於個人或團體共同所有，看起來是平等的，但是當該團體的每個成員行使消費的支配權時，這種權力是排他性的，即該商品只能壹次性消費，或在某壹時刻被某個人消費，排斥了其他人的消費支配權力。當他說「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壹向是存在的」時，他認為分配不均或權力的不平等只是權力展現在社會中的特殊現象，雖然這種特殊現象始終存在，卻沒有認識到權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體現。
在羅素關於權力的觀點中，他把權力等同於領袖，並認為「在比較怯懦的人當中，對權力的愛好偽裝為對領袖服從的動力」[，這不僅否定了權力的來源和產生基礎是人民大眾，更否定了普通人也具有由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否定了「普通人的權力」。普通人的權力可表現為遊行、示威、輿論等，由於行使的效果沒有強制性，這些權力被矮化成了「權利」。但是當普通民眾行使選舉權時，他們的選舉結果，也就是權利效果即刻就有了強制性，這種權利(right)也就成了有強制力的權力(power)。所以，選舉權就是「普通人的權力」。否認「普通人的權力」，就是否定普通人具有選舉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中。
既然權力(power)的本質是壹種意識，它是意識的形式之壹，那麼帶限定詞的權力必定也是壹種意識，比如「所有權」。或許在其他語言中，「所有權」和「權力」在詞彙構成上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詞語，但由於所有權的行使是「壹個權力主體(即人)從原權力主體(即原所有者)單方向取得物質利益（即效果）」，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所以「所有權」是權力的壹種。
由於權力關係是壹種契約關係，不平等的權力也有契約上的平等性。這種不平等的平等性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等級的職位，在意識上則體現了對單方面意志的服從，「對單方面的意志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所以，「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丹尼斯?朗在《權力論》中，定義了「權力的形式：武力、操縱、說服」三種形式，實際上他指的是權力實現的三種途徑；「武力、操縱、說服」即不是權力的存在形式，也不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

以上對物質、物體和意識的分類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種分析「物質」、「實在」或「觀察對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提供這種方法的原因，是基於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並可能因對錶現形式的感知的誤導而產生錯誤的認識，所以將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加以區別，有助於認識存在的本質。
意識類型的抽象概念只能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無法僅用壹種表現形式就能體現它的價值。如：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列出的條文，技術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印刷成的書籍。它們的價值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中。如果認為法律或技術僅僅是印刷品的話，就是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從價值的觀點來看，唯物主義不但會貶低法律、道德、技術的價值，也必將貶低作為意識存在形式的人的生命的價值。
五、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失敗的必然性
將馬克思理論付之於實踐中檢驗是從前蘇聯蘇維埃革命成功到柏林牆的倒塌大約70年的時間。經濟貧窮、道德墮落、政治狂熱成了這段實踐中社會的基本特徵。由於唯物主義價值觀被強制灌輸，否定意識的存在價值，否認以上各種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對象中意識存在的本質，因而導致了社會權力腐敗、道德墮落、效率低下、創造力被束縛，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道悲劇，整個社會陷入反理性狀態。這些悲劇事件在歷史真相中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它們都是馬克思理論本身在實踐中必然導致的結果。
之所以說這些悲劇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無法修正的理論。正如壹個實粒子和壹個虛粒子相遇必然爆炸演滅壹樣，壹個自相矛盾的理論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矛盾的雙方在現實中無法共存，除非除去矛盾中的某壹方。
這裡暫且不對馬克思理論的早期哲學觀點進行評論，而是從共產主義實踐的基礎理論，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開始，來鑒定他的政治、哲學理論是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灘上，還是建立在空氣中的空中樓閣。如果建立在沙灘上的建築還能勉強支撐不倒的話，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壹系列與它所設想的完全相反的悲劇現實，說明它的理論是建立在對現實的錯誤認識上的空中樓閣。
既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妨就從他的經濟理論《資本論》開始分析。以下分別從《資本論》的細節和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舉例說明該理論是如何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
1．《資本論》的細節論述錯誤舉例
以下列舉《資本論》的第壹卷第壹篇「商品和貨幣」共三章中每章的前1000字中的錯誤類型以及例證。如果仔細辨別該書的每個細節，甚至可以斷言：《資本論》的論點沒有壹條是正確的。以下僅列舉部分錯誤類型及其例證：
1) 對人和物的屬性認識的錯誤：
(1)「商品首先是壹個外界的對象」(《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此處有兩個錯誤：(1)只有相對於「內在」時，才有「外界」的劃分。但是這裡的「外界」是指什麼呢？如果指人，那麼「外界」必然是指相對於人的「內在」，即人的身體而言。這樣當人的身體的壹部分如血液、甚至器官可以作為商品時，商品就不是「外界」的了，商品就沒有「外界」和「內在」的區別了，因此商品必定不是「外界」的。(2)當該對象必須要「首先」於人而存在時，則除非該對象是自然資源，否則人造的任何商品都不是先與人而「首先」存在。但是現實中有幾個商品不是自然資源的加工、有多少比例的商品不是由人製造的呢？只要經過製造或加工，商品就不是「首先」於人存在的。因此僅僅這句話就有兩個錯誤。
(2)「它們的價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髮生壹種可以說只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係而表現出來。 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或者給它們掛上壹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價格」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五節)：商品是否有活的腦袋呢？而且價值會在商品的頭腦中作祟？是否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壹個別的腦袋來說話？他在這裡不是在講事實，卻是在寫小說，但可悲的是他把小說中的擬人動作變成了現實中已經實現的過程。壹個完全違背事實的理論，連科學的態度都沒有，怎麼能成為哲學基礎呢？根據字典，「荒謬」的定義就是「極端錯誤；非常不合情理」，可知馬克思理論完全符合「荒謬」這壹稱號。
2) 罔顧事實例證：
(1) 「商品……壹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這是壹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斷言。作為人生存的先決條件之壹，由生理飢餓產生的需要是第壹位的。人的身體存活的代表特徵就是身體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即使沒有其他任何活動和需求，生理上的基礎代謝也會進行，由身體基礎代謝產生的能量的消耗是人的意志無法控制的。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對能量的需求，即胃所產生的飢餓的需求是第壹需求。
(2) 「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四節)：這裡的「有用」性是個模糊的、矛盾的概念。因為壹件商品對人的作用只能有兩個：要麼有益，要麼有害。例如壹個藥物對壹個需要用它治療疾病的病人使用就是有益，但如果把它對另壹個患其他疾病的人使用，就是有害。有益的才能稱為「有用的」，才能具有正價值，反之有害的則是具有負價值。如果商品的有用性由商品決定，就不能區別藥品是對病人有益或是有害、正價值或是負價值。顯然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的判斷根據應該是人，而不是商品；就如醫藥，商品的同壹個特性可能只對壹小部分人有益，對大部分人反而有害。如果由商品來決定自身的「有用性」價值，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單向度的、絕對性的。雖然馬克思發現了價值觀與現實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但是由商品自己決定「有用性」就表明了該價值決定的單向度與絕對性，所以是絕對價值觀，與價值觀的相對性是自我矛盾的。「絕對價值觀」在道德上將導致完全自私的價值觀。
(3)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四節)：在寫這句話的時候，馬克思完全有必要到市場上實地調查壹下賣雞蛋的農婦，是她們自己不需要消費雞蛋還是因為要換別的更需要的商品？農產品作為消費商品的重要壹類，對任何商品所有者肯定有直接的使用價值。
3) 不能區分基本的權力概念和對象
(1)「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壹節)：我無法判定在這裡的「監護人」的譯法是否準確。由於「監護權」是壹個法律名詞，參考壹般法律條文的定義可知：(1)「監護」的對象，如果按照法律上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那麼商品由於不是人(除非是奴隸)，「監護」壹詞不適用。(2)「監護人」是可以撤銷的，但是商品的具有「所有者」的屬性並不能撤銷，任何商品都必須被「所有者」擁有所有權。把「所有者」權利和「監護人」權利等同起來，不但是對權力對象的混淆，還將造成道德上的錯誤。壹個人可以是其孩子的監護人，但不是孩子的所有者，因為人只能對非人格性的物品有所有權。馬克思連基本的權力概念和權力對象都無法區分，他的著作怎麼能夠成為正確的政治經濟學說呢？
4)混亂的定義
(1) 「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價格的那個貨幣量等價」(《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十八節)：常見的貨幣名稱有：美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而不是具有數字形態的價格，如「1美元」等；「數字+貨幣名稱」才是價格的形式。如果「價格是貨幣名稱」，難道1美元=美元嗎？

2.馬克思主要理論中的錯誤
如果仔細辨別《資本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資本論》不但從第壹句開始就充滿了謬誤，甚至從頭到腳沒有壹句是正確的結論。它的錯誤不但體現在每壹個細節，連由此得出的馬克思理論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例如唯物主義價值觀、辯證法、共產主義道德等概念，也是相互之間充滿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例如：
(1) 唯物主義價值觀：「唯物主義」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價值觀」首先是壹種「觀念」， 並且「價值」本身具有相對性，但唯物主義是壹種絕對價值觀。由於物質和意識是以完全對立的不同形式存在的，如果必須由物質決定意識的價值，就是用壹個事件的對立面表現它的存在。正如「反射白色光線的黑色物體」不存在壹樣，由物質決定的意識及其價值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唯物主義的價值觀」的陳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2) 共產主義道德：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中，把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的動力來源歸結于共產主義道德，認為只要各人有了共產主義道德，每個人都將發揮自己的最大能力、生產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根據上文的論證，「道德」和「能力」都是意識的表現形式，如果靠道德和能力來創造產品的話，按照馬克思理論，就是「意識決定物質」了，這就否定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所以「共產主義道德」和「唯物主義價值觀」是相互否定的。
(3) 辯證法：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這裡只簡單證明其中的「量變到質變」理論是個錯誤理論。恩格斯曾經舉了個自認為很明確的例子：「我們在那裡舉出了壹個極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狀態變化的例子， 水在標準壓力下， 在攝氏零度時從液態轉變為固態， 在攝氏壹百度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單純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馬恩全集》第二十捲第壹編十二章139頁)：在這裡他所列舉的例子恰恰證明了辯證法的所謂「量變到質變」的錯誤。「狀態」的改變並不是本質的改變，狀態只是形式，是物體的表象，也是物體的屬性，但它根本不是物體的「質」；狀態自身也不是「質」。既然狀態連「質」都不是，何來「狀態的質的變化」呢？對無生命的物質來說，本質的改變只能是分子結構或原子結構的改變。而對於有生命的動植物來說，本質的改變應該是物種分類的改變，而不是組成該生物分子的原子元素（因為就身體的物質構成來講，它們的組成有機物分子在原子成分上基本相同，所以組成生物體的原子物質並不能代表該生物的生命本質）。量的改變無論造成「狀態」的改變，還是「效果」的改變，都不是導致「質」的改變；壹個物體完全可以從壹個狀態轉化到另壹個狀態，就如水能進行從液體到氣體的狀態轉化，但水的分子組成即「質」並沒有改變。現實中，也從來沒有壹種動物因為常時間的模仿另壹種動物的行為，就發生物種的改變，以至於模仿者變成了另壹種動物。

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的失敗，起源於他的理論本身的矛盾和錯誤。即使在現實中不斷的修正、「科學化」該理論的經濟方式，只要還堅持它的基本哲學理論，堅持唯物主義，就無法避免繼續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經濟貧窮，有限開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劇，但用唯物主義指導的市場經濟，必將導致社會道德將隨物質的豐富而越來越墮落。
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生命、能力、道德、權力、價值觀、智慧、知識技術、法律，是相互體現、相互保障、相互促進的，只有意識才能主導意識。例如，權力作為意識的形式，不是用來掩耳盜鈴時捂住自己耳朵，也不是用來捂別人的嘴巴的，那樣只是體現了權力的反理性和道德的自私性。權力既體現了能力，它又是能力和智慧實現的工具，但它絕不是反理性地欺騙自己的工具，因為權力是社會的產物，它的行使應該體現社會理性。馬克思本人連「監護權」和「所有權」這些有關政治權力的基本概念都無法區分，他更無法分辨「所有權的公共性」和「支配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區別。因此當他革命成功，用公有制否定私有制之後，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就被集中在掌握全部社會權力、卻對權力無知的人手裡。壹部分人用國家、全民的名義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卻獨有自己享有支配權。為了達到財產共有，他們不惜用任何殘忍方式褫奪人民對財產的任何支配權力，但在絕對壟斷的支配權造成悲劇后，卻又因為自認為道德高尚、目標崇高，而心安理得、毫無反悔。這些反理性行為都是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的必然結果。
唯物主義者既然蔑視意識存在的價值，也導致蔑視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智慧、知識技術、法律、創造能力、道德的價值。不承認生命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有導致人道災難的悲劇發生；不承認能力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束縛人民的生產能力、造成經濟貧窮；絕對價值下的道德觀，必將導致自私自利；唯物主義者的權力，也將導致暴力和私人利益交換。人道的悲劇、權力的殘忍、經濟的崩潰、道德的自利、信仰的空虛，都是唯物主義價值在實踐中的結果。共產主義者以實現人類美好願望為社會目標，但由於唯物主義的自相矛盾，在實踐中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
但是實踐中的悲劇並不能讓唯物主義者反思，因為他們太過於相信人的能力。當經濟理論導致物質極度匱乏，使共產主義道路無法繼續時，只能通過改變經濟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進」來挽救經濟；而所有制的改變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的理論成立的經濟基礎。雖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權力結構卻拒絕做相應改變，是因為他們需要用「上層」的公有制權力形式來保持這個將傾大廈的外形。當所有制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矛盾帶來社會道德、價值觀的矛盾時，他們仍然拒絕承認意識的獨立存在和唯心主義，因為他們只承認「唯物主義」的正確性。價值觀的絕對性，讓他們不惜用強制手段維護權力和唯物主義「真理」學說的絕對性。這種堅持錯誤、拒絕反思的程度，使他們的理性表現得甚至不如農婦；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婦也會求神占卜，求問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但唯物主義者即使看到現實實踐中的錯誤，也拒絕對自己與後代「道路、真理、生命」的拯救。
反觀市場經濟可以發現，市場經濟才是真正體現了價值觀的相對特性。這種價值觀以人的需要為價值標準，把人的生命作為具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高價值。所以，當用唯物主義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的時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將使這樣的市場出現更多的偽劣、假冒、侵權、甚至危害人們生命的商品；因為絕對價值觀的自私性將導致商品的價值欺騙、質量低劣，對權力意識的無知將帶來產品侵權。唯物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下，關係到人民生命的商品，如食品、醫藥、住房等，造成大量的傷亡事故是肯定、必然的，原因絕對不是來自生產者的疏忽，而是他們的價值觀。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頻率將會越來越頻繁。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太惡劣了，中國社會的家庭環境太崇尚父權，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太反人性，很多人因為惡劣的家庭環境與教育環境精神發育遲滯，中國的老師比較喜歡霸凌家庭背景一般然後精神發育遲滯的學生，中國社會太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校奉行功利至上原則，家庭背景一般的學生很容易因為家庭環境惡劣難以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然後因為沒有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成為精神發育遲滯的人，這樣的學生很容易因為遭受老師霸凌成績不好，因為成績不好遭受更多的霸凌，形成惡性循環。

信奉唯物論的人喜歡用是否可以當飯吃作為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好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因為信奉唯物論所以特別沒有底線，雖然西方民主國家也有壞人，人本來就有邪惡的一面，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比西方民主國家裡邊的壞人邪惡太多了，應該遠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西方人雖然也有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一面，可是畢竟西方人比起從小接受唯物論世界觀教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好太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深受唯物論 無神論 辯證法 道德相對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結果論 鬼穀子心術 厚黑學的熏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作惡比西方人作惡更沒有底線，所謂的西方國家的生存壓力主要集中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實際上如果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已經適應了，還是在西方國家生活壓力相對比較小，西方國家更適合生活。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錯誤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歷史唯物論的問題在哪裏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了誰？

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之壹的歷史唯物論，是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但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史證明，不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生長了某些社會主義元素。資本主義好比是壹棵大樹，現在，在這棵大樹上嫁接了社會主義枝葉（東方馬列式的社會主義亦應該如此，但其路徑曲折、漫長得多）。這是人類文明的新曙光。由此而引起我們反思的是，歷史唯物論存在什麽問題呢？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還“科學”嗎？

前篇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和對歷史觀的補充

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原本闡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對唯物史觀作了如下闡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我們判斷壹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壹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恩選集》第二卷，第82-83頁）
可以將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闡述概括出以下要點：
第壹，經濟是社會變革、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
第二，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邏輯關系；
第三，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
第四，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在於：凡是把經濟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的是唯物史觀；那種把思想、精神看成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的或決定的力量，便是唯心史觀。

恩格斯的修正：經濟的絕對性中加入了相對性
盡管我們把馬克思上述對唯物史觀的闡述稱為經典性的闡述，但實際上，每壹種理論在提出之時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它需要在各種批評中加以補充和修正。
1890年9月（馬克思已去世7年），恩格斯在給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壹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壹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7頁）
恩格斯的修正是明顯的。經濟因素不是“唯壹決定性”因素。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而言的。對歷史進程發生影響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形式，各種性質的憲法和法律，哲學和宗教的觀點等等，經濟的決定作用就是在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下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如果把歷史看成僅僅是由經濟這個因素促使其演變的，那麽，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在信中還進壹步說明：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人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壹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壹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8頁）

這裏，恩格斯對歷史觀提出了壹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人的意誌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就突破了唯物史觀的框架。因為所謂唯物史觀，只承認物、經濟，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否認人的意誌、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重大或決定作用。因為，承認或主張人的意誌、人的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不就是歷史唯心論嗎！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說，歷史事變總是由許多單個意誌的相互沖突，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彼此激蕩的結果。所以，影響歷史進程的除了物還有人，除了經濟還有人的思想。
後來，即1894年1月，恩格斯在給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又說：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並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6頁）
就是說，上層建築的各部分對經濟基礎，對歷史發展也產生著積極的、或消極的作用。

波普爾：歷史有規律嗎？
針對唯物史觀，波普爾（1902-1994）著有《歷史主義貧困論》（1957）壹書。
波普爾所指的“歷史主義”是指歷史的行程遵循著客觀的必然性規律的壹種學說。波普爾不認為歷史的行程是遵循客觀的必然性規律，因此他是反對歷史主義的，也即是反對唯物史觀的。
波普爾認為，自然界的演變過程和人類無關，如宇宙間星球的運動，生物的進化，地殼的變動等。因此，任何科學如果發現了自然界某壹領域的客觀的必然規律，人們就可以據之預言未來，如天文學可以預告日月食，地質學可以預告地震等。而人類歷史的歷程和人類密切相關。歷史活動就是人的活動，歷史事件是因人的活動而發生的。歷史過程無不受到人的主體的影響。人類的歷史即使存在客觀規律，由於無不受到主體意誌的影響而引起改變，因此歷史是沒有客觀規律的，也因此，歷史是無法預言的。所謂預言，或多或少滲入預言者的主觀期望，所以波普爾認為，預言改變著被預言事物的本身。因為預言本身就參與並影響著歷史的過程，所以真正的預言是不可能的。歷史只能進行解釋，這種解釋是多元的，非決定論的。
波普爾反對歷史主義的另壹個理由是，真理必須能夠經受正反兩方面的檢驗，尤其是反面的檢驗，波普爾稱之為“證偽”。波普爾強調，凡是不可能以證偽方法進行檢驗，就不可能成為真理。真理是顛撲不破的，證偽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去顛破它；只有用盡了壹切辦法都顛撲它而不破，它才有資格稱為真理。
在波普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觀，也可叫做“經濟的歷史主義”，這種主義的錯誤在於“相信歷史的預言乃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馬克思認為歷史運動有著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且“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同時這個規律又是可以檢驗的，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蘭西第二共和>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但是波普爾認為歷史是隨著人的認識可以作出不同解釋的，所以沒有客觀規律；更為重要的，歷史主義所設想的那些烏托邦預言，如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人類必定實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都是不可檢驗的，因而不能認為是真理。所以將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社會科學不如說是壹種社會倫理學，即社會說教，是中世紀神學史觀的別名。
波普爾提出了“證偽”說，繼而認為馬克思根據歷史主義所作出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預言，是不能得以“證偽”的，因而否認歷史主義的科學性，這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壹次重大挑戰。波普爾還進壹步指出，根據歷史主義，根據決定論，所引出的結論也好，預言也罷，必然是烏托邦，只不過是壹種幻想，而且還是人們為之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幻想。對波普爾的這壹理論，是對還是錯，國內外學術界至今未見明確的回音。兩種對立的理論，如果壹種是對的，意味著另壹種就是錯的。如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對的，那麽妳就要拿出能推翻波普爾理論的學術論文來。

張顯揚：歷史的選擇性
張顯揚（1936—2013），著有《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2003）的長文，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了批評。
張顯揚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歷史變動中的原因都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這個決定論提出了質疑。他說，為了反對“唯心論”從思想上去尋求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馬克思在解釋歷史變動時，抽掉了人的思想、意誌對於歷史變動中的能動作用，而把目光專註於經濟方面，宣布經濟是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
張顯揚指出，歷史領域中的因果聯系與自然界的因果聯系存在著重大的區別。“在自然界，因果聯系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結果直接決定於原因，原因直接產生結果。”“社會歷史領域與此不同：沒有人的思想、意誌和行動，任何前件（原因）都不會自動地產生後件（結果），這裏的因果聯系是通過人的中介、人的活動實現的。”
在大致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即原因，包括經濟原因），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為什麽？
張顯揚認為，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主客觀原因，總有人和物兩方面的原因，但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那裏，只有客觀的原因，只有物的原因，把人的主觀的思想、意誌以及由此產生的行動，都抽掉了，就只能都歸結為經濟這個終極原因。歷史主體是人，是人的活動的記錄。但在唯物史觀中，人的作用不見了。人的思想、意誌和他們的行動在歷史變動中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歷史決定論中的這個“決定”，“就是抹煞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把人僅僅當作經濟必然性的玩偶。”
雖然馬克思並不否認歷史舞臺上人的活動蹤影，但人們的活動畢竟是受經濟狀況支配的，只能在經濟必然性設定的軌道上唱歌跳舞，因而只能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張顯揚則認為：“人的真正的能動性，決不僅僅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而是在社會發展的轉折關頭或者說關鍵時刻，可以選擇發展的方向。”特別當社會的發展處於十字路口的時刻，此時如果有偉大的歷史人物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對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福祉具有無可估量的積極意義；如果作出錯誤的選擇，就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災難性後果。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乃至現代史，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曾經歷了多次選擇，中國人在這種壹次又壹次的選擇中渡過了刻骨銘心的歲月。

所以張顯揚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人們不斷地作出選擇的歷史。沒有選擇，就沒有歷史。選擇，這是人在歷史過程中真正的能動性的表現。”
張顯揚將這種歷史觀稱為“歷史選擇論”。他說，人類的歷史過程始終存在著“趨勢與選擇”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歷史就是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前人在種種發展趨勢中作出選擇之後，經過努力、勞作和辛苦，造成種種新的趨勢；當代人就在這種種新的趨勢中作出新的選擇，然後又是努力、勞作和辛苦……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把歷史推向前進。當然，這個過程，充滿著矛盾和鬥爭；不同的利益群體會有不同的選擇，矛盾和鬥爭不可避免。究竟哪壹種趨勢能夠成為發展之優勢，取決種種主客觀條件，此外，隨機因素也起著相當的作用。
張顯揚說，他提出的“歷史選擇論”現在還算不上是完備的理論，他只是希望“恢復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希望歷史理論不再見物不見人，而是見物更見人。他說，恩格斯晚年在《費爾巴哈論》中對歷史唯物論作了新的概括，說歷史唯物論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恩格斯提出了這個命題，表明他對唯物史觀有了新的認識，但他來不及將之發揮成新的理論了。

人的意識主導人類的生產活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意識，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可是，生產力完全是壹種自然力嗎？不。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是人的生產活動才出現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生產力。而人是有意識的生命體。人們所從事的各種生產活動，從來都是在人的意識主導下的生產活動，它貫穿於整個人類生產活動的歷史過程：從遠古的原始社會直到今天的現代社會。既然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無疑是說，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的意識。意識，從人類出現的那壹天起，就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種主導性力量。
我們還可以作進壹步的分析。人們從事生產，必須借助於生產工具。當人類還不會制造工具時，就利用自然界現成的石塊、木棒等作為工具。後來，對這些石塊進行簡單加工與使用（對木棒的加工物，在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消失），就是人類的石器時代。這種十分簡陋的原始工具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類十分低下的意識和十分低下的生產力。隨著生產活動中經驗的積累和智力的提高，人類發明了鐵制工具（銅器應用於生產甚少見，可以忽略不計），生產力於是出現了壹個飛躍。人類進入了鐵器時代——相當於人類的農業社會時期。到了近代，人類又發明了機器並運用於生產，生產力又出現了壹次大的飛躍——人類進入了工業社會。也就在這壹時期，科學技術日益廣泛地應用於生產，生產效率、生產成果日新月異，物質財富的湧現令人眼花繚亂。現在，人類不但進入了電力時代，還進入了電子時代，信息時代，進入了後工業社會。人們所說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無非是說，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獨居鰲頭，說明知識、科學技術——造些人類的精神創造，對於物質生產的主導作用愈來愈突出了。這有力地說明，是意識決定物質（指人化物質，不是自然物質），而不是相反。總之，人類的歷史表明，生產工具壹次又壹次的更新換代，推動人類的歷史跨上壹個又壹個的臺階；而各種生產工具或大或小的發明，無不是人類意識（思想、精神、知識）創新的結果。這說明，人的意識才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動因。馬克思重視了生產力，卻忽視了生產力背後推動生產力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動因——人的意識。這是唯物史觀壹個明顯的缺陷。
還有，人的意識的壹個重要方面，是對於利益的追求。人們為什麽要忙於生產，以致辛勞有加，殫精竭慮；為什麽要維護私人財產，宣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了利益。對利益的追逐是社會生產發展永不枯竭的動力。如果人們從事生產不是為了利益，這若不是十足的虛偽，就是壹個無意識的人了。馬克思說，人們所忙碌的壹切，無不是為了物質利益（大意）。人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但是，要提高勞動者對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必須能獲得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奴隸制被廢除，除了對奴隸缺乏應有的人格尊重，還因為奴隸的繁重勞動得不到應有的物質回報，奴隸對勞動因此興趣淡然，它的淘汰出局，乃歷史之必然。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連年衰退，農民連溫飽都難以滿足，其原因也是農民對生產勞動缺乏興趣。大鍋飯式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致使農民的勞動付出和成果回報互相脫節，誰願意為集體流汗出力呢！說“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毛澤東時期嚴令禁止，可是它終究擋不住能使利益到位的承包制的期盼。這個微不足道的個人利益，卻是改變歷史的決定力量。壹個資本家、私營企業主，從投資決策，到企業管理，到新技術的應用，再到產品的營銷，無不盡心竭力，不辭勞苦，根本原因是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亦即利益的最大化。市場對於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它隱藏著壹只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每個人的利益。所以亞當•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為了使生產物在市場交換中獲得成功，業主們便得作出種種努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成為優勢者。這種出於自利的目的，結果達到了利他的效果，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以產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奧秘。
利益是壹種強大的支配力量，無論是什麽人——帝王，貴族，平民，或者總統，學者，科學家，到普羅大眾，無論在什麽時代——遠古的，中古的，近代與現代，以及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利益總是至高無上地指揮著人們有序不紊地忙碌著。對利益（當然是正當利益）的追求，作為人的壹種不可磨滅的欲望和意識，實在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母動力。

上層建築也決定經濟基礎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是歷史發展的單線決定論。
那麽，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是否具有決定作用呢？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哲學教科書都說，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某種反作用，從來不承認具有決定作用。
明確說出“上層建築決定論”是顧準。（請見《顧準文稿》第341頁的註文：“對不起，我在這裏又在吹噓我的上層建築決定論了。”）
顧準是如何亮出這壹重要觀點的呢？
他說：“有些侈談什麽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壹種經濟現象，它也是壹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決定，什麽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顧準文集》第318頁）
顧準是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也會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觀點時提出上層建築決定論的。
什麽是資本主義呢？顧準說，我也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作過多年的探索，我發現，他的定義，集中在壹點上：“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主義階級。”（《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附註）
顧準認為，歷史上中國從來不缺少自由勞動者。對照中國的狀況，顧準指出，還應當補充：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國家的商業本位，科學技術，合理經營的知識，宗教革命所激起的崇尚節儉積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選民意識，是產生資本主義的諸因素。後來，他再次強調，“法權體系、思想體系是其後來強大物質力量由以長成的基礎”。（《顧準文集》第323頁）
（壹）
首先看看法權體系對於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有著怎樣強大的後勁。
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古羅馬就頒布《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壹部成文法典。其內容雖龐雜，但主旨是保護財產所有制。至公元六世紀三十年代，東羅馬帝國國王優士丁尼安在位時編纂了《優士丁尼安法典》等三個法律匯編。優士丁尼安死後又匯編了《新敕》。至公元十二世紀，集四個匯編鑄成《國法大全》，史稱“羅馬法”。羅馬法對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系，如所有權、債、契約等都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可以認為是保護私有制法典之範本。如恩格斯所說：“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最完備形式。”（《馬恩選集》第3卷，第143頁）該法典對後世資本主義私法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成為許多國家立法的依據。歐洲各國法律，除英國外，大多淵源於羅馬法，形成所謂羅馬法系。如法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即《拿破侖法典》）就是依羅馬法制定的。它規定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無限制和契約自由的原則，規定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恩格斯說它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馬恩選集》第4卷，第248頁）。影響所及，是“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本”（《馬恩選集》第3卷，第395頁）。
英美法雖不屬羅馬法系，但在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等權利方面，兩個法系的精神是相輔相成的。代表性事件是1215年6月英王約翰被迫簽署的《自由大憲章》。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權，保障封建領主、教會的特權及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收額外稅金；非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將任何自由人逮捕、監禁、沒收財產；保護市民的商業自由等。大憲章和此後的“權利法案”、“人身保護法”，成為英國確立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性文本。
1519年，西班牙卡斯提臘國會向國王宣稱：“陛下，妳要知道，國王只是領俸給的國家公仆。”英國憲章運動影響之深遠，可見壹斑。
英國“光榮革命”後，洛克於1690年寫了《政府論》下篇。該篇闡述了政府的起源，政府的目的，政府的職權以及公民的權利。關於公民的權利，洛克提出了人身權，自由權和財產權，他把保障公民的財產權視為最重要的權利。他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政府論》下篇，第77頁）。還說：“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同上，第87頁）
這個發源於希臘羅馬的西方國家的法權體系，無不在齊聲高唱壹個主旋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法是保護權的法；這個權的核心是公民財產所有權。顧準壹針見血的指出了中西之法的重大區別：“這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權聯系在壹起的。可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以及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法首先和權聯系在壹起的。”（《顧準文集》，第316頁）在中國，代之以財產所有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公民的財產，歷來沒有壹個明確的所有權概念。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這個以私有制為核心的法權體系，早已為商品生產的大發展奠定了法權基礎。有了財產權的安全保障，資本家才會大膽投資，並盡力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大批商品的湧現，作為商品交換的平臺——市場，自然應運而生，並從國內市場擴展到海外市場。市場的開拓和競爭，又促使商品的品種、質量不斷增多和提高。這時候，我們可以看清，私有制原來是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第壹功臣。所以顧準說，以為對財產所有權缺乏法律保障的中國也能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這是壹種“侈談”。
資本家在生產經營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那麽，政府是否會眼饞而動用權力，掠取某些重要項目壟斷經營，從而限制資本家的經營範圍呢？對不起，對西方世界來說，政府官僚們，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解放”到這種地步，就是說，壹代又壹代的政府官員，壓根兒不會想到去幹投身經營、以權獲利的那些事兒。這種現象是實行公有制之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才出現的新鮮事。
還有壹個怪現象。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方，可是，這個學說為什麽至今沒有撼動過西方各國的私有制，卻只在東方的壹些國家安家落戶？這個現象用的著為顧準提出的法權傳統來解釋。經濟基礎的不變（西方社會）與經濟基礎的大變（蘇聯與中國大陸等），不同的法權體系起了決定性作用。根深蒂固的財產所有權的法權觀念，使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遇上了不可超越的障礙，只得避開歐美大陸，改道東行。

（二）
我們再來看思想體系怎樣影響社會面貌？怎樣決定歷史走向？
思想體系涉及很廣泛的內容。它是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宗教、歷史等領域的觀念與學說的總匯。前面所述的法權體系就是其中之壹。西方思想體系、或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是它的壹個核心概念。

個人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是壹個正面概念。它是關於個人權利和個人價值的學說。就個人權利而言，財產所有權是其基礎，此外還有人身安全權，言論、信仰自由權，政治參與權，工作與休息權等。就個人價值而言，人生而獨立、平等、尊嚴，個性應自由發展，人的價值應獲得自我實現。價值的自我實現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每個人都要開發自我，盡最大努力實現自身的價值。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五個層面，其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賦和能力，認為這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這是個人主義的最高層次。
個人主義的思想滲透到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決定著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的全貌。
就政治領域而言，認為每個人天然地具有人身安全權、自由權與財產所有權等權利；這些權利每個人是同壹的，不因社會地位不同、財產多寡、信仰與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別。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壹種自然權利，不可轉讓，不可剝奪，故稱為“天賦權利”。不過，社會如果沒有公共權力，每個人的天賦權利就會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人們需要組織起政府，來防範與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組織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天賦權利不受侵犯，政府的職責就在於此。洛克著述《政府論》專門闡述這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這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其出發點卻是個人主義的，可也是西方近代民主政體掘起的根源。
至於經濟領域，人們忙於商品生產為了什麽？為了賺錢，為了利潤。第壹為了利潤，第二為了利潤，第三還是為了利潤。這是赤裸裸的個人主義。就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那樣，資本家從事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為了利他。個人利益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但是這種經濟行為雖然從利己出發卻達到了利他的結果。而且也只有達到利他的結果才能實現利己的目的。所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雖然都出於利己的考慮，但只要他們的經營活動不有害於他人，而實際上也有利於他人，那麽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應當說也在為他人利益服務；而且也只有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樣，利己與利他就達到和諧的統壹。而市場為利己與利他的統壹提供了橋梁，提供了機會。可是，在市場競爭中並非每個參與者都能獲得成功。為了成功，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就要使自己的推銷物適銷對路，價廉物美，就要不斷地采用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企業管理……這樣做的結果，就有效地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這就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奧秘。因此，斯密主張，每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競爭。斯密這壹思想被社會廣泛接受後，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其出發點同樣是個人主義的，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秘密。當然，前提是，生產資料必須是私有制的。
個人主義在文化科技領域，同樣大放異彩。
近代的歐美，人類文明出現了跳躍式的發展。這壹歷史時期發生了壹系列的革命：文藝革命，產業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等。發生這些革命，十分重要的是因為出現了壹批卓識超群的偉人，他們提出了新思想、新理論，發現了新規律、新事物，發明了新技術、新工具。這是壹個巨星璀璨、傑出人才輩出的時代。

偉大時代的來臨與傑出人物的湧現相聯系；而傑出人物之能為傑出人物，是因為實現了各自的自我價值。
人生而平等。這僅指法學、政治學意義而言（而且限於自由國家）。在生理、智力上，人是有差別的。
上帝給予具有特別天賦的人僅只壹小部分。其中，有的人思想敏銳，有的人想象力豐富，有的人記憶力超強。有的人善於抽象思維，有的人長於形象思維。有的人富於正義感，面對社會不義不平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道義之責，而有的人擅長經營，結果為社會創造滾滾財富。如此等等。
多樣的天賦，我們才有多彩的世界。但這完全有賴於那些具有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除了本人的勤奮努力、不懈追求，十分重要的，還需要有適宜人才成長的土壤。
譬如，目前中國應試式的教育體制，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的動力與目的，就是為了應付壹次又壹次的各種考試；每次考試決定著應試者的前程，因此無論家長或學生都疲於奔命似地應對。這種教育體制把學生全都塑造成了“考試工具”，結果各種特殊人材就此遭之扼殺了！這種損失之巨大無可估量。特別是對於具有思想家、科學家胚胎的稀缺人材，其成長尤其需要寬容的社會環境。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標新立異的見解，往往是對權威定論的超越，與世俗之見亦格格不入，如果壹開始就加以簡單否定，對於社會進步是壹巨大損失。而思想家、科學家實在是人類社會中最寶貴、最稀缺的財富。歐美國家早於中國三個多世紀就進入了近代社會，原因之壹，在那裏思想家、科學家群星璀璨；而在中國，這壹時期思想家、科學家寥若晨星。中國為什麽至今沒能像歐美那樣湧現壹批思想家、科學家？原因是中國缺乏能讓思想家、科學家脫穎而出的土壤。國外評論家指出，中國GDP雖已居世界第二，但沒有壹件屬於原創性科技成果的生產品，出口的多是大眾的日用消費品。中國如果再不重視“開放思想市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對中國的忠告之壹），再不重視對特殊人才的開發，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上面所說的是，個人主義——這個西方思想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產生了多麽重大的決定性作用啊！
個人主義在中國則完全是另外壹種命運！請見《辭海》中對“個人主義”的詮釋：

——“壹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原則。”“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個人主義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根本對立，對革命隊伍起著腐蝕作用。”

因此，個人主義成了卑賤的見不得人的思想和行為，成了過街的老鼠。
因此，要狠鬥“私”字壹閃念。
因此，個性，個人利益，個人理想，個人奮鬥，都成了貶斥的對象，壹個個被打入因此，中華文明，漸次衰落，不再輝煌。
實際上，個人主義根本不可能遭之驅逐。那些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比社會主義國家更少個人主義；而在蔑視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個人主義在特權者那裏卻擴大到無限大。
（三）
日本與中國的近代現代化路徑，是思想文化決定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發展的兩個典型事例。
日本也經歷了德川幕府兩百六十年的專制統治、閉關鎖國的歷史時期。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後立即實行對西方的開放政策，向天地神明宣誓，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等維新基本方針，為建立近代立憲政體，特別是開議院、立國憲奠定了基礎。隨後，民治政府大刀闊斧地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改革等級制，允許土地買賣，允許自由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使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領域迅速現代化。日本的這壹西方化的文化選擇，頃刻使其成為亞洲的第壹強國。
面對西方文化，中國則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立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半西化政策，不僅被當時的也是以後的中國統治者認為是最好的國策。當時的洋務派就認為，在堅守政治體制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學習、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才是中西合璧、優勢互補的正確選擇。在他們看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徹底西方化的選擇，乃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丟棄，得不償失。但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長期處於躑躅不前（有時甚至倒退）的狀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20年過去了，回首這場戰爭，當今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是“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之間的壹次較量，中國之敗，在於制度與觀念之敗。
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文化，壹個是全方位地引進（即所謂“脫亞入歐”），全方位地改革舊制度，全方位地建立起西化即現代化制度。壹個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東方島國與西方世界遙相呼應。壹個則在保存原有舊體制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引進西方文化，結果壹直未能跨進現代化的門檻。壹個多世紀了，面對世界先進文化的沖擊，窮於應付，忙於設防，壹次又壹次地挨打，壹次又壹次地挫折。這種被動的局面何時才能結束？！
這個離我們不太遠的故事，說明文化體系不但決定經濟基礎，也決定政治制度與歷史走向。
要不要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依然是當今中國需要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大問題。今天的中國，除了還沒有卸掉“文化民族主義”的包袱之外，還背負著壹個更為沈重的文化包袱，那就是共產極權主義。這個文化包袱使中國通向西方化的通道更阻隔萬水千山。然而不打通這個通道，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終究是個夢想而已。
可以說，中國的問題，從近代到當代，始終存在著壹個文化選擇的問題。
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遷更直接說明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
中共立國之初那場消滅地主經濟的運動，以及由此而導致農村土地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改變，百分之百是上層建築——國家權力直接作用的結果。隨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共產改造，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純粹是以國家權力為杠桿的。從此，私有制被送入墳墓，公有制壹統天下維持了約二十五個春秋。到1980年之後，私有經濟又從墳墓裏走了出來，公有經濟逐漸地有所退縮，直到今天出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與私有和其他經濟形式共存的局面。經濟基礎前後的重大變化，有時雖有底層民眾的推動（如推行“包產到戶”），但關鍵還是決策者權杖的指向。雖然，公有化運動來源於共產主義空想（思想決定），而促使公有經濟的退縮是現實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存在決定），但不能否認，兩者變化的決定因素，都是權力的主導作用。六十五年了，上層建築改變壹切。
結論是什麽呢？
第壹，兩種基本的力量在推動歷史的發展，壹種是生產力、經濟的發展，促使上層建築的改變，推動歷史的進步。壹種是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尤其是國家權力也決定經濟基礎的變化，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命題比較適用於人類早期的解釋，顧準認為，就中國而言，適用於先殷到殷，殷周制度變革，兩周到秦之間的變革。到了近代現代，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科學技術，這些上層建築的元素對經濟的發展的決定作用愈來愈凸顯了。這壹點，請歷史學家作出具體說明。
第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對歷史的發展作用，呈現兩種不同的情況：壹種是正面的積極作用，壹種是負面的消極作用。後者導致生產力的破壞，文明的衰退，人民的苦難，直到歷史經過曲折的彎道後走上正道。人類尤須防止上層建築的消極作用。

自恩格斯以來，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斷地在進行著修正與批評。
唯物史觀忽略了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忽略了人的意識、思想、意誌與願望（所謂“人心所向”）、忽略了人們創造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忽略了社會法權制度與政治制度對於歷史發展有著重大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觀的這些缺陷，說它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壹般規律，不如說它所揭示的這壹規律連壹半也沒有。如果我們把經濟的、政治的、科學技術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種種偶然性事件都看作是對歷史發展起作用的因素，那麽，歷史發展的進程與前景是極其不確定的，是不可預先下壹個既定的結論的。
唯物史觀的另壹個缺陷是，以純粹的邏輯推理作為構建這壹理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而生產關系所由構成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又導致整個上層建築或快或慢的變革。如此，把十分復雜的歷史發展變得很簡單了：歷史發展無非是三項元素——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的邏輯演進。這不免誤入機械論和形而上學之嫌。
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目的要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築是必然要被歷史所否定的，代替它的是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下面的論述將要證明，這種先驗主義的預言如何遭到歷史的嘲弄。
後篇 作為論證工具的歷史唯物論

馬克思的本意
馬克思難道沒有想到，人的思想、意誌，人的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嗎？對此，我們難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們只能說，唯物史觀的內涵，要求撇開人的能動性，將人的能動性剔除於人類歷史發展之外，進而全然否定唯心史觀。另壹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壹條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恩格斯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為什麽？因為這兩論雄辯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唯物史觀告訴人們，即使是人類社會壹般的歷史發展，其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爾後引起上層建築的變革，最終都可以歸結為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終極原因。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這壹規律更加明顯地凸現在人們的面前。所以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831-832頁。）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壹段很有名的文字。這段文字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如果唯物史觀是壹個公式，那麽，馬克思這個對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判斷就是這壹公式對於資本主義命運的具體應用了。
所以，唯物史觀實際上是壹個論證工具，它論證：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是由唯物史觀這個鐵的法則決定了的。
馬克思的另壹個重大發現，即建立於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則從經濟理論上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勞動價值論揭示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使工人階級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困境，由此使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造就工業化社會大生產的同時也造就了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
馬克思就此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關於無產階級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主張，都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提了出來。
在此之後，馬克思著書立說，就是為這壹預言提供理論論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創立，都是為此目的。
本來，預言之是否正確，只能待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只有當預言被歷史所證實時，才可以認為是正確的預言，否則，便是錯誤的。
馬克思等不及他的預言由歷史來加以證實，因而以理論來加以證明。
可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之後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是向著他所預言的另壹個路徑發展的，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存於同壹共同體之中；無產階級沒有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命運，他們的物質生活隨著社會文明水準的提高也隨之得以改善；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並沒有因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達到與之不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依然屹立，沒有被推翻。如此等等。
在這種歷史現實面前，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預言錯了。
接著的問題是，預言錯了，那麽，證明預言的理論還正確嗎？
只能遺憾地說，這些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同預言幾乎是同樣的命運。
關於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的錯誤，早已為中外學者所評述。
唯物史觀呢，它的命運似乎比剩余價值論要好壹些，但如同“前篇”所述，問題也不少。
這裏還可以補充，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革命不是純粹地由經濟、由生產關系不能容納生產力所引起的。最近壹個很明顯的例子：1991年蘇聯、東歐劇變這壹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是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極權性質所導致的。中國自1980年以來的改革包括1989年的“六四”事件，其主要指向也是政治領域的改革；只是由於當局的壹再回避而使矛盾不斷積累，不斷激化。要改變這種現狀同樣不是在經濟領域中去尋找出路。抓政治改革才是抓住了牛鼻子。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俄國的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其直接動因都是非經濟性的。……

歷史唯物論所面臨的兩大難以逾越的障礙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現存的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舊的生產關系必將發生變革。這個變革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在現實中，它面臨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是馬克思沒有想到的。
第壹個障礙：文明社會秩序之基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自從氏族社會解體以來，財產私有制的存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譴責私有制之聲成為壹種思潮。可是，維護私有制的主張仍然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見。
財產所有權成為西方法系的基石，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公元前五世紀羅馬的《十二銅表法》產生第壹部私法以來，直到公元十二世紀以羅馬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完備形態。以《自由大憲章》（1215年）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在維護私人財產和公民自由等權利方面與羅馬法系的精神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近代以降，西方各國進入了憲政時代，各國憲法、民法無不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意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為維系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各領域良好秩序的基本保障，是文明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
既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西方近代以來憲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人權的基本內容，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革命目標，就是對西方法律體系的根本性顛覆，也是對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來所確立的“天賦人權”原則的傲慢挑戰！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主張能否撼動西方的法權傳統呢？須知，要逾越這個歷史障礙，對法律制度不甚完備、法治意識處於朦朧狀態、人權概念尚無確立的國家來說，或許並非難事，甚至不成其為是壹種障礙（如果妳手中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如果妳面對的是西方國家，在那裏，經過幾個世紀的思想啟蒙，人權概念已堅如磐石般地確立起來；在那裏，國家（政府）的職責是保障人權，如果踐踏人權，這個政府就會被趕下臺；在那裏，如果敢於侵犯私有財產（不要說消滅私有制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會被公眾視為盜賊而成為眾矢之的。馬克思不但沒有考慮到西方社會悠久的法律傳統，也把人權原則置於腦後了，竟把“消滅私有制”這壹共產革命的目標從1848年起就確立為他的基本思想。由此可以認為，原來馬克思主義是反西方文明，反西方傳統的異質文化。這種文化肯定不可能為西方社會所接受。要在西方國家消滅私有制，乃是天方夜譚，如緣木求魚。
第二個障礙：公有制的致命內傷——社會動力機制的缺失
私有制是有弊病的，它導致社會的貧富不均，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等等。
於是，壹些思想家、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方案。
但是，公有制實行之後將會怎麽樣？盡管理想主義者對於公有制條件下的社會寄予種種美好的期許，但對於公有制實行之後的社會現實將會如何，畢竟是個未知之謎。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是公有制壹統天下。結果如何？經濟衰退，國家貧窮，農民連溫飽都得不到解決。到了後毛時代，開放了私有經濟，經濟開始復蘇，但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企業壹直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持續，前後已有六十多年了。那麽，實行了公有制之後的社會究竟怎麽樣呢？對這個問題，今天我們終於有了發言權。
總起來說，推行公有制後的社會狀況比私有制下的社會狀況更糟！
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這種私有制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顯眼了。
公有制下還滋生了壹個特權階級，即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利用權力集中社會財富占為己有，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貪婪、最放肆、最不擇手段的盜竊集團，掠奪集團，腐敗集團，剝削集團。他們要堅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天堂。
更為致命的是，公有制喪失了社會的動力機制，其病竈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壹無可救藥的內傷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必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棄兒。這是歷史唯物論又壹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是在公有制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然仍然需要他們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責任心，創造性大為受損、受挫、受抑，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生產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或壞，盈或虧，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它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它也無需為企業的巨額虧損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企業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決定了他（他們）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由於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這好比是壹艘拆除了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這個致命的內傷決定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對馬克思先驗的即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判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對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註入私有經濟，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籍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們早就撐不到今天了。
公有制的這種命運馬克思是絕對想象不到的。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兩個落腳點——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漫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主義對人性對自由對國家的看法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其他學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以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邏輯起點的內容貫穿於他的整個學說。雖然早在聖西門 傅立葉 歐文時代，就已經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了，但他們無法將階級與階級鬥爭系統性的概括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實踐指南，他們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資料的概念最多只是為人類社會發明出自助餐與派對娛樂場所提供了思想啟蒙。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根據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為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由此可見，階級這個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會瓦解。

與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受到剝削受到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表達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如果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共產黨宣言》裡邊，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當《資本論》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統性的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主張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了，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再有國家，因為國家機器的滅亡，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制，沒有僱傭勞動制度，沒有剝削，沒有因為生活所迫產生的社會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馬克思主義，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個偉大的階級。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根據以上簡短的總結，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無產階級階級通過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從無產階級專政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出發點是為了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確實令人敬仰。但是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走向偏激。在觀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的時候，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處境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他對於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至於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消滅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從而後來被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鄧小平發展成極端邪惡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屬於馬克思認為的需要消滅的舊的世界？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 和平相處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就可以成為現實嗎？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性論與自由論以及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觀察人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充斥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會強調階級性。不管富人、窮人，無論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為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就不是自由國家？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同屬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比如生理方面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渴望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成員，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因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思想根源。

馬克思並不滿足於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充斥著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裡邊，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但是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屬性，但是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裡邊，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是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針對蒲魯東關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所以向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是沒有意義的。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馬克思認為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人的階級性出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以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的引導出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只有首先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演變，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而且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馬克思的人性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比如毛澤東就在馬克思的人性論的基礎上擴大解釋，毛澤東認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存在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認為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人們因此恐懼談論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開始離開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被否定。這種思維禁錮維持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中國學者仍然用這個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偽善現象，很多人擺明了是追求個人利益卻裝出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事實上人的本質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不是決定人的本質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國社會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是不存在階級感情的，雖然他們是從事特殊行業的僱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可是追求出人頭地成為資本家才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工人階級不存在階級感情，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隸就反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歷史社會條件中缺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素的工人階級，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不是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馬克思的階級性理論是偏激的。

2、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表達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關於國家關於社會制度的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觀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當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貢斯當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 柏林對自由的定義認為：“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馬克思的著作執著的探索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分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邊，每個人，特別是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裡邊，每個人才可以獲得實踐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層面的政治壓迫，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制度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自由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把自由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的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國家機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滅亡之後才可以存在。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是“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要有公共管理機構。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可以讓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就會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因此讓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實際。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指的是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自由的基礎（條件）；但是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這句話理解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基礎，中國共匪把這句話解釋為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中國共匪的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麽？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無數事實所證明。這與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在中國剛好是相反的。

3、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看法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礎建立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滅亡，都是同階級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列寧認為“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的會滅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是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裡邊，資產階級國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是剝削存在的基礎，人又是存在階級性的，所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性質的國家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必然是專門為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服務的。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限制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的思想框架裡邊。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表達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建立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於社會契約，來自於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如果缺乏監督與制衡，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在制度層面在法律層面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並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效仿。之後傑斐遜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止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讓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議會是“空談館”。他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後來中國共匪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馬列主義，這種“壹黨專政”的體制為共產黨統治人民開創了可行的統治方式。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不可以實行三權分立那壹套。”。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對人民實行專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馬克思的國家觀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之間存在天壤之別。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國家，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政黨的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邊，被專政階級認定的被專政階級，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這樣的國家總是進行著壹場又壹場針對被專政者的政治迫害。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還告誡人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現實層面，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

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對馬克思的極權思想的發展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并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裡邊有一個章節叫道德與法，恩格斯在這個章節裡邊批判了資產階級道德觀念與法治觀念的階級性與虛偽性，道德與法一直是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中國學生灌輸的世界觀，很多接受這種灌輸的中國學生認為人類社會本質上是人治的，任何社會本質上都是人治的，道德觀念與社會制度以及國家機器都是有階級性的，西方社會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國社會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官僚資產階級專政，被共匪嚴重洗腦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被共匪洗腦不嚴重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西方民主政治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根本沒有全民性，國家屬於特定的統治階級，很多共匪教育出來的中國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他們會認為反共人士是因為希望屬於西方民主政治的資產階級專政取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恩格斯的觀點的論述是斷章取義的，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沒有告訴廣大中國人民恩格斯晚年承認了國家的全民性，承認了民主政治的利益博弈效果，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支持了社會黨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國際的成員政黨在很多國家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至今在德國還是最大在野黨，德國的總統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改良過的自由世界形成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只是為廣大中國人民灌輸的只是可以與列寧宣揚專制有理論的國家與革命進行嫁接的反杜林論裡邊的有利於支持專制有理論的觀點。

在共匪的建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掠奪，第一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與集體化以及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的名義，建立共匪控制的極權計劃經濟的黨國所有制；第二次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黨國權貴集團在黨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瓜分名義上的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共匪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一次的掠奪都伴隨著屠殺與政治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匪的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匪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構成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統治。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匪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份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共產極權統治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黨國資本。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共匪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黨國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共匪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實行社會主義需要依靠民主制度。

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制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制的極右派，這些人并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并不在意社會是否存在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國家裡邊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卻選擇參加工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雖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還是相對真理，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貪官確實無法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他們經常鎮壓上訪討薪的工人，掠奪名義上屬於農民的農村集體財產，可是如果把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看成是絕對真理就會走向偏激，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女，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讓人格特質良好的黑五類子女受盡霸凌，讓人格特質不好可是又出身紅五類家庭的人進入中共體制內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權災難，造成這種人權災難的思想根源就是經濟決定論。流氓無產者很多都是極右派，人性就是階級性的世界觀不是普遍真理，無產階級未必認同爭取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都是階級提升，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公平只是叢林法則的有效性，也就是階級差別必須在叢林法則的基礎上形成，他們只是眼紅家庭出身好的人，并不追求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平等，反而很多資產階級因為被白左大愛影響所以認同共產主義。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污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制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制度公有制會演變成黨有制，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制跟僱傭勞動制度的中國并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制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并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制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制度根本沒有概念，即使這些人也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可是他們卻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上邊，而不是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制度上邊，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裡邊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工運領袖的人，大多數不是因為產生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所以成為民運人士，很多人是基於勞權觀念的產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希望維護勞動權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所以成為民運人士，他們希望建立民主政體保護勞動權利，利用民主政體創造福利國家。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不是經濟基礎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本身沒有特定的階級性，中共長期對中國人民灌輸錯誤的觀念，宣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產物，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願望締造出來的社會制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體除了保護私有財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特別是通過憲政體制與福利國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功能，用馬克思解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反對皇權專制的社會運動以及列寧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初期部份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觀點解釋現代民主制度，中共對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長期愚弄基層人民，誤導基層人民拒絕民主政體接受一黨專政的企圖。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共匪喜歡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定義為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事實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與西方商業文明無關，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

即使民主國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會發展成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時代中國的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卻比現在高，整個社會充斥著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氛圍。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經濟決定論只能適用於解釋部份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真理。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馬克思生長於十九世紀，他觀察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部份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確實經歷過從皇權專制過渡到古典民主的過程，這些國家的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於是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部分西方國家是因為私有產權的發達產生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根據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馬克思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馬克思生前并沒有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民主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威權復辟與極權復辟，所以馬克思生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

事實上如果了解發生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事實上是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社會變革，造成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變革產生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普遍產生於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之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馬克思沒有見證過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才會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政治變化，我們會發現，在休克療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非常強烈，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一九九三的俄羅斯甚至可以發生公民自發組織公投宣講團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療法的後期，普京政權上臺執政，即使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成份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因為普京集團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卻下降了，因為社會意識形態被普京集團支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宣傳取代了公民意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下降了，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也被削弱了，俄羅斯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經驗，比如之前講到的胡耀邦時代與現在的中國之間的反差，都是證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據。美國長期迷信經濟決定論，以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結果中國不但沒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為美國的輸血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越來越穩定。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商品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只是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至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商品經濟從來都不是共匪擔心的對象，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印度在高度非工業化與非城鎮化以及農業化外加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治，印度的經驗證明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人生活的動力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當人在經濟層面得到安逸之後，就很容易產生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談到利益通常會讓人想到的是物質利益，比如參與一項投資損失了很多錢，利益受損，事實上人類社會除了存在物質利益還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來自於傳統經濟層面的事物，在情感 榮譽 自我實現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會產生精神利益，從需求層次的角度講，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之後的人類，會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開始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在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會發揮作用，人會從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獲取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

精神利益可以獲取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愛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實現了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成為不受干擾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制度層面的保障 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獲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冷漠 沒有獲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沒有實現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受到壓迫 不被大多數人接受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不受制度的保障 原本接觸過的宗教信仰帶來的煩惱，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損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給人經濟上的安逸與精神利益層面的富裕，用集體去扼殺個人，用抽象的國家利益否定個人利益，重視經濟發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設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不適合人類生活。

馬列主義的理論體系的基本特征

作者 徐水良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論述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

幾十年來，我寫了許多、許多論述國家和政權的文章，闡明了國家的地域性質、全民性質，批駁了馬列主義階級國家，階級暴力，鎮壓機器等等的謬論。同時也論述了國家地域性全民性，與國家政權階級異化之間的矛盾。指出解決這個矛盾，只能靠公共領域的公有化、民主化來解決。把公共領域的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公有化，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使國家政權國家權力盡可能全民化。同時論證，國家政權和治權，是管理機器，不是鎮壓機器。

但這裏還有壹個很重要的問題，過去只是簡單提及，沒有詳細論述。這就是隨著自由民主的逐步發展，隨著自由民主社會逐步向人性化的人本社會發展，國家，將愈來愈從單純的管理機器，變成為全民服務的服務機器。

今後，這個問題，需要大家壹起來認真研究。

實際上，人類社會的管理機構或管理機器，包括國家政權，本來就是為居住在國家這塊土地上居民，即國民設立的，不是居民或國民為管理機構即國家政權而存在，而是國家政權為居民而存在。因此，從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部落和氏族領導機構，到國家，本質上說來，都是為居民創造和設立的。從這個意義上，他們本質上就應該是為居民服務的服務機構。

只是，隨著國家政權的階級異化，國家政權、國家公權力為某些階級、集團、組織、政黨、家族或個人霸占，國家政權，就越來越失去其服務功能，越來越變成霸占國家機器的統治者的統治和壓迫機器，它的管理職能，越來越變成為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對其他居民的統治和壓迫職能。

古代國家的對內對外職能，相對簡單。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國家政權的職能，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復雜化。它的服務職能，也就越來越多。

現代國家政權的對內職能，不僅繼承了古代國家的水利，道路，賑災等等服務職能，而且發展出經濟、文化、教育、消防、交通、通訊、公立公園、國家森林、社會福利、養老、社會救濟、救災、全民健保等醫療服務、體育、以及其他許多、許多服務職能。其中的教育職能，包括幼兒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對家庭教育的指導等等，形成壹個龐大的公共教育體系。這些服務職能，越來越變成國家政權中最大最重要的職能。

隨著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未來社會將在自由民主制度的保護和引導下，逐步向人性化的人本社會發展，國家將越來越變成壹部龐大的服務機器。而且，傳統的管理職能，也將越來越具有服務性質。即使軍隊、警察等武裝力量，武裝機器，也將越來越具有服務性質。不僅他們擔負的交通、消防、救災等等，本來就應該是服務職能。他們負擔的管理職能，例如警察負擔的社會治安和管理只能，也將越來越具有更多的服務內容和服務性質。

因為國家公權力是公共領域的服務機器，所以，人們才能把執行國家公權力的官員，稱為“公仆”。他們不應該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

但是，要實行從單純管理機器到服務機器的轉變，其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國家政權國家權力的公有化、民主化。必須在自由民主條件下，才能轉變。否則，國家政權國家公權力為少數人霸占，為某些階級、集團、組織、政黨、家族或個人霸占，那國家就必然具有異化的性質，必然變成統治者搶劫掠奪，巧取豪奪，並為此具有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可能會有毛式公有化大搶劫大掠奪，而且可能會有鄧式私有化大搶劫大掠奪。中國大陸獨特的、逆世界歷史潮流而動的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搞的所謂“產業化”，實際上是權貴們在教育醫療領域損害國民利益、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大搶劫大掠奪的典型之壹。
本人論述國家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壹些公認的五毛就群起對本人造謠汙蔑，人身攻擊。看來這個國家問題，牽涉五毛及其主子的核心利益。所以這裏必須繼續簡單說壹說。並且將再配發兩組關於國家和愛國問題的文章。

在中國，國家是非常古老的特殊地域概念。

中國正體“國”字的本意，就是荷戈武士武裝保衛的地域。

到周朝時，“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諸侯的封地稱國，大夫的封地稱家。所以以國家兩字作為國的通稱，形成國家概念。

因此，中國的國或國家概念，至遲周朝時就已經形成。

所以，拼命把古代中國的“中國”概念，說成只是單純的地域，不是國家，完全是閉著眼睛撒謊。

反過來，因為國家是地域概念。用馬列國家概念狡辯，說中國是地域就不是國家，那當然也完全是胡說八道？

馬列把國家與國家的壹個附屬要素政權要素，也即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概念等同起來，絕對荒謬。我論述多少年，說明真正的國家概念是什麽，（逐步深入論述，延續三十多年了），可是所謂的民運人士，老是不懂我再三說明的，國家是帶有人民（國民）、主權和政權要素的地域概念這個日常理論道理。

國家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中，核心要素是地域概念，所以國家能在地圖上標示出來。不是地域概念，就無法用地圖表示。其次是人民（國民或人口）要素。

地域和人民兩者，也是國家的基本要素。沒有這兩個要素，就不是國家。

主權及政權要素，包括治權，只是附屬要素。特殊時期，暫時沒有政權或主權，國家依然還是國家。

中國周朝後古書上幾千次幾萬次說的“中國”，這個“國”，當然是周朝就已經形成的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

因此，說中國這個概念，不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古代概念，而是民國以後的新概念，完全是林思雲隱瞞歷史事實的撒謊。

那些不讀中國歷史書籍、不懂中國歷史，不懂國家理論，在我們說明事實真相以後，繼續拼命吹捧和夥同林思雲撒謊的人，也是別有目的的人。

十多年來，海內外五毛偽右派，利用馬列錯誤的國家概念和謬論，把國家理論搞得極度混亂不堪。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混淆視聽，渾水摸魚，以曲線道路，幫助中共維護極權專制的國家制度。

這些五毛，把中共與國家等同起來，高唱反共必須反華的謬論，要把反對中共的人們，轉移方向引向反華。甚至是反華不反共的方向。把反中共就必須不愛中國就該當漢奸去賣國等等的荒謬觀念和謬論灌輸給民眾。

尤其是，這些人，杜撰“愛國賊”概念，大力宣傳，提倡賣國當漢奸。當年他們組建多個《漢奸論壇》，壹方面，他們用罵中共“愛國賊”的方式，幫中共洗脫賣國賊罪名，掩蓋土公賣國、害國、禍國的各種劣跡，顛倒黑白把中共賣國害國禍國，說成愛國賊愛國行為。另壹方面，又用提倡賣國、自稱漢奸的辦法，幫中共坐實中共的反誣，即誣蔑中國民主運動賣國的罪名。壹時間，他們的謬論傳遍海內外，鋪天蓋地。本人從壹開始就非常反對他們的荒唐謬論和做法，因此撰寫許多指名或不指名批評他們謬論的文章。

說到愛國問題：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最高表現，就是發動和依靠中國民眾，聯合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力量，推翻中共賣國賊實行極權專制、仇視自由民主普適價值文明陣營的腐朽制度的統治，防止中共挑起國際戰爭甚至新的世界大戰，危害甚至毀滅中國和人類。這種反共愛國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熱愛和平，與全世界友好相處，與民主文明陣營結盟、實行普適價值的自由民主文明制度。

事實上，列寧根本不懂什麽是國家。不知道國家是壹定民族居民占據、生活居住、並用武力保衛的特定地區，不知道國家是帶有居民民族要素的壹個地理概念。馬列甚至不知道因為國家是地理概念，所以國家才能在世界地圖上畫出來。他們當然更不知道國家的基本要素是人民和領土。
相反，列寧繼承馬克思謬論，只是用政權治理的政治概念來稱呼國家，把國家等同於政治概念的政權，不知道政權只是國家的從屬要素，而不是基本要素。

他們的國家概念，是政權和社會治理意義上的政治概念，也即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因此，中國毛左與裝扮成愛國憤青大反所謂“愛國賊”“愛國主義”，曲線救專制的五毛們，他們雖然表面上互相對立，實際上他們的國家概念完全壹樣，都用的是馬列的國家概念，都壹樣荒謬，而且比馬列的國家概念更加荒謬。

其中，曲線救專制的五毛，欺騙性特別大。他們接過馬列國家學說，把國家與政權等同起來、混為壹談。他們以表面上反專制的面目出現，與專制演戲唱雙簧，搞陰謀，欺騙民主派，捏造“愛國賊”概念，以便讓民主派自願把愛國帽子送給專制賣國者，把專制賣國者說成愛國者。相反，欺騙民主派，讓關心國事，為了國家好，因為愛國而冒險搞民主的民主派，說成反對愛國、反對“愛國賊”、主張賣國的派別，從而幫專制坐實民主派的賣國罪名。通過這種陰謀，非常陰險地達到曲線救專制、救專制賣國的目的。

第二、無論是國家的本質意義上，即國家的基本要素——人民要素和領土要素，還是國家的附屬要素，治權即政權要素，國家的特點都是國家的全民性。基本要素不用說，他們本身就是全民性。

第三、即使國家的附屬要素、政權要素，即馬克思和列寧使用的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連馬克思和列寧也都不得不承認：“國家是全社會的唯壹正式代表”，也就是說，國家的性質，就是全社會的代表，並且是唯壹代表。實際上，本人的研究，發現國家的客觀事實，這個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還是具有武力排他性的全社會的唯壹正式代表。這唯壹代表的意思，當然就是代表全社會，而不是代表某個階級。
在現實中，占優勢的階級為了私利，往往企圖霸占國家，企圖使國家成為自己的私產。但是，他們無法完全排除其他階級而只代表本階級，無法完全排除國家的全民性質。因為如果治權意義的國家只代表某個階級，就變成只是階級組織，而不是代表全社會的國家組織。因此，即使治權意義上的國家和國家政權，也都必須多多少少代表全社會。只有極權專制的國家政權，才能近似地變成幾乎是階級組織、政黨組織，其他集團組織、或家族組織。

可是，馬克思和列寧，卻自相矛盾，自己否定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國家是全社會唯壹正式代表”那個正確意見，相反卻無限強調國家是階級國家，是鎮壓機器。因此，他們的國家，就是極端化的極權專制的國家概念。

第四、無論何種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機器，即無論何種國家的管理組織，國家機器的根本性質，都是行使公權力的管理機器。鎮壓、治安、教育和其他所有職能，都是為了保證行使管理需要的輔助職能。但是，馬列卻完全錯誤地把壹個特殊的輔助職能，即日常國家較少使用的暴力鎮壓職能，說成國家的根本性質，說國家是實行鎮壓的機器。這就完全顛倒了抹殺了國家是管理機器這個根本性質，把國家與它的壹個特殊從屬輔助職能——即鎮壓職能之間的相互關系，顛倒過來了。這就非常荒謬。

第五，越是民主的國家，公職人員越是真正由全民選舉產生，國家就越具有真正的全民性，國家的階級異化性質，就越是得到更完全的消除，這類國家也就越符合國家的全民本性。

因此，馬列階級國家、階級民主和鎮壓機器等等謬論，無論在哪個意義上，都是只要國家的階級異化和其他異化，只要極權專制，不要國家的本質、不要國家的全民本性、全民屬性。他們的謬論，都是堅決反對主權在民、反對全民民主的反動的專制謬論。

所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整體上是完全錯誤的反動謬論。
自從中共在中蘇論戰中大批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以後，尤其是文革的全面專政以後，“國家是階級國家”，是“統治階級實行暴力鎮壓的機器”等等馬列主義謬論，充斥中國的所有媒體和出版物，謬種流傳，傳遍城市鄉村，每壹個班組，每壹個居民區，每壹個村鎮。以致號稱反對土公的中國反對派人士，也往往動不動搬出這種馬列主義謬論。包括曲線救共的賣國派人士，他們反對愛國提倡賣國的謬論，就完全是建立在這種馬列主義謬論的基礎之上。

實際上，國家只是特定人群居住、生活、占領並用武力保衛的土地。它的基本要素，居民和領土，具有完全的全民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從這些基本要素說，國家，為居住在在這塊土地上的全民所共有。

而就國家的第三個要素主權說來，現代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的憲法，基本上都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中共也不得不接受這個觀點，在憲法中規定中華民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只有直線和曲線救共的派別，包括不大有羞恥感，習慣胡言亂語的方紹偉先生，反對愛國提倡賣國的曲線救共賣國派某大律師，才厚著臉皮，為中共服務，把中國說成是中共的產權。

只有在這些要素之外，國家的附屬要素國家政權，才具有階級、集團、或者家族性質。

君主專制社會的國家政權，就具有家族性質。但把這種國家說成地主階級的國家，恐怕也是馬列主義和土公的胡說。壹般的地主階級，除官僚外，也並不參與國家的政權組織和管理。

當代中國的國家政權，則具有集團性質，只屬於中共賣國集團和他們的官僚太子黨，不屬於其他任何階級。他們聲稱自己的政權屬於工人階級或勞動人民，完全是欺騙。實際上，他們的國家政權，恰恰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死敵。

歷史上，接近於階級性質的國家政權，有希臘的奴隸主民主制國家政權。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國家政權，大概應該是接近介於整個羅馬公民奴隸主（不包括非羅馬公民奴隸主）階級和其中的奴隸主貴族之間的壹種政權。但這裏說的接近，忽略了非奴隸主自由民平民在國家政權中的作用，實際上這個作用還是不能忽略的。

當代廢除了黑奴制度，經過民權運動的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政權，每個成年公民，不管屬於哪個階級，都有選舉權。民主，就是公共權力的公有化。因此，當代民主國家的國家政權具有基本的全民性質。

當然，在民主國家，資本家和富人階級，憑借他們的財富，占據經濟方面的相當優勢。但是，在政治方面，人數眾多的貧窮階級，卻占有很大優勢，這壹點，從每個政客往往習慣於罵富人，卻不敢罵窮人這壹點，就可以看出來。美國、尤其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福利制度，也正是窮人政治優勢的壹種反映。妳可以說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部分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像土公那樣，在政治上把這些國家的政權稱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這不符事實。

當代中國是徹頭徹尾的官僚權貴資產階級賣國集團的國家政權，甚至壹般的資產階級也沒有份。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攻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是用自己的黑暗和汙穢來汙蔑抹黑他人。

除了民主國家的全民性質的國家政權之外，非民主國家中，國家的全民性和國家政權的非全民性，始終是壹對嚴重的矛盾。解決這對矛盾，根本的辦法就是肯定國家的全民性，以國家的全民性來反對國家政權的非全民性，把國家政權改造成全民性質的民主的國家政權，也就是國家政權的民主化；而不是相反，不是像中共，像直線救黨派和曲線救黨派，像方紹偉先生和某大律師那樣，主張國家是階級國家和鎮壓機器，來為中共賣國集團霸占國家的合法性辯護，去維護並加強這個賣國集團的私天下地位。
人類原始社會，為了狩獵需要，往往需要推出壹個狩獵經驗豐富的成員，來領導大家。氏族的其他事情，也需要有人領導。而在壹個地區生活，包含不同氏族的部落，也有壹些共同事務需要領導和管理。尤其是原始社會部落之間沖突相當頻繁，為了應對這種沖突，也需要有統壹的領導，包括需要經驗豐富的軍事首長。這樣，就產生了原始社會的領導機構。

在中國廣闊的地域，還產生了廣泛的部落聯盟。

在希臘這樣地域比較狹小的地方，在半島和島嶼等等地區，部落聯盟的規模不是很大。這種規模較小的部落聯盟，後來演變成城邦，經過王政時期、潛主政治、從殖民地搬回來的特殊的城邦制度等等曲折復雜的過程，最後產生希臘的城邦民主制度。

原始社會末期，人類文明的早期，普遍是王政時期。這也符合猿猴社會，靠武力爭奪，力大為王的特點。

人類的多數民族，從狩獵，到遊牧，到後來轉入農耕社會，開始進入定居生活。有了固定的定居地域。這樣，國家的兩個要素，人口和領土，就開始形成。

古代人沒有明確的主權概念，但是，經過相當時期與周邊地區的沖突，這種固定居住的地域逐步開始為周邊地區所承認。原始的國家主權要素，也具備了。

與此同時，人類的管理也逐步從血緣管理，變成按定居地區的地域劃分來進行管理。

部落制度逐步變化，從以氏族血緣管理的制度，變成以地域管理的制度，部落管理就變成了國家管理。

所以，無論是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管理機構，還是國家的管理機構，都是為了進行領導和管理而產生的，是領導管理機構。兩者不同的是：壹個是以血緣劃分進行管理的機構，壹個是以地域劃分進行管理的機構。
由於居民成分的復雜性，尤其是由於階級矛盾和沖突，有時壹部分人不服從或者反抗國家管理，國家政權就會有適當的強制手段，甚至鎮壓手段，來強迫這些人服從。

平常時期，需要鎮壓這種情況，屬於偶然情況。只有內戰時期除外。
因此，鎮壓手段是為了實行領導管理需要而產生的輔助手段。平常時期，是為領導管理需要而產生的偶而使用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維護領導和管理秩序。

因此，國家政權絕不是像馬列主義說的那樣，是暴力鎮壓的機器，而是管理機器，或者說是領導和管理的機器。

把國家政權說成鎮壓機器，那鎮壓就變成了國家政權的基本性質、目的和基本職能，完全把國家，把國家政權，無論是道德意義強烈的原始國家和國家政權，還是現代國家政權，包括民主政權，都說成了暴虐暴力的鎮壓力量。

因此，共產國家，無壹例外，都是暴政國家。都實行殘酷的暴政。

國家政權的其他職能，包括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環保等等，更不是鎮壓職能。

至於國家政權的對外職能，國防職能和外交職能，當然也不是對內鎮壓職能，而是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以及開展對外交往的職能。

馬列主義否定國家和國家政權的壹切主要職能，把它說成僅僅是壹種偶然使用的輔助職能，荒謬之極。

因此，馬列主義的“國家是暴力鎮壓機器”的謬論，包含四重的錯誤：壹是把國家和國家政權混同起來，二是把作為領導管理機器的國家政權，說成暴力鎮壓的機器。三是把國家職能的目的和手段顛倒過來。四是否定國家政權的壹切主要職能，只剩下輔助職能。

只有徹底否定馬列的國家和國家政權是暴力鎮壓機器的謬論，恢復國家政權是領導管理機器的本性，我們才能擺脫馬列共產暴政，建立人性化的，以人和人的發展為本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國家政權。
對國家問題，我已經在過去的文章中，多次談過。等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論述。在這裏，再作點非常簡單的解釋。

目前民運中的不少朋友，談到國家時，總是在馬列的國家概念中打轉，前壹段談到愛國主義時就是這樣。以為愛國就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其實，馬列的國家概念，是錯誤的。愛國主要就是愛祖國，或者愛地域意義上的國家，其次是愛民族意義上的國家。除馬列主義者及少數受馬列主義影響很深的，淺薄的民運人士以外，很少有人把愛國說成是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更少有人說成是愛統治階級的國家。
壹般說來，漢語中的國家概念，是從古代“國”的概念演變而來的，像祖國這個概念壹樣，是以地域為主的壹個概念。有時它也帶點治權的含義，例如把國家和老百姓對立起來時，就是講治權意義上的國家。有時也帶點民族意義。因此漢語“國家”翻譯成英語時，有三種意義、三個單詞：country，state，nation。而當印歐語言中的三個單詞都翻譯成國家時，有時就會產生壹些問題，例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書名在俄語中很得當，但漢語就難免有點別扭。而壹些民運朋友受馬列書籍影響，往往只在治權意義上講國家，並且用的是馬列的意義。這就頗不妥當。

其實，即使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馬列的觀點也是錯誤的。馬列把國家說成是階級組織，說成是階級的國家，把法，法律，說成是統治階級的意誌，這是不對的。國家，恰恰不是階級組織，相反，恰恰是具有排他性的全社會的組織，全社會的唯壹代表，法和法律，則表現為全社會的意誌或全社會唯壹代表的意誌。在社會中占優勢的社會勢力，當然往往在國家中也占優勢。越是民主的國家，越是代表全社會，越是專制國家，就越是傾向於某些社會勢力，包括階級，階層，集團，家族，個人。但是，再專制的社會，皇帝的絕對專制，朕即國家，國家依然是全社會的代表，皇帝仍然不可能完全排除被統治的臣民。土公是黨即國家，但仍然要說成是勞動人民的國家。

以全社會代表的面目出現，這就是治權意義上的國家的特點。

至於法和法律，也是同樣，它們往往是全社會各種意誌較量和綜合的結果。

我們的壹些朋友，尤其是主張馬列主義的朋友們，習慣於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和分析問題，往往造成壹些可笑的錯誤。我曾經壹再指出，階級現象是人類社會的壹種異化現象，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馬克思錯誤地把經濟異化，包括階級異化，當作人類社會的本質，並以此為立足點，建立起壹個完全錯誤的，顛倒人類社會真實情況的顛倒的理論體系，結果，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壹個人，長期生活在壹塊土地上，難免產生壹種感情。對於某種語言，文化，血緣，種族，民族，生活習俗，社會保護，安全感等等許多方面的認同，諸種因素單獨地或共同地起作用，也難免產生某些感情。以語言為例，語言相同，易於溝通，語言不同，就很難交流。愛國主義感情，就是由各種綜合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壹種對於祖國的愛。中國人愛中國，但是，從小在其它國家成長起來的華人第二代，首先愛的是他生活的那壹塊土地，那壹個國家，而不是中國。除非他在那塊土地受到嚴重迫害，必須依靠祖國的社會保護。我認識壹個華人小孩，從小在新西蘭長大，因此說起什麽來，都是新西蘭好。這種對於自己生活的那塊土地，那個國家的熱愛，是正常的，無可厚非的。對於壹個國家的建設說來，這種愛國主義是有利的。只要這種愛國主義不變為盲目排斥，甚至侵略和欺壓其它國家的盲目的愛國主義或沙文主義，而是理性的愛國主義，我們就不應該加以否定。

目前人們對民族主義比較多地持否定態度。但其實，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有正反兩面，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區別。本人作為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HUMANISM）者，更重視國際主義和對全人類的愛，然而，這並不排斥理性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但是，有壹種“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我們卻必須絕對加以否定，這就是土公及親共人士的假愛國主義和假民族主義。上面講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無論是理性的，還是盲目的，都是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土公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卻完全是壹種假的，冒牌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土公壹開始就是由蘇俄以共產國際名義出面，策劃，組織，扶植和豢養起來的，開始時完全聽命蘇俄，經費全部來自蘇俄，以保衛蘇聯為己任。從它的第壹次代表大會開始，共產國際代表就是太上皇。及到紅軍時期，連軍事指揮權也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手裏。土公做了大量出賣民族利益的事，包括出賣北方大片領土，以換取斯大林的支持。抗戰時期，秘密勾結日寇，其領導人毛澤東壹再指示，日本占領中國的土地越多越好，及到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還壹再重申這個賣國觀點。他們斥責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崇洋媚外，其實他們是最媚外，為了私利最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黨。他們的貪官每年把幾百上千億美元偷偷送到國外。他們咒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時把子女送到國外，享受西方自由民主的好處，自己隨時準備逃到國外，或者已經在國外。在他們身上，那裏有壹絲壹毫愛國的影子？可是，就是這樣壹個賣國的黨，現在卻在那裏大談愛國主義，大肆鼓吹民族主義。攻擊真正愛國的並且反對專制的人們為“賣國”，這正是太不知天下羞恥！

其實，土公這樣做，並不是要搞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而只是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土公的邏輯很簡單，是從慈禧太後那裏搬來的。慈禧太後曾經攻擊當時的革命黨人和改良派保皇黨人數祖忘典，崇洋賣國。土公沿用不誤，他們這個賣國的黨，就是國家，反對這個賣國的黨，就是反對國家，就是賣國。

至於海外那些親共分子，有的掛著愛國華人的招牌，有的掛著華人學者的招牌，有時表現得比中共還“愛國”，其實，也不過是壹種冒牌貨。他們的愛國，不過是愛中共。為何要愛中共？中共那麽腐敗，那麽臭，愛個屁！不過是愛中共的好處，愛中共給的錢，給的名，給的利，愛中共給的生意，愛中共給的方便。有的人靠中共腐敗賺錢，愛的更是中共的腐敗。海外華人大多也怕中共找麻煩，不敢反工，但決不像這些親共分子那樣無恥，愛中共，愛中共的腐敗，還要掛起愛國牌子，攻擊反對中共的人賣國。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而被他們攻擊的那些人，反對中共，受盡迫害，來到海外，因為反共，不能與大陸做生意，拿不到中共給的任何好處，他們手中無權，無權賣國，不能像中共那樣以賣國來牟利。他們處境艱難，大多靠出賣勞力，靠微薄的薪水，打工謀生。親共分子不去攻擊中共賣國，卻異常勇敢地攻擊這些只能出賣勞動力的人賣國。這些親共分子真是英勇無比，臉皮厚得英勇無比！
我曾經懷著崇敬的心情，刻苦鉆研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但結果，卻逐步認識，並依次否定毛澤東、斯大林、列寧及到最後否定恩格斯、馬克思，並且幾乎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包括其鬥爭哲學、辯證法、實踐唯物主義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經濟唯物主義即所謂“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專政學說、國家學說，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以及經濟學中的錯誤（包括價值和剩余價值學說中的錯誤），還有其它方面如意識科學（包括思維科學）、社會規範學（包括道德、倫理學、法學中）的錯誤，幾乎是馬克思主義涉及的全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涉及的主要領域“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狹小領域）。當然也肯定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貢獻，及他的某些正確和有意義的部分，例如對價值學說中有意義的貢獻。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達三十多年。其中對毛澤東的否定早在七十年代前期，因為毛的理論水平實在太差、錯誤太明顯。但對馬克思主義的否定，卻拖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的錯誤是學者的錯誤，完全可以諒解，則毛澤東的東西中，卻到處是理論上的無知，謬誤和令人作嘔的不懂裝懂、裝腔作勢。其代表作《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等，也是無知、謬誤、不懂裝懂、裝腔作勢的典範。他自己曾經壹再斥責理論上的騙子，不知他是否曾經這樣反思過自己？由於我們自己的盲目迷信，束縛了自己的思想，才長期不能識別。本人就曾經因為盲目崇拜，而幾十遍甚至上百遍地研究《矛盾論》、《實踐論》，對其謬誤之處，覺得怎麽也無法理解，可是卻總是不懷疑其為錯誤，及到最後，才發現原來是毛澤東根本不懂，卻又裝腔作勢地不懂裝懂，胡說八道。馬、恩、列、斯、毛、其理論水平每下愈況，及至很不堪。當然在他們之外，甚至還有沒有理論的“理論”，正在被大加頌揚。（按：指“鄧小平理論”）這是由於馬克思主義這種半封閉的，中世紀式的，或專制君主式的，以接班人傳承的方式，必然造成的壹代不如壹代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異化的產物。它的產生，是人類歷史的壹大曲折。我在壹篇文章中曾談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及到二次大戰後，到今天更為高漲的人權、自由、民主的進步潮流。與此相反，雅各賓派、馬克思主義、希特勒的“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則是反動逆流。馬克思主義是現實世界的顛倒的哈哈鏡鏡象，是現實世界的異化的哈哈鏡影像。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風行全世界，以至於其許多基本觀點為許多西方學者不知不覺地接受，甚至成為全世界的統治思想，壹方面正因為他是人類異化的鏡象，與現實社會顛倒地相象；另壹方面，也是因為在以經濟為中心的人類異化社會中，人們的精神理論方面的貧乏，以至西方和東方的學者，在理論造詣中甚至迄今還遠不如馬克思，因此，無法從理論上抵抗馬克思主義。只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結果，尤其是專制暴政的結果――侵犯人權、自由、扼殺人的豐富創造力，造成社會停滯落後，以及對人的恐怖虐待和摧殘等等――引起人們的恐懼，才限制了馬克思主義的擴張。

人類從封建或君主專制社會中，以維護封建或君主專制秩序為中心，到資本主義以經濟為中心，人所創造的物質生產力及經濟，反過來支配人和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的壹切，人類社會空前異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其初期經濟異化的高峰時期產生的。資本主義的異化以後逐步趨小。馬克思主義雖然反對異化的某些現象，但卻把異化提升為人類的永久規律，這就是他們倡導的經濟唯物主義（命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也是他們倡導的惡的理論（反對善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生產力、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把經濟稱為基礎，顛倒了真正的基礎和上層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正是經濟異化社會中，以經濟為中心的理論體系。把以專制權力為中心，向經濟為中心的轉移，稱作十多年前的偉大創舉，這種說法，乃是歷史的笑話。馬克思、恩格斯後來雖然發現這種理論不適合原始社會，但他們輕率地認為這是壹個例外，並把人的生產與物質生產並列，以調和他們的理論與客觀實際的矛盾。他們根據他們的經濟唯物主義，預言未來的歐洲大戰，認為由於大戰對物質生產力的破壞，世界會因此倒退到黑暗時期；但歷史的結果卻完全相反。二次大戰後，世界上、包括日本、德國等變成壹片廢墟，物質生產力基本被毀滅的國家，卻迅速恢復並高速發展。這是因為經濟唯物主義是根本錯誤的，不是物質生產力，不是經濟，而是人，人的自身發展水平，才是決定因素。因為具有壹定發展水平的高素質的人並沒有消滅，他們不僅保留了文明，而且很快重新創造出高度的物質生產力，物質文明。

馬克思主義是以經濟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其理論，經濟唯物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專政學說，以及其它等等，都是把人類社會非本質的異化現象當作人類的本質，其中包括“勞動創造人”等武斷論斷。其實恰恰是人創造勞動。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相反，我們的理論體系是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不是物質生產力和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恰恰相反，是人，是人的自身發展程度決定生產力，決定經濟。經濟是由人創造的，為人服務的，它必須以人為中心，而不是相反，人必須以經濟為中心。而人，是有血有肉有頭腦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分解開來，作為社會關系，或社會關系總和的抽象的或片面的，揚棄了血肉軀體和個人意識的人，因為社會關系僅僅是活生生的人的抽象內容的壹個部分。中共先是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搞得中國人人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以後又搞以經濟為中心，就是圍著金錢轉，金錢第壹。幾十年中，經過先後這兩個階段，使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降低到空前可怕的程度。這不僅是重大的戰略失誤，而且是中華民族的災難。我們大聲疾呼，要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可惜在國內受到壓制，在西方受到忽視，我們的聲音太過微弱。可是，我們相信，總有壹天，這會成為全人類的共識。

經濟唯物主義（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所謂“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毛澤東的《實踐論》，是這種實踐唯物主義的典型代表。這種實踐唯物主義認為理論來源於實踐，實踐先於理論，毛澤東還總結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簡單化、混亂而錯誤的公式。這種理論完全顛倒了實踐和人的意識之間的關系，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關系，混淆了實際和實踐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及兩者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恰恰相反，實踐是人對客觀世界的能動作用，是人的意識的結果。在漢語中，實踐的意義是很清楚的，這就是把理論、思想付之於實行、付之於行動。沒有理論、思想等等，哪來實踐？這個整天提倡大眾化民族化的人，像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壹樣，壹到哲學領域或其它壹些理論領域去裝腔作勢的時候，就把中國話也忘了。

上面的問題，不應該是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是具體的意識科學（其中包括思維科學）的問題。這是需要用幾部巨著來說明的問題。這裏當然只能非常簡單地講講。

根據我的研究，人的意識過程分為四個基本過程，三個後繼過程（我把意識既分為範疇又作為過程來研究）。四個基本過程是：感性過程，認識過程，情感過程，意誌過程；三個後繼過程是：表述過程、傳播交流過程、意識的各種形態的形成過程。這些過程愈來愈復雜，後面的過程往往包含前面過程的復雜循環和組合，而前面的過程，在現實中又與後面的過程交織。為簡化起見，這裏只講基本過程。

感性過程是從感覺、知覺到表象，記憶表象的“印象”過程，這是從客觀世界到主觀世界的過程，從外界到頭腦的過程，是真實地或變形地或虛假地“映像”過程。列寧的“映像”說，乃是片面誇大意識這壹階段的結果。這是意識的初始階段。這時，實踐還遠遠沒有產生。對於原初的人來說，他面對的是壹個原始的客觀世界，原始的實際。實踐過程是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過程。因此，無論是對原始人來說，還是對初生的孩子來說（甚至胎內嬰兒），他們首先必須感知世界，認識世界，經過學習過程，形成意識，並且在需要需求欲望的刺激下，最後才能產生行動，產生實踐。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實踐過程要在基本過程結束時產才生。尤其是作為人生的主要任務的那些實踐過程，人生中主要的實踐主體，或者實踐主體的主要階段，要等學習任務初步完成，離開學校走上社會以後才開始。把實踐過程放到小孩子認識學習過程以前，是荒謬的。小孩主要表現為學習主體，而不是實踐主體。

記憶表象是感性過程的結束，從此以後，記憶表象將會伴隨今後意識的全部過程，將時時浮現在人們的面前，以後的意識過程，將以記憶表象為依據。不過，我們這裏不談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等問題，長期記憶中的終生記憶，壹般要等小孩子記事以後才基本開始（此前只有萌芽）。記憶表象以後，就是大腦種經系統內部運動，精神的內部運動。（以上有許多問題如知覺，錯覺等，略而不談。）

第二個過程是認識思維過程，往往從感覺過程即已初步開始，但壹般的正式過程，是從表象過程開始。這個大過程，又分兩個過程，即從具體到抽象的悟性過程和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這兩個過程又分很多小過程，不過這裏只能談談主要的大略過程，很多小過程略去，以下各部分均如此。）

悟性過程（很多人也稱為“知性”）的開頭，是形象思維。用比喻來說，就是圖象處理過程，“放電影、動畫”的過程。這裏說的“圖像”，其實除本來意義上的圖像以外，還包括聲音，氣味，觸感等各種感覺要素的綜合，感性過程和形象思維的不斷重復，壹方面是內容的不斷豐富，壹方面又是其中壹部分，尤其是重復部分的不斷強化，及另壹部分非重復或非強化部分的不斷簡化，而不斷揚棄。不斷簡化即不斷抽象的結果，到壹定階段、就產生概念，就是相對簡化固定的圖像，或圖像組、或圖像組的組合。例如人們講“人”的概念時，頭腦裏出現的往往是簡化的人的圖像，尤其是人的頭部或整體。

毛澤東說，概念已是理性認識，已抓住了事物的本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他根本不知道感性，理性為何物，更不知道悟性知性為何物，只好裝腔作勢，信口胡言。事實上，理性過程及理性過程的結果——理性認識，就本處講的原始過程而言，還根本沒有產生。概念不是感性過程和理性過程的分界線，概念只是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分界線。至於概念是否抓住了事物本質的問題，與理性認識的問題根本不能混為壹談，與概念究竟是什麽的問題，也同樣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這是現象和本質，真像和假象，真理和謬誤等等壹些領域所要研究的問題。如前所述，初級的概念，乃是簡化的圖像或簡化圖像組合，馬克思主義錯誤地把“會勞動的動物”或“社會關系的總和”和稱為人的本質，但我可以保證，百分這九十五以上的人，講到“人”這個概念時，頭腦中出現的只是人的簡化圖像，而不是上述“本質”，而且許多人根本不知這種所謂的本質。事實上，在意識的各個階段，都有是否反映事物本質的問題，例如在感性階段及形象思維階段，假象不直接反映真實本質，只有真像才直接反映真實本質。人們的概念、思想、理論，在許多情況下也往往不能正確或準確反映事物本質，往往抓住非本質部分或假本質部分。把完全不同的問題和東西混成壹鍋粥，搞得混亂之極，這是毛澤東的習慣做法，在其代表作中也是到處可見。明知自己不懂，卻偏要不懂裝懂，冒充權威，正像他當時批評別人的那樣，不懂裝懂，嘩眾取寵，裝腔作勢，籍以嚇人。也像在幾十年以後，以“偉大導師”架子批評別人的那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尤其可惡的是，把批評他錯誤的人壹壹打倒，打成反革命，使許多人死於他的屠刀之下，以保證他的“最高指示”的“絕對權威”。人不可能不犯錯誤，筆者就曾壹再聲明自己是從錯誤中走過來的。可惡的是不懂裝懂，裝腔作勢；更可惡的是以暴力壓制別人的批評，比街頭惡少講不過就動武更可惡。

寫到這裏，隨手翻開《實踐論》中的壹頁，其中講到：“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在聯系了。抗日民族統壹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也就是理性認識階段。”，把各種不同的東西攪在壹起，其混亂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前面和這後面，大段類似的東西，比比皆是。我真驚異我們當時學習這種“最高指示”時，自己怎麽會那樣地無知，對這樣的東西也不能識別，竟然奉為真理！

在上述意識過程及全部認識過程中，都是分析和綜合並用。毛澤東把認識過程，甚至調查研究過程，稱作分析過程，乃是由於對認識過程的完全無知造成的。

從概念開始，就進入抽象思維過程。這時，壹個意識的特殊現象產生了，這就是千百年，數萬或數十萬年表述過程，和傳播交流過程中產生的語言、文字及壹些圖像、符號，介入了非原始的抽象思維。雖然就原始過程說來，表述和交流過程還沒有產生，然而就現在現實的人的思維說來，抽象思維是以符號（主要是語言文字）思維為主的。只有沒有受過教育的聾啞人，才是例外，他們沒有言語思維，但有抽象思維甚至簡單的符號思維。過去的學者們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抽象思維和整個人類思維，與符號、言語思維等同起來，就是這個原因，但他們不能解釋沒有受過教育的聾啞人的問題。

由於原始符號的產生及語言、文字的介入，抽象思維又變成、或發展為符號思維。

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說，就是把這壹片斷的意識過程片面誇大的結果。“映像”說和“象形文字”說爭論不休，其實都是片面的。錯誤的，只有少許局部真理，但整體卻是錯的。

抽象思維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產生，它必須以記憶表象及形象思維為基礎，抽象思維（這裏指符號思維），只是壹些符號的運作，它的具體內容，乃是隨符號思維運作而運作的形象思維及記憶表象。如果沒有後者，那麽，符號思維除了毫無意義的符號外，它什麽也不是。人們的大量思維都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可以單獨存在，抽象思維卻不能單獨存在，人們可以有無抽象思維相伴的、單獨的形象思維，卻不能有無形象思維相伴，不以形象思維為內容或補充的抽象思維。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及全世界大量心理學者，顛倒兩者的關系，壹再說語言是人類思維的基礎，這是完全錯誤的。八十年代，本人曾從獄中寄出文章，說到形象思維是抽象思維的基礎，靈感思維是什麽，以及其它有的問題，寄給錢學森和意識科學界。不久有報道說，形象思維是抽象思維基礎的說法引起爭論。因為以前的人們都是把抽象思維，尤其是語言邏輯思維作為思維基礎的。我國思維科學的“權威”錢學森當時說不要急於下結論。及到目前，人工智能研制中，仍然是邏輯思維作為基礎，這種認識妨礙了人工智能的開發。我在當時的文章中也指出這壹點，指出必須研究形象思維，才能研制出完全的人工智能，才可能超過人原有的大腦智能。

抽象思維，符號思維大大加快了形象思維及整個思維的進程，並使單靠形象思維難以或無法完成的思維得以完成。例如數學和理論物理中的許多問題。

符號思維的不斷重復，產生了壹些規律性的東西，這就是邏輯。邏輯是客觀世界規律性的壹種反映。人們依據邏輯進行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抽象思維的高級形式。

抽象思維、符號思維、邏輯思維繼續進行，不斷重復，壹方面越來越豐富，壹方面越來越抽象，最後產生哲學概念和哲學思維。這中間還可以分好多階段，不過我這裏不講它了。

這就是悟性過程（知性過程）。這是以歸納為主線的過程。悟性過程的最高結果是壹些最抽象的概念和思維。這之後，就是理性過程。理性過程與悟性過程相反，它是從已經得到的抽象結果開始，從抽象到具體，以演繹為主線的過程。這個過程的起點，即悟性過程的結果，其抽象程度各各不同，就思維中大多數和理性過程說來，並未達到哲學抽象，而是在抽象程度較低的層次上開始向具體“回復”。這個過程，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要得以進行，其必要前提，就是先前的記憶表象，及認識、思維，和認識、思維的結果，在人們的頭腦中不斷浮現，飄浮在人們眼前，成為從抽象到具體這壹過程不言而喻的，似乎是“先驗”的依據（主張先驗論的人正是在這裏犯錯誤）。沒有這個前提，沒有這個依據，理性過程就不可能進行，或者是毫無內容的東西。很多唯心主義者忘記了這個前提，以為從最簡單最抽象的東西，從最簡單抽象的概念中能產生壹切。例如黑格爾就是這樣。毛澤東及“路線鬥爭”時期的許多做法，也正是遵循唯心主義的這種邏輯，雖然他們掛著唯物主義牌子。

理性過程的結果，就是從抽象到具體的系統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理性認識。這種體系與認識過程前半部分，與客觀世界的真實情況，都存在某種相反性，因此容易引起誤解。這種相反性也常常帶到表述程中去。因此，列寧（及毛澤東等）把敘述過程和研究過程等同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本人也承認這種相反性。其實，上面各個過程中，以及後面要講的許多過程中，都有使人容易誤入歧途的地方。如上面提到的相反性問題，除了上面講的例子以外，又如語言符號的引入，產生某種假象，從而產生把語言當作根本的學派，抽象神秘的咒語迷信，道生壹，壹生二，二生萬物之類，抽象可以自行轉化為具體的理論，等等。此外，由簡單化思想而極度誇大意識的某壹片斷，如上述列寧的映像說、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說等的錯誤，還有弗洛伊德創造的潛意識無意識神秘主義，還有下面將講到毛澤東“路線決定壹切”論等等，都是在抓住某壹局部真理的同時，造成總體上的完全謬誤。這些都是誤入歧途的例子。而且由相反性引起，和由片面誇大引起的錯誤有時也交織在壹起。

由以上論述及下面將要講到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感性認識理性認識的概念及許多說法，都是錯誤的。

與認識過程同時產生，或緊隨認識過程之後，與認識過程並列展開，並互相作用的過程，是第三個基本過程，即情感過程。為節省篇幅，對這個過程不詳細講了。

這三個基本過程的結果，就是有壹定意識系統，包括壹定記憶，壹定認識或知識（包括壹定思想、壹定理論及其它），壹定感情的意識的人。這種意識的人與生物的人，社會的人等等，壹起成為活生生的人的組成部分。成為活生生的人的各個側面。

毛澤東的公式是實踐――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實踐。這裏，不說其中包含的混亂和謬誤，只看理性認識——實踐的直接轉換，也是很錯誤的。這種轉換不僅不是直接的，而且它本身並不會自發產生。只有當這之外的需求，需要，欲望，動機產生，並且還需要有感情的介入，還要經過壹系列復雜過程之後，才會產生實踐。而先前的人的意識，包括感性、知性、理性，包括感情等等（不僅僅是理論），只不過作為指導思想和情感影響而存在，並不直接介入行動和實踐。對行動和實踐直接起決定作用的，乃是意誌過程。先前的認識主要只是對意誌過程中產生的再認識起指導作用，壹般的意誌過程，包含許多次再認識過程。這其中，首先，人的需要，需求，欲望才是產生行動動機的根本原因。這裏講的行動，包括實踐，行動的含義大於實踐。其次，動機要轉化為行動，還需要經過壹系列復雜過程。這就是意識的第四個基本過程，即意誌過程所要研究的問題。這個意誌過程，包括意向過程，策略過程，行動過程。

意誌過程的前提，就是活生生的人，包括生物的人，社會的人和具有壹定意識的人。意識的人又包括記憶、知識、思想、感情等等，而不僅僅是理性的人。這個過程的開始，是從活生生的人（而不僅僅是意識的人）的需要為起點的。需要轉化為需求，又轉化為欲望、動機。以上可以稱為意誌前提過程。然後對欲望、動機所指向的客觀世界進行再認識，前面感性過程和認識過程的重復或不斷重復，動機和客觀世界兩者相結合，確定目標、方向。以上就是意向過程。然後又對客觀世界進行考察或調查研究，再認識，再思考，根據目標方向及客觀實際，確定實現方向的道路、路線、根據這些路線，又確定保證走好這壹路線、道路的方針、政策、具體方法、具體步驟，這是策略過程。毛澤東的路線決定壹切論，就是把其中“路線”這壹片斷片面誇大。其實，路線不是決定壹切的，恰恰相反，它本身由前述所有過程決定，尤其由方向所決定。其後，又必須化為方針、政策、方法、步驟等等，才能起作用。上述過程同前述所有過程壹樣，可能不斷反復，包括前述基本過程的不斷反復。以上兩個過程，也稱為決策過程。這些過程結束以後，就轉入最後壹個過程，這就是行動過程。行動過程，壹方面是人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動過程，另壹方面，也是意識過程的繼續，是方向策略的實行過程，即實踐過程。在這裏，思想理論的實行，不是如毛澤東壹再說的那樣，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理論僅僅是作為指導思想，必須通過按理論指導制定的方向策略來實行。並且僅僅涉及方向、策略相關聯的指導思想，思想理論的無關部分並不付諸實行。由於思想理論與方向策略之間的差異，表面上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並不壹定是方向策略的真正的指導思想，因此，單獨或少數實踐證明策略壹定程度的成功，並不必然證明理論思想的正確。

在這裏，行動過程的含義要廣泛壹些，而實踐過程則僅僅指的是行動過程中包含的壹個方面，即策略、方向及相關指導思想的實行過程。行動過程的主要方面，主要含義，乃是人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動過程。此外，它還有壹個方面，這就是相對於觀察者而言，行動過程作為客觀世界，客觀實際的組成部分，成為觀察對象，而不再是作為主觀的行動過程和實踐過程。也就是說，相對於觀察者而言，它是客觀的、而對於行動者來說，行動卻是主觀的。毛澤東把實際和實踐混為壹談，這就完全抹殺了客觀和主觀的界線。因此，掛著唯物主義招牌的實踐唯物主義，實際上是壹種主觀唯心主義理論。

行動過程中的實踐方面，僅僅作為意識過程的繼續而存在，它的含義是意識的實行、檢驗、再認識。由於意識錯誤，尤其是方向、策略的錯誤等主觀錯誤，或者客觀情況的變化，行動過程有可能中途改變或修改，這時，前面的各個過程有可能重新開始。

由此可見，行動過程及其中包含的實踐含義，作為意識基本過程的最後結果，自然是前面意識、認識、理論、思想的最後的，也是最高的檢驗標準。但把實踐說成是“唯壹標準”，這是荒謬的。這是完全否定科學，尤其是否定科學論證的意義的說法。人們的大量思想理論，都是先經過意識檢驗，更確切地說是全部都必須先經過意識檢驗，並且，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行動過程以前的意識檢驗中舍棄的。這些檢驗有形象思維檢驗、抽象思維檢驗、邏輯檢驗、科學理論檢驗、科學實驗檢驗，電腦模擬檢驗以及其它等等。這些檢驗中還有情感的介入。最後，只有其中極少量方案付諸行動，這時才由實踐來作最後檢驗。雖然前面的意識檢驗，也可能會錯誤地否定正確的東西，但總比把所有思想都付諸實踐這個“唯壹”標準來檢驗好。試想，三峽工程可以有壹百種、壹千種方案，如果把全國、全世界人們頭腦中真實的和幻想想象的方案都加進去，可能有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種，把這些方案都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因為這是“唯壹”標準，只有它才能判定，那怎麽得了？可能嗎？有什麽樣的“宇宙大國”能承受？實行“唯壹標準”，任何國力都不堪承受，任何事情都難以完成，難以判定，每個人的思想，例如3＋2＝8，2＋3＝4，這樣的東西對不對，理論檢驗都不是標準，都要拿到實踐這個唯壹標準中去檢驗，煩不煩？可能不可能？大躍進中計多異想天開的東西，許多反科學的，完全被科學否定了的東西，都是在“實踐是唯壹標準”或“實踐標準”，否定科學標準的借口下被付諸於實踐，甚至被說成由“實踐”證實。許多忽視科學論證而大量“付學費”的事例，也是否定科學標準，只承認唯壹標準的名義下被推向“實踐”的。說實踐是最後以至最高標準，壹般是正確的，但說是“唯壹標準”，那就是謬誤，真理向前壹步，便變成謬誤。況且，與意識檢驗，理論檢驗、科學檢驗和科學實驗檢驗壹樣，實踐檢驗也可能產生錯誤，決不是萬無壹失的。地心說曾被千百年中的絕大多數人的實踐“檢驗”為正確，而哥白尼的日心說，卻與千百萬億萬普通人的實踐直觀相矛盾，被視為錯誤，但日心說終於成為現代科學的起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繼續革命的理論，曾經被千百萬次“實踐”“檢驗”說成是正確的東西，然而結果如何？

此外，特別重要的是，真理檢驗是壹個極其復雜的系統的過程，是復雜系統的運作過程。它必須以人類上百萬年歷史積累的全部知識，尤其是科學為背景。單獨的實踐檢驗，如果不以人類的全部知識，特別是科學為背景，如果不是作為系統的壹個有機組成部分，如果不與策略檢驗、意識、思維檢驗相結合，那麽，它是什麽也檢驗不了的。尤其對理論說來，如前所述，實踐檢驗對理論是壹種間接檢驗，如果沒有壹定的策略、意識、思維檢驗的介入、配合及作為中介，實踐檢驗更是毫無意義的東西。每壹步實踐檢驗，都是人類百萬年知識和真理長河中的壹步，如果認為單獨的並且唯壹的實踐檢驗，甚或壹步實踐檢驗，就可以檢驗真理，那就是認為只要系統的單個要素，就能完成由龐大的要素群組成的系統的全部工作，那是荒謬的。人類知識和真理的長河，是由人的上百萬年的歷史，觀察、認識，積累起來的，並經過人類上百萬年行動和實踐的檢驗。企圖憑有限的實踐檢驗，不要知識、科學和真理的檢驗，就可以完成檢驗，就是企圖在有限的實踐中跨過人類上百萬年歷史，認識和實踐，這當然是異想天開。就像認為最後壹塊磚可以砌成大樓，單憑最後壹步路可以走完全程壹樣。“唯壹”論者在這個領域，像馬克思主義者在其它領域中壹樣，是對系統科學的反動。因此“唯壹”標準壹出來，我就說這是錯誤的。但因為它在當時，對否定“凡是”派及毛澤東思想有重要意義，所以當時我沒有詳細批判，但現在是完全摒棄它的時候了。

上述實踐唯物主義的謬誤（包括“唯壹”標準論），像經濟唯物主義壹樣，導致了極大的危害，搞亂了人的意識和認識過程，造成了輕視知識、輕視科學、輕視知識分子的頑固傾向。輕視人、輕視科學、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重經濟、重物質生產力，重盲目實踐，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壹貫傾向。連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這樣系統的理論中，都不給知識和管理以應有的壹席地位。為了否定實踐之前的認識，必須否定科學，因為現代歷史證明，先有科學技術，後有實踐，先有原子彈理論，才能造原子彈，先有電子計算機理論，才能造出電腦。而不是先有實踐，才有理論，才有科學。實踐唯物主義者必須抹殺科學理論，及科學理論的創造者，即知識分子，以及兩者在歷史上的作用，擡高生產者貶低科學家，才能把科學理論說成是生產實踐的產物。至於列寧和毛澤東，輕視甚至敵視知識分子的情況更為嚴重。有時常常把知識分子視為敵人。列寧的文章中，到處是攻擊汙蔑知識分子的言論。而毛澤東則是多次說不識字的文盲比知識分子高明，說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強制知識服從愚昧，文明服從野蠻，向愚昧和野蠻低頭，接受“再教育”。多少年以大老粗為榮，以知識分子臭老九為恥。這種不正常的現象，這種逆淘汰機制，正是這種實踐唯物主義的產物。我們的機制，奴才淘汰人才，大老粗淘汰知識分子，落後企業，小企業淘汰先進企業，大企業，偽劣產品淘汰優質產品，賄賂經濟淘汰法制經濟，低質人口淘汰高質人口，卑鄙淘汰高尚，兇惡淘汰善良，虛假淘汰誠實。知識分子有技術、有產品，但必須交給素質很低的壹些“農民”企業家或“大老粗”企業家，接受他們的支配等等，這是壹種普遍的逆淘汰機制。

為了牽強附會地解釋實踐唯物主義，毛澤東還把科學實驗稱為三大革命實踐之壹，這是完全錯誤的。科學實驗屬於人類的認識過程，為認識過程服務，是總的認識過程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上面講到的能動改造世界的直接行動過程。雖然科學實驗中包含著某些行動及實踐因素，但那僅僅是認識過程中所包含，所滲透的行動及實踐因素，而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實踐。並不改變科學實驗作為認識過程組成部分的性質。

壹般人往往以為“持不同政見者”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其實，情況往往不是這樣。本人自壹九七三年十月開始從事民主運動（此前約經過二年時間的準備），成為國內最早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之壹，而當時，我還是壹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只是認識到斯大林、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而對這些錯誤的批判，恰恰都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的。並且，當時大夜彌天，往往言不由衷，不得不講違心話，小心翼翼。連列寧主義的錯誤，也是在其後幾年才逐步認識的。以後遲至八十年代，才開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少數零星錯誤。而認識到本文提及的根本錯誤，還是近年的事。雖然七五年即已突破“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而研究並形成整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體系的框架。但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遲遲未能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馬克思主義。

我曾經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三十年，自信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難以匹敵。壹九七五年，江蘇的理論權威陳紹輝先生雄赳赳地殺上門來"批判"，並且有江蘇省委，專政機器及省市大規模批判作後盾，但不到壹個回合，他就大敗而回。此後，似乎沒有人再接受我們的挑戰，前來與我們論戰。作為長期深入研究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對其中的錯誤，體會或許會更深些，而對這些錯誤的批判，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

（之二，實踐唯物主義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

我們批判了馬克思方義的根本錯誤之壹的經濟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不是真唯物主義，而是偽唯物主義。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的作用，肯定人在壹定環境制約下創造人類歷史，這就是：壹，承認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有壹定的制約作用；二，承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創造人類歷史，包括創造經濟。

馬克思的另壹個根本錯誤，乃是實踐唯物主義。

客觀地、公正地說，實踐唯物主義在馬克思那裏只是萌芽或雛型，並且，馬克思強調實踐的作用，即強調人對客觀世界的能動作用，主體對客體的能動作用，精神對物質的能動作用，有巨大的進步意義。把實踐唯物主義系統化，並推向荒謬的極端的，乃是毛澤東及他的代表作之壹《實踐論》。

實踐唯物主義把實踐和客體，實踐和物質等同起來，就像經濟唯物主義把經濟和壹般物質等同起來壹樣，它把作為意識結果的實踐，當作意識的起點和本源，從而混淆並顛倒了物質對精神的決定作用，與主體對客體，及精神對物質的能動作用，這兩種不同作用之間的關系，顛倒了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

我們主張唯物主義，就是主張：

壹，意識是壹種特殊物質，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及其大腦的功能或產物；

二，意識所包含的內容，來源於客觀世界，是客觀世界現象和規律的主觀表現。

實踐唯物主義的代表作《實踐論》等，把意識過程搞得混亂不堪。例如，把從物質到精神的感性過程和精神到物質的意誌過程這壹對立，與作為意識基本過程之壹的認識過程內部，由具體到抽象的悟性過程，和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的對立，這兩種不同的對立混淆在壹起，從而把意識過程變成亂麻壹團。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壹些代表作，謬誤充斥，而且其中許多是常識性錯誤。壹些人智力及理解能力極低，當我們指出其中許多根本性錯誤之後，他們仍然對這些代表作大加吹捧。難怪毛澤東多次說：“我黨理論水平低”。有壹次還說自己因此充當權威，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是他少有的清醒之言。

事實上，根據本人對意識科學的研究，意識過程分為四個基本過程，三個後繼過程。四個基本過程是：感性過程、認識過程、情感過程、意誌過程；三個後繼過程是：表述過程、傳播交流過程、意識的各種形態的形成過程。

感性過程是從客觀世界到感覺，到表象，最終到記憶表象的過程。這是從物質到精神的過程。感性過程面對的是客觀世界，包括人體內部客觀世界，而決不是實踐。實踐只是作為客觀世界的組成部分，才成為意識對象。列寧的映像理論，即所謂的反映論，就是把意識的這壹階段無限誇大的結果。這種映像理論即反映論，基本上或總體上說，就在於把人類整個復雜的意識過程，與意識的這個原初過程等同起來。並否定了反向過程，及主觀能動的過程。

在感性過程之後展開的，是意識內部的兩個運動過程，這就是認識思維過程和情感過程。這兩個過程是並列過程，同時展開，互相並列又互相影響。其中的認識過程，又分為從具體到抽象的悟性過程，及從抽象到具體的理性過程。悟性過程由記憶表象開始，先是具體形象思維，以後是簡化的形象思維，形象思維越來越簡化、抽象，逐步產生概念。初級概念僅僅是形象的概括。說概念已是理性認識，反映事物本質等等，這完全是毛澤東的無知。以後概念由固定符號替代，並且越來越抽象。從概念開始，就是抽象思維，但抽象思維如果沒有形象作基礎，那麽，除符號外，就甚麽內容、甚麽意義也沒有。抽象思維的壹定階段，又變成邏輯思維。最後，抽象思維愈來愈抽象，產生最抽象的哲學概念，及哲學思維。普列漢諾夫的"象形文字"說，把人類思維等同於象形文字，就是對抽象思維初級階的片面誇大化。

在悟性過程之後，是理性過程。這時，以先前得到的抽象成果為指導，對先前的記憶表象或其它意識進行再認識，逐步形成壹個從抽象到具體，及到再現的形象思維、形象模擬的知識系統，這個系統就是理性系統。上述意識過程及所有過程，事實上都是極為復雜的，是不斷交識的多維“圓圈”，互相滲透，互相包含。例如最簡單的知覺過程、認知過程，就是由先前現成的意識、感性過程、認識過程、意誌過程等等復雜的綜合，交織，和交互作用。以上只是講了最基本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分析和綜合並用。毛澤東把認識過程，調查研究過程稱為分析過程，乃是對認識過程等等無知的又壹例證。

與認識過程同時展開的，是人的情感過程。情感過程研究人的感情，情緒，情操等壹系列問題。

上述三個過程，即感性過程，認識過程和情感過程的結果，形成具有壹定感情，壹定知識，壹定思想的意識體系。但這個體系，並不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是直接付諸實踐，轉化為行動的。轉化為行動，乃是另壹基本過程，也就是意誌過程的事。這個過程要得以開始，還必須有人的需要、需求、欲望、動機的介入，而先前形成的意識體系，包括思想和感情兩個系統，僅僅在這壹個過程中起指導作用。而意誌、行動卻是由動機決定的，需要、需求、動機等等，乃是意誌過程的前提，或意誌前提過程。

意誌過程本身分為意向過程（方向、目標確立過程），策略過程（道路、路線、方針、政策、方法、具體步驟等等的確立過程），行動過程（實施過程）等三個過程。這些過程又是包含各種意識基本過程，及意識後繼過程的極其復雜的過程，其復雜性這裏不詳述。其第三個行動過程，也就是實踐過程。漢語中實踐的意思，也就是付諸行動，也即理論付諸實施。因此，實踐過程不僅是意誌過程的終點和結果，而且是所有四個意識基本過程的終點和結果，而不是它們的起點，沒有意識和理論，怎樣“付諸行動”？不過，實踐過程只是行動過程的組成部分，它比行動過程的範圍要窄壹些，它僅僅是針對過去的理論或意識而言。

實踐作為意識過程的終點和結果，自然是檢驗意識真理性的最終標準。但這個“最終”的意思，僅僅是對這之前的邏輯檢驗、形象模擬檢驗等等意識檢驗而言的，更復雜的認識檢驗過程還有計算機模擬檢驗、實驗模擬檢驗等等。人的絕大部分思想、想法，都是在思維檢驗中舍去的。如果人的所有思想都要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因為是“唯壹標準”），那麽，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堪負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試想，贊成和反對三峽工程的許多想法，設計構想，以及在人們頭腦中的成千上萬有關的奇思異想、奇異構思，都拿到“唯壹”標準去檢驗，可能嗎？要有多少條壩？多少個三峽？）盡管意識檢驗可能發生錯誤，可能舍棄正確的思想，但總比不切實際地把所有思想，想法，都拿到實踐中去檢驗來得合理。而且，實踐檢驗同樣也會發生錯誤。另外，實踐檢驗僅僅是整個歷史檢驗，以及極其復雜的整個真理檢驗的立體，多維網絡的壹個環節。把極其復雜的檢驗之網全部割掉、否定掉、簡化掉，只留下壹個環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這就是把局部真理變成了荒謬的謬誤。而且，事實上，沒有意識的參與，實踐是甚麽也檢驗不了的。這壹謬誤造成了“付學費”、“摸石頭過河”等等大量損失，是嚴重輕視科學的表現之壹。

隨著歷史的發展，認識過程越來越復雜化。現代較為完整復雜的認識過程，就是科學研究、科學實驗的過程。把科學實驗說成實踐過程，說成三大革命實踐之壹，這是毛澤東對科學實驗本性的無知，其目的是牽強附會地為實踐唯物主義辯護，以抹殺實踐之前的認識過程。從總體上說，科學實驗屬於認識過程。它的實踐性僅僅是認識過程中的實踐性，是實踐對認識，也是意誌過程對認識過程互相滲透的壹種表現。與此相應的實驗驗證，乃是認識過程中的驗證，真理的實驗性、試驗性而不是“實踐”性驗證。而且，壹般說來，實驗也只能模擬而不能完全照搬實踐條件。實驗的直接目的是研究、認識，而不是實踐。實踐只是最後目的。因此，總體上說，它是包含實踐性的復雜的認識過程，而不是實踐過程。

不管認識過程以至整個意識過程如何復雜化，意識過程總是由四個基本過程及三個後繼過程組成。

這裏順便說壹下基本過程與表述過程的關系。

列寧的《哲學筆記》及毛澤東的有關著作，由於根本不懂這些意識過程，因而把《資本論》的表述過程與研究認識過程等同起來，這是錯誤的，而馬克思自己的講法是基本正確。

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斯大林，還有全世界大量心理學及其它有關教科書，把語言說成是思維的基礎，這是錯誤的。這壹說法顛倒了語言和思維的關系，同時顛倒了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語言是遲至意識後繼程中的表述過程，及交流傳播過程中才產生的。不是思維以語言為基礎，而是語言以思維為基礎。語言產生後，又對思維產生強大的反作用，並且轉化為符號抽象思維的工具，並成為符號抽象思維事實上的基礎。但語言如果沒有形象思維及約定俗成的形象作基礎，那麽，它就甚麽內容也沒有，而僅僅是毫無意義的符號（聲音、文字、手語等）。不懂外語的人視聽外語，如果不考慮圖畫、表情、手勢及其它因素的影響，那麽，他們聽到的只是聲音符號，看到的只是文字符號，僅僅是符號本身，而不是符號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不懂啞語的聾啞人沒有語言，但卻有思維，甚至有概念思維，只是沒有符號、語言思維，這也從另壹方面說明把語言稱為思維的基礎這壹說法的荒謬。

實踐唯物主義是壹種偽唯物主義，它的危害之壹，乃是蔑視、輕視、抹殺研究、認識過程及其成果――科學和知識的作用。因為現代科學史、例如電磁學、電子學、高能物理及其他現代科學的歷史，都明白無誤地以鐵的事實，表明了先有科學理論，後有相應的生產實踐這壹普遍規律，正像我們的理論指明的那樣，先有意識，先有理論，後有實踐。實踐唯物主義必須抹殺科學理論及知識，抹殺歷史事實，才能顛倒實踐和理論的關系，牽強附會地解釋理論來源於實踐，實踐先於理論這種唯心教條。這種輕視科學、輕視知識的傾向，在實踐唯物主義的代表毛澤東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如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越蠢，有文化和知識分子比沒有文化的文盲愚蠢等等高論。輕視科學，輕視知識的傾向，自馬克思恩格斯開始，例如他們認為生產實踐決定科學。只重視物質生產及其生產者，輕視知識及其生產，把知識產品排除在生產之外等等。而到毛澤東，到文化革命，達到荒謬的高峰。

實踐唯物主義的其它危害，例如完全打亂和顛倒客觀世界客觀實際順序的公式：實踐－認識－實踐這壹公式，它所造成的理論混亂及無數實際損失等等，這裏不壹壹列舉。

實踐唯物主義是輕視知識和科學，為盲目及愚昧張目的理論。

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相當嚴密，其中有許多正確和寶貴的東西，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時，不應拋棄其正確的東西，不應抹殺兩位創始人，兩位認真的學者對社會科學理論的貢獻，這是我們首先必須肯定的。

馬克思主義的最大弱點，乃是其忽視人。這壹錯誤發展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那裏，就變成了蔑視人，摧殘人。馬克思主義的基石被稱為“歷史唯物主義”，但其實是經濟唯物主義，認為經濟決定社會，決定人類歷史的發展。現在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線”，也是“以經濟為中心”。其實這是錯誤的。經濟唯物主義說了好些正確的東西，但卻從根本顛倒了人和經濟的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的早年，作為民主主義者，是重視人，重視人的自由發展的。但後來確立了經濟唯物主義以後，就產生了忽視人的傾向。其實，經濟唯物主義只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異化現象，以致認為不是人類自身，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人所創造的經濟和物質生產力，反過來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決定人類歷史。

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他們已認識到經濟唯物主義的壹些個別錯誤，尤其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他們認識到這種經濟唯物主義，不能解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不是首先由經濟決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自身原因決定的，是由人的自身繁衍和血緣關系決定的，因此提出人的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概念，來與物質生產並列，以調和其與經濟唯物主義的矛盾。他們認為，原始社會不符合經濟唯物主義理論這壹事實，只是壹個例外，而看不到這背後，其實隱藏著與經濟唯物主義相反的普遍規律。他們承認經濟唯物主義導致的壹些錯誤，並且說這是他們的過錯，但可惜他們沒能從總體上，根本上進行反省。

事實上，不僅原始社會，而且整個人類社會，從總體上（但不是從所有局部）說來，都是由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的。不是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而是人類自身發展的程度決定經濟；不是經濟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經濟；不是人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人服務。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只是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異化現象。不僅原始社會直接表現為由人的自身發展來決定，而且未來社會也將直接表現為由人自身的發展來決定。經濟作為人的創造物與人異化，表現為決定人的東西，也只是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經濟這壹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和假象。

在實際歷史中，二次大戰後日本的例子，是壹個典型。按經濟唯物主義，日本被炸成壹片廢墟，就會退到洪荒時代。記得馬克思恩格斯預言歐洲大戰的時候，就曾作過類似的預見，講過類似的話。但事實上，日本卻很快掘起，速度遠遠地超過“社會主義”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原來只有中國的幾分之壹，到前些年達到中國的七倍以上。歐洲也並不因為世界大戰而退回到黑暗中去，而是很快發展。這些，都是經濟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解釋不了的。而根據人的發展理論，這卻是自然而然的事。其中主要原因之壹，就是高素質的人，並沒有被消滅。另壹個重要原因，就是由盟軍，由戰勝國帶來的高度的現代民主和文明。

經濟唯物主義無法解釋，為甚麽人類在幾十萬，及至上百萬年漫長的歷史中，只能緩慢爬行，而在幾千年文明史中，卻得到迅速發展，而人的發展理論卻能夠輕易解釋這個問題。過去對“文明”這個概念有很多混亂的解釋，眾說紛紜。其實，漢語中，文明指的是利用文字和其它能夠長期保存的符號、圖像，積累人的精神成果，使人類賴以開化、發展的社會現象。從廣義說，語言也是壹種表現為聲音的抽象符號，並且是文字的基礎，但在錄音技術產生之前，語言是不能長期保存的。文明是精神性的，不是物質性的，“物質文明”只是文明的物化。

現代生產力如果交給原始人，而無現代人指導，那便是廢物壹堆；相反，原始荒原即使由赤手空拳的現代人來利用，也將完全不是原始的，而是現代式的。

馬克思之所以產生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重要的原因是沒有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力、經濟和其它壹般物質力量完全不同，物質生產力不過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它只是生產力諸要素中，並非最後決定的因數。人依賴於自然界，並首先由自然界創造出來；但物質生產力卻必須依賴於人，由人來創造。由於顛倒了兩者關系，“經濟唯物主義”實際上完全不是真唯物主義。它忽視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它簡單化地把復雜的因果鏈條（立體、多維網絡）割斷了、顛倒了、簡單化並歪曲了。類似的簡單化現象，在哲學、意識學（包括其中的認識論）、文化學、經濟學、政治學及其它領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如果把人的生育、撫育、教育，醫療，健身鍛煉等等，稱為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亦即把生產概念泛化，（理論界許多人慣用泛化這壹手法，不過，在漢語中，生產這個詞在這裏卻是部分恢復其本來含義），並分別稱為物質的人的生產和精神的人的生產。那麽，正是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在這之外的生產對象的自身生長和學習，（這兩者、兩方面的結果），其實就是人的發展程度，決定物質生產。而不是像過去認為的那樣，是物質生產決定人和人類社會。因此，是物質生產為人的生產服務，而不是相反，是人的生產為物質生產服務。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物質生產往往直接表現是為了“養家糊口”、“傳宗接代”，即為了人的生產。

至於“基本路線”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它剛被提出來，我就寫文章進行過批判。封建或專制權力社會，以維護封建或專制權力秩序為中心，資本主義以經濟為中心。這種中心的轉移，早就發生了，把這種轉移說成當代的偉大創舉，未免可笑。對“以經濟為中心”，西方和日本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這是他們的壹種戰略錯誤。我們認為，未來社會只能以人和人的自由發展為中心。經濟是為人服務的，只是實現人的生存、自由和自由發展的壹種手段，它不能成為中心。我深深感到“以經濟為中心”所造成的惡果，壹是人的素質低下，某些方面空前倒退，二是文化教育落後於經濟發展，三是人的生存環境惡化，環境汙染嚴重，四是經濟發展後勁不足，隱患重重。建國以來“左”的東西的惡果，不僅在於對經濟的破壞，更重要的是其對人的發展，人的素質的破壞和阻礙。經濟建設的惡果，壹代人的時間可以基本消除，但人的素質問題，卻要好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基本消除，人的素質及發展問題遠大於經濟問題。

把人權降低為簡單的生存權，從而把人與被保護動物等同起來，這也是這種忽視人的經濟唯物主義的表現之壹。另外還有“反自由化”之類反對人的本性的做法，也無不與經濟唯物主義有關。人的最低目標是生存，最高目標是自由、自由化“化”得越徹底，越好，反自由化就是反全人類，做人類公敵，尤其是反對人類的未來。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不僅影響了中國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對西方理論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成為他們不言而喻的前提，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在這中間打轉，如“中產階級”理論就是例子之壹。

我們還需要走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狹小圈子，走向整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廣闊領域，並建立起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龐大體系。這是理論領域中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發展。這個體系大致包括：人類生存和發展科學（這是總的）、教育科學、經濟科學、意識科學（認識論、思維科學等是意識科學的組成部分）、文化科學、社會組織和管理科學、社會規範學、公共管理和政治學等門類。此外還包括人的生長、學習以及生育、撫育科學中的社會人文部分、環境科學、生產力科學中的人文社會部分。教育科學是比經濟科學更重要的科學，可惜在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中壹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談完哲學下面我們談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許多朋友把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混為壹談，都予以否定，這是不對的。

長期以來，壹些經濟學家，及到這次爭論中涉及的樊、寒教授的文章，及胡平對價值理論的評論，存在邏輯錯誤。

有人說：“效用性加上稀缺性才構成價值－－建議學學邊際效用論。”

這個說法，其實是重復歷史上庸俗經濟學家的理論，是錯誤的。包含了多重錯誤。壹是效用性是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即不是平常簡稱的價值。二是稀缺性則是另壹個問題，邊際學派學者和理論，把它們與價值混為壹談，不對。

邊際效應和稀缺效應解釋的主要是價格在競爭中的形成，是關於價格的理論，不是關於價值的理論。所以用這些理論來批判勞動價值論，是邏輯錯誤。

這些學者和西方庸俗經濟學家的理論邏輯水平比他們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低了壹個等級，所以只能吸引理論水平比較低的人。樊、寒教授的機智的批判，有很多不錯的東西和道理，有很不錯啟蒙作用，但經濟學上面，無法真正批倒馬克思主義。

我的意見是原則肯定勞動價值論，原則否定剩余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的前人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發現和提出來的，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威廉配第發現勞動價值論，早於馬克思的《資本論》兩百年。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有壹定貢獻，但同時也把自己的壹些錯誤加到這個理論中去。必須糾正馬克思的錯誤，但不是原則否定勞動價值論。

剩余價值理論是另外壹回事，那是馬克思的發明，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二十多年來，我壹直想研究和批判，但壹直沒有時間。

有人反駁我上面說法說：“正相反。馬的經濟理論連妳的日常生活經濟現象都解釋不了。”

正因為馬解釋錯誤，我們才進行批判。但妳不懂經濟學，所以把邏輯錯誤的錯誤批判，牛頭不對馬嘴的批判，當作正確的批判。

日常生活表現出來的是價格。所以論述價格的邊際效應、稀缺效應等等，來自日常生活，有經驗性質，比較符合客觀實際。

但妳和邊際學派等等產生邏輯錯誤，誤以為價格和價值是壹回事，以為用邊際效應、稀缺效應就可以駁倒勞動價值論，那妳們就錯了。妳和樊、寒教授都接受了這些學者的邏輯錯誤。

實際上，價值理論是研究價格背後，對價格起控制調節控制作用的價值規律。價值和價格雖然總體上壹致，但同時必然有某種程度的背離。

當產品生產過多時，價格降低到價值以下，到壹定程度，就產生邊際效應，最後產生無利可獲的邊際價格。

當產品過分稀缺時，價格就會超過價值，就會產生產生稀缺效應。

但這兩種效應，都不是推翻價值理論；恰恰相反，兩種效應的結果，卻是促使價格向價值回歸。

特殊的壟斷性稀缺，則類似級差地租，價格回歸值則是價值加上級差價格。

有人認為龐巴維克早就駁倒了馬克思，其實是很外行的說法。

價值不是研究價格，而是研究價格背後，是什麽影響、控制和決定價格，也就是研究決定價格背後的價值規律。

而這裏的價值，指的是交換價值。不是使用價值。

人的智力水平，水準高的少，結果，那些低水平經濟學家，總是在同壹個問題上，把價格和價值，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混淆起來，爭論壹百幾十年。主張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家，包括馬克思，把他們稱為庸俗經濟學家，是正確的，沒有錯。馬克思以前，18世紀20、30年代，這個庸俗經濟學就已經產生。包括馬克思以前的和同時代的不少經濟學家，及到邊際學派，及到胡平和那兩個教授，都不過是重復庸俗經濟學的同壹類錯誤，這就是：1、把價值（即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效用性等等）混為壹談。也就是分不清效用性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實際上，使用價值即效用性是千差萬別的，無法交換替代的。能夠交換，互相替代的，是交換價值。2、把價值和受價值制約、在市場上外在表現出來的價格混為壹談。

勞動價值論是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等人發現和提出來，他們認為，總體上對價格起控制、調節和決定作用的，是勞動的量。

但勞動的量形成價值，卻需要在市場競爭中，以價格形式表現出來，才能在市場上完成交易。因此，當產品生產過多或者稀缺時，價格就會與價值背離。

而那些智力低的經濟學家，就像我們學數理化的時候，許多智力低的學生總是搞不懂數理化概念、原理和公式壹樣。這些經濟學家，也總是搞不清這些經濟學知識。總是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與價值混淆起來，他們否定勞動價值論，否定事物的內在規律，只是抓住表面現象，結果，就把價值（交換價值）與效用性即使用價值，把價值與價格混為壹談，最後，價值等於價格等於競爭結果等於邊際效應和稀缺性等於價格的形成過程。但價值本身究竟是什麽？除了重復庸俗經濟學價值等於使用價值等於價格等問題的陳詞濫調以外，對不起，說不清楚。

那樣，商品的價值，就被他們解釋成價格，解釋成不斷隨市場變動的東西，即價格，而不再是商品內在包含的固著於商品的相對固定的價值。價值就變成不是商品的內在固定價值屬性，而是外在的市場變化的價格屬性。

因此，這些人的經濟學，與主張勞動價值論的經濟理論之間的差距，就像怎麽都搞不清數理化概念、原理和公式的中學生，同真正的大學生之間的差別壹樣大。

而大多數人，看得出來，根本沒有專門學過經濟學，也不懂經濟學歷史，當然更不懂現行經濟學的普遍錯誤。就像小學生看到中學生，就贊嘆不已，就與這些經濟學家壹起，重復經濟學歷史上延續近兩百年的庸俗經濟學低檔錯誤。而對大學的東西，主張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則完全搞不懂，理解不了，於是就懷疑、甚至嗤之以鼻。

改革開放後中國到西方學經濟學的，似乎大多數學的是庸俗經濟學，所以往往只認庸俗經濟學低檔理論。雖然這種經濟學重實際重微觀在經驗性量化方面，有它的長處。但理論原理的研究上，卻比馬克思的經濟學還要低壹個檔次。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研究最多的學科，但迄今為止，仍然是顛倒地建立經濟決定論基礎上。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錯誤的，更何況在邏輯理論方面比馬克思經濟學還要低壹個檔次的庸俗經濟學了。

庸俗經濟學重微觀接近實際、缺宏觀缺基本原理。馬克思經濟學剛好相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脫離實際，但有基本原理，而且接受前人勞動價值論基本原理。不過其主要錯誤，仍然錯在剩余價值論基本原理。

人類的任何思想或信仰，無壹例外，都沒有不受檢驗、證實或證偽的特權。不準質疑，無論是不準質疑壹神教教義，還是不準質疑馬列教義，都只是思想和信仰專制的典型表現而已。馬列主義，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經濟學，也不例外。

與理性對立的信仰是主觀的，非實證的，它只建立在信仰，也即主觀癡迷相信，也即迷信的基礎上。但理性和科學，卻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而實證，是客觀的。被實證證實的理性，就是科學。

人類的壹切思想和信仰，最後必然會在實踐中被證實或證偽。

雖然馬列信徒拼命推崇馬列主義，貶低理性和科學，攻擊相信理性和科學的人沒有信仰，甚至鼓吹宗教或他們的信仰不受證偽。雖然在自由民主社會，必須堅持信仰自由，任何人都有權在不危害他人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信仰。但人類個人和他們的思想和信仰，本質上是平等的。任何思想和信仰，最終都將在實證中被證實或證偽，沒有任何思想或信仰，享有不受實踐證實或證偽的特權。

對資本論的批判，需要花力氣。我看過海外和國內壹些學者對資本論的批判，說句實話，其理論和邏輯的嚴密性，還不如馬克思。有人認為龐巴維克早就駁倒了馬克思，其實是很外行的話。

馬克思包括《資本論》在內的經濟學，以及現在的西方和全世界的經濟學，基本上是主張經濟決定論的經濟學。這是他們的共同傳統。批判馬克思的經濟學，必須從哲學上批判經濟決定論開始。

因此，批判馬克思的經濟學，實際上也包含對西方和世界現行經濟學的否定，意味著創造人本主義的全新的經濟學。

無論在經濟學方面，還是在其他社會科學方面，還有意識科學方面，理論界任重而道遠。

科學和宗教及其他信仰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接受檢驗、證實或證偽。相反，人及人的思想和信仰，是平等的。沒有任何思想或信仰享有不受檢驗，不能證偽的特權。科學和宗教及其他信仰的區別，在於壹個建立在實證基礎上，被客觀實際所證實；而宗教和其他信仰，則是建立在主觀相信或癡迷相信的基礎上。

十多年前，我就在海外批判波普爾觀點的缺陷，以及支持此類觀點的人汙蔑科學的“科學教”等等概念和理論。現在很少有人再主張這些觀點了。國內閉塞，還有洋迷信崇拜者迷信這類觀點。

我們應該在更廣闊的，高度更高的眼界上，研究和批判馬列和其他現行經濟學的問題。

馬列主義的經濟學和現行其他經濟學的共同缺點，是這些經濟學建立在經濟決定論的基礎上。

事實上，根據我們新人本主義的觀點，人類社會，人才是根本，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歸根結底，是人以及由人組成的人類社會，創造經濟，決定經濟，而不是馬列主義和這些經濟學主張的那樣，是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

馬列主義主張經濟，主張物質生產和物質生產力對人類社會起決定作用。因此，他們的經濟學，基本上只研究物質生產、分配和交換等等，基本上不研究其他兩種更重要的生產：人的生產、繁衍和精神產品的生產。當然它們也不研究消費。

事實上，對於人類說來，人的生產和精神產品的生產，其重要性和意義，超過物質生產。歸根結底，是前兩種生產，決定後壹種生產，而不是相反，不是像馬列主義經濟學那樣，是後壹種生產，決定前兩種生產。

人的生產，包括物質的人的生產和精神的人的生產。物質的人的生產，包括人的生育、撫育、醫療、體育等等；精神的人的生產，包括學習、教育和醫療等等。而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等等各種形式。

精神產品的生產，包括生產性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性精神產品的生產。生產性精神產品，包括科學技術和學術理論等等，文學藝術和其他娛樂產品，基本上，屬於精神消費品。有些精神產品、文化產品，兩者兼具。

中國的壹些學者，主張全盤私有化，商業化，提倡醫療教育等等的全盤商業化（他們用所謂的“產業化”壹詞，來代替“商業化”壹詞，其實，這些行業本身就是產業），這當然是錯誤的。

根據我們的人本主義理論，不是壹切都可以商業化的。

但是，反過來，把人的生產和精神產品的生產這兩個領域，尤其在當代這兩個領域的廣度和作用遠超過物質生產領域的條件下，把這兩個領域排除在經濟學和價值理論之外，也同樣是非常錯誤的。

看壹下歷史，中國和外國，人類歷史上，往往有壹些人，理論水平不行，於是就提出壹些完全違背常識常規的荒唐理論，故作驚世駭俗之言，加上他們的詭辯，借以嘩眾取寵，贏得自己的名聲。

中國這三十多年來，無數禦用文人，以及沒有理論的某些領導人，都用這個辦法來騙取自己的名聲。把沒有理論和預見能力的“摸石頭過河”等實用主義的貓論摸論，說成偉大的理論。還有全國風行、影響巨大的黃色文明藍色文明的無稽之談。有人用獨特的、聳人聽聞地攻擊全世界都贊揚的革命、毫無根據宣揚口頭改良幻想理論的告別革命理論，“以暴易暴”，“暴力只能產生暴政”的理論。中產階級理論。腐敗是改革潤滑劑的理論。先經改後政改、經濟改革自然而然導向政治改革的理論。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不顧壹切私有化等等大搶劫大掠奪的鄧式改革理論。沒弄懂自由主義是怎麽回事，就被無數偽精英偽公知壹哄而上壹蜂窩大贊特贊的自由主義理論。還有種族主義素質論，“公地理論”，鄉紳理論、貴族理論，黨內民主論、壹部分人先民主的理論，三百年殖民地理論，沒有敵人理論，都或多或少，屬於此類嘩眾取寵的荒唐理論。

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錯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樣存在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然而，壹種理論是否有重要意義，是否在人類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並不取決於其正確與否，正確的東西，如果很淺薄，那就幾乎沒有意義，1＋1＝2，在它產生的時候，也許是壹個很偉大的很有意義的思想。但到現在，如果壹個人只能重復1＋1＝2這樣的東西，那麽，他的思想就很淺薄，就幾乎沒有意義，在人類思想史上當然沒有任何地位。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雖然其中包含原則的根本的錯誤，但因為其研究的空前深度，因為其理論的深刻性，卻是他對人類的最大的，可以說是很偉大的貢獻。馬克思以自己的錯誤，以自己的工作，為後人走向正確、走向更高的境界，鋪了相當長的道路。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錯誤，首先是由於其經濟唯物主義產生的。在我們看來，現代生產力，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是現代人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它首先是精神性的，知識和智力性的。（人的生產力，有體力性的，有技能性的，有知識智力性的。）物化的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也是智力、體力和技能的物化，是人的物化的能力，而不是客觀物質。現代生產力的物化，主要是知識和智力的物化。因此，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把生產力或物化的生產力——物質生產力與客觀物質等同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舉例說來，以工業革命為代表的近代生產力，以牛頓力學為基礎。英國和歐洲的革命及思想解放運動，為牛頓力學的產生掃清了道路。牛頓力學產生於英國革命幾十年之後，是英國革命和歐洲思想解放運動、即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出的絢麗花朵。而沒有牛頓力學，就沒有近代生產力。因此，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完全不同，是科學技術創造近代現代生產力，不是近代現代生產力創造科學技術。有原子彈的理論，才能造出原子彈，有電腦理論，才能造出電腦，這是當代的常識。

但是，純科學，包括純科學的牛頓力學，還不是直接的生產力，純科學只有變成專業科學、應用科學，然後再進壹步變成技術，才能進而轉化為生產力。這個過程，從牛頓力學到工業革命，大約化了壹百年時間。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完全違背歷史的。

至於現代生產力，尤其是以電腦為代表的人類智力和思維的擴展和變革，更是壹種生產力的，主要是智力生產力方面的全新的革命，更是由現代人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過去的生產力變革，不過是人手的延長，而現代電腦、電腦網絡，則是人腦的擴大和眼睛耳朵的延長。

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是民主主義者，接受了大量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思想，包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但他們很快轉向實踐唯物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之後，就開始拋棄甚至不斷批判人文主義思想。現在有的人把馬克思接受的人文主義思想當作馬克思的創造，完全不懂歷史。但到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等等文章中，他們卻又發現他們的經濟唯物主義不適用於原始社會，認識到經濟唯物主義的個別局部錯誤，但他們卻用兩種生產等盡力調和矛盾，堅持實踐唯物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恩格斯的晚年，說勞動創造人，勞動創造世界，這比他們物質生產力創造和決定人類社會的觀點，是進了壹步，但仍然沒有脫出自己錯誤理論的範圍。事實上，生物科學說明，人是由自然界創造出來的，勞動是由自然界發展的人創造出來的，人又通過勞動，創造了物質生產力（而不是創造世界）。

因此，按我們的觀點，人的自身發展程度，人的智力、知識的發展程度，在當代，主要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決定生產力的質的方面；而人的社會發展程度與自然資源壹起，決定生產力的量的方面。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建立起來的價值理論，原則上包含以下錯誤：

壹、馬克思以其壹貫的經濟唯物主義，只重視和計算物質勞動，主要以體力為主的勞動，只承認它們創造價值，不承認管理及其它勞動的極其重要的意義，甚至把運輸等勞動排除在價值之外。實際上，現實的價值，必須包括上述所有勞動。例如，沒有運輸，人類創造出來的產品，就不能消費，就只是潛在的產品，潛在的價值，只有經過運輸，並且經過商品交換送到消費者手中，才能成為現實的產品及現實的價值。尤其是馬克思輕視管理勞動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更是錯誤的；

二、即使把所有這些勞動都計入價值，價值理論也是不完全的。因為現代生產力和現代產品中包含著現代科學，現代技術，也必須包含在價值之中。只有現代科學和技術對生產者完全公開，並且為生產者平等地掌握之後，人們才可以平等地減去這壹因素。把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擴展到除科學技術外的前述所有勞動，才可以近似地以這些勞動來計算價值。因此這種擴大了的價值理論，是否成立，是有嚴格的先決條件的，並且是近似的。

三、科學技術的價值，像馬克思講到的藝術壹樣，是很難用價值理論來衡量的，並且是復雜得多的過程。我們不要把壹切商業化、價值化，不僅不要把人的生產包括生育、扶育和教育完全商業化、價值化，也不要把科學技術的生產和藝術生產全部商業化、價值化。企圖把壹切商業化、價值化，是經濟異化的社會，即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特點。但壹切商業化價值化的社會，人成為自己的創造物商業和價值的奴隸，其實是很可怕的社會。如果壹切都商業化，在那種社會，像希特勒那樣虐殺殘疾人，在理論上也是合理的。

人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計算科技及藝術的成本。科學，主要是技術，有時也需要壹定程度的商業化，但千萬不要把壹切商業化。尤其是純科學，對人類的貢獻，難以估量。可是，這種意義巨大的純科學，比壹般的科技意義大得多的純科學，卻無法或很難商業化、價值化。如果用短視的商業眼光來看純科學，那麽，純科學就將受到極大的摧殘。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人類和壹切有力量的國家，應該化很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發展純科學，即基礎科學。

四、即使按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價值也只與勞動的量有關，與勞動的質無關。與生產力的質更加無關。因此，體力勞動只擴展產品的量，包括物質生產力的量，它不會創造生產力的質，不會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力，生產力的質，現代生產力，是由現代人用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除了體力勞動者之外還有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腦力勞動者。因此，即使按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也是錯誤的。至於人的精神產品和精神生產力，包括思想生產力，以及其它非物質的生產力，則更加是由父母，教師，學生，科學家，工程師，作家，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與體力勞動更加無關。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更是完全錯誤的。

五、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價值計算，在技術上無法操作。這種理論只有純理論的意義。實際上許多地方是不合理的。其中包括馬克思的整個價值計算體系，頗不合理，更加缺乏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為了技術化、合理化，必須應該結合現代會計和統計學，進行改造。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反智傾向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先驗主義：馬克思的學術道路
學術研究有兩種基本的方法：壹種是經驗主義，壹種是先驗主義。正確的選擇應當是經驗主義的方法。馬克思的選擇是先驗主義的方法。他的學術人生走的是壹條先驗主義的學術道路。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其科學性、正確性，或者說它的價值，要通過以後的實踐的檢驗才得以判定。按照波普爾的意見，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所以不能進入科學的殿堂。
馬克思的學說，不是對歷史經驗的理論概括，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的預測以及對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因而是壹種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具有先驗、主觀和空想的特點。
（壹）
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馬克思的預測是，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為了論證這壹預測，馬克思積三十幾年之心血著述《資本論》，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這壹理論要證明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起而推翻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剩余價值論揭示了資本剝削的秘密。原來，資本家所獲得的巨額利潤——剩余價值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可是卻全被資本家占有了。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壹極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而另壹極則是工人群體貧困的積累。這就是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遺憾的是，這些理論是馬克思將自己封閉於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在與世隔離的情況下，按照他的主觀需要杜撰出來的，他所索取的資料大都是反映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和資本家的情況（《資本論》第壹卷於1867年出版，內中所采用的資料至少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恩格斯在1892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版序言中說，“在英國，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可就在他撰寫《資本論》的年代，歐美國家工人的勞動時間縮短了，勞動條件有了改善，工人的工資也有所增加，勞資之間的矛盾因此趨向緩和。除了1848年至1850年遍及西歐的革命運動，在此之後，馬克思再也沒有盼來普遍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謂“絕對貧困化”的理論不過是他主觀的邏輯推理，在現實生活中子虛烏有。
至於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論也是違背常識的虛構之說。因為工人的勞動僅僅是投入生產過程中的諸要素之壹。工業化生產是各種生產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勞動力外，還需要土地與資本的投入，科學技術的應用，對企業經營的管理等。難道其他生產要素在生產中沒有任何意義、因而對價值的創造毫無貢獻嗎？顯然，缺少其中任何壹項生產要素，生產就無法進行，哪裏還談得上剩余價值的創造呢！那麽，任何壹項生產要素從利潤——剩余價值中獲取相應的壹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馬克思也承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成為價值創造的重要源泉，但為了顧及《資本論》的既成理論體系，只能將之擱置壹邊了。所以，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連同他的“絕對貧困化”理論，都是脫離時代的產物。
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是十分武斷的。
《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為什麽要消滅私有制？馬克思的理由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再容納現存的生產力的發展了，資本的外殼就要炸破了。可是，以後壹百多年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原有的框架下——私有制 + 市場經濟，加之國家的適度幹預，經過實踐的不斷調節，恰恰是適應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到今天，資本主義最早掘起的壹些國家，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領頭羊，公認是世界的先進國家。倒是蘇聯、中國等國家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之後，經濟發展從此壹蹶不振，長期陷於困境。將公有制付諸於實踐，立即異化為官僚經濟、特權經濟，而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不過是長官的命令經濟（毛澤東統治時期為其典型）；加之公有制經濟抽掉了內在動力，經濟效益難以擺脫萎靡狀態，整個國家也因此長期處於貧困的境地。“貧窮”竟成了專制社會主義國家壹道令人沮喪的風景線。只是推行了改革之後，開放了私有經濟，引進了市場經濟，也可以說，學習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後，才解脫了經濟困境。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此言實踐已加以修正：“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
有人認為，實行公有制後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公有化在中國“搞早了”，生產力還未發展到消滅私有制的程度。那麽，生產力要發展到什麽樣的水平才可以消滅私有制？在馬克思看來，十九世紀中期就應當消滅私有制了，可是160多年過去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巍然不動，充滿生機，這應作何解釋？私有制雖然也遭之譴責，也有弊病，但存在畢竟幾千年了；而公有制在國家強力下加以推行，不過只有幾十年就奄奄壹息、難以為繼；兩相比較，到底何者符合人性？何者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呢？
再說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不但是先驗的，獨斷的，而且與西方社會的民主走向背道而馳。
馬克思說，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是壹個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對這個專政概念的內涵，尤其是如何加以實施，由於缺乏經驗（他雖然十分重視只有72天的巴黎公社的經驗），沒有提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問題首先在於“壹個階級”的專政。憑什麽——壹個社會、壹個國家應當由妳這個階級來專政呢？《共產黨宣言》是以以下的壹句話收尾的：“無產者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憑什麽——革命成功後整個世界就是妳無產階級的了？這不是專制獨裁嗎！這不是霸權主義嗎！列寧為此辯解：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難道多數人就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再說，這類所謂“多數人專政”不過是以“多數”的名義，行的是少數共產極權主義分子的寡頭專政。
那麽，壹個階級如何專政？這是列寧所面對的問題。列寧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列寧選集》第4卷，第404頁）。這明確告訴人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壹黨專政”。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壹個重要貢獻。列寧還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197頁）這樣，“無產階級專政”又從“黨專政”演繹為“領袖專政”了。這是列寧為共產極權國家所鋪設的共產獨裁體制。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有壹個重要貢獻，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概念表述的法西斯化。他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第623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無天的暴力。這不就是流氓無產者性質的政權嗎！
毛澤東是忠實地執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上述“創造性”論述的典範，其影響直至當下。
對不起，我們離開了馬克思。因為馬克思播下的種子，只有到了列寧、毛澤東那裏才有了收獲。
我們不得不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文明生長中的壹種異質文化，它同西方社會啟蒙時代以來興起的自由民主主義的主流文化大相徑庭。
現代憲政主義或自由民主主義起源於契約說、人民主權說。人們為在正常秩序下生活，使每個人的安全和財產免受他人的侵犯，於是大家將治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轉讓給壹些人，便組成了政府。政府的職責是管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這樣政府中又產生了相應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後來，人們將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凝固為憲法，這是人類的壹個偉大的創造。這個憲法是統帥其他壹切法律的母法，是社會上每個人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從總統到平民，概莫例外。憲法的本質是公民的權利宣言和規範政府權力的總章程。可見，憲法精神是：公民在上，政府在下，公民是目的，政府是手段。
馬克思的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理論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壹概掃蕩，無立錐之地；代之以暴力、專政、剝奪、消滅、決裂之類的概念。馬克思不是要消滅階級壓迫嗎，結果他的理論制造了更暴戾殘酷的超級壓迫——新權貴特權階級對無權者的壓迫。馬克思不是要消滅階級剝削嗎，結果他的理論制造了不擇手段的超級剝奪——新權貴特權階級對國民財富及平民大眾的掠奪與剝奪。它是沖破人道主義底線的壓迫、掠奪與剝奪。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壹次文明斷層，是壹場共產主義的浩劫。如此嚴重的後果馬克思本人是不曾會料想到的。
蘇共統治垮臺十年之後，蘇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提出了“三壟斷”的概念。他認為，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建立了“三壟斷”制度——權力壟斷，利益壟斷，思想壟斷。
我們發現，馬克思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就提出了“三壟斷”的思想雛型。他說：

“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過渡階段。”（《馬恩選集》第1卷，第479頁）

這裏所指的“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不斷地行使暴力，不斷地進行社會改造，不斷地批判、剝奪、消滅、決裂……這裏所指的“階級專政”，就是實行“權力壟斷”、專制獨裁。這裏所指的消滅由階級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是消滅私有制，剝奪私人財產，實行“利益壟斷”。這裏所指的“改變壹切觀念”，就是實行“思想壟斷”，強制推行思想國有化。
（二）
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散見於他的多篇著作。大概說來，他所說的理想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階級壓迫與階級剝削，甚至也沒有階級差別。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也就自行消亡了。那種社會——馬克思稱為自由人“聯合體”，分工也消失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也消失了，大家都成了工人。由於分工的消失，每個人都是十分自由的，不受限制地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每個人獲得了全面發展。在那種社會裏，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國家，沒有商品，沒有市場，由於社會調節生產，物質財富大量湧現，對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實行按勞分配，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那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沒有作過系統的闡述，因此我們只能引述他的壹些原話，借此說明它的空想性。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那麽，聯合體與國家有什麽區別呢？其壹，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聯合體不再具有這種性質了。其二，國家是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壹種力量（恩格斯），聯合體似乎不再具有這種特性了，因為，生活在聯合體內的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是馬克思的壹種假說吧。
問題的實質在於，聯合體的職責是什麽？不管妳稱它為什麽：國家，政府，共同體，聯合體，但人類社會總得有公共管理機構，這個機構自然賦有公共管理權力。有公共權力就存在這種權力與它治理下公民之間的關系。可是，公共權力在履行其職權過程中是否能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受其侵犯呢？如果仍存在這種侵犯的可能性，那麽，生活在共同體內的人們仍然不能認為是自由的。不能以為，掛上了“聯合體”的牌子，就萬事大吉、平安無事了。馬克思的著作中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些。
再說自由。自由有兩種理解。壹種是認識論上的自由，即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當人們認識了某壹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性，便獲得了對這個事物的自由。壹種是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當社會組織了政府之類的公共權力機構之後，這壹機構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在不超越其權力邊界、侵犯公民權利時，公民便是自由的。此外，自由還指不違反法律和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行為。後者是對公民的要求，前者是對政府的要求。馬克思沒有說，他所說的自由是認識論上的自由還是政治學方面的自由，那麽，他所提倡的自由是什麽樣的自由，就令人費解了。
有壹點是明確的，馬克思所說的自由，是要在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才降臨人間。可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這壹長長的歷史時期中，人們有沒有自由呢？從馬克思的壹些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在這壹歷史時期中，人們休想獲得自由。可是，我們更需要的是現實的自由，是國家存在的條件下的自由。這方面，啟蒙思想家、自由主義者早已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作出了明確的回答。馬克思對這些有價值的寶貴思想為什麽不加以吸取而壹味空談未來的自由呢？
原來，國家是“善”，也是“惡”。國家是治理社會所必需的公權，但也可以蛻變為官僚們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私權。國家作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能成為侵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強勢力量。人類自有文字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中，民眾無不葡匐在國家權力面前，成為國家可以任其宰割的奴隸。

那麽，在有國家存在的條件下，人們能否去爭取自由？又如何去爭取自由呢？
直到近代西歐壹批啟蒙思想家對國家與社會民眾的關系作了顛覆性、開創性的闡述後，人類對自由的夢想，才劃時代地揭開了新的壹頁。
根據契約說，政府的權力為民眾所委托，主權屬於人民。根據限權說，在大選中獲勝的政黨只擁有組織政府、行使行政方面的權力（絕不像以後所出現的蘇俄極權國家，執政黨擁有淩駕於國家、淩駕於社會、淩駕於法律之上的超級特權）。限權說，後來又發展為從時間和空間上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的權力體制。時間上的限制，即定期大選，改組政府；空間上的限制，即將國家權力分解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三者互相制衡。此外還有新聞輿論、利益集團等公民社會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絕不像蘇俄的極權國家的執政黨，壹旦上臺便永久執政，並且集國家壹切權力，還控制新聞輿論，鉗制民眾言論）。政治理論的創新，以及政治制度的重塑，使國家與民眾的關系出現了壹種全新的狀況：公民大眾上升為主宰國家的主體，成了國家政權的駕馭者，而不再是被國家權力所統治的客體；國家（政府）則是為社會民眾辦事的機構，而不再是居高臨下的統治者。從此，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再受到國家權力的任意侵害，他們自由了。自由主義開拓了人類在國家制度存在條件下的自由境界。
現在再來看馬克思這段名言，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盡管很為有些人所推崇。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馬克思選集》第3卷，第12頁）
——“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 （《馬克思選集》第2卷，第378頁）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份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選集》第3卷，第11頁）

第壹， 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還是阻礙進步的消極現象？馬克思要消滅分工，
可見他是否定分工的進步意義的。原始社會與農耕社會自給自足，沒有什麽分工。農耕社會晚期，出現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分工。進入工業社會，分工更有發展。各種生產門類的出現（如紡織、采礦、冶金、機械制造、化工等）是適應工業生產發展需要的各種分工。各生產門類內部也有各工種的分工。如汽車制造，必須有各工種的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才能進行生產。國家的出現，產生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公共權力的存在，就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現代企業的誕生，出現經營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生產者。現代社會更有愈來愈多樣的職業分工：教師、醫生、、科技工作者、律師、記者、演員、藝術家、作家、企業經理、各類服務人員，各種體力勞動者，等等，不勝枚舉。隨著社會的進步，分工變化著，發展著。舊的分工消失了，新的分工又出現了。文明的發展，只會使分工更豐富、更細密。分工，與社會同在，與社會進步俱進。
第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是壹種對立關系嗎？腦力勞動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愈益發展還是趨向消失？人類到了所謂最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腦力勞動為什麽反而要加以消滅？消滅腦力勞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會導致社會的倒退？腦力勞動被消滅之後，為什麽人反而能獲得全面的發展？生產力為什麽反而隨之增長、集體財富壹切源泉就會充分湧流？對這些問題，馬克思都沒有加以回答，也不可能作出回答。
馬克思要消滅腦力勞動，使大家都成為工人，真是壹個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臆想；但事實確實如此：
馬克思主張消滅腦力勞動的證據之壹：他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工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概指體力勞動者）。“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階級的屬性了”。
證據之二：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從而可以領取相應的消費資料。我們知道，只有體力勞動（或簡單勞動）才能以勞動時間測定他的勞動量。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明的發展，體力勞動的群體在顯著縮小，而腦力、智力勞動者的隊伍在迅速擴大。許多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繁瑣的工作被機器或計算機所代替。歷史在向著馬克思所預設的相反的方向前進。腦力勞動，科學技術，知識經濟……引領人類凱歌行進！

——“共產主義社會……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馬恩選集》第1卷，第38頁）
——恩格斯也說：“那時（指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 （《馬恩選集》第3卷，第320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對人統治的國家機器消亡了，但仍有“聯合體”，它的職權是調節整個社會的生產，履行“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
可以把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的“聯合體”與歷史上的各類國家，在職能上做壹比較。
壹般的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其職能第壹是維護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馬克思主義將之解釋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第二是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第三是經營壹部分經濟項目。
而聯合體的職能，據馬克思與恩格斯之說，僅調節社會生產，對生產過程進行領導。就是說，它只承擔經濟事務，對各種社會關系不再加以幹預了。
其實不然。即使社會不再存在階級，還會出現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人們之間會發生各種糾紛乃至沖突。毛澤東不是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嗎。所以，這個聯合體還得去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的公共秩序，不然，人類不是又退回到無政府狀態中去了。所謂“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不免是壹種空想。
所以，這個聯合體同以往的國家壹樣，還得承擔處理社會事務、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此外，它還要包攬整個社會的經濟事務，領導這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實際上就是壟斷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這就是後來在蘇聯和中國所推行的計劃經濟。由此，它與以往的國家相比，還背上了壹個管理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包袱。
由此可見，聯合體的職能不是簡單了，而是更復雜更艱巨了。由此而來的產生了兩個後果：壹是政府或曰公共管理機構的部門增加了，膨脹了；官僚的驟增，上層建築規模的擴大，至使社會負擔突破歷史記錄。二是社會生產壹旦由政府包攬，經濟官僚主義作為官僚主義的新品種隨之孽生，成為政府和社會身上的壹個寄生贅瘤甚至可以說是壹個腫瘤。這種現象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首稱為“新階級”（1956年）。9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我認為稱“新權貴階級”更好些，因為這個階級不具有資本主義的基因。政府包攬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其結果是：產生特權階級，不產生經濟效益；產生腐敗分子，不產生管理精英；產生主觀主義，不尊重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必然失敗，原因在此。
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由國家掌握全部生產資料，對社會生產進行全方位的管理，也只能是壹個空想而已。
（三）
對馬克思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進行抽樣評述，對我們有什麽啟示呢？
第壹，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遠景進行預設、構想，這是壹種先驗的甚至是超先驗的思維方法，因而難逃烏托邦的空想命運，壹旦加以實施，只能是大禍臨頭，吃盡苦頭。這並不排斥對國家的發展和改革進行規劃，制定方案。這種規劃，是從現實條件、現實需要出發，為了解決現實的矛盾和問題，以引導社會前進，這不是空想，不是先驗主義。當然，這種規劃、方案在實施中也要不斷地加以修正，使其完善化。
第二，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被共產黨人稱之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是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最終目標。那麽，人類的歷史有沒有最美好的理想社會以及終極目標呢？
請看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說法。他說：“歷史上依次更替的壹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壹些暫時階段。每壹個階段都是必然的……但是對……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 （《馬恩選集》第4卷，第212-213頁）
恩格斯還說：“歷史同認識壹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的；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同上，第212頁）。
結論是：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和理想國。認識和歷史只作為壹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而存在。在辯證哲學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恩格斯）。
文革時期的思想家顧準也噴發出了這樣的思想。他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壹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麽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顧準文集》第370頁）他在另壹文中說：“至於弊病，哪壹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同上，第363頁）。
馬克思設計了壹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類似於宗教教義中所宣揚的“天堂”、“天國”之類的為人們夢寐以求的美好幻境。兩者雖然都是壹種空想，但不可忽視它們之間的區別：每個人要能進入這種境界，宗教要求妳積德、行善、寬容，要遵守各種戒律；而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獻身革命，犧牲自我，去鬥爭、批判、消滅，推翻罪惡的舊世界，建立壹個全新的社會。兩者的社會影響因而大異！

筆者剖析了馬克思學說的先驗主義性質。所謂先驗主義的學說，就是不能被實踐經驗證明為之正確的理論。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可是他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卻是先驗的，是從他腦子出發的。
在近壹個世紀裏，馬克思的學說在中國獲得了不少信眾，成為中共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曾被毛澤東獨斷地贊譽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可是，在中共成立及其之後的壹個時期中，即使黨內的壹些主要領導人，如陳獨秀、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等，他們只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這個主義卻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系統的了解。及至1949年之後，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有了相當的普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基本問題的理解在學術界仍存在分歧而進行不斷的研討。這是壹。二是，中國的知識界和中共的領導層中，至今沒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壹種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這是不能科學地評價馬克思主義價值的壹個重要原因。三是，將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之後將會產生何種後果，在實踐之前固然不得而知（實施主持人如毛澤東及中國民眾以為能夠為社會帶來福祉）；就是在實施之後產生了種種災難性後果，對之的認識和反省也都是從領導人的思想、秉性等去尋找原因。或深入壹步，從制度方面去尋找原因。這雖然是必要的，但卻沒有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根子，有些人至今還把執政黨犯錯歸結為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以致在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後，馬克思主義依然是中共的思想旗幟，認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取得的（見《憲法》）。現今中國，馬克思的學說仍享有主導地位，以不斷地給予註射強心針的方法，繼續在誤導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繼續在誤導中國。時到今日，我們應該從馬克思的先驗主義陷阱中走出來，回到經驗主義，然後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義。中國的知識人首先應該有這個覺悟了。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性成就：對社會主義的包容與吸吶

馬克思主義的詞典中，社會主義概念的內涵是：暴力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共產黨）專政，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無論西方和東方，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否定了這種社會主義。
用壹個先驗的模式去塑造、定制社會主義，肯定是不行的。
社會主義是壹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的先哲、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斯坦早就預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蘇式的專制社會主義和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同時生長，彼此對峙，壹度難分優劣。
與專制社會主義相反，民主社會主義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合法政府，不實行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私有制，不實行公有制，不搞計劃經濟等。為此，它壹直遭到馬系原教旨主義者的譴責，痛斥為無產階級的叛徒。
但是，認真地實施了馬克思的先驗社會主義原則的壹些國家其結局又如何呢？——連遭挫折，壹路碰壁，直至山窮水盡，人民為此蒙受不幸之災罄竹難書！
至1991年社會主義的大國母國，列寧、斯大林創建的專制社會主義用暴力和恐怖堅持了74年之後，終於壽終正寢，壹夕解體，人們才開始理性地考量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
面對俄式社會主義的敗局，民主社會主義所創造的新型社會主義模式穩穩地站立於西歐各國。那裏的人民選擇了它。二戰以來，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登上了執政寶座。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訣是什麽呢？
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而不是像馬列的社會主義那樣，壹個吃掉壹個，全盤否定資本主義。這種融合，首先要歸功於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包容和吸納了社會主義。這種融合，也要歸功於民主社會主義，它繼承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並向社會機體註入社會平等、公平等因素。所以，這種融合是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融合，是資本主義文明也即人類文明的壹種新生長，是兩種主義、兩種制度、兩個階級的融合與共存。可以說，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既是資本主義的，又是社會主義的，是資社合壹的新型的社會形態。
具體地說：
———社會民主黨能登上政治舞臺，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並享有與其它政黨壹樣以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行列；在此之前的每次大選則是富人、貴族黨派之間的角逐。社會民主黨登上執政黨舞臺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是利用現成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治理，並在某些方面加以完善化，促使社會主義因素的生長。
———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後，不是運用權力去改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私有制，而是保留私有制，使社會生產的動力機制免遭破壞，從而避免了由於消滅私有制所引起的人心波動、經濟衰退、社會貧困化的後果。社會民主黨利用私有制所提供的豐富的物質財富，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異，體現社會公平。這種社會主義的經驗是：國家不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通過稅收杠桿調節社會財富，將福利賜予全民。這種經驗可以概括為：生產由妳，分配（二次）由我；財產私有，財富共享。它還可以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從繁瑣的經濟事務中脫身，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不失為是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
這是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成就，也是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成就。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至他的整個學說，貫穿壹種“對立的思維”。馬克思的著作中有著壹連串的關鍵詞，那就是：對抗，鬥爭，批判，決裂，推翻，消滅，等等。這或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預設的社會主義就是建立於這種對立的思維方式。它絕對不允許事物所謂“對立”的雙方的融合，合作，綜合，調和，妥協，等等，從而產生壹種新的事物，新的力量，如同民主社會主義所做的那樣。結果是什麽呢？結果是壹度把人們引向絕路。

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反智傾向


作者 吳大江

“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不能成立

　　

　　中國官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最大的錯誤就是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繼承和堅持了前蘇聯哲學理論家們制造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謬誤的命題，顛倒了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的關系。哲學是社會學理論的基礎。哲學中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搞錯了，就會導致社會學理論走向歧途，使我們無法正確認識社會中的許多事物（如所謂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中的關系等）及社會發展規律，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方向是由社會意識中諸多力量中占主體力量的需要決定的，看不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直接動力是社會意識中的知識，看不到是人們的社會科學知識直接推動著社會政治構件的進步，看不到是人們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生產知識直接推動著社會經濟構件的進步，因此糾正官方哲學理論所犯的這個錯誤，對於擺正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使中國的社會學建立在科學真理的基礎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關系，其實只要明確了相關概念的定義，它們之間的關系就壹目了然了。下面就讓我們來明確壹下相關概念的定義吧。

　　

　　壹、意識：是人的屬性、生命的高級部分，中樞神經反應機能，是指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欲望在認識、記憶、分析、歸納、判斷、演繹、推理、情感、思想、觀念、理論等等基礎上支配軀體對外界事物進行進行具有主動性、選擇性反應的過程。意識是在動物心理活動的基礎上，通過第二信號系統即語言和文字的作用，把類的經驗、知識和情感積累下來的結果。意識包含兩個部分即客觀的人體思維器官部分和主觀存在（主觀存在是人體思維機能的產物，指人們記憶、猜測，想像等以信息方式儲存在人們頭腦中的事物、現象、觀點和情感等等）部分，是主觀與客觀的統壹體。這就是說，意識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總之，意識是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對外界事物進行反應的過程，是人的機能、屬性，意識不能離開人體獨立存，不能直接與存在發生關系，只有通過人才能與存在發生關系，因此意識與存在的關系只能是存在中的人與其它事物的關系，離開了人去談意識與存在的關系是荒唐的。

　　

　　二、社會意識：是指壹個社會中包括以往歷史過程在內的所有的人們意識的總和。

　　

　　三、個體意識：是指壹個社會的歷史過程中某個人的意識，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是被社會意識所包含。

　　

　　四、群體意識：是指壹個社會的歷史過程中某些人的意識，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是被社會意識所包含。

　　

　　五、主觀存在：指以信息虛擬方式存儲在人腦中的事物現象。

　　

　　六、客觀存在：與主觀存在（以信息方式存儲有人腦意識中的事物現象觀念等等）相對，是指主觀存在之外的事物和現象。相對主觀存在而言，客觀存在是分為三種不同的存在的，即第壹種是人的軀體，第二種是自然存在，第三種是社會存在。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的區別在於：自然存在是先於、不依賴並決定和制約人們主觀存在的存在，如山川、河流、海洋、太陽、月亮、植物、動物、萬有引力等等都屬於自然存在的範疇；社會存在則是後於並且被人類意識決定的存在。社會存在是來自於自然存在，但自然界原本沒有的也不可能自然產生的，是通過人的活動而產生出來的人類社會特有的事物和現象，如莊稼、農田、房屋、汽車、公路、工廠、學校、軍隊、階級、法律、法院、國家、民族、制度、政治、經濟、鬥爭、戰爭、勞動、生產、生產力等等都是屬於社會存在的範疇的。

　　

　　人的活動是在意識支配下進行的，是意識能動的結果。這就是說，社會存在是人類反應機能意識的能動的形態和產物，如學習、鬥爭、戰爭、勞動、生產、談判、審判等等是社會意識能動的形態，汽車、公路、工廠、學校、軍隊、法律、法院、國家、民族、制度、政治、階級、生產力等等則是社會意識能動的產物。由此可見，客觀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是：“自然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即“自然存在是第壹性的，人類（社會意識）是第二性的，社會存在是第三性的”。

　　

　　我們知道，意識是人的反應機能，主觀意識不能離開客觀的人體，意識離開了人體就無法產生無從談起，而人也不能離開意識，人離開了意識就不成為其人；再則應當看到，意識中的主觀存在不能直接與客觀存在發生關系，它必須通過客觀存在的人才能發生關系，所以，我們在這裏必須把主觀意識和客觀的人看成是“同壹體”即主觀與客觀的統壹體。這就是說，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的關系是壹種偽關系，因為這種關系實質上是客觀存在中的人與外界事物的關系。這種關系是：自然存在決定人類，人類通過自己的反應機能意識（社會意識）決定了人類的社會存在。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不能成立的。

　　

　　應當看到，社會意識與社會的關系是從總體上把握的，即從人類意識與人類社會存在的關系角度把握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存在”如同“鳥巢決定鳥的存在”壹樣荒唐。那種以沒有鳥巢，小鳥就無法孵化出生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鳥巢不會自然產生，歸根到底是鳥建築起來的。

　　

　　人類的發展歷史如同人類在爬壹座山。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為了自己的需要通過壹個個人、壹代代人站在前輩人和他人挖的階梯上不斷的繼續挖階梯。這座山就是自然存在，這個階梯就是社會存在。從整體上看，這個階梯（社會存在），歸根到底都是人類在自己的意識能動下挖出來的，是由人類的意識（社會意識）決定的。這裏如果從某個人或某些人所處階梯的某壹個臺階上看，即從個體意識或群體意識的角度看，似乎是人們所處的臺階（社會存在）決定了人們的精神意識，這是否能得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呢？不能！首先，是因為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不能等同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從整體把握的，是指壹個社會中包括以往歷史過程在內的所有人們精神意識思維的總和，而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則不包括以往歷史過程中的人們意識，不是從整體上把握的；應當看到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所處的社會存在歸根到底是由社會意識中的以往歷史過程中的人們意識及其它人的意識決定的。其次，社會存在只能決定個體意識或群體意識的知識水平和影響個體意識或群體意識的壹些觀念，並不能決定個體意識和群體意識的主體性質即“在需要、欲望的基礎上對外界事物進行具有主動性、選擇性和加工性的反應性質”。總之，在討論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關系時，應把握住社會意識這個概念是作為人類社會全部精神現象及其過程的總和整體而言的，否則是推不出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的真正關系的。

　　

　　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是社會意識的客化體現，是社會意識內部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能動形態和能動產物，因此要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只能從社會意識內部的活動中去尋找。社會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我們祖先的生活需要。當我們的祖先認識到結成壹定的群體，通過分工合作能夠有效地抵禦猛獸和外族的侵襲，有利於自己的生存時就結成了壹定的群體組織。這種群體組織就是最初的社會存在。社會存在大體上是由經濟和政治兩大構件構成的（如果細分還可以有生活構件）。我們的祖先為了在物質生活中方面能夠過的舒適、安全和富足，不斷地認識自然界和進行改造自然界活動的形態和產物的總和就構成了社會存在的經濟構件。人們結成群體的目的在於分工合作。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由於人們的本性是利己的，每壹個人都是基於自己的利益需要行事的，因此相互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利益需要方面的對立和沖突。這種對立如果不解決，那麽分工合作就無法進行，人們就無法實現更大的利益需要。人們為了使分工合作能夠順利進行下去，以便通過分工合作實現更大的利益需要，就必須進行調解、處理、解決相互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的活動。人們調解、處理、解決這種對立、沖突活動的形態和產物的總和就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政治構件。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是朝社會中多數成員利益需要方向進行的。社會多數成員的利益需要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原始動力。這種原始的動力只能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並不能直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直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是人們的科學知識。人們的科學知識是在壹代代人對事物不斷認識的基礎上逐漸增長豐富起來的，這種逐漸增長豐富起來的過程就是社會存在逐漸發展進步的過程。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所持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命題主要是通過煩瑣的混淆、偷換概念和混淆、偷換論題取得的。下面，就讓我們對中國官方哲學理論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謬誤進行壹個大略的剖析吧。

　　

　　壹、意識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認為意識是：人的頭腦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是感覺、思維等各種心理過程的總和，其中的思維是人類特有的反映現實的高級形式。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
　　

　　析評如下。

　　

　　這裏應當使用“反應”壹詞而不能使用“反映”壹詞，因為“反映”是反照、反射的意思，而意識不是反照、反射，是具有內在的變化的，如客觀存在中並沒有美醜、香臭、好壞、善惡、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等等，而意識中卻有，難道這些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嗎？使用“反映”壹詞就抹煞了意識的主體性即基於需要的主動性、選擇性和加工性，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埋下了伏筆。至於“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又反作用於存在”則是壹種玩弄文字遊戲的詭辯。什麽決定、反作用，其含義都是壹樣的，這不過是怎麽說都有理的詭辯論罷了。

　　

　　二、社會意識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認為：“社會意識是指人們社會精神生活過程的總和。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用法：廣義的，是泛指社會的人的壹切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包括個人意識和群體意識，社會心理和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藝術、哲學、宗教、科學等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狹義的，是專指關於社會關系的意識，即以不同方式從不同方面反映物質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意識及其形式，具體包括人們關於政治、法律、道德、藝術、哲學、宗教等觀點和理論，形成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但不包括自然科學。社會意識的最基本的含義和特征是：它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相對於社會存在來說，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社會現象。”

　　

　　析評如下。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對社會意識的定義是“人們精神生活過程的總和，其外延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藝術、哲學、宗教等觀點和理論，但將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和生產理論知識排除在外。為什麽要將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和生產理論知識排除在外，難道它不是“人們精神生活過程的總和”中的壹部分嗎？可見中國官哲對社會意識的定義其內涵與外延是不周沿的。

　　

　　三、社會存在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認為社會存在是：“社會存在指社會生活的物質方面，即不以人們的社會意識為轉移的社會物質生活過程。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的本質內容。具體包括：人們物質生產活動賴以進行的自然條件、活動本身及其結果--生產力；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人們物質生產活動借以實現的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社會存在不同於自然存在的主要特點是，它離不開有意識的人的實踐活動。”（引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網絡課程-第三章-社會存在）或“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它包括地理環境、人口因素和生產方式。”

　　

　　1．地理環境和人口因素

　　

　　（1）地理環境是指與人類社會地理位置相聯系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包括地形、氣候、土壤、山川、礦藏、水源、動植物分布等。地理環境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對社會發展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但地理環境不能決定壹個國家社會制度的性質，不能決定社會制度的更替和歷史發展的方向。（2）人口是指構成社會的人的因素的總和，包括人口數量、質量、構成、分布和發展等。人口因素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人口作用具有二重性，可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但人口也不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2．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生產方式是指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生活資料的謀取方式，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1)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2)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決定著整個社會的基本性質和面貌。(3)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革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更替和變革。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發展史，是生產力和人們的生產關系的發展史。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它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性。
　　

　　析評如下。

　　

　　1、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對社會存在的定義其內涵與外延不周沿，即其內涵沒有包括所有的外延。社會存在是相對社會意識而言的。相對主觀的社會意識而言，社會存在是指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事物和現象。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事物和現象可分三大部分即經濟生產構件、生活構件和政治構件。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對社會存在內涵定義是“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主要是指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這就把社會存在中的生活構件部分特別是政治部分排除在外了。請問：家庭、醫院、學校、公園、宗教、政府、法律、軍隊、法院、監獄等等客觀設施難道不是社會存在？為什麽要將其排除在外？

　　

　　2、混淆了社會存在與自然存在的界線。社會存在與自然存在明顯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自然存在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社會存在這人類出現之前是不能出現的。中國官方哲學理論的社會存在概念包含了“自然環境”，這顯然是混淆了社會存在與自然存在的界線。“自然環境”如果屬於社會存在，那麽豈不是說在人類出現以前，社會存在就出現存在了嗎？

　　

　　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證部分

　　

　　中國官方哲學理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壹個基本觀點。社會存在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包括地理環境、人口、生產方式，其中以生產方式為主要內容。社會意識指社會生活的精神方面，它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既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藝術、道德、宗教、科學和哲學等理論學說，又包括人們日常活動與交往中直接形成的社會心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石，這壹觀點與歷史唯心主義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是根本對立的，由此區分了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觀。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誌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理，其基本內容如下：（壹）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根源於社會存在，有什麽樣的社會存在，就有什麽樣的社會意識的內容和形式；社會意識隨著社會存在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存在的發展而發展；在階級社會中，同經濟基礎有聯系的那部分社會意識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統治階級的思想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二）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不同步，即社會意識的變化有時落後於社會存在並阻礙其發展，有時又能在壹定程度上預見社會存在的發展的趨勢並指導其發展；社會意識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水平不平衡，歷史上有些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往往在思想領域超過經濟發達的國家；社會意識具有歷史繼承性；社會意識各種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三）社會意識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即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落後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回答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既同歷史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又避免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局限。（以上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網-馬克思主義數據庫-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析評如下。

　　

　　1、中國官方哲學理論的（壹）部分是完全錯誤的。社會意識不是什麽“社會存在的反映”，而是這個社會中包括以往歷史過程中所有的人基於自己的需要對外界事物進行反應過程的總和。如果社會存在真的是先於並決定社會意識的存在，那麽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在此應當明確回答：社會存在是怎麽產生的和發展的，離開了人類的意識能動，社會存在能夠產生和發展嗎？總而言之，意識是人的反應機能，社會意識是人類的反應機能，社會存在歸根結底是人類反應機能活動的形態和產物，所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不能成立的。

　　

　　2、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在論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時顯然是將社會意識偷換成了個體意識或群體意識。

　　

　　3、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證是通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來進行的。所謂的經濟基礎是指“與生產力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所謂的上層建築是指“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相適應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組織和設施的總和”。只要稍微有點邏輯常識的人都不難看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基本上不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上層建築既然是“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組織和實施的總和”，那麽就包含憲法等法律。上層建築中的憲法等法律是不是包含了經濟基礎中的生產關系？如果非要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存在著決定關系的話，那就是上層建築中的憲法等法律決定了經濟基礎中的生產關系！難道壹個國家社會的生產關系不是由其憲法等法律決定的嗎？

　　

　　4、在中國官方哲學理論的社會存在概念裏，生產力是占基礎位置的。生產力是由什麽決定的？難道不正是由社會意識中的物質生活需要和自然科學理論知識以及生產理論知識決定的嗎？這也正是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在闡述社會意識概念中將自然科學理論知識和生產理論知識排除在外或在闡述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回避不談的原因。

　　

　　5、中國官方哲學理論的所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客觀設施方面）其實都是社會存在，都是由社會意識中的需要和知識決定的。所謂的經濟基礎其實就是社會存在的經濟構件，是由社會意識中的物質生活需要和自然科學知識決定的。所謂的上層建築其實就是社會存在中的政治構件，是由社會意識中的政治生活需要和社會科學知識決定的。

　　

　　6、唯物與唯心爭論的焦點無神還是有神。“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關系的討論不是有神無神，而是在確立了世界本原是物質（自然界）後，討論物質中的人與其它事物存在之間的關系，因此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上，根本不存在什麽唯物與唯心的問題。中國官方哲學理論在此將“神與自然界的關系”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這兩個不同的論題混同，用“神與自然界的關系”這壹命題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把“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說成是唯心主義，實是壹種偷換論題和概念的詭辯。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反智傾向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錯誤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表現為愈來愈多的商品堆積。每種商品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復合體，都是勞動的凝結物。馬克思將人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認為每壹種勞動既是具體（有壹定目的和形式）勞動，又是抽象（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勞動；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價值。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認為，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源泉。兩種商品可以互相交換，因為它們的價值量相等，即生產它們的勞動量相等。所以，價值量以勞動量計算，而勞動量以勞動時間計算。這並不是說，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愈多，價值量就愈大，該商品就愈值錢。馬克思就此指出，作為價值尺度的勞動時間，不是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而是“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從勞動力能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別的商品在使用過程中消耗其價值，直至殆盡；而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還能為資本家創造新的價值。譬如資本家購買壹個勞動力（實際上應當說是“租賃”，因為勞動力的所有權仍屬於工人），他支付20元工資要工人勞動壹天——12小時，結果工人勞動6小時，就創造了20元的價值，就可抵償他的工資（馬克思稱這抵償工資的6小時勞動為必要勞動時間），接著又勞動了6小時所創造的20元價值就是剩余價值（馬克思稱這6小時的勞動為剩余勞動時間），為資本家占有，是資本家的剝削收入。這就是剩余價值的來源，資本積累的秘密。
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建構了《資本論》的恢宏大廈。列寧說，《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1949年以來的中國，根據《資本論》的基本思想所編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官方命定的統壹教材，人們無不當作真理加以接受。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學術界才對勞動價值論的缺陷進行了壹番討論；但這種討論是在捍衛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只對勞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某些修正。
那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錯在哪裏呢？
勞動價值論的第壹個錯誤：將工人的體力勞動視為價值的唯壹源泉。
馬克思說：“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裏面。那麽，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壹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馬克思還說：“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 1
顯然，用勞動量、即勞動時間作為測定價值尺度的勞動只適用於簡單的體力勞動。馬克思無意中排斥了復雜的腦力勞動也是勞動，而且是更重要的勞動，這種勞動自近代工業社會以來其作用愈來愈顯著，亦愈來愈重要。簡單的體力勞動其勞動成果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如至今仍沿用的計件工資），而復雜的腦力勞動是絕對不能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聶耳所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輝煌不朽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何占豪 陳鋼作）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魯迅的《阿Q正傳》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吳冠中說，壹個魯迅抵300個齊白石，因為魯迅是思想家。意思是思想家的勞動與畫家的勞動不能同日而語）？還有無數的科學家在創造發明中所貢獻的勞動成果，其價值都無法用勞動時間作為尺度去簡單地界定其無量的價值。當人類尚處於原始的農業經濟時期，純體力勞動是那個時代勞動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的勞動其勞動量當可作為勘定其勞動物品的價值。馬克思所舉的1匹布=2只羊的例子大體符合那個時代的情形（說“大體”，因為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如果說，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時期）所提出的勞動決定價值的理論還是基本正確的（他尚且還認為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的），那麽，馬克思的價值論（《資本論》第1卷於1867年問世）則遠遠地脫離了他所處的時代。
即使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也堅持認為，每個人以他的勞動時間核算出他的勞動量，以此向社會領取他所應得的消費資料。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他說：“社會勞動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裏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與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2 這是馬克思堅持將簡單的體力勞動作為價值唯壹源泉的又壹證據。

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撇開其若幹的空想不說（如國家消亡，分工消失，商品和貨幣不復存在等），他的以每個人的勞動時間獲取其生活資料也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事實是，腦力勞動者隊伍的不斷擴大，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生產中的作用愈益顯赫。他們如果也同體力勞動者壹樣，只憑其勞動時間去領取生活資料，這合理嗎？馬克思認為，在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後，大家都成了勞動者。問題是，他所說的勞動者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呢？在《法蘭西內戰》（1871）中馬克思如是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3 馬克思的意思是，以往，繁重的體力勞動壹直是全由工人來承擔的；勞動解放之後，這種勞動就由大家來承擔了。可見，他所說的“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是說“大家都會變成體力勞動者”。馬克思不但不承認工人所從事的體力勞動以外的那些與物質生產有各種聯系的勞動（如經營管理勞動，科學技術勞動，教育工作者與醫療工作者的勞動等）屬於他的勞動範疇，而且還要消滅這些形式的勞動哩！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原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在馬克思看來是“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因而這種“分工”被馬克思認定為是壹種“對立”。既然是“對立”的，自然必須消滅。怎麽消滅呢？就是上面所說的，使大家都成為工人，也就是說，消滅各種形式的腦力勞動。人類文明史表明，只有依賴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才能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社會才能獲得重大發展。馬克思則反其道，認為體腦對立消失之後，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個人”全面發展實現了，“生產力也增長起來”了，“集體財富都充分湧現”了，那個時候，“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就實現了。4 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人類只會退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只承認體力勞動是勞動，否認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在毛澤東那裏有了豐富和發展，在實踐中還得到了有力的貫徹。如知識分子必須進行勞動改造。這個勞動就是體力勞動，內中意含智力勞動不是勞動，而且加以歧視。大躍進年代，提出“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口號，提出知識分子要在勞動改造中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學習，拜他們為師。就是說，腦力勞動者、有文化的人要接受體力勞動者、接受沒有文化或略識幾個字的人的教育。毛還認為，知識分子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他早就說過，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文革期間宣傳“知識愈多愈反動”；工人階級（工宣隊）占領上層建築，領導鬥、批、改；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如此等等。毛澤東主宰中國的年代，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民間流行“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操作手術刀的不如耍剃頭刀的”順口溜，譏諷體腦（收入）倒掛。歧視和迫害腦力勞動者，導致中國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陷入低谷，社會遭受深度創傷！
有人會說，馬克思沒有否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巨大作用呀！是的，馬克思對當時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在生產中的運用沒有視而不見。譬如他說：“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壹個要素，”甚至還說：“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壹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旁邊。……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從事勞動的時間，……壹旦直接形成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5 可以說，馬克思的這壹論述已經使他的勞動價值論不能自圓其說，從而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但他仍沒有去修正他的價值理論，以體力勞動為依據的勞動價值論依然是他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因而是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系中仍無立足之處，因為這樣壹來，將完全改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面貌，也不符合他研究經濟學的初衷。
勞動價值論的第二個錯誤：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創造價值。
常識告訴我們，勞動力只是生產中壹個必要的要素，要進行生產還必須有生產設備（工具，如機器）和生產加工物（如棉花、鋼材、礦產物等）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為人力資本，那麽生產資料可稱為物力資本。
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和改變了自身的價值，它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了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新產品的價值之中；問題是，除了轉移價值之外，是否還產生了新的價值？馬克思對此是否定的。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是過去勞動的產物，它在生產過程中只是為活勞動提供條件。新價值只能由活勞動創造，過去勞動的產物——死勞動，只是轉移其固有價值。他說：“生產資料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於舊的使用價值形態中的價值，才把價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還說：“生產資料加到產品上的價值絕不可能大於同他們所參加的勞動過程無關而具有的價值。”6 比如，資本家投入資本，蓋了廠房，添置了機器設備，購買了原材料，這些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只轉移其相應價值而不形成新價值。所以，馬克思將生產資料這壹物力資本稱為“不變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料及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而將人力資本即支付工人工資的資本稱為“可變資本”。“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壹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轉化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7
馬克思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在理論上是壹個悖論。因為，所謂資本，就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見《辭海》）所以，凡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其價值都會發生變化，不存在“不變資本”。
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運用，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自動化生產設備的那些企業，使工人的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顯得愈益微不足道。那麽，這些企業所創造的巨大商品價值，如果仍都歸結為工人的勞動，這符合事實嗎？按照馬克思只有可變資本才創造價值的理論，這些企業的利潤應該減少（因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勞動將不斷減少）。可事實恰好相反，這些部門的利潤率隨著勞動力的減少反而往往上升。可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生產力愈來愈依賴於科學技術，由智力成果轉化的物力資本愈來愈成為生產中創造新價值的主體。如果還硬要說壹切新價值都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那麽，在無人車間乃至有些無人工廠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又作何解釋呢？以物力資本形式存在的壹切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出新的價值，這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是如此，在現代的資本主義時期更是如此。物力資本投入者獲得利潤所得理應，絕不是工人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
勞動價值論的第三個錯誤：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是價值的重要源泉。
為了維護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也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他說：“生產上所耗費的資本的補償，只是表現為壹定生產資料的價值的補償。作為要素加入生產但不需要代價的自然要素，不論在生產中起什麽作用，都不是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加入生產，而是作為資本的無償的自然力，也就是，作為勞動的無償的自然生產力加入生產的。”8 如果承認利用自然生產力是需要有代價的，那麽，商品價值的源泉就立即多出了壹個，而且壹旦承認自然生產力的利用是有代價的，那麽，生產資料即物力資本也理所當然是價值的源泉了。這豈非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也動搖了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大廈。
但是，否認自然生產力是價值的壹個源泉，在事實面前立即陷入困境。因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所帶來的成果往往會有差別。比如“同壹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8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表現為4蒲式耳。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9 再如，壹農夫同時在甲、乙兩塊地上種植，甲地土地肥沃，乙地土地相對貧瘠，假定農夫在甲、乙兩塊地上花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比如都是500小時的勞動量，結果甲地收獲500公斤谷物，乙地收獲250公斤谷物，這樣甲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1小時勞動量，乙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2小時勞動量。這就意味著，甲地每公斤谷物價值要小於乙地每公斤谷物價值量。但在現實生活中，只要這個農夫種植的谷物品種壹樣，他所收獲的單位谷物的價值就是壹樣的。那麽，在花費同等勞動量的情況下，甲地多出250公斤的谷物其價值從何而來的呢？
為了化解這壹矛盾，馬克思提出了“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馬克思說：“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量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0 筆者認為，“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非但沒有解決相同的勞動量帶來不同的價值這壹矛盾，反而引出了壹個荒謬的結論：即為了增加商品的價值量不應當提高勞動生產力。或者說，維持低水平的勞動生產力，反能保持較高的商品價值量。
如果說勞動力是蘊藏於人體中的自然生產力，那麽，大自然中的每壹種自然生產力就是蘊藏於某種自然物中能被人類開發利用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價值的力量。土地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蘊藏於土地之中，它被人類開墾之後可以種植糧食、棉花等莊稼，貢獻價值。水，稱為壹種資源也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儲藏於江河、湖泊之中，它被人們開發之後可以用來飲用、灌溉、航運、養殖、築壩發電等。不過，有的自然力不但不能成為對人類有利的生產力，反而對人類帶來種種危害，如颶風、地震、洪水等，對於這種破壞性的自然力，人們采取各種防範措施，減少它們對人類的損害。土地作為創造價值的力量，它的價值貢獻額就是地租。地租應分作兩塊。壹塊是成本地租，它用於補償土地生產力，維護生態平衡，是土地資本或地力資本折舊。土地這種自然生產要素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無償的”，“不需要代價的”。將荒地開墾成可以種植的土地就要付出代價。土地，也如同人的勞動力壹樣，在使用過程中，需要補償，如地力的恢復，水土的保養等。因此使用土地等自然生產力也是必須支付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成本地租。成本地租的用途就是用以補償土地的生產力，保障自然生產力系統的再生，使整個生產力系統能正常運行。人們對自然生產力如果只利用、不補償，就會造成自然生產力的透支、虧損，致使生態平衡的破壞。所以必須糾正自然生產力是大自然無償地賜予人類的錯誤思想。地租的另壹塊是剩余地租，即地力資本所創造的利潤（剩余地租又可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兩部分，這裏不再細述）。傳統的地租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將地租籠統地算作剩余價值，未能分割出實際上存在的成本地租，這是傳統經濟學的重大缺陷。11

馬克思的預言在實踐中煙消雲散

勞動價值論論證了工人的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來源，它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用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等方法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壹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道德墮落的積累” 12 ，造成社會貧富對立的兩極，“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13 兩極化的積累所導致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將被剝奪。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的革命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馬克思沒有盼來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在馬克思之後，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爆發這樣的革命。同馬克思的壹系列論斷相反，比如資本家為了多獲利潤，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的方法，而是相反：不斷地縮短勞動時間，而工資卻有所提高，還獲得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障等社會福利。原因是什麽呢？第壹，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愈來愈依靠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而不是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勞動，相反，工人在生產第壹線的勞動對於價值創造的分量顯得愈來愈小。第二，資本主義制度提供工人階級權利的保障機制。工人們享有結社、遊行、請願等權利，整個社會言論和輿論是開放的。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來自資本家乃至官方侵犯時，他們可以運用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進行抗爭。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因為有悖於勞動價值論，因而被馬克思所忽略。
再比如，根據馬克思資本積累的絕對規律，預言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少，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貧困。可事實是，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少，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多。大富者雖是少數，但中產者卻是壹個社會的基本階層。工人是勞動者，又是擁有壹定股份的資產者。原因是什麽呢？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國家幹預實行財富共享。從宏觀層面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特別是普選制和議會制）的積極成果。資本主義民主制愈來愈成為大眾的護身符，而馬克思寄予厚望的無產階級專政卻被社會主義政黨們束之高閣。從中觀與微觀層面看，是實行現代股份制的積極成果。馬克思在世時已看到股份制的端倪，但尚是資本家的“資本集合體”。所以被馬克思預言為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14。馬克思的意思，它是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但是，股份制在以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就是說，股份制的資本除了物力資本，人力資本也成為股份制中的新夥伴。於是，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分享企業的剩余。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包括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壹般勞動者）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余。這表明，股份制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它與企業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馬克思所設定的勞資之間對立的關系在這裏顯得愈來愈淡化了。
有人認為，馬克思創立他的理論所產生的偏誤，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尚處於早期，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在往後的發展中所出現的種種情況。這種說法並不確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已經結束。就在他撰寫《資本論》的英國，工業革命已告完成，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已被馬克思看得壹清二楚。為了從經濟學證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沖突，他把自己封閉於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從以往的圖書資料中去搜集他所需要的論據，以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創立與時代相脫節的勞動價值論。因此，勞動價值論是壹個假說，而不是科學學說。前者是未經實踐證明的學說，後者是被實踐證明的學說。在科學史上，許多學說開始往往是壹種假說（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以後被實踐所證明，才成為科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成了壹個例外：由假說而被證明為是偽說，或者基本上是偽說。勞動價值論之所以遭此命運，在於馬克思方法論的先驗性。他首先設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無產階級必定要剝奪資本、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後，他以勞動價值論作立論論證這個先驗設定的正確性。盡管馬克思建立了壹個經濟學體系，著述了三大本《資本論》學術巨著，他的論證的嚴謹與充分，似乎無以復加，但立論的片面性使他的論證系統在實踐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資本論》問世以來，只是少數專業學者的研究對象或高等學府的選修課程，在大眾中問津者極寥。它作為圖書館的壹部重要藏書，靜靜地躺在那裏。這本為工人所撰寫的書，工人們卻不予理會。

生產力價值論 ——經濟學的革命

勞動價值論只有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無論是在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勞動價值論都無法解釋經濟活動中的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問題。那麽，在實踐中所通行的是什麽理論呢？是“生產力價值論”。

所謂“生產力價值論”，是指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財富)，是由投入生產的各生產要素所聚合而形成的合力即生產力所創造的。我們通常說，人力是壹種生產力，自然力是壹種生產力，物力是壹種生產力，科學技術更稱為第壹生產力等。嚴格地說，它們都是生產力的要素。特別是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僅有某幾種生產力要素，還無法形成生產力，因而無法進行生產；必須將各種生產力要素加以有機聚合，繼之，按壹定目標，循壹定次序，協力運動，才能達到生產的目的，創造社會財富(價值)。因此，生產力是各種要素有機組合而產生的壹種力量，而生產是生產力中各要素所形成的合力之發輝。因此，“生產力價值論”就是生產力中各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
生產力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區別卻是原則性的：勞動價值論只承認勞動者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不創造價值；生產力價值論則認為，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共同創造價值。

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及其價值分配
理解生產力價值論，首先要考察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
人類社會已經歷了若幹經濟發展階段。大體有資源經濟階段，勞動經濟階段，資本經濟階段，目前正向著知識經濟階段邁進。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呢?是生產力中要素的變化。簡單的低級的生產要素與低水平的經濟發展階段相聯系。復雜的高級的生產要素的出現，標誌社會的經濟發展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了。資源經濟階段，相當於狩獵與采集業階段，人類以自然界提供的資源為生。自然資源狀況決定著該階段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自然資源即自然生產力也就是該階段最主要的生產力要素，成為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勞動經濟階段，大體是農業經濟階段。在這壹時期，土地是自然提供的，勞動工具簡單，人們從事生產活動主要依靠人的體力勞動。所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壹分勞動才有壹分收獲。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是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到了資本經濟階段，人類步入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人的手工勞動愈來愈被機器所取代，生產要素開始多元化、復雜化了。除了勞動力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要素之外，還需要有強大的物力資本。資本這壹要素開始獨居鰲頭，並成為其他生產要素的統率者，擔當了組合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的使命，因此被稱為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在大生產的舞臺上殫盡竭慮、東奔西走，喚風呼雨，成了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目前，人類正在向知識經濟時代邁進。以知識創新為前導的科學技術開始成為生產中最突出的要素，所以，有人稱這壹時代是“知本家”主宰的時代。
各種生產力要素的先後登臺以及在生產過程中重要性的角色更替的歷史現象啟示我們，無論是“勞動價值論”還是“三元價值論”(土地、勞動、資本)，不過是那壹時期生產力狀況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
斯密這樣論述了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人的勞動在價值形成中的決定意義。他寫道：“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壹標準。例如，壹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壹頭所需的勞動，若二倍於捕殺鹿壹頭所需要的勞動，那麽，海貍壹頭當然換鹿二頭。所以，壹般地說，二日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壹日勞動的生產物，兩點鐘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壹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是很自然的”。15 這段話被視為“勞動價值論”的經典論述，但是我們不應忽視斯密對勞動價值論的限定，這就是“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這個社會大體是人類的狩獵社會和早期農業社會。工業革命之後，在資本積累基礎上的以機器為動力的大生產逐步取代以人工為動力的小生產，商品價值構成中對應於人工勞動量的價值部分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以勞動量作為衡量商品價值尺度的做法勢必為社會實踐所拋棄。正是由於生產要素結構的這壹深刻變化導致價值構成的改變，使斯密將“三元價值論”作為資本主義時代分析價值的工具。
其實，“勞動價值論“或”三元價值論”雖尚能成為壹定時期分析價值的方法，但應看到其相對性。就斯密所說的那個“初期野蠻社會”中，勞動對價值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但是自然資源與簡單的工具難道對價值的形成壹點也沒有作用?同樣，在工業社會中，如果說物力資本對價值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土地和勞動力二要素難道對價值的形成可以忽視。對任何時代來說，生產力價值論都將避免這壹片面性。生產力價值論申明價值是由生產力的各要素共同創造的。但是，生產力要素的構成是壹變數；其中，各要素的重要性也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前所述，在遊牧經濟時代，生產力要素主要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自然資源。在農業經濟時代，勞動力要素顯得比以前的時代重要得多了。到了工業時代，機器大生產的條件下，首先需要有雄厚的物力資本的投資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同時，資本還起著聚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知識與智力在生產中的作用雄踞首位，資本主義時代物力資本的重要地位被智力資本所取代。總之，對於生產力價值論來說，不論在任何時代，既肯定某種生產要素的特殊重要性，也不忽視或抹煞其他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於價值是由生產力各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價值應當在各要素中加以分配，其分配額應以各要素在生產中作用之大小而定。在農業經濟時期，土地、勞動力與工具三要素中，以勞動力要素倚重，因此勞動者應分得較多的剩余價值。土地所有者所獲取的剩余價值應少於勞動者所分享的剩余價值，否則就是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時期，如果生產要素仍分為三類，即三種資本：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資本，那麽扣除其各自的成本外，剩余價值應在這三種要素中按其創造價值貢獻額之大小進行合理分配。但在分配中事實上遠非這麽簡單。因為工業生產不像農業生產是壹種簡單的小生產，不需要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可以說，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是大生產的核心和靈魂；沒有了他們，大生產不能創立，也不可能持續進行，他們理應獲取相當的剩余價值。此外，工業經濟時期，科學技術開始應用於生產，成為壹種愈來愈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科技工作者顯然應當從中分享壹份剩余價值。這裏還沒有談到那些與大生產發生間接關系的某些部門的勞動者對社會化生產所作出的貢獻，如教育工作者，醫療衛生工作者，文藝與學術工作者等。總之，人類進入工業經濟時代後，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是壹個復雜的問題。勞動價值論顯然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生產力價值論克服了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
資本剝削的新界說
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力價值論都承認，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對剝削概念的界定上，兩者出現了差異。
勞動價值論認為，生產中的全部利潤，即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剩余價值，全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在這裏，利潤為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因此，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是利潤的全部，剝削率是利潤的100%。
如果用生產力價值論來計量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這裏，全部利潤即扣除成本的新價值是由幾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這些生產要素大致有：第壹，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資本；第二，勞動力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第三，資本為代表的物力資本；第四，科學技術為代表的智力資本；第五，生產的組織與經營為代表的管理資本。假定這5種生產要素在價值(利潤)創造中貢獻額相等(其實不然)，那麽，各種要素所創造的價值各占總價值(利潤)的1/5。即使勞動力所有者(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全部被資本家所占有，那麽，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只有占總價值的1/5，即只占全部利潤的20%，這就是資本家的剝削量，與勞動價值論相比，剝削量(也可以說是剝削率)減少了80%。
當然，資本家的實際剝削量壹般會超過利潤的20%，這是因為，我們把5種生產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額設定為壹個平均值。還因為，資本家還要從別的要素所有者那裏盡力獲取剝削收入。但是，資本家作為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的投入者，其投入生產中所創造價值的貢獻額，都應當是資本家的合理收入，不能歸入於剝削的疆域。問題是，對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也有科學、合理的方法；如同對人力資本(工人的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科學合理壹樣，不應誇大，也不應縮小。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應當承認的，即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應當高於各要素所創造的總價值的平均值。這是因為，物力資本是其他生產要素的基礎，是配置、聚合各生產要素的前提，如果把其他生產要素看成是壹種資本，那麽，它是資本的資本，是資本之母。至於管理資本，其投入者所付出的勞動的復雜性、創造性與風險性，也不能與普通的體力勞動相提並論。
因此，資本家在利潤中應享有以下幾項合法收益：第壹，風險收益；第二，投資收益(機會成本)；第三，經營管理收益。只有當收益超過這幾項收益的總和才是剝削收益。由於勞動價值論將資本家幾項合理收益劃入為剝削收益，誇大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這是否定資本家的歷史價值並遭之無情貶斥的重要原因。對於中國人來說，客觀、正確地認識資本家的剝削是壹個全新的重大課題。但是，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的指導下，才能解決這壹問題，使人們的認識接近於客觀實際。否認、掩蓋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固然是錯誤的，然誇大資本家的剝削也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工人的權益應當受到保護，特別在勞資之間他們往往處於弱勢壹方，其權益容易受到侵犯。另壹方面，資本家的正當權益同樣也應當受到保護。但是，什麽是資本家的正當權益也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指導下，才能有正確的答案。
知識經濟時代價值觀的轉向
如果將生產力仍界定為三項基本要素：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自然力資本，那麽，可以將人力資本又分解為體力勞動資本和腦力勞動資本，後者即智力資本。所謂知識經濟就是腦力勞動的智力資本在生產中發揮著主導的和基礎的作用，以致體力勞動只起著輔助的作用。這是對知識經濟通常的理解，卻是壹種膚淺的理解。
我們忽略壹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人類的智力對於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其廣度和深度在理論上是無限的。壹項重大科技成果的創造發明以及在生產、生活中的運用，可以使人類進入壹個新時代：如電力時代，電子時代（信息時代）。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卻是有限的。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礦物資源等都是有限的。當人類的科學技術還不能使人類遷徒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中去生存，或還不可能從別的星球上獲取人類生產與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源，以滿足地球人的需要，那麽，人的智力資本與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將會發生尖銳的矛盾。地球上的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著，人的消費需求在日益膨脹著。智力資本能滿足貪婪的人類無限的物質需求嗎？生態平衡的破壞，環境的汙染，氣候的惡化，資源的短缺，災害的頻發，這些都是這壹矛盾尖銳化的警告。羅馬俱樂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不抑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汙染和糧食不足而在壹百年內毀滅。2010年9月，天才物理學家霍金又爆出驚人言論稱：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因為“人類基因中攜帶著自私、貪婪的遺傳密碼，人類對於地球的掠奪日盛，資源正在壹點點耗盡……”與此同時，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壹份研究報告中亦指出：到2030年，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將出現衰退，除非人類從現在開始就減少使用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世界自然基金會與霍金的預言可謂不謀而合。16 即使沒有這些科學家的警告，每壹個地球人也已感受到逼仄的空間、惡劣的環境正日甚壹日地威脅著人們的生存。幾千年來，人們竭盡全力發展生產力，渴望經濟增長。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的增長，能為人們帶來愈來愈豐富的物質資料與社會財富，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但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以索取與利用各種自然資源為前提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促使人類對自然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與貪婪的占有。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稱王稱霸的後果是什麽呢？生產力無節制地擴張和經濟的日益“繁榮”，是否能給人類帶來錦繡前程？近壹個世紀無數的事實足可證明，人類在無限制的追求物質財富中正在使人類自身快速地走向毀滅！因此，我們所面對的前景是：生產力無節制的擴張其結果不是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而是人類生存力的下降。“生存力”，這是筆者提出的壹個新概念，是地球人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亟待認真討論的大問題。這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關於未來美好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如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過是閉門造車，遠離現實的烏托邦。馬克思關於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築的變革，從而推動社會不斷前進這壹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顯然沒有考慮到自然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再沈湎於以GDP為綱，年年盼著GDP升帳，更不能與發達國家攀比GDP的總量。所謂知識經濟時代，人類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價值觀的轉向，即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價值。知識和智慧更多的應當引導人們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高尚的道德情操；保護生態，敬畏自然，節約每壹點資源，應成為每個公民的公德；要使人們學會如何節制消費、合理消費，使揮霍財富的消費主義成為壹種愚昧與可恥的行為；要控制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力求使人口與經濟的增長控制在環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內。總之，人類要把智慧和知識用於如何使人類持續生存、永久生存、文明生存。
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價值，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生產方式，應當成為世界各國、更應當是中國治國的基本方略。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維穩作用

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壹分為二然後對立統壹的世界，那種觀點讓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少數統治者統治多數被統治者的社會，很多人會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專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會積極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馬克思的觀點的馴化，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也是統壹的。

儘管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存在掠奪與被掠奪之間的矛盾但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共匪雖然貪腐雖然掠奪廣大中國人民但是畢竟共匪的存在維持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共匪的統治本質上也是在提供壹種管理服務，如果共匪滅亡了說不定會出現社會動蕩，馬克思的哲學是有利於共匪鞏固統治的。

至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更有利於類似共匪那種政治流氓為他們自己的流氓行為尋找合理性了，辯證的思維就是耍流氓的思維，比如壹個人把另外壹個人打成了殘疾人雖然讓另外壹個人成為殘疾人但是讓對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對方比以前更堅強了，如果用辯證的思維去分析換壹個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不應該去追究把他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的責任。

馬克思主張的無神論跟歷史唯物主義在促進人的墮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神論認為生前做壞事死後不會遭受報應。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之所以做壞事是歷史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歷史必然，共匪的官員可以大量的貪污腐敗並且認為不需要內疚因為中國會出現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誰在專制制度中做官都會貪污腐敗，就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毒害。

根本馬克思的說法人只能在歷史社會條件的框架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中國官員貪污是必然的，如何貪污是中國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極權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這種觀點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專制曾經存在過，可是君主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專制滅亡了，共匪應該也會滅亡。

自由民主會取代極權專制，存在當然有原因，那個原因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學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這個概念偷換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誤導別人。

比如會讓沒有機會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相信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歡說歷史選擇了共匪選擇了壹黨專政，可是壹黨專政不合理。

憑什麼共匪可以壟斷真理 壟斷經濟利益 壟斷政治權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不幸說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實際上是阻礙人類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順應人類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與人類的進步相適應，不能促進人類進步的文明應該被拋棄，某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專制就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為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諜無非是利用很多中國人從小接受黨國洗腦教育認同對立統壹的原則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覺悟上面的弱點，似乎這個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本質上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對立統壹，中國是這樣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讓中國人誤以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對立性就體現在統治者掠奪被統治者上面，壹致性就體現在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對立統壹的。

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就算實行了民主也不能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如果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說不定西方列強會趁虛而入然後結果更糟糕。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強統治者了中國說不定社會財富會更加的向少數人集中，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人基本上會成為共匪的擁護者。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跟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沒錯，但是共匪畢竟也是壹個管理部門，沒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被統治者怎麼可能會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被統治者不壹定會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強沒有統治中國民主制度也不會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還是不要追求什麼民主了，量變到壹定程度就會出現質變，壞到壹定程度就會產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就越是要積極的進行經濟建設，就越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賺錢。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但是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還是有統治合法性的。

共產極權國家對思想自由的鉗制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中共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滅亡，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沒有言論自由，共匪就可以運用謊言愚弄廣大被統治者，廣大被統治者在思想上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因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邊界憂慮，人確實容易有那種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圍的環境對自己越不複雜對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傾向，可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讓人喪失獨立的人格讓別人在思想上淪為他人的人質，這種行為終歸是扼殺人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應該受到抵制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認為人改造世界的過程也被歷史社會條件支配，馬克思那一套本質上還是決定論，雖然跟封建時代傳統的相信命運的說法不一樣，可是仍然是一種歷史的決定論。
只是傳統的決定論以解釋個人的歷史為主，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歷史為主，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是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種。只是馬克思曾經認為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每一種經濟制度必然存在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共匪從這種觀點中認識到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并沒有直接告訴共匪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據一種經濟基礎必然伴隨著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論述中領悟了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後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人的本質，很多時候是經濟結構跟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推動著人的本質的演變，人的本質的演變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也就是經濟結構的總和跟社會意識形態的總和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情況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觀念 道德觀念 宗教信仰 藝術形式 哲學思想的總和就是社會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保障私有產權的政治信仰，維護市場經濟跟自由貿易的法治觀念，奮鬥光榮的道德觀念，以及對上帝的信仰，各種鼓吹髮財跟宣揚物質文化生活如何快樂的綜藝內容，還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服務。

中國作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跟黨國資本主義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認為國家需要穩定的政治信仰，維護權力市場經濟跟黨國特權的人治觀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則的道德觀念，以及對共匪的信仰，還有各種鼓吹縱慾主義跟貶低貧窮的綜藝內容，還有功利主義跟極端實用主義的哲學，構成了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服務。

生活在哪種社會就會面臨哪種社會意識形態，從而作為個人的人會形成特有的屬於那個社會制度的人格特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統治者，告訴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就可以對廣大被統治者進行馴化，共匪反對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擔心言論自由會阻礙他們馴化廣大被統治者。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

無神論與有神論無法互相否定，沒有人親眼見過猿變成人的過渡過程，無神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沒有實行傳統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總是會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規律，所以進化論無法被證明是真的，沒有人親眼見過上帝，所以創世論也無法被證明是真的。在民主國家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信奉無神論還是信奉有神論，在極權國家人民沒有選擇世界觀的自由。美國雖然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可是美國信奉基督教的傳統是在自由自然的狀態下形成的，美國內部也有人選擇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對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區與華人社區存在，在美國甚至允許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組織反基督教的集會，美國社會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國只允許信奉共匪政權接受的世界觀。

在中國學習中文就必須接觸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裡邊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學習歷史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裡邊的內容是共匪編造的史觀，在中國學習政治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裡邊有共匪的政治理論 共匪的黨文化的世界觀。

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精神病學這五個領域是沒有學術自由的，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要堅持馬列毛鄧主義的指導，政治學必須為一黨專政辯護，哲學必須肯定唯物論與無神論，經濟學必須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史觀必須宣揚共匪的黨國史觀，精神病學必須接受共匪關於被精神病的相關標準，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屬於超價觀念，屬於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極端內歸因罪惡妄想癥不屬於精神疾病。

共匪越來越沒有制度自信了，以前共匪還會允許地方衛視引進包含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現在共匪的地方衛視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樂方面，以前共匪還會允許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在一定的空間裡邊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現在基本上中國所謂的流行音樂已經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樂了。實際上沒有政治自由也就沒有經濟自由與文化自由，中國人無法自由的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出去，中國人也無法自由的享受亞文化的文化產品。

很多中國人在精神層面被共匪套上了兩層枷鎖，在認知層面被防火墻加黨媒以及沒有言論自由鉗制，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或者中國比歐美更好。在世界觀層面被沒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學術自由鉗制，在中國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經濟學都是共匪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中國人認為自由就是放縱 民主就是動亂 人權是生存權。中國人在經濟層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鎖，私有財產不受保障，個人生計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統治中國，主要是因為共匪把很多中國人的經驗範圍局限在無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墻 沒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空間 剝奪信仰自由與學術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鉗制的環境裡邊了。即使反共人士擁有關於共匪的負面資訊，掌握了比共匪進步的政治理念與制度設計，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境內不受鉗制的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與廣大中國人民溝通，沒有辦法在立足點平等的基礎上跟共匪進行政治競爭，所以根本無法對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脅。

共匪絕對不會開放言論自由，因為一旦中國人民擁有了言論自由，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可以公開的發表，共匪依靠資訊不對稱外加洗腦宣傳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判斷就會被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以及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情感判斷否定，共匪實行的洗腦宣傳就會失去效果，共匪為自己以及共匪認可的紅頂商人塑造出來的正面形象就不會繼續被別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一旦有了這三種東西，大多數人就會找回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我覺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會鴻溝，拆除防火牆，讓大多數人在牆外獲得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在墻外培養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成為不受共匪誤導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成為擁有反共意識的反共人士。

中國的統治者主導的社會文化是極權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環境是為培養順民服務的，這種文化環境是依靠防火墻與暴力以及洗腦宣傳維持的，如果盎格魯薩克遜人從小在中國出生，還是可以被馴化成順民，中國無法民主化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無關，豬即使不被鉗制還是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豬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與豬的生理特征有關，雖然共匪統治中國人與屠宰場的老闆在養豬差不多，可是中國人不是豬，一旦歷史社會條件改善，可以成為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

我發覺小時候教英文的，屬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外教在中國生活久了也會被馴化，甚至比華人親共人士更加親共，雖然共匪長期宣稱民主制度是地方特產，盎格魯薩克遜人適合民主制度，華人適合極權制度，可是只要環境配合，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被共匪馴化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華人證明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

共匪創造的教育環境是為有利於共匪的社會規律與社會分工服務的，共匪不希望共匪體制外的被統治者接受素質教育，長期接受數學高壓與不允許世界觀層次的思辨的文科高壓的教育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經歷的支持，基本上不會成為擁有思索型的思維方式與擁有創造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很容易成為擁有接受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基本上不會成為反共人士。

共匪需要沒有自由的輿論環境，只要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討論人事物，即使沒有接觸過墻外的反共內容，還是容易形成不利於共匪維持統治的觀點，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反共人士，以前的沒有被整肅過的凱迪網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沒有自由的輿論空間才可以有效的鉗制被統治者的思想，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親共人士，墻內自由度很低然後存在大量的小粉紅的網站就是最好的證明，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因為共匪對待被統治的對象與被統戰的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的人誤以為共匪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或者誤以為中國人的本性適合極權統治，他們認為既然東歐人可以輕易的推翻東歐共產黨，中國人就有機會輕易的推翻共匪的統治，他們不知道共匪建立的維穩體系的邪惡本質，事實上共匪還可以統治中國是因為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

每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不同，反共人士沒有必要把個人接受思想啟蒙的過程強加給別人，這樣容易轉化失敗，這樣很容易因為失望成為認為反共必須反華的極右翼人士，建議積極的推銷翻墻工具，讓不同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的人自己在墻外學習。

共匪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污染

中國是壹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很多中國人都會歧視農民工 歧視城市窮人歧視外地人 歧視外型肥胖的人 歧視黑人 歧視穆斯林 歧視印度人 歧視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 歧視女性，即使是那些攻擊海外民運的小粉紅，平時也會歧視別人，北方人喜歡用南蠻子來稱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歡用土包子來稱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權思想的小粉紅還會歧視女性。

極端實用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社會是壹個互害的社會，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

被中國共匪以及小粉紅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純屬是共匪國小粉紅自卑心理發作的結果，共匪國小粉紅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騷擾海外民運的行為是一種反智傾向，這種反智傾向充份的表現了部份中國人極端自卑極端希望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因為過度自卑誤以為沒有受到別人的尊敬，就通過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霸淩別人的巨嬰心態。

共匪國小粉紅運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國與中國共匪的人道歉的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別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侵犯，何況中國文化裏邊本來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國人可以批判，中國人更應該用批判精神的態度面對本國文化中的負面內容，積極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會進步的。

共匪國小粉紅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不允許外國人評論中國，共匪國小粉紅卻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國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國小粉紅的主子們可以壹邊宣傳反美壹邊在美國生活。

發生在中國，用來煽動民族主義，被共匪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論戰除了部份小粉紅是因為反智傾向自發參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積極介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轉移國內人民的註意力。

事實上最歧視中國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國小粉紅長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強調中國人不配擁有壹人壹票選舉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國人定義為只能接受壹黨專政的政治奴隸，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劃分低端人口，剝奪被劃分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權，中國人如果真的要反對歧視，要做到自己不歧視別人，首先應該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父權思想 極端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傲慢心態，改變認為自己高人壹等的優越感，改變趨炎附勢排斥非權貴人口的行為模式。

華人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群體，因為華人幾乎不會當面表達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所以很多非裔美國人認為右派盎格魯薩克遜人才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社會群體。華人喜歡通過私下使絆子的方式施加精神傷害，部份非裔美國人的社會性死亡是華人造成的，非裔美國人應該提升判斷力，不然很難避免遭受華人的傷害，華人的厚黑文化是值得研究的社會科學，華人喜歡運用厚黑文化讓非裔美國人社會性死亡。

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假的，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中共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中共不譴責俄羅斯侵佔中國的領土，不譴責擊沉中國漁船的俄羅斯，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中共寧可圖利非洲人也不讓中國境內的人得到充份的社會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中國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中共或者討厭中共的敵人的政治話術，認同中國的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要避免被共匪歧視，就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專制統治，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完整的人權，才可以免於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種族歧視政策，才可以擺脫政治奴隸的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至於對華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種歧視，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為華人共匪蔑視生命，因為華人共匪常常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的殺人行為辯護。

他們把共匪迫害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看成是壹種受壹定的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歷史的演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他們把共匪搞的鎮反大屠殺是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

他們認為共匪的殺人行為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歷了太多動蕩，所以統治者的心態希望穩定，外加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中國出現動蕩，而共匪又長期經歷戰亂所以在心態上希望穩定，所以共匪選擇去屠殺異議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換壹個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為雖然殘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對於他們看不起的人，就算殺了壹個人也是該死的。

可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的隨機殺人案，雖然只殺了壹個人，可是卻有華人共匪跑過來批判，建議政府嚴懲隨機殺人的那個人。

根據他們為共匪辯護的時候所使用的邏輯，只殺了壹個人的殺人犯為什麽就要被嚴懲，難道那個殺人犯不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後人格發展上出了問題，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嗎。

為什麽華人共匪的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的思維壹分為二的看待殺人兇手，不可以作為讓那個殺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據。

華人共匪顯然是雙重標準，原因很簡單。

殺人兇手即使只殺了壹個人，但是因為他是華人共匪不喜歡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該死。

實際上希望不喜歡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無論是華人共匪還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沒有必要過份的掩飾，我反共我支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希望親共人士消失。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運人士死了華人共匪不會幸災樂禍嗎，應該會吧。

如果妳們會幸災樂禍妳們就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興奮。

把反共與反共匪五毛區分開是沒有意義的，共匪造就的邪惡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為載體施加給別人的。

共匪統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觀上面已經被共匪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準備向人民兜售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是對自由民主的發展沒有正面意義的。

共匪五毛因為長期被共匪統治，他們的民族性他們的國民心態與民族性與自由派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存在本質沖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惡總是會傷害中國民運的生存與發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共匪五毛的邪惡是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成長環境的特殊性造成的，應該對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們回到壹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上思考，當壹個小偷或者是強盜要傷害妳的時候妳的第壹反應是先思考這個小偷或者是強盜從小成長環境不好然後產生同情，還是會覺得很憤怒，還是會覺得對方很可惡。

當某些共匪國小粉紅發泄仇日情緒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先去思考，所謂的日本侵略者是因為從小成長環境不好，長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洗腦，然後因為受到蠱惑去選擇參與侵略戰爭。

小粉紅為什麽不能放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為什麽不能包容認同日本侵華的日本人民，就像妳們叫我們包容那些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匪五毛壹樣。

很多共匪五毛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黨國洗腦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黨專政是有優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錯的，只有被共匪統治中國才有救，中華民族才可以實現所謂的偉大復興，所以他們會主動參與配合共匪扼殺中國民主運動，面對那些包藏禍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說他們會那樣做是因為環境造成的，應該包容他們理解他們，可是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共匪五毛為什麽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難道他們不是環境造成的嗎，於是小粉紅開始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必須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好吧，他們擔心他們的祖國受到傷害，所以他們抵制日本，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因為擔心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傷害，所以我們選擇抵制親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運隊伍的人喜歡說專制是民運的敵人，共匪五毛不是民運的敵人，這樣劃分根本就不客觀。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惡基本上是會傳染給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黨國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就是中共五毛的價值觀念，因為利益關系共匪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權力尋租者周圍賺了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吧，他們出於本能會維護共匪的極權統治，所以視民運人士為威脅極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民運人士不僅僅是共匪要鏟除的，也是他們要鏟除的。

比如中國民運堅持的中國民主運動，對於共匪來講是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還是可能會帶來和平演變的不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當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處於鞏固極權統治，強化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需要扼殺中國民主運動，而那些共匪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幫助共匪對付民運人士。

共匪的邪惡共匪對民運的企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幹五的邪惡，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國自幹五對民運的企圖。

認為專制是民運的敵人，然後自幹五不會是民運的敵人，把反共與反對自幹五區分開是別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運人士的敵我意識，共匪國自幹五就是民運的敵人，把共匪國自幹五當成敵人來對待很正常。﻿

馬列主義與極權主義


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恩格斯運用柏拉圖的本質主義理念寫了壹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經典名著。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從人們必須勞動生產以解決吃、住、穿的這類既平常又簡單的事實出發，分析了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氏族制「註定要滅亡」的前提是「生產力極不發達」。分析了原始社會的人們在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期，由於生產力緩慢逐漸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形成了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社會產業，後來終於迎來了父權代替母權的體製革命。壹夫壹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也就產生了。貧富分化出現了，不同利益的階級對立也隨之產生了。國家是直接並且主要是從氏族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發生的，「國家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社會陷入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中並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情勢的表現。」（3）通過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壹個重要的國家本質主義的結論：「既然國家是由於必須控制階級對立性而產生出來的，既然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它按通例說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而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又成為在政治上也占統治的階級，並且由此獲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4）按實質說，國家「在壹切場合都是壓制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5）可見國家是壹個暴力機關，它是由軍隊、警察和監獄組成的用來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暴力工具。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論述做了系統而周密的研究，寫成了《國家與革命》壹書。此書進壹步展開揭示了國家本質主義的特徵，對各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影響。列寧在這部書中寫道：「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壹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衝突得到緩和。」（6）「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7）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論述國家問題時，都未提出國家、法律制度或運行著的國家政府機器應該具有什麼職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終只是圍繞「何謂國家」進行詮釋論證，他們只試圖「發現法律制度的本質功能。」（8）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這類國家的本質主義功能和柏拉圖關於「強者應當統治和弱者應當被統治的原則」，（9）「即壹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不受挑戰的統治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是穩定階級統治的需要」等壹系列反映「自然特權原則」的觀點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爾關於「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可以還原為壹種主人和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原則」相吻合的，（11）由此可見，從柏拉圖、黑格爾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壹致認為，所謂「國家本質主義」，就是認定國家的本質功能是統治階級壓迫和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圖所說，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能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見，國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壹種工具和手段。相反，這個最高目的是血統（即家族）、種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為特定的家族、種族和階級政黨團體的利益服務的。因此，國家本質主義所關心的問題是「國家是由誰創造的？」「它是由什麼構成的？」「究竟應該由誰來領導和統治呢？」誰領導誰，誰鎮壓誰，誰戰勝誰，這就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內容。

　　根據以上對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本質主義的論述梳理，我們可以清析看到國家本質主義有如下幾個特徵：（A）既然國家是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可見暴力，即以軍隊、警察和監獄支撐的國家公權力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基礎，由此形成了國家本質主義的壹個重要特徵是暴力崇拜和權力崇拜。誰控制了軍隊、警察和監獄這類暴力工具，誰就控制了國家權力。所以締造暴力，控制國家權力便成了歷代風流人物競相獵取功名的根本途徑。（B）國家本質主義的另壹個特徵是特別關注由誰來領導和掌控國家權力。根據柏拉圖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的這種觀點，集中表現了權力歸誰所有是國家本質主義中最基本的特徵。在柏拉圖看來，天生的統治者應該統治，天生的奴隸就應該被奴役。這是壹種本原特權論的認識論，就是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自然形成的。國家的統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這就意味著他們是不需要通過公民的投票選舉產生的統治者。因此，「聰明的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也成了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了。柏拉圖的這種本源特權論就是國家本質主義。這種本源特權論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種本源特權論又有三種表現形式：我稱之為本源精神特權論，本源自然特權論和本源經濟特權論。現在我們來比較壹下這三種「本源特權論」，私下認為可以加深對國家本質主義的認識。「本源精神特權論」認為，世界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因此國家的領導人是上帝挑選的選民，在中國則被認為是真龍天子。「本源自然特權論」認為，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出自血統高貴的家庭或種族，在柏拉圖看來，生來高貴但卻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來低賤的都不能提升上來；（13）統治者的血統必須純正，血統混雜的人必定是變異荒謬不規則的人，讓這類人擔當國家統治的重任，必然會招致衝突和對抗；（14）在中國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該出自名門望族、士宦家庭或將門之家，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叫「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用「文革」期間高幹子女的話說：「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本源經濟特權論」的創建人馬克思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代表先進生力的先進的無產階級中產生；列寧則認為應出自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即無產階級政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他們有權實行最堅決最嚴厲最無情的國家強制，斯大林稱他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毛澤東則認為國家領導人應從「先進的人們」中產生，他們有權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那末，國家領導人和統治者的權力又是從那裡來的呢？柏拉圖的老前輩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此人變成奴隸，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戰爭暴力是權力之父，也是權力之王。柏拉圖信其是，黑格爾信其是，馬克思也信其是，毛澤東更是深信不疑。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名著中不是說過和赫拉克利特壹樣的話嗎？「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毛澤東則說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可見在封閉的專制社會裡，國家權力都是通過暴力搶奪來的。說權力是人民給的，這純系謊言。只有在開放社會裡通過普選產生的國家領導人，他們的權力可以說得上是人民給的。由此可見，所謂國家本質主義，說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義和權力崇拜主義。運用這種主義治國的人或政黨集團必然反對自由民主人權。（C）國家本質主義的第三個特徵是國家權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這種權力具有無限的擴張性。用列寧在《無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書中的話說，這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因此運用國家本主義理念治國的國家，是不容許言論結社自由的，並視自由民主人權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洪水猛獸，視自由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是異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對國家本質主義的形成和國家本質主義的基本特徵所做的簡要說明和分析。

　　中國幾千年治理國家的模式，和柏拉圖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大同小異。中國的國家本質主義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礎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堯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權力角逐場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國的權力和柏拉圖癡迷的純正血統有不解之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就是這種不解之緣生動而又通俗的註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間，這種純血統論延展為「父親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混蛋」，成了區分「紅X類」和「黑Y類」的標準，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禍水肆虐橫行推波助瀾。北京有位年輕人遇羅克就是因為批判這種血統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中國，通向權力的門必須經過血統、門第、出身以及各種社會關係的嚴格審查驗證。這種審查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格，以致1949年以後達到了「唯成分論」「唯出身論」的登峰造極的層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血統論，使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少見的別出壹格的光怪陸離的政治漫畫。反思研究中國歷史的血統論，這對我們告別愚昧野蠻，步入進步文明的時代是大有脾益的。

　　中國自夏朝起，公共權力，也即國家權力歸家族所有，隨血統關係傳承。自夏至商兄終弟及，國家權力在兄弟之間傳承，還保留著原始社會血緣關係的不少痕跡。從周朝起，國家權力的傳承才由兄終弟及過渡到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秦王贏政于公元前221年統壹中國后宣布：「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用當代曾廣泛流行的話說，就是希望自己創建的政權能夠「萬歲！萬歲！萬萬歲！」這是所有獨裁者的美夢，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與願違，秦始皇的專制政權傳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亂而滅亡。他還動用能動用的國家資源尋找長生不老葯，期望自己能「萬壽無疆」。為了確保自己的政權永存，確保自己永遠處於「東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歸皇帝壹人掌握，政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壹人裁決，中央文件不經過他的點頭同意壹律無效。他廢除了諸侯世襲制度，以設郡縣代之。郡縣行政長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隨時可以調遣，制定嚴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鄉亭，構成巨大的統治機器，掌管這部機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這部機器的操縱人便是皇帝。這就是「東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須獨攬壹切，視權力為個人私產。秦始皇不僅專註權力的高度集中，他還高度重視意志的統壹，在全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他極端鄙視和殘酷迫害對他的政權持「看壹看」之觀望態度的知識分子。他採用李斯建議，嚴禁私學誹謗朝廷，惑亂民心；下令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首開鉗制言論思想自由的先河；徹底剪除敢於反叛、懷疑和抵制朝廷權威的思想意識，目的在於阻止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鬆動變化。秦始皇創建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集中體現了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自古迄今，為歷代執政國柄者沿襲採用。從此，以家天下為特徵的皇帝權力的世襲制度，在秦始皇統壹中國后被最終確立，歷經二千多年，至清朝傅儀終止。在中國通過世襲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懷疑，敢於抵制朝廷權威的人士窺探國柄，防止政治權力向家族外轉移。可見，政治權力與血緣關係緊密相連，與家族緊密結合，所以我國歷史上的權力鬥爭，往往表現為骨肉相殘。三國時代的詩人，魏國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嘆：「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舞弄的刀光劍影斬殺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證。在中國，國家本質主義和血緣關係同屬古代部落主義觀念影響的產物。這種權力傳承製度長期被披上「命運」「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國歷史上第壹位農民暴動大王陳勝憤憤不平地爆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他是中國最早對國家本質主義進行質疑的人。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動蕩不已，幾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和統治階級內部無法統計的骨肉相殘，印證了柏拉圖的預言：國家的動亂是由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引起來的，是由爭權奪利引起的。歷史上無數次的暴力衝突，都是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引起的。壹句話，都是由國家本質主義的治國理念惹的禍。

　　滿清王朝被推翻以後，國家權力才從血緣關係的外衣中剝離出來，國家權力歸持槍者集團所佔有，為武裝集團的最高領導人所有。毛澤東說，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視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壹切軍閥，都愛兵如命，都看重有軍則有權的原則。毛澤東由此得到啟發，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個觀點和馬克思的「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論斷是壹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觀點是壹致的。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必須掌握槍桿子，建設強大的軍隊。從此，國家本質主義的神秘外衣被抖摟。但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實質沒有變化，即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權力和暴力歸誰掌握，即「誰應當統治國家」的問題仍然存在。誰創建政權，權力就歸誰所有，這和誰生孩子，孩子就歸誰所有的道理壹樣，純屬柏拉圖的「本源（自然）論）」。中國二十世紀整整壹百年，從孫中山反清討袁北伐，到蔣介石時代的國共內戰；從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大陸政權之後揭批高饒反黨集團，批胡風，反右派，到廬山會議上整彭德懷；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劉少奇、鄧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鄧轉彎；以及「文革」結束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反對和平演變等壹系列所謂事關存亡的政治鬥爭，無不圍繞「誰應當統治國家」，無不圍繞「誰主沈浮」而展開。在毛澤東看來，我領導創建的政權應歸我所有，我身後由誰來繼承，必須由我欽點，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來繼承。任何人，包括他的親密戰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許染指，這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這種獨佔壟斷權力的慾望，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集中表現，也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社會大動蕩的根源。

　　眾所周知，這種壟斷權力的慾望起源於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據波普爾的研究認為，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跡之壹，也是人類的壹種奴性。（16）而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壹個東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現代。說它很古老，有文字記載的可以見之於赫拉克利特說的名言：「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衝突，萬物通過衝突和必然而生成。」（17）說它很現代，可見之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可見之於毛澤東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18）然而，不管古代和現代的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於恐懼，起源於自然界中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我們，生物界中雄性動物為了取得壟斷獨佔對雌性動物的交配權，彼此之間進行殘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對方咬得遍體鱗傷，使對方顫抖恐懼，徹底放棄非分之想為止。生物之間的不同群落為已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雙方展開大戰，直到把對方趕盡殺絕為止，很像共產黨內的左派為奪取權力而採取的鬥爭策略。這樣使強者傳種繁衍，使弱者陶汰絕種，這叫弱肉強食。這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現象大量顯現於人類社會，使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逞現出很多相同的特徵。這證明了人類原屬於動物的壹種，是屬於靈長類動物中的高等動物而已，證明人類社會是從動物世界中演化而來的。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的相同特徵，就是弱肉強食。在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和弱肉強食中，存在壹種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約，不受牽制的權力鬥爭，像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說的那樣，追求壹種「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可見，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發源於動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這不是說人類和動物，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沒有區別了。區別還是有的：第壹，動物和動物世界中的強者從來不進行任何包裝，它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包裝，因為它們是屬於萬般皆下品之流。它們之所以感覺自己是強者，就是因為自己身強力壯，凶狠超群，居高臨下，像列寧在1920年12月22日的壹次報告中自我標謗的那樣是屬於先進階級和先進分子，有資格實行對國家的獨佔壟斷強制，如此而已。當人類與其祖先分手告別進入到另壹世界時，權力不再是個體的健壯體力，而是壹種眾人的合力，能控制駕馭這種合力的人被稱為「強人」。這種「強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計對自己進行美化包裝。人之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就是因為「強人」，或中國人習慣稱之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裝，善於自我包裝。據考證，有文字記載的權力包裝起源於遠古的猶太人，他們認為「強人」是「上帝的選民」。後來的柏拉圖認為「強人」就是「少數聰明人」。再後來黑格爾認為「強人」是懂得和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黑格爾的門徒馬克思認為「強人」是先進生力的代表。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列寧認為「強人」是先進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有權對落後群眾實行國家強制，而這類「強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列寧這裡所說的「領袖」和前文所說的「身強力壯、凶狠超群、居高臨下」的動物世界中的頭領的本質是壹樣的。是列寧首先把「代表」系統化理論化建構化，首先視「強人」為人類社會代表的始作俑者。什麼「蘇維埃代表」、「人民代表」、「黨代表」等等「代表」之類的名稱都是列寧發明創造的。列寧的這套理論傳入中國，便形成了人們所熟知「三個代表」的理論。毛澤東壹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說成是群眾的願望，壹生都以黨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這種「代表」是通過槍桿子造出來的，不是通過普通百姓選舉出來的。可見，「代表」理論這個古老的理論，是壹個能夠不斷變換外部包裝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歷史已經證明，運用這個理論體系管理國家管理社會，只能導致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導致只承認強權，無視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導致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這種體制下的人類和社會儘管與動物和動物世界有很大區別，但卻聊無實質差異。可見，在極權專制政治體制下的「強人」無異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他們與動物世界的強者又相差有幾呢！第二，說極權專制政治體制的那群強人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為他們只是像列寧說的「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盜用人類社會的代表名義獨佔籠斷社會資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類中卻有不少和強人逆向而行的「賢人」，他們懷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衝天勇氣探索限制強人獨佔籠斷權力慾望的思想體系，設計限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和社會大眾能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的制度框架。使社會權力能受限制，受牽制，能切切實實地為社會大眾服務，而不是為某社會集團或某社會階級服務。使社會權力脫去神秘外罩，洗滌柏拉圖，黑格爾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強加到它身上的階級烙印；努力使社會權力透明化，從而使人類社會日漸向文明進化的軌道滑向，告別野蠻的原始部落社會，遠離動物世界。這種探索歷經千百年，終於在十七十八世紀探索出能夠有效控制社會權力無限膨脹的「三權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權思想價值體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從此使高等動物中靈長類中的人完成了從動物世界到人類社會的跨越。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就是按照這種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念體系，把弱肉強食中的「強人」關在「籠子里」辦公和發號施令，使他們想胡作非為也不能胡作非為，這就保征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進步發展，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而柏拉圖擦洗畫布式的社會變革，黑格爾、馬克思和列寧鼓吹的暴力變革，目的就是要確立極權專制統治，使權力逃避社會監督，幫助強人從約束監督權力的「籠子」里逃逸。因此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使歷史開倒車的革命，其結局必然使人類社會回到野蠻的社會中，回到和動物世界壹樣的部落主義社會裡，這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坍塌，充分說明極權專制主義行不通。可以預測，用「特色論」包裝的極權主義也行不通，終有壹天要改弦易轍，告別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人類社會中，共享人間的歡樂。

　　毛澤東的壹生既是反對強但又是追求強權的壹生。據毛澤東自己在保安對美國記者斯諾的披露，他小時候就曾和他的母親、弟弟、加上他家雇傭的長工結成統壹戰線，反對專制獨裁的父親，並且累累得勝。毛澤東在敘述這段經歷時，毫不掩飾他小小年紀反對強權和追求強權的喜悅情趣，這證實了波普爾說的「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是何等的正確。毛澤東在1910年秋寫了壹首《七絕？呈父親》的言志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顯示了毛澤東在未冠之年就為將來成為強者出人頭地樹立了不成功則成仁的堅定信念，這和蔣介石很有相同之處。這反映了當年的年輕書生普遍懷抱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祿」的儒家普世價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領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會師。此後，朱毛磕磕碰碰相處半個世紀，成就了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佳話。朱毛之間分歧的原因是什麼呢？上井岡山之後，朱德處處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甚至認為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主張成立軍委。毛澤東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領導更有利於作戰，設軍委實際是分權主義，而毛澤東需要的是集權主義。毛澤東在閩西贛南蘇區起草撰寫的決議著作和通信不少是針對朱德而發。如果獨攬大權是戰爭千變萬化的形勢所需，尚有理由為人諒解；但是建國后，朱德對毛澤東獨攬大權，專制獨行，對同志經常進行過火鬥爭屢屢表達的不解不滿，而招致毛澤東的壹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擊報復和羞辱，這就充分說明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存在嚴重的國家本質主義偏向。據周恩來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會議上披露，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朱德都沾過邊，說明朱德對毛澤東處理高饒彭黃的事情持有異議。1956年朱德率團出席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拍電報給毛澤東表示支持反對個人迷信，而個人迷信是依附在國家本質主義上面的陰魂，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使毛澤東十分生氣。他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緊隨其後，把和毛澤東壹直並掛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澤東的憤懣；1958年後任命毛澤東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為中央軍委第壹副主席，再泄毛澤東的憤懣。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因朱德對彭德懷遭批判持同情態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常委會上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態度比較溫和，當即被毛澤東羞辱為「隔靴掻癢」，連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參加上海12月會議，不贊成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處理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不肯助紂為虐；又在《五？壹六通知》通過投票時棄權。朱德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和圍攻。主持批判會議的是劉少奇，對朱德批判最凶最賣力的竟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是定時炸彈」。還有許多和林彪「四人幫」並無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幹也紛紛對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無限上綱，狠斗惡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之際中共高層演出了壹場禍水他引，通過害別人保自己手中的權力，競相向毛澤東獻媚骨的鬧劇，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至上的國家本質主義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長期遭受毛澤東的抑壓，在「文革」暴風雨即將來臨之際，又遭長期患難相共的同伴戰友的狠斗惡打，這充分說明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信守奉行的是只問權力歸誰所有，不問權力是否應受限制；只講專政，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這是導致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大動蕩的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種說法的根據嗎？為此，我認為必須搞清楚三個問題。第壹，毛澤東的國家本質主義理念是怎樣形成的？第二，毛澤東和秦始皇有著怎樣化解不開的情結？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
　　第壹，眾所周知，在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之後，毛澤東的身分是特派員和黨代表，他沒有作戰經驗。當初壹個沒有作戰經驗的人，怎麼能取得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研究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弄明白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本質主義。毛澤東的政治優勢首先體現在他是特派員和黨代表的身分上。毛澤東是中共壹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創始人之壹，具有他人無可爭辯的經歷。此時，具有和毛澤東有同樣資歷而又努力為權力打拚的壹大代表只有張國燾。毛澤東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人，張國燾是繼秋收起義之後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建人。他們兩人都在中共黨史上具有呼風喚雨吒吒風雲的能量。在中國，資歷和權力是有密切關係的，資歷越深權力越大，說話就越響，這是其壹。另壹方面，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公論。蘇俄黨代表在其內戰期間定亁坤的絕對威力為毛澤東的黨代表罩上了神聖的光環。因此毛澤東在上井岡山的途中通過三灣改編便順順噹噹確立了對軍隊的領導權，全面控制掌握了這支數量很少規模又小的工農紅軍，事務巨細且由毛澤東壹人說了算。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毛澤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前委書記。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並抱怨毛澤東主持的前委是「書記專政」。朱德以自己在軍事方面的優勢向毛澤東的「書記專政」發起挑戰，使得毛澤東壹氣之下撂挑子養病去了。直到古田會議通過黨內鬥爭，毛澤東制訂了新的政治遊戲規則，才恢復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優勢，重新取得了前委書記對紅軍的指揮權。嗣後，又通過長期的鬥爭，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的七斗八斗，毛澤東最終才于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寧確立的「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舉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並且確立了在中央書記處討論問題時「有最後決定權」，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最高地位。從而證實了古代希臘的哲人赫拉克利特關於戰爭「能使人成為神」的偉大預言，也使毛澤東自己關於鬥爭能使人「其樂無窮」的「樂言」變成了現實。也是毛澤東之所以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寧專制主義樂此不疲的原因。這種「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寧主義原則，最後竟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且是神聖的，不容批評懷疑的共產黨的權力運行規則。毛澤東非常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最後決定權」，並把這個「最後決定權運用到「彈鋼琴」上，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壹文中寫道：「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19）從而使黨委委員成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個指頭，把自己手中的權力運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終於成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紅太陽」。毛澤東就是這樣把自己手中的權力視為「天命」「自然」的產物，以致神化成了萬能的帝王權力。1949年毛澤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之後反覆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從而把這類社會領域中的建構性規則和東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類的自然特徵粘合在壹起，使黨的領導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為他即使外行，黨委書記和黨代表也要領導壹切，控制壹切，為「領導壹加上去，混亂就會立刻停止」的理論尋找神的支持，（20）製造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威力無比，所向披靡，能呼風喚雨的神話。與此同時，毛澤東對懂業務技術的「長」的領導壹直心存疑慮芥蒂，這也許是1929年古田會議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蟬效應。據薄壹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聽取34個部委彙報時，對廠長負責制提出嚴厲批評，我和重工業部長被稱為「壹長主義者」。後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責問周總理：推行「壹長制」究竟根據那個黨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黨中央，還是莫斯科的那個黨中央（在此以前，討論教育體制時，毛主席又提出，大學搞校長制，工廠搞廠長制，這是哪個國家的）？（21）其實毛澤東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蘇聯搬過來的，黨委書記和黨代表定亁坤都是從莫斯科那裡搬來的。只是蘇聯老大哥的法寶到中國后被毛澤東壟斷獨佔，如何取捨運用，由毛澤東壹人定奪，不許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從薄壹波的那段引文中，壹方面反映出毛澤東竭力要使黨委書記成為像政教合壹、凌駕於行政權力之上的神職人員那樣的內心秘密；另壹方面反映出在經濟科學文化建設的和平年代里，毛澤東最擔心政治委員或黨代表的大權旁落的壹種失落感。毛澤東不僅不讓懂業務的「長」過問權力，也不允許其他高級領導，包括像劉少奇這樣的高級領導按黨章規定應該行使的權力。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聲色具厲地批評劉少奇、楊尚昆：「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這樣使政治委員和黨代表的權力成了包攬壹切獨佔壹切的絕對權力。在「擡斗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毛澤東」的聖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國，竟成了壹個人說了算，壹把手定亁坤的國家。1964年12月毛澤東當眾訓斥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妳有什麼了不起，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傳達的毛澤東在談到中央的另壹位大員彭真的時候說到：彭真是壹個渺小人物，我只要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這類事就是朱德在井岡山年代抱怨的「書記專政」的繼續發展以至惡性膨脹。在毛澤東天威莫測的面前，權重壹時的劉少奇和彭真的命運是如此可悲，那末億萬蒼生的蟻民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對權力的獨佔壟斷和對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限制的濫用，這是國家本質主義所然；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國家本質主義大展示。這種國家本質主義曾使數不勝數的中國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曾使中國社會長久動蕩不安。而現在的中國人不僅無視和遺忘了國家本質主義曾經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反而還用「中國特色論」對其實施美化包裝，認為不受牽制不受制約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總優勢，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澤東？尼克鬆在1972》壹書中記錄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斷斷續續和毛澤東、周恩來保持過聯繫的法國文化部長和作家馬爾羅談及對毛澤東的印象時說過：「有壹次我問過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我當然是他們的繼承人』。」（22）馬爾羅在這裡說的「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不知是指誰？按中國人的評斷，肯定不是嘉慶、道光、咸豐，更不是同治、光緒、宣統。毛澤東的著名詞作《沁園春？雪》只推薦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幾位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皇帝與當代「風流人物」試比高，鮮有人知道他稱讚過中國最後的幾位什麼皇帝。就我所知，毛澤東最熱中於和秦始皇試比高。記得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記錄了他說過的壹段名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他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秦始皇，不對，我們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這段話集中展示了他對權力和暴力的崇拜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價值取向。我們知道，秦始皇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徵和代名詞。秦始皇的價值取向是法家學說中的暴力文化。它源於荀子韓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和儒家的仁義文化、王道理念相對立的壹種價值觀念。儘管中國的歷代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時往往儒法兼備，王道和霸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價值取嚮往往有差異，有的側重暴力霸道，有的側重仁義王道。秦始皇是運用暴力霸道治國的典型。而毛澤東竟要超過秦始皇壹百倍，充分說明秦始皇與毛澤東的關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人有化解不開的情結，這就是極端的專制獨裁，是屬於極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體系，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我在此所說的秦始皇和毛澤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絕對不是要否定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絕對不是要把他們打倒，再踏上壹只腳，像毛澤東對張國燾、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和蔣介石那樣，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我說他們是開放社會的敵人，是說他們的思想體系和價值取向不利於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僅此如已。歷史上往往有許多獨裁專制者曾為社會為人類作出過重大傑出貢獻。眾所周知，秦國的興起強大起因於專制極權主義者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的變法，使黔首黎民，即類似後來的農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為秦始皇橫掃六合，統壹中國奠定了基礎；取得了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偉大成就。實現了「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的天下人所響往的社會理想。因此，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始皇時，「民莫不虛心而仰上」，足見秦始皇獲得了農民的由衷擁戴，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偉大成就。可以說二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里，還沒有壹個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這樣偉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紀「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那眾多風流人物。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爭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后的數十年的封建割據，使中國大陸實現了統壹，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使農民暫時獲得了土地，讓農民高興了兩三年，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值得書寫的壹筆。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名義上實現了國家的統壹；但憑靠這種名義上的國家統壹，蔣介石卻堅持領導了八年抗戰，歷經千辛萬苦趕跑了日本帝國主義，結束了中華民族壹百多年的屈辱苦難史，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爭取民族獨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蔣介石這壹成就，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里竟不翼而飛成了毛澤東的囊中物。因此我們談及專制獨裁者時，並不是要對他們全盤否定徹底打倒，而是要對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按照事實給予充分的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專制獨裁者處處力圖對社會對個體實行嚴密的國家控制，把個體的人當成實現目的的工具，不把個體當人對待。如果要論功行償，秦始皇應當是中華民族史上第壹受償人。現在有些中國人出於權力心結，竟掠人之美，把毛澤東捧上了天。千方百計用馬克思主義外衣和階級分析論對毛澤東進行美化包裝，出於「與其妳獨裁，不如我獨裁」的列寧創造的獨裁理論，對以前的歷史否定扭曲，對以前獨裁者應該給予的歷史地位卻以「俱往矣」壹筆勾銷，把毛澤東的獨裁專制說成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豈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澤東的獨裁專制主義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末，除了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獨裁專制主義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我們知道，秦始皇的獨裁專制源於他荒唐的烏托邦願望。他想在自己話著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讓子孫世守，二世三世傳至萬世。所謂「當職既定，後嗣循業」，就是他唯壹的願望。為了實現這壹願望，他企求長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驪山大造墳墓。為了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他發大軍擊匈奴，並築長城。還大興土木建造阿房宮這類豪華宮殿，讓子孫代代飽福。築長城、尋長生不老葯、造墳墓、建宮殿，耗費了無數物力人力。據史學家統計，秦時全中國人口二千萬，被征發造宮殿墳墓壹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五十萬人，加上其他雜役，總數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壯勞動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義的慾望付之現實，實非民力所能勝任。由是苛暴刑法產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見，秦始皇的專制獨裁產生於不切實際的願望理想，產生於烏托邦的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理論界，曾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義分成反動的和革命的兩種，在我看來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動的浪漫主義都是異想天開想入非非，用這種理念治國，只能禍國殃民。毛澤東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獨裁專制產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澤東和秦始皇壹樣想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做完壹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絕種，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過英國趕上美國，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建成共產主義，於是發動大躍進，要創造壹天等於二十年的發展奇跡，組織動員強迫6000多萬農民上山砍樹掘礦煉鋼鐵。當自己的浪漫主義的理想碰壁時，「上怨老天，外怨蘇聯，內怨右傾機會主義不同調」和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他痛下決心要挖掉資本主義復辟的根子，使自己創建的政權像鐵打的江山萬萬年，使自己開創的事業能二代三代傳至萬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強化國家暴力。他和秦始皇壹樣懷有長生不老的奇怪訴求。據李銳的記載，1950年毛澤東在審查中宣部擬訂的慶祝「五壹」國際勞動節的標語口號時，親自動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後面加上了壹條「毛主席萬歲！」由此可見，毛澤東和秦始皇兩人的獨裁專制不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馬克思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紀律，是國家強制的象徵。在這上面披上壹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便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就是靠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的業績，無數蒼生妻離子散，光大躍進的直接後果就引發了三年大飢荒，餓死三千萬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國人，包括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樣的開國元勛慘遭迫害致死。這等等，就是毛澤東說的，「有人罵我們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就是這樣不斷補充和充實秦始皇的獨裁專制理念，使得自己變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傳播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理念被「馬克思加秦始皇」壹掃而光，使中國人談自由談民主談人權就色變，使中國的歷史開倒車，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蠻時代，這就成了毛澤東壹輩子和秦始皇化解不開的情結。
　　第三，國家本質主義是怎樣影響中國社會的呢？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先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的本質功能再綜合歸納壹下，我們可以從中加深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典型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它強調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的權力，國家權力是憑借暴力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它只講專政，強調國家是統治階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被統治階級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可見，國家本質主義是無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表述了壹個非常著名的觀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而問題卻在於要改變世界。」因此，改變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宗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會，要把人類社會改造成沒有剝削，沒有階級，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這說明馬克主義的理想目標崇高偉大非常誘人。問題是通過什麼途徑和手段來實現這壹崇高偉大誘人的目標。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掌握國家政權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因此，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要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己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通過無階級專政來改造社會。那末，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列寧的定義，「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堅信這種專政壹定能夠成功，「因為它善於把強制和說服結合起來」，「先進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23）列寧認為這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被強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國家強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寧公開主張，自由民主是統治階級的特權。由此可以斷言，無產階級專政或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沒任何道理可講的霸道主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演繹為「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駁「輿論壹律」》的文章里，毛澤東寫道：「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制度。」對於反革命，「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所以從馬恩列斯毛的有關論述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壹個思想改造，壹個暴力改造。這兩個方面的改造都離不開國家強制，即暴力強制和思想強制，行使改造的主體是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和其政黨，說白了就是這個政黨的領袖集團。按列寧的說法，他們是先進階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代表，也是毛澤東所稱的「先進的人們」。被改造或被專政的對象是反動派、反革命、落後的群眾，「落後的人們」。這種把把人區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圖的古老理論，沒有自己的半點創意；馬恩列斯毛把它當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據，這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柏拉圖揭示的國家本質主義理論的翻版。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壹文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千百萬的習慣勢力」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鬥爭。可見，列寧所說的無階級專政的對象是千百萬小私有者，這是白紙黑字確鑿無疑的了。這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說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實上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人向多數人專政，因為「先進分子」和「先進的人們」無論在什麼時間什麼時代都是少數，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語言稱呼，這叫「壹小撮」。毛澤東就是根據列寧的論述，把無產階級專政言簡意賅地概括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少數人（「壹小撮」）向多數人專政的經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實施社會改造，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體質主義的根本特徵。這種國家本質主義，必然會致使國家權力以其全部功能滲透和控制人們的整個生活，迫使個人成為為國家權力服務的工具。就是說必然導致國家權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當作服務對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體個人視為國家機器中的螺絲釘，國家權力運轉的工具，視為被控制國家權力的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任意驅趕的牛和馬。毛澤東壹向自詡為「無法無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體制也是「無法無天」的政治體制，他領導的國家也是「無法無天」的國家。他們要控制每個公民思想和行動，辦法就是不斷的思想改造，不斷的鬥私批修和什麼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壹句話，不允許公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的立場，像柏拉圖說的那樣，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輕鬆自在各走各的路……。」眾所周知，運用國家本質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治國，前蘇聯是典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登峰造極。這充分證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向少數人專政的理論是騙人的謊言。

　　1949年毛澤東取得了全國性的政權之後，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治國理念指導下，毛澤東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適，批胡風，反右派，徹底剝奪知識分子的思想權利和說話的自由；大力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和兩條道路的鬥爭，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千百萬小業主的壹點少得可憐的財產，把廣大的農民和個體所有者捆綁得嚴嚴實實，稍有違規抗旨，立即遭到批判鬥爭和囚禁。根據李銳的記載，1958年在雲南陸良縣馬街鄉出現了使用皮鞭的「督戰隊」，強迫群眾出工。陳盛年（時任省監委副書記兼陸良縣縣委書記）還在全縣推廣這個經驗。他說：「生產不躍進是大是大非問題，打人是小是小非問題。」「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澤東視察過的河北省徐水縣的農民，因抵制縣委書記的浮誇，被縣委書記張國忠帶領的人馬檢查發現，結果把五個小隊長捆綁在樹上，接受現場鬥爭，喝罵，拳打腳踢，然後送到監獄勞改。壹個叫高先的小隊長，勞改三個月就死了。有人說，張國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過兩次捕人高潮，指示縣鄉村三級組成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額完成。他還親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現場會，壹次逮捕358人。張國忠認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就在強迫命令盛行的徐水縣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這不是壹件非黨耐人尋味的事情嗎？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3人。這4643人中有包括兩名支部書記在內的31人死去。其實，在大躍進的過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絕非罕見。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下令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達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躍進期間，對農民實行飢餓紀律的最大禍害莫過於毛澤東大力堅持要辦的公共食堂，以致劉少奇也感慨萬分地說：「有人想在吃飯問題上把群眾卡起來，那比捆綁還厲害。」1958年這種自上而下由毛澤東主張的「書記掛帥」強迫農民的大躍進，給國家給民族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災難。面對這種災難，毛澤東從未做過認真的自我批評，僅僅輕描淡寫地說些缺乏經驗，付了壹筆學費之類無關痛癢的話而已，還遠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對社會災難有下「罪己詔」的勇氣。對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強制（按：這就是國家本質主義的根本特徵）毫無反省之意，把因國家強制引起的社會不滿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會」上僅用「霸王別姬」的典故壹付笑談中，說明毛澤東對人民的痛苦態度十分冷漠，這是對「人民的大救星」的極大諷刺和嘲弄。緊接著于1962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制訂了人人皆知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黨的基本路線；在全國深入持久廣泛地開展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通過鬥爭，使權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澤東壹人手裡，使無產階級專政成了赤裸裸的領袖專政。不僅使全國農民黎民百姓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即使黨內各級領導，包括中央高幹也得老老實實誠惶誠恐，最終把全國推到了萬劫不復的十年「文革」的大亂中。由此可見，毛澤東建國后搞的思想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把中國人分成「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惹的禍，都是國家本質主義惹的禍，都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國家權力不受牽制、不受制衡惹的禍。其禍根就是源自人有權力崇拜的傾向，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級專政。這種價值觀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黑格爾思想體系的延續，嚴重保留著動物世界里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遺傳基因。毛澤東說：「共產黨產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鬥爭的哲學」就是弱肉強食的哲學。因此，馬克思主義就是弱肉強食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弱肉強食的專政。弱肉強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牽制的無法無天。因此，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不講道理，不講法制，無視自由民主人權的霸道社會主義，是充滿血腥暴力的社會主義。毛澤東的行動及其行動造成的後果和他口口聲聲要「為人民服務」，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堅決站在農民大多數壹邊完全是兩回事，這足夠證明他是壹個典型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的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壹生是追求權力追求成功的壹生。只要有利於他對權力和成功的追求，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什麼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過飾非，說壹套做壹套，對毛澤東來說從來不會感到猶豫，不存在任何個人的良心道德問題，從而給中國人造成了罄竹難書的苦難。這正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霸道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這正是1949年以後引發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根源。

　　毛澤東去世后，全體中國人，包括深受毛澤東權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層開始對過去不講個人良心道德，不講自由民主人權的暴力社會主義進行反思。其標誌就是1978年中共召開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口號，做出了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和向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的決策。在鄧小平「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釋放了國家控制的部分社會資源，把土地經營權（不是所有權）交給農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則，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業交給從權力機關剝離出來的下海黨工官員經營。實現了部分社會資源由政治權力配置向市場效益配置的過渡，使毛澤東時代的貧窮社會主義過渡到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社會主義。由於分田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解決了按中國標準的溫飽問題。但是這種改革只局限經濟體制，對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則絲毫未觸及。因此在「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的口號下，握有權力的黨政官員及其家屬子女親朋好友，抓住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實行價格雙軌制的機遇從事「官倒」聚斂錢財，壹夜暴富。而暴富冒頭的都是高幹子弟和其親戚朋友。伴隨官倒而來的是行賄受賄、貪污腐敗之風席捲全國。這種「官倒」腐敗現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有識之士，主要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大學生對這種「官倒」腐敗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讚同的結論，引發這類「官倒」貪污之源就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我們知道，鄧小平改革的立腳點是「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容改變，思想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必須受到嚴格限制，這仍然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那壹套。「四項基本原則」是國家本質主義的具體展示，是維護實現國家本質主義的工具。至於「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來」和「四項基本原則」之間的關係，稍微有些思維能力的人都能壹目瞭然，後者為前者護航。「四項基本原則」是要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強大的權力支撐和輿論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國有條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們靠權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權力致富的「倒爺」。由於他們巧取豪奪，很快成了眾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鄧小平推行的改革產生了質疑和強烈不滿。他們紛紛申討官倒，強烈要求懲治貪污腐敗，要求改革政治體制，要求國家公權力必須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運轉，讓全國人民能民主監督國家公權的使用，要求開放思想言論新聞結社自由，必須保障基本人權，這種要求得到黨內部分高層領導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積極主張，並試圖採取措施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主張開放思想言論自由，改善黨的領導，保障人的基本權利。但是這種社會呼聲訴求卻遭到了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的強烈反彈。他們把這種社會呼聲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辭職。嗣後，由於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進壹步高漲，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百萬國民聚會天安門強烈表達了這壹訴求。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終把這種社會訴求定性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暴亂。從而製造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趙紫陽被撤銷職務，為此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離開人世。可見，使權力和經濟相結合的改革是鄧小平開革開放的敗筆，也是引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根本原因。

辯證唯物主義的本質

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自十九世紀至現在的二百余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剎那壹瞬間。在這剎那壹瞬間裏，門類眾多的戰爭峰火燒遍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戰爭發生的頻率之高，規模之大，危害之烈實為人類史上空前所未有。據粗略統計，這些戰爭主要有：十九世紀初，拿破侖發動的席卷歐亞非的戰爭；隨後拉丁美洲爆發的民族獨立戰爭；1848年遍及歐州的革命戰爭；英國，繼而英法聯軍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英法與沙俄之間爆發的克裏米亞戰爭；美國的南北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英布戰爭；美西戰爭。二十世紀八國聯軍發動的侵華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法越戰爭；中東戰爭；美越戰爭；中越戰爭；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戰爭；印巴戰爭；英阿馬島之戰。進入二十壹世紀由宗教極端勢力發動的遙不可測的聖戰和美國主導的世界反恐戰爭。這壹系列戰爭，還未包括中國的軍閥混戰和國共內戰，直接造成的人員傷亡需用億來計數，光中國的國共戰爭就死人五千萬；財產損失更是無法統計，給整個人類造成了無窮的災難。
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激起了有良知的學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嚴厲譴責和深刻反思。戰爭的目的和根源是什麽？怎樣才能防止戰爭？這成了他們長期彈精竭慮思考研究的問題。關於戰爭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這是壹部分人為了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利益最大化而為；關於戰爭的根源和止戰的辦法則還普遍停留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利益的認知層面上，停留在敵對利益的沖突對抗的認知層面上；至於戰爭爆發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如哲學根源和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則涉及甚少。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近兩百年來，還有不少缺乏常人理智的學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卻在反思戰爭的過程中竭力美化頌揚暴力，盡情謳歌戰爭。這批缺乏常人理智的人，準確地說就是指黑格爾與壹夥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黑格爾的門徒。這些門徒包括黑格爾左派的馬克思之流和右派的法西斯主義分子如希特勒之類。他們公開鼓吹，如黑格爾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之王”（轉引《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如馬克思說，“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也是壹種經濟力”（引自《資本論》）；如恩格斯說，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已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論》）；馬克思高調聲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暴力“把自已變成為統治階級”，然後“獲得”“整個世界”（引自《共產黨宣言》）；希特勒則聲稱日耳曼人必須通過戰爭統治支配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止戰辦法是以戰止戰，如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主張用正義的戰爭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用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的武裝。而他他們關於“正義”和“非正義”、“革命”和“反革命”的劃分，是主觀隨意而毫無客觀性的標準可言；勝者就是“正義的”和“革命的”；敗者就是“非正義的”和“反革命的”。這種是非標準出自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思惟邏輯。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止戰辦法，無異於粗魯冒失的莽漢肩扛壹根碩大的輸油管去滅熊熊大火。
可見，黑格爾和其門徒把戰爭和暴力沖突視為是推動歷史進步發展的動力。這種觀點來源於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認識論，如斯大林所說，也是“馬列主義黨的世界觀”。近二百年來被列寧捧為“萬能”“正確”(見《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被毛澤東譽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見《論人民民主專政》），是不可抗拒的社會發展規律；也被歷代獨裁專制主義者奉為至寶，成了為歷代野蠻罪惡的恐怖主義勢力服務的工具。直至現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仍僵而未死，仍然或明或暗地為社會沖突和暴力對抗推波助瀾，為肆虐世界的暴恐分子註射興奮濟。因此，深入研究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走向，弄清它和暴力極端主義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系，這對維護聯合國憲章中闡發的人類基本價值觀念，確保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對於當今世界仍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天賦的，而是歷史產生的。確切地說，辯證唯物主義是隨著國家的形成之後由古代的思想家為統治階級設計的壹種治國的理念方法，這種方法如列寧所說，“是研究對象本身內部矛盾的”（引自《哲學筆記》）。
國家形成的標誌是什麽？讓我們看看摩爾根描述的國家形成的軌跡圖：在低級野蠻社會，是壹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在中級野蠻社會，是兩權政府，即酋長會議和軍事指揮官；在高級野蠻社會，是三權政府，即酋長會議、人民大會和軍事指揮官（見《古代社會》第257頁）。根據十九世紀流行的進化論的觀點，高級野蠻社會的政府功能是逐漸消亡的，文明社會的國家功能是逐漸形成產生的。當高級野蠻社會的酋長會議逐漸變成近代的參議院，人民大會逐漸變成近代的眾議院，這兩者便組成近代的立法機構；當高級野蠻社會的軍事指揮官或軍事統帥變成近代最高行政首腦，比如早期的國王、皇帝或後來的總統（見《古代社會》第338頁），這樣國家便宣告誕生了。
可見，國家是由立法機構的壹夥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代表，加上行政系統壹群大大小小的官員組成的官僚機構。國家的權力，就是由參議院與眾議完的議員代表和行政系統的各級大小官員掌控，他們構成了國家的統治階級或掌權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統治階級要麽是由剝削階級組成，或要麽是由被剝削階級組成的斷言是違背客觀事實的，因而是錯誤的，是蠱惑人心的。
最初的國家官員或統治階級，都是由高級野蠻社會的酋長會議與人民大會的首領代表和各級軍事指揮官的後裔世襲組成。他們利用先祖權力的余蔭控制了大量財富。古代社會的財富主要是指土地和奴隸。眾所周知，在高級野蠻社會裏已經逐漸出現了私有制。因此，古代希臘的原始部落主義國家或中國的氏族諸侯國家，為了爭奪土地、擄掠人口充當奴隸而不斷進行戰爭。使高級野蠻社會最後階段的數百千年間長期陷入戰爭動亂之中，大欺小，強淩弱，眾暴寡成了國與國之間的常態關系；所有的國家都在互吞，大國吞小國，小國吞最小的國家，許多部落主義諸侯國家往往在毫不經意中被吞滅。比如範文瀾記載的春秋時代的鄅國（山東臨沂縣北舊開陽城）國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襲入鄅國，俘獲鄅君的妻女。鄅君說“我無家可歸了”，跑到邾國（山東鄒縣東南）要和妻女同當俘虜（引自《中國通史簡編》第壹卷第173頁）。
高級野蠻社會最後階段中的這種社會大動亂，給古代思想家留下了萬事萬物轉瞬即逝的恐怖而強烈的印象，使古代希臘著名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悟出了壹條重要的思想認識原理，即“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因此，波普爾稱“赫拉克利特是位發現了變化觀念的哲學家。”
古代希臘人是非常優秀的民族。他們對任何事物的變化都養成了壹種刨根問底的習慣，為後人奉送了壹種科學的推理思惟的方法，為培植人類智慧之樹貢獻良多。赫拉克利特思惟方法最寶貴的是在於他的認識並不僅僅停留在描繪“萬物皆流”的表層上，他還試圖揭示“萬物皆流”背後的驅動力。赫拉克利特聲稱社會沖突或戰爭是壹切變化，特別是人們之間壹切差別的動力和創造性的源泉。他堅持主張戰爭的結果是公正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人們必須曉得，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就我的淺薄知識所知，這是人類最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惟方法分析社會變化運動的經典，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為辯證唯物主義開山祖師的歷史地位，對後來的思想家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這種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理論壹開始就和暴力至上捆綁在壹起，和權力鬥爭，和誰戰勝誰，和誰統治誰的根本大問題聯結在壹起。
在此，為研究方便計，我要側重引述赫拉克利特發現創造的“對立統壹”的辯證法規律。在他看來，壹種變化的事物必定要放棄某些屬性，才能獲得相反的屬性。他說：“冷的物體變暖，暖的物體變冷；濕的東西變幹，幹的東西變濕……疾病能使我們重視健康……生與死，睡與醒，青年與老年，所有這些都是同壹的：因為壹種情形轉變成另壹種情形，而後者又變回前者……對立同壹於自身；這是壹種產生於相對立狀態的和諧，就與弓與琴的情形壹樣……相反的東西彼此歸屬，不和諧的音調形成最美的和諧，壹切皆由沖突生成……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是同壹條……直路和彎路是同壹條路……對於神祗來說，萬物皆美、皆善、皆正義；而人們將壹些東西看成不義的，而將另壹些看成正義的……善與惡是壹回事”（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從這段很長的引述中可見，所謂辯證法的“同壹律”，是建立在融對抗沖突為壹體的基礎之上的思想方法論，是徹頭徹尾的相對論。什麽“對立同壹於自身”,“相反的東西彼此相屬”，“壹切皆由沖突生成”，“善與惡是壹回事”，按照這種“統壹律”，人間還有什麽是非標準呢？然而這種“同壹律”卻被後來的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者捧上了天，成了他們扭曲是非，顛倒黑白，排斥異已，制造冤獄的工具。聯系歷史反思，無數的歷史悲劇足以證明，“善與惡是壹回事”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同壹律”罪惡滔天。
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變化觀念引起了柏拉圖的共鳴，這是因為柏拉圖和他的前輩赫拉克利特同樣生活在戰亂頻繁和政治沖突非常劇烈的時代中。據波普爾的考證，柏拉圖所處的時代甚至比赫拉克利特那個時代還要動蕩不安。在這種激烈變化動蕩不安的社會裏，柏拉圖的恩師蘇格拉底被專制主義恐怖分子處死，他的兩個舅舅也喪命於權力的角逐場中，他本人也遭通輯被迫流亡海外，使柏拉圖長期處於有國難投，無家可歸的困境中；很像和他幾乎同時代的中國著名思想家孔夫子那樣長期顛沛流漓，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也。柏拉圖的苦難經歷，使他對社會的變化厭惡至極，對靜止安定的社會癡心神往。因此他常常教導人們：變化是邪惡 的，而靜止是神聖的。由此可見，柏拉圖是“穩定壓倒壹切”的治國綱領的始作俑者。
柏拉圖既然厭惡變化而神往靜止，怎麽能解釋他對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變化原理能發生共鳴呢？這應歸結為古代希臘人的天性就是好刨根問底，這就決定了柏拉圖壹生都在探討古代希臘的社會為什麽會如此動蕩不安，壹生都在致力設計穩定靜止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而絞盡腦汁。而柏拉圖在探討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和如何才能實現人類社會安定公平正義之時所采用的思想方法，正是受啟發於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萬物皆流，無物常駐”的認識原理。柏拉圖依據“萬物皆流”的認識原理所探討的靜與動，是與非，自然與約定的相互關系，便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內容。盡管柏拉圖對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理解詮釋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解詮釋有相壹致的地方，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對此進行比較研究，這對人們認識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變化發展，認識柏拉圖在人類思想認識史中所占的地位是很有助益的。
為了辨識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點之異同，我們應當首先重溫恩格斯的名著《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壹書。在此書中，恩格斯沿襲自古以來就流行的“靈肉分離”的理論，以先有物質還是先有意識為標準，把歷代的哲學思想家區分為兩大陣營，即凡承認物質存在為第壹性的哲學思想家為唯物主義陣營，凡承認精神意識為第壹性的哲學思想家為唯心主義陣營。無庸置疑，這兩大陣營都是建立在“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據恩格斯確定的標準，讓我們來比較分析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念之異同究境表現在那裏。
幾千年來，由於思想理論家故弄玄虛，把哲學說得非常玄乎。其實哲學壹點也不玄，它是指人們觀察認識世界的壹種方法。這就是妳想把世界看成壹個什麽模樣的世界，妳企盼世界變成壹個什麽模樣的世界。這種思想方法長期為少數哲學思想家所壟斷而被弄得神秘兮兮的。
赫拉克利特的哲學方法把宇宙與社會看成是壹個碩大無比的變化過程，宇宙和社會中的壹切事物都處在永恒的變化之中。因此“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便成了其哲學的座右銘。變化的原因是事物內部的矛盾沖突和對抗。比如社會的變化就是由主人與奴隸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引起的，這種矛盾沖突和對抗沒有始端和終端。妳想保持主人的地位和避免淪為奴隸的命運，就必須通過戰爭訴諸暴力。因此赫拉克利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也就是說，主人與奴隸的矛盾沖突和對抗，萬事萬物內部的矛盾沖突和對抗沒完沒了永無止境，這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客觀規律，可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可見，赫拉克特是屬於認同存在為第壹性的唯物主義的陣營。
柏拉圖的哲學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不同。柏拉圖不是把宇宙和社會看成是壹個永恒變化運動的過程，而是把宇宙和社會的始端看成是壹幅靜止的畫面。畫面上充滿著各種各樣完美的畫，其中有完美的國家和完美的個人。柏拉圖把在時間始點上的這幅畫面上的各種各樣完美的畫稱為形式或理念。這種形式或理念是恒久不變的，不會毀滅和不會腐敗的，而且是完美的、真實的、實在的和善的。這種形式和理念的畫很像壁畫中的美女，她們常從畫中走出來與凡人卿卿我我。而柏拉圖設想的靜止完美的形式理念國家也在某個時期脫變為可感知的國家。根據柏拉圖的描述，可感知的國家自產生之日起，便處於流變運動之中。變化的根源如赫拉克利特所說，是因為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引起的。
第壹個可感知的國家被柏拉圖稱為“榮譽政體”或“榮譽政制”的國家。這種國家剛從完美的形式或理念的國家中脫變而成，所以它和理念或形式的國家比較相似。因此柏拉圖把“榮譽政體”或“榮譽政制”的國家稱為理想國家或理想社會。在這種國家裏，統治階級言義不言利，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但這種理想國家或理想社會後來悄悄地發生了流變，變成了寡頭政治，即富有家族的統治；繼之又變成了不要法制的民主政制，最後竟出現了“潛主政制”。從此以後的國家和社會，由“言義不言利”變成了“言利不言義”了，社會沖突代替了社會和諧，昔日的公平正義消失了。從此，可以感知的國家和完美的形式理念的國家漸行漸遠，向腐敗衰落的方向滑行，人的靈魂也開始墮落了。因此柏拉圖深嘆：“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結論是“當變化增大時，邪惡也在增加”，就會“進入人們所說的陰曹地府當中。”
由此可見，按照恩格斯的標準，柏拉圖是屬於認同精神意識為第壹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這和赫拉克利特不同。但他又認同對抗沖突是可感知的流變中的國家發生變化的原因，這又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觀點產生了共鳴。根據上述事實，私下認為柏拉圖是歷史上最出色地、最通俗易懂地表述了靈肉分離理論的哲學家，對人類的思想認識產生了非同小可的深遠影響。
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是推動社會變化的背後驅動力。但是這種驅動力的具體表現是什麽？赫拉克利特只知道主人與奴隸的沖突，而更深刻更廣泛的原因則語焉不詳不甚了了。但是，這個原因卻被柏拉圖感悟捕捉到了。他認為，由於人的墮落，由於利已心以及尤其是物質或經濟上的利已心激起的內部沖突和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學”的主要力量，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動力量。柏拉圖的這壹發現直接啟發了二千多年後的馬克思。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著名論斷，就是柏拉圖觀點的翻版，這成了近代共產黨人的行動思想指南。可見，柏拉圖的犀利見解具有何等的歷史穿透力。
柏拉圖和赫拉克利特還有壹個最大的不同點是，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是普遍的，正義即是沖突，萬物通過沖突和必然性而生成”，這就是說，社會矛盾的對抗沖突永無止境，鬥爭是絕對的，鬥爭萬歲，沖突神聖，這是無法抗拒的歷史潮流，我們只能順應其潮流；否則就會變成齏粉。柏拉圖則根據“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觀點認為，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必須抑止和管控，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和措施，社會矛盾的對抗和沖突是能夠抑止和管控的。用中國人能懂的哲學術語表述，赫拉克利特主張沒完沒了的“壹分為二”；柏拉圖則神往能使社會穩定靜止的“合二而壹”。現在人們來研究柏拉圖制定的抑止管控社會矛盾的方針政策，這是既有趣而又能使人回味無窮的樂事。
波普爾確認柏拉圖為人們創造了“斯巴達的偉大社話”。柏拉圖撰寫的名著《理想國家》，就是以斯巴達城邦國家為藍本的。柏拉圖從創造斯巴達神話的過程入手，提出了壹系列如何管控社會矛盾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對後來歷代的統治階級，各種各類的思想家和有誌於改造社會的團體，包括對近代的共產黨人贏得革命和治國理政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絕不是無根據的信口開河，而是有充足事實支撐的科學論斷。
據史料記載，在古代希臘先後建立了2000多個城邦 ，其中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達。雅典的政體形式是奴隸主民主制，斯巴達的政體形式是奴隸主貴族制。斯巴達城邦國家形成於公元前9世紀，位於伯羅奔尼撒南部肥沃的拉科尼亞平原，有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因此，斯巴達是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不重視甚至限制和取締工商活動。農田靠被征服的奴隸耕種。斯巴達公民的主要職責是保衛城邦，城邦公民約1萬人左右。這1萬擁有特權的公民統治區域廣闊的邊區居民所住的區域和市邑，統治為數眾多的奴隸，有說25萬，也有說36萬。奴隸都歸國家所有，不屬於私人。斯巴達所有居民（斯巴達原始居民的後裔）都必須終生從軍（或至少服役到60歲）。除此以外，城邦裏沒有其他可接受的職業。
斯巴達城邦國家僅有1萬擁有特權的公民是怎樣統治數十萬奴隸，並且能長期稱霸伯羅奔尼撒半島，這是柏拉圖壹生著力研究的重大問題。柏拉圖發現，這1萬擁有特權的斯巴達公民，是通過嚴酷的優生學選拔出來的，個個都是從小勵誌磨煉訓練有素身手不凡之人；他們組成了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統治階級，是壹個可以隨身攜帶武器的武裝集團。柏拉圖由此得出壹條重要的、垂範千古的“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的統治理論。從柏拉圖的統治理論中，可以看到，自從有國家以來，統治階級都是由聰明人，即如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幼稚病》壹文中說的，統治階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的領袖組成的“集團”；可見，這樣的統治集團什麽時候都是處於少數。少數人統治或管理多數人，這是人類歷史的通則，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客觀事實。但列寧卻在《國家與革命》壹文中，信誓旦旦要建立壹個所謂多數人統治管理少數人的新國家；這是壹個偽概念，不是存心騙人，就是異想天開。
壹個少數人組成的領導集團或統治階級，怎樣才能管控好諸多社會矛盾並使國家穩定社會安寧？柏拉圖通過對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研究，為後人治國理政提供了有益啟示。今天人們認真反思柏拉圖的研究成果，看看柏拉圖追求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與現代人追求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究竟有什麽不同？柏拉圖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為什麽行不通？這肯定能為我們當今建設自由民主平等富強的開放社會提供有益借鑒。
柏拉圖認為，壹個國家能否穩定和安寧的首要條件，就是統治集團內部必須保持團結。用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壹首歌詞表述，“團結就是力量”，這是柏拉圖告訴人們的真理。斯大林在哀悼列寧的誓詞裏宣稱“要保護我們黨的壹致，如同保護眼珠壹樣”,這是重談柏拉圖的老調，沒有任何新意。現在許多大型會議結束後和國與國之間的元首會談後發表的宣言和公報裏，都千遍壹律地要重申柏拉圖揭示的“團結”之真理。
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如何才能保持呢？柏拉圖認為必須消除可能導致統治階級分裂的經濟利益。為此，他主張必須在統治階級內部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廢除私有財產權。壹切繳獲要歸公，戰爭中捕捉到的俘虜歸國家所有，不能成為私人奴隸。特別要禁止私人占有貴重金屬，不許私設小錢櫃。統治階級內部實行供給制，大家都得就餐於公共食堂。食堂就餐是否要分大竈、中竈和小竈三個等級，柏拉圖未明說，這可能是我們的先輩發明補充加進去的。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和大辦公共食堂，這樣就使得“每個人應當把所有人都看作如同屬於壹個家庭壹樣”，這就是1958年中國大辦公共食堂和前蘇共大肆宣傳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由來和根據。
特別發人深思的是柏拉圖認為，壹個國家要保持團結和社會和諧，這個國家和社會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貧困。貧困會驅使人們采取孤註壹擲鋌而走險的手段來滿足其需要，迫使人們上山為匪爭當“山大王”。至於富裕，則因為大多數的變化都起源於富裕，起源於使危險的實驗成為可能的財富的積累。只有壹種既不為極度的匱乏，也不為大量的財富留有空間的共產主義體制，才能把經濟利益降低到壹個最低限度，並能確保統治階級的團結。因此，柏拉圖特別強調國家必須自給自足，以經濟的自給自足為目的。而要做到自給自足，必須以農業為基礎，搞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取締經商，割個人致富的尾巴（和資本主義相類的尾巴）；避免統治階級依賴商人（即官商勾結）和變成商人（即下海經商）。因為依賴商人（官商勾結）的後果就會削弱權力基礎；若變成商人（下海經商）將有損國家的團結與穩定。
柏拉圖的觀點流傳到中國，便發展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富，富則修”的荒唐的“唯生產力論”；使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曾壹度成了中國的靚麗風景線。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也就成了中國極左派無事生非攻擊的靶子，他們長期以來把“窮光榮，富可恥”的被扭曲了的是非標準強加於中國人身上；使中國人過了二十多年的半饑半飽的柏拉圖式的苦日子。那時候每逢春節，因物資匱乏，各級領導都要例行號召百姓大眾“過革命化的春節”，這都是柏拉圖的壹個國家和社會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貧窮之治國理念釀成的苦果。
柏拉圖揭示的經濟政治的治國理念對許多國家的思想主義，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政治哲學宗教都產生了基礎性的影響。比如對各類宗教宣揚的禁欲主義，對中古時期的賤商重農學派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和中國宋朝以降盛行的“存天理，滅人欲”之理學也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對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派，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更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自古以來至現在的形形式式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特點都主張消滅廢除財產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制；都認為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財產公有制是通向共產主義和人間天堂的橋梁。因此，馬克思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由此可見，柏拉圖不僅是耶穌基督的前身，還是各類社會主義的鼻祖，是共產黨人心目中的“孔聖人”，他們都可以稱得上是柏拉圖的私淑弟子。由此可見，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主張“消滅私有財產權”的社會主義，其他擁有各類“特色”型號的社會主義都是假社會主義、偽社會主義或騙人冒牌的社會主義，充其量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可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柏拉圖的共產主義理念有密切聯系，但和當代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卻不存有在什麽“天然聯系”。
為了管控好社會矛盾引發的沖突和對抗，避免階級鬥爭影響社會穩定，柏拉圖設計了這樣壹種國家政權，就是賦予統治階級壹種不可能受到挑戰的優越地位，只允許統治階級可以隨身攜帶武器，擁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種種特權。這種政權後來成了列寧創建的“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之摹本。為了強化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柏拉圖強調必須嚴格階級區別，劃清階級界線，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樣就能使統治階級中的每壹位成員像訓練有素的狗那樣，“對其朋友及熟識者極為溫和，而對陌生人剛好相反”，這就是中國人所熟悉的“對敵狠，對已和”的團結凝聚劑。歷史的經驗證明，通過暴力刀把子或槍桿子，通過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敵狠，對已和”換來的團結穩定，只能維持壹時或短時期，而其深處卻隱藏著暗潮的湧動。這是建立在沙灘上的穩定，是隨時可以崩塌的穩定，蘇聯的解體就是前車之鑒。對此，中國人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前面已經提過，柏拉圖哲學的根本理念就是：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我們知道，壹切理念、觀念和立場，其實就是壹種方法論，壹種有待事實證明的假設。根據柏拉圖的理念方法假設，所有變化的起點都是完美的和善的，變化只能是遠離完美和善的運動，它必定趨向不完美，趨向惡，趨向衰敗。依據這種理念方法假設，柏拉圖為自已確定的使命與責任就是要抑制和阻止社會遠離完美和善的變化，把社會的變化運動拉回到完美和善的起點上，重新創建壹個完美和善的國家，這就是柏拉圖設計的著名的“理想國”。那末，柏拉圖神往癡迷的“理想國”究境有什麽特征呢？
眾所周知，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建立在“斯巴達的偉大神話”的基礎之上的部落主義公有制國家。根據上述對“斯巴達的偉大神話”的觀察，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有如下幾個特征：
（A）柏拉圖的理想國家的經濟基礎是部落主義公有制。他認為只有公有制可以防止統治階級內部出現經濟利益上的兩極分化，避免統治階級因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而發生分裂。這是因為柏拉圖認為統治階級內部的團結是維護國家社會安寧，避免社會革命動蕩的根本條件。我們知道，古代希臘暴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實質上是實行公有制的斯巴達和實行私有制的雅典兩個城邦國家的爭霸戰爭。斯巴達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的部落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而雅典是以通商貿易為基礎的開放的自由民主的奴隸主私有制國家。這場戰爭本質上是兩種政治經濟體制的戰爭。眾所周知，出生於自由民主雅典的柏拉圖，卻認同斯巴達的政治經濟體制，反對自由民主實行私制的祖國雅典。其根本原因就是柏拉圖認為只有實行部落主義公有制的斯巴達，才能為他的理想國提供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才能杜絕統治階級經商的邪念，防止他們要麽依賴商人，要麽變成商人而削弱其權力基礎，影響國家的團結和穩定。所以在柏拉圖看來，只有公有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雅典。
（B）柏拉圖的理想國家賦予撐權的統治階級不可能受到挑戰的優越地位。為此，他主張統治階級應該牢牢控制刀把子，允許統治階級隨身攜帶武器，並擁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種種的特權。所以這是壹個憑借暴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國家政權，它能有效地對被統治階級進行威攝遏阻，從而達到捍衛國家穩定和社會安寧的目的。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柏拉圖理想國和手抄本。
（C）柏拉圖理想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念是“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麽都不是”。正如柏拉圖自已坦言：“部分是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創造並非為了妳。”這種部落國家集體至上，而個人什麽也不是的價值觀念，給原始部落瓦解後而被解放了的社會個體套上了無形的枷鎖。社會個體身上的這種精神枷鎖，被後來柏拉圖式的專制主義國家施行的勸告與強制，被柏拉圖的追隨者的謊言和蒙騙逾套逾緊不能動彈，迫使社會個體時時刻刻“忠誠地跟隨”領袖，永遠“不能妄想獨立行動”。由此可見，柏拉圖的理想國家是沒有人權，沒有自由的國家，是使社會開倒車的國家。這種國家能壹時騙人，但不能長久。這類理想國家的特征蓋出自於柏拉圖的“變化是邪惡的，靜止是神聖的”之哲學理念。
現在，就來綜合比較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哲學觀念之間的異同點。不同點是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皆流，無物常駐；人不能兩次踏入同壹條河流；對抗沖突是正義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總之，運動變化是神聖的。柏拉圖則認為離開理念形式和真善美的對抗沖突引起的變化都是邪惡的，只有無沖突無對抗的社會才是靜止神聖的。赫拉克利特主張通過戰爭暴力來確定由誰當主人，由誰當奴隸；柏拉圖則主張通過教育，“在和平時期，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兩者的相同點都是要解決壹個誰戰勝誰，誰統治誰的問題；最終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
通過以上對辯證法的形成產生的研究，人們便能清晰地看到，辯證唯物主義是建立在“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壹種形而上學的二元論，這種理論把人的思想方法引導到極端主義的道路上。其表現誠如波普爾所說：“在邏輯領域，這種二元論呈現為普遍與特殊之間的對立。在數學思辨領域，這種二元論呈現為壹與多二者之間的對立。在認識論領域，它是以純粹的思想為基礎的理性知識與以具體經驗為基礎的意見二者之間的對立。在本體論領域，這是壹、本原、不變與真、實在、和多、變與虛妄、現象二者之間的對立。……在倫理學上，這是善即保存者和惡即腐壞者二者之間的對立。在政治學上，它是壹個集體主義的國家，和數目巨大的人民——眾多的個人二者之間的對立；前者可以達到完美和自給自足，後者其具體的人們必定保持著不完善和依賴性，而且是為了國家的團結統壹，其特殊性應受到壓制”（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卷第168頁）。我認為波普爾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極端主義產生的根源和種種表現。波普爾揭示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產生的這種種對立，歸根結底源自於“靈肉分離的理論”，這種理論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的感覺經驗和知識理論對立起來。這種理論否定人的感覺經驗是知識，最多只像毛澤東在《實踐論》中那樣承認感覺經驗是不完全或不完整的知識；它根本不承認感覺經驗在認識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而無視或漠視感覺經驗在認識論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這正是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主義、激進主義和思想極端主義形成產生的根源；在中國則成了極左思潮大泛濫的根源。認識這壹點，這對人們正確研究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正確認識辯證唯物主義的走向是大有脾益的。
黑格爾何許人也？根據波普爾的描述，“黑格爾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他代表了柏拉圖與現代極權主義形式之間的‘缺環’”。“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但是，“他的超凡出眾，只是在於缺乏創造性”。“作為壹個邏輯學大師，從純粹形而上學的絲帽中變出真實的物質的兔子，對其強大的辯證法來說，簡直如同兒戲”（均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2卷第12章）。波普爾這段描述，精采地揭示了黑格爾哲學的源頭和他在哲學史上所占的地位，畫龍點睛地揭穿了辯證法強大的魔術功能。
黑格爾確實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他的哲學曾上通影響了人類2千多年歷史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的古代希臘哲學，下連對近兩百年的人類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他是博古通今和通天徹地的非凡哲學家。試問，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之後的哲學史上還有誰能與他試比高？遺憾的是盡管黑格爾能博古通今和通天徹地，但他卻是壹位缺乏創造性的思想哲學家。
說黑格爾是缺乏創造性的思想哲學家，是根據波普爾的研究成果得出的嚴肅結論。因為他的基本哲學觀念，即“絕對觀念”和柏拉圖的“形式”“理念”之類的哲學概念的本質是壹致的，都被視為是先於千變萬化的事物而存在的。黑格爾和柏拉圖同屬於恩格斯確認的先有意識後有存在，先有精神後有物質的唯心主義陣營。他們都把事物的本質概念與事物的存在分割開來；把事物的存在看成是純粹的現象或外觀，把事物的本質視為並不是它們自已直接顯現的那種東西。如同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壹樣，黑格爾至少是把有機體的本質（因而還有國家的本質）看成是靈魂和精神。
誠然，黑格爾和柏拉圖的哲學也有不同之點。柏拉圖認為千變萬化的事物的壹切發展變化的趨勢都是離開事物的理念本質而運動的，認為這是壹種下降，壹種衰變運動。在此問題上，黑格爾則追隨亞裏士多德，認為理念或本質處於千變萬化的事物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黑格爾認為，理念、本質與變化中的事物是同壹的。他說，“每種現實的東西都是壹種理念”。與柏拉圖相反，黑格爾認為，本質或形式或理念不是靜止的，而是在變化發展的；這個觀點又和赫拉克利特壹切都在變化的論點基本相同。黑格爾不認同柏拉圖的千變萬化之事物的運動是壹種衰變，而認為這是觀念本質的“顯現”和“自我創造”。它們是在朝亞裏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方向推動自已，朝“善”的方向發展，或者如黑格爾自已所說，這是走向壹種“本質上自我實現中的和實現了的目的因。”。這種本質之發展的第壹原因和目的，就是黑格爾著名的“絕對觀念”。由此可見，黑格爾的“絕觀念”之哲學概念，是綜合了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的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理念，綜合了柏拉圖的“形式理念”，綜合了亞裏士多德的“目的因”而形成的大雜燴式的哲學概念。在這個綜合過程中，黑格爾並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沒有爆發出任何丁點兒的思想火花。
至於被馬克思捧上了天的黑格爾之辯證法，完全是赫拉克利特關於辯證法之論述的老調重談。為了證實這壹論斷，只要引證波普爾披露的黑格爾和赫拉克利特的“四個壹樣”就夠了。波普爾說：“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相信：戰爭是壹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壹樣，他相信戰爭是正義的。黑格爾寫道：‘世界史是世界正義的法庭。’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通過把它推廣到自然界對這種學說作了概括，以便把事物的對抗、對立和對立傾向，等等，解釋為壹種戰爭，壹種自然發展的動力。像赫拉克利特壹樣，黑格爾信仰對立面的統壹或同壹；對立面的統壹在進化中，在‘辯證的’進步中確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這兩個概念——對立的戰爭和它們的統壹或同壹——描述為黑格爾辯證法的主要觀念”（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77頁）。由此可見，黑格爾對辯證法的運動變化之理念也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新創造，是百分之百地在重彈赫拉克利特的老調子。
既然黑格爾在哲學思想領域裏追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過程中沒有自已的新發現新創造，那末，波普爾關於“黑格爾誠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之論斷，豈不是把自已置於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尷尬地位嗎？否！這並不矛盾。因為哲學理念和非凡的業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哲學理念是指某種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而非凡業績是指運用某種思想觀念和方法取得的成功或成就。能夠發現或創造某種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的人，在人類的歷史上可謂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從古代希臘至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時代，可以稱得上創造了思想觀念和思想方法的人也只有赫拉克利特、伯裏克利、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少數幾個思想家（嚴格說，在波普爾看來亞裏士多德也不具有獨創思想的哲學家），他們被後人稱為哲人和先哲。在中國也只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韓非子等幾位思想家，他們被中國人稱為聖人。其余的什麽哲學家呀，思想家呀，註釋家呀，政治家呀。革命家呀等等，還有什麽帝王將相和偉大領袖，他們所取得的所謂非凡的業績，都是運用先哲聖人發現創造的思想方法所成就的結果。這類人雖然不能說多如牛毛，但確有為數壹大批。這批人有的是自覺地，有的是不自覺地運用先哲聖人的思想方法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自覺派”，多屬知識分子。在行動之前，他們總是要引經據典，看看先哲聖人怎麽說，再來確定自已如何行動。當他們的行動受阻時，有的會變通辦法，這就是林彪說的“活學活用派”，或像禪宗大師慧能那類的“頓悟派”。有的不知道變通而死守善道，這就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凡是派”或“教條主義”。“不自覺派”，多屬沒有受過什麽教育的隨大流派，即大老粗派。他們的箴言是“大家怎麽辦，我也怎麽辦”，“占蔔怎麽講，我就怎麽做”。他們行動前壹般不大知道什麽是先哲聖人，或者不大知道先哲聖人說了什麽。比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流氓劉邦，武夫趙匡胤，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還有出身貧雇農家庭的朱元璋，他們歪打正著，照樣在中國歷史上創建了威震壹方的國家政權，“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這也引發了毛澤東的萬千感慨：“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可見，“非凡的業績”和先哲聖人的哲學理念是不可同義而言的兩個概念。
黑格爾是自覺運用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方法，來解讀說明社會歷史而取得了非凡的業績，從而獲得了空前未有的“邏輯大師”的稱號。所謂黑格爾的“非凡的業績”，只是指他解讀說明社會歷史的成果對後人產生了非同小可的影響而已。至於這種影響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終還要通過億萬公眾的經驗實踐來檢驗。近兩百年的世界歷史證明，黑格爾的“極其非凡的業績”導致了人類思想方式方法的極端主義，這給近兩百年的人類社會造成了無窮的災難。
黑格爾的主要觀念，是赫拉克利特的對立統壹說。他把這種對立統壹的學說視為不可抗拒的規律引進到自然界，把自然界視為無處無時無事無不充滿著矛盾，而矛盾雙方的對抗沖突和戰爭則成了推動自然發展的動力。他還把這種對立統壹的學說引進到人類社會中，把所有的人際關系還原為主人與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關系；把人與人、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視為不是妳死就是我活的關系。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像《紅樓夢》王熙風說的那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據說這中間沒有調和的余地呢！根據黑格爾的對立統壹的觀點，壹個人或壹個階級要維護自已的主人地位和避免淪為奴隸，必須通過鬥爭和戰爭，通過暴力才能證明自已的能力、決心和意誌。黑格爾運用這種觀點解釋民族與民族和國家與國家的關系說道，每壹個“希望成為存在”的民族必須通過戰爭進入“歷史舞臺”，即通過打敗其他民族，來肯定其個體或靈魂；鬥爭的目的是支配世界。
由此可見，所謂的“對立統壹”說，是指對立對抗沖突雙方的強者吃弱者，或者弱者通過臥薪嘗膽蓄積力量到壹定程度時再吃對方，這就叫對立統壹或同壹。這種對立統壹或同壹形成的社會局面，被黑格爾稱為合理的存在。由此黑格爾提出了壹個影響深遠持久的“兩個凡是”的認識理論，“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這種認識理論和中國盛行的“實事求是”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壹種“強權即公理”的理論。“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既是現實合理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強權即公理”是“對立統壹”說的卵生產物，認為中共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認為中共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中共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中共，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是辯證唯物主義之理論的邏輯所然。
由此可見，“強權即公理”或“權有理”之權力至上的理念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靈魂。由於黑格爾和其信徒們的鼓噪宣揚，致使權力至上的對立統壹的學說，即辯證唯物主義之理論在德國風靡了壹個多世紀之久，使暴力崇拜和權力崇拜的觀念滲透到許多德國人的腦海骨髓裏，使其成為有德國特色的哲學。最後使德意誌民族形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理念：壹個階級壹個政黨只要擁有暴力，控制了國家政權，就能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成為社會的主人；壹個民族壹個國家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進入世界歷史舞臺，才能支配統治世界。這種理念最終使德國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也使德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成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發源地。這都對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性影響；僅此而論，“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並非虛言。
馬克思毫不諱言稱自已是黑格爾的“門人”。他說，“正當我著作《資本論》第壹卷時，猖狂自負的，平庸的”“後生小子們”，竟把黑格爾“看作壹條‘死狗’了”；“我倒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門人，而在論價值學說的那壹章，我還在這裏那裏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來顯示壹番”（引自《資本論》第二版的跋）。可見，馬克思以能做黑格爾的“門人”而無比的自豪之情不勝言表。
馬克思在此還特意提到了“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那末，這是壹種什麽方法呢？就是赫拉克利特發現的，被黑格爾大事弘揚宣傳的“對立統壹”法，是壹種視對抗沖突為社會發展不可抗拒之規律的方法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描述人類歷史發展過程時斷言：“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抗的地位，進行著不斷的，有時隱藏，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可見，馬克思用來描述社會歷史的方法是壹種互毀互成的“對立統壹”法。把社會歷史描述成人與人之間或不同的階級在互相摧毀對方的過程中發展改造，結局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盡”。由此可見，“對立統壹”法不是恐怖主義的方法論又是什麽呢？馬克思鼓吹的這種“對立統壹”的思想極端主義，正是當代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奉行的恐怖主義理論。這些恐怖主義分子都在呼喊“真主偉大”的口號中，按馬克思宣傳的思想方法，抱著炸藥包奮不顧身地與被他們視為魔鬼的襲擊對象，廣大無辜的生靈大眾同歸於盡。可見，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暴力革命學說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恐怖主義理論，只有持階級分析論或雙重是非標準的偽善者，才會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學說是恐怖主義的理論。
，黑格爾癡迷篤信“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的戰爭萬能論，是因為他寄希望於德意誌民族通過戰爭進入世界歷史舞臺，打敗其他民族，統治支配世界。而馬克思則虔誠崇敬暴力萬能論，是因為他寄希望世界無產者能借助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已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而獲得“整個世界”。因此，馬克思說，“暴力是每個孕育著壹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引自《資本論》）；恩格斯說，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已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論》）。由此，我們可以斷言，崇敬暴力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柱。馬克思恩格斯的壹切理論研究，包括馬克思撰寫的理論巨著《資本論》，都是為暴力改造社會和暴力革命尋找根據；使馬克思恩格斯和後來的列寧主持領導的三屆共產國際都成了鼓吹暴力恐怖革命的培訓班。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必然要把人的思想方法往暴力恐怖極端主義的方向引進。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這種極端主義特別表現在恩格斯的壹段經典名言裏：“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權威的手段強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誌的動作”（引自《論權威》）。恩格斯的這段名言道出了國家形成之後的文明社會很不太平的原因；特別是深刻地揭示了近兩百多年來戰爭烽火連年不斷，武裝革命此起彼伏，暴恐活動肆虐橫行的根本原因。此理論昭示“壹部分居民”常借“上帝”、“真主”的名義，常以社會規律不可抗拒的名義，常用“人民利益代表”的名義，把自已的意誌通過戰爭或暴力手段強加於人，強加於人類社會。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是近兩百年來使人民大眾陷於戰爭暴力之災難中和痛苦深淵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我們的史學家和理論家編寫的歷史書籍，總是把那些善於以“上帝”、“真主”、“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強奸民意的人描繪成英雄偉人予以美化歌頌，誘導大眾百姓頂禮膜拜。大造個人迷信和對領袖英雄崇拜的輿論氛圍，企圖把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公式化格式化，使之“萬能”“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使之薪火相傳至永遠。在二十世紀，把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把暴力革命的思惟方法公式化格式化做得最成功的，使其流毒最深最廣，害人最慘烈的莫過於前蘇聯的締造者列寧。
誠然，列寧的成功，和黑格爾“成就了極其非凡的業績”壹樣，並不意味著列寧對辯證法的哲學理念方法有什麽獨創性的發明發現。雖然他有淵博的知識，驚人的視界，但卻並不是壹個具有偉大思想和創造力的人。比如列寧在綜合考察了辯證法的十六要素之後，提出了“對立面的統壹（壹致、同壹、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壹樣”的重要的哲學理念，得出了“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的重要結論。於是“鬥爭是絕對的，統壹是相對”的理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尤其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追捧為是辯證法認識論發展的新階段。只要稍為懂得哲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鬥爭是絕對的”，這是二千多年前赫拉克利特說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和柏拉圖說的理念本質是絕對的，永恒的，不變的新版本；而“統壹是相對的”則是柏拉圖說的可感知的事物是易逝的，是壹種現象，也類似二千多年前《莊子》的《天下篇》中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的說法。
其實列寧對辯證法之認識論的貢獻還是很大的。第壹，他極大地強化了暴力的意誌功能，提出了“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之重要理念（引自《列寧選集》第3卷第643頁），這對共產黨人建立的政權影響之深遠只可心會不可言傳。列寧認為創造控制暴力的意誌是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然也不能忍受上帝或真主之類的神力的約束。在中國，這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第二，他強化了暴力的目的功能。根據馬克思提出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論用壹句話來表示：消滅私有財產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革命綱領；列寧確認“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212頁）。根據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認識，列寧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同上）。這樣列寧就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不僅指向擁有大量財富的大資產階級，還指向擁有少量財富的千百萬小業主，甚至還指向頭腦裏存有習慣勢力觀念的貧民無產者。這就為列寧十月革命後制造震撼人類良知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根據。
有位叫安·鮑·祖波夫的學者撰寫了《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強烈譴責了列寧和其信徒制造的泯滅人心的大屠殺。詳細披露了大屠殺慘不忍睹的史實畫面。1918—1922年2月殺人不少於200萬。當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麽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是什麽出身，受什麽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
從《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中還可以看到，根據馬克思提出的“消滅私有財產權”的革命綱領，根據辯證唯物主義“鬥爭是絕對的”之極端主義思想方法，列寧和托落茨基1918 年就認為：在六個月內完全消滅商品生產，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會實現。所以“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須把日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吃大鍋飯……實行軍事化。全國1600萬人每天被強迫工作12—16 小時。僅聖彼得堡壹地，從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饑餓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有人口6800萬，到1920年僅剩下3800萬。《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0）》壹書中把20—30 年代之交的蘇聯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說它是蘇聯開展必須的壹場對付農民的鬥爭。當時估計有200萬富農，150萬中農，800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實行消滅政策：第壹類，頑固反革命分子槍決；第二類，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三類，趕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的記錄顯示，僅僅在壹個月內就有20多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多萬被槍殺或遣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消滅富農就是消滅了農業生產的中堅，蘇聯壹直到解體之日也未達到沙俄時代的糧食產量。
由此可見，列寧是繼柏拉圖和黑格爾之後的人類史上最大的極權專制主義者。由此可見，從古代到近代的極權專制主義者都有壹個共同特點，他們都運用辯證法的思惟方法，把自已的意誌，或把與自已利益相關人的意誌通過暴力，通過戰爭強加於人，強加於社會。他們罔顧社會共識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社會動亂的制造者，是發動爭的元兇。給全社會全人類制造了無窮的災難。
但是，列寧和柏拉圖、黑格爾等極權專制主義者又有很大的區別。柏拉圖和黑格爾是純粹的哲學王和思想家，他們未掌握任何行政資源。所以他們要常借“上帝”的名義來兜售其極權專制主義的理論，並用神秘主義的外衣把其包裹得嚴嚴實實，不使其露崢嶸。而列寧卻因控制了占世界陸地六分之壹的龐大的俄羅斯的國家政權，可以壹手遮天制定是非真理標準，再也不用借上帝的名義來推銷極權專制主義的理論，再也不要用神秘主義的外衣來做遮羞布。他堂而皇之稱自已是代表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先進的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宣稱無產階級有權“把強制同說服結合起來”，“先進階級有權實行”“嚴厲的，堅決的國家強制”（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401頁）。他聲稱，在俄國之所以要實行嚴厲的暴力專政，是因為“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少數”（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第383頁）。列寧這壹系列極端主義的思想方法主張，都源自於辯證唯物主義這種極端的思想方法理念。這是壹種力圖不擇手段把自已的意誌強加於人的唯我獨尊主義。由於這種辯證唯物主義在前蘇聯泛濫成災，使蘇共政權對內實行剝奪人權，咨意踐踏自由民主平等的極權專制主義，對外奉行侵略擴張的大國沙文主義而導致蘇聯土崩瓦解，致使辯證唯物主義在前蘇聯的遼闊土地上乃至全世界由盛而衰，最終式微了。
由此可見，這種辯證唯物主義最早形成產生於古代希臘，最終成熟完備於近代德國，形成產生了以黑格爾哲學為核心的德國古典哲學和其卵生的馬克思主義。依筆者之愚，無法看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之間“有著天然聯系”。
辯證唯物主義是壹種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它是壹種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這些基本特征私下認為有：
第壹，刀把子和槍桿子是支撐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是由先哲聖人為統治階級設計的壹種管理國家的理
念方法。這種理念方法的核心是講矛盾的對立和統壹（同壹）的，即講怎樣才能處理好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對立統壹的相互關系，這是先哲聖人設計辯證唯物主義的初衷。
柏拉圖認為，“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有人認為這是絕對真理。因為在任何條件下，“聰明人”或“先進分子”都是少數，而“無知者”或相對的“大老粗”總是占多數。因此，統治階級總是由少數人組成的，被統治階級總是由多數人組成的，這就是國家問題的本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提出要建立壹個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國家，這是壹個偽概念，是嘩眾取寵，是吹牛，是騙人的。所以，國家應由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來領導管理或統治，由少數精英做頂層設計，這不是多數工農大眾大轟大嗡所能勝任得了的。因此有人認為柏拉圖的理念方法是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真理。但是，國家如何才能使多數無知者或“大老粗”去接受服從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的統治管理，實現少數聰明人或“先進分子”企盼的“統壹”或“同壹”，這是壹些人和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先哲聖人及其追隨者產生嚴重分歧的原因所在。
赫拉克利特認為，“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可見，赫拉克利特是主張用戰爭暴力來維護統治階級主人和被統治階級奴隸之間的對立統壹（同壹）關系。柏拉圖則有些不同，他主張通過“說服和強制兩種手段”（轉引《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257頁）來確保應當由最聰明最優秀的人來統始，特別強調“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即是說，培養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必須從娃娃抓起。
柏拉圖說的“說服和強制兩種手段”，用中國話表述，這叫“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壹種先禮後兵的辦法，說服不成，就動用武力或其他強硬手段解決。可見，這種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對立統壹（同壹）相互關系的方法，其基礎仍然是暴力。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的直接追隨者黑格爾則主張，“當國家的特殊意誌不能統壹時，它們的爭端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自稱是黑格爾之門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對抗沖突，只有用刀槍大炮來解決。被捧為“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旗手列寧，主張國家可以通過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暴力來解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對抗沖突。通過上術具體事例，我們能清楚看到，創建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師們，都非常看重暴力，即刀把子和槍桿子在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結構中的基礎基石地位，把暴力視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靈魂。
暴力為什麽會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石？這是因為創建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理論的大師們，把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設想為由沖突對抗的兩個方面組成的，這種對抗沖突是絕對的永恒的；把沖突對抗兩個方面之間出現的統壹或同壹設想為是暫時的瞬間的。而且這種統壹或同壹都是強者壹方通吃弱者壹方，是壹個吃掉壹個，是大魚吃小魚的結果。矛質對立短暫的統壹或同壹之後，又會出現新的對抗沖突，出現新的強者通吃弱者的結果，這種循環無窮的矛盾對抗沖突的運動被赫拉克利特稱為“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因此，對抗沖突暴力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結構中的基礎基石和靈魂，而統壹或同壹則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副產品。這就是“鬥爭是絕對的，統壹是相對的”的思想極端主義形成的原因。
把這種理論運用到社會觀察中，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思想哲學家便發現國家是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個不斷沖突對抗的階級組成。因為統治階級是由少數人組成，所以他們為了鞏固維持自已的統治地位必須倚靠暴力。比如古代希臘斯巴達城邦國家的統治階級只有壹萬人，卻要統治數十萬奴隸；因此，這壹萬擁有公民權又控制了國家公有財產的斯巴達黨的黨員組成的統治階級，個個都必須攜帶武器枕戈待旦。這種道理列寧也清楚地表述過，奪取了政權的無產階級之所以要建立“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是因為在俄國“無產階級在人口中占少數”的緣故，因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必須倚靠暴力。
被統治者雖然是由人數眾多的無知者或大老粗組成，但是敢於“彼可取而代也”，敢於起來挑戰統治階級之統治地位的人也不多，他們都是壹些勇敢分子、風流人物或“山大王”。他們深深懂得少數人要想奪取國家政權，必須依靠刀把子槍桿子，這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歷史根據。由此可見，出於少數人維護統治權的現實需要和出於少數勇敢分子企劃奪取政權的理論與可能的需要，使由刀把子和槍桿子組成的暴力便成了支撐辯證唯物主義對抗沖突之理論的基石，而崇尚暴力卻成了產生極端主義思想方法的社會根源。
第二，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靈肉分離的理論。
靈魂和肉體，是哲學家不可回避的精神與物質的相互關系的問題。是先有精
神，還是先有物質，自古以來成了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19世紀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壹書中才對此爭論做了總結。他斷言承認先有物質的是唯物主義哲學家，承認先有精神的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無庸諱言，這壹結論是建立在靈肉分離，即建立在精神與物質互相分離的基礎之上的，為思想極端主義的泛濫打開了閘門。但是恩格斯的這壹結論卻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長期奉為是顛補不破的最高真理，是絕對真理。使馬克思主義者長期以來陶醉在唯物主義是真理，唯心主義是謬論的認識誤區裏。列寧撰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長篇哲學專著，把凡是不贊同或對恩格斯的結論產生質疑的學者通通打成反動派、黑幫、唯靈論和不可知論，從而開創了在學術討論中給論敵亂扣帽子無限上綱實和實行思想恐怖的極壞先例，為後來的共產黨人開展殘酷至極的思想路線鬥爭埋下了禍根。
其實，就哲學傾向而言，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壹致的。恩格斯把其分成兩大陣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唯心主義的本體論承認“上帝”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此曰“精神本體論”；唯物主義的本體論承認“物質”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此曰“物神本體論”。可見，“精神”和“物神”是壹樣的，都是與人毫無關系，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本體”。可見，幾千年哲學史上先有精神還是先有物質的爭論，實屬是先有蛋，還是先雞的爭論，純屬經院哲學的爭論。
無庸置疑的是自古以來，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到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無論是主張精神本體論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還是主張物質本體論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都視“本體論”為“本質論”。所謂“本質論”，認為“本質”是壹種永恒的，不會消逝的，不依人的意誌而存在，可以長久保存的某種因素成分；它隱蔽在現象的深處，是人的感覺不能觸及到的某種因素，被中國的理論家稱為“內因”。而現象則是人的感覺能夠觸及到的東西，這是壹種易逝的，不能長久保存的東西，被中國的理論家稱為“外因”。
過去的哲學家認為，要認識隱藏在現象深處的本質必須是訓練有素的掌握了辯證法的思想家。只有他們才具心智上的直覺力，才能看到隱藏在現象深處的永恒不變的神聖的本質，只有他們才有本事與“本質”進行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此及彼的切磋交流。所以精通辯證法的人都不是凡人，而是置於所有普通人之上的“天才”。據說這種“天才”在世界上要幾百年，在中國則要幾千年才能出現壹位。他們即使不是神，也是近似神的半神半人的聖人。因此亞裏士多德說，奴隸是沒有推理能力的，普通百姓是不能推理的。精通辯證法的那壹小撮人對事物本質的認識被哲學家稱之為“理論”。而不懂辯證法的凡人，如普通百姓，勞苦大眾憑望問聞切，憑感覺體驗觸摸事物現象而獲得的認識被哲學家稱之為“經驗”。而“經驗”長期以來為哲學家不屑壹顧，認為這不是知識，或最多充其量認為這不是完全的知識。這種把“本質”與“現象”、“理論”與“經驗”進行嚴格區分的理論，可以稱之為“靈肉分離論”。這種“靈肉分離論”便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辯證法的大師們說的“善與惡”、“好與壞”都是壹樣的混賬話，還有無稽可查的“有可以變無”，“無可以變有”的神話故事，就是出自“靈肉分離”的理論。
“靈肉分離論”的致命弊端就是把理論和經驗立起來，把本質和現象對立起來，割裂了理論與經驗，本質與現象的不可分割的關系。過去的哲學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都只認同理論才是科學知識，否認經驗是科學知識。列寧撰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否認經驗是科學知識的“經典”傑作。就是最重視經驗，最重視調查研究，最重視走群眾路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也只認同經驗是不完全的知識，僅僅是供思想加工廠加工的原材料而已。從而使過去的哲學家，包括像毛澤東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往往把理論弄成不可反駁不可批評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神聖教條。愛因斯坦說：“只要科學的陳述涉及經驗的世界，它必定是可以被反駁的；同時，只要它們是不可被反駁的，那麽它們就不涉及經驗的世界。”
由此可見，由於“靈肉分離論”的作祟，使得“科學的陳述”，變成了“不可被反駁”的“聖旨”，甚至還變成了不許被反駁的“聖旨”，從而使辯證唯物主義變成了統治階級鉗制輿論思想自由的工具。由此可見，所謂的“科學”“真理”壹旦離開了經驗成了“不可被反駁的”東西，就會變成迷信，變成謬論，轉化成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這是引發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制造“紅色恐怖”大屠殺的誘因，這是共主義運動史上思想方法極端主義產生的理論根源，也成了當今那夥夢想登天堂的人橫虐人類社會的思想理論根源。
第三，辯證唯物主義是強化思想專制主義的催化劑
赫拉克利特是壹位發現了變化觀念的哲學家，“萬物皆流，無物常
駐”便成了他的座右銘。這種變化的哲學觀念對人類的認識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對柏拉圖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應該持什麽態度，柏拉圖和赫拉克利特便產生了差異。赫拉克利特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持“信天遊”的態度，任其自流，未設置任何變化的方向目標。而柏拉圖則不同。因為他的哲學理念是：“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因此柏拉圖對“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是持選擇態度的，是有條件地贊同“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他贊成“萬物皆流”的社會變化向善的方向，向靜止的趨勢流變；反對向腐化的方向，向邪惡的方向流變。柏拉圖有條件地選擇變化，目的是要阻止所有的社會變革，要使歷史開倒車；其變化的趨勢必然是“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們祖先時代的最初的國家，原始國家的建立與人類的本性相適應，因而也是穩定的；回到人類墮落之前的部落父權制時代，回到那個聰明的少數人統治無知的多數人的天然的階級統治時代”（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171頁）。
由此可見，柏拉圖主張的社會變化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理想的國家和理想的社會裏。那末，柏拉圖的理想國家和理想社會是壹個什麽樣的國家和社會呢？是“壹個領袖”與“壹個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首先，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壹個領袖的理想國。對此“理想國”，柏拉圖是這樣設計的：“壹切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任何人，無論男女，壹刻也不能沒有領袖。也根本不能允許任何人的心靈習慣於凡事憑自已的直覺做，不管它是出於熱情，還是開玩笑。但在戰時或和平時期——他應當眼觀領袖，忠誠地跟隨他。即便在最細小的問題上，也應當聽從領袖。譬如，他可以起床、活動、洗臉、吃飯……只要他被告知這麽做……壹言以蔽之，他應當告誡自已，經過長時間的習慣，從來（永遠）不能妄想獨立行動，變得絕對不能這麽做。這樣大家的生活將在整個共同體中度過。沒有法律或意願比這更出色，能在確保戰時救助與戰爭勝利方面比這更優秀，更有效果。在和平時期，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應當加以強化，——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始的習慣。”
其次，柏拉圖的理想國，又是“壹個主義”的理想國。在柏拉圖設計的這種“理想國”裏：實行公有制，取締私有制，禁止個人致富，強調共同夥食（辦公共食堂）的重要性；國家和統治階級（即掌權階級）共命運，統治階級的獨特利益，即是（國家）的整體利益。柏拉圖說，國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讓他們輕松自在各走各的路”，從孩提時代開始，就要進行嚴格的訓練，用嚴格的軍事紀律約束全體公民的整個生活，讓全體公民和孩子們在持續的軍事總動員裏度過其壹生，不允許個人有絲毫自由。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道，“在我們的生活中要盡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和私人或個人行為。”甚至要求每個公民的器官，如“眼睛，耳朵和手”都成為國家社會的公有財產；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能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傷。”柏拉圖把這類“壹個主義”的主張最後用辯證法的術語概括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綜觀上述，我們不難看出，柏拉圖發明創造的“壹個主義”，其核心就是“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麽也不是。”
讓人們驚嘆的是，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圖運用對立統壹的法則，在“壹與多”,“特殊與普遍”，“部分與整體”的相互關系中發現了“壹個領袖”和“壹個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法則，通過黑格爾的傳承，對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和中國的社會變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發現了變化觀念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為辯證唯物主義開山祖師的地位；那末，發現了“壹個領袖”和“壹個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的原則，便奠定了柏拉圖成為政治思想專制主義開山主師的地位。請註意！柏拉圖是借助辯證法來強化政治思想專制主義的鼻祖。近代社會的“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的極權專制主義就是發源於古代希臘的柏拉圖主義。
特別令人深思的是產生於古代希臘的極權思想專制主義，在歐美西方國家影響甚微，而在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和中國卻影響巨大，這裏的原因是什麽，應從思想方法中找原因。這是因為歐美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之後盛行改良主義、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而在德國、俄國和中國盛行的是對立統壹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辯證唯物主義自黑格爾之後成了德國的“國學”；在二十世紀則成了俄國蘇聯和中國的不容批評反駁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這就使思想專制主義這種極端的思想方法在二十世紀的德國、俄國蘇聯和中國得到極大強化，以致泛濫成災，給這三個國家的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
總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崇尚暴力，足立“靈肉分離論”，具有強化思想專制主義的極大功能，從而導致辯證唯物主義成了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
文明社會，是指由於原始社會的解體，出現了私有制和國家之後的社會。文明社會是由兩大要素構成的：壹是思想方法，壹是社會制度。人的思想方法越野蠻落後，那末其社會制度也越野蠻落後；反之，人的思想方法越先進，其社會制度也越文明，所以思想方法是測試人類文明進步與否的重要標準。可見，先進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先進文明的社會制度是同步壹致的。這個立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有些不同。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壹般過程”；“大體說來，亞洲生產方式、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可以看成為社會經濟形態發展中的幾個演進時代”（引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序言》）。因此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把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先進與否，看成是測試人類文明和社會制度進步與否的唯壹標準。他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壹般過程”（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545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蘇聯也曾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惜重金聘請了壹批西方國家的高級技術人才參與企業管理，大量引進歐美國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斯大林還提出了“技術決定壹切”和“領導決定壹切”的著名口號（引自《在克列姆裏宮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但是由於他完全漠視忽略了思想方法，哲學理念與人類文明的同步關系，致使他主持掌控的蘇聯共產黨頑固堅守“有特色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導致蘇聯直到解體乃然是壹個崇信辯證唯物主義，崇信暴力專政，抑止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排斥西方優秀文化觀念的落後而封閉的野蠻國家。
由此可見，“特色”和“排斥”是內含相同的壹對概念。所謂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互相排斥的文化，有特色的思想就是壹種互想排斥的思想；提倡建設有特色的文化思想就是提倡堅持壹種互相排斥的文化思想。因此，私下認為所謂有特色的文化思想，本質上是壹種封閉落後的文化思想，而不是開放進步的文化思想。這是壹種獨裁專制主義和唯我獨尊的新的表述方式，是壹種更能迷惑人的表述方式。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中表現得最淋漓盡致；而這本書又曾被中國共產黨人奉為“壹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壹個完全的典型”（引自《改造我們的學習》）。它曾經被中共列入延安整風的必讀文獻，致使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深深紮根，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人的思惟方式，使得今天還有不少的中國人把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看成是賈寶玉胸前佩戴的那塊像命根子似的可以鎮邪服邪的寶貝石頭。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明確告訴我們，無論蘇共（布）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實踐的歷史經驗都證明，蘇共（布）的歷史經驗是壹種自我封閉和排拒人類優秀文化的典型。
辯證唯物主義是壹種野蠻落後的思想方法。這種思想方法是由兩個基本概念構成的，壹個是“對立”，壹個是“統壹”或“同壹”，因此辯證唯物主義是講矛盾對立統壹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理念的設計，世界萬事萬物之間是互相對立對抗的，這種關系是強淩弱，大欺小，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關系。根據這種哲學理念的設計，每壹事物內部又由力量不對稱的兩個方面組成，強者壹方統治弱者壹方，弱者必須接受強者的支配，據說事物的性質就是由矛盾強者的壹方決定的。這種對抗沖突是絕對的；它們之間的統壹或同壹是短暫瞬間的。這種辯證唯物主義深刻反映了動物世界生存競爭的遊戲規則。因而辯證唯物主義是野蠻的哲學，是壹種野蠻的思想方法，充斥了非人道的由動物世界散發出來的血腥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壹種充滿血腥味的“獸性哲學”；而斯大林卻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壹文中竟無比自豪地宣稱，“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黨的世界觀”！
這種反映動物世界生存競爭的遊戲規則被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黑格爾引進到人類社會，使人類社會成了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描繪的“動物農場”，使人類社會成了鬥爭的社會和鬥爭的世界。以致使自稱為黑格爾之門人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哲學通過“十月革命壹聲炮響”傳到了中國，就成了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哲學；成了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的哲學；最後被提升為最高指示：“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由此可見，反映動物世界遊戲規則的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史上風靡了幾千年，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則攀升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建立在“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的辯證唯物主義，為什麽能在人類史上風靡幾千年？其原因如胡適在《實驗主義》壹文中所說：“古代的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種種階級。古代的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與身，靈魂與肉體，心與物，經驗與理性等等分別；論道德便有內與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別。”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壹種思想方法而言，就是這種階級制度和等級觀念的產物。由辯證唯物主義滋生出來的種種荒誕無稽的奇談怪論都是“靈肉分離論”的結晶。但是古代社會形成產生的貴賤之階級制度和等級觀念受到了文藝復興偉大運動的猛烈沖擊，更受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沈重打擊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據。平民政治開始取代貴族政治，支撐辯證唯物主義的社會根基被徹底地動搖了。在這種歷史背景裏，以美國學者為代表的科學家群體創立的實驗主義學說，悄然地向人類歷史上風靡了二千多年的辯證唯物主義發起了挑戰，從而開創了人類思想大變革的新時代，這對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組成實驗主義學派的科學家群體，除美國學者之外，還包括英國、德國、奧地利等他國的學者科學家；可見實驗主義是壹種國際性的思想學說。這和以前以個人名義命名的主義思想，如什麽柏拉圖主義呀，黑格爾主義呀，馬克思主義呀有本質的不同，以前的主義思想是個人天才的私人產物；而實驗主義卻是壹個時代的優秀科學家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公共經驗的產物。其代表人物有皮耳士、詹姆士、杜威、失勒（英國科學家）、倭斯襪（德國化學家）和馬赫（奧地利物理學家）等人；其中在思想領域裏影響最大的要算杜威，尤其是他的教育學說影響更大，被稱為“教師的教師”，被公認為美國實驗主義的領袖。
據胡適的介紹，實驗主義有兩個根本的觀念：“第壹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第二是歷史的態度。”“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所謂“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就是絕不承認我們所謂的“真理”是永永不變的天理，只承認壹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發生它應該發生的效果。真理不過是對付環境的壹種工具；環境變了，真理也隨時改變。這種變化觀念不是赫拉克利特、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說的是由矛盾對立統壹引起的變化，而是受十九世紀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是進化論觀念在哲學上的壹種應用；於是便形成了壹種“歷史的態度”。所謂“歷史的態度”，就是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實驗主義的這兩個根本觀念，便成了實驗主義與以前的形形色色的哲學的分水嶺，是使實驗主義成為新興哲學的標誌。
正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使實驗主義超越了靈肉分離的理論，填平了區分精神與物質的鴻溝，把人的認識理論牢牢地建立在人類經驗的基礎之上，從而使實驗主義成了新興的哲學。在實驗主義學派看來，幾千年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爭論，即先有精神還是先有物質的爭論，都是脫離了人的經驗而發生的討論，因而是無意義的討論，純屬經院哲學的討論。實驗主義的領袖杜威，更是壹語破的點出了舊派哲學的根本大錯，是不曾懂得“經驗”究竟是什麽東西。他認為，壹切理性派和經驗派，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都是由於不懂得什麽叫做經驗。這就決定舊派哲學家往往不能區分真理與謬誤，真與假的界限，致使他們長期被赫拉克利特設計的辯證法牽著鼻子瞎轉。因此，正確認識什麽是“經驗”，這對人們擺脫千百年來辯證唯物主義對人類認識論造成的捆擾是大有脾益的。
自古以來，人們的祖先非常關註知識和科學的分類，重視探討獲取信息知識的途經。古代希臘的著名學者亞裏士多德就曾經把知識分為兩大類：壹種是推論的知識，壹種直觀的知識。
所謂直觀的知識，就是通過人們的感覺器官觀察研究大自然的種種現象，直接從外部世界獲得的信息知識。這類信息知識只要不是出於錯覺或幻覺，都是真實可靠的。我們通常說的“眼見為實”，指的就是這類知識，被舊派哲學家稱為感覺經驗或感性知識。不過這類感覺經驗或感性知識和亞裏士多德表述的直觀的知識不同，他的直觀的知識被視為是把握了事物的“不可分的形式”，即事物內部的本質或本質屬性。正因為這點不同，使通過感覺器官直接獲得的經驗知識，長期受到崇信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的輕視。認為這是不真實不可靠的知識，還被中國的理論家譏笑為“壹孔之見”。
所謂推論的知識，就是通過因果關系的推論獲得的知識。這種推論獲得的因果知識，由於通過書籍，特別是通過教科書的推介，被社會廣泛采納和認可，致使推論成了人們獲取知識的主要途經，使多數人千百年來誤認為書本是知識之源；也使多數人長期不知道經驗直觀知識在人的認識論中所占的基礎地位，以致長期忽略了對什麽是經驗和經驗有什麽功能的研究。
那麼，由誰來推論呢？亞裏士多德認為“奴隸整個地就沒有推理的能力”，即是說，在亞裏士多德看來，被壓迫被統治的階級是沒有推理的能力，不能享有推論的權利。亞裏士多德這壹觀點幾乎被以前大部分的哲學家所接受；就是主張工人要奪權，農民要翻身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贊同這種觀點。他們認為，推論就是從感覺經驗開始到理論概念形成過程中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苦思溟想。這是壹種從具體到抽象，從“純有”到“純無”的推論過程。若要進行這種推論，必須像馬克思寫《資本論》那樣掌握完備詳細的材料。可見，若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那種推論，非有那些大學問家，非有那些可以準備調查提綱的高級研究人員莫屬，起碼也得具備“三個代表”擁有的智商。看來那些中下級領導是很難勝任的，商人也不行，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工農百姓大老粗更不行，他們只能做壹些給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壟斷霸占的思想加工廠運送提供推論的材料的粗活；而對推論，他們只有望塵莫及。
但是杜威不認同這個觀點。他常引用彌爾的話道：“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這件事是人的心思無時無刻不做的。”可見，在杜威看來，人人都具備了推論的能力，而且時時刻刻都在推論。離開了推論，人類就無法生存。不僅人類離開了推論不能生存，就是動物離開了推論也不能生存；動物遇到天敵都會爬樹逃跑或鉆洞躲藏。不過動物的推論是壹種本能的行為，而人的推論是壹種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推論。杜威把人的推論分為五步：（壹）推論的起點是疑難的境地；（二）確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麽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壹壹想出來，看那壹種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杜威提出的推論方法不像馬克思主義者的推論方法那樣神秘玄乎難以把握，而是非常具體明白易懂容易操作，這是工農百姓大老粗也能掌握的推論方法。因此，推論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應當受到社會尊重，得到法律的保障。杜威和亞裏士多德對“推論”的不同觀點，只能用時代不同了的原因來解釋。
通過對人類認識史的考察研究，我們便能發現知識的推論有兩種方式，壹是運用辯證法的方式推論，壹種是運用實驗主義的方式推論。前者產生形成於古代希臘，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後者產生形成於公元19世紀後半葉，至今不到二百年的歷史。運用辯證法方式進行推論的著名思想家或政治家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後來者有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運用實驗主義方式推論的著名科學家或思想家有美國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英國的失勒、德國的倭斯襪、奧地利的馬赫等壹大批西方的科學家和中國的著名學者胡適。兩者的推論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現在我試圖把這些區別概述如下，拋磚引玉，以期真知灼見。
恩格斯在寫道：“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引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無非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階段和思維惟本身的最壹般的規律而已”（引自《自然辯證法》第39頁）。由此可見，辯證法的源頭是和自然法則、是和人類社會中的、比如神話故事和好事者的穿鑿附會的臆測有密切關聯。它和自然界的“大小”法則、如大魚吃小魚的法則，和強弱法則、如肉食動物吃草食動物的法則，和自然界裏的新陳代謝等等自然法則有密切關系；它和人類社會歷史中的盤古開天地，上帝造世界，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後的壹生二，二變多，然後生出了千千萬萬的地球子民的神話故事有密切關聯；它和人類歷史上好事者的穿鑿附會的臆測，如中國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臆想，如古代希臘的“萬物都等換為火，火也等換為萬物”的穿鑿附會有密切的聯系。我們的哲學家就是從自然界，從人類社會中的神話故事和好事者的穿鑿附會的臆想中抽引出“壹分為二”和“對立統壹”的規律，作為辯證法的核心知識傳播於社會，使其成為人們推論知識的萬能公式。由此可見，辯證法是和人的經驗沒有多大聯系的思想方法，如杜威所言，是從經驗外侵入人的思想認識中，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這種“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的辯證法竟在人類歷史上風靡了幾千年，以至現在還被不少人癡迷神往，這也算是世界奇跡了。因此，人們現在很有必要對“壹分為二”和“對立統壹”之辯證法的推論公式進行辨析，以正視聽。
按照“壹分為二”“對立統壹”的推論公式，赫拉克利特把國家社會看成是由“主人”和“奴隸”組成的，柏拉圖則把其看成是由“聰明人”和“無知者”組成的。他們之間的利益是對立的，但他們又處在統壹的國家社會之中。可見，“對立統壹”的概念是指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壹種關系。這是壹種什麽關系呢？是“和平共處”的關系嗎？毛澤東在1964年的壹次哲學談話中指出，這不是和平共處的關系，而是壹個吃掉壹個，大魚吃小魚的關系。用比較文雅的語言表述，這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為了維護這種“統壹”關系，赫拉克利特主張用暴力或戰爭的手段，柏拉圖則主張用“說服和強制兩種手段”，目的要使人們從“孩提時代開始”就養成“統治別人及被別人統治的習慣”。可見，這種由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通過“壹分為二”“對立統壹”之公式，推論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壹種專制獨裁的關系，壹直維持了幾千年，直到馬恩列斯毛的時代還未終止。此種推論的核心問題是由誰來統治國家的問題，是由出身名門望族的貴族，如秦始皇、楊堅、李世民，還是由出身底層的流氓無產者劉邦、出身貧雇農家庭的朱元璋或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來統治國家，這都無關緊要，因為這未改變人與人這種統治與被統治的本質關系。可見，千百年來“壹分為二”“對立統壹”的辯證法已經淪為維護人壓迫人，人統治人的重要工具。
歷史告訴人們，個體的解放是壹場偉大的思想革命，它導致了部落制度的解體和民主制度的興起。作為人類歷史上獨裁專制主義祖師爺的柏拉圖，他對個體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興起抱有極度刻骨仇視的情緒。二千多年來，這種情緒深深感染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獨裁專制主義者，直到現在仍然是反對自由民主和開放社會的大敵。那末，這種情緒是怎樣形成的？有人認為，它和“對立統壹”這個辯證法的推論公式有不解之緣。
柏拉圖常常教導人們，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在此，柏拉圖把“變化”和“靜止”，“邪惡”和“神聖”視為矛盾對立的統壹體。根據這種穿鑿附會的推論，柏拉圖認為形式或理念是恒久的，不可毀滅和不會腐敗的，而且又是完美的，真實的，實在的和善的，是“萬物之中最為神聖的事物，而肉體則不屬此列”（引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75頁）。那末，柏拉圖心目中的形式或理念和“最為神聖的事物”又是什麽東西呢？就是部落主義公有制和部落主義大集體，而私有制或社會個體即肉體則不屬此列。
為什麽“公有制”和“大集體”能成為“萬物之中最為神聖的事物”呢？因為公有制和大集體是先於私有制和社會個體（即肉體）而存在。而私有制和社會個體是從突破部落主義公有制和部落主義大集體的束縛之後演變而成的，這種私有制和社會個體是人類千百萬年通過經驗知識觀念積累漸進的結果。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善”解釋為“能保存有助益的事物”，把“惡”則解釋為“能毀滅或能破壞壹切事物”（轉引《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74頁）。根據這種標準進行推論，柏拉圖把保護公有制和強化大集體的英雄領袖視為是“神聖的”、“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萬歲爺’”，把使公有制解體和大集體瓦解毀滅的社會個體視為“肉體”“魔鬼”，也就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牛鬼蛇神”。由此可見，柏拉圖運用辯證法的公式推論時，完全脫離了人類逐漸進化的歷史經驗，即脫離了工具的進步和知識觀念的積累是導致公有制和大集體瓦解的原因，是罔顧歷史事實和人類逐漸進化之經驗的推論。因此，這種罔顧經驗事實的推論，必然導致柏拉圖的“善”“惡”標準是主觀隨意的。只要他認為是“善”，惡也是善；他認為是“惡”，善也是惡。最後使他得出了和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統壹”說的創造者赫拉克利特相同的結論，即“善與惡是壹回事”。可見，這種罔顧人類經驗的“善”“惡 ”是非標準，全由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領袖壹把手定奪說了算。這充分說明以“對立統壹”為核心的辯證法，是善惡不分法，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法；它能把革命變成反革命，能把同誌變成敵人，是百分之百的“何其毒也”法 （引自《炮打司令部》）。這就必然使以辯證唯物主義做為指導思想，作為思想推理公式的國家和社會冤獄遍地，哀鴻遍野，處處都能聽到撕心裂肺的悲號聲，從而使對立統壹的世界社會成了令人生畏的動物世界和恐怖社會。
被波普爾稱為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的黑格爾，他玩弄辯證法的技能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可以憑借辯證法的強大功能從形而上學的絲帽中變出真實的物質的免子，可以用來把壹種思想歪曲成它的對立面，致使黑格爾建立了壹種奇妙無比的能使“純有”和“純無”相同壹的理論。他說過，如果妳試圖思考純有的範疇，那麽妳就必須從它那裏抽象出所有特殊的“對象的規定”，因此，正如黑格爾指出的，“剩下無仍存在著”（引自《開放社會第2卷第130頁）。黑格爾就用這種赫拉克利特的“對立統壹”的方法，推論出各種美妙的同壹，諸如純富裕與純貧窮的同壹，純主人與純仆人的同壹，純物質與純精神的同壹。這就是中國壹度流行的“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的理論根源。
由此可見，黑格爾運用辯證法推論出來的“純有”和“純無”的這種“對立統壹”，是建立在無需任何經驗和事實做支撐的推論。這是壹種無差別境界的推論，是屬於辯證唯物主義最高境界的推論。對後來馬克思運用抽象思惟的方法去研究資主義社會，撰寫《資本論》影響極大。通過黑格爾這種推論，壹切獨裁專制主義者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獲得他所需要的“對立”和“統壹”。正是這種穿鑿附會的推論，使黑格爾創造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這種聞名於世界聞名於歷史的著名推論公式；這是壹種“純存在”和“純合理”的統壹，這種“統壹”便產生了權力即真理的強權邏輯。正是這種邏輯使黑格爾把壹切人際關系還原為主人與奴隸，統治與服從的基本關系，使黑格爾賦予德國必須在歷史舞臺上維護自身，企圖統治世界的責任，最終演變成嚴重危害人類與世界生存安全的極權主義。
最能說明辯證法本質意義，最能領會黑格爾關於“純有”和“純無”之“對立統壹”的無差別境界推論的，莫過於馬克思運用辯證法對商品細胞所做的經典推論和分析。馬克思稱自已“在論價值學說的那壹章，我還在這裏那裏用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來顯示壹番”（引自《資本論》第二版的跋），從而發現了商品是由使用價值和價值構成的矛盾對立的統壹體。所謂“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就是指“純有”與“純無”這種無差別境界推論的對立統壹法。馬克思用黑格爾的這種方法論證了工人用“純有”的具體勞動創造了商品的使用價值，用“純無”的抽象勞動創造了商品的價值；從而使商品成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即“純有”與“純無”的矛盾對立的統壹體。馬克思此處說的“具體勞動”，就是黑格爾說的“純粹的現象或外觀”，即“純有”；所謂的“抽象勞動”是指“壹般的勞動”，就是黑格爾說的“壹切事物的本質”，“不是它們自已直接顯現的那種東西”，即“純無”。工人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工人的“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而工人只從自已的“抽象勞動”創造的商品價值中獲得了微小部分用於維持自已和家人的貧困生活，其剩余價值全被資本家攫取了。隨著資本的競爭，使社會生產高度集中到數量越來越少的資本家手中，他們的財富愈積愈多；而工人的數量越來越龐大，所得卻越來越少，生活越來越貧困。於是資本家的商品堆積如山無法出售，最終引發經濟危機，促使工人暴動起義，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事實證明，馬克思使用的“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推論分析商品生產的結論是錯誤的，完全經不起時間和經驗事實的驗證。
眾所周知，自馬克思之後，由於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富翁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已經在不少國家裏形成了蔚為大觀能左右社會進步的中產階級；由於勞工立法日趨成熟完備，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良好保障，使他們能充分分享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飛速發展創造的社會紅利；從而創造了有產者和無產者雙贏的局面。這種皆大歡喜的社會結局，使癡迷“黑格爾特有的表現方法”的馬克思做夢也未想到。誠然，這不是說明馬克思推論的能力不行，而是說明馬克思推論的方法錯了。馬克思他關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對立統壹的推論，使他把歷史看成是“純有”與“純無”對立統壹的歷史；從而罔顧了人類進化的歷史經驗和事實，無視了隨著生產工具和生產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知識觀念的不斷積累，必然使人類所需的物質產品日漸豐富，使人類的生活水平逐漸提升的歷史事實。因此，可以斷言馬克思的推論純屬是壹種跳出經驗之外的推論，實屬經院哲學的推論。
自從馬克思去世後，玩弄辯證法的哲學大師就要算列寧了。1908年列寧發表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長篇哲學專著，就是列寧玩弄辯證法的經典名著。他運用對立統壹的辯證法進行推論，把“馬克思的全部哲學言論”都歸納為“以說明兩條路線的根本對立為中心”的認識論中（引自《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356頁）。此處列寧所指的兩條路線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根據這種“根本對立為中心”的哲學理論（即靈肉分離的理論），列寧處處堅持物質為第壹性的唯物主義路線，處處反對精神為第壹性的唯心主義路線。集中火力猛攻馬赫為代表的客體和主體、物質和精神、自我與環境、肉體和靈魂不能分離的經驗主義的認識路線。他嚴厲指責批判馬赫學派搞調和折衷，是休謨和康德的不可知論，是貝克萊的唯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最危險的敵人。他借用工人出身的哲學家狄慈根的語言給馬赫學派定性為“最可鄙的中間派”，是“爛泥壹類的東西”(同上第358頁)。從而推論出什麽是“黨性”和什麽是“真理”等重要理論概念，為後來的共產黨人如何奪取政權和如何鞏固政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所謂“黨性”，按列寧的說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上自始至終都是有黨性的，他們善於發現壹切‘最新’流派背棄唯物主義以及縱容唯心主義和信仰主義的傾向”（引自《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358頁），“哲學上的黨派鬥爭，這種鬥爭歸根到底表現著現代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傾向和思想體系”（同上第379頁）。可見，“黨性”是指對敵對階級和敵對黨派的路線傾向和思想體系自始至終保持高度警惕，時時處處保持高度自覺的對抗鬥爭的心理狀態。所以“黨性”，說到底是壹種階級黨派利益的集中表現。也就是說，“黨性”是指階級黨派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必須無條件服從，這是從柏拉圖主張的的“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麽也不是”的部落集體主義演變而來的壹種思想理念，其核心是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這種黨性觀念必然導致“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思想方法的極端主義，必然導致極端主義的行動綱領。所以列寧的黨性論是百分之百為權力鬥爭服務的綱領。
特別發人深思的是列寧在推論“黨性”觀念的過程中說的壹段話，“哲學上無黨性的人，像政治上無黨性的人壹樣，是不可救藥的蠢才”（引自《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302頁）。如此說，不黨的人，無黨派的人都像列寧說的“是不可救藥的蠢才”。眾所周知，任何時代，無黨派的人都占絕大多數；即是說懂得了解“黨性”觀念的人，任何時候都是少數。這豈不是說，自古以來多數人“是不可救藥的蠢才”，少數人是先進分子？照此推論，柏拉圖說的“聰明人應當統治，無知者應當服從”，就是“黨性”。難怪列寧於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公然叫讓，“無產階級不怕強制，不怕實行嚴厲的、堅決無情的國家強制”，“先進階級有權實行這種強制”，因為無產階級擁有“黨性”這塊鎮邪的法寶。這是蘇俄十月革命發生駭人聽聞的紅色恐怖產生的根源，是蘇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大屠殺的根源。按照列寧的邏輯，只有懂得了解黨性的人才是聰明人，那末呼朋結黨拉幫結派者都是聰明人，馬恩列斯固然是聰明人；黃金榮、杜月笙也是聰明人，國民黨員、共產黨員都是聰明人。這是只有中了“對立統壹”之邪的人，才會發表如此荒謬絕論的觀點。現在有些中國人在受到冤屈時，常誓言要用“黨性擔保”，即用“唯我獨尊”法來表白自已的無辜，私下認為這是有些中國人根本不知道“黨性”為何物引伸而來的“黨性等於無辜”的大笑話。
列寧所謂的“真理”，這要從被列寧認定為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波格丹諾夫關於真理的定義概念說起。波格丹諾夫在《經驗壹元論》的序言中寫道：“真理是思想的形式，是人類經驗的組織形式”（引自《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121頁）。這個真理概念是對是錯，關鍵看能否正確科學地理解什麽是經驗。對經驗的解釋不同，對真理的解釋也不盡相同，甚至會產生相反的解釋。現在來看看列寧是怎樣由於錯誤地理解了經驗而得出了關於真理的錯誤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為代表的傳統哲學認為，經驗是壹種感覺認識。從感覺出發，可以通向唯物主義，通向客觀真理；也可以通向唯心主義、唯我論、僧侶主義、休謨和康德的不可知論。眾所周知，所謂傳統哲學，就是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壹書中表述的是承認物質第壹性，還是精神第壹性的哲學，也就是說是先有物質還是先有精神的哲學。這種哲學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物質和精神，客體和主體，環境與自我，肉體和靈魂進行了嚴格區分和割裂，於是形成了壹種根深底固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對立統壹”思惟方法，這就是被哲學家們統稱的辯證法。可見辯證法是壹種靈肉分離法或靈肉分離論。
這種辯證法又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分；但它們又有共同之處，都把壹切事物看成是由現象和本質構成的。現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是能被感覺器官觸摸到的外部表象或現象；本質是指事物的內部結構，是感覺器官無法觸摸到的，只有通過哲學家的大腦“眉頭壹皺”“想壹想”和“苦思冥想”之後才能顯現出來。傳統哲學家把千千萬萬的普通百姓從感覺渠道獲得的知識稱為經驗。因為經驗的知識只是反映事物表象或現象的知識，被認為是靠不住的知識，常被傳統哲學家輕視。而通過哲學家的大腦苦思冥想獲得的知識則顯現了事物內部的本質，被傳統哲學家稱為理論而格外受到重視，被捧為永遠正確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幾千年來，這種賤經驗貴理論，把經驗和理論分割開來的奇怪現象的產生，都緣因於傳統的哲學家們把物質與精神，本質與現象，客體與主體，環境與自我，肉體和靈魂進行嚴格區分割裂的結果。
列寧的真理論就是建立在傳統哲學的靈肉分離論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列寧不能正確認識經驗、理論和真理的相互關系。他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壹書中，始終把經驗視為壹種靜止孤立和支離破碎的知識，他未認識到經驗知識在人的認識論中的基礎地位。我這壹判斷的依據是他對“物質”這壹重要哲學概念所下的定義：“物質是標示客觀存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感覺到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128頁）。列寧在此把人的感覺等同於復印照相機；而復印照相機所獲得的畫面是靜止孤立和支離破碎的知識，這和實驗主義所說的經驗知識風馬牛不相及。
列寧根據自已的物質概念之定義斷言：“承認客觀的即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也就是這樣或那樣地承認絕對真理”（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131頁）。由此可見，列寧確認的“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是完全排除了人類經驗的“純真理”，是柏拉圖的“形式理念”和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所表述的事物的本質和靈魂。列寧自已也認為“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和人以外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同上第65頁）。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和柏拉圖的形式理念、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融為壹體，成了壹種神聖的、不可批評冒犯的宗教教條，對共產黨人的信仰行為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壹個堅決譴責背棄唯物主義和縱容唯心主義和信仰主義傾向，認定追隨馬赫學派的波格丹諾夫是唯心主義、僧侶主義和唯靈論的列寧，最後在真理問題上卻和柏拉圖、黑格爾這類唯心主義大師為伍，充分暴露了列寧在和論敵進行論戰時已經顧不得前後矛盾和混亂的邏輯；這都是因為列寧深深陷入了傳統哲學“靈肉分離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結果。
正當傳統哲學和列寧為“什麽是經驗”和“什麽是真理”壹籌莫展左支右絀之際，以杜威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哲學登上了舞臺，開啟了思想方法革命的新時代。杜威在揭示舊派哲學對“經驗”見解的五種錯誤之時，同時也揭示了壹種新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順理成章成了新思想方法革命的綱領，現在全文照錄如下：
(1)舊派人說經驗完全是知識。其實依現在的眼光看來，經驗確是壹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舊說以為經驗是心境的，裏面全是“主觀性”。其實經驗只是壹個物觀
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裏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的種種變遷。
（3）舊說於現狀之外只是承認壹個過去，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著經過了的事。其實活的經驗是試驗的，是要變換現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於壹種“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質在於聯絡未來。
（4）舊式的經驗是專向個體分子的。壹切聯絡的關系都當做從經驗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我們若把經驗當做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那麽經驗裏面便含有無聯絡，無數貫串的關系。
（5）舊派的人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對相反的東西。他們以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經驗以外的事。但是我們所謂經驗裏面含有無數推論。沒有壹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
壹言蔽之，杜威揭示的舊派哲學對經驗見解的五中錯誤，使我們的眼睛為之壹亮：使我們明白了舊派哲學運用辯證唯物主義進行推論的種種弊端，使我們看到了運用實驗主義進行推論的種種優點。我想，如果我們運用杜威為代表的實驗主義的思惟方法推論，必定能破解傳統哲學和列寧遇到的“什麽是經驗”和“什麽是真理”的難題，就能開辟人類思想認識的新領域新意境，實現人類文明的新跨越。其理由根據是：
第壹，實驗主義為推動史學觀念的重大變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
既然實驗主義認為經驗不是主觀的，而是物觀的，是活人對自然環境和社會
環境所起的壹切交涉，是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業；那末由此可見，人類歷史說到底就是活人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歷史。人在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在創造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創造新經驗，積累新知識，發現新真理，成熟完善自已的思想觀念，提升自已的道德水準，推動歷史的進步和發展。這就是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歷史觀，是改良漸進和平演變的歷史觀，這才是人的歷史觀，是壹種嶄新的歷史觀。
與實驗主義歷史觀相對應的是舊派學說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把歷史視為帝王將相史，爭權奪利的權力更替史。自稱用辯證法創造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馬克思，則把歷史視為“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的信徒們則把這種歷史觀解釋為“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可見，舊的傳統歷史觀，包括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壹種弱肉強食的恐怖的歷史觀；這不是“人史觀”，而是“獸史觀”。用這種史學觀作為改造世界和改造社會的行動指南，必然要把人的思想引向極端主義，引向暴力沖突和人類相殘。這是野蠻恐怖主義的歷史觀。因此，要根治當代嚴重捆擾人類生存安全的思想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光靠改善貧困人的生活條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根本上破解舊派學說的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即“獸史觀”；代之以實驗主義的史學觀，即“人史觀”。因為很多恐怖分子的頭目，比如本拉登本人就是出身於非常富裕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只是因為他們頭腦裏浸透了舊的史學觀念和野蠻恐怖的獸史觀念，即暴力對抗沖突的史學觀念，致使他們走向暴力恐怖的不歸之路。所以要從根本上清理思想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影響，廣泛宣傳實驗主義的史學觀念是壹條重要的有效途經。
第二，實驗主義是能夠實現思想方法革命的壹種哲學理念。
既然舊派人說的經驗是專向個體分子的，比如像列寧說的經驗是指感覺對客體所做的複寫、攝影、反映，把經驗視為個人的感覺活動和事物外部的表象；從而把經驗看成是孤立的，靜止的和支離破碎的東西。而實驗主義則把經驗看成是活人應付環境，改造世界的創造性活動，因此這種經驗是壹種活的試驗，是創造性的經驗。比如墻上的掛鐘，實驗主義是從制作掛鐘的活的試驗過程中獲得了對掛鐘的經驗知識，這種經驗掌握了掛鐘內部的結構知識，這和列寧說的個人感覺是從簡單的複寫、攝影、反映墻上掛鐘的經驗相比卻有本質的區別；因為列寧所謂的經驗只反映了掛鐘的外部形狀，未反映出也不可能反映出掛鐘的內部構造，比如掛鐘內部的彈簧功能是無法通過感覺的復寫或用照相機攝影的手法反映出來的。可見，實驗主義所說的經驗是活的創造性的經驗，不是像照相機那類模仿攝影的感覺經驗。
只有活的試驗的創造性的經驗才含有無數的連絡，無數的貫串關系，這再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人類共同的經驗智慧。比如遠古時代火的使用，弓箭的發明，陶器的制作，象形文字的發明，鐵制工具的創造使用，都是人類應付環境的過程中共同試驗的創造性活動的結果，不能歸之於個人感覺活動的結果。比如文藝復興時代確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之人權觀念，也不是指個人的感覺經驗所為，應歸之於那個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通過艱苦探索創造性的結果。工業革命機器的廣泛使用，不能歸之於瓦特個人的感覺經驗所然，應歸之於瓦特在研究總結了無數前人的勞動生產經驗之後進行了艱苦創造試驗性活動的結果。當代的網絡通訊普及全世界，不應歸之於比爾蓋茨的個人經驗，這是比爾蓋茨為代表的壹大批傑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通過創造性的、艱苦卓絕的勞動創造的人間奇跡。這充分說明，凡是創造性的試驗性的經驗無論是古代的經驗或者是現代的經驗，無論是東方人的經驗還是西方人的經驗，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和不可分割的連系。
可見，富有創造性的經驗都是人類共同的經驗和共同的財富。因為這種經驗含有無數的連絡，無數的貫串關系，因此這種經驗能把當代和古代連系起來，更能和未來連系起來。因為這種試驗性的經驗含有無數的推論，所以能把人引向遙遠無際的太空，引向無窮無盡的微觀世界，引向神秘莫測的生命領域創造壹個接壹個的奇跡。可見，實驗主義哲學對人類經驗的科學詮釋像石破天驚，在人類認識史上掀起了壹場巨大革命，使實驗科學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對人類未來應付環境和創造新的世界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樣評價實驗主義引發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是完全正確的。
第三，實驗主義推出了全新的真理觀念。
眾所周知，舊派的真理觀念可以分為二大類。壹類被稱為唯心主義的真理觀。
它認為所謂的真理是上帝和神的啟示，是“天理”、“天道”，是依上帝和神的意誌而不依人類的意誌而獨立存在，所以是永恒不變的。壹類被稱為唯物主義真理觀。它認為真理是客觀實在或客觀規律被人的頭腦所復寫、攝影和反映的結果。唯物主義認為客觀實在或客觀規律是不依賴於人類的意誌而獨立存在，所以這種反映客觀實在和客觀規律的真理也是永恒不變的。
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念又可以分為二大類。壹類是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念。它認為客觀規律可以通過感覺壹次性地把其復寫、攝影和反映出來。壹類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念。它認為客觀規律要通過感覺反復多次才能近似地把其復寫、攝影和反映出來。馬克思和其信徒稱自已的真理觀念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念。由此可見，上述種種真理觀念，不管是唯心或唯物的，不管是形而上學或辯證法的，它們的共同特征如列寧說的都是屬於“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第131頁），同屬是永恒不變的、和人類的經驗毫不相關的“純真理”。在這種真理面前人是無能為力的，只能聽從或順從它的任意擺布。可見，舊派的真理觀念是為歷代的獨裁專制統治服務的工具。今天它還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仍然有旺盛的市場需求，還有相當大的魅力。
實驗主義的真理觀念和舊派的真理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實驗主義認為經驗是活人應付環境的工具，所以經驗和思想知識不是相反的東西，而是壹致的。真理是用來表述經驗思想知識的工具，也是被列寧嚴厲批判過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類經驗的組織形式”的那種真理。實驗主義學派的壹個重要成員詹姆士則把“真理”演繹得更直白更通俗易懂：他認為真理原不過是人造的壹種工具，是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壹種工具。真理和人們手裏這張紙，這條鐵鏟，這塊石頭，這把斧子，是壹樣的東西，都是人們的工具。這種工具過去適用，故從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為它今天還有用處，所以我們還叫它做“真理”；萬壹明天發生了他種事實，它不再適用了，或不再方便適用了，它就不是“真理”了。
由此可見，實驗主義的真理觀念是和舊派的真理觀念完全不同的壹種嶄新的真理觀念。因為真理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工具，所以實驗主義否認真理是永恒的，認定真理是會變化的，認定辨認真理的真假是普遍的社會公共經驗。用公共經驗來驗證真理的真假叫實驗主義；用私人或個人經驗來品頭品足真理，這叫唯我主義，或曰“對我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這兩種主義，即實驗主義與唯我主義或“實用主義”是不容混同的。這種嶄新的真理觀念徹底破除了舊派真理觀念的永恒性和不依賴於人類而存在的神秘性，從而撕破了舊派真理觀念的神秘外衣，使其露出了獨裁專制主義的真面目。因此這種嶄新的觀觀念壹亮相，便遭到了死抱舊派哲學觀念不放的頑固分子的圍追阻擊，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是圍剿這種嶄新觀念的經典傑作。
第四，實驗主義是反對思想專制主義的強大武器。
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觀念自文藝復興誕生之後，壹直被許多人質疑扭曲，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長期被置於非法或半合法狀態。即使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觀念已經上了國家憲法，卻往往在“但是”後面附加了各種條件加以限制，使其名存實亡。這除了執政者的頭腦中仍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專制觀念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復雜因素；其中之壹，早期的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觀念缺乏強有力的理論支撐，還不足以抵抗千百年來形成的思想專制主義理念對人權觀念的反撲。而實驗主義哲學觀念的形成產生，就為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觀念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極大地增強了普通百姓民眾對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權的信念，為反抗思想專制之理念提供了強大的武器。
以杜威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環境裏，為了活下去，每個人都必須具備應付環境的能力和權利。所以杜威常引彌爾的話說道：“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這件事是人的心思無時無刻不做的。”而經驗裏面就含有無數的推論，凡是有意識的經驗都有推論的作用。由此可見，人人都能推論和需要推論便構成了實驗主義哲學的壹大支柱。
人權是什麽？所謂人權，是指每個人都必須擁有自由而平等的推論權利。沒有這種權利，人就無法生存下去；這種權利若被受到限制，人的生活質量就無法提升，人的思想觀念就會長久陷入蒙昧無知的狀態中，這無論對國家和社會，對百姓大眾無疑都是壹種大災難。
但在人類歷史上，鼓吹禁止或限制百姓大眾推論權利的卻大有人在，這些人大都是執撐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及其禦用學者。他們出於要壟斷推論權利之目的，極力把推論神秘化，把思想真理神秘化。歷代的皇帝國王，包括擁有絕對權力的像列寧和斯大林壹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都把自已說的每句話，當做金科玉律不許違背的聖旨強加於社會百姓大眾。因為這些皇帝國王或革命的領袖，都認為自已的每句話是受上帝和神的信任啟示或受“人民”的信任委托推論出來的聖旨；而他們的推論自認為是由於上帝或神或“人民”信任授予的壹種特殊的本領，這是平凡普通的百姓不能擁有的神器。這種推論“神授說”或“民授說”，就是“天才論”，在人類歷史上產生的影響是無法評估的；即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著作裏也常常出現這種“天才論”的陰影，比如列寧在《卡爾·馬克思》壹文中就寫道：“馬克思是19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中三種主要思潮的繼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這三種主要思潮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法國壹般革命學說相連系的法國社會主義”，列寧鼓吹的“天才論”直到現在還如影隨形影響著很多人。它曾經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波助瀾，使得許多中國人幾乎天天上當受騙，天天都有訴不完的苦衷和流不完的眼淚，這是中國人不應忘卻的教訓。
歷史上有許多哲學家和思想家千方百計為推論神授說辯解。柏拉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壹位。他告誡人們說。“任何人，無論男女，壹刻也不能沒有領袖”，都應“忠誠地跟隨他”，“不能妄想獨立行動”，因為領袖的思想推論是正確的。據說偉大領袖說的話可以“壹句頂壹萬句”。亞裏士多德跟隨附和柏拉圖宣稱，“奴隸整個地就沒有推理能力。”黑格爾及其門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事物的本質或客觀規律都隱藏在事物表象的深處，它們是“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只有通過懂得辯證法的聖人的眉頭壹皺或想壹想才能推論出事物的本質和客觀規律，不懂辯證法的普通民眾百姓是無法推論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從而把推論的作用和真理完全置於人的經驗之外。總之，自古至今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推論神秘化尋找理論根據，都在為蒙昧主義編織迷人的外衣。此時實驗主義大聲地宣布：“經驗裏面含有無數的推論，沒有壹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無疑像在人類漆黑壹團的思想領域裏發射了壹顆亮麗無比的照明彈，使千百年來推論神秘化的理論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解放，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在思想領域中出現的最能發人深思的偉大事件。
“經驗就是生活”，“經驗裏面含有無數的推論”，“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這件事是人的心思無時無刻不做的。”杜威說得多麽好，說到了每個人的心坎裏。推論像陽光、水和空氣乃是人生須臾不可缺少的東西，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人權。推論不是國王皇帝或革命領袖的私器，不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因此，推論的自由便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的基石。爭取捍衛推論的權利，就是爭取捍衛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這樣就使實驗主義卻變成了當代反對思想專制主義的強大武器。這是使深受傳統文化薰染的某些中國人為什麽害怕實驗主義，視實驗主義為洪水猛獸的重要原因。只要讀過魯迅和胡適的著作，就能深刻體會到在中國要想獲得推論的權利是何等地困難，這是引發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持續動蕩的重要原因；也是致使在中國首先介紹和宣傳實驗主義，宣傳不受人惑的推論自由的著名學者胡適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定為“戰犯”的基本原因。可見，在反對人人都有推論的權利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確實存在某些中國學者和社會精英說的那樣“有著天然聯系”。
第五，實驗主義為建設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
自文明社會形成到現在為至，人類社會出現了兩種思惟方式，壹種辯證法，包括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內的思惟方式；壹種是實驗主義的思惟方式。辯證法的歷史，如果從赫拉克利特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實驗主義的歷史從皮耳士、詹姆士和杜威算起，只有不到二百年的歷史。由此可以斷定，辯證法是古老的思惟方式，實驗主義是新興的近代人的思惟方式。
辯證法反映了古代統治階級在管理等級森嚴的國家和社會而形成的壹種思惟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會的不同階級或等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對抗。因此，這種思惟方式是由兩個概念組成，壹是“對立”，壹是“統壹”或“同壹”，合稱“對立統壹（同壹）”，列寧稱這是辯證法的核心。所以辯證法被哲學家稱為“對立統壹（同壹）”法。 所謂“對立統壹（同壹）”法，就是把不同的階級或等級，和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利益看成時時處處都處於對抗沖突和互相鬥爭的狀態，這叫“對立”；鬥爭的結局是強者壹方戰勝弱者壹方，把其置於被統治被奴役的地位，這叫“統壹”。
列寧認為鬥爭是絕對的，統壹（同壹）是暫時的。因為弱者壹方雖然被戰勝了，但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用列寧的話說他們“想復辟”，他們會臥薪嘗膽積蓄力量司機反撲而戰勝強者；而昔日的強者往往因驕傲自滿呀，內部出現分裂呀或遭遇了天災等等因素，又會變成弱者被打敗，隨即出現新的“對立統（同壹）”。這種“對立統壹（同壹）”，使復辟與反復辟循環無窮，使人類社會動亂，動亂，再動亂，沒完沒了看不到盡頭，致使人類社會的變化出現了壹種惡性循環的頑癥；到二十世紀竟暴發了兩次嚴重危及人類生存的世界大戰，還使現在的恐怖主義活動此起彼伏難以了斷。這都是幾千年的辯證法使人類形成了壹種類似遺傳基因的習慣性的和對抗性的思惟方法釀成的災禍。
除此之外，辯證法還呈現其他壹些不容忽視的特征：（1）辯證法玩的遊戲規則是零和遊戲規則。它是建立在壹方利益的所得是他方利益的所失的基礎之上的，它不承認利害攸關方是平等的關系。（2）矛盾雙方鬥爭的方式是暴力和非暴力互相交替使用。即首先使用暴力摧毀對方或打殘對方，用中國人的說法，把對方徹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余則輔之以非暴力方式，其內容不外是城府權術，陰謀詭計，謀略算計。總之，為了達到目的，什麽手段都可以使用，再也不需顧及什麽社會公德和誠信；壹切道德原則必須服從目的，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當化。可見，辯證法又是壹種教唆人摧毀誠信破壞社會公德的思想方法。回頭看看中國的二十四史，凡是中了辯證法之邪的偉人都是滿肚子禍水的壞人。（3）辯證法的心理常態是熱中掃蕩性的社會變革，熱中對過去的歷史推倒重來，熱中創建壹種壹相情願符合自已的理想願望的所謂的新社會。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共產黨人的理論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此，馬克思簡直把過去人類祖先創建的歷史、和積累的經驗知識觀念視為兒戲，視為壹雙想穿就穿想丟就丟的中國農民編織的破草鞋。由此可見，自古以來玩弄辯證唯物主義的大師們根本不懂得什麽是經驗，以致常把經驗扭曲汙名化。所以說，辯證法是壹種蔑視人類經驗和蔑視人權的思想方法，是壹種建設不足破壞有余的思想方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實驗主義是和古老的辯證法截然不同的思惟方法。這是建產在“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的基礎之上的壹種思惟方法，它高度重視經驗在人類思惟過程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因為經驗“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系”，它不僅能使人們和古人，和前人的經驗連系起來，更能使我們和未來連系起來，使人類的經驗文化代代相傳生命不息。因為經驗“含有無數的推論”，它能把人思想伸向不知道的前途和未知的領域去不斷開拓新世界，創造新奇跡。
因此，實驗主義告訴人們：（壹），既要重視自已的經驗，也要尊重別人的經驗；因為每個人的經驗都含有無數連絡和無數貫串的關系。互相尊重彼此的經驗，是人與人之間，也是國與國之間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基礎。經驗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平等的，不是指導與被指導，不是上與下，大與小，強與弱的關系，這和辯證唯物主義主導的“對立統壹”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壹方要吃掉和吞並另壹方的人際關系是有天淵之別的。
（二），實驗主義承認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存在摩擦，沖突甚至對抗的情形。但是由於實驗主義認為不同群體之間的生活經驗含有無數連絡和無數貫串的關系，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群體的文化經驗的切磋交流去尋找利益之間的相通處和契合點而達成妥協，這就能把矛盾點變成合作點，創造雙贏的局面。互相尊重，呵護誠信，互相交流，守住公德，利已利他，創造雙贏，這是實驗主義和“對立統壹”的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又壹個天淵之別。
（三），實驗主義主張的社會變革應在尊重前人的經驗前提下，通過和平改良漸進積累的方式進行。這種社會改革是壹種加和減的關系，即是說，在前人的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加點什麽，或者應該減點什麽。絕不能把前人創造的歷史和經驗推倒重來，絕對不能搞掃蕩性的社會變革，不能像馬克思主張的那樣和傳統的歷史經驗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絕不能動則使用暴力去摧毀舊制度創造新制度，不能盲從相信馬克思主張的“暴力是每壹個新社會孕育著舊社會的助產婆”的激進主義思想理念；無數的歷史經驗證明，這樣的社會變革必然導致人類社會大動蕩大破壞大劫難。這是實驗主義和辯證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第三個天淵之別。
近兩百年許多國家的歷史證明，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念治國，必然導致社會動蕩不寧，人性交惡浮躁，人性誠信喪失；用實驗主義理念治國就能使社會逐步走向和諧，人性向善沈穩，人際誠信日篤。可見，用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取代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這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倡的辯證唯物主義，從立論開始就是錯的。請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恩格斯語），這壹判斷是矛盾的。思維本身不就是壹種存在麽？那麽，“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存在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不是在說廢話麽？邏輯學上稱這種表術犯了“同文反復”的錯誤。壹個理論，頭壹個立論就不合邏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錯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裏說的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就是壹種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而已，物質和意識兩者是壹性的。從邏輯上分析，物質與意識不是同壹範疇的概念，物質的種類無計其數，意識只是其中的壹種。馬克思主義承認意識是人腦的產物，那麽，意識只能與人腦對立統壹。說意識是人腦的產物是合理的，說它是物質的產物，邏輯學上就叫犯了概括不當的錯誤，難道空氣、水、桌椅板凳都能產生意識嗎？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就是“魔鬼的唯物論”，這種理論認為神是客觀的意識領域裏的東西，因此來否認神的存在。馬克思定義物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又出現壹種“場”的概念和理論。“場”既看不見也摸不著，馬克思主義對此無法回答。後來改變定義說，物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現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唯物論的錯誤，比如量子力學權威就證實物質和意識是壹體的。
1．辯證法和辯證邏輯學批判
“辯證法”壹詞出自於古希臘，意為“對話”。辯證法壹詞，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裏，實際上是“辯論法”，即對任何壹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亞裏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壹系列的邏輯規律，發展出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
亞裏士多德為人們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他的邏輯不止三段論。最初的邏輯用在辯論中。當時雅典實行民主制，辯論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因為只有在辯論中才能出真理，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像中國人誰權力最大說了算，中國人不許辯論。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的能力就較差。像演說，中國人不會演說。壹說出來就是第壹條、第二條幹巴巴。外國人講究演講術，而演講術裏邊最重要的就是在於邏輯。必須把壹件事情講清楚，只有講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能有發展。
康德的先驗邏輯和先驗哲學已把亞裏斯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和哲學推到了最高峰。辯證法在康德那裏，指的卻是導致產生悖論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維方法。
黑格爾取消了先驗邏輯，推出了他自己的邏輯學所謂辯證法的邏輯學。辯證法被黑格爾變成思維的規律和存在方式，並將自然界同化其中，變成了走向絕對理性的幾乎惟壹的方法。“辯證法”家黑格爾有壹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壹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德國古典哲學最終推向了死路。
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後，又吸收費爾巴哈的樸素唯物論，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非唯物主義立場，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去掉，加了物質第壹性而已。馬克思只是簡單地顛倒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主客體的地位，仍然用辯證思維規律替代宇宙規律。
所謂的“自然辯證法”就是說整個自然界都遵循了馬的辯證法“規律”在發展，恩格斯專門寫了本書叫《自然辯證法》，鬧出眾所周知的各種科學笑話。
恩格斯當然反對敢於破壞世界守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恩格斯自然同意電磁波和光線在宇宙空間必然通過某種物質即以太的振動來傳播。恩格斯認為數學基於物質直觀，總喜歡將各種數學運動和物質運動直接對應，並認為計算機不過是不可靠的“數學演算同純邏輯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種種謬論，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不可勝數。
辯證本身要求用聯系的、發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而“唯”是單壹、獨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強調事物的單壹、獨有，本身就是偏執，就是違反辯證思維的，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片面、獨斷。這也難怪黨的領袖們壹個個都有偏執和獨斷專行的毛病。
辯證唯物主義這壹命題，從形式上分解開來解釋的意思就是：用變化、發展的觀點方法服務於偏執、獨斷的世界觀。這很荒唐，講辯證就不能有偏頗，講“唯”就要排斥“辯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兩種相反、對立的概念揉在壹起形成壹種主義，並用這種主義指導人們的行動，其結果是難測的。講原則時用唯物，改變原則時用辯證，講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普遍都實行禁錮思想、封鎖資訊、限制自由、鎮壓不同意見、壹黨專制，同時，黨的政策、原則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指鹿為馬，都是辯證思維的產物。
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的研究對象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加上強調實踐的作用，必然以哲學的力量阻礙真正科學的發展。深受辯證唯物主義影響的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提出壹度支配蘇聯生物學界的米丘林理論，對非米丘林給予嚴厲打擊。文革時，絕大部分中國科學家被打成了“臭老九”。在辯證唯物主義壓制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相同的劫難。
辯證邏輯最初是辯證方法論的翻版。相對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並不純粹研究思維的形式，而是從思維形式與客觀內容的結合上，來考察思維形式的變化規律。由於不存在辯證的壹般運動，同時現代科學已證明自然界不是決定論的，所以壹般的辯證邏輯規律是不能確定的規律，因而不存在所謂的辯證邏輯。即使辯證法能結合各種領域的具體內容得出具體的規律，但這些規律沒法得到統壹的辯證邏輯，仍然只有辯證方法論。
有學者試圖將辯證邏輯發展成與形式邏輯並列的思維規律。如同黎曼幾何依靠和歐氏幾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設建立起來，可以把形式邏輯中不能為真的矛盾式以某種形式包裝為基本公理，建立辯證邏輯體系。黎曼幾何和歐氏幾何是地位平等的幾何學，黎曼幾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歐氏幾何的定理。辯證邏輯的推導卻不可能離開形式邏輯，而其公理是違反形式邏輯的。所以這種辯證邏輯體系從壹開始就是完全錯誤的。
任何壹個稍微受過點學術訓練的人都知道，提出壹個命題，所用的概念必須經過明晰準確的界定，這才能讓那命題有點確定性，也才能讓他人理解、驗證和運用。恩格斯將形式邏輯斥為“形而上學”，率先使用“辯證思維”的非人思維方式，它的特點就是從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雲霧，讓妳怎麽理解都行。
這套“辯證思維”最受統治者歡迎。毛就是什麽都不說清楚，只是雲天霧地地暗示壹通，還壹定要強調“兩種可能”，讓下屬去揣摩聖意。如果事情辦好了，他就說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辦砸了，他就說是妳違反了他的教導──他不是早就強調過失敗的可能了麽？
辯證法如同算命瞎子，沒本事預言未知，解釋已經發生了的事倒頭頭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準確預言天下壹切父母死亡時間的宇宙運行規律麽？父母死於同壹時刻的概率小到幾乎不會發生，如果父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這種處處反對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豈不是無往而不勝？
真正使辯證法盛行，並使之成為人們至理至聖的法寶的，是前蘇聯的列寧，並由前蘇聯傳到了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
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系、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事實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
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獨斷論思維傳統的需要，致使中國人的平均思維能力普遍低於西方人，乃至低於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低於香港人、臺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國（文）人不僅不會思維，而且還反思維，倒退思維，這種趨勢更突現在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體的傳播之中。
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辯證邏輯是偽邏輯、假邏輯。它不僅不能幫助人們進行正確、有效的思維，更攪亂人們的正常思維，把人們的思維引向錯誤，引向根本不能產生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死路，甚至索性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法。
謊言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在今天，人和人之間，互相不信任，辯證思維應是罪魁禍首之壹。正是深得辯證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惡之後心理平衡下來。他們根本用不著解釋什麽？只要事後壹辨正，什麽都是為了勞苦大眾。文革前，有這樣壹段真實的笑話：幹部學哲學時，壹個農民幹部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折了主義’，怎麽說怎麽有理。”於是，他們繼續錯誤著昨天錯誤，罪惡著昨天的罪惡。只要有辯證法來撐腰，也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正過來看是不行，就反過來看。反過來看不行，就再倒過來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沒有什麽不能實行的東西。唯物辯證法，完全是為所有邪惡行徑狡辯的歪理邪說。
黨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斯大林、看蘇共要三七開。毛執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壹種深隧的奴性意識。

中共的御用文人說：“中國沒有垮，是因為抓好了經濟這個根本”。這些天真的人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政權；成者王敗者寇。這是典型的奴豬思維：“豬沒推翻屠夫的統治，就證明了屠夫的仁慈”。
2．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批判
恩格斯從黑格爾哲學的不同地方抽取對立統壹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為唯物辯證法規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基本思想的錯誤，這三大規律必然是錯誤的。
1）對立統壹規律批判
對立統壹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由於自然運動並不具有辯證的本性，所以對立統壹規律作為哲學基本規律是錯誤的。
大量的事實和實例表明，客觀世界的事物首先是表現為由許多個子系統組成的復雜系統，是壹種群集相互作用狀態。這些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才推動了事物的變化發展，而並非只是由其中某兩個子系統間的“對立統壹”來推動事物的發展。比如社會系統，就是壹個復雜的系統，它由很多子系統組成。至少就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壹瞬間既在壹個地方又在另壹個地方，既在壹個地方又不在壹個地方。這種矛盾的同時發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就包含著矛盾，那麽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物的生存和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某個確定的時間點上處於確定的位置Ａ處的運動質點，同時又在另壹個地方，請問這個地方在哪兒呢？恩格斯永遠也不能確定“另壹個地方”的具體位置！
在平直的常觀時空間中，兩個不同位置之間距離無論再小也不是無窮小量，距離是無窮小量的兩個不同的確定位置是不存在的。恩格斯的錯誤在於混淆層次，不自覺地將位置的微分Lim△x→0△x和非常小的位移△x等同起來。無窮小量不等於非常小的量。類似地，恩格斯的無窮層次觀也犯了將非常大的量當作無窮大量的錯誤。
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運動物體和時空間是分離的，時間和空間也是分離的，表示運動的速度必須用空間位置的變動加上時間的流逝拼湊而成，加速度則是外力的結果。故運動不是物質內稟的特性，因此牛頓才會求助於第壹推動力。恩格斯試圖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用意識系統中內稟的矛盾概念來說明物質運動的內稟特性，必然得出違背科學常識的結論。
關於宏觀整體運動，恩格斯寫道：“所以，壹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壹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壹古老的兩極對立……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分離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於它們的對立中。”
恩格斯忽略了表現宇宙本性的單向時間，用表達空間屬性的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正是恩格斯極力反對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最早在學術上表明了單向時間的存在。所以，恩格斯以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其出發點就是錯誤的。
忽略存在，專註變化是中國思唯的壹個特色。《易》就是這種特色的結晶。由於不去分析主體、客體，只研究矛盾變化，這個矛盾變化只能是現實生活表象的再現。像最重視《易》的孔子講“天”，也只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對形而上的問題，了無興趣。他的傳人只能對現實修修補補。毛的矛盾論，繼承的正是這種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傳統思想。他借用辯證法的名義，給舊思想穿上了新時裝；在新舞臺上演唱了壹出傳統折子戲。
毛認為辯證法只有壹個規律，就是對立統壹規律，俗稱“壹分為二”。該理論認為世上壹切事物都是由兩個互相對立的側面組成，稱為“矛盾”。換言之，“矛盾”乃是事物的別稱。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內部沖突，這是馬列毛共有的，但毛販賣的其實是道家陰陽學說的再版。他和道家壹樣，把事物性質的程度區別如“大小”、“高低” 、“新舊”等等當成“矛盾”的兩方面。毛與道家不同，道家並不強調陰陽之間的“鬥爭與沖突”；毛強調的是鬥爭，而不是雙方存在於統壹體中通過彼此拮抗達成平衡。
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統中，確實有兩個互相沖突的機制在工作，相反相成，達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壹方，則系統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這種失衡的必然結果。
在人類社會中，民主國家運用了這規律，所以才發明了兩黨政治，達到了系統的動態平衡。專制國家則不搞這套，全靠強力壓倒弱者反抗，這才永遠處於危機狀態。
除此之外，“壹分為二”完全是胡話。最簡單的反例壹抓壹大把：請問一個人怎麽把他的老婆壹分為二？一個水桶分為哪兩個對立面？地球呢？太陽呢？萬有引力的對立面是什麽？“11”這個素數又該如何分解為兩個互相對立沖突的側面？就算分解為“5＋6”吧，那也問題無窮：為何不是“3＋8”、“2＋9”等等？分解的標準是什麽？這分解的確定性在哪兒阿？就算規定了統壹分解標準，那請問分解出來的兩個數又怎麽個互相沖突鬥爭法？
除了借用去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可以運用“兩分法”的研究對象。無論是馬列還是毛，提出“對立統壹規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人類歷史上還真難得見到這種根本無法應用的“科學理論”。
對立能統壹嗎？不能。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其他對立的情境，當只有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共存的統壹，而只能有，或者壹方吃掉另壹方，或者二者同歸於盡。這種死亡的結果不是人們期待的統壹。想要達到期待的統壹，明顯的條件是，必須要有第三方，乃至更多方的在場，他們或者加以調解，或者加以阻止，否則，對立統壹就只能是假的，不能兌現的。由此可見，對立統壹規律是假規律。
實體界有互相依存，卻是戀人之類；有單方面的依存，如魚與水；有對立，卻妳死我活；更多的卻是漠不相關。在實體界，對立雙方的同壹性基本上不存在，於是，“矛盾”概念不適用；也就是說，對立著的實體們並非互相依存、互相聯結、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轉化，只對立，不同壹，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只有抽象的、對立的、兩極性的運動趨勢和狀態才互相依存、互相聯結，才符合“矛盾”的定義。
矛盾觀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多個矛盾，其中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著的兩個趨勢、方面，其中壹方面占主要地位；事物的運動變化體現為矛盾間地位的變化，矛盾著的兩方面地位的變化；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
“矛盾”不是物質運動的動力。例如：生與死該是人體的主要矛盾，人體運動的動力了吧，那麽這兩個矛盾著的趨勢、傾向在同壹個人身上的地位的變化又是由什麽來決定呢？顯然不能由它自身來決定，只能由藥物、病菌等“矛盾”著的方面來決定。上面已論證過，生與死這樣對立的、兩極性的趨勢、傾向才是矛盾，實體性的藥物、病菌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如果把混進矛盾的藥物、病菌清除出矛盾，“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就不攻自破了。總之，舊矛盾觀就是靠把不符合矛盾定義的實體拉入矛盾，才自圓其說的。
矛盾雙方有壹方必然占上風，這稱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了矛盾性質。本來“主要矛盾方面”壹詞就基本上是主觀判斷，沒有明確的客觀依據，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轉化壹說，就顯得更混亂了。所謂“矛盾轉化”，指的乃是對立面中弱小壹方通過鬥爭變成強大壹方，這就是所謂的“走向反面”。
按毛的“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說法，凡是法治社會，遲早都要警匪倒轉，變成土匪世界？好人總是要變成壞人，壞人總是要變成好人，變過來變過去，翻來覆去，永無止歇？
比較合理的人類社會應該是壹種自控系統。這種系統要達到平衡，絕不能靠單方面長久壓制某個階級，必須照顧到社會各階級利益，才能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安定團結。因此，社會的系統平衡，也就是財富分配比例處於各階級承受範圍內，使各階級利益沖突達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點，誰也別想壹口吃盡，把事情作絕了。這就是“中庸之道”，用現代眼光來透視，那就是設置個保證各集團利益均沾的“財富分配比例調停點”
如果社會壹部分成員甚至大部分成員的利益被另壹部分成員大肆侵占掠奪，社會就嚴重偏離了上述“調停點”，造成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深化到壹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動亂，“剝奪剝奪者”，“走向反面”，讓天平向“調停點”的另壹側急劇傾斜，於是壓迫者便成了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如此持續下去，社會又嚴重失衡，於是再壹次“走向反面”。
“走向反面”本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病象，毛卻把它當成常態，總結成了“宇宙運行規律”。既然“壹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無產階級上臺了，遲早要被資產階級推翻嗎？
把這“規律”運用到自然界裏去就更是笑話了。太陽和地球大概可以算“壹對矛盾”吧？這倆家夥鬥爭的結果，是不是有壹天要強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陽反過來圍繞地球旋轉？
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毛說，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只能以壹方被消滅的方式解決矛盾（他忘了若壹方被消滅，則另壹方也不存在了）。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他的錯誤，乃是從“階級鬥爭”邪說裏帶出來的先天性癡呆。他既看不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和妥協可能，又看不到“階級弟兄”之間照樣有利害沖突。
現代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已經充分駁倒了“勞資之間必然是對抗性矛盾”的武斷歸納。民主社會的運轉過程，就是各階級之間通過鬥爭達成妥協。這利害沖突根本無法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陣營去機械劃分。人類社會中的矛盾，沒有什麽“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的機械劃分。人類沖突多由爭奪社會財富引起。如果采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利益均沾”的方式，並讓社會各階級按同壹民主規則，公開和平爭奪財富，則利害沖突演為對抗性的流血沖突的可能就極大減少了。但若使用中國那種“贏家通吃，不服者壹律鐵拳侍候”的狼羊律，則總有壹天要“走向反面”。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毛說：諸矛盾中，必然有壹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這主要矛盾並解決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在特定的時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讓次要矛盾幹擾了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盡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並不能簡單約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革命和全面戰爭中，才近似地實現兩極分化。所以，這種“綱舉目張”的思維方法在打仗時有用，壹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麽“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笑話了。這種“抓大放小”的戰爭思維方式，是中國“運動”不斷、不能依法治國的思想原因。

2）質量互變規律批判 恩格斯的“質量互變規律”完全是訴諸樸素的直覺，使用的不是清晰的學術語言，其關鍵概念“量變”、“質變”毫無界定。所謂“量變引起質變”似乎應該表述為：“某物質的量的改變會導致該物質的物理或化學性質改變”，這才能算是及格的學術表達方式。　 量變能質變嗎？不能。僅僅惟壹的量變，永遠不可能有質變。沙坑變成巨大的沙漠，砂粒依然是砂粒，沒有任何質變。須知化工廠都是在試管的基礎上的千百倍放大：化學家們先在試管裏發現了某個化學反應，再把試管裏的反應放大到工廠的反應釜裏去。那量的級別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可反應還不是同壹個，有什麽“質變”可言？  以水的物理性質而論，也談不上什麽“量變引起質變”。誰都知道，不到沸點，水照樣會汽化，不然，洗的衣服永遠晾不幹；而過了沸點後，水就成了汽，再增加溫度，它還是汽，並不會引出什麽“質變”來。 恩格斯說：“溫度的單純變化導致了水的狀態的質變”。水溫改變導致物相改變，那改變的只是物理性質，其化學結構壹點都沒變。用哲學術語來說，那改變的是形式而非實質，談何質變？課堂上教師常舉的例子是：溫度（量）下降，水會結成冰。這裏既隱去了溫度為什麽下降的條件，更隱去了壓力狀況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溫度的“量”，與水（質）的量並不是同壹個量。溫度反映的是物體分子熱運動之動能，其升高乃是表示分子運動的激烈程度增加，跟物質的量（mass，即物理學上的“質量”）有何相幹？真要比較水的量，最好是去比較遊泳池和湖泊，看看水量從池塘的水平增加到洞庭湖水平後，會有什麽“質變”。 化學反應改變是物質的實質，但許多化學反應根本就不需要壹個數量上的“臨界點”，根本就不遵循他的“通過了某個特定點後突然進入了質的轉化狀態”途徑。 普通化學還有個“質量作用定律”，那是說，化學反應的速度和反應物的質量乘積成正比（mass，在物理、化學的概念上為“質量”），但是，反應物的量只影響反應速度，並沒有改變化學反應的性質，更不會改變反應物或產物的性質。說到底，那還是量的關系上的變化，談不上什麽“質”。自然科學理論證明，量變中的“量”，如果缺乏三種以上不同的“量”的關系的變遷，質變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復雜的生命高分子的性質，根本就不是什麽分子量決定的。在復雜的生命物質中，“結構決定性質，結構決定功能”乃是最重要的規律，根本就不是個簡單的“量變引起質變”的直線關系。是DNA的雙螺旋結構決定了它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的高保真性與穩定性，是它編碼的信息決定了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種“信息──結構──性能”的關系精密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有所謂“點突變”導致的“分子病”：整個基因只要錯了壹個“字母”，則編碼出來的蛋白質就失去了正常性質與功能，甚至可以因此引起死亡。這種點突變引起的分子量變化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壹個人如果想從量變中等到質變，則苦盼終老，卻永遠也等不到質變的發生。因為，質變自有定數，非量變之和。 有人說：批判量變質變規律，就等於說：人只會慢慢地衰老，永遠不可能死亡。“人只會慢慢地衰老”，請問：量變在哪裏？質變在哪裏？“慢慢”——量變，“衰老”——質變；也就是說“時間催人老”，壹句古詩嘛！可是時間與人的衰老、死亡之間是沒有因果關系的。時間是宇宙的性質，不是人的性質。在人沒有產生前，宇宙的時間就是開了；即使人類滅亡了，宇宙的時間仍然存在。時間與人沒因果關系，怎扯到量變質變。 量變質變的“量”，定是該事物內在的量；量變質變的“質”，定是該事物內在的的質。若把毫無關系的質和量生拉硬扯到壹起，那只是做詩而已！那不是講道理，必陷入胡言亂語!

3）否定之否定規律批判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由此導出了馬克思武斷的社會決定論。分數維結構的混噸系統具有無窮的非決定論的分叉演化點，否定之否定規律根本套不上。 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其核心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否定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天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地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產主義的公妻制、無家制”。恩格斯用“麥粒——麥苗——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其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焉用兩次？其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拎無清：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必然是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回答人的來源。後來，出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主義連忙說人來源於猴子。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馬克思這種繞口令的學說只能騙些流氓傻子。什麽“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塗了，就證明馬克思主義先進，真是荒唐！

歷史唯物主義批判

1．漠視生命、忽視人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使歷史第壹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壹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壹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完全沒有道理。在伊甸園的亞當就不需勞動，小孩子也不須勞動，老人也無須勞動。首先是消費，其次才有精力勞動！最初人類消費東西哪裏來的，上帝造的賜給人類的，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就要勞動了。 唯物主義認為不是人類自身，而是人所創造的經濟和物質生產力決定了人、社會和人類歷史。難道人吃不飽飯就不允許有自己的信仰嗎？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須先有富足的生活嗎？耶穌說過“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壹切話。” 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已經認識到唯物主義不能解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不是首先由經濟決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原因決定的，是由人的繁衍和血緣關系決定的，因此提出人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概念，與物質生產並列，稱為2種生產。 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從總體上說來，都是由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的。正是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就是人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不是物質生產決定人類社會；不是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社會是由人的發展程度決定的，不是由經濟決定的；是人和人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經濟層次和水平，而不是相反。 馬克思把經濟說成基礎，他著眼於“產”權的變化。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只是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異化現象。不僅原始社會直接表現為由人的自身發展來決定，而且未來社會也將直接表現為由人自身的發展來決定。 財產無論它對於人多麽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經濟再重要，不可能比人重要。不是經濟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經濟；不是人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人服務。 馬克思之所以產生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是他沒有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力不過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它只是生產力諸要素中，並非最後決定的因數。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是毫無根據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統統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果，是一棵樹上長出來的兩個果實。唯物主義忽視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唯物主義把壹切都歸結為物質，所以中國的媒體、人民都特別關註物質利益。比如說那個地方爆炸了或橋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國媒體報道的是首先損失了多少錢，往往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後面甚至壹筆帶過。所以，從整體上說唯物主義是容易漠視生命的，歐洲人常常將唯物主義作為貶義詞來用，就是認為唯物主義者沒有信仰，缺乏人文關懷和道德。唯物主義者眼裏只有物質，最終會走向唯利是圖、走向腐敗的泥潭。

2．忽視精神 唯物主義說物質決定意識。事實上，沒有設計就沒有大樓，沒有木匠心裏的桌子，也就沒有放餐具的桌子。 對壹個完整的人來說，他面對著兩個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指向精神世界的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指向物質世界的就是人的生存意誌。從精神世界中產生真理，從物質世界中產生知識。可是，唯物論和進化論說，實際上只有壹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物質世界。信仰唯物論和進化論的人們對精神世界開始蔑視起來了、逃避起來了，從而就少了壹個世界。少壹個世界就是少壹份思考，少壹份深刻，少壹份豐富，這種人不愚蠢是不可能的。 唯物論、進化論以為：人只是結構復雜壹點的物體，良心是道德灌輸的結果，與人的天性無關，而道德和法律規條，則只是為了減少人對人的傷害和社會的和諧而純屬人們之間的協議之物，甚至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訂出來控制人們行為的。只有物質利益追求是唯壹正確的追求，而涵養神聖人性、充實神聖人性則被視為無藉和荒唐。也就是說，唯物論、進化論教導人們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論，而壹個唯功利論者必然失去理性的思維。 原來悟性只有被神聖人性所有，直覺、靈感都是神聖人性的直接判斷和深刻洞察，人們的大智慧無不植根於人的神聖人性裏面；壹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藝術家們，無不是悲天憫人的人們。而當神聖人性遭到否定時，也就等於人們拒絕了他的悟性、關閉了直覺和靈感的通道，只給自己留下了“算計”這種思維。從而使得信仰唯物論、進化論的人們徹底失去了以神聖人性為根據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細算方面的小技巧。這足以使人們愚蠢起來！唯物論和進化論要求人們凡事都要尋求和註重物質依據，把人們心靈的判斷和悟性思考當作是無藉的胡思亂想。可是，在精神學科領域內，人們想找到物質的依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細微的方面，越與任何物質毫不相關。從而阻礙了精神學科的發展。 唯物論和進化論把壹些什麽“進化、發展、進步”的毒草種植在了人們的心靈深處。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堅信越是新產生的東西越是有道理，傳統就是迷信、虛妄和愚蠢的代名詞。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徹底地失去了傳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無以數計的悟性和智慧的結論。雖然今天的中國高校也在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但所註重和揀拾的只是有關物質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卻往往被當作迷信和錯誤加以批判。 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是後天的客觀存在, 因此墮胎問題是各方權力與利益在客觀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的核心問題就是人性問題, 是道德標準問題, 所以墮胎行為是對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先天精神準則的破壞。 馬克思的另壹個錯誤，乃是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人的社會活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人的實踐怎麽能檢驗真理呢？牛頓說時空是絕對的，萬有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力；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萬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質引起了空間的彎曲。玻爾又以測不準原理反駁了愛因斯坦，今後，還會有發展。哪個實踐能檢驗出真理呢？實踐只是接近真理罷了。 實踐唯物主義把實踐和客體，實踐和物質等同起來，就象經濟唯物主義把經濟和壹般物質等同起來壹樣，它把作為意識結果的實踐，當作意識的起點和本源。 事實上，沒有意識的參與，實踐是甚麽也檢驗不了的。這壹謬誤造成了“付學費”、“摸石頭過河”等等大量損失，是嚴重輕視科學的表現之壹。

3．唯生產力論的困境 唯物主義總是強調生產力、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擺在後面。歷史事實卻相反：先有公平競爭的觀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公元前776年—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歷史長達1175年]，而當時並未有公平競爭的商品經濟。 11世紀地中海兩個最大的貿易集團是熱那亞商人和馬格裏布商人集團，熱亞拉是拉丁世界的壹部分信仰個人主義，馬格裏布是穆斯林的壹分子信仰集體主義。熱亞那出現了契約、行會、產權，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國；相反，穆斯林的集體主義使馬格裏布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殖民強國，黃金比英國多得多，軍力也強的多，可後來英國成了民主自由的中心、世界科學的中心和產業革命的發祥地。原因在於：英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西班牙被穆斯林統治過，專制的集體主義思想嚴重，從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後。 英國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在清教革命和光榮革解放思想的推動下，發展科學，產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為技術，再過壹百年，產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產生現代產業和現代生產力，產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產力，後有生產關系，再有其它經濟關系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產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的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壹百幾十年，當時的產業革命還沒有開始，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產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產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系，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階級。 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俄羅斯就不該發生十月革命。蘇共統治的俄羅斯與自由民主的美國競賽卻越來越窮，搞得眾叛親離，最後俄羅斯人觀念更新搞起了資本主義，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近年來人們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捷克在資本主義的奧匈帝國時期人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奧地利人；消滅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捷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的奧地利人。所以，1989年的捷克更是90%以上的人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到1999年，東歐人均收入水平已翻了壹番；而堅持極權計劃經濟的北朝鮮還在饑寒交迫中煎熬，正等待著世界人民的援助呢。 民主觀念已為東歐人、俄羅斯人所接受，這和他們基督教[東正教是基督教的壹個分支]的傳統有關。《聖經》裏說：人是由神而來，所以人人平等[基督教的興起是人類爭平等運動的第壹個高峰]；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給人的權力不能太大；愛妳的鄰人愛妳的仇人，這是博愛、寬容、人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受奴役的猶太民族產生了這些民主思想的精華是無法用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的。 如果用生產力標準來說明執政的合法性的話，那麽，東北在日本占領期間保持了經濟較大發展；之後受到“國軍”、“共軍”的反復蹂躪，產量空前下降，如鋼產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九，那麽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民國初期中國的紡織面粉業也就居世界前二位，就初步建立了公交車系統就有了電梯出現了小轎車，中國就萌芽出世界級的民營企業。二戰後中國就以世界五大國的成員成為東亞霸主，二戰已經結束很多年了，戰敗國日本已經和平掘起。 5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受長官意誌的幹擾，極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連滿足城鄉人民“吃穿用”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十分困難。到1978年，中國的許多人均經濟指標，尤其是與生活水平相關的指標，並未超過1957年，甚至未超過1936年的水平。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得出什麽結論呢？ 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經濟搞得好不壹定政治就能上路。德國希特勒時期的經濟政策是最成功的，那時德國是歐洲第壹個走出大蕭條、失業迅速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全世界第壹個修高速公路的國家，但因為政治專制，走向了戰爭。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極有可能因權力轉移無公平規則而走向動亂，也可能步當年德國的後塵。 唯物論者只能把人類引向災難和毀滅，共產黨極權專制恐怖統治中國幾十年，就已經餓死、害死、冤死中國人八千萬，最少有兩億人遭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害，唯物論這個邪說的禍害已經遠遠超過了洪水猛獸。

4．經濟富裕與政治民主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 其實，經濟決定論只是壹套神話，壹套危險的神話。 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在這裏，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裏，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壹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系做出壹種趨勢性的分析。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並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特點：1.中產階級的很大壹部分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2.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3.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成中國的政治變革。 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壹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中共統治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中共宣稱反對“資產階級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其次，中共的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他們必將為其利益而拼命維護壹黨獨裁。 第四、“六四”後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後，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困境

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 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 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 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 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 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 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 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 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 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在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按勞分配就是按權分配，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意志進行分配。

共產極權統治的思想背景的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與理論框架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概念，就此，使馬克思主義獨樹壹幟，使馬克思主義與西方主流學說有了明顯的區別。
往後的闡述還表明，作為邏輯起點的“階級”概念貫穿於他的全部學說，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他學說的基點。
雖然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闡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已對各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但他們不可能將階級概念作為全部學說——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終身的實踐指南。
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他自己概括了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
由此可見，“階級”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概念，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就會坍塌。
同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遭受剝削、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闡述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的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
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當《資本論》（第壹卷、1867）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政治號召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裏，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強制性的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無產階級，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壹偉大的階級。
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方能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重點號系原著所有）
以上簡短的概述，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階級——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體味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其出發點是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為此，他把他的思想
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當時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在考察當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關系時，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闡釋，他對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致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左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
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譬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命題，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它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能成為現實嗎？另外，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那麼，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呢？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論、自由論與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兩種人學論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考察人的本質。
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浸透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人學的鑰匙。
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厚此薄彼。不管富人、窮人，不管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它、對待它。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人學研究的另壹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每壹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怎能稱是自由國家呢？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如生理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要求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2 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基石。
馬克思並不滿足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社會關系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3 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 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5 但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6 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7 針對蒲魯東認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8 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9
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壹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10 所以，向工人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有什麽意義呢！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等。從人的社會性出發，不同的類，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地引出了革命的結論，即只有首先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裂變，即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並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
馬克思人學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譬如，毛澤東就此發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帶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11 毛的此言等於說，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大陸，人們因此畏言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索性免談而逐出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遭之野蠻的踐踏。這種思維禁錮中國人至少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胡喬木仍以這壹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12 當然，這樣的時代已經與我們漸行漸遠了。
2、兩種自由論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莫大的區別。
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闡述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國家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考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之壹——貢斯當（1767——1830，他的思想在二戰後才受到重視）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13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柏林（1909——1998）對自由的定義仍守衛同樣的邊界：“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14
馬克思壹生著作恢弘，其目的無不執著地探求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試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每個人，特別是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裏，每個人才獲得了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地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呀，自由呀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則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消亡之後才能普降人間。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得有公共管理機構呀！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等等。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不是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蠻荒時代。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疑團，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也因此，使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現實與實在。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壹切人）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僅指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15 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壹切人）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語義來看，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壹切人）自由的基礎（條件）；但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壹切人）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呢？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壹切人”是指什麽呢？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為人類進入大同世界還是遙遠的夢想。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
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6 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或至多是，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集中者（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這同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而在此則相反。
3、兩種國家論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石建樹其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17 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消亡，都是同階級、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壹定階段上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會“自行消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18 恩格斯極而言之：“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9
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20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呢？——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1
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會自由壹些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 就不再存在了。”22 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著重號是列寧加的）23 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緊緊地鎖定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框框內。
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闡述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政府）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訂立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契約，來自人民的授予，其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具有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吏，如果缺乏監督與制約，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從制度上、法律上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為此，洛克首先提出“限權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我稱它為狹義的權力制約，是囯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即“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理論），成為美國立憲的框架，並為世界許多國家效仿。以後，傑斐遜等人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我稱它為廣義的權力制約，是各種社會力量、即各種非囯家權力對囯家權力的制約）。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範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使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資產階級議會是“空談館”。他贊賞巴黎公社實行“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24 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這種“壹黨專政”的體制為斯大林日後個人專制鋪平了道路。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壹套。”25 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對人實行專政。不能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
比照馬克思的國家觀真有天壤之別。馬克思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是在階級鬥爭的暴力中建立，而不是人們選擇、認同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並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壹政黨）之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並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在這樣的國家中，專政階級與被專政階級（兩者都系主政者的人為設定）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進行著壹場又壹場迫害被專政者的戰爭。愛因斯坦說得好：“國 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 國 家而生存。”（2005年德國政府把這壹信條鐫刻在德國政府的大樓上）他還告誡人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而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現實中，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26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追問

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的浩瀚著作中論述得並不多，但卻是馬克思的重要主張。1852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強調“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是他的“新貢獻”。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更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7 從馬克思的自我表述中，可知“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學說中的壹個核心概念，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而達到無階級社會又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列寧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試金石。他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8
馬克思在世時，除了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在各國實踐的情況。之後，以列寧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以及第三國際的各國共產黨，都切實地實施了無產階級專政。今天，我們翻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記錄，怵目驚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上個世紀30年代，以專政的名義進行了“大清洗”。據蘇聯晚期負責冤案平反的官員說：“在肅反中受到迫害的達2000萬人（占蘇聯人口的十分之壹）。”黨的領導人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遭到殺害（蘇共17大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被殺害；軍隊中767名高級軍官中，有512名被鎮壓；6名元帥中，有4名被處決）。毛澤東統治時期，繼1957年對知識分子全殲性的整肅後，1966年又發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史稱“文革十年浩劫”。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劫難逃，迫害致死；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領導被指控為“走資派”，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據葉劍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文革”整了壹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波爾布特執政的紅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8個月（1975——1978年）時間裏，對本國人民進行大批屠殺，竟使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壹（據《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當時柬埔寨人口約700余萬，據此數計算，被殺戮人口在200萬左右。這在死亡人數與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創造了空前荒謬、空前血腥的記錄。波爾布特在“文革”期間幾次來北京取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曾向他推薦了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壹文，並盛贊他“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29
上述發生在三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帶給人民的是恐怖、迫害與災難！這壹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幹的。正是：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東西，卻總是使壹個國家變成人間的地獄。作為後人，責備這壹理論的提出者無濟於事，但是，既然這壹理論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後果，那麽，這壹理論的不完備性、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了。研究和廓清這壹理論中的缺陷應當是我們的責任。
1、“階級國家”與“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
任何國家其權力只能為某壹“統治集團”所占有。所謂地主階級是封建國家（應當是“皇權專制囯家”）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未免言過其實。在某種生產方式下，雖然有壹個階級主導其生產活動，成為經濟上乃至政治上的強勢者，國家的內外政策因而往往向這壹階級利益傾斜，但這壹階級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
在封建社會，以皇帝為首的皇族集團代表國家，控制國家權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國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國家，清朝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國家，所謂“家天下”也，如此而己。地主階級則不享有國家權力，雖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與農民階級地位懸殊，但與皇族集團不可望其項背。
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作為壹種公器不容某個集團永久占有。各階級、各集團可以通過組織政黨，通過競選，攫取有限的國家權力。那種把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是難以服人的。
至於社會主義國家，“階級專政”的本質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統治者向被統治者所宣揚的“工人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只是壹個政治標簽，只是壹個空名。國家權力的實際享有者和操作者（所謂“領導”） 是黨的上層寡頭和壹批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在計劃經濟年代，工人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工人，只領取微薄的工資糊口；農民是公社裏的農奴，連人身自由都難有保障。改革開放之後，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了，貧困化了。“階級專政”實在是壹種反諷。
“階級專政”的“虛幻性”，其後果是帶來了專政主體的不確定性。但是，它提供了壹面旗幟，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幟，誰打著（或篡奪了）這面旗幟，誰就可以對任何人實行專政，就可以有恃無恐地作惡作亂，無法無天。比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區區幾個野心家對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絕後的浩劫。
2、“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客體）的非科學性。
要實行專政，首先要科學地界定專政的主體與客體，即由誰實行專政與對誰實行專政。在應當對誰實行專政的重大問題上，既缺乏科學依據又缺乏法律條文。
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通常認為是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如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分子。但是，對被推翻的階級為什麽要實行專政？眾所周知，革命勝利後，經過土地改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財、資本家的資產都被剝奪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資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他們實行專政，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強勢力量對已經失去土地和資本的普通公民實行專政了。如果說，土改後的地主，工商業改造後的資本家與其他公民尚有區別，那麽，“區別僅僅在於歷史”。至於他們的子女，“區別僅僅在於血統”。階級，按馬克思的理論是按其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劃分的，只有“種姓”才是按血統劃分的。因此，之後幾十年中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壹種“種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統論”泛濫時達到顛峰。
“無產階級專政”相對於“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前者是向後者學來的，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過去妳專我的政，現在我專妳的政。如此，這不是壹種“階級復仇”！這大悖於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信念。
更為嚴重的是專政的泛化與濫用。本來，對已經不是資本家的“資本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實行專政，已經是對專政的壹種濫用了。以後，領導人又根據主觀需要不斷地制造新的專政對象，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這裏的壹個基本方法是，要把妳打成專政的對象，只要與“資產階級”掛鉤，或定壹個罪名（如對領袖的思想表示壹點疑問就是“現行反革命”）就可。這更是專政壹次次的泛化與濫用。
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專政的人是否是國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麽與其他公民有什麽區別呢？如果有區別，那麽在法律上應當有“專政公民”與“非專政公民”的相應規定。可是至今在國家的任何法律中沒有這樣的規定。由此可以認為，把愈來愈多的公民群體任意地劃定為專政對象從而粗暴地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壹種非法行為。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
專政對象的不確定性，給專政權力擁有者在實施專政中給出了很大的主觀任意性，這既導致專政對象任意性與無限地擴大（在中國曾上演過“全面專政”的鬧劇），還同時使專政成為不受限制的權力，結果使權力的為惡的災難在全國持續泛濫。
3、剝奪資本、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這就要聯系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特別是其“剩余價值論”；因為他的經濟學說是他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的理論依據。這裏姑且作壹些簡單的提示。
第壹，“剩余價值論”是壹個理論假說。很明顯的是，它誇大了工人的勞動價值貢獻量。事實上，利潤（剩余價值，即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只是利潤的壹部分；將剩余價值等同於利潤的全部是不科學的）是諸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果，而非單壹勞動要素的結晶。這裏還涉及到“資本”的概念。馬克思著述了《資本論》巨著，可對“資本”概念只給出了比較含糊的定義：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他的意思是，用於支付勞動力價值的資本才是資本。他因此把生產中的各項投資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認為除了勞動力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所耗費的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都未有帶來價值的增殖，因此都是“不變資本”。這種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資本作為增殖價值的母財都是可變的，壹旦投入生產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價值的增殖。既然稱之為資本，在生產運營中其價值都是可變的，不變的資本不能稱為資本，“可變資本”壹詞也因而是多余的。
第二，如果承認生產方式要求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那麼，經濟剝削也是同生產水平相聯系的，消滅剝削有待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可見剝削是壹種自然歷史現象。因此，視剝削為罪惡的倫理價值觀作為對弱勢階級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權力壹概剝奪有產者並加以專政則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第三，資本家作為“剝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質的全部，而只是它的壹個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壹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者，投資風險的承擔者，生產經營的管理者，國內外市場的開拓者。總之，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馬克思對這壹階級的錯誤分析，同歷史與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
第四，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能完全認為是對立對抗關系；在生產活動中他們更多地是互相協作關系。資本家是生產活動中的主導者，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是在資本家的主導下得以發揮的。他們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遂使資本主義社會持續發展。依此推論，可以認為：階級鬥爭雖然對社會生活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但社會發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階級之間和平關系中演進的。馬克思為了論證其革命與專政的政治結論，阻礙了他對諸多復雜問題的全面思考。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中國人（不是全部）壹直把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當作討伐的對象，各種汙穢的字眼全將之堆積在姓“資”的頭上，什麽“爾虞我詐”呀，什麽“好逸惡勞”呀，什麽“惟利是圖”呀，什麽“貪得無厭”、“貪圖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馬克斯•韋伯（1864—1920）那裏，對資產階級的作為卻作了另外壹種描述與界定，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這壹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壹書中將上述這堆汙穢字眼壹壹予以推翻。在韋伯的筆下，塑造了資產階級真實的新形象，那就是：誠信、勤儉、敬業、守法，他們為上帝而積累財富，在臨終之際往往將巨額錢財捐獻給教會或慈善機構。他們為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生存才經營事業。韋伯這些文字發表於上個世紀之初。整整壹個世紀，中國人卻沒有發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新大陸。
4、多數人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通常被解釋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它表示這壹專政的“正義”性。
多數對少數的專政，在歷史上曾有發生，如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時代，壹切由多數人說了算（所謂“民主是人民的統治”），曾發生過迫害思想家與科學家的暴行。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多數人暴政又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中國“文革”時代，億萬“紅衛兵”與“造反派”，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壹切，出足了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的威風。這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壹種情況。我們更要關註的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更多的情況是，少數人甚至個人，以多數人（如“人民”、“階級”、“國家”）的名義對多數人實行專政。斯大林與毛澤東統治時期都發生過這類突出的事件。
在理論上還要辨明，多數人為什麽無權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在現代民主制下，無論多數與少數，都享有同等的法權；任何人不能對任何人實行專政，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都無此特權。在這種制度下，被剝奪公民權的人都經嚴格的法律程序與有確鑿的違法依據，而不是憑多數人的意誌；壓根沒有“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的非法稱謂，也不允許杜撰什麽“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的專政對象。在現代民主制下，選舉與決策當然要遵循“多數決定”的原則，如果對問題的認同不可能“高度統壹”，反對與棄權的少數（或多數）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這少數派的命運在專制制與民主制下截然不同。專制制下，少數派受到歧視、壓制與迫害；在民主制下，少數派受到保護，保護他們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決不要求他們“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集中制”的壹條重要原則），與多數保持壹致。保護少數的意義在於：多數不壹定正確；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少數的存在是糾錯的重要動因，從而使錯誤不會像專制國家那樣難以糾正；促使政府決策照顧到社會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護少數”與“多數決定”同樣重要。
5、“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革命措施還是長遠的制度安排？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壹重大問題的論述所留下的思想資料及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達綱領批判》中的壹段文字，這段文字僅72字（見本文第壹部分）。我們的分析僅限於這段文字。“無產階級專政”可以理解為“臨時的革命措施”，因為馬克思說，“革命轉變時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而“革命轉變時期”自然是壹個較短暫的歷史時期，不可能理解為漫長的歷史階段。然而，同樣是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將“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長遠的制度安排”。因為這壹“專政”存在於“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歷史階段；而共產主義社會是壹個階級消滅、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實行按需分配的社會。人類到達這樣的社會勢必要經過長期的努力。這後壹種理解實際上是今人的認識加之於馬克思的。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並不需要經過壹個漫長的歷史。問題在於，馬克思的這種估計，與真實的歷史發展存在很大的誤差，也因此，本來是在短時期中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後人那裏就演化為“無限期”堅持的專政了。這壹切，都是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缺乏明確的時間概念所導致的結果。
歷史從來不是按照先哲的設想那樣發展的。既然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缺乏應有的理論闡述與制度交代，既然他對歷史的發展進程的估計與現實的歷史發展存在著明顯的誤差，那麼後人有責任糾正馬克思的“專政”論斷中的錯誤。那就是：將壹階級主宰之專政權力轉變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共權力，將暴力為依憑的權力轉變為法律為支撐的權力，將無限、絕對的權力轉變為有限的受制約的權力，將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為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不要寄希望於美好的未來，重要的是從現實中去爭得每個人應享有的自由權利。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走向

馬克思的國家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在實踐中導致了國家權力的集中，由於國家權力的集中和高度集中而導致極權，導致權力的濫用和權力的腐敗。這裏，只簡單分析國家權力的集中。
1、國家權力機構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因而是勝利者的專利。
民主制下，政府的權力在每隔幾年的大選中和平更替的規則，對這類國家絕對無緣。這類國家的政治首腦都是實際上的終身任職制，長期處於權界高位，享有無限和絕對的權力，對權力的專制和濫用勢不可免，而且難以遏制。中國目前最高層領導的任職雖結束了終身制，卻創造了由
前代領導人指定繼任接班人的“代際政治”。1989年，鄧小平，還包括李先念和陳雲，以非法手段罷黜趙紫陽總書記的同時，指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並且還指定胡錦濤為江之後的總書記。對中國的政治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後果。
2、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理論上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 在實踐中所實行的是“黨專政”，是黨上層的“寡頭專政”，或“個人專政”。
前面已指出，“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階級怎麽專政呢？實行專政的只能是認為代表這個階級所謂“先進分子”的少數人的專政，即黨專政。列寧承認了這個現實，因此坦率地提出，專政只能是由它的先鋒隊來組織實現實的。列寧說：“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30。這樣，階級的專政就演變為少數人的專政了。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包含著壹個十分重要問題，即少數先鋒隊專政如何確保“階級專政”的性質不發生變異呢？這壹點列寧沒有從制度上加以解決。相反，他批評了那種把黨專政與階級專政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說：“‘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單是這種問題的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的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在這裏，列寧武斷地否認了黨專政與階級專政的某種區別，他因此認為：“群眾是劃分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31 列寧的這段文字壹直被認為是群眾、階級、政黨與領袖之間的關系的經典論述，由此得出結論，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階級專政”最終演繹為“領袖專政”，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又壹發展。可見，列寧為“階級專政”嬗變為“黨專政”與“領袖專政”已鋪平了道路。

之後，斯大林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把無產階級專政更明確地強調為個人專政。他認為：“真正管理國家的並不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國會或者在蘇維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人。不是的。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曉國家執行機關事務和領導這些機關的人。如果工人階級真正想掌握國家機關來管理國家，它就應當不僅在中央，不僅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32 幾年之後，斯大林把黨的領導與發揮蘇維埃機關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對立起來，認為後者的“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烈。”33 列寧與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使黨和領袖的權力成為絕對無限的權力。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論是在告訴人們，蘇聯有了斯大林這樣“有經驗的代理人”，“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有了斯大林這樣的“神”，什麽民主選舉呀，議會制呀，統統都不需要了；無產階級專政使人民擁有壹切。對這樣的“代理人”妳們還不由衷的擁護、信任和崇拜嗎？所以“代理人”理論使“無產階級專政”進壹步蛻變為赤裸裸的“個人專制”，由此還誘導出“個人崇拜”。顯然，這壹理論是對“主權在民”和憲政制度的反叛。
人們從“代理人”壹說中自然會聯想到“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編造者自以為煞費苦心，官方的壹切媒體持續大肆鼓噪；2002年寫進了中共黨章，2004年又載入國家憲法，似乎是壹個偉大的創新。實際上，“三個代表”說與“代理人”說如出壹轍！無非是說，現在妳們有了我這樣英明、正確的代表，還不由衷地擁護我啊？所不同的是，有點具體化了。我不是某壹方面的代表，是“三個代表”；我不是普通的代表，是先進代表；我不是人民某些利益的代表，是根本利益的代表。但“代表”得愈多就“專制”得愈多。“三個代表”乃是“專制”的別名，或者說，是蘇共久加諾夫“三壟斷”的偽善表述。蘇共解散後久加諾夫醒悟到，蘇共垮臺是因為它長期堅持“三壟斷”的制度：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利益的特權制度。34 今日的世界，專制與壟斷已是明日黃花，無可奈何花落去，孤苦伶仃，氣息奄奄。“三個代表”的說辭，決不可能阻擋民主的潮流。
上述的分析表明，從階級概念這壹邏輯起點出發，其演繹進程是：階級——階級專政——黨專政——個人專政。歷史與邏輯的統壹如此默契，令人深思！
不可否認，公共權力論在實施中也有諸多漏洞。它在18世紀直到20世紀上半葉的制度化實踐中也存在互相脫節的情形。這正是馬克思和列寧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理由。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事實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買賣的自由，勞動力買賣的自由。工人的勞動失去了通過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來實現自己發展的條件，他們“生產得越多，自己能夠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貧困，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大，工人所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己異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強大，人越是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沒有自己的目的。”35 列寧也批判資本主義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騙局和陷阱。是的，資本主義早期的民主制存在不少缺陷，如選舉制，有著財產、性別等條件的限制，民主制只能認為是貴族民主制。但是，對這種民主制缺陷的批判指向只能是民主制理論與實踐的某種脫節，應該要求克服民主制在實施中的不徹底性，而不是去否定民主制本身。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主權在民”貫徹得不徹底而否定“主權在民”的原則，不能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現象而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此等等。重要性還在於，資本主義民主無論是早期還是直至今天都不能認為是白璧無瑕的管理人類的制度，但正如普列漢諾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遺囑”中所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還指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36 無論如何，民主制畢竟比專制、比暴政要進步得多。我們不要忘記，正是借助於資本主義民主的政治舞臺和人文環境，馬克思才可以幾十年如壹日地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揭示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並且可以公開出版主張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壹系列著作。盡管馬克思壹生的經濟生活十分艱困，但自由的學術研究著實讓中國知識分子羨慕不已。
3、實行 “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想象的是“善”，現實上演的卻是“惡”。
西方思想家根據對人性的弱點的考慮，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作出權力制約的安排，防範有權人以權謀私或對權力的濫用。馬克思則沒有對這個專政可能產生的消極性設防。他研究“資本”的罪惡，卻無有研究“權力”的兩重性；他設想人類社會的遠景，卻沒有思考這個政權會給未來社會帶來什麽後果。或許，在他看來，無產階級是“大公無私”的偉大“救世階級”，他擔負著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神聖使命，因而對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的權力制衡思想不屑壹顧，反而對“議行合壹”的巴黎公社贊揚備至。他認為，無產階級只有改變其階級地位才可能改變其生存狀況，卻沒有回答，當這個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後，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貪婪之心是否會有所滋長？既然無產階級起來革命首先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那麽，革命成功之後，難道不會首先從勝利果實中索取回報？或許，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此已有回答。那就是，為了防止政府官吏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公社采取了“兩項措施”。但是，略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知道，這“兩項措施”在正常情況下是很不切合實際的。對政府官員的“隨時罷免”談何容易！即使對官場進行監督也須有專門的法律與健全的制度保障；真的可以“隨時罷免”，也足見其制度的不甚成熟（如“文革”時期，造反派可以任意奪權）。至於公社委員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若轉變成制度常規也只能說是壹個政治童話。若加以推行，效果如何？——或者不願去政府服務；或者消極怠工，得過且過；或者籍權力之便撈取灰色或黑色收入。人類為惡的智慧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環境裏，“無產階級”決不會比“資產階級”遜色。這壹點在蘇聯和中國的“專政” 史中都有了充分的證明。
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導致社會生活中自由的嚴重喪失，不僅僅限於本文所列的壹些理論缺陷。譬如，十分重要的，他還提出要“消滅私有制”，“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代之以公有制與計劃經濟。這壹理論缺陷與所產生的後果，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展開論述。對於這種後果，馬克思或許是應該知道的，因為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明確指出，勞動資料—生活源泉的壟斷是無產階級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既然如此，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壹旦變成現實，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及社會的生產活動將產生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度的集中和壟斷，那麽，生活在這種體制下的人們，對壟斷壹切的國家勢必更加依附，並且更加貧困和更加受其奴役。這已被以後的歷史所證實。

馬克思思想中存在上述重大疏漏，或許是，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是壹個無私的階級（它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因而寄予厚望。如果無產階級也是惟利是圖、見權望義，覬覦眼前物質利益而放棄遠大抱負，怎麼可能完成共產主義的偉業呢！馬克思在無意之中神化了無產階級。在他的思想中，把壹切愛與美好的東西都給了這壹階級，把壹切恨與醜惡的東西給了另壹階級。壹個偉大的“救世階級”——無產階級降世了。它向世界宣告，天降大任於斯人，未來由我們所主宰，英特納雄耐爾，壹定要實現！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地在壹些國家取得輝煌的成就，大有“東風壓倒西風”不可逆轉之勢。然而，社會主義夢幻般的發展，是壹步步地走向專制，而不是走向民主。馬克思的美好預言，現實中降臨的卻是壹次又壹次的災難！1848年馬克思曾宣告：“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以後的實踐卻反其道而行之：人們得到的是壹條條的鎖鏈，失去的是整個世界。至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劃上句號。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令人震驚，令人感慨，令人醒悟。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的正確性也因此受到質疑。馬克思若地下有知，壹定也會反思自己的理論缺失。
蘇聯（1917—1990）與中國（1949— ）的歷史都啟示著人們：神化壹個階級（無比偉大），神化壹種主義（無比正確），神化壹個政黨與領袖（無比英明），以及神化壹種制度（無比優越），都是幼稚的，愚蠢的。因為神化的前提是否定自我，神化的結果是災難。妳越是神化某種對象物，妳就越是在褻瀆妳自己，妳就會遭到這個對象物的任意玩弄。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本質


作者 申有連

正當人類擺脫封建專制的桎梏走向民主自由的時候，壹個新的專制勢力——馬克思主義幽靈——在歐洲興起，它燃起的專制烈火從歐洲燒到了亞洲，燒遍了全中國。

   古老的東方民族，剛剛從舊封建的桎梏下解脫，就陷進了這個幽靈的桎梏中。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歐洲人、美洲人、澳洲人、亞洲人……總之，全世界都在驅趕的幽靈，仍然在中華大地上肆虐。

東方古國為何會成為這個幽靈的最後棲身之所？今天的中國人為什麽被這個全世界唾棄的死魂靈緊纏著不能脫身！對此，被這幽靈獄囚般束縛的這壹代人，應該對後世有壹個明確的交待，並承擔起這壹代人應負的責任。

壹、幽靈的召喚



   產業革命結束了歐洲的封建專制，給黑幕籠罩下的人類社會帶來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從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直到今天，人們對這場革命在馬克思筆下的慘敗也愛莫能助，更對被這場革命毀滅的封建王朝和奴役制度的哀鳴之聲無言以對，平民產業資本在砸碎封建枷鎖的同時，也因它的種種不足大劫難逃。

   隨著大工業推動的人口大規模聚居，使這個年輕的時代存在的種種社會弊病，全都在人們面前躍然眉心。壹時間，貧困、失業、剝削、壓迫、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等等惡疾仿佛橫空出世，馬克思就將這些通通擲向資產者和產業家，並在歷史的有罪者名單上將奴隸制和封建制向輕罪這壹邊拉。

   新生的時代似乎再也沒有光明。馬克思用他擅長惡意歪曲的手法，將種種早期自由產業的弊病和那個時代壹時難除的社會舊疾，全部潑向新生的平民自主產業社會。

   他不以人類社會的弊病提出建設性的思想，卻以這些弊病直接提出分割人類的要求。“人類”這個社會性物種被馬克思用“階級”分割，並規定他們相克不相生。

   他向世界宣揚：“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奴隸制時代的兩大對抗階級，和封建制中各類名分編織的繁瑣階層，都遠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遜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馬克思的挑唆下成為人類社會兩個勢不兩立的對頭，它們已經遠不是社會階層的區別，而是相克不相生的階級異種。

   馬克思除了大肆鼓動階級鬥爭，他還宣揚：“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同時也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與階級內部的鬥爭交織的歷史”。

   由種種區別產生的社會摩擦，這些摩擦壹經馬克思挑唆，就成為人性原始之惡的激發劑。於是，社會摩擦被激發成階級對抗，並最終被激化為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人類”這壹生物物種被馬克思用仇恨分割成形形色色，處處爭鬥的階級物種。

   這種階級分割把人類的共通情誼徹底割棄，把人的天性，以及人類的壹切情感全部淹沒在階級鬥爭的血海深仇中，把人性通過階級分割變得比獸性還更獸性。

   這壹切正是在平民生產自主權和政治民主權的確立過程中被馬克思裹挾著時代弊病渲染到了極端，並被他規定為產業自主權和政治民主權的專有罪惡。似乎世界末日已經隨生產勞動自主權和人人壹票參政權的建立，隨封建帝王和貴族、奴隸主的滅亡即將到來。馬克思蔑視不分階級的全民選舉實現的人人平等，敵視產業革命推動的憲政民主和產業自主大變革。

   這就是馬克思對生產勞動自主權和政治民主權的態度。

   自從人類從勞動中創生以來，社會協作和商品交往就以不斷更新的形式把人類的群居生活方式推向高潮。社會的發展，城市的興起，商業的空前繁榮和工業革命把人類帶向了壹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自主產業創造的巨大財富把帝王將相的世封和名目繁多的封建名分變得滑稽可笑，從平民中產生的資產者最初或是以公社的形式，或是以獨立的城市共和國的形式，或是以第三等級的形式開始公開與國王抗衡。英國的《大憲章》、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奠定了平民權利取代權貴和國王權利的政治基礎。從此，人類社會的生產形式有了根本改變。平民從屬於權貴，農奴從屬於貴族的奴役勞動被完全取消。生產資本的封建主占有和以封建特權運用的方式，在這個時代轉變為創造者占有和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的方式。

   從打破封建特權實現人人平等的那壹刻起，人類社會就在釋放壹種力量，在瓦解封建帝王和“社會精英”們把持的利益板塊。壹切都不再是上等人和優秀分子們的特權，自然賦予人類的壹切在這個時代被賦予了壹切人。產業資本自主權、勞動自由權和自然資源人人平等享有權，就是以生產方式的反封建形式，直接體現民主、自由的變革成果。它是政治民主在生產方式上的直接表現。馬克思用心險惡地將這種政治民主下的產業資本自主主義，汙名為資本主義，它的社會形式也被汙稱為資本主義社會。他要用生產方式的資本自主表現的經濟差異，抹殺這個制度的政治平等權和民主、自由權。並用他的階級鬥爭原則鼓動的社會仇恨，摧毀人人平等原則維護的社會和睦，鼓動重新恢復經濟極權和政治極權的法西斯專制制度。

   人類奮鬥了幾千年，好不容易實現了政治民主。它選擇的生產方式，當然是體現勞動創造者自主權利的方式，它確立的社會物質財富分配方式，必然要體現社會壹切群體和個體的利益要求。民主政治保障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合理、公平、公正分配，它的生產方式更激發出人類蘊藏的巨大創造潛能。這個潛能遠比埃及金字塔和中華大運河，遠比羅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等等歷史上壹切創造奇跡顯示的人類創造力都更加巨大。現代工業和現代科技就是在這種資本運用的新時代中產生的。產業自主的生產方式掀起了壹場聲勢浩大的革命。它使加工業，陸路交通和航海運輸業，使種植業，使商業，使金融業空前高漲。它把大片大片的荒地轉眼間變成不斷增殖剩余產品的人造富源，把連綿不能窮盡的荒山變成取之不盡的藏寶地，它把分散獨立的民族鄉村連接成壹個個共通的市場——不斷新興的城市以工業為基礎，以商業為軸心。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的改變也帶來了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這種改變最顯著的就是貴族的尊嚴不在了，昔日不可壹世的帝王也隨著平民自由、民主意識的形成和增進而威風掃地。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這是馬克思鄭重其事地說的。

   但是，馬克思對這種“非常革命的作用”指的不過是：“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這就是馬克思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咒罵產業革命和民主憲政的骯臟穢語。

   由產業革命為先導並促成的民主革命，在早期不乏利用經濟優勢搶奪利益先機之輩，使社會殘留的舊制度的劣跡在新體制中表現得同樣瘋狂。這當然引起社會廣泛的批評，民主革命從來就沒有忽視經濟不平等產生的社會不公正。但是民主絕不會接受重新再用強權法則將人類社會又推回到專制奴役的桎梏中，民為主的社會是天道所歸，鏟除壹切不平等是民主憲政制度從未松懈的努力。

   但是馬克思無視天道，將全民平等社會中的壹切商業和生產協作、交往形式，通通編造成階級剝削和壓迫形式，鼓動用階級暴力，推翻否定壹切專制強權的產業和民主變革。他譴責民主革命“把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

   在馬克思筆下，人類進入生產勞動自主和政治民主社會，就是墜入十惡不赦的深淵。他哀嘆世襲權貴和專制政治的滅亡，因為它們的滅亡釋放了人間全部生機和壹切天賦權利，導致社會壹片“混亂”，連幾千年沿襲的所謂天然的君臣父子關系也在壹夜之間被這場革命徹底毀滅。他痛惜被產業革命砸碎的封建羈絆和奴役法則，稱這些法則才是人類社會秩序的支撐，是他留戀難舍的所謂“溫情脈脈和田園詩式生活”的保障。

   因此，詛咒破壞舊秩序的新原則，就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最突出最邪惡的部分。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怒斥這場革命，說它使社會生產染上了壹種以前從未有過的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這個瘟疫只要資產階級存在就會接連不斷地發生。馬克思形容它每次到來就像是壹場饑荒，壹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它將“吞噬社會的全部生活資料，使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

   人類從來就是因為生產不足而貧病交迫，到今天卻因為生產過剩更貧更病。馬克思宣稱，只要資產階級存在壹天，人類就無法擺脫這可怕的瘟疫，並只會日甚壹日地最後被這瘟疫徹底毀滅。

   這種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的雙重危機震嚇了世界，他公開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他們直接就是相克不相生的生存死敵。

   在馬克思振振有辭的鼓動下，馬虜專制極權主義體系開始形成，舊的統治方式在新的基礎上又死灰復燃。從此，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鎮壓並誓將其消滅的戰火在地球上熊熊燃起，中華大家庭也被推入這無盡苦難的階級仇恨和相互鬥爭的黑暗深淵。

   馬克思主義無視天理、滅絕人性、焚炙良善、刳剔賢能、害虐烝民。



   二、驅逐馬虜



   馬虜奉行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它遵循的理論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幽靈哲學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它挑起的正是產業自主的生產方式下勞動者與資產者的對立，他們因新的生產方式產生，以新的生產關系交往。這個交往過程，正是對勞動、分配、交換，以及財產所有權等的處置過程。

   關於勞動，馬克思曾經挖苦神學中的傳言，說什麽“人怎樣因為罪孽深重，所以被註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於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麽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也同樣向我們揭示，怎麽會有人即不需要汗流滿面，也不需要節儉積累，他們為何兩方面都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汗流滿面，是大自然對人的考驗，節儉積累，是平民到資產者必經的艱難過程。從資產者到資產階級，資產者們終於從個別發展到了群體。他們首先是掙脫奴役的自由平民等級，在封建勢力的夾縫中求生，頑強地生存、創業的壹群人。

   當然也不排除有捷徑可走。那就是掠奪，用武力或用權勢，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兩種方法壹樣湊效。但這兩種方法都輪不到平民百姓，只配有權有勢的封建主運用，他們從來就是靠此為生，靠此奴役人民。馬克思把這個他要為之減輕罪名的奴役階級的醜行，全部安在了靠汗流滿面和節儉積累努力成長起來的平民資產者頭上，並發誓要鎮壓和消滅他們。馬克思主義革命，就是針對這壹群從平民中成長起來的第三等級完成的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

他公開貶斥節儉積累，將歷史上的征服、奴役、劫掠、殺戮，這些靠暴力掠奪起家的強盜們的行徑，與人類勞動、節儉、積累的創業過程混為壹體，並將後者的壹切努力全部塗上前者的色彩，要後者為前者的罪行頂罪。他公開的，厚顏無恥地號召用暴力剝奪壹切用勞動創造和節儉積累起來的生產資本，並劫奪天下全部財富。

   馬克思在他的強盜經濟學中，從Ｇ—Ｗ—Ｇ’開始,敘說著壹群奸滑之徒在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玩弄的罪惡伎倆。為什麽Ｇ能增殖為Ｇ’，馬克思說是在產業資本自主條件下的壹切生產和流通過程，全都是騙子們的騙技和掠奪者們的血腥壓榨過程。他們通過欺騙和壓榨，大量的財富產生了。

   我們看到，從人類勞動之初，勞動創造從來就是Ｇ—Ｗ—Ｇ’過程。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的運動過程，與從有勞動起的全部社會條件下的所有勞動過程並沒有什麽兩樣。不同的只是，越到後期，它的環節越多，社會化協作的範圍越廣、越精細。

   於是各個環節的資本增殖，在馬克思的描述中變成了各個環節的資本剝削。仿佛人類社會的生產勞動壹經平民自主，就成為資本壓榨、剝削勞動的罪惡過程，仿佛比較平民自主運用生產資本組織生產勞動的方式，以前由王公貴族和奴隸主們用暴力強制奴役勞動的方式到要顯得溫良可人得多。馬克思譴責平民自主資本冷酷無情的、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取代了過去封建王公貴族們“溫情脈脈的、田園詩般的”等級關系。

   壹個龐大的詛咒資本剝削、壓迫的理論體系，骨子裏卻透發出對封建壓迫和極權奴役的眷戀。

   然而，經濟不平等總能在民主制衡關系中趨向平等，暴力壓迫卻不容反抗。

   馬克思為了誇張他發現的剝削與被剝削，要用總資本增益而不僅僅只是利潤與勞動力的比來計算勞動被剝削的程度，即他的所謂剩余價值率ｍ’＝ｍ／v公式。

   在這個公式中，v所代表的是總資本中所需的勞動量，或者說是總資本中用貨幣代表的勞動量所占的份額，ｍ代表剩余價值。當壹個資本中生產資料所占的比重加大時，即壹定量勞動推動的生產資料量增加時，資本增益，即馬克思說的剩余價值ｍ必然會增大。這種情形正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表現，可按照馬克思的ｍ’＝ｍ／v公式，卻反映出工人遭受的剝削程度在加大，工人們的處境越悲慘。

   不僅如此，馬克思對資本剝削程度的判定，是資本中的“可變”部分對剩余價值的產生率，而不是他在宣傳上說的：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是通過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實現的。

   將“占有”改為“產生”，能在同壹個資本中求出更大的剝削率，從而更加痛快地咒罵資本剝削。但所謂“可變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產生率，實際就是生產率。

   於是壹個資本的生產率越高，剝削就越殘酷，資本的生產率越低，剝削就越輕微。無論在生產率低的資本中，勞動者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收入更低微，也是如此。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越是兇狠、殘暴、貪婪無能，工人收入越低微，勞動條件越惡劣的資本，就越仁慈。相反，越是勞動條件優越，勞動者收入越豐厚的資本，工人們遭受的剝削和壓迫就越殘酷。並且，社會越進步，生產越發達，工人們的處境就越悲慘。

   這種赤裸裸的頌揚奴隸勞動，詛咒自由勞動的理論，也能叫“政治經濟學”？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反人類反文明，破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反動性，他的ｍ／v公式正是誘導人們進入死亡深淵的魔鬼公式。

   他為此大聲狂呼：“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

   如果真要這樣實現了，那人類的末日也就隨之到來了。

   與將節儉積累妖魔化為劫掠和殺戮，用生產率判定剝削程度來鼓動搶劫資本不同，馬克思搶劫勞動的手法更加陰損、惡毒。這個手法雖然是奴隸主發明的，但是他比奴隸主狡詐奸滑得多。他先把政治經濟學大家斯密和李嘉圖貶斥壹通，然後又聲稱是站在他倆的肩上，把他倆對壹個生產、交換的斷面在靜態下分析的結論，安放在整個連續的，交錯發展的動態市場經濟活動中，以此建立了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他曲解價值，說它只產生於現實勞動，並不包含過去勞動，只產生於生產商品耗費的“活勞動”量，而無所謂它的效用。

   馬克思用抽象勞動掩蓋、否定具體勞動創造物的效用價值，將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分離出勞動創造的過程中，使勞動者從此與自己的具體勞動成果無關，將社會分配與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完全分離，只把壹個讓勞動者能活著，馬虜們稱之為生存權的抽象勞動符號留給了勞動者。

   就像奴隸勞動壹樣，奴隸們是不能知道自己的勞動成果的，他們也不可能從自己勞動創造的成果中獲得回報，只能指望奴隸主的恩賜。馬克思憑壹個抽象勞動理論，就做到了奴隸主用沈重的枷鎖才做到的，將勞動者搶得壹絲不掛。

   勞動者既然失去了勞動創造物的效用價值回報，就必然失去勞動創造的主觀能動性。自古以來，奴隸勞動唯壹的期望和努力，就是以不受到懲罰為限。馬克思的抽象勞動理論，使勞動者的壹切努力，只是為了熬過勞動時間。勞動創造的意義，在他的理論中是不存在的。

   奴隸解放，首先解放的是勞苦大眾做人的權利和意義，復甦人的心智，其次就是被扼殺的社會生產力和被窒息的人類創造力。馬克思如果能從歷史中有所感悟，就不會看不見強制組織勞動的殘酷。因為在歐、美，奴隸勞動在他生活的時代仍然存在著。馬克思如果看見了經濟不平等下對勞動的剝削，難道看不見政治不平等下對勞動的剝削？難道看不見商品市場組織的勞動只是協議的公平與否，而無產階級專政強制組織的勞動，卻是血腥的奴役與殘酷的人性折磨？

   這種階級專政，正如馬克思運用的邏輯：不過是用虛偽的，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奴役，代替了奴隸主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奴役罷了。

   從平民自主資本組織生產勞動開始，馬克思就建立了他的剝削理論。這個理論從這種生產方式下的勞動分配上，從商品交換中，從生產、流通的每壹個環節上挖掘剝削。就從他挖掘的剝削中，馬克思展開了對自由勞動與自主資本結合的生產方式的全面攻擊，叫喊產業主義正在毀滅人類，財產私有制是社會萬惡之源。

   馬克思招搖的是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消滅財產私有制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財產公有制社會，而是為了建立人世間最黑暗的政治權利私有制和壹切財產歸共產黨私有的社會。他的階級鬥爭，首先剝奪了地主資本家的壹切權利甚至生命。而無產階級勞動者，也只是為“先進分子”們奪權所用。壹旦取得政權，勞動者們就將被組織成產業軍團。作為個體的“人”，在他的所謂共產主義中，已經沒有了人的意義。這種意義的勞動者，對社會生產力的消極性，有史可鑒。

   人類過去經歷的生產力發展階段，都是在武力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原則上產生的，它使壹切社會關系，首先是生產關系，就必然是在武力強制下形成。這種武力推行的結果，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的障礙是不言而喻的。

   民主革命推翻了這種武力權，它用民主方式取代了武力統治,形成了新的社會關系,當然首先還是新的生產關系。

   這種新的生產關系壹建立，就遭到了馬克思的猛烈攻擊，他以消滅資本剝削為借口，要重新恢復暴力強制的生產關系和統治秩序。

   剝削現象本來就是人類社會暴力強制的結果。並且，剝削程度與強制程度總是成正比的。

   產業資本自主條件下，利用經濟優勢，也會形成壹種間接強制，導致剝削的存在。但經濟優勢形成的不平等，會引起相應的，得到社會正義支持的反抗，它最終要受公義的裁決。而暴力卻迫使人屈服，永遠只任統治者為所欲為，它導致的只會是殊死的抗爭。人類剛剛從這種抗爭中站立起來，又要在馬克思主義逼迫下重新墜入暴力強制的深淵，它帶來的只會是血腥的經濟剝削和殘酷的政治壓迫。

   馬克思公開宣稱，產業主義（即他說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最黑暗的社會。這個社會的生產關系，是這個社會制度的直接表現，它用經濟方式制約人生，比用武力方式更加殘酷，它用經濟方式組織生產，比用武力方式更加血腥。因為自主生產權無視壹切權威，強大的生產力正在改變和摧毀自古形成的統治秩序和社會關系，物質財富無制約地創造擴展正在毀滅人類精神。

   在民主革命中傾覆的封建奴役王朝，有它自成的人類文明積澱，民主革命從來沒有低估或絲毫貶低傳統文明的價值和作用。相反民主革命正是以傳統文明為基礎，革命的理念正是從傳統文明中成長的思想意識。革命的過程以產業資本自主權的確立開始，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全民平等是革命的全過程，它首先實現的是人類創造力的解放，這種創造力從來都伴隨著精神成長，而不是精神毀滅。

   革命沖擊的指向是明確的，那就是專制、奴役和不平等，絕不是對傳統的壹概破壞。

   但是這個時代凸現的人性弱點被馬克思大肆渲染，惡意放大。他不為完善人性和充實人類健康思想而努力，卻以毀滅產業勞動自主權和政治民主權為目的。

   作為資本極權壟斷的鼓吹者，馬克思平生只是致力於攻擊自由勞動和自主資本的生產結合形式，攻擊產業革命成就的民主大變革。至於生產力在何種狀況下將會窒息或使之充分發揮這壹點，他卻全然不知。他甚至連幾千年的封建暴力和血腥奴役也似乎全然不知,竟信誓旦旦地套用壹套形而上學論調，大肆宣揚生產力只能在極權強制計劃下才能充分發揮。他公開鼓動：“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

   馬克思在這裏運用的“國家”概念，還停留在奴隸制國家建立時的狀態，它與自由、民主政體的“國家”概念相去有多麽遙遠？人們不難看出，野蠻與文明的區別和差距。曾經給人類帶來無盡苦難的武力強制法則，又在馬克思的鼓動下重新擡起了它骯臟、醜惡的頭。

   在奴役時代，伴隨資本運用的封建制約，對人身的奴役使得對生產勞動的制約具有最顯著的效力。民主革命打破了這種奴役關系，確立了人人平等的生產勞動自主權，它充分激發出每個個體的創造力，極大地促進了國家生產力發展。十九世紀美國對奴隸的解放，以及歐、亞民主革命在掃除封建專制過程中同時清除的奴隸制殘余，就具有這種性質——使社會構架下的人回歸自然本原。

   但是馬克思卻詛咒這壹過程，譴責它使被奴役者失去了最後依賴，從而迫使他們成為“勞動出賣者”。

部分奴隸的依賴，是舊制度的慣性。要促進社會創造力，就必須打破束縛，要推進人類文明進步，就必須解放奴隸。可是馬克思竟以部分奴隸的依賴性，為束縛勞動的奴役法則建立新理論。

   這個理論的蠱惑性，在於它對準的敵人也是勞苦大眾要反抗的對象。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這個用於推翻資本壓迫、剝削的理論和方法，從壹開始就在形成壹個更加兇殘的暴力奴役體系，用於鎮壓資產階級的專政武器，很快就會反過來用於鎮壓勞苦大眾。這部所謂反抗不合理制度的宏篇巨著，最終用它的階級強權法則，促成了壹個個更加兇惡、殘暴、貪婪、血腥的專制制度在地球上建立起來。

   在今天，有哪壹個有權勢的共產黨人不反對共產？又有那壹個當政的馬克思主義者不鎮壓勞動者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鬥爭？更不要指望他們像馬克思宣揚的那樣，要始終支持這種鬥爭，像他們奪得政權以前那樣，總是鼓動這種鬥爭。

   馬克思主義在奪權的年代鎮壓資產階級，以“共產”的名義剝奪資產者的壹切財產和權利，在掌權的年代反過來鎮壓無產階級，以“素質低”的名義剝奪勞動者的壹切權利和財產。

   中華文明自古就有天道在民的思想，它與西方倡導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相通，這是東西方文明的契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盛行，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也不是人民懼怕專制淫威活該受奴役的問題，而是壹幫奸猾之徒，借用馬克思主義禍害中華，滅絕民族的問題。

   全世界華人，團結起來，砸碎馬克思主義枷鎖！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本質

作者 關敏

馬克思荒謬的勞動價值論

1．錯誤的使用價值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撇開了使用價值，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完全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自以為找到了人類勞動這個幕後操縱者而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忘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可說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根本就不符合實際，因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立。 如果我們把商品千差萬別的具體屬性撇開，或如馬克思的說法，“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現在確實是“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產品這個性質”。馬克思犯錯誤的根源所在了：以偏概全，見物不見人！ 馬克思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的物品，完全就是壹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不是什麽“飄忽不定的”可變物！如鐵、小麥、金剛石等有用物就都是這樣。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觀中，物就是壹切，根本就看不見人的影子。 如果站在消費主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任何物品，若沒有利用它的主體，它就根本沒有任何有用性可言！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被主體需要所產生的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用處而已，它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壹種關系。 與馬克思的“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的結論相反，物品的有用性恰恰就是壹種依人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既可生亦可滅的“飄忽不定”的可變性質。 所謂使用價值，其實就是那些能夠成為消費主體需求對象的客體或物品。商品，只有那些確實具有可交換性從而可以完成交換過程而進入消費的商品，才真正成為人的需求對象，也才是真正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的結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這是他的根本錯誤。其實使用價值最重要。因為： 第壹，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的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既是生產的結果，又是生產的目的。而勞動只是創造使用價值的手段之壹。根據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的原理，得：使用價值高於勞動價值。 人類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享用物，人們從來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報酬。這個“報酬”當然是勞動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勞動價值”。“價值”只能是財富價值即使用價值，它使人們獲得享樂、愉快、舒適或減輕人們痛苦的東西，而不是令人生厭的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完全與常人的觀點背道而馳。 第二，人類從事商品生產是希望通過交換使自己用少量勞動換取更多的享用品，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來體現它的價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勞動量來體現價值的。 在市場交換中，按質論價的“質”是使用價值的質，不是勞動的質。可見，使用價值對價格具有決定作用。使用價值在市場中的認可，才使勞動具有價值。馬克思卻反過來，認為勞動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因為勞動力的消耗，使產品具有價值；勞動量大小決定著交換價值量的大小。這與人類的交換秩序相違背的反科學的結論，本來不屑壹顧，但它被馬克思主義強制於社會中，造成了社會生產和交換規則的大混亂，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破壞。  第三，分配時，人們分配的也是使用價值。人們分到手是貨幣，而貨幣代表的正是使用價值。蛋糕大點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富是由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都應參與分配。級差地租是土地所創，良種帶來的產量增加是技術所創。要承認生產要素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創造了價值。  如何計量使用價值呢？使用價值的物理量由大家壹致公認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價值其物理量不壹致，必須通過貨幣把不同的使用價值換算成使用價值的社會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通用代表，貨幣是商品交換能力或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說，商品的成交價格是使用價值的社會量，反映了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評價。因此，社會上通常所說的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反映了人們擁有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多少，並不反映消耗了多少體腦力的勞動價值。

2．交換價值成立原因的分析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相等。 等價交換原理認為，壹切自願、自由的交換都是兩個“價值”相等的商品的交換；否則任何壹方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交換就不成功。因此交換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 如果商品有壹個確定的公平的價值，則商品交換是零和遊戲。本來人家做買賣時還尋思著劃算，這下壹概變成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搞的世界不安寧。 等價交換原理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如果按“價值”的原始含義－－中心價格，交易價格等於中心價格（或平均價格）只是壹種特殊情形，大量存在的情況是或多或少地偏離這個中心。某些情況下，離中心價格越遠，交易越容易成功：例如，賣衣服的商家，把正常價格100元的衣服按10元、20元壹件拋售，那麽人們將貨品壹掃而光。因此，如果按價值的原始涵義－－中心價格，所謂等價交換原理就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 交易成功，是因為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估值範圍，可能存在壹個重合的區間，如果重合區間不存在則很可能交易不成。例如上面衣服店的店主，對某衣服的估值範圍為90～110元，因此他可能出價120元，而最低可接受的價格為90元；消費者甲，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80～100元，因此他可能還價70元，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成交價格將是90～100元不等；消費者乙，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50～70元，無論怎樣討價還價，都不會成交。 在某些情況下，買賣雙方雖然對該商品的估值範圍不壹樣，但會由於其他原因，交易依然成立。張三到郊外旅遊，走著走著感到口很渴，看到李四的小店，過去買瓶水。李四壹口價20元/瓶，而這種水正常的市面價才2元/瓶。張三感到被“宰”了壹頓，但還是買了壹瓶喝。這裏，張三完全不認可李四提出的“交換價值”20元，但也只得買，因為此時這瓶水的“使用價值”對於張三來說非常大，而且是第壹位的。　　　　　　 壹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壹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論。隨著商品效用邊際遞減律的提出，水和鉆石的悖論立刻解決。水的效用比鉆石要大得多，但由於水的供應量任意多，所以它的邊際效用非常低。反過來，在沙漠裏，水的邊際效用就非常高。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不是因為抽象的價值，而是效用。商品交換的目的在於效用的交換。這個商品的實質加上效用邊際遞減的發現，徹底葬送了商品的價值這個抽象的概念。 必須從交換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輕言誰占便宜誰吃虧。“沒有壹個商品生產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時的產品去換人家1小時的勞動產品，除非是傻瓜。”這種說法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別人花1小時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妳需要花15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來，不用自己10小時的產品去交換那才是傻瓜呢。 在物物交換的時代，人們並沒有等價交換的概念；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較利益，即交換商品比自己生產該商品經濟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說，人們交換的原因是交換來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產該商品要合算得多，並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背後隱藏的勞動價值。 茅於軾在《制度轉軌中的人權》說：“等價交換是壹個臆斷”，等價交換、“等價物”只是壹種荒唐的假設。馬克思說壹頭羊和壹柄斧交換是因為二者生產所用的勞動時間相等。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樣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幹嗎還要交換？每個人都將直接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場經濟的解釋是交換的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各自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同。 人們相互交換各自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無，而是為了節約勞動，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壹旦不能節約勞動，人們便不再相互交換，而是自己生產所需物品了。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說明他沒有真正理解交換的本質。

3．不存在“勞動價值”

人們會說：“商品當然有價值啦！”人們說的價值，指的是商品對人有使用價值，以及人們對該商品有壹個願付出的價格。這個價值是因人而異的，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那個價值。 堅信“價值”的存在，是人類思維的壹個誤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們看到市面上價格變化，很容易相信這個變幻的價格後面，有那麽壹個不變的價值。人類進入這個誤區遠不是第壹次。三百來年前，人們就相信木頭之所以會燃燒，必有壹種使物質燃燒的原因，即“燃素”。木頭燒成灰，乃是因為燃素燒掉後的殘渣余孽。盡管人們始終找不到燃素，當時的化學家們對燃素論深信不疑，以至於氧氣被發現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愛上了就會燃燒，同樣，賣貨的找著個“冤大頭”就產生價格。事情就這麽簡單！。 古典經濟學中說的商品的價值，在實證內容上相當於現代經濟學裏談的長期均衡價格。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是說，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與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比例，跟需求無關。然而，即使勞動是唯壹稀缺的生產投入，只要存在著勞動效率、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就不能僅由勞動耗費來決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樣著決定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只看作是適用於原初社會的壹種理論。他指出不同職業的勞動在難易、汙潔、技能、訓練、尊卑、風險、責任輕重、升遷可能、職業愛好等各個側面均有不同，並且考察了在先進社會中，這些差別如何從產品價值或勞動報酬中得到補償。他說明許多補償實際上由人們的偏好和需求來決定，並不僅僅取決於勞動量的大小。

勞動價值論在《國富論》裏屬於畫蛇添足，把那幾頁紙撕掉沒什麽要緊。弗裏德曼指出，國富論的最基本的假設簡單得難以置信：壹項交換只要是雙方自願的，則每壹方都相信他從這筆買賣獲益。要不然總有壹方不幹。  李嘉圖相信勞動價值論適用於國內貿易，他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法則是勞動價值論的例外，但沒有看到在國內市場上人們比較優勢差別。根據他當時作出的、現在被認為並不正確的估計，英國大約有6-7%的相對價值變動，不能由勞動價值論來說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將他的理論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只需說“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可從來就沒說這波動有多大嘛。既然價格可以大幅度乃至無限度偏離價值，那“價值”還有什麽意義呢？ 按勞動價值論，由於“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僅僅是人類的勞動，是壹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費”；所以，在壹定時期內，現實商品的價值量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就只能是個常數。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資本論》第179-180頁）。並引用他人的觀點來支持此觀點：“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資本論》第180頁腳註17）。 可許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時效性強的商品，如鮮花、蔬菜等等，往往因變質等原因而成了毫無價值的垃圾。還有許多商品如衣服等，雖沒有變質，卻因社會需求的變遷而不得不“揮淚大甩賣”；有許多曾經價格昂貴但現已沒銷路的商品則不得不報廢。 商品的價值量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巨變，當然不是因為物化在這些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發生了什麽變化，生產這些商品所花費的人類勞動在它們成為商品的那壹刻起，就已成為壹個不可能再變的常數了；也不因為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換個需求環境比如非洲的貧困地區，它們就可能不再成為廢品了；它們成為廢品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在當時當地缺乏對於它們的有效需求。 至於土地、名人收藏品等會不斷升值等例子更是和勞動無關。所以，勞動價值論徹底敗給了供求關系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市場如果不認可其產品，其產品就沒有價格（或者價格低落），其產品沒有價格自然就沒有價值，空談抽象的勞動價值毫無現實意義。 正是由於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才導致物品的價值和價值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商品價值和價值量所發生的這壹切變化和現象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的簡單反映而已。而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具有不變性”的勞動價值理論，根本就是壹種與現實完全相背離的荒謬理論。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錯誤，其根子還在於他的錯誤使用價值觀。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其實證內容來講，基本上是思想垃圾。事實上，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現代的壹般均衡理論所吸收，成為後者在特殊場合的壹個特例；而它與壹般均衡理論不壹致的地方，則大多屬於謬誤，已經被拋棄。 張五常的壹句話是蠻中肯的：“馬克思是最蠢的！”

4．價值不是勞動獨創

“價值是商品的屬性”決定了價值不是勞動單獨創造。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屬性]，而且馬克思也承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兒子[即商品]的屬性[價值]怎麽偏偏是夫妻親壹人所創呢，這說得過去嗎。事實上，兒子的屬性[價值]是父母二人所創，也受社會[市場]影響。 比如：有兩種產品：大米和玉米。生產1千斤大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需要占用2畝土地。生產1千斤玉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但只需要占用1畝土地。那這1千斤大米和1千斤玉米的價值相等嗎？根據勞動價值論，二者當然是相等的。但是，即使是壹個沒有讀過書的農民，他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壹定會說：“如果二者的價值相等，那麽誰還會去生產大米呢？既然生產大米和生產玉米收入相同，那為什麽不都去生產玉米，從而節省出土地幹點別的呢？”所以說，只要生產大米和玉米所占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假設勞動耗費相同），那麽二者的價值就決不會是相同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吃到大米，他們就必須支付給大米的生產者較高的報酬，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到大米。而大米價值高於玉米價值的部分，就是由多占用的那壹畝地（生產資料）所帶來的。　　 總之，商品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和“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占用”共同決定的，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生產費用價值論”。  馬克思說：“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白白耗費了，因此不創造價值”。這可得出壹個關鍵的結論：即物品的價值必須以社會的承認為前提。 周小安說：神賜給我生命、氣息和智慧，也供應我生活中壹切所需要的條件：空氣、水、陽光、以及壹切生存所必須的環境。這壹切都不是我的勞動和努力所賺得的，而是神白白賜下的。但我從不對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勞動創造壹切”。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嗎？ 天生萬物供人用，古人很清楚的認知到這層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壹“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卻看不到這壹點，他們只看到了在這壹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他們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壹德以報天”呢！

5．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 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 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 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 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 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 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 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 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6．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行不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8頁說：“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 馬克思接著給出的答案，在邏輯上陷入了循環論證在觀念上則落入了神秘主義。他說：“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這段話包含著循環論證：為了把復雜勞動化約為簡單勞動，需要知道復雜勞動產品和簡單勞動產品各自的價值，因為正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但是產品的價值不正是有待確定的量嗎？怎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馬克思接著說：“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這段話過於輕飄。既然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市場上決定的，因此，這些換算比例在市場上也是經常變動的。把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簡化為常數，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的復雜程度”。雖然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可在生產中精確地測量，但由於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交換時才確定下來的，所以，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結束後才能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商品的價值不可能存在壹個絕對不變的數值，它是經常變化的。因此，商品價值的確定不是壹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標準，相反，它是壹個社會過程，涉及人類的主觀判斷。 勞動的價值與人們對勞動的估價有關、勞動的價值是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時得到確定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用勞動價值來作為商品價值絕對的度量尺度，是存在問題的。 其實，在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除了少數極端情形，邏輯上不可能有壹種方法將復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而不陷入循環論證。馬克思的話反映了他的壹個常見招法：面對邏輯上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推搪說有壹個神秘的“社會過程”替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就假裝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經濟學家坎南 (E. Cannan) 壹針見血地稱其為“神秘主義”。 馬克思設想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是行不通的。在飯館裏洗盤子和清掃馬路，他們的工作小時是否就能等同？軟件從業人員比三輪車夫的勞動復雜，這是肯定的。但這種復雜的程度怎麽衡量？用他們創造的產品的價格比，或二者報酬的比？這是本末倒置，用價值來衡量勞動，而不是用勞動（勞動時間）去衡量價值了。知識產權規定即使技術專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依協議從對方的銷售收入中獲得提成。藝術家創作每壹件藝術品的勞動壹旦完成後，該藝術品會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的認知不斷變化其市場價值，價值永遠都在變化，波動幅度可超過萬倍，但藝術家並沒有再對該作品作進壹步的勞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換算比較，結果是滑稽的！因為根本就無法換算。 通常，產品的價值以及不同類型勞動的化約比例，主要由需求與供給的長期狀況決定，與生產技術以及勞動的復雜性關系不大。馬克思見不到這壹點，又想把供求條件排除於價值決定之外，於是就陷入了循環論證而不能自拔。 在美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的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因他們有工會可罷工。可見，馬克思的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 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勞動分工就會消失，異種勞動的換算就會科學化。事實上，消失的只是體力勞動，而腦力勞動中的分工越來越發展。在企業內部，產品日益復雜、工藝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使每壹個勞動者能幹的工作越來越窄，分工也必須越來越發展；否則，不但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反而連現有本職工作都無法勝任。

7．勞動價值論無法指導國民經濟活動

1）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 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在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按勞分配就是按權分配，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意志進行分配。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中共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2）勞動價值無法預測價格變動方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的價格，而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1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凝結在該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1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商品的價值減小,這符合常識嗎？1座鋼筋混凝土的萬丈高樓和1座土磚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產力下會耗費相同的勞動量，那它們的價值量也壹樣嗎？讓妳付相同的價，妳願意選擇那1座房屋住進去?讓它們的價值相等，這顯然是荒謬的。 商品降價的原因是競爭。若無競爭，商品的價格只升不降。二戰以來，物價總水平與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沒有呈現馬克思希望的物價總水平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3）勞動價值無法指導宏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否定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帶、技術專利創造價值，因而否定了腦力勞動創造的巨大的價值；而且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二戰以來非物質生產部門所創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事實。例如：現在美國農民和壹線產業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幾，能說全美國人都在剝削這壹部分人，那些農民和產業工人未必同意這種說法。如果馬克思說法成立，去除剝削的辦法就只好大家都自己做工做農，自給自足好了。 中國在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遠遠大於日本，可生產的財富與國民生產總值卻遠遠小於日本。可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只能簡單的說明耗費的勞動量，與當代通行的國民經濟的計量完全不是壹回事，不能作為經濟計算的理論基礎。 “價值”的概念會引致更加嚴重的謬誤。相信“勞動力價值論”的人以為，商品凝聚的人類勞動越多，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在生產中投入多少資金和勞動，產品就具有多少價值，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多少增長。例如，壹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麽壹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 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幹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裏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吧，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願意支付的那幾塊錢！ 這裏有兩個概念，壹是馬克思的“價值”，二是“個人估值”。確切區分這兩個概念，大家就不會再受到什麽GDP數據的迷惑，以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拉動產值”了。任何違反市場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資，都不應算作對總“個人估值”的貢獻。

4）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應該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中國、北韓、越南，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按老馬的理論，原來教師從事的不是勞動，怪不得有人把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師不是勞動者，而成了“賣”的了！這直接導致了毛澤東的“皮毛之論”，赤裸裸地宣揚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歧視。

剩餘價值理論的本質

自《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以來，剝削階級就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代名詞。按剩余價值理論，正是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以及社會渣滓了！按馬克思的解釋，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就是不勞而獲。此定義過於寬泛，有許多不勞而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對於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福利受惠者等等，就屬這種情況。所以，只有那些人類社會所不允許的、非法的不勞而獲才是剝削。看看馬克思的荒唐的分析：

1．荒謬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工具設備、原材料）的那部分資本稱為“不變資本”；把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叫做“可變資本”。他宣稱，“不變資本”不創造價值，即不能增值，“可變資本”是增值的唯壹原因。實際是如此嗎？
譬如：壹個郵遞員步行送信的話，每天可給20戶人家送信。他買壹輛自行車後，每天可為40戶人家送信。雖然自行車離開了郵遞員寸步難行、更不可能送信。但從總的效果來看，壹個郵遞員加壹輛自行車等於兩個郵遞員，所以這輛自行車是壹個“等效的郵遞員”。
如果壹臺機器在兩個年輕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個使用簡單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樣時間裏完成的工作，那麽，這臺機器就等效於98個工人。　　
當然，堅持機器不創造價值的人可以假設這兩個年輕工人勞動的復雜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兩個年輕工人恰好等於100個老工人，進而得出機器沒有創造價值的結論。
當全世界都在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時候，當外國人用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國市場上攻城掠地、大賺其錢的時候，中國人卻還在爭論機器能否創造價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既然可以創造價值，怎麽能稱作是不變資本呢？可見，所謂不變資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是沒道理的。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余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壹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壹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壹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壹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妳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妳壹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妳壹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妳帶來的，應該說是妳剝削了我才對。

勞動力的價值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體現出來，勞動力憑空不能產生利潤，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勞動價值。資本家投入了生產資料，那麽，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生產資料創造的，這部分價值自然應歸資本家所有。
同樣，采用先進工藝技術，更新設備可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時，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未增加，勞動強度未提高，那麽，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只能是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創造出來的，而設備是資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勞動——貨幣購買的，那麽，這部分新增的價值只能歸資本家所有，而不能稱為剩余價值，進而稱作剝削。勞動生產率正是資本的貢獻，所以，超額剩余價值不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資本的生產力創造的價值。
資本在靜止時是不變的，在與勞動者結合時就會被“啟動”而產生增值效應。如將款存入銀行可得利息，這說明社會早已承認貨幣有潛在的增值能力。
中國的古人早就將借貸取息看作正常營利活動。春秋戰國時代，私人從事貨幣貸放者，比比皆是，從未見有人表示反對斥責之詞。只是到了漢初，晁錯才開始對倍稱取息的高利貸者加以譴責。但較晁錯晚半個世紀的司馬遷，又把“子錢家”(即貨幣貸放者)看作是同畜牧業、釀酒業等等壹樣的正常營利活動。
對生息資本的認識上，馬克思遠不如司馬遷的常識看法。馬有壹個非常糊塗的見解：既然商品交換都是等價物的交換，壹塊錢也就永遠只能與壹塊錢的等價物相交換；而資本的特點，卻是用壹塊錢交換到多於壹塊錢，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因此它多出的“剩余價值”，必定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剝削收入。馬克思斷定，任何時代的借貸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收入。據他說，資本絕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貸放資金所得來的利息，若不是直接剝削自生產勞動者，就是從別的剝削階級那裏分的壹杯羹，總之都是剩余價值的壹部分，豈有它哉？
馬克思沒認識到，商品都是有時間標計的。今年的壹頭鹿，與明年的壹頭鹿，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今年的壹塊錢，與明年的壹塊錢，同樣也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二者之間不是天生就該相等，就該按1:1的比例交換。

其實借貸利息與剝削沒有半點幹系，也不造成任何社會經濟不平等；不但沒有造成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貸取息，反而成為窒息經濟進步的桎梏，違背了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
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是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行的。那麽，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付給了工人，生產資料創造的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雙方誰也不欠誰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不存在了，所謂的剝削也是不存在的。

資本家並沒有剝削無產者，馬克思為什麽會剝削的錯覺呢？是因為在他看來，決策勞動根本就不是勞動，只有執行者的勞動才是勞動。所以，由決策者的決策勞動所產生的決策風險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裏就變成了剩余勞動的產物、變成了剩余價值。
他說資本的利潤[即剩余價值]完全（100%）來自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與作為工廠統帥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沒絲毫關系！這好比說，決戰的勝利完全都是由戰鬥在第壹線的士兵所創造的，因為統帥沒直接戰鬥在第壹線！所以，統帥的戰前分析、戰略決策、帷幄運籌等作用及相關消耗和費用等等，都不能算是對於決戰的投入，從而也不能算是貢獻。最後的結論就只能是只有士兵有功勞，而其他各級將帥首長都是吃白飯的，都是剝削士兵的寄生蟲！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話？！
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時，忘了壹個最簡單的事實，即當剩余價值由正值變成負值——利潤變成為虧損時，按他的理論，這壹切仍只能是雇傭勞動者的罪過。但構成商品價值的任何勞動量都不可能為負值從而不可能由勞動導致虧損或破產。馬克思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私有制企業的利潤不是剝削收入。利潤包括：壹是風險報酬。投資就有風險。妳買股票，妳收益，妳就承擔風險。不能說買股票賠了，是妳倒黴；掙了，就是妳剝削。要是這樣的話，誰投資，誰辦企業，社會怎麽發展。發達國家沒有工人因為生活貧困而自殺的，到是有資本家由於血本無歸而跳樓的。這就是風險。二是靈活偏好的補償。妳使用了別人資金，要給予報酬，用人家的地要給地租，用人家的錢要給利息。此外，資本的利潤可以來自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利潤也可以來自“貴賣”，即願意支付“消費者酬謝”。馬克思沒有理解貴賣中的“貴”，指的是價格高於生產者的成本，而不是高於購買者自己生產可能消耗的成本。貴賣不是簡單地提高價格，而是和效率較高的專業化生產結合在壹起。馬克思把貴賣貴買理解成純粹在流通領域裏進行的過程，這是錯誤的。

2．漏洞百出的剩余勞動時間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他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正確的。因為壹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壹樣的。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於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在工業生產中，對“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必須具體分析。馬克思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麽會“相同”呢？如果工人不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於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壹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對於工人來說，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工廠裏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剝削，反而因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他的實際報酬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資本家來說，由於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但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壹天勞動12小時，資本家獲得其中6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看作是剝削。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壹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壹地到另壹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於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願意制造汽車了。
馬克思有壹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裏，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於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於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資本論》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後，才討論了分工、協作等問題。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並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於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註意了“勞動時間”壹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必要勞動時間的錯誤是他把勞動和勞動條件、生產和流通割裂開來研究問題的必然結果；這個錯誤足以推翻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當然，有資本家常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快勞動節奏等方法剝削工人，創造額外利潤。但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小型製造業的利潤是工人與資本家一起創造的，因為小型製造業的僱員屬於藍領工人，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肩承擔著白領工人的責任，雖然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經常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剝奪藍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的機會，但是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獲取類似白領工人的工資的收入是合理的，共匪在毛澤東時代讓曾經做過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接受無償的勞動改造是不合理的。

中共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毛左共產黨依靠建立勞改營讓被統治者從事無償勞動，鄧右共產黨依靠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權力尋租與有罪推定的威脅恐嚇獲得企業利潤。

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3．平均利潤論的荒唐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家庭和國家，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proletarian Utopia）。《共產黨宣言》是綱，《資本論》是目；《資本論》是為《共產黨宣言》服務的。
為證明資本家就是壹個剝削集團，馬克思花巨大的精力寫《資本論》，從勞動價值推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推出平均利潤。他說：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所以，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較多勞動力創造了較多的價值與剩余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較少；競爭使利潤從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流向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資本家都獲得了等量利潤。並引伸為資產階級共同剝削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經濟學“證明”。其實，是技術創造了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也較多，不存在所謂的價值由壹部門流到另壹部門。
“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有多少老板因經營失敗而樓。在資本實現全國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這正是1949後的中國現實！
《資本論》規定勞動力價值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日本對華投資經濟學專家大前研壹指出大陸工資相當日本工資2.5%，即1/40,即維持壹個日本工人的生活資料要用來維持40個大陸工人的生命，連家庭都無法照顧，更別提子女的升學費用。

4．級差地租的使馬克思自相矛盾

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是土壤肥力與位置帶來的，與資本、勞動無關，他說級差地租是“壹個虛假的社會價值”，是消費者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也就是說，級差地租是農產品高價出售的結果；另壹方面，他又說“壹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不能從流通領域裏產生”。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會越來越高[即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因為隨著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勞動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現有較簡單的產品市場越來越飽合，產品越來越趨於復雜化，需要的研科目越來越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資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資，還要送重要員工股份，剝削程度是越來越低，今天美國勞資分配比例大致為75%:25%，而在中國反要低得太多！
按馬克思的定義，如果1個資本的構成是50c（不變資本）＋50v（可變資本），其剩余價值為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1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結論說，前1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程度就低，就善良壹些，後1個資本因剩余價值率高，剝削就要殘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亂語了。從前1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1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1個相對先進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力，但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相對的都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率的高低說成是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說，生產率越高，資本的剝削就越殘酷，生產毫無效率的，也就沒有剝削存在。這種危害人類，阻礙生產率發展的理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

6．馬克思主義存在的思想誤區

馬克思把“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作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得出資本家剝削的結論，雖然討好了工人，實際是不近情理。資本家魯賓遜和工人星期五，是屬於2個階級的人。由於魯賓遜的資本也就是漁網，與星期五的勞動相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達到雙方都得益的結果。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壹個分魚比例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是利益共同體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 或問：既然沒有什麽資產家階級剝削，為什麽財富大都跑到資本家手中了呢？ 問題的根源出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方式上。在產品分配上，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壹方的多得，必然是另壹方少得，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找到了階級對立的根源，就容易找到壹種相對公平合理從而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這種方案只需使生活資料能夠相對均衡的在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得到合理分配。無論多麽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都不可能徹底消除階級之間的產品分配上的矛盾，但相對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能把雙方的矛盾平抑在和平的限度之內。 這原本只需通過簡單的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改革就能和平解決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裏卻變成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和商品生產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的復雜問題，變成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之所以會對社會產品分配方式的影響和作用視而不見，其犯錯的根源就是他的生產中心論。他認定：“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在社會生產方式與產品分配方式的關系上面犯了致命的錯誤而不自知，卻還要倒打壹耙。 馬克思所作的壹切，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和出發點上再繼續犯更大的錯誤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究其錯誤的根源，就是他未能找到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根源，把原本由產品分配方式所導致的階級矛盾戴在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頭上，因而最終只能搞出個計劃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謬論。 馬克思早年其實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他曾經指責工人的罷工鬥爭是改良主義。他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暴力革命“砸爛舊世界”。按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罷工漲工資違反了他的唯物主義標準。所以中共政權嚴禁罷工。 中國政府在操作上已經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名義上充分肯定私有企業，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擁有大量不義財產和私有企業，這些都是靠濫用權力、靠壟斷得來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談共匪是農民的敵人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對他們徵收了幾十年的農業增值稅，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由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組成的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 柴油徵收的資源稅 消費稅 增值稅 城建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中共所謂的取消農業稅只是名義上取消了農業增值稅，可是因為中共本身擁有不受約束的可以進行權力尋租的權力，中共還是可以利用權力開設新的稅收名目掠奪中國農民的財富。因為中國的土地本質上屬於中共，所以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隨時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奪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中國的農民隨時可能被中共的公檢法稅掠奪，中國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在制度層面是沒有保障的。無論中共如何定義中國的土地性質與土地制度，中國名義上的集體土地本質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廣大中國人民，并沒有實質上支配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權力，因為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農村的集體資產的實際支配著是村書記，可以承包大量土地開辦企業的人主要是村書記的親信，普通農民通常只有口糧田，如果只是務農，很難維持生活，所以除了種田還要打工。中共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農民要成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須放棄農民身份，必須放棄在農村的口糧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賤民，農民長期受到這種城鄉隔離的壓迫，中共建立的戶籍制度壓迫了農民的發展。中共雖然在造反的時候反對不動產尋租，宣稱不動產尋租屬於剝奪，建國之後的很多中共貪官都擁有大量的進行不動產尋租的住宅與商鋪，只要這些貪官在政治上沒有站錯隊，就不會被清算，中共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的統計，共匪對農民曾經使用過的掠奪名目主要分為六大類。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準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壹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１４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說：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跡。 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後，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壹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併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與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中的重建個人所有制以及自由人聯合體的主張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存在的錯誤


作者 楊增憲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在揭露資本剝削現象的同時，把資本合理盈利完全歸為剝削所得的觀點卻是不成立的，其壹般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理論皆存在內在缺陷。這些理論缺陷是怎樣存在於馬克思嚴謹理論體系中呢？本文將用“超質勞動”、“集成勞動”等概念給予合理解釋。文中將重點結合馬克思發現的“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規律、“相對剩余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在肯定相對剩余價值理論合理內容同時，指出其否定資本家創新勞動的片面性以及“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的錯誤。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內容非常豐富，不是壹個簡單否定或肯定的問題。馬克思把資本剝削現象絕對化，認為資本本性是剝削、完全是靠剝削增殖的觀點，卻是不成立的。相應地，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與相對剩余價值模式皆不成立。我們前文在闡述雇傭勞動非剝削本質、肯定資本家勞動對資本增值的貢獻時，實際上已初步解構了馬克思的剝削與剩余價值理論，並觸及到這壹理論科學部分與缺陷部分之間的矛盾。

　　壹直以來，批評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學者都面臨這樣的困境：發現其中的缺陷不難，但準確把握、解析其缺陷癥結所在，特別是要回答這樣的質疑——以馬克思理論推導之嚴謹，其剩余價值論何以會存有矛盾呢？——卻難之又難，以至最終只能望而興嘆、無功而返；馬克思的理論困境往往演變成批評者的闡釋困境。當然，這壹困境對我們來說已不復存在。馬克思剩余價值論之所以存有缺陷，概括說來，有兩方面原因：從主觀方面講，是馬克思既有剝削理論定勢約限，使他對推理過程的矛盾渾然不覺；從客觀方面講，則是馬克思相應勞動概念的缺失，使他無法把握資本主要靠創新勞動盈利的真實過程、無法劃清資本合理盈利與剝削牟利的界限。本文中，我將運用拙著原創或重釋的勞動概念，正面切入，系統破解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內在矛盾，並對其成因探源溯流、給出合理闡釋。其中，包括梳理其否認生產力創新勞動的理論：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

　　本文采用的“盈余價值”概念，指資本正當盈利；采用的“相對剩余價值”概念，系馬克思原有概念，指資本家通過提高生產力，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它與另文采用的科學的“相對剩余價值”概念內涵不同。本文討論前提仍設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都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的理想狀態下，資本家沒有因勞動力過剩剝削工人的條件。但當涉及資本剝削時，則不受這壹條件約束。同時，為論述簡捷，設企業雇員只有工人，資本家自有資本、機器、土地，這樣，不涉及機器折舊、資本利息或地租、稅費等等價值轉移或經營成本因素，而把企業盈余價值直接理解為資本利潤。

　　幾個與剩余價值理論相關的勞動概念

　　為便於對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內在矛盾成因的探究、解析，我這裏重釋壹個老概念、引入兩個新概念。後文的分析會證明，這些概念，既與馬克思剩余價值論內在缺陷相關，也是突破這壹理論“圍城”的關鍵工具。

　　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原理是正確的，但其“商品價值實體”論卻不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1]“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2]。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規定為“商品價值”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正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系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壹]交換價值的尺度。而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譬如，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譬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仿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二]

　　馬克思的“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概念非常有闡釋力，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復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復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復雜勞動。同時，盡管復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復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3]。這樣，復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余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闡釋局限，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復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復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借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復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采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4]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或企業家、其它組織者）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雇員（成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復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盡管不直接參與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著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壹般剩余價值理論解構

　　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模式是這樣的：

　　（雇傭勞動）工作日

　　1—————————2—————————3

　　必要勞動 　 剩余勞動

　　（工人獲酬勞動） （資本家盈余勞動）

　　眾所周知，“必要勞動”、“剩余勞動”是馬克思揭露資本剝削勞動“秘密”的關鍵概念：因為工人工廠“必要勞動”時間少於工廠雇傭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便被資本家剝削了。顯然，如果馬克思的這壹模式成立，那資本家就沒什麽正當的盈余價值可言了，“資本家”只能永遠作為“剝削者”的代名詞。壹直以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盡管備受質疑卻難被否定，就在於這壹模式已根深蒂固地烙在人們心中，形成認識定勢了。我們只有結合客觀事實，從概念設定到理論構成全面解析並揭示其固有缺憾，才能使人們擺脫由它所形成的認識定勢。但我的這種解析解構，並不意味著否定剝削事實的存在，而是要用修正的剩余價值理論模式更準確地揭示資本剝削的本質。

　　壹、理想市場狀態下“壹般剩余價值模式”不成立

　　為準確地把握馬克思的理論，先將《資本家》中的壹段相關論述引用如下：

　　“工人在勞動過程的壹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因為他是在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下進行生產，所以他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而是在某種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紗)上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相等的價值，或者說，同他用來購買生活資料的貨幣相等的價值。他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這取決於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也就是取決於每天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

　　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並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余勞動。”[5]（其下引文凡出自該處，不再註明）。

　　馬克思的這段被教科書經常引用的、人們耳熟能詳的論述，闡述了由“必要勞動”、“剩余勞動”劃分構成的剩余價值理論。由於這壹劃分表面上符合工廠勞動實際——工人在壹線勞動、資本家不直接從事勞動；勞動成果工人拿去壹塊，資本家留下壹塊 ——所以，馬克思這壹模式很容易被接受。同時，相對於《資本論》中其它艱深理論，馬克思的這段論述闡釋流暢、讀者接受順暢，這也是它壹直被視為不刊之論的重要緣故。但若深入探究，於無疑處生疑，問題便出來了。如我們已指出的，在理想市場狀態下，這壹模式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原因，不是資本家不是、或不想當剝削者，而是工人不允許資本家剝削，不可能接受所謂“必要勞動”作為工資標準。

　　所謂“必要勞動”，這裏是指勞動力再生的平均成本。假設工人1天平均需1銀元換1筐蘿蔔才能生存，那麽，1銀元就是工人生存的“必要勞動”成本。馬克思的這壹概念，也是從其商品價值實體論中推出來的——勞動力是商品，其價值實體便也是“必要勞動”——而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時，與壹般商家不會按成本出售商品的道理相同，工人也是不會考慮其勞動力“再生”成本的；他們的工資，只能以其自主勞動創造產品的交換價值為基準。譬如，工人自主勞動，１天可做2把椅子、換2銀元，那麽，他的工資要求就要等於、高於2銀元，而絕不會傻到只要1銀元。不僅如此，工人甚至不會允許資本家在雇傭環節上剝削勞動，他們壹旦發現增加了勞動強度、延長了勞動時間等等，便同樣會辭職單幹。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壹天雇傭勞動獲酬，便等於（甚至大於）他壹天自主勞動的交換價值。這也就是說，工人獲酬的勞動，就是其付出的勞動，其間沒給資本家留下的“剩余勞動”。如下圖所示：

　　工人付出勞動

　　1—————————2

　　工人獲酬勞動

　　當然，這種情況也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沒有盈利可賺，資本家是不會投資雇傭工人勞動的；而現實中的資本家，即便在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難以剝削工人勞動的情況下，依然可獲得壹塊“盈余勞動”。那麽，這塊“盈余勞動”是哪裏來的呢？或者更直白地說，在資本家無法剝削工人勞動條件下，他的盈余價值是從何而來呢？我們的答案是：資本的盈余價值是由工人工廠超質勞動增創的。下面是前文剛用過的資本壹般盈余價值模式：

　　既往，人們往往誇大“雇傭”的功能。其實，“雇傭”本身只是社會勞動的交換或占有方式，它並沒有增加勞動或提高工人勞動創造力的特異功效。譬如，工人過去1天可做2把椅子，絕不會因為被雇傭，就能1天生產12把椅子。因此，如工人在工廠1天生產出12把椅子，根據“勞動創造價值”原理推導，惟壹合理的解釋，便是工人勞動不是工廠勞動的全部，在工人勞動之外、還存在著其它導致生產力提高的勞動。真實情況我們已知道了：工廠勞動是包括工人勞動在內的“集成勞動”；在集成勞動中，資本家發揮組織決策指揮作用；工人在集成勞動因素支持下，操作機器、從事超質勞動，大幅提高了生產能力。由於超質勞動增創出壹大塊超出工人勞動價值的價值，使資本得以獲得壹塊盈余價值。這樣，追溯下去，資本盈余價值原本就來自資本家的勞動，它是資本家在工廠集成勞動中付出的勞動；壹旦減去工人“獲酬勞動”，它便顯現為“盈余勞動”。如下面的“資本簡化盈利模式”所示：

　　工廠集成勞動

　　1—————————2—————————3

　　（工人）獲酬勞動 （資本家）盈余勞動

　　將“必要勞動”改為“獲酬勞動”、將“剩余勞動”改為“盈余勞動”，這不是簡單的概念能指的置換，而是所指內涵的“脫胎換骨”；它引入的是壹個新的資本盈利模式，是壹個經得起實證驗證、科學推敲的理論模式。

　　二、壹般剩余價值論中內在缺陷溯因

　　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模式不成立，關鍵在於他把資本家的勞動完全排斥在外了。馬克思實際上是承認“資本家也進行勞動”[6]的事實的，他關於資本家勞動是行使資本職能的立論也是很精辟的。但為什麽在剩余價值理論中，他卻將資本增值與資本家勞動完全割裂開來了呢？原因是復雜的。就剩余價值論立論本身而言，關鍵還與相關“勞動”概念缺失相關。

　　馬克思認為“剩余勞動”是屬於工人的，這就意味著工人勞動創造了工廠全部勞動產品。但實際上，工人並不具有這種能力，而雇傭本身，不僅不能提高、還可能大大降低工人勞動質級：“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 [7]。馬克思還曾模擬資本家口吻教訓工人：“工廠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極低級的熟練勞動……。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機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6個月就可以教完，並且任何壹個雇農都可以學會”[8]。盡管馬克思這裏有反諷意味，但不幸的是，“資本家”所說確是事實。資本家基於這壹事實，獨占工廠超質勞動增創產品價值的理由不成立；但否認這壹事實，把屬於資本家的“盈余勞動”全部歸為“剩余勞動”的剩余價值理論肯定也不成立。

　　實際上，如果馬克思堅持他的“復雜”、“簡單”勞動理論，那麽，本身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只能創造低量或低質產品，工廠生產的高量或高質產品便不應全歸於工人勞動了，其剩余價值論便會面臨某種闡述困境。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復雜”、“簡單”勞動概念固有的闡釋局限，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壹直采用同質、無差異“勞動”概念，以致於對工人自主勞動與工廠勞動間的巨大差異毫無覺察。

　　前面引文中，馬克思闡述“必要勞動”時還有這樣壹段論述：“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馬克思這裏關於“在其他條件相同”的預設，表現出他理論思維壹貫的嚴謹性與科學性[③]。馬克思強調這壹預設條件，表明他相信工人雇傭前後從事的是無差異勞動。即是說，客觀存在著這樣的條件，使工人在單位時間內“為資本家勞動”與“獨立地為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相同。如果馬克思這壹預設條件存在，其剩余價值論當然成立了。譬如工人在工廠勞動或獨自勞動2小時都可生產2把椅子、換2銀元滿足自己生存的“必要”需求，那麽，其余的10小時，獨自時是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勞動，在工廠便屬於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了。但如上文剛推導過的，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工人不會傻到把屬於自己的10小時勞動白送給資本家。而工人之所以被資本家雇傭，就因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的。換句話說，就是工人在工廠“為資本家勞動”和“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其他條件”是不可能相同的。

這裏的關鍵，不是工人“為”誰勞動——為資本家、還是為自己——而是工廠勞動的條件，包括大機器，包括組織協作勞動、提供技術支持的管理科技系統等條件，或馬克思提到的“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等等，都是工人獨立勞動所絕對無法具備的。正因如此，盡管從表面上看，被雇傭前後都是工人在勞動、工人都是勞動主體，但實際上，此“勞動”非彼“勞動”、此“主體”非彼“主體”。如曾反復說過的，工廠勞動與工人自主勞動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它們並非同壹主體在從事同樣性質、質級的勞動：工人自主勞動，自己是勞動主體；工廠勞動則是集成勞動，工人只是集成勞動主體之壹，資本家是集成勞動的核心主體；工人自主勞動，從事的是低質勞動；工人工廠勞動，則是操作機器、彼此協作、在工廠生產管理技術系統助力下從事超質勞動。概言之，工人被雇傭前，是以個體勞動形態從事低質勞動；被雇傭後，是在工廠集成勞動形態下，從事發揮高質勞動功效的超質勞動。

　　馬克思由於缺少“集成勞動”概念，無法確認資本家高質勞動存在的事實，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無法確認工人依然從事低質簡單勞動的事實，所以，馬克思無法揭示工人工廠勞動與工人自主勞動的本質區別，把資本家的勞動貢獻從中解析出來。實際上，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能使生產效率大幅提升，能增創出十倍、百倍於個體勞動的產品價值，才可能實現雇傭勞動勞資雙贏的結局。馬克思關於雇傭勞動可以“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價值增殖”，成為“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9]的論述，也只有這樣理解才是真實的、合理的。

　　三、壹般剩余價值修正模式

　　我們解析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理論，並不是完全否定其資本剝削理論。必須看到並承認，資本家從事勞動與從事剝削這兩種行為是完全可能、甚至經常伴生並存的。我們不能因為否定其剝削行為便否認其勞動付出，當然，也不能因肯定其勞動付出便否認其經常、甚至必然存在的剝削行為。

　　剝削，即無償或低償占有工人勞動，這對資本家而言，當然是最省事的盈利路徑，如馬克思所說：“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何況，在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資本剝削勞動幾乎是完全“合規範”[四]的行為——就像普通商品過剩商家會“不惜血本”賤賣壹樣、當勞動力商品嚴重過剩時，資本家必然也要“賤買”。在理想市場經濟狀態下，工人還可以個體自主勞動生存，但隨著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喪失自主生存條件變成無產者的雇傭工人，便只有接受生存成本線上的工資條件，把自己“賤賣”。譬如，當工廠生產效率百倍提高、工人1天做2把椅子只能換0.2銀元時，資本家開出的１銀元、甚至低於1銀元的工資他也會接受——除此之外，已別無生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剩余勞動”概念便獲得現實性品格，資本家的確會無償、低償獲得壹塊“剩余勞動”[伍]。那麽，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模式就能成立了嗎？回答仍是否定的。

　　這裏的關鍵依然是：“剝削”本身，只是不公平的社會勞動交換或占有方式，本身並沒有提高生產力的特異功效。因此，資本可借剝削剩余價值獲得更多增值，資本家卻不可能憑剝削提高工廠生產力、在市場競爭中存續。譬如，工人操作機器1天可做12椅子，資本家即便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也只能使工人多做3-5把椅子。當然，在其他資本家拒絕剝削的情況下，從事剝削的資本家可憑這3-5把椅子獲得超額剩余價值，在競爭中獲勝。但是，當所有資本家都從事剝削時，這種“優勢”便必然徹底消失了。因為馬克思所謂的“必要勞動”，實際上也是資本剝削競爭的底線。壹旦越過這條底線，勞動力不能再生產，資本也就喪失了存續基礎，所以，即便個體資本家對此置若罔聞，法律最終也要把這條“越界”競爭的路堵死：“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廠法規定”，就把此前12小時甚至更長的工作日時間，“最終限制為10小時”[10]。這就是說，資本家剝削“剩余勞動”的手段有效，卻也有限，僅靠此盈利競爭，壹旦其他資本家采用先進機器，生產效率十倍、百倍地提高，他的剩余價值便會“從有到無”變成了“虧損價值”，企業只有倒閉壹條路。那麽，資本家怎樣才能既剝削勞動，又能在競爭中存續呢？別無他途，依然只能自己勞動。換言之，在工人可能接受剝削的情況下，資本家想實施剝削，自己首先也要勞動；資本家如果不能通過創新生產力使企業生存下來，所謂的“剩余勞動”也就無法榨取。

　　現在，再回到馬克思的壹般剩余價值模式，我們就會認識到，它的缺陷，並不是“必要勞動”、“剩余勞動”概念絕對不成立，而是它們的適用條件、所指對象存在問題。在資本不存在剝削的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肯定不成立、其“剩余勞動”應是屬於資本家的“盈余勞動”；在資本存在剝削的情況下，馬克思的“必要勞動”、“剩余勞動”概念成立，但這兩個概念不能涵蓋整個工廠集成勞動，它們的外延只能是屬於工人勞動貢獻的部分。因此，正確的剩余價值模式，必須把資本家的勞動包括進來，據此，“壹般剩余價值修正模式”應如下圖所示：

　　工 廠 集 成 勞 動

　　1--————— 2 —————— 3 ————— 4

　　必要勞動 剩余勞動 盈余勞動

　　（雇傭獲酬勞動） （雇傭無酬勞動）（資本家勞動）

　　註意，這裏的“勞動”，不是以“時間”為單位，而是以“量值”為單位。模式中的“剩余勞動”屬於“雇傭無酬勞動”部分，這就清楚地顯示出它的剝削本質。在工人被嚴重剝削的情況下，“雇傭獲酬勞動”便會降到“必要勞動”水平上（只是這種情況未必常態存在，所以，還是用“獲酬勞動”概念為宜）。這樣，馬克思“必要勞動”、“剩余價值”概念，經重新確定內涵、縮小外延，它們便成為揭露資本剝削行為的科學概念了。關於資本如何在獲取盈余勞動的同時剝削剩余勞動，我們將在另文討論。

　　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解構

　　馬克思的相對剩余價值概念，是直接建立在生產力提高基礎上的。如前文所述，馬克思論述的資本獲取“相對剩余價值”路徑有兩條：壹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壹是“獲取超額剩余價值”，兩條“路”皆靠生產力創新。根據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原理，因生產力創新而獲得的盈余價值，理應歸包括資本家在內的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而不應全視為剝削工人的“相對剩余價值”。馬克思若要證明這塊盈利的剝削性質，便應證明工人是生產力創新勞動的惟壹主體。但馬克思揭露的雇傭勞動事實卻恰好相反：“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條件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與工人相對立，……與工人無關”[11]，工人的活動必須服從資本家的意誌[12]，“壹切資本主義生產……都有壹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13]。處在這種被動、異化地位上的工人，怎能成為生產力創新勞動的惟壹主體呢？這樣，無論基於經驗判斷還是理論推導，只要深入分析下去，馬克思的相對剩余價值理論都是有嚴重缺陷的。但令人難解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論述中，卻似乎並沒因此陷入闡釋困境中。為什麽會這樣呢？回答這個問題，便必然要涉及到與生產力相關的兩大價值規律。

　　壹、“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規律

　　我們追問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是因為先進生產力可提高勞動質級、增創價值，由此揭示並肯定資本家的貢獻及相應盈利的非剝削性。但如果生產力變化與勞動總量、與商品價值無關的話，我們的追問便失去了意義。且看馬克思的論述：

　　“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14]。“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麽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15]

　　馬克思的這段經典論斷是否成立呢？回答是肯定的。盡管產品內含的勞動量不直接等於商品價值量，但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其內含的必要勞動量的確決定著商品交換價值量，而生產力進步、單位時間內產品產量倍增、產品內含必要勞動量減少，“商品價值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成反比”，便必然作為客觀規律顯現出來。下面不妨再援例說明：

　　設市場供求動態平衡條件下，甲、乙、丙、丁皆從事簡單低質勞動。甲1天勞動收獲1筐蘿蔔、等值1銀元；蘿蔔作為乙等生產椅子的等價物或交換價值單位。隨著生產力的提升，椅子的交換價值會發生如下變化：

　　生產力水平較低階段：

　　乙、丙、丁各操作壹代機器生產10把椅子時間為7、6、5天，

　　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6天[⑥]；

　　10把椅子換甲的6筐蘿蔔，即：10把椅子 = 6銀元；

　　乙等1天平均獲利等於甲1天獲利，皆為1銀元。

　　生產力水平較高階段：

　　乙、丙、丁各操作二代機器生產10把椅子時間為3、2、1天，

　　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2天；

　　10把椅子換甲的2筐蘿蔔，即：10把椅子 = 2銀元；

　　乙等1天平均獲利等於甲1天獲利，皆為1銀元。

　　從上例可以看出，具有同樣使用價值的椅子，伴隨生產力的提高、產量增加，交換價值也從6銀元降到2銀元，呈反比趨勢。而從事先進生產力勞動的乙、丙、丁等人，1天內平均獲得的交換價值也與從事落後勞動的甲相等。造成這兩項結果的直接原因，便是由於生產椅子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後，乙、丙、丁與甲付出的必要勞動量仍相等的緣故。這壹規律，通俗地講，就是機器越先進、產量越多、商品越便宜，它也是符合市場經濟實際情況的。

　　二、生產力創新勞動是怎樣消失的？

　　生產力是人類改造自然、創造屬人世界的能力，它的提高只能依靠人的勞動，而且不是重復性的低質勞動，只能是創新性的高質勞動。既然如此，這種創新勞動便肯定要表現在先進生產力所創造的產品中。但為什麽上述實例中卻看不到這壹點呢？為什麽會出現生產力變化，勞動總量、商品價值總量不變的這種“反常”情況呢？這種創新勞動究竟到哪裏去了呢？應當說，這是《資本論》中最隱蔽、最難發現或發現後最難破解的壹個問題了。

　　所幸的是，“超質勞動”概念所獨具的闡述功能，使我們可以順利破解這壹難題。只要我們把工廠超質勞動演變過程還原，“消失”的生產力創新勞動便會清晰地凸現出來。我們知道，生產力創新勞動主要物化在新機器上，並體現在工廠超質勞動中，使工人低質勞動能發揮高質勞動功效。工廠超質勞動分解開來便是“操作低質勞動+創新高質勞動”。由於創新勞動是壹次性地物化在機器上，隨著其勞動量值不斷轉移均攤到產品[七]上，工廠超質勞動最後便會只剩下“操作低質勞動”了，這就導致了生產力創新勞動“消失”的情況。譬如，手工制作1把椅子需7天時間，工人操作機器7天可生產10把椅子。設發明機器勞動折合低質勞動1000天（即假設學習、發明、制作機器用了1000天），每把椅子的勞動含量為“操作勞動時間+1000天/N（椅子總量）”。當椅子產量很少時，這種發明創新勞動不會“消失”，而會凸現出來。譬如只生產100把椅子，每10把椅子生產時間為（1000/100X10+7）107天。但當機器生產1萬把椅子時，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為（1000/10000X10+7）8天；當機器生產10萬把椅子時，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為（1000/100000X10+7）7.01天；其後，椅子轉移的創新勞動量趨零[⑧]，每10把椅子的生產時間就也是7天了。由於商品交換以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椅子的平均生產時間降低，其交換價值必然降低。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進步便自然與產品內含勞動量、及其商品價值成反比了。但這是由於創新勞動在N次轉移後消失的緣故，而並非是因為創新勞動未曾發揮作用。

　　馬克思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所以，他只看到生產力變化，勞動總量、商品價值總量不變這壹規律，卻沒看到背後生產力創新勞動客觀存在及其“消失”的過程。正因如此，馬克思雖然承認“12個人在壹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壹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16]（這是工廠協作提高生產力的結果），但由於“就商品價值的生產來說，勞動過程的任何質的變化，看來是沒有關系的……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17]，資本家創新勞動（組織協作）的貢獻便自然被排除在外了。可以說，正是這壹“生產力進步與商品價值成反比”規律，在某種程度遮蓋了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的缺陷，成為支持其剝削理論的立論根據。

　　三、“相對剩余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

　　盡管生產力進步，商品價值總量不變是合規律性現象，但這並不妨礙資本的盈利，不妨礙資本家在盈利目的驅動下去創新生產力。那麽，這是為什麽呢？原來，與“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規律同時存在的，還有“相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18]。而這兩大規律，皆為馬克思所發現、所承認。這可能使人生惑，感到其間存在某種矛盾。其實不然，馬克思剩余價值論中的確存在許多闡釋矛盾，但這兩者卻不矛盾，因為它們揭示的是不同向度、不同對象身上的規律：生產力與商品價值成反比，是歷時性向度上、存在於異類產品中，揭示的是生產力發展導致商品內含必要勞動量減少、商品交換價值降低的規律；生產力發展與“相對剩余價值”成正比，是共時性向度上、存在於同類產品中，揭示的是創新生產力的資本家，因其生產的同類產品量值正比增加、交換可獲“超額剩余價值”或相對盈余價值的規律。兩者共同揭示的，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從盈利最大化動機出發，促進生產力不斷發展，最終卻使商品交換價值不斷下降的“背反”規律[⑨]。準確理解這壹“背反”規律的關鍵，便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

　　在歷時性向度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動態存在，作為衡量商品價值的尺度，它必然隨生產力進步反比地縮小。如馬克思所例舉的，“在歷史上，鋁的價值曾經高於黃金的價值，隨著鋁的生產工藝的改進，成本大大下降，其價值也降到黃金價值以下”[19]。但在共時性向度上，同類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卻是相對靜態存在，它不因個別生產者生產力提高而即刻提高。這樣，在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等勞交換中，創新生產力勞動者可因產品產量較多、單位產品勞動時間較少而倍增利潤；落後生產力勞動者可因產品產量較少、單位產品勞動時間較多而倍減利潤。但這種共時性盈利差距不會靜態地長久存在。創新生產力勞動者為增占市場份額，會降價促銷，逼迫落後生產力勞動者退出市場；隨著後者被淘汰，或發奮創新進入更先進生產力勞動者行列，該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然大大縮短，大家又圍繞新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展開新壹輪競爭……。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的偉大貢獻，就在於發現了這壹規律。現將馬克思的那段經典論述再引用如下：

　　“如果壹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就會生產出6先令的價值。假定在壹定的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在這12個勞動小時內制造12件商品……6便士是加工時新加進的價值。現在假定有壹個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壹倍，在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不是生產12件這種商品，而是生產24件……3便士是最後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生產力雖然提高壹倍，壹個工作日仍然同從前壹樣只創造6先令新價值，不過這6先令新價值現在分散在增加了壹倍的產品上。……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於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但是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它的個別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它的現實價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按1先令這個社會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末他的商品的售價就超出它的個別價值3便士，這樣，他就實現了3便士的超額剩余價值。但是另壹方面，對他來說，壹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現在表現為24件商品，而不是過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賣掉壹個工作日的產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銷路或大壹倍的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價格，才能獲得較大的市場。因此資本家要高於商品的個別價值但又低於它的社會價值來出售商品……，這樣，他從每件商品上仍然賺得1便士的超額剩余價值。……因此，……每個資本家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機。

　　……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可以在壹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他個別地所做的，就是資本全體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所做的。但是另壹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20]

　　如再援用前例闡釋，那麽，在壹代機器時，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6天，等值 6銀元。其中，乙、丙、丁每天分別獲利為0.85元、1元、1.2元。機器先進的丁，獲得0.2元相對盈余價值即馬克思說的“超額剩余價值”；機器落後的乙，則獲得0.15元相對虧損價值。在二代機器時，10把椅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2天，等值 2銀元。其中，乙、丙、丁每天分別獲利為0.66元、1元、2元。機器先進的丁，獲得1元相對盈余價值即馬克思說的“超額剩余價值”；機器落後的乙，獲得0.34元相對虧損價值。在上述情況中，乙的相對虧損越來越大，若不夠支付勞動成本，便會因絕對虧損被淘汰出局。這就迫使乙創造更新、效率更高的機器，與丙、丁在三代機器上展開競爭。無論最終結果怎樣，資本家的生產力創新勞動永遠與其資本盈利呈正比。

　　四、解構“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

　　如果說在“商品價值與生產力成反比”規律中，由於生產力創新勞動自動“消失”很容易被忽略的話，那麽，在“相對剩余價值與生產力成正比”規律中，生產力創新勞動作為資本盈利的直接原因存在，便難以被忽略了。相應地，誰是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就非常關鍵了。答案似乎明擺著：馬克思指出，是“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21]的。上面引文中，也多次提到“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壹倍”、“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等等。馬克思還提到：資本家“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22]。這些“變革”，便屬於生產力創新勞動。當然，如已闡述的，離開工人超質勞動，任何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機器或協作效能都發揮不出來，但是，發揮主導作用的只能是資本家，因為它屬於資本的權利。這樣壹來，資本因此獲得的盈余價值就不應全歸為“相對剩余價值”了，這便使馬克思必然要面對壹個難以自圓的闡釋矛盾、難以擺脫的理論困境。但馬克思卻沒直面這壹難題，他可能有意回避、可能無意繞過——如我們已知道的——而把生產力創新貢獻統統歸為“無償服務”的“自然力”。自然力當然與資本家勞動無關了，因此而增創價值被資本家拿去便是“相對剩余價值”了。但這種回答顯然是不成立的。

　　生產力有兩大構成要素：壹是機器，二是協作。先說機器是否“無償服務”問題。馬克思指出，如不算機器“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機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價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價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壹樣”[23]。這種解釋是不符合事實的。雖然機器可利用自然力為動力，但機器本身卻不是自然力，它是人類文化力的創造物，是發明者高技能、高學識、高智慧的勞動成果，所以，新機器應用不是無償的，而應是有償的，發明人可收取專利費便是證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曾提到“瓦特的偉大天才表現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24]。用專利保護發明家創新勞動權益，正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關鍵條件。即便專利保護期結束後，機器可無償使用，那也屬於前人文化饋贈，而不是“自然”饋贈；假如因專利制度不完善，新機器被無償使用，那屬於發明者勞動被竊取，而不意味著機器使用“不需要代價”。值得提及的是，對於重要機器的發明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都存其名，如：“克勞生式回轉織機”、“約翰·淮亞特的紡紗機”、“阿克萊的環錠精紡機”、“瓦特的蒸汽機”、“亨利·莫茲利的轉動刀架”等等，這實際上便是對機器發明家貢獻的充分肯定。盡管機器通常是發明家創造的，但如前文闡述的，離開資本家的支持及回報，就沒有科技家創新發明的推動力，因此，資本家同樣是創新應用機器的重要主體。

　　我們重點討論協作勞動方式問題。馬克思關於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 [25]的觀點，同樣不成立。馬克思指出：

　　工人只向資本家出賣個人勞動力，資本家“支付的是100個獨立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100個結合勞動力的價值。……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壹進入勞動過程，便並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壹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壹種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只要把工人置於壹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26]。

　　這裏說的很準確：工廠協作生產力得以形成和發揮，關鍵在於將其“置於壹定條件”，而這顯然不能靠“自然力”，而要靠創新勞動的“文化力”。由於工人只是“工作機體的肢體”，創新協作生產力的主體顯然不是工人。據此，資本家不向工人支付費用是可能的，這便使這種“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但馬克思稱它“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卻沒有道理，因為它首先源於資本家的勞動。讓100個工人單獨生產，可能只需要監工，但設置“壹定條件”、組織指揮他們進行分工協作生產，卻需要智慧、專業學識和管理能力，而這，恰恰是資本的權利。因此，通常情況下，協作生產力的創新指揮主體只能是資本家或其授權經理人。實際上，馬克思是承認資本家從事管理勞動的：“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壹樣”[27]。既然“命令”來自資本家，“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主要源於資本家的勞動，這同樣是不爭的實事。

　　須補充指出的是，資本家不僅是生產力創新勞動主體，也是獨自承擔經營風險的社會主體。“先進”永遠相對於“落後”存在；相對盈余價值永遠依存於相對損失價值。馬克思只肯定先進資本家“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可獲得“超額剩余價值”[28]，卻沒提及落後資本家比較貴地生產出來的商品會出現虧損的情況。壹旦資本家應用的機器相對落後，生產效率低於平均水平，或者設置的協作“條件”不合理，工人勞動白白耗費，都必然在競爭中失敗，導致資本嚴重虧損。因此，如果說企業獲得盈余價值是“自然力”相助“自行增殖”[29]的話，那麽，當資本家虧損時，這些相助的“自然力”哪裏去了呢？這些問題，同樣是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論無法闡釋的。

　　馬克思之所以得出先進生產力“天然具有”結論，除去剝削理論定勢約限之外，還與他已看到先進生產力不能完全歸於工人勞動卻不能給出合理解釋相關。換句話說，即便沒有剝削理論，由於缺少“集成勞動”、“超質勞動”等概念，馬克思也無法從工廠勞動特殊性中合理解釋資本家的勞動貢獻。先進生產力不是資本家自己創造的，而是工廠集成勞動創造的。這之中，作為集成勞動工具、方式的機器與協作無疑是關鍵因素，作為集成勞動主體的工人、技術管理人員的勞動也不可或缺，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卻是作為集成勞動核心主體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問題是，在工廠勞動中，直接出場的通常只有普通工人和其它雇員，這樣，從勞動的直觀形式上，往往無法發現並承認“場外”的資本家的貢獻。進壹步分析，“超質勞動”缺位更為關鍵。馬克思曾多次承認資本家的勞動貢獻，也曾變相承認過相對剩余價值源於“機器”和采用先進機器的資本家。但是，由於缺少“超質勞動”概念，使他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由資本家決策勞動創造、引進、形成的先進生產力是怎樣通過工人勞動增創價值的。因為把先進生產力增創價值全部歸為工人創造，於事實、道理皆不通，但若撇開工人，把工廠勞動增創價值完全歸於資本家，必將陷入更深的闡釋深淵中。

　　但當我們引入“集成勞動”、“超質勞動”概念之後，這個理論死結便迎刃而解了。在工廠集成勞動中，資本家從事的是引進設備、人才，創建生產管理模式，組織工廠超質勞動的決策勞動，工人從事的是由工廠管理、科技系統助力，能十倍、百倍提高生產效率、增創價值的超質勞動。由於資本家購買的工人勞動是低質級的，所以只支付低交換價值成本；由先進機器和管理支持的工人超質勞動功效是高質級的，可增創產品價值、增獲交換價值，由此產生的價值收益，絕非自然恩賜，而是資本家與工人共同勞動創造的；資本家獲取相應的部分，是不能歸為“相對剩余價值”的。

　　總之，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中共成員的思維方式


作者 中國網友

辯證法與放屁
上課時，我放了壹個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當然也絕對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講辯證法。
“請妳自己對這個屁作壹下判斷，”教授說，“它好還是不好？”
我只得說：“不好。”
“錯了，”教授說，“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壹面，肯定有它好的壹面。”
“那麽說它好也不對了？”我問。
“當然。”教授說。
“它既好又不好。”
“錯了。妳只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壹面，沒有看到他們統壹的壹面。”
我只好認真看待這個嚴肅的問題，仔細想了想說：“這個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壹面是主要的，處於主導地位。”
“錯了。妳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壹面，明天壹定處於次要地位。”
“妳是說明天全人類會為了我的這個屁歡呼雀躍嗎？”
“不盡如此，但不能否認這種發展趨勢”
我楞了好大壹會兒，只得硬著頭皮說：“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壹定會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許會不好.”
教授聽得直搖頭，說：“這是徹底的懷疑論，不是辯證法的觀點。”
就這樣，僅僅因為放了壹個屁，我就成了壹個懷疑論者。
教授接著講課：“辯證法的威力不僅在於能夠輕而易舉地駁斥任何觀點，而且他能夠輕易地為任何觀點找到理論根據。”
“可是我的屁就沒有任何根據。”我抗議道。
“那是因為妳沒有找到，其實很簡單，它是妳肚子裏矛盾雙方對立統壹的必然結果。”
我啞口無言。
教授說：“下面我們不談屁，談壹個更復雜的問題：壹個西瓜，壹粒芝麻，無論妳怎樣選擇，都有理論基礎。”
我趕緊說：“我要撿起西瓜，丟了芝麻。”
“很好。”教授說，“妳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說，妳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那我就撿起芝麻，丟掉西瓜。”
“先有量變，才能達到質變。妳解決問題的順序十分正確。”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過次要矛盾。妳是用全面的眼光看問題”
“我既要砸爛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妳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新事物就是對舊事物的否定。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爛西瓜。既要撿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壹個西瓜，壹粒芝麻，怎麽辦？”
“妳這才算對辯證法入了門，重要的是：矛盾的雙方不僅對立，而且有它統壹的壹面。妳吃掉西瓜當然有它合理的壹面，但妳要砸爛西瓜，也並非不合理。只有將二者統壹，才能進入更高層次的鬥爭。”
我張口結舌，目瞪口呆：“可是，妳並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教授笑著說：“辯證法不解決任何問題，它的用途在於首先把人變成傻瓜——如果還有人不是傻瓜的話。”
“妳是說‘首先’？”我問。
“是對，然後再從傻瓜飛躍到學者。”教授開始整理講義，“關於辯證法為什麽不解決問題，如何把人變成傻瓜，以及怎樣實現從傻瓜到學者的飛躍，這是下壹節課的內容。”
教授壹蹦壹跳，走出教室。
第二堂課：
教授說：“下面我們講壹下辯證法的用途。我們要舉壹個更加復雜的例子：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我說：“那壹定要用辯證的觀點。”
“對。我們有許多大牌的辯證法學者，他們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系實際，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體。最後給妳得出壹個結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妳佩服不佩服？”
“是啊。辯證法不是很有用嗎？”
“以前我也這樣認為。直到我見到壹只喪家的野狗——它改變了我的看法。”
“野狗？”我莫名其妙。
“是的。我家屋後有個垃圾堆，有壹天來了壹只喪家的野狗。它對其他東西看也不看，‘喀赤’壹口，咬住壹塊骨頭。”
“這毫不奇怪，所有的狗都會這樣。”我說。
“不錯。問題是對於狗來說，這塊骨頭就是‘精華’，垃圾堆裏除了骨頭以外，還有磚頭，鐵塊，破水桶等等糟粕，他為什麽只要骨頭這個精華呢？他怎麽知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難道它已經充分理解了大牌學者們的論述了嗎？”
“好像不會。”
“肯定不會，所以說大牌學者們通過精確的論述，得到的精妙結論，其實是連壹只喪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東西。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還要為他們喝彩，對他們崇拜呢？”
“是啊，為什麽？”
“唯壹的解釋就是：辯證法已經成功地把妳變成了壹個傻瓜。”
“我明白了。”
“妳明白以後壹定要問：妳說的沒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誰都知道。問題是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
“對，看他怎麽說。”
“妳難不倒他，他又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系實際，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體。最後給妳得出壹個結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高明不高明？“
“是有道理。”
“可是我認為：這不僅是無聊，無用的問題，已經近於無賴了。”
“這怎麽說？”
“難道世界上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嗎？那只喪家的野狗，來到垃圾堆前，難道會象亞裏斯多德壹樣，先把各種東西分門別類，搞清其內涵和外延，再通過歸納演繹，最後確定它是吃磚頭還是吃骨頭嗎？這可能嗎？”
“不可能。那樣的話，他連吃磚頭都有可能。”
“對，孺子可教。沒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句話，等於沒說。不過辯證法學者倒是喜歡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因為辯證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所以如果妳看到壹只吃磚頭的狗，千萬不能小視，它可能是壹個著名學者。”
教授又收拾好講義，說：“辯證法的根本在於使用‘全面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看問題。象所有的謊言壹樣，這話聽起來很顯真理。下壹節課講辯證法的淵源，以及它和形而上學的關系。”
第三堂課
“迄今為止，人類用三種方法研究這個世界。”教授毫不客氣，單刀直入，“第壹種是‘屠夫式’，大部分科學家都是這種方式。他們把世界割裂成極小的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生物的並不研究全部生物，有的只研究動物；研究動物的也不研究全部動物，有的只研究哺乳動物；研究哺乳動物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研究猴子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的尾巴。他們眼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極其片面的觀點。”
“不是辯證法的觀點。”我說。
“對，”教授接著說，“不僅如此，他們還盡量割裂研究對象與其他事物的聯系，在盡量不受幹擾的情況下，看看他到底是什麽樣子。科學家花費大量金錢建造實驗室，而不在大街上做實驗，主要原因就在於此。現在有些實驗還要搞到太空裏去做，連空氣引力都要隔絕，可見，為了割裂事物之間的關系，這些科學家是不擇手段的。”
我說：“與辯證法的觀點相反。”
“有說對了，但仍然不止於此，他們還不管壹只猴子過去怎樣，將來如何，只管拿來壹刀宰掉，看看它肚子裏都是什麽東西。他們用的是徹底的靜止觀點。”
“非常野蠻，而且十分笨拙。”
“所以我把它叫做‘屠夫式’。但這是我們壹切科學知識的基礎和來源。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任何科學。他們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人格，才智和他們使用的方法，都應該得到尊重。”
“有誰不尊重他們嗎？”
“有很多，妳可能就是壹個。”
“此話怎講？”
“他們用的是孤立，靜止，片面的方法，這種方法有壹個名稱，妳們中學老師教過妳們嗎？”
“叫形而上學，可那是個貶義詞呀？”
“是的，就叫形而上學，這就是過去全部的科學家，現在大部分科學家使用的方法。”
“那為什麽它是壹個貶義詞呢？”
“因為它和辯證法不相容，而且針鋒相對。有些人不僅自以為是正確的，而且斷定其他人都是錯的。奇怪的是，辯證法整天講什麽對立統壹，形而上學來和辯證法對立，他卻不肯同壹，而是對形而上學采取壹棍子打死的態度。”
“我明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的也是科學家，我稱之為‘強盜式’，這種科學家更重要。
他們什麽也不幹，坐等形而上學的科學家研究出比較確切的成果，在此基礎上綜合升華。千千萬萬的科學家研究了萬萬千千的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後，達爾文拿來壹綜合，就提出了進化論。“
“這活倒很輕松。”
“壹點也不輕松，而且需要更高的聰明才智和更加寬闊的視野。愛因斯坦是其中最出色的壹位。他的視野非常開闊，甚至研究過辯證法。但是他說辯證法對他的研究沒有任何幫助。”
“辯證法到底是幹什麽的呢？”
“研究世界的第三種方法就是辯證法的方法，我稱之為‘上帝式’的方法。也就是我們下壹節課的內容。“
最後壹課
“我被開除了，”教授說，“今天上最後壹課。請先提問。”
我說：“有的同學說，妳的觀點有點偏激。”
“他說對了，我不僅偏激，而且有錯誤。上壹節課我就故意設置了壹個常識性的錯誤，但是妳們並沒有給我提出來。現在我不得不把最重要的東西教給妳們：沒有誰是全部正確的，最多只是正確了壹部分。如果世界是那只大象，我們就是那壹群摸象的瞎子。我們想知道大象的樣子，但是我們誰也不可能把這只大象摸完。我所有的瞎子加在壹起也不可能，如果妳的壹生只能摸完大象的尾巴，妳壹定要認真去摸。如果妳確信自己完全了解了這支尾巴，妳壹定要堅持自己的觀點。
不要聽見別人說大象像柱子或者象扇子就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偏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聽風就是雨，毫無自己的主見。如果妳堅持的錯了，沒什麽大不了，壹定有更聰明的瞎子給妳指出錯誤。科學就是這樣在成千上萬的錯誤中提取壹個真理的學問。但是如果妳對了，卻沒有堅持，世界就失去了壹次前進的機會。
“另外妳要隨時記住：無論妳是對是錯，妳只是了解大象的壹小部分。要聽聽別的瞎子怎麽說。不能輕信，也不能不信。妳別無選擇，只有使用妳的理性，它也許有許多不足，但卻是妳唯壹可以信賴的東西。壹個人的理性十分有限，許多人的理性卻威力巨大。如果妳不知道許多人的理性在那裏，那麽我告訴妳——那就是科學。科學也有不足，以後壹定要被突破。不過那需要許許多多比愛因斯坦更聰明的人，肯定不是妳我。
“理性，批判和寬容，就是我所說的最重要的東西。”
這次我沒有提問，也沒有其他人提問。
“言歸正傳，繼續談辯證法。”教授只好自己接著說，“辯證法也是個瞎子，但是他不摸象。”
“他不想了解大象嗎？”我問。
“他當然想了解大象，但是他認為摸象沒有用，或者說作用不大。他認為大象在到處亂跑，還在不斷地從小變大，而且與他周圍的森林，地球，甚至太陽系，銀河系有無限多的聯系，用‘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觀點徒勞無功，只有使用‘全面，發展，聯系’的辯證法觀點，才能搞清大象的樣子。”

“可是他連象都不摸，怎麽全面，發展，聯系呢？”
“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稱為‘上帝式’的方法。辯證法最初在中國流行，伏羲八卦，陰陽五行，孔子的”過猶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動“，《易經》”壹陰壹陽謂之道“，《黃帝內經》”內外調和，邪不能侵“統統都是辯證法。西方只有亞裏斯多德提出過辯證法的雛形，既不全面，也不具體。恩格斯說他闡述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不過這無關緊要，現代意義上的辯證法是從黑格爾開始的，這壹點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任何意見。”
“妳只說恩格斯，怎麽不提馬克思？”
“馬克思和辯證法關系不大。”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嗎？”
“我不同意這個觀點，馬克思早期寫過壹篇《神聖家族》，痛批黑格爾的”泛邏輯論“，泛邏輯論就包括辯證法。以後也沒見他怎樣說過辯證法。直到他最晚的哲學著作《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他才玩笑的說自己賣弄了辯證法。但是辯證法是什麽，馬克思終其壹生，也沒有回答過。”
“那麽辯證法怎樣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呢？”
“完全是恩格斯的原因，從《反杜林論》到恩格斯致死不願發表的《自然辯證法》，辯證法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所謂靈魂。這壹點我和顧準的看法壹樣，馬克思是不會同意‘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說法的。這完全是後人的需要。不過《反杜林論》是經過馬克思同意的，這壹點倒是事實。”
“辯證法有哪些內容？”
“首先是三大規律：第壹，質量互變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壹部”存在論“。第二，矛盾統壹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三部”理念論“。這都是表面的東西，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神秘外形“。它的根本在於用全面，發展，聯系的觀點看問題。它的實質是隱藏其後的兩大主義：第壹，真理壹元論。反對真理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這早已成為歷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局部事務的真理都是整體世界的壹部分，孤立的研究發現不了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樹木，不能從樹木開始研究森林。這不僅極其荒唐，而且毫不現實。”
“為什麽不現實？”
“有個西方不敗教授說得很好：事實充分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才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這個思維懶怠癥混日子。等到對事物的各種性狀及規律有了較為詳細的把握，再把它放到系統中進行非常謹慎的觀察和研究。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或者說辯證法只是中國古代思想方法的壹種現代表述，中國人從來不缺少這種思維方式，需要補課的正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辯證法到底是怎麽來的呢？”
“妳們中學教科書上是怎麽講的？”
“好像是對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規律的全面正確的總結。”
“這種說法極其荒唐，而且全然不顧任何事實。是徹底的誤人子弟。第壹，別說黑格爾活著的時候，就是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人類對客觀世界僅僅了解壹點，很小的壹點。對人類社會只了解半點。對思維規律了解得半點也不到。壹只大象我們只是了解了尾巴上的幾個關節，腿上的幾根毛，加上耳朵上壹塊皮而已，談得上什麽全面總結，正確總結？純粹是說夢話。
“第二，妳們可以看壹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469頁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黑格爾的著作中有壹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雖然它是從壹個完全錯誤的出發點發展起來的。“恩格斯在不止二十個地方說過，這個錯誤的出發點就是唯心主義。誰都知道，恩格斯所謂的辯證法原版照抄的來自黑格爾的《邏輯學》，如他自己所說，只不過”打碎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取了他”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妳相信嗎？人類從許許多多正確的出發點出發，都要走上彎路。而壹個叫黑格爾的帝國教授，卻可以從壹個錯誤的出發點出發，”全面地，正確地“總結出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的全部正確規律。這是人說的話嗎？
“我絕不相信。就是再把我綁到新教徒的火刑柱上，把我燒死以前烤上兩個小時，我仍然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小聲說。
“可是相信的人相當多。自從打碎了基督教的枷鎖，辯證法是科學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他把現代科學斥責為不入流的形而上學，機械論。使科學在壹些地方停滯不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蘇聯科學院的壹個院長，就因為要搞農作物的雜交改良而丟了腦袋。”
“那為什麽？”
“因為雜交改良依據的是孟德爾－摩爾根理論，與辯證法格格不入。”
“妳很熟悉前蘇聯嗎？”
“我最熟悉的是中國，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可是打別人頭上的蒼蠅更輕松。”
我問：“對於辯證法的進攻，科學是怎麽反擊的呢？”
“西方哲學用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進行了反擊。現代科學卻默不做聲。它只是不斷地發展，生產出更多的糧食，鋼鐵，機器，以及人類除精神需要的壹切。當這壹切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的時候，辯證法才忽然發現，雖然它在罵別人，丟人的卻是他自己。”
“辯證法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嗎？”
有人說辯證法是壹個早產的怪胎，雖然在人類認識的現階段並不適用，但他整體的觀點確實十分誘人。現代科學的整體論，有機論已經初具雛形。不過這不是對辯證法的回歸，而是在科學自身的發展中，若隱若現地概括出的壹些原則。真理壹元論畢竟是難以接受的。科學從不放過任何壹個發展的可能性，哪怕最微小的希望，也會有人付出百倍的努力。1984年，壹大群名氣很大的科學大師在美國成立了聖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他們包括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許多科學領域的頂尖人物，出錢的大老板也是赫赫有名——金融殺手索羅斯。它們的目標就是研究”壹元化理論“的可能性。當然，他們誰也不會相信什麽辯證法，那就不要研究“壹元化”了。它們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探討控制復雜的適應系統（CAS）的壹般性原理。雖然我不相信他們會取得任何結果，但這是人類科學史上最大膽的嘗試之壹。我預祝他們成功——盡管那樣會打破我的壹切觀念。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本質


作者 申有連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在我國大陸的官方文章中，形而上學與辯證法是這樣認識和表述的：1．孤立的觀點和普遍聯係的觀點。形而上學是孤立的，互不聯係的觀點，它把事物、現象之間的差異和界限絕對化，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與此相反，辯證法則用普遍聯係的觀點，把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相互聯係的整體。2．靜止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形而上學用靜止不變的觀點認識和觀察事物，把世界看成是靜止不動，一成不變的。辯證法則用發展的觀點認識一切事物和現象。3．片面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形而上學是用片面的觀點去認識事物，辯證法則能用全面的觀點去認識事物。4．對事物發展、變化的觀點不同。形而上學看不到事物內部有對立的矛盾的方面，辯證法則認為事物存在內部矛盾，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是由這些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學是與辯證法相對立的反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由於以上這種對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的認識和結論，因此隻要在“形而上學”這一名詞出現和被使用的場合，它總是作為一種錯誤的，反科學的東西受到批判和蔑視的，而“辯證法”則成了天之驕子，特別是它因為據說是馬克思的寵兒，因此倍受青睞，聽之如同聽到“聖旨下”。而真正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到底是什麼，卻誰也說不清楚，所能見到的文字，都是大同小異的如上述般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解釋。

這樣一來，以其如此咬口咬舌地把這兩個事物叫做“形而上學”和“辯證法”，還不如干脆直接就把“形而上學”叫做“錯誤學”，把“辯證法”叫做“正確法”。這樣還更易於理解，少了由於對這兩個詞意掌握不準帶來的麻煩。

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事實上，任何名詞都有其特定的含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盡管在辭源上出處不同，但嚴格說來，都屬於外來語。“形而上學”一詞，我國最早源於《易•係辭》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意思是：具體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質性的東西，而超乎有形物質之上的，則是抽象的原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形而上即超物質之意，形而上者講的是超形體的東西。“道”在這裏作規律、原理講。“形而上學”在這裏是純哲學或純理學的意思。西方在早期（如十八世紀）也把形而上學一詞用來泛指哲學。

在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遺留的手稿中，有一部分專門討論事物的本質及事物發生、發展的原因的。手稿經後人編選後定書名為《在物理學以後》。中文根據《易•係辭》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一語的含義，將它譯作《形而上學》。我們在這裏要作為辯證法對立面來認識和討論的形而上學，已不再如詞源初始那樣是用來泛指哲學，而是在哲學中作為認識方法之一與辯證法相對立。它在認識事物時一般采取就事論事的方法，或對事物認識隻采取脫離其形質的“道”的探究①，但它並未完全脫離詞源初始的含義，我們在下面用它與辯證法對比討論時，就會看到。

而“辯證法”一詞則來源於希臘文，意思是辯論證明的方法。古代希臘與我國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很相似，學術氣氛很活躍。思想家們通過辯論，對事物及與事物有關聯的諸方面進行討論，以此揭示矛盾，求得真理。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認識方法，兩者是對立的，但同時又是統一的。辯證法本身就強調一個對立統一規律，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對立與統一；並且強調，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那能否也將辯證法—分為二？將形而上學也一分為二？如果能，那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絕對地位就會動搖。

在我們人類的認識長河中，存在一個個認識的階梯。人類的認識是逐步擴展的；這種擴展不由一個人，也不是由一個時代來完成。柏拉圖提出一個“洞穴”的比喻來說明認識的過程：從來就深居洞穴的人，像奴隸一樣，頭和手腳都被捆綁著，隻能面對洞穴內黑暗的壁而不能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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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實際上並不全面，事實上，形由道立，形質即器與道是一個認識整體，或者說，器是感性範疇的認識，道是理性範疇的認識，是對有形之物的認識升華，是柏拉圖形容的“實在中的最明亮者”。（參見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7頁）

因此，由火光從洞口在洞壁上映出的他們背後的景物的影子，就成了他們能夠認識的世界的一切。等到他們得到釋放能轉過頭來時，才認識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的真實形貌，認識到以前看到的不過是這些景物的影像，或僅僅隻是自己官能感覺中事物的一種表象。

而到他們走出洞穴，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景物，看到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看到花草、樹木、動物、雨露等等，看到天穹、星星、月亮，看到太陽，才認識到以前看到的影像的由來。而且就是這最後看到的太陽，才使萬物得以存在。因此，他們不會不慶幸今天認識的可貴，再不會願意走回那洞穴中，更不願意象以前一樣被捆綁著，隻能面對黑暗的洞壁。

但是，今天在陽光明媚的世界中，在一切事物都“真真實實”地存在於我們身邊的現實世界中，會不會又是一種新的或僅僅是更高一層的洞穴？人類的認識是否真的已毫無阻礙。今天我們也已知道。太陽並不是宇宙的終極，也就不是認識的終極。那更高的太陽在哪裏？人類有沒有必要去尋找更高的太陽？人們最初在黑暗的洞壁上所看見的由火光映照的景物的影子，被認為是事物的真實形態，因為人們無從懷疑更無從否認它的真實性。當能回過頭來時，新的發現使影子的秘密被揭穿，景物的“真實”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以前對世界的認識被看成是形而上學的而加以否定。人類能否再一次走出洞穴，去發現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表象的真實形態呢？或者我們認定人類認識已不存在洞穴，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一個洞穴，而是宇宙全部事物的實在。

從柏拉圖的認識階梯或認識等級我們看到，人類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改變對事物的看法，形而上學的認識方法和辯證的認識方法正是相對的、交替的存在這個認識過程中。柏拉圖強調要用辯證的方法，也是在於力求要用嚴謹的，符合邏輯的思維方法合理地運用我們的最高認識，從而實現“善”本身①。

牛頓作為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泰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力學體係。這個理論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毫無疏漏，其正確性在人們的科學研究和生產活動中都得到了證明。

但二十世紀的科學證明，牛頓的理論也有局限性，它在絕對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是正確的，在絕對時空以外，就成為形而上學的了。這個理論在物體速度達到一定(如光速)時，就出現了差誤。

牛頓的時代還看不到時間和空間對物質存在有什麼影響和作用，科學研究的範圍還局限在絕對的時間和空間觀念內。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被認為是辯證的，因為它以整個宇宙為觀察點，可以解釋在宏觀世界中一切物體的運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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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柏拉圖提出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定義的辯證法完全不同，後者多是出於自詡，這裏不作贅述。

但如我們假設有一天（僅僅隻是假設），人們又發現了在今天被認為組成我們這個宇宙的各星雲係以外的更新的宇宙世界，這種超宇宙世界的存在和運動規律又使我們得出新的結論。那時，站在新的時空點上，相對論又會因局限性而成為形而上學的了。但形而上學的絕不就是錯誤的。牛頓力學理論的正確性在人類幾百年的生產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驗證，它有它特定的認識和運用領域，在這個領域，它是辯證的，全面的認識事物的準確法則。任何認識離開它的特定領域或範圍都有可能出現謬誤，但卻不是確定錯誤的。

以上的比喻也許還不能全面地比較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相互關係，下面我們試用一個圖解來達此目的。

https://html.scribdassets.com/5otx035nwg7ro12m/images/85-1c6aba3fbd.jpg

如圖所示，圖中心陰影部分是待認識的事物，事物外圍實線是認識層次或認識點或認識角度，最外層虛線部分表示暫時不可知部分，這一部分表示某一歷史時期人們認識以外的部分，同時也是這一時期人類認識力圖外延的部分。

我們以任何事物都與它的外部事物相聯係為出發點，此圖於是可假設為一宇宙（認識的宇宙）。任何事物與外界各類各種事物的聯係總有遠近之分或聯係層次，直接與間接，聯係角度等的不同。我們以圖為例，A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最近點，站在此點，可謂是就事論事，典型的形而上學，因為它看不到任何外部事物。

B點則不同，它不但能看到該事物的全貌（這一點與A同），而且能看到A—B這一範圍內與該事物有聯係的外界的全貌；B點於是相對A點是辯證的在認識事物。

但B點也有缺陷，因為它看不到B—C—D這一範圍內與事物聯係的全貌，B相對C或D又成為形而上學的了。以此類推。我們認識事物應根據實際需要選擇不同的角度和提取相應的範圍來認識，而不一定拘泥於站在最高點以求把事物的全貌透視無遺，這樣我們反而會顧此失彼，對認識和解決問題無益。我們今天的學科分類，以及歐幾裏德幾何學與非歐幾何學的分別運用；牛頓力學，相對論力學，量子論力學的分別運用，實際就是這一認識方法的直接體現。並且，過分追求最高點，又會進入如圖中的D—E範圍，進入暫時未知部分。這一部分沒有認識的根據，所有對事物的認識都是撲朔迷離的，從而又會陷人形而上學的泥潭。

所以，對任何事物采取的是辯證的方法還是形而上學的方法，隻不過是相對的。辯證法不過是自詡比形而上學看得更寬更遠和全面，卻不知自己的頭上還大有天地。就是牛頓力學理論，在十七—十九世紀被看作科學的頂峰，因為它已站到了那個時代人類認識的頂點，到了二十世紀，又一個“洞穴”被識破以後，它就成為形而上學的了。

D點本來是一個時期的認識終點，但人類在認識D點以內各事物時，往往會涉及一個時期無法解釋的問題。按理此範圍已超出D點，在D—E範圍內。但人類的求知欲望會促使人們進行種種推理，去企圖預知D—E範圍的事物。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學的，因為它沒有認識具體事物的確定的標準和依據，離開事物實質去認識事物，使假想懸在空中。但這種推理一般是運用已有的經驗，或者說是把已有的認識作為認識新世界的梯子和跳板，邏輯性也較強，現實中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這種方法對提出某種預見雖不準確，卻能對新的認識尋找到一定的方向與路徑，在人類認識史上也功績卓著。這是與前一類形而上學不同的另一類形而上學。而這一類形而上學也同時就是科學進軍的方向，是不斷使圖中虛線變為實線的惟一方法；它可能一時使人們的認識陷入迷途，但它卻同時又是使人類知識不斷擴展的惟一途徑。

於是，哲學中與辯證法對立的形而上學形成了兩部分或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作就事論事講，作為專對某個別事物作精確討論講，作為一定認識範圍的理論來講(自然科學一般都采用這種方法)；另一方面，它是以超經驗認識和超現實認識來推論新世界的方法，它是把未成現實的事物預先擺在我們面前的魔術師，是幻想家。科學研究和人類知識的開拓就歷來采取這種方式（當然，那些誇誇其談家們也多有采用此法的，“形而上學”一詞的貶斥之意，就是針對此類人物而用的）。

在相對性的形而上學與辯證法中，辯證法隻是相對的形而上學的上一層認識。人們的認識最初都是從一個點上開始，從這個點的認識逐步向更寬的面上和更廣的空間擴展。任何一個點上的認識都是它下一個點的辯證認識，同時也是它上一個點的形而上學結論。知識的海洋是不能窮盡的；如果說形而上學是反科學的，應該批判的，那自然科學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它們都是采用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因為它們都隻固執地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彼此沒有那麼明顯地或公開地聯係起來，這些科學本身就逃脫不了反科學的罪名，因為它們逃脫不了“孤立”地看待和認識世界本來是緊密聯係著的各事物的結論。

政治經濟學更逃脫不了這一罪名，因為“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782頁），它連起碼的犯罪學都沒有包括在內，把“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同上書）這一點都沒有討論進去。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極端。而無產階級專政不正是一種巨大的暴力嗎？這種暴力對政治經濟學能起到什麼作用？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階級暴力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又能占據那一個篇章？

共產極權主義的思想背景的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導 言: 共產主義浩劫的思想源頭



對於中國人來說,20世紀最大的認識誤區是什麽? 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以及由此對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先驗設想的盲目實踐。
當“十月革命”（現俄羅斯已將之修正為“十月事變”）的影響波及中國時，立即獲得了壹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回響，以為是找到了壹條救國救民的新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接著便掀起了共產革命；這場革命的目標首先是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建立共產政權。1949年秋，共產黨奪得了大陸政權，接著便對中國社會進行大刀闊斧的共產極權改造，營建了如同久加諾夫所說的“三壟斷”的極權制度：權力的壟斷，利益的壟斷與思想文化的壟斷。結果是什麽呢？——導致整個中國陷入壹種窒息和撕裂的狀態，社會動蕩，文明斷層，人際關系異化，人民遭受的各種災難罄竹難書！
現在，“文革”是壹場浩劫，早成定論。實際上，整個毛澤東極權統治時期都是對人類文明的壹種浩劫，即共產主義浩劫！暴力土改，消滅200多萬地主分子，難道不是壹場浩劫！消滅資本家，消滅私人企業，消滅個體農戶的自由耕作，難道不是壹場浩劫！將五六十萬的知識分子以言入罪，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正當權利，在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中受盡淩辱，難道不是壹場浩劫！1958年掀起“大躍進”、“共產風”的狂潮，之後爆發遍及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人口達4000余萬，難道不是壹場浩劫！……
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覆滅，“文革”告終，此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壹時期經濟獲得了復蘇和發展，但極權體制依舊，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意識形態依舊，人民仍被束縛在專制主義的籠子裏，離現代化、民主化仍隔著壹條長城。“壹黨專政為體，經濟改革為用”，可稱是這壹時期的體制特征和治國總綱。這就是“鄧小平模式”，或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壹時期，社會貧富分化劇烈，官場與社會各領域腐敗泛濫，文化衰微，道德淪喪，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社會矛盾疊加，各種問題成堆。當今中國，對權勢者來說是樂園，對弱勢者來說是苦海——他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因此，有學者認為，鄧小平模式統治下的中國，同樣是壹場“浩劫”。筆者認為，同第壹輪浩劫（毛專制時期）相比，其力度已大有緩和。
蘇聯、中國的歷史足以證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謊言所推行的共產主義實驗，都是對人類文明的壹場浩劫！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救國救民的壹條新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馬克思所倡導的“共產滅資”說，“暴力專政”說，“國家壟斷”說，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是政治、經濟、文化與道德的全面衰退，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幸。
可見，馬克思主義是誤國主義，害國主義。
毛澤東雖提倡“走俄國人的路”，在中國復制“列斯模式”，但俄國人的路與列斯模式，其思想源頭是馬克思主義。無論蘇聯和中國以強力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其祖師爺都是馬克思。因此，要清除蘇聯模式對我們的毒害和傷害，必須追根溯源到馬克思的思想。
有人認為，20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言下之意，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回事。筆者認為，列寧的思想和馬克思的思想確實存在著壹定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是源和流的差別。相對於19世紀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列寧所堅持和發揚的思想是馬克思的正統思想，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消滅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等。對這些基本主張到了恩格斯晚年，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領袖那裏，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社會主義運動適應資本主義當時的實際情形而獲得社會的認同。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捍衛並發展了馬克思那些不切實際的錯誤思想，並痛斥第二國際領袖是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列寧以馬克思的錯誤理論改造俄國，結果將俄國帶入了陷阱。中國的不幸同樣在於，堅持與奉行馬克思那些錯誤教條，將之定格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在半個多世紀中追隨列寧和斯大林，並將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痛加批判。結果呢，毛澤東同樣將中國帶入了陷阱。現在已經清楚，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密碼是：民主（權力共享）的依靠資本主義（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而為列寧和毛澤東所實踐的馬克思早期的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專制（權力壟斷）的共產（財富壟斷）的黨國社會主義。亊實證明，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為我們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必須聲明，對蘇俄模式思想源頭的清理，並非要馬克思對蘇聯、中國等國家在實施共產極權主義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災難性後果承擔歷史責任。馬克思與列、斯、毛的歷史角色以及在歷史上所起的消極與破壞作用，必須加以區分。
馬克思是壹位學者，思想者(激情的，毫情萬丈的),是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無產階級—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只是對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提出了先驗性的設想和理論論證。他壹生的主要精力付諸於著書立說，而不是組織政黨，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共產國家。而列、斯、毛是革命活動家，其壹生的主要精力在於秉承馬克思的先驗理論，不顧客觀條件和實踐後果，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橫加推行。在推行馬克思的空想共產主義過程中，他們也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理論。如，列寧關於落後國家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斯大林順理成章地提出壹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此外，列寧還提出了“嚴格的集中制”，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法西斯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在此基礎上便生長出了極權式的黨國體制的惡果，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人類文明成果加以橫掃，乃至完全的毀滅。他們所建立的共產極權國家，彌漫著暴力、恐怖與謊言，堪稱是人間地獄，並不為過！總之，馬克思與列、斯、毛各有各的賬。清理馬克思的思想並不是要忽視列、斯、毛的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
今天，要從馬、列、毛的思想桎梏中掙脫出來，尚有多重之難。壹則，馬克思主義仍是當局的思想旗幟，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國的指導思想，入憲又入中共的黨章，即使從學術層面分析其種種錯誤，不免被指責為異見人士而可能遭遇壹定的風險。二則，經過壹個多甲子年的思想控制和各種方式的說教，從馬主義到毛思想，已神化為壹種稱為“黨文化”的宗教教義，滲入國人的骨髓與神經，要改變這種已經固化定型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三則，中國人大都有明顯的人格缺陷，具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健康人極為稀有。完全的“健康人”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思維健康，人格健康。尤其是人格健康，在中國只是少數人才具備的品格。中國人大都喜歡做奴隸。要清理馬克思的思想，熟悉他的理論是壹個基本條件，具備這壹條件的在中國不在少數，但為什麽至今對馬克思主義難以作出科學的評價呢？這是因為要做到這壹點，還需要智慧和擔當，即需要有健康的思維和健康的人格；正是這兩條，使許多人寧肯守舊而不敢創新。最近，黎鳴先生提出“太監文化”的新概念。他認為，中國古代宮廷中的太監，閹割其肉體，失去了“性”和“生育”的能力。稱為“肉體太監”。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直到今天還存在壹個龐大的“精神太監”的群體。為了在專制統治下求得生存的壹席之地，這壹群體中的每壹個個體，其精神、靈魂、人格遭到閹割，因而失去了精神的再生能力，民族的創新精神也就日漸鈍化。黎鳴先生強調，這是中國的“國難”。所以，要超越馬、列、毛的思想體系的藩籬，有壹個改造與重塑國民性的艱巨任務，有壹個思想啟蒙的艱巨任務。
本文集可以說是壹個嘗試。憑著對中國文明現代化的向往，經過十幾年的思考與研究，遂陸續撰寫出清理馬克思思想的系列文稿。文稿除分析指出馬克思思想中先驗性、空想性的基本錯誤與不足，還探討如何走出馬克思的理論誤區，以甩掉套在中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使中國走上壹條健康、明媚的發展道路。這是壹次深刻的思想變革，它要重塑民族的文化信仰，改造民族的思想結構，是比建造三峽大壩、南水北調、航母、太空飛船等工程不知要艱難多少倍的工程。拙文作為壹家之言，提供給文友參考，共切共磋，更新民族的精神境界。
筆者幼年時代就在“黨文化”的渲染中“成長”。 大學期間（1959-1964）又受了馬列主義的“專業訓練”。 那時稱馬、列的著作為“經典”， 大家都當作“句句是真理”來加以領會和消化的。這些文章也是對自己過去接受馬列教條的思想洗禮。
由此我想到,“思想換代”這壹新概念。
所謂“思想換代”，就是壹種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或曰統治思想）在壹個階段的實踐中由於不斷遭到挫折，被證明是壹種錯誤的偽學說，因而被人們所拋棄；在痛苦的教訓中人們才接受現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體系，這壹思想體系在文明世界數百年的實踐中證明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毋庸說明，在中國，這裏所指的“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以及由此派生的列、斯、毛主義。這裏所指的“現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體系”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套普世價值理念。因此，這裏所說的“思想換代”，就是以人類的普世價值取代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換代，看來至少需要壹百年：1949—2049年。大概說來，毛澤東時期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占有絕對統治地位；進入後毛時期，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退居相對統治地位了，共產主義開始衰落。大概說來，要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幾代人（至少是三代吧）離開世界之後，才會結束“思想換代”的歷程。這壹百年，現代化、民主化進程被打斷、延緩了，其中蘊含血的教訓太多太多，太值得記取了！

序論：“俄系文化”與當今中國之啟蒙

百年啟蒙，每壹次短暫啟蒙都啟迪人們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啟蒙的每次夭折，都導致了社會的停頓與倒退。百年中國就是在啟蒙與扼殺啟蒙的變奏中曲折前進的。
俄系文化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壹種文化變異，在這種文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共產極權國家，都出現了文明斷層，人民蒙受了駭人聽聞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壹 百年啟蒙

啟蒙這壹歷史現象出現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西歐社會由愚昧專制的中世紀社會轉變為科學民主的現代社會，就曾經歷過壹個啟蒙的歷史階段，其內容就是常為人們所提及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其時間長達三個多世紀之久。啟蒙運動就其本質而言是思想變革或文化變革運動。

五四啟蒙何以夭折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社會進入了轉型的歷史時期，因此也出現了啟蒙現象和存在壹
個啟蒙的歷史時期。
壹般認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壹次啟蒙運動。這是當然的。
實際上，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各種西方式的變化，都包含有啟蒙的因素。因為這些變化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社會的思想文化或多或少起著沖擊、更新的作用。從這壹意義上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晚清的“新政”計劃和辛亥革命，都無不有啟蒙的意味。當然，它們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不好相提並論的。
大致來說，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間，可稱是中國近代社會以來的壹個啟蒙階段。啟蒙推動了中國的現代走向，這是很明顯的。
這壹階段的啟蒙，到了1920年之後，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了壹個微妙的但卻是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後俄系文化傳入了中國。也就是後來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系文化進入國門之後，立即獲得了壹部分知識分子的青睞。這些知識分子，原來多是崇尚歐系文化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們轉而追求俄系文化了。
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是性質不同、而且可以說是兩種對立的文化體系。歐系文化凝結著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成果，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引航下，創造出近代歐洲的璀璨文明。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舉起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就是借歐系文化之火種在中國的傳播，以喚醒中華民族。而俄系文化中的暴力文化，專政文化，共產文化，黨國文化等，都是以否定歐系文化為其前提的。兩者可以說水火不容。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壹部分知識分子俄化、左傾化的文化轉向，不但導致當時啟蒙運動的夭折，也是關系中國今後幾十年命運的重要轉折。
說實在的，這壹關系到以後中國走向的文化轉向，不但不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察覺，就是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生活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對這次文化轉向的逆歷史性也渾然不知。
對於當時追求俄系文化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對歐系文化還是對俄系文化都還缺乏真實的理解，至於將兩種文化的任何壹種實行於中國社會將會產生何種效果，則更是懸而未知。遺憾的是，在對兩種文化價值之正負尚不能作出清楚辨認的情況下，這些知識分子就貿然作出放棄歐系文化、皈依俄系文化的選擇，只能認為是當時思想新潮的魅力所致。正如李慎之回憶所說，當他讀到馬克思的“無產者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更是使我熱血沸騰”。確是，馬克思對未來勝利在握的論述，以及他充滿激情的話語，立刻吸引了當時壹批具有左傾思想的知識青年。
陳獨秀就是當時思想轉變的壹個代表。受俄系文化影響，他痛斥自由民主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勞動階級、永遠把持政權的利器，只有勞動專政制度才能建設勞動者的國家。有了這個思想基礎，在蘇俄使者維經斯基的敦促與策劃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於1920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第壹個綱領，清楚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以俄系文化武裝起來的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
就這樣，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壹轉身就成了傳播俄系文化的開路先鋒了。
可以說，扼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啟蒙運動，陳獨秀邁出了重要的壹步。
不過，二十年之後的1940—1942年間，陳獨秀經過痛苦的經歷，認清了蘇俄極權主義的本質與罪惡，認識到歐系文化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具有普世性，重新回歸歐系文化。可惜此時陳已貧病纏身，僻居四川江津，且又背負“托派”、“右傾機會主義”等莫須有的罪名，他的思想對中共、對知識界已不能產生影響了。
今天我們終於認識到，陳獨秀壹生之不幸全是俄系文化作的孽。

百年中國啟蒙壹再遭之夭折的原因
啟蒙是怎樣被壓倒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界提出了各種意見。
李澤厚提出“救亡壓倒啟蒙”說。1986年他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壹文中提出了這壹論點。此說開始時贏得了不少認同者，後來被學者們否定了。正如李慎之所說，“近代啟蒙運動從戊戌算起就無不都是民族危機刺激起來的。”所以，李慎之認為，“不是救亡壓倒啟蒙，只是啟蒙本身轉向。”
王若水在2000年的《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壹文，以延安整風運動這壹歷史事件為範本加以剖析，認為是黨文化壓倒了啟蒙。“黨文化”屬於俄系文化，由此可以認為，是俄系文化壓倒了啟蒙。
李慎之在《不能忘記的新啟蒙》（2002年）壹文中，提出“新啟蒙壓倒舊啟蒙”。所謂“新啟蒙壓倒舊啟蒙”，是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啟”傳統文化之“蒙”，而且“啟”五四時代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所加於人民之“蒙”，使中國不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新啟蒙的代表人物有陳伯達、艾思奇、張友漁、張申府、何幹之等）。可見，這場所謂“新啟蒙”是以俄系文化“啟”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之“蒙”，還要“啟”五四新文化之“蒙”。哈哈，五四新文化那壹套竟成為啟蒙對象了。可見，“新啟蒙”實際上是清算五四精神的“反啟蒙”。
王若水與李慎之的意見相近，簡言之，中國近代的啟蒙是被俄系文化壓倒的。
陳獨秀1920年代思想轉變的事例已說明，俄系文化壓倒了啟蒙。陳的思想轉變不能認為是純主觀原因使然。這裏有外因，有內因。外因是起決定作用的。沒有俄系文化的強勢入侵，就不會有力沖擊五四啟蒙，使之轉向。就內因而言，乃系陳當時對俄系文化與歐系文化尚缺乏真切的理解，因而缺乏應有的鑒別力，不自覺地跨到蘇俄這條船上去了。
我們不妨把視野擴大之，就百年中國的啟蒙運動為什麽多次遭之扼殺、葬送的這個問題，也可以用這個思維去分析，從中找到正確的答案。就是說，中國五四時期的那場啟蒙運動不久就遭之夭折，以及在以後，啟蒙薪火壹再遭之撲殺，——不像歐洲那樣，壹代又壹代的思想家、科學家，前赴後繼，薪火相傳，思想成果不斷疊加，理性之花終於遍地開放——其禍根就是俄系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來，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都先後影響中國，但影響的力度與形式大不壹樣。歐系文化是西風東漸，滲透性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而且主要是中國人主動到外國去取經。晚清政府派大臣赴西洋各國考察，作出“新政”方案；孫中山西遊各國，學習西方文化，與國情相結合，提出“三民主義”，都是如此。俄系文化入侵則是主動出擊：派遣使者，組織政黨，傾銷主義，供給盧布（金盧布），培養骨幹，納入共產國際體系，將中國綁在共產主義的戰車上，完全是有目的、有組織、有綱領、有步驟的共產殖民侵略。西方列強也對中國壹度推行殖民主義，提出壹些不平等的要求，但與蘇俄壹比，就大為遜色。手段之高明，後果之嚴重，不是壹個檔次。
關於蘇俄對中國的文化入侵與共產殖民侵略，在已過去的壹個世紀中，許多中國人壹直未有看透。因為蘇俄打的是“援助革命”的旗號，騙得中國人的好感。中共是完全依靠蘇俄起家、發展壯大的，以致奪得政權，坐了江山。俄系文化那套，暴力革命呀，壹黨專政呀，共產滅資呀等，搬到中國來還真行。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壹直是中共的行動指南，中共歷屆領導人代代堅持、高舉。要求他們認識到文化入侵、共產殖民是難上加難的事。
前面已經提及，從1840年到1920年是啟蒙的壹個階段。1920年啟蒙轉向，但俄系文化在當時還只影響著壹小部分中國人（開始只是中共黨內，後影響到具有左傾思想的知識分子），遠未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所以這次轉向只是“有限”轉向。
從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是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兩種文化並存的時期。由於該時期的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在思想文化管制上比較寬松，文藝、學術、教育都比較自由，因此呈現多元文化態勢。該時期俄系文化的影響雖有所擴大，但歐系文化的薪火不但沒有中斷，而且應當說是這壹時期的顯文化、受眾文化。三十年代中期，雖然出現了所謂“新啟蒙”，傳播俄系文化，但與歐系文化相比，仍是處於弱勢的邊緣文化。這壹時期啟蒙沒有止步，自由、理性的啟蒙精神結出了壹批果實。否則我們怎麽理解這壹時期的文學藝術與文化教育呈現令後人驚嘆的繁榮景象呢！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1917—1923），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使北大成為自由主義的搖籃，成為現代大學的楷模，影響深遠。僅此壹例，說明當時歐系文化的社會影響。
真正捏殺啟蒙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期。
1949年之後至今的六十余年間，是俄系文化獨霸中國的時期。當然，俄系文化能取得絕對統治地位，毛澤東是下了壹番功夫的。建國之初毛就掀起了壹撥又壹撥的批判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整肅、洗腦、改造。如：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反動思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等，對知識分子形成圍剿之勢。
俄系文化壹方面以大批判開路，逼迫知識分子臣服；另方面在各種媒體，各種文藝作品，和各類教科書中全面登臺，無孔不入。俄系文化的主旋律時代開始了。
就在毛澤東覺得俄系文化穩可稱雄中國的時候，卻冒出歐系文化挑戰俄系文化的事件。那就是1957年中共開門整風之際，壹批知識分子向黨發起了“猖狂的進攻”。這批知識分子立即被列為是共產黨的敵人的右派分子。
右派有多少呢？1979年官方公布的數字是55萬。十多年之後又透露壹個數字是：317萬余人（還不包括143萬余人的中右分子）。
這個數字說明什麽呢？說明歐系文化在知識階層中仍有廣泛的基礎。這使毛澤東慌了。怎麽，搞了那麽多批判，妳們還不歸順啊！因此大張旗鼓地反擊右派，將他們打入地獄，嚴厲懲罰達二十二年之久。其實，龐大的右派隊伍中，相當壹部分是稱不上是右派的。具有壹定西方文化底蘊的知識分子，人品正直，憂國憂民，才有資格成為真右派。從當時右派的言論來看，1957年的大鳴大放，可以稱之為是壹次“小啟蒙”。
反右之後不到二十年，歐系文化又壹次登臺亮相，那就是1976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毛對此也承認。當然，這次運動又壹次被鎮壓下去了。
可是，兩年之後的1978年5月，“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鋪開。這次大討論，由黨內開明領導人胡耀邦領航，知識界熱烈參與，對俄系文化形成了壹次強有力的沖擊波。此期間還有北京西單的“民主墻”，是群眾自發形成的自由民主言論的集散中心，受到廣泛的關註。這場黨內外合匯的啟蒙運動，如果沒有“如來佛”的捏殺，是可以與五四啟蒙運動相媲美的。可惜這次啟蒙運動到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後就開始收場了。但知識分子的思想沒有收場，沖擊波向縱深發展，繼續啟蒙。文藝界出現了白樺的《苦戀》為代表的壹批“傷痕文學”作品，理論界熱烈討論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思想的閘門壹打開，自由主義之花開始綻放。鄧小平對此大為不滿，因此發動持續十年之久的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直到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策動武裝部隊，用坦克、機槍血洗天安門廣場，才把這場啟蒙運動打入地下。可見，俄系文化能在中國橫行天下，完全是靠槍桿子撐著的。進入新世紀的十余年來，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又炒得沸沸揚揚。俄系文化還能撐多久？
百年啟蒙，壹再挫折，命運多舛。盡管如此，中國的啟蒙看來不需要像西歐那樣歷經三百余年之久了。
百年啟蒙，每壹次短暫啟蒙都啟迪人們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啟蒙的每次夭折，都導致了社會的停頓與倒退。百年中國就是在啟蒙與扼殺啟蒙的變奏中曲折前進的。
可見，先進的思想對社會的進步是多麽的重要！
由此，我們得到壹個結論：先進思想、先進文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這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為明顯。西歐社會的轉型，以及中國社會的轉型都已證明並且還將證明這壹觀點。
鄧小平說，制度問題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東西。這是正確的。
但是，還有比制度更根本的東西，那就是文化觀念。1949年以來的歷史難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為骨架所支撐的歷史。制度以文化為先導，又是兌現文化的保障。只是由於對共產觀念的有所改變，才開放私有經濟，才啟動市場經濟，……
我們還得到另壹個結論：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多元的。物質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科學技術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先進的思想與文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當今中國之啟蒙任重道遠
百年啟蒙，在不同階段，其啟蒙的內涵是有變化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啟蒙的任務是批判維護皇權專制的綱常倫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在綱常倫理編制的羅網中生活，君臣父子，等級森嚴。個人沒有尊嚴，沒有自由，社會沒有民主，沒有維護個人權利的法制。每個人都是奴隸而已。社會因此封閉守舊，長期停滯。那次啟蒙運動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喊出了“個性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沖決了思想的羅網。但這次啟蒙因俄系文化的入侵半途而廢。
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是歐系與俄系文化並存與碰撞時期。由於壹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俄系文化，認為俄系文化才是先進文化，為中國的進步所需，因此，兩種文化的優劣高下，仁智各見。當局也不加裁定：誰是香花，誰是毒草。由於這壹原因，此期間的中國，出現了文化多元、繁榮的景象。

1949年之後的六十余年間，俄系文化在中國大陸定於壹尊，成為人人必須信奉的國教。而歐系文化則淪落為挨批判、遭聲討的反動文化。作為歐系文化承載者的知識分子，則成了沒完沒了的整肅對象。數十年來俄系文化對國民大眾的教化、灌輸、終於成為民族固化的意識形態，滲入骨髓，融化於血液。但與此同時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實踐中不斷地暴露出它的種種問題、矛盾與弊端；而且隨著時間的延伸，這種種的問題、矛盾與弊端，就愈加明顯與突出。遺憾的是，主宰中國的統治者在這些問題、矛盾與弊端面前，不是有所反省，有所校正，而是壹再堅持，沿著彎路、邪路、死路壹意前行，還不允許任何人提出忠告。而且，為了堅持專政文化、共產文化、黨國文化，還不斷地往俄系文化中添加新元素，那就是神化文化與謊言文化，從而把中國帶入困苦重重的深淵，人民為此蒙受著各種災難的煎熬。
俄系文化入侵中國產生什麽後果？它能否給人民帶來自由與幸福，能否使中國走向民主與憲政？六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答案應當是十分清楚的了。但國人中仍有壹部分人對俄系文化執迷不悟。盡管自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家面貌大變，人民生活改善；但俄系文化體系依舊，國人仍沒有掙脫這壹文化體系所編制的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桎梏。
因此，當今中國的啟蒙，壹方面要繼續完成五四啟蒙先賢未有完成的任務，肅清兩千余年皇權專制主義的余毒，更重要更艱巨的是清除俄系文化對幾代中國人的毒害，在全民族中樹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中國的啟蒙確實任重道遠。


二 “俄系文化”的廬山真面目

“俄系文化”的基本內容
那麽，俄系文化包含哪些基本內容呢？
1、 暴力文化。
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壹句話：造反有理！民主是壹種國家形式，它同任何國家壹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2、專政文化。
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對資產階級，包括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專政不是由壹個階級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實現的，而黨是由領袖來領導的。因此，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合乎邏輯的是黨專政，領袖專政。

3、共產文化。
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直至消滅壹切私有制。私人財產不受保護，政府可以任意侵奪。社會的壹切財富、資源為國家所有，並為國家經營和分配。國家所有實際上為國家官員占有和支配，因此勢必產生共產特權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此為人類史上最龐大最貪婪的掠奪集團，對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資源和社會道德造成空前的破壞。
4、黨國—極權文化。
共產革命所奪得的政權為共產黨壹黨所獨占。國家是壹黨的所有物。黨淩駕於國之上，黨在法之上，這在共產黨的法統中是天經地義。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黨不僅獨攬國家大權，其觸角布伸到社會最底層角落，真是可怕的“利維坦”。如同蘇共書記久加諾夫所說的，黨實行三壟斷：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經濟利益，壟斷思想文化。國家機構是黨的工具：人民代表大會是通過黨的指令的表決機器，政府是黨的辦事機構，公檢法為黨站崗放哨，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壹切冠名“人民”的東西，都是黨的——“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即“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黨”。“人民軍隊”是“黨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讀為“中華共產帝國”。漢娜•阿倫特等學者將此類國家稱之為“極權國家”——將黨的權力運用到極致。不變革黨國—極權文化，要實現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憲政民主，都是緣木求魚。
5、集中制文化。
列寧建立“嚴格集中制”。後修飾為“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將之歸結為“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導下民主”。實際上只有集中指導，而無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即只有集中而無民主。毛澤東還為民主集中制規定了四條規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其中“少數服從多數”是壹虛設。個人專制時期是全黨全國服從壹人。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的指揮機制，奪得國家政權後推至國家政治生活。
6、神化文化。
個人崇拜在斯大林和毛澤東統治時期均登峰造極，釀成“大清洗”和“文革”等慘禍。神化的對象，還擴大至黨崇拜與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崇拜。黨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我把黨來比母親”。要永遠熱愛黨，擁護黨。“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造神運動使每個人在神化物面前誠惶誠恐，頂禮膜拜，不敢獨立思考，提出懷疑，除了戰戰兢兢地做極權統治的馴服工具，別無選擇，否則招之殺身之禍。
7、謊言文化。
共產極權統治壹靠暴力，二靠神化，三靠謊言。掩蓋真相，偽造歷史，遺忘過去是維系極權統治的本能需要。新聞輿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可以歪曲事實，弄虛作假）。文學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只能歌頌光明，禁止鞭笞黑暗）。理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制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學術垃圾）。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做共產極權體內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人民生活在謊言中。說真話歷來是道德底線，共產極權體制下成了道德楷模。謊言文化導致沒有真實的新聞，沒有傳世的文藝作品，也出不了世界級的優秀學者和科學家。

馬克思：俄系文化的奠基人
俄系文化的奠基人是馬克思與其摯友恩格斯。
馬克思是壹位學者，不是叱咤風雲的政治領袖，盡管後人稱他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參加了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的創立，為大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臨時章程》，確立了國際的歷史任務，是國際的靈魂。他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矛盾，同情弱勢的無產階級，因此提出他的救世理論，可稱是那個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了預測，並構想了未來新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藍圖。他的理論有正確的成分，但其基本方面是先驗性的，因而難免具有空想性。根據剩余價值學說，由於勞資對立，推論出必然會爆發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但馬、恩在世之時，以及馬、恩身後，都沒有發生這種普遍性的革命運動。馬恩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這種社會的設想，或者是在西方國家至今沒有出現，或者是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勉強加以實施後，都遭到實踐的反彈而陷入泥潭。
但是，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關於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關於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馬克思的上述理論，即暴力文化、專政文化和共產文化，卻為以後的俄系文化奠定了基礎，並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到實施，其內涵有了進壹步的發展。
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幾點評價：
1、他站在社會弱勢階級壹邊，為了他們的觧放，在家庭經濟拮據的情況下，嘔心瀝血，潛心著述，其人格人品堪稱楷模。
2、為了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過高地估計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主導作用沒有作出客觀、公允的闡述。
3、他提出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壹些歷史現象，但不能解釋全部歷史現象。
4、關於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先驗和空想的。
本來，馬克思的學說，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壹種認識，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壹種假說。有局限性，有錯誤成分，在所難免，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可是，到了中國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捧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之後，在中共的黨章和國家的憲法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立之為全黨全國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壹種學說了，而是宗教教條了。性質完全變了。學說和教條的區別在哪裏呢？學說是可以討論、可以懷疑、可以批評的，宗教教條則只供信仰，只能崇拜，不能提出異議，否則就是離經叛道。有壹種罪狀，叫做“反馬克思主義”，獲此罪之人，就會被逐出教門——開除出黨，淪為賤民。彭德懷、劉少奇和黨內外不少先知曾都獲此罪而遭殉難。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宗教教條，結果扼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長，封殺了人們認識進步的道路，黨自身也淪落為壹種類宗教的組織了。

反科學、反人權：列寧、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本質
馬克思之後，他的學說對東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歷史後果完全不同。
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了修正，使之適合於西歐社會。
譬如，將以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修正為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獲得政權，建立民主社會主義。譬如，放棄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的方案，保留市場經濟，建立福利共享（而不是財富共有）的社會主義。他們創造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融合的新型社會模式，大受人民的歡迎。
列寧則捍衛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他堅持暴力革命和強力專政路線，根據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在俄國推行先驗的社會主義。後來，斯大林在1936年宣告在蘇聯建成了這種社會主義。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了完備的俄系文化，形成了東西方社會主義的兩種對立模式。
需要提及，有人提出（最早大概是王若水），十月革命之後傳入中國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原則區別，不能混同。這種將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相切割的作法，受到壹些人的贊同，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壹個進步。筆者認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確實存在著若幹區別，但這種區別只能認為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性質與內容不相同的兩種學說。
東西方兩種社會主義，誰是正統，誰是非正統（即背離馬克思主義）？長期來爭論不休，是非難決。這裏有兩個關鍵問題壹直不為人們所認識。
壹是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先驗性的學說，還是根據實踐經驗概括的科學理論？如果是前者，那麽，在實踐推行中必然要對之有所修正，有所揚棄，有所補充，這才是壹種科學方法。列寧、斯大林恰恰不承認馬克思學說的先驗性，自然談不上以科學方法對待之。他們不尊重實踐和人民的意願，以血腥手段強力推行極權社會主義，勢必遲早要被實踐所淘汰。問題只是個時間而已。1991年12月25日，克裏姆林宮上飄揚的紅旗落地，宣告俄式社會主義壽終正寢。
二是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是對後資本主義的壹種社會構想。在俄國落後的農業國家企圖超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推行這種社會構想，無疑是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是壹個根本性的錯誤。
再深入壹步思考，我們再提出壹個問題：即使資本主義已經到了頗為成熟的地步，是否就可以推行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呢？是否就可以剝奪資本、消滅私有制，全盤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呢？我們且不論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之後會導致經濟效益下滑、國民財富減少、社會貧窮等問題、我們首先會遇到無法超越的人權法則的障礙。
西歐社會幾千年的傳統，就是私人財產壹貫地得到尊重和保護。這是文明社會秩序的第壹條。公元前450年羅馬共和國頒布的《十二銅表法》就是壹部最早的著名的私法，為後世所仿效，成為大陸法系之淵源。近代以來，十三世紀初（1215年）英國大憲章和拿破侖法典（1807年）以及以後各國出臺的憲法和法律，都壹再強調公民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天賦人權”在人們的心目中成了不可動搖的天條（所謂“自然法則”）。再說，西方流行的理念是，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的權利（洛克的《政府論》中將保護私有財產居人權的首位）。不能保障人的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壹個侵犯人的權利的政府是違法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必然被選民們趕下臺。以為有了權就可以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只有在法治缺失、權利意識淡薄，未經過啟蒙運動的俄國和中國才會出現。上述關於人權法則的重要問題，馬克思忽略了，更不為列寧、斯大林思考所及，毛澤東也是如此。他們都沒有公民的權利意識。我們就在這裏走上了歷史的彎道。
所以，從蘇聯到中國，空想、專政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壹時能通行無阻，其中的壹個秘密就是，社會普遍地缺乏人權意識，更沒有保障人權的法律。
列寧、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壹度被譽稱為“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上述的簡單分析則告訴人們，這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反科學、反人權，與人類文明對著幹。
“走俄國人的路”的毛澤東，緊跟列寧、斯大林，在中國也搞了社會主義。青勝於蘭。毛式社會主義的反科學、反人權，比蘇式社會主義大有過之。
在社會主義的開拓中，馬克思與列寧是有區別的。
馬克思是位學者，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者，提出改造資本主義與解放無產階級的主張。
而列寧是實踐者，是以暴力開拓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成為現實。他是個冒險家，總是勇往直前。他的許多文章都為自己的冒險辯護，認為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他在俄國種植社會主義障礙重重。怎麽辦？於是首創集中制，強化專政。斯大林上位後，除了暴力升級，再添加神化文化和謊言文化。到此俄系文化體系算是宣告完成。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盛行壹時。五十年代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社會主義國家多達41個。足可以與西方國家抗衡。至80—90年代，社會主義急劇衰落，至今社會主義國家只有3個了（中國、朝鮮和古巴）！
黑格爾有個著名的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因此，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現實的，必然要被現實淘汰。
二十世紀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勃興與速衰，應了這條規律。
二十世紀空想、極權的社會主義留下什麽遺產呢？留下了俄系文化，還有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和還要多出壹半（約逾壹億人）的記錄，還有對經濟、文化、道德和文明傳統的破壞，還有……
俄系文化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壹種文化變異，在這種文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共產極權國家，都出現了文明斷層，人民蒙受了駭人聽聞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談中共官員是剝削者的原因

作者 楊增憲

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

  “權力”，是社會交互主體面對利益存在[2]而主張歸屬時產生的概念，是社會主體依據規範擁有的支配利益實體或機會的力量。由於權力都產生於社會、社會交互主體之間，所以，凡是權力都屬於社會權力。“權力”的外延很寬，如前文所述，任何商品都體現著權力，任何商品交換都表現為權力交換。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學包括拙著都是研究經濟權力的學問。本章研究的“權力”，則是指經濟權力、財產權力之外的私權力或公權力，亦即通常未必具有商品屬性甚至不應成為商品的權力。由此，便相應生成了“私權商品”和“公權商品”。私權商品雖屬於非勞動產品商品，但其利益往往與勞動、勞動產品商品關聯，所以，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同時受制於兩大價值規律；公權商品因其壟斷性，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則主要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對此，本章將分別加以討論，並闡述應用這些規律的經濟、政治意義。鑒於在權力商品構成中，大多是“私權”而非“公權”，因此，通常在指稱“私權商品”時，壹般通用“權力商品”概念。本章預設前提仍是市場基本規範，雖有違法交易，但交易本身不存在欺詐現象。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權力商品的生成條件及其特殊性權力本身不是實物，不能滿足人們的任何需要；人們所以看中權力，是因為權力支配著權利，即權力人能依據規範處置相應的物或決定相關人的行為，支配並享用相應的利益實體或機會。本章討論的權力，主要是指支配相關利益機會的私權或公權力，由於這些機會能滿足商品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所以，相應權力便可能被交換並獲得商品屬性，具有商品交換價值。我們須研究的是：權力及權力商品是怎樣生成的、權力商品的分類以及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壹）權力及權力商品生成的條件

  權力產生於社會交互主體之間。當社會主體獨自面對和處置利益客體，譬如甲處置自己種的蘿蔔時，並不存在“權力”概念。但當乙來到田頭要拔蘿蔔時，甲便要聲明這蘿蔔屬於自己，“權力”概念便出現了[3]。從發生學角度講，社會權力的生成與獲得主要有兩種方式[4]：壹種是靠暴力強取，壹種是靠契約獲取。不妨再援用過獨木橋的例子做簡要闡述。當甲乙分別過獨木橋時，並沒有權力概念，但當他們同時站在獨木橋兩端時，權力概念就產生了。假設兩人互不相讓，同時上橋搏鬥，甲憑力量將乙推下了橋，此後，每當甲過橋時，他都會叫乙讓開，自己先過橋。甲的這種權力所依據便是強權規範（叢林法則）。甲擁有這般強權，自然無須與乙交易，權力也是不會成為商品的。假設甲乙皆意識到，暴力奪橋可能兩敗俱傷，彼此達成按先後順序過橋的契約規範，此後，兩人便依據這壹規範行使過橋權。當甲先到橋頭時，便有權讓後到的乙給自己讓橋，甲乙的這種權力，便是所謂“法權”。顯然，可能被交易並成為商品的，只能是這種法權。譬如，當甲乙同時來到橋兩端時，便同時獲得了過橋權；當兩人皆不棄權時，唯有通過協商交易解決。如乙給甲1銀元，優先過橋，這樣甲的過橋權便成了商品。契約社會中，甲乙的法權看似“天然”具有，由此人們往往誤認為它是“天賦”的。其實不然，“人權”只能“人賦”，公民的契約權力來自社會交互主體所履行的契約責任。譬如，當甲早於醜到橋頭時，雖然擁有了優先過橋的契約權力，但甲的權力，必須靠醜自覺守約，承擔讓橋（甚至勸阻他人上橋）責任才能行使，否則，甲的權力就將落空，甲所應享用的利益機會就將喪失。假設醜屢屢破壞規範，強行上橋，甲乙的過橋權無法行使，他們便會出資雇傭丁來監管秩序。丁根據甲乙授權應履行的職責是：監督過橋者，讓其遵守規範，使甲、乙、醜等皆享用順序過橋的權利。丁的這種權力，並不屬於自己。如果說甲乙源自“法權”的過橋權，屬於“私權”的話，丁的這種源自甲乙“授權”的監管權，則屬於“公權”。問題是，丁也有私欲。假設他以權謀私，便很可能收了醜的紅包便讓其優先過橋，把公權拿來做交易，使公權同樣成了商品。甲乙用私權進行交易，壹般屬合法行使權力[5]，但丁動用公權進行交易，等於偷了主人的東西賣錢，則肯定是非法的。既然公權交易非法，何以仍承認其為商品呢？道理在於，偷竊違反的是普世法律和道德規範，並不是商品交換規範，只要竊賊按市場規範出售“贓物”，我們就不能否認其具有商品屬性。這裏體現的同樣是商品不管“出身”的原則。當然，不是所有權力都能成為商品的。權力要成為商品，它所支配的機會同樣必須能滿足對方的需要，且稀缺。如果河對面沒有利益，醜根本不需要過橋的機會，則無論是甲乙的私權還是丁的公權，都不可能與醜交易成為商品。如果獨木橋被拓寬，甲、乙、醜等可同時過橋，同樣也不存在過橋權或監管權被交易成為商品的可能了。此外，權力要成為商品，還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其壹，權力的邊界明晰、相對獨立且能被交換。如果權力不能獨立授受，或權力與利益機會無法分離，便不可能成為商品。像全民共享的國家財產，無法分割，公民個人便無法把它作為商品進行交易。這好比獨木橋的兩端，甲乙背後皆有百人，且雙方只能按序集體過河，這時甲乙就只能享受各自權利，而無法將其拿來交換了。當然，甲乙可向同岸的後來者出售其權力，這種權力商品就是生活中常見的替人排隊者出售的排位權。

　　其二，權力支配的利益機會相對有保障。權力商品交易以獲得相應利益機會為目的，利益機會是否有保障，自然成為權力能否被交易的前提條件了。假如庚清楚地知道，某選舉本身無效，他就不會進行賄選。同理，如庚看到醜等可隨意插隊上橋，便不會花錢購買甲乙的過橋權了。當然，“相對”不是“絕對”，權力機會在享用過程中，難免有風險——風險性也是權力商品的重要特征。對於合法的私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機會的風險。譬如，甲剛賣給了乙過橋權，獨木橋卻被突發山洪沖走，乙自然遭受損失。對於非法的公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本身的風險。譬如，醜剛買通了丁，獲得優先過橋權，丁卻被逮捕，醜也被查處，兩人皆遭受重大損失。因此，風險評估也是權力商品交易者的重要“功課”，只有預期風險相對可控時，交易才可能進行，否則，權力是很難成為商品的。鑒於私權交易風險率低，所以，後面的討論我們會將這壹問題懸置；而提高公權交易風險，有利於遏制腐敗，後面我們將會重點討論。

  （二）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權力作為商品交易，有時交易的只是機會，即“權力機會商品”；有時交易的則是支配機會的權力職位，即“權力職位商品”。假設丁作為過橋監管，他收醜1銀元讓其優先過橋，出售的便是過橋的“權力機會”；假設丁作為數座橋的總監管，他收醜100銀元讓其做某橋監管，出售的便是監管過橋的“權力職位”。用通俗的話講，前者屬“錢權交易”，後者叫“賣官鬻爵”。這兩類權力商品形態盡管有區別，但其價值規律基本相同，所以，後文討論時，我們不再強調這種區分。由於“權力商品”交易的也是利益機會，與“機會商品”壹樣，皆是非實體商品，因此，兩者是很容易被混淆的。但在本質上，這兩類商品卻是有差異的；搞清權力7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商品區別於機會商品的特殊之處，對準確把握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有著重要意義。

　　先看“私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任何私權包含的機會，首先是權力人自己的機會。譬如，甲的過橋權，是甲自己享用的機會。而機會商品中的機會則不同了，它們大都是機會供應商為別人創造或提供的，並非他們自己要享用的機會。譬如房介、婚介，不是給自己提供租房、婚嫁機會；情報販子的情報，對自己也毫無價值；社交、廣告和展示平臺，也都是為客戶創造和提供的機會，而不是為了供自己社交、給自己打廣告或展示自身才華的。再看“公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公權商品不是給官員提供利益機會的。譬如，丁作為過橋監管，自己並不需要過橋，從這壹點講，它與“機會商品”相似：作為商品，它也只有出售，才能獲利；不出售，就沒有交換價值。但是，兩者間依然有兩大區別：其壹，公權商品不交易，官員嚴格履職，依然可獲得公職報酬；機會商品不出售，沒有收益，供求商就要虧損。其二，公權商品交易壹旦敗露，雙方都將受罰，非法收入也將被沒收，這是公權交易的高風險性；機會商品除個別情況（情報）外，交易本身無風險，機會商品交易完成，機會收益的風險便只由買家承擔了。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私權”的外延很寬，但把經濟權、財產權等排除之後的“純粹”私權卻未必很多，如我們反復援用的過橋權，也是虛擬的。當然，選舉權交易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這裏研究私權商品價值規律，卻不是為闡述賄選的價值規律，而是為便於後文把握經濟權力商品的價值規律——與復雜的經濟權交易相比，我們以過橋權為例，闡述起來更直觀易懂。這裏，我們必須先厘清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等概念，這些通用於經濟學的概念，都存在於權力商品交易中。

  （壹）與私權商品交易相關的概念

  在討論機會商品時，我們曾刻意回避了“機會成本”概念，而采用“機會獲取成本”。這是因為，經濟學中的“機會成本”概念不是指“機會”的獲取成本，而是指主體舍“A”取“B”過程中，舍棄的“A”利益；與其對應，“機會收益”則指同壹主體獲取的“B”利益。權力商品交易中的“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則有所不同，它是指同壹權力機會A分別對應於買賣主體甲、乙產生的概念。盡管有上述差異，只要能把握住具體語境，這兩種“機會收益”概念是可以分辨開來的。至於權力賣出者甲所獲收益，則不能用“機會收益”指稱，因為這壹收益並非來自機會，而來自“賣出”機會，所以，只能稱為“機會交換收益”或“權力賣出收益”。“機會成本”。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是指權力人出售權力所舍棄的機會收益，換言之，也就是指其利益的損失。準確地講，“機會成本”應稱為“機會預期成本”，因為權力人舍棄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甲出售過橋權，放棄了優先過橋機會，不能及時到對岸，其間，他的蘿蔔可能被野兔糟蹋減收，損失約10銀元。此例中，甲出售權力的“機會預期成本”就是10銀元。但實際上，甲的損失可能小於或大於10銀元，因為野兔可能來得少於或多於預期。譬如公民選舉權，對有鮮明黨派立場、公民素質的選民來說，其選票的分量非常重，是不可被收買的。而對缺少立場、覺悟的選民來說，選票毫無直接利益可言，其機會成本幾乎為零[6]。“機會收益”。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收益”，是指權力購買者從權力機會中獲取的收益。準確地講，“機會收益”同樣應稱為“機會預期收益”，因為權力購買者獲得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也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乙購得過橋權，獲得了優先過橋機會，及早到對岸，可指揮工人多做椅子，收益約100銀元。在這壹例中，乙購買權力的“機會預期收益”就是100銀元。但實際上，乙的收益可能小於或大於100銀元，因為工人出勤率可能低於或高於預期。當然，預期收益不是即時收益，“機會”本身就存在風險，譬如獨木橋斷、利益喪失。從這個角度講，“機會收益”又是“機會風險收益”。但如前文設定的，因私權交易中的機會風險概率低，可將其忽略，所以，後文討論不涉及私權商品的風險問題。“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權力商品的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嚴格講有區別，但現實中有時難以分開。譬如，不交契約稅，不能交換過橋權，甲就不能過橋，這時的契約稅，應屬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譬如，只存在過橋稅，不交稅就不能過橋，這時的過橋稅，便既是獲取成本，又是行使成本。從理論上講，社會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似乎可以無成本。譬如過橋權，契約社會中，任何人只要站到橋頭，就可得到並行使相應權力，只要雙方口頭交易並履約，也不需要交易成本。但實際上，大多數社會權力的獲取與行使都是有成本的。還如過橋權，甲為獲得這壹權力，就要耗時去占位，或耗時履行義務，等待對方過橋；同時，雙方就過橋費討價還價，也要耗費精力占用時間；最後，為防有人插隊，還須承擔聘用丁的費用等等，這些付出都是三項成本。再譬如選舉權。盡管公民都有這項權利，但前提是，他要履行公民義務、守法納稅等等；假設有人買票，也要搭橋聯絡，與選民討價還價；公民要行使投票權，同樣要花時間去投票站，這些付出同樣是三項成本[7]。至於這些成本是否真實發生、全部發生，是在交易前後還是權力行使前後發生，應由買方還是賣方承擔，需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後文將會討論。

  （二）私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權力能成為商品，關鍵是它所支配的機會收益能滿足商品交換對方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權力通常並不是作為商品而存在的，而且可能沒有獲取成本，但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時，就必然存在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下限。同時，對壹般實物商品言，使用價值相同者，彼此是不會交換的，譬如，木匠不會以椅子換椅子。但是，對於擁有過橋權的甲乙而言，卻可能產生交換。這是因為，權力9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作為商品，其使用價值與機會商品相同：同壹“機會”發揮的使用價值量值，可能相差千萬倍！這種權力使用價值量值的巨大差異，是權力被交換成為商品的條件，因為它可使權力出售者獲得交換盈利，使權力購買者獲得更大的機會收益。這種機會收益，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上限。顯然，權力商品交換，只有在權力商品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間存在雙贏空間時才能進行；權力商品的價格，便在這個區間內，按不同的商品價值規律生成。當然，如果權力商品偶然被交換，是沒規律可言的。假設甲乙同時到達獨木橋的兩端，且在對岸皆有利益：乙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0銀元；甲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銀元。在這種情況下，甲乙必須交換、過橋權必然成為商品，否則，雙方都有損失。那麽，兩人將以怎樣的價格交換呢？毫無疑問，各自的打算都很精明，即都想在自己的機會成本之上高高賣出過橋權，或在自己的機會收益之下低低買入過橋權。盡管彼此都不知對方的底牌，但可肯定的是，他們壹定會在10-100銀元間的某個價位成交，具體成交價的高下則取決於兩人的價格談判技巧。若乙壹開始以賣家身份出價，最終可能20銀元就與甲成交[8]；反之，若乙壹開始就以買家身份與甲砍價，則可能90銀元成交。從這個角度講，權力商品同樣無定價。但是，任何同類商品只要重復交換，其價格形成便必然會呈現出規律來。我們先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設橋兩端過橋人數、各人不過橋的機會成本或過橋的機會收益大體相當，這時的過橋權便會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狀態。譬如，共有A、B、C三座橋，甲庚辛、乙丙丁分別在橋的左右岸。其中，甲、庚、辛過橋的機會收益為5、3、1銀元；乙、丙、丁過橋的機會收益為1、3、5銀元。初始，由於各人的機會收益都是秘密，大家都想以10銀元高價賣出過橋權，因沒人應價，只能漸次落價。幾輪交易下來，利己的權力主體不僅認清形勢，知道自己該做買家還是該做賣家，也知道該怎樣討價還價才能獲利最大化。譬如，甲、乙會作為買家讓庚、辛、丙、丁從2元開始減價競爭，減到1.4元時，庚、丙因感到吃虧退出，甲、乙與辛、丁成交。剩下的庚與丙以1.5銀元達成交易，庚支付丙1.5銀元，丙過河收益3銀元，最終獲利也是1.5銀元。以上討論省略了具體競價過程，但給出的結論卻經得起推敲：即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過橋權的合理價位，只能是各方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的二分之壹，交易雙方等值雙贏。這是因為，在被耽誤的時間（如2小時）內，只有壹半人在勞動並獲得收益，另壹半人在等待，其收益為零。這樣，另壹半人只有能分到大體壹半的收益，才會同意交換。而這個競價博弈的過程，與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機理基本壹樣，都是圍繞社會平均勞動收益、商品平均價位形成合理市場價格。如上例，甲庚辛與乙丙丁的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實際上都是3銀元，合理的過橋權價格便理應在1.5銀元左右。所以，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權力商品價格的形成與變化規律，基本上可套用[9]簡單的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再來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失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假設河上只有壹座獨木橋，壹次只能過壹人，歷時2小時；左岸甲在對面的利益很小、願出售過橋權；右岸乙、丙、丁三人早過河2小時的機會收益為100、60、20銀元；三人同意按與甲交易成功順序過河。在這種權力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應由乙決定。由於乙的機會收益最大，他只要報出60銀元[10]，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60銀元支出相對丙、丁預期60、20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乙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但是，預期收益不是現實收益，需要不等於能要。假設乙、丙、丁口袋中各有現金10、20、30銀元，那麽，只要丙報出20銀元的價格，就可穩獲過橋權，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因為在20銀元價位上，乙的購買力不足[11]，丁預期收益為零。又假設河上有三座橋，左岸的甲、庚、辛各占壹橋，三人先過橋2小時的機會預期收益為2、4、6銀元；右岸乙在對岸的利益很大，向三人購買過橋權。在這種過橋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由甲決定。由於甲的機會成本最小，他的出價只要等於庚的機會成本4銀元，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4銀元收入相對庚、辛的預期4、6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甲比預期收益多獲2銀元。當然，理論上最低價不等於實際發生的最低價。假如乙是大富商不屑於砍價，他可能接受庚或辛的最先報價，以5、6銀元成交。綜上所述，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上限的，是買方最大機會預期收益；在這壹限價之內，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高出價；在權力商品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下限的是賣方最小機會成本；在這壹價位之上，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低出價。這就是說，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在以上討論中，我們省略了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成本。若加上這些因素，權力商品的價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我們分交易前、後、中發生的三種情況進行分析。先分析獲取成本在“交易前”發生的情況。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這些已發生的獲取成本無疑會影響權力商品價格，賣方會提高報價，買方會相應妥協，權力商品價格會相應提高（通常為付出成本的壹半）。但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時，這些獲取成本卻對權力價格失去了制約意義。我們在討論市場供求價值規律時已給出了理由：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其價格與賣方的成本無關，買方給出的價格越高越好；當商品嚴重過剩時，無論此前已發生的成本多大，商品能賣出便是賣方最大利益所在，如商品賣不出去，其損失將更大。再分析行使成本在“交易後”發生的情況。權力行使成本表面上隨權力轉移而轉移，譬如，誰過橋，誰交過橋稅，且在交易後發生，但它卻直接影響到權力價格的形成，雙方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都要減去這壹成本。對權力商品買方而言，機會收益要減去行使成本，這好理解；權力商品賣方也要將機會成本減去行使成本，是因為機會成本指被放棄的預期收益，過橋成本影響了這塊收益，所以同樣只能是減法。正因如此，這壹成本不僅在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時雙方要考慮，而且，當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要被其中的壹方考慮。譬如，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行使成本是買方要考慮的因素，如乙在報價時便要減去1銀元；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行使成本是賣方要考慮的因素，如甲在報價時也要減去1銀元。最後分析交易成本在“交易中”發生的情況。這壹成本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單純，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雙方均攤；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買方承擔[12]；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賣方承擔。當權力商品獲取、行使或交易成本較小時，討論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時，可將其忽略。但當這三項成本或其中某項成本很大，甚至大於權力機會成本、機會收益時，人們會選擇棄權，權力便根本不可能成為商品。

  （三）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我們討論的過橋權交易雖是虛擬的，但它所揭示的私權商品價格形成規律卻可驗證於現實的權力商品交易中，並可延用到若幹經濟權力商品身上。現實中，最典型的權力商品交易就是農村選舉中儼然成風的買票了。買票屬於賄選，但在當下它卻具有某種合理性[13]。凡有買票的地方，選票的價格幾乎完全取決於機會收益的高下。在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因村裏沒有集體財產、村官的機會收益幾乎為零，所以，無人願意當官，選票的價格便為零。這和無人願意過橋，過橋權價格為零是壹樣的道理。由於參加選舉要付出勞動、付出行使成本，所以，這些地區往往還會給投票者以獎勵。在壹些經濟稍發達的地區，因缺少競爭者，村官候選人可能請大家吃頓飯或每人給幾十元錢，就辦妥了。但在沿海某些發達地區，情況則大不同了。因這些地區的村官選舉潛規則已形成，其機會收益風險很小甚至為零[14]，所以，競選人考慮的主要因素，壹是測算任職期間的機會收益；二是推斷對手的出價。前壹因素，與競選人各自能力條件相關，後壹因素，則與競爭對手財力相關。競選人開出的選票價碼，既要低於預期收益，又要高出競爭對手，同樣要依循權力商品供求價值規律[15]。在經濟權力交易中，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權力商品價值規律的制約作用。譬如在城市商品房用地拍賣中，最高的出價者，肯定是機會預期收益最大者。同壹塊土地，同樣的規劃要求（容積率、建築密度、綠地率等），不同房地產商能力不同，可能獲得的機會收益也相差甚大[16]。通過拍賣，稀缺的土地資源不僅可使國家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收益，而且可使有限土地發揮最大化的社會效益。這也是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體現。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公權屬於授權，授權不可交易，交易即屬違法，這是法理正義所在。但公權常作為商品交易卻是客觀事實，這裏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其規律，不是承認其合法性，而是像研究疾病的規律壹樣，目的是為了鏟除這壹社會毒瘤。須說明的是，所謂公權商品交易，亦即“錢權交易”，其外延要小於“貪汙腐敗”——“貪汙”沒有交易，它直接把公款貪為己有。“腐敗”有很多類型，像“尋租型腐敗”，官員利用權力明火執仗地敲詐，其間也沒有“交易”。公權商品交易，應歸屬“交易型腐敗”[17]，官員還是講市場原則的[18]。還須說明的是，這裏的“公權”，不僅指黨政官員的權力，而且是泛指各種社會組織中的委托授權；這裏的“貪官”，也包含各種從事錢權交易的授權經理人或專家，其外延要大於公職官員，而且可能是復數。譬如，私企經理人員，私下收賄，高買原料、低賣產品，便同樣屬錢權交易[19]。再如前壹章提及的，某些高校、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以盈利為目的變相出售“真的”假名聲，即賣文憑、榮譽證書等等行為[20]，有些也是錢權交易，有關單位屬集體犯罪。最後需說明的是，社會領域中的壹些錢權交易現象，像給老師、醫生送紅包以求更多關照的腐敗行為，其交換利益無法量化，不適用本章討論的規律；但本章關於鏟除腐敗的措施卻適用於這類社會腐敗現象。公權交易，因見不得陽光，必然呈現出某些特點。我們的討論同樣要先從梳理相關的概念入手。

  （壹）公權商品交易特點及相關的幾個概念

  相對私權商品交易而言，公權商品交易具有“三高”特點：高收益、高風險、高隱秘。公權商品的高收益，存在於買賣雙方。對貪官而言，公權姓“公”，獲取無成本[21]，交易不交稅，而且，公權不為官員私有，官員不能從中獲利，不存在機會成本，所以，就公權商品本身而言，它幾乎屬於“零成本”。譬如，丁授權監管過橋秩序，他本身在橋對面沒利益，即便進行錢權交易，他也沒有損失。之所以這樣，就因為公權是貪官竊用的，它與倉庫保管監守自盜，盜來的贓物“零成本”是壹樣的道理。但貪官出售公權商品的獲利卻是巨大的。從理論上講，貪官掌握的公權力提供的機會收益有多大，他可獲取的賣權盈利就有多大，而這與其職位高低不相關：壹個“清水衙門”局長的權力可能無人問津，“兩袖清風”；壹些“油水單位”科長的權力可能炙手可熱，“肥得流油”。假設甲是縣土地局的科級局長，掌管著土地審批權，那麽，他出賣公權就可能獲利百萬、千萬。這便是官員難抵禦腐敗誘惑的原因——只須批幾個字，蓋壹個章，就日進鬥金，這錢來的實在太容易了！對於奸商而言，情況類似。他購買公權商品的對象是貪官個人，出手百萬便是大數，但其獲利卻來自公共利益，動輒千萬不算多。譬如乙花100萬買通甲，拿到壹塊黃金寶地，僅轉手倒賣可能就獲利上億！這也是奸商們願意行賄官員、在官員身上投資的原因——只需買通壹個官員，小錢就可變成大錢，這種經營實在太劃算了！之所以這樣，不僅因為公權支配的利益機會含金量高，更因為公權交易本身帶13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有壟斷性，市場上沒有競爭者。顯然，任何國家、企業及社會組織都不會聽任貪官違法亂紀，以權謀私，必然會出臺嚴厲的肅貪反腐法規及措施，這便使公權交易必然具有高風險性。而非法性和高風險性必然導致公權交易出現第三個特點：高隱秘性。公權交易的這些特征無須多論，但由此產生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等概念卻須加以說明。“風險成本”“交易成本”“風險收益”等概念也是經濟學常用概念，這裏加上限定詞，以強調它們只使用於違法的公權交易[22]。“高風險成本”。這裏的高風險成本並非指壹般商品交易中因意外變故導致的有形或無形即期或預期損失，而特指錢權交易敗露導致的損失。譬如，醜剛向丁購買了過橋權，橋卻斷裂，這損失便不屬於高風險成本，只有丁被逮捕，醜的過橋權作廢，由此造成的損失才屬於高風險成本。壹般商品交易中，風險隨商品所有權轉移，但公權商品卻不同，交易完成、風險仍在，壹旦事發、雙方共損，這便使其存在於交易雙方。對貪官而言，壹旦被查，其高風險成本包括兩方面：壹方面包括貪官損失的既得經濟利益、預期經濟收益以及前期交易成本，如丁被撤職嚴查，便要被剝奪既有職務享用的壹切待遇，喪失從查處之日直到退休後若幹年的工資福利總和，損失他行賄上級的投入；另壹方面包括貪官受到處罰，如丁被“雙開”、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等等。對奸商而言，其被查的成本也不僅表現為購買公權及“公關”行賄的投入，更表現在若自己被判刑、企業被處罰甚至被趕出相關市場等產生的預期利益損失。這塊預期損失可能非常巨大，它才構成真正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這裏的高交易成本，同樣特指發生於公權商品交易中的額外成本，它分為直接、間接交易成本兩塊。在私權商品交易中，雙方可直接討價還價，未必需額外的交易成本。但公權商品交易則不同了：行賄者害怕官員清廉，索賄者害怕事情敗露，買賣雙方通常都不敢輕舉妄動——鮮見有貪官與行賄者初次會面，就公開談交易，把幾十萬賄銀裝進口袋裏的。因此，現實中發生的公權交易，最初都是通過腐敗掮客，或通過雙方信得過的哥們、至親、死黨才實現的。因過程不透明，掮客中飽私囊[23]的情況很多，這使公權交易成本有時甚至超過貪官所得。這些花費構成了直接高交易成本。同時，為規避風險，雙方還要額外支出壹塊公關交際成本。貪官們要尋求保護傘，便要給上司們送禮進貢；奸商們要編織關系網，也要打點大小官員等等。這些支出構成了公權商品的間接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貪官的高風險收益，是指其出賣公權所獲非法收益減去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奸商的高風險收益，指其獲得的公權利益機會的預期收益減去其行賄、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公權交易之所以能進行，就因為雙方都能獲得高收益。這高收益當然不是貪官送的，不是奸商掙的，而是交易雙方非法竊取的公共利益，或利用公權壟斷資源謀取的非法利益。譬如，司機向公路收費人員行賄，省下的過路費便屬於前者；礦主向貪官行賄，獲取的開礦權便屬於前者。但非法收益再高，壹旦被查處便會歸零，這種風險遠高於壹般“風險投資收益”的風險：風投失敗，只是預期收益落空，損失也止於前期投入且限於經濟範疇；錢權交易敗露，所損失的不僅是其預期收益、前期投入，而且會喪失其已有的或預期的其他合法收益，且危及政治利益，所以，只能稱為“高風險收益”。

  （二）公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公權商品高隱秘交易的特點，使其價格生成規律相對簡單得多。我們先設其高風險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公權商品與某些機會商品壹樣，在其“零成本”下限和“高收益”上限之間，可能在若幹價位上成交，彼此“雙贏”。與私權商品不同，公權商品交易因很難重復進行，更不能公開競價，所以，其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是正常的。譬如，批同樣的地塊，開發商賺取同樣的高利潤，A城的甲貪官，可能只敢收10萬元，B城的乙貪官，則可能要價1000萬。開發商絕不可能以甲的開價向乙公開施壓，讓其大幅降價。盡管這樣，我們還是可通過推理大體把握公權商品的價格形成規律的。當公權的機會收益較小、買賣雙方處於供求平衡狀態時，其價格應在機會收益的壹半上下。這壹規律可在現實中找到某些例證，典型例子是收費站逃票。假定過路費為20元，司機通常只有私下給收費員10元，才能通過。假如司機給錢太少，收費員便要照章收費，司機壹分錢省不下；假如收費員要錢太多，司機則寧可按章交費，收費員也壹分錢拿不到；彼此只有利益均占才容易達成交易。在某些風景區，送客司機與檢票員串通好幫遊客逃票時，他們的收費原則也是門票價格的壹半。但是，上述情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情況下，公權商品很難供求平衡、更不會供大於求，而只會處於供不應求狀態。這是因為公權力相對於它所控制的資源而言，必然是稀缺的，而企圖“以私謀權”盈利者卻大有人在。譬如，壹座城市，無論規模大小，都只能有相關局長、處長（科長）分管土地或規劃，再加上可插手的書記、市長、分管副市長等等，也總是有限的幾個人。而希望賄賂這些官員、進行錢權交易的開發商，則可能有幾十、幾百個。特別是在腐敗治理不力的情況下，公權交易的盈利示範效用會很快傳播開來，壹些原本正直、廉潔的個人和單位也會自願或被迫加入進來，更加劇了公權商品供不應求的局面。像壹般商品匱乏時價格上限取決於買方壹樣，公權商品的價格上限也取決於奸商報價。盡管某些公權腐敗信息往往出自掮客，未必真實，但對於怕錯失機會、鹿死他手的行賄者而言，往往寧肯信其真，不惜當“冤大頭”[24]，也要高報價。但無論這公權商品價格怎樣被擡高，它也不能高出買方的公權機會收益。比如，壹座金礦的審批權在甲手中，當乙、丙、丁都向甲行賄時，各自都要考慮自己預期的機會收益。假設乙、丙、丁預期純收益為1000萬、2000萬、3000萬，那麽，甲的審批權最高價顯然不能超出3000萬。如果甲或中間人開出的價格超過這壹上限，交易顯然是做不成的。如果乙、丙、丁所擁有的可行賄資金少於機會收益，如前所述，這審批權的價格上限還要低於可行賄資金。考慮到現代金融業的存在，這種情況可以忽略，唯壹起作用的還是公權的最大機會收益。這樣，從理論上講，當三人競價時，丁只須報價2000萬，便可穩拿審批權。當然，這僅是理論推導。公權商品的實際報價絕不可能如此之高。其壹，因為公權交易的高風險和高交易成本，是買方須臾不會忘記的；其二，因為公權商品交易的高隱秘性，使買方不能公開競價，賣方不敢公開擡價；其三，公權商品交易對象是官員，官員盜賣公權，好比竊賊銷贓壹樣，是絕不會按商品固有價值要價的。這就決定了公權商品不可能像壹般匱乏商品那樣，達到買方“能要”的最高價。至於具體的公權商品能賣到怎樣的價位，要看乙丙丁在測算其高風險收益、交易成本之後，根據既往行賄經驗或對其他對手出價的估測決定。但最終究竟有幾個人與甲交易，各自報價多少，除甲有數外，行賄者皆不知道。很可能行賄者只乙壹人，他的任何報價都是最高價。因此，當甲鐵定當貪官時，他所出賣公權的最高價，只能是乙丙丁等人中的最高報價。這個最高價顯然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現在的問題，貪官是如何確定其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的。盡管公權商品本身是“零成本”，但貪官承擔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卻必然影響公權商品的價格底線。先說風險成本，盡管風險成本存在於交易雙方，但貪官會特別重視這壹成本。這是因為，對準備收買公權的奸商而言，他們都是在評估“交易安全”的情況下出手聯絡交易的；凡風聞出事的官員，他們是不會靠前的。而只要貪官敢交易、敢收錢，就意味著他自我感覺良好、風險可控，奸商這面就可放心了。但實際上，任何官員沒有不知其風險存在的，而且，大多會計算出壹旦出事，自己所損失的“高風險成本”有多大。高風險成本中包含官員既得政治權益損失。假如被查，輕則官帽被摘，重則變為階下囚。如此巨大地位反差帶來的肉體和心理痛苦，是無法估量的。不過，任何貪官，在出事之前，都是體驗不到這種痛苦的，否則，他也就不會生出貪心了。但是，對於預期經濟收益及前期交易成本，貪官卻肯定是算計過的。假如甲剛滿50歲，年薪6萬元，壹旦被革職，其經濟損失理論上最少應是年薪的30倍以上（即活到80歲），約為200萬。假設甲為避險，找官場靠山，投其所好，送禮送錢送娛樂，總金額折50萬元。又假設甲低價出讓地塊，國家利益損失達1億元，壹旦獲罪，僅此罪便應領刑10年。以上250萬加10年刑期的風險成本，都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盡管甲未必計算得很清楚，它們卻肯定影響到甲的預期價位，這也就是公權商品的最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假設只乙壹人行賄，而報出的價格只有5萬，甲肯定是不會幹的。這倒不是甲太貪婪，而是因為如此交易太不值，與其風險成本相比，收益率太低。換句話說，他不會為壹筆小錢，去冒損失百倍收益、坐10年大牢的風險。假如乙出手就是500萬，甲的風險收益率大大提高，他很可能就與乙成交了。那麽，貪官的風險收益率多高是底線呢？或者說，貪官的預期價位是怎樣確定的呢？這顯然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假如甲是壹老貪，多次受賄後，其丟官損失的風險成本早已攤薄了，但他未必會降低要價，反而可能利令智昏，擡高自己的預期價位；反之，甲若是第壹次受賄，盡管其風險成本很高，他卻因心理承受能力差，預期要價很低，可能50萬就成交了。但無論貪官是新手老手，只要風險收益率過低，他都不會交易的。依據以上闡述，我們可將公權商品價值規律概括如下：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由公權出售者綜合考慮高風險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後的預期要價決定；機會商品的最高價，由公權購買者判斷公權可實現的最大風險收益決定。在此區間，公權商品因其交易的隱蔽性特征，其價格生成有很大的隨機性，最終皆由買方的最高出價決定。但如果公權交易的風險成本高於風險收益，交易便無法進行，必然“流產”。這壹價值規律與前文已討論的非勞動型機會商品價值規律基本相似。

  （三）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研究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目的是為了能徹底鏟除公權交易，清除社會腐敗。中國式腐敗多是交易型腐敗，而非鯨吞國庫式、公開敲詐式腐敗，所以，依循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從經濟角度反腐，便更為關鍵。應當說，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及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盡管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舉措不斷出臺，官員們似乎並未普遍感受到反腐震懾力，腐敗蔓延的勢頭亦未被遏制。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壹是與中國式腐敗特點相關；二是與目前采取的“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有關；三是基於權力鬥爭選則性的反貪腐。中國的官商之間，“交易”先“交情”，壹旦有了“交情”，彼此便要給“面子”、講“哥們義氣”。建立在群體價值和血緣關系基礎上的“面子”，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依存並服務於相應的社會圈子；國人都有為群體掙面子的義務，也有分享群體面子的權利。所以，再大的官，也要給親友、同學、戰友、哥們“面子”。當然，得到“面子”者，則必須“答人情”“來而不往非禮也”。公權商品交易就這樣在“人情往來”中完成了。腐敗官員，只要不壞規矩，拿了錢真辦事，其腐敗行為便會在情緣或熟人社會中得到“夠哥們”的輿論肯定；而那些拒絕甚至揭發腐敗行徑的人，反倒會被斥為“六親不認”“不仗義”，遭到親朋哥們的排斥，甚至變成孤家寡人、“人民公敵”！依然被儒家倫理束縛的當代中國人，就這樣在不自覺地扮演兩種角色：壹面站在公德立場上痛斥腐敗行為，壹面卻站在私德立場上幫助親友哥們腐敗！這種傳統力量，看似無形，卻是中國反腐的最大阻力。對此，筆者已有專論，此處不贅[25]。如上所論，是中國式腐敗的特征，也是中國腐敗特別難查、難治的客觀原因。而多年來以“查處腐敗大案要案”為重點，實際上“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則是腐敗查處效率低、效果弱的主觀原因。盡管所謂“放小”的說法沒正式出處，但目前的5000元受賄立案標準[26]，及對個人1萬元、對單位10萬元的行賄立案標準，都在明示這壹點。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反腐高壓線”太高，不能對官員、對整個社會產生威懾力。目前，全國省、地、縣行政單位有3228個，獨立的部、廳、處、科級單位和大中型國企則幾乎百倍於此，而2010年全國被追刑責的縣處以上幹部僅804人。這就意味著，在大多數縣市、絕大多數單位中，官員們切身感受不到“腐敗風險”的存在。近年來，在大要案查處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同壹地區、同壹崗位，高官“前腐後繼”的現象，壹連幾任皆成巨貪。有人對此深感困惑，不得其解。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壹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率太低了：別人被抓，那是倒黴，只要自己不露破綻，該交易還交易，該當官還當官。這與馬路上天天出車禍，人們依然天天上街是壹樣的道理。二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收益率太高了：伸手壹次，百萬到手，實在禁不住誘惑，甚至不惜賭壹把。這與慣偷看到乘客身上的大錢包就“技癢”，難免要伸手是壹樣的道理。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要改造，確保官員清廉的約束制度要建設，這無疑都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正確戰略目標。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即便這些目標實現了，高官腐敗現象依然難以根除，壹些法治健全的國家，也會曝出總統貪腐的醜聞便是例證。究其原因，還是高官禁不住腐敗的高風險收益的誘惑。因此，從經濟領域入手，大幅提高腐敗的風險率，讓腐敗行為不被查處成為小概率事件，大幅降低腐敗的風險收益率，讓人們不願冒險腐敗，才是根除腐敗的最有效策略。而這，就需要學習實施歷史上的香港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零容忍”反腐策略，強調反腐“抓大不放小”。國內之所以形成“抓大”反腐策略，除腐敗查處成本高等原因外，關鍵還在於認識上有誤區，認為小腐敗危害小，大腐敗危害大，查處了大官的大腐敗，就能震懾小官的小腐敗，但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對此，香港廉署認識很清醒，也很正確。“大貪小貪都是貪，放過小貪等於縱容大貪，繼而縱容貪得無厭，那時，調查的成本會增加幾十倍，上百倍”。而引起市民強烈憤慨的，恰恰不是大貪，正是小貪。在1974年廉署成立前，香港社會的腐敗也蔓延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連救護車送病人前，也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滅火前，也要收“開喉費”。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今天，大陸蔓延的腐敗現象，同樣是這種小貪：去年少數家長給阿姨送紅包，今年就變成全體家長壹起送了；過去有錢人給醫生送紅包，現在窮人借錢也要給大夫意思意思；至於各種學術、藝術類的評獎、評職稱，更要想法禮敬評委了……問題是，這些送或拿紅包的行為，因數額所限，根本談不上違法。但香港廉署卻根據“貪壹塊錢也不行”的原則，就能對這些“小貪”動用“大法”。壹名郵政人員因春節期間索要了幾塊錢紅包，結果被控收受利益罪成立；電影《2046》拍攝時，壹名娛記為進現場塞給門衛三百元港幣，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內地壹學生，給老師塞了壹萬元希望得到照顧，被老師舉報，結果被判監禁六個月和壹萬元充公。當初，也有人質疑：“壹塊錢也要調查的話，廉署豈不忙死了。”但結果是，廉政公署零容忍、香港社會零容忍，查處了小貪，震懾了大貪，廉署沒有“忙死”，香港的腐敗現象卻被有效遏制住了，成為華人社會廉潔的標桿。為什麽香港廉署這壹反腐策略能近乎立竿見影呢？沒什麽秘訣，就在於它符合讓公權商品交易“流產”的規律：壹是提高腐敗風險率；二是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大貪難查，小貪易查。大陸只要能借鑒香港經驗，果斷從嚴立法從嚴執法[27]，兌現相應獎懲政策，就不愁沒人舉報或自首；只要能把小貪關進大牢，案例不需多，就必然大大會提高腐敗風險率，大大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使當事人痛感小腐敗導致大損失太不值，便會自覺抵禦各類受賄行賄行為。“高薪養廉”放到大貪身上不起作用，放到小貪身上卻絕對靈驗。我們的公職人員，即便收入再不高，也會算賬，若為區區幾百元便喪失公職外加服刑，丟掉最少百萬的預期收益，這種賠大本的買賣任誰都是絕對不會幹的，阿姨、教師、醫生以及學術名家、藝術名流們便會極端恐懼紅包了，腐敗掮客們也將失業了。如果說抓大貪、打死幾只老虎警示作用有限的話，那麽，抓小貪，則可殺雞嚇猴、懲壹警百、敲山震虎，真正威懾了潛在的大貪——十幾元的小貪都不容忍，何況妳圖謀的幾百萬元了！在這種人人看得見的反腐“高壓線”下，“銬子”會撕破“面子”，“法律”將驅逐“禮規”，肆意蔓延的社會腐敗現象便會被遏制，滋生腐敗的傳統文化土壤也將逐步被改造。這些議題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只能就此打住。

  貪汙在任何社會對財富生產都沒有正面意義，而只能使社會財富大量耗費。而交易型的腐敗，則只是增加企業的“非制度化”經營成本，並不壹定影響社會財富的生產。它的負面效用是損害法治尊嚴、加劇社會不公。

轉載者的結論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制定的，中共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共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中共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中共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中共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中共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中共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中共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中共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中共貪腐中共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中共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污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

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

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

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

（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

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

－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

－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

－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

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

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

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精英主義與共產極權


作者 王裕延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只要翻開歷史壹看，壹種奇特的文化現象便展現在妳的眼前：20世紀是光怪陸離、五花八門的代表，可以概稱「X代表」誕生的世紀，是X代表泛濫成災的世紀。這類代表的發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鄉俄羅斯。俄羅斯名目繁多的「蘇維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種子隨風飄灑，傳播到世界各地，傳播到了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這種文化現象是喜是憂，它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對人類的思想方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個問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也引起了我的關注和興趣。

本拙著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現象的結果。現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公諸于眾，是非曲直，籲請讀者評述。我深知，本拙著中表述的觀點肯定會引發歧義，會被習慣向左看齊的中國人指責為離經叛道，有悖中國特色和國情的奇談怪論。但願讀者如古人所雲：「奇文共欣嘗，疑義相與析」，在疑義相析的過程中，我樂意接受讀者最嚴苛的評判

。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說起「代表」的起源，可謂源遠流長。其源頭隱藏在動物群落的生存競爭的殘酷鬥爭中。動物群落中的雄性強者為了獨佔性的支配權利，往往展開妳死我活的嘶咬武鬥，勝者成了獸王，如猴王，獅王，虎王是也。它們成了適者生存，成了負責繼續藩衍後代和傳遞香火的代表。獸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人是從靈長類的高等動物中進化而來的，最初的人類社會是從靈長類的群落中演化而來的。因此，原始社會的部落酋長都是從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即與異族部落的同仁進行拳打腳踢加嘶咬的搏鬥中脫穎而出的成功者，他們構成了人類最原始的社會代表。可見人的「代表」和「獸王」的產生有相似之處。

原始社會儘管存在部落酋長這類代表，但在原始社會部落成員壹律平等的社會氛圍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會崩潰，文明社會形成之後產生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大量剩餘產品，逐漸產生了私有制和等級制，即馬克思主義認定的階級。等級制和階級的出現，標誌著文明社會取代了原始社會。於是等級制度和階級區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這種制度性代表的產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長的產生，和獸王的產生的條件極為相似，都是通過暴力產生的，通過激烈的社會衝突斗出來的。正如古代希臘極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那樣，「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證明這些是神，那些僅僅是人，讓這些人變成奴隸，而讓前者變成主人。」

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戰爭崔生出來的「主人」，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隸」，類似我們今天所稱的「被代表」，被統治被專政的階級。從此，等級制度也隨之成了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和壹張名片。



二 代表理論的文化根源



從前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代表」絕非上帝派來的美麗天使，他們是由戰爭和暴力崔生出來的怪胎，從頭到腳渾身充滿血污，齜牙咧嘴，半人半獸令人可憎。為了漂洗這類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飾這類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現了著名學者思想家為其包裝打扮。古代希臘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柏拉圖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圖極力把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張正義平等的聰明人，把因戰爭失敗淪為奴隸的「被代表」貶稱為無知的人。可見，柏拉圖伸張的正義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級制的烙印，是屬於自然主義或具體的正義平等，如列寧在《國家與本命》壹書中伸張的那種階級的正義與平等如出壹輒。柏拉圖由此提出了壹條極其重要的政治原則，「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應當服從。」這條政治原則影響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直到現在還大有人把其捧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國，大約比柏拉圖稍早的年代出現了壹們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極力把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成功者捧為「知天命」的君子，捧為「聖人」，視為聰明的上等人，視為「上知」；把其失敗者貶稱為「小人」，愚蠢的「民」，視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圖相似的政治原則是「學而優則仕」，「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這類政治原則幾千年來壹直被中國的統治者捧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至寶，其影響至現在乃經久不衰。柏拉圖和孔夫子不約而同的見解耐人尋味，使人深深感嘆「天下英雄所見略同」。

他們的最大共同點是，孔夫子主張「學而優則仕」，柏拉圖則主張「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獨裁專制的政治理念。特別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和柏拉圖的「聰明」與「無知」不可逆的認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獨裁專制的精神支柱。依靠這種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國，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識半斗的凶橫和尚，弱智殘障和三歲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寶坐，成為「真命天子」而為國人頂禮膜拜。充分顯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圖的政治理念是為「誰應當統治」服務的工具。而「誰應當統治」，這是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問題。可惜人類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從靈長類這種高等動物進化來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著權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歷代人類中的強者和「代表」像「獸王」壹樣，視權力為命根子，對獨佔壟斷權力充滿著貪婪的慾望，這是人類最壞的惡劣習俗。

通常說，為了牢牢掌握手中權力，歷代統治階級都採用列寧說的靠「暴力和欺騙」，靠後來毛澤東主張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概括為「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把這些名人的主張對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確壹些。因為控制政權不能全靠欺騙。林彪說的「筆桿子」是指學者文人，不能把他們和騙子混為壹談。學者文人創造的理論，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知識，這些理論知識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不完全是負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對人類歷史上留下來的理論知識，必須進行科學具體的鑒別和分析；把這些理論知識用「欺騙」壹詞概括否定，或把其視為「馬克思主義」而完全肯定，都是違背了科學的認知規律。



三 論「代表理論」的文化根源對人的思想方法的影響



只要對人類的歷史稍加研究，便能發現支撐獨裁專制主義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支柱，就是等級制度和靈肉分離的理論，這也是「代表理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餘產品，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階級，國家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最早的國家是奴隸制國家，是由原始社會的部落組織演變而來的國家。所以最初的國家被稱為部落主義國家，或城邦諸侯國家，其首領被稱為國王或諸侯王。

由於奴隸制部落主義國家規模小，人口少，彼此還保留濃厚的血緣關係，基本上屬於壹祖之子孫。所以社會上的等級制或階級劃分顯得很簡單，僅分為貴族、平民和奴隸。此時雖然產生了社會等級和階級，但還未形成等級制度。此時雖然產生了人死後魂魄還存在的觀念，但還未形成靈肉分離的理論。

隨著諸侯國之間為掠奪人口和土地資源而不斷發生戰爭，國家的數量不斷減少，最後只剩下幾個大國。有的地區，比如我們中國，最後只剩下壹個統壹的秦帝國。大國的特點是版圖大，人口多。國家的首領不再以「王」稱呼，而是以「皇帝」稱呯了。隨著統壹大國的出現，各地的鄉土宗教開始融合，最後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要統治壹個大的國家，絕不是治國如像烹小蝦那樣簡單，這絕不是皇帝壹個人所能為的。皇帝必須依靠自己精心挑選的團隊，賦予他們大小不等的權力，組成壹個寶塔式的權力機構。塔尖是皇帝，接著是內閣首輔大臣，地方諸侯和騎士，這些人被皇帝授權代表行使國家權力。他們壟斷了國家的壹切權力，他們才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這就是中世紀歐洲世俗社會存在的等級制度和實際的代表制度。與此相隨，宗教王國里也產生了等級制度，上有教皇，下設大小不等的主教和傳教士，分別在各國各地區代表教皇行使傳教布道的權利。

法國是歐洲等級制最典型的國家，第壹等級是宗教界里的神職人員；第二等級是國王和貴族；第三等級是農民、工人和城市資產階級。第壹等級控制了思想意識支配權，第二等級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力，第三等級是創造社會財富的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是最重要的納稅大戶；但在政治思想上卻沒有話語權。第壹第二等級便成了法國的統治階級，第三等級就成了被統治階級。

中國長期流行壹種觀點，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有錢有財產的人就是統治階級。比如恩格斯就說，國家「按通例說總是最強有力即在經濟上占統治的這個階級的國家」（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法國第三等級中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最強有力的階級，但在政治上卻沒有話語權，證明恩格斯說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錯誤的。這充分證明，所謂國家的統治階級，是由那伙壟斷國家權力的官僚政客組成的。依財產的多寡來區分誰是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誰應該成為革命的打擊對象，這是產生「紅眼病」，社會仇富心態的社會根源。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紅眼病」主義，是「仇富」主義。這是引發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大動蕩的壹大原因，是導致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變革屢屢失誤的重要原因。

中國自秦始皇統壹中國后，皇帝之下中央設立宰相三公，地方設立郡守縣令，里正鄉長，由他們代表皇帝行使國家權力。漢朝中後期出現了士族參政，逐漸形成了士族集團，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級職務被高級士族壟斷，以至形成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權力等級結構，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其影響直至現在乃隱然可見。

在封建專制社會裡，等級制度最終被確立起來了。這種等級制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第壹，它把人類社會分成了利益彼此對立的兩大集團。壹個是只享受權利不盡義務的特權階級集團；壹個是只盡義務不能享受正當權利的受壓迫受剝削的集團。《水滸傳》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燒，田裡禾苗半枯焦；農夫心裡如湯煮，王公孫子把扇搖。」充分反映了等級制度對人的思想方法，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是撕立族群撕立社會的禍首，是引發官逼民反之社會動蕩的禍根。

第二，等級制度把社會個體分為兩種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勞心的和勞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權利不盡義務和只盡義務不能享受權利的。眾所周知，劉邦就是根據這種理念把其所屬分成「功人」和「功狗」。劉邦的「功人」是指運籌帷屋，搞戰略頂層設計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沖衝殺殺的受令人。這種等級代表制度把人的認識理論和經驗實踐看成兩截不相連貫的事，為特權階級，即行使大小權力的各級代表壟斷是非，愚弄欺騙百姓大眾提供了理論根據。

代表等級制度對人的思想方法產生的最大影響，就是崔生了人肉分離之理論的形成。這種人肉分離的理論反映到宗教上，這就為人死後靈魂的去向做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獄。上等人的靈魂上天堂，這就是中國人說的「壹人得道，雞犬升天」，「道」即權力之謂也。下等人的靈魂，即平民百姓的靈魂進地獄，除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宗教就為人的命運的不可選擇做出了默認安排。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們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慣用的「要麼上天堂，要麼下地獄」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歷史主義思想方法論的最初萌芽。

靈肉分離理論反映到哲學或人的認識理論上，便產生了兩種「本體論，壹是精神本體論，就是哲學家說的「唯心論」；壹是物質本體論，就是哲學家說的「唯物論」。

認為皇帝是老天爺在人類社會的代表的中國神傳文化精神本體論認為，世界是由老天爺創造的，人的命運是由老天爺決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為都必須遵照老天爺的意志行事。否則就要受到老天爺的懲罰。

物質本體論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規律運動的。物質世界和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中國古代聖人說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物質本體論認為，客觀規律能為人們所認識，但人們不能廢除或創造規律，只能順應和適應它。在中國這叫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人必須接受客觀規律的命運按排，否則就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精神本體論和物質本體論，唯心論和唯物論表面看來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質上它們是殊途同歸的，都是靈肉分離論的產物。它們都承認人的命運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選擇，必須由超越於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觀規律來安排掌握，徹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經驗對物質世界對人類社會的巨大能動作用。

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是壹種被扭曲了的認識論，是為獨裁專制主義培養造就良民和馴臣服務的，是獨裁專制主義統治人民大眾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這樣。可惜自古以來，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產生的弊端禍根，未引起思想理論界的注意和重視，反而以種種方式受到推崇袒護，這就更需引起人們的深思了。

由此可見，等級制度和靈肉分離理論，是支撐獨裁專制主義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兩根台柱子。千百年來，百姓大眾對等級特權制度怒不可遏，對利用權力致富的官僚特權階層特別惱火，這幾乎成了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成了引發社會動蕩的基本根源。可見，農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對「等級特權」。但是由於柏拉圖包裝的自然主義或等級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響太深了，以至無數次的農民起義或暴動，都根本無法動搖千百年來形成的等級制觀念。於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說到底就是要用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義的生存競爭自由，去取代自然主義的等級或階級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義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藝復興運動就是用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至於什麼叫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讀者可以參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的第五章的第二節，他在這壹節里反覆闡述的所謂具體的階級的自由，階級的民主和階級的平等，就是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想家，首先萌發了人類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經驗，設計壹種自由民主平等的遊戲規則，去取代由上帝啟示安排之下的聖人確立的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通過這種遊戲規則，使本來不自由的變成自由，本來不民主的變成民主，本來不平等的變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這種新的思想觀念，推翻了千百年來人的命運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規律主宰的專制主義理念，變成了人類有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見，文藝復興時代產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烏托邦，不是神話，而是人的理性經驗發展到壹定時代的產物。在這種理念的感召下，英國於17世紀爆發了革命，美國18世紀發生了獨立戰爭，法國於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級壓迫的基礎之上的專制王朝。從而使文藝復興運動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認同而成了普世價值觀。因此，那種把自由民主平等說成是美國人的價值觀念，是美國的烏托邦的中國人，是缺乏歷史常識的，是中國典型的「不知漢魏晉」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靈肉分離的理論並未因18世紀的歐洲革命受到觸動，反而還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推崇和袒護，還被廣大百姓民眾當成撫慰心靈創傷的靈藥。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還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哩！法國革命結束后，崇尚靈肉分離論的思想家和學者還用更精緻的方法把其包裝起來，用來複辟鞏固獨裁專制主義政權。其中最名氣的思想家和學者莫過於德國的黑格爾。

黑格爾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隨者。他用神奇萬能的辯證法，輕而易舉地把柏拉圖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絕對觀念」，創造了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精神本體論」。他運用「絕對觀念」解釋了世界是怎樣創造的，普魯士王朝是怎樣產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樣成了普魯士的皇帝，怎樣成了絕對觀念的載體和歷史必然性的產物。壹句話，黑格爾用他發明的「絕對觀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魯士王朝裝備起來了。他用運動，矛盾衝突鬥爭的觀念為德意志民族稱霸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後來卑斯麥的鐵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支柱，最終使德國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給人類造成了罄竹難書的災難。

黑格爾的「壹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謂的「壹切現實」，是指現存的社會秩序，現存的權力歸屬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因而都是合理現實的，都是有效的，是萬萬不許變動的，這和中國的「實事求是」之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是為強權政治服務的，是為歷史的必然性，為獨裁專制的普魯王朝辯護的。

他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之著名論斷，是反對理性主義的自由，是伸張具體的自然主義的自由。因為黑格爾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現存的社會秩序，現存的權力歸屬；是屬於壹種必然的權力或權力的必然。誰掌握了這種必然的權力，誰就能獲得為所欲為什麼都能幹的自由，就能像毛澤東說那樣，可以像和尚打傘無法（佛）無天。可惜，能認識這種「必然」的人，什麼時候都是少數人。所以黑格爾鼓吹的自由，是為少數人的等級特權服務的自由；他主張的自由是少數獨裁專制者無法無天的自由。因此，黑格爾犯了把人的認識方法和人的基本權利混為壹談的錯誤，犯了用自然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體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思想家主張的約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義之自由民主的錯誤。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是壹種反動口號， 是黑格爾反對文藝復興運動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種理論觀念。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者都深信黑格爾說的「必然」，是指客觀規律，認識了客觀規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是持這種觀點的，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和毛澤東關於「人類的歷史，就是壹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的說法就反映了這種觀點。這是天大的謊言。布魯諾不是認識了客觀規律嗎？結局如何呢？被野蠻專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彭德懷認為「大躍進」是小資級的狂熱病，林彪堅持主張設國家主席，實踐證明彭德懷和林彪都認識了所謂的「客觀規律」，按道理這兩位開國功臣該「自由」了；結果如何呢？他們都非但沒有實現毛澤東認為的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反而最終都喪失了自己曾為之奮鬥終身而獲得的自由，最後竟滑落到了凄凄慘慘戚戚的「必然王國」的滅頂之災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遇羅克和張志新不是都認識了客觀規律嗎？結果又如何呢？他們都和布魯諾的下場壹樣可悲。

由此可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認為只要揚起了理想的風帆，就能到達自由的彼岸，這是十足的謊言。再次證明，壹切謊言，不管是誰鼓吹的，不管是什麼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麼文學家，還有什麼天真爛漫的詩人，不管其動機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都是為獨裁專制主義服務的反動口號。

馬克思主義是從黑格爾主義中脫胎而出的壹種思潮，這是由馬克思本人承認了的公開秘密（見《資本論第二版的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和黑格爾主義剛好相反，是屬於崇尚「物質本體論」的壹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是按壹定的規律運動的。這種規律能被人認識，但人不能違背它，只能順應它。否則，就會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馬克思根據這種物質本體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壹反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創造歷史的神話，極力鼓吹階級鬥爭創造歷史的神話。馬克思說：「迄今存在過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見 《共產黨宣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總代理毛澤東則說：「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見《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用階級鬥爭創造歷史去取代上帝創造歷史，取代絕對觀念創造歷史，就是用「物質本體論」去取代「精神本體論」，用壹種神話去取代另壹種神話。這種理論或神話更替被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捧上了天，認為這是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實是如此嗎？讓我們來具體分析壹下。

主張階級鬥爭創造歷史的馬克思主義者認定，只有先進的，革命的階級才有資格創造歷史；而落後的，反動的階級是沒有資格創造歷史的。而區分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標準是什麼呢？看其能否代表先進的生產力。

馬克思及其信徒們認為，只有工業革命后產生的無產階級這類少數人群體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其他階級都是行將沒落的階級。至於農民，與其說是革命的，不如說是反動的。可見，馬克思和其信徒們認為只有少數人組成的先進階級才有資格創造歷史。

這是否定壹切，唯我獨革，唯我獨尊，主張和舊傳統舊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為眾人熟悉的極左觀點。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產黨內極左派的老祖宗。這不是我造謠，請讀者讀壹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終生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否定壹切的極左運動。這是無須解釋的自明真理。

因為馬克思主義只把無產階級視為是先進革命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然而然地認為創造歷史的重任落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了。列寧則乾脆把創造歷史的重任賦予給「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的身上(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的幼稚病》)。這也是列寧津津樂道的「與其妳獨裁，不如我獨裁」的重要原因。這就是說，只有區區少數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才有資格創造歷史。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是由科學技術、生產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組成的。因為無產階級（只佔總人口中的少數）是使用機器生產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科學技術和先進思想文化的階級，是最有前途的階級。可見，馬克思和其信徒們是「代表」理論的始作俑者。可見，這種少數先進分子創造歷史的理論和上帝創造歷史的理論大同小異，其區別無非是五十步與壹百步而已。與此同時，值得玩味的是馬克思和其信徒們卻把管理組織機器生產的工廠主，把研發機器生產的科學技術工程人員視為腐朽沒落的反動階級，是多餘的人，而被定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對象或改造對象，這豈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嗎！。

由此可見，馬克思把工業革命后使用什麼工具當成區分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標準，從而把因社會分工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扭曲為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後的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關係，扭曲為「代表」與「被代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並把這種對立關係視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與「奴隸」不可移；如同柏拉圖的「聰明人」與「無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與下愚不可移」。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認識論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堅信不疑的階級分析論。正是這種理論使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復興運動相悖而行，使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相悖而行。這是壹種被精心包裝的靈肉分離的理論，是為「誰應當統治」服務的理論。

在階級分析理論的指引下，馬克思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統治世界的宣言；它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奪取政權，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這是壹篇運用物質本體論和階級鬥爭論創造歷史的觀念，論證「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凡是涉及「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的理論，壹定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壹定是把理論和經驗視為兩截不相聯貫的靈肉分離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就是建立在階級鬥爭和靈肉分離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壹種哲學。

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集中反映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籌劃、由恩格斯執筆寫的《反杜林論》，以及恩格斯晚年寫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重要的哲學文獻中，反映在列寧寫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典專著之上。這些哲學經典專著的立論基點就是「物質」、「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靈肉分離之理論。這種處處以「物質本體論」「壹以貫之」的人肉分離的理論，主張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可以離開人而存在的神聖理論，從而否定理論與經驗的有機聯繫；把自然科學家主張的真理是可以用經驗證實的理論假設視為是「唯我主義 」「唯靈論」，視為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而嚴加批判；把主張真理有待經驗證實的理論假設的科學家，視為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有學位的奴僕（見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種靈肉分離的「物質本體論」，即「物質」、「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理論對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斯大林扛著「物質本體論」的旗號，在靈肉分離論的支配下主持撰寫了《聯共（布）黨史》。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斯大林遵循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誨，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質的武器看成兩截不相連貫的事。從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學術討論擱置壹旁；卻專註「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殺戮的專政手段，殘酷鎮壓「反對派」，即政治哲學理念不同於自己的「反對派」。從而把自己打扮成無產階級利益的「先進代表」，這裡所說的「先進代表」，其實就是把持蘇共政權的特權派。這些特權派還自詡是由「特殊材料」鑄造的共產黨員，列寧的忠實信徒。全書沾滿著用「武器的批判」產生的斑斑血跡，是為「誰應當統治」或「誰應當成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寫的教科書。

《聯共（布）黨史》後來被毛澤東捧為「聖經」，捧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壹個完全的典型。」（見《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個「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導延安整風的理論指南，成了毛澤東建國后的治國指南，成了毛澤東「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理論源泉。這給中華民族造成的苦難是無法用語言表述。而現在還執迷不悟階級鬥爭和熱中權力的人，還處處以「特殊材料」自詡的「聯共」式的黨員和「蘇維埃代表」們，即被眾多中國人鄙夷的「唱紅派」「左撇子」，則成了阻礙當今社會進步開放的最大阻力，這難道還不夠壹目瞭然嗎？



四 重新認識實驗主義方法論的革命意義



重新認識實驗主義方法論的革命意義，這隻是針對中國人而言。

長期以來中國人總以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是人類認識史上的壹場大革命。顯然這是有悖歷史事實的錯誤認識。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理論沒有脫離柏拉圖和黑格爾思想認識理論的窠臼，它充斥著等級觀念和靈肉分離論的神秘主義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階級烙印。它的價值取向是特定的階級利益和最大的權力，而不是客觀公正地對世界和人類社會進行科學理知的論證和理性的認知評估。這是壹種訴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

美國的實驗主義和以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等人命名的主義思想的根本不同點，就是它旗幟鮮明堅決徹底地反對等級觀念，反對靈肉分離的理論，它的價值取向是要建立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諧社會。這是壹種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這種價值觀念長期受到被馬克思主義支配的中國人的非難，褻瀆和污名化，被視為是腐朽沒落的壟斷寡頭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被視為是鄙棄神聖真理的「唯我主義」。特別是在中國大力宣傳實驗主義的著名學者胡適被定為「戰犯」之後，實驗主義竟也成了「紙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被取締。這極大地妨礙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與世界接軌和對外開放，把中華民族長期置於閉塞的社會環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這是中華民族的不幸，這是中國社會的不幸。

當今的中國，要想順利地實現和世界接軌和對外開放，關鍵是要正確認知美國，妥善處理與美國的利益糾葛。要正確認知美國，必須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因為美國的實驗主義對美國的影響，正如中國的儒學對中國的影響壹樣，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不僅能正確了解美國人在想什麼，他們需要什麼，還能使我們從美國的實驗主義中吸取豐富的思想營養來豐富充實中國的文化。

我們反對盲目崇美，但是我們要誠心誠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為知美派，正確認知美國的實驗主義，這是繞不開的壹道坎，這對化解中美兩個民族長期積淀的歧見，這對加深中美兩國人民的互相了解，這對不斷推動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邁向新的台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來在中國的學術界流行壹種什麼中美兩國的矛盾，是制度結構性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觀點。我認為這是非理性主義的危險判斷，是繼續運用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去認知中美兩國的矛盾，非常不利於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於兩國建立壹種新型的大國關係。我們只要通過對兩國深層次的文化淵源的研究，找到兩國人民心靈深處之間相通的人性共識，就壹定能破解中美兩國命中註定衝突的宿命論和化解兩國之間的種種矛盾。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方式不是不可選擇的，並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種非衝突不能相處的方式。

事實上，改革開放后，我們向美國文化學習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是不會忘記的，這在改革開放前處處宣傳美國是「紙老虎」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這樣說，不向美國學習，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很難在三十多年左右時間，已經成為經濟總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經濟體。忘記了這壹點，中國人勢必犯大錯誤。現在因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面對中國社會的民主呼聲跟官方意識形態真空的鄧右開始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有些支持鄧右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飄飄然起來了，「紙老虎」的觀念又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里作祟，胡適批評過的東方民族誇大狂又開始發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國的優秀文化拋之腦後。另壹方而，學美國是否學過了頭，引起了部分中國人的無窮憂慮；但是，「怎樣才算學過了頭」，也值得全國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這對消除學美國引起的憂慮很有必要；這對素來有「吾從先進」的優秀傳統的中華民族，對渴望改革開放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不單是壹種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種不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現在，我想根據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推介文章，對美國的實驗主義在思想方法領域中掀起的巨大變革談談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國人對美國的實驗主義的關注和研究興趣，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盡自己的壹點綿薄之力。

首先我聲明，我未學英語，孤陋寡聞，從未接觸實驗主義的原著。我對實驗主義的了解都是通過胡適大師的介紹；所以本拙著大量引述胡適的著作，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僅此而言，我是名實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為恥，誠然也不以此為榮，只是出於尊重事實，尊重胡適大師的純真。但在「抄襲」的過和中，也夾敘著我個人的壹些觀點；這些觀點反映了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和憂慮，寄托了我對傳統文化的無限希望。

反對等級制和靈肉分離的理論，不是美國實驗主義的首創。古代農奴和農民發動的無數次起義，目標就是要摧毀萬惡的社會等級制。但是由於他們缺乏科學的政治理念，每次起義非但未能觸動罪惡的等級制；其結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舊的不平等。即使在馬克思主義旗號下進行的革命，也未能觸動罪惡的等級制，其結果也是用壹種新的不平等去代替舊的不平等，用什麼行政二十七級或二十八級去代替中國歷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樣，對靈肉分離的理論在過去不是沒有人反對批判，只是因為他們缺乏科學的認知手段做支撐，致使他們對靈肉分離之理論的批判像曇花壹現稍縱即逝，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鮮能為人知曉。比如中國南北朝時期范縝寫的《神滅論》，即使用今日的學者眼光來評判，他對靈肉分離之理論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當代人驚嘆不己。

美國實驗主義的偉大貢獻，在它緊緊依靠文藝復興以來培植的格外堅牢的科學政治理念，緊緊依靠19世紀眾多科學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學認知手段，對千百年來形成的等級制度觀念和人肉分離的理論做了顛覆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類認識歷史上的深刻革命。這對社會的進步開放，對自由民主平等價值觀念的推廣普及產生了持久的積極的影響。

美國的實驗主義反映了19至20世紀歐美科學家群體的壹種思想方法論。它不是指某壹個人的主義或思想，而是綜合了美國的著名學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國科學家）、倭斯襪（德國的化學家）、馬赫（奧地利的物理學家）等人的學說。實驗主義的發起人皮耳士，是美國著名的數學家、名學家、物理學家；給「實驗主義」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和哲學的教授；後來成為實驗主義領袖的杜威，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哲學家，他的教育學說在美國影響極大，被美國人稱做「教師的教師」。

把美國的實驗主義和其他以個人命名的「主義」「思想」「理論」相比，比如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實驗主義更像壹座碩大無比的熔爐，綜合和融合了許多世界壹流科學家和學者的理論精華，提煉出壹種行之有效的科學的方法論——這就是美國著名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這是科學家的思想方法論，是為科學家認知評估客觀世界服務的壹種方法理論；不是服務於權力鬥爭的政客理論。因此，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而已。由此可見，實驗主義尤其說美國科學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說它是全世界科學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學家怎樣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于水火為宗旨的什麼主義思想和理論那樣，容易和烏托邦結緣，容易和訴諸情感的非理性主義同流合污。不過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僅在美國和歐洲壹些國家得到普遍推廣；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級制的國家和地區的推廣水平卻要遜色多了；而在馬克思主義占治治地位的國家，即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被強調得過了頭的國家，實驗主義卻遭到強烈的抵制和敵視。

美國實驗主義的壹大功勞，就是發現了壹種「歷史的真理論」。據胡適的介紹，這種真理論關注的重點，在於真理如何發生，如何得來，如何成為公認的真理。真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胎裡帶來的。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它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它們「真理」的美名的。

我們所謂的真理，原不過是人的壹種工具。真理和我們手裡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壼是壹樣的東西；和農民手裡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是壹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因為從前這種觀念曾經發生功效，故從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為它的用處至今還在，所以我們還叫他做「真理」。萬壹明天發生他種事實，從前的的觀念不適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們就該找別的真理來代替它了。胡適的的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寫得何其好，是何等地發人深思。

美國的實驗主義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紗，這是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為之壹新。實驗主義把真理視為和教師用的粉筆，農民用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是壹樣的東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說，變更真理這類思想觀念，像教師換壹根粉筆，農民換壹把鋤頭，掏糞工人更換壹只糞桶壹把尿杓那樣簡單方便。這種理論給美國人創造了壹種變更思想觀念的良好寬鬆的社會氛圍，使美國人穩穩噹噹站到了變更思想觀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國人成了當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創造性的民族。

我們知道，壹個民族，壹個國家的進步發展，關鍵取決於這個民族和國家的思想觀念能否不斷更新與世俱進，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價值觀念。有了壹流的價值觀念，就能創造出壹流的政治體制，創造出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美國的實驗主義為美國創造了壹流的價值觀念，壹流的政治體制，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這是有目共睹的，這是沒有疑義的事實。有人說，20 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學技術文化。但我認為，20世紀之所以是美國人的世紀，是因為他們擁有科學的思想方法，這就是美國的實驗主義。我堅定地相信，在人類未找到比實驗主義更好更先進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國民族將能繼續保持他們在思想和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會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這樣表述美國實驗主義的偉大功績，並非要肯定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評和憤慨。但我始終堅定地認為，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和美國的學者科學家群體信奉的實驗主義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相反，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國的學者科學家信奉的實驗主義代表了理性和科學，這是兩股南轅北轍的思想意識流。美國的霸權主義最終要以損害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終，最終要為美國人民拋棄。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霸權主義，是壹種爭奪權力歸誰所有的理論，是服務於壹種爭奪權力的政客理論。歸根結底，這是屬於階級鬥爭的壹種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持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和《共產學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緣：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權力。美國的霸權主義為了追求世界統治權，到處拉幫結派，製造顏色革命；《共產黨宣言》則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奪取政權，旨在處處製造顏色革命；不過它的「顏色革命」被稱為「紅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罷了，目標就是要實現共產黨管理統治全世界。兩相比較，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共產黨宣言》追求的目標與主張何其相似乃爾。因此，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共產黨宣言》伸張的世界共產主義都是屬於烏托邦。

那末，什麼是烏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辦不到而非要辦到的主義思想理論都屬於烏托邦。歷史證明，對上帝創造世界這種子虛烏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這是烏托邦；獨裁專制主義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罵，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時間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傷是烏托邦；這就是說，凡是推行壹個政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治國治民的，不管其動機出身如何，都是烏托邦；任何壹個民族，壹個階級，壹個政黨，壹個國家要想稱霸全世界，這是烏托邦。可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前蘇聯推行的世界共產主義都屬於烏托邦。

現在中國理論界有壹種說法，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糾正了蘇聯的烏托邦，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改革開放過了頭，現在我們又陷入了美國的烏托邦。所以現在的改革開放必須糾正美國的烏托邦，選擇既不同於蘇聯和美國的烏托邦，走獨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權主義視為烏托邦，就是說，中國的發展必須避免走蘇聯和美國的霸權主義道路，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如果把美國的實驗主義、美國的優秀方化與美國的霸權主義混為壹談，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知道，美國的實驗主義是科學家認知評估世界的方法理論。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國界，超越階級利益，超越階級種族群體的意識主義的普世價值。目標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識和社會共識，創造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實的、真正的和諧社會或和諧世界，這絕對不是烏托邦。

眾所皆知，美國是壹個移民國家，種族矛盾曾為世人最為詬病的醜陋現象，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實。但通過兩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國的種族矛盾得到極大緩和，許多傑出優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學家和思想家。奧巴馬成了美國總統，鮑威爾和賴斯成了美國的國務卿。這充分說明，自由民主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絕不是烏托邦。

儘管美國和我們中國壹樣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學習美國的先進思想理念，所以我們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向美國學習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進步。如果我們無視美國的實驗主義和美國政府推行的霸權主義之間的區別，勢必把這兩者混為壹談，勢必會把反對美國政府的霸權主義變成反對美國的實驗主義，就會誤導我們對美國實驗主義的正確認識，減損我們對美國人民善良品質的信任，減損我們對美國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科學技術文化的信念，就會動搖影響我們對改革開放的信心。懷疑美國民族的先進思想理念，我們的改革開放必然會倒退，退回到過去封閉的社會狀態中。這對渴望改革開放，渴望能過上有尊嚴而又富裕體面的生活的中國人來說，絕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現在，我們把實驗主義的真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理論比較壹下，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麼那樣舉步為艱，比從古代的蜀道登天還難。實驗主義認為，真理是人造的，是為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壹種工具。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則認為真理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被視為是永久不變的「天道」或「天理」之類的東西。這種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為人造的，不是造出來供人用的，而是從天而降用來約束或規範人的行為，是任何人不得違背的「天道」或「天理」。誰違背了它，誰就要受到懲罰，如孔夫子所言：「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因此，在中國真理是神聖的，是不能隨便變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

在中國要想改變所謂的「天道」「天理」或「真理」，這是壹件天大的難事，這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大事，必須動刀動槍，殺他壹個天翻地覆妳死我活，才能獲得天老爺的垂青，才能喚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滅人慾」；為了真理，中國人必須放棄壹切慾望，忍飢挨餓是小事，捍衛真理是大事。這種傳統文化的真理觀壹直保留到現在，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核心，成了當今中國人思想行動的根據。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間變成了權力。為權力而戰就是為真理而戰，為了權力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槍齊鳴。妳殺過來，我殺過去；為了權力和真理，中國人自相殘殺，短短二十年，彈指壹瞬間死人5000萬。誠如李宗仁所說：「戰禍遍及黃河南北，田園盧舍悉遭摧毀荒廢，無辜人民死傷成千累萬，妻離子散啼飢號寒者到處皆是，此壹慘絕人環之浩劫，實為我國內戰史上空前所未有。」

在中國，真理是不容批評挑戰的。誰要批評真理，誰就是搞資階級自由化挖政治牆腳，誰就得準備接受專政了，甚至要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因此，在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真理觀的影響無時不有，無處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觀念和體制真是比登天還難，這是阻撓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的絆腳石。

在中國，我們什麼時候能像美國人那樣，把主義、理論、思想和政治體制之類的真理看成和教師使用的粉筆，農民使用的鋤頭，掏糞工人使用的糞桶尿杓壹樣的東西，看成是供我們使用的工具。我深信這壹天的到來之日，中國人再也不要為觀念的變革動刀動槍殺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觀念的變革彼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了，這是中華民族插翅騰飛的基本條件。

美國人能辦到的事，中國人難道不能辦到嗎？「天道」「天理」之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真理觀」就不能允許變更嗎？我們中國人難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隸嗎？「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說這話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韓愈如果能活到現在，肯定會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溫《原毀》壹文，我們不妨學壹學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國的實驗主義，就其如美國的實驗主義。」這才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頂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國大丈夫！

研究美國的實驗主義，必須了解杜威對實驗主義的卓越貢獻。正是杜威的卓越貢獻，奠定了他在美國實驗主義中的龍頭地位。那末，杜威的貢獻是什麼呢？

第壹，杜威發現了古代以來的知識論的最大病根，在於經驗派和理性派的區別太嚴了。造成這種病根的原因，由於古代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的種種階級。古代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和身，靈魂和肉體，心與物，經驗和理性等等分別；論道德便有內和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別。教育學說也受了這種影響，把知與行，道德與智慧，學校內的功課與學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兩截不相聯貫的事。總之，在杜威看來，古代社會的等級制度，是使古代以來的知識論和道德論產生種種弊端的根源，是產生靈肉分離論，知行脫節論，理論與實踐相悖的種種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貴之處，不只是停留在單純檢查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病根，更可貴的是他找到了治療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方法和途徑。其方法是實行平民主義的政治：（壹）壹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分子共同享受；（二）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交互影響。

其途徑是推行平民主義的教育：（甲）須養成智能的個性，（乙）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的習慣。「智能的個性」就是獨立思想，獨立觀察，獨立判斷的能力。「共同活動」就是對於社會事業和群眾關係的興趣。

平民主義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經驗得來的意思和觀念壹個個地實地證驗，對於壹切制度的習俗都能存壹個疑問的態度，不要把耳朵當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裡糊塗認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種同力合作的天性，對於社會的生活和社會的主持都有濃摯的興趣。

總之，杜威的主張就是要打破從前的階級教育，把階級社會遺傳下來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制度壹齊改革，撫平千百年來由於階級觀念造成的社會裂痕，使人類社會成為壹個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諧社會。

毛澤東對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受階級制度的制約影響，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實踐論》中寫道：「在階級社會中，每壹個人都在壹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他對此觀察的結論和杜威的結論完全不同。杜威認為這是知識論和道德論的病根，必須通過平民主義的政治和教育來消除。毛澤東則認為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規律是必須遵循不得違背的。

因此，毛澤東認為要消除階級制度對知識理論和道德理論的影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去佔領各個思想領域的陣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寧的著名論斷：「壹切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因此，「只有把學校活動的每壹步驟，把教育、訓練和學習的每壹步驟，同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繫起來。」（見《青年團的任務》）在列寧的思想方法的影響之下，中共毛澤東壹貫認為學校是階級鬥爭的陣地，是爭奪接班人的舞台。這就使得中國大陸的教育始終貫穿壹條階級鬥爭的紅線，貫穿「誰應統治」，貫穿應當由誰來扛旗引路的紅線。從而使學校成了階級鬥爭的重災區，教師身心備受摧殘。這是導致中國教育日漸衰落的主要原因，這是60多年來中國教育不能出「大師」根本原因，這是當今中國人無限懷念西南聯大在其極其艱困的環境中竟能培養出壹大批學術泰斗大師的根本原因。

長期的階級教育使中國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國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機中，這是當代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發現了近代哲學的根本大錯誤，就是不曾懂得「經驗」究竟是什麼東西。壹切理性派和經驗派的爭論，唯心唯物的爭論，都是由於不懂得什麼叫做經驗。杜威揭示的舊派哲學對於「經驗」見解的五種錯誤，對於我們研究舊派哲學的種種爭論之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全文錄下：

（1）舊派人說經驗完全是知識。其實依現在的眼光看來 ，經驗確是壹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的環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舊說以為經驗是心境的，裡面全是「主觀性」。其實經驗只是壹個物觀的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裡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種種變遷。

（3）舊說于現狀之外只是承認壹個過去，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著經過了的事。其實活的經驗是試驗的，是要變換現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於壹種「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質在於聯絡未來。

（4）舊式的經驗是專向個體分子的。壹切連絡的關係都當做從經驗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還不可知。但是我們若把經驗當做應付環境和約束環境的事，那麼經驗裡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穿的關係。

（5）舊派的人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相反的東西。他們以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經驗以外的事。但是我們所謂經驗裡面含有無數推論。沒有壹種有意識的經驗沒有推論的作用。

杜威把經驗看作對付未來，預料未來，聯絡未來的事，把經驗和思想看作壹件事，這就使得舊派哲學關於本質和現象，唯物和唯心的爭論變得毫無價值了。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壹齊抹煞，壹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壹切理性派與經驗派的爭論，壹切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壹切從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在杜威的眼裡，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舉如同橫掃千軍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學史上壹個大革命家的地位。

經驗既然就是思想，經驗的活動是要變換現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質是聯絡未來。可見，經驗是應付環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環境，征服它，約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內容外域永遠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濃厚。因此，經驗裡面便含有無數連絡，無數貫串的關係。它含有無數的推論，每壹種有意識的經驗都含有推論的作用，人類的經驗全是壹種「應付環境」「約束環境」的「應付行為」。可見，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經常感慨「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這件事是人的心思無時無刻不做的。」

杜威對經驗的科學解釋，賦予了每個社會個體擁有進行思想推論的神聖權利，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剝奪的權利。那些處處以先進思想文化，先進生產力和人民利益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論為專利的「X代表」，企圖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論的意圖，是壹種典型的專制主義的自然流露。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等級觀念和靈肉分離觀念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幾千年來尊卑長幼貴賤的等級界限之嚴格為任何國家所不及。中國的尊者長者貴者向來以「君子」相稱；卑者幼者賤者向來以「小人」相稱。「君子言義，小人言利」，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按中國的文化傳統，言義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權；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利，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論產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所以在中國思想推論長期成了君子聖人的特權，小人賤者是不允許染指的。產生這種社會現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於古代社會階級區別很嚴，勞心的和勞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貴族和小百姓的種種區別太嚴的緣故。這份社會負遺產為20世紀的毛澤東完全繼承，對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毛澤東的認識論的最大失誤就是執著嚴格的階級分析論，把經驗和思想看成絕對相反的東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說，毛澤東不曾懂得「經驗」究竟是什麼東西。毛澤東把經驗視為是「主觀」的，是「靠不住」東西，「以為經驗的元素只是記著經過了的事」，「是細碎不連絡的分子」，「是細碎的記憶賬簿」，是屬於「壹孔之見」，這種種觀點反映到毛澤東的許多著作和講話中。

毛澤東不知道經驗是對付未來，預料未來，連絡未來的事，經驗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經驗含有無數的推論，任何壹種有意識的經驗都含有推論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論乃是每壹個人「無時無刻不做」的大事。毛澤東把平常人的「經驗」僅僅看做是供聖人供大人物進行思想推論的材料；把平常人的頭腦視為是堆積思想原材料的倉庫；把聖人大人物的頭腦視為是生產思想理論主義的加工廠。

總之 ，毛澤東對「經驗」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舊派哲學的思想認識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澤東只允許別人給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許別人自己加工推論，這已成為了中共的黨紀。毛澤東把別人想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思想推論的人，壹律扣上「經驗主義」的帽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彭德懷就是因此闖了大禍。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這是中共種種思想文化代表產生的根本原因。這是束縛13億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能充分發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見，中國要想順利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事業，必須開展壹場「實驗主義」的啟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貢獻是他提出了壹個「經驗即是生活，生活是應付環境」的基本哲學觀念。杜威的哲學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應付種種環境的過程中取得充分滿意的效果。

杜威說的思想創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論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後者發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論有兩大特性：（壹）須有壹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知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通常人都知道「尋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難的境地也是壹個不可少的條件。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胡適把杜威的思想推論分做五步說:（壹）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壹壹想出來，看那壹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可見，杜威的思想推論五步說，通俗易懂簡單明了，容易為廣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屬於平民百姓的認識理論。這種認識理論把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比如什麼主觀和客觀，自由和必然的既對立又統壹呀，什麼認識過程中的「飛躍」和「突變」啦，什麼「飛鳥之景」，「又動又不動」啦，還有什麼「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這類晦澀難懂的經院哲學概念，還有什麼「眉頭壹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類上等聰明人的認識理論通通壹掃而光，像撥開烏雲見太陽，真是大開人心事，使人有點像如醍醐灌頂大徹大悟。

胡適針對杜威的思想推論五步說做了精彩點評。現在我把自己認為的精彩部分摘錄如下：

思想的起點是壹種疑難的境地。杜威壹派學者認為，思想是為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便如意，那就用不著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壹個疑問符號。壹切科學的發明，都起于實際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難，宋朝的程頣說：「學原於思」。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懸空講「思」，是沒有用的。他應該說：「學原於思，思起于疑。」疑難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認定疑難存在什麼地方。第三步，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知識學問裡面，提出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第四步，決定那壹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方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定。必須進行第五步的實地的證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壹個假定罷了。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見，思想起于應用，終於應用；思想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助現在的生活，預備將來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做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在胡適看來，杜威壹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因此，杜威思想推論的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三步，應該知道這壹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壹樣，壓制不住的；它若不來時，隨妳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學問知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識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的問題的來源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壹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

綜合胡適介紹的以杜威學派為代表的實驗主義，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的實驗主義，在徹底進行思想方法變革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三個重要特徵：

第壹，徹底摒棄了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對人類認識論產生的錯誤影響，為人類思想觀念的不斷更新創造了寬鬆的社會環境和平台。我們知道，在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甚囂塵上的專制社會裡，任何思想觀念的變化都會受到嚴重的壓制，都有可能誘發社會動蕩。美國的實驗主義誕生之後，使美國社會思想觀念的變化從未引發大的社會動蕩，保證了美國社會在自由和諧的軌道上運行，為美國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進步發展掃除了前進的障礙，這都應歸功於實驗主義徹底摒棄了等級觀念和階級分析論的結果。

第二，徹底摒棄了靈肉分離論對人類認識論的錯誤影響。靈肉分離論的本質特徵就是把經驗和思想看作絕對相反的東西，把實踐和理論看成是不相聯貫的兩件事。而杜威的實驗主義則把經驗看作是對付未來，預料未來，連絡未來的事，把經驗和思想看作壹件事。這就為摒棄靈肉分離論提供了軋軋實實的科學根據，為思想解放掃除了壹大障礙。特別是杜威強調的「經驗裡面含有無數推論」，「推論乃是人生壹大事」，從而確認了思想推論是每個社會個體不可剝奪的權利；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現代科學的認識理論之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徹底摒棄了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杜威在其思想推論的五步說中，把認識真理的過程概括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據，由此推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從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後者發生信用」；「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這種探索真理的過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語呈述出來，沒有任何神秘主義和經院哲學的痕跡，充分展示了實驗主義是屬於平民百姓的認識理論的風彩。

把實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毛澤東的認識理論比較壹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認識理論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堅信等級觀念和階級鬥爭觀念決定人的思想認識。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在階級社會裡，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強制每個公民像和尚念經做功課壹樣，每天必須刀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用階級分析論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觀念的變化都被認為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任何新觀念的出現，都會使權力階層如臨大敵神經高度緊張，認為這是變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變天」防止「道變」，便成了第壹要務，那管百姓大眾柴米油鹽醬醋茶。以至不斷誘發社會動蕩，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生；還把百姓大眾封閉在與世隔絕的社會環境里，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漢魏晉」的遠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篤信靈肉分離的理論。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就是承認物質存在為第壹性，把精神意識視為第二性。這種把物質和精神，本質和現象視為兩種相反不相連貫的觀念，就是靈肉分離論的本質特徵。這種靈肉分離的理論反映到知和行的關係上，就出現了把理論認識和行動實踐看作不相連貫的兩件事，這特別表現在毛澤東提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論的公式上。這種靈肉分離論造成的社會後果，把人分成了兩部分，壹部分（少數人）專門從事思想理論加工的人，他們不僅能擬定調查綱目，還熟悉口問手寫的奧妙，是思想理論加工廠的總管和技術骨幹，是屬於勞心者；壹部分（多數人）專門從事實踐的人，專門給思想理論加工廠提供經驗思想原料的勞力者。前者成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思想理論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後者則成了沒有任何話語權的無聲的「被代表」。可見，靈肉分離的理論是各種代表賴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權利被漠視，人格被蔑視，尊嚴被賤視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馬克思和其信徒們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引進到人的認識論中。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什麼？是壹種精心包裝的神秘主義。波普爾說，黑格爾「作為壹個邏輯大師，從純粹形而上學的絲帽中變出真實的物質的免子，對其強大的辯證法來說，簡直如同兒戲。」（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可見，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壹種無中生有的魔術師的變戲法。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的哲學論斷，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經典表述。

毛澤東關於物質和精神互變的理論，早在《實踐論》就已經提出過：「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在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壹個飛躍。」毛澤東認識論中的「兩個飛躍」和「兩個變」充滿著黑格爾的神秘主義色彩，充滿著佛教禪宗派鼓吹的「頓悟」理論的神秘主義。這種神秘主義的「辯證法」，用波普爾的話說，「可以把壹種思想歪曲成它的對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說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說成假的。就是說，可以把是什麼說成不是什麼，可以把不是什麼說成是什麼。這是導致蘇共和中共出現了壹系列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這是導致蘇共解體和蘇聯亡國的重要原因；這是引發中國社會大動蕩的重要原因。中國人都能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義的辯證法，是壹種禍國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別值得深思的是當今有壹批向左看齊的中國人，對這種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神秘主義的辯證法還存在壹種難以割捨的依戀之情，千方百計把其包裝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堅守著，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嗎？

總之，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要在中國實現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必須剔除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實踐已經證明，靠馬克思主義是萬萬不行的。寄希望于馬克思主義實現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這無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無非是緣木求魚而已。我認為，只有借鑒美國的實驗主義，才能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靈肉分離的理論和認識論中的神秘主義等錯誤觀念，才能讓中國成為真正的文明國家。

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

作者 季鵬

馬克思主義誕生前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歸宿



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毛澤東主義之前，有必要先對的馬克思主義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為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信徒，中共則謚其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先認識了這個馬克思主義，才能弄清毛主義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從馬氏學說中繼承的東西，哪些是他自己塞進的“私貨”。

要考察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時代背景，這就涉及19世紀甚至更前的歐洲社會狀況，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壹些情況和問題。這些不是本書的主題，所以我們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紹，不作深入的探討，更不糾纏於壹些學術問題。但所引資料都有相應出處，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災多難的人生催生了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景和追求

我們的話題還不得不扯遠壹點，即需要從人類理想的淵源說起，因為這是後來壹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的源頭。

翻開人類的早期歷史，幾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國”的神話傳說，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這正好說明了人類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便寄托在自己創造的神話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義中都有關於人類“原罪”的說法，即是說，人是生來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長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種苦難，去“贖罪”。這其實是壹種對自然、對社會現實無奈的屈從。這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對現實世界的順從，構成了人們生存狀態和心理平衡的兩翼。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發現，在人類所有承受的苦難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現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則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長期的部落爭鬥中，壹些部落勝利了，壹些失敗了，勝利者便懲罰失敗者，後者成為前者的奴隸、罪徒，供前者剝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競爭中，由於人的智力、體力以及機遇、環境的不同，其命運也可能有天壤之別，壹些人成了貴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隸、仆役、窮光蛋，前者成了“食於人”者，可以不必勞動而過著優裕的生活；後者則淪為“食人者”，壹年辛勤勞動的果實大部奉獻給別人，自已卻溫飽難求。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註定，無法改變，人們壹般只能視為“命運”或“天命”服從。

但是，命運的過分不公。貧富的過度懸殊，終究要引發騷亂和反抗，受到不公命運待遇的人們要起來向抗爭，而受到命運“眷顧”的幸運者卻不想失去他們的幸運，於是就有了爭鬥、暴亂和戰爭，就會導致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後靠戰爭決出輸贏，恢復秩序和平衡，歷史就在這種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艱難前進。不過，明眼人都知道，這些矛盾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導致的是人類的災難，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麽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如何醫治這種病態，避免這種災難的反復發生，成為厲代智者、賢人探索不輟的課題。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撰寫了反映這壹願望的《理想國》，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來治理國家，建立在“德性”基礎上的和諧社會的設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國“聖人”孔子，更加具體地描繪了壹幅未來理想社會的蘭圖：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市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是西漢學者戴聖編纂的《禮記·禮運篇》記載的孔子的話，編者將其收入《禮經》中，是將它作為壹種治國理想來提倡的。孔子這段話對後世統治者雖然沒有什麽約束力，但對社會、對人們的思想信仰和行為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規範作用，成為－種社會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傳至今。

孔子以後，很多學者都繼承和發揮了這種“大同理想”，東漢學者於吉霄著《太平經》，謂“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這是對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釋。到了清末，康有為復作《大同書》，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孫中山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見，中國人民追求這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幾千年來都未停息過。在歐洲，除了理論探索，還有付諸實踐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從另壹條道路追求所謂“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標，那就是歷史上的各類造反者，在中國，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貧富、等貴賤”相號召，莫不利用人們對現實中不公、不義的不滿樹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實很快證明，這些反叛者只不過是追求“皇帝輪流做”的改朝換代而已，壹旦他們掌握了壹定的權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寶座，其兇殘、腐敗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譴責和推翻的統治者更甚，充其量，他們不過是制造了壹個新的不公不義的社會罷了。

於是人們醒悟了，認識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無休止的暴力循環，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國。

通往天堂的路太難，然而人們依然頑強地探索著。

歷史的車輪駛入了了十六、七世紀，以科技進步為先導的產業革命，推動歐洲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歐洲開始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初始階段，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為此，壹些學者和熱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會改革發展的新熱潮。鑒於大家都認識到社會財富向少數人——資本家集中這壹事實，有人想到財產私有制也許是壹切問題之根源，於是提出改變私有制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設想。還有先進分子進行這種實驗，試圖建立起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諧社會。這些人是社會改革的先驅者，“社會主義”作為－種政治理念和社會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為壹種新的政治理念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探索通過主動的手段改進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達到提高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福利和保障，實現社會公正、和諧的目的。它還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輝的體現，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壹。（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由於加入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變種。）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不只從亊理論研究，更重要的是進行改革的實踐探索。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應首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三個“托馬斯”，也就是後來被馬克思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三位先驅。

第壹位是英國的莫爾·托馬斯（1478-1535）。他之所以聞名全球，應主要歸功於其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作《烏托邦》（此書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書》）。書中內容雖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膽設想和極富浪漫主義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動，比如，作者為了表示對金錢的鄙視和對財富的仇恨，故意說在“烏托邦”，黃金主要用於制作糞桶和尿盆，而“可恥的罪犯們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鏈，還有壹頂金冠”。奴隸們的鏈銬也是黃金或銀制成的。莫爾本人曾任英國議長，大法官，最後因反對國王亨利八世被處以極刑。而“烏托邦”後來成為壹切脫離實際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詞。

第二個是閔采爾·托馬斯（1489-1525），德國人。他主要是壹位實幹家，乃1524-1525德國農民戰爭的領袖。閔采爾堅決反對教會勢力，反對壹切剝削、壓迫，他以建立壹個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載太平天國”相號召，組織群眾武裝起義。他的壹些理論著作都是在戰鬥實踐中的演說，因此未形成完整體系。閔采爾的起義軍曾壹度奪取政權，失敗後英勇就義。

第三個是康帕內拉·.托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喬萬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輩改姓托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戰鬥者，壹生在監獄中度過33年，其在獄中寫就的《太陽城》堪比莫爾的《烏托邦》，但更為激進。《太陽城》內沒有了奴隸，也沒有交換，消滅了家庭，並實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馬斯的共同特點是堅決反對當時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強烈要求工農勞動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平等，並把私有制當作罪惡之源。不過他們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說，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著作。

進入18世紀以後，直至19世紀前半期，產生了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另外三位傑出代表，即：聖西門·昂利（1760-1825），傅立葉·沙利（1772-1837）和歐文.·羅伯特（1771-1858）。這三位也都被馬克思推崇為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並認為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之壹。其實，他們主要是自己理論的實踐者，是偉大的社會改革家。他們的的共同之點是既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堅決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論，都主張以新的生產體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並主要依靠教育和示範來改造社會，達到實現“世界的和諧”（傅立葉語）的目的。

三人都進行了改造社會的試驗。聖西門提出了他的“實業制度”，傅立葉倡導《法郎吉》的社會基本組織模式，歐文.·羅伯特的則可稱為壹位偉大的社會改革實踐家，同時還是工人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和代言人。這位20歲就出任紗廠經理，最終涉足英國上層社會的富有的資本家，卻壹生都在為工人的福利而鬥爭，先後致力於改善工人工作條件、縮短工作時間、建立衛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兒所、幼兒園和模範學校、設立工廠商店、互助會等等。以致終於成為名震歐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歐文還首創了他親自設計的、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階級對立和“三大差別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內人人平等、各盡所能、財產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裏的人們過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後，歐文經過5年鬥爭，終於使英國議會通過了工廠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歲的歐文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印地安納州買地建立實驗性的“新和諧共產主義移民區”。但不幸因種種原因最終失敗，歐文也因此破產。但此後他仍不屈不撓地組織、推廣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最終都無果而終。然而終其壹生為工人和勞動民眾的幸福而不屈奮鬥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動了－個時代，作為人性的光輝典範載入史冊，永遠為後人紀念。

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之所以最後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觀的說法是由於受制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或者說，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論其思想、道德和行為都遠遠跑到整個社會的前面去了，社會跟不上他們的步伐，他們是真正的“先驅者”， 但他們追求的理想卻成了真正的“烏托邦”。不過從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證了他們所探索、追求的事業和方式方法，並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只是壹種善良的願望。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探索實踐，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從歐洲人對社會的改革與探索中，我們看到了與中國－樣的情況：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諧社會的方法、路徑上，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種是試圖通過教育、示範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實現社會變革，達到社會公平正義的目的；另壹種是倡導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平等”和財富“均分”，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歷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外衣，還有－套煩瑣的、貌似高深的論證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但它終究沒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騙局！那些打著它的旗號的共產黨頭目，在掌權後都成了名付其實的獨裁者和暴君，其兇殘程度遠遠超過原來的統治者。這道理其實很簡單：靠暴力掠奪、殺戮起家的新統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換來的－切——權力、財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鎮壓反對者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妳還能指望他們為廣大民眾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產主義天國嗎？！



二、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團體，馬克思主義在其中的地位及歸宿

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己經從之前主要限於學術探討和派別之爭發展成為了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和改革浪潮，並進－步發展成為各種政黨團體相互之間的政治鬥爭。

19世紀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社會主義政黨、團體，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先說各種“主義”吧，那確是壹個主義“膨脹”的年代，光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各種主義（派別），大概就有百來種之多。除了前面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什麽“魏特林主義”，“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封建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蓋得主義”、“費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工團主義”、“伯恩斯坦主義”、 “考茨基主義”等等。以及後來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葛蘭西思想”、“新村主義”、“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密特朗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 等等。這些“主義”的黨派團體又組成各種協會、同盟、國際等，其中光各種“國際”（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第壹、第二共產國際）就有近三十種之多。

對於如此繁復的各種主義，政黨、流派，今日之壹般讀者肯定沒有興趣去詳其究竟，這也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既然提到了它們，也就不能不作簡單交代，借用現在的說法，這些政黨、組織，基本上它們可分左、中、右三大類（但決不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主張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並通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它們在當時仍屬少數的激進派。只是後來因為列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在俄國奪權成功，才使得暴力馬克思主義成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主要不是在當時，而是在後世。中派可以“工聯主義”為代表，稍後的考茨基主義，乃至盧森堡主義也可歸入中派。工聯主義主要追求工人的經濟利益。他們主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極權主義思想，主張給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並不排除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右派可以“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它們拋棄了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黨綱宗旨，主張走議會制改良道路，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這壹派最後演變成了二十世紀歐洲和全球的社會黨國際體系。

對於這眾多組織、派別我們沒有進壹步研究和闡釋的必要，我們在此需要弄清的應該是下述三個問題，即：為什麽19世紀的歐洲對“社會主義”產生了那麽大的興趣？馬克思主義在眾多社會主義黨派團體中扮演了什麽角色？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組織和派別後來的命運和結局如何。

關於第壹個問題，簡單地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對傳統歐洲文明的繼承和發展，其實質則是對歐洲社會的未來走向——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為人類文明繼往開來的偉大意義。

應該承認，愛琴海和地中海文明雖然不是人類文明最初發祥地，但它們卻後來居上，壹直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前列。當古老的非洲、亞洲仍然處在封建專制帝國統治的桎梏之中時，歐洲已經成功地進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經濟技術上的產業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經濟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國最早（17世紀末）在政治上進行了“光榮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則是起於十三世紀初期限制王權的“大憲章“運動），初步建立了君主立憲和現代議會民主制度。同時在經濟和科技上率先進入了“產業革命”時代。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英國迅速成為世界壹流強囯，進而在整個歐洲大陸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其中最為激烈的就是18世紀末在法國建立共和政體的“大革命”。到了19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全歐洲（除了少數國家，如德國、俄國）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帶來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問題和弊端，主要是社會向貧富兩極分化，以及與之伴生的社會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諧等問題。而歐洲人民是經過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愛已經深入人心，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面對“資本主義”這壹新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種種弊端，對其合理性便產生了懷疑，對社會的未來感到了擔優。這壹切，促使歐洲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人們和他們的代言人，以極大的熱忱投身到對社會改革和未來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歐洲社會本來就有著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探索的傳統，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實際上就是在新形勢下對傳統的承傳和發揚。所以總的說，19世紀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決不是某個階級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訴求，而是全民性對未來國家和社會走向的探索，或曰對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之路的探索。

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還得益於當時多數國家已經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賦與了人們廣泛的言論、出版、結社和示威遊行的自由，從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對政府的思想言論和團體也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發表意見的園地。很顯然，這個條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備的，或不充分具備的，那些地方不允許自由探索。這也是近代歐洲走在人類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現在己經看得清楚，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這種探索，最終結出了燦爛的文明之果，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確立了主導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普適價值觀，以及民主憲政的國家政治體制。

第二個問題，即關於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眾多的流派、團體中居於何種地位的問題。

由於後來自稱馬克思傳人的列寧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俄國的勝利，因此，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教科書和政治宣傳中，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主流和正統，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黨當作旁枝末流，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實。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不過是眾多社會主義流派中的壹個激進派別。它沒有也不可能壹統江湖，成為當時的思想權威。這從馬、恩的活動軌跡就可以得到證明。縱觀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動”（除辦報著述外），不外是協助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 這兩件“大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是“正義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參加過1939年布朗基領導的巴黎起義，失敗後被驅逐出境，1840年在倫敦恢復活動，並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領導人是魏特林。其時馬、恩都在倫敦，他們看中魏特林組織的“國際性”， 於是與之接觸，在馬、恩的勸說下，魏氏同意將組織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但魏特林並不完全買馬克思的賬，他態度傲慢，拒絕馬克思對其組織的幫助，結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會上，魏被開除出同盟。但是馬克思也沒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會。只是在同盟於1847年11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同盟的新領導者請馬、恩二人為同盟寫了壹份宣言，這就是後來的《共產黨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員投入到1848年歐洲革命中的德囯起義，但失敗並遭到重創。1850年同盟內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員被普魯士政府逮捕，11月馬克思提議同盟自動解散。這個同盟前、後不過存在四、五年，它原來主要以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馬克思、恩格斯帶去了馬克思主義，與原有指導思想發生矛盾，導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後散夥。但馬、恩始終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統壹同盟的思想，他們也不是同盟的領導人。

至於“第壹國際”，本名國際工人協會，是個國際性的工人團體，這是它與第二國際作為社會黨聯盟、第三國際作為世界共產黨總部的重要區別。後因有了“第二國際”，才叫它“第壹國際”。它成立於1864年9月，最初是當時的英、法、德、意、波蘭等幾個國家的工人組織和代表在倫敦為聲援波蘭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統治而召集會議成立的國際組織，馬克思作為德國代表應邀出席這次會議，並當選為總委員會委員和德國通訊書記。“馬克思主義”無疑對“第壹國際”具有指導意義，但它成立後主要從事工人革命運動宣傳鼓動和聯絡工作，且不久就出現分裂，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叛變”， 與資產階級妥協，反對巴黎公社起義；另壹位領導人埃卡留斯也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很快國際內部分崩離析，演變為不同派別思想鬥爭的角力場。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相互攻擊，第壹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奧哲爾、克裏默都是英國工聯的領導人，工聯主義的創始者，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馬克思主義也就無法成為國際統壹的指導思想。第壹國際前後存在了12年，最盛時會員達到1.9萬人，它的法國支部參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後，逐漸衰落。1876年7月，經馬克思提議，第壹國際正式解散。

至於恩格斯，他的主要業績除了參與上述“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第壹國際”的組建外，另有兩次較為重要的經歷，壹是在1848年歐洲大革命期間從倫敦回到德國科隆參加過壹段短暫的武裝起義，不過只擔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裝指揮官的“副官”，無甚英雄業績可言；二是在馬克思死後，他參與了創建“第二國際”的活動。第二國際於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組成，所以又稱“社會黨國際”。第二囯際內部也不統壹，恩格斯與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見不和。恩格斯本人這時思想也起了變化，對原來暴力馬克思主義有所修正，他最後選中的“遺屬繼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後來蘇共、中共“正統”的說法，是修正主義“鼻祖”。第二國際實際上只是個松散的聯盟組織，其時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國際成立6年後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產黨的正統說法，第二國際在恩格斯死後就變“修”了。它在壹戰中散夥，1920年恢復成立，其後得到發展，並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終融入現代社會黨體系。

從馬、恩所從亊的活動看，雖然他們可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但其活動範圍很有限，例如，被譽為19世紀30-40年代三大工人運動的法國裏昂工人起義、英國的憲章運動、德國西裏西亞工人起義兩人均未參與，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馬、恩也只在外圍旁觀。這與後來他們被共產黨世界賦予的“世界工人運動導師”的稱號不太相符。而同期在這些運動中卻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薩爾、佐爾格、瓦爾蘭、杜瓦爾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等等人，這些人不僅著書立說，還從事實際的“血與火”的鬥爭，有的獻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馬、恩似乎只是理論說教者。

再從馬、恩學說在當時的影響力來看，也是被他們後來的信徒們無限地誇大了。如前所述，馬、恩當時所控制和影響的不過是壹些小團體、小事件，並未形成大氣候。就當時各派活動能力看，“憲章運動派”，“工聯主義”，乃至“布朗基主義”、“費邊主義”，其實力和影響力都超過馬克思主義。憲章運動派活動達12年之久，所組織的三次簽名運動人數最多時達330萬之眾，領導該運動的“憲章黨”也成為英國第壹大工人政黨。再如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章“哥達綱領”，它實際上標誌著德國工人運動統壹的完成，這個黨正式登上了德國政治舞臺。其發揮的作用和影響都遠遠大於馬、恩當年組建的“共產主義同盟”和“第壹國際”。

恩格斯去世以後，“原教旨”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廢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國際領導者們的“修正主義”，基本上放棄了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而著重議會鬥爭。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改革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受到越來多的批判，與之相反，民主社會主義或曰社會民主主義卻大行其道，最終演變成為與當今世界民主憲政主流價值觀合而為壹的歐洲社會黨體系。到1983年，社會黨的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的成員達到63個。在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垮臺後，社會民主主義仍不失其勃勃生機，成為不少國家的主要政黨和執政黨之壹。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大多數歐洲人民拋棄，是因為它的理論、綱領己經越來越不符合歐洲的實際情況和多數人的意願。比如，後來多數國家的議會民主制度已經不斷完善，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民代議機構。同時，工人的權益和勞動、生存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們通過合法的鬥爭就能夠得到過去靠暴力鬥爭得不到的東西。 1866年，德國實施了普選法，當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有50萬黨員，但只有兩個議員；到1890年，社會民主黨發展到150萬黨員，在議會擁有35個議席，成為德國－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連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認議會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承認他過去宣揚的“到處築街壘式”的鬥爭方式己經過時了。

相對恩格斯而言，馬克思是個非常自負而且頑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論敵巴枯寧對他有過如下的評價：“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視資產階級，而且仇恨－切與自已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加之馬克思晚年主要埋頭於《資本論》第三卷的寫作，對於外面現實世界的變化知之不多或視而不見，故依然抱殘守缺地堅持他早年創立的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運”的是，他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卻在落後的、尚未邁進資本主義大門的俄國找到了市場和代理人，那就是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黨首列寧。依靠列寧，共產黨成了蘇俄的執政黨，馬氏的暴力社會主義得以在全世界推廣開來，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產主義“教主”的地位，成為全球共產黨的“祖師爺”。

最後談談第三個問題，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流派的最終命運和歸宿。

19世紀的歐洲湧現的各種“主義”和流派，實際上是處在社會急速變動時期各個政治派別、政治人物開出的改造社會的“醫方”，這裏我們把那些眾多的，具體的的“醫方”加以歸類、概括，簡單地說，它們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處方”，兩種“療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激進派把壹切社會病源都歸結於“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因此，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由這個政權剝奪剝削者、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國家，然後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天堂。

從馬克思主義開出的這個社會醫方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變私有制為公有制，與被他們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有著相同之處，但是這些先輩們都失敗了，他們又如何能保證成功呢？馬克思主義者辯稱，他們的公有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條件下整體推進的，這就克服了由少數人在小範圍試驗所遭遇的種種局限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並且他們將動用無產階級專政，即運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馬克思主義提出實行由國家統壹計劃、統－調配社會資源的計劃經濟，就可以確保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消除生產的私有化、分散化與需求的社會性脫節的矛盾。他們認為，這樣，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就能夠建成。

與此相反“右派”則認為，人類實踐的經驗教訓，證明靠用強力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沒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張在現有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實行社會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工時，改善福利，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限制資本家的權利，將部分關系國計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業收歸國家經營；通過國家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調節，縮小貧富差距；在政治上，實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處，平等競爭，以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為平臺，最終達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諧社會的目標。

此後百年，實際上就是上述兩類政治、社會“處方”、兩條路線、兩派勢力在全球角力的歷史。

經過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歐洲這些眾多的社會主義政黨、流派、組織，它們的最後歸宿大致是：首先，那些臨時結成的利益團體，或以某些領導人個人意誌組成的政黨派別，隨著利益的分化，領導人的逝世，也就煙銷雲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形勢已經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兩大派別的骨幹組織和成員。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主義（暴力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和結局：

德國是馬、恩的故鄉，也是他們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主要希望所在，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部分宣稱：“共產黨人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歷史證明了馬、恩的這壹預言的錯誤。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沒有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德國。反之，曾被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了德國主要的政黨之壹，它不斷發展壯大，後來改稱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18年11月發動政變，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其主要領導人李蔔克內西、盧森堡均遭殺害，從此壹厥不振。倒是該黨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堅持和生存下來，二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式登上了聯邦德國的政治舞臺，其黨主席勃蘭特先後擔任政府外長、副總理、總理、成了執政黨。1976年勃氏當選社會黨國際主席。德國統壹後，該黨仍為德國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該黨奉行“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反對壹黨專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了。

再看法國。在近代史上，法國幾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詞，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歐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都震驚了世界。在這數十年中，法國的“共和”與“帝制”各自輪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嘯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級政治臺風。可就是這個可稱之為“革命故鄉”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也成不了氣候，早期的“可能派”、“蓋得派”最後都加入了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壹些左翼小組織，雖然也曾經參政，但最終被排斥出政壇。而堅持非暴力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社會黨則成了法蘭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總書記密特朗1981年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再看英國。英國是馬、恩長期僑居和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也是當時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裏寫就，可以說英國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誕生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恩曾經預言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可是事實又證明這個預言不靈。馬、恩親手扶植的壹些英國共產主義組織都壽命不長，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國工黨，最終登上了英國主流政治舞臺，直至今天，工黨與保守黨輪替執政，工黨主席布萊爾及繼任者連任英國首相。當然，工黨屬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範疇，與暴力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關系。

最後看俄國。在當時的歐洲，俄國可算是最落後的大帝國，那裏保持以農奴制為基礎的沙皇制度。所以馬、恩並不看好那裏的“社會主義”運動。當馬克思還在世的時候，壹個俄國的紡織女工曾寫信給他，問他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國發生？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論和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回答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國發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國發生，因為當時英國是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而“馬”先生這回又錯了！雖然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起步晚，在馬、恩都去世後的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才成立，而列寧則是在該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才登上政治舞臺，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黨派（蘇共前身）才正式確立。可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個落後國家的“後起之秀”才挽救了馬克思主義，後來還成為幾乎擁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腦，占據世界政治舞臺的第二把交椅達數十年之久。它還“締造”出十來個“社會主義國家” 和數十個“列寧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列寧才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的救星，暴力社會主義的真正繼承者和發揚者。

可以說，如果沒有列寧的十月革命，沒有蘇共和蘇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很可能在二十世紀初就沒落了、消失了。當時的歐洲、美洲，幾乎所有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不是“蛻變”為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就是被社會黨“吞並”了。如果沒有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後來的“輝煌”，世界政治史也許根本就沒有暴力社會主義的壹席之地

但問題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國是不可能誕生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來的。盡管為此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大的“發展”、“ 修正”，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可以在不發達國家發生、而且可以在壹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這完全是為建立壹個新的集權專制帝國的詭辯，為的是要搶占“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塊招牌。到後來，人們看到蘇聯只繼承馬克思主義中暴戾的壹面，而沒有馬克思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的蹤影，於是幹脆就把它叫做“社會帝國主義”了。所以，從根本上說，列寧及其締造的蘇聯，能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壹個大問題。也許，充其量只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變種罷了。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編制壹個簡明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派“路線圖”，作為本章的歸結：

前期，歐洲社會主義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團體、政黨，大致可歸結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後來，暴力馬克思主義逐步演變為列寧主義和由其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發展成為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全球共產黨體系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右派則演變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最終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政治融為壹體。

到近代，更有壹個人們未曾料到的現象出現了：原來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所謂資本主義是馬克思和列寧制造的名稱，實為保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在長期鬥爭中互相取長補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現代民主政體，亦即當今世界主流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者原來聲稱的很多理想如消滅三大差別、實行全民社會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現實；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股份制、和企業員工參股的“人民資本主義”制度，使勞、資的界線逐漸模糊，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階級對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礎和根源。“資本主義”並未像馬克思預言那樣滅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氣勃勃。反之，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卻垮臺、散夥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資本主義”轉變。總的看，在這場長達百年的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竟賽、較量中，“資本主義”笑到了最後。

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結局，以及其後蘇聯的垮臺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給了我們什麽教訓和啟示呢，至少應有以下幾點：

（壹）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極其幼稚、極不成熟的，它的理論基礎是依據對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察得出的，實際上連資本主義“初始階段”都談不上。而它標榜的改造社會的“藥方” 則具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特別是其提出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手段，完全南轅北轍，它宣稱采取不受約束的 “無產階級專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諧的共產主義天國，實為夢囈！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詐。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早已不復存在，而實踐又證明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蠻殘暴的極權政權，這就更使得“社會主義” 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塊招牌聲名狼藉，臭不可聞，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棄。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後天失調”的必然結局。

（二）所謂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很可疑的。因為連馬克思本人都認為那裏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從後來的實際情況看，完全可以證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幌子，蒙騙那裏的勞動人民為其充當奪取政權的工具；而當他們奪權成功，建立起來的則是比被它們推翻的政權更加惡劣、更為專制獨裁、更為殘暴的極權國家。所以，它們根本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連馬克思的暴力社會主義都談不上。

蘇聯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產黨國家就不用說了。

（三）試圖消滅私有制、實行所謂公有制，並在此基礎上實行國家集中統壹的計劃經濟，完全是壹種“經濟烏托邦”，是違反客觀規律行不通的，它給所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這也證明馬克思在它對未來國家制度設計上的隨意性和欺騙性。

（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總體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發展的，任何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實踐都不能離開或違反這壹總的趨勢、總的要求，否則，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興盛、出局，很好地證明了這壹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禍害


作者 季鵬

由於前蘇聯的瓦解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現存的共產黨國家推行以恢復私有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社會政治制度已經破產了。但是作為壹種思想、學術流派的馬克思主義仍然歷史地存在，也有其壹定的研究、借鑒價值。不過，鑒於本書的主題，我們不準備在這方面花費過多筆墨，只是由於毛澤東及其繼承者至今仍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它的源頭——馬克思主義本身作壹些基本的考察和評判，這裏所指的馬克思主義也仍然是前蘇聯和毛中國標榜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共產黨宣言》中的暴力馬克思主義。

總的看，馬克思對於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對金錢異化現象的批判，是具有壹定進步意義的。在馬氏的早期著作《哲學經濟學手稿》中還提出重視人的價值，並譴責資本主義使得人的本質發生異化。從這－角度看，本真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排除壹般意義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與毛澤東的極端階級鬥爭理論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後的1979年此書才得在大陸中國面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氏也譴責了類似的現象。就事論事來說，馬氏的這種譴責是完全正確的，它閃耀出壹定的人性光輝。馬氏哲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也具有壹定的認識論價值。這些都不必細述。它的主要問題，是它所開出的醫治社會的藥方——達到、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則是絕對錯誤的，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這種錯誤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並在革命成功後釆取“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過渡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消滅階級，最終誚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天國中去。這無異於癡人說夢，是壹種完全的烏托邦幻想；二是在經濟上，它設想通過建立全民公有制，實行徹底的計劃經濟，達到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壓迫，消滅商品、貨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標。這更是壹種信口開河的自欺欺人之談。由此可見，馬克思批判付立葉等人進行的公有制試驗是“空想社會主義”，但起碼那是壹種“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導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則是壹種可怕的“惡意的空想”。

正因為如此，後來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無壹例外地都變成了可怖可恨的“極權主義”怪胎。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說他播下去的是“龍種”，可收獲的卻是“跳蚤”。其實，馬先生播下去的本來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龍種”之有？！

如果從更深的層面剖析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只是壹種基於對於現實社會充滿仇恨而拋出的偏執、極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徹底否定既往人類社會的壹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毀現實世界的壹切，然後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產主義天堂。從這壹點來說，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謂得馬氏之真傳。同時，馬克思還辯稱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暴力，建立永恒的天國樂園。這種把“專制暴力”和“美妙遠景”結合在壹起，本身就是壹種欺詐和哄騙，因為水和火不能容於壹體，天使和惡魔不會同處壹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卻用這種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農大眾以及壹切對現實不滿人們，又裝飾了壹些炫目的哲學詞句，取悅了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馬克思自稱他的主義有三個來源：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其實，他只是閹割、歪曲繼承這些遺產，比如，他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唯心化，變成隨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驗論；把黑格爾的任何事物均處在対立統壹狀態的思想，歪曲誇張為任何亊物都處於矛盾鬥爭狀態的“鬥爭哲學”；把人世間－切正常的物資交換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說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剝削與被剝削。從而得出“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的荒唐結論。

馬克思還把自由経濟制度——市場經濟及相關制度，說成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法權”；把議會制民主政體說成是 “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列寧進壹步將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把人們對財富追求和占有說成是萬惡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別和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說成是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進而把富裕當成罪惡，把貧窮說成－種美德。最後把現有人類的壹切文明成果都說成罪惡，從而為其煽動肆無忌憚的搶劫、破壞、殺戮開放綠燈。

以上是從總體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判。下面，我們著重就其壹些主要論點進行分析，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是點到為止，不作詳細論證



所謂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

馬克思把人類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當作左右人類社會發展和人的思想、行為唯壹的決定因素，進而制造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以及所謂“唯物史觀”（亦即“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認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平生的“兩大發現”之－（另壹發現是所謂“剩余價值規律”），是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

馬克思認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會所處的地位決定的，而此中最關健的是他在物質生產、分配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就是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論”。然而，這個“存在”是先天式註定的，“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力”，“人們在自已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意識是不能隨意改變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種生產關系連同生產力本身就構成生產方式，即社會的“經濟基礎”。“物質生產的生產方式制釣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上層建築只能“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 而“或慢或快的變革。”以此為依據，馬克思構建了他的 “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後世暴力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正是以上述理論為依據，在人民中大槁“劃階級”、“定成分”、劃分敵、我、友，撕裂社會，滅絕人倫，開展殘忍的階級鬥爭。借以建立和維系其對人民野蠻的極權統治。

馬克思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人是有主觀意識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為生存和繁衍後代而鬥爭的低等動物。人們為生存而從事物質生產只是其活動的最低、最基本層次，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學、構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進行法律、道德規範等等，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於其他物種的根本所在。正因為每壹個作為個體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斷力，所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的個體，既定的、千遍壹律的“階級性”是不存在的，這就是為什麽有些富人、資本家、貴族熱衷於壓榨工人和窮人；而有的富人、資本家、貴族（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卻要不懈地為工人和窮人的解放而鬥爭。可見，以現實中人們的不同物質處境劃定不同的階級，然後讓它們互相劫奪，互相殘殺，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為了造反奪權而制造的分裂社會的惡毒陰謀。

放大來說，由於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斷力（受過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價值觀、是非觀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所以，就某種意義上說，人們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只是被動地、先驗地接受某種固有的“階級意識”，固守自已的“階級性”。正因為人的主觀能力是多樣的，豐富多彩的，人類才創造了如此豐富多采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世界才能不斷發展、進步。馬克思把這壹切顛倒了過來，陷入機械的、庸俗的唯物論和先驗論的陷阱，進而創造出禍害人類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



   二、錯把“初期”當“頂峰”：對資本主義制度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短視和誤判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錯誤，是馬克思主義整體錯誤的主要根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経濟基礎、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如果不作絕對的、片面的理解，就壹般意義上說，這應該是對的。馬克思據此進壹步提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也是合符邏輯的推論。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創立的“共產主義革命”時，馬克思以及恩格斯卻背棄了上述原則，也違背他們所創立的“五種社會形態”的社發展階段論，犯下了對歷史的短視和主觀誤判的根本性錯誤，等於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這裏先要指出壹點的是，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五種社會形態”即“五階段”論，是馬克思的主觀臆造，是絕對錯誤的。首先，它劃分的標準本身就不統－、不科學，有的以“所有制”為標準，有的以“階級關系”為標準，有的則以政治制度為標準。而且它也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這些我們暫且不予置評。這裏只說它最嚴重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誤判。（為論述方便起見，我們仍然沿用馬克思的 “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等概念。）

馬、恩生活在19世紀的歐洲，其時，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不過壹、二百年，資本主義成為主導經濟模式的英國不過百年，其他國家有的剛進入這個個門檻，有的仍然處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如德國和俄國）。世界多數地區和國家則尚未邁入資本主義的門檻。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技術基礎的產業革命，則僅處在起步階段。這－切都標誌著資本主義作為壹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體而言，可能連初級階段都談不上。然而，馬、恩卻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硬是判定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它的“顛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用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來取代它，否則，人類社會就會徹底崩潰雲雲。

馬、恩作出這種判斷首先是驚嘆於資本主義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如蒸汽機的發明、火車、鐵路、遠洋輪船的出現，美洲大陸的發現，大規模使用機器的工廠的產生和發展等等。在《共產黨宣言》裏，馬、恩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仿佛用魔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人口，過去哪個世紀料想到社會勞動裏蘊藏著這樣的生產力呢？”

如果僅僅是看到這些還不至於導致誤判，不幸的是，他們也看到了早期市場經濟不完善帶來的問題，主要是由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社會總供求失衡產生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他們驚呼：“這個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壹個魔法師壹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 了。這就是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必然要崩潰的根據。進而由此斷定：“（資本主義）生產力已強大到這種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筆者）所不能適應的地步……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已經太窄了，再也容納不了它本身所創造的財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產黨宣言》，下同)。

馬克思在其他著作裏進壹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認為根本原因是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等等。馬克思認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自行解抉，如果要加以改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因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采取暴力手段來推倒它，建立壹種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征的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共產主義，才能解救人類社會的危機。（在這裏，馬、恩又犯了壹個邏輯錯誤：既然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不堪、無可救藥了，為什麽它不會自己崩潰，而必須要由無產階級用暴力來推翻它呢？）

在上述壹系列論證的基礎上，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產主義革命”理論。但是很顯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輕率的錯誤，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完全的誤判。

當今天我們來審視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論的時候，任何人都會為他們的短視、武斷感到幼稚可笑，因為歷史證明，尚處於嬰兒期的所謂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未如馬、恩的預言那樣己發展到頂峰，要即將“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後的今天，它不僅依然“健在”， 而且遠比馬恩當年更加強大，更加生機勃勃，其用“魔法”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和技術，己是馬、恩所絕對無法想象的了！從現在看，它的財富再增加壹百倍、－千倍，也不會出現因“社會上的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容納不了”而崩潰的問題，“資本主義”能夠容的生產力還看不到盡頭。

為什麽當年的馬、恩就不想壹想：在少數國家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不過壹百年、幾十年，還遠未在全世界推廣，為什麽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產過剩”只是壹種經濟癥狀，而且是壹種假象，為什麽就不可以通過自我調節來解決呢！當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明顯地都處於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沒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異發展，它所蘊含的生產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怎麽就走到了“盡頭”？

與上述短視、誤判相聯系的還有壹個對人類文明史的認識問題。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為擁有淵博知識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馬克思應該懂得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致輪廓，人類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大概有百多萬年的蠻荒時代，進入文明社會——即馬氏所謂的階級社會之後，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馬氏的人類社會五階段劃分方法，奴隸社會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會占了二、三千年，而資本主義社會建立“才不到壹百年”，怎麽它就發展到“顛峰”，就要滅亡了呢？又按照馬氏“五種社會形態”的說法，人類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便是它的極致，它的“頂峰”，亦即人類社會的最後和最高階段了；同樣馬氏又說，當時已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立即就要進入它的最高、最後階段了。但物理學表明，地球還將存在幾十億年。人類社會即使不能存在幾十億年，存在幾十萬年大摡是是沒問題的，如今進入文明社會剛六、七千年，怎麽就要進入他的“最後、最高階段“了呢？這些論斷就如馬克思說他的學說是“宇宙真理”壹樣，從常識上判斷都是絕對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這壹對歷史的短視誤判，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灘上，它進而作出壹系列海市蜃樓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斷、歪曲：馬克思眼中的人類歷發展史。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我們在上面己經介紹並批判過了。這裏再講講馬克思唯物史觀最主要的內涵：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

馬、恩在《共產黨宣言》壹開始便宣稱：“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好家夥！壹切歷史當然包括“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了，難道那些剛剛從樹上走下地，尋找野果野獸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階級鬥爭為綱”嗎？即使進入了所謂階級社會之後，難道幾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和社會的進步，不是因為為了自身生存、發展的壓力而向大自然鬥爭和索取的成果嗎？反而只是人們相互鬥爭和殘殺的成果？

翻開中外任何壹部國家、民族的歷史都可以證明，凡是壹個社會安定，人們和睦相處的時代（歷史上叫做太平時期或太平盛世），總是經濟繁榮，技術進步，人類繁衍迅速，社會文明進步的時候；反之，如戰亂、或暴政統治下民不聊生引發的天下大亂，也就是馬氏所謂的“階級鬥爭”激烈的時期，就是社會發展停滯、文明倒退、人類遭受苦難之時。所以在中國古代就有“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格言。這說明這種所謂階級鬥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危害。孫中山先生十分正確地指出：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不是常態，不是什麽好東西，更不是“歷史前進的唯壹推動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壞，延緩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矛盾而且盡可能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解決，這己成為今天人們的共識。

如前文所指出，馬克思之所以把人類歷史說成是階級鬥爭史，主要基於他認定人類的壹切活動和相互關系都屬於生產關系的範疇，而在馬氏看來，生產關系就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也就是階級鬥爭關系。在馬氏眼中，人類之間除了赤裸裸的物質利益爭奪之外，沒有別的關系。馬氏眼中的人與動物幾無二致，只存在叢林法則，沒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寬容，沒有精神、文化、知識方面的更高追求。

關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已經有諸多學科的專家進行深入研究，比較公認的是人的“需求層次”的推動。作為“人”，首先是為了生存而鬥爭，如覓食、構巢、避險；其次，是求偶、組建家庭、養育後代；再次是為了出人頭地，追求事業成功和對社會的貢獻；最後是完全超越物質利益的探求、奉獻，如探索人類和自然奧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業和靈魂的永恒等。這大致上等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就整個地看，超越物質的精神追求才是導致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更高階段、更高的文明的動力。鼓吹階級鬥爭的理論完全與此背道而馳。

當然，在現實中，人群之間、不同人群之間、部落、國家之間總會出現各種矛盾和摩擦，導致爭相互鬥甚至武力沖突和戰爭。這便是社會的“病態”。就像人會生病壹樣，難以避免。生病是壞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會的病態也可以通過各種正常機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預防、約束或化解，使其損失和破壞降至最低限度。

馬氏及其繼承者們為何要制造、推行“階級鬥爭”理論呢？初期當然是造反奪權的需要。奪得政權後，則是鞏固其殘暴的極權統治的需要，煽動民眾互相仇視，互相爭鬥，互相殺戮，自然就可趁機趁火打劫，從中漁利。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論，其主要根據就在於人們生於世上，在財富占有和社會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會互鬥。其實，這是壹種客觀、必然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也是作為個體的人在體力、智力、品性、行為等各方面不對稱的結果。但這種差別和不平等並非妳死我活的關系，反而多數是是互相依存的關系，比如地主和佃農、工人和資本家，官員和老百姓等等，他們之間會發生矛盾和利益沖突，但－般可以通過協商、調解的方式解決，因為和平解決對雙方有利，“妳死我活”則兩敗俱傷。何況人們的“階級地位”不是壹成不變的，下層等級的人們可以通過努力奮鬥進入上層社會；反之，上層等級的人們也會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墜入下等級階層。所以，壹般地說，人們是能能接受這種階級差別的，也就是說，階級、階層之間是可以在壹個國家和社會中和平共處的，而且，這實際上也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還必需指出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雖然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但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所說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指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與資產階級即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它並且宣示：無產階級壹旦獲得勝利，不是象其他階級那樣，趕緊制定“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 而是相反，“（無產階級）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麽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然後使整個社會回歸到沒有階級、人人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馬克思說的這壹預言從來沒有成為那怕壹丁點事實，相反，他的後繼者總是在當權後把“階級鬥爭”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槁到共產黨內，還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由此可見，馬氏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個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騙術。



   四、為挑動勞資鬥爭而編造的荒唐無稽的“剩余價值規律”。

“剩余價值規律”被吹噓成馬克思“劃時代的偉大功績”，是揭露資本家剝削秘密的偉大“科學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發現之壹。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它究競是個什麽東西。

據考察，“剩余價值”壹詞原為法國日常商業活動的術語，意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價而獲得的價值增長。後被李嘉圖的弟子湯普遜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機器的資本家同手工勞動業者相比較而獲得的超額利潤。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壹書中套用這壹概念，其含意則變為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其預付價值的多出部分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剩余價值的理論，主要借鑒於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觀點，在斯密的時代（工場手工業時代）, 工人的活勞動無疑是創造價值的主要來源，因為當時科技元素尚未構成生產力的新因素。但是在壹百年後情況已輕完全不同了，產業革命己經如火如荼地開展，蒸氣革命已經顯示出偉大的力量，火車、輪船、電報、大機器生產……己經廣泛使用。正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其實，這壹切並不是“資產階級”創造的，而是科技發展並運用於生產的結果。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認，“科學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是生產力的壹個重要因素。”（《資本論》第1卷53頁）如此，新的巨大生產力主要歸功於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也就無庸置疑了。

可是，馬克思在構建他的革命理論時，對這壹切故意視而不見，卻從原始的、過時的“勞動創造價值論”中伸引出“剩余價值規律”，認定工人的體力勞動才是財富之源，認定資本家是“剝削者”、“寄生蟲”。從而引伸出由工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合理性。

鑒於事情本來如此簡明而清浙，而馬氏卻如此“笨絀”，如此視而不見，我們就只能認定他是為了挑動勞資仇恨、煽動工人造反而故意創造的“科學”。

具體點說，這個所謂剩余價值是個什麽東西呢？簡單而直白地說，就是它只承認工人的體力勞動是創造價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價值創造之外。舉壹個最簡單的事例：用手工生產某種產品——商品，每個工人壹天能生產10件；而某科學家發明了壹種機器，壹個工人操作該機器毎天便可生產同樣的產品1000件。那麽這新增的990件產品的價值是誰創造的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多生產的990件產品的價值，在扣除產品的成本和機器的拆舊費用之後，就都是這個工人創造的“價值”。這“價值”應全歸工人所有。如果這個工人沒有得到這個報償，就是資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剝削，占有了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然而今天連小學生都知道，這個新增價值絕不只是工人創造的，它首先歸功於發明這個機器的科學家或工程師（按今天的說法，他們擁有這種機器的“知識產權”）；其次是為支持這壹發明創造而預付資金的機構或個人，如風險投資家的投入，沒有他們的投資，機器只能是圖紙；再次便是將這種新發明用於工廠生產、變成現實生產力的資本家或工廠主，他們不但購買了這種機器，還需要新建廠房、增添配套設備、對操作人員進行培訓，對機器進行保養、維修等等。接下去，在生產規模擴大了上百倍之後，資本家或工廠主還要在市場營銷、商品調運等方面作相應的投入。所以，該機器新創造的價值應該在上述所有環節進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於具體的分配比例，應視各方貢獻大小、承擔風險的大小綜合協商決定。這些已是現在人們的常識，是連小學生也懂得的“遊戲規則”。

可是，馬克思卻不承認這些，他只承認工人的活勞動創造了價值，因為產品最終是經工人之手“生產”出來的，所以，新增財富應該全歸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他甚至把發明創造機器的科技人員、管理人員、營銷人員都說成是幫助資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幫兇。妳看，多麽荒謬的邏輯，多麽強橫霸道的“理論”！因此可以說“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最違反科學、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後對抗文明進步的壹種 “偽科學”，建立在這壹理論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掩飾“剩余價值論”的偽科學本質，馬克思故意在價值的產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潤在不同領域、不同環節的形態變化、以及所謂“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虛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觀規律”嚇唬人、胡弄人。其實不管怎樣都改變不了它的偽科學、反科學的本質，很明顯，馬克思編造出這個“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價值規律”目的在於取悅工人，強調資產階級乃至整個社會都依賴於對工人的剝削，借以煽動工人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喚起工人們“名正言順” 地去造反、搶奪。

在這裏，也表現了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和仇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說：

“機器不僅是壹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蒸氣機壹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可以寫出整整壹部歷史，說明1830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為了保護資本對付工人暴動而出現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國工人階級調查》中更表達了對機器發明的敵視態度：

“機器上的每壹種改進就掄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這種改進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此，每壹種改進都像就業危機壹樣給某壹些工人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即匱乏、貧窮和犯罪。”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譴責“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

從中可見馬克思主義 的反文明、反進步本質。

在資本主義初期，當機器的發明和使用逐漸興盛起來的時候，工人將機器和機器發明者視為自己的死敵，他們開展了大規模的“搗毀機器”運動，機器發明者甚至被殺死。荷蘭、英國、法國都出現過這種搗毀機器、追殺機器發明者的運動。這壹事實證明了，工人階級並不如馬克思所說的具有先天的“先進性”，他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學、反進步的愚氓。工人與大機器生產結合是被迫的、被動的。在工人打砸機器的反文明、反進步的行動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旗幟鮮明地站在工人壹邊，這也就說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什麽先進的科學，而是相反，它仇視科學、進歩，保護落後和野蠻。它的壹切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挑動工人起來造反，讓共產黨人借機登上國家統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腳步是不可阻擋的，機器代替手工的時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滾滾向前。面對機器取代手工勞動不可阻擋的趨勢，馬、恩只好把矛頭轉向“資本”，發洩對資本家創造了新生產力和新生產方式的仇視。在《共產黨宣言》中，危言聳聽地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充滿了血腥和骯葬”，資本“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為了醜化、詆毀“資本”，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對封建農奴制唱起了贊美詩和挽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情、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這是壹段頗能蠱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說的不是事實，而是摻雜了偏見、歪曲和撒謊。它極力攻擊、醜化資產階級的金錢至上和冷酷無情，實際上，以金錢關系和契約關系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級制度和強制的人身依附關系（歐洲實行的領主——農奴制就是這種關系），是歷史和文明的壹大進步。“金錢至上”也在壹定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就在馬克思為封建的生產關系唱贊美詩和招魂的時候，人們並沒有忘記過去不久的對封建專制制度的記憶：路易十四、巴士底獄、斷頭臺、以及路易十六的人頭……難道馬克思要否定這些偉大的革命事件？馬氏故意誇大封建制度下溫情脈脈的－面，又故意誇大、渲染了資本主義抹殺人性的壹面，這都是以偏概全。事實上，資本家們的精打細算與人性的溫情脈脈並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國家很多資本家壹邊精打細算賺錢，壹邊大手大腳做慈善；資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們熱衷藝術，追求享受，他們鐘情自由民的憲政制度，開啟了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今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也都成了它的俘虜。總之，資產階級開創了比封建社會、比小生產者更加瑰麗多彩的生活，更加發達進步的文明。對金錢和財富的追求，本身絕對無罪而且有功。“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並沒有使人類墮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卻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門了。倒是馬克思主義倡導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斬斷了人世間壹切溫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後壹塊面紗，剩下的只有冷酷無情的、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兩相對比，誰是文明進步，誰是野蠻反動難道還不－目了然嗎！



五、鼓吹暴力，鐘情血腥的“無產階級專政”

壹個人對待暴力的態度，往往是判斷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對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說，壹切鼓吹暴力、鐘情血的統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環、披上最美麗的外衣，也掩蓋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惡本性。馬克思主義就是披著“解放人類”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惡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義之名，行暴虐劫掠殺戮之實。

馬克思主義承認，它與“空想社會主義”和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認定在獲得政權後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鐘情野蠻、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質。

馬克思主義壹開始就是以壹種造反、復仇者的面目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淋淋盡致的表現，通觀全文，到處是氣勢洶洶、張牙舞爪的挑釁言詞，壹付要把現實世界砸個稀巴爛的架式。為了標榜自己的獨特，它與歐洲－切社會主義政黨劃清界線，獨創了“共產黨”這－名詞，它甚至將聖西門、付立葉、歐文斥之為“反動”、“保守”。總體說，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其堅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上。馬氏在他1850年寫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壹書中，第壹次使用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字眼。其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宣稱：“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就是後來壹切共產黨獨裁者推行極權統治的理論根據。而共產主義天國也就被永遠地推後了。

馬克思高度贊揚了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實行的“工人階級專政”。但指責它專政得不夠徹底（如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和及時向凡爾賽進軍），沒有徹底“推毀舊的國家機器” ，因而最終遭致失敗。馬克思及其後繼者把是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他的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分界線。

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內涵和特點是什麽呢？，列寧對它的解釋是：“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換句話說，專政就是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這比之封建帝王的專制又更進了壹步。也因此，後來－切列寧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遠比歷史上任何政權更為野蠻、殘暴。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專政”的後果是十分清楚的，從英國的“克倫威爾 ”專政，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專政，“專政”的後果除了演變成血淋淋的個人獨裁和無法無天的大屠殺之外，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稱頌的地方。然而馬氏不管這些，仍然執意要實行專政。

為了給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制造合法性，馬克大肆鼓吹所謂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說他們它與最先進的現代大機器生產相結合，所以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又是“無產者”，所以最“大公無私”，“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還說：“如果它通過革命使自已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麽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和階級本身存在的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已這個階級的統治。（見《共產黨宣言》）

這是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欺騙，就是十足的書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類中的“先進者”要麽是知識文化上的優秀分子；要麽是創造財富中的能人。而作為無產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識和財富創造兩方面都幾乎都是“空白”，處在社會底層，何來先進性可言？至於大公無私雲雲，則純粹為政治需要加給對方的壹頂高帽子，有如誇獎乞丐最為“清廉”壹樣。至於他們掌權後要消滅自已的統治雲雲，則近乎癡人說夢。後來無數事實證明，那些“無產者”－旦奪權成功，有了權勢，其追求超級享受的本領會讓帝王汗顏，而他們的無知和愚味，在統的野蠻殘暴方面、在摧殘文明方面，都會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簡言之，無產階級既不是什麽“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恰恰成了萬惡之源。

今日，“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為臭不可聞的國家恐怖主義的代名詞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寧版的 “社會主義”國家，借“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統治，結果，在那裏分配更加不公，官員更加腐敗，特權更加橫行，社會更加黑暗。最後的出路不是垮臺，就是“變質”。所以，今日連自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極少數共產黨國家都不願意再打這個旗號了。



六、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信口開河式的“設計”， 給後世帶來無窮災難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在談到他未來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具體蘭圖時，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黔驢技窮了。這是必然的，因為那只是個想象中的烏托邦，誰也不可能為其開出壹套周全的，實用的“處方”。但是，為了自己學說的完整性，馬、恩不得不借助於曾被他斥之為“反動”、“保守”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壹些想象，拼湊成信口開河式的未本社會的蘭圖。概括地講，大致是：

共產主義社會是產品經濟，物質極端豐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考慮到這壹目標短期難以實現，便將它分成“低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在低級（或初級）的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只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樣就把所謂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變成真正的畫餅了。

這個社會徹底消滅私有制，實行完全由國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實即國有制），和在此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它生產的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貨幣，不經過交換，而是實行直接的“等量勞動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滅了任何形式的剝削和被剝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實現這個目標呢？馬、恩的說法似乎很簡單，很容易，比如消滅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剝奪“剝奪者”（即有產者），來壹場生產資料歸公就行了。但實際上絕非如此簡單，諸如公有化的具體形式，是全國統壹國有化、還是分級分地區公有化；是實行全國統壹分配還是分地區統壹分配；公有化的企業由誰去管理，怎樣監督才能避免公有企業的管理者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過去雇傭勞動者真正變成企業的真正主人；在企業壹切活動按計劃、指令執行的情況下，如何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等。又如按勞分配，衡量個人労動量的具體方法和標準是什麽，在沒有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情況下，如何做到“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什麽是“各取所需”，由誰來界定這種“所需”；在社會成員腦力、體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如何實現人人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其中很多蘊含了復雜的矛盾。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就這壹切給出具體答案。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問題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無法解決的痼疾，也成了促使這些 囯家垮臺或者”變質”的重要因素之壹。

要消滅壹切形式的剝削，首先就必須找到壹種絕對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先精確計算社會的勞動總量，確立總供給和總需求，保證兩者總體平衡；然後計算每壹個個人所能提供給社會的勞動量，借以確定他從全社會的勞動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產品和服務，使之既不受“剝削”，又不剝削他人。這個重任當然只能由國家來完成。但在壹個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人口的國家，要進行這種精確計算，無疑是個天大的難題。如何解決這－難題呢？在馬、恩的有關論述中，他們曾試圖破解這個不亞於哥德巴赫猜想的難題，請看在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說法：

“在壹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裏不表現為產品上的價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於是，“每壹個生產者，在他作了各種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妳看他說得多麽玄乎，多麽輕巧！但幾乎是以“不答作答”。妳看，每個人的勞動直接就變成了“社會勞動”，不要經過交換，不要經過價值判定和換算，不需要貨幣，也不需要考慮各種流通環節，總之，不需要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全社會的產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個人的手上了。

然而誰都知道，社會上每個人的“勞動的量”是千差萬別的，他們從事的具體勞動也是千差萬別的，如果取消了“社會勞動”和“價值”的概念，取消了統－的價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勞動換取等量報酬”呢？馬克思沒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樣指出“應該怎樣”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試圖解答這個難題，他說：“社會壹旦占有生產資料，並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於生產，每壹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從壹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壹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些產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會勞動……人們可以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原來恩格斯也沒有什麽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經驗”，靠主觀的判斷。真是越說越玄乎了！在這裏，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對壹個村莊、壹個生產隊、或者傅立葉的“法郎吉”、歐文的“公社”；然而對於壹個國家、壹個有千百萬人口，千百種不同行業、產業，千萬種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術含量的產品和服務來說；對於不斷變幻的供給和需求來說，恩格斯這壹說法無異於癡人說夢，是明顯的在愚弄、糊弄大眾。

實際上，別說是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鐘運算壹萬億次的計算機，也絕不可能把全國人民、全社會的需求與供給精確計算出來，並使每個人的付出與獲得完全相等。因為它面對的是千差萬別的“個人”， 是不斷變幻的人的思想、行為。所以，這是個無解之題。

這種信口開河式的說教如何去實施？所以，後來列寧也說：馬、恩並沒有給未來社會經濟蘭圖作出具體設計，馬克思不想制造經濟“烏托邦”。而實際上列寧及其繼任者們只能制造這種經濟烏托邦。

列寧在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尚可應付，壹旦進入正常的經濟建設，就發現沒有貨幣、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主義經濟”寸步難行。斯大林只好“變通”：“保留貨幣的形式即‘外殼’，只作為核算工具”。至於這樣變通後，是否能保證“每個人付出的勞動，在作了各種必須的社會扣除之後，剛好等於他給社會付出的勞動量”，那就只有天曉得了！最後它實際上執行的是－種比資本主義更為惡劣的“按權分配”的強制計劃經濟，這種制度窒息了人們的智慧和創造力，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原來宣揚的“共同富裕”變成了“共同貧窮”，實行這壹體制的國家無例外地變成了“短缺經濟”。

也許有人會問：這種經濟烏托邦為什麽也能維持了幾十年之久呢？答案是：這種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眾，官僚們反受其“益”。而對於民眾來說，他們只能忍受，因為在現代條件下，在強大的極權統治之下，他們不可能揭竿而起，他們沒有選擇，只有老老實充當奴隸。

但也 正是這個經濟烏托邦，終究使它在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敗下陣來。

行文至此，不覺想起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名言：

“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將進入災難之門。”

說得多麽精準！而馬克思主義恰恰與這個警告背道而馳，它將私人財產“公有化”，而將公權力變相“私有化”。墜入災難之門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後，還應提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宣示的共產黨壹些基本政策主張和價值觀，這些本屬於公開的東西，但知道的人卻很少。它涉及到的東西很多，這裏僅擇其－、二。

壹是該文第二即部分“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提到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的問題，《宣言》的原文是這樣說的：“連極端的激進派也對共產黨人的（消滅家庭和實行公妻制——筆者）這種可恥意圖表示憤慨。”

那麽，“共產黨人” 是如何答復這種指責的呢？作者說：資產階級叫喊“妳們共產黨人是要實行公妻制的啊”， “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制。人們至多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這樣我們也就說明白了：“共產黨人主張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

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則，他與女仆海倫通奸，使其成為自已的“性奴”，從精神和肉體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倫的勞動也就不用付給報酬了。當然，這只是他的個人所為，個人的實踐，還達不到在全社會實行公妻制的目的，因為其時馬克思尚未掌握國家政權。列寧就不同了，他奪得了政權，在他領導所謂的“十月革命”中，－度實行了 “公妻”—— 在男女關系上推行“壹杯水主義”， 形成了全社會的亂倫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訓的領袖們也占染此風，掀起了“換妻、換夫”熱潮。又據說列寧本人也因淫亂無度染上性病（梅毒），成為促使他過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見，馬氏和列氏不是個壹般的學者，也不是壹般的“革命家”，而是打著“與傳統觀念決裂”的旗號、充滿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為什麽當時歐洲各國視共產黨為“幽靈”， 視共產主義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 的問題。馬、恩怎樣回答呢？不答作答，他們寫道：“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接著進－步強調：“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 意思是說，只有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才是最重要的，政權就是壹切，其他任何東西，包括國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壹提。所以，後來蘇聯以外的各國共產黨人都不承認自己有祖國，不承認自已的民族，他們都只把蘇聯當作自己的祖國。毛澤東就明確地說：共產黨人的祖國是蘇聯，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認自己有“祖國”，當然也就不把“賣國”當作壹回事了。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列寧便要求他的第三國際成員，趁本國參戰之機進行破壞搗亂，促使自己的國家戰敗，以便共產黨亂中奪權。在中國，當1929年蘇聯發動侵略中國的中東路戰爭時，中共響應莫斯科的號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裝保衛蘇聯”，原來蘇聯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

還有如：宣言中說有人認為宗教、自由、正義、道德是“永恒真理”，“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這樣我們就懂得了：為什麽馬克思及其傳人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都自覺地跟既有的人類文明對著幹，逆歷史潮流而動，絕對“廢除”——而不是“革新”——人類的“道德”，並與“自由、正義”這些“永恒真理”勢不兩立。

僅僅從這些極不全面的介紹和分析中，我們就知道馬克思主義是什麽貨色了。

社會所有制與黨國所有制的區別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所有制理論的兩個基本概念

以往的教科書，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對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歸結為這樣的公式：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中國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正是以這壹公式作指導，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改造並以壹撥又壹撥的政治運動來鞏固和發展這壹改造成果。歷史證明我們錯了。
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是自然界歷經幾億萬年緩慢演進而形成的。和諧的生態結構，有利於多樣生物體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平衡發展。同樣,人類除了要依賴壹定的社會組織之外還需要合理的所有制配置作為其基礎，這種所有制也是依憑自然生長與發展支撐著社會的不斷演進。雖然在開始的長時段內共同狩獵與耕作，然後才有家庭耕種的土地與私產，但是作為壹種財產的制度與觀念，在沒有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產生之前，也不可能產生公有制與公有的觀念。也就是說，公私兩制與相應的觀念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大致是同時被人們所認識的。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壹直是公、私兩制共生、共存，功能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的雙線演進，立足於各種社會形態。也因此，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決不是先有了公有制，然後被私有制取而代之，最後，私有制又被更高級的公有制所取代的單線演進。這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論公式把我們害得好苦！
人類的個體不能離開壹定形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從古代的氏族、部落到近代的民族國家，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集合體（如非政府組織、政黨、利益團體）。這種共同體在設置管理機構同時還需要有屬於這個共同體所有的財產制度，即公有制，以便給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提供物質支持。這是維系共同體的經濟紐帶。與這個共同體的財產制度壹樣古老的是私有財產制度。因為共同體的公有制是“無差異共有制”。30 它的基本特征是共同財富不可分割，作為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有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共同體的壹個成員，在理論上他就具有平等共享其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它滿足不了每個人對財產的需要。在這裏，個人享有公共財產所帶來的利益需經過共同體的管理環節，在此過程中，分配公正必打折扣；何況在財富匱乏的情況下，滿足個人需求更是難求。另壹方面，如果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對於每個人能力的發揮，激發其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激情，極為不利。鑒於上述兩種情形，私有制的存在與發展，顯得更為重要了。它同公有制壹樣，都發生於人類的需要。
我國理論界有壹個觀點廣為流行：認為我國上世紀50年代取消私有制是錯誤的，只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尚未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可以消滅私有制的水平。也就是說，當時消滅私有制只是早了壹點，時機尚未成熟。待生產力獲得壹定的發展，私有制遲早要被消滅，退出歷史舞臺。
這種觀點現在不會對我國再生的私有經濟構成取締的威脅，但其科學性大可商榷。1.財產權，即個人（家庭）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的法律原則，是人權的壹項基本內容，它與人權中的生命權與自由權壹樣，都由人性所派生、所規定。每壹個人，作為人，來到世間，要生存、要實現自我價值，都應當同樣地享有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是同人、同人類壹樣是亙古長存的。它的存在與生產力狀況沒有必然聯系。壹定要說聯系，只能是生產力愈發展人權狀況會愈好。因此，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必定要消滅私有制是與人性、人權的原則相抵牾的錯誤觀點。2.這壹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公、私兩種所有制由於同人們的關系與功能的差別，存在著壹種分工關系，各自滿足著人類社會的需要。人類在任何時候不能沒有公有制，也不能沒有私有制，兩制不能互相取代，他們共生、共存、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發展。這就是人類文明史。過去人們只揪住所有制是“公”是“私”這壹點認識，沒有去研究、認識功能上的特性，其實，認識後者更為重要。3.退壹步講，假定生產力的發展獲得相當高的水平之後，私有制將會被消滅，可是，這個“相當高的水平”的生產力是什麽樣的數量概念呢？有沒有壹個可以供衡量的客觀尺度呢？遺憾的是，對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至今只有假說性的說法，遠未具理論形態和實際可操作性，因此，這種假說性的觀點只能認為是壹個偽命題。4.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可是，即便是今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人們並不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窒息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美國有壹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大企業、大銀行、跨過公司固然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中小企業在美國發展中也愈益重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中小企業的年產值占美國GDP總值的2/5，近13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日本的GDP年總值，遠遠超過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年GDP總值。31 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所有制結構仍然是：國有、私有並存，大私有、小私有並存。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仍然需要大私有，也絲毫不排斥小私有。
其實，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對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應當建立什麽樣的所有制，還是壹個迷，這壹點可從《資本論》第1卷的最後結論中得到證實。馬克思寫道，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後，“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過，這種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32
馬克思的這壹思想，如同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令人費解，學者們的解釋於是眾說紛紜，甚至有“無解的命題”壹說。33
這裏的難點是：1.個人所有制與私有制有何區別？2.這種個人所有制如何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如何保障既共同占有，又為個人所有？值得註意的還有，馬克思在這裏沒有提到公有制。
馬克思在對未來所有制的設想中，他對個人所有權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當時尚無實踐經驗，他對未來社會的所有制的情形不可能作出具體的描述。到了19世紀，壹種新的所有制形態——股份制出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於此種所有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馬克思對未來的所有制依然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後的壹個多世紀中，股份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全面認識它的本質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當時對股份制雖作了深刻的分析，由於股份制促使資本的集中而產生了壟斷資本，競爭又促使資本更集中於大資本家手中，盡管資本采取了“社會資本”的形式，但沒有克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34 馬克思的意思是，它為無產階級剝奪這種集中的資本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條件（後來，列寧也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產生的壟斷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因此，股份制必將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臺。

但是，股份制在往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階段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此時勞動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勞動集合體成員開始是企業高級主管與高級技術人員，然後向壹般勞動者擴大，他們以股份額可索取相應剩余）。這是股份制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股份制的資本還僅為物力資本。股份制的第三階段是人力資本成為股份資產中的新夥伴，並分享企業的剩余（以前只為物力資本所索取）。就是說，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公司職員的人力資本所創造的剩余應屬於公司職員。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主要是企業主管與高級技術人才的智力資本，然後向其他勞動者擴大）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余。這不但表明，股份制與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而且還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種關系為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展現了可喜的前景。35 馬克思曾設想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在此不是成了現實了嗎？
有人認為，股份制不是獨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性質要由持有50%以上股權持有者的性質來決定。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社會共同體或政府，它就是公有制；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制，如此，就有了公、私兩種性質不同的股份制了。其實，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的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還要說的話

全盤消滅私有制，建立與鞏固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曾是中國人的神聖事業。這段歷史發生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在那個年代，人們以為，這壹偉大事業真的可以使中國超越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結果呢，幾乎全體中國人為此吃足了苦頭。但我們也不要忽視這段歷史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就是，從此人們知道了私有制不全是罪惡，公有制不全是福祉；人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以及列寧關於消滅小生產的理論實實在在地把我們誤導了。
中共執政已將壹個甲子年了。60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30年。從所有制方面看，其變化是，前30年搞了共產，公有制壹統天下，我稱它是“公有制專政”。後30年公有制經濟有了壹定的收縮，個私經濟於是破土滋生，迅速掘起。建國60年前夕，個私經濟已占國家GDP總量的60%。左派於是驚呼：“資本主義復辟了”。實際上，所謂改革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因為產生並在壹定範圍內擴展了個私經濟。然而，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回顧改革時提醒大家：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過大關。舊的經濟體制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現行憲法（2004）上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表明，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在政治上、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國企至今是淩駕於市場之上的特權壹族。憲法上的這些規定大不如《蘇聯所有制法》，該法第4條規定：“蘇聯的所有制具有蘇聯公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三制並列，沒有指明哪壹種是“基礎”、是“主導”。從其順序看，倒是公民所有制列其首位，表明了在所有制這個關系國民幸福的根本問題上回到了人類社會的正道。至於計劃經濟，雖在九十年代初期改稱市場經濟了，但這個市場經濟壹直是由政府所駕馭的市場經濟：政府控制金融，控制資源，控制核心產業，控制信息，還控制財富分配，計劃經濟並未退位。所以吳敬璉說是“壞市場經濟”。上述兩方面，都嚴重遏制民間經濟的成長，也使經濟體制改革陷於半途而廢。現在，國內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導輿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有壹點，但不能認為改革時成功的；因為舊體制還具有強勁的“殘余勢力”。中國的經濟改革要出現更好的前景，必須將舊體制送入墳墓。

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方法論問題

壹、個人所有制是什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說法，多年來為我國學者所探討不息，分歧頗大。近幾年，結合經濟體制改革，壹些學者對這壹命題又提出了不同的闡釋。由於這壹命題是馬克思對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的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盡管這壹命題提出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但僅以這壹有限的歷史經驗，還難以完全證實馬克思的這壹設想。因此，要完全解決這壹問題，猶如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還面臨較大的困難(實踐的經驗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較為流行的壹種看法並至今仍為壹些論者所堅持的是，認為馬克思所說 的“個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持這壹觀點的主要依據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解釋。恩格斯說：“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1 他們還認為，恩格斯的這壹解釋，是得到馬克思贊同的。恩格斯自已也申明，《反杜林》的原稿曾由他全文念給馬克思聽過，是經馬克思的認可才得以完成的。而且，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認為：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2 據此，有的論者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只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的統壹，才能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和最終共同富裕，又保證個人的物質利益即個人所占有的消費品不受侵害。”3 他們推論，如果個人所有制包括生產資料，那就是為主張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
另壹種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4。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社會的生產資料歸每個社會成員所有，不存在有些社會成員有生產資料，有些社會成員無生產資料的現象。他們認為，私有制有兩種類型：壹是“部分人的私有制”，即社會生產資料只歸社會上壹部分人所有；二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個人所有制”。並認為馬克思批判的是第壹種類型的私有制，沒有批判第二種類型的私有制，他並不反對個人私有。持這壹觀點者還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壹句話作為論據：“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5 根據這壹理解，他們主張當前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把國有資產分解，分配到每個人手裏(價值形態)，以實現個人所有制。
 還有壹種意見認為，“個人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是與“共同占有”聯系在壹起的，因此，它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應當是同壹概念，二者不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都上壹致的。但是，這種公有制不能認為就是我們曾實踐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這種公有制，並不能使每個勞動者切實地感受到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每個社會成員不僅認識到生產資料是公有的，而且也能體會到他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制的意義

上述是對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說法理解的三種代表性觀點。為了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這壹重要提法，本文以以下三點方法作指導。
方法壹：馬克思這壹提法是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
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和不合理性均有所暴露，解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是當時壹切進步思想家所探究的目標。馬克思基於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分析，指出它必定要走向自我否定。可是，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將是什麽樣的形式，因為無實踐經驗，馬克思因此只能借於科學的假說或科學的推測。就是說，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制”的提法，還不是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產生了這種所有制的形式，然後，馬克思據此所作出的理論上的概括。限於當時的實踐經驗，馬克思還不可能采用歸納法，而是采用了演繹法提出這壹提法的。我們從馬克思對這壹問題的表述中清楚地表明了這壹點。
馬克思寫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
對於未來社會的所有制，馬克思無論在這裏和其他論著中，都只作了原則性的提示，不可能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所建立的所有制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只能待這種所有制建立之後而不可能是在這種所有制建立之前。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謹的。但正因為馬克思的結論是推測性的，提示是原則性的，因此，人們有理由可以作出各種解釋，但也因此難以斷定那種解釋是唯壹正確的，是附合馬克思的原意的，那種解釋是不正確的，是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重要的是，既然馬克思的命題還是壹種假說和推測，那麽，這壹提法以及人們對這壹提法的解釋都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使之成為壹種科學形態的理論。
因此，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主要的恐怕不是解釋自已對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理解，而是將馬克思的這壹提法，即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置於壹百多年來各國豐富的實踐之中加以觀照，這壹方面可以檢驗、補充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理論，另壹方面可以指導所有制改革的實踐活動，使所有制的形式和結構更適合社會生產力的要求。
簡言之，對馬克思的這壹提法，我們不能用完善化的眼光，以凝固的態度對待之，也不能將它與壹百多年以來的實踐經驗相隔離，孤立、封閉地去理解它。雖然理論與實踐是互補的，但對於壹種科學假說來說，更有待於實踐檢驗和證實。對馬克思這壹命題應當如此，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若幹重要預言性結論也應當如此。
方法二：要將馬克思(包括恩格斯)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多次論述加以比較、綜合，領會其精神實質。
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的思想，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的表述可以說最為集中。這壹表述，確立了兩個質的規定性，即“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以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為了有助於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底蘊，應當將馬克思在別處對這壹問題的表述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 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的壹段話，可以說是對《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那段話的重要解釋：“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在那壹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壹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壹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壹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7 馬克思在此處未提“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強調的是“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可見，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實際上也就是“社會所有制”。
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序》中也強調了“社會所有”。他指出：“這裏第壹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壹致用以概括自已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8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十三章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的壹段話作了以下的援引：“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所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在這段話中，用“公有制”和“社會所有制”兩個用語來稱謂未來的社會所有制；特別應當註意的是，恩格斯在提到重建個人所有制時，強調了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這表明，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與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是有機的統壹，它不但不與公有制相矛盾，反以公有制為前提。
但是，這種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又是以個人所有制為其基礎的。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中，馬克思就說過：“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壹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認為未來社會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9 從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表述來看，十分重視個人所有權。如“把壹切勞動資料交給生產者”，“由工人階級自已占有全部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把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裏”等。10 直到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馬克思還明確指出：巴黎公社“曾想把現在主要作為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工具，以實現個人所有權”11。
將馬克思、恩格斯上述壹系列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表述中所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勞動者個人所有”三類概念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就能較為完整地理解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李光遠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及其他》壹文中將上述三概念的內在聯系作了這樣的概括：對於“公有”，可有此壹問：“公有，誰所有?”答曰：“公有就是社會所有(或集體所有)”。如果再問：“社會(集體)是誰?”答曰：“是織起來的勞動者個人“，或“社會個人的聯合。”12 由勞動者聯合起來組成的社會對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就是未來社會所有制基本要義。
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壹個難點是，為什麽馬克思將“公有”、“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相提並論。因為習慣的理解或法律上的規定，公有與個人所有是兩個範疇的所有權，而且在性質上正好相反，正是在這壹點上令人們感到費解。對此，筆者的理解是，這表明馬克思對個人權利的重視。應當把個人權利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實現作為衡量公有制是否完善與成熟的基本尺度。也可以說，如果個人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公有制，就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至少可以說，這種公有制還有缺陷，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制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個人權利愈到重得充分、合理的實現，也就表明公有制的愈加完善。而要保障個人權利的實現，必須在所有制上體現個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上述的理解是附合馬克思關於“個人”與“社會”，“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及其關系的思想的。 馬克思指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些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13 可見，包括生產力在內的社會壹切方面的發展，無疑地會推動人的發展，但是，首先要以人的發展為基礎。而人要獲得發展，就要擺脫經濟和各種社會關系的奴役，保障人的權利的合理實現。這樣，人的發展或者說人的解放與社會的發展與解放，實際上呈現互相依賴、互相制約的狀況。恩格斯對此指出：“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4
方法三：應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置於馬克思對於未來社會的設想的大框架之中。
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中，所有制問題是重要組成部分。但前者是整體，後者是部分，把握整體，才能對部分有更深切的理解。
壹些論者在解釋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制時，往往以自身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所有制模式為背景，這是研究方法上的壹個誤區，並且成為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的壹道屏障。
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除了提出了生產資料的公有或社會所有外，還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重要設想：(1)社會生產力獲得高度的發展，社會的物質財富已“極大豐富 ”。(2)徹底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壹切階級對立、階級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等等。只有消滅分工，改變人們“屈從於分工和自已所有的生產工具”的狀況，才能實現“個人全部占有生產力的總和”，才能有“社會所有制”。恩格斯對此指出：要實現社會所有，使社會和每個人都得到解放，“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改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15 (3)隨著分工的消滅，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也不復存在。恩格斯認為，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國家業已消亡。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以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必然是壹個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
應當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若幹設想還很抽象和原則，只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致趨勢，而且，實現這樣的目標還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壹歷史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復雜的問題和積累各種經驗，從而對馬克思的設想作出某種修正和補充，這壹切都是馬克思所無法預見的。因此，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何時能夠實現以及實現之後與馬克思的設想將會有哪些差異，這些都是我們所無法回答的。既然如此，企圖對遙遠時代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要作出具體正確的解釋，這種方法本身就是違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
馬克思之後的壹個多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出現了某些新變化和新趨勢，但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目標還遠未達到。因此，要說清未來社會所有制還為時尚早。但是，壹百多年來的情況又表明，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所有制在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推進，創造了某些形式。我們的工作應當是概括這些實踐經驗，豐富馬克思所有制的理論寶庫。

三、無差異共有與差異共有——實現馬克思
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兩種基本形式

從資本主義私有制演進到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所有制，是壹個自然歷史過程，中間必然會出現某些過渡形態。在討論如何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設想的問題，筆者雖認為要將馬克思的設想解釋得具體明白，目前尚不具備條件，但它並不是說，深入研究這壹問題在目前是無意義的。筆者認為，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所有制所提出的兩個基本點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有重要啟示意義的。這兩個基本點，壹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二是這種社會所有包涵並保障個人的所有權。
無論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存在著兩種共有(公有)制;壹種是無差異共有制，壹種是差異共有制。這兩種共有制是通向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制的橋梁。
無差異共有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共同體)的財富為每壹成員共同所有,它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共有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制息息相關。也因此，它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這種所有制的客體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1)不便進入個人所有權範圍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河流、森林、礦產等；(2)維系社會生產、生活、安全、文化娛樂共同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如水利、通訊、交通設施，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禦設施(古代長城、近代以來的各種軍事設施)，公園、學校、俱樂部、博物館、圖書館等；(3)用於抗災、救災所需要的社會保障(保險)財富；(4)不宜讓公民個人經營的生產領域。
這種公共所有制自氏族社會解體之後便以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至今，因此，這壹所有制還有壹個基本特征便是政府代理產權。政府既然是公共權力機關，是共同體成員共同意誌的代表，因此也必然是共同體公共財產的代表主體，也因此，政府對這壹共有財產享有管理權，包括經營、調配、處理等權力。正因為這壹共有財產經過政府代理管理這壹環節，因此，對財產的實際占有和收益，對共同體的不同成員就產生了壹定的差異。理論上是無差異共有制，在實際生活中卻沒有絕對的無差異共有制。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制不能認為是國家所有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因為馬克思提出的未來社會所有制是國家消亡之後的所有制形態。以往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與社會所有制混為壹談，造成所有制概念上的混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以往我們所實行的公有制，還不完全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對於維系共同體以及保障共同體每壹成員的基本利益是必要的，但由於個人與共有財產無直接掛鉤，即並不存在供個人直接占有、所有的財產，而且，個人利益的實現還需要通過政府的管理環節;因此，這種所有制形式對於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和利益的公正實現難免存在某些弊端。因此，社會還需要有別的所有制形式。如個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總的說來，構成以往文明社會的基礎，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存在貧富差別,因此歷來遭之詬病。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出現，預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最後形態的私有制。至於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態，馬克思雖不可能描述得很具體，但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的設想，通過對實踐經驗的總結，推進馬克思的設想。
馬克思在世時，他對股份制已引起足夠的重視，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潛在否定因素。他指出：“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這種“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16。馬克思認為，在股份公司內，勞動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這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因而它是“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17
馬克思對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的分析更值得註意。他認為這種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壹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壹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壹定發展階段上，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壹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18
股份制與合作制受到馬克思如此高的評價，因為它揚棄個別私人資本的生產方式和財產組織方式。股份公司使個別資本成為社會資本，出現了資本集合體。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內則出現了以勞動作為資本的另壹種集合體：勞動集合體。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制二百余年的發展中，已由資本集合體演進到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集合體，由此也由資本與勞動的分離與對立轉變為資本與勞動的結合(盡管集合體中資本仍占居主要地位)。這種發展趨勢，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
在馬克思之後,股份制在世界範圍內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它既不同於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也不同於以國家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無差異共有制，它是眾多所有者組成的差異集合體中，實行土地、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進行社會化生產的所有制形式。這種所有制形式丁建中將之概括為差異共有制。19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集合體中的每壹成員因投入份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的所有權，在這裏，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但這種分散的資產必須組合成有機整體，成為共同占有的形式，才能形成新的強大的生產力，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差異共有制將所有權分割為兩個層次：最終產權和中介產權。前者為企業產權的原始所有者，即多元、分散的股東；後者為企業產權的支配者，即企業法人產權，其職責是運營資產，使其增值。前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分散性和個體性，後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集中性和共有性。差異共有制是人類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產權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其現實原型就是各種形式股份制。這種所有制形式中的產權共有性超越了私有產權的獨占性，其產權的差異性超越了公有制產權的無差異性。它以亦公亦私、非公非私為特征使之兼有私有和公有的優點而克服了兩者的缺點，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
這種所有制形式顯示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制設想的兩個基本特點：(1)實現土地及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2)保障個人所有權。馬克思當時已指出是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還可能證明，這正是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但是，從資本主義私有制通向未來社會所有制的過程中，將有壹個多種所有制長期並存的時期。這是馬克思所沒有指明的。當代中國的所有制發展史也證明，從私有制不可能壹下子跳到單壹的公有制。經濟改革改變了單壹的公有制結構，但是，代替這種單壹公有制結構的除了鼓勵發展私人所有制外，更為重要的是對國家、區域性的公有制經濟中的壹部分改造為差異共有制。筆者認為，通過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與調整，特別是根據中國情況大力發展差異共有制，才可能使中國出現既高效又公平的經濟體制，由此使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總之，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差異共有制將是社會所有制中的主要形式。這就是筆者研究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結論。

共產極權統治的理論依據的本質

作者 王海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句話來看，把列寧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人在中國大有人在。但是，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至少不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列寧主義確實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系，也只能將其稱之為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那麽，列寧主義裏面到底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呢?肯定是有一些的。否則，列寧主義就無法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欺世盜名了。正如假冒偽劣在產品包裝方面必須貨真價實一樣。列寧主義所產生的最為惡劣的影響，就是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的一些話不放，惡意鼓吹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蓄意抹殺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任意擴大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不僅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只教條主義的替罪羊，而且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塊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列寧主義的這種最為惡劣的影響，全部來源於一本極盡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之能事的書。這本書就是《國家與革命》。目前，國內種種反對憲政改革的言論，無一不是以這本書作為理論依據的。要想為憲政改革掃清思想障礙，就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把這本書批倒批臭。

　　(一)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包括國家起源、國家性質、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重要內容。

　　關於國家起源，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在這段話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三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第二個觀點是：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第三個觀點是：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由於恩格斯將這裏所說的社會解釋為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所以我們可以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不可能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力量自我解決階級矛盾。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如果我們這樣理解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就毫無區別了。如果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毫無區別，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如果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變得毫無意義，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也就變得難以置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變成了《國家與革命》的受害者。不僅會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不屑一顧，而且會對歪曲篡改這種科學論述的歪理邪說深信不疑。不錯，恩格斯在論述階級矛盾時確實使用了“不可調和”這四個字。但是，恩格斯在使用這四個字的同時還使用了另外四個字“無力擺脫”。由於階級矛盾既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又是一種“無力擺脫”的矛盾，所以矛盾雙方要想避免“在無謂的鬥爭中將自己和社會消滅”，就必須“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必須通過這種力量來“緩和沖突”，以便達到“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的目的。由此可見，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來看，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不是毫無區別而是有所區別。對於社會上的不同階級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能階級調和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對於國家中的所有成員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不能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

　　關於國家性質，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第一種性質就是國家的階級性，第二種性質就是國家的超階級性。從國家的階級性來看，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製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從國家的超階級性來看，國家是與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社會需要相適應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簡化成了一種性質：“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這就是說，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如果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國家就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了。如果國家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我們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我們也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迷惑不解了。由此可見，在國家起源和國家性質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理論問題上，《國家與革命》采取了一種瞞天過海的騙子伎倆：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

　　關於國家機器，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對那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偽裝的君主製度的否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的，而只是伴隨它出現的一些現象。”“公社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誌們的嘗試正是這樣。”在這段話中，馬克思指出了國家機器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機器，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官僚軍事機器。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已經表明：民主法治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相適應的、可以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利用的國家機器，官僚軍事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不相適應的、必須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摧毀的國家機器。正如恩格斯所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製下差。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國家製度這一整堆垃圾拋掉為止。”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機器的這兩個不同組成部分混為一談：“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這就是說，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如果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對於國家機器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要麽全部摧毀，要麽全部利用。不管全部摧毀還是全部利用，被摧毀的只能是民主法治機器，被利用的也只能是官僚軍事機器。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機器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引向一條用官僚軍事機器替代民主法治機器的邪路。

　　關於國家消亡，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的階級對立，也就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製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製、農奴製、雇傭勞動製)。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任何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為都消失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這個實現條件，就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全面建立。因為，生產資料公有製一旦全面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不復存在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復存在，階級社會就變成了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一旦變成無階級社會，社會就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了。社會一旦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國家就開始自行消亡了。從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來看，國家消亡不必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只要將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必然會踏上自行消亡的不歸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即使已經全面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自行消亡。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有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個方面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麽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這樣一來，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就變成了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如果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是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那麽在無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了：“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一旦相信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我們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盡管這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許只能以思想分歧作為劃分標準了。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尋找理論根據。

　　(二)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包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當階級鬥爭日趨激化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有必要性。當階級鬥爭日趨緩和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沒有必要性。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又取決於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否充分發揮。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不能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激化。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夠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緩和。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解釋成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必須不斷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的話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頭上了。

　　關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你們看，真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據說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盡管在每次革命勝利以後，道德和思想都有顯著的提高，他還要這麽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沖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沒有生氣、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竟要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如果試圖用不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縱容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試圖用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避免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具有合法性。由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所以社會道德水平就必然會成為判斷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降低了，我們就不能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僅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不取決於革命方法：“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暴力革命說成了一種可以肆意剝奪少數人合法權利的多數人的暴政。

　　關於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者階級的組織。”“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上的東西。相反地，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製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製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製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製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應該怎麽辦了。”“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舊社會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英、法、美……”“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僅僅適用於不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並不適用於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因為，在那些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中，也同時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恩格斯的說法早已過時了：“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製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製國家，由於要對無產階級加強鎮壓，‘國家機器’就空前地加強起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也就駭人聽聞地擴大了。現在，整個世界歷史無疑正在比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那麽，恩格斯的說法是否過時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只能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加以回答。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看，恩格斯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國家與革命》的預言徹底破產了。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從十六世紀開始，在經歷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漫長發展過程之後，十九世紀達到高潮，二十世紀走向衰落，大約持續了四百多年。當這一階段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當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的蓬勃興起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掃清所有障礙的時候，資本主義才開始進入了一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有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且必然會通過兩條途徑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第一條途徑是股份製經濟，第二條途徑是福利國家。馬克思曾經指出：股份製“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麽，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研究過股份製經濟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但是他們卻從未研究過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理論缺陷。不過，這個理論缺陷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其原因在於：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略露端倪的福利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逐漸變得羽翼豐滿。福利國家一旦變得羽翼豐滿，福利政策就必然會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福利政策一旦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雇傭勞動就必然會轉化成為福利勞動。雇傭勞動一旦轉化成為福利勞動，勞資雙方就必然會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資雙方一旦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動力就不再是一種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了。正如日本學者武川正吾所說：“到了資本製高度發達階段，社會政策具有促進勞動力去商品化的作用(即勞動者的生活依賴於勞動力市場的程度減弱)。”“資本製作為福利國家的環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如上所述，福利國家有可能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這一資本製的前提條件相抵觸。”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中，股份製經濟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私人資本轉化成為社會資本，福利國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勞動力商品轉化成為人力資本。股份製經濟和福利國家一旦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必然會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一旦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就必然會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旦同時出現，按勞分配就必然會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一旦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利潤分享就必然會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利潤分享一旦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必然會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就必然會逐漸緩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一旦逐漸緩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會失去人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失去人心，議會鬥爭就必然會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議會鬥爭一旦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不得不低下頭來，向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了。那麽，社會主義究竟在哪裏呢?是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呢?還是在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呢?看來，這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無論在哪個國家中，資本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少，社會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多。

　　(三)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取決於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承擔著兩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一個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一個歷史使命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從這兩個歷史使命來看，無產階級不能只解放自己，必須在解放自己的同時解放全人類。否則，無產階級就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只有把專政對象局限於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必要的。如果把專政對象擴大到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必要的了。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從無產階級的敵人擴大到了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集中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的是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了無產階級暴政。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取決於生產力發展。如果能夠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具有合法性。如果不能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具有合法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發展而是取決於階級鬥爭：“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為了完成階級鬥爭的任務，《國家與革命》把建立高度集權的領導體製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條件：“馬克思在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運用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承認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借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為那些試圖利用恐怖手段實行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者找到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馬克思指出：“……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適用於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旦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已經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個基本特征是公有製，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計劃經濟。後來，馬克思又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為社會主義社會補充了半個基本特征。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按勞分配。因為按勞分配保留了資產階級法權，所以只能算作半個基本特征。馬克思認為，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區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將會繼續存在，按勞分配將被按需分配所替代。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可以稱為無階級社會，都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因此，“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從過渡時期延長到了整個社會主義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從《國家與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寧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歪理邪說。從十月革命到現在，這種歪理邪說不僅欺騙了我們將近一個世紀，而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屢遭重創。曾經使我們深受其害又被我們拋入歷史垃圾堆的斯大林模式及文革鬧劇，就是這種歪理邪說的兩大歷史罪證。是時候了!是徹底肅清列寧主義的惡劣影響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致行動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請到中國來，把列寧主義趕出中國去!

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毛澤東時代以來所積累的病毒，迄今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診治，盡管十八大後反腐敗的輝煌戰績和體制改革的壹些進展，獲得了民眾的認可，在壹定程度上加強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但恰恰是這些業績，掩蓋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矛盾。我認為，與其沾沾自喜於國家眼前的繁榮和強盛，不如認真地探索危機的真相和矛盾的根源，尋求解決與克服之道，使國家得以長治久安。



許多朋友都曾談到，目前我國社會最顯著的矛盾是經濟迅速發展，政治卻依然僵化。對照歷史和實踐，這個判斷不無道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決定開展以黨政分開為首要任務的政治體制改革，以逐步建立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治體制。但“8964”後卻被束之高閣，以致專制惡政，愈演愈烈；而經濟則因改革開放的閘門已經打開，得以循著市場的規律，不可遏止地奔騰前進。於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專制主義的極權政治，分裂日益嚴重。十八大以來的許多改革措施、政策口號，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彌縫這個裂口，使政治和其他上層建築，能夠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但由於沒有找到真正的裂隙所在，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有時甚至還起了治絲益芬的作用。



專制政體的基本特征，是權力的不受制約與監督，上自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下至當今的城管和截訪、拆遷的“臨時工”，都有權行使專制職能，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實。但政治權力之所以不受制約與監督，根源不在於權力本身，而在於意識形態，在於指導權力運行的理論思想和價值觀念。只有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才能建立起符合於歷史規律和社會需要的權力運行機制。



經過六十多年的教育灌輸而形成為傳統觀念的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壹團誰也說不清楚的迷霧。從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到“三個代表”，為了宣揚這些充滿謬誤的意識形態，不知道浪費了多少國家財富，消耗了多少人的時間和精力。正因為誰也說不清楚，所以誰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逞意遐想，那些禦用文人更是把它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實際上華而無實，似是而非。但它發揮了壹個至為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鞏固專制統治。



這些主流意識形態的謬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不理解中國現階段所處的歷史方位，同當代歷史潮流相悖，違反歷史規律。

從清末洋務派引進西方先進思想理論以來，中國就逐漸進入了壹個以反封建反專制為主旨的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和專制的矛盾，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在壹百多年來的鬥爭中，民主和專制互有勝負，但每次搏鬥的最終結果，卻總是專制壓倒了民主。這是因為，專制主義在我國歷史悠久，影響深遠，無遠勿屆，無孔不入，而民主主義卻只有壹百多年的歷史，受其影響的，主要是壹些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所以，直到現在，整個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首都到邊疆，朝野上下，體制內外，依然彌漫著濃重的封建專制主義，以及由它派生的奴隸主義。這個事實表明，我們目前仍然還處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只有在社會上消滅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才可以說是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走完了這個歷史階段。和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應該是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但是，主流意識形態卻反復告訴我們，中國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應該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壹個彌漫著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的社會，居然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而且對這個虛無縹緲、連鄧小平也承認自己沒有搞清楚的社會主義，充滿自信。這是多麽荒唐！為什麽會這樣？



五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以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載入史冊的。但是，當時的中國社會，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也沒有社會主義的精神條件。在意識形態領域，只有歷史悠遠的專制主義和習染未久的民主主義。而按照社會主義本來的理論涵義，它是要取代資本主義的。所以，集合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的，只能是資本主義的天敵——封建專制主義。換句話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推行者，只能用封建專制主義的眼光去觀察社會主義，理解社會主義。所以，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復辟。迄今為止，官方文獻和媒體所喧嚷的堅持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在堅持封建專制主義。



不論是文獻上的社會主義，還是實質上的專制主義，都不符合於現階段的社會實際：社會主義是消滅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之後才有可能出現的未來歷史階段，離現在還很遠；專制主義雖然目前仍頑強地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但它是將要被歷史淘汰、被民主主義取代的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充滿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內涵，同現實社會脫節，同正在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脫節，完全不符合我國歷史發展的需要。



（二）違背意識形態自身的發展規律，打壓不同的意識形態，造成了社會精神領域的貧乏和畸形。



意識形態是人類物質生產條件和社會生活條件在人們頭腦裏的反映。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人們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同需求和渴望，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必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畫面，各種觀念形態爭奇鬥勝，各擅勝場。經過歷史的篩選，留下真善美，淘汰假醜惡，這是意識形態的生成與發展的自然規律。但在專制主義的政治統治之下，這種局面顯然是不利於專制極權的統治秩序的。所以，統治者總是有選擇地宣揚有利於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而限制不利於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可是，在專制統治比較薄弱的時代或特殊的領域，意識形態的發展規律往往能突破禁制，不同意識形態獲得壹定的傳播自由，帶來文化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歷史上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諸子百家各抒己見，異說紛呈，給我們留下了無比豐厚的文化遺產，幾千年來傳承不絕，成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歷史事例告訴我們，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指導上，應該循著意識形態的自身規律，讓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都有自由表達的機會，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繁雜的思想觀念的交流、碰撞、評說、辯駁的過程中，擇善而從，加以弘揚。只要是有生命力的意識形態，都應該有留存於社會的價值；至於沒有生命力的意識形態，或曇花壹現，自然隕落，或被排擠向隅，漸次雕零，都不需要政治權力的幹預。



但我國幾十年來的指導思想卻和意識形態的發展規律相悖而行。初期是“以俄為師”，理論思想唯蘇聯的馬首是瞻；繼而“輿論壹律”，“反對封資修”；再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總之是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唯壹性，排斥壹切非主流的觀念形態。長期違背意識形態發展規律的結果，是教育的衰落，思想的貧困，文化的畸形，理論的蕭條，甚至導致人才的雕零，道德的淪喪。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我們為什麽出不了大師級的人才？答案只能歸結為對意識形態的專制統治。



時至今日，主流意識形態由於違背歷史潮流，和社會現實脫節，日益陷於形式主義，缺乏理性的感染力和真理的說服力，因而不得不依仗政治權力，強行宣傳灌輸。官方媒體和宣傳部門、教育部門本著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動權和進教材、進課堂等指令，壹方面連篇累牘地通過媒體、教材、出版等渠道，進行蒼白無力的說教；同時，禁止關於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出版自由等意識形態的討論和宣傳，把這些有利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價值觀念，排斥在合法的發表、出版與宣傳之外。這就應了壹句老話：“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種指導思想的取向，是典型的文化專制主義。



（三）空洞的理論脫離社會實踐，造成人們理想和信仰的失落。



在我國的歷史上，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曾經以它理論表面的徹底性，征服了許多誌士仁人。它所展現的完美的社會前景和倫理境界，吸引了無數的真理追求者，他們在接受與信仰的基礎上，建立起崇高的理想。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特別是在經歷了多次以傳統的意識形態口號掩蓋兇殘的專制暴政為特色的運動之後，主流意識形態充分暴露出自己的虛妄，使許多曾經為它傾倒的人士懷疑它的真理性，看到了它的不切實際，因而淡化、疏離甚至放棄對它的信仰，拋棄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理念，整個社會也陷於信仰缺失、理想泯沒的迷茫混噸狀態。建立起市場經濟之後，在許多人的心目中，理想和信仰已經成了迂腐可笑的嘲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義、唯我主義。這個令人沮喪的趨勢，本應促使當局警惕、覺醒，改弦易轍，無奈指導思想上依然迷戀於傳統的意識形態，不可自拔地沈溺其中。官方輿論大肆鼓吹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話語權”，“占領意識形態的戰略高地”，“守住意識形態的‘上甘嶺’”等等，以“三個自信”之類的論斷，自欺欺人。如此鼓噪，恰恰反映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缺乏自信。如果真的自信主流意識形態的優越性，何不讓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也能有壹個自由發表的天地，在公平的競爭與對決中，分出高低是非？像現在這樣獨霸輿論和教育、文化等領域的意識形態陣地，所反映出來的，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大和有理，而是面臨著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



意識形態的嚴重危機特別表現在這樣的事實上：宣傳主流意識形態，依靠的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的真理性和說服力，而是權力和欺騙。有些觀念形態，恐怕連宣傳者自己也不相信，怎麽能打動別人呢？有壹個常見的事例也許很能說明問題。中國共產黨每年都有大量參加者，他們在入黨宣誓時，都表示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這是幾十年來不變的傳統，似乎沒有哪個共產黨員提出過異議。但是，如果認真分析，問題就來了。如果說，早期入黨者對共產主義還有壹定的信仰，參加共產黨是真誠地決心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甚至願意為它拋頭顱、灑熱血的話，那麽，這幾十年來，特別是這二三十年來，有多少入黨者是真誠地決心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的？回顧我們在青年時代，確實曾經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終身的最高理想。我們曾經以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積極努力，既是為了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壹和富強的新中國，也是為未來的共產主義加磚添瓦。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大家普遍意識到，共產主義不過是對未來社會的壹種幻想，即使有可能實現，也是非常非常遙遠的未來，現階段根本無法認知，甚至連理論探討都沒有實際意義，還談什麽為它的實現而奮鬥終身呢？而現在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入黨者，入黨時都誓言願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宣誓者、監誓者都不以為非。這是盲目的欺騙，還是真誠的表述？明知不能實現，還表示要為之奮鬥終身，豈不是心口不壹、言行分裂嗎？不幸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入黨宣誓上，而且在其他情況下也屢見不鮮，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在意識形態成了虛無的空文，只是懸掛在文獻和媒體上的情況下，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理想和信仰，除了自欺欺人之外，還有什麽價值？



（四）把已被全面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確定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形成主流意識形態的獨斷性和排他性。



中共十八大通過的新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壹個政黨需要有自己的指導思想，這是可以理解的。政黨是由壹些具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標的人結成的，為了實現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就需要有壹套相應的意識形態和理論體系，來規定自己的行為準則和行動綱領。這裏就有壹個選擇的問題。按照黨章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些相互之間雖有聯系，但內容各異的觀念體系是怎麽捏在壹起的呢？壹種解讀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所以有些文獻就只提“鄧三科”，不提“馬毛”。還有壹種解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源，其他都是流。主要根據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說的：“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幾年理論界對列寧主義批判頗多，所以有的文獻和文章只提馬克思主義，而不再強調列寧主義了。但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實際上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上溯九十多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通常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觀點。把他們的思想命名為馬克思主義，似乎應該包括他們所有的思想觀點。但他們畢生從事研究，不斷有所創新，有所發現，新的觀點對原來的認識，既有所繼承，也有所否定。這些被否定的觀念，同他們後期的思想是矛盾的，對立的，怎麽能同處於壹個理論體系呢？有人認為，作為壹個理論體系，應該只包括正確的觀點，不包括錯誤的觀點（這曾經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讀）。但是，人們對某些觀點的看法是不盡相同的，那麽，由誰來判定這些觀點的正誤是非呢？還有，壹些觀點曾經被認為是正確的，但後來卻被證明是錯誤的；或者，現在被認為是正確的，誰又能保證它以後仍然正確呢？可見，以個人的名義來命名壹種理論體系，本身就是不精確、不科學的。馬克思曾經壹再表示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如果壹定要保持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那麽，比較合理的解讀，應該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準，包括他們在晚年沒有否定的早期思想。



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是用沙俄專制主義來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特色的專制主義同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結果，具有更加濃厚的封建專制主義色彩。鄧小平所總結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是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也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但離馬克思已經越來越遠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傳統主流意識形態的獨斷性和排他性的根源，“五不搞”、“七不講”就是它的獨斷性和排他性的集中表現。



壹個政黨的指導思想，不應該局限於某種理論體系。即使確定某壹個理論體系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也應該註意吸收其他理論體系的長處。古今中外，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給我們留下大量的理論遺產，壹個有遠見的政黨應該博采眾長，用於結合面對的社會現實，指導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不應固步自封。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都談到自己的思想觀點的局限性，並不認為他們自己的理論觀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意識形態，應該是具有開放性、可容性、普世性的價值觀念。而幾十年來已經成為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卻以獨斷性、封閉性、排他性為特征，這個事實，說明這些占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都已離開馬克思主義。



（五）結論



為了從根本上驅除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霧霾，探尋國家發展的正確途徑，首先需要找準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在民主與專制的意識形態博弈中，選取、弘揚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清除假冒偽劣的社會主義，即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意識形態。其次，遵循意識形態生成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推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開放報禁、書禁，取消會禁、社禁，讓“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在意識形態領域，也能發揮作用。再次，在意識形態領域，廢除壹切獨斷的、封閉的、排他的法規和指令，還意識形態以自由。最後，對現有的價值觀念，如去年提出的12條社會核心價值，作出民主主義的解讀，不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模糊不清的概念，給它塗上封建專制主義的色彩，這是最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抉擇。



以上所論當否，尚請識者指教。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失敗

作者 王家典 寫於 二零零八年

謝濤先生發表了壹篇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掀起了壹場討論。《人民日報》作出回應，發表了壹篇短文為官方表態說：中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科學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樣的理論？它的理論基礎和內容是什麽？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實踐又是怎樣的？它失敗的根源究竟在哪裏？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18年前，人類歷史上壹個最野蠻、最暴虐的恐怖時代終於結束。這個歷史時代，從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二戰”後社會主義制度在東歐各國和中國相繼建立，直至90年代初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其間經歷大約70多年時間。生活於這個“階級恐怖社會主義”時代，人們無不深深地陷入噩夢之中。

    馬克思原來期望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世界首先獲勝，但事與願違，社會主義只在落後的專制國家裏取得了勝利，而東歐諸國的“社會主義”是蘇聯用槍與大炮強行送進去的。由此可見，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根本就不是這些國家人民的期望。自二戰結束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各國共產黨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結果全線敗退，原因究竟何在？

    多年以來，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都把社會主義失敗歸咎於“帝國主義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後來又歸咎於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暴行的報告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民主改革。現在，這種認識大大長進了。保加利亞共產黨第壹書記、從1954－1989年主政達35年之久的日夫科夫寫了壹部回憶錄，將社會主義瓦解的根源，歸結於實施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這三大體制為基本架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他的認識到此止步，因為他認為，這是第三國際的“大和尚”們――主要是列寧和斯大林念錯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經”，使各國共產黨偏離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

    這是社會主義崩潰的真正原因嗎？

    筆者年屆80，在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生活了整整壹個甲子，歷經了它的建立、輝煌、衰落的過程，是它的壹個歷史見證人。參閱文獻，考諸史實，沈思多年，終於認識到：在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各國共產黨都遵循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按照《哥達綱領批判》所規定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綱領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哪個不是照此辦理呢？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繼承恩格斯的遺教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統統被蘇共領導的第三國際貶斥為“無產階級叛徒”。南斯拉夫共產黨在經濟體制上只是稍作局部修正，便被第三國際的“同誌”同聲討伐，誣為叛徒，將其開除出第三國際。在中國，任何人只要敢對諸如“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制”等有輕微的不同看法，就犯了“向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的“惡毒攻擊罪”和“顛覆罪”，為此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生命。由此可見，第三國際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都是嚴格地按照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和《哥達綱領批判》所制定的基本綱領，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

     “科學社會主義”的樣本是前蘇聯。而蘇聯實施“科學社會主義”的結果，正如前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解體後任俄共主席的久加諾夫所反思的那樣，形成了蘇共在蘇聯的“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並認為這是蘇聯紅旗落地的根本原因。這個論斷大體上擊中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要害。這“三個壟斷”的反人道主義，對蘇聯人民的生存狀態，對每壹個蘇聯人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具有根本性的、決定性的影響。人民因此喪失了他們的人權，喪失了民主自由，喪失了思想自由，而墜入了由共產黨的“三個壟斷”所造成的20世紀新奴隸制度之中。因此，要分析“科學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源，必須先剖析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因為社會主義的失敗之果，就種因於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之中。

壹、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同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他們的思想，在他們壹生中的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發展變化。19世紀30年代時，他們曾經是青年黑格爾派；40年代初成為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擁護者；1845年他們開始創立以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思想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70年代到90年代，歐洲社會經濟政治發生深刻變革，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恩格斯逐漸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民主黨直接繼承了恩格斯所開拓和奠基的民主社會主義。東方落後國家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則壹直固持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

    我過去對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信奉是建立在對它的理論基礎唯物史觀的真理性確認的基礎之上，以為它是繼承了人類思想發展進步的偉大成果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現在重新來審定它的基本思想及其來源和歷史定位，以及它的歷史命運，這樣的認識大有問題。

    首由恩格斯發軔，後由列寧專文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體系有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哲學、剩余價值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繼承了人類思想發展的三大成果：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這個說法不能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疏漏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約·魏德邁的信，精確地、完整地闡明了他的學說的基本思想：“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各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正是意在突顯他們理論和學說體系的這個基本思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他們所判定的當代社會兩大對立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存在條件和根源做經濟分析，以“剩余價值”學說揭示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秘密。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正是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主要理論基礎唯物史觀的精髓，《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要領和核心，剩余價值學說對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進行經濟分析和論證的主體，並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支柱。應該說，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確確實實、實實在在地構成了馬克思學說體系的最基本的思想——是貫穿他的學說體系的壹根“紅線”，是它的靈魂，是他的思想體系的核心和最本質、最根本、最基本的東西。毛澤東自述，他青年時期在北大圖書館任管理員時讀了《共產黨宣言》之後，就認定自己已成為壹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就是四個字：“階級鬥爭”。他理解的人類歷史就是：“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他就是靠這壹“真經”奪得政權，在中國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他在晚年更是毫不含糊地將其概括、提煉並表述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是“根本的根本”，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個被中共尊奉為“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的人，沒有讀過幾本馬克思的書，卻真可謂取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真傳”。

    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基本思想是從哪兒來的呢？馬克思在上述同壹信中認定：“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他曾列舉這些歷史學家如梯葉裏、米涅、基佐等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的著作，他們應該是馬克思學說基本思想的最重要的來源，是形成他的學說的基本思想的先導和老師，特別是歷史學家的著作。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直截了當地說：“如果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麽梯葉裏、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證明，…這壹觀點必將被發現”。1843年，馬克思在形成他的這個基本思想前夕，閱讀了大量的歷史著述，作《克羅茨納赫筆記》，有250多頁的馬克思手跡筆記，包含近24本論著和其他文章的歷史著作的摘要，其中有《歷史－政治筆記》5冊、《法蘭西歷史筆記》1冊、《英國歷史筆記》3冊、《法蘭西、德意誌、英國、瑞典歷史筆記》4冊、《德意誌和美國歷史筆記和國家、憲法著作摘要》5冊。在這些讀書筆記中，法國大革命和歐洲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引起了馬克思的極大關註和興趣，他作了雅各賓黨人勒瓦瑟爾回憶錄的摘要，當時他甚至想寫壹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國民公會史》。法國大革命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和雅克賓黨、羅伯斯庇爾領導革命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國民公會專政”、稍後巴貝夫提出的“勞動人民專政”，對馬克思學說的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的形成，無疑地產生了非常重大的、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1848年爆發的歐洲工人武裝起義高潮和1871年巴黎公社武裝起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中所遇到的罕有的革命奪取政權的機遇，他們正是以法國大革命模式來分析指導這兩次革命鬥爭的。在國際共運史上，特別是第三國際各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鬥爭，無論在戰略上和策略上，都具有當年雅各賓黨和羅伯斯庇爾崇尚階級暴力和階級恐怖的傾向、氣質和特征。這絕非偶然，他們既然忠實於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所師從的法國大革命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和雅克賓黨、羅伯斯庇爾領導革命的歷史經驗，自然也就成為他們所尊崇的聖典。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就是這樣，普列漢諾夫1918年口授的《政治遺囑》指出了這壹點：“布爾什維主義有什麽新東西嗎？只有壹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很容易變為全面的全國恐怖。”這不僅切合俄國的實際，也壹針見血地揭開了所有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鐵幕。請君壹讀關於斯大林暴政的材料、回顧中國建國後血跡斑斑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以及柬共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的有關報告，就不難發現，這種全面的階級恐怖以至全面的全國恐怖，具有露骨的反人性、反人道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屬性。指出這壹點，對辯明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有重要意義，不僅是我們考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歷史定位的重要提示，也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歷史命運。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推動下，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歷史發展、人類存在方式和人類生活狀況產生了至廣、至巨、至深的影響。正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體系的關鍵詞和主幹語言，滲透到它的邏輯體系的每壹個理論環節，成為它的精髓和核心，它的理論基礎、理論前提、理論框架。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它充斥了極端偏激的階級暴力精神：

    《宣言》開宗明義：“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說：“在《共產黨宣言》中，用這個理論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這裏，人類間的合作關系都被抽象掉了，人的社會關系被簡單地歸結為階級關系，而且更被簡單地歸結為妳死我活的鬥爭關系。這是何等簡單、絕對而又武斷的論斷。後來，毛澤東把這壹觀點演繹為“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在“階級鬥爭為綱”這壹思想主導的那個時代，階級暴力和紅色恐怖給人類帶來的深重災難，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宣言》斷言：現代社會，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進行著妳死我活的鬥爭。《宣言》稱：“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壹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歷史證明，他們的論斷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現實的。從19世紀70年代電氣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到當代的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經不再是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而是兩頭小、中間大，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穩定發展的主體和中堅，資產階級喪失了對生產資料絕對壟斷的地位，藍領階級與白領階級的差距愈來愈小。建立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關系基礎上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早就被現實所否定。

     《宣言》中最具蠱惑性和煽動性因而也最能激起人們熱血沸騰的革命目標是：“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兩個“徹底”決裂，曾鼓動了多少充滿革命浪漫精神的共產黨人為之顛狂，為之蹈火赴湯。

    “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在農村，就是奪取地主、富農、中農、貧苦農民的土地、牲畜和農具等，將其充公；在城市，就是奪取工商業資產者、中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壹切資本和生產資料，壹律歸公；壹切自然資源，除了空氣全部國有，壹律歸公。恩格斯說是“壹切生產部門”（見《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說是“社會總產品”（見《哥達綱領批判》），統統都歸於共產黨專制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實行最徹底的獨占壟斷。這種“最徹底”的決裂，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根本性、決定性影響，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災難性惡果。

    為了“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它宣告，“任何壹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毛澤東更推而廣之，他認為，“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歷史上各時代的主流思想－—宗教、道德、法律、政治、哲學壹壹被毛定性為奴隸主階級、封建主階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的成果－－人本主義、自由、民主，也都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同思想觀念的分歧與爭論都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壹種形式和組成部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對異己思想更是以階級專政原則來對待。信奉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以階級鬥爭和專政原則來對待思想和意識形態，並以控制人的思想為要務。

    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壹登上歷史舞臺，就把自己定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論；認定無產階級必定成為歷史的新主人，馬克思主義也就必然地成為新時代的新“統治思想”。馬克思主義既然給了自己這壹歷史定位，就理所當然地以戰鬥姿態，居高臨下，唯我獨尊地以批判並肅清壹切自由思想、自由精神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為己任。他們在黨內外進行了永不休止的、沒完沒了的、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和思想整肅運動。

     《宣言》宣告，“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而資產階級卻把消滅這種關系說成是消滅個性和自由！它說對了。的確，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的領域裏占統治地位罷了。”把人的獨立性、個性、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通通都說成是資本的屬性，這是何等的武斷；把消滅人的獨立性、個性、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也看作是消滅資本的必然結果，這又是何等的霸道和暴戾。

    《宣言》指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如此共產黨就必然成為無產階級的當然代表、先鋒隊，並確立它對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當然的領導定位。第三國際各國黨的專制獨裁，正是從這裏找到理論根據的。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疑，這是馬克思關於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最初表述。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快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主要采取如下措施：“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2、征收高額累進稅；3、廢除繼承權；4、沒收壹切敵對分子的財產；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7、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8、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9、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10、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童工。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顯然，在《共產黨宣言》裏，“科學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的理論框架，已略具輪廓。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最早的奠基著作，被共產黨人奉為“聖經”，用以指導他們的思想、行動和政治鬥爭。列寧、斯大林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各種錯誤路線、方針、政策，幾乎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它的歷史根源。

    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後就面臨1848年歐洲無產階級武裝起義的高潮，1871年，又發生了巴黎公社武裝起義，他們積極地參與了這兩次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作，結果都失敗了。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沿著《共產黨宣言》的道路繼續探索“科學社會主義”。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裏提到了“工人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1852年在“致魏德邁的信”中，他明確地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概念。1872年，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把巴黎公社看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驗，總結了它的歷史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合寫的序言中把這壹歷史經驗歸結為：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應該推翻和打碎這個機器。恩格斯還曾多次著文，鼓吹暴力革命是新生社會制度的接生婆。1875年，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這是馬克思繼《共產黨宣言》之後，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特征進行最全面、最深刻、最經典的論述。恩格斯1891年首次發表這壹文獻並為之作序時稱之為黨的“最重要的文件”。後來，第三國際社會主義各國都把它尊崇為“科學共產主義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和特徵被概括為三點：（壹）“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二）“在現代社會中，勞動資料為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所壟斷”，他們對“生活源泉的壟斷”，是造成工人階級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應當“把它們變為社會的公共財產”，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直接壟斷、掌控。（三）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要在掌控“社會總產品”的基礎上，“扣除：第壹，用來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再扣除：第壹，和生產沒有關系的壹般管理費用。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最後，才能夠在勞動者中進行按勞分配。這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制度了。

    依據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這三個基本點，第三國際各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都普遍地采用了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三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壹、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體制。壹言以蔽之：實現了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專制獨裁，對社會勞動資料－壹切生產部門－社會總產品－社會生活源泉絕對的獨占壟斷，進而對全社會經濟運行、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以至整個社會生活全面的、獨壹無二的、高度集中的壹體化掌控。這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和特征。

三、科學社會主義在落後國家的興盛與失敗  

    19世紀70到90年代，歐洲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發生了重大變革。電力普及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強大推動力，資本主義進入新壹輪高速發展時期。經濟上，資本社會化規模越來越高，企業形式有重大發展，出現了股份制、托拉斯、國有化企業，資本主義內部成長出明顯的新的社會化因素，形成了消化自身矛盾的自我調節機制。政治上，民主立憲制度完善起來，普選制普遍建立，民選國家代議制機關成為國家權力中心，平等、有序、自由競爭的多黨政治格局形成，為工人政黨通過議會選舉和平取得政權提供了現實可能性。1883年，馬克思逝世。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在與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創立時完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恩格斯開始探索新的鬥爭道路。他在1894年3月6日致拉法格的信說：“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顯然，恩格斯走向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轉變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恩格斯的這壹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引向了真正科學的、現實的科學社會主義。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爾等）繼承恩格斯遺誌，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而奮鬥，並獲得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

    20世紀初，革命運動高潮轉向了東方，俄國成為它的中心。東方國家基本上都是經濟發展落後的專制國家。這些國家有壹批思想偏激左傾的知識分子群體，接受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固持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狂熱地沈溺於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沈溺於無產階級專政，沈溺於以暴虐的階級鬥爭推行同人類傳統文明徹底決裂的路線、方針、政策，實施對社會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高度集中的獨占壟斷，實施對人類社會生活全面、徹底、集中的壹體化控制的計劃經濟，把人類推向了災難的深淵。1917年，列寧在俄國發動了武裝政變，奪取了政權，按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建立了社會主義體制。為確立其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列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開展了反對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的鬥爭，攻擊第二國際“陷入了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泥潭”，指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並成立第三國際以凝聚支持俄共、反對第二國際的國際力量。第三國際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反對恩格斯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固持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把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引向了邪路。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成兩大營壘：在西方，社會民主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在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固持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大約半個世紀的和平國際環境裏，“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優劣已判：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基本上建立了高福利制度，人民安居樂業；而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人民無壹不遭遇了深重的災難。上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體制全面崩潰瓦解。歷史給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作出了公正的歷史性判決。

    固持“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什麽就這樣徹底地以失敗作為終結呢？這是壹個需要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認真反思的大問題。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曾被尊崇為“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斷言“社會主義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資本主義將在全世界滅亡”。二戰後，在蘇共的扶持下，東歐、亞洲、中美洲（古巴）壹系列國家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體制，以蘇聯為首，形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壹的、貌似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面對社會主義陣營壹時的蓬勃興旺，共產黨人無不振臂高呼：這是馬克思主義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他們因此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

    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果真是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絕對真理”嗎？真正具有歷史眼光的智者是不會以壹時的勝負和得失論英雄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以及有關“社會主義將在全世界興起，資本主義將在全世界滅亡”的斷語，曾被寫進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歷史教科書，大有名垂青史之勢。但隨著蘇聯退出歷史舞臺，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旗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煙消雲散，“十月革命”已被俄國的歷史學家們貶稱為壹場“政變”。共產黨當政時的那些歷史喧囂，如今都銷聲匿跡。1991年的蘇東劇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壹個重大轉折，標誌著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

四、科學社會主義在國際共運中的歷史實踐  

    從俄國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經二次世界大戰後約占世界三分之壹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到1991年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和瓦解，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綱領已經被系統地、大規模地實踐過了，其結局已十分明朗：不像共產黨人、共產主義忠誠的信仰者和理論家所說的那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只是遭到了暫時性挫折、局部性失敗而走向低潮；正好相反，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綱領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壹種全局的、不可逆轉的、永劫不復的失敗。作為“社會主義發源地”的蘇聯還有可能復國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能夠死灰復燃嗎？中國還能夠回到改革前的那種狀況嗎？誰還有如此回天之力，能夠扶“無產階級專政大廈”於已傾、挽“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塌臺的狂瀾於既倒？社會主義陣營的徹底失敗，標誌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徹底破產。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這需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綱領實施的史實中去探求。以下是筆者梳理史實後得出的結論：

    首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達成了共產黨對整個國家的政治壟斷。這種統治者壹味依仗暴力對被統治者的管制、壓迫、鎮壓，是壹種讓人戰栗的階級暴力和階級恐怖，具有鮮明的反人性、反人道主義色彩。

    為了壹目了然地看清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需要比較“資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同的立國宗旨和任務。200多年前，美國為脫離宗主國英國，發表了壹篇《獨立宣言》，作者是托瑪斯·傑斐遜，他既是壹個思想家，又是壹個為創建美國獨立國家而獻身的政治家。這篇《獨立宣言》有著深邃、豐富的思想內容，又充滿了高昂的自由民主激情，成為人類歷史上流芳百世的名篇。請看：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壹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壹個新的政府。”

    美國的立國之本，完全建立在人的生存、平等、自由、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基礎之上。這個聲明有鮮明的“人”本位理念，令人強烈感受到“人”在國家生活中的主體地位。

    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立國之本又是什麽呢？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固守“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壹信條，認為國家是階級鬥爭、階級統治、階級鎮壓的暴力工具和機器，法律只是統治階級意誌的表現。“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公然嘲笑“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虛偽性，鼓吹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他們講這種話時從來就不為自己說的假話而感到羞恥。

    為了實施這種階級統治，鎮壓壹切反對者，共產黨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嚴密而成本最昂貴的專政體系。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專題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列寧用語），其組成是：共產黨組織；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公檢法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國家組織；工會和農業、手工業合作組織；青年團政治組織；婦聯、青聯、文聯等群眾團體。特別是，為了確保“黨的領導”，共產黨在基層建立支部，並按照專政體系的行政歸屬系統，即系統的條條和地區的塊塊，建立了黨統屬的組織系統，且淩駕於專政體系中的每壹行政機構之上，從而在專政體系的任何壹個行政系統裏，形成了二元結構：行政組織機構和黨組織機構同時並存。

    斯大林毫不掩飾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壹黨專制獨裁的本質：共產黨作為獨壹無二的“領導力量”，它的任務就是把“壹切群眾組織的工作毫無例外地統壹起來，並把它們的行動引向壹個目標”；“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沒有黨的指示，就不會決定任何壹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這個事實應當認為是黨的領導作用的最高表現。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在這裏，斯大林強調“黨的領導”，其本質含義就是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如此龐大而復雜的體系中，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使之運作於手掌之上，操縱自如，是由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體系，黨、政權、群眾團體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有時稱為“民主集權制”）的組織原則運轉的。它的遊戲規則是“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還有壹個“領導核心”——黨的領袖，全黨、全國都要團結在這個“核心”的周圍。這樣，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在專政體系中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壹個人說了算，在各個單位裏也是黨的書記說了算。壹黨專制獨裁制實質上也就是黨的領袖個人的專制獨裁。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壹個由共產黨通過它的領袖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的、無所不包的專制獨裁體系。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密而超強度的控制體系，覆蓋著整個社會，其觸角伸入到社會的每壹個角落，使整個國家成為壹個極其龐大的政治機體，組織嚴密龐大、維持費用極其高昂、極度勞民傷財。

    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共產黨實現了對國家權力的政治壟斷，特別是它的首領——黨魁的個人權力的政治壟斷。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定義為“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毛澤東則借用“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這句成語，無恥地矜誇自己將個人權力淩駕於壹切之上的行為。既然黨魁的個人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限制和監督，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已完全蛻變為共產黨黨魁的個人獨裁。它的這壹本質衍變的歷史必然性，普列漢諾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遺囑》中就已經指出：“任何壹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權利和公民自由不相容。……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壹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壹實行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壹點。”

    普列漢諾夫的政治嗅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預見性，是何等的敏銳和準確啊！他確認，用來維持共產黨黨魁無限權力的，必然是“階級恐怖”和“全面的全國恐怖”。由於列寧早逝，沒有多久，這壹預言就由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完全證實了。這並非斯大林個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使然。斯大林殘害和殺戮了壹大批“十月革命”的元勛，其中包括和列寧共同指揮十月武裝起義的托洛茨基、黨的理論家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等。1934年，蘇共17大後，1,666名黨代表有1,108名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被殺害。與此同時還進行了軍隊大清洗，包括元帥在內的767名高級軍官中，有512名被鎮壓；6名元帥中，有4名被處決；195名師長中，有110名被殺害。據蘇聯晚期負責冤案平反的官員說：“在肅反中受到迫害的達2,000萬人。被流放邊疆的農民和少數民族還不在其內。”還有記載表明，斯大林在二戰期間，在波蘭卡廷森林裏對數萬波蘭人實施種族大虐殺。如果中國能夠將中共毛澤東、柬共波爾布特的有關記錄公之於世，讀者必會作出判斷：這種暴虐的、恐怖的屠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運行中，決不是蘇聯僅有的、罕見的個案，而是共產體制普遍的事實。

    其次，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社會群體被強制地分割為兩個部分：專政階級和被專政階級，實行著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最暴虐、最恐怖的階級統治。。

    以中國為例，中共在社會上劃分出壹些社會群體，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都視其為“政治賤民”－－長期而固定的被專政對象。他們和他們的後代被打入社會另冊，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都受到嚴重的、露骨的歧視和打擊。共產黨發動了連續不斷的、全社會規模的、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對這些“政治賤民”實施反人性、反人道主義的殘暴專政，導致了“紅色恐怖”的暴力肆虐，甚至階級屠殺的暴政，造成了數千萬計的人喪生，數以億萬計的人遭到人身折磨和精神蹂躪。這些血跡斑斑的暴政，與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暴政並無二致，在20世紀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深重災難。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及黨魁個人獨裁統治的另壹特點是嚴酷的思想控制和人身控制。要求人民思想壹體化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共產黨對人民行動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有效控制。

    1944年，哈耶克發表《通往奴役之路》壹書，他指出：“在壹個極權主義國家裏，……壹切宣傳都為同壹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調起來朝著壹個方向影響個人，並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都被唯壹壹個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靈巧的宣傳家於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選擇來塑造人們的思想趨向，而且，連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脫這種影響，如果他們被長期地和其它壹切信息來源隔絕的話。”共產黨實施意識形態壟斷，嚴密控制社會意識形態，其根本目標，即在於此。為此，共產黨壹貫地以階級鬥爭野蠻殘暴的方式,推行“整肅運動”、“整風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以階級鬥爭和專政原則處理思想、意識形態問題。共產黨絕對控制著壹切有關意識形態的人力資源、生產機構、生產資料和文化資源，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媒體和從業人員，媒體業被定位為黨的工具與黨的喉舌，要求壹切從業人員，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成為黨的馴服工具。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社會生產資料和社會生活資料——即所有的社會資源與自然資源，實施全面、徹底、高度集中的獨占壟斷。這就迫使人們淪入了對共產黨專政國家完全、徹底的人身依附，因而也就無可奈何地忍受它的盤剝和奴役。

    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實施“科學社會主義”綱領的主要支柱。《哥達綱領批判》要求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掌握“社會總產品”，《共產主義原理》要求壟斷“壹切生產部門”。實施這種壟斷，完全是運用國家暴力機構,通過激烈的、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的。在城市，工商業者的企業、工廠、商店，手工業者的作坊及其生產資料，通過“沒收”、“奪取”、“剝奪”，還有“公私合營”和“合作化”，全部被剝奪殆盡。在農村，地主、富農的土地、財產和糧食全被沒收（不少人還喪失了生命），農民的全部土地和牲畜、農具，也都被“集體化”、“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吞沒。自然資源除空氣與水之外，完全“國有化”。又通過“國家收購”、“統購統銷”，消滅市場經濟，建立“合作社”，壟斷和掌控農產品流通過程和價格體系，完全而徹底地壟斷了社會生活必需品資源。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勞動資料——生活源泉的壟斷是無產階級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但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不僅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如此，在社會主義社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論證和預言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本質和歷史命運。他引用希萊爾·貝洛克的話說：“對財富生產的控制，就是對人類生活本身的控制”，揭露了共產黨專政國家控制社會總產品進行社會財富再生產的計劃經濟，實質上也就是對人們生活本身（不僅是人們的經濟生活，而且也包括他們的社會、思想、政治生活）實施全方位和壹體化的控制。這壹點，確確實實地由社會主義公有制自身的歷史實踐所證明，我們這壹代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歷史見證人。

    歷史證明：人們壹旦失去了維持和保障自身生存必須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必然喪失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於生產與生活資料的壟斷者。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共產黨政府對資源的壟斷，比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更加全面、徹底、集中，而且通過嚴格的生活資料票證供應制度,排除了任何個人對任何生活資源占有的可能性，人們的衣、食、住、行，每壹項物質需求無不仰求於那個壟斷者——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這種條件下，人們除了對壟斷者——共產黨徹底的人身依附外，已經沒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托洛茨基既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忠實信徒和力行者，又是它的壹個極其悲慘的犧牲品，他晚年的體驗是刻骨銘心的，他說：“在壹個政府是唯壹的雇主的國家裏，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毛澤東也惡狠狠地說過類似的話,不擁護共產黨,就沒有飯吃。這是壹種20世紀的新奴隸制。這實在是用血和淚寫下的沈重歷史教訓！

    國家壟斷社會總產品（包括壹切生產部門與全部生活源泉），被看作是實施計劃經濟的必要物質前提和基礎，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和康莊大道。但是，歷史的現實是完全相反的。F·荷爾德林說過：“總是使壹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些本屬於人間地獄的東西，包裝上烏托邦的、科學的外衣，使它看起來象誘人的天堂。但是地獄就是地獄，作為社會主義經濟支柱的計劃經濟，經由社會主義國家歷經70余年的實踐檢驗，已經徹底失敗和破產。

    第五，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特別是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由於強化專政與爭當世界霸主的需要，大多陷入了最野心勃勃的軍備競賽的狂熱之中，使本國人民為之付出了極為沈重的代價。

    社會主義國家都將計劃經濟的宗旨美化為“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質”，但實際情況如何呢？在共產黨的信條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必須為政治服務”。自從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經濟落後大國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列寧、斯大林與毛澤東們形成了“冷戰”思維，認為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正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之中，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間的戰爭不可避免。他們認定，只有實現以重工業和軍工為中心的工業化，才能戰勝資本－帝國主義包圍，才能鞏固和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這個方針，是蘇中兩國計劃經濟的核心。蘇聯經濟的軍工性質極其突出，80%的工業企業都為國防服務，軍工消耗國家資源的80%，軍工機械產品達到70%。到後來，蘇聯軍費甚至超過美國，從1971年的500至600億提升到1983年的2,000至3,000億美元。中國的計劃經濟從壹開始就以發展軍工經濟為主，和蘇聯簽定的絕大部分“經濟援助”項目都是軍工及相關項目，中國則必須向蘇聯出口大批糧食和食品。為了獲得巨額糧食和食品，毛澤東發動了農業大躍進，瘋狂地向農民掠奪糧食和食品，造成了數千萬人被餓死的大饑荒災難。

    為實現發展軍事工業、進行軍備競賽而成為軍事大國的狂想，需要龐大的資金和資源投入。這巨大的資金和資源，完全依靠國內掠奪性的“原始積累”。首先，是殘暴剝奪地主富農特別是全體農民的土地和全體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全體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資料。其次，將整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包括山脈、河流、礦山、森林等國有化，並對其進行掠奪性地開發，以致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和環境破壞。第三，對國人、特別是對農民實行殘酷盤剝。對工人、知識分子、公務人員實行數十年壹貫制的超低工資制，還對他們實行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最低限度的定量憑證供應制度，迫使他們勒緊褲帶，縮衣節食，為國家節省每壹粒糧食、每壹分錢，用來生產戰爭武器。特別是對農民，既剝奪了他們的生產資料，又實行了對他們所生產的糧食和農副業的絕大部分產品的超額征購制，把農產品完全壟斷在國家手中；在市場價格上，又實行了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的大幅度剪刀差政策等等。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機器的盤剝下，壹直處於生活極端艱難和貧困之中。

    第六，計劃經濟對人們生活全面、徹底、壹體化的控制，也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最令人可怖的是，全社會億萬生靈的人身財產、全部生活竟都壟斷和掌控在壹個專政政黨、甚至是它的獨夫領袖手中。在專制獨裁體制下，整個社會按照他壹個人的意誌、按照他設計的目標完全壹致地、“壹體化”地行動。他的頭腦發起熱來，緊跟著他的全國億萬生靈也就都要跟著發瘋了。其後果，真是人們很難想象得到的。中國農民更是陷入了水深火熱的深淵和嚴重的饑荒之中，三年大饑荒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竟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概也可能是絕後的三千多萬人之多。只有我們這壹代人，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有切膚之痛地感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所釀成的慘禍。想當年，億萬人民，“緊跟毛主席”，“緊跟共產黨”，淪入了生靈塗炭、滿目瘡痍、令人可怖的災難深淵。

    最後，還必須提到，共產黨對社會財富的經濟壟斷，加上權力根本不受任何制約，這必然使黨的各級官僚成為嚴密等級制的特權階級。

    黨的領袖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至高無上的專制獨裁地位，使他實際上成為國家財富的最高所有者和經營管理的最高決策者。黨的中央高級官僚和地方封疆大吏，都掌管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依據他們不同級別，也都享有著不同的經濟、政治特權。黨和國家的各級官僚實質上已完全成為等級特權統治集團。中國的現實也正在證明這壹點。

結語：自由民主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體制，誰主沈浮？  

    在冷戰時期，人們常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和平競賽的成敗得失來評論兩種社會制度的優劣。實際上，在他們劃定的資本主義陣營中，有相當壹批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它們在政治體制上采取了自由民主制，在經濟體制上常常兼容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混合因素。壹些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也常兼容有某些社會主義因素。因此，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劃分，其本質屬性的區分不完全在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差別，而在於自由民主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分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優勝劣汰，實質上是在自由民主陣營和無產階級專政陣營之間的競賽。

    自由民主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究竟誰是勝利者？時代潮流，大浪淘沙，優勝劣汰，歷史已經作出了回答。

    二次大戰後，大約有近50年時間，自由民主陣營和無產階級專政陣營之間，雖處於激烈的冷戰狀態，但大體上仍維持著世界和平環境，兩種制度之間實質上進行著孰優孰劣的和平競賽。但無論從這些國家的政治穩定，還是經濟發展水平與人權狀態等方面考較，顯而易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無可爭辯的失敗者。

    在政治與人權方面。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有過慘無人道的大規模政治迫害。比如前述的蘇聯大清洗，以及中國的“鎮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都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非命，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什麽政治自由、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更與這些國家的人們無緣（中國人至今也還沒有這些基本人權）。而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這段時期社會安定，建立了高福利制度，人民安居樂業，享有各種權利。

    再看經濟方面。這裏只以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經濟最發達的蘇聯為例。壹戰前，帝俄經濟發展在世界經濟中處第五位。蘇聯解體時，經世界銀行權威機構調查認證，它的經濟總量僅僅和加拿大相當，只有美國的十分之壹。兩種社會制度和平競賽的結果，在壹些小國的發展中有明顯而突出的表現。二戰前，芬蘭是沙俄波羅的海沿岸最貧困落後的壹個省，而海岸另壹側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三國，原為獨立於蘇聯的國家，經濟發展比芬蘭好很多。二戰時，蘇聯同意芬蘭獨立，愛沙尼亞三國則被強制並入蘇聯，在兩種社會制度下，各國發展的差距就迅速拉大。1985年，芬蘭人均產值已達14,000多美元；而愛沙尼亞三國，則只有3,000美元，這還是蘇聯加盟國中最高的。俄國官方還承認，蘇聯糧食生產直到解體前還未恢復到1913年水平。由此可見兩種制度孰優孰劣之壹般。

    本文論題的結論，可作出如下簡要概括：

    世界範圍的國際共運的歷史性實踐已經充分地證明：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階級暴力恐怖社會主義，它的反人性、反人道主義本質，已為它自身的歷史實踐所充分地暴露。它失敗的根本原因，人們可以總結出千條萬條，但歸根結蒂，就是壹條，應該說，它的反人性、反人道主義是最根本的壹條。各個共產黨專政國家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如同多米諾骨牌那樣壹個接著壹個地崩潰了，倒臺了；沒有倒臺的，也急於擺脫困境，在改革、在變，開始了歷史清算的進程。這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階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基本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綱領的歷史性實踐給自己作出的歷史性結論。

    在人類歷史的洪流中，自由民主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歷程：二戰結束後聯合國初建時，全球才有20個民主國家；今天，聯合國191個成員國中，有126個（占全球60%以上的)國家通過多黨競爭、投票選舉國家領導人，這壹偉大歷程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在人類歷史上，壹些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宣示，常常要人們付出慘重的代價。布魯諾只不過說出了地球是繞著太陽轉動的事實，就遭到了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火的刑罰被活活地燒死。張誌新只不過對毛澤東錯誤發動“文革”有所批評，就遭到了割斷喉管後處死的酷刑。這是那個時代、那個社會、那個統治者遺臭萬年可恥的歷史記錄。現在，還有不少因言獲罪而身陷囹吾之人。本文觀點在當年也是要殺頭的；今天，還會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迫害嗎？我想，我們的社會也正在改進中。對此，我略感寬慰。

    我們這壹代人經歷過無數苦難，總算在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茍活了過來。作為這個制度的受害者和歷史見證人，我深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要將曾經統治了我們這個時代、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反人性、反人道主義本質揭櫫於世。18年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有幸走出了共產黨專政的陰影，我也由衷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壹天！這是壹個80歲老人在生日那壹天吹滅他的生日蛋糕蠟燭時，默默禱告的唯壹的祝願――這壹祝願不是為了我自己的生日快樂，而是為了我們這個苦難深重、歷經磨劫的古老民族未來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最近讀到資中筠研究員的文章《<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自述》。這篇文章似乎是她為自己新出版的《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壹書所作的序言或前言。我無緣閱讀她的這部著作，但對她提出的“資本主義演變”的命題，卻產生了壹些興趣，覺得這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似有共同之處。考慮到這個問題在傳統的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在壹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工作者中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誤區，感到有必要在這裏回顧壹下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



資中筠研究員在此文的結尾指出：外國的基金會最想“和平演變”的，是他們的制度。這個觀點其實在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有所論述。但是，壹百多年來，人們記得並強調其中的消滅私有制、暴力革命、兩個徹底決裂等等觀點，卻很少有人註意那裏有關資本主義自我演變的論述。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指出：“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這裏說的使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演變；“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斷，則表示這個變革存在於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只有不斷變革自己的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繼續生存下去。這裏，顯然隱含著同《共產黨宣言》的主旋律——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不甚協調的因素。



在《資本論》第三卷裏，馬克思通過對股份制的剖析，進壹步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革或演變過程，他把這個演變過程稱之為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的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所以他又說，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的結果，是徹底的自我否定，最終將演變成為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裏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介紹了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馬克思把它稱為個人所有制），如何被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殘酷剝奪和逐漸消滅的歷史。然而，在否定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發展的同時卻醞釀著對自身的否定。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必將達到同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在這裏說的私有制的兩種形態，即占有生產資料的獨立勞動者的私有制和剝削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他把前者稱為個人所有制。這個劃分是解開所謂“消滅私有制”這壹理論謎團的鑰匙。鑒於目前理論界和社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十分混亂，我準備就此另寫壹篇文章，供各界參考。）



從《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這些論述裏，我們不難發現：



（壹）資本主義自身存在著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的因素。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從誕生的第壹天起，就帶有推動生產和進行剝削的雙重性質，也可以說是具有兩種相互對立、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的自我揚棄，主要就體現在這兩種性質和功能的相互消長上。總的說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它推動生產發展的功能逐步增長，而進行剝削的功能則不斷削弱，也就是說，它的生產性得到持續發揚，剝削性則漸次摒棄，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文明。股份制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重要裏程碑。它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生產性的擴展和剝削性的削弱，也標誌著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的變革，甚至還帶動著社會關系的變革——大量普通勞動者和社會公眾成為特定企業的股權所有者，和資本家分享企業利潤。



（二）資本的性質，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再到社會資本，是資本揚棄所呈現的主要形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性和剝削性相適應的資本特征，是它的社會性和私人性。資本主義初期的私人資本，以殘酷剝削勞動者為特征，只是它通過生產為社會提供產品，客觀上具有壹定的社會性。當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為單個資本家力所不及，多個資本家合作的股份公司應運而生時，它所集合的資本就越出了個人資本的範圍，而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按照馬克思的解釋，社會資本就是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早期股份公司的資本雖然有著資本聯合的形式，但它來源於資本家的私人資本，就其性質來說，仍然是私人資本，所以馬克思說它只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社會生產的進壹步發展，特別是信用制度的發展，把股份制的範圍擴大到廣大的社會公眾，在資本市場上流通運轉的，主要是獨立的個人的資本。這些來自社會公眾的資本，在投入資本市場之前，還是屬於他們個人的私有財產，但壹旦投入資本市場，不論是直接購買股票，還是通過中介機構，它就由私有財產轉化成為社會資本了。不過，盡管它具有更加鮮明、更加廣泛的社會形式，而且帶來了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顯著變革，卻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因為，首先，此類資本雖然來自社會個人，但他們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直接聯合起來”，而是外在於它所投資的企業。其次，他們所得的利息，固然是合法的資本收益，可是其中也有壹部分是不勞而獲的收入。再次，從馬克思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論述來看，“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指的是企業內部的員工，只有全員持股的企業資本，才是真正完整意義上的社會資本。資本性質依次變革的過程表明，資本通過股份制的形式，實現著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削弱了自身的私人性和剝削性，增強了社會性和生產性。這個轉變過程，意味著資本剝削的逐步減輕以至必將最終消除。其最終結果，將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掌握企業的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徹底褪去它的私人性和剝削性，而成為單純發展生產、服務社會的工具。



（三）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過渡到新的生產方式，而不需要通過暴力革命。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曾經斬釘截鐵地表明，無產階級將運用暴力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但是，壹方面是歐洲大陸在經歷了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疾風暴雨之後，革命高潮迅速消退，這不能不引起馬克思對暴力革命的重新思考；另壹方面，馬克思在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中，發現了股份制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股份公司便是這壹轉變的過渡形式。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可以通過股份公司這種形式，和平地發展成為新的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用不著任何流血犧牲的暴力革命。由此可見，對於股份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過程中的作用的充分估計，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通過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的主張。恩格斯在1895年發表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裏說：“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消除了我們的迷誤，……19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經過畢生的革命實踐和深刻研究的反思後所得出的結論。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最終將導致自身被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造成這個結果的動力，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暴力，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前面所引《共產黨宣言》裏的“資產階級如果不使生產工具經常發生變革，從而不使生產關系，亦即不使全部社會關系經常發生變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論述表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經常變革生產工具、生產關系以至全部社會關系，才能生存下去。這個變革過程，作為“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向新的更高級的生產方式轉變。理論界過去在解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的名言時，壹般都理解為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通過革命來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邏輯。而根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和平演變和自我揚棄的論述，特別是關於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和股份公司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敲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演變和自我揚棄的結果；剝奪剝奪者的，不是外在的革命者，而是剝奪者自身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性”。



（五）按照馬克思的預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和揚棄的結果，將是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發展前景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作了全面考察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所謂私有制，指的是“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於私人”的所有制，“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馬克思把勞動者的私有制稱作個人所有制，非勞動者的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個人所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占有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享有充分的個性自由。但獨立勞動的小生產規模，限制了生產的發展，因此，個人所有制發展到壹定程度，就不能不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吞並、所取代，“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換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建立在殘酷剝奪小生產者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有效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卻剝奪了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個性自由。這兩種私有制的優越性和缺點是如此明顯而對立，未來的生產方式將集中它們的優越性，排除它們的缺點，既能更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又能讓勞動者享有個性自由。這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含義所在，也是馬克思為資本主義演變和揚棄所描畫的前景。



多少年來，在我們的輿論、文獻和教科書裏，資本主義被認為是必須被消滅、而且將必然被消滅的剝削制度，而這個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對社會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加以漠視。對它的演變和自我揚棄的意義和前景，就更少有人註意。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始終是壹個被蔑視、被醜化的概念。本文主旨在於提供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變革和揚棄的壹些看法，說明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是歷史的產物，是任何社會都必不可免地需要經歷的歷史過程，它的發展變化有它自身的規律。所有意圖超越這個歷史過程、違逆它的發展規律的嘗試，都是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開放以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潮叠起，曾經成為改革反改革、民主反民主的矛盾與鬥爭的重要形式。但進入新世紀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概念似乎逐漸淡出輿論。十八大把自由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憲法第二章的公民自由權利相輝映，自由在人們的心頭留下深刻的印記，對自由化的感受就更淡漠了。



最近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提到立場的高度，重新引起人們的註意。因此，從意識形態和理論的角度，對這個概念進行壹些剖析，當前還是十分必要的。



什麽是自由？



自由化是自由和化這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因此，在讀懂自由化前，應當先正確理解自由。



從理論上說，自由是天賦人權。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第壹條就明確宣告：“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註1）但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天賦人權的自由卻無法實現。誠如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註2）為了爭取人的自由，把自由權利從王權、神權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中世紀的思想家、革命家高舉自由平等的大旗，向封建專制進軍。爭取自由、人權、平等，成為近現代世界歷史的主旋律。直到今天，自由依然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強大思想武器。



自由從天賦人權到民主革命的理論武器，是壹個寬廣的意識形態領域。由於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每個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之中，因而，個人自由權利的實現，就必須符合於社會的共同利益，符合於社會的自由。為此，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提出了壹些關於自由的限制性規約，以保證自由的爭取與實現能夠促進社會的正常發展。這些規範性內涵，構成自由作為價值理念的主要特征。它包括：



（壹）自由以理性為基礎。英國的洛克說：“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意誌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註3）羅爾斯在《正義論》裏多次引述康德所說：“人是壹種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註4）馬克思也認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質”，它“使人們成為理性的存在物。”（註5）



（二）自由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為前提。《人權宣言》第四條：“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壹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註6）孟德斯鳩說：“政治自由不是願意做什麽就做什麽”，“在壹個有法律的社會裏，自由僅僅是：壹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註7）盧梭則指出：人們不應當“把與自由相對立的那種放蕩不羈當作自由”。（註8）



(三)自由以法律為準繩。還是在《人權宣言》第四條裏，明確規定：“個人的自由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註9）孟德斯鳩說得更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壹切事情的權利；如果壹個公民能夠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註10）馬克思則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註11）



古典自由主義關於自由的這些規範性內涵，為後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思想家所公認。馬克思除接受這些內涵之外，還提出兩個重要論斷：（壹）自由的實現程度取決於社會的發展水平。他說：“人們每次都不是在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規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獲得自由的。”“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他在晚年還指出：“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註12）（二）人的自由發展是未來社會的基本形式。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將是壹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這個社會將建立“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制度”，以“自由人聯合體”為生產單位，在這個聯合體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註13）自由，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



由以上所列的材料可以了解，自由必須以理性為基礎，以不損害他人自由為前提，以法律為準繩，凡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就是自由；凡是不符合這些條件的，也就是說，凡是非理性的、損害他人自由權利的、違反法律的言論和行動，就不是自由，也就沒有自由。這是自由的內涵，也是自由的特征，任何社會，任何個人，都是如此。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之間，只有由於社會發展不平衡而產生的自由實現程度不同，除此之外，沒有什麽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或西方自由、東方自由之分。



什麽是自由化？



先說什麽是“化”。“化”的意思是由此及彼的轉化，它包括兩個涵義，壹是轉化的過程，壹是轉化的完成。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裏說的“‘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註14），指的是轉化的完成；但在諸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裏，更多的卻是轉化的過程。可以說，全部社會發展過程，都是壹個“化”的過程。所謂“進化”，就是社會從落後向進步轉化，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歷史，都是進化的歷史。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12條核心價值觀，也都有壹個“化”的問題。這些價值觀的價值所在，不僅在於須從理論上認識並接受它們的價值內涵，更重要的，是賦予它們以實踐的意義，在社會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觀，進入“化”的境界。這就是國家的富強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文明化、自由化、平等化等等。只懂得這些價值觀的涵義，卻不去爭取它，實踐它，換句話說，不去“化”它，這些核心價值觀就毫無意義，毫無價值。



所以，作為核心價值觀的自由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於認識它，理解它，更重要的，是要爭取它，實現它，爭取實現的過程，也就是“化”的過程。自由化意味著從不自由到自由的轉化，就個人來說，它是爭取實現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的過程；就國家和社會來說，它是反對壓制自由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過程。自由的價值觀念，已被歐洲先進國家證明是反封建反專制的利器，它也可以成為落後國家反封建反專制的武器。自由化，就是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革命的壹個重要形式。在這裏，“化”的涵義，就是使國家和社會從封建專制轉化為自由民主。



前面已經談到，自由並無資產階級自由、無產階級自由之分。所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沒有任何理論合理性，卻只能暴露它的虛偽實質。為什麽這樣說呢？自由化既意味著由封建專制向自由民主的轉化，是社會發展的合乎規律的進程，就沒有反對的正當理由。把自由化加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正是為了掩蓋反對、批判自由化的不合理、不正當的實質。這裏有著深厚的意識形態根源。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合理性、正當性，存在於對社會主義的自信之中。社會主義的使命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反對、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當然是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問題就在於，當前我國的社會性質屬於社會主義嗎？充斥於社會的，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不用什麽深入的考察，誰都可以從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中體驗到，彌漫於整個社會的，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專制主義及其派生物奴隸主義。



這種違反歷史潮流的扭曲，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1945年曾經高調宣稱：“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註15）但是，在取得全國政權僅僅幾年之後，他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急急忙忙地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希圖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高度文明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全部成就的基礎上，用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而當時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尚處於十分幼弱的階段，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遠沒有“經過民主主義”。毛澤東要消滅資本主義，要消滅資產階級，就只能召喚封建專制主義。所以，中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後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只能是封建專制主義，而不可能有任何社會主義的因素。



壹些反自由化人士自我標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但既然這個社會主義不過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遮羞布，那麽，他們所捍衛的就只能是封建專制主義，而反對的卻是民主自由，社會進步。進壹步分析可知，他們反對自由化，源於對自由民主的恐懼。因為，封建專制制度，是他們富貴榮華的源泉。社會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勢必摧毀他們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是他們不遺余力地反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歷史回顧



在現當代的中國歷史上，有過幾次比較顯著的爭取自由民主的自由化高潮。

第壹次是毛澤東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推動了文化知識界的思想自由，費孝通把它形容為“乍暖還寒的早春天氣”，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麥克法誇爾直截了當地稱之為“在知識界的自由化政策”，（註16）加上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壹再號召、動員人們“幫助黨整風”。於是，在全國範圍掀起了“大鳴大放”的高潮，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如果共產黨能夠虛心聽取這些意見，認真克服缺點錯誤，就可以開辟民主自由的新局面。不幸的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善良願望，卻被認為是向共產黨猖狂進攻，自由化的高潮被消滅於殘酷暴虐的反右派運動之中。



第二次自由化高潮是文革結束後掀起的思想解放運動。體制內的真理標準討論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體制外的街頭論壇（以“西單墻”為代表），相互輝映，推動了整個社會的自由化、民主化，也促進了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以致葉劍英在壹次講話時說：“十壹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墻是人民民主典範。”（註17）理論務虛會上對共產黨在歷史上所犯錯誤的揭露和批判，加上西單墻上壹些比較激進的文章，引起了專制維護者的恐慌，於是就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切斷了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三次自由化高潮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形式，出現在1986年，主要是在幾個大城市裏，有些學生走上街頭，呼求民主自由。運動遭到各地鎮壓，胡耀邦因所謂“自由化的保護傘”的罪名而被迫下臺。這個變故大大激勵了反自由化的士氣，那些頑固堅持專制傳統的遺老遺少，興高采烈地開會發文章，由北京延伸到幾個大城市，掀起壹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發布正式文件，宣稱1987年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對自由化。鑒於他們把矛頭指向改革，1987年5月13日，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四大系統的幹部會議上作了壹次報告，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的限制，（註18）把這場反改革的反自由化高潮消弭於無形。



第四次自由化高潮就是胡耀邦逝世所引發的“八九”民主運動。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民主訴求中，最主要的是反對腐敗和開展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出於良好的愛國情懷的要求，卻被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歪曲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學生們以靜坐、絕食等方式，表示了對這壹定性的不滿，要求當局承認學生運動的進步性質。然而，這個和平的抗議活動，卻遭到血腥的鎮壓。繼而開展的清查運動，把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壹網打盡。



反自由化的勢力為民主運動被鎮壓而興高采烈，彈冠相慶。接著發生的蘇聯東歐的崩潰，為他們提供了反自由化的新切入點。壹場以“反和平演變”為主題的反自由化鬧劇於是開鑼。有人提出：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壹是占據領導崗位的實用主義者，二是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三是知識分子。還有人認為改革就是和平演變的具體形式，“是資本主義復辟”，“走資派還在走”“應該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面對這些猖狂的反改革叫囂，鄧小平被迫南下，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不爭論、誰不改革誰下臺等強有力的論斷，震懾了這股反改革的風潮，剎住了改革倒退的逆流。



在這幾次自由化高潮中，體制內外的人員都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包括大量對於自由民主的期望，這些批評建議如果得到認真的采納，就有可能使我國社會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遺憾的是，由於這幾次自由化的群眾運動都具有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結果都被封建專制勢力撲滅。



（四）結論



自從西學東漸以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堅韌不懈地開展反專制反封建的鬥爭。由於封建專制主義有著兩千多年傳統的深厚積累，而自由民主卻只有壹百多年的歷史，所以在兩者的長期博弈中，自由民主最終屢居下風。六十多年來四次較量，更是鮮明地展現出這個特點。自由民主的力量屢戰屢敗，關鍵在於掌握政治權力者站在封建專制的壹邊。然而，這裏的情況是非常復雜的。第三、四兩次自由化高潮被鎮壓後掀起的反自由化高潮告訴我們，反自由化的矛頭必然指向改革，這也是當局所無法容忍的，所以這兩次反自由化的高潮也遭到壓制。這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只有在朝野齊集在自由民主的旗下，中國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但是，當權者什麽時候能完全站到自由民主壹邊呢？



從目前體制內外的情況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有著清醒認識的人還不多。什麽是自由？什麽是自由化？在思想認識上普遍存在著模糊的蒙昧狀態。我很希望社會上能開展關於自由和自由化的大討論，既然自由已經被收入核心價值觀，就應該被排除在“妄議”之外。

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民主社會主義與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專制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的。第壹，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上臺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臺執政後，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合理所有制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註入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五，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共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取締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了。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註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其實，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臺執政，以及上臺後民主執政，都是利用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1895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對民主社會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鑒於此，筆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已經陳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斷定，恩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說，他們關註了前壹個問題，卻罔顧了後壹個問題。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入二十世紀後，壹批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臺，議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裏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任何武裝的流血沖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鑒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來的大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沖突頻頻發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政府與民眾的暴力沖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專制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鑒於此，從西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那麽，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政府論》，下篇）
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汙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正的‘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1895年《導言》這壹重要文獻編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抵牾。當人們發現恩格斯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後，又把這壹思想加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卷本《馬恩選集》）。信中對李蔔克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斯說：“李蔔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頁）後來，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蔔克內西壹夥刪節他的文章，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極其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贊揚和平的、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細推敲，恩格斯這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而說的。只是，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這意味著民主制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階級性。所以他接著說：“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8頁）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分階級、信仰、性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壹種政治制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有而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或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臺，就是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並發揚光大。看來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篇中之立言。此文馬克思寫於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於1890—1891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諸於世（為什麽導師的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余力地推動這篇著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臺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主政府，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的權力是支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麽，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那麽，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制如果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那麽，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社民黨的執政，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臺。政黨、政治、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思階級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後，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然看到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政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糊，國家，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要消滅的，只是當時歐洲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註入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戰略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於，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鏟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年社民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制企業。由於企業效率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閣，離開了執政舞臺。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民黨保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分配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當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深化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壹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制為主，才能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規律。
私有制為什麽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在西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財產所有權：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臺，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共與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也另擇新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舞臺，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且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越，即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還可以加上瑞典等國）公有制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公有制的弊端比私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制的體制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準備階段”。此說的潛臺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得有多長？有什麽標準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制+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論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覆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的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社會所有制）。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制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還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制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股份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對其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制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第502頁）
“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結論。
然而，股份制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制或共有制，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者說，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制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介紹“差異共有制”與“無差異共有制”兩個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制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共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屬於私有制範疇。根據馬克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制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於消滅；根據差異共有制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障。這壹點，已被馬克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股份制是特殊形式的股份制，它的基礎是公有制而不是個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股份制。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但還未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的論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著諸多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在若幹重大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有化體制，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正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到哪裏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恒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馬克思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盡管馬、恩在世時同意使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也可以推論，如果馬、恩能活到二十世紀，亦會開創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兩種涵義。壹是共產。就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國家所有。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共產”大為擴大，擴大到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如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財產；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大件農具；取締任何形式的私人經營。可以說，共產得很徹底。文革期間，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圈地運動，政府竟動用暴力和黑社會勢力強拆民房，強占農民耕地。報載（《第壹財經日報》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國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總額達近13萬億。透過這壹數字，包含著多少弱勢群體的血和憤！雖然2008年國家出臺了物權法，但公民的財產仍無保障。在為政者的眼裏，“共產”是不犯法的。共產的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權貴階級，他們無所不有，無所不為。有人指出，共產黨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此言乍壹聽來，猛然壹驚。但正本清源，反省歷史，恐怕不是向共產黨潑汙水，而是名副其實。而且，“共產”只是它所犯罪行的壹個方面耳！如果壹個惡黨、惡政府執政，那麽，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壞，比社會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厲害幾萬倍，幾萬萬倍，……。共產主義的另壹種涵義，是壹種理想社會，其實是壹種烏托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是壹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時國家已經消亡，所以稱“聯合體”）。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只有不斷地進步，沒有終極目標，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再走向合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統壹時期。時間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李蔔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年第壹國際解散。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成立（1919年）至蘇聯解體（1991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幟，謀求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臺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3月，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34個，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競選中先後上臺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從1949年到1991年蘇聯劇變，40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煌時曾發展到150個左右，執政的有16個。由於體制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大失誤，致使 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出現了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上臺長期執政，且效果顯著。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會黨已達151個，至2003年，已達169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後，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開始對話與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對於共產黨，總結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得國家政權與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會裏，依然鼓噪暴力，可能會被當作笑談。我們不應當崇拜暴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權、革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權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力革命”，視“和平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列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制，把它說得壹無是處，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50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殺。至80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憑於資本主義民主制。首先，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社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其他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對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本主義民主制，而是尊奉這壹制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這壹制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制，不可能把議會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深思。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制都曾作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人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這麽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根拔除？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馬克思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麽？說復雜些可以寫壹部專著闡述之；如果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興趣；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政府包辦，勞動者不過是官家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系，與生產成果也切斷了聯系。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系，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抱負。每個人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茍安地活著。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著公有制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須突破陳舊、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制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掛的是什麽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麽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共享。對此，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制的國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產由妳，分配由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質上，它應當有多項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理規範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體腦勞動與貧富差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和諧。總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鑒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超越。
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歷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

馬克思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發表壹篇“熱點辨析”，題為《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個“定盤星”》，副標題是“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讀罷全文，不禁啞然失笑，我的天！這明明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哪裏有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味道？作者自己深陷於東方專制主義新聞觀的迷思，卻想讓讀者“走出西方新聞觀的迷思”，豈不太滑稽了？



同壹版面還有壹篇題為《深刻把握正面引導與輿論監督的辯證統壹》的文章，也再三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指導”。看來，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還真是需要好好“辨析”壹下。



前壹篇文章的作者說：“要做好新聞輿論工作，必須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自覺抵制西方新聞觀的影響。”那麽，什麽是“必須牢牢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什麽是要“自覺抵制的西方新聞觀”呢？



作者在以“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小題的壹節裏說：“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的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並且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原來，作者是把“媒體姓黨”歸之為“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還進壹步解釋：“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中，以喉舌觀、黨性觀、真實觀、效益觀、職業道德觀等為基本內容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的基本遵循。”這就是作者“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成果！



那麽，什麽是西方新聞觀呢？作者批判某些新聞工作者認為“只有西方新聞觀才能保證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並且指出：“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其實不過是在“兜售西方價值觀”罷了。在這裏，作者羞羞答答地把“西方新聞觀”概括為“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似乎是表現出某種不得已的表達困窘。因為他既不能肯定、承認作為新聞觀的“新聞自由和客觀中立”，又不敢否定、批判它，於是便用“只是他們自己標榜的”來掩蓋理論上的難言之隱，真難為他了！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本質的特征，恰恰是被這位作者稱為“西方新聞觀”的新聞自由。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第壹、三兩篇文章中，說得非常清楚。馬克思在那兩篇文章裏談的是出版自由。書報的出版自由當然包括新聞自由，就像我們憲法第三十五條裏的出版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壹樣。



在那兩篇文章裏，馬克思認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出版物則是“精神的最自由的表現”， “自由出版物的實質，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 “出版物是歷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開表露”，“出版物是個人表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個別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馬克思還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認為 “出版自由是壹種迫切的需要”，“沒有出版自由，其他壹切自由都是泡影”。



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反對人類成熟的壹種最現實的工具”。他抨擊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哪裏還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剝奪這種自由”。“書報檢查制度存在的事實就推翻了出版自由”。他諷刺道：“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國家的唯壹理性”。他還生動地形容說：“每壹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麽事物，卻只準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所以，他主張取消書報檢查制度：“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本身是壹無用處的，可是它卻比人還要威風。”



馬克思強調出版法對於出版自由的重大意義。他說：“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沒有關於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出版自由。”



馬克思譴責普魯士當局對出版物的控制。他說：“出版自由絕不是妳們從同輩中拼湊壹批官方作家就可以取得的。”他在評論普魯士的書報檢察官時說：“國家總是盲目地挑選最無能的人去擔任最艱巨的職務”，並且像舊時代那樣，“只讓宮廷醜角享有思考和述說真理的權利”。請看，這不就是對當代中國新聞出版領域的惟妙惟肖的描畫嗎？



由以上所引的馬克思關於出版自由的論述可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最基本的涵義，應該就是堅持新聞自由，反對書報檢查。而那位作者卻把“愛黨、護黨、為黨”看作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或者，至少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他居然能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聞自由，“豐富和發展”成“愛黨、護黨、為黨”，成為“媒體姓黨”的神主牌。不知道這是出於他對個人利益選擇的大膽，還是由於理論的蒙昧與無知？



《人民日報》19日的這兩位作者都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但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卻同馬克思所主張的新聞自由背道而馳。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解釋為“體現黨的意誌，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或者，簡化為“媒體姓黨”，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豐富和發展”，相反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背叛與汙辱。



如果真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就應該拋棄“媒體姓黨”、“愛黨、護黨、為黨”壹類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高舉新聞自由的旗幟，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出版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取締書報檢查制度，起草、頒布保證新聞自由的《新聞法》、《出版法》，徹底改變像馬克思所說那樣“只準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的文化專制主義、新聞專制主義。這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社會健康發展的希望所在，不知道當政者是否能看清這裏面的是非利害？

幾十年來，專政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壹直是壹個似乎十分明確、實則十分混亂的問題。它在理論上始終處於蒙昧狀態，實踐中帶給社會無窮的災難。我在2014年11月所寫的關於意識形態的第四、五兩篇文章裏，分別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作了分析。壹年多來，我繼續思考這個問題，頗有心得，覺得有必要從另壹角度進壹步探討，現在試加論述，也許有助於澄清在專政問題上的思想混亂。



馬克思恩格斯是從縱的維度、歷史的維度考察專政問題的，思想來源於古羅馬的狄克推多傳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則從橫的維度、社會的維度闡述這個問題，表面上來源於馬克思，實際上分別來源於沙俄和我國的專制傳統。因此，盡管他們用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但形成這壹概念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卻大不相同，兩者的基本涵義，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互不相容。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多少年來，人們卻把它們混為壹談，認為後者是前者的繼承和發展，造成極大的理論混亂，現在應該是徹底加以清理的時候了。



（壹）馬克思恩格斯專政觀的來源



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來源於羅馬共和國的狄克推多制度，即獨裁制度，也就是專政制度。我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試析‘專政’”壹節裏，曾經簡要介紹過羅馬的這個制度，現在照錄於下：



“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制。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政治制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



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具有四個特點：1、由法律規範；2、狄克推多是由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民主推選的；3、獨裁者掌握全部國家權力；4、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只能獨裁六個月。這種專政形式既然在羅馬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實行過九十多次，那麽，對於歐洲必然會留下深刻的影響，特別是經過文藝復興，古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和學術思想重新得到重視，專政的概念也開始出現在後人的理論和實踐中。據王宏周先生在壹篇文章裏介紹，“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盧梭在論述專政問題還仍然是以羅馬共和國作例子的。”他還指出：法國大革命期間，“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互相責難對方渴望實行專政”。“從歷史資料看，最先贊揚專政有積極意義的是雅各賓主義者，特別是聖鞠斯特和馬拉特，他們認為‘所有的革命都需要有壹個專政者以武力挽救國家’”。（註1）由此可見古羅馬的專政對近代歐洲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專政的觀念，無疑同這個歷史淵源有關。所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理念，是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基礎上、而且有壹定期限的專政。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二）從支持資產階級專政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



歐洲在1848年爆發遍及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過對德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考察，提出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1948年3月18日，在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下，柏林民眾聚集在皇宮前廣場上，向國王肺特力•威廉四世請願，遭到鎮壓後，很快就轉為起義，發生了流血的巷戰。柏林工人和手工業者的流血犧牲，換來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威廉四世被迫於3月29日任命以工廠主康普豪森為首的內閣。5月18日，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召開了經過二次投票、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這無疑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成果，但無論是康普豪森內閣，還是國民議會，都采取了對舊制度妥協的措施，缺乏應有的革命精神。康普豪森5月30日在國民議會演說時明確表示：新政府是“在現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礎上實現向新制度的過渡”，並且宣稱：“政府沒有專政，它也不可能實行專政，它不願意實行專政。”(註2) 繼他之後的漢澤曼內閣，也推行向舊制度屈服的政策，結果內閣被封建勢力奪取（國王任命他的叔叔組閣），國民議會最後也被解散。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4月到德國，，創辦了《新萊茵報》，在這份報紙存在的半年時間裏（6月—11月），他們分別寫了119篇文章，對歐洲局勢，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比利時等國的革命形勢，進行了廣泛的評述和分析，熱烈地贊頌這些國家人民大眾的革命熱情。據西方學者統計，在這些文章裏，他們曾21次提到“專政”壹詞，多數是對於反動勢力實行專政的批判。特別值得註意的是，他們譴責德國康普豪森內閣和國民議會背叛人民的利益，批評他們沒有奪取全部權力，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順利復辟，資產階級革命功敗垂成。恩格斯在壹篇文章裏說：“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壹切國家權力統壹於自身。”“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註3）馬克思也批判康普豪森內閣“給反革命穿上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服裝”（註4）。他從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中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接著還說：“我們壹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註5）



馬克思恩格斯都為德國資產階級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實行專政而感到惋惜。他們說的專政當然是資產階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雖然譴責法國鎮壓六月起義的卡芬雅克的資產階級專政，但面對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屈從封建勢力，他們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者。為什麽他們主張資產階級專政呢？因為在他們的源自羅馬共和國的專政觀裏，壹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後實行專政，鏟除封建勢力，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符合於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另壹方面，專政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它服從於革命勝利後的臨時任務，即撲滅反革命的封建勢力，“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壹旦這個任務完成，專政就隨之取消。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德法兩國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沒有實行專政，以致封建勢力得以很快復辟，感悟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重大意義的。這在馬克思1850年為總結法國革命而寫的《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裏，有了進壹步的論述。



1848年2月22日，法國爆發了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領導的民主革命，國王路易•肺力普於24日逃出巴黎，壹個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法蘭西成為統壹的完全的共和國，是為第二共和國。5月4日，召開了主要由資產階級共和派組成的立憲會議。新政府沒有致力於清除封建勢力，卻采取壹些不利於民眾的政策。5月15日，無政府主義者布朗基領導巴黎民眾沖擊立憲會議，被軍隊驅散。6月22日，立憲會議下令解散建立未久、有十壹萬多工人的國立工場，激起工人暴動。經過4天的武裝對峙，26日，起義的工人遭到軍隊的殘酷鎮壓。12月10日，取代立憲會議的立法會議，選舉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特為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在由750名議員組成的立法會議裏，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有180個代表。他們為抗議路易•拿破侖的政策，在1849年6月13日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示威遊行，被軍隊驅散，民主派從此壹蹶不振。但資產階級共和派同路易•拿破侖的關系也漸趨緊張。因立法會議拒絕修改總統不得連選連任的憲法，路易•拿破侖於1851年12月2日夜裏逮捕共和派的頭面人物，接著解散立法會議。共和派發動的起義，被路易•拿破侖的軍隊所鎮壓。壹年之後，奪取了全部國家權力的路易•拿破侖宣布自己是法國皇帝，自稱“拿破侖第三”。



法國在這幾年裏的激烈動蕩，成為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來源。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馬克思認為，二月革命產生的臨時政府，“只能是各個不同階級間的妥協。”由於法國的工業尚不發達，法國工人階級當時“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臨時政府在它整個存在的時期都是在不斷對無產階級的要求進行鬥爭的。”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遭到血腥鎮壓的事實表明，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許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都只是壹種空想。”因此，必須提出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在分析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社會主義時指出，能在理論上代表無產階級的，只有以“宣布不間斷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消滅階級差別”為主要內容的革命社會主義。（註6）



（三）馬克思恩格斯的專政觀



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給好友魏德曼的信中，對無產階級專政作了比較完整的論述：“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註7）這裏的第二點，指的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並掌握全部國家權力，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第三點說的是無產階級將利用這個權力來消滅階級，實現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裏，“不過”壹詞包括有“全部”、“唯壹”的含義。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唯壹手段，反過來說，要消滅階級、向無階級社會過渡，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當然就意味著消滅階級鬥爭，同時使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必要。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載文章來看，在馬克思給魏德曼寫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將近二十年，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再談到無產階級專政。1871年的巴黎公社再次引起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註意，從1871年到1875年，在他們的講演和文章裏，有5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是15年沒有提及無產階級專政。1883年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3年間，曾在3篇文章裏5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些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裏，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闡明了他們的觀點。



首先，提出消滅階級的具體途徑。馬克思1871年9月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大會上講話時說：“通過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壹個適合於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壹的基礎。但是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現這種變革，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註8）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將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並憑借這個武裝力量，剝奪剝削者的生產資料，“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使所有“適合於工作的人”，包括原來的資本家，都成為平等的勞動者。這樣壹來，當然就沒有階級了。



其次，“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將是壹個短暫的過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註9）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在他看來，也不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因為過渡時期的任務，就是“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從而消滅階級。這個任務壹旦完成，過渡時期也就結束了。



第三，在消滅階級的同時，也消滅自己的階級統治，即消滅國家。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在他的《哲學的貧困》壹書裏談到：“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壹個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不會再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註10）1850年6月，馬克思針對《新德意誌報》責備他“維護了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專政”，發表了致該報的聲明，指出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就已經表明，無產階級在“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註11）恩格斯在1872年寫的《論住宅問題》裏說：“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即關於無產階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專政以過渡到廢除階級並和階級壹起廢除國家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申述過並且以後又重述過無數次。”（註12）在1893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導言裏，恩格斯更是明確地說明：“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註13）



第四，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裏，強調的是階級專政，而反對個人專政。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對布朗基主義者的專政觀的批評上。恩格斯在1874年寫的《流亡者文獻》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裏指出：布朗基主張的起義成功以後實行的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行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就像1848年他和馬克思都主張德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應當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實行專政壹樣，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中，繼提出“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之後，要求將“把壹切政治權力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寫進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註14）可見，他們認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應該是人民代議機關，而不是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任何集團。



第五，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壹書的初稿裏指出：“公社並不取消階級鬥爭，……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註15）我在前面分析馬克思致魏德曼的信時已經指出，在馬克思的專政觀裏，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最後階段。因此，取得統治的無產階級，必將“提供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雖然以武裝力量為後盾，但采取的方式，卻應是“最合理、最人道”的，換句話說，應該是通過法律的規範，采取合法的、民主的，也就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



根據以上馬克思恩格斯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過程，他們論及這個問題，集中在三個時期，分別間隔19年、15年。前兩個時期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分別從法德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出發而談的；恩格斯在後壹時期重提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德國民主黨內外有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們每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都有著明確的針對性，指的是革命勝利後需要采取的措施，就像古羅馬的狄克推多所做的那樣，而不是必須建立的政治制度。考茨基在1918年出版的《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指出：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指的不是壹種政體，而是指壹種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現的狀態”，是在局勢已平靜時就應該讓位給民主的權宜措施。（註16）列寧後來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文中，曾批判考茨基的這壹說法。但我認為，考茨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比起列寧的認識，更符合於馬克思的原意。



（四）列寧的專政觀



列寧和毛澤東都生活在東方專制主義國家，沒有經歷過像西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那樣的革命運動，沙皇和中華帝國的封建專制傳統，對他們浸染極深。因此，他們不可能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只能從封建專制主義的角度來解讀無產階級專政。



歷史地考察列寧的專政觀，我們不難發現，他早期主張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是同1903年俄國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相壹致的。那個黨綱規定，黨的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列寧提出“臨時革命政府不外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只有建立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當革命已成為事實，而且連革命的勝利也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註17）



列寧壹方面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註18）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階級，“沒有無產階級這壹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的唯壹方法。”（註19）但另壹方面，又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出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解釋。



首先，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長期的鬥爭。他指出：資產階級由於被推翻而“兇猛十倍”，而且因為“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而更加強大，因此，必須“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拼命的、殊死的戰爭”，才能“戰勝資產階級”。他還認為，消滅階級“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這只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註20)



其次，他賦予專政以殘酷、血腥的、外在於法律的涵義。他認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這樣的字眼表示出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歷史時代的妳死我活的無情鬥爭。”“專政，這是壹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這樣的字眼是不能隨便亂講的。”（註21）



第三，他無限擴大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註22）“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進的組織更高效的勞動組織。”他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對我們說來具有了新的意義”時還說：“要無產階級起壹個組織者的作用”，要善於“組織經濟”，“組織工業”，“給農民精神上的影響”（註23）



第四，他把階級專政解釋成為壹黨專政、領袖獨裁。他在執政未久的1920年所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共產黨內有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註24）這就是有名的四段公式：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由來。



第五，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國家性質，國家制度。他在《國家與革命》裏寫道：“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壹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興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註25） 在這裏，他不但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壹種國家性質，而且賦予無產階級專政以新的內涵，成為後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理論根據。



（五）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專政觀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全盤接受列寧和蘇聯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在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裏，“本黨綱領”的第二條就是“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註26）但關於專政的說法，此後有壹個變化的過程，這大概是同共產國際的指導有關。1928年的六七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黨的總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註27）1934年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中華蘇維埃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註28)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取代“工農民主專政”（註29）毛澤東在1939年冬季所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並且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造成的，是“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接著，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裏，全面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把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規定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註30）在1948年的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進壹步明確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1）接著，他在為新華社寫的壹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裏，向全國人民宣布，將“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註32） 同年“七壹”前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全面地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內涵。他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註33） 這個論述迄今為止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專政觀的基本內涵，壹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二是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三是成為長期的國家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說，從1954年制訂憲法算起，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已經有62年的歷史了，相對於羅馬共和國的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專政，已有124倍之多，不知道它還要實行多久？



從形式上看，人民民主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似乎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但是，在毛澤東的理論認識和思想指導上，卻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最多也只有策略上的意義。早在1949年2月初，毛澤東就對來中國訪問的米高揚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註34）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當時黨內就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依然肯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文革期間兩次修訂的憲法，都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專政。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出的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註35）



（六）理論的困境和實踐的謬誤



從馬克思恩格斯所處時代的社會背景來看，由古羅馬的三百多年專政歷史引申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它的必然性。壹方面，經歷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無產階級，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激起許多仁人誌士為尋求消除階級對立、建立平等社會而嘔心瀝血，上下求索，從歷史上探尋有益的經驗教訓；另壹方面，法國大革命及此後幾十年的歐洲大陸，反封建反專制的革命風雲激蕩，高潮此起彼伏，無產階級投身於歷次革命，為革新社會流血犧牲，但最終卻仍然壹無所有。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背景和和歷史根源。可是，他們誤判了當時的階級格局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前景。在他們的觀念裏，交織著作為思想家的出於理性的深思熟慮的理論判斷，和作為革命家的出於感性的鬥爭狂熱與壹廂情願。如果說，古羅馬的專政經驗和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構成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客觀來源的話，那麽，他們的這種既矛盾又統壹的復雜思想，就是產生這個理論的主觀因素。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壹生都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理論成果，他們雖然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本身卻已隨著其他理論的轉變而逐漸喪失其理論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從股份制改變著資本的性質，使資本由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判定股份制是由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這就意味著消滅階級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逐漸變化而實現，用不著無產階級專政。從政治形勢的發展來說，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壹次又壹次的進展中，看到無產階級通過選舉和平獲取政權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利用原來的國家機器，而不必立即摧毀它。恩格斯在1895年3月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註36）



淵源於西方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西方已經逐漸沒落，恩格斯生前最後重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外都有人不贊成這個理論。但是，這個理論在仍然彌漫著封建專制主義的東方，在沙皇俄國和中華民國，卻有死灰復燃之勢。這是因為，東方國家的許多有誌之士，都苦於社會的不平等，努力探尋解救之道。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向他們展示出嶄新的魅力。壹方面，處在不平等的階級社會裏，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所受的苦難，都帶有壹定的共同性，所以，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馬克思主義，能夠給東方的革命者帶來新的啟迪。但另壹方面，由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熏染，東方國家的各民族各階級，包括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內，無不深受其影響。因而，他們在理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必不可免地以東方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思維方式來讀取，並加以實踐。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則因為它更適合於加強專制統治的需要，而被這些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革命者所鐘愛。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被註入了東方封建專制主義的靈魂而得以復活。結果，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在中國和朝鮮、越南，都給人們帶來無窮的災難。



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始終停留在理論領域，是壹個幻想，壹個神話，是意識形態的烏托邦；在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時代，卻被用於實踐，成為戕害民族的毒物，屠殺生命的利器，成為專制統治的神主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下，專制統治揚威肆虐，數以億計的生靈死於非命。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人們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上的是非和實踐中的得失，沒有反思，沒有研究，沒有討論，依然處於混噸的蒙昧狀態，甚至列為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拜倒在這個理論圖騰面前。這種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的現象，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為了澄清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應該打開禁錮，對這個曾經在人類社會的思想史上留下明顯痕跡、給許多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理論偶像，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以消除它的影響。特別是執政者，應當拋棄對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迷戀，認清它的理論是非和實踐得失，作出正確的選擇，果斷地拋棄人民民主專政，使社會得以擺脫壹黨專政的枷鎖，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健康發展。茍能如此，則中華民族幸甚！人民大眾幸甚！

共產極權主義的政治理論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民主集中制的邪惡本質

1．民主集中制提出及其嚴重的缺陷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它是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主張經濟鬥爭的普列漢諾夫創立的， 1898年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然而這個黨仍然是壹個像俱樂部壹樣結構松散的組織。列寧在1900年創辦了火星報，認為黨應是職業革命家和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有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先鋒隊，應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 列寧的主張遭到了普列漢諾夫等經濟主義派的反對，卻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很多黨員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列寧為首的火星報派。1903年，列寧的火星報派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草擬的“集中制”黨綱獲得了通過。列寧說：“作為黨組織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1904年，羅莎.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壹文中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列寧的“集中制”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壹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說，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監督工人階級的活動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 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在民主的後面再加壹個“集中”。 之所以“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集中”的概念，是因為列寧首創這壹制度時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遭到盧森堡的批評後，列寧才在1905年將“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1906年俄共“四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來。 但即便將其稱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倘若列寧的本意確在民主，直接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堅持把民主當作定語來修飾，可見其原本想要的無非是那個“集中”。 概念本身的邏輯矛盾使這壹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可共產黨的黨章中缺乏這樣的規定，或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構成制約關系。那麽，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特征作了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 列寧的民主思想，概而言之：其壹，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其二，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其三，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其四，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其五，黨代表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其六，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這些思想並未認真貫徹執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強調。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壹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 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通過消滅“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集中制”變為恐怖的集中制。關於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描繪道：在“壹個漸進的過程”中實現“少數開除多數的原則”——“70人開除10至15人，然後是60人再開除15人……這就實際形成壹種結局，中央委員會中，排除了多數，留下了少數，但又沒有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而也就沒違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任何反對派都沒有了，這樣就輕松多了”。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導致蘇共的衰落，乃至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2．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作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中共從創黨開始就以“民主集中制”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壹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壹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1940年毛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 1942年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這壹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毛進壹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壹種手段。”目的是什麽呢？是集中。從而，他確認集中高於民主。所以他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毛的言論告訴人們，他要集中是真，民主不過是應付形勢而已。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授予毛有獨斷專行的特權。根據劉少奇的建議，並作出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壹切重大問題……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種制度為黨的領袖獨斷專行披上了制度上合法的外衣，從而使全黨服從於壹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的黨內領導體制，導致日後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獨裁。 原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因在“整風”運動中幫助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在1943年3月的中央機構調整中壹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誌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誌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換言之，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成了毛澤東個人說了算。 在這壹獨裁體制下，中央委員會成員之間已不再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自然失效。如果在某壹問題上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有不同意見，多數人總是放棄自己的意見，跟著毛澤東走。延安整風剛結束時，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如毛不同意，即使多數人有不同意見，也只好放棄。 1945年毛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在醞釀“七大”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壹波是從監獄辦“自新”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麽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毛的這個意見被傳達給參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團，結果薄壹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 建國後劉少奇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結果毛澤東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主要的罪名當然不是說他執行了《共同綱領》，而是說他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80，81，89頁）。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當時的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當時正在毛澤東自己的頭腦裏醞釀，尚未提請任何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劉少奇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澤東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 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0頁上，我們可以讀到毛澤東親筆寫的這樣的話：“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未經中央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作出和發出決議——由偉大領袖親手訂立的這條紀律，就是中共的領導制度。於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擁護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楊尚昆曾說：“劉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壹定的道理。社會主義改造沒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  1954年民主集中制寫入了中國的憲法，成了國家的運行原則和運行機制。 1956年毛澤東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裏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雖然1954年中國也建立了類似於議會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將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現實中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活動，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毛澤東認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其實，這種“民主”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僅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作反省與總結，也可深知其弊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麽“人大“向來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他們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裏，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壹致通過”曾是常規，而西方的議會裏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裏，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裏“民主”之處境尚且如此可憐，那普通公民就更可憐了。  1958年，毛又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等原則，進壹步強化了以黨代政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壹人”，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在尚能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時期，也只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少數”卻因此受到歧視，得不到重用；在毛的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壹旦表明態度便會受到迫害。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成了毛的馴服工具。陳雲曾經設問：“假如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唱反調），那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據絕對控制地位；“反‘冒進’不是壹次實踐嗎？中央同誌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毛選》第五卷裏，毛澤東多處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布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壹元化領導的問題，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壹切的。 以下是周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壹次會議， 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壹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壹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幹部，在受到黨組織的不公正的處分時──或被誣陷淩辱，或面對批判，或被投入監獄受刑──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黨犯了錯誤，黨自己壹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與“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所言）之類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成了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根本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壹種擺設！“民主集中制”其實是中國幾千年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鑒於“文革”的沈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1970年代末是中共黨內民主風氣高漲的時期，經濟開始好轉；80年代後期鄧小平大權在握，便無視黨內的不同意見，強行拍板搞“價格闖關”，碰了釘子才想到要開會研究善後，這成了接踵而來的經濟停滯與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元老李銳披露說，鄧在江接班時告誡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妳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澤民正是遵循鄧的遺囑行事，大權獨攬，發誓“絕不搞西方那壹套”。“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3．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剖析

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民主與集中不過是同壹事情的2個不同視角而已，因此，集中不可能在民主之上而高於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暗含了“集中高於民主”的觀念，這本身就是鄙視民主，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誠意。“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是居高臨下，“民主”成了“集中”的下級、仆從，民主成了集中者手中的玩具而已，真實荒謬之極。 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1949年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1950年6月毛在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按照毛澤東發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動：黨通過教育使人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讓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誌間的隔閡；教他們履行子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壹言以蔽之，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用壓服手段，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民主”了。至於誰來教育人們呢？自然是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 毛澤東還有壹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註意這裏的“對”字。“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還有壹個給予人民“民主”的“主”，它領導人民前進，至於什麽時候給人民“民主”，給人民多少“民主”，所給的“民主”是教育式還是壓服式，皆決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壹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都是這個“對”字背後的含義所決定的必然結果。壹個“對”字，表明了人民無民主之權。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毛對他的“民主”作了另壹種表述，即“讓人講話”。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妳講話，也可以不讓妳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 毛強調發揚民主是為了集中正確的意見；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說，就是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壹認識、統壹計劃、統壹指揮、統壹行動，叫做集中統壹。他的說法蘊含兩個要點。第壹，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第二，何種意見才算“正確”？由領導者判斷，他認為誰正確誰就正確；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心願，就是正確意見，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從分散的意見中拼湊，組合出符合領導意圖的意見；即使“正確”意見出於少數人，甚至個別人，也是民主基礎。因為按馬列原理，“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當然，如果碰巧多數人的意見符合領導心意，那就更好大肆宣揚，說是代表廣泛的民意。於是，民主基礎就是領導的心意，玩弄民意的手段就是領導藝術。 這種玩弄民意的領導藝術被稱為“群眾路線”。領導幹部做的壹切都是為了群眾，是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領導制定成政策，再由群眾去執行。這不符合“自己解放自己”的自治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精神；領導幹部推行的政策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群眾的要求，也無衡量標準。在“群眾路線”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為了群眾。例如，“大躍進”和“文革”都充分動員了群眾，其實際結果卻是帶給群眾巨大的苦難。  毛澤東說發揚“民主”，就是征詢民意的禦用式的民主。其的表現方式是：“皇帝”開口了，讓妳說話，妳就說吧；說得好聽，“哦，還不錯”；說得不好聽呢？“皇帝”就皺起了眉頭；如果皺起了眉頭，妳還不察言觀色，還要往下說，那就要大喝壹聲：“不許放屁！”再往下說，就抓人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 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制度，永遠不能丟。他說：“黨的領導就是要善於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如果“不正確的意見”是多數呢？也只是“給以適當解釋”。 這說明黨根本不服從群眾的多數，手裏有了權，就不在乎多數或少數了。如果由多數意見作出決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 要求服從正確而不是服從多數，這是要求服從“黨的領導”的壹種詭證。 共產黨是由少數人組成的。為什麽大多數人民的必須服從它呢？因為它自封為“偉大、光榮、正確”，服從黨就是服從正確。通過投票進行選舉、通過表決作出決定的民主程序在中國被拋棄了。毛把民主看作是種作風，他說，要“讓人家講話”、“好話壞話都可以講”。這樣的“民主”，只不過是“大家長”納諫而已；類似張之洞所說的，“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欲使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權。”因為持這種觀點，所以毛對外國記者說，他“不相信選舉”，他認為“協商壹致”比投票選舉更“民主”。因為這個“協商”過程總是在他的牢牢掌握之中，可以確保按他的意見達成“壹致”，而他的意見則總是“唯壹正確的”。這樣，重要決策和候選人名單，只要“協商”就行了，不需要投票表決。“協商”到沒有不同意見，壹次性鼓掌“通過”；不壹致再“協商”。有了不同意見要求服從正確，只能壹致不許不壹致，沒有多數和少數，民主的原則又不起作用了。 在民主社會，每壹個人的權利都不許侵犯，必須做到人權至上。堅持人權至上原則，既要肯定普遍的權利，又要肯定權利的平等；發表正確意見和發表錯誤意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作出決定時必須堅持“壹人壹票”，不允許大人物“壹句頂壹萬句”和“壹票頂壹萬票”。 荒謬的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將權利分割，即：壹些人只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沒有作決定的權利，作決定的權利交給了核心。沒有作決定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胡喬木說：“不要民主，那是專制，不要集中，又會步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原則”，這話中隱藏了主語，實際上是“我如果不要民主，那是我在搞專制；我如果不來集中，那就會讓妳們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 大家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主語中的“我”，乃是在“民主”與“集中”之外的，成神了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集中都只不過是工具而已，哪有什麽真的民主與集中存在啊？

4．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剖析

民主集中制在英、俄語中都是民主的集中制，屬於偏正結構；民主與集中不是並列結構，“既民主、又集中”的並列關系不能成立。除了民主的集中[簡稱民主]外，還有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民主的集中是說民主的過程本身就是集中的過程，無須“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用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指導不出民主，用民主的集中指導民主是同義反復而已。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解說是：“黨的壹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壹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壹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壹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壹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壹的黨章和紀律的，並有壹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壹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大凡黨內運作中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實現的。 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誌表達為“群眾的意誌”，將領導者的號召轉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壹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壹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 黨的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是“民之主”而不是“民為主”，可簡稱為“黨主”，不能稱為民主即“民為主”。 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於服從，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四個服從”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又是以最高領導人為首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操作辦法是：“黨要領導和支持人民掌管國家權力，……各級黨委壹方面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另壹方面又要通過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機制，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領導。”“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的關鍵是，堅持和強化中共對壹切人和壹切領域的領導。在民主集中制下，最終都由領導說了算，民眾充其量只有被征詢意見的份。 既然這樣的“民主”實為“集中”所駕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可以歸結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壹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後壹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換言之，後壹個“集中”已有壹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若民主必須要由“集中”作指導，則它在壹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所謂的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主詞是民主，但加了限制詞“在集中指導之下”。運用中的奧妙就更多了：討論問題時由主持人掌握，只允許在限定的範圍內發言；選舉時，只能在上邊提出的候選人中選擇；正式討論之前，先個別吹風，引導，打招呼，甚至威脅利誘，使人接受領導的意圖，美其名曰 “民主協商”；或者，如果某人不易馴服，可以縮小會議範圍，叫他不能與會，如“積極分子會”之類；如要尋求支持，又可以擴大範圍，叫支持者參加，甚至開黨委擴大會，也可以叫非黨員參加。擴大開會早就是政治策略之壹。總之，辦法多多，領導者恒能如意。至此，民主成為演戲和騙局。

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壹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壹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托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只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糟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得到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 “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擴大”會議的效能，在於被擴進來的人或是會議組織者的贊同者，或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壹種榮譽，壹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只有40到會，不到總人數的壹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壹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壹致通過”之效。 “開會”還有壹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壹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妳們抓起來，要妳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壹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 康生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只是修飾”，壹語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靈魂——獨裁。這種制度主要領導說了算，黨員的民主權力微乎其微－－只有拍馬屁和鼓掌的權利－－連彭得懷和劉少奇也不例外。只要和壹把手不合作，就連黨內說話的機會都沒了，甚至還要丟掉性命。在中國，官場總是“官不在大，壹把手則靈”，官員個個“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工作是“壹把手說了算”，以致於官員們自己也總結說，“壹把手說話，絕對真理；二把手說話，相對有理；三把手說話，豈有此理”。  李慎之說：“民主集中制，只是壹種新式獨裁，即極權主義的別名，根本不是什麽民主。”集體領導表面上是監督壹把手，實質上既無民主、也無監督，不過是披著“集體領導”外衣而個人獨裁制而已。在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壹把手的錯誤或嚴重犯罪總能冠冕堂皇地得到支持和認可；集體領導成員不過壹把手政治的工具，大多在搞曲意迎合或助紂為虐。 民主集中制對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有無比的優越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是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確保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永遠不受制約。它的優越之處還在於，即便是最高領導核心犯了大錯或決策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他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集大權於壹身。民主集中制帶來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並為後帝制時代的新式中央集權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 民主集中制不過是集權的壹塊遮羞布！民主集中制的實質是集權，民主的實質是分權，這是背道而馳的！民主集中制表現為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核心。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可能有什麽民主！民主集中制不過是秦始皇邪惡制度的當代語言表達而已。古代的官員上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議事”，即對皇帝或某大臣提交的問題，共同商討，獻言進策，供皇帝決斷，開明的皇帝也能采納大臣的正確意見。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壹直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根本沒有民主，只有專政，這已為歷史的經驗壹再證明。 什麽時候“民主集中制”遭到拋棄，民主就有了希望，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露出了曙光。

反和平演變批判

“和平演變”不是要革誰的命，不是要革那個黨的命！那要演變什麽？是政治制度，監督制度，公共制度等等制度的“和平改變”。“和平演變”首要的壹步，就是打翻壹黨獨大，推行黨權平等！ 改變“人民代表”的“傀儡”狀態，改變政協的從屬地位！“和平演變”是要把“共產黨”請下來和別的黨派平等和人民平等，而不是高高在上！ 19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中國的第壹代、第二代領導人由於長期處於革命當中，其專制政權已經建立，可能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能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壹個國家以和平的方式漸漸地影響另壹個國家，以期改變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既然是和平的方式，就沒有打仗、沒有軍事沖突，就和軍隊、武器、恐怖主義無關。和平演變不是搞侵略、也不是幹涉內政，也不涉及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其實是制度之爭，不是“入侵”與顛覆。那有什麽好怕的呢？ 所謂“反和平演變”，實際上是共產黨對政權不能穩定的極度恐慌。很多國人認為，美國政府是內外有別：即對自己國民很好，對外就功利之極，居心叵測，所以她對中國人倡導的民主自由必是洪水猛獸。這種盲目排外的思想頗有義和團之風，仍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代博物館思維，對“自由、平等、博愛”壹竅不通。 任何壹個國家、任何壹個社會都是要變化的，而且只要沒有把自己完全封鎖在起來，總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同時也給世界以影響。壹般來說，先進的社會對落後社會的影響要大於落後社會對先進社會的影響，因為人往高處走嘛。落後國家接受的國際影響壹定正面的多，有利於改進自己，追上先進；而先進國家根本不必擔心落後的國家改造妳，開放妳自己意味著妳將更深地影響世界，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而世界發展了反過來又會促進自己。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行了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真的就被西化。歐洲接受了美國戰後的援助，結果很快從戰亂中恢復過來，英國人，法國人也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真的優越的話，應該是美國佬、歐洲佬要擔心被我們和平演變才對啊，哪用得著去反“和平演變”呢？其實是自己的制度不好，就算別人不來誘惑妳，民眾遲早也會覺醒的。口口聲聲鼓吹自己的優越性，不過為特權集團的利益的穩固找個借口罷了。

穩定壓倒壹切批判

在復雜系統發生質變，也就是出現新結構取代舊結構的突變過程中，只有舊狀態或舊結構失穩，系統才能經由躍遷的方式，即經由壹系列不穩定的中間態的方式，進入壹個新的穩定有序態。在這個過程中，舊結構的穩定性是壹種消極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殺生機和希望的；不穩定性則起了壹種揚棄舊結構、激發和導向新結構的建設性作用。 從計劃經濟——壹黨專制——黨領文化之舊穩態，躍向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之新穩態；這壹躍遷符合人類文明進化大方向。然而，在中國社會面臨根本變革的歷史關頭，鄧小平鼓吹穩定性崇拜。 所謂穩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喪失了對穩定性的批判意識，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穩定性總是好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是有百利而無壹弊的。有人甚至認為，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去求取穩定。國內社會科學界與人文科學界，則幾乎眾口壹辭地、無批判地褒揚和突出穩定；政要人物，則言必稱“穩定”。鄧小平的“穩定壓倒壹切”與江澤民的“始終把穩定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更是把話說絕，達於顛峰。 “壓倒壹切”是否包括“壓倒”生命、憲法、法律、法規？如果不認真界定法律範疇，很容易被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壞憲法、踐踏法律開始的嗎？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壹日的環境汙染，屢禁不止的三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暴露的是同壹個問題——權力“壓倒”了法律。這種現象還要延續嗎？　 “穩定壓倒壹切”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是屠殺、殺人的代名詞。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對“穩”的解釋是：叫妳去東妳去東，叫妳去西妳去西。如果叫妳去東妳不去東，這就叫“不穩”。在古代則被稱之為“犯上作亂”，應當“格殺勿論”。今天則稱之為“不穩定因素”，應當“消滅在萌芽狀態”。不然，就會威脅統治階級的正常統治。所以，“穩定壓倒壹切”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座右銘。“不穩”，那是絕對不容許的。 如果穩定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麽，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最可靠的穩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由於現行制度剝奪了他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投票權利，因此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言行都構成了對既定秩序的挑戰，因此就成了危害穩定的因素。按照這套邏輯，權勢者代表秩序代表穩定，沒理也是有理，再錯也是對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有理也是沒理，再對也是錯的。壹切有良知的人，絕不能墮落到維護暴政的地步，而應為自由與正義不懈地抗爭！ 人類不是螞蟻，不是蜜蜂。對於人類，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正義。沒有自由、沒有正義的穩定是暴政。中共果真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嗎？那當初幹嘛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可見，“穩定壓倒壹切”，其實是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壓倒壹切。壹旦妳接受了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顛倒了。中共可以用破壞或妨礙穩定而定人罪名，“穩定”正如“反革命”壹樣，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具體的界定標準，他們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加以解釋。 1989年春鄧小平就曾極端無恥地說：“殺它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後來，他果然為了穩定，壓倒了壹切；導演了壹場空前絕後的“6．4”大屠殺。江澤民重談“穩定壓倒壹切”的老調，甚至比鄧的嗓門還高，發出了要把所有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當局的壹切暴行，都打著“穩定壓倒壹切”的旗號。官方的穩定，是壹種死的穩定，它窒息了社會的活力。這種穩定靠的是暴力工具的控制、經濟資源的壟斷、政治資源的獨占來實現的。穩定是統治者的穩定，是某黨的穩定，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穩定。今天的穩定，是老百姓忍受獨裁統治的穩定，是獨裁者作威作福的穩定。穩定，穩定，官僚集團越穩定越闊氣，越穩定越高高在上；老百姓越穩定越貧窮，越穩定越活不下去。不徹底打破獨裁者奴役剝削人民的“穩定”局面，人民就永不能取回本屬於自己的權利。 在“穩定壓倒壹切”的名義下，很多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且，為穩定而實施的政治高壓本身，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壹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穩定壓倒壹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的積累，將使被強行推遲的結構取代過程終於發生時，社會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社會脫序行為之頻度、烈度將提高，社會動蕩將加劇，社會動亂將更可能出現，人民將承受額外的痛苦，作出額外的犧牲；甚至將使結構取代成為不可能。 專制權力是壹種沒有制約的絕對權力。統治者必然貪得無厭，它不可能有什麽理性去自我約束，對老百姓的壓榨和盤剝必然慘無人道。這就必然帶來社會的不公平。民性若水，水性至柔，但水到不平處也要喧嘩。這“不平”如果太大，必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社會哪有可能存在穩定、和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凡專制必無穩定、和諧。 200多年前，法國著名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過：“只要翻壹下歷史，妳們就會看到，到處是公職人員壓迫公民，而政府則取消人民的主權。”“社會災難從來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政府。”這完全可說是2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寫照。 中國今天要避免社會動亂，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藥方只有壹個，就是實行民主，使人民的主權得以確保，讓強大的人民主權制約和限制官僚權力，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政府的腐敗和職權的濫用。 民主化改革後，會不會象鄧小平說的“今天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圍政府，中國13億人口，壹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人鬧事，那還有什麽精力搞經濟建設”？ 首先，“鬧事”是壹種汙辱人格的語言， 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幼稚的孩子，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這是中國專制獨裁的心理基礎。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專制落後性。群眾遊行示威是為了反對“權力者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建設！有人提議“執政黨的中心工作由經濟建設轉變為法治建設”：仲裁勞資糾紛、調解群體爭議、了解社情民意，這正是新世紀裏政府的主要職能。如果不是“天天都有事”需要政府處理，納稅人為什麽要出錢養活公務員呢？ 發達國家幾乎無日沒有人遊行示威，但並不影響政府執行公務。在選舉期間，政府首腦忙於競選；選舉結果出來後，有時連新內閣都無法成立，有些部長長期缺位，但只要有壹支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和不受政局變化影響的民間企業家階層，經濟照樣可以正常運轉並保持穩定增長。相反，長期靠壓制來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眾鬧事的溫床。

中共政權對社會主義的否定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六年

專政的起源與專政的歷史

（壹）專政的涵義



“專政”這個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只是表明應該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並沒有更多特殊的涵義。他們在評論1848年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曾經批評德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沒有實行專政”，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起來，“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以致難以避免封建專制復辟。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馬克思在1850年所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總結法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上這些“專政”的概念，所指涵義都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這是他對德意誌和法蘭西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德法兩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沒有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以致最後仍然導致封建王朝復辟。所以，無產階級將來奪取政權後，壹定要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在1852年給好友魏德曼醫生的信中，正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無產階級專政三段論裏，核心是第二段，但迄今為止，由於列斯毛把專政涵義暴力化的影響，還沒有人對這個論斷作出準確的解讀。其實，它的涵義十分簡單，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然會取得勝利，奪取並掌握全部政權。這個論斷裏並沒有暴力鎮壓的意思。在馬克思恩格斯談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多處論述中，沒有壹處把無產階級專政同暴力鎮壓聯系起來，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二）“只是壹個幻想”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他關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延伸，也是建立在他誤判當時階級形勢的基礎上。他壹方面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只有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放自己；另壹方面，還認為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不久後奪取並掌控全部政權，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缺乏足夠的估計。十分顯然，他最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前提是不確切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工人運動的開展，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完全有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後的1895年為馬克思的上述關於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所寫的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我在三年前寫的壹篇文章裏據此指出：根據恩格斯晚年的反思，我們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幻想的產物。他們在社會不具備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幻想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又幻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只要采取專政的辦法，很快就可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上占有壹席之地，也可以給我們提供壹些思考和研究的養料，卻絕不是我們應該繼承的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由於我國有著歷史悠久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壹旦進入中華大地，就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專制統治的工具。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壹點。



（三）巴黎公社專政的教益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嘗試，雖然最後終於失敗，但仍被馬克思恩格斯奉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從他們對巴黎公社的評價，我們不難看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積極涵義。馬克思在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壹書裏明確指出：“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恩格斯在20年後為這本書所寫的導言裏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的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公社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中，最為馬克思恩格斯所稱贊的，是公社為防止政權機關由社會公仆蛻化為社會主人而制定的制度：1、公社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2、法官也“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3、“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4、“壹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幹涉”。這個經驗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無產階級專政也好，“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也好，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本來應該是社會公仆的公職人員，蛻化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在於，革命可以摧毀舊制度舊秩序，但舊的文化傳統、舊的意識形態卻不可能隨著舊制度舊秩序的被摧毀而消失，它繼續不斷地影響著人們循著舊的觀念來思考，沿著舊的軌道來行動。特別是具有壹定權力的公職人員，最容易接受它的影響和誘惑，把為民眾服務、為社會服務的公共權力，轉化成為統治民眾、管制社會的特權。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把防止公職人員蛻化變質的巴黎公社，看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標本是很有道理的。我認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唯壹值得我們珍視和學習的精神遺產。



現在提出並且拼命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真諦？誰能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黨政幹部做官黨老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的經驗總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們有權把最優秀的人才選進國家機關，同時也有權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權貴官僚拉下馬來。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所在。考茨基認為應當“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可以說是道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諦。



（四）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入列寧主義階段後，有著兩個顯著的特點，壹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暴力統治。他曾多次申明：“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另壹個顯著特點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政黨專政、領袖專政。他在1920年寫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有些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領袖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就是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四段公式的由來。從列寧時代開始，暴力鎮壓和壹黨專政（領袖獨裁），就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主旋律。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及當年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無不奉列寧的專政觀為圭臬，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屠殺異己，鎮壓無辜。出現這種歷史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在於他們雖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無論是蘇聯和東歐諸國，還是中國、朝鮮，社會的發展程度遠沒有提供任何社會主義的原素，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是歷史悠久的封建主義、皇權主義、專制主義，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既然要反對資本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就只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意識形態可供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恰好是容納這些歷史渣滓的最適宜的載體。理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會成為厲行暴力鎮壓、堅持壹黨專政的政策依據了。



（五）利用過渡時期的理論



列斯毛除了在專政的性質問題上不同於馬克思的主張外，在理解專政的特征方面，也同馬克思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專政帶有臨時的性質，他在評論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他用“臨時性”這三個字來規範需要專政的國家機構，顯然是為了強調專政的臨時性質。恩格斯也談到，“革命的專政”所要建立起來的是“暫時的革命秩序”。但是，列斯毛等卻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長期的國家任務，他們主要是利用了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經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裏，國家政權的性質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給魏德曼的信裏也說過，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由於對當時形勢和社會發展前景的誤判，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這個過渡時期是很短暫的。但是，這卻成了列斯毛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大理由。文革期間張春橋等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壹個重要的根據，就是我們要向共產主義過渡是壹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裏，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裏，他們耍了壹個移花接木的理論花招。且不說關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誤判形勢的烏托邦，即使其中包含有合理的成分，也同蘇聯、中國無關，因為蘇聯和中國都沒有達到可以進入過渡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幾個月前剛成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其性質來說，不是什麽社會主義革命。由於當時的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摧毀資產階級政府之後，應該重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實現列寧曾經宣傳多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否則，盡管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只能是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專制主義。從“十月革命”後打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迫害知識分子、鎮壓克瑯施塔得水兵等動作裏，都可以看出專制主義的影響。這樣壹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專制主義遠未消除的國家，離過渡時期還很遠，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摧毀了誕生才幾年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在列寧主義和中國自身的封建專制傳統雙重影響下的專制政權，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因而也和無產階級專政無關。但列斯毛卻都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說成是應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使它成為他們維護終身獨裁專制的法寶。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秘密就在這裏。



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在黨綱上明確宣布：“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90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支柱，支配著、困擾著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把人們束縛在意識形態的枷鎖裏。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後來被改稱為人民民主專政，但實質上是完全壹樣的，文獻上和媒體裏常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只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有著“人民”、“民主”的前置詞，更具欺騙性。因此，為了打開意識形態枷鎖，把思想從這個理論迷霧中解放出來，就需要在剖析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進壹步對人民民主專政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



（壹）概念來源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的來源，也可以追溯到列寧。他早期宣揚社會民主主義，提出無產階級應該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共在抗日戰爭前的蘇維埃區域裏，也曾經提出過“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抗戰開始後，曾把根據地建立的政權，稱為“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把“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確定為未來的民主共和國的“國體”。1948年底，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並且在接著不久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申述了這個主張。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建黨28周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全面地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綱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壹和富強而奮鬥。”兩天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人民民主專政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直到現在。



（二）歷史回顧



六十多年來，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經歷過壹些大幅度的波動。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黨內曾經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大概是為即將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黨內準備輿論條件。但在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和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裏，提法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也仍然用人民民主專政來解釋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明顯的改變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9年中共九大和1973年十大通過的黨章，在總綱上都有“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已經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了。十大黨章總綱還增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內容。1977年十壹大的黨章總綱仍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記錄。1982年的黨章才在序言裏恢復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等提法，並且寫入了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與黨章相適應，1975年的憲法不僅在序言裏三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兩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憲法總綱的第壹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裏還分別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1978年的憲法對總綱第壹條沒有改動，序言裏也繼續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直到1982年的憲法，才把總綱第壹條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再現“人民民主專政”而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了。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雖然都為鞏固專制統治服務，沒有什麽實質的差別，但在那些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卻曾經在人們的心頭投下有所不同的陰影。記得文革期間有文章說，人民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無產階級專政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文革最後的幾年裏和文革結束之初，都有許多文章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在看來，這些討論是多麽無聊！其實，人民民主專政也好，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不過是專制統治百寶囊裏的同壹個法寶。對於壹部分人來說，它是獵取功名利祿的大好機會；而對多數民眾來說，卻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哪壹天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壹。但自從1982年的黨章和憲法恢復“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之後，人們已經很少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被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前幾天看到壹篇文章，說1975年的憲法是最好的憲法，根據之壹是那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來，對無產階級專政感情深厚的，還是大有人在。但主流意識形態還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因為這個概念裏既有“人民”，又有“民主”，似乎帶有現代色彩，可以沖淡甚至掩蓋專政的殘酷性，但這個概念經不起深入的推敲。



（三）試析“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詞組是否合理，關鍵要看“專政”的涵義。如果按照古典的專政概念來理解，專政指的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它和民主是具有相容性的。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就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制。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政治制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後來許多國家的“軍事管制”、“緊急狀態”，都可以說是這種專政的延續，但並不都是同民主和法治相聯系。



羅馬共和國的專政歷史，在西方思想界、特別是歷史學界留下壹定的影響，這應該是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來源。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可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專政，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把專政解釋為只憑暴力的鎮壓和血腥的屠殺，專政就不可能同民主相容，更不可能與法治同行。



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專政”，就是列寧主義意義上的依靠暴力的專制統治。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對這個詞組作了最權威的論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後來他還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概括壹句話，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



對這壹組概念和它的涵義細加分析，便不難看出它的不合邏輯、不近情理，並且與法治精神相悖。



（四）不合邏輯



人民民主專政，主語是人民，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所謂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憲法裏規定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對人民”民主，或“給人民”民主，“讓人民”民主，則意味著人民之外另有壹個主體，它對妳民主，或給妳、讓妳民主， 妳才能有民主。這個主體不言而喻就是共產黨。這就完全違背了“人民民主”的本意。專政也是如此，專政的主體是人民，人民委托給誰，就由誰來執行專政的任務。但現在卻是先驗地確定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來領導，這個程序的顛倒反映了主體的轉換。同民主的主體壹樣，專政的主體也由人民轉換為共產黨。人民被民主，敵人被專政，主體都是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偷換成了共產黨作主的民主與專政。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議再三強調要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同人民民主專政的思維邏輯是完全壹致的。



（五）不近情理



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本來應該是平等的社會公民，要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群體，壹種叫人民，壹種叫敵人。“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對敵人則“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均毛澤東語）。那麽，由誰、按照什麽標準來劃分人民和敵人呢？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後來據此確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也是這兩條，所以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問題在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性定量的尺度，完全由掌握權力者權衡自己的利害所在而定，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在政治運動中，只要掌握實權，上至毛澤東、鄧小平，下到基層支部書記，都可以把自己不喜歡或有嫌隙的人劃成敵人，實行專政。為了坐實“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還要發動、強迫甚至威脅所有家庭成員、親戚朋友揭發批判。於是，會上的批評，會下的議論，平時的閑言碎語、玩笑牢騷，成文的日記書信、著作文章，都可以從中挖掘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這些違情悖理的揭發鬥爭，極大地破壞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親親友善、誠信謙和、明德知恥、實事求是、求仁仗義、嚴己厚人等等美德，導致親朋疏離、化友為敵，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倫澌滅、道德淪喪。反右、文革、8964，都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典型。毛澤東、鄧小平把人民民主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傷天害理，無情逆倫，給中華民族造成無窮的災難。



（六）有悖法治



人民民主專政同法治精神相違背是顯而易見的。列寧曾經明確無誤地指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毛澤東、鄧小平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專政的這個定義，他們厲行專政，從來沒有遵守過什麽法律。他們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有什麽法律依據嗎？沒有。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固不必多說，在他的獨裁統治下，幾百萬無辜公民被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類“分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社會底層和勞教場所備受淩辱，折磨至死。鄧小平調動軍隊，圍剿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更暴露出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猙獰殘暴真面目。



專政和法治的不同功能，充分表現出兩者的互不相容。專政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類，如何劃分，怎樣處置，全憑掌權者的是非好惡來確定。他們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視法律如兒戲，把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法治則以法律為依據，公民無罪有罪，罪大罪小，如何處罰，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容許任何個人恃權幹預。專政不需要法律，不可能實現法治；法治不允許專政，違法專政者還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兩者從各自的本質來說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同時實行。從兩者的關系來說，幾十年來的歷史，總的說來是專政壓倒法治的歷史，毛鄧之輩壹貫厲行專政，置法律於不顧；他們的倒行逆施，違憲違法，不受憲法和法律的任何限制；他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從來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和處罰。這個歷史教訓，應該很好總結。



但是，近幾年來，兩者卻出現了奇異而畸形的結合。專政以維穩的形式出現，把壹些發表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為維護自己或他人的權益而上訪示威的維權者，為受害者據法辯護的律師等各界人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秩序”、“聚眾尋釁滋事”等罪名，跟蹤監控，拘捕關押，甚至威脅逼供，判刑入獄。此類公民是改革、維權、啟蒙三大革命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過去作為“敵人”被“專政”，現在改為“依法”被“專政”。這個轉變令人匪夷所思，但謎題也不難破解。兩者本質上相互排斥的事物，能夠轉而協調壹致，只能是壹方屈從於另壹方，為另壹方服務。上述事實的奇異而畸形之處在於：形式上是專政向法治屈服，有關當局放棄專政，轉向法治，對前述公民依法處置；實際上卻是法治屈服於專政，為專政服務，以“法治”的形式，實現了“專政”的功能。這是壹個非常危險、非常有害的趨向，在大力提倡“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今天，千萬不要以“依憲”、“依法”之名，行“專政”之實啊！





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說明： 我為什麽要把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微博繼續寫下去呢？二十多年來，我通過反復思考而深深感到，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根本問題上，是非混淆，真偽顛倒，人們被偽裝先進而實際上違背歷史規律的謬論牽著鼻子，摸著石頭，跌跌撞撞地在布滿荊棘的歧路上蹣跚前進，卻自以為已經走上光明的坦途。說得明確壹些，是把封建專制主義奉為社會主義，盲目堅持而難以自拔。而要走出這條錯誤的路徑，首先需要把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理論問題搞清楚，理論上清楚了，才能解放思想，豁然開朗，走上符合於歷史規律的光明大道。



壹些微博將要關閉的信息傳來，盡管真偽莫辨，我卻寧可信其真，因而決心把關於意識形態的微博寫下去。因為我自從闖進微博這個園地，發現這是壹個更有利於宣傳我的觀點，並且能夠與他人交流思想的新天地，而且傳播及時，讀者眾多。以騰訊為例，晚上寫的微博，當晚至第二天，每條讀者少者幾千，多者幾萬。就以壹個多月前開始的關於意識形態的二十來條長微博來說，每條幾百上千字，讀者少則四五千，多者超過壹萬，加上幾十博友轉播，又可增加壹些讀者，比起發布博客和上網，讀者要多得多。微博壹旦封閉，這個大好的宣傳陣地就沒有了，我將會失去幾萬讀者。我是很在乎讀者多少的，更何況是這麽大量的讀者。當然，眾多的讀者不可能都接受我的觀點，但能讓這麽多的讀者知道我的觀點，引起他們自己的反思，我的期望就達到了。所以我力爭在微博被封之前（我在搜狐的微博已經被封近20天了），盡量多寫壹些。雖然這些問題在我過去寫的文章裏多曾論及，但讀者範圍不大，現在有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我的思想觀點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有可能很快就會失去，我當然不能放棄。



鬥爭的實質



現在許多談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的文章，都把著力點放在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把自己放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位置上。可是，我們極目四顧，哪裏有什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近現代的中國，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思想形態，是已經在社會上流布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意識，加上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由共產國際不斷灌輸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這些混雜的觀念形態，由於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而得以發揚光大，形成了現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新傳統。把這些中俄傳統混雜的皇權專制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來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豈不是太荒唐了！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落後腐朽的壹面，如追名逐利、唯利是圖，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由於貧富拉開距離和階級的分野而產生的金錢拜物教，加上權錢的相需為用而產生的權力崇拜，使錢和權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兩大標準，這就構成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落後腐朽的壹面，具體說來，就是權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當然是應該反對、應該批判的。



但是，目前官方輿論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主要是資產階級在反對中世紀的皇權神權和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鬥爭中產生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等具有人類社會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它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流傳於中國，啟動了近現代中國的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現在那些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大塊文章所批判的，正是這些在民主和專制的鬥爭中體現著民主進步的思想形態。而批判的武器，則是已成為專制統治遮羞布的四項基本原則及其派生形態。由此可見，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搬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反對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特征



意識形態問題，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問題，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政治觀等等，都是思維領域的問題。人類思維的資源無限廣泛，但接受程度卻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壹方面，古今中外，天上地下，都有可供人類思考認識的資源；另壹方面，任何個人的思維眼界都無法超脫所處環境和地位及歷史經歷的限制，難以準確無誤地積累起反映客觀世界的知識。因而，同樣的客觀世界，反映在人們的認識裏卻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形成許多不同的觀點。這就使人們的意識形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如何在豐富多樣的意識形態中探求符合於客觀世界的真理，這是壹個需要嚴肅對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意識形態的這種特征，要求以寬容的精神對待所有與自己的見解相同、相異或大同小異、大異小同的觀念形態，在研究、探尋、討論、爭辯的過程中切磋交流，相互補充，擇善而從。而不應該采取鬥爭的態度，更不應該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對待它。



其實，就階級鬥爭的原本涵義來說，指的只是為奪取統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馬克思把它系統化，賦予它更為廣泛的涵義，但也沒有把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納入階級鬥爭的範圍。列寧斯大林為了鞏固專制統治、排斥異己的需要，才把階級鬥爭擴大運用於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繼承了列寧斯大林的遺產，甚至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壹切問題都歸納為階級鬥爭。他在1957年的壹次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很尖銳。對階級形勢的判斷，成為他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階級鬥爭的理由。



歷史的回顧



即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概念可以成立，那它也是我國壹百多年來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在毛澤東當政的年代裏，中國社會確實可以說是充滿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發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五十年代初的批判《武訓傳》已開其端。接著而來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從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開始，以打擊甚至消滅異己的政治暴力告終。壹系列從意識形態到政治取向的階級鬥爭，破壞了隨著全國解放而建立起來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和廣大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劇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那些年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最大特點，是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處於統治地位，壓倒了壹切開放的進步的思維；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來說，是專制主義壓倒了民主主義。



文革過後，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和農民自發包產到戶，解放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他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人們擺脫個人崇拜和奴隸主義；大量西方理論著作的引進，使多年處於閉關鎖國環境下的公民得到啟蒙。在這些社會歷史條件的綜合作用下，社會意識形態活躍而豐富，雖然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堵塞了思想繼續解放的大道，但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反腐敗的民主主義思潮，依然不可遏止地洶湧澎湃。八十年代成為我國現當代史上相對自由民主的年代，不同意識形態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得到壹定程度的發展。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經過“清除精神汙染”、“反自由化”等博弈，互有勝負。但好景不長，1989年的民主運動遭到殘酷鎮壓，文革後培育成長的老中青民主力量，幾乎被壹網打盡。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重新占有支配性的霸主地位，以迄於今。



小結



歷史表明，所謂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處在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為了鞏固其專制統治而發動的鎮壓異己的借口，它反映了專制主義對民主主義的壓制與摧殘。進入新世紀後，盡管主流意識形態嚴密控制輿論，宣傳壹律，“五不搞”、“七不講”，但民間的非主流意識形態，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仍然在歷史潮流的催動下，違抗專制統治者的意願而沛然叢生，暗流洶湧。這才又壹次地出現“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之類的喧嚷。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歷史是無情的裁判者，用階級鬥爭的手段來處理本應從容探討的問題，未必能夠勝券在握。





關於公有制經濟的探討



自從中共十三大以來，每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是壹個偽命題。公有制是所有制的壹種具體形式，是壹個經濟學名詞，它表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然而，構成“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樣壹個概念，就成了意識形態問題了。它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壹個虛構的偽命題。

（壹）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論考察



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規定為社會主義的特征，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之後，斯大林進而說明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我國在經過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後，也照貓畫虎地把國有企業稱為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農村人民公社則是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容許民間發展個體經濟和工商企業，為了表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立場，所以在代表大會的決定上都突出地寫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從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無不如此。

把國有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或者說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理論上的壹大敗筆，壹大謬誤。

官方輿論都宣傳：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之壹，其實大謬不然。這個論斷同馬克思主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不錯，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由國家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歸社會所有之類的話，這同《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用暴力消滅私有制是壹致的。但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裏，卻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股份制等形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這就否定了他在二三十年前的采取暴力由國家沒收資本家企業的主張。至於社會所有，這是壹個比較含糊的概念，壹個企業、學校、社區、村莊、機關、團體等等，都可以被認為是壹個社會，由於這些社會的交叉存在，壹個公民可能同時是幾個社會的成員。所以，“社會所有”同“全民所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對於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社會生產方式的設想，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他是在分析私有制的兩種不同形態之後得出這個認識的。按照他的論述，私有制指的是生產資料和其他勞動條件屬於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包括兩種性質不同的形式：壹種是以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壹種是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黨宣言》曾談到，所謂“消滅私有制”是要消滅後壹種私有制，而不是前壹種私有制）。前者由於生產資料屬於自己所有，因而有條件發展本人的自由個性，但這種小生產的方式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和生產過程的分工協作，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後者則由於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必然排擠甚至吞並個人所有制的小生產。然而，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性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私有制必將為新的生產方式——公共的、集體的所有制所取代。這種新生產方式的理論形態，不是馬克思憑空想象的產物，而是他經過縝密的考察與研究，通過對私有制的揚棄而獲得的結論：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它具有兩種私有制的的優點，卻沒有兩種私有制的缺陷：個人所有制的優點，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並且得以自由發展個性；缺陷是小生產的規模和獨立的勞動形式，限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優點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分工協作，可以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缺點是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和勞動者處於對立地位。把這兩種私有制的優點集中起來，就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的個人所有制：生產資料是公共所有、集體所有，但每個勞動者都占有壹份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人人有產，實現無產者向有產者的轉變。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有權參與企業的管理、決策、監督和利潤分配，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同時也就有了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重新獲得個性自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資本主義私有制向新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是壹個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而且是和非經濟領域的進步密切地聯系在壹起的，如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自由化，社會的平等化、生態的合理化等等。我們現今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不具備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同它緊密聯系的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也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因素，把國有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無視社會主義本身的性質和特征，是十分荒謬的。



需要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名號是很不科學的，於光遠認為應該叫“社會所有制”，深圳萬豐村的潘強恩認為應該叫“共有制”。我認為這兩個名稱都比“公有制”好，更符合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和特征，不會像“公有制”這樣容易產生歧義。潘強恩在九十年代曾經組織專家撰寫專門論述共有制的文章，出版了八九種書，大力提倡。遺憾的是由於當政者和社會上的傳統觀念，都非常深厚而強烈，潘強恩的努力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這是很可惜的。



（二）作為過渡形式的股份制



從到目前為止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進程來考察，馬克思把股份制、股份公司看做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是符合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和發展前景的。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的必然產物。當社會生產的發展需要開辟壹些規模宏大的產業時，例如鐵路、航海輪船等，個人資本無法獨立進行，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馬克思的時代，股份公司的參與者主要還是壹些擁有相當財富的資本家，他們通過壹定的契約形式結合在壹起，這是股份制的最初形式。隨著生產的發展，壹方面，企業對資本的需求日益增長；另壹方面，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公民有可能把超過生活所需的余錢投入生產。於是，股份制就越出了資本家的範圍，出現了股票市場，這是進壹步走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再向前壹步，就是職工持股了。科技進步在有力地促進生產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和他們在生產過程的作用，這就使職工持股成為可能。這是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股份制發展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也是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第三個過渡點，第三種過渡形式。

股份制所導向的經濟發展前景，即社會主義的前景，都是國有經濟不具備的，最顯著的前景有二：壹是資本的社會化，從剝削工具轉化為生產動力；二是勞動者有產化，從無產者轉化為企業主人。這兩項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重要特征。



先說資本的社會化。資本從產生以來，就兼具兩種特性：剝削性和生產性。資本家通過資本剝削勞動者，同時又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股份制的發展，生動地反映出資本的質的變化，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形式的私人資本，再到間接的社會資本、直接的社會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剝削性逐漸消減，其生產性則逐漸加強，呈現出壹幅復雜而壯麗的圖景。1、股份制的第壹種形式，雖然股份公司是由資本家的私人資本集合而成的，但這些私人資本推動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集中，使資本的生產性得到進壹步的體現，而資本的剝削也由集中獨占轉變為分散，所以，盡管私人資本的本質沒有變化，卻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2、在股份制的第二種形式裏，股份的承擔者多數是普通市民，資本並非來源於剝削，這就使資本具有社會性，這類資本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真正的社會資本。在這種資本形式裏，資本扮演著推動生產的更為重要的角色，它的社會性消除了自身的剝削原罪，使剝削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合理收入。但由於股份持有者還不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生產是由來自企業之外的資本推動的，所以就資本性質來說，是間接的社會資本。3、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合而為壹，資本成為直接的社會資本。資本的剝削性已經完全消除了，單純作為勞動要素而存在於生產過程；資本和勞動力——勞動兩要素之間的矛盾也不再存在。資本的剝削、資本與勞動者的矛盾，都將成為歷史的陳跡，被記載於社會經濟發展史和經濟學說史。



再說勞動者有產化。股份制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另壹個社會主義因素，是勞動者向資本所有者轉化，無產者向有產者轉化。這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轉化，也是所有制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主要開始於股份制的第二階段。在第壹種股份制形式裏，資本所有者從壹個資本家到幾個資本家，企業所有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第二種股份制形式就不同了，資本所有者既有資本家，也有普通市民，資本家和普通市民共同占有股份公司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個發展，無論從企業所有制的內涵來說，還是從資本的性質來說，都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建立剩余價值理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它意味著對資本主義原有經濟體系的突破。但是，由於持股者不是本企業的勞動者，資本和勞動力的對立和矛盾依然存在。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則是進壹步的突破。在這種形式的股份制裏，員工持有本企業的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只有完成了這個突破和轉化過程的企業，才有資格被稱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企業。



（三）癡人說夢和啼笑皆非



通過股份制的發展與完善，實現資本性質和所有制性質的轉化，達到社會主義，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不但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社會以至意識形態等等各個領域的發展與進步。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哪壹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已經完成這個轉化過程，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也許需要壹兩百年時間才能完成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轉化。然而我們卻在不具備任何社會主義因素的情況下，把國有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且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不是有點癡人說夢的味道啊？



至於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的集體經濟，成為主體就更荒謬了。以土地制度來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使農民淪為農奴，實際上是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回歸，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七十年代末期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掙脫人民公社的枷鎖，當時能獲得當局承認，壹個主要理由就是土地還是集體所有的。經過五六年後，包產到戶對於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殆盡，應該及時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因為小農經濟最適合於我國農業發展水平，也最便於融入市場經濟。但當時朝野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壹點，仍然以土地的集體所有標榜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迄於今。這種土地制度把農民同土地所有權隔離開來，給基層的貪官汙吏提供“發財”的大好條件，卻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在土地政策上，現在費盡心思分別處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就是為了維護這個虛假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招牌。其實，在現階段，實現“耕者有其田”，把土地還給農民，是最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最有利於使小農經濟融入市場經濟的土地所有制。目前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壹個重要內容，是認為股份制、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恩格斯曾經指出：有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才有了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用暴力剝奪資本家的企業，以消滅私有制，是剩余價值理論產生以前的《共產黨宣言》時代的共產主義的壹個主要內容；那麽，通過股份制等過渡形式，實現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的和平轉變，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在揭開剩余價值的秘密之後，進而探尋剩余價值的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發現的。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許多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者，無視早期共產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個重大差別，仍然把暴力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列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卻看不到資本主義經濟在股份制出現後的變化，看不到股份制對於私有制經濟的導向意義，看不到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逐步轉化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也看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以致屈從權力和傳統，仍然把“以公有制為主體”當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更有壹些斯大林主義的盲從者，至今還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民有經濟是“復辟資本主義”，把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批為“私有化”。是非顛倒，壹至於此，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結論



這幾天在微博裏堆壘這麽多文字，意在說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謬誤：我國現階段遠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或共有制、社會所有制）的條件，只有經過股份制等過渡形式的長期實踐，才能逐步積累社會主義因素。目前這些被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包括壹些壟斷資源、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市場的大企業集團，許多已經蛻化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各級大小官僚私人財富的來源，我們的國民經濟還要以這些經濟成分為主體，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建立政治的、文化的上層建築，那我們的中華民族還有希望嗎？



認同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歐美左派主張的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是改變這種局面的良方。為了推進這個經濟領域的重大改革措施，需要其他領域的密切配合。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因為指導思想的失誤，不但沒有推動國有企業走上資本社會化和勞動者有產化的道路，相反地，卻成了培育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搖籃，成了為貪官汙吏擺設的盛宴。這個教訓應該記取。目前雷厲風行的反腐敗運動，為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但這還遠遠不夠。由於主流意識形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人們難以沖破傳統的思想壁壘。目前在推行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時，有些地區和部門或者猶豫觀望，或者匆促應付，反改革的權貴集團及其代言人也有了抗拒改革的大好借口。這就很難保證這項改革的順利進行，甚至有可能重蹈九十年代股份制改革的覆轍。為了促使改革健康發展，避免可能出現的弊病，應該在排除權貴集團的幹預阻礙的同時，使所有改革的參與者都能理解：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的意義，在於促進各類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轉化，使所有企業都能融入市場經濟，在市場的平等而自由的競爭中求得發展。即使是少數必須保持國家壟斷的企業，也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實現所有制的轉化，讓全體員工享有本企業的壹部分生產資料所有權，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主人。


中共建立的國有經濟雖然名義上是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但勞動者無權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監督和利潤的分配，全民就更不用說了。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國有經濟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完全是虛假不實之語。而且，由於它同政治權力密切結合，得以壟斷資源、壟斷生產、壟斷價格，淩駕於市場之上，幹擾、破壞市場經濟，成為比資本主義所有制更為落後的所有制形式。許多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蛻化成為官有制企業、權貴所有制企業。

中共政府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中共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屬於共產極權國家。

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

作者 陳禮銘 寫於 二零零二年

壹、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十六世紀初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壹書，經過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造成的艱難時世，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歐文等人的發展而成氣候，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市場。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壹般說來，各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如下主張：

1、工礦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壹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集體所有；

2、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賺取利潤；

3、企業乃至國家管理人員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

社會主義描繪了壹個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達那個無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或者在世界各國小範圍內作壹些定點實驗，或者通過競選參加議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但是，正如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在其網頁上所宣稱：“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存在過。它既未曾存在於過去的蘇聯，也不存在於今天的中國。”

法西斯主義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創始人是曾經擔任意大利首相的貝尼托．墨索裏尼。法西斯主義也有各種形態，其主要特征有以下這些：

1、鼓吹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追求目標；

2、崇尚暴力與戰爭，強調紀律與秩序，反對民主，反對議會，反對自由化；

3、認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須服從集體利益；

4、領袖意誌決定壹切，對任何反抗與不服從行為實行嚴厲鎮壓。

5、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反對自由經濟。

法西斯主義與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背道而馳，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為所有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所詬病與不齒。

表面看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然而，壹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是許多著名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曾經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

以墨索裏尼為例，他在童年時代就受到他信奉社會主義的鐵匠兼業余記者的父親熏陶。青年時代的墨索裏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對下層民眾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經為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小報撰稿。壹九壹二年，年僅二十九歲的墨索裏尼被聘為全意大利發行量最大的社會主義刊物《前進報》（Avanti）的主編。他為該刊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在極短時間內使其發行量又翻了壹番。

另壹公認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年輕時也相信社會主義。壹九壹九年，三十歲的他在慕尼黑參加的德國工人黨是壹個反資、反猶並以下層民眾特別是城市工人為主要訴求對象的社會主義黨派。似乎是因為該黨名稱中的社會主義味道還不夠濃厚，次年負責宣傳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為“納粹”。希特勒對大工業時代德國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壹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參與領導了壹場試圖推翻巴伐利亞地方政府的流產政變而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發表《我的奮鬥》壹書，其中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壹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壹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這段話實在像極了《資本論》的語言。

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的產生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於壹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為標誌。共產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來自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榨；人類通往幸福之路是以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以此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卻把後者貶為“反動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見《共產黨宣言》），並自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

表面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看作人類歷史發展唯壹的動力，並且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之壹；而共產主義者則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鼓吹的種族歧視及其對工人權利的忽視，並且標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戰士。

然而，壹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所有以“解放全人類”建立壹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己任的共產黨人，最後往往都變成了信奉專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那麽從列寧開始的壹代又壹代共產主義君主則無壹不是嗜血成性殺人無數的魔王。

壹九九七年，四位法國歷史學家根據對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新近解密的原共黨秘密文件研究的結果發表《共產主義黑皮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與鎮壓。根據書中資料，從壹九壹七年蘇聯十月革命到壹九九壹年蘇聯解體，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在世界範圍內奪走八千萬到壹億條人命，其中蘇聯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壹百萬，北韓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壹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壹百七十萬，阿富汗壹百五十萬。這場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殺人比賽使人類歷史上包括德國法西斯虐殺六百萬猶太平民在內的任何慘劇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內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權還在繼續這場屠殺。在中國大陸，那數千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誰犯了死罪？每年被公開處決的數千犯人中有多少是無辜的冤魂？在腐敗的吏治下死於自殺或者惡性事故的幾百萬生命又有哪壹條不值得珍惜？

面對那空前的慘劇，面對那累累的白骨，我們有責任思考為什麽這壹切會發生在被自稱為人間天堂的共產黨國家。

三、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註意到。寫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四位法國歷史學家就曾經將共產主義跟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對比，認為共產主義模式以階級劃分為基礎，而納粹模式以種族劃分為基礎；共產主義是階級極權主義，而納粹主義是種族極權主義；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壹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壹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壹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壹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復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壹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只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壹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復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復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壹月號《中國研究》雜誌發表的“從歷史事實反思馬克思的學說”壹文作者以猛總結道：“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列寧和希特勒宣揚的是同壹思想，都主張對社會實施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控制，都把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讓社會、人民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只不過列寧是階級優越論者，希特勒是種族優越論者），都認為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倆人都建立青年團體、培植告密者，都對媒體實行全面集中的檢查，都建立軍事化的先鋒黨，都把國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連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審來完善國家機器。可以說，希特勒是列寧最細心的學生。”

以上幾位作者都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共性作出了十分準確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們再對這壹問題作進壹步的分析，用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己的言行來揭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共同特點。

1、制造仇恨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壹個共同特點是割裂人類社會，並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挑撥離間，制造仇恨。

共產黨人跟法西斯分子壹樣，永遠需要制造壹個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是因為資產階級“奴役他人勞動”。

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壹面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壹面指出猶太人既是瘋狂剝削德國工人的資本家又是偽裝同情德國工人的共產黨，他們才是全體雅利安人的共同敵人。德國法西斯的敵人還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殘疾人、天主教徒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AB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壹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輪功、腐敗分子、民運分子、臺獨分子、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幹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且“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2、擡高自己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便是他們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撥離間制造仇恨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水攪渾以便從中漁利。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壹面把人群分為“我們”和“他們”，並且把“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歸罪於“他們”，壹面又恬不知恥地以“我們”的代表、導師和領袖自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接著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並且“共產黨壹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和對立，以便……”顯然，共產黨人不是凡人：他們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眾”的蕓蕓眾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誌。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為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仆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眾而不是服侍民眾。”他的“人民啟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壹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誌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壹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眾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顏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誌，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托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征求他們自以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只不過是為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為了長久霸占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壹種騙術。

3、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為“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壹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壹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壹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壹九壹七年的《國家與革命》壹書中指出：“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壹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壹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壹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復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為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壹起，炮制出壹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為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裏尼於壹九三二年為《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壹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征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采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為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裏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復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是多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壹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只是為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為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癥狀之壹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壹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壹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只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只能由壹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壹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壹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壹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裏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只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麽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只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壹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4、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裏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征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壹九三七年在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壹九壹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壹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壹個。”“必須在農民中抓壹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幹凈，就把他們槍斃掉！”

壹九壹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采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只有壹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只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麽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壹九壹八年九月壹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煉。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栗。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為了列寧和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為。

5、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裏尼說：“不憚自稱為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壹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麽自由可以保留、什麽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為建立壹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制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壹九三七年到壹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豢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癡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壹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AB團”，到抗戰期間在敵占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壹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壹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壹九五零年的壹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壹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余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壹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壹九五壹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壹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眾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為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壹批，關壹批，殺壹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6、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為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裏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征。”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占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為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並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占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壹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壹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豢養的紅色高棉在壹九七五年到壹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壹，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為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壹面對民主臺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蔑挑撥離間之能事；壹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壹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壹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7、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壹九二壹年，壹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壹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裏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壹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壹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壹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為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壹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為便於創建德意誌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誌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誌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誌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只能聽到壹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占世界人口三分之壹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制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鉆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鉆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壹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壹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壹直延伸到海外，對互聯網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偽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8、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壹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贊同的。

墨索裏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為‘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為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裏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壹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壹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的十條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聯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余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壹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茍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的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壹九三三年到壹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壹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壹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跡，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壹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制造仇恨、擡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壹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壹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壹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麽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壹個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際的夢幻，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由此而演繹出來的壹個雖然現實但是極其恐怖的夢魘。如果說天堂和地獄只有壹步之遙，那麽夢幻與夢魘應該也是近在咫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大亨們從憂國憂民的天使變成殺人無數的魔鬼這壹現象就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他們個人及其信奉的理論所蘊含的內在原因，也有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說，所有那些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獨裁者們都不是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也未必是生性惡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們在年輕時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對社會的不公充滿義憤，對他人的苦難滿懷同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社會的弊病以造福於他人。他們通過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而找到自認為正確的濟世良方。然後他們會毅然決然地、鍥而不舍地向別人宣傳他們的見解並鼓動別人追隨他們壹起投入他們發起的旨在推翻現有秩序改造人類社會的運動。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跡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壹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只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壹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寧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壹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壹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壹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壹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為壹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壹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為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為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麽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壹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眾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偽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眾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為個體的每壹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麽人們寧可選擇沈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為代價，那麽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沈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為得計的獰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紮的時候，壹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為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暴力消滅壹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壹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壹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壹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壹般地陷害忠良。為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壹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為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裏，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主子手裏，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壹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為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勛，可是他們無壹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壹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壹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壹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壹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為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余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壹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裏的政權，迫害著那裏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註，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壹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沈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壹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壹切形態的專制主義余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盡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裏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壹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只要共產黨壹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只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壹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爾巴喬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壹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只有當我們全體人民了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壹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誌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共產專制的基本形態

作者 中國網友

馬克思主義是反道德的

馬克思說：“共產主義者絕不宣揚道德！”

《共產黨宣言》第壹節寫道：
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無產階級）看來全都是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後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

《共產黨宣言》第二節寫道：
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著名的共產國際導師，馬克思的親密戰友 Bakunin 說過：
“在這革命中，我們必須喚醒人們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們最卑鄙的激情。我們的使命是摧毀，而不是教誨。毀滅的欲望就是創造性的欲望。”

列寧說：“我們必須使用所有詭計、陰謀、欺瞞、狡詐、非法手段、隱蔽手段，並掩蓋真相。”

恩格斯於1847年被選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員時，恩格斯自己說：“推薦壹個工人只是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薦他的人則投了票給我。”

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比較分析


凡俗之人，皆有三毒：貪、嗔、癡。資本主義占貪、癡二毒，馬克思主義則貪、嗔、癡三毒俱全，且程度更甚。

資本主義之貪：
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沒有制約的資本主義，可以把貪欲發展到殘忍和恐怖的地步。

資本主義之愚癡：
迷信金錢、奉行拜金主義、肯定自私自利、傾向世俗主義、壹生以賺錢為最高目標，實際是浪費和糟蹋了自己的人生。


馬克思主義之貪：
把全部社會財富、土地、資源等“收歸國有”，壟斷政治權力，剝奪全民的人權和自由，其貪之程度遠甚於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之嗔：
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幌子，泡制“剩余價值”等謬論，煽動仇恨、鼓吹血腥暴力、階級專政，造成席卷全球的共產浩劫，導致過億民眾死亡。

馬克思主義之愚癡：
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反秩序、反對壹切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結果只能瓦解壹切、趨向毀滅。


究竟而言，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皆形而下、末流外道之學，正如柏拉圖《理想國》之“洞喻”所言，那些研究社會科學，只見世俗而不見神聖的學者們，猶如洞穴中研究影子的囚徒：囚徒們不能轉身也不能移動，洞外的火光映射到洞內形成的影子，成為他們研究的目標。那些影子是被舉著走過火光前面的矮墻上的壹些玩偶映射出來的，即便影子的原型也不是真實的東西，但洞穴中的囚徒卻指幻為真，他們之中最有學問的人，也不過是對這些墻上的影子出現的規律和次序有更多辨別力和記憶的人（《理想國》516D）。這些人會由於自己的關於影子的“知識”而得到人們的尊敬和獎賞。

由於同屬外道，及同樣建基於貪欲、愚癡，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壹些思維模式和邏輯是相同的，故難免導致相同或類似的惡果：


壹、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都只重經濟和社會發展，而忽視環境和資源的承受能力。

當今世界通行的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拼命強調經濟增長、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甚至為了刺激消費和保住價格，不惜浪費巨量物資。但是，生產擴大了，消費和就業增加了，自然資源的消耗也隨之大增。刺激經濟，實質上就是刺激人們更瘋狂地去消耗、浪費自然資源。近現代以來，人類對地球自然資源的消耗速度，是古代的百倍千倍，而且還在不斷加速，試問，地球能無限承受下去嗎？

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的實踐，同樣無視自然的承受能力，大搞強制集體勞動、“戰天鬥地”、“大躍進”、“大煉鋼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但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人各取所需” 的共產主義社會，地球資源能承受嗎？如果每個人都想要十座摩天大樓、壹百個莊園、壹千畝地、壹萬個人造衛星，那怎麽辦？能“各取所需”嗎？

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加速自然資源消耗的貪得無厭的擴張式思維，都試圖無限滿足人們的貪欲，甚至故意刺激人們的貪欲，使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兩者都會導致自然資源耗竭、大規模汙染、資源競爭、殖民擴張、戰爭等。而造成這些災禍的根本原因，正是人們的貪、嗔、癡。

當今世界，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在對自然資源進行瘋狂索取、汙染、浪費、破壞，不同的只是，發展中國家是對自己的生存環境進行瘋狂消耗、汙染、破壞；而發達國家則是通過資本操控、經濟殖民，對別國的資源進行掠奪、消耗、汙染、破壞。但是，就地球整體而言，資源的消耗並不會因為“挪了個地方”而有所減少，如果地球大部分地方的自然生態都嚴重惡化，少數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二、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只重物質、忽視或無視心靈需求。

很多富豪、明星，雖身家億萬，卻精神空虛，或患有抑郁癥，要靠各種荒唐遊戲、獵奇、吸毒等來刺激自己，以獲取短暫的快感，其中不乏家財數億，卻因抑郁癥而自殺者。這些充分證明，人，不是只有物質需求。實際上，心靈的滿足和快樂，與外在的錢財完全無關，但大多數人卻認為錢財與幸福正相關。

資本主義社會，用資本來創造和引領需求，刺激人們的物欲，扭曲人們的心靈需求，使人們為錢財而終生奔忙，忘記了什麽才是真正的幸福快樂和心滿意足；

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則用教育和宣傳全面洗腦，用強制力量奴役全民，人們的心靈被黨宣傳的精神垃圾填滿，人們的物質需求被政權強制力量壓抑至最低，民眾如工蟻、機器壹般集體勞動，被當權者任意欺淩、侵奪、殺戮，毫無人權可言。

兩相比較，資本主義社會尚有宗教信仰、道德、法律等作平衡器，而共產黨卻是明確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的，所以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之惡，會像脫韁野馬般失控狂奔，又如洶湧潮水般泛濫蔓延。


三、資本主義鼓勵貪、癡；馬克思主義鼓勵貪、嗔、癡。

資本主義鼓勵自私、逐利、拜金主義、世俗主義、享樂主義，導致社會紙醉金迷、放蕩、縱欲、墮落。

共產黨施行公有化、反對私有化、“狠鬥私字壹閃念”，似乎反對自私和貪欲，但事實上“掠奪別人的私有財產”的想法就是大貪，強搶別人財產和土地更是犯罪；共產黨頭子們壟斷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是極大的自私和貪婪，再加上血腥暴力階級專政、反宗教反道德等，即是貪、嗔、癡三毒俱全，且程度更甚、為害更烈。

要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就很難避開與它們同時代興起的另壹個深刻影響世界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

人類比禽獸優勝之處，在於人有更多的戒、定、慧，即人有更多的自制力，能更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沖動；有更多的同情心，更願意扶助他人；有更高的智慧、向往神聖。

但達爾文的進化論主導世界之後，人們紛紛向禽獸看齊，視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為真理，導致“人面獸心”者大行其道，更進而發展出社會達爾文主義。

資本主義的自私和貪婪，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其侵略和殖民擴張提供了理論支持。馬克思也同樣支持進化論和“先進征服落後”，所以馬克思支持英國的鴉片戰爭和殖民侵略。


四、資本主義的各種金融把戲可以說是巧妙的欺騙；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卻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殺人和詐騙。

資本主義的各種金融把戲，鼓勵投機和賭博、懲罰老實賺錢存錢的本份人，對這壹點進行批判的專著和論文已經很多，在此不再贅述。

導致香港和英國產業空心化，並且至今仍令不少人引以為豪的各種“空手套白狼”金融把戲、各種“高超”投機技巧，以及通過貨幣和貸款政策讓老實存錢的本份人為不負責任的政商“精英”買單等等，的確可以看作是某種巧妙的騙術。不過，至少資本市場的參與各方都是自願的，沒人拿槍指著妳去存錢或炒股。

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就不同了，是必須用血腥暴力強行搶奪全社會財富並壟斷政治權力、用血腥暴力實施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的，說白了就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殺人、詐騙。


五、沒有制約的資本，和沒有制約的權力，都會造成災難。

有著貪、嗔、癡三毒的凡人，掌握著資本或權力，若沒有制約，便很容易肆意妄為、無法無天。

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種種醜惡現象，正是在資本缺乏制約的情況下出現的，但馬克思沒有開出正確的藥方：給資本施加制約，而是開出了見血封喉的毒藥：血腥暴力搶奪全社會財富、摧毀社會體系及文化、實行階級專政等等， 結果造就了壟斷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共產黨特權統治階層，其肆意妄為、無法無天的程度，遠超資本家。（詳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所著《新階級》）

其實，資本主義的基本形態，是比較自然、符合人類社會的。商品生產、交換、雇工等，自古早已有之，只不過近代工業革命後，人性的貪婪憑借工業技術的大發展而瘋狂膨脹，使人們不得不對資本主義的醜惡加以嚴肅註視，並對其實施制約。

壹般而言，資本主義是只要妳的錢、不要妳的命；馬克思主義則是既要妳的錢、又要妳的命，所以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災難，遠比資本主義深重。


六、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馬克思宣揚仇恨與暴力的理論，都會導致戰爭災禍

潮汐有漲退，股市有起落，資本主義的經濟景況也會如波浪般起落，會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各種經濟學理論對經濟危機的追責，或歸咎於資本主義系統本身，或歸咎於偶然決策等，莫衷壹是。

但是，正如自然潮汐是由月球牽引而起，股票漲落往往是由幕後莊家操縱，國家社會級別上的經濟漲落，也不僅僅是群眾集體無意識所造成，而往往是有國際級別的大莊家在操縱，通過刻意制造經濟波動，不斷高拋低吸，從而滾動積累財富。

事實上我們也經常看到，某些國際性大銀行的動作，對世界各國經濟的漲落，起著決定性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經濟危機對於幕後主導力量的好處之壹是可以趁低吸納。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富豪，都是在經濟大蕭條時趁低吸納而發家的。趁經濟低谷時大量吸納社會財富，本質上就是對社會大眾的壹種掠奪。

經濟危機也可能成為發動戰爭的契機，某些國家可能主動或被迫以戰爭的方式來刺激經濟、消化失業人口、輸出貧窮，同時讓軍火商大賺特賺。

由經濟危機而造成社會大眾的財富被大規模掠奪甚至戰爭災禍，這才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罪惡。與此相比，工廠對工人的所謂剩余價值的剝削，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作了壹大通分析和批判，卻沒有指出壹個幕後主導力量存在的可能性，這是馬克思的洞察力不夠，還是明知而不說，故意誤導大眾？

其實，無論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系統設計所引起，還是純粹由群眾集體無意識所造成，抑或有幕後黑手在故意操縱，這壹切災禍的罪魁禍首，正是人的自私和貪婪。

資本主義由自私與貪婪引致大掠奪和戰爭，馬克思主義則以仇恨和暴力搶劫殺人並與資本主義爆發戰爭，其實它們是一丘之貉，兩個都不是好東西。 世界民眾在這兩個東西裹挾下互相戰爭殺戮，豈非愚昧之至、悲哀之極？


七、對貪、嗔、癡三毒的制約：戒、定、慧。

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罪惡，究其根本，皆源於貪、嗔、癡三毒，故須以戒、定、慧制之，即以宗教信仰、道德、法律、倫理、社會規範等來制約，使三毒不能無限膨脹。

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反對這些制約方法，所以除了宗教信仰、法律、倫理之外，又設計了政治上的三權分立、經濟上的反壟斷法等。

而共產黨統治階層則反對壹切制約，想要永遠把持全部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所以共產黨治下的國家，成了紅色權貴的人間天堂、普通民眾的人間地獄。


八、幸福之國的現實例子

小國寡民的不丹（Bhutan），其國民幸福指數在全球數壹數二。不丹全民虔誠信仰佛教，民風純樸，民眾錢財觀念淡薄，生活節奏較慢、怡然自樂、幸福滿足。不丹的民主制度，是根本沒有經過革命，由國王自願還政於民而建立的。

這就是重視心靈而不重物質、信仰虔誠的幸福之國的現實例子。

不信仰宗教的人也許會認為，虔誠信仰宗教者所感受到的心滿意足和幸福快樂，是壹種催眠或精神麻醉，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宗教信仰能給予人精神食糧，能給人的心靈註入能量，使人心靈開放、發出光芒、充滿幸福快樂。精神能量、心靈能量、生命能量，才是真實、本質的存在，而物質才是虛幻不實的東西。

正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離職演講中所說：

“所有導致政治興盛的性質和習慣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圖推翻這些，而認為人類仍能獲得偉大和快樂的支柱，那麽這人自稱愛國是徒然的......。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耽迷於某種以為離了宗教，道德還能維持的假設裏面。”

人類應當回歸神聖的信仰、友愛互助、克制自私與貪婪，才能走向光明的未來。

再論馬克思主義治國，為何會治成人間地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於仇恨與欺騙的血腥革命理論，批判的文章和專著已經很多，這裏不再重復。本文重點探討的是，暴力奪權成功之後，用馬克思主義治國，為何不能實現其“美好的”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承諾，反而會建成人間地獄，其中原因，可分列闡述如下：


1. 唯物論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法滿足人們心靈的需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物質極大豐富，可以按需分配，人人都獲得滿足，於是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就建成了。但問題在於，這種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基於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其中的最大錯謬，是只重物質而無視心靈，以為只要滿足了物質需求，人們的心靈也能獲得滿足。如果事實真是這樣，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麽多億萬富豪患抑郁癥，要通過吸毒、玩各種荒唐刺激遊戲等方式，來暫時填補自己空虛的心靈了。


2. 物質如何豐富，都填不滿自私和貪欲的深淵

建成人間天堂的最大障礙，是人們的自私和貪欲；等級與特權制度，是此二者的催化劑，為它們推波助瀾。

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極大地低估，或者說無視了人們的自私、貪欲的作用。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就可以令人人都滿足嗎？事實是，富可敵國的大貪官，仍會繼續海吃鯨吞國庫民財；領土遼闊的大國帝皇，仍會繼續四處征伐擴大疆土；自助餐裏，如果沒有不準外帶的規定，壹個顧客就可以把整個餐廳的食物都帶回自家去。這些事例都證明，欲壑難填，人的自私和貪欲是可以無限膨脹的，以為只要物質極大豐富，就可以滿足所有人？那如果有壹個人，要獨占全部社會財富，全占了還覺得不夠，怎麽辦？


3. 取消貨幣，就能建成理想社會？

據說錢是萬惡之源，那我們不妨設想壹種社會，取消了貨幣、按需分配，那人們是否就會失去無限賺錢的動力？

答案是，沒有了貨幣，人們會去收集、儲藏越來越多的物資，以物易物，然後某些東西會成為流通貨幣。


4. 用強權統管壹切，結果造成全面奴役

對以上問題，共產黨的解決方案是，把壹切社會財富和資源都集中由政權掌握，把人民的衣食住行以至思想等壹切都管起來，“狠鬥私字壹閃念”，甚至用強權禁止交易、禁止私人儲藏物資，例如毛澤東時代，嚴打“投機倒把”、禁止農民私自儲糧，要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分配。

結果，人民被剝奪了壹切，徹底成了奴隸，普通平民確實不能貪得無厭了，甚至連日常衣食都短缺，以致大饑荒餓死人了，但高官權貴們呢？他們把“公有”、“國有”、“集體所有”的物資財富，全部當成自己所有，任意支配和揮霍，甚至在大饑荒之時，仍然堅決不開倉放糧，仍然要用糧食來釀酒，仍然要加大糧食出口！

這裏共產黨又呈現出其自相矛盾之處：壹方面用政治強權壓抑了民眾的自私和貪欲，另壹方面卻讓高官權貴們的自私和貪欲極度擴張、肆無忌憚，甚至發展到極其殘忍的地步。

全民受奴役的社會，自私和貪欲並沒有消除；等級與特權制度，又使高官權貴的自私和貪欲極度膨脹擴張，於是，共產黨高官們所享受的人間天堂，對於被剝奪壹切、被徹底奴役的民眾而言，卻是實實在在的人間地獄。

也正因如此，共產黨權貴對權柄的癡迷、死硬、頑固，達到了匪夷所思、不顧壹切的地步，因為正是專制極權，使他們能享受“共產主義人間天堂”，能隨心所欲、無所顧忌地奴役、驅使、侵害民眾；壹旦失去極權，不再能任意奴役大批民眾，縱使仍享有優厚的待遇，他們也會感到極大的落差，所以他們要拼命反對“自由化”、反對民主和普世價值，要堅持永遠奴役人民。


5. 對人的自私和貪欲的兩種約束

從上述事例可見，無論平民抑或官員，其自私和貪欲都可以無限膨脹，不管物質怎麽豐富，都滿足不了無限膨脹的胃口。

在民主法治社會，對人的自私和貪欲有兩種約束：硬約束和軟約束。

硬約束，就是制度約束，即三權分立、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法治社會；

軟約束，就是宗教信仰、道德感化。

軟硬兩種約束互為補充：軟約束使人們自制、知足、謙讓，使社會有溫情，不是冷冰冰的只有嚴刑峻法；硬約束令不信宗教、沒有道德的人也要受到制約，不能無法無天。

兩者之中，軟約束，即宗教信仰和道德，才是真正的根本，因為再好的制度也要人來執行，如果執行制度的人普遍腐敗、互相串通包庇，他們就可以讓制度形同虛設，甚至顛覆制度。

另壹方面，也不能忽視制度建設。要保證分權的各方互相制衡，而不是相互串通，就要使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出發點。

例如官與民，就是存在利益沖突的壹對，通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民主監督等，讓民對官進行監督，民不會傾向於包庇官，因為包庇官就會損害民眾自己的利益。


6. 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

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就是宗教裏的天堂、凈土，由於裏面所有成員的道德水準都極高，所以不需要外加強制力的硬約束。

在人世間，這種社會，理論上也有實現的可能，方法是選拔壹群真正道德高尚、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損人利己的人，組成壹個無政府社區。真正道德高尚，以及無政府、無等級、無特權，使他們不會爭權奪利、搞陰謀詭計，從而使強制力的硬約束不再需要。

註意，這種理想社會形成的前提條件，並不是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而是社會全員道德水準極高。 如果全員道德水準極高，哪怕物質財富貧乏，也不會出現爭權奪利；反之，即使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只要人們有自私和貪欲，天堂就不可能在人間實現。

所以，在人世間，這種只有軟約束的理想社會，只能通過壹群道德極高尚的人組成社區來實現，而對於壹個國家，由於裏面各種人都有，情況復雜，若沒有法律等強制力的硬約束，就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惡人橫行、天下大亂。


7. 共產黨對兩種約束都反對

不幸的是，共產黨對上述軟硬兩種約束都反對。

馬克思主義是明確反宗教、反道德、反法律、反倫理的，馬克思本人的言論，及《共產黨宣言》裏的文句、對公妻制的提倡等，都是確鑿證據。所以共產黨殘酷打壓宗教信仰、迫害宗教信眾、破壞人文道德、鼓勵人們父子互鬥、骨肉相殘等。而且，共產黨刻意建立逆淘汰的選拔機制，用以選拔出最大的惡棍：誰最能媚上、告密、鬥人、陷害人，誰就最受賞識、升官最快。

至於分權制衡、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新聞自由等，共產黨更是竭力反對、嚴防死守，絕不允許出現壹絲縫隙。

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原教旨有壹點不同，他們不敢公然提倡公妻制，他們樹立了“雷鋒”這壹“助人為樂”的偶像，還壹再宣稱“為人民服務”、“黨員幹部要加強道德修養”等等。

但是，“雷鋒”這壹偶像是為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服務的，當某人被黨定性為“階級敵人”時，雷鋒對他就不再“助人為樂”了，而是會“像秋風掃落葉壹樣無情”。

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本身反宗教、反道德、反倫理，共產黨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堅決反對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新聞自由，所以“黨員幹部要加強道德品質修養”必然成為空話，共產黨被評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更被認為是在蓄意欺騙人民群眾。

對於法律，《共產黨宣言》是明確反對的，毛澤東本人也公開宣稱要“無法無天”，但到後期，共產黨自己也宣傳要“依法治國”了。

然而，共產黨本身的專制極權理念、階級專政理論、“無法無天”理念等，是與依法治國完全沖突的，所以“依法治國”也成了空話和謊言。


8. 人間樂土的要件 --- 自由

籠中的鳥兒，飲食再充足，也不如自由翺翔天空的鳥兒快樂；專制社會中，平民縱能衣食無憂，也只是巨型監獄裏的囚徒而已。

人間樂土，自然要人人快樂；若人們沒有自由，又怎能有真正的快樂？

宗教信仰和道德感化，讓人們知足、知止、自制、為他人著想，這些都是基於自願、自覺，而不是強制的。如果是被強權統管壹切，而不得不表現出“有道德”，便不是真正的有道德。法律、軍警等強制力量，應該只針對作為社會少數的違法犯罪者，而不是用來統管壹切、窒息壹切。

所以，人權和自由，是人間樂土，或曰理想社會，的關鍵要件。

很不幸的是，共產黨也反對人權和自由，還將人權和自由蔑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又叫囂“沒有絕對的自由”雲雲，似乎只要沒有絕對的自由，共產黨對人民的專制和奴役就變成合理了。


9. 馬克思主義乃外道、魔道 --- 錯誤的建構、錯誤的樹敵、錯誤的手法，導致災難的後果

綜上所述，構成人間樂土的關鍵要件，共產黨全部反對，全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們不能建成人間天堂，只能建成人間地獄。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理論，始於錯誤的建構，樹立了錯誤的敵人，主張了錯誤的實施方法，因而必然造成災難的後果。

以佛法觀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實乃外道邪見。何謂外道？心外求法即為外道。真正的天堂凈土，需要心靈的徹底純凈，才能達到；而馬克思的理論，從目標、方法，到結果，都是舍本逐末、向外馳求，與真理完全背道而馳，故為外道。

再者，壹般謂修行能升天的，才稱為外道；若不能升天，反墮入地獄的，則不僅是外道，更是魔道了。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各個方面，都與真理完全違背、完全顛倒的，所以其不僅是外道，更是魔道。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結果，絕不會是人間天堂，只能是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體制是僭主政體

共產黨的體制，有許多詭異離奇之處，例如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政治局，在憲法中竟無壹字提及，憲法裏說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大。

如果真的依法治國，中央政治局、中宣部這些機構都是非法的，都應該被取締。

這也是共產黨治下無法治的原因之壹。它的制度設計、權力運作等很多東西，都是於法無據、名不正言不順的。

所以不能把共產黨專制等同於皇權或君主政治。共產黨專制是壹種僭主政體，而且是現代極權專制，對社會民眾的控制更深更廣，遠超古代的皇權或君主專制。

希臘的僭主都不稱王。他們是事實上的專制獨裁者，但他們都用壹些謙遜的稱號，如‘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 然而，僭主雖然是事實上的最高權力者，卻始終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

古代君王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於君權神授。

現代民主政體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選票。

美國有壹種政治理念認為，上帝通過民眾投票選舉來決定國家治理者，這就是君權神授。所以民主政治與君權神授並無矛盾。

無獨有偶，中國的《尚書》裏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中含意是，民眾的選擇，尤其是民眾的集體潛意識，其中往往含有天意。

綜上所述，無論用哪壹種解釋，共產黨的統治都是非法的、名不正言不順的。

共產黨的統治是僭主政治。共產黨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其權力不是來自君權神授，也不是來自民眾選舉，因此民眾對共產黨政權沒有效忠的義務，民眾推翻共產黨統治是自然的、合理的、正當的。

中共建立的特權制度


作者 季鵬

壹、馬克思主義的壹個二律悖反

    馬克思當年設想，他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把它變成公有制，就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了“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天國；當然，他也想到了被剝奪了的資產階級、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人員會起來反抗，於是想到要有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待到資產階級的反抗徹底平息了，新政權鞏固了，這個過渡就可以結束，然後進入真正的沒有國家、沒有暴力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應該是怎樣壹種狀況，如何避免執行這種“專政”的機構變成新的專橫的統治者？馬克思也想到了，而且他自以為找到了解決的方法。那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和精粹就在“巴黎公社原則”之中。主要是：公社的領導人、公社社員代表、以及法官等由公社社員普選產生，人民有監督權和“毫無例外地撤換”他們的權力，從而防止新政權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廢除國家官吏的高薪和壹切特權，從公社委員起，壹切公職人員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公職人員依職務的不同薪金保持適當的差距，但嚴格控制這種差距，等等。馬克思熱情地贊頌：“公社原則是永存的”！

   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完蛋了，它的上述設想還沒有得到執行，更沒有經受時間的考驗。馬克思對它的贊頌也許過早了，太樂觀了。因為任何革命者、暴動者在尚未奪得政權的時候，總是宣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甚至權力草創時期，其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是很正常的，所以公社制定這些原則並不值得歡呼雀躍。問題的關鍵是在他們奪得政權、成了統治者之後的表現。不幸的是，後來按照馬克思的設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國家，沒有壹個經受住這種考驗，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中國、朝鮮、古巴......等等，沒有壹個繼承“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實行真正的民眾普選，也沒有壹個最高領導拿普通工人的工資。......反之，卻變成了等級森嚴、特權橫行、民不聊生，統治者階層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特權生活的新式“帝國”，“王國”。前蘇聯的埋葬者、俄羅斯第壹任民選總統葉利欽在其《自傳》中很坦率地描述他曾供職的蘇聯：“如果妳爬上權利金字塔的頂峰，則可以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專門為妳服務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各種特制的佳肴，不花錢源源不斷的奢飾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時妳就會覺得什麽世界革命、什麽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所謂世界大同啦等等，都不需要了。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壹億人只能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

    為什麽現實會變得跟馬克思的預計完全相反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壹黨專制或領袖獨裁的政治體制與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概念是互為水火、不能兼容的，沒有壹個獲得無限權力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願意過被他們統治的子民那樣貧困的生活。而壹個人壹旦獲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就受另壹條規律所支配，那就是英國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馬克思的失誤在於，壹方面，他要求他的信徒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另方面，他又要求他們過清教徒式的生活。這是壹個二律悖反的命題，古往今來追求統治人民的權力的個人和集團，莫不為了“占有天下”，享受榮華富貴、封妻蔭子、驕奢淫逸。要限制、取締這種邪惡的欲望，只能靠民主、靠民眾的權力超越統治者權力的監督，約束。而馬克思提出的“專政”，實際上與“民主”是“天敵”，是不能共存的。列寧在奪取俄國政權後很快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靠暴力奪來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又發現：所謂階級專政實際上只能是少數人的專政，最終要表現為領袖的個人獨裁。列寧對馬克思“專政”學說的這壹“發展”，其實是勢所必然，他不這樣做，共產黨的政權就會被推翻，或者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化，變成“修正主義”了。列寧是實幹家，他不能如馬克思坐在書齋裏要求“魚（專政）與熊掌（民主）兼得”。列寧之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共產黨人無壹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所以後來在馬克思的“信徒們”掌權的國家無壹個能夠繼承“巴黎公社原則”，都成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實行壹黨專政乃至領袖獨裁的大大小小的專制的皇帝和國王了。

     另壹個規律是，當某個政黨或集團取得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之後，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奪取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所有它想奪取的社會資源。沒有壹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搞革命是為了“當馬車夫”。列寧在他還沒來得及作物質上的享受就去世了。斯大林壹上臺，就用他的權力以物質上的好處（在召開黨的“十二大”上作出了壹個“改善黨員領導幹部物質待遇的決議”），拉攏他的部下，到後來他廢除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資制，讓他們“各取所需”，任意攫取、揮霍國家資財和人們血汗，這就是前面我們引用葉利欽所說的那些情況......在這壹點上，各國共產黨人學習蘇聯毫不遜色。於是各個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執行著壹種被稱為“官本位”的“按權分配”制度，為了避免混亂無序，只好以官階衡量壹切，鼓勵人們向上爬，讓政治權力、政治地位成為壹切的主宰.....。事實證明，共產黨人並不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種“特殊”大概只是表現在對敵人的殘忍和對黨的“忠誠”上），他們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為有權，這些欲望比壹般人更強烈更膽大妄為。在別的國家，人們要靠積累財富才能問鼎政治，而積累財富要靠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奮鬥；在共產黨國家，事情反轉過來，只要有了政治權力，有了“官位”，財源就會滾滾而來。所以，簡言之，在實行“專政”的國家，強權、腐敗、暗無天日等等不知要比別的地方，比民主國家要壞多少倍！這樣就註定了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巴黎公社原則” 永遠是癡人說夢。

    壹句話，既要堅持極權的“專政”，又想制造出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的清廉政治，只能是緣木求魚罷了。

二、與平等、公正、正義絕緣：毛統治時期等級特權制度的基本特點

   二十壹世紀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認定當下中國貪腐橫行、官商勾結，沒有公平、平等和正義，是由於搞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造成的。壹些別有用心的毛主義余黨趁機蠱惑，大造今不如昔的輿論，說什麽在毛時代，政治清明，沒有腐敗，人人平等，個個有工做，雖然生活苦點，但大家壹樣，那才叫做真正的“社會主義”雲雲。

    這種叫囂本來不值得壹駁，但由於當局要替毛掩飾，不能讓人們知道毛時代的真相。所以並未受到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時代官員的貪腐比之今天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它表現為合法的形式，此即長期存在於共產黨內的等級特權制度，即官員壹切待遇、享受以政治權力、級別劃線，它是合法的，制度規定的，不觸犯任何法律紀律，我們可稱之為“合法的腐敗”。即使有人違反這種制度規定，胡作非為，也僅僅被指為“搞特殊化”，最多受點黨紀、政紀處分而已。對老百姓而言，他們打出的是“公有制”的招牌，以掩蓋其“官有制”之實，即壹切以“公有”“囯家”之名，而由官員們按政治等級分配、享受。而這對於老百姓也有相當的迷惑力，當時多數人以為這是官員——幹部們應有的“待遇”，而且官員們享有的壹切仍然是“公家”的，沒有想到它實際上是壹種集體強占，集體腐敗行為。到了今天，由於提倡搞“市場經濟”，不能公開搞“按權分配”了，但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未變，於是握有大小權力的官員們只好采取變通、隠蔽的方式，大搞權錢交易。所以，毛時代的等級特權制度實為今日的貪腐之風的根源。

   在那個“按權分配”的時代，貪腐最大的當然也就是權力最大的“偉大領袖”了，關於這點，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篇裏壹壹揭露、展顯。在本章，則主要揭示毛共壹般的、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等級特權現象。從而截穿毛時代所謂公平、平等、亷潔的真相。

    為了尋根溯源，我們不妨從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前的情況說起。

    中共接過歷代農民造反者的“均貧富、等貴賤”、“平分土地”等口號，以反對剝削壓迫、社會不公、不平等為號召，煽動窮人，首先是農民起來“革命”、造反，這在中國這種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裏是很有市場的，所以它最終成功了。於是有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共產黨在它“革命”的過程中，真的與貧苦農民打成壹片，起碼在它取得政權以前，真正實行人人平等、官兵壹致、上下壹色的政策，因而被稱之為“窮人的大救星”雲雲。

真實的情況與這些相差十萬八千裏。共產黨號召“窮人翻身鬧革命”是實，但那只是它搜羅炮灰的手段，主要是以消滅部分相對富有壹點的人群即所謂地主、富農，“土豪劣紳”為誘餌，讓窮人瓜分他們的財產、淩辱、殺戮他們及其親屬，以盡情發洩窮哥們的貪占之欲,獸性之快，然後義無反顧投身於共產黨的“革命”。

但是，與太平天國壹樣，壹旦入了毛共的軍營，就只能成為任其宰割的羔羊了。還是看壹看亊實吧，三十年代初毛澤東為了打擊黨內政敵，壹統江西蘇區之權力，不惜制造冤殺數萬人的“打AB團”驚天假案，那麽多忠心耿耿，為共產黨出生入死的工農子弟就這樣被殘害了。在整個蘇區，光那次“肅反”就殺害“自已人” 十萬之眾，而當時紅軍總共才三十萬人。難道這些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同誌”嗎？

紅軍長征，十萬人從江西出發，到達陜北時不足4千人，95%以上的人為保衛這不足5%的人“犧牲”了。這95%的是什麽人呢？就是被“土地革命”席卷進毛共隊伍的戰士和中下級軍官，即“參加革命”的工農子弟；那5%的又是什麽人呢？是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及他們的夫人、親信、隨從，其中有的是年老體弱者，他們卻能安然無恙地抵達目的地，因為有數以萬計年輕戰士為保衛、護送他們獻出了生命。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走”完這二萬五千裏艱苦行程的呢？很多時候，他躺在壹種類似轎子的“滑竿”上，由政治保衛局選派的戰士輪流擡著行軍（出發前紅壹軍的政治保衛局長羅瑞卿挑選了10名身強力壯的戰士作為毛的“轎夫”）。毛躺在上面可以觀風景，看書（直到過草地之前毛都帶著沈甸甸的線裝本《二十四史》）作詩，還策劃了壹場遵義政變，奪得了中共領導權，愜意極了。

  擡著大官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們趕路的挑夫有多辛苦呢？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采訪的幸存者回憶說：平地走也就罷了，最慘的是上山下山。為了使在滑竿上的“首長們”舒服、保持身體平衡，在前面的轎夫們上山時要跪著走；到了下山時便反轉過來，在後面擡的轎夫要跪著走。翻過壹座山，挑夫們無例外都是雙膝血肉模糊，又缺醫少藥，第二天還得繼續翻山越嶺，名副其實留下壹路血和淚。不幹行嗎？保衛幹部的槍口在對著妳！

    中共建國後為了教育下壹代，大肆宣揚長征中艱苦卓絕的事跡。饑餓、寒冷，啃草根、吃皮帶，很多人凍死餓死，這當然也是真的。可這主要是戰士和中下級幹部，“首長們”例外。比如毛澤東，在整整壹年的“長征”中，他精神飽滿，還性欲旺盛，這壹年當中他使妻子賀子珍多次懷孕、生產。害得賀子珍苦不堪言。

    這就是中共隊伍內部“平等” “官兵壹致”的真相。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老百姓、對“敵人” 妳就可想而知了。

鐵的事實證明，不管叫“革命”也好，叫造反也好，不管打出什麽旗號，也不管說得多麽美妙動聽，只要看壹條：在造反成功以後，在領袖們手握大權以後，只要堅持實行“專政”，大權獨攬，那就是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毛建立的就是這樣的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所以，它建立壹套新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必然的，只不過把原來的秩序顛倒，使“貧者富之、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已。

有人為它辯護者，他們說共產黨只是在政治主張壓迫（專政），主張階級鬥爭，為的是保持政權。經濟上卻實行按勞取酬、平等、平權，他們說中共最響亮的口號便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因而贏得了廣大民眾的由衷擁戴，取得了勝利。

這是把口號、騙術與實際所作所為混為壹談了。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也是十分錯誤、不能成立的，因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離的，而且經濟是“基礎”，政治上取得了統治地位、並且實行“專政”的統治者，難道經濟上還要保持貧窮嗎？“無產階級”領袖們搞革命可不是為了當“馬車伕”啊……惠靈頓公爵的鐵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在共產黨人身上再次獲得應驗。

早在井崗山時代毛就開展批判“絕對平均主義”， 並把它寫進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到了延安時期，毛發動了壹場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運動初期的“鳴放”階段，以王實味為代表的壹批知識分子大膽揭露了曾被宣揚為共產主義平等標誌的中共“供給制”，實際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特權制度，當“壹方面害病的同誌喝不到壹口面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而另壹方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卻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於感覺他們是異類”。結果說出這種話的王實味被砍了頭。

不但食、衣、住、行，而且所有方面，如醫療、教育、日用品分配，以及家屬、子女的待遇等等，莫不與等級掛鉤。特別是，在烽火連天、血腥遍地的抗戰的最艱苦歲月裏，專為中共高幹們服務的“梨園舞會”卻辦得紅紅火火，“舞迥金步蓮，歌囀玉堂春”，好壹派娛樂升平景象！既不會跳舞，又不會唱歌的毛卻以不少“桃色緋聞”聞名於邊區……

    老實講，以今天的標準看，毛共高官們當年的特權享受實在算不上什麽。但問題在於它所體現的特權的封建性、獨霸性、恐怖性，在於它所體現的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粗暴踐踏！這才是毛共特權制度的本質所在。

    延安整風不過是毛式政治的初露崢嶸。應該說，那時的等級特權制還是初創的，不成熟的。到了奪得全國政權之後，這種制度才得到全面強化，完善，才真正反映共產黨的政治本質和它的“革命”的追求，也即“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本質。

    要全面、完整描述毛共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困難的，那是專門著作的任務。在這裏。我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視毛中國等級特權社會之壹斑。

   （壹）工資分配上不斷拉大差距。
    工資是毛政權下除農民外壹切人們勞動的最主要、甚至唯壹的收入，是生活的源泉（當時還沒有獎金）。在奪得全國政權之前，毛共實行“供給制”，等級比較粗糙，奪得全國政權後，以工資制代之。這種工資制度及其後的工資改革，都體現了“論功行賞”、拉開等級差距的基本取向。

     第壹次工資改革開始於1950年4月。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結果是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8.33倍。這時供給制並未完全取消，在繼續實行供給制那部分人群裏，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的結果是：小竈（高級幹部）津貼提高了19倍,中竈（中級幹部）津貼提高了4倍，大竈（壹般幹部和戰士）只提高了1倍。很明顯，改革體現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原則，高幹們功勞大，得到最大的“桃子”，中級幹部次之，壹般幹部和戰士雖然人數最多，在戰爭中的風險最大，但在當政者眼中，只能算是“跑龍套”或充當炮灰的角色，所以只讓其喝壹點“湯”。

    第二次工資改革是1952年7月，改革的目標是將工資制與供給制全部統壹起來，合並後統稱工資制。合並後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5.88倍，差距稍為縮小。

    1955年8月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工資改革，實行了全國統壹的“職務差別工資制”，利益的天平大幅向高幹傾斜。全國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外加占工資總額16%的物價補貼。改革後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31.11倍。以上壹次改革時的工資為基數，行政13級（廳級）以上人群的收入增加14.35%，14級以下收入增加2.26%。最高級別增加工資收入95.67元，最低級別增加收入0.23元，兩者相差416倍！這就是天天高唱“平等”、 “正義”的毛共在利益分配時的真正做法。（以上資料來源於楊奎松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相關研究文章）

   （二）非貨幣化的隱形分配

    但是問題還不完全在此，從毛時代生活過來的人們都很清楚，當時社會上的壹切交易，商品或服務品的供應，並非以貨幣（人民幣）為唯壹媒介，諸多商品、服務實行限量、定向供應，貨幣之外，還要憑票、憑證購買。而這種票、證的發放、審定完全操在各級當權者之手中，基本按照人們的政治地位即政治等級發放。最低等級的是城鎮街道居民，然後是集體企業職工、國營企業職工、各類幹部；幹部內按其職務、級別逐級而上。農民和壹切農業人口則被排除在票證供應之外。

    非貨幣的物質分配和享受是體現毛共的等級制度特權的重要方面。它的背景是毛時代的計劃經濟——“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壹個基本特點是，關系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大至糧、油、肉、布，小至肥皂牙刷，全都短缺，全部需要“按計劃供給”，也就是憑票證供應。在平時，通過票證供應的差別，可以讓特權階級充分感到自己的特殊優越地位，例如壹般居民每個月只能吃半斤肉，而各級當權者，則照樣可以“朱門酒肉臭”；到了特定時期，如饑荒之年或戰時體制，這種差別就可能是性命攸關的了。例如在毛壹手制造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完全沒有“國家供應”的農民餓死幾千萬人。城裏人餓死少些，但也不能幸免，據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解禁的資料，從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非正常死亡）3755.8萬人，其中城市人口687.3萬（見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第18節）.這些被活活餓死的城裏人大部分是因為無糧票供應，因為當時有大量雖然居住在城鎮、但卻是沒有城市正式戶口的“黑人黑戶”，這些無任何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的“黑人”在死人大潮襲來時自然首當其沖。相反，即使在大饑荒年月，在黑市也有糧、油、肉票出售，這大概出自那些享有特權、享受“特供”的人家。

據2007年第8期《炎黃春秋》刊登的高誌勇的文章：《北京困難時期商品追記》，揭示了當年票證供應情況的壹角：

    北京是全國商品供應最好的城市。1959年北京的居民口糧和副食品由原來的“憑證”供應改為“憑票”供應，糧食定量嬰兒3斤、少兒6斤、兒童8斤......成人21斤；豬肉每人每月1——3兩，蔬菜每人每天2兩。後來這壹標準也不能保障。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全年）才8兩半。但是，官員們依其官階高低，不但沒有綏凍之虞，還能保證過著不錯的日子，因為他們屬於“特供” 對象，而特供是要保證“萬無壹失” 的。文中寫道：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的特供標準，依各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各取所需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遞減。如：

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蔬菜適量。

    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應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

    除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7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行政7級以下，13級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1條。

   行政13級以下，17級以上（縣級）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照顧。（之下的便不在特供之列了）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 “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均屬“特供”之列。

   以今天的眼光看起來，這些“特供”算不了什麽。但在那個要救命的時代，每壹項“特供”都能讓人垂涎三尺，甚至能決定人的生死。

   即使到了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地步，上述特供商品、糧油票證等等，仍然有黑市交易。因為此中不乏有些確實有“有余”的人家，他們將自己用不了多余的票證拿來黑市出賣。北京黑市糧票的售價是：本市糧票每市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市斤4元。（而當時80%的壹線職工的月工資不過三、四十元），這個價格全國差不多。壹般老百姓，為了活命，在公家定量供應之外，不得不去黑市買高價食品充饑；那些住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的黑人黑戶則主要依靠購買黑市食品度日，壹旦到了黑市食品供應減少，或價格暴漲之後，便只好坐以待斃。還有就是領導人政策的隨意性也能致人生死，如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居然在1960年7月1日死人的高峰期突然做出壹道決定：宣布現行的四川省糧票作廢！這壹紙命令就將老百姓手中的4800萬斤糧食（糧票）化為烏有，不知有多少人為之喪命。

另外，受政治保障的人群除了享 “特供”之外，還有壹些獲得食物和營養品的特殊渠道，如，各地都有專為高幹和特需人群設立的高級飯店，特供商店，高擋醫療機構、高級娛樂場所、休假勝地等，均可對相應人群免票證平價供應髙擋食品、用品和奢侈品。另壹渠道是以參加“會議”、“考察接待”等名義享受平價免票證食品、商品。凡此種種，都是壹般老百姓和不夠資格的幹部不能問津的，上述機構，場所，都是他們不能涉足的“禁區”。

   於是，就有了所謂“貨幣含金量”壹說。總的說，凡有壹官半職者，雖然他們的工薪不是很高，但卻很“抵用”，因為他們可以買到“平價”、“計劃內供應”的商品和服務；而同樣收入的普通百姓，則要花比之高出幾倍的價錢，而且，有時還要冒去非法的“黑市交易”的風險，隨時可能被有關部門的人員發現而遭到罰沒。

    “貨幣含金量”依其官階和實權而逐級上升，差壹個級別，就往往“兩重天”。而且，這種差別不可能像今天用金錢來擺平。比如，妳想入住壹家高級醫院去治病，或者想在家裏安裝壹部電話。這些都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待遇的問題，“資格”的問題，沒有相應的級別，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所以，低等級的人們才不遺余力，拼命往上爬。而在體制外的子民百姓就只能仰天興嘆，認命了。

（三）附著於政治特權的“高福利”政策

  對於毛政權中的高級別人員來說，從上述“特供”中獲得好處是次要的，那也只是在“特殊困難時期”才采取的壹種臨時措施，在正常時期，正常情況下，只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他們就可以過上“神仙”般的日子，這就是因為他們享有“高福利”待遇。

   對於不能接近高層的普通人來說，都不大清楚毛集團中高層人物的生活狀況，當局也極力將知道真相的人群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並以“紀律”約束不準向外吐露實情，以免暴露出去有損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現在我們只好求其次，從有關人員的壹星半爪的記述中窺其壹二。

   前幾年，前“右派頭子”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了壹本風靡壹時的書：《往事並不如煙》（很快就被當局列為“禁書”了）。書的內容和主題我們暫且不論，這裏只說章女士“無意中”披露她家當年的生活狀況。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民主黨派頭頭，不是毛共集團的核心成員。然而，就是這位章部長家所享有的“待遇”，還是令人吃驚的。在家裏，除了配備秘書、警衛、司機之外，還有醫生、護士、廚師、勤雜人員等等，真是壹應俱全，“照顧”得無微不至。

   部長尚且如此，之上的大員就可想而知了。據現在已知的情況，中央“四大班子”壹把手出行時坐火車要乘“專列”，配備警衛、秘書、生活服務等壹整套班子；副職配專門車廂；省部級則備豪華包廂。國務委員以上出行均由警車開道，實行“清街”、“清道”，壹路紅燈避讓，警笛長鳴，那威風遠非“八擡大轎”可比。

   除了“行”，“住”也是官員的重要特權享受之壹，除有公款提供的壹應俱全的官邸之外，外出公務或私務，接待標準都有嚴格規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壹位省級官員去到壹個城市搞調查，他的隨行人員有廳、處、科級官員和壹般幹部、司機等等。於是接待方按規定把他們安置於不同的樓、館，不同的歺廳。官員們都感到工作很不方便，但鑒於級別森嚴，也就不得不“遵從”了。

   醫療保健是官員特權的重要方面。不同級別的官員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待遇。每個城市都有專為“高幹”（標準由各地自定）設置的專門醫院、病房，配備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療設施和藥物，而且病房內生活設施壹應俱全，形同賓館。為高幹設置的醫療設施哪怕空置也不能對其他人“開放”。中共中央前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壹篇文章中提到壹件事：八十年代初，已經“復出”的李維漢因病住進壹家醫院，醫院按照規定給他壹人安排了三間大病房。而當時病人多，病房緊缺，這家醫院的走廊上都“住”滿了病人。李維漢無意中發現了壹位他熟悉的老教授，也擠住在走廊裏，教授患的是呼吸道疾病，而走廊風大寒冷，對教授的病極為不利。李覺得自己壹人占三間病房太浪費，向醫院院長建議將那位教授轉移到自己病房的“客廳”裏來。可是院長告訴他：這是上面的規定，是個原則問題，政治問題，他無法擅自改變。李無法。不久，這位教授就因救治不力死去了。

   達到壹定級職的幹部不僅治病上有諸多特權，而且配專職保健醫生；不能專配者，亦享受高規格保健醫療待遇，免費享受進口特效藥品、高級保健品，著重於健身卻病，防病於未然，所有費用全由國庫報銷。（這壹政策至今絲毫不變，而且擴大至所有“離休”人員）

  當時壹般幹部和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亦可享受有限的、低水平的醫療治病。而壹般城鎮居民及廣大農民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壹切都得自掏腰包。然而正是這類入不了“國家保障”的人群，卻是收入最低、支出最多、最困難的群體，其中又以農民為甚。所以，在毛時代，農村戶口的人們打破腦袋也要往“城裏”鉆，而城裏的人們，則要想方設法擠進壹個吃“皇糧”的單位，享受國家最低的生活“保障”。

    共產黨幹部的“高福利”還表現在出差、參加會議、學習培訓、以及出國公務等等方面（現在叫做“三公消費”， 即公車、公務接待、公費出國）。但凡參與這些活動都有不菲的補助和享受。而且補助標準因人而異，職級越高享受的標準越高，其“收入”甚至遠超其工資。幹部們這種享受，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是壹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壹種榮譽。為了突出政治特權，毛共當局出臺了很多具有政治獨占性、排他性的政策規定。例如乘坐飛機、軟臥、高等級的輪船艙位，就必須具有相應官職、等級的證明，否則妳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同樣，高檔賓館、豪華娛樂場所、著名的風景勝地遊覽、療養等等，沒有相應的身份是絕對進不了的。而且，就壹般人而言，“富有”是壹種災難，壹種罪惡，地主、資本家不用說了。即使妳有“海外關系”，受到海外親友接濟，也要提心吊膽，弄不好會成為“運動”的對象。如果妳多才多藝，在正當職業之外去“創收”，撈外塊， 那就會被斥為搞“歪門邪道”，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是進監獄的事了。

    所以，只有官員們的享受和富有，才是合法而且人人羨慕的。

（四）不成文的政治等級特許—— 法外“豁免權”。

   等級特權制的另壹個重要表現是對現代司法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顛覆，或者說，它公然推行壹種“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治國理念和司法制度。

   毛主義繼承了列寧的“國家理論”，將國家說成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公然為自己推行殘暴的極權統治提供“理論依據”。“政治特許—豁免權”就是這壹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所謂“政治特許—豁免權”是指：針對不同人群，不同個體實施不同的適用法律，擁有官位或政治優勢的群體和個人可以在壹定範圍內獲得司法豁免；反之，對另壹部分人則實施超越法律的懲罰和制裁。

    舉例來說，甲、乙二青年因故引起鬥毆，結果訴至當局。毛共的司法機構介入這起案件後，它首先要做的是確認這二人的“身份”，假設甲是“根正苗紅”的青年，而乙則是“地主”或“黑五類”子弟，那麽這起糾紛的處分原則就是：如果是甲打傷了乙，不管何種原因，他是沒有罪的，這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反之，乙打了甲，也不管是何種原因，必須嚴懲，因為這是“壞人打好人”，是“階級報復”。在這裏，甲享有了最低級別的政治豁免權，即普通人群之間糾紛的“階級成分判斷法”。

   真正的政治特許和豁免權首先是黨員豁免權。壹般情況下，只要是不嚴重的犯法、犯罪，不是政治問題，都可從輕發落。例如，非黨員犯了要判三、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黨員的“黨籍”可以抵消，即將其“開除黨籍”了事。在毛時期的法院判決布告中，常有這樣的案例：在同壹案件，相同的犯罪行為中，非黨員的普通人被判幾年徒刑，而身為黨員的犯罪嫌疑人卻以“開除黨籍”了事。

   次是官員豁免權。這比較復雜。首先這官員必須是共產黨員，非黨員幹部犯了法的，就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在豁免之列。具體講，官員的官職或官階能頂多少罪，得依情況而定，壹般來說，司、局（師）級及以上官員就不會受到刑事追究了（政治性案件和“反黨集團”不在此列）。按照有關規定，對地、廳（即司、局）以上官員犯罪案件的處理，包括是否立案、起訴，必須經省級黨常委會討論決定；低於地、廳級的黨委成員犯罪（如縣委委員），也要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決定，並報上級黨委批準。司法部門的處置、宣判只是奉命行事走程序、走形式。所以，只要在黨內有人緣，特別是與“壹把手”關系好，黨內要員都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當然也有另外的、特殊的情況。有壹件案例也許能說明官員特許豁免權的這個確實存在而又缺乏明文界定的概念的運用法則。

在1951年底、1952年初毛親自發動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初起的時候，曾經有壹起轟動全國的大案，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經毛親自批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為毛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以非政治罪名處決如此高官在毛政權來說是極為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他們的罪名是“貪汙公款”40余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後新幣40余萬元），挪用公款200億元（200萬元）。按照當時三反運動中的規定，凡貪汙或挪用公款達2000萬元（2000元）以上為“小老虎”，5000萬元（5000元）以上為“中老虎”，壹億元（10000元）以上為“大老虎”，“大老虎”壹般在“必殺”（判死刑）之列。劉、張二人單是貪汙公款的數量已經超過“必殺線”的幾十倍，遠遠超出了他們“司法豁免權”。但即便如此，毛也不壹定要置其死地。後來判處劉、張死刑表面上是其貪汙、挪用公款罪，其實另有玄機。據信，劉、張二人還有政治上的出軌之舉：在其管轄地區的子民曾在公開場合呼喊劉、張“萬歲！”這就犯了大忌，“萬歲”只能屬皇帝壹人專用。至此，劉張不值得“保”了，毛決定除去這壹“隱患”，因為他們已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且成為潛在的“對手”、“野心家”了。

當然，毛也有“借”劉張二人之頭為運動造勢的“政治需要”這壹因素。

我們且看，當時是否有貪汙、挪用公款遠在劉、張之上，並有其他犯案情節而又未受到處分和追究的呢？有，典型的就是時任東北黨、政、軍“壹把手”的“東北王”高崗，在三反運動開展如火如荼的1952年1月，有署名“東北壹黨員”，實即中共鞍山市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聯名檢舉揭發高崗罪行的控告信件，通過時任財政部長的薄壹波於1952年1月27日轉到毛澤東的案頭，那上面非常清楚而又駭人聽聞地寫著：

     “東北局已成為壹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高崗的私生活十分講究、排場、闊氣，揮金如土，壹頓飯能讓普通百姓吃喝壹年，每逢周末，他都要舉行豪華的舞會，在舞臺上，葡萄酒、點心、糖果等，成汽車成汽車地往舞場裏運送。高崗是有名的舞迷，每場必到，壹些漂亮的女郎爭先恐後地與之攀交......不知有多少姑娘、小姐投入他的懷抱。他生活上腐化糜爛透頂，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極大的公憤......誰要給他們提意見，馬上就會遭到他們的打擊報復！”

    高崗貪汙、浪費了多少公款、國家資財，是難以計數的。他的私宅、官宅裏堆滿了從各地“進貢”來的奇珍異寶。高崗還野心勃勃，東北各地所有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都要掛高的照片，也有人在公開場合呼喊高“萬歲”……   

   這樣壹位巨貪、巨蛀、野心家，按照毛共當時的法律，不論哪壹條都夠判處死刑幾十次了。比之劉青山、張子善不知嚴重多少倍（據現在查明，劉青山、張子善貪汙、挪用之款，實際只是作本單位的福利性經營之用，而非進入私人腰包）。可是毛看了舉報信置若罔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發動的“三反”運動，就是根據高崗的相關報告作出的，高崗成了這場“三反”運動的實際發動著，頭號的“大功臣”，毛接著將高調入中央，試圖讓其取代劉少奇的二把手地位。

毛為什麽對高崗的嚴重貪汙腐化行為不作任何處置和回應呢？原因很多，首先，從政治上講，高雖然野心勃勃，但對毛忠心不二，他只是想取代劉少奇成為二把手，並無反毛之意。而毛這時也正想把劉少奇這個二把手撤了，正可利用。在毛心裏，對高崗來說，只要政治不出問題，其他均可不論了。

其次，揮霍國家資財，玩女人，在毛看來，對於高崗這壹級別的幹部來說，都屬“小節”、算不上什麽大亊。因為，高崗的“官位特許權”已經可以涵蓋了這壹切。也就是說，在毛共內部，到了高崗這個級別，就不存在什麽經濟和刑事犯罪的問題了。這壹點，毛自己更典型、更“大方”，遠的不說， 1949年他剛進京，當時全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住進中南海的皇家園林卻嫌拘束，立即吩咐在西郊建“新六所”別墅區，在香山建遊泳池，大興土木，大肆揮霍百姓血汗。

   到了1952年，也就是當“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各地貪官、奸商人頭滾滾之時，毛叫他的“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湖南省委傳話：在長沙給主席建壹棟房子，主席可能回家鄉看壹看。可是這時全國“三反”“五反”正搞得轟轟烈烈，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心存疑慮，不敢貿然動工，只把自己的寓所騰出來裝修、改造升級了壹番。結果卻引不進毛“回鄉”。這才恍然大悟，立即動工興建了“蓉園”，毛才欣然起駕。後嫌蓉園不夠，又建了個“九所”。

   還是在“三反”“五反”之時，毛又下令興在香山建他的遊泳池。“建費5億”（已經足可以砍5個腦袋了）。但建成後毛又嫌小，廢置不用。在中南海擴建了自己專屬的遊泳池。

    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毛那宏大無比、無所不包的“官位特許權”：高崗與之相比，顯見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又何必與之斤斤計較呢！

  所以，毛對他的封疆大吏、“東北王”高崗的貪腐和揮霍民脂民膏視而不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於有毛帶頭示範，各級官員依例而行。但它卻不是明文規定（不便明文規定），“運用之妙，存乎壹心”。這正是毛要達到的效果，它變成了毛掌控臣下的又壹條無形繩索，壹把達利克斯之劍。此中最微妙的是其中的“度”，除毛本人之外，但其他人都必須有“度”，而這個度只存於毛壹人心中。

   但是卻苦了中國老百姓。中國有如此多的官員，每個官員都有大小不等的“特許豁免權”，它們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例如，每個運動中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都有對鬥爭對象實施抄家、打砸、甚至打死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權”。這些特權加總起來，對民眾而言是多麽可怕！於是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恐懼之中。

  （五）等級特權的溢出效應

   政治特權本質上具有擴張性，如果它不向外宣示，向外擴張，權力本身便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擴張的結果，必然使特權泛化、社會化，從而使整個社會成為等級社會。

   上行下效，是壹般社會的規律，在極權社會中更是如此，因為這種社會是人治而沒有法治，壹切以當權者的意誌為轉移。這本身就是壹種“溢出效應”。所謂“溢出”，就是享有政治特權的階層、人士，在其特權達到壹定程度後，便自覺與不自覺向社會輸出這種權力，致使其權力範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強化。首先，權力向“身邊人”擴散，然後向其他關連者擴散，其順序大致是：配偶、子女、親戚、親信（秘書、司機等）、朋友、各種關系人。各依其與特權主體（主人）關系遠近和親密程度而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特權實惠，整個社會不得不接受這種現實。

   例如，文革中毛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於是，他的特權向他的至親、親信擴散，江青、毛遠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等便成了氣焰熏天的權貴；等而下之，各地方的黨政軍實權派，也被賦與了相當大的特許權，政治上可以隨意殺戮階級敵人、可以隨意假以罪名消滅政敵；在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只要不弄出大的亂子就不會受到追究。這些人的特權也擴散到與他們關系親近的人身上。如文革後被揭露的浙江杭州軍方首腦人物的兩位熊姓公子，竟然強奸婦女百余名之多！廣西軍區壹位副司令員陳某某的兒子，因某女子想與其終止戀愛關系便開著小車將其碾死。這些特權人物如果不是因為文革的結束，毛的死去，根本不會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因為他們老子的“官位特許權”完全可以庇護他們。

  隨著 官位特權的溢出、泛化，凡與特權者能攀上關系的人，在就業、參軍、提幹、調動等等社會“熱點”問題上均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好處；往小處講，能夠買到別人買不到的平價商品，緊缺物資，能參加壹般人不能參加的舞會，看壹般人看不到的“內部電影”或“黃色小說”等等；往大處講，便可得到入黨、轉幹、提拔，逐步擠身特權階層。於是全社會對這種特權趨之若鶩，人人都想沾到壹點特權之光。當局也利用人們對政治特權的向往，引導人們向當局靠攏，效犬馬之労。

壹般地說，壹名“體制外”的積極分子，只要親近權力，善於鉆營，就能在就業、升學、參軍等各方面占到先機，並有可能吸收進體制之內。已在體制內的就可得到提抜，甚至飛黃騰達。當然，要在中央層面出人頭地，必得偉大領袖的垂青。

農村的社、隊幹部，雖然不吃“皇糧”，不是編制內官員，但相對壹般社員，他可以多吃多占，可以獲得諸多補助，甚至為所欲為成為壹方“土皇帝”。即使當壹名“基幹民兵”，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但能夠拿槍，也就顯得威風凜凜，可以對階級敵人咬三喝四，在同齡人面前出盡風頭。這就叫做權力的逐級溢出效應。

所有權力溢出的受益人都得有壹個前提，那就是要遵照“政治掛帥”的原則，必須“出身好”、血統純凈，那些出身“不好”、血統不正者，任妳怎樣表現也沒有用，文革中就有－些“黑五類”出身的學生，主動向那些“紅五類”紅衛兵靠攏、獻媚，試圖擠身革命隊伍，被後者譏為“白色烏鴉”。到了關鍵時刻，白烏鴉照樣被揪出示眾。這也是毛共的等級社會的壹個特點：絕對沒有公平、平等競爭，只講階級、血統。於是，全社會逐漸地向新的“種姓”制度過渡。

   毛建立的這個政治等級社會還有壹個非常特殊之處，那就是它為了加速其原始積累，加速對外擴張，加緊對人民的盤剝。人為地建立了壹個分割城鄉的“二元”經濟制度，將占總人口近80%的農民整體上貶為專門向國家提供積累、卻沒有公共福利、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二等公民”，實即現代農奴。但農民作為人口最多的群體又必須成為毛政權的統治基礎。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毛祭起的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法寶。他首先在農民內部通過黨組織和政權組織網絡了壹批爪牙，利用這些爪牙對廣大農民進行統治、奴役。然後利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開展農村“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對農民群體進行分化、瓦解，“以農治農”。再將農村中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作為“階級敵人”供其他農民壓迫、羞辱、掠奪，於是，本身被盤剝、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貧下中農”們有了發泄怨氣的渠道，有了欺壓、打罵的靶子。人們的滿足感總是從與他人比較中得來的，看到了身旁這壹批比自己更窮苦、更悲慘、更加低賤、更加倒黴的階級敵人，“貧下中農”終於得到了壹絲安慰，找到了壹種優越感；還從毛的媒體日夜不停的對“革命群眾”的“贊美”中找到了壹種“主人翁”的感覺。

共產主義的思想背景


作者 申有連

相傳堯寬厚待人，禮儀四方，他但願天下人都能溫飽度日，而自己每每做出犧牲。人們擁立他為帝後，他依然敬慎節儉，寬容溫和，允恭克讓，明辨善惡，協和萬邦；使天下得以和睦安穩。
當堯年老後，他並不以己之位為尊，自以為是的要獨自去安排天下就象安排他自己的私事壹樣，而是按照眾人的提議，將壹位地位卑微的窮苦貧民名叫虞舜的提拔上來，對他加以考察培養，證明他在德、才等方面確實不負眾望，就委以重任，最後讓他登上了帝位。而自己則謙虛地認老不再幹涉政事。
虞舜又叫姚重華，他出身貧寒，生活窮困，且又生活在壹個不良的家庭中，但他卻能註重自身修養，與家人和睦相處。在經受各種考驗登上帝位以後，他更是善察民情，勤勞民事，鞠躬盡瘁。他政事民主，任人唯賢，根據人的不同特長，讓伯禹掌管土地，輔佐政事；讓稷去主管農業，教人們播種耕作；讓契去大興教育，使百姓們親和懂禮；讓臯陶任士之職，去抵禦外敵，刑服賊寇。而不是用官職做人情給俸，就象天下是他的私產壹樣。他也象堯采納眾人的建議讓他登上帝位壹樣也采納眾人的建議讓帝位給了禹。
大禹在中國更是家喻戶曉，他繼承鯀的治水事業，歷經十三年，治平了水患。在治水過程中，他曾三次過家門而不入。為此，他受到了百姓的愛戴，也得到了舜及百官們的信任和稱贊。
堯、舜、禹三位大帝當政時，提出了不虐待孤獨無靠的人，不拋棄困苦貧窮的人，不違反百姓的意願去滿足自己的私欲；要便利人們用物，富足人民的生活，端正人們的德行。推行著壹種良好的共治天下，與民共樂，與民同福的社會制度。
這種部落社會的群體主義意識受到了後世的高度贊揚，歷代的人們都在極力地推崇這種公天下的社會制度。
我國春秋戰國之際的墨子(約公元前468—376年)，提出了壹個尚賢和尚同的政治主張，又把這種公天下的社會制度發揚成壹種互助友愛，普天同利的理想社會。墨子認為，要振興國家，富足人民，使天下人人都能暖衣飽食，就必須舉賢任能。因為只有讓賢能智慧的人來掌管國家，國家才能治弘，才能富強。
為了使壹國之中的賢能智慧者能脫穎而出，就不應論究出身的貴賤，要不論農民、工匠或商人，只要有才能的就舉拔他們，大膽的委以重任，對不稱職的，則要抑而廢之。
他主張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無能則下。並要“以尚賢為政之本，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讓天下人都能按照能力的大小來從事適當的工作。
在墨子的這個理想社會中，天子、三公、國王、大夫、鄉、裏之長，都由大眾推舉產生。且良工、良醫、良宰，即百工都能各得其所，都有發揮自己專長的機會，不能魚目混珠，埋沒賢能。對推舉出來的天子、三公、國王、大夫、鄉長、裏長，萬民要是、非分明，去其不善的言行，學其善的言行，使壹國上下，始終團結同壹。對治理國家，則要以天下人的共同意願為準則，不能以父母、師尊、國君的意願為準則。因為天既使萬民得生，壹樣的哺育萬民，供給萬民同樣的恩惠，必不論幼長貴賤，都兼而愛之。
天不單愛國君、父母、師尊而兼愛天下人，所以天下人的意願，也就是天意，治理國家應以天意為準則，也就是要以人民大眾的意願為準則。
在這樣的國家中，人民大眾必上下同壹，年老無靠的，會有所奉養，幼弱無依的，會有所扶助(“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奉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墨子《兼愛》下篇)。人人都“兼相愛，交相利”，都把他人的苦樂，看成自己的苦樂；大家“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社會上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從而得眾心同壹，天下歸於大同。
在西方的古希臘，有壹位名叫柏拉圖(公元前427—347年)的哲學家，提出了壹個與墨子有相似之處，卻更為詳細和具體的理想社會。在他著的《理想國》壹書中，他借蘇格拉底的口，以“正義”為話題和開端，以“善”為最終目的，系統地提到了優生問題，家庭與婚姻問題，教育問題，政制問題，共產問題，因人之能施任及於男女平等的問題。他先以“正義是智慧與善，不正義是愚昧和惡”（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36頁）這個簡單結論開始，把壹個他構想的理想國度展現在人們面前。
在這個理想的國家中，柏拉圖把它的公民分為三個等級或階級，即：普通市民(農民和工匠)、輔助者(軍人)和護衛者或統治者。
也許是為了避免這些公民之間彼此因為自己的不同地位而互相爭執，柏拉圖建議編壹個故事告訴人們說，每壹個人的不同身份是由上天鑄定的，因為老天在鑄造他們的時 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寶貴的， 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 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
這樣，每個人在他壹出生時，就由上天鑄定了他的身價和地位。他們因此沒有什麽可爭執的，都應該按照自己分別屬於那壹種金屬鑄成的來執行壹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彼此不能僭越。並且只有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即自己身上的金屬成分，做好屬於自己分內的事情，不要去多管閑事，更不要壹身兼幾職，“每個人都作為壹個人幹他自己分內的事而不幹涉別人分內的事，”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154頁）。
整個城邦就實現了正義。這也是他關於正義的定義。
同時，正義與智慧、節制、勇敢這四種美德，也是壹個完善的國家所必須具備的。
雖然每壹個人的身份已由他出生之時確定下來，但是，柏拉圖又說：由於他們同屬壹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壹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註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壹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裏混入了壹些廢銅爛鐵，他們決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這就給地位卑下的人壹個希望，他們也可能生出金子來；同樣也給出生高貴的人壹個警告，他們稍不註意，也會生出廢銅爛鐵來。僅此而已。因為人們的地位已在出身時就已壹錘定音，他們除了在後代身上有所希望或有所擔憂外，自身已不能再有所改變。這就與我國孔、墨二位大家的勸學思想難以相投了。

與墨子尚賢的思想相近似，柏拉圖推崇智慧這壹美德，認為只有讓大智大慧的人來管理國家，使有知識的哲學家來統治無知識者，這個國家才是壹個按照自然規律建立起來的國家。關於節制這壹美德，柏拉圖和墨子都同樣主張，不管是國家或個人，欲求是為生存產生的，不能去追求那些超過生存需要的，不必要的排場和奢侈——盡管他們各自對節制的引申略為不同。在墨子的《所染》和柏拉圖關於勇敢這壹美德的染色的比喻，真令人難以置信，這兩位先哲遠隔千萬裏之外，卻能會如此的心靈相通。
也與墨子尚同的思想近似，柏拉圖也主張在他的理想國中必須上下團結同壹，以實現全國作為壹個整體的幸福，而不只是實現哪壹個特殊階級的幸福。全體公民應彼此協調和諧，團結成壹個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體。為此，城邦中已經具備了那種知識高度的人，就應不辭勞苦，下到“洞穴”中去勸以教人，把那些暫時還不認識世界的人們引導出來。
為了使這個國家不斷完善，克服人作為生物的那些弱點，使國家早日壯大強盛起來，柏拉圖提出要實行共產、共妻、共子的制度。他規定，理想國中的護衛者們“除了絕對的必需品外，他們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人財產”，以免讓世俗的金銀玷汙他們純潔的心靈。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居住在大家公有的房屋中，由公民定量供給他們糧食。所有的壹切，既不使之有余，也不使之不足。錢財對於他們完全是多余的，而他們生存所必需的壹切也完全是大家共有的，即“朋友之間不分彼此”。這種不分彼此的共產主義方式，不但在生活必需品上是如此，也包括在家庭生活上，甚至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內。
當然這種公有制是在壹定範圍內實行的，這個範圍並不是指壹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在國家內部以階級為界線劃分的。
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惟有的兩個強調階級劃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較早的壹個。除了柏拉圖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外，其他的烏托邦社會在構想中即使有明確的分工，對階級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大多數思想家都明確地蔑視貴賤之分。他們的烏托邦中提倡的都是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社會福利不遺漏任何壹個國民，其互助友愛之風有如陽光普照那樣壹覽無遺。
柏拉圖既是這種階級劃分的創始人，他的共產主義中就仍然有奴隸、仆役等低賤等級，這些等級完全反過來，有如馬克思共產主義中的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其人格是完全喪失的。所以柏拉圖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如兩極相反的共產主義，壹邊是奴隸和仆役，另壹邊卻是地主和資本家。
在柏拉圖主義社會中，極力推崇的是護衛者們，有如馬克思主義社會中的無產者那樣，他們才是國家的壹切。其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基於為了發展這部分人口以提高國民素質。
因為護衛者們既是從全體公民中挑選出來的優秀男女，為了達到優生的目的，有利於人種的進步，所有優秀的女人就應該歸所有優秀的男人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得與任何人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
這些優秀的男女們還應該盡量多地結合在壹起，不良男女則要盡少結合。他們生育的子女無壹例外的都要在壹出生時就從他們身邊抱走，每個人都不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是誰，孩子們也不能知道誰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中屬於優良者的下壹代，就要把他們帶到托兒所去，由保姆們在城中的另壹處撫養，對之施以良好的教育；最壞者的下壹代或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則要將之秘密處理，不予養育。
如果壹個人患了嚴重的疾病難以醫治的話，他就應該早日拋棄壹切麻煩，不應在痛苦中掙紮。同時這種人也“不值得給以醫治，因為這種人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什麽用處”。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另壹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城邦中 公民的教育，特別是對那些有希望的年輕人的教育。這種教育包括兩個部分，即音樂和體育。當然這裏的音樂和體育這兩個內容，每壹個都具有遠比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寬泛得多的意義。“音樂”實際就是我們今天所指的文化和藝術，“體育”也遠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那種體格的運動，它是指與身體和氣質有關的那些訓練。他強調必須使那些有希望成為護衛者的青年們在絕對可靠的教育中成長。
兒童們在進行體育訓練之前，應先進行音樂教育。為了在他們幼小柔嫩的階段就塑成治國者們所希望的那種形式，柏拉圖說有必要用真的和假的故事去教育他們。母親和保姆們都應該只講經過審定的那些故事給孩子們聽。那些把神描寫得醜惡不堪，關於諸神明爭暗鬥的故事，以及勾心鬥角，耍弄陰謀詭計的事都不能讓年輕人聽到。要“使年輕人相信城邦的公民之間從來沒有任何爭執”。
總之，詩和故事和藝術作品中那些消極的成分和對年輕人有不良影響的內容都要幹凈的去除，要強迫詩人和藝術家按照統治者的要求去創作。荷馬和赫西俄德的那些詩和寓言中對神有不雅描寫的內容都要刪去，那些裝模作態的戲劇等等都應趕出這個城邦，使兒童和青年們從小接受的，最初聽到的都只是優美高尚的故事。
柏拉圖的這些治國規則看起來似乎顯得有些呆板，至少在現代民主意識熏陶下的人們會這樣認為，但柏拉圖把他的意圖和最終目的闡述得非常清楚。這些規則也只是壹種手段，或許這些手段在那個時代真的是最善的，象柏拉圖 答辯的那樣；今天的人們無法判斷那個時代所應采用的方法的正誤。只要我們能意識到，我們與柏拉圖在理念上的差距——不管這個理念的境界有多麽不同——我們就不可絲毫輕視這些規則。更何況我們今天的民主思想有很大成分還是從柏拉圖那裏繼承來的。——他的《理想國》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只是壹個呆板的現成制度的模式，它最終引導 我們的理念進入的是壹個自為的殿堂。
從柏拉圖以後，也許是人類社會的動蕩加劇，盡管人們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壹直不曾松懈，漫長的20個世紀後，英國人托馬斯•莫爾才再次為地球人獻上了他的《烏托邦》。
這也許是壹個良好的開端，緊接著，康帕內拉、安德裏亞，以及聖西門、歐文、傅立葉，還有眾多的社會主義倡導者都相繼敲開了這座宏偉殿堂的大門。
《烏托邦》以莫爾轉述壹位虛構的名叫拉斐爾•希斯拉德的旅行家在壹個奇異的島國上的所見所聞的形式，介紹了莫爾理想中的社會，也轉托了他的良好願望。
盡管莫爾的《烏托邦》承襲了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大量成分，但其作為壹種“烏有之鄉”的幻想社會，與帕拉圖的理想社會相比，差距還是很大。烏托邦純粹是壹個世外桃源。莫爾在幻想中把它安置在壹個永不被外敵和自然災害侵擾，又極為便利居民通航的島嶼上。這個島嶼呈新月狀，最寬處約為二百哩。島上共有五十四座城市，都是“無不巨大壯麗”。所有城市在地形許可的範圍內都建設得壹模壹樣。
除了天然形成的不能被外敵攻破的地形外，每座城市還建有堅固的城防工事，使其防務萬元壹失。盡管滿足了城防要求，其城市建設壹樣美觀、便利，“也免於風害”。建築都排成長條，櫛比相連，所有房屋前門通街，後門通花園，並且都裝的是折門，便於任何人隨意進出。因為這裏“任何地方都沒有壹樣東西是私產”，居民們每隔十年還要用抽簽方式調換房屋。
由於實行共產制度，這兒的居民都以三十戶為單位，集中在各個廳館中用膳，平時用度則由各戶戶主到市中心百貨匯聚的市場上自行覓取領用，不需任何支付，也無任何限制。醫療，教育都是免費的，嬰、幼兒則由保姆照料。
烏托邦的壹般官員由居民直接選舉產生，最高首領則由直選產生的官員“飛拉哈”在公民選出的四名候選人中根據學識推舉產生。這些管員們的主要職責“是務求做到沒有壹個閑人”。在烏托邦，人人都要勞動，大家都以務農為主業，並還得每人各學壹門專門手藝。城市中每年都有壹部分人下到農村，去替換在那裏住滿了兩年回到城市的人。這樣就可避免有人在不情願下長期從事頗為艱苦的工作，也可使社會分工更趨公平。
但在烏托邦社會，仍然還存在奴隸這樣的低賤等級，烏托邦人把所有骯臟費力的賤活都交給這些奴隸承擔。並且，烏托邦人不準自己的公民操屠宰業，認為這會逐漸消滅人性中最可貴的側隱之心。
至於這些不幸的奴隸，莫爾說“凡非烏托邦人作戰中親自擒獲的戰俘，奴隸的小孩以及他們從外國取得的處於奴役地位的人，在烏托邦都不被當作奴隸。他們的奴隸分兩類，壹類是因在本國犯重罪以致罰充奴隸，另壹類是在別國曾因罪判處死刑的犯人。
“還有壹種奴隸、那是另壹國家的貧無以為生的苦工，他們有時自願到烏托邦過奴隸的生活。這些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也是他們所習慣了的。”
如果烏托邦人有需要旅行的，那麽他會很容易得到批準，持上總督的文件，上面規定有返回的日期。他們可領得壹掛車，壹名趕車駕牛的公共奴隸。他們在旅行全程中，什麽都不帶，卻什麽也不缺乏，因為到處象在自己家裏。
如果島上哪些地區糧食歉收，他們立即在兩地之間以有余濟不足。這是無補償的供應，他們不向受接濟的壹方有所需索。凡從自己的儲存無報酬地支援某城市的人們，也可以從另壹城市免費地取得他們所缺乏的任何東西。所以全烏托邦島是壹個家庭。
對於錢財金銀，烏托邦人儲存的“惟壹目的是……作為極端危急時或突然事變中的保障。他們尤其用這些錢付出異乎尋常的高價召募外國雇傭兵(烏托邦人寧可使這種人上陣冒險，不肯使用本國公民)，深知只要有大量錢幣，甚至可以收買和出賣敵人，或使其互懷鬼胎或公開動武而彼此殘殺。”
除了上述軍事上的用途外，金銀在烏托邦並不象通常國家中那樣被視為至寶?莫爾說：“烏托邦人飲食是用陶器及玻璃器皿，制作考究而值錢無幾；至於公共廳館和私人住宅等地的糞桶溺盆之類的用具倒是由金銀鑄成。再則套在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取材於金銀。最後，因犯罪而成為可恥的人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以及壹頂金冠。烏托邦人就是這樣用盡心力使金銀成為可恥的標記。”
烏托邦人認為，真正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東西，如空氣、水、土、火等，它們的用處何其之大，就是鐵的用處也遠比金銀要大，可人們都偏將壹些沒有多大用處的東西套掛在身上，以此來炫鬻高貴，對這些東西百般崇拜。人們完全可以仰視星辰、太陽，它們的光輝何其強大，可人們卻偏要愚蠢的去喜歡小塊珠寶上的些許微光。
關於戰爭，烏托邦人歷來都對之極痛恨，稱這是野獸的行為。然而莫爾還是規定烏托邦中不分男女都要在固定的日子裏刻苦地參加軍訓，鍛煉自己，惟恐壹旦有需要而他們不能作戰。但是他們決不輕易地投入戰爭。

他們出戰僅是為了保護本國領土，或驅除侵入友邦的敵人，或出於憐憫某個受專制壓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們從暴君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烏托邦是壹個宗教種類很多的國家，信仰不壹，但都尊自然為最高的神。當他們得知基督的事跡後，特別是當他們聽說基督很贊同他的門徒的公共生活方式時，“他們多麽欣然願意接受這個宗教。”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是壹個大膽的構想，表達了那個時代人們在現存制度中遭受的種種苦難下對美好社會的追求和向往，其期望之熱切和追求之堅定，可從那個時期不斷湧現的共產主義幻想中得到驗證。下面我們再來認識壹下意大利人康帕內拉的《太陽城》。
《太陽城》以對話體的形式，描述了壹位熱那亞的航海家在壹次旅行時的奇遇。這位航海家在壹個正好處於赤道的廣闊平原上，忽然碰到壹大群佩帶武器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把他帶到了太陽城。
象烏托邦壹樣，這個國家也有壹個理想的自然條件，或者是人工與自然的巧妙結合。康帕內拉把他的太陽城置於這個廣闊平原的高山上，它的直徑為兩英裏多，城市就建築在山脊上。城中布滿了棱堡、塔樓、溝壕和以石球為彈的大炮，並配以遼闊的圍墻。
照康帕內拉看來，要保障國家的幸福，萬無壹失的防務是極為必要的。太陽城和烏托邦壹樣，都有壹個天然和人工巧為結合的不受野蠻侵擾的防禦系統。那麽，真正促成—個國家幸福的又是什麽呢?康帕內拉認為，它並不是國家的地理位置，而是她的美德。但他同時又說：如不讓國家遠離海洋，就難以避免本地風俗同外國人的風俗混合起來，這種混合往往使本地居民腐化，沾染上各種惡習；這樣，他的共產主義“太陽城”也就建立在壹個“廣闊平原”的高山上。
太陽城的最高統治者是壹位司祭，那裏的人民把他叫做“太陽”；康帕內拉卻稱他為“形而上學者”。他是世俗和宗教界壹切人的首腦。他手下有三位領導人，分別叫：威力、智慧、愛。“威力”掌管有關和平與戰爭的壹切事務，“智慧”管理自由藝術部門、手工業部門和各個科學部門；“愛”首先掌管有關生育的事務，監督兩性的結合，以便使後代成為優秀的人物。康帕內拉嘲笑我們對犬種和馬種的改良特別重視，卻對人種的改良不予重視。
太陽城的居民來自印度，他們是在祖國遭受蒙古的掠奪和暴徒的破壞後逃出來的，因此他們決定過嚴肅的公社生活。雖然生活在他們這個地區的其他居民中並未規定公妻制度，但太陽城的居民卻在壹切公有的基礎上采用這種制度。壹切產品和財富都由公職人員來進行分配；而且，因為大家都能掌握知識，享有榮譽和過幸福生活，所以誰也不會把任何東西攫為已有。
但是，太陽城的公民們還是在負責人員嚴密的監視下，不讓任何人獲取超過他所應得的東西，但也不會不給他所必需的東西。
他們對兒童和青年的教育，是采用近似柏拉圖的方法。對犯了罪的人，他們的懲罰也很特別，審判官按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在壹定時期內剝奪他在公共食堂用飯的權利，與女性接觸的權利或其他光榮的權利。
太陽城的居民都在食堂用餐，婦女們負責做飯，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擔任用餐時的服務工作。
他們的房屋、宿舍、床鋪和其他壹切所需的東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個月，由主管人員安排每個人的居室，指定誰住第壹宿舍，誰住第二宿舍。並在每個宿舍的門楣上貼著居住者的名字。
他們對壹切同歲的人彼此稱為兄弟，比自己年長二十二歲的人稱為父親，比自己小二十二歲的人稱為兒子。他們的名字並不是隨便取的，而是由形而上學者根據每個人的特點來命名的，如“美男子”、“大鼻子”……等等。
關於生育，康帕內拉對此有嚴格的規定。由於他本人是壹個星相術的信徒，他不僅把占星術用在這個國家的城市建立和法律的制定上，而且還把占星術運用在男女結合上。認為在同壹個時日同壹個星座照臨時出生的兒童，他們的天分、性情和面貌大多數是相似的；因此他們總是互助互愛，使這個國家呈現壹片和諧的景象。並且，太陽城的公民們也都自覺地把生兒育女的事情看作是為國家謀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不是個人的事情，而且必須服從政權的調配。個人僅僅是作為國家的壹分子才與這個問題有關。因為太陽城的人民對自己的祖國是那樣難以想象的熱愛，這使得他們不光在勞動上、物質分配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乃至生兒育女上都不會存任何私心。
對待男女結合也是如此。康帕內拉說，柏拉圖是用欺騙的方法使不同內外品質的男女相互合理結合的，而在太陽城不采用這些“狡猾的辦法”；因為太陽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醜陋的人。由於人人都從事有益的勞動，因此她們體格勻稱、健美。那些願意把美的基礎建立在臉上塗脂抹粉，穿高跟鞋來顯示身材，穿長裙來遮掩粗腿之上的婦女，就要處以死刑。
如果某位婦女多次與男子合歡仍不受孕，便被宣布為“公妻”，而且她還不能受到應有的尊敬，他說，“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某些婦女貪圖歡樂而有意避孕”。如果婦女懷孕，會受到很好的照顧，分娩以後，她們就在壹所特設的公共大廈裏休養並照料嬰兒。斷乳後，小孩便按性別分別交給男首長或女首長撫育，到壹定年齡後，根據首長的鑒定，再學某壹門手藝。天分比較差的兒童被送到鄉下去。
這樣，他們每個人從幼年時起就按照不同的天賦進行相適宜的培養，經過用最好的方法在經驗和學習方面的考驗後，根據他們的實際技能和學問，推薦來執行對他們比較適宜的職務，而不是根據賞識和親戚關系。
每個人的工作是按照他們的稟賦來分配的，所以每個人所從事的勞動都不會危害身體，反而會發展他們的體力。婦女則從事不太繁重的手工業。
由於他們人人都勞動，象烏托邦島壹樣，很少有不勞而食者，所以他們每天只勞動四小時，其余時間則用來從事科學工作和體育運動。
到收獲的季節，除少數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壹聽鼓聲和號聲，壹看到旗幟，就帶著工具到田野去，壹切工 作都能在不多的幾小時內完成。他們還發明很多機械裝置，用來減輕勞動。並把壹種先進的推進裝置運用在航海上。康帕內拉說，他們重視航海，是為了去了解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的情況以及各地的產品。通過這種了解，康帕內拉肯定地說，全世界將來都會按他們的風俗生活。
除了《烏托邦》和《太陽城》外，德國人安德裏亞著的《基督城》壹書，也是壹部頗受贊譽的社會主義著述。盡管其影響不及前兩部那麽深遠，但在眾多社會主義倡導者的著述中，仍不失為壹部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具有壹定貢獻的著作。也正由於它的影響和壹定的價值，作為幻想的社會主義，它被人們與前兩部並列譽為正面烏托邦三部曲。
《基督城》也是采用文學遊記的體裁，但它用的是第壹人稱的寫法，敘述的是作者的“親身經歷”。
作者開篇自白道：“我在這個世上象陌生人壹樣到處流浪，忍氣吞聲地受盡了暴政、詭辯和虛偽帶來的許多痛苦，想要找到壹種大丈夫的氣概，而又發現不了我所急於想要求得之物，於是我決定，盡管‘科學之海’曾經使我吃過不少苦頭，我還是要再壹次去這個大海上航行。就這樣，我和很多人壹起登上了壹艘良好的船只‘幻想號’駛離了港口。”
但“幻想號”並沒有在這“追求之海”中把他們送到目的地。因為“嫉妒與誹謗的頂頭風”破碎了它。立刻，不幸的人們有的被海水吞噬，有的消失在遙遠的天邊；而我們的主人公卻被命運送到了“壹個極小的島嶼上，它小得簡直宛如壹塊草皮”。
這個小島位於南極十度，天球赤道二十度，並且正好對著金牛星座大約十二度的那壹點上。我們不管這壹點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它確使我們的主人公感到高興，因為這個島上“萬物充裕”，每壹寸土地都被很好耕耘過，處處顯示出人類良好利用的勃勃生機。很快，他就被島上的壹個居民，壹個看守發現，並把他帶到了“基督城”。
基督城中的風光在作者筆下當然如仙境壹般，城中的人也自然如仙境中的人壹樣隨作者的願有多好就會有多好，但在被允許進入這個“真理和善良的凈土”之前，象所有的來訪者壹樣，要首先接受審查，看他對生活的看法，他的品行，他的為人和他的文化程度。審查合格後，才會被批準參觀這座城市。
安德裏亞也為他的基督城設計了壹個適合公共生活的城市結構。它有嚴密的防衛，井井有條的街道，擺布合理的建築，公社式生活的住房、倉庫、商場，和其他福利設施。
基督城的整個城市劃分為三個部分：壹部分是食品供應基地，另壹部分是健身鍛煉之所，還有壹部分是遊覽觀光的勝地。島上除城市外，其余的土地均供農業和手工業作坊使用。這裏的居民只有四百多個，他們全都是基督徒，是被逼離鄉背井，飄流到此的。
他們的政體形式是“三人執政”，分別掌管司法和內政外交，審計和經濟，學習和知識。安德裏亞說：“他們寧願要寡頭政治，而不要君主制度”。因為他們不相信人類能自我克制，而且基督也不容忍壹個代理人過於獨斷。至於這些決策者如何才能算合格，他提出：這些人都必須是忠誠老實，謙虛謹慎和聰明機智的。可由誰來，又怎樣來判斷這些美德存在於某個人身上呢?安德裏亞說，他們生來就形成壹種性格，使他們恰好適合於他們的職務。並且，他們的妻子也都是恰到好處的適合於他們的丈夫。可這實際上還是留下了壹個無從解答的問題……
在這個決策機構之下，這個國家的中樞部分由八個人管理。他們每個人都住在壹座很大的高樓裏，這八個人又各有壹個下屬，分別住在小壹點的樓裏。所有這些人都表現出父母般的精神，絲毫沒有傲慢專橫的樣子。他們領導別人不是靠言詞，而是靠自己的模範行為。在這個基督的共和國裏，所有的事情都是委諸上帝，所以就不需要有任何機密和國務會議。安德裏亞認為，人類社會和神聖的法律至高無上的目的，就是“給人以機會去敬畏上帝和愛自己的鄰居”。
他們另還選出二十四名議員來共同組成這個國家的管理機構。當然，由於他們是基督徒的國家，牧師或者長老在這個國家的管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基督城人的工作“是受壹種規定方式指導的”。在這裏，每個人都從事勞動，人人都不圖報償。各種勞動按照技能和不同的難易分別指定在城內的不同區域，由負責管理的人員將工作分配給他們。所有制造出來的東西都送到有篷的公共貨攤裏去。
在勞動之余，或者按照安德裏亞的說法是：滿足了各種要求或鍛煉了他們的身體之後，他們(勞動者)的休息也多半是為著精神，而較少為著肉體。因為，他說：“我們極其需要盡可能經常地恢復我們自己本來的面目，並且撣掉身上世俗的塵土，我們可以用豪邁的決心重新把我們的思想充實起來，抵制邪惡”。

由此，勞動之余那種為恢復體力的真正休息是極少的，他們更多的“休息”時間是用於去發現“天國的意義”。而且那種無助於使人接近基督的文學也是被排斥的，不能用於這個“休息”過程。他認為，自然界所有的奇跡，全部歷史，天國的全部藝術都是歸結於教會。他堅信，只有基督徒才會有知識，其余的壹切都是無聊的，因為它們來自個人的身上。
基督城對教育非常重視，教學條件十分優越。學生們按年齡分為兒童、少年、青年三類。他們都在學校過集體生活，食宿都在壹起。
那裏的公民也沒有任何私產，他們的住房壹律是公有的，建築式樣和大小都壹樣，由國家分配給個人使用。要是國家認為有必要的話，人們也可以很容易互相掉換。
普通的住宅都有三間房，即盥洗間、臥室和廚房，外加壹個小小的隱蔽的地下室。此外，每幢房子的後面有壹座花園，屋頂則歸大家共同使用。
他們的壹日三餐不是采用那種公社式的食堂生活。安德裏亞擔心壹起用膳的人數過多，會引起爭執和混亂，因此，盡管他希望人們能從壹日三餐的勞累中解脫出來，他還是寧願安排各人在家裏和自家人單獨進餐。食物是按每人壹份發給，數量除了按年景情況，還要按年紀大小來分配。
以上就是三個在16—17世紀具有代表性的“烏托邦”社會，它們就正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理論的原始根源。在那個時期，除了“烏托邦”這種共產主義或叫社會主義形式外，還有壹種基督教社會主義形式也在歐洲廣為傳 播。盡管“基督教社會主義”這壹名稱是遲在十九世紀才正式提出來，但由宗教倡導的社會主義形式卻早已形成。作為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早期，它們只是人們表達其良好願望和美好理想的不同形式。因此，“烏托邦”和“基督教社會主義”都是壹種幻想的社會主義。
到十九世紀，由法國人昂利•聖西門、沙爾•傅立葉和英國人羅伯特•歐文等人分別創立的壹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又把這種幻想的社會主義推進到實踐的社會主義階段。
說他們是實踐的，是因為他們的社會主義活動完全是
傾註於要把他們的美好理想在現社會中直接實現，這種實現要立即從他們身邊開始，最後要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在壹種能培養良好性格，在秩序井然的勞動和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中生活，並由賢能的實業家們始終主導著社會政治。
由我們人類思想的差異性所決定，歐文、傅立葉、聖西門雖然都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並且在這方面有別於前述的幻想社會主義者，但他們三人對社會主義這壹共同問題也各持己見。
歐文施行的是壹種改良人類社會環境的龐大計劃，他在年輕好勝時期就由愛情牽線，從英格蘭進駐愛爾蘭的新拉納克。就是在這裏，他把他的共產主義安營紮寨在這由貧窮和錯誤制度導致的種種墮落和罪行肆虐的所在。也是從這裏，他開始向全英，乃至全世界的壹切不平等，向私有制發起了進攻。
但歐文並不是壹個咄咄逼人的武士，他反對暴力，不主張用戰爭和流血的方式，他要把他的社會主義變革“緩漸得幾乎沒有人能夠覺察得到，然而又始終朝著人所想望的改良方面穩步前進。……因為在緩漸的變革過程中可以消除反抗的意識，可以有時間讓人們運用理智去削弱由來已久的有害的偏見”。
在他初進新拉納克時，那裏滿目瘡痍，各種罪行橫生。從總的情況看，各方面都不適宜在這窮鄉僻壤建立工廠和居民聚居點，只是因為那裏有壹個瀑布可以利用，他的前輩才不得已把工廠安在了那裏。
但歐文堅信，“運用適當的方法可以為任何社會以至整個世界造成任何壹種普遍的性格，從最好的到最壞的，從最愚昧的到最有教養的性格；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世事有影響的人支配和控制著的。”
於是，他在新拉納克這個兩千多人的村社裏，運用他以前的成功經驗，建立了壹個共產主義的小天堂。
他首先改善了工人們的勞動條件，和他們的生活環境，建起了校舍，請來了教師，勸導職工的未成年子女都進學校來念書識字。他修建了壹座“性格陶冶館”，讓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子女們利用它休息、娛樂和學習。他在工廠被迫停工時仍然如數發放工資，並從各方面安排好村社成員們的生活。
這壹切當然收到了良好效果，經過十六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村裏壹般人的性格完全改變了，……街道上再也看不到壹個醉漢，兒童都在不用任何懲罰手段的陶冶性格的機構裏受到教育和培養。整個村社呈現出壹片勤勉、節制、安適、健康和幸福的景象。”
而且工人們的經濟狀況也有了明顯改善，工廠的收益也逐年增加。在施行改良的這些年中，這兒幾乎沒有人申請過教區救濟金，也沒有壹個人因犯罪而受到法律懲辦。這種景況至少壹直持續到歐文年老無力勝任時為止。那時他在此治理了整30年。在這樣的成就下，歐文先生理所當然受到了英國各界人士的尊敬和壹般民眾的愛戴。但歐文先生並沒有在成績面前停步不前，他繼續上書英國政界要人和英國公眾，把他的論文獻給他們，希望能在全英推行他行之有效的改良社會環境，培養良好性格的計劃。
他在論文中說到：“任何社會的成員都可以逐步加以培養，使其生活中沒有遊惰，沒有貧困，沒有罪惡也沒有懲罰，因為這壹切都是世界上通行的各種制度中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
他並大膽陳言，說道：現今社會中應受法律制裁的不是那些貧窮的、未受教育的、無人保護的罪犯，而正是那些沒有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辦法來防止罪惡的立法者和執政者們，因為就是這些高高在上的人“讓壹代又壹代的人從小就被培養成作奸犯科的人，然後又象狩獵森林裏的野獸壹樣追捕他們，直到他們陷入法網”。
歐文認為，“人的性格毫無例外地總是由外力為他形成的”。而現行各類社會制度正是壹邊在制造罪犯，又壹邊通過對罪犯的懲罰來開脫自身的罪責。如果人類要從這種周而復始的制造罪惡、仇恨和愚昧的泥潭之中解脫出來，就應該從根本上改良我們的社會環境，用理性建立起那種“合理而良好的世界管理制度”。而這壹切正是那些對世事有影響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此，他(在“致拉納克郡報告”和有關的論文中)設計了壹個相當詳細和周全的大方形新村或叫平行四邊形新村的協作社或叫公社的共產主義社會模型。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或叫聯合家庭)中，全體成員都從事相應或相同的工作，人人都保證在終生機會均等。因為這個社會中不存在階級，沒有官長和老百姓的區別，“惟壹的區別就是年齡或經驗的區別”。歐文說，“這是惟壹合理和自然的區別”。
為此，歐文把公社全體成員按不同的年齡階段劃分為不同的組，所有的社會工作都由不同年齡的人來分別擔任。這樣，同樣年齡的人從事的工作都是相同的；每個人壹生從事的工作也是相同的。這不但使官長的權威消失了，也使領導與被領導的概念顯得淡薄了。
出於考慮到人數太多或太少都會達不到聯合生產的最佳效果，歐文認為這種共產主義新村的人數應該有壹個合理規定。他認為最好是八百至壹千二百人。且所耕種和占用的土地面積應根據土壤性質以及其他地區條件來確定，壹般以每人半英畝至壹英畝半最為相宜。全國都將在這種大小不等的聯合家庭中使每壹個成員得到最多的關心和幫助，受到最好的教育和環境影響，以從小形成他們符合自然的優良性格。
歐文設計的這個共產主義公社模型除了沒有戒備森嚴的防衛系統外，其他情形與那些幻想的“烏托邦”社會很相近似。它的大方形或平行四邊形新村的四邊是由住宅，入學兒童的公共宿舍、存放產品的貯藏室或倉庫、醫院和招待所等構成，在橫貫平行四邊形地面中央的壹條線上，留出許多空地，使空氣流通，陽光充足，來往方便；然後建築教堂(或禮拜堂)、學校、廚房和食堂。
這壹切建築都是從方便大家的生活，節省開支和便於管理來考慮的。歐文認為，全體居民的食物在壹個食堂內烹調，讓大家象壹家人壹樣在食堂裏壹起吃飯，並讓每個人都可以隨便到公社的總倉庫去領取他所要領的任何物品，這樣做實際將證明是最為有利的做法。
歐文的共產主義是從消除那些現今引起人類種種災難和痛苦，導致人類普遍貧窮和墮落的原因，並從保護和培養人類天性中的優良性格來設想的，他所從事的共產主義實驗也是基於這壹原理來進行的。但歐文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畢竟勢單力薄；到了晚年，當他精力耗盡後，又由於在美洲實驗的失敗，使他的事業漸趨衰落。

比歐文稍晚時期的傅立葉，在法國設想了又壹個與他的前人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傅立葉認為，包括歐文的理論在內的全部非精確科學不符合經驗，這些哲學家們的規律只不過是自己的臆造之物。傅立葉在這裏說的“非精確科學”是指的政治學、道德學、經濟學等等這壹類社會科學。而他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按照“情欲引力”這壹自然規律建立起來的，因而是屬於精確科學的範疇。
這個社會主義理論不以人類理性為然，認為建立在人類理性上的現代文明制度只不過是人類經歷的種種苦難社會制度之壹種，它前有延續，後就必有發展，誰也沒有根據也沒有理由把它說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頂點，是人類社會進人的最後壹個時期。
因此，傅立葉說，必須懷疑文明制度，哲學家們不敢懷疑文明制度，是因為他們的全部理論都建築在文明制度上，壹旦發現能夠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會制度，他們的理論就會與文明制度同歸於盡。
現在這個就要取代文明制度的美好的社會制度(即他的協作制度)已經由他傅立葉最先發現並最早加以研究；傅立葉說，他的協作制度是根據社會運動這壹宇宙運動理論建立的，他發現的情欲引力的規律在各個方面都符合由牛頓和萊布尼茨所闡明的物質引力規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在運動體系上具有統壹性。
根據這個統壹性，他認為他發現了壹門新的精確科學。這門科學把宇宙運動分成四個主要部門。即：1、社會運動；2、動物運動；3、有機運動；4、物質運動。
按照這個宇宙運動理論，人們不但可以推知過去，也完全可以預知未來人類生存發展到滅亡的整個過程。這就使我們明了如何去順應自然，擺脫人類無窮無盡的苦難，進入上帝為我們安排好的能長久享有幸福的天堂時光。而這壹切惟壹要我們做的就是不要違背自然規律，要按照情欲引力建立起他稱之為“法郎吉”的謝利葉制度，即農業協會。
傅立葉推論，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時期大約為八萬年，他把這八萬年的生存時期劃分為四個階段三十二個時期。第壹個階段是人類的童年期或叫分散的上升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成長期或叫協調的上升階段；第三個階段是衰退期或叫協調的下降階段；第四個階段是沒落期或叫分散的下降階段。其中第二和第三階段是人類能夠享有幸福生活的階段，也就是通過建立協調社會的情欲謝利葉制度後我們就將到達的美好社會階段；這兩個幸福階段各占人類生存時期的7／16。第壹和第四階段是人類飽嘗各種無法逃脫的苦難的階段，但它們只各占人類生存時期的1／16。

第壹階段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而已到了尾聲，只要我們盡快組織起農業協會就可結束的給人類造成幾千年苦難的階段，第四階段卻是遙遠未來的兒孫們將要苦熬而永無幸福希望直至滅亡的階段。
歐文把我們人類經歷的幾千年苦難生涯歸結為是“社會從來就安排得很不好，所以人類壹直受著深重的痛苦” （《歐文選集》第二卷第8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二版），傅立葉卻用他的社會力學理論把這個苦難結論為是，因為我們正“處在進入‘命運’以前的分散性上升時期，所以自從有史可載的五六千年以來，我們都非常不幸……我們總是由苦難走向苦難”（ 《傅立葉選集》第壹卷第3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二版）。
但我們很快就會由幸福走向幸福；傅立葉說，文明社會很快就要結束，這是我們人類經歷的最後壹個苦難社會的形式，它是從野蠻社會中發展來的，現在它已經為人類進入第壹個幸福社會——協作社會準備好了條件。
這個幸福的協作社會按照傅立葉的設想，是在現社會中由簡到繁建立起來的，它最初可以由幾百人在壹定的場所下先組織起來，然後再逐步擴展成由壹千八百人組成的規模完備的法郎吉機構。而即使在規模縮小的只有幾百人組成的草創時期的法郎吉中，“第壹件工作也是要使這些草創者養成發揚引力的習慣，發展他們的情欲、嗜好和本能”。因為法郎吉要培養的不是文明制度的人，而是和諧制度的人。他們的有些行為和嗜好在文明制度下是有害的，但在情欲謝利葉制度下，這些行為和嗜好無壹例外都將變成有好處的，情欲謝利葉制度也正是要運用這些自然引力，它“是上帝為我們安排好的，以便我們在引力學方面迅速而穩妥地……獲得成功”。因此，法郎吉對其成員的任何行為和嗜好都會壹味地給以鼓勵，而不是象文明社會中那樣，總是對人們的某些行為和嗜好粗暴地橫加幹涉和總是向人們強制說教。
要使法郎吉的成員們充分發揮他們的情欲引力，其組織方式和人員配備是很重要的。歐文為了消除階級差別，在他的共產主義大家庭中按人的年齡來劃分為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小組，傅立葉卻根據他創立的社會力學理論把他的法郎吉成員按不同的性別、性格、年齡來劃分和組織。壹個規模完備的法郎吉共包括十六個部和三十二個隊的分類，其組織結構甚為復雜。他們都居住和生活在傅立葉為他們設計的“法郎斯特爾”中。這個法郎斯特爾類似於歐文為他的村民們設計的“新村”，只是建築物的結構和擺布極不相同。傅立葉指責歐文采用了壹種最糟糕的四方形建築形式，說這種四方形結構只會給它的居民帶來種種不便，而他的法郎斯特爾卻能避免文明制度中那些建築物因考慮不當引起的社會混亂。
從法郎斯特爾的平面圖上看，其主體建築群的擺布就形象壹只站立的螃蟹，螃蟹腳下隔著公路與畜圈是農業房舍的庭院，螃蟹身體的兩側是教堂和歌劇大廳，它們正可以權當螃蟹的—對大鉗；在螃蟹嘴的部位有壹個方型建築，這兒壹半是供富人居住的。法郎斯特爾的窮人和富人是分開居住的，他們的餐廳也按貧富不等劃分使用，只有兒童才不論貧富同吃同住。
關於農業協會的分配問題，傅立葉認為應“按三種生產能力——資本、勞動和才能來確定人人都感到滿意的分配”。傅立葉嘲笑財產公有，認為這是在分配問題上無以為計時被迫逃避的表現。從法郎吉的生產和生活來看，傅立葉也並不反對私有制，他不象別的社會主義者們那樣，都把私有制看成是人類社會壹切罪惡的根源。因為他自己找到了另外壹種根源，那就是現存和以往的種種社會制度，都在破壞自然的和諧，都在妄圖改變本來都有好處的人的天生性格。
傅立葉還認為，歐文和以往的那些道德家們都把我們今天的苦難說成是由人類的種種惡習所導致，認為人類只要改掉這些惡習，就能使我們從苦難中得到解脫。他說這完全是文明制度的偏見，是這些道德家們無計可施時編造出來的謊言。歐文的生產合作社也是要妄圖除掉人們身上存留的種種惡習，可這事實上正是在與自然相對抗。傅立葉說，文明制度稱之為“惡習”的這些東西正是協調制度的保證，上帝絕不會造下壹個對他的創造物不利的東西出來。他引用盧梭的話來對此證明，說“從造物主手中創造出來的壹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天生斯物必有斯用。文明制度稱之為“惡習”的這些東西把文明制度攪得困苦不堪，這正表明文明制度與自然多麽不協調，也表現出這些“惡習”的巨大潛能，這個潛能將在協調制度中發揮出巨大的作用，推動人類社會從幸福走向幸福。
傅立葉的這個社會主義理論與以往的社會主義多麽地大相徑庭。應該說，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是協作(生產)制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在他的這個協作制的社會主義中，平等與不平等是次要的，貧與富也是可以融合的，他希望的是建立壹種象蜜蜂和螞蟻那樣完全告本能來支配生活的社會主義制度。

與傅立葉、歐文同時代的聖西門，是法國另壹位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倡導的社會主義，是壹種以實業體系取代封建軍事體系，由實業家來主導社會政治的又壹種類型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由於絕對強調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創造，比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更強調資本與才能的作用，因此，馬克思主義只是勉強把它稱之為：遺留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社會主義。
在聖西門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從事物質財富創造的廣大生產者才是對人類生存最有益的階級。這個由農民、工廠主和商人組成的實業階級在社會中應該占據首要地位，因為其他階級離開實業階級就無法生存，而實業階級離開誰都能獨立存在下去。因此，合理的社會應該由從事生產的實業家和以自己的勞動直接促進實業發展的人占主導地位，不應由那些寄生於社會的軍人、貴族、仕宦、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占主導地位。
在他的《實業家問答》這本論著中，聖西門對什麽人是實業家作了明確回答，他說“農民是實業家，工人是實業家，工廠主也是實業家，商人、貨運馬車夫和商船的海員同樣是實業家。……他們構成三個大階級，這三個階級叫農民、工廠主和商人。”
聖西門認為，在近代史上的反封建鬥爭中，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雖然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成功後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是相對提高了實業家的社會地位。由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占主導的社會政制並沒有徹底改變其封建軍事性質，大量的立功將士、世族、食利者和國家官吏依然統治著實業家。這樣的政府壹樣是使人民破產的政府，因為這樣的政府同樣是壹個只為寄生階級的既得利益服務的政府，其國家預算的編制就只首先是為保證這個階級的享樂，國家的財富也絕大部分是用在與生產無關的方面，而不是象經營工業企業的公司的預算那樣，壹切是為其生產著想的。
他針對當時歐洲的整個政治變革形勢指出，實業體系並不是在自由的基礎上建立的，實業體系根本不同於自由體系，指出自由資本主義遠不是適於我們人類的理想社會。他號召實業家們盡早覺醒，認清正是實業階級才是人類社會最有力量和最富才能的階級，他們應該立即組織起來，用和平的方式爭取自己的統治地位。
在對法學家和實業政治的社會地位、歷史作用作了壹番分析後，聖西門指出，“法學家和形而上學家總愛把形式當作內容，……認為政治制度幾乎多得無窮無盡。然而，實際上只有，也只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組織體系：封建軍事體系和實業體系。”（《聖西門選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版，第壹卷，第255頁）。
這樣就不難使我們認清壹個政府到底是由實業家組成的，還是由形而上學家依靠封建軍事力量強制組成的。前壹個政府人人都從事勞動，實業家個個都是理財的好手，因此只需很低的費用就可維持開銷；後壹個政府由於寄生者陣容龐大，因此要依靠嚴苛的沈重賦稅來維持。國家在這種政府的治理下必然發展緩慢，而在實業家組成的政府管理下發展必然極快。
很顯然，過去和現在人類的種種社會制度，都是封建軍事性質的消費型政府為其既得利益集團強制制定的。這種制度由於受腐朽的封建學說所囿，即使是抱著為社會造福的善良願望的統治者，也會“認為保持政權的惟壹辦法，是養活壹切行政部門和大量政府暴力機構的為數眾多的官員。結果，只有通過賦稅和公債來盡量搜刮人民的金錢，並千方百計防止人民的強烈不滿。可見，他們的活動只在於挖空心思地規定和征收賦稅。”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壹個為勞動生產階級即實業階級服務的生產型的政府。聖西門說，近代產生的政治經濟學這門實證科學，已經開創了實業革命，政治經濟學就是實業家的哲學，實業家應該掌握和運用政治經濟學這門理論，讓“壹個可能存在的完全平等的體系建立起來，讓在實證科學、藝術和實業方面最有才能的人，在新體系下成為最受社會尊敬的人，成為受托管理國家大事的人，即壹切才華出眾的人，不管他們的家庭出身使他們處於什麽地位，都將被這條原則性規定提到首位上來。”實業家們應壹舉用和平的方式將社會迫切需要的管理活動置於對社會只會起制約作用的統治活動之上，用管理權取代統治權，用實業制度取代政務制度。
聖西門式的社會主義是由生產者階級運用他們無人可比的管理才能和勞動創造才能，對整個社會施行尤如壹個企業的生產管理壹樣的社會管理，使整個社會、國家和人民發揮更大的物質創造力，過上優裕的物質生活。
這個社會排斥和取消形而上學者和法學家、意識形態者的政治權利和他們對國家、社會的操控權利以及既得利益，制約法、軍警的權利，使他們只能服從人民和真正起到維護國家利益的作用，而不能再去做統治者的幫兇，維護他們非法的統治權。
這種社會類型如果拿來和近代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形成的管理的資本自主主義制度相比，我們到會發現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體系相比，反而有點格格不入。但馬克思主義還是把聖西門和付立葉的非公有制的社會制度納人社會主義體系之中。如果是因這兩種類型的社會理論不同於早期資本自主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有壹個嚴密的社會組織對其社會生產加以嚴密的監視，那麽從奴役時代的幾乎所有社會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這些特征。
聖西門和傅立葉也並不是以這些特征來作為其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的，他們是本著壹個良好的願望，希望他們的國家和全世界都能通過運用他們的理論，建立起能使人人都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社會。這種良好的願望也許所有的統治者都會有，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但願望只是壹廂情願，秦始皇運用暴力推行他壹廂情願的治國方略，給中國人造成了空前的災難。類似的暴力也給歐洲人帶來過痛苦，所以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極力反對暴力，壹再強調運用暴力方式的愚蠢。

可正因為他們反對暴力，馬克思就把他們三人的社會主義稱為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認為，不通過暴力，只愚蠢地運用和平方式是不可能使理想實現的。
除開和平這壹點，馬克思把他們三人的理論稱為是他的德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恩格斯也說，德國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肩上的。
為了與他們三人不使用暴力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區別，馬克思把他的暴力開道的社會主義加上壹個“科學”的冠詞，從此，“科學社會主義”或也叫“科學共產主義”這壹事物就誕生了。（科學社會主義也是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時才使用。馬克思《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壹書摘要》)
這個科學社會主義首先是用暴力方式奪取國家政權，同樣也用暴力“剝奪私人資本家對壹切生產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權，剝奪他們對產品的交換和分配權”。（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在暴力奪取壹切的主張下，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更有壹個龐大的暴力理論體系，它就是馬克思主義中最突出的階級鬥爭理論。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它貫穿於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之中，是他的“科學”的有別於“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也正是圍繞階級鬥爭理論展開的。
在這個理論中，人類社會延續的全部歷史被階級鬥爭化，人類不再是壹個單純的種類，而是由不同階級種類所構成。
這個不同構成的劃分即階級劃分將人類社會描繪成階級對立、鬥爭的角鬥場，是壹個階級壓迫壹個階級的煉獄。馬克思主義宣揚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譴責人類有史以來由富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對窮人的剝削和壓迫，號召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的地主和資本家進行鬥爭，用暴力剝奪他們的財產和其他權利，將無產階級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並用無產階級專政永遠壓制這些異階級。
這種暴力剝奪加暴力鎮壓的鬥爭理論按照馬克思的良好願望是要讓天下窮苦人不再受壓迫和剝削；但這在鼓動暴力的社會中是無法實現的，擁有了這種前所未有的專政理論的新統治者不可能會比舊的帝王將相顯得白癡，會輕慢這種隨意鎮壓異己的超級權柄，相反，他們只會用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暴力方式使社會制度合理、民主的基礎被完全破壞，新的專制主欲者又從中有了階級專政的理論根據，使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更加殘酷。再加上階級鬥爭理論將人性用階級性取代，人類的自然情感也被階級情感所取代；它使人的良善和惻隱之心在異階級間的敵對情緒中被沖刷幹凈，新形成的意識中只有仇恨、暴力、壓迫、鬥爭和虐待。這就使他創立的所謂“科學”社會變得比過去的奴役制社會更加恐怖、黑暗和缺乏理性。
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初期，就多有對人性的種種野蠻壓制作法。太陽城、基督城、烏托邦等都是要靠強制規定人們的生活、勞動和學習、娛樂來實現，這顯然是文明和理性不能接受的。但它們的初衷都是願望全世界人民都能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馬克思的理論也是為了工、農大眾的利益和為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建立。但這個理論只立足在意識形態上，建立了壹整套違反科學原理和違背人類自古以來長期在生產勞動實踐和與之相關的社會交往中形成基本規則的商品、價值、資本理論，並要用階級專政強制推行。這不但不能使工農大眾在他的理論形成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秩序中謀得利益，反而使工農大眾在他的階級專政制度下倍受殘暴的壓制和剝削。
我們可以想象，基督精神是以慈悲、仁愛為懷的，歐洲就曾經倡導過基督教社會主義。他們以平等、博愛為基本精神，並身體力行廣施仁愛於天下。但是在基督教盛行的時代，在教會把持歐洲政治的時代，也就是說，在壹腦子灌滿仁愛、慈悲的教士們組成的教庭把持了絕對權力的時候，他們壹樣做出了火燒布魯若，制造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統治的歐洲。這就是聞名遐邇，令歐洲人色變和為之羞愧的中世紀黑暗制度。那麽，壹個用瘋狂的專政理論，壹個要將異階級和異己皆置於死地的理論鼓動下的專制制度，將會給人民帶來什麽後果，勞動者們的處境將會如何？
人人可以想象。
象其他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壹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以私有制是人類壹切罪惡的根源為依據，提出要用他的方式徹底廢黜私有制。但其他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公有制中都是對生活資料的公有形式加以宣揚，馬克思卻認為生產資料的私有才是私有制的罪魁，而且在生活資料的公有形式上壹再重談他人的老調也會令人乏味，所以他的社會主義總是在生產資料的公有問題上壹再回旋，反復指責資本主義這種私有制的生產形式，強調生產資料的分化和近代確立的個人財產權才是導致人類社會倒退的罪惡根源。
為了實現以國家名譽獨攬的生產資料專有權，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先鋒隊首先要用暴力強行剝奪壹切私人財產歸由他們代表無產階級接管的國家所有。具體的作法是：l、剝奪地產，當然也剝奪農具，使對土地的使用控制在國家手中，並以此支付國家開銷；2、用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強制公債或直接用紙幣贖買等辦法，使還擁有少量財產的個人全部破產，並阻止他們重新再富裕起來；3、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4、用國家手段把信貸和交通業集中在國家手裏。
這些措施對於生產資料專有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建立和鞏固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統治權是基於經濟權的，只有使每個人都破產，由統治集團統壹掌管國內壹切形式的資產錢財，才能有效實施這種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由龐大理論體系支撐的暴力統治。
也許是人類史上從未從理論上論證這壹點的原因，那些容許個人富裕的皇權執掌者個個最終都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今天這個理論產生了，歐文先生早就為他們證明：“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侖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羅伯特•歐文《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或將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過渡》1849年倫敦版）。
盡管歐文反對暴力，他的這壹論證對馬克思的暴力理論的形成也並非重要，但由他首先提出來所具有的那種意義，使馬克思主義不得不由衷地感謝他。
我們縱觀人類社會主義思想史，從墨子首倡理想社會以來，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想家為人類社會奉獻的都是壹幅幅沒有壓迫，人人都互助友愛，大家都過著幸福生活的美好社會圖景。他們希望在這樣的社會中，靠人人都勞動，互相不欺詐而能有壹個豐裕的物質生活。而物質財富如何創造出來壹般就都說得很籠統，他們的思想大都集中在對豐裕的物質生活的理想化上。馬克思轉過來，他的思想是集中在對物質生產的理想化上，並且是用暴力強制的方式推行他的理想。這壹轉變使他與以往的社會主義完全區別開來。首先，與墨子的社會主義不同，墨子提倡的是人人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下應互助互幫，貧富強弱應互濟互愛；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絕不要這種異階級的友愛，不要這種富人的慈善，強者的扶助，他要的是占有他們的壹切，並把他們強制於被專政的地位。其次，與柏拉圖的社會主義不同，柏拉圖要求處於社會最高階層的護衛者們永遠保持心靈的金銀品質，而把世俗的金銀錢財留給廣大民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要求掌握國家政權的先鋒隊高級成員們必須占有壹切資本錢財，而把政治思想教育這壹修理靈魂的東西留給人民，人民才應該保持心靈的高貴，以抵制資產錢財的誘惑和侵蝕。再次，與聖西門的社會主義不同，聖西門規定實業界的領導者們應當無償為社會服務，人民對他們的義務勞動付給的報酬就是尊敬。他希望從事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員能用義務勞動減輕人民的負擔，減少賦稅對人民的壓迫。這樣人民才能盡快過上幸福生活。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卻規定實行普遍義務勞動，要求人民積極參加義務勞動，不計報酬；人民得到的報酬就是“主人翁’’這壹光榮稱號。這樣，先鋒隊的高級成員們才能更好地過共產主義生活。如此種種，不壹而足。
但是馬克思也並非完全不論及物質生活的社會主義方式，比如他對分配就有壹套他獨特的見解。
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分配中，由於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它就象自然物產壹樣本身就存在，供大家共同使用。但生產是社會性的，比不得真正的自然物產，這就使生產的產品最終有個如何分配的問題。按照傅立葉的說法，這種分配不過是個簡單的加減法問題，連小學生都難不倒。但這確是壹個復雜的應用題，涉及到怎樣加減，加上什麽和減去什麽的問題。
壹切都以勞動為準繩。馬克思對此拿出了“勞動量、勞動時間、勞動強度”這幾個運算因數。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就等於價值，所以他拿出來的全是“現實勞動”和它的副產品。這樣，答案很快出來了。馬克思答道：“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麽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這裏值得提醒讀者(我們在前面也對此討論過)，馬克思說的“商品等價物”是指的勞動等價物，是勞動=勞動，而不包括——按他的說法——“任何壹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同樣，這裏的“同量勞動”，當然也就是他提出來的“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等這類勞動耗費，而不是勞動創造。也或者是，如他所說的，“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的勞動量。……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種形式全部領回來。”（同上書）。
當然馬克思在這裏不象在對商品的認識中那樣幼稚，他在對勞動的認識中還是看到了“高級勞動與低級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等等這些勞動與勞動之間的必然差別。但他聰明的忘記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是與勞動的有效和無效有關聯的，壹個聰明的高級勞動者，誰能保證他不可能拿出高級而毫無用場的產品呢？同樣，壹個普通的低級勞動者，誰肯定他不能拿出低級而有用場的產品呢？
由於馬克思對商品的理解只是交換，對交換的認識只是勞動。由於商品交換在他看來只能是勞動=勞動，那麽在他的社會主義分配中當然也只能是勞動=勞動。還不僅如此，由於馬克思主義強調意識形態高於壹切，從事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也就被看成是壹種最高級的“勞動”，在他的社會主義中享有最高的物質報酬。這種分配，不得不枉使國民徒費更多的勞動剩余，資本積累必然極為緩慢，而且還往往得以國民素質的下降為代價。

馬克思既已在他的社會主義中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又從此以取消個人財產權窒息了國民的勞動熱情，在產品的分配中又將勞動剩余大量的消耗在意識形態和政權鞏固上，不去用於與財富創造有利的方面。這種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形成全社會勞動剩余被大官僚完全占有，生產資本被官僚主義運用的格局。它比較那種勞動剩余由創造者自行占有和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的資本運用方式，無疑是在開歷史的倒車；這種資本的官僚主義運用方式，比較資本在奴役時代的運用方式還更加無能，對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創造，對國家的富足和繁榮相比更落後。因此，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對壹個民族的生存和壹個國家的繁榮必不可少的物質財富的創造來說，只能是沒落的社會主義。
自從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特別是勞動所得和勞動剩余由創造者自行占有的制度建立以來，它所激勵起的勞動熱情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到今天，它已在逐步的管理化進程中有了更新的改觀，壹個管理的資本自主主義制度已經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來。這個制度實際上早已取消了財產絕對私有這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確立的政治原則，資產擁有者對共同生存資源的搶先占有和因財產權形成的對他人人身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侵犯正逐步被消除。社會組織在這個時期更加純壹，更加鮮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治制度和社會組織的雜亂狀況已經根本改變。壹個近似聖西門式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推行全面管理化而不是財產權至上的歐、美發達國家和亞洲部分國家包括我們的臺灣、香港等地基本實現。因此，中國大陸人不應該把社會主義認識停留在馬克思的牛角中，以使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前程系於壹危涯之處。
可是，在中國的曠野上，壹個聲音還在喊叫著：堅持幽靈的道……


壹 實際上並不全面，因為，形由道立，形質即器與道是壹個認識整體，或者說，器是感性範疇的認識，道是理性範疇的認識，是對有形之物的認識升華，是柏拉圖形容的“實在中的最明亮者”。(參見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7頁)
二柏拉圖提出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定義的辯證法完全不同，後者多是出於自詡，這裏不作贅述。
③馬克思把資本的預先積累稱之為：“原始積累”，並用此專列—章。在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充滿仇恨的人類生存的罪惡史(見《資本論》第壹卷第二十四章)。
四馬克思特別強調單純價值形成的必要勞動，他說道：“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578頁)，而真的有壹天實現了這壹點，那人類的末日也就隨之實現了。
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已經遠不是斯密說的剩余產品，斯密的剩余產品是就總資本說的，它實際就是資本的利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是就他的可變資本說的，構成資本生產資料部分的不變資本是壹個與此毫不相幹的部分。實際上，就人類社會整體來說，生產資料才真正構成人類的勞動資本，不管單個資本家如何變通使用他的資本，都改變不了人類整體對已有生產資料的物質利用狀況，因此，馬克思的所謂可變資本純粹是壹個意識形態產物，它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相去甚遠。
⑥ 在馬克思的m／v這個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總資本中所需的勞動量，或者說僅只是總資本中用貨幣代表的勞動量所占的份額。m並不是通常認識中資本的利潤，它遠比利潤更大，它是資本總增益。它是由c+v來共同推動的，而不是馬克思理解的那樣僅僅只是由v來推動。當—個資本中c的比重加大時，在v不變甚至減小的情況下，m必然會增大，這種情形反映的真實情況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用馬克思的m’=m/v公式卻反映出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馬克思的這個公式，社會生產力越是發展，工人們的處境就越悲慘。這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性，他的m/v公式正是誘導人們進人死亡狹谷的魔鬼公式。
七“習慣’’在這裏是指人們已在為生存而生產的選擇中，確定和認可了兩物的需求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
⑧以往的論述家們都認可商品的使用價值就直接體現了財富價值，可又正是這些論述家們在以社會財富和它的增長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中，卻把體現社會財富的商品使用價值看得如此無足輕重，有的甚至竟把它說得毫無研究價值。這就象人們辛勤勞動追求的不是財富，倒是勞動耗費本身。

共產極權與經濟環境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所有制與當代中國

——公有制、私有制的價值重評


引 言


所有制的格局極大地關系著當代中國的走向。
毛澤東建構了公有制壹統天下。這是他創立的重要歷史偉業。他斷言，“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事實與毛唱了反調。公有制專政下的中國，經濟萎縮，物質匱乏，百姓貧窮。說貧窮還不夠到位，是饑餓，是恐懼，是屈辱，是苦難，是人的權利的失落與剝奪，……
改革啟動之後，“萬惡之源”的私有經濟復蘇，再生，並且掘起，成為市場經濟的寵兒。中國已成了另壹個樣子。遺憾的是，在官方的話語中，至今將私有經濟稱之為“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異類，決不明媒正娶。
毛和毛後時期中國的變遷，都證明著上層建築（國家權力）決定著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有制狀況）。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主義定律對中國似乎失靈了。
中國的悲哀在於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可置疑的絕對真理。馬克思在30歲之年向世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是《共產黨宣言》（1848）中最重要的結論，毛澤東對此自然刻骨銘心。他在登上權壇高位之後，不遺余力地實踐馬克思的這壹旨意，結果把中國引向絕路。
不過，馬克思倒有關照的，他說，“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列寧卻無視馬克思這壹關照。十月革命之後他把註意力轉移到小生產者身上，頻頻地向這個群體發起攻擊。例如，1919年他這樣認為，農民“是壹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 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鬥爭。”1 毛澤東信仰馬克思，更熱衷於列寧。更何況，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小生產汪洋大海。早在立國之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就說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可見，他在那時就註意到農民會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難怪1951年當壹些農民才分得 土地時，毛就倡導互助合作、土地交公運動，從此壹發而不可收。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向公有化方向不斷地跳躍，時間不過6年（1952—1958）。“共產”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其速度不可謂不快。這個過程無非是農民的權利 不斷地遭受“剝奪”的過程。毛確實超過了馬克思。至於對資本家的“剝奪”更不在話下了。
現在，這樣的歲月離我們已漸行漸遠。馬克思、列寧的話語已經淡出，“左”的風暴已經平息。公有制壹統天下也已不再。但我們不能忘記苦難的過去，這裏曾經有幾千萬人在絕望中死去。我們要為他們銘寫碑文。公有制與私有制，恩恩怨怨，是非功過如何評說，應該有壹些值得記取的教益。更重要的，近30年的經濟改革可稱之為是壹場“改造之改造”，是對當年改造之主體—公有制的改造（政治改革也是如此），這可又是人類史上的壹件新鮮事。時下，對“公”改造深化艱難，如何前行，達到較為理想的目標，十分值得探討。
對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研究，其意義還不限於上述所列。它與人類的生活切切相關，它規定著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道德、法律與制度的元法則。我們如何對人們行為的善和惡作出最基本的道德評價呢？如何對善法和惡法作出最基本的法理判斷呢？如何對制度的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作出最基本的歷史評定呢？如果對公有制與私有制在歷史上的功過表現、特別是20世紀這兩種制度在人類四分之壹的國家中的興衰起落的歷史不作出壹番理性的考察，那麼，對上述的基本問題就會作出錯誤甚至荒謬的回答，從而使人性扭曲，人權失落，人類社會的文明也會因我們的無知而受到野蠻的蹂躪。對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研究不為人們所重點關註，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從馬克思到毛澤東已有了“權威性”的結論，人們提到這類問題就不加思考地以他們的結論作為標準答案。譬如，中國的新“左”和老“左”們為中國在改革中公有制地盤的收縮而憤慨而已。他們要把私有制永遠打入地獄，以為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升入“天堂”。再如,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壹些國家為確定其社會性質在中國學者中爭論叠起，壹些學者根據其私有制的“主體”結構，因而輕蔑地認為，還不是壹些資本主義國家嘛，與社會主義還差著哩！因此，這個問題，對於認識人類的文明史，對於中國人認識當前的世界與當代的中國，實在是壹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共和國史上所經歷的幾次災難已成定論，那就是：“反右運動”（1957），“大躍進”與“大饑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1976），“六四”屠城（1989）。本文研究表明，以公有化為目標的“三大改造”運動後患無窮，也應列為共和國史上的壹大災難。

公有制的基本矛盾

在人類思想史上，對私有制的譴責連綿不斷。到了資本主義早期，批評私有制形成了壹種思潮。17世紀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盧梭則明確提出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蒲魯東的名言是“什麽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也都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到美國的印弟安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加以示範，不久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他們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以及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它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馬、恩的學說至今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因為“科學”，其影響超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尤為深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所作出的若幹結論，對中國人來說成了金科玉律，是人人信仰的國教。“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批判資產階級為綱，因此，滅資、批資、鬥資的運動此起彼伏，“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狠鬥私字壹霎那”，“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壹切，充分表明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文明十分無知，又十分野蠻，導致中國愚昧、專制與貧窮。幸好，馬克思的科學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與大本營 沒有產生顛覆性挑戰，這是令人深思的。
公有制在未經實踐之前，對公、私兩種所有制的孰優孰劣，壹直是個懸案，難以定論（從人類的思想資料看，對公有制的評說比私有制要好得多）。現在好了。有了大面積幾十年的實驗，人們對兩種所有制有了實實在在的感受，因而獲得了比較性的認識。人們如夢初醒：公有制並沒有像理想家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在實踐中對它的責疑四起，它的弊病在世人面前壹壹暴露。社會主義公有制無比優越性的神話被打破了。
壹些經濟學家評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就其結果是物質匱乏，社會貧窮。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是壹個“票證的時代”。每個人、每個家庭失去票證就寸步難行。購買各種生活必須品除了人民幣還必須支付相應的票證：糧票、油票、肉票、布票、蛋票、豆制品票，等等，還有購買某些工業品的工業卷。經濟學家還評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患有“投資饑餓癥”。壹個企業、壹個部門、壹個地方政府，總是不斷地伸手向上面計劃經濟部門要錢、要設備、要項目。不要白不要，管它是否急需、要來是否用得上。掌握著人、財、物大權的政府主管部門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資源調撥各處。但是，妳無論下撥了多少，總是滿足不了眾多“兒女們”的需求，他們永遠表示處於“饑餓”狀況。這其中浪費了多少資源，誰說得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稱為“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有計劃”不假，但這種計劃不以市場(那時壓根沒有市場)需求為前提，不以社會消費與社會需求為目的，而是從長官意誌出發，以經濟指標的增長為目的，官方的金字招牌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按比例”也是主觀設定，因而常被“比例失調”所嘲弄，結果計劃經濟常常成了調整計劃的經濟。而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在實踐中往往壹再碰壁，欲速反慢，不得不放慢速度，壓縮指標，吞下浮誇的苦果。
上面說的，只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某些經濟現象。那麼，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麽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在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前者是其主體。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的那種經濟形式。因此，全民所有制又稱國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國家所有制的概念，從邏輯到實際運行都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全民所有制，其概念之意即生產資料屬全體人民所有。從理論上說，只要妳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妳就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可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或作為全體人民中的壹部分，或某個個人都不可能直接地親身占有、支配、運用、享受屬於他們所有的那部分資產。因此，全民所有制下的資產為人民所有，便只具有名義與道義的意義。實際掌握龐大的國有資產的是政府的相關部門；這些部門制定計劃，下達指令，調配資源，指派到各企業指揮生產經營的官員，聚集並分配利潤。所以，實際情況是，全體人民同歸於他們所有的資產是相分離的，也就是說，全民資產的命運與他們無切身關系。他們每日所忙碌的是自己那份工作與生活瑣事。至於國有企業的工人，他們倒是與這些全民資產朝夕相處的，而且，他們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可是，這也僅僅是壹種名義。實際情況是，他們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與領導者的領導，並沒有發言權，只有私下發點牢騷而已。主人的義務與權利是完成任務，安全生產，不出廢品，領取微薄的工資，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勞保。由此可見，與其說是主人，不如說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除了有壹個好聽的名聲，他們同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雇傭工人並無多大差別。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與全民所有制發生著另壹種關系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情形。他們是全民資產的主宰者。他們無須經過所有者的同意，對這壹資產就擁有占有權、支配權、分配權、處置權以及經營活動中的決策權。需要註意的是，這些官員在運營這些資產時所采取的方法與措施，並非都會十分正確與正當。知識與經驗，道德與修養，主觀意誌，個人好惡，都會影響其中。他們的領導與管理，其後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可能盈利，也可能虧損。當然，不好也不壞，政績平平，是謂常事。對於國有企業的業績不佳至今開不出可以應對的藥方。曾經嘗試過“自負盈虧”即承包制（短期激勵）的方案，但行不通，因為虧了，誰能承擔起這個責任？而且還誘發承包期內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往往為後任者留下不少遺留問題。所以，國企的老總與政府有很大的權力，但都不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與責不對稱，也不可能對稱。這同私營企業存在莫大的差別。私企老板必須承擔虧損的責任。當然，在私企那裏，如果盈利了，就是妳老板的。對於國企老總，企業的利潤不能落入他的口袋。這裏，權力、責任、利益三者，互相脫節，無法聯結成壹個整體。他們有投資決策權，但不承擔投資風險。他們有經營管理權，但不承擔虧損責任。他所管理的企業如果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必須如數上繳，他的收入依然是那份定額工資。他是個經濟人，因為他所面對的是完成經濟指標。他又是壹個政治人，不但因為經濟是為政治服務的，更因為他是政府指派的壹個官員。他代表國家行使他的職權，這同政府機構中的大小官員並無差別。這種具有雙重色彩的身份說他是實業家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官員。作為行政官員，服從上級，對上級負責，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他若要仕途通達、平步青雲，必須以相當的精力去應酬他的上司。更何況在“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極左”口號下，國有企業能正常運轉就算是不錯的了。實施市場經濟之後，如果企業屬於非壟斷性行業，那麼，他必須以市場信息來運籌企業的經營。那就是，市場導向是每個企業最權威的“上級”（所謂企業受“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但因為他是壹個受制於政府的官員，當市場信息與上級指令相矛盾，或上級指令滯後於市場信息的情況下，他的選擇只能是舍棄市場，服從上級。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不是市場經濟的寵兒，不適應市場經濟或被之淘汰，也屬情理之中的了。
綜上所述：成千上萬、星羅棋布的國有企業，雖然實行了人類自古就夢想的公有制，但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了它的種種弊病，更無良策克服由這個制度所產生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與國有資產是相分離的，這份資產好比是自己的孩子，但不能親自去撫育、培養他。作為經營管理者的政府官員，雖然可主宰國有資產，但卻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也不會悉心地去照管與關愛他。這樣，所有者與管理者對國有資產（公共財產）都漠不關心，浪費、失策、虧損、流失等都不會痛心，也無人負責。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國家這個總老板，妳能怎麼樣！於是，整個國有經濟大動脈缺乏動力，缺乏活力，也因此缺乏效率與效益。這是國有企業的通病與痼疾。中國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至今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汙染，低效益。馬克思若地下有知，也只能直搖頭，嘆息道：真沒想到呀！還要補充壹句，共產極權國家的國有企業，上述的現象與矛盾，都是在所難免，只是大同小異而已。這壹點，“中國特色”恐怕說不通。


公有化在中國農村的慘重失敗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申明，中國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之後是有多種經濟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年的《共同綱領》也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第三條）。但開國不久，毛就將當年的理論妄自作廢。1951年8月間（此時距全國完成土改尚有壹年時間），毛就組織起草關於互助合作的決議，他針對《共同綱領》中關於“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權”（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認為，壹邊保護，壹邊也可以動搖。現在保護它，就是為了逐步動搖它。他責問：為什麽不能動搖私有？保護之，就不能動搖之？2 毛澤東此言頗有皇氣與霸氣，也是他毫無法律意識的表白，他可以輕率地推翻《共同綱領》中關於“保護私有財產”的莊嚴承諾，這是以後農村公有化與國家壹系列災難事件的禍根。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0月、11月，毛兩次談話，都明言要改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他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3 是“走資本主義的路”。他還說：“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有低級的，土地入股；有高級的，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4 10月，中央召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這是由註重互助組轉向合作社的壹次轉折性會議。1954年全國掀起了辦社熱潮。由於出現了貪多求大、強迫命令的傾向，鄧子恢（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於是提出了“停、縮、發”的三字方針進行整頓。
1955年7月，毛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開展了建國後全黨範圍 第壹次“反右傾”鬥爭。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貶斥中央農村工作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農業合作化運動於是勢如破竹。至1956年底，入社農戶占全國總農戶數的96.3%，其中高級社占87.8%。另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又掀起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工業、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至1956年底，合作化的手工業人數已達91.7%；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達7萬戶，總產值占原私營工業總產值的99.6%。5 毛澤東原設想在10—15年實現三大改造的任務，卻在短短的四年之內實現了。毛多次向人說：1949年那樣大的勝利並沒有使我高興。到1955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我開始高興了。6
合作化後，糧食從絕對數看雖有所增長，但從增長速度看，卻呈下降趨勢：1955年為8.5%，1956年下降為4.8%，1957年再下降為1.2%。7 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對此情況是不可能引起重視的。他的邏輯與此相反：“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 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8 毛大概從此時開始，以主觀臆斷代替客觀事實。
合作化運動實質上是對農民的壹場“剝奪”。基層幹部和農民把集體化稱為“歸大堆”，“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農民的長久期盼，也是積極參加共產黨革命的動因。他們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只是過了壹下手而已，立即被“共產”了。而且，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土地、牲畜和農具，還有自主經營權。從此，他們在生產活動中成為被動者。土地等財產權和自主生產權的喪失，也是人權的喪失。當然，在毛的意識中是沒有人權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對農民的“剝奪”，還僅僅是初級階段。
1958年，毛澤東又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壹場更激烈的“剝奪”風暴 來臨了！8月，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不要計件工資，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他還說，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 ，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幹呢？他還說，人民公社的特點壹曰大，二曰公。大，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了不起。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余，如自留地、私養的牲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托兒所，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9 可見，“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壹場“共產化”、“國有化”運動。
北戴河 會議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至9月底，《人民日報》宣布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此時距《決議》公布僅20天。
與此而來的是“五風”狂潮襲擊廣袤的農村。“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 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是實行共產的手段，浮誇風、幹部特殊風是共產風的某種結果）。“五風”的風源來自毛澤東在視察中和黨的會議上的壹系列講話。
所謂“公社化”就是將各合作社的全部財產為公社所有。公社壹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它可以調撥各大隊的勞力、資金和財產。這種調撥，用於農田水利建設、興辦工業、大煉鋼鐵等。這種調撥還用來填平窮隊與富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平均分配。公社還享有生產指揮權。公社化之後，原來農業社的生產要聽從上級的命令，生產經營權也被“共”了。“共產風”還刮到每家每戶，不僅“共”生產資料，還“共”農民的私人生活資料。作為人民公社示範的樣板河南省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簡章規定：“社員入社後，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資料轉為全社公有”。10 河北徐水縣的壹些地方連社員家裏的箱箱櫃櫃都收歸公有。社員說，除了壹雙筷子、壹只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安徽鳳陽縣組織“專業隊”到各家各戶搜查，看中什麼拿什麼。幹部公開揚言：“什麼是妳的，只有壹口牙是妳的”。11
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澤東關於對農民的生產資料乃至 生活資料進行“共產”與“剝奪”的言論，大大“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正面地說，則是對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惡性扭曲（這並非說馬克思的思想正確），也是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基礎和基本構成。群眾說得好：“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12
面對“共產風”的襲擊，農民無力抵禦，他們的反抗只能是“怠工”。人民公社宣稱“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民對此以“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加以對抗。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好壞不分，強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結果是懶漢歡天喜地，青年人大不滿意，老漢們唉聲嘆氣，於是：出勤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質量下降。基層幹部出於來自上面的壓力，采取強迫手段，像趕鴨子壹樣叫農民幹活。有的幹部動不動打人，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由於實行 集體食堂制度，幹部以控制食品分配的權力胡作非為，動輒以克扣飯票來威脅農民。幹活遲到的、誤工的要克扣飯票，因饑餓或生病不能幹活的，或講幹部壞話的都要克扣飯票。幹部們就這樣掌握了群眾的生死予奪之權。
由此可見，公社化期間的農民實際上已淪為農奴。他們有限的財產被“共”了，他們的自主生產權被“剝奪”了，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也失去了保障，最後，人身的自由權、生命權也難逃厄運。因此，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共產制度下的農奴制(說農奴制還算是輕的,因為沒聽說歷史上的奴隸制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悲慘記錄。共產農奴制的某些特征，如野蠻性與無人道性，值得進壹步研究)。這是至今研究這壹段歷史的學者們所沒有看透的。
眾所周知，大躍進 、公社化運動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三年（1959——1961）的“大饑荒”。1960年糧食產量僅1435億公斤，跌到1951年1437億公斤的水平。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口糧極度困難。農村人口因饑餓而大量死亡。面對饑餓、死亡的威脅，農民逼迫吃樹皮、野草、觀音土，乃至食人，令人慘不忍睹。據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2005年壹項研究成果，1959—1961年中國餓死人計3755.8萬人。他的這壹數字是建立在對1462個縣統計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關鍵的壹步。這比中共上臺執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氣候災難的死亡人數之和2991萬人還要多764萬人。特別需要說明，三年中餓死近4000萬人，既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有救濟的能力所致。13 “大躍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倒退”、“大災難”。
1959年，毛澤東與中共上層 開始糾錯，這種糾錯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糾正工作中的壹些偏差，糾正“壹個指頭”的問題（成績是“九個指頭”）。毛不能容忍對他所掀起的“共產風”的批評。1959年彭德懷等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1959—1960年安徽等地試行“包產到戶”，雖得到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支持，又遭毛的嚴厲批評，指責是“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1962年毛的秘書田家英經調查後向毛匯報，認為“包產到戶”對恢復生產明顯有利，深受農民歡迎，對此毛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14 這樣，“包產到戶”壹直成為壹個禁區。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的底線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個經營體制壹直勉強維持到1978年。雖然在人們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早已成為壹具僵屍，但只有到毛去世後才能退出歷史舞臺。到80年代初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包產到戶”、恢復 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竟成為中國改革的帶頭羊，這是毛生前所不可預料的。


通 向 富 裕 之 路

公有制經濟體制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其試驗結果勢必是貧窮，普遍的貧窮！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1955年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則下降為2.5%。15 這說明，中國在實行大壹統公有經濟時期，與世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呈現出衰退狀況。長期生活在這壹體制下的人們深深地感受到，這壹制度絕非人類的福音。這壹點，到上世紀80年代初即“文革”結束後也為中共上層人士中壹些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人所認識，鄧小平以至憤憤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在他們面前首先遇到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公有制經濟已經試驗了，不行，只有召喚私有制經濟壹策了。這壹點大家肚知心明，但都不說。80年代初，個體雇工現象露面了，鄧小平對之很謹慎，他的態度是，不禁止，也不宣傳。實際上給了壹條生路。到1988年，國家通過憲法修正案：“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初步獲得了合憲性。那時候，強調的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性”與個體私營經濟的“補充性”。維護“主體性”是不能動搖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使私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層層制約。人們對“資”與“私”心懷余悸，如履薄冰，如涉雷區，不敢理直氣壯地為其鳴鑼開道。包括鄧小平也只能使出“不爭論”壹招為他的改革政策護駕。若公然號召發展私有經濟立即會被指責“復辟資本主義”。於是鄧小平迂回地找到另壹條路徑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開辟通道：那就是市場經濟。對於市場經濟雖也爭論多年，但其敏感性弱於私有經濟。92年鄧下了個決心，在南巡中大力鼓吹市場經濟，且辨明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即使是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強人，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再生也不得不力避姓“資”姓“社”之嫌。可見我們這個民族要消除對私有制的偏見是何等之艱難！
不久，市場經濟被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1992年）所接受，從此，私有經濟被迅速激活起來，它無孔不入地開拓著自己的生存領地與市場空間，對中國經濟的勃興大顯身手。鄧小平的戰術很是成功。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4%。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財政收入由1132億元增長到3.16萬億元。16 另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披露，2004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已達42.8%，2005年底上升到50%，預計未來5年，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達3/4。17顯然，如果不開放民間私有經濟並獲得迅速發展，中國這近30年中的經濟起飛斷無可能。
中國某些大牌的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歸結為是實行了市場經濟，對私有經濟這壹關鍵因素有所忽視。人類史上，經濟奇跡都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出現的，這在資本主義時期尤為突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我們要充分估計市場經濟對於推動商品經濟與企業組織的作用。市場經濟與企業組織是壹種互動關系；然企業組織是市場的基礎。可以說，沒有自由的企業就沒有自由的市場。我贊同D.諾斯所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18 我們可以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中國的發展正是當代中國興起的原因所在。這裏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應當是指私有性質的企業與兩權（中介的法人產權與最終產權）分立的股份制企業。
經過兩種所有制的試驗與比較，為人們獲得新的認識提供了依據。現在，對於哪種經濟形態更利於經濟的持久發展，或者說，更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促使社會走向普遍富裕的境地，顯然是私有制，關於這一點基本上無可非議了。

也許，歷史上的壹些思想家對私有制的批評都有壹定的道理，但歷史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沒有能看到人類在20世紀所進行的公有制經濟在眾多國家中的試驗。這個試驗，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它同歐文在1824—1829年間在美國所進行的“新和諧公社”的試驗壹樣，都以失敗而劃上了遺憾的句號。所不同的是，20世紀的試驗是在國家權力的驅動下強行推行的，擴展到10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10多億人口，持續達幾十年之久，其歷史紀錄之悲慘比之私有制下人們的生活狀況，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在與公有制的比較中，人們應當為私有制說幾句公道話了。

1、 說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貧富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
者的天堂，官僚主義者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僚們以改革的旗號作掩護，進行暗箱操作，大肆盜竊國民財富，化公為私，紛紛成為擁有千萬、億萬財富的暴富者。“權貴資本主義”竟成了“改革”的壹個豐碩成果，是當代中國腐敗勢力猖獗的集中表現。
2、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它對勞動者進行奴役與壓榨，從而引起階級對立。
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現象呢？問題是，公有制下的剝削具有新的特點，因而不易為人們所識破。公有制下的剝削以權力為基本條件，因而可稱之為“權力剝削”，這種剝削方式具有很大的偽善性。19 這是壹。其二，權力剝削往往在生產過程之外或在分配中進行，是壹種超經濟剝削，較之資本剝削更落後，對生產力的發展並無積極意義。其三，權力剝削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彈性，難以有壹個計算尺度，較之資本剝削更無人道，如工人的剩余勞動無條件地被國家占有。這種剝削形式長期來以工人為國家作“奉獻”等言辭加以哄騙與掩蓋，使工人、農民的生活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權力剝削”問題有待進壹步研究。就概念而言，“權力剝削”與“權力剝奪”哪種界定更恰當，更合科學性？尚可探討）。
3、 說私有制，特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周期性地爆發了經濟危機。可是，公有
制下難道不曾出現過危機？“文革”結束之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這難道不是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其實，何止是經濟危機，還有信仰危機、政治危機（接班人危機、執政危機）、社會危機。近10幾年又出現了生態危機。
4、 說私有制加市場經濟，使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說到浪費，公有制下的浪費則更為怵目與痛心。人們都知道高指標，瞎指揮，勞民傷財；都知道共產風，浮誇風，人心浮動；都知道長官意識，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都知道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遊……如此林林總總，不知浪費了多少國民財富，揮霍了多少民脂民膏！
此外，公有制經濟還具有私有制經濟所沒有的壹些弊病。
公有制經濟是政府包辦的經濟。除了經營成本高，浪費嚴重，管理不善外，它使社會在經濟活動中成為被動者、旁觀者與依附者，每個人失去了自主權與進取性，失去了對生產活動的興趣。本來，社會應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而直接經營生產並非是政府應當承擔的基本職能。現在，政府倒成了經濟發展的第壹動力與唯壹動力，社會動力則讓其靠邊。包辦經濟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生產的發展進入慢車道，原先對優越性的期許成了泡影。
公有制經濟是命令經濟。發展速度、經濟指標與重大決策由最高權力者欽定，然後層層貫徹。它不顧客觀規律，發動經濟建設的人民戰爭（如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煉鋼鐵”），大轟大嗡，弄虛作假，勞民傷財。發展計劃受挫，國家墜入深淵。只繳學費，老不畢業。領導者無須承擔過錯責任，無下任之慮，反迫害不同意見者。可見，公有制經濟不過是為發泄權力意誌提供了廣闊的場所，百姓深為受害。
開啟市場經濟後 ，公有制經濟仍享有“主體”地位，“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憲法第七條）。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仍是“主導者”，操縱種種大權（資源調配權、項目、指標審批權、經濟生活的決策權與監督權等），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使市場競爭有失公平，還為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大開洞門。國企改制，成了官僚們鯨吞國有資產的盛宴。老百姓為改革、也為腐敗埋單，社會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改革改出了壹個“權貴階層”，其孽生之源是官有制經濟。
如果壹定要說堅持公有制有什麽重要意義，那就是為國家所操控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與滾滾而來的利潤是極權主義的經濟基礎，它為極權統治提供物質支持，又是官僚們索取特權享受的物質源泉，因此，作為公有制的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是官僚特權階層的所有制，這並非讒言。20 所謂“相當程度”，因為國有經濟還不得不為社會提供公共需求並承擔著國家的前瞻性發展。
但是，私有制是同“惡”相聯系的，這壹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吧！
其實，這種惡，作為人性的壹個方面（人性中也有“善”的壹面）在任何環境下都會有所表現的。說私有制誘發了人性中的惡，難道在公有制的場景下，人性中的惡就消失了。當然不是。問題是，這種惡的表現在哪種制度環境下能引導到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產生較少的消極與破壞作用。這是值得人們仔細思量的。
人都有需求、自利的欲望，需要得到充分的財富。如果他是以正當手段獲得的，並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與法律的懲罰。但社會若不確立私有制的法律保護，那麼侵占別人的財富並不認為是行為不當（如1958年刮起的“共產風”，1966年掀起的“抄家風”），這無疑助長了偷盜與搶劫等惡行。以平等為原則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個人利益受到藐視，個人欲望受到壓抑，個人積極性受到摧殘。大鍋飯，養懶漢。出工不出力。平庸者與勤奮者均是“按勞分配”，活得壹個樣，餓不死，也富不了。社會不是獎勤罰懶，實際上在提倡獎懶罰勤。由此可見，在私有財產制不確立或共產公有制的社會裏都存在著壹種潛在的消極因素，即人們不願為個人利益而奮鬥。人缺乏熱情與激情，社會缺乏生氣與活力，在這種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不要說大躍進，連小躍進也是絕不可能。私有制的意義在於，它使個人奮鬥所創造成果均可帶來看得見的利益，因此激發了人的欲望、熱情、智慧與創造力，激勵著人們去競爭、去拼搏，乃至去冒險。這就給社會註進了前進的恒久動力。
人的欲望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應當視為正當，卻也容易偏離理性，跌入違規的泥潭，因此被人們稱之為惡，私有制助長了這種惡，產生了欺詐、掠奪、奴役、征戰等罪惡，因此它擡不起頭，挺不起胸。其實，對這種惡，先前的思想家們並非沒有作出過公正的分析。譬如黑格爾，他認為，善與惡，是編織世界歷史的經緯，他稱贊“惡”在歷史上的作用甚至比“善”更為重要。他說：“我們對歷史的最初壹瞥，便使我們深信人類的行動都發生於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要、熱情和興趣，便是壹切行動的唯壹源泉。”21 這樣的意思，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表述的更為直率，他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先考慮這些，然後才考慮到公正和善德”。22我們贊賞大公無私、毫不利己、憂國憂民德行高尚的人，但是抱著這種人生目的的人同蕓蕓眾生相比只占十分細微的比數，如果教育和號召人們都要懷抱這壹誌向與實踐這壹目標，未免是烏托邦的空想與偽善的說教。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個別興趣和自私欲望的滿足的目的卻是壹切行動的最有勢力的源泉”。23 恩格斯在研究了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文明史後，以十分清晰的語言道明：“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人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24 恩格斯在此當然不是在宣揚人的貪欲與自私，而是揭示了文明社會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動力。這個動力就是人對財富的追求，或者說，就是人性。私有制是與人性相通的制度。否定私有制的空想家們，或者無視人性，或者扭曲人性，或者企圖改造人性。他們的美好計劃結果都遭到人性的反抗而歸於失敗！由此也使我們明白，私有制為什麽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而立於不敗之地。
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了壹切形式的私人所有制。此後我們經歷了壹個無私有制的社會。沒有私有制的時代也是個人權利失落的時代。社會在壹切方面停滯下來了。說停滯還算是不錯的。更多的是經受著挫折、動亂的苦難。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2004年國家的憲法終於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007年國家又出臺了《物權法》(稱《財產法》更妥)，保護私人財產權開始有了專門的法規。
私人財產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立法史上還是第壹次。但是，私產與公產的法律保護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對於公產，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私產憲法只稱“不受侵犯”而已。前者“神聖”，後者不“神聖”了。法律用語的差別反映主流意識對私產還存在壹定的歧視。這方面同西方國家還落後二百余年（或許能在不大長的時間內消除同西方國家的差別）。我指的是官方的認識水平。譬如，18世紀中葉英國的壹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就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發表過這樣的演講：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裏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跨入這間已經破損了門檻的破房子。這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對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可謂作了經典的說明。25
現在，我們終於又把私有制請了回來。從廢除私有制到重新確立私有制，這壹大起大落的震蕩，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是走了壹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才終於駛入了人類的文明航道。正如何清漣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2002年)壹文中所說：“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壹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壹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壹選擇付出代價。”歷史是否在嘲笑我們：財產權的原則恰恰是在對財產權否定的實踐中確立起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商品生產為目的，迫使資產階級不遺余力地去開辟國內外市場。市場經濟中的激烈競爭形成了千萬企業的外在壓力。對於每個資本家，既有攫取更多利潤的內在動力，又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這兩種力量：內在動力與外在壓力，集資本家於壹身。正如馬克思所說：“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壹個資本家。”26 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過去世代相比成了壹個奇跡。但是，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因為商品交易的前提是交易者擁有對某物的權利。在公有制基礎上推行的市場經濟，只能是夾生飯的市場經濟。因此，私有權的確立才可望中國有健康的市場經濟。
通向富裕之路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不是“劫富濟貧”（像中國歷次農民起義所做的那樣），使社會依然貧窮。不是“剝奪資本”（像中國上世紀50年代所做的那樣），使大眾成為無產者。而是在私有制下人們以不同方式的努力去正當地獲得財富。當壹部分人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時，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合理的稅賦政策，實行財富的再分配，調節貧富差異。要消滅貧富差別，不是消滅富人，剝奪他們的財產，而是讓富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富，然後將他們中的壹部分財富流向窮人與弱勢者，幫助他們致富，由無產者變為有產者。如此，社會才能達到總體富裕狀態。這是西方國家所走的壹條成功的道路。要消滅不平等，得允許不平等，然後當條件具備時去填補這個不平等的溝壑。

經濟體制改革：重建所有制結構

“單壹公有制”已被實踐所否定，並不意味著是對公有制的否定。公、私兩制，除了性質上的不同規定性之外，各自還因其不同的功能而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求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任何壹種所有制都不可能獨坐天下。
至2005年底，全國民營經濟在當年GDP總值中已占50%。須知民營經濟這壹可觀的成就是在市場競爭有失公正與發展條件不及國企與外企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說明民企在機制和效率上遠優於國企。但從功能方面考察，國企比民企要復雜的多。民企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的自身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那種賺錢少甚至賺不到錢的生產它是不會去經營的。這就是它的局限性。當然，民企通過向國家納稅，客觀上也是支撐國家職能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的商品，滿足社會各種需求，還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國企的功能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力量，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追求多重效益：1.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個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2.國企的效益具有宏觀性，它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它是面向全社會的。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不能單純地核算其自身的盈虧狀況。由於它的效益的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健康地發展曲折地反映出來的。3.國企的效益還具有未來性，為了社會的發展，國企承辦起某些重大的基礎性產業（如南水北調）與先導性產業（如太空工程）。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企無力、也不願承辦這些產業，這些任務就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身上了。
國企與民企在功能上的差別，彼此在客觀上存在壹種社會分工，即他們在經營內容、所居行業應有所不同。認識這壹分工法則，有利於形成公、私兩制的最佳結構，最大限度地實現各自的功能，使之優勢互補，效益互補，協調發展。具有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社會（不管它是什麽性質的社會），必定比翼雙飛，久享昌盛與繁榮。
對於所有制的認識，人們至今停留於公與私的界分。其實，有的事物的性質具有多重性。對於所有制來說，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筆者所提出的所有制功能的論點就是所有制的重要屬性。這壹論點為我們較為全面地認識所有制的本質開闊了視野，對於重建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很有益處。我們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並存、功能互補新的思維境界。
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所謂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指公有與私有兩制的行業分布合理，使兩種所有制各盡所能，使各自的功能與效益得到較為理想的實現。
市場化改革以來，公私兩制結構的變化多半是在市場的沖擊與催化下發生的，它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壹種自發、半自發的現象。這不妨也可稱之為是壹種“市場調節”，理論指導壹直處於缺位狀態。國資委在2006年12月作出部署，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要保持“絕對控制力”，對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要保持“較強控制力”。27 國資委還認為，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就是說，那些在國資委看來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都應當由國企和國資來經辦。這種觀點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大家知道，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是國企的改革，阻礙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困難也在於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
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導向大概可以歸納為兩種安排。壹種安排是將相當數量的國企推向市場，即市場化安排。90年代中期，有壹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能與市場經濟相容。所謂“相容”，意指國企能在市場經濟中生存與發展。這種觀點是為了表示，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企的龐大陣線也無需收縮。為了開通這條道路，對國企提出了種種改革措施與口號，如“政企分開”，“產權明晰”，“自負盈虧”，甚至要求其“轉換經營機制”。十幾年之後這壹大批國企市場化“化”得怎麼樣？我們知道，“化”得卓有成效者鳳毛麟角，從全局看，是“化”多為少，“化”有為無，虧的虧，散的散，國企在市場突圍中紛紛敗退下來。現在，對上述那些口號，人們不再堅持了，留下的壹句“遺言”是：“抓大放小”。
那麼，這種選擇為什麽走不通？深層的原因在那裏？90年代後期，我在“國有企業的走向與解困”壹文中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後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較為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的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麼，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如果是公平競爭)。再過五年、八年、十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民企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開拓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日趨萎縮。”28
因此，政府對這部分企業 所謂“市場化”的安排，實際效果是通過市場競爭讓其自行淘汰之。
所以，“抓大放小”中的“放小”，不是政府對國企改革的原初設想，而是經市場化實踐之後，這批企業難以生存，成為政府財政的個沈重負擔，不得不作為包袱甩給社會。這批企業破產或長期虧損，就要轉讓、拍賣企業的資產，這就產生了另壹個問題，即國有資產的流失。這雖令國人心痛，遭到輿論的廣泛抨擊，但似乎又成為改革中必定要付出的代價。國有資產流失的另壹通道是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中國的改革不是兩條腿走路。經濟市場化走向，政治卻仍堅守 計劃規則。參與呀，監督呀，公開化呀，統統靠邊。加上法制不盡完備，有法也可不依。企業的大事由內部的頭頭與上面的領導說了算，實行暗箱操作。人民當家作主叫了多少年，結果連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都沒有發言權！所以，不論是企業破產或盈利，權貴們都有利可撈。他們既可利用市場，又可以利用計劃，頗為得心應手。他們是化公為私的“專家”，是盜竊國資的“明星”。改革培植了壹批暴富者，而民眾為改革承擔著愈來愈沈重的代價。這條路什麼時候才走到頭？！
政府對那種大型、特大型的國企則作出了另壹種安排，即由國家壟斷經營。國資委在2006年12月所作出的部署就是屬於這種安排。為什麽要對這類企業作出這種安排？國資委並無說明，只是說，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言下之意，這類企業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所以要由國家壟斷經營，以保持“絕對控制力”與“較強控制力”。這種含糊的說法缺乏明確的邊界：什麼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也沒有說明，為什麽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由國家壟斷經營？實際上，國資委的這種部署自有其深層原因，只是不便坦言罷了。依筆者的分析，內中原因：壹是仍受“左”的觀念或傳統所有制結構模式的束縛，認為公有制經濟應享有“主體”地位，它在國民經濟中必須占大頭。其實，民營經濟在全國GDP中的比重以及就業人數等方面已經突破“主體”框架。二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壟斷利益的驅使下，要求對這些行業與領域加以“絕對控制”與“較強控制”，使民間經濟不得滲入與染指。三是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已發生顯著變化，但離符合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合理所有制結構還有很大的距離，政府至今對此仍缺乏應有的認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下，真正由國家投資經營的行業屈指可數，並且壹般並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失，因為市場難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現實和未來的全部需要。而國家卻有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公共秩序和未來發展的需要，這些領域由於無利可獲或無力承辦而不為民間企業所光顧。所以，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投向應該是涇渭分明的。那種以“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來劃定國營與民營的邊界，可以帶有隨意的傾向，即可以隨長官意誌的變化擴大或縮小這種邊界，因而是不科學的，不利於公、私兩種所有制合理結構的形成。必須建立起這樣的共識，只要不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只要民間經濟願意經營、有能力經營，都應當壹律開放，讓其經營，不應該設立種種禁入邊界。即使壹時沒有能力經營的，國家也要給予幫助，鼓勵經營。美國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就有鋼鐵大王、石油大王、煤炭大王等，後來又有電力、電信大王。按照我們的觀念，這些行業都應當是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不解決合理的所有制結構，那麼，其結果是：第壹，不可能有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第二，壟斷企業與市場競爭相隔離，在既缺乏競爭的外部壓力、又缺乏內部的約束機制的條件下，決不可能有良好的經營業績；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推出的壟斷價格以及所獲得的壟斷利潤，這類企業職工所享受的壟斷工資與壟斷福利，29 必然要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這大大有失社會公正，勢必引發社會矛盾，這與建構和諧社會豈非背道而馳！第三，以行政權力劃定壟斷經營範圍，既大大縮小市場空間，也大大抑制民間經濟的發展，抑制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須知，經濟發展的動力與重心在社會而不在政府，在民間而不在官方。政府應當遠離企業，遠離資本，遠離資源。由國家來操辦、經營工商業決不是政府的職能，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不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難以深入，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缺乏持久的動力。
總之，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必須拋棄對公、私兩種所有制“左”的價值觀；必須使政府完全退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承擔的職能，當好經濟發展的守夜人，而不是與民爭利；必須使公、私兩制按其各自的功能正確定位，各盡所能；必須使壹切可以進入市場的行業全部入市，使民間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成為創造與貢獻社會財富的主角。這才是中國真正的掘起。

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關係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個人主義”與中西文明之反差

個人主義是西方的文化基因，如同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基因。因此，中國與西方社會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和詮釋完全不同，是毫不奇怪的，由此造成中西社會演進的巨大差別，成為展示中西文化的壹個窗口。

“個人主義”詮釋：西方的深邃與中國的淺薄

在西方，個人主義是壹種正面的積極的價值觀。它是關於個人權利與個人價值的壹種學說。
個人權利。啟蒙思想家認為，人人都應享有人身安全權，財產權和自由權，他們把這些權利稱為人的“自然權利”，因而認為是“天賦人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幾個世紀以來，人身自由、個人財產、言論自由等權利意識已根深蒂固，融化於西人的血液，成為西方世界的共識和立憲的基本原則。
聯合國1946年通過的《人權宣言》豐富了人權內容，宣布：“人人有權享有主張發表意見的自由”；“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閑暇的權利，……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宣言》還莊嚴宣布：“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壹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等任何區別。”
人人享有同等權利的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來說，是批判和否定的：難道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能享有同等的權利嗎？或者，當有的言論危害到“國家安全”，難道還能給予這種自由嗎？至於私有財產是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能讓剝削者永遠享有財產所有權嗎？
個人價值。個人價值表現為人的獨立、平等、尊嚴，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人的價值的自我實現。
對於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會來說，宗教改革對於個人價值觀的確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千年來，教會的教士作為壹個特殊階層享有以下特權：主持聖餐、聖禮等宗教儀式及講道、懺悔等活動。這些活動的重要意義被認為是人與上帝交往的基本方式，從而也是人獲得上帝恩典、靈魂獲得救贖、生命獲得永生的基本方式，因此對基督徒來說生命攸關。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會教士的特權。路德抨擊羅馬教廷築了三堵墻來束縛信徒的心靈：第壹堵墻，宗教權力在世俗權力之上；第二堵墻，只有教會才有解釋《聖經》的權利；第三堵墻，只有教會才能召開宗教會議。路德指出，人為地區分“教會階級”與世俗階級，是“壹個多麽富於欺騙性的巧妙發明！”他認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真正屬於教會階級的。人的靈魂救贖是很神聖也很個人的事。信仰屬於人的心靈。人從內心希望與上帝交往，獲得上帝的恩典，這些都是別人不能替代的事，但現在卻屬於了別人。路德說：“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
宗教改革確立了眾信徒皆教士的原則。不論男女，不論長幼，不論主仆，都是神聖的教士，有著教士的尊貴，都有資格出現在上帝面前，為他人作祈禱，相互傳授有關上帝的道理。這壹原則的確立，千年亙在廣大教徒與上帝之間的龐然屏障被打通了，所有這些充滿神秘和神聖的大事不再靠別人，而靠自己。千年來最重要的事情無過於信仰，最重要的權威無過於教廷和教會，最重要的傳統無過於服從天主教的統治。現在這些全被推翻了，個人還有什麽事情不能自我決定呢！正是這種“新教個人主義”，為近代個人主義的橫空出世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從此個人主義從中世紀的重重帷幕中走了出來。獨立、平等、自由、尊嚴，成了人最寶貴的價值。羅素指出：“新教徒移動了宗教中權威的位置，起初是把權威從教會和《聖經》轉移到單獨的《聖經》方面，然後又把它轉移到每個人的心靈裏。”（[英]羅素：《宗教與科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6頁）宗教改革，推翻了教會的權威，使之轉移到了教徒個人，“這是現代社會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得以發展的壹個根源。”（[德]弗羅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102頁）
此外，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啟蒙時代“天賦人杈”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工業社會商品經濟的滾滾波濤，都使個人主義成為時代最強烈的音符。
個性的自由發展，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是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的主要內容。
個性是使壹個人之成為壹個人的那些獨特性格、素質、能力的總和，是人之為人的最寶貴的東西。試想，如果社會中的每個人按照壹個模型鑄造出來，那會是何等的單調乏味，毫無生氣。社會崇尚個性的自由發展，才能開發每個人智慧的潛能，才會不斷出現見解獨到的學術成果，標新立異的文藝作品，科學技術才會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人類社會才能呈現繁花似錦的精神世界。密爾說，人類要成為思考中高貴而美麗的對象，不能把自身中壹切個人性的東西都磨成壹律，而應當把它培養起來和發揚出來。他說：“相應於每個人個性的發展，每人也變得對於自己更有價值，因而對於他人也能夠更有價值。”（密爾：《論自由》，第67頁）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指出，人的基本這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顯然，這是個人主義價值的最高層次。對於壹個智者、學者、思想者、科學需要包括五個層面，其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賦和能力，認為家，這是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藐視個性，甚至是扼殺個性，是對人類的壹種犯罪。
在中國，特別是1949年以來，個人主義遭到誤解和歪曲，完全成了否定性的貶斥之詞。個人主義曾被譴責為“萬惡之源”，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辭海》對個人主義就作出了如下詮釋：

“壹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是私有制經濟在意識上的反映。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原則。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的最後最完備的形態，因而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身上發展到了頂峰。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個人主義也是小生產者世界觀的壹個特征，表現為自私狹隘、自由散漫、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等。個人主義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根本對立，對革命隊伍起著腐蝕作用。”

以上詮釋同西方對個人主義的理解正好相反，完全成了負面的消極的價值觀，它代表官方的意識形態，至今仍有相當市場。但是，這壹詮釋是對西方個人主義的嚴重曲解。
第壹，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文明在三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壹直弘揚以人為本的個人主義，那麽，“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是否因此成了西方人的道德規範與社會的道德風尚？答案是否定的。
誠然，個人主義中有利己的成分，但不能歸結為利己主義，更不能歸結為損人利己主義。
第二，說“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等思想行為“是私有制經濟在意識上的反映”，那麽，我國在近三十年中曾壹度徹底消滅了私有制，公有制壹統天下，損公肥私、損人利己這種現象是否就此消失還是更為膨脹了？今天，國有企業仍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在這類企業中的各級管理人員是廉潔奉公、不謀私利，還是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揮霍浪費？答案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事實上，公有制在實踐中暴露出比私有制更多的弊端，在此不加壹壹列舉。其中之壹是，公有制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蛻變為“官有制”。官僚們貪婪之心不免紛紛外化，從中咨意掄劫，化公為私，貪汙浪費，成為腐敗泛濫的重災之地。
第三，說“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這種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身上發展到了頂峰。那麽，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各級黨政官員紛紛陷入貪腐泥潭，盡管黨紀國法嚴加懲處，仍“前腐後繼”，對此作何解釋？
第四，說個人主義同集體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按此邏輯，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應當是混亂不堪的了，其公共福利（如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救濟等）也是無人問津、乏善可陳。可在事實上，咱們中國比之西方國家在公共福利諸社會保障上存在天壤之別，可以說是望塵莫及。“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是現今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西方經驗表明，個人主義不但沒有損害集體主義，反而促使集體主義獲得健康、全面的發展。
1949年以來對個人主義進行曲解與批判，是中共所宣揚的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為建立與鞏固極權政治、極權經濟與極權文化提供思想支撐。
中國歷經幾千年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無不與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為敵。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壓根沒有個人權利的思想萌芽。“三綱”說作為思想禁錮統治中國人的心靈達幾千年之久。如同某人所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統治者憑籍“三綱”，“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以此坐穩帝座，壹統天下。與專制主義相映襯的是奴隸主義。中國人的奴相是皇權專制長期馴化的另壹筆遺產。在專制皇權的超強控制下，做奴隸成了惟壹的選擇。魯迅認為，對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即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往往只能遠離塵世，隱居山林，普天之士則紛紛“躋之仆妾之間而以為當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沙文漢（中共立國之初曾任浙江省省長）在淪落為“右派”後，潛心研究中國史。於1963年著成8萬余字的長篇論文“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認為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實際上是壹部奴隸社會史。這是沙文漢落難後沈思之作。說明專制主義需要奴隸作為邦國的基礎，共產主義亦需要沒有人格的奴才為統治者效力。針對中國人的奴性，胡適就說過：“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第壹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願每個中國人都有這樣的覺悟，不再做“馴服工具”，才能埋葬專制主義，伸張個人主義，建立現代國家。

中西文明演進之反差

下面，我們討論西方近代文明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個人主義在其中起了怎樣的主導性作用？
1、創立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民主主義國家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是實行階級專政的需要。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造反與暴力橫行天下的社會動亂，毛澤東認為，每隔七、八年得再來壹次。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導致血腥的專制和階級鬥爭的沒完沒了。
西方的啟蒙學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都認為國家（政府）起源於契約。他們設定，人類都曾經生活於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又處於很不安全的狀況，每個人的生命和財產會不時受到他人的侵犯和威脅。為了結束這種充滿恐懼的狀況，人們需要建立起壹種公共權力，把治理社會的事物委托予它，與它訂立契約。國家（政府）就此產生了。國家（政府）的職責，壹是制定每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律，規定每個人許可做的事情，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與安全，這就是立法權；二是遵照法律治理社會，公正地裁決人們的糾紛及懲處危害社會的罪犯。這就是行政權與司法權。洛克強調，政府產生之後，人們仍享有天賦的權利，最基本的是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政府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每個公民這種天賦的權利。但是，政府的權力容易超越它的邊界而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下運用它的權力，以防濫用。如果政府濫用權力，人民便可收回政府的權力，重新選擇代表他們意誌的政府。
上述關於國家起源、國家目的和國家權力運行規則的思想，體現了主權在民、權利本位的個人主義思想理念，現代民主憲政制度就是這壹思想主導下的結果。這同中國從傳統延續至今的主權在官、權力為本、無視公民個人權利的思想理念，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2、追求個人利益是市場經濟繁榮的動因。
個人主義被曲解後，維護與追求個人利益成了不光彩、猥瑣的行為。社會所宣揚的是“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教條。但是集體主義當它否認健康的個人主義的時候，它就會帶有極大的虛假性。這是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過的。馬克思還說過，人們所忙碌的壹切都與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關。
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被認為是現代自由資本主義奠基之作，影響深廣。斯密經濟學說的基石是對人的本質的剖析。他認為，人們從事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利他。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他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斯密認為，這種自利或自私行為不是“惡”。只要這種自利行為不傷害他人，而實際上有利於他人，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在為他人利益服務；而只有在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自己的私利。這樣，利己與利他，個人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就達到神奇般的和諧。斯密的精辟論述，在“狠鬥私字壹瞬間”的年代裏為人們嗤之以鼻，至少是聽不進去的。
斯密進壹步指出，市場為利己與利他的統壹提供了橋梁，提供了機會，但在市場競爭中並非每個人都能獲得成功。為了成功，為了“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不得不“去盡力達到壹個並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這裏所說的“並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是指為了使他的生產物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必須使他的生產物受到市場的歡迎，為此他只得作出種種努力，如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產品更新換代，這樣他在市場競爭中才能獲取優勢，贏得成功。當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就有效地增進社會利益，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斯密因此說：“每個人為改善自身境況所作出的不懈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以產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社會財富增長的奧秘，所以他主張，每壹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競爭。斯密的這壹思想被社會廣泛接受後，資本主義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增長。
相比之下，否認個人利益，消滅私人經濟，取消市場競爭，結果是經濟萎縮，社會貧窮，說明公有化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壹次不成功的實驗。
3、無數傑出人物個性的自由發揮，成就了西方近代以來文化與科學的輝煌。
西歐自文藝復興以來，是壹個需要巨人而巨人輩出的時代。這些巨人之所以成為巨人，為人類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因為他們具有非凡的才華，還具有鮮明的個性，為實現其抱負不懈追求。個性能得到充分釋放的社會條件對於他們能獲得耀眼的成就、創作出傳世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當人們翻開這壹時期西歐的文學藝術史，或翻開其科學技術史，這些巨人的名字如璀璨的群星在人類文明史上熠熠閃光。從青少年時期就知道：達•芬奇、牛頓、達爾文、哥白尼、貝多芬、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大師的大名。隨著學業的提升，知道了更多近代以來西方的學術與科學巨星。如：培根、笛卡爾、洛克、盧梭、歐文、雨果、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麥哲倫、哥倫布、華盛頓、林肯、伽利略、法拉第、愛因斯坦、門捷列夫、居裏夫人、普希金、海涅、黑格爾、康德、密爾，當然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
實在奇怪，那麽多如同繁星閃爍的巨星的不朽成就中，無論是文學的，藝術的，學術的，科學技術的，竟沒有壹項是“集體創作”的。為什麽都是個人的作品、個人的發明，而不是以集體的名義的傳世之作？偏好提倡“集體主義”的先生們，請在這個現象面前沈思吧！
我們不是全然否定集體主義。每個個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離不開集體力量的保護。為了抵禦外敵，國家需組織武裝力量衛國保家；為了免於洪水之災，國家需動員民眾興建水利工程；為了提供便捷的交通，國家需籌建公路、鐵路以及開通空航、水航；面對環境與生態的日益惡化，國家壹方面治理環境、修復生態，另壹方面，采取措施保護環境，凈化人類生活的家園；為了使經濟獲得良性、健康的發展，國家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如此等等。但是，國家作為集體意誌的代表，其作用必須限定在合理的邊界之內，超越這個邊界便會造成消極的後果。這個邊界就是它的壹切活動只能在公民權利領域之外而不能闖入這個領域。就思想與信仰這個領域，我們所看到的：如對爭論的學術問題裁定誰是誰非；如確定壹種學說為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指南，人人必須信仰和遵循；如規定新聞媒體只能報道什麽，發表什麽，否則就遭之懲處；如規定作家只能寫生麽，不能寫生麽，等等，都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侵犯，皆與憲法精神相違背！導致思想入牢，萬馬齊喑，文化雕零，學術萎縮，社會出不了國際級的卓越人才。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有位啟蒙思想家叫做福澤渝吉（1834—1901）。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明確地指出了中日文明的差異。福澤認為，中國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至尊和至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渝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吸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我們今天還在喊壹個口號：“振興中華”。這實際上承認咱們中國還不是世界上壹個強國。強國標準不可忽略文化觀念這壹極其重要的壹條。中國文化觀念中的專制主義病根至今阻礙著中國邁向現代文明，遏制著中國的強大。這種專制主義的壹個十分重要的特點是政教壹體，君師合壹。妳壹旦上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寶座，妳就是國王，又是教皇；妳既是壹國之君，又是壹國之師。妳口含天憲，口吐箴言。妳的話既是法律，又是真理。明明有違常識、又不合邏輯的話，統治下的臣民也歌頌其“英明”，“正確”，“及時”，“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這就是資中筠先生指出的“頌聖文化”。這種專制文化和奴才國民性怎麽能建設起壹個現代國家！
4、近代法律體系的基石
古代法與近代法的區別是，近代法系中有了憲法，形成了以憲法為主導的法律體系。憲法的實施就是憲政。憲法的產生標誌人類進入了憲政民主時代。
什麽是憲法？或者說，憲法的本質是什麽？
毛澤東說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的“總章程”。（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9頁）這種觀念已被國人所普遍接受，卻回避了憲法的本質。
憲法的本質是公民權利宣言，或者說，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
民主制下，主權在民，但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國家，於是就把這件事委托給了政府。但是，政府如何管理國家呢？人民就按照自己的意願與政府訂約：規定政府賦有哪些權力，這些權力分別由哪些部門去執行；以及人民將管理國家的權力委托給了政府之後，自身還享有哪些權利，這些權利，政府是不能侵犯的。這就是憲法。所以，憲法就是人民與政府訂立的契約。這個契約具有兩項內容：壹是主權者的人民關於管理國家權力的委托書；二是主權者的人民享有各種權利的宣言書。前者是規範國家權力，後者是確保公民權利。前者由後者所派生。憲法體現了公民權利本位的個人主義精神。
英、美、法三囯是有代表性的民主國家，也是三個典型的憲政國家：依憲立國，以憲治國。三國的憲法都體現上面所述的憲法精神。但是，三國中哪國之憲法為近現代憲法之典範呢？絕大多數人的回答可能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筆者則認為，英國的憲法最體現憲法之精神。
頒布於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壹部成文憲法。憲法共七條。規範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以及各州的權力。但這部憲法有壹個明顯的缺陷，即沒有規定公民應享有的天賦權利。這就把憲法最本質的東西疏忽了。不過，兩年之後，即制定了“權利法案”，作為“憲法修正案”的第1—10條入選；雖彌補了1787年憲法之缺陷，但作為壹個當時制憲之殘缺，永留於美國憲法之史冊。
法國呢，1789年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表明，對於憲法宗旨是有深刻領悟的。如《宣言》第二條稱：“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但法國大革命後，政局和政制壹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自1789年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直到1875年議會共和制的最後確立，八十六年間經歷三次君主立憲、兩次帝制和三次共和的交替演變。這種演變不是通過和平方式，而是以革命、戰爭、政變方式進行的，憲法也伴隨壹次又壹次的變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繼建立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國，法國的共和政體才最終得以完善與穩定。這種漫長、曲折的立憲過程自然不是別國值得仿效的榜樣。

英國的憲法並不為世人所關註，大概是因為英國沒有壹部冠名為“憲法”的成文憲法，只有被稱為憲法性文本的法律（稱為柔性憲法）。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為制定憲法在費城專門召開制憲會議，經十三州代表的爭論與協商，最後經各州簽字後正式生效頒布。還有，英國憲法性的法律中，有的內容與民法、行政法、財產法、選舉法等其界限比較模糊。但英國的憲政制度自確立以來十分穩定，其中之原因值得我們研究。
令英國人自豪的是早在十三世紀初即1215年就誕生了《自由大憲章》，大憲章的誕生標誌英人權利意識覺醒並不懈地註入政治生活。大憲章共六十三條。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權，保障領主和教會的特權以及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憲章承認教會的自由權，保障貴族和騎士的繼承權，規定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違例征收額外稅金。任何自由人未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監禁、沒收財產或放逐出境。歸結起來，就是限制王權，保障臣民的財產、自由和人身安全權。因而具有顯著的憲法特征。在封建領主同教會、騎士和城市市民的共同壓力下，英王約翰於該年6月15日被迫在大憲章上簽字公布。由此可見，大憲章開世界憲政之先河。它不僅是英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法律文獻，也是世界憲政史上的裏程碑。
大憲章公布之後，強迫臣民繳納種種款項，或無端遭受監禁、羈押，甚至臆斷處死或殘其肢體之事時有發生，使臣民皆有遭受陷害或被處死之虞。為此英上下兩院於1628年又向英王提呈《權利請願書》，目的在於制止政府對於公民權利的無端侵犯。1676年國會又向政府提呈《人身保障律》。1689年國會又制定《權利法案》。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以公民權利為立國之本的民主制度終得以確定下來，為此英人前後奮鬥了足足四個半世紀。洛克《政府論》（下篇，1690）中所闡發的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就是這段歷史的結晶。
所以，要理解憲法精神就需了解英國的這段歷史，以及在這壹歷史時期所頒布的關於限制王權、保護民權的壹系列歷史文獻。
前述提到美國憲法在制定中的壹個缺陷。這裏還需要說明，了解與理解美國憲法不應忽視1776年的《獨立宣言》。或者說，應當把《獨立宣言》看成是美國憲法的壹個組成部分。特別是《宣言》第二段，對於人民主權、政府目的的經典論述，壹直是被認為是憲法精神表述的典範，對世界憲政史影響深遠。所以，《宣言》+《憲法》之和才體現了完美的憲法精神，這是美國憲法的壹個秘密。由此我們方可理觧美國憲法何以被公認為是世界各國成文憲法的範本。
我國自清末以來陸續出臺多種版本的憲法，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其立憲宗旨和行憲效果同歐美國家相比，如同不同軌道上行駛的車輛——大相徑庭。這，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
1954年憲法算是中共立國後的第壹部憲法。可是，這是什麽“憲法”呢？
第壹，這部憲法是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主持下制定的，自然不是為了限制自己的權力，而是為了按照自己的意誌統治與改造中國，是體現毛澤東等新統治者意誌的“治國總章程”。毛說：“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實際上，立憲原則早已預立，群眾意見若與中共立憲原則相抵牾，即使再多再有理，是根本不會被采納的。而英美等國憲法是自下而上形成和制定的，反映被統治者要求統治者依法治國、保障民權之願望。
第二，就民眾的心理來說，該憲法是國民毫無權利意識下的產物。人民以為，共產黨推翻了壹個舊政權，建立了壹個新政權，壹定會給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給人民創造美好的生活。人民相信共產黨，以致心甘情願地接受共產黨的統治（即“領導”），認為共產黨怎麽會作出危害國家、侵犯人民權益的事呢！人民根本沒有意識到，立憲之目的是為了防止這個革命中獲勝的政黨，淩駕於人民之上，濫用權力，使人民成為它的奴隸。也就是說，人民根本不知道制定憲法是為了限制執政者的權力。人民的愚昧，政治上的不開化，是他們以後遭受種種災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毛澤東說，制憲的原則是兩個：民主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什麽是社會主義原則？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從1950年至1956年7年中，地主、資本家、個體農戶統統消滅。共產革命推翻了民國政權後，立即消滅了大大小小的有產者，這個黨便成了最大的有產者。什麽是民主原則？毛澤東說：“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麽領導呢？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早有交代，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的。所以，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黨“壹黨專政”。如此，國家就成了壹黨之私有物。由此可見，共產黨擁有全國之政權以及擁有全國之財產，就是立憲的兩個原則，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這兩個原則，之後全力實施，也圓滿地實現了。
第四，有人會說，憲法中不是有關於公民權利的各項規定嗎？這些只能認為是對外國憲法的抄襲，並非制憲人的意願。請問：中共統治下的公民的種種權利什麽時候壹壹兌現過？再說，毛澤東是壹個法治虛無主義者。他在1961年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公然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麽多條文，誰記得住？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共產黨》1998年第四期）更有甚者，毛澤東早在1954年就發表了視憲法為敝屣的講話。他說：“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1954年毛澤東在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毛的廢憲之言簡直難以置信。毛澤東的這種思想，要引導中國從總體上向文明社會哪怕前進半步也是不可能的。
1954年憲法之後，中共又出臺了幾部憲法：1975、1978、1982憲法。1982憲法之後又作了若幹次修正。其實，中共對正式頒布的憲法從來是不當真的。因為中共執政靠的不是成文憲法，而是非成文憲法，更確切地說，是潛規則憲法。它不見諸文字，在黨國的政治生活中卻得到切實有效地貫徹；它在若幹重大原則上同成文憲法是相抵觸、相沖突的，卻並不因此有所糾正有所制止。可見，它才是治理中國的“根本大法”。
如，成文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可在事實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中國共產黨。
如，成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可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如，成文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可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享有超越和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共宣傳部和政法委享有超越憲法的種種權力，已眾所周知，臭名昭著，為國人所痛恨，但誰也阻止和禁止不了這種違憲的權力。
如，成文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可在事實上，國家主席等黨國領導人在全國人大召開之前均有中共中央預定。
如，成文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等權利。可在事實上，根據黨的需要，可以剝奪公民的任何壹項權利。
如，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應當是國家最高領導職務。可在事實上，黨的總書記（主席），才是黨國的最高領導職務。因外交的需要，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
如，壹個省，壹個市，壹個縣，壹個部門的第壹把手是這個省、市、縣、部門的書記，省長、市長、縣長、部長、院長、校長等均在書記領導下工作。
習慣所說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軍隊”……實際上是“黨的政府”，“黨的法院”，“黨的軍隊”……
如此等等。
兩部憲法：成文憲法與非成文憲法，成文憲法雖也有壹定作用，但中共主要是依據其非成文憲法實施其統治的。這種潛規則的非成文憲法是違憲之法，是非法之法。中國要轉向憲政民主，中共要成為合法政黨，必須拋棄這部非成文憲法作為自己的護身法寶。
個人主義在中西國家的不同的命運，導致政治、經濟、文化與法律建構與發展之脈絡大異其趣：壹端邁向文明社會，壹端停滯於中世紀的困境，人民蒙受極權統治之苦。為了擺脫這個困境，國人仍在掙紮之中。

中共黨產與社會轉型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若幹誤識

20年的改革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所提出的壹些改革舉措都是為了扭虧為盈，但從總體上看，這壹改革目標難以成為現實，因為它並不符合國企的本質特征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能實現“政企分開”嗎?
國企與民企的壹大區別是，前者有“兩個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與市場，後者，市場是它的唯壹上級。面對兩個上級，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很難使勁，並經常損耗寶貴的資源和機遇。有鑒於此，提出“政企分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國企的本質屬性是資產為國家所有，所有者管理(雖不壹定直接經營)其企業是天經地義的。既然是國有企業又要使企業擺脫政府的控制，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也不符合公司法的精神。這就是國企實施公司制之後與之前不可能脫胎換骨(被人們稱之為“翻牌公司”)的原因。有人認為，企業享有法人財產權後可以與最終所有權相分離，使企業獲得獨立性。其實，法人財產所有權不過是資產最終所有權所派生和委托的權力，因而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有限的。國家(政府)作為所有者所享有的資產收益權、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益，就說明了這壹點。

從另壹種思路考慮，如果國企真正實現了“政企分開”，企業完全獨立後恐怕也會出現新問題，如“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獨立性愈大，企業管理者的權限也愈大，就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而違背國家利益，這樣的國企就變味了，與民企還有什麽差別呢?或許比民企更糟!
“政企分開”的目標不可取並不等於說政企關系無須改變。計劃經濟時代的政企關系必須改變，實際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國企來說，政企關系只能講“合理”而不能講“分開”。應當將改進政企關系視為國企管理系統的內在環節，或者說，不能離開政企關系來談國企的管理。這壹方法是否有助於我們走出政企關系認識中的困惑。
2、國有企業能“自負盈虧”嗎?
對於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可以負盈卻無法負虧。虧了，誰來負?廠長、經理，還是職工?實際上都不可能。也沒有聽說有哪家虧損囯企其虧損值是由企業自己承擔的。國家也沒有出臺過壹個法規，具體規定企業如何承擔虧損責任。實際上，國企的虧損責任至今仍只能由國家來承擔。“自負盈虧”即使喊得最兇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對於非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有幾種情況。壹類是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享有壟斷價格的特權，壹旦出現虧損，可以提高壟斷價格相補。這類企業無虧損之憂。另壹類是公益性的並非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這些行業因為無利性為民間企業所不願涉入，在市場經濟下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市場經濟的這壹缺陷由政府來彌補義不容辭。主要不是為了贏利是國家辦這類企業的初衷(當然，企業不能因此而輕視科學管理，應當嚴格核算，減少投入與虧損)。還有壹類企業是為國家與社會的長遠利益服務的，近期投入大，見效慢，自然也別指望有多少贏利。對上述三類企業來說，“自負盈虧”的目標並不適用。
總之，自負盈虧的目標對國企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3、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嗎?
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問題，在理論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壹種意見認為可以相容，壹種意見認為很難相容。筆者傾向於後者的觀點。
所謂相容不相容，我的理解，是指是否能適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
實行市場經濟後，國家雖不斷扶植國企，但仍難以扭轉國企持續大面積虧損、效益滑坡、紛紛倒閉的趨勢。而民間企業即使面對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以及資金短缺的窘況，在市場拼搏中卻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不斷擴大市場空間，成了國民經濟的生力軍。在民間企業面前，國有企業似乎成了壹只只紙老虎。雖然民間的個私企業也時有破產歇業的情況，但同國企日趨衰落的現狀相比，其前景在總體上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顯然，市場經濟是各種民間企業的天地而非國有企業的家園。
誠然，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後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十分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麽，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再過五年、八年、十幾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企業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爭得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經濟中日趨萎縮。
人們似乎看到了國企在機制上的缺陷，因而在90年代中期曾提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目標，企圖使國企培養出自我激勵、自我約束這壹可貴的企業行為，然經過壹番轟轟烈烈的努力，預期目的再次落空。為什麽呢?原來，企業的機制又是由企業的產權制度所決定的。這是各類企業本質之所在。

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
國企是公有制的壹種形式。它的資產為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由於全體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占有、支配、營運)這類資產，只能以國家為代表，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類共有財產。因此，全民共有制亦稱國家所有制。進壹步的分析可表述於下：
(1)國家所有制是壹種無差異共有制。這是壹種古老的所有制形態(盡管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內容)，其基本特征是：共有財產為共同體(國家)的每壹成員平等地即無差別地所有(所謂人人所有)；它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任何壹個成員不能從中加以分割認為是屬於自己所有部分與整體相分離；因此，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肢解其某部分為個人所獨享。由此可見，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對國有資產來說，不存在“產權明晰”的問題。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至今壹直是維系壹定共同體的紐帶(並非為社會主義所獨有)。
(2)無差異共有制的實現形式只能是委托—代理制。無差異共有制—國家所有制，在其邏輯起點上就陷於所有者空缺的困境。所謂國家所有，實質是國家代理所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國家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財產。在理論上，國家(政府)是受人民委托代理人民行使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際上，國家(政府)是憑借其行政權力占有與管理這壹共有財產的。以後便是通過多級委托—代理環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條)，從中央政府到所屬有關部門(塊)，直到眾多單個企業，推動這壹共有資產周而復始地運動。因此，委托—代理制的壹個必然結果是，所有者(全體人民)與所有權相分離，代理者(政府及其管理者)的行政權力與所有權相結合。
(3)國企財產所有制的特性，使它缺乏天生的激勵與約束基因，其投入與產出之比與民企形成明顯的反差；同時，它又為代理者竊取國民財富、中飽私囊提供了條件，成為權力腐敗的溫床。
委托—代理制是現代社會所通行的壹種合作關系，它適應現代社會的分工、效益與利益的需要，並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現代西方國家，由於社會化大生產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分工的專業化以及產權的多元化，所有者與經營者相分離，使委托—代理制得到充分的發育。委托—代理的雙方是謀求壹定利益人格化的經濟人(個人或團體之代表)，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但是，將這種委托—代理制移植於國有企業，將有別於壹般的委托—代理制。其變化了的情況，值得重視。在這裏，共有資產的委托—代理雙方是具有壹定行政權力的官員，不是資產的人格承擔者。由於國家以行政權力運作這壹共有資產，由於真正所有者與這壹共有資相分離，因此，所有者的意願和權益將被國家行政權力的行為和要求所淹沒。損害所有者利益的情況(如玩忽職守，決策失誤，貪汙揮霍)時有發生。在這裏，所有者(全體人民)由於與所有權相分離而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擁有所有權的國家與政府官員由於不是資產的真正所有者，也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因此，國有資產存在著關切度的雙重缺乏。更何況，國有資產經營中還存在著“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 3 所謂“財產權利私人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產的權利這壹事實；所謂“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責任。這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普遍地缺乏激勵與約束機制，效率低、效益差，不適應市場競爭，虧損頻仍的深層原因。結果必然是，國企愈多，國家的包袱愈重。更為甚者，由於國有資產所有權與行政權相結合，政府官員和經理層在私利的誘惑下，以權力作掩護，運用種種手段，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使國有企業成了權力腐敗別開生面之地，成了國家財富流失的無底深淵(據國家有關部門保守統計，國有資產每年流失500個億，日均流失1、3億元)，也是當代中國“私有化”、“兩極化”(不是指個私業主的“私有化”與“兩極化”)的壹股潛流。
2、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
國有企業的功能應當從國家職能的視角去加以考察。國家，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其基本職責是保障社會的共同利益，即保障社會的秩序、公正與安全。國有企業的功能就是為實現國家這壹基本職能提供為民間企業所不能提供的物質條件，或者說，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
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所追求的效益與民間企業相比，應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既然國企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保障，因此，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產生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有的以實現其中壹種效益為主，兼顧其他。提供多重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壹個特征。
(2)國企所產生的效益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它或者為社會各部門正常運行提供基礎性條件，或者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使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得以有序進行。因此，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就不能僅核算自身的收益狀況。由於它的效益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其他企業的盈利和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有序曲折地反映出來的。創造宏觀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二個特征。
(3)國企還承擔著興辦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某些重大基礎性產業與先導性的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間企業無力、也不願承擔(尤其是我國的民間經濟起步不久，規模小，實力不夠雄厚)，這壹任務，便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肩上。為了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為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儲備後勁，國家必須不惜資本興辦這些產業。在這裏，國有企業著眼於未來的經濟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三個特征。
國企特殊的效益目標，揭示了國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功能。

國有企業與民間企業的差別

國企改革中的壹個誤區，是將國企與民企兩類企業混為壹談，以壹般企業的目標模式指導國企的改革，如壹概要求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要求以經濟效益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要求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獨立主體。順著這壹思路，雖經過艱苦的改革摸索，收效甚微。為了調整改革的思路，還需要研究這兩類企業的差別。
1、功能差別
國有企業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所建立的企業，其功能是謀求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特殊的物質保障。因此，國企所追求與提供的效益是多方面的，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除追求微觀效益外更追求宏觀效益，除追求眼前效益外有的著眼於未來效益。由此可見，對國企的價值評價不能簡單化，即不能以近期內純經濟性的盈虧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不同企業評價指標又有所不同)。
民間企業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自身的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在客觀上，由於承擔交納稅金的義務，也是支撐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各種商品，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各種需要，提供廣泛的求業崗位，顯示了它的社會效益。此外，它對於市場經濟的發育，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企業結構的調整，起著國企所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顯示了它的改革效益。不可忽視的，它還對國企的改革貢獻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如就業再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消化倒閉的國企等)。因此，改革國企與發展民企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只有民企的加速發展，才能使壹批虧損的國企不再成為國家的包袱。
2、機制差別
企業的機制雖然要人們去摸索與創造，但在客觀上，企業的機制乃至企業的行為受到企業財產制度隱蔽而深刻的制約。國企的財產制度是無差異共有制，其產權主體是抽象的——全體人民；從抽象到具體便是政府所承擔的委托——代理制。不論是委托方與代理方都不是這壹共有資產的真正所有者。資產在其運動的起點上就存在著所有者空缺與資產非人格化的缺陷。代理者的權力與資產所有權相結合，而代理者的責、權、利與資產的命運卻無對稱關系，使國有資產在營運中缺乏內生的激勵與約束力量，缺乏風險與競爭意識，國企的這種產權特性以及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使企業不可能賦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權責，加之，管理者與經營者在資產營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帶有個人目的的行為。國企的這些特性是國企缺乏活力、普遍地存在效率低、效益差的根本原因。民間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產權明晰，不存在所有者空缺的頭疼問題。所有者、所有權、所有者的權益結合得較好，能切實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企業風險自擔，成功自享，榮辱與興衰與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命運休戚相關，因而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具有天然的風險意識與競爭意識。這類企業在效率與效益上大都優於國有企業，它們能在短期內迅速掘起，其秘密主要在於機制上的優勢。
3、與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差別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熟起來的。之後所建立的某些國企，則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國企的使命不是為了參與市場競爭，與民間企業爭奪市場空間，它不過是國家履行其公共職能的壹個工具。嚴格地說，是經濟活動中的壹種非經濟目的行為；至少，創利不是國企的主要目的。
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起步時，面對的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留下的龐大遺產，在國民資產結構中，國有經濟占有極大的比重。要理順國企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除了理論障礙，還有壹系列的實際困難。譬如，它容易使人產生這樣壹種錯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這樣的認識，把市場經濟又分為姓“資”姓“社”兩種不同形式，並阻礙人們去認識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初始性與特殊性，還企圖去創造壹種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其結果使市場經濟永遠帶有計劃經濟的胎記，既抑制各種民間企業的生長，也使國企的改革陷入深深的困惑。
因此，在現階段，國企要處理好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頗為艱難。就壟斷性的國企而言，由於不參與市場競爭，情況比較簡單。就競爭性的國企而言，既要面向市場，又要面向政府，國企在“兩個上級”的夾縫中實在難以有所作為。特別是當政府意誌與市場命令相矛盾時，企業還得無奈地執行政府的意誌。如此，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處於頗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國企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所謂戴官帽的企業家)。廠長經理的升遷榮辱是由上級決定的。只要與領導關系好，企業經營得好壞並不重要。這更導致企業的經營者以主要的精力去“經營領導”而不是“經營企業”。
壹切民間企業雖也有政府的幹預，但它們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策劃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方向。參與市場競爭是企業發展唯壹之路。市場既富於挑戰性，又頻送機遇，既促使其興盛，也導致其衰敗，總之，興衰榮辱都在市場。
由此可見，國企與民企各有優劣長短，在國民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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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

上述幾個問題的討論只是為了解決壹個問題：國企是什麽?我們迫切希望國企改革早日成功，但如果對國企的本質、功能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規律的認識還處於壹種盲目狀態，那麽，盡管加大改革的投入，其結果還可能是蒙受挫折。檢討以往20年的改革中的某些舉措，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因此，當下是該解決“國企是什麽”這個根本性問題的時候了!
本文下面所討論的關於國企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都是以國企本質認識為根據的。
1、國企與民企應遵循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各就各位，優勢互補，效益互補。
在市場經濟下，國企的萎縮和民企的壯大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個過程，也是市場發育和經濟繁榮的過程。市場經濟將經濟發展的重任交給了社會，國家即使經辦企業，也只能在市場失缺，在民企不宜、不願和無力經營的領域行業，才主要由政府出面經辦。
 這些領域，大致有三：
第壹，關系到國家與社會安全的軍工、金融、郵電、通訊、鐵路、能源、重要原材料的開采與加工等產業部門。
第二，為社會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提供生產、工作和生活所必須的公共產品的產業部門，如供電、供水、供氣、市政建設、環保工程等。
第三，為了增強國力，為提高國民素質，為增進經濟發展的後勁，國家必須在先導性的新興產業，主要是教育與科技部門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這些產業的特點是投資巨、風險大、周期長，壹定時期內無相應的效益，但為了社會的未來發展，國家必須投入。
上述三大領域，構成了國有企業的三大部類。第壹部類具有壟斷性，第二部類具有基礎性，第三部類具有先導性，分別體現了國有企業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控制、服務與先導的三大功能。
相比之下，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第壹部類中的某些產業是不宜經營的，第二部類是無力經營的，第三部類是不願經營的。
鑒於我國民間企業起步不久，上述情況，僅適合我國現階段的情況。
國企和民企，由於產權、機制、功能等方面的差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客觀上存在著上述的自然的社會分工。我們應自覺遵循這壹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推動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
2使國企、民企結構合理化
如果僅靠市場優勝劣汰的效應實現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將要經過壹個較長的過程，因此，政府的推動不必可少。政府應制定“國退民進”的實施計劃，讓那些經營不善、前途黯談的國企有步驟地撤退，扶植民間企進入市場。
鑒於民間企業經濟力量尚較弱小，無力壹次性並吞有壹定規模的國有企業，因此只能采取債務償還的方式實施“國退民進”計劃，即讓民企先占用國有企業的資產，並向國家支付壹部分資產的銷售金額，余額及利息可讓民企在經營中逐步按契約計劃還清。如果壹定要到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壹定要到民企有實力購買破產的國有企業，那樣不僅時間會拖得太長，社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人們的思想上已經歷了搞活國有企業——搞活國有經濟——搞活國民經濟三個階段。人們的視野是逐步打開的。第壹階段，希望搞活所有國有企業。第二階段，認識到不可能搞活每個國有企業，於是把目光指向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但仍把改革的視角局限於國有經濟這壹塊。到了第三階段(90年代末)，才認識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搞活國民經濟的全局，求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日益高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應求助於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合力。所有制及其產業結構合理，這種合力就大，經濟增長就快。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曾走過很大的彎路。經濟體制改革，國退民進，說到底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是對建國初期所有制關系“改造之改造”。把扶植民間企業看成是改革份外之事，說明還沒有從傳統的所有制模式中解脫出來。搞活國民經濟，要求政府壹手抓國企的改革，壹手抓民企的發展，把社會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整體經濟效益。只有這樣，我們才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模式。
3“產權明晰”對國有企業來說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科學的，對國企來說，只能實行“產權管理責任制”。
國企的資產是無差異共有，在現實中只能實行委托—代理制。從中央政府直到企業經理階層，是各級委托—代理者。因此，國企的產權大體上只能實行“三級管理責任”。壹級管理者是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其職責是制定涉及國有資產管理、評估、轉讓、出售、配制、投資、收益分配等問題的法規。二級管理者是國有資產投資決策部門，其職責是根據國家制定的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配制(包括評估、出售、重組、投資等)，還對國有資產的營運情況進行監督(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的還有社會各中介機構)。三級管理者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廠長經理)，其職責是具體操作國有資產的營運，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後者視企業情況而定)。建立三級管理責任制，共同的目標是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與有效營運。
4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是國有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
經理廠長是國有資產管理責任制中最重要的環節，也是企業興衰的關鍵。壹級、二級管理者的管理目標最終能否落實，資產能否安全有效地營運，最終都依賴於經理廠長。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核心是經理廠長制度。
根據我國現狀，完善法人治理機制面臨以下三項任務。
壹是營造經理廠長的競爭機制。
經理廠長應由政府部門任命制轉變為競爭上崗制。政府部門任命不僅選人視野狹窄(是否幸運遇上“伯樂”)，難以做到能者上崗、人盡其才；而且選人標準不夠規範，容易帶有長官意誌的偏狹性；並導致人事腐敗和權力腐敗。競爭上崗應建立經理市場，以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招標競爭，擇優聘用。由政府任命制轉變為營造人才市場，讓優秀管理人才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二是強化經理廠長的激勵機制。
西方經理代理制的成功經驗表明，經理所以能在企業中發揮卓越的作用不取決於企業家覺悟之高低，而在於在代理制中實行利益激勵機制、風險分配機制、監督約束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沒有這些機制，經營者決不會像所有者那樣關心企業的利益。
在我國國企中，長期來缺乏激發企業經營者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機制，對他們的才能、責任、風險和貢獻沒有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是國企管理落後、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作為企業法人代表，要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要承受市場風險，要組織生產經營，責任可謂大矣!有“責”就得有相應的“權”和“利”。責、權、利的統壹便是企業家的激勵機制，而“利”是這壹機制的核心。為此，必須改革經理廠長的工資制度。取消行政級別工資制，實行年薪制；根據才能、責任、風險、貢獻等指標確定工資收益；重獎同時實行重罰，工作失誤、玩忽職守、資產流失、企業受損，應給以相應的處分：取消經理資格，承擔終身賠償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
國企中缺乏激勵機制，損失無法估量。稱為“歷史上罕見的巨貪”褚時健壹案，人們開始震驚，事後又引起反思。從企業家制度上總結教訓，就是“責、權、利”不對稱的問題，致使“好人變成了壞人”。褚時健1979年出任玉溪廠廠長以來，把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建成了亞洲第壹、世界第五的現代化煙草企業，實現利稅從0.97億元增加到206億元，自1988年以來年年進入中國稅利十強，1995年名列中國稅利大戶第二名。這番業績顯然與褚15年嘔心瀝血的操勞是分不開的。但國家對他的回報是什麽呢?低額的工資。所以，他在退休之前就想：我也苦了壹輩子，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決定私分300多萬美元。眾多企業家認為，如果有壹個“適當的機制”，褚本來可以合法得到比他貪汙的錢還多的財富。難怪國企的老總都有這樣的心態：給國企幹活，不能幹得太好(因為無相應的回報)，也不能幹得太壞。有了這種心態，國企還能搞好!還有，國企的老總對財產的處置權很大，他可以無度地揮霍公款也不算犯法，就是不能將企業的財產占為己有，否則就是犯法。在此制度下國企資產流失驚人。因此，強化激勵機制確是當務之急。
三是健全經理廠長的監督約束機制。
企業的監督約束機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壹是在企業內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加強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少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極大地削弱了董事會對經營者的監督制約。二是建立並健全審計、會計、資產評估、技術監督等社會中介機構，形成約束企業家的外部力量。海爾集團總經理張瑞敏說：“在社會的其他環節還跟不上時，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制，難以取得真正的效果。比如，在會計師的審計結果可以用錢買的情況下，誰能辨別帳目和業績的真偽?又如何給企業家定價?”這說明，監督機制與激勵機制應當配套。西方國家的社會中介機構壹般要承擔無限責任，不敢與企業合夥弄虛作假。我國的社會中介機構其行為還很不規範。審計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和技術監督機構大多掛靠在政府有關部門，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介機構，不承擔獨立的法律責任，加上部分人員素質不高，評審結果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有的為了獲取好處，幫助企業做假。所以，社會中介機構不僅應與各自主管部門脫鉤，成為真正獨立、公正的社會中介機構，還應明確規定對其行為必須承擔無限法律責任，使之真正承擔起從外部有效地監督、約束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職能。
國有企業改革中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改革的成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從而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有望成功，必須解放思想，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跨越觀念障礙；必須消化50年來經濟建設與20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惟此，我們才有清醒理智的頭腦，駕馭改革而獲全勝。

經濟環境與社會轉型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公私兩制的歷史命運

事關國企走向、民企發展、政府改革的大問題

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與公有制孰優孰劣，這是兩千余年來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的出現至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它是在氏族社會解體之後、由於共同互相協作的生產方式已無必要的情況下出現的。之後，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無不與私有制相伴相依，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大生產。
與此同時，壹些思想家提出了公有制的社會理想。因為他們認為，私有制下存在著種種弊端，給社會上壹部分人帶來苦難。對私有制的譴責到了資本主義早期形成了壹種思潮。十六世紀初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十七世紀初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十八世紀中葉盧梭指出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壹書是影響廣泛的名著。蒲魯東直指：“什麽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此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都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出巨資到美國印第安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進行實驗，可惜不到三年公社就關門收場，實驗宣告失敗。
之後，公有化事業為馬克思所繼承和發展。不過，馬克思主要是在理論上提出了壹套共產主義設想，還沒有在實踐中加以推行。在廢除私有制、實行財產共有這壹主張上，馬克思與前輩共產空想家們是壹致的。不同的在於，以什麽方式去實現這壹目標。前輩們都主張以改良的和平的方式達到這壹目標，而馬克思認為這不過是畫餅充饑的空想而已，只有以暴力和專政才能開辟壹條到達這壹理想境界的道路。這壹方式首先被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所采用，接著中共仿效之，果然取得了成功。不過，俄共的共產主義事業依仗暴力和恐怖支撐了74年之後，最終還是無奈收場，私有制又重返俄羅斯大地。中國的情況與蘇俄雖略有差異，但回歸原點——私有制為社會的基礎，看來也是不可抗禦的。

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大國在二十世紀所進行的共產主義實驗，為之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及其巨大的，沈重的，不但有上億民眾付出了生命，生產力疲軟，經濟衰退，……還有文化和道德的深度創傷。唯壹的收獲是得到了極其寶貴的教益。人類關於社會發展的知識，關於美好生活方式的創造，不是根據先驗的推測，也不是某個聖人的啟示，而是來自億萬群眾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教訓。現在，公有制的神話破滅了。以蘇俄和中國的教訓為鑒，今後世界上其他國家恐怕再也不會愚蠢地重走公有化這條歧路和死路了！

對公私兩制的歷史評說

人類在以往幾個世紀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沒有發出過批評公有制的聲音，有的只有對私有制的譴責和對公有制社會的美好向往。那是因為人類尚未進行過公有制的實踐，人們不好對公有制說三道四，公私兩制的孰優孰劣還無法進行比較從而對它們作出中肯的價值判斷。現在有了公有制的壹番實驗，情況就全然不同了。人們終於有評說公私兩制長短的資格了。
——說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了貧富的差異與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者的天堂，官僚主義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由於權力主導市場，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權貴資本主義橫空出世，貧富差距懸殊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對勞動者進行奴役和壓榨。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和奴役！問題在於，公有制下的剝削和奴役的手段不限於憑籍所有制，更重要的是憑籍權力。權力剝削是壹種超經濟剝削，它無條件（不靠譜）地占有工人、農民的剩余勞動，使勞動者長期地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中國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0）的農民淪落為農奴的悲慘境地典型地說明了這壹點。
——說私有制下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指資本主義階段）。可是公有制下難道就消滅了經濟危機！中國曾有壹個“票證時代”，對居民必須的消費品實行嚴格的控制，商品嚴重短缺，難道不是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大饑荒年代餓死四千多萬人，還發生了慘不忍睹的“人相食”，難道不是罕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文革浩劫達十年之久是否也應當認為是壹場危機？文革後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庫空虛，民不聊生，難道不是經濟危機！即使改革以來，又有什麽信仰危機，生態危機！……
——說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使社會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可是，在公有制下是杜絕了浪費還是存在著比私有制下更觸目驚心的浪費？公有制下所實行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命令經濟（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典型），它是壹種不顧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往往導致決策失誤，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這類比比皆是的現象，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
——公有制體制下的企業—國有企業，還存在私有制企業所沒有的壹個重大弊端，那就是無法對龐大國有資產進行有效的監管。
現今國企共有15萬家。誰在監管這個龐大的國企群體？是國資委。但“國資委的監管並非全方位覆蓋所有國企。”周放生（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如是坦言。國資委通過組建監事會受國務院委派對國企行使監督，監事會主席均由國務院直接任命。為防止監事會與企業形成利益關系，所監管企業每三年輪換壹次。但業內人士透露，憑借與監事會主席的特殊關系，從其所監管企業獲得好處，也是壹條隱蔽的腐敗途徑。每年對國企的考核中，壹些和國資委“關系好壹點兒”的央企年終核算也不全是公事公辦。所以，國企的資產存在壹個“黑洞”，每年從這個黑洞中流失的、被盜的、被貪的、揮霍浪費的國有資產誰知有幾多？《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3年共有133名國企高管被公訴或宣判，共涉及受賄罪、貪汙罪、挪用公款罪等19項刑法罪名。壹年之中如此多的國企高管“犯案”，說明國企監管體制對國有資產的監管還很不到位。（《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24期）國企陷入腐敗泥潭實乃必然。
看來，公有制在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遠勝於私有制下所存在的問題與弊端。這是主張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空想家們所沒有估計到的。

公有制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那麽，為什麽公有制在其實行中暴露出比私有制更嚴重的弊端？
答曰：因為在公有制體制下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是公有制體制下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發展和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在公有制的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仍然需要他們的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受到抑制，創造性受到挫傷，責任心拋到腦後，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與壞，盈或虧，與它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他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他也無需因企業的巨額虧損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雖然不全是他自己所願，卻決定了他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與此同時，這個主體（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和企業的管理者）還缺乏內在自我約束意識。他們對於企業的虧損和資產的流失不怎麽心疼，對於企業經營中的浪費和種種不應有的損失麻木不仁。這是因為，他們只是企業管理的代理人，而不是像私營企業那樣是企業的實際所有者。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自我激勵之力。這就好比是壹艘沒有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的這個致命的內傷——即主客體錯位的基因，決定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
公有制體制下出現的主客體錯位這個致命的內傷以及貧窮的社會後果，這是馬克思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壹旦註入私有經濟，社會的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亦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借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早就撐不到今天。
現在，公有制與私有制孰優孰劣，經過壹番大規模長時段的實驗，終於有了歷史性的答案。人們將以理性的眼光看待私有制，看到它的優勢和局限。私有制被誤解遭否定的歷史將永遠地成為過去了。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現行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上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所形成的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50年代將私有制改造為單壹公有制。80年代是逐步恢復私有制以及將部分公有制改造為私有制。可稱為“改造之改造”，或“再改造”。從“改造”到“再改造”，從共產恢復到私產，其間正是壹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大約需要壹百年，可以說是“路漫漫”。這是壹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
50年代改造的對象是私有制，三年就解決了問題。80年代開啟的改造，其對象是公有制，三十年了還不解決問題，長期處於停頓狀態。這個“再改造”阻力大的原因，壹是意識形態的障礙。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二是公有制以權力為後盾，得到權力的保護。這個“再改造”成了“自己改造自己”，要放棄權力，放棄利益。這個坎要跨過去就難了。關鍵看上層領導的魄力了，有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這個“再改造”也不是將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是實現私有制壹統天下的格局，而是要構建公私兩制的合理結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作用。同理，市場在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中也要起決定作用。只有那種不明顯受市場約束的經濟領域才適合成為公有制經濟的活動領地。這個“再改造”的最終目標，農村是把土地還給農民；在城鎮是公有制企業大面積的退出，讓位, 回歸社會.
為什麽公有制企業改革的出路只能選擇“退出、讓位”壹途呢？

第壹，30多年的改革史告訴我們，所有的改革舉措都試過了，都不可能消除公有制企業的弊端。應當說，這些改革的結局都是失敗的。
開始是施行承包制。可承包制不包“虧”，因為承包者無力承擔虧損責任。承包制還出現短期行為，只顧承包期內的企業效益，對企業後續經營極為不利。接著是抓大放小。實際上是政府卸包袱，好的留下，差的轉讓給別人去經營，出現職工下崗潮。下壹輪就是企業改制，搞股份制改造。結果將企業相當壹部分資產轉到廠長、經理的名下，他們壹夜暴富，卻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企業的活力仍不見有新的轉機。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案。正像有的學者（如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所說，這是“新瓶裝舊酒”。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混合經濟思想。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可見已是個老話題了。中石化響應這壹改革舉措，2014年初提出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但規定：社會和民營資本持股比例不超過30%。學者評論，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和私有資本在鐵路、能源等領域已嘗試過合作投資，最後都以私人資本的鎩羽而歸終。目前中石化推出的改革方案，對私有資本而言，以小股東身份參入國企，只能說是壹種投資行為，對企業的管理可以說輪不到他們。這種參股只是混合所有制中的點綴，仍然難以改變國企產權虛置、難以激活企業活力這個根本問題。國資委在2014年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考核，對長期虧損“不在狀態”的企業將“嚴肅處理”。正如譚浩俊所說，盡管考核手段不斷創新，但始終沒有改變央企的面貌。虧的照樣虧，不虧的也加入到虧損的行列。國企的出路是讓市場來決定企業的命運，讓虧損者出局，走國企非國企資本化和非國有體制化之路（《中國青年報》2013年12月31日）。就是說，國企只有“退出、讓位”這壹條出路了。
第二，國有企業，或者公有制企業壹切弊端的根源，前面已指出，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錯位。那麽，要根除弊端的根本之法，自然就是將錯了位的主客體恢復到原來的方位——讓社會民眾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成為企業經營的主體；而政府的權力觸角從這些領域中完全地退出，即將參與經濟活動的各種權力從行政權力中剝離出來，它不再插手企業的經營，不再包辦企業的盈虧等等。它只對社會經濟活動提供公共服務（如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對商品價格和質量的管理，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規劃等）。當企業完全脫離政府的依附，國企就不再成其為國企了。只有到此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才能走向發育與成熟，由半市場經濟轉變為完全的市場經濟。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歸宿

需要說明，國企“退出、讓位”的歷史走向，並不等於國家不再經管有關國計民生的任何項目。我們看到，即使已實行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也義不容辭地承擔經管那些公共性、公益性的項目，以造福於民。如公共交通，水、電、氣供應，水利興修，生態與環境的治理，涉及國家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先導與基礎科研項目的攻關研究等。這些項目，對民營企業來說，或者因資本實力不足而“無力經營”，或者因無利可圖、投入大於產出而“不願經營”，有的則“不宜經營”（如軍工、制幣等），但對於社會與國家來說，卻都是必須的，因此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此任了。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在職能上是有差別的，他們之間存在著壹種自然分工，應該根據各自的職能在相應的領域對號入座，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所謂國企改革要“到位”，就是退回到與它的職能相稱的領域之內，不再占據理應由民企經營的地盤。也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對社會對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單位，問題是兩者要結構合理，分工有據，以發揮各自的優長，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幾十年來，私有經濟雖有壹定的發展，但公私兩制的結構仍然是很不合理的。認識上的原因是，只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屬“公”屬“私”的差別，而社會主義是應當抑私揚公的；沒有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在職能上的不同，致使國企改革壹直未能到位，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壹個老大難問題。
國企退位，以及政府將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力的退出，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它為民企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發展民間經濟，呼聲不斷，也為黨國上層所重視。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之後了無聲息。到2010年又提出新的“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實際效果仍然不顯。再到2012年國務院47個部委提出發展非公有經濟引導性政策。結果只有雷聲，未見雷雨。為什麽？因為國有企業的龐大身軀擋著民間經濟的去路。可見民企發展的前提是國企的退位。而政府的權力從社會經濟活動中退出後，就失去了以權力謀取不當利益的手段，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大批官員走向貪腐犯罪的道路。這不啻是防治腐敗、促進廉政之良策，也是轉變政府職能這個千呼萬喚的改革目標的必經之途。
由私有制獨占鰲頭，改造為公有制壹統天下；再由公有制壹統天下，轉變為以私有制為基礎，公私兩制共存互補——人類獲得這樣的經驗和知識，已走過了坎坷的道路，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

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評關於“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重評“新民主主義”》） 第三、四、五、六、十部分）

引 言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他壹生中的壹個理論高峰。這壹理論為中共建造起了壹座燈塔，不僅為中共確立了革命的實踐指導，也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他們從這壹理論中了解了中國的革命道路，獲得了中國光明未來的信念，從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懷抱的人生選擇。我們知道，在這壹理論的引導下（當然還有別的種種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這壹理論的正確性已被革命勝利的實踐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壹個正確理論指導下的革命在革命勝利之後為什麽出現了與革命初衷相背離的後果，那就是：革命給予人民的，不是站起來享有民主與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備受專制與奴役；不是享有富裕與幸福，而是遭受貧困與屈辱。在毛澤東統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積累各類冤案最多的時期，是遭受迫害與饑餓而導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時期，是社會的經濟發展受到最嚴重破壞的時期，是教育、文藝、學術與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殘的時期。這場偉大的革命之後為什麽產生了這些層出不窮的災難？這種二律背反的邏輯現象應作何解釋？由此我們想到，這場革命以及指導這場革命的理論不容置疑的正確性，就值得省思了。
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在國內學界似乎已形成了這樣的壹種定論：毛在革命時期立了大功，在建設時期犯了大錯。李銳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有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壹書中對毛壹生的評價是兩句話：“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馮友蘭在他最後的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中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極左思想階段。他說：“第壹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 近幾年來，國內有壹種意見頗為流行，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後之所以犯了大錯，重要的原因之壹是他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因此，他們籲請執政者回到新民主主義，補新民主主義的課。這些意見，都涉及到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和評價。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論述集中在《中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論聯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現階段（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但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所謂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要點是：第壹，這壹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壹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範疇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了；第二，這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了；第三，這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後來又增加了官僚資本主義，合起來構成了“三座大山”；第四，這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在經濟上是多種經濟並存的社會，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壹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之後，將過渡到社會主義。
下面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加以分析評述。

壹 關於“無產階級領導”

關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因此不可能擔任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的肩上。“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
毛的這壹論斷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經不起推敲。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壹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工業社會大生產的產物。這是常識。沒有資產階級也就沒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就更軟弱、更不成熟；既然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就更不可能領導民主革命，這才符合邏輯。因為，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這個生產方式的創立者和支撐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雖然是這個生產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決定的力量；雖然是這壹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這壹生產力的代表。過去總是說，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試問：這個生產力指的是什麽生產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共存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兩個階級，他們所代表的生產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這個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裏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都是壹個動態概念），只是資產階級是這壹生產力的當然代表，或者說，它更全面地代表著這壹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是因為，工業化大生產的每個環節乃至整個過程都是由資產階級所主導、所承擔的，也因此，他們在經驗、能力、知識、文化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推進等方面要優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勢必由這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以及反映這個階級進步要求的先進分子所領航。這是符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的。
能否認為，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是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就是說，它們所代表的生產力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先進的生產力。但是，這種生產力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出現。由於那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還相當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何時才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還是壹個遙遠的未知數。說中國無產階級是這種還是很遙遠的誰也都說不清的生產力的代表，這比天方夜譚還讓人不可捉摸。因此，這壹假設應當排除。就按毛的說法，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開始也試圖以大城市為基地，但無法堅持下去。為什麽？無產階級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礎，只好退到農村，革命才堅持了下來。但這個堅持下來的革命能否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呢？能否反映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呢？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無論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其中任何壹個階級的力量和意誌都不可能主導這個革命。後來的事實是，在整個革命過程中，農民階級成了這個革命的主要參加者和基本動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這個革命就必然會打上農民階級的烙印，成為反映農民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訴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只能以農民的意識（馬克思說，農民是天然的皇權主義者）塑造這個國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也不是無產階級領導，這恐怕比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階級的資本就被剝奪了），也不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三十幾年裏，他們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領取很低的工資維持生活；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紛紛下崗，被拋向社會的邊緣。這個“領導階級”，什麽時候“領導”過國家？）。農民階級呢，他們得到了什麽？他們在土改中壹度分得了土地，可轉身就成了合作社集體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中，他們進入了毛澤東指引的“共產主義天堂”，屬於個人所有的只有壹只碗和壹雙筷子了。共產黨的革命本來向農民承諾“耕者有其田”，農民才願意為這個革命賣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體所有，農民的土地問題依然未著，他們的權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這個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謂“階級領導”
所謂“階級領導”的概念也值得討論。壹個階級怎麽去領導革命呢？還不是由壹些先進分子組織政黨，有了黨再去發動群眾，推動革命。所以，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是黨在那裏領導，只是借用了無產階級的名義而已。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他說：“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雖然大家都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這個政黨的領導人之間的認識有時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甚至存在兩種相反的意見。比如，1929—1930年紅四軍中的“朱毛之爭”，朱德要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要實行集權制。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之後，劉少奇提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則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哪種意見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呢？後來，毛的意見成了全黨的行動綱領，是不是因為毛的意見符合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後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饑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黨內不少人主張改變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毛澤東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理由加以反對。至於在全國範圍內搞文化大革命，毛在黨內更為孤立，對國家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但他卻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高統帥。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壹個方法，能鑒別出不同意見中哪種意見是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願望，從而可以排除那種不符合無產階級願望的意見。因此，當黨內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只能聽從那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大概就是這麽回事。這在黨內缺乏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尤為典型。所謂“階級領導”，宣傳上很有用，可在實際生活中卻是虛無，到哪裏去找“階級領導”，所見到的是某些人或某個人的領導。他們聲稱只有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人都不是。可是，結果怎麽樣呢！
所以，所謂“階級領導”落到實處是“黨領導”，甚至是“個人領導”。對此，列寧有壹段大實話承認這個事實。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至1949—1976年毛澤東個人對黨國的絕對控制的事實，赤裸裸地證明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階級領導”不過是“個人專制”遮醜布!
所謂“領導”
進壹步的思考我們還發現，“領導”與“民主”是兩種對立的思想意識。在民主制度下沒見過哪個黨派可以自封為某個階級甚至是人民群眾的領導。妳是不是領導、能不能執政，要由選民們投票來決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黨派、團體與個人，不管妳的信仰、財產、教育與反映哪個階級的訴求，在選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預設“領導”（所謂“領導階級”、“領導黨”）並強迫民眾服從，這本身就是專制。聲稱某個階級、某個黨是最先進的階級與政黨，天然的應當享有領導的資格，如果妳持有異議而不衷心擁護，就是反革命。這是現代專制主義邏輯。半個多世紀來我們就生活在這種霸權主義的氛圍之中。
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這個聯合政府中的領導者有以下表述：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壹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個表述中有幾個要點，核心是“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我們已經分析，預設領導是專制主義的霸道。聯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員彼此是平等的，不應當有壹個駕於各聯合者成員之上的領導者，大家要在他的領導之下；若如此，這個聯合政府不就成了“壹家政府”！由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實際體現就是“黨的領導”，因此，承認了“工人階級領導”等於承認了這個政府是黨領導下的政府，結果政府成了黨的政府。這壹點，到了1949年6月，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終於點明了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中的核心地位。當時，新中國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預告，可知即將誕生的國家是實行壹黨專政，而不是實行民主憲政。中共尚未執政，毛就“總結經驗”了；沒有執政實踐，何來經驗可談？只能說明“壹黨專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其實是新專制主義。
“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作為新舊兩種民主革命的重大區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得到國人的普遍認可，誰也不會覺得其中會有什麽問題的。但是，事情就怕進行比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發生，在那裏，革命之後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政府民選，各黨平等，憑借選民的選票上臺執政；而不是預定由壹個先進的階級經過它的政黨來領導（控制）國家政權。在民主制度下，壹切公民，不分階級、民族、出身、性別、財產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是將國民分為不同的等級：有的是天然的領導者，有的是必須接受領導者領導的被領導者，有的是這個政權的基礎，有的是這個政權的邊緣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敵人。在民主制度下，依法立國，依法執政，各政府機關、各黨派社團以及任何個人，必須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違法者均應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許有特殊的黨派和個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無端地廢置國法，禍國殃民。在民主制度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而不是獨攬大權，實行極權統治。如此等等。試問，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建立了符合民主制原則的現代民主制度嗎？革命奮鬥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結果建立了壹個專制極權國家。可見，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要點的“無產階級領導”是很值得檢討的。中國人缺乏民主知識，更缺乏民主經驗，因而難以發覺毛的新民主主義中潛在著的壹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二 關於“反對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由來與走向
反對帝國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之壹。那麽，這個概念是否是毛創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張國燾代表中共（那時中共成立不久）參加共產國際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且稱“莫斯科會議”）。這次會議的收獲，張國燾說，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張還說，“當時壹般中國人還不知道帝國主義為何物”，“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 ‘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壹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國民黨也應邀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積極成果是將“反帝”貫徹到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的黨綱中，將“三民主義”第壹條民族主義由“排滿”更改為“反帝”。蘇聯對此誌得意滿。
蘇聯“老大哥”為什麽熱衷指使中國“反帝”呢？這個見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解密與開放才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變”（現俄羅斯教科書已將“十月革命”改稱為“十月政變”）後，蘇聯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它受到美英諸國的打壓，因此它的頭號敵人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協約國。為了改變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蘇聯把目光轉向了東方，中國乃首當其沖。不僅因為中國是近鄰，是蘇聯和日本的壹個緩沖空間，也是西方國家的爭奪對象。在這個地區點燃反帝大火，很有戰略意義。解密後的檔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可見，蘇聯的意圖是使中國革命成為蘇聯反美的“工具”，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這就是“老大哥”在中國人身上打的主意。
對於中國人來說，蘇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極易落入圈套的。因為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欺辱。反帝已積澱為中國人的壹種民族意識。即使是在今天，只要壹提到帝國主義，中國人便下意識地會將目光轉向西方，與“敵對勢力”掛鉤。但是誰是帝國主義，值得做壹番甄別。
不錯，西方列強（那時中國人把西方侵略者稱為“列強”，而不是稱“帝國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紛紛侵華，中國被迫簽訂了壹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毛澤東所寫的那樣，“帝國主義向中國舉行多次侵華戰爭，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毛在這裏沒有提及沙俄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但是，這些侵略戰爭均發生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也就是說，在中共誕生之後，再無發生西方列強侵華事件。相反，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這表現在，第壹，當中國繼續遭到外國勢力侵犯時，美國等國家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從中相助。比如，1921年，蘇聯在莫斯科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上策劃中國反美時，同壹時間在華盛頓召開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在美國的斡旋下，將日本侵華的二十壹條放進了墳墓，還將日本在山東半島的主權和所占領的青島交還中國。我們知道，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正是由於“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了日本。第二，美國等國家逐步廢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美在華盛頓訂立新約，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關閉在華的領事法庭；廢除“辛醜條約”；終止上海、廈門租界特權；放棄在中國通商口岸的權益，放棄美國軍艦進入中國水域的特權。隨後，中國陸續與其他全部有關國家簽訂了與美國完全相同的新約。由此，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廢除了！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到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告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東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告結束。
有壹個國家，那就是俄國，長久以來壹直侵略與欺負著中國，可在中共的宣傳下反成了壹個友好鄰邦。
“友邦”還是“惡鄰”？
是友好鄰邦還是世仇惡鄰？請看事實。
第壹，從1856年起沙皇不斷入侵中國東北，先後強行與中國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至1885年共侵占中國領土150多萬平方公裏（相當於41個臺灣或3個法國的面積）。1919年7月，蘇維埃政府聲明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壹切不平等條約，且於1920年9月再次重申，從而獲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但此時這些領土尚為白俄軍所控制，因此蘇聯政府不啻是開了壹張空頭支票，這很久為中國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訂立的密約中竟有如下文字：“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赤色帝國主義的面目由此可見。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壹直為沙俄也為蘇聯所覬覦。為此目的，1921年在蘇俄策劃下建立了蒙古人民黨（後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蘇軍借追剿外蒙白軍而進軍外蒙，7月占領烏蘭巴托。1924年11月，蘇俄又“幫助”外蒙成立了蘇俄的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了中國，成了蘇俄的勢力範圍。
另外，蘇聯還有分離新疆的圖謀，後因二次大戰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無暇顧及，遂無奈放棄此計劃的實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秘密協定，為要求蘇聯對日作戰，滿足斯大林提出的犧牲中國利益的條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現狀（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外蒙古的主權），從而使外蒙古分離中國合法化。這裏需要特別交代，毛澤東早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在說明中國的地理位置時寫道：中國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 這明白告訴人們，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談判為爭取外蒙主權竟交鋒九次，其中前四次與斯大林當面交鋒。（2）恢復帝俄在中國的權益：大連為國際港，蘇聯享有優先權；旅順為蘇俄海軍基地；中東鐵路中蘇共同經營。蘇聯以密約條件為前提，才同意對日宣戰。但直到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之後的8月8日，蘇才對日開戰，僅壹周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大損失，卻在我東北地區撈到不少戰利品。
1946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將雅爾塔密約公之於世，引起我國人的憤慨。2月22日，中央大學等校學生在重慶街頭遊行抗議蘇聯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侵犯，遊行隊伍打出了“赤色帝國主義”、“打倒新帝國主義”的標語。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遊行。2月24日，傅斯年、王雲五、儲安平、陳明德、趙超構等二十位著名學者聯署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雅爾塔協議的抗議》，指出這壹協定開創了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之惡例，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之記錄。
值得壹提的還有壹事。1941年4月，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主動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宣布締約國壹方與第三國發生敵對行動時另壹方應遵守中立。這是蘇聯姑息日本侵華的綏靖政策。試問：道義何在？國際主義又置於何地？更令人氣憤的是，為了蘇日雙方“和平與友好”，蘇聯“尊重滿洲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這是蘇、日聯手瓜分中國的可恥記錄！此條約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廢除。
蘇聯對中國上述侵略惡行，蔣介石因此稱俄國是“我國的世仇大敵”。這壹評價，壹針見血。
毛為什麽對日、俄那麼友好？

百年以來中國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欺淩，問題在於，到了1940年代即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以後的時期，誰是中國真正的帝國主義呢？是日本與俄國，而不是毛澤東和中共壹直所聲張的美國帝國主義。
但是，毛澤東並不這樣認為。對於日本侵華，他多次表示“感謝”，這似乎讓人難以相信，但事實確實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壹行。田中向毛道歉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卻說：“不要對不起啊，妳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妳們要是不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取政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毛還說：“我們如何感謝妳們？我們不要妳們戰爭賠償！”毛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這壹談話代表中國方面的立場，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權威。
在此之前，毛對日本侵華表示感謝的話已說過幾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幾次講話意思相同，這是毛的大實話。日本侵華，從民族利益、從執政的國民黨的利益來考量，傷害極大，光軍事力量就損失75個師，陣亡戰士350萬，陣亡高級將領206人。對中共來說，卻為其勢力的壯大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長征後的1936年，中共的軍隊（工農紅軍）僅剩下3萬左右，可抗戰後光正規軍就增加到100多萬，還有民兵200萬。內戰前夕，“解放區”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壹億左右。可以說，日軍侵華為中共日後與國民黨進行武力較量儲備了條件。
至於與蘇聯，兩黨、兩國在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都是壹個體系的。中共是在蘇共的“幫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蘇共的“幫助”下逐漸壯大的，遇到重大決策又往往聽從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壹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毛蔣的重慶談判，朝鮮戰爭的參與等。甚至中共最高領導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認可。特別是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與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有力的幫了壹把中共。1945年8月蘇軍進入東北後，斯大林急令中共進軍東北，且嚴禁美軍、限制國軍進入，並把大批武器彈藥交給中共，光大炮、迫擊炮、坦克、飛機等重型武器就達5000多件及600多個倉庫的物資，從而為中共獲得遼沈和平津戰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礎。毛為了表示對斯大林的感激，壹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電蘇共，表示“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對戰後中國國內問題的建議，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關於外蒙古戰後地位問題的看法，支持蒙古黨和人民要求擺脫大漢族反動統治、尋求民族獨立的正當要求”。這裏，毛以鮮明的態度擁護斯大林將蒙古從中國的領土上分離出去。賣國求榮，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劉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報告，關於蘇共與中共兩黨關系，“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這個喪失人格、黨格的表態，並沒有贏得斯大林的欣賞，他在11日回復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14日毛急忙回復斯大林說：“關於兩黨關系的那種提法，……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企圖掩蓋這壹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壹個國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毛認為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已稱雄壹方，才痛罵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
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在“壹邊倒”同時，毛將美國定為頭號帝國主義，聲討美國帝國主義，壹波未息壹波又起。可是，第壹，美國從未侵占過中國的壹寸領土。第二，是美國帶頭廢除了歷史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三，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全世界向中國伸出無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壹個美國。第四，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只有美國出面調停。第五，內戰初期，美國政府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國民黨南京失守，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滯留南京，以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其時蘇聯大使去了廣州），並於4月底雙方開始會談。但6月毛卻派劉少奇秘密赴蘇覲見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正式發布了“壹邊倒”的外交路線，宣告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仍嚴厲批評蔣介石集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討論承認新中國問題，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系列反美文章作為回應，硬是將美國推向與中國敵對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發表《關於臺灣政策宣傳指示》，指出“臺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壹部分”。這是美國擬拋棄臺灣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益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將不對臺灣的中國當局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意見。”1月13日，在美求援長達壹年的宋美齡兩手空空返臺。這意味著美國不僅棄蔣，而且拋臺。1月12日艾奇遜發表《中國的危機》的演講，強調：“俄國壹貫存有將這個北部省份分離出去的野心”，“這種過程在蒙古已經完成，在滿洲已接近完成”，“我們不可把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可是，幾天後毛澤東又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作了回應。
順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形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對峙格局達半個世紀之久。此期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霸權主義（另壹種說法是“領導者”）的角色，在世界許多地方建立軍事基地，還以不同方式參與或幫助別國的內部事務，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起著積極與消極並重的作用。
毛澤東認俄為師，革命後建立起列寧—斯大林式的極權體制；他以美為敵，排斥民主自由，與西方國家對著幹。他長期閉關鎖國，掀起壹撥又壹撥的自亂、自殘式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衰退，社會畸變，國家紛亂，自由毀滅，民主斷層，人權橫遭踐踏，法治蕩然無存，中國壹度進入了無自由、無民主、無人權、無法治的“四無世界”，從而把中國帶到了危機四伏的絕路，其愚昧、野蠻、專制與暴虐為千古人類史所罕見。產生這壹歷史後果的壹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壹貫地借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排斥西方文明。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之後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之後才有所改變。
中國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中國是發起國之壹（其他三國是蘇、美、英），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國（其他四國是法、蘇、英、美）。中國是聯合國締造者之壹和核心成員國啊！此時的中國已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除蘇俄在中國的東北仍享有特權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已成為歷史了。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人民在那時已經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1940年代和建國之後壹味地鼓吹反對帝國主義，應當認為是壹種誤導。

三 關於“反對封建主義”

“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中國人喊了近百年，然而這個口號是否完全正確呢？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中出現了偏誤，對此，筆者已作了壹番研究。關於“反對封建主義”呢，它在理論上就缺乏正確的支撐點。
“封建主義”還是“皇權專制主義”？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壹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具體地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壹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說”或“周秦以來封建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這壹結論忽視了自秦以來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或統治方式同西周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周實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歐封建社會有著相類似的特點。周天子將國家領土分封給各諸侯，各諸侯在分封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各國君承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在經濟、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權，其王權世襲。秦並吞六國、統壹中國後，既然掃滅了諸侯，也就廢除了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即“廢封建，立郡縣”，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建立了權力集中於皇帝的中央集權制，這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大改變，怎麽還能同西周的封建國家（所謂“國中之國”）相提並論呢！
問題在於，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稱其為封建社會，那麽應稱什麽社會呢？按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別無選擇，只能稱其為封建社會。要正確界定秦以來兩千余年的中國史，“五階段論”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壹道坎。為跨越這道坎，李慎之啟用了壹個新概念：“皇權主義”，或“皇權專制主義”。 對此，筆者贊同之。那麽，這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就可以稱之為“皇權專制社會”。這壹理論觀點，跳出了“五階段論”的狹隘框架，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視野、新方法。需要說明的是：第壹，在兩千余年的皇權專制史中，皇權專制的情況（程度）是有差別的。如秦漢（漢設丞相，有所謂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某種制約）之間就有差別，唐宋之間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轄行政權力的丞相，皇權專制到達巔峰。雖存在這種差別，但從體制的總體特征看，這兩千余年是皇權專制社會，是秦政制的延續，是沒有錯的。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皇權專制社會其經濟基礎都是以小農為特征的農業社會，這就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國家政權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權專制式的。另外，專制式的國家政權既可以建立於農業社會，也可以建立於工業社會（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極權統治）。
用“封建說”與“皇權專制說”來解釋中國歷史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封建說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毛在另壹處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皇權專制說認為，皇權專制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皇權專制主義的矛盾。
在革命對象問題上，封建說認為，革命的對象是封建主義。由於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總不能將已不再存在的東西當作革命對象，毛於是把地主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他寫道，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皇權專制說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制主義。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在於結束皇權專制，開創共和新政。辛亥之後，舊式的皇權專制主義是被推翻了，但復辟勢力，從袁世凱到毛澤東不斷登臺扮演，改頭換面的皇權專制主義不斷再現。“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對象依然是翻新的專制主義。
毛對中國史的誤讀與中國革命對象的錯誤指向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又把封建主義落實到地主階級，或者說把地主階級拈來當作封建主義的替身，於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階級了。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與財產，消滅地主階級（有不少地主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的革命是否為中國創立了民主制度呢？沒有，遠遠沒有。為什麽？因為民主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也不等同於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無濟於民主制度的降臨。中國民主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專制主義。因此，以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民主革命的理論指導實在是新民主主義的壹大誤區。

這個誤區的理論根源除“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外便是對“階級國家論”的套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國家是壹定階級的國家。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據這個非科學的簡單化理論，毛澤東因此認為，秦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其矛頭指向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壹言以蔽之，統統歸結於地主階級。毛的這些結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來的國家不是地主階級的國家，而是為某壹皇族所控制的國家。秦國是秦皇族的國家，這壹皇族覆滅後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漢、唐、宋、清等各朝的國家莫不如此。這兩千余年專制主義時期的國家始終是以皇帝為首的家族統治集團的國家，即所謂“家天下”。皇帝的權力總是在其家族內部傳承，即所謂“嫡長繼承”，這是延續皇權的法則。地主階級不是這類國家的統治階級，它不是國家權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會中壹個有勢力的貴族階級。它和農民階級都是這類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當然，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其中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受著地主的剝削。地主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它是專制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統治者的施政國策或多或少要向這壹階級的利益傾斜，但他們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馮天瑜在《“封建”論考》（2006年）壹書中提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壹說，以取代“封建社會”的概念，這壹提法仍未有跳出“階級國家論”的思維模式。第二，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是專制皇權對社會（主體是農民）的掠奪（註意：掠奪與剝削有區別）與壓迫。這壹點在專制腐朽的皇朝那裏尤為明顯。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大眾（主體是農民）與專制皇朝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從屬性的。劉亞洲亦認為：“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 第四，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下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不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反抗專制皇朝的腐朽統治。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又說每次農民起義“總是陷於失敗”，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這裏前後的邏輯悖論是，既然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說明農民起義的指向是專制皇朝，而非地主階級，再說，地主階級不占有國家政權，談不上什麽“統治”，也不存在“改朝換代”的問題。
對於自秦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毛並不否認。他說：“如果說，秦以前的壹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壹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裏又是壹個悖論：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是封建國家就不可能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蘊含內在邏輯悖論的理論觀點壹經流行，使“封建”概念內涵模糊，外延擴大，使封建主義頂替了專制主義，從此專制主義長期潛伏，即使在以後的多次革命風潮中仍得以安身，壹次又壹次地逃脫革命的批判。如“五四”運動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這同新民主主義沒有關系）。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更是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提反對專制主義。倒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滿清皇朝的專制統治。而毛澤東稱此次革命是“舊民主主義”的，這是否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再反專制主義的了？直到文革之後，中共上層的某些領導才深感專制主義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義以指摘專制主義。如葉劍英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肅清封建主義的講話，李維漢1980年向鄧小平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壹課”。遺憾的是，專制主義仍沒有驗明正身，更沒有傷筋動骨，源遠流長的血脈延續至今，還敢於當著大眾吞噬自由、民主的嬰兒。
毛的秉性：對專制主義的偏好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將專制主義隱姓埋名。從他的智力，從他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及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他應該明白，專制主義是中國邁向民主憲政的大敵，無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個中原因，筆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測。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對專制主義的偏好。這種偏好，在奪取政權之前，自然不便充分顯露，但已有流露。《沁園春•雪》壹詞（此詞作於1936年，發表於1945年毛赴重慶國共談判期間）中所抒發的情懷即是。詩言誌。在詞中，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裏。全詞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歷代帝王的王氣和霸氣。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了壹個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料，那就是毛在十七歲（1910）那年所寫的《詠蛙》詩。那年毛離開韶山，去了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是《言誌》，毛以《詠蛙》命題其詩如下：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此詩雖不像《沁園春•雪》那樣充溢著王氣與霸氣，自信我毛澤東是超越歷代帝皇的壹代梟雄；但山大王那種必欲淩駕群倫、壹朝得勢便橫行無忌那種居心，已表白得淋漓盡致。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凸現這種強悍秉性，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闊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中國的歷史至今是領袖的歷史。
1949年中共建國。在此之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比哪個專制皇帝都呼喊的多，從此，全國百姓就葡匐在毛的腳下。1958年他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在中央全會上毫無掩飾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秦始皇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毛竟敢說“超越秦始皇壹百倍”，說明專制獨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謀策了壹場殘酷的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壹場全殲性的整肅，使知識分子群體失聲，自由民主斷層。這年夏天，毛接見了上海文藝界人士時羅稷南向毛提出了壹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思索片刻後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言壹出，四座皆驚。我們知道，毛壹直推崇魯迅，多次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1937年，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1940年又贊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評價之高超過地球之三極！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偉人當毛主宰了國家命運之後卻要把他拋入獄中！這典型不過地說明，在毛的極權統治下不允許有魯迅這樣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魯迅可以拿下，還有什麽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沖著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任何人，不管妳是魯迅那樣的聖賢，不管妳是我幾十年的舊友，也不管妳為我毛澤東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名臣，在我毛澤東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萬歲。哪怕說半個“不”字，就叫妳下地獄！這壹切說明，毛的專制主義本性在坐定天下、獨攬大權之後，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麽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可是，他的頭腦是用什麽思想武裝的呢？有壹本書，叫《毛澤東讀書筆記》（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52年，毛添置了壹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850冊，2249卷，約4000萬字。這部史書，毛生前不知反復看過多少遍，許多冊的封面和其他的壹些地方都磨破了，許多頁上還有毛閱看時留下的種種痕跡。外出時還要將其帶走。1964年5月壹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在認真地壹次次地閱讀這部史書。配合讀《二十四史》，毛還通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毛在讀史書時，對於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誌閱讀。可是，人們卻沒有發現毛澤東閱讀英、美、法、日等國近現代史的記錄，可以說，他對世界現代化是無知的，也不感興趣。甚至，“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毛說，1920年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他僅讀了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可見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很貧乏的，只能說是個膚淺的馬克思主義者。戰爭年代毛無暇去研讀馬列的書。在延安相對安定時期，曾讀了些馬列著作，但二手貨多於原著，斯大林、列寧的又多於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屬現代專制主義的東西。毛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此時仍停留在膚淺的水平上。建國之後毛傾註讀中國史書，晚年表示“馬克思可讀的東西不多了”，實際是沒有興趣去讀馬克思的書了，還說馬克思的書“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1964年2月）人們不禁要問：那麽，妳毛澤東醉心於讀中國古籍史書會成為什麽主義？毛澤東不是懷抱世界眼光，從世界現代化大趨勢中研究中國的未來走向，而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書堆中汲取皇權專制主義的營養。他能把中國帶到何處？毛澤東說：“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倡導黃老，還是尊孔孟，維持政權運作，都離不開申韓法家體制。”這是毛從1952年到1976年歷時二十四年用功讀史讀經的思想收獲之精辟概括。黃老、孔孟的壹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說教，禦臣馭民、統治天下還得靠法家、兵家，靠“郡縣制”、“秦政制”。所以他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後就公開亮出了皇權專制主義的旗號，聲稱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1973年又說“我也是秦始皇”。毛澤東就是現代的秦始皇，他維系的制度就是現代的“秦政制”，他的思想就是現代皇權專制主義。
當然，毛澤東更重要的壹副面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前面已提到，毛對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下功夫認真系統的研讀，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有什麽研究和造詣。所謂“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空城計”，壯壯膽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對毛澤東別有用心的吹捧，是對國人的欺騙。但是，馬列主義中有兩條，壹條是階級鬥爭，壹條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是心領神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確實“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從這壹意義上看，毛澤東確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玩得爐火純青，全力地貫徹於他治黨治國的實踐，編寫了罄竹難書的悲壯的歷史劇，這是後人受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那麽，到底什麽思想武裝了毛澤東的頭腦？答曰：有皇權專制主義，有馬克思主義，看來是二元的。其實兩者是合二而壹的。核心是皇權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旗號，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權專制主義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現代性、合法性。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或者，什麽是“毛澤東主義”（這是近幾年在國內興起的“毛派”所推出的壹個新概念）？就是現代版本的皇權專制主義。
“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否可以通用？
學界有壹種傾向，認為不妨將“封建主義”替代“專制主義”概念。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經半個多世紀，人們已習慣將封建主義當作落後、反動、同時也包含專制主義的因素的東西來加以鞭笞的，已約定俗成、積非成是了，因而沒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啟用專制主義來解讀歷史與清除現實中的影響。
這恐怕不是壹種科學的態度。封建這壹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為壹種制度而出現的，在現實中早無蹤跡，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徑庭。當然，有的概念隨著歷史的變遷是會發生變化的，乃至演變成為表達另壹種新內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這壹概念不同。毛澤東在提出“反封建”這壹口號時，就沒有對“封建”這壹概念的內涵作出過明確的界定，他只是將地主階級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這壹理論缺失以及對民主革命的貽誤筆者已有分析。我們應當抓緊彌補這壹重大過失。至於今天人們廣泛使用“封建”壹說，其內涵更為含混不清，大凡落後的、陳舊的、腐朽的、乃至反動的東西都將之以“封建”相稱，戴上“封建”這頂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專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買辦，等等。“封建”幾乎成了壹個口頭語，泛化了，其結果，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最烈的專制主義卻總是逃遁了人們的批判。主張使用“封建”說的壹個理由是，它已約定俗成，廣泛認同。請問：“約定”了什麽？是怎麽“約定”的？“封建”說的泛化與內涵的模糊，說明沒有約定什麽，只是隨意所用而已。學術界也沒有對“封建”、“封建主義”這壹廣泛使用的概念作出過推陳出新的界定。
專制皇朝的始祖與集大成者
當人們熱炒封建主義時，專制主義在壹邊偷著樂。專制主義聲明，我們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其內容、形式以及歷史後果完全不同，兩者是不可通融的。作為專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個特點：第壹，專制主義首先是壹種政治制度，是集權制或中央集權制。這是壹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種權力的源泉。第二，有壹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是這壹制度的核心。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殺、富、貴、貧、賤“六柄”之權。皇帝終身主政履職，其權力在家族內傳承。第三，君師合壹加政教合壹為皇帝統治術的法寶。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貴、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獨攬大權，還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權力與信仰於壹身，他是萬眾之神靈，是專供子民們呼喊“萬歲”的偶像。這樣的社會，百姓是可以任意驅使的工具。他們只有義務而無任何權利，帝皇與臣僚們則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請問，中國人背負專制主義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義加以清除嗎？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反了三十幾年，反出了什麽結果呢？反出了壹個毛澤東的專制皇朝。毛澤東說：“歷代皆行秦政制”。譚嗣同也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兩人似乎表述了同壹個意思，其實寓意相反。譚接著說了四個字：“皆大盜也”。57 而毛的後續詞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毛澤東是秦政制的繼承者，而且大有創新發展。毛澤東集領袖、教父與國師三位壹體。他控制著黨國大權，是最高權力的代表。他排斥壹切宗教信仰，是億萬民眾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壟斷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語的“最高指示”中明確前進的方向，他的話，“壹句頂壹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林彪語）。歷代帝王有哪壹個能像毛澤東那樣可以使乾坤倒轉，按照他的主觀意誌塗寫歷史！任何人的統治，只要不是毛澤東，當代中國至少不會大難不斷，毛禍遍於國中。毛的極權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是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是否已成為先進國家？
最近我讀到李揚帆的壹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近代中國為什麽總是吃虧倒黴？不能只怪別人，是自家的專制主義在作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壹位啟蒙思想家叫福澤諭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就明確地論述了中日文明的差異。可中國人在此書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後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種。福澤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自尊和自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諭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十年後，福澤又提出著名的“脫亞倫”，積極倡導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與鄰邦“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反觀中國，主導國人的壹直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訓誡，排斥、乃至敵視西洋文明，躺在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不能起身。
這個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的文化基因是專制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這個衰老的專制主義為了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開辦249所孔子學院，在世界範圍內建築應對西方文明的“防火墻”。在國內，近幾年興起了“國學熱”，壹些論者提出光復儒學以振興華夏，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結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展開壹場文化圍剿之勢。這都說明，要清除專制主義傳統，實現民主轉軌，中國人還有壹段艱苦的路程要走。

四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壹個含混的概念
“官僚資本主義”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他說：“官僚資本主義”“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
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壹書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念。他認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這中國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這些資本，據陳初步估算，至少在200億美元左右。陳還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他們對於中中交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在資本上的獨占，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有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壹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壹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成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來。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隨著革命的勝利，他們在大陸所擁有的財產也勢必隨之沒收，因此將他們作為另壹個新的革命對象，似乎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只是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
但是，這個“依據”是有缺陷的。
最明顯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巨大資本是否都是他們家族的私人資本？還是其中壹部分是國家資本，壹部分是他們的私人資本？也就是說，是否應當將四大家族資本區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個部分？
毛澤東和陳伯達都回避了這個問題，相反，在他們的闡述中有意無意的都將之歸結為私人所有的資本。毛澤東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陳伯達說，四大家族的資本是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筆者認為，“官僚資本”應當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而四大家族作為政權機構的核心人物，他們所經營、所控制的資本不能認為全部是他們的私人資本。遺憾的是，從官僚資本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壹直因循舊說，將聚集於官僚們手下的資本都誤認為是他們的私人資本。
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早在1942年，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壹書的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國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第壹種，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資本；第二種，是官僚使用的國家資本；第三種，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約的民間私人資本。三種資本所有權性質不同。但是，後兩種資本，由於官僚權力的滲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資本“迅速擴大起來”，如果沒有後兩個資本形態，“第壹個資本形態，也許根本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形成為官僚資本”。因此，“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形成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王亞南對當時中國官僚資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見並未為毛澤東和陳伯達所吸取，在以後的數十年中，社會上流傳的無不是秉持毛陳之說，王亞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沒。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壹些學者對官僚資本的研究才突破舊說。最主要的是將“國家資本”從“官僚資本”中剝離出來，這樣，有三種形態的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壹般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所有者主體不同，但官僚資本是官僚們借嫁權力將國家資本融化為官僚私人所有而獲得畸形發展的資本。因此，認識官僚資本的消極作用恐怕首先應當認識產生官僚資本這壹體制上的原因。這壹思路，對於認識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至關重要，對於認識今天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也很有現實意義。官僚資本可以沒收，但是產生官僚資本的權力體制如果依然存在，那麽，這種資本形態仍有生長的土壤。所以，有的論者提出了官僚資本對於民國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資本有幾多？
在將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了區分之後，人們關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為止，雖尚不能提出準確的數字，但已作了盡可能客觀的評估。陳伯達的200億美元說和毛澤東的100萬萬至200萬萬美元說顯然缺乏科學的和事實的依據。
學者們認為四大家族中應將宋、孔與蔣、陳加以區別。宋、孔兩大家族是當時中國最顯赫的豪門資本，依仗官方關系，利用時局大發其洋財，這在抗戰期間乃至戰後都是國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逐步公開了四大家族的“絕密檔案”。經核實，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總資產為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另外，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均無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另壹個豪門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資產呢？李茂盛對孔祥熙的自有資產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作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孔氏家族實際所擁有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 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數據，確切的數字尚待檔案公開後核定。
至於將蔣介石、陳果夫與陳立夫列為“四大家族”是壹種硬湊。資料顯示，蔣介石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宋美齡與美國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是壹家宋美齡入股的中美合資企業。2003年宋美齡去世遺產只有12萬美元，在臺灣、紐約均無房產。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壹處住房是結婚陪嫁。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為蔣介石操持國民黨黨務，壹生清廉。陳果夫1949年去臺灣後不久患肺結核，因無錢治療，導致病情難以控制，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對病魔已無濟於事，於1951年8月去世，終年只有60歲。陳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國，辦了壹個小型養雞場，與妻子過著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讀書自娛，不問政治。晚年積極提倡“中國文化統壹中國”，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這都說明，二陳從政時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出政後過著平民化生活。將他們列入“四大家族”是出於政治宣傳需要的拼湊。歷史學家唐德剛亦說，陳立夫作為“四大家族”“不夠資格”。
國家壟斷資本：市場經濟的天敵
除了官僚的和民間的私有資本和私有資產外，就是國家資本和國家資產了（資本和資產的區別在於，資本是經營過程中增值的資產，即能帶來利潤的資產）。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資本，如同毛澤東和陳伯達所說的，具有壟斷性、買辦性、腐朽性，以及對社會民眾的掠奪性的特點，因此成為革命的對象。其實，現代國家都占有壹定的資本，問題在於所占有資本的多少以及資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說，國家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這壹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利潤）在社會各種需要之間的分配問題。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國政府的國有資本，卻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資本，並將所產生的利潤等效益優先滿足少數權貴的需要，對此應作何評價？能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具有壟斷性、腐朽性和掠奪性的特點，而共產黨政府的國有資本不再具有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資本主義三百年的發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我們發現，任何國家壟斷，不論是何種名義何種性質的國家壟斷，都會有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國有資本不可無，但決不能壟斷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和社會的經濟生活。經過公有化實踐的中國人不能不承認這壹真理，以此可以預見到至今仍是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的歸宿。
壟斷性是國有資本各種弊病的總根源，其弊病也遠不止毛和陳所說的那壹些。國家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勢必擠壓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民國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國家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擠壓，生存維艱。這種經濟結構又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趨向萎縮。1949年後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之後不久，索性也消滅了壹切民間的私人資本，形成了國家資本即公有制經濟的壹統天下，其壟斷性和官僚性達到了極端，也就是說，消滅了壹種壟斷性和官僚性經濟，卻出現了徹底的壟斷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經濟，雖然其性質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但結出的果子卻是酸酸的。
這種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其內部機理帶有天然的病竈，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產出少，投入卻多多。其深層的原因是資本的所有者、收益者與經營者不是同壹個主體。我們可以不說這是國家資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說，這是壹切國有資本與生俱來的弊端。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推翻了這座大山，使資本為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個不短的時期內人們對這壹問題的認識比較天真。無情的現實才使人們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膚淺地認為，只要通過改革可以克服這壹弊病。改革可能會收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個龐大的身軀不斷瘦身從而減輕這個弊病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既然當年把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當作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按照上面的分析，從邏輯上講今天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巨大了。如果說，當年的官僚資本僅只“四大家族”（其中蔣、陳兩家還是不夠格的）而已，那麽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權貴資本已遍地開花，孽生於大江南北，其資本數額之巨大是當年宋、孔資本的千倍、萬倍，乃至幾萬倍。此說有何根據呢？根據之壹是，2007年5月，波斯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約150萬）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資產，不含灰色收入）。根據之二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的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的資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的有3220人。在超過壹億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富豪人數的91%，擁有20450余億元。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如果說，改革之前是權力的集中，那麽，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壹個財富的集中。現行體制就是沈重地背負著這“兩個集中”在十分艱難地高代價地運行著。“兩個集中”的現實說明，中共已成了權貴性質的政黨。指望它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越來越困難了！如果說，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如今共產黨的權貴資本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該是壹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疑

1949年10月1日的慶國大典上，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萬眾歡呼，禮炮轟鳴，“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人民沈浸在無比自豪的激情之中。這個時刻標誌著中國從此告別了專制與貧窮，走向民主與富強。如同胡風的頌詩：“時間開始了！”然而，人們的這壹感受和期盼與以後的現實迅速拉開了距離。革命所帶給社會的遠非人們的想象，真可說是悲出望外。壹個個政治運動縱橫疊加，壹場場災難橫空出世，壹次次迫害從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壹個甲子年了，中國雖有大變，執政者的治國理念也有所調整，然傷痛未曾癒合，專制政體依舊。人民要追問的是：這是壹場什麽樣的革命？
何謂“革命”？
革命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整個社會的重建，它要經過多種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產業革命、產權革命），社會革命，科技革命等。狹義革命僅指政治革命。我們要討論的限於政治革命。
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列寧也說過相似的話：“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這裏，對革命提出的定義，僅包括兩個要點：壹是暴力，二是政權。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但是，這樣的革命我們無法將它與各種政變相區別，也無法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相區別。或者說，按照這個革命的定義，“政變”和“造反”都可將之納入“革命”的範疇了。
革命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在中國古代，各國征戰，大小帝國興衰，奴隸、農民造反，王朝更叠，社會發生劇烈的動蕩，但史學家們從未稱它們為革命。中國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稱它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發生，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 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這是社會的重建。適應這壹客觀需要，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壹系列的深刻變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是政治革命。從荷蘭 、英國、美國、法國，近代政治革命相繼發生，其任務是以立憲民主取代君主專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換代。這樣的革命，在中國也曾發生過，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應當看其是否以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價值觀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個新制度和新價值觀就是自由民主主義。這樣說來，暴力與政權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變或復辟。暴力和政權的獲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壹個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即使沒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國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國1688年國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稱“光榮革命”。中國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帝皇專制，建立亞洲第壹個共和國，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紀初梁啟超與孫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爭論。回顧這場爭論頗有意義。梁啟超認為：“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革命不等於奪權，而在於立憲。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立憲的目標上是壹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奪權，才能革專制而成立憲。梁任公則擔心，“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革命後的共和，恐怕不是立憲，而是專制，即“共和專制”。因此，梁啟超闡釋他的政治革命觀：“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發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革命的世紀，卻未給中國帶來立憲的成功。梁啟超對革命的見解，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余英時在論述“民主革命”時提出了“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很可體味。他說，反革命勢力可分成兩部分：“壹部分是積極的新興的反革命勢力；另壹部分則是消極的落後的反革命勢力。前者是極權主義，後者分散在所有落後國家中的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他說，積極的反革命勢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對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舊的反革命統治階層的死敵。所以如果就極權主義與腐舊的統治階層而言前者確實是“革命的”，盡管這兩者在整個歷史大趨勢中都只是反動逆流。正因為如此，“我們細察極權主義運動的成長，便可發覺它正是靠反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起家的。”積極的反革命勢力“是最善於運用社會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東方的廣大人民都痛恨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於是極權主義者便以反腐舊統治者的‘革命’號召群眾。因此，不僅大多數不滿現狀的人民群眾擁護它，許多缺乏真知灼見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著它走。”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極權主義的反專制與民主主義的反專制本質上卻是背道而馳的。”顯然，余英時的這些論述是以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背景的。
余英時所提出的“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為我們考察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革命提供了壹種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檢驗的。檢驗革命的標準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底蘊的民主立憲制度。雖然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進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增進人民的福祉，從這壹意義上說，制度還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但幾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證明，只有民主立憲制度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進步與人民的幸福。
要檢驗革命，還要排除那些不屬於革命的東西。比如，暴力與政權的易主。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往往出現暴力與政權易主的此類現象，但政變和歷史上的奴隸、農民起義也伴隨這類現象，因此，它不能作為革命的本質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權為目的的行動，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說，將腐朽政權作為革命對象的社會運動（有的是暴亂）是否就能認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於這種社會運動容易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時間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憑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諾呢？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近代所發生的革命，為了取得民眾支持，都會提出壹些迎合民眾需要的口號，宣稱自己是如何地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擁似地擁護這個革命。
由此看來，檢驗革命是壹件復雜的事。我們可以提出壹些原則性的東西。第壹，檢驗革命的標準是獲得政權之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憲還是變種的專制制度。第二，檢驗革命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者。第三，檢驗革命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時間，甚至要有壹個歷史過程，才能對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觀的判斷。這是筆者提出的檢驗革命的三原則。
檢驗革命需要時間，因為革命之真假，革命會給社會帶來什麽，——是民主還是專制，是福音還是災難，是推進社會文明還是導致社會失倫，在革命過程中盡不可預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後才可以有答案；這個答案是通過新權貴的所作所為和種種歷史事件才得以逐漸彰顯。檢驗革命需要時間還因為，革命黨人總是向人民宣傳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權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實行的主義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後的社會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澤東的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從毛的思想與人生歷程來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這些普世價值觀。年輕時他信過無政府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五四運動之後他信了馬列，找到了幾件法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社會主義。他活動的舞臺局限於中國，不像孫中山那樣，到日本、西歐、美國以及東南亞等地進行考察、研究，汲取先進文化與現代性營養，因而思想前衛，眼光開闊。毛在奪得政權前夕，即對西方民主反口。他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應當是說“在毛的心目中”——筆者）壹齊破了產。” 毛依傍蘇聯，走俄國人的路。當斯大林的暴行在蘇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後，他很不高興。他挺身而出，與蘇共唱反調，捍衛斯大林，指控蘇共第壹個改革者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大張旗鼓地加以聲討。他竟以身試法，仿效斯大林提倡個人崇拜，說“不崇拜不得了”；從此，個人專制、極權主義之邪氣日益猖獗，終使黨國陷入絕境！當臺灣當局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放棄壹黨專政體制二十多年之後，現今大陸卻仍堅守壹黨專政固若金湯，嚴厲封殺言論自由，大力打壓異議人士。筆者寫此段文字時，正發生了壹件令世界驚愕的事件，即2009年聖誕之日中共當局竟判處《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博士十壹年重刑。此事激起全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劉曉波在法庭上說：“希望我是最後壹個因言獲罪的人。”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出了去民主主義與反民主主義之果，反證了這場革命不是什麽民主主義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假使沒有這場革命或這場革命沒有取得勝利，中國會上演那麽多的鬧劇、悲劇嗎？專制主義會升級換代嗎？人民會遭受那麽多的苦難嗎？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評蔣介石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現在，我們要問，難道中共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是也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嗎？所以，中共的政權取代國民黨政權，不過是用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取代了國民黨的極權專制而已。問題更在於，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比國民黨的極權專制更為無道與野蠻，其歷史後果更為慘烈。如果我們將蔣介石與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毛式空想、專制社會主義）進行壹番實事求是的比較，壹定能有力證明上述的結論。就蔣介石與毛澤東而言，筆者認為，無數的客觀事實可以證明，蔣介石是壹個正面的歷史人物，而毛澤東只能是壹個反面的歷史人物（應屬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之流）。這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相信不久就會有這方面的專論問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裏？難道革了國民黨政權的命，建立了比國民黨更專制、更獨裁的極權統治，是有功嗎？直至今日，中國人要獲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人權保障，由極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障礙重重，其根源難道不是因為毛種下了極權體制的禍根嗎？極權體制下深得蔭庇的權貴階層怎容人們對極權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呢？
這裏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選擇應作何評價？如果根據中共在建國之後的所作所為，作出當時的這種選擇是錯誤的評價，這不是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唾棄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寄希望於中共將中國引向民主憲政，乃人心所望，情理所歸。中共在奪取國家政權後，反口轉臉，背棄初衷，復歸專制，使國人大所失望，這帳只能記在中共主宰者的頭上。現在，這批國之良士已步入耄耋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兩頭真”（青年時代真誠地信仰主義，擁護中共，投身革命；中共立國後，在持續的政治運動中，在國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過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價值，又重歸真誠）人物。八十年代以來，在批判毛澤東的專制主義同時，亦反省自身，引來人們的尊敬。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片面性

作者 楊子立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之所以認為國有化與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壹定要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出於兩個基本理由。壹個是認為私有制導致資本家剝削工人，這導致普遍的不公平；壹個是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合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力無法進壹步擴大。但這兩個理由實際都是不成立的。用當代經濟學理論剖析馬克思的經濟學不難發現其中的謬誤，下面我們就用當代經濟學理論的觀點來分析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

壹、使用價值和效用

《資本論》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商品的兩個基本屬性為使用價值和價值，在商品交換時表現為交換價值。

當代經濟學不用“使用價值”這個詞，而是用“效用”。效用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對於同壹件商品，其效用是隨消費主體的喜好而變化的。不同商品對同壹個人的效用是可以比較的，但同壹件商品對不同的人的效用卻不能比較。使用價值和效用的概念很類似，但是《資本論》沒有明確說明使用價值的主觀性，同壹件商品的使用價值似乎應該是壹樣的。

與馬克思同時期的門格爾在其《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壹個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邊際效用，並且從那時起邊際分析成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壹。如果我們認為壹件商品完成它的創造過程後，其使用價值就是壹定的，那顯然無法做邊際分析了。

既然效用比使用價值能更精確的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的有用性，使用價值就成為沒必要的詞匯。而且對效用進行修飾可以更精確的刻畫商品有用性，比如總效用、邊際效用、增加的效用等等。

二、價值和成本

馬克思在定義價值之前，先說明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為了找到交換價值背後的依據，於是根據商品所凝結的勞動量多少抽象出價值這個概念。

當代經濟學基本摒棄了價值這個概念，而是用成本來替代它所要表達的凝聚的勞動量。如果壹件商品所含有的勞動量越多，那麽它的成本就越高。

用“成本”替代“價值”不是只為了用詞方便，而是“成本”能夠更精確的描述人類為了獲得“效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成本和效用壹樣可以加上靈活的修飾語。壹旦壹只碗被拿到市場上，我們可以很方便的說，這個碗的生產成本是多少，銷售成本是多少；或者可以說這壹批碗的平均成本是多少，總成本是多少。但是當人們說這個碗的價值（不是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是多少的時候，已經跟為這個碗具體花了多少工夫沒有關系了，因為它的價值是由市場上跟它同樣的所有產品的平均耗費勞動時間（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無論生產者具體的成本是多少，它的價值已經由其同類產品決定了，絕不能說因為這個產品采用了落後工藝成本高就價值大，或因操作熟練成本低而價值就小。

“價值”這個詞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因為用類同物的平均屬性來決定自身性質在當代經濟學中也有例子。比如“機會成本”的概念，它是說假如妳的資金或時間不用在這件事上，而是用在可能的其他事上，其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是多少。

可見，對於市場上同質的商品，“價值”還是有價值的。比如電子產品，由於技術進步導致其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因此其價值降低，表現為價格的長期下降趨勢（當然下降到壹定程度後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掩蓋）。但是對於不同質的商品，或者說有壟斷性因素在裏面的商品，比如土地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說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但是用當代經濟學裏的需求和效用曲線決定價格的理論則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

三、“庸俗經濟學”的指責

庸俗經濟學在其使用者那裏指的是只從表面上分析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對於堅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來說，以斯密、李嘉圖、門格爾、凱恩斯、弗裏德曼等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其實就是庸俗經濟學。

但經濟學作為壹門科學，本身就是在研究現象。當代經濟學也同樣是在試圖發現經濟現象背後的規律，並且引進數學進行定量的分析。在培根奠定現代科學的基礎以前，康德已經揭示人的認知理性只能認識現象，而事物的本質是不能被認知的。

跟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相比，不僅當代經濟學的概念更精確，研究的範圍也更廣泛。馬克思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忽視了很多當代看來難以忽視的因素。比如《資本論》從分析商品開始，但當代經濟學總是把“商品與服務”放在壹起，分析它們的供求和效用、成本及價格。可如果按馬克思的分析，兩者很難放在壹起，比如妳不能說壹個人唱戲的價值是多少。這是因為商品是可以大規模復制的（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基本是這樣），而服務則是由於每個人的天賦不同而不能大規模復制的。下面的進壹步分析就會揭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時代局限性不僅在於把商品看成同質的，同時把勞動者及其勞動也看成是同質的，因此才有了“勞動力成為商品”壹說。

四、價值概念只符合完全競爭市場

經濟學把市場按壟斷程度不同劃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四種市場類型。其中理想的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特征有：（1）市場上有無數生產者和消費者，任何壹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商品的市場價格影響都可以忽略不計，都是價格接受者；（2）任何消費者能夠以略高於市場價買入無限數量的商品，而任何生產者能夠以略低於市場價格賣出無限數量的商品；（3）所有商品都是同質的，即可以互換的。今天只有較少的商品市場，例如棉花市場，沒品牌的廉價消費品市場等適用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由於產品完全同質，因此其銷售費用幾乎為零，因為只要按市場價有多少銷多少。這也是馬克思定義商品價值時僅考慮其生產成本而忽略其銷售成本的原因。

在這樣的市場上，生產者都力圖采用更先進的工藝，力圖降低自己的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競爭的結果則是利潤率趨於平均。馬克思的這個結論和當代經濟學是壹致的，因為後者也認為如果考慮到機會成本，完全競爭市場的生產者的預期利潤是零。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同類商品的生產成本也應該相同。盡管成本中有固定成本和流動成本，流動成本中有物的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但是如果所有物質成本都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商品，那麽它們又都可以轉化為另壹部分物質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這樣層層轉化的結果當然最後就是純粹的人的勞動成本。

假如某商品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且生產該商品的材料設備和人力以及生產它們的更前壹級生產要素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那麽就可以承認，商品是可以用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定義其價值的。

但是在有壟斷因素的情況下，這樣定義其價值就不對了。比如名牌鞋比雜牌鞋要貴很多，這是品牌效應。當中國電信壟斷電話時，話費很貴，這更是明顯的壟斷效應。品牌、地域、管制等凡是影響競爭的因素都可以商品價格明顯偏離制造它的勞動成本總和。

五、勞動力價值

同商品價值類似，勞動力價值在《資本論》中被定義為“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雖然人的稟賦確有不同，但在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差不多的，是可以由平均數反映壹般狀況的。對於同樣的商品，同樣的生產工藝，對勞動者所要求的就是重復性的簡單勞動。即便是復雜勞動，也可以看成是經過壹定的培訓和學習後壹般人能夠完成的勞動。在這個意義上，截然不同的勞動也就可以轉化為能夠比較的抽象勞動。

商品的成本最終落實在勞動上，勞動可以換算成通用的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又決定於勞動力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價值這個概念才可以定義為某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六、剩余價值

有了勞動力成本的定義，於是馬克思就推導出剩余價值的概念。既然勞動力成本就是這類勞動者的必須平均生活資料價值，那麽勞動產品價值減去勞動力價值就是剩余價值。

按馬克思的解釋，剩余價值就是被工人創造出來，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因此反映了剝削。剩余價值率就是在剩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反映出剝削程度的大小。

七、對剩余價值論的質疑

假如所有市場都是完全競爭市場，剩余價值論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勞動力市場，尤其是高級勞動力市場由於勞動者明顯的稟賦差異而偏離完全競爭模型很遠，因此也就為以此為突破口發現剩余價值論的悖謬之處提供了機會。

對於從事高級勞動的勞動力比如工程師或銷售經理，其工資比普通工人高許多。按勞動價值論，高工資反映其勞動力價值高（除去波動因素），但實際上其必需的生活資料和普通工人是差不多的。並不是說維持壹個工程師必需的技能必須要有和他的工資成比例的生活資料做物質支持。即便考慮到工程師多受若幹年教育，把受教育的成本平攤到今後的工作年限，和工人相比，其價格仍明顯高於其價值。

這個質疑說明馬克思對勞動力套用其商品屬性是錯誤的。因為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的商品大部分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勞動力並不符合這個模型。這是因為每個人生來其體力和智慧稟賦不同。體力上的區別尚且可以看做隨機波動（因此《資本論》可以用“中等強度的勞動”來作為壹般狀況），但智力的稟賦差別卻導致難以靠自由競爭達到均衡狀態。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也是智力稟賦較高或其性格適合接受教育的人。

再舉壹個極端些的例子。譬如有家年生產玻璃鋼制品的自動工廠，只有壹個工人負責生產，其實也就是按壹下按鈕開始，到結束時再按壹下按鈕結束。如果把產品的市場價值都算作該工人的創造，那這個剩余價值率就要百分之幾億了。無論誰也不會認為價值數億的財富增值僅歸功於該工人按按鈕的勞動。

這個現象剩余價值論無法解釋，是因為這樣的工廠是不會出現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的。

八、按勞分配的誤區

按勞分配的依據是：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因此按照勞動量的多少來分配財富才是公平的。

依照先前的分析，價值最後歸結為勞動，所以這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應該註意其前提是所有的商品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即產品都是同質的，銷售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把價值僅僅歸結為生產勞動，還忽略了管理成本、資金成本、培訓成本等諸多生產要素。

當人們牢牢記住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的商品“價值”僅僅是完全競爭商品市場的特例，就會明白，要分配的並不是價值，而是財富。財富是既能滿足人的需求而且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和服務。假如所有的財富都是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商品，那麽分配財富就等於分配總的商品價值，但顯然這兩者是不同的。

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顯然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個自發的過程，而按勞分配則是人為的過程。這意味著要實行按勞分配需要按勞動強度核算每個人的勞動量。在壹個企業內部已經很難做到了，在壹個國家，把所有不同行業的每個勞動者的勞動和換算成標準單位的“抽象勞動”是人力做不到的，即便勉強做個大概，這部份工作也是勞動力的浪費。

九、按要素分配的理論

近來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在中國又得到廣泛支持.中國官方的理論並沒有否認馬克思的按勞分配觀點，只是作為分配方式的補充。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之後，這只是承認了市場經濟本身的分配方式而已。

19世紀初期，薩伊提出要素價值論，被馬克思批評為庸俗經濟學。今天中國的學者在提倡按要素分配時仍然要加上定語，變成生產要素。或者說，大部分人提倡的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但要完全理解按要素分配的實質，應該去掉生產二字。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消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所以滿足人的需求是壹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

這裏做壹個形象的比喻。懂些物理的人知道，在閉合串聯電路中，如果串聯有若幹電阻，那麽根據阻值不同，每個電阻分得壹部分電壓；阻值越大，分得的電壓越多；每個電阻分得的電壓加起來就是總電壓。

如果我們把從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到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看成壹個閉合電路，而勞動、管理、資本、銷售、消費等環節都看成是壹個個電阻，這些環節其實就是要素，每個要素所得的分配就相當於電路中分得的電壓。

在電路中，人可以調節電阻大小，但電壓分配是自動的。同樣，在市場經濟中，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各要素在鏈條中的貢獻大小，但分配的多少是市場自發實現的。

既然資本、勞動、管理、銷售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那麽根據其重要性不同進行分配就是自然的。越是重要的，分配的比例就越大。但市場如何衡量各個要素的重要性呢？缺了任何壹個要素，鏈條被打斷，經濟活動就沒有意義了，但它們確實不是同等重要的。市場認可的標準就是該要素的稀缺程度，越是稀缺的東西，市場價格就越高。

當勞動力稀缺時，勞動力的價格（表現為工資）會上漲，當資金稀缺時；資金價格（表現為利息率）就上漲；當土地等生產資料稀缺時，當然就是地租和地價的上漲。

市場報酬裏除了正常的要素報酬，還有風險報酬和創新報酬。但它們不是市場達到穩定平衡狀態下的報酬。

十、“剝削”的要素論解釋

假如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那麽生產者的成本是大體相同的，銷售價格是固定的，只要有錢，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把錢變成資本，通過正常生產過程，再把產品變成錢。這就給人以“財富完全由工人創造出來，資本家除了有錢什麽貢獻也沒有”的印象。如果連傻子都能靠錢生錢，人們當然認為這就是剝削了。

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中期，大部分商品確實可以套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因此勞動價值論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如果仔細分析資本家這壹角色，就會發現承擔了若幹職能：資金提供者、生產管理者、銷售者，（有些還要兼任技師、會計等職責）。在完全競爭的市場，銷售幾乎沒有成本，生產工藝的類同使生產管理也很簡單，資本家的工作不過是雇傭若幹工頭。因此，銷售的要素很不重要，應得分配幾乎為零；管理的要素也很次要，那時資本家的真實收入主要來自作為資金提供者。

馬克思的時代高利貸盛行，這就說明了那時資金是稀缺的。資本家提供了稀缺的資金，為此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報酬，這是壹定歷史時期的正常現象。當資金不再稀缺時，僅僅提供資金獲得的報酬就很少了。比如今天，由於儲蓄利率很低，中國今天也有許多人面臨如何投資理財問題。

作為資金提供者就可以得到報酬，難怪被看成“剝削”。不過這只是市場經濟歷史上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

十壹、資本家角色的分解

今天由於社會分工進壹步發展，集許多只能為壹身的資本家基本不存在了，除了很小的企業。

在投資行業有專門的投資銀行、投資基金公司等金融企業。企業的管理機構有董事會、監事會以及以總經理為首的行政管理團隊。壹般來說，采購和銷售都有專門的機構或人員負責。在所有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都是專業雇員，他們提供的是高級勞動，這和同質化的體力勞動是有根本區別的。正因為他們這些高級勞動的稀缺性，才可以得到很高的市場報酬（工資）。

今天如果壹個人什麽技能也沒有，是不可能還像馬克思的時代舒舒服服靠錢生錢當資本家的。他至少要把錢儲蓄到銀行。假如儲蓄到利息高的商業銀行，還要冒銀行破產的風險。即便把錢存到政府擔保的國有銀行，也要冒少許的政府破產風險。而且風險最小的這種吃利息投資所得很可能被通貨膨脹完全抵消。

這個變化說明，今天的時代資金已經不是主要稀缺要素，而高級勞動的稀缺性表現得更明顯。

在今天有基本公平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假如還有某個資本家象19世紀壹樣集各種職責於壹身，而且企業很賺錢，人們不會說他不勞而獲了。因為，他的所得高於銀行利息的部分都是高級勞動的回報（中國由於缺乏公平的市場環境，資本家甚至受到更多指責）。

十二、資金稀缺的經濟學意義

資金稀缺當然不是指發行的鈔票少了，否則印鈔工人加加班就解決了。這個現象實際反映了資本品的稀缺。

商品可以分為資本品（馬克思稱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馬克思稱為生活資料）。資本品是用來生產其他資本品或消費品的。用來購買資本品的錢就是資金或叫資本。壹個人可以拿手裏的錢去消費或者去投資，他如果消費就直接滿足了自己目前的消費需求，如果投資則是為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求。如果社會上的消費需要很強，那麽為生產出更多的消費品作出的努力就應當獲得回報。這個努力就是節省現期消費，也就是把錢用於投資而不是用來購買消費品。

在馬克思的時代，人們苦於日用消費品的匱乏。資金短缺其實就是缺乏生產出足夠數量的棉紗、布匹、衣服、牛奶等消費品的生產能力。當壹個人不是用錢消費這些生活資料而是投向機器和廠房時，其實就有更多的社會勞動從生產消費品轉向生產資本品，從而為將來更大規模的生產出消費品創造條件。

其實服務也可以分為資本品和消費品。煉鋼工人的勞動就是作為資本品的服務，因為勞動的結果是為生產做貢獻。而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產品的人的服務就是消費品。資本家購買設備和購買勞動都是在購買資本品，從而為社會未來的消費品增加作出了貢獻。

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究竟人們願意以多大比例投資和消費，這是自發的。當遇到饑荒時，人們寧可把全部財產都換成食物；當溫飽勉強得以解決時，有眼光的人也許會傾向於投資來改善未來處境。由於每個人對自己的狀況最有判斷權，因此其自發調整的結果也是最優的。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掌握幾乎全部財富和勞動力。為了將來的生產能力可能會強行壓縮人們的消費，把更多的勞動用來生產資本品。計畫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可能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概念進行合理分配，政府因為控制了經濟命脈，在分配產品的時候往往會出現特供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本品是為了生產更多的消費品。但在計劃經濟中，生產資本品會變成為了生產更多的資本品。這就產生了中國在實行計畫經濟的時代前高積累高浪費的現象。

今天，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品生產能力早已過剩，因此資金不再是稀缺要素，表現為利息率非常低。如果壹個人今天節衣縮食去投資，那是劃不來的，除非此人有投資特長（果真如此他也可以在投資行業找到職位）。

十三、兩種分配公平性比較

勞動價值論要求按照勞動多少進行分配，資本家的資金貢獻被排除在外。可是如果真的把資本家排除在外，那就沒有人投資，無法進行社會生產了。於是馬克思設想通過社會革命把資本變成國家所有，因此剩余價值也就歸全社會分配。但除了高積累高浪費的缺點外，這樣壹個國家還有個難題：如果不允許私人投資，讓人們把分配所得都消費掉，那顯然浪費了投資機會，損害了未來利益；如果允許私人投資，那發展的結果又會回到革命前的狀態。

從道理上講，政府沒有理由限制壹個人只能把分配的雞蛋吃掉，不能換成下蛋的雞。可只要保障人們的財產處置權，尊重人們的雇傭和被雇傭意願，就會自發形成市場經濟下的按要素分配。

其實馬克思主義公平觀的基礎也同樣是贊同“誰創造的歸誰”，因為“剝削”這個概念就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價值應該歸工人”。

如果不只把勞動看做貢獻，把提供資金和管理也看做貢獻，那麽資本家的市場所得就是公平的了。

財富可以創造可以轉移。在生產技術落後的時代，搶掠的好處甚至大於生產，那就沒什麽公平概念。人們創造出公平這個概念是為了防止人們把精力用於財富轉移（當然是向自己轉移），也是為了鼓勵人們去創造財富。生產技術越進步，財富創造就越重要，公平的概念就越深入人心。

所以公平的核心觀念是誰創造的財富由誰享用。由於社會分工的細致，財富往往是壹群人協作創造的，所以怎麽分配就是個大問題，但公平的原則應該是按貢獻大小分配。貢獻大小不應由人說了算，而是由市場說了算。

在市場經濟中，不僅壹般的產業工人對材富的創造有貢獻，資本家以及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對財富的創造也有貢獻，所以他們也有權得到壹份應有的報酬。

結論：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看似成立，是因為馬克思的時代大體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隨著社會發展，各種削弱完全競爭模式的因素越來越強烈，以至於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如今已經完全喪失了評判社會財富分配的意義。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錯誤


作者 徐澤榮 陳平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陳平：今天哪，我們請徐博士說說對於《資本論》中勞動價值論的看法。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裡，面最核心的學術觀點——應該說它也是古典經濟學當中壹個蠻重要的學術觀點。馬克思認為，這個價值是勞動創造的。我知道徐先生對此是持有批判看法的。是不是先請妳闡述壹下妳是怎麼從學術批判角度去看待這個勞動價值論的。

徐澤榮：我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念本科的時候，大三還是接近大四，系裡面就讓本系的壹位教授叫陳其人，給研究生開這個《資本論研讀》，是個為時壹個學年的課程。因為研究生人少，大概祗有四五個，這個教授講課總要講點性價比嘛，是吧，於是就讓我們幾個高年級的本科生也參與，不是所有，大概也是四五個人，那麼湊起來就是十個人左右。這就是歐美大學教育裡的那個Seminar的標準人數啦，小班教育。
陳其人教授在中國大陸《資本論》研究方面，差不多就是權威啦。他是篤信馬克思主義的。復旦大學裡面當時還有個研究《資本論》的專家叫張薰華，「四人幫」的時候，他被捧得挺紅的。陳其人教授雖然篤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聲明他有些觀點要跟馬克思商榷。在文革前，前好多年啦，他不是被打成右派，而是被打成——上海有個奇怪的罪名叫——「修正主義分子」。結果學校把他下放到復旦附中去當老師。文革過後呢，好像經濟系還是不想要他，因為正是他們經濟系打擊的他嘛。於是他就來了國際政治系。這是個廣東人，原來從廣東中山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來在臺灣教過中學，解放前夕從臺灣迴到上海。曾經是王亞南（曾任中山大學經濟系主任）學生的他，被接受在復旦大學教書。我看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是看英文書的。解放後大學培養出來得人裡頭，很少有人能看英文書的。教了壹年，那個教學方式跟我們後來在歐美大學接觸到的教學方式差不多，就是要寫那個Seminar paper，然後要有人跟妳Argue，爭論，然後其他人參與進來，大家再討論。
馬克思《資本論》的特點，第壹個就是晦澀。他寫得很難懂。我對比過英文，德文比英文晦澀，而他又喜歡用晦澀的詞句……

陳平：但實際上，我這麼說吧，不是真的有太複雜的東西。

徐澤榮：不是太複雜。

陳平：他就是啰裏啰唆。第二個特點，他喜歡反復論證，真的。妳看第壹遍，看第二遍，看著看著，妳就會給套進去了。

徐澤榮：不知道他為甚麼是這個文風，我不大清楚。很啰嗦，講壹件事，第壹段講完，第二段又講，第三段又講。妳也不能說他想多賺稿費。後來他那個《資本論》，是有壹個歐洲共產主義者給他捐了500英鎊，才得以出版的，應該沒啥稿費。恩格斯壹直在資助他。馬克思的寫作習慣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陳其人的《資本論研讀》，是吧，才使我讀進了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那壹部分。我以前也試圖讀過，但是總讀不進去。就在這壹學年的課程裡，我讀進去了。
馬克思主義的奠基命題就是「交換價值的本質是勞動價值」。這個勞動價值是甚麼呢，就是工人的勞動。比如說做這麽壹個茶壺，前前後後用了十個工時——壹個人勞動壹個小時叫作壹個工時；做這麽壹個茶杯，可能要用2.5個工時。那麼在市場上交換呢，就得要拿四個茶杯去換壹個茶壺，對不對？2.5乘以四等於十嘛。這叫等價交換。那麼當然這個十個工時和這個2.5個工時，都得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數學裡頭叫眾數，還不是平均數，就是在那個主軸兩邊最密集的那些點叫做眾數，出現最多次數的點，再平均壹下。比如說有個手腳慢的人，用了20個工時才產出壹個茶壺，妳不能要人家要拿八個茶杯來跟他交換，這個就不算數。有的人手腳很快，祗用五個工時他就能做出壹個茶壺，但是整個社會祗有他壹個人做得到，那麽這個人當然就會賺錢啦，算數，就可積累資本啦。簡單說來，這就是勞動價值論。
這個茶壺如果用了十個工時生產出來，假如在這個基礎上我又加做了另外壹個設備，比如說壺裡頭有轉盤，這邊出毛尖，那邊出祁紅——中國古代不是就有這種酒壺嗎？原來這個茶壺的十個工時的價值祗是轉移到那個新的茶壺裡頭。舊價值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新價值祗能是工人的活勞動才能創造出來。所以，到時那個有著轉動設備的茶壺，比如說做了20個工時，我們假設壹個工時值壹塊錢，那麼它的價格就變成了20塊錢，其中有十塊錢是轉移過來的，另外十塊錢是新創造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很重要的壹個部分。
另外壹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妳做這個壺還是很簡單，對吧。若是做個自鳴鐘，做鐘的十個工時相對於做壺的十個工時，在市場上的價格是不壹樣的。就是說做自鳴鐘的是複雜勞動，做陶瓷壺的是簡單勞動。那麼這個複雜勞動就以這個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表現，比如同樣是十個工時，那麼自鳴鐘可能就比陶瓷壺貴幾倍啦。
第三個重要部分：如果說十個工時換四個杯子是價格與價值重合的，是壹致的時候，那就沒有問題。但是突然間這個陶瓷壺，中東有個客戶大量訂貨，造成國內市場緊缺，那麽它的價格是不是提高啦，那麼就可能不是四個杯子能換來的，可能得要六個或者八個才能換來。這個時候就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供求關係導致價格和價值分離，是吧。那麼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作家，就是包括現在西方的這個「新馬」之類，從來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價值怎麼向價格轉型，妳用多高深的高等數學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勞動價值論解釋不了價格跟價值分離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看到，比如說妳去看梅西踢球壹個小時，妳願不願意去看十個小時的郝海東踢球來代替看壹個小時的梅西踢球，大多數人不會吧。那麼簡單勞動是不是乘以倍數才等於複雜勞動呢？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成立。
那麼好了，我們現在迴到壹些最基本的問題上。比如甚麼叫作價值？科學的突破往往是要從顛覆原來的基礎概念入手的，是吧，或者是要做修正。現在的公知老是在講普世價值啊等等，卻沒有人去定義這個價值是甚麼？價值有多少種？又有多少種可以交換？我們在這裡，用很簡單的定義來說，就是「價值是人類願意付出代價、努力、勞動來換取的東西」。勞動嘛當然就要跟生產相結合，努力卻不壹定哦。現在我們坐這兒的對話，這個努力算不算生產呢，不算，這是壹種社會活動嘛，媒體的活動。付出代價，通常人們可以付出金錢，但是女人可以付出貞操，帝王可以付出王位——像那個辛普森夫人和那個愛德華王儲，是吧。那麼關於價值，我們可以定義的對象，就不僅僅是工人、農民生產的產品啦。
那麼好啦，價值可以分多少種？西方科學壹開始的利刃就是「分析」，把東西先分開了，研究透了再合成。那麼價值可以分成多少種類呢？我在國內學術界從來都沒有聽過有人拆分，但是西方有個政治學家把它分出了八種。妳不壹定同意他分出的這個八種，但是，先把價值分類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操作，妳能分類，才能討論交換，是吧。那麼第壹類價值就是長壽和健康啦，對不對，這個叫做「壽康」；第二類價值呢，當然是最重要的這個「安全」，對不對。它跟壽康是不同的。比如說我很健康，牛高馬大，我也沒有這個短命的問題，但是我突然給汽車撞了，這是個安全問題，是吧。第三就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叫做「財富」。財富分為兩種，剛才我們講了，壹個是這個人造財富，就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壹個是天設財富，就是自然天然生成的東西，例如煤礦、森林、魚群、情感，是吧。馬克思主義說，這些東西的存在，沒有經過人類的勞動，所以不是價值。但是從效用價值論角度來說——從我們認定這些東西是根據效用序數來交換來說的話，那當然就得承認這些天設效用並不需要經過人力加工就有價值。第四類是甚麼呢，就是很多人追求那個的Power——「權力」，不是利益的利，而是力氣的力。其實翻譯比較準確的話，應該叫做「制權」，就是我制服妳的這個權力。以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類，這個他都給列了出來。其中包括Affection，我開始也不知道將它譯成甚麼好。他說是激情，包括愛情、友誼啊這些東西，我後來就把它譯成「順悅」。我們見到朋友，常問：「哎，老陳，最近順不順啊？」，喜悅嘛，當然是妳順利妳就會喜悅，就是順悅就包括這個激情在裡頭。那麼他還講到正義和信用啊這些東西，也屬於價值。
那麼好了，現在我們想壹想：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在價值交換方面，是不是祗用壹種標準？我們有沒有可能用到兩種到三種交換標準，經常在那兒切換，好像是沒有，對不對？那就祗可能有壹種標準。有的人說，論勞動價值，馬克思意思是祗限於人工產品，是吧，其他東西他沒有講。但是人工產品可以交換上述那些價值對不對？十裏紅妝可以換來女家名聲，也可以換來女兒在夫家的地位，對不對？名聲、地位也是壹種價值，虛的名聲、地位都是價值。我們現在假定人類社會祗有壹種交換價值，那麼這個交換價值到底是勞動價值呢，還是效用價值？還有俄國有壹個經歷了十月革命以後才逝世的醫學家，後來因為搞人血實驗，搞死了自己，叫作波格丹諾夫。在哲學詞典上，能查到這個人。他說交換價值的本質是能量價值，就是妳在這個東西上付出了多大能量，就可以跟那個付出等量能量的東西交換。古人不懂得甚麽是能量，Energy，焦耳，古人用甚麼東西來標識它呢？撇除波格丹諾夫這個能量價值，我們就剩下兩個啦，壹個是勞動價值，壹個是效用價值。勞動價值因為它是用勞動時數來計算的，是吧，所以它是間距相等的基數，壹個小時和兩個小時區別是60分鐘，是吧，3600秒。序數很難啦，序數祗是說，遠，比較遠，近，比較近，是吧。妳比如說這個打天津，四野用四個小時打下來了，四個小時古代是兩個時辰對不對，那麼古代我們用沙漏也知道是兩個時辰，那麼關公溫酒斬華雄，這個溫酒時間到底有多長，它祗是壹個序數，就是說不會太長，絕對不會溫酒要溫十個小時的，是不是。那麼這些叫序數，序數就是這壹級到下壹級之間的間距是有差別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差別，它的間距是不壹致的。但是這個東西難道在人的腦中不可運算嗎？可以運算的。顏值不就可以比較嗎？科學更加發達以後，關於序數可不可以等間距化，這個我們留給後人去考慮啦。那麼跟勞動價值對立的論點就是說:效用價值才是交換價值的本質。
大陸有壹個社會科學家叫鄭克中，北大俄語系畢業，文革的時候好像是大二還是大三。他俄語底子，不是社科底子也不是史學底子。文革後他去解放軍農場勞動了壹段時間以後，給分配到了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這位老兄吭哧吭哧地開始研究效用價值啦。他很早就寫了壹本書。他的論證脈絡是說：交換價值就是效用價值。而我的論證脈絡是說：交換價值不是勞動價值。他基本上沒有去證非那個勞動價值，而我這個就是說，我證非了勞動價值自然就證是了這個效用價值。我是前年才跟他互聯網聯繫上的，相逢恨晚哪，他大概大我七八歲吧。國內網上稱他是「中國學術第壹人」，就是他論證的是中國學朮困境當中最基本的問題。他那個時候還能出版，後來他說他的這個書都送完了，怎麼辦？我就說廣州華南師大後門有壹個二手的複印機是能夠把這個書原原本本做出來的。他後來也很高心啊，他以後再缺的時候就寫信到那裡，去印，才30多塊錢壹本，比書店賣的還便宜。
剛才我們講到效用價值可以分為八類，妳願分出九類、十類、20類都可以。但是我們強調，每壹類別價值，不僅可以類內交換，而且它跟其他類別價值，也可以進行類際交換，幾乎沒有甚麼東西是不可以交換的。比如說有人說愛情不能交換，其實愛情可以交換愛情嘛，對不對，信任也可以交換信任嘛，對吧。比如我們都熟悉的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為盟的故事，是吧，小葉丹他們讓出壹條安全通道給紅軍，他們這個苗族人或者彞族人不來騷擾妳，對吧。劉伯承是給了他300支步槍的，這就是財富和安全的交換，對不對，同時也是信任和信任的交換。所以這個各種不同的價值不僅類內可以交換，類際也可以交換。
現在我們講到證非勞動價值論的兩個最基本的論據：第壹個就是，這麼多東西在交換，能夠測時間的祗是這八種價值當中的半種，就是這個人工產品，人造效用，對吧，我們都知道那個甚麼泰羅制，拿秒錶來卡算妳的這個動作所花時間。那麼天設效用妳沒辦法，妳無法說它是經過多少時數的人工勞動才形成的。所以馬克思主義作家就說那個挖掘勞動才開始給了它第壹次的價值，這個理論就搞得我們山西那麼富有的地方，都那麼窮哪，是吧。那麼其他，比如說壽康，恐怖主義分子可能為了家庭財富，拿自己的壽命去換。好像很便宜，說是兩萬美金還是多少。那麼就是說祗有0.5/8種的東西可以測算勞動時數，7.5/8（八分之七點五）種的東西，是不太可能測算得到所謂勞動時間，也沒有人去試過。我們現在講的中國很常見的交換，叫做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誰去測量過那個時數，沒有測量過吧，不可測量，是吧。「商品」就是用來交換的「物」和「事」，既含「形而下」，亦含「形而上」；形而下既含人造效用，亦含天設效用。效用價值不同哦，效用就是妳在這個物件的物理、化學功能之上，妳對它的需求和滿足。上次妳講了那個Entrepreneurship，對吧，那個就是說他自己感覺他需要，願意用甚麼代價去換，這桿秤是在每個人心裡頭都有的，可能神經有點不太正常的人也有，不壹定是完全瘋狂啊。但是妳要測量勞動時數，妳就要籍用壹個外在的衡器。那我們剛才講了八種，7.5/8種妳沒有辦法測量。從人類自己主觀方面講也是很難測的。我們想象古代人原始人那個時候，他不知道時間，曆法他後來知道了，壹天白天黑夜各自作為壹個單位時間大概知道了，上午下午這樣分下來，但是他沒有鐘點這個概念嘛，對不對，到很晚的時候才開始出現時辰啊，這個，我們的時辰壹直是兩個鐘頭，西方是壹個鐘頭，剛好就像我們的裏，兩個裏剛好是壹個公裏壹樣。他甚麼時候才知道那個地是壹畝啊，壹個畝是多少個平方米啊，他沒有這個概念嘛，對不對，開始的時候沒有。那麼糧食打下來了，他拿壹個容器，可能是個椰子殻之類的，標準鬥也沒有出現，對吧。加減乘除，我們是東漢那個《九章算術》才總結出來的。那也許在《九章算術》出來大概幾千年之前，人類就已經會了簡單的算數。但是除法是最難的嘛，現在小學生學除法都要三年級才教。那麼這個原始人怎麼知道這個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呢，根本沒有可能。有人類學家看到這個部落的人交換，比如說，甲部落某人帶來壹袋芒果，走到森林的邊緣，放到地上，然後他躲在壹棵樹後頭；乙部落某人帶來壹袋獸肉，也放在那塊兒，也躲在壹棵樹後頭。雙方看看，都覺著滿意了，就把對方的東西拿走，他們連面都不見的。古代人可能認為另外部落的人是魔鬼或者是敵人，他們不是有那個獵頭的習慣嘛。那他怎麼知道對方用了多少勞動時數？根本不知道。說用勞動時數這個概念，來談這個交換價值的話，那已經是差不多工業革命以後的事了。

陳平：但有的時候他是根據壹種，可能是壹種平均的壹種勞動價值吧，他這麼認為……

徐澤榮：有人說這是個黑箱，說是市場自動形成的。但是我們剛才舉原始人這個例子啊，說明裏面黑箱不存在，市場欠發達，祗是偶發的嘛。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孟嘗君養食客3000的事兒，為啥養那麽多的食客？就是因為糧食產得、收得太多了，當時又沒有多少東西可供交換，他就養那個食客啦。實物交換是產品比較豐富時才會出現。我們以後還會談到，否定勞動價值還有別的論據，我們現在祗談了兩個方面。

陳平：馬克思所說的有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他說到三個概念……

徐澤榮：「使用價值」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效用價值。強調勞動價值論才是馬學核心，對於證非馬學的意義在哪裡，呢？我之所以僅花了半年時間，就把馬學錯在哪兒想清楚了，就是因為陳其人教授做了仙人指路嘛。如果他是把我指到，比如說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歷史唯物主義」那邊，我不就去搞到那邊去了嘛。他如果把我指到剩餘價值那邊，我不就去搞到那邊去對不對。但是他的指路給我印象太深了，他解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幾乎每壹個概念，都會聯繫到這個勞動價值這個本源。可能就是因為這壹點，他當時被打成甚麼修正主義分子。
當時在那個《資本論研讀》課程上，我就提出了壹些疑點。最後我跟壹個女同學講，咱倆來研究壹下這個交換價值的本質是效用價值還是勞動價值，好嗎？她說：我可不想研究變成坐牢。結果我後來是坐牢變成了研究。
大陸歴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都是扯得很遠的，還是以馬解馬；就是說中國社會發展階段還遠沒有到達資本主義階段，妳不能跳躍過去，是吧，以前就是說生產力不夠發達甚麼甚麼這些。直到我這證非逐漸傳播開來的時候，還有大多數的中國公知仍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是中共把這個經念歪了。還是這樣講的。他們不去討論勞動價值。他們去講甚麼呢？馬克思的隻言片語，比如說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痛斥過普魯士的新聞檢查制度，馬克思讚揚巴黎公社的民選制度之類，大概祗有四五句這樣的馬氏原話，還有異化，是吧，異化。那麼我跟他講，馬克思所講的這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好像是在說壹個民主的社會，對吧，但是妳仔細看他的著作，他是講要把有產階級消滅掉的，所以列寧去實踐了這個事兒，然後思想上也要消滅掉，就是他這個國家裡頭沒有有產階級，沒有私有制，那麼還有沒有自由人呢，這個妳前提就不對了嘛。那是他的壹種理想，他沒有說有沒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這是第壹。第二，他反對新聞檢查，但是妳想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這個《共產黨宣言》，他倆說共產主義社會或者是共產主義者「要消滅壹切永恆的真理，壹切道德和宗教的觀念」，這不就預兆了有新聞檢查嘛，是不是。妳不能光看他說甚麼也要看他做甚麼。第三，巴黎公社，剛才也講了就是說巴黎公社本身就是要把有產階級打倒的嘛，那麼這種國家會不會在人類社會裡頭出現？而且對於這個政治學所要討論的甚麼三權分立啊、壹人壹票啊，兩院制衡啊這些，他講得非常少。他就是跟普通人對民主那種程度的理解而已，所以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不是。妳首先要在有產階級的骨灰上建立壹個社會，這個已經是違背了這個我們講的自由主義原則。另外他講的這個計劃制，由於要計劃所以要國有，那我們剛才講了國有制實際上是加強了威權對於經濟的控制嘛。
剛才我們講了關於關於價值的定義，關於這個政治的定義，搞清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壹件事情。列寧講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對吧，那個可以說是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定義，對不對，不是政治本身的定義。有壹個加拿大的社會科學家（後來可能入了美國籍），他說政治是就是「價值的威權性分配」。不是說我和妳平等交換的那種分配，而是有這個暴力做後盾的分配，就是政府的威權性分配嘛。所以這個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是在這個政治學科和經濟學科結合部的壹個的學科。經濟，如布坎南定義，是研究交換的壹門學科。權力是甚麼東西？權力既有硬權力，就是威權，也有軟權力，比如財權、色權。那麼也有壹個美國社會科學家，定義權力是;「如果A可以迫使B做某事，而B反過來不能對A這樣做，那麼就是A對於B擁有權力。」叫作Power。在把這幾個基本概念搞清楚以後，我們才能討論勞動價值、效用價值這些問題，那麼這個就叫做政治經濟學。馬克思雖然命名他的這個學問是政治經濟學哪甚麼的，他還是搞不清政治和經濟的區別。
他把主要註意力放在推翻私有制，然後他覺得推翻私有制以後，那個上層建築自然就會有變化。實際上我們認為他那個物史觀和辯證法仍然屬於哲學的範疇，哲學就是科學在實證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對於自然和社會現象背後本質及其運作規律的猜測。實證才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不是實踐；實踐就是這個成王敗寇嘛，對吧。實證呢，就是妳經過壹樣的程序以後能得出前面那個人得出的結果，這個叫做Science。所以這些基本問題搞通了，我們才能走下去。
成功證非馬學元論的現實意義是甚麼？是吧，如果用效用價值迴歸交換價值本位，驅逐了勞動價值，那就是為私有制正名啦，為資本家正名啦，為工程師正名啦。

陳平：妳剛才壹直在用這個「效用價值」，實際上就是這個，效用效用就是有用嘛……

徐澤榮：英文叫Utility。妳肯定要這個東西對我有用才有交換價值，不是說它有勞動時數才有交換價值。

陳平：它是可以滿足人們需求的，對不對？

徐澤榮：「滿足人們需求」，就牽扯到主觀方面了啦，對吧。所以鄭克中講客觀效用價值，實際上不應該加上「客觀」這兩個字。效用價值壹定是客觀和主觀相結合的壹個產物，有的時候可能主觀佔更大的成分。鄭教授當然說了，已經把主觀納入了客觀了，那就是另外講壹迴事了。現在不是說觀察到了遙距量子共同抖動這壹現象，就是說明主觀和客觀是有緊密聯繫的嘛。用這個說，當然他也可以解釋過去。量子糾纏，對不對？

陳平：妳否定勞動價值論，核心想要說明的是甚麽？

徐澤榮：核心就是說，第壹，私有制是天然合理的。

陳平：為甚麼否定勞動價值論，私有制就是合理的？

徐澤榮：勞動價值論，就意味著在生產第壹線，或者是作業流水線，那個工人操作流淌出來的勞動時數才進得去商品從而形成交換價值。

陳平：他想證明：祗有提供勞動的人才能創造價值，對不對？如果說是並非祗有提供勞動的人才能創造價值，而是那些知道甚麼是效用，也就是知道甚麼是人們的需求，然後把工人勞動、原料材料等等要素組合起來實現這個需求的，滿足這個需求的人——就是說呢，組織生產或者提供這些要素或者服務的人創造價值，是不是這個意思？

徐澤榮：對，需求首先要被發現出來。誰決定生產甚麼市場需要的效用價值？肯定是資本家嘛，還有誰呢？

陳平：嚴格意義上是企業家吧，企業家精神吧？

徐澤榮：Entrepreneur 從法語來的，中國隨日本譯成了「企業家」。美國有艘航空母艦叫「企業號」，是吧。我改用了壹個比較中國化的名稱：《三國演義》裡不是有「典農中郎將」嗎，這個「典」其實就是操作的意思。那麼我們可以再把這個「典」變化壹下，叫作司機的「司」，這個Entrepreneur應該翻譯成「司商家」。就是他最後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為了交換的，不是像孟嘗君那樣儲藏在家裡，餵3000食客的。叫「司商家」或者叫「典商家」比較合適。就是說，決定研製和生產甚麼效用的，是資本家——當然個體戶他可能既是資本家又是勞動力，對不對？但是在決定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扮演的是司商家這個角色，在動手做這個東西的時候，他扮演的是勞動力這個角色。過去講生產要素，共產黨規定祗能講兩個還是三個，妳要是講多了，就會被打成右派。這是壹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現在我們通過觀察知道有十大生產要素，有十種，也像我們剛才分類價值壹樣。第壹個生產要素叫職能資本，是吧，妳陳平先生拿出錢來開辦這個陽光衛視，妳就是職能資本這壹生產要素的人格化。第二是甚麼資本呢，籍貸資本，妳不管怎麼樣都要向銀行籍錢的是吧，銀行要抵押吧。那麽這幫把錢存在銀行裡的人，他自己不想做司商家，他是通過獲得利息，年終分紅來受益。第三個生產要素是甚麼呢，商業資本。馬克思本來說商業基本上不創造價值，但是妳說妳把壹個杯子送到了我需要的地方，怎麼不能創造效用價值呢？效用到此才被實現了嘛，對不對？第四個當然就是很經典的，就是土地資本，對吧。技術資本我們可以算進這個職能資本裡頭。那麼整個社會的生產是由職能資本為主來組織的。以上四種資本，簡稱「四本」，然後就是六「力」。它有六個力，就是人要付出努力、勞力的。第壹是勞動力，對吧；第二是技術力，技術員在那修修補補啊，按照那個操作規程來做事。它也沒物化為變成壹個實體嘛，也不是專利嘛。第三個呢是公權力，就是政府啦，它不把路修到那裡，妳也開不了廠，那麼這個東西歸根結底是從社會的稅收裡來的，它起正向作用的時候叫做公權力，是吧。第四個是最新的，叫環保力，現在環保必須付錢啦，那麼古代當然也有環保的這個約束，妳比如戰場死了人壹定要掩埋啊，不是說人道主義不人道主義，妳不然第二年就是瘟疫流行，對不對。最開始從掩埋屍體開始，環保力到現在越來越強調了，因為妳搞不好就是人類的毀滅嘛。現在又多出來的壹個東西，很厲害的，江澤民強調得很厲害，叫作信息力，是吧。不光是妳在這個商界裡頭妳得知道甚麼信息。包括甚麼馬雲啊，甚麼騰訊啊，這些都是信息力在起作用。
說完「四本六力」這十大生產要素，我們最後籍用壹下系統論。系統論是屬於科學還是屬於哲學？我不知道您怎麼理解。反正我認為，如果把它當成科學來理解，那麽就有壹個系統論的基本法，很簡單的，就是「系統大於各部之和」，是吧。那麼好啦，我們系統論基本法第二條，就是「系統所得大於各部所得之和」。ABCD......各部所得加起來後，系統所得總額會有個正負Δ 出來，正就是利潤，負就是虧損嘛，都是由俗稱老闆的人負責，不是員工負責。那麼系統的這個盈虧所得是不是應該歸於這個系統的建造者+經營者所有？因為整個系統本身就是系統大於各部之和，那麼它的所得所失也大於各部所得所失之和，那麼這個多出來的或者少出來的東西天然屬於系統的建造者+經營者所有。妳要是負資產那是妳老闆破產，不是妳的這個員工破產，對不對？那麼這樣我們說明了甚麼呢？出於自然規律，是應該歸老闆 的，正像虧損也歸老闆 的壹樣。
所以世上的剩餘價值不是剩餘勞動價值，而是剩餘效用價值。資本家決定生產甚麼效用，工程師決定怎麼生產效用，是吧，它有技術規程嘛，這兩者對於效用交換價值的形成是決定性的，勞動力和其他的七個要素，就是說起的作用絕對不如這兩個要素。
這裡，要講到民主問題。公權力的實施者是個人，是不是，沒有壹個虛擬的神人般的公權力出現。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利用這個公權力收妳的賄賂，把他擁有的公權力出租給妳，給妳辦事，這就叫做「期權尋租」。公權力可以被變成「租權力」。民主制度其實就是要把這個資本和威權的勾結給破開。我們在復旦大學學那個西方政治制度、西方政治思想，全班36個人，15個黨員，其他都是團員，弄明白了這個道理後，大部都變成了民主派。

陳平：實際上在價值方面，又把價值和價格分開。

徐澤榮：對了。

陳平：對不對？價格嘛他說是可能和市場的交換，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實際上給它分成了這幾個要素，這裡，面是個甚麼關係？

徐澤榮：如果把勞動價值視為交換價值的本質的話，那麼他就解釋不了價值和價格分離的問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啦，對吧。當然貨幣妳可以拿貝殼來當都可以，祗要人們公認它有信用就行啦。這個「新馬」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就弄出來了壹個問題：價值怎麼向價格轉型。他們永遠都沒有也沒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陳平：他們很牽強附會。

徐澤榮：當然很牽強附會。如果說是效用價值，由於它是每個人心裡頭的那個衡器所決定的，那麼自然而然最後貨幣單位就是它的量綱，雖然效用價值本身祗是序數，是吧，但是價格就可以把它基數化了，祗要人們接受就行啦。當然，最後如果發現它可以有新的價值內涵，人類又可以給它重新定位。我們講這個效用價值的天然量綱就是貨幣單位，二者沒有分離。市場需要得緊的時候，它的價格就高了，是不是，正是說明它的效用被急需了嘛，對不對。比如說口罩現在是壹塊多壹個，早些時候不是賣到20塊錢、100塊錢壹個嘛，那也是它的效用價值啊，因為妳沒有的話就可能受病毒感染了，就會死啊，是不是，而且醫療費用遠遠超出了這個高價東西。

陳平：我的主張就是把這個效用用需求來代替。

徐澤榮：它開始必須具有壹定的功能，這個時候我們不說它有價值，它成為價值就是因為人類有需求才成為價值。需求催生了價值。

陳平：說來很巧，我在去年推理出了壹個商業模式，因為我同時在投資做這個加密貨幣嘛，做區塊鏈嘛，我認為消費者是參與價值創造過程的，沒有消費者提出需求的話……

徐澤榮：它就沒有這個價值。

陳平：沒有價值。沒有消費者提供的對這個……因為那個需求，他支付了這個價值的價格，那麼這個價值價格又成為了再生產的投入，所以它才創造價值。我當時設計了壹個壹個消費者的壹個通證，就是消費者的壹個加密貨幣，我想把它變成串在每個商品社會流通當中。因為這個市場不成熟，我壹直沒推出來，沒推開，我在內部寫了很多，寫給大家，我提出來叫做需求價值論。

徐澤榮：這個跟效用價值是相輔相成的，因為效用價值本身就有主觀方面嘛，主觀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的主觀嘛，對不對，他是知道妳的這個主觀他才去生產的嘛。另外消費者用他本身創造的這個效用價值，他去交換妳這個價值，同時妳又形成新的價值，他那邊也形成新的價值啊。妳哪怕誕生壹個兒子、壹個女兒也是壹個價值，是壽康的表現嘛，人類這個綿延本能表現嘛。當然妳這個視野更廣闊壹點，有點哲學性啦，有點哲學性。
如果用效用價值論，妳怎麼解釋那個商品價格上下浮動都解釋得通，但是用勞動價值妳是絕對解釋不通的。妳既然說死勞動是凝固的，不創造價值，那麼商品在那個供求關係變化的時候，怎麽能夠變化價格呢，這個是自相矛盾的壹件事兒嘛。馬克思他自相矛盾，他又好像忘掉了他講得那個話。另外他也真真正正地講過壹句二元論的話，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大家都能得隨意到所需東西的時候，沒有了商品的時候，壹切價值就是效用價值了嘛，對不對。

陳平：他按需分配嘛。

徐澤榮：東西對他有用，他才會去拿這個東西，對不對。比方說，現在我們講山區潔淨的空氣、潔淨的淡水，是誰都可以隨便得到的，沒有汙染問題的話，這時沒有人去計較它的勞動價值嘛，但是它必須是有效用價值才會有價值嘛，當然它沒有價格，沒有貨幣表現。但是當有壹天汙染到了那個程度，妳要買那個空氣吸，買那個淡水喝，那個時候它就有價值，有價格了嘛。祗不過是在氾濫的情況下，人人都可隨意吸氣，喝水的話，表現為沒有價格而已。
馬克思很奇怪的，曾說人類本性裡頭，既存在效用價值又存在勞動價值。那麽二者怎麼切換，我不知道。這個在我學過的那個機械學裡頭，叫做「轉換模」，對吧，這個「模」是從哪裡來的呢？另外講這個黑箱作業，我也不太相信怎麼能夠由黑箱來決定價格。有那麼多的東西要去測量而不能測量的。所以馬克思的這個勞動價值論，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出發點，但是錯啦。於是才有我們後來遭遇的浩劫，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出來了嘛。把勞動價值論證非、抽掉的話，他的整個理論體系大廈就垮了。

陳平：需要徹底駁倒判那種所謂社會的歷史、人類的文明是由廣大勞動人民創造的這種嘩眾取寵的東西。體力勞動人民是參與了人類社會文明的創造，但是更加重要的推動者是每壹個時代的各個領域裡的精英。這樣認識，人們才能夠還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同時對於怎麼預見未來社會，也是很重要的。

徐澤榮：勞動價值論在某壹方面也可以說是反尚智主義的。人類由猿進化成人，是因為認知亦即智慧的發育和推動，對不對，不是說勞動的推動。如果妳重複勞動就做鋤頭，那麼到了現在妳都不壹定會有蒸汽機、發動機。所以說勞動價值論從根本上說是反尚智、反人類的。

陳平：妳比如說今天的部份毛左，理論上，他們的根子就可以找到這個勞動價值論裡頭。

徐澤榮：對對，他們肯定也是勞動價值論新壹代的犧牲者。

陳平：妳要使得妳這個人種越來越好，妳肯定要將精英樹為社會的榜樣嘛，承認精英才是社會的主體嘛。所以我覺得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非常重要。我覺得妳談的這個對於勞動價值論的質疑和否定，很有價值。我也很希望幫妳把這個證非完善起來。為甚麼？它牽扯到整個人類史觀啊。
馬克思的東西啊還是符合了當時那個時代的需求，所以才能傳得那麼廣，才能被世界上1/2的人，不管是被動地還是主動地接受，它是壹個時代……

徐澤榮：依照波普爾的那個標準，既然勞動價值論能夠被證非，那就證明它還曾是個科學理論。不過，科學理論出來之後，有的短時就被證非，有的卻要過幾十年上百年才被證非。那麼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承認為配第首先揭櫫的勞動價值論曾是壹種科學理論。任何科學理論都不可能是永恆的，真理不是這個意思。托勒密的地心說被哥白尼的日心說否定了，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軌跡正圓說，又被卡普勒的地球繞日軌跡橢圓說否定了。地心說、正圓說也被認為是相對真理，起碼它們破除了以往人類以為太陽、地球是靜止不動的膚淺觀念。太陽繞地說不比勞動價值說錯得更厲害嗎？

陳平：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它對它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想解放運動的某些方面，還是起過正面作用的。

徐澤榮：但是百年來造成的後果太嚴重，是吧，它造成的惡果太嚴重。

陳平：不管是在哲學領域，還是在經濟學，歷史學領域，馬克思都是先用邏輯闡述，然後外溢到指點社會運動、社會革命。這說明它不是壹種純粹的學術。

徐澤榮：他自己聲明他是要改造世界的。

陳平：它是關於壹種社會行動、社會實踐的成體系的綱領，所以它的危害大，在這裡……

徐澤榮：他在那個倫敦郊區海德格特墳場的那個碑啊、那個墓啊，原是中國共產黨送了500英鎊給他們英國共產黨，才搞起來的。

陳平：《資本論》哪，論完整的，我大概讀了三遍。

徐澤榮：那不簡單，妳能看得下去。

陳平：我是1971年上的工農兵大學，1969年初中畢業，但那個初中是瞎扯的啦，印象中我沒有上過壹天課，因為進了學校就文革了嘛。加之我父親在蘇聯，我母親妳說不受牽連是不可能的嘛。這個我呢，初中畢業就分配，壹開始就分到黑龍江呼瑪。

徐澤榮：那麼遠？

陳平：但是呼瑪不接受，壹個投靠蘇修的叛徒的兒子，怎麼能到反修前線來呢，於是我的這個戶口在口袋裡揣了兩年。

徐澤榮：呼瑪位於哪裡？

陳平：呼瑪就是珍寶島所在的那個縣。然後正好第二軍醫大學調駐到西安，我又跟著到西安，也沒地方去啊。後來我母親找了壹個，我都不知道他跟我父親是甚麼樣的戰友關係，就是鍾偉，妳知道嗎？

徐澤榮：鍾偉，那是個很出名的將軍嘛。

陳平：就是這個四野鐵軍的軍長嘛。

徐澤榮：他後來是因為廬山會議的問題……

陳平：他為彭德懷說話嘛。

徐澤榮：被貶到了西安嗎？

陳平：沒有沒有，被貶到了安徽省，當時在安徽省機械廳當廳長。那我母親就找他去了。他說，哎，正好，現在這個蕪湖機電學院——那個時候叫電校——正好恢復招生，工農兵大學，讓他上那個學校去。壹機部原來在蕪湖有壹個機電學院，學校本來就在安徽 ，文革的時候下放歸安徽管。它最早是西班牙人辦的教會學校，所以有著很好的建築。那時候還是用吉普車啦，他用他的吉普車將我送到學校去。那個學校的軍代表說，這個不符合條件嘛。鍾偉說，媽的，妳不收，老子斃了妳。這個鍾偉是很蠻橫的，但他真是個好人。他是四野最能打仗的。

徐澤榮：對，他很厲害，他也能玩，打仗間隙就跑到城裡頭去跳舞啊，喝酒啊甚麼的。

陳平：找女人嘛，因為找女人，他跟我說，他被降了兩級。

徐澤榮：他當時是中將吧？

陳平：少將，少將。

徐澤榮：少將，哦，為彭德懷說話嘛，這個人......

陳平：授銜，若要按高，他可以授到上將的，他是四野最能打的壹個縱隊司令。

徐澤榮：他解放戰爭時若是個兵團司令的話，那就本來應該是上將了。

陳平：到了這個學校，有壹個老師姓龔，是個烈士子女，老革命。她的哲學非常好，先給我們上哲學課，然後就給講《資本論》。這樣，我就開始對《資本論》感興趣了。我倒是沒有看出勞動價值論的問題，我看出了甚麼問題呢，把勞動價值論討論完了，我再說壹下……

徐澤榮：都是討論《資本論》的問題，不妨先說。

陳平：我看出了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裡面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種邏輯矛盾。他說這個社會的發展是因為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需求，或者說是人類的慾望；是人類的慾望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這個話的確是對的。但不知為啥，他寫到最後寫成了這樣：甚麼叫科學社會主義？為甚麼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那時社會產品變得極為豐富，那豐富到甚麼程度呢？豐富到能夠滿足人類的不斷增長的對於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當時我不知道怎麼迴事，有根腦神經突然靈光壹閃，想道：這樣社會不就死掉啦，發展的原動力沒了。妳前面說，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類需求，是不斷增長的人類需求，需求屬於人類本能。人類本能包含不斷發生的慾望，而且是無休無止的。最後弄出來壹個「完全滿足」：妳可以完全滿足人類需求，妳才能夠按需分配，妳才能夠消滅私有制嘛。這是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邏輯。妳不能不說他所想的是壹種自洽邏輯。他的消滅私有制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發達到能夠進入共產主義，能夠完全滿足人類需求的基礎上的。那麼能夠滿足又意味著甚麼呢，那就是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再多的慾望，在獲得滿足上再沒有差別了。沒有差別嘛，就沒有妳先得到我後得到，妳得到的多我得到的少，妳滿足的好我滿足的差，那麼這樣，私有制就沒必要存在了嘛，對不對。就是我們想佔有的東西，我們想獲取的東西，我們都能夠獲得，私有制沒有必要存在了，對不對。那時我對社會的閱歷還不像現在這樣豐富，我純粹是從這個書本的邏輯出發來辨誤的。書本邏輯說，它的前提是不可滿足的，不斷增長的慾望，怎麼到了最後前提變成可以滿足的了。那時候滿腦筋還是信馬克思的啦。這社會永恆的是運動，靜止祗是相對而言。既然運動是絕對的，那麼運動就存在著差別，沒有差別就沒有運動，像水壹樣的，如果水位壹樣高就不會流了嘛，對不對。我是從這個的角度走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和否定。我第壹次讀《資本論》是1971年，第二遍是1978年，第三遍是……

徐澤榮：讀壹遍都需要壹年多到兩年啦。

陳平：第壹遍讀得雲裡霧裡的，但到最後壹遍，我基本上就能做到讀到後面就能記得前面說甚麼了。但是以前我真的沒有想到從勞動價值論這個層面去展開批判，因為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不僅存在於馬克思的學術思想裡邊……

徐澤榮：馬克思以前就產生了。

陳平：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啊。

徐澤榮：首先是那個配第，馬克思之前大概已有五個人吧。但是最早表述出來的，是我們明朝壹個宰輔的壹句話。當時好像朱元璋不喜歡設宰相嘛，就叫宰輔。這個人叫丘濬，三點水加睿智的睿，海南人。他在壹篇文章裡頭講到：市場上的買賣啊，交換的是商品裡頭的那個勞動。他祗講了這麽壹句，沒再發揮下去。現在就是說他是勞動價值論的鼻祖啦。哪怕僅是壹句，他點破了就是他點破了。這事兒也是中國人最近十來二十年重看他的文章時，發掘出來的。他的表述，就比那個配第——原說第壹個提出來勞動價值論的人——的表述早了200年。但是作為可被證非的科學概念，「勞動價值」應說是配第首先觀察出來的，輪不到馬克思。

陳平：但是勞動價值論不管怎麼，它真的構成了古典經濟學的壹個基礎啊。

徐澤榮：但是從配第到李嘉圖，他們都不是絕對化的，馬克思卻把它絕對化了，又搞出了剩餘價值論、勞動全收論、工農獨大論、共黨專政論這些東西，以訛生訛。

陳平：馬克思把它和階級鬥爭，那種人類……他老是要強調這個人類社會是工人農民創造的，對不對，他老是要搞得好像是要否定精英階層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嘛。

徐澤榮：關於「需求產生價值」。我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啊，做過壹次農業推廣的研究，為此讀了壹些西方的書，用英文寫的。農業推廣的內容涉及改良品種啦，防治病蟲啦，後天培育啦，施肥打藥啦等等。西方搞這個現代農業比我們早，所以早有農業推廣學科。它先有壹派，老的壹派，羅格斯學派，說是說需求決定推廣，就是需求決定這個農業的新技術新品種是否能夠推廣。後有壹派，新的壹派，布朗學派，就像劉鶴講的，是供給決定推廣，妳的那個推廣站建到了哪裡，哪裡的農民才知道他們需求甚麼東西......

陳平：我覺得供給實際上僅是壹種技術層面的東西，它不涉及很深的理論。

徐澤榮：當然農業推廣比妳那個「需求產生價值」又遠了壹點，對吧。我相信，壹方面，人類慾望不斷主動增長；另壹方面，新的某種產品出現，又會刺激人類欲望被動增長，是吧。比如出了空調，妳需要它定時啊，需要它遙控啊，被動增長不就是出來了麽？但是在供給方面，往往需要天才人物出現。天才人物當然會想到社會需求是甚麼，但他的研發動力主要來自好奇——科學能像磁鐵壹樣，把他吸引過去，「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陳平：這是人文的本質啊，人文的本質就是原創性，我把原創性歸結為甚麼呢？就是從無到有的東西，這叫原創性。其二，馬克思那個時候提出來甚麼勞動價值論，那個時候啊包括很多的學科，不管是哲學啊，政治學啊，以及其他學科，都有這個涉及勞動價值論的傾向，這個傾向是壹種反精英反貴族的傾向。

徐澤榮：這種傾向......

陳平：這種傾向是那個時代的壹個潮流，壹個思潮。這種思潮壹直延續到了現在。當然我覺得人類現在又開始產生新的反思。因為在那之前呢，人類幾千年的社會，基本都是壹個，妳也可以稱它為貴族統治的社會，精英統治的社會，或者君主統治的社會。那個社會固然有那個社會的極端不平等，極端的對於人的基本權利的壓制，因為那時人類社會是處在壹個低級發展階段嘛。在那個時候呢，確實來講這個貴族和平民之間是不平等的……用準確的描述，用不平等這個詞，我覺得不科學，因為人類社會本身就不可能平等，那動物也不平等嘛，植物也不平等嘛——樹也長得有高有低嘛。就是說他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面不能平權，我覺得用平權這個詞可能要好壹點。隨著啟蒙運動的掀起，那時候就產生了壹個，實際上我覺得就是要求權利平等的壹個社會思潮。貴族制度，尤其是西歐的貴族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帶有壹些奴隸制的特點、農奴制的特點。妳比如像法國那些貴族領主，德國的那些貴族領主，在其領土範圍裡的所有人幾乎都是農奴，起碼有著很多的農奴特點吧。那麼說，在社會進步過程當中，壹定會產生人人平等的要求，用盧梭《社會契約論》裡的的第壹句話，就是人生而平等，對吧。

徐澤榮：所以妳的意思是說，馬克思他是根據人人應該生而平等的原則，才發展出他的這個勞動價值論的。

陳平：然後必須看到，那個時候，大家都是在種田，人的創造性在人們基本的生活資料生產上面，不像今天表現得那麼明顯。今天人的創造性表現得太明顯啦，是吧。那時種田靠天吃飯，所以那時候人的這種人文亦即這種特定的創造力，在社會進步當中起的作用，遠遠不如今天這麼明顯。，我覺得在那個時代 普遍有著這麼壹種思潮，這個思潮主張社會賦予勞動大眾更高的，業已超出了他們本身性質的定義啊，我覺得可以理解。這種主張同時又是為了革命著想。馬克思把這種主張歸到階級裡面去了;甚麼階級是剝削階級，甚麼階級才是創造財富的階級。然後他又由此編出壹套甚麼剩餘價值、勞動全收的理論。我覺得馬克思意識到，如欲改造社會，必須得到話語權。從嚴格意義上說，我覺得馬克思本人當時有很多東西，脫離了科學思維、學朮思維。

徐澤榮：他是想把他的理想滲透到科學裡邊......

陳平：他是為了達致壹個目的。當時不僅是他，妳看與他同時代的壹批思想家，基本上都是這個論調。有些理性壹些，有些極端壹些，祗是程度有所區別。我覺得這是壹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壹個人類認識誤區，但在當時也可以說是有必要的。有甚麼必要呢？它是要解決那個時期的人不能生而平等。在壹個貴族制、君主制的社會狀態下，它可以起到壹定的喚醒社會的作用。但是從長期來看，從現在來看，還要固守這種思潮，則對社會是有害的。很簡單的壹點，現在為甚麼人們開始懷念貴族精神？我們小時候壹談到貴族，就說他們是壞人哪，對不對。我想我們倆人所受的教育是差不多的嘛：貴族就是壞人。現在覺著好像不大對啊，這些貴族好像都是蠻有社會擔當的呀，尤其是西歐的貴族啊、俄國的貴族啊。

徐澤榮：十二月黨人那些......

陳平：對不對，走在社會進步前列的,富於社會擔當的，都是這些貴族啊。現在人們開始反思，開始重新認識這個問題。妳要問我現在對於中國的未來，抱有怎樣的看法？實際上，我是常常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不是跟妳對話，我都不太敢說出來，因為我也害怕受人抨擊。社會所受「白左」思潮影響太深。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中國未來社會可以在政治制度上開展壹種後發優勢的變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歐洲啊、美國啊的政治制度有它的局限性。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包括馬克思——對於歷史演變的激進觀點。當時出於發動社會革命的需要，對於歷史演變做了許多非公平、非客觀的描述，以圖影響未來社會制度的走向。勞動價值論看起來是壹個經濟學的命題，屬於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是壹個社會學命題、壹個史哲學的命題。所以我非常認同從它入手批判民粹主義。

徐澤榮：然後我們要講壹個定義。甚麼叫剝削?我自己思考了好多年，定義是這樣的：剝削就是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交換。它是在交換領域當中產生的壹種非正義的佔有。它跟國家去掠奪，小偷去偷竊，是兩件事情。剝削，我們將其局限於交換領域，它是壹種不平等的勞資交換，是吧。當然得是蓄意的、持久的，偶然壹次工資發少了，當然不算，對吧，得是長期的、故意的。那麼這個東西就壹定要靠威權啦，若是妳想長久的話。馬克思本人對於威權沒有太多的論述，他祗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屬於泛泛而論。那麼我們現在就要做得比他嚴格壹點。波普爾，既是物理學家又是科學哲人說過：能夠被證非的原理才是科學的原理。不是講這個相對真理無限接近絕對真理嗎，那這個相對真理然會被證非啊。比如說牛頓的那個經典力學，曾被愛因斯坦那個量子力學給證非了啊，物體接近光速的時候，空間都會扭曲啊，等等。那麼這個勞動價值論，現在是被我們用科學的方法證非了，對吧。不是光看它帶來過甚麼負面的社會效果。我們可以承認它曾是個曇花壹現的科學原理。我的意思是說，作為配第首先發現的真理，它僅在誕生那壹刻是對的，然後馬上就錯啦，馬上！其實它在誕生那刻就可以被證非，但是當時的人們沒有想到我們現在使用得這個方法。奧地利不是出了個龐巴維克嘛，他是講這個邊際遞減效用，就是邊際效用價值論嘛，對吧。他寫了壹本叫做《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終結》的書。他是用甚麼東西來證明馬克思主義不對的呢？他僅僅是說，現時財貨比將來財貨值錢。那麼妳本來是壹模壹樣的財貨，對不對，其內凝勞動價值應該始終不變，那為甚麼現實的它比未來的它值錢，現實我需要嘛，對不對，妳將來還的時候，那就成了現時我多餘出來的東西嘛。他以為他這樣就證倒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邊際遞減，就是說妳吃壹碗飯，最後那壹口的效用最低。他其實也沒說清楚。比如壹頓飯，我吃了20口吃完，那麼第20口的單位效用，再乘以20就是這碗飯的價值。那妳不妨聯想人類社會的壹件很簡單的事情，動物交配也好，人類交配也好，是不是最後壹下的精子噴湧，效用最大，對不對，不是說最後壹下是最弱的，對吧。這壹簡單舉例，就能推翻效用總是遞減壹說。西方經濟學家為甚麼沒能夠有效地證倒勞動價值論，就是因為他們陷在了這個邊際遞減裡面。現在「邊際遞減」到處在用啊。

陳平：邊際利潤、邊際成本......

徐澤榮：對對對。我當時看完這個學說，總弄不明白龐氏是怎麼推論出來的。這個用邊際跟效用有甚麼關係，我推論不出來的。他的理論和計算結果，也是不壹致的。龐巴維克把我們耽誤了100多年，這個人哪。也有人說甚麼馬歇爾的價格均衡論，就已經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其實並沒有解決，價格均衡論沒有談到交換價值本質是啥，它祗是說社會各種價格都很均衡的時候，這個就是各種商品的價值啦。蘇聯有個經濟學家叫列昂季夫，後來移民美國。他想出了壹個投入產出矩陣。就比如說現在社會突然增加了100萬移民，社會是不是要增加100萬移民的糧食啊、布匹啊、住房啊、學校啊等等，那麼上遊的東西，比如說煤礦、鐵礦、穀類、棉花的產量，就得跟著變化嘛。各種東西怎樣變化，使用列式投入產出矩陣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它為馬氏價格均衡理論提供了壹個具體的操作方法，但是它也沒有問交換價值實質是甚麼嘛。嚴家祺就很有意思：我曾經請壹個朋友，代我向他請求為我叫他給我的這本馬學證非著作寫個序言。他跟我的那個朋友講，哎呀，妳千萬不要跟徐澤榮講，交換馬歇爾早就解決啦，他自鳴得意。不是很多人聽得懂的，他不懂不壹定是智力的問題，他是受以前那個洗腦啊，他就沒有轉過來的問題。那麼馬克思，妳剛才講到這個問題，就是當初他提出這個理論的本心可能是為了消除社會的不平等，但是我們看到中蘇兩國實施了他這個理論，造成了比以前更大的不平等，對不對，那麼我們現在要肯定貴族就是整個社會推動的力量，對吧，他跟天才那些都聯繫在壹起的。」
妳講這個我也同意，我甚至提出過中國如果循序漸進走向這個民主的話，紅二代或者紅三代，在上下議院裏，要給他們1/3的議席，但是他們必須經過壹人壹票競選，才能坐上這個議席。就是首先他們席位得由直接選舉產生，對吧。其他議席妳可以仍舊如今政協、人大委員產生方法再存在多少年。然後每兩年換壹批議員，最後達致還政於民。

陳平：為了政權平穩更叠，給予紅二代紅三代其壹定數量的上議院下議院的代表權，為甚麼不可以呢？

徐澤榮：上下議院各1/3議席規定給這些人，但是他必須是直選選出來的，對於他們的選舉，應該先於其他議員的選舉舉行，實行了四代人之後，才真正的還政於民。

陳平：「還政於民」內涵需要界定。我主張建立的是壹種結構性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是要有結構的，沒有結構性的民主壹定會走向多數人的專制。

徐澤榮：那就是要有選舉團啦。

陳平：要說起來，美國有些政客也是壞得不得了的，但是他們受到了美國政治制度對於他們的制約，美國的的新聞自由也對他們進行了制約。但是它的那個選舉人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東西。當然我覺得我們現在還不能壹下子設計清楚。我覺得對於中國人來講，如今有了壹個機會來建設壹個更好的政治制度——更好的共和制度，我不太喜歡用民主兩個字，我把我自己稱為現實的保守主義者。我非常贊成妳的觀點。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到現今社會大家要互相給出路，不搞妳消滅我我消滅妳。包括共產黨的高官，包括它的主席在內，變革之後，都要給他們壹個好的出路，那麼......

徐澤榮：如果說在中國目前這個情況下，推翻中共政權就能馬上得到民主，我認為絕無可能。

陳平：那不可能的嘛。

徐澤榮：馬上得到的是暴民政治。我父親在那個廣州銀河革命公墓的骨灰盒，本來是安放在堂正中平眼睛的壹個格位。由於我母親故鄉裡有壹片墓地，不大，後來就把他的骨灰盒迎到那裡去安放了。我怕甚麼？暴民政治到來時，會把中共高官的骨灰拋撒得滿地都是。我在文革串聯時，到過北京八寶山，曾看到滿地都是砸爛的墓碑。瞿秋白那些人的。咱們會出現這個情況，西歐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是吧，克倫威爾的屍體都給弔起來了嘛。最後，被他殺掉的國王的兒子查理多少多少世，迴來復辟啦，反而才實現了如今大家看到的民主。所以暴民政治不是民主政治。革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說妳是平民，妳受到壓迫，妳起而造反，就能夠為社會帶來民主自由，公平人權，不是的。袁弓夷曾經請我談座談壹次，我說對於共產黨來說，我是個相信循序漸進 的改良派，妳猛地把共產黨推翻，代替它的，肯定不是民主派。

陳平：中共這批官僚啊，他們有非常自私的壹面，有主僕二重性醜陋性格這壹面，不是主人就是奴隸。但是同時作為壹批政權用人，壹部國家機器，他們又是專業的精英人才。他們幾個因素都有。壹個國家壹個社會，實際上還是需要這些專業的精英的人才。

徐澤榮：蘇聯十月革命，有個水手背著壹把波波沙衝鋒槍，到外交部當部長嘛。必然會出現這種情狀，是吧，工人農民當家作主嘛。

陳平：從這點上說，我覺得批判和否定勞動價值論，真的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妳不批判這個東西，國中就有壹些人不敢想或者想不到承認：社會是由精英領導的，或者不叫領導，叫帶領。壹部人類進步的歷史，就不是甚麼勞動階級創造的歷史。這三四百年，人類在改善社會制度方面，走的確實有點矯枉過正了。我指的不是中國社會啊，中國社會本身和世界主流應該還是脫離的。是從整個西方文明社會來說矯枉過正了。他們以前是壹個封建貴族制社會，然後走到現在民主共和制社會，確有矯枉過正。矯枉過正也是需要的，但是現在倒了需要調整過正的時候了。我覺得，這個由勞動價值論到勞動人民創造歷史說……

徐澤榮：它甚至創造了人類。

陳平：等等，是矯枉過正的思想基礎，這個思想基礎呢……

徐澤榮：就是所謂「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不是英雄人物創造歷史。」

陳平：這個真的是要清除的。

徐澤榮：我總結出來，中國共產黨從這個勞動價值論，再衍生出來三四十種理論、策略，包括延安文藝座談會所倡導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論，也是這個問題啊，對不對，現在我們的文學藝術給搞成了甚麼樣子？妳若要求《紅樓夢》要為工農兵服務，作者他可該怎麼寫呢？
順便談談壹件有趣的事情，牽涉到我母親的家鄉：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松口鎮。崇禎吊死自己之前，曾用長劍把他的女兒都給殺掉了，那麼男兒就讓他們攜帶財寶外逃了。他的王儲叫朱慈烺，烺是火字邊壹個優良的良，慈祥的慈。他是跟隨他的那個老師，太子傅，逃到了我們這個松口鎮。這個東宮侍讀叫李二荷，進士出身。李二荷的弟弟原先建了壹座客家大屋叫「世德堂」，雖不像我們家的客家大屋那樣規整，但是大很多。李氏朱氏可能用宮中帶來的財寶兌錢，又在大屋院中四角建了四座望樓。朱慈烺就藏匿在那兒了。當時既沒有公路也沒有鐵路，所以，萬幸，清兵沒有找到他。崇禎的後代，有壹支逃到了四川改姓，改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的那個「俎」，可能四川話念起來就是朱，是吧。這支後代近年在網上講：《紅樓夢》是朱慈烺寫的，朱慈烺那是時候是十六七歲，成年了。他享受過那種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富貴生活。對於《紅樓夢》，大家都懷疑不是曹雪芹這個江寧織造的後代寫的。山東有曾有壹個農婦捐出壹個版本，它上面寫的作者是吳梅村。吳梅村壹生顯赫，他的門生和他的親屬，怎麼會不察覺、不知道他寫《紅樓夢》呢？這個是不太可能的。另外有人說，朱慈烺出宮後是逃到了河北的壹個寺廟裡當和尚。那裡不是叫直隸省嗎？就是直屬清廷的省嘛，太近啦，清朝的鷹犬壹下子就會抓到他的嘛。所以是逃到松口這邊最為安全因而最有可能。那麼「脂硯齋主人」很可能就是史湘雲，她很有可能來過我們梅縣松口。世德堂裡頭有個部分叫錦屏樓，應是給他的那些宮女住的，有20多間房，每間都很小，宮女後來當然都嫁做人婦啦。朱慈烺自己後來到梅州靈光寺裏當了和尚，最後死在廣州。就是《紅樓夢》裡這種貴族生活啊，壹方面當然妳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壹方面也給了他們空閒，給了他們生活條件，他能創造更高的東西嘛，所以我們才叫它文學名著嘛，是不是，妳不能說《燈草和尚》那種粗俗的東西就是民族的優秀遺產嘛。古希臘的時候它那個哪怕是工匠，他沒商業化，他創造出來的東西就是好嘛；

陳平：那些宮廷豢養的歌手、舞者、樂師、畫家，就是專門幹這些工作的嘛。

徐澤榮：他們不壹定是過著很繁華的生活，但是豐足的就行啦，他也不去要求更多的，妳看達芬奇那些人，包括莫紮特這些宮廷的樂師，他就能創造出來啊，我去看了莫紮特在那個小城裡的住宅，它還是比較寬敞的……

陳平：我也去過，就是維也納開車出來，開大概壹天吧，壹天就可以啦；

徐澤榮：他還是豐足的，就是說人類在有剩餘產品可以集中在壹撥人身上的時候，這種人受的比較好的教育，他比較能夠脫離那個世俗的追求，再去做這個文藝或者是科學方面的創作，這個我覺得是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之壹，是吧。所以我們確實是需要建立壹個制度，在批倒這個勞動價值論以後啊進行修正。

陳平：這種歷史進步觀要進行修正的啦。勞動價值論再加上壹人壹票制就是民粹主義的溫床。

徐澤榮：現在大家看到的「白左」群體在美國的表現，跟我們在文革中——因為我比妳大壹兩年嘛，文革爆發時我是初三了嘛——看到的「極左」的表現，其背後想法幾乎壹致。曾被吹噓為「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楊小凱，他在湖南曾是「湘江風雷」的寫手，那是壹個極左組織。他寫過壹篇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主張各地造反派要和中央文革在壹起掌權，把老幹部打倒，把社會搞亂。出國後他搖身壹變，說他寫那篇文章意在爭取民主。我跟他是同壹時代的人嘛。他父親原是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後來被打成右派，那麼當然我們很同情他的這個遭遇，但是妳這樣自我假扮是不對的。我覺得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或稱平民主義，是人類的壹個毒瘤。專制主義是壹個毒瘤，民粹主義也是壹個毒瘤。社會底層那些販夫走卒們，那些沒有獨立思想的人，祗是為了得到「平權」，得到就滿足，要他們推動社會前進，他們推動不了。推動社會前進的肯定是來自社會精英。對於社會精英，剛才妳說了必須有個社會制度予其承認，為他們提供發揮自我天才的機會。

陳平：為甚麼在以往的社會裡，富人會做很多對文化的進步、藝術的進步做了很多有益的事，現在很多富人反而做的更多的，追求的是壹種變態的、畸形的炫富。這是因為他們得不到壹個本應歸於他們的光榮，為甚麼？因為社會並不承認他們在創造價值，而是認為他們心裡有壹個陰暗，這個陰暗是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他們是剝削者，價值是這個……

徐澤榮：他們無償佔有別人的......

陳平：對對對，因為社會不承認他們創造了價值，所以他們心裡就產生不出創造價值的成就感，而社會也沒有給予他們創造價值的成就感。如果承認是他們創造了財富，而社會的價值觀也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對他們予以褒揚，褒義的褒，那麼他們自然就會往這個我們稱為真正的貴族心態上走去。

徐澤榮：社會甚至還應該設立壹些看起來較低調的貴族制度。還是要設立的，對吧。比如說英國的爵位授予制度，既有僅終身的，也有可遺傳的爵位。我覺得那樣的話，社會就會運轉得很好。設立貴族爵位，當然會遠遠比授予甚麼學毛著積極分子、勞動模範名分要好嘛。這個勞模名分就是用來獎勵那些勞動價值論的踐行者。香港不是有太平紳士這些名分嗎，這些對社會是有益的。不要把甚麼掏糞工人都搞到甚麼人大委員會裡去，如此類推。妳講完全是勞動造成社會進步，就是反人類啦，人類的進步從來都是從腦子裡發生的嘛。

陳平：我覺得，要將文藝復興以來的壹些思想，包括現在對於原有政治制度的反思，跟我們華人政治思想、中國社會再造結合，實際遇上了壹個很好的機會。所以妳在這個勞動價值論所作的否定性探索，還是很有價值的。我們今天討論到勞動價值論產生的歷史背景，為甚麼會產生勞動價值論？對吧，實際上馬克思所寫的勞動價值論，本身不完全是壹個純經濟學的概念，它實際上是和當時社會的變革是聯在壹起的。歷史是人解釋的嘛，它實際上是要解釋歷史、解讀歷史。而解讀歷史的目的呢，是要改變現狀。改變現狀，要到哪裏去？是要創造壹個他認為壹個甚麼樣的社會。

徐澤榮：對。

陳平：對吧，這裏有前因後果。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壹人獨自主張的，在古典經濟學裡邊 ，都有這麼壹個觀點，那麼這個觀點，就反映出了壹個時代特點。這個時代特點，這樣壹簇基礎原理對整個的人類社會幾百年的發展，帶來了壹些很大的負作用。這種負作用表現在社會學上面、政治學上面、以及們價值觀念上面，進而催生了這種現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催生了人類社會某種程度的反智現象和退化現象。

徐澤榮：我覺得，如果要清算馬克思主義及其造成的浩劫，其著眼點亦即「牛鼻子」，就是勞動價值論。

陳平：從嚴格意義上說，勞動價值論不完全是馬克思的啦，它是整個這種我們稱之為……

徐澤榮：人類思想......

陳平：共產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的壹部分。那麼這個思潮到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甚麼東西，該清理了。社會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思潮那壹開始出現的時候，都是很美好的理想啊。這個美好的理想怎麼會變成了最殘暴的殺戮呢？妳剛剛也說了，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還是走到極端的柬埔寨波爾佈特，它們所要追求的，是要最終消滅私有制，它們認為社會財富是勞動大眾創造的，幾乎是機械勞動創造的。妳可以從它們的思想體系裡，找到殺戮的根源。

徐澤榮：其他角色就是吸血鬼。

陳平：那麼所有的精英，對於他們而言，都是剝削者，都是社會裏的反動階層。那麼走到最後，自然而然就得對精英大殺特殺，斬草除根。他們歧途消滅私有制，但私有制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嘛。我剛剛說了，任何時候都是不斷增長的慾望大於供給的。他先想出來要甚麼東西，妳才能去滿足才能把它做出來，對不對。那麼好，想出來要的東西和妳做出來要的東西，總有壹個過程嘛，不會馬上就給如數生產出來吧，總有人先得到有人後得到吧，先得到的人，由於供貨少，價格壹定屬高，到了產品普及，價格才會變低。比如說手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時候買壹個大哥大幾萬塊錢，對不對，而且還很難買得到，用起來費用還很高。那麽早期，肯定能用的人就是有錢人。而到現今，人人都有手機了。滿足全民需求，總有壹個時空過程，這就會產生差別，而有差別就會有私有，而有私有就會有私有制。那麼好，他要消滅私有制，但實際上呢又不具備條件，人類就永遠不會抵達為消滅私有制那種理想所需的供大於求的狀態，那麼最後祗能殺人了，對吧。因此消滅私有制和殺人就具有了等同的意義。

徐澤榮：所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殺人藉口就是要消滅私有制。

陳平：所以不光是地富反壞右得殺，精英也得殺，先辱後殺，其根源也在這些地方。

徐澤榮：就是說，承認馬克思當時提出這種學說有其客觀需要，對吧。

陳平：確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徐澤榮：勞動價值學說在認知上本有巨大缺陷。後來社會主義國家的連綿浩劫，幾乎全是這個巨大認知缺陷所導致的，對吧。浩劫並非出自馬克思的本意，但是他的這個學說，百餘年來令到數億民眾走進悲慘世界。我們要從僅對浩劫後果口誅筆伐抽出身來，著力挖掉它的錯誤認知根源，方能找出根除浩劫的道路，對吧。其實剛才講的那個國家vs社會、自由經濟vs統制經濟，等等，都跟上述價值認知根源有關。勞動價值學說壹被訴諸實踐，付諸實施，國家就必然要搞國進民退、「壹九八四」。妳把這個野蠻卸掉了，才會知道文明之路在哪裡，健康社會在哪裡。馬學可被定義為西方文明當中種種野蠻之壹，西方文明當中壹個反自然、反人類、反尚智、反進步的部分。

陳平：所以我覺得搞清這個東西的內裏乾坤非常重要。我覺得妳談的這個對於勞動價值論的質疑和否定，極有價值。我很希望妳能把這個證非進壹步完善起來。為甚麼？因為它牽扯到整個人類的史觀和命運……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與共產極權統治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一九八六年

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政治體系，乃為滅資存無的專政國體+自由票選的民主政體。馬氏明確地、獨創地主張建立經濟民主+政治民主這壹類型複式民主，既反對資本社會的僅有政治民主卻無經濟民主的那種單式民主，也不合列寧主義的僅有經濟民主卻無政治民主的那種單式民主。然而20年之後，作者於獄發現，由於人類社會所行單壹性的交換價值，只能是效用價值而絕非是勞動價值，不與威權勾結類型資本家並無剝削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因此私有制度、資產階級始終存在，為馬氏所構想的那種滅資存無的專政國體沒有可能誕生、存活，從而為馬氏所構想的那種基於經濟民主以及自由票選的民主政體隨之沒有可能誕生、存活。也就是說，為馬氏所構想的實行經濟民主+政治民主這壹類型複式民主的政治體系只能是烏有之邦、空中樓閣。為馬克思、恩格斯設想之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在私有制信奉者的骨灰盒和贖罪券之上的。馬恩二氏於其所撰《共產黨宣言》當中宣稱，共產黨要消滅「壹切永恆的真理」，這就預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必然需要新聞檢查制度。作者重新發表這篇論文的目的，其壹是想向那些仍然相信馬學乃為「帶有純正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血統」的海外民主派、國內公知士（如蔡霞等）表明，作者並非懵懵懂懂不知馬學上述「積極」成份的白癡；其二是想鄭重宣告：馬氏社會主義社會滅資存無專政國體思想風行百年，已為人類帶來無數史無前例浩劫。馬氏應為這些浩劫負上40%法律責任，領受精神鞭屍。餘下60%法律責任，這邊廂，西方政治精英、知識份子各負15%──雖有條件，他們未能邏輯證非馬學；那邊廂，東方政治精英、知識份子各負12.5%──雖然屢遭浩劫，他們未能徹底擺脫魔道。

壹、馬氏複式民主異於列氏黨代民主
民主作為壹種政治制度，壹種政權構成形式，在前共產社會的四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中就業已有過它的現實形態，而其中尤以資本社會的民主發展得最為完備。由於有了足夠多和足夠發展的現實形態，我們便可以對各種特殊形態的民主進行壹般概念的抽象。民主的定義現在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民主泛指壹般的平等，如社會主義者通常所說的經濟民主，便是指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階級消滅基礎之上的經濟平等。狹義的民主則專指政治的平等，如民主主義者通常所說的政治民主，便是指建立在壹種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自由基礎之上的政治平等。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治者乃由被治者通過普選自由選舉出來；所謂自由選舉，即意味著被治者享有壹系列自由選擇候選個人或政黨的權利，如投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權利。沒有這些權利，選舉是沒有意義的。在民主制度下，被治者服從自己自由選舉出來的治者，就等於在服從自己；被治者雖然受治，但他仍然是自由的，因歸根結底他受治於自己的自由意誌。狹義民主構成了壹切民主定義的核心。
經濟民主毫無疑問與政治民主有關係，但若單從政治角度看問題，顯而易見：迄今為止的十餘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現行政體，都與上述民主定義有出入。首先，在社會主義諸國中，黨高於政府。用此種政體奠基者列寧和斯大林的話來說就是：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系統中，政府只是「傳動裝置」，而黨才是「指導力量」，即控制裝置或動力裝置。不言而喻，生產財富的人民就是工作裝置。所有共產主義國家憲法都明文規定，黨是國家的政治領導力量。所以，在社會主義諸國中，黨才是壹國的最高權威和真正治者。而黨員，從而黨的領袖集團卻並不是由人民通過普選自由遷舉出來的。其次，黨又不允許與它競爭的政黨存在。斯大林說過：「在蘇聯只有壹個黨可以存在。」他的理由是，政黨自由只有在階級對抗的社會裡才會存在，而蘇聯沒有階級對抗，因而沒有政黨自由的基礎。在中國雖然允許有幾個「民主」黨派存在，但中國的政黨制度卻是壹種同西方政黨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實行多黨合作」的制度。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很難說有自己選擇候選個人或政黨的權利。選擇治者的權利集中在統治者本身壹黨的手中。憲法雖然規定有被治者的選擇權，但這是仍待循名責實的。因此，依照前進之定義，社會主義國家政體很難構得上是民主政體。實際上，它是壹種以「替民作主」（for the people）代替「由民作主」（by the people）的「黨主」政體。
但是，若從經濟角度看問題，西方現存民主的真實性也是值得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對於西方民主真實性的批評可以簡要概括如下：作為壹種政治制度，民主屬於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歸根結底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核心的，這麼壹種剝削制必然會帶來經濟的不平等，經濟的不平等又必然會帶來政治的不平等。現代西方民主國家業已予每個成年人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財產、地位、教育、性別、種族、出身等方面的限制，業已基本取消。競選政治職務的機會在名義上對每個公民來說都是平等的。然而，在實際競選中，除了有吸引力的政綱和良好的個人表現記錄之外，競選人可調動的各種競選資源，如金錢、地位、聲望、社會支援和聯繫、大眾傳播媒介、傳統觀念、知識技能、時間、人力等等，對於競選的勝負也有著極大的影響，而在這方面，有產階級顯然要比無產階級享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競選政治職務的取勝機會，對於每個公民來說就是不平等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就會受到限制。有產階級的經濟優勢保證了有產階級的政治優勢。非民主的經濟導致了政治的非民主。社會在經濟和政治上，歸根結底仍然是由少數人實行統治的。在馬克思和列寧時代，西方民主國家的非民主成份遠較今天為多，階級予盾遠較今天為甚，福利措施遠較今天為少。所以，在批評西方民主時，他們使用的言辭頗為激烈。如馬克思嘲笑：「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能了。」又說，普選制不過是允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壹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哪些代表在議會中代表和壓迫他們。列寧則斥責西方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
美國政治學家繆勒斯（Mills）戴伊、(Dye)、帕倫蒂（Parenti）等也曾使用過這種政治—經濟分析法，揭露了美國「少數人的民主」事實。儘管可以對西方民主做這樣或那樣的辯論和澄清，但要全然否定上述性質的批評，卻是很難辦得到的。
針對西方民主真實性的批評，自然會匯出這樣的結論：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須同時實現經濟民主，真正的社會平等必須以政治、經濟平等為前提。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馬克思在批評了以往的普選權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後，指出巴黎公社的普選權「已被應用於它真正目的。」
經濟民主所代表的思想，即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消滅階級差別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係壹定要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則是壹切生產關係的核心。在封建社會裡，生產力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都是非社會化的。到了資本社會，生產力的性質社會化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卻沒有社會化。社會化的生產力於是和非社會化的生產資料發生衝突，代之而起的就是生產力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均社會化了的共產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於是認為：經濟民主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的必然進步結果。
只有經濟民主才能使真正的政治民主成為可能，沒有經濟民主的政治民主是壹種失真、片面的民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眾所周知的觀點。在這點上，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沒有多大錯誤，有關的論述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因此而否定政治民主本身，他們所尋求的經濟民主，是以業已實現了的政治民主為前提的經濟民主。這點在本文後面會有詳細的考證。也就是說，在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關係上，他們是「得隴望蜀」，而非「得魚忘筌」。他們認為真正的平等來自「複式民主」，而非來自「單式民主」。遺憾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像他們條分縷析地論證為什麼生產力的社會化必然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那樣，深入細緻地論證為什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也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社會化。政治民主──儘管是建立在非經濟民主基礎上的政治民主──早在他們提出經濟民主的概念之前，就已經有其觀念和現實形態的存在。也許在他們看來，政治平等的價值觀念，「對廣大公眾來說是不言而喻」的，「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18世紀出現的政治民主思想仍然合乎潮流並在普遍傳播。他們似乎認為，在此種歷史前提下，他們所要努力著墨的是經濟民主，而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民主；他們必須全力為社會指明的，是真正平等的方向。正是這壹理論上的重大疏忽，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體思想抹上了模糊的色彩。到了列寧時代，黨主便得以替換民主。替換並不是繼承，在社會主義政體性質問題上，列寧主義遠遠地偏離了馬克思主義。
近代各國發生的革命，往往少不了由革命政黨或政團領導、發動、鞏固，這是壹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史上頭兩次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也不例外 。不過，在奪取政權成功之後，領導巴黎起義的政團──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便遵循歐美民主革命的價值觀念，迅速將政權移交給了由巴黎各區普選出來的代表組成的公社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發佈的第28號公告中，有著這樣的字樣：「在這壹鬥爭中應運而生的中央委員會，不是作為政府，而是作為人民的前哨兵進駐市政府的。」看啊，這種前哨兵思想和後來列寧的先鋒隊思想多麼地不相同！而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在經歷了同別黨的分裂和普選失敗後，就全然放棄了通過民主程序尋求認受性（Legitimacy）的願望和努力，轉而依照列寧創立的黨的獨佔性領導學說，將國家政權置於本黨手中壹直到後來蘇聯解體。斯大林參與初創並鞏固了這種政體；不寧唯是，他還通過第三國際將這種政體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應當指出，直到十月革命爆發前夕，列寧仍未產生黨主思想。在他那篇專門為了即將來臨的革命而寫的《國家與革命》壹文中，黨主思想連影子都見不到。為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式民主，仍是列寧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實際政策中，他主張推翻臨時政府以後，「壹切權力歸蘇維埃」，而蘇維埃當時是實實在在的民選代表團體總匯（不過是由局部的選舉產生，而非由普遍的選舉產生的）；他又主張成立除了被視為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以外，由各社會主義黨派聯合組成的政府。但在革命爆發後，他的思想和政策便急轉直下。奪權後僅半月，列寧便壓制了黨內多位領袖主張的「建立由蘇維埃內壹切黨派組成的社會主義者的政府」意見，確立了壹黨專政的方針。五位在蘇維埃和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黨的領袖以辭職表示抗議：「成立清壹色的布黨政府，只有用恐怖手段才能維持……對此我們不能負政策責任，因此辭去人民委員職務。」兩個多月後，列寧又強行解散了本來是布爾什維克黨本身積極主張召開的、只開了首次會議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乃由來自全俄經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並以召開第三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來代替它。在後壹會議上，確定了國號和布黨專政的政府。文豪高爾基當時曾就布黨解散立憲會議這個「俄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壹事，在報刊上沈痛地表示了反對。不過，列寧的思想後來也有過反復，表露過先由黨後由代表全體無產階級的組織，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但不管怎麼說，列寧並沒明確提出過類似孫中山的「訓政」以及蘇加諾的「指導民主」那樣的綱領和政策。而其繼任者斯大林則對黨主的原則從沒流露過壹絲懷疑。
列寧的黨主，顯然是同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極不壹樣。他在這個問題上為了遷就事變而喪失了原則，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
列寧為黨主政體的公開辯護，最早見於他1920年4月寫成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說，群眾是分割為階級的，而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而政黨又是領袖集團來主持的。因此，「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受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現的」。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堅持列寧的黨主思想。他在其《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等文章裡反復談這幾個問題。
概括言之，列寧和斯大林的邏輯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是壹場無產階級革命，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國家形態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由以先進理論（即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為指南，以先進鬥士為成員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便當然是階級──從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是國家的最高政治領導者。於是，黨主代替了民主，在尋求經濟民主的同時拋棄了政治民主，複式民主又變成了單式民主。發生於1917年末1918年初短短兩三個月內的這次理論轉換，被證明是社會主義運動有史以來最具誤導性、致命性的壹次理論轉換。福音慘遭篡改，變成天譴。
列寧和斯大林的這種黨的獨佔性領導的思想，以及他們據此建立的社會主義政體，是與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主張和思想內部聯繫絕不相符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觀與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觀之間，是不能夠劃等號甚至近似號的。下面我們便通過考證（第二節）和推理（第三節）的方法，來證實這壹點。

二、考證出來的馬克思民主政體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寫過專論社會主義國家政體的著作。在1858年致拉蕯爾的壹封信中，馬克思言及：他計劃寫壹本由六個專題組成的經濟學著作，其中第四個專題專論國家。但是這壹計劃只完成了不到壹半。完成的部分經過恩格斯整理，後來以《資本論》為名出版。國家論專題則從沒出現。正是這壹遺缺構成了馬克思後期著作的壹大空白。
恩格斯晚年（在馬克思去世後）意識到了由他和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學說的這壹空白。從1890年起，他開始試圖彌補這壹空白，但五年後他就逝世了，馬克思留下的空白並未被填合。不過在這五年中，他做了些糾偏說明。例如，恩格斯承認，「青年們有時過份看重經濟方面，這有壹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又解釋說，由於他和馬克思在創立自身學說初期，不得不把重點放在他們的論敵否定的主要原則即經濟基礎上，因而不是始終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交互作用的因素──即第二性的上層建築──以應有的重視。恩格斯進壹步指出：「並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並以國家權力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有順、逆、順逆兼備三種可能，在後二種可能中，「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這些聲明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鐘擺由經濟端向政治端壹次遲來的擺動，但剛擺動，發條便停了。
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留下關於政體的專門論述，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們留下的其他各種文獻中，整理出他們關於社會主義政體的基本思想的大致輪廓。不過，如前所述，由於未受到深入的處理，這些思想往往只回答了「是什麼」，而較少涉及「為什麼」。
國家消亡。國家、政權、政治和民主的「消亡」，是馬克思主義中常常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四者的消亡，指的是特殊形態的四者的消亡，而不是壹般形態的四者的消亡。這種特殊形態的國家、政權、政治和民主，就是階級社會中建立在階級剝削和壓迫基礎上的國家、政權、政治和民主。壹般形態的國家、政權、政治和民主是不會消亡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四者的消亡時，往往不會忘了在它們前面加上壹句定語「原來意義上的」，或做類似的說明，可見他們並沒有搞混。搞混的完全是後人。
壹般形態的國家，就是現代政治學中所說的政治體系。政治體系是整個社會首級體系中的壹個次級體系。原始社會的政治體系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階級社會的政治體系是城邦國家、封建國家和領土主權國家，共產社會的政治體系，則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公社或工團。階級社會的政治體系，因其對應的經濟體系有剝削性，故其本身就有壓迫性。
引進了政治體系的概念，我們就可以明瞭：壹般的政治體系永遠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而特殊的政治體系，如部落、國家等都是會消亡的，不過是在完成了它們的特殊歷史職能後才會消亡。威權、權力關係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需要的，即令是基於全體壹致的威權也仍然是威權。同理可證，特殊的政權、政治和民主可以消亡，壹般的政權、政治和民主不會消亡。由此可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的未來社會，雖是壹個無階級的社會，卻非壹個無政府的社會，不是壹個政治烏有之邦。在這個社會裡，政治共同體──公社或工團，政府、政治和民主等依然存在和運作，不過是在無階級差別和對抗的基礎上存在和運作。明乎此，我們才可以進壹步討論馬克思主義之社會主義民主觀。
政經民主政體。1844年於《德法年鑒》上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所謂青年馬克思的重要著作。此時馬克思的歷史觀正處在由異化史觀轉向唯物史觀的前夕。在《德法年鑒》時期的文章中，馬克思揭露了現代國家制度中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即經濟基礎）之間的嚴重脫節和分離。根據馬克思的理解，現代國家即是民主國家，是壹普遍的公共利益領域，而市民社會則純是壹私人利益領域。封建專制國家把社會等級和政治等級同壹起來，地產的主人直接就是王公貴族，而資產階級國家則把社會等級和政治等級分離開來，使人們在政治上成為平等，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卻使人們陷入了較前更甚的不平等。馬克思打了壹個生動的比喻：「正如基督徒在天國裡壹律平等，而在人世間卻不平等壹樣，人民的單個成員在他們的政治世界的天國裡是平等的，而在人世間的存在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卻並不平等。」馬克思將這種現象稱為政治異化。但在指出這種異化的同時，馬克思對民主政體本身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民主政體體現了最進步的原則，他說：「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對照英文，這話應該譯成「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謎題的謎底」。蘇共有意偏譯，中共蕭規曹隨──作者註）。在這裡，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制度在這裡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馬克思把民主制的實現稱為政治解放。他同時指出，決不能僅僅滿足於政治解放，而應該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實現人類解放。而人類解放不同於政治解放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在抽象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都把人變成「類存在物」，變成自由人聯合體中平等的壹員。雖然政治解放沒有完成人類解放，但政治解放卻是人類解放的必要環節和起始階段。
不久之後，馬克思就從歷史異化論者轉變為歷史唯物論者。在馬克思心目中，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已不再是人類的不變本性，同違反這種本性的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鬥爭，而是壹定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鬥爭。只有從這種客觀現實的矛盾中，才能引出支配人類歷史發展的物質規律。不過，馬克思於其歷史觀中揚棄的，僅僅在於他以往關於社會進步內在原因和動力的看法，而不在於他以往關於社會進步已有結果和表現的看法。對於民主制的價值，他依然是肯定的；對於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進壹步實現經濟民主的思想即複式民主的思想，他依然是堅持的。這點可以從他27年後對巴黎公社民主制的肯定和總結中得到確鑿的證明。
馬克思在其寫於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中說：「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毫無疑問，這壹「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政體，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壹貫主張的建立在經濟民主基礎之上的政治民主。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見諸《法蘭西內戰》）；「通過選舉或考核，選出對選民負責、受經常監督並隨時可被撤換的公社法官和各級官吏」，「公民們……我們深信……妳們終將能創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機構，能找到永遠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見諸公社公告第170號和第31號）普選制、（對選民）負責制、監督制、撤換制等，這些都是代議制民主的標準成份。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壹切職務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見諸《法蘭西內戰》）；不僅如此，再看：公社武裝力量的「各營營長應由全營戰士選舉產生，而不是通過代表進行推選」，「消防兵公民已自行舉行選舉，選出各連幹部」──增加了文官和軍官選任制，這似乎比代議制民主更進了壹步。可以想像，如果能有機會實行公有化，公社必然也會實行企業負責人的選任制──壹種微觀的經濟民主制。馬克思對於等級授職制，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層級委任制極表反感：「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是根本違背公社的精神的。」這就是說，在馬克思心目中，在工人階級政府中，立法、行政、司法和軍隊的相當部分的官員，至少是相當部分的首長級官員，都應該像巴黎公社那樣由選舉產生。本來，如果官員是由民選機關委任的，他們便可被視為間接由人民授權，但顯然馬克思覺得這還不夠民主。
公社委員「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見諸《法蘭西內戰》）；選舉時，「要避開財運亨通的闊老，因為有錢人很少會把工人當自己弟兄看的」（見諸公社公告第31號）；此外，「從公社社員起，自上至下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壹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見諸《法蘭西內戰》）；「關於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裡，既不應有乾俸，也不應有高薪；為此決定……最高薪金為每年6000法郎。」（見諸公社公告第56號）可見，廢特權、發薄薪之類，已超出原來單式政治民主的成份範圍了。
關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關係，馬克思主張立法、行政合壹，而司法獨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的立法的工作機關。」（見諸《法蘭西內戰》）；「法官已喪失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也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見諸《法蘭西內戰》）。法官自有獨立的權力來源，這是司法獨立的重要前提。立法、行政合壹，倒不壹定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裡所暗示的那樣，是無產階級民主的特徵。巴黎公社只是壹個市政府，政務比中央政府簡單。立法、行政合壹，目的無非是簡化市政機構，增強其行政效能；美國流行的市政府組織形式之壹市委員會制，就與巴黎公社的建制壹樣。若由馬克思稱道巴黎公社的立法、行政合壹，便得出馬克思否定三權分立民主原則的結論，未免過於牽強。
恩格斯1891年為重版的《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令人感到他似乎預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走上官僚政治的道路。在導言中，恩格斯強調，採用普選制、撤換制、薄薪制等，是為了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防止人們去追求陞官發財」。他建議以宣佈工人階級政府的全部議員和官員無壹例外地可被隨時撤換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免受自己的議員和官員的為害。從這裡不難看出恩格斯對西方民主哲學信條 「人民主權」、「權力意味著腐蝕」等的繼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轉變為歷史唯物論者以後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體的論述，不僅集中見於《法蘭西內戰》（連恩格斯的導言），而且還分散見於《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原理》等諸篇文章。例如：「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等等，不壹而足。
民主思想淵源。空想社會主義被公認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壹。林林總總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自身的學說產生過極重要的影響。仔細閱讀各家空想社會主義著作，就不難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思想──政治思想尤甚──是從他們的思想脫胎而來的。如「暴力革命」（閔采爾、梅葉、馬布利、馬貝夫、布朗基）、「過渡時期」（巴貝夫、布朗基、卡貝、德蕯米、魏特林、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專政」（巴貝夫、布朗基、卡貝、德蕯米、魏特林），「組織政黨」（閔采爾、溫斯坦萊、馬貝夫、布朗基、卡貝），廢特權和發薄薪（溫斯坦萊、馬布利、巴貝夫、聖西門、卡貝、德薩米、魏特林），「國家消亡」（聖西門、歐文、德薩米）等等。至於只有實現經濟平等，社會平等才是真實的這壹社會主義的中心思想，則早已為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所鼓吹。
空想社會主義者在精心設計未來社會經濟制度的同時，也精心設計了未來社會的政治制度；在描述理想國度中人們經濟生活的同時，也描述了理想國度中人們的政治生活。在公認的16位空想社會主義大家中，明確主張未來社會應予實行民主政體的達到14位（他們是：莫爾、閔采爾、康帕內拉、溫斯坦萊、維拉斯、梅葉、摩萊裏、馬布利、巴貝夫、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布朗基、卡貝、德薩米、魏特林），是為壓倒多數。如親身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以曾在華盛頓指揮下作過戰為榮的聖西門就莊嚴宣佈：「把選舉適當人選充當人類的偉大領袖的權力交給全體人民。」
恩格斯說過：「現代社會主義，雖然實質上是由於對現存社會中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勞動者和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進行考察而產生的，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起初卻表現為18世紀法國的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更徹底的、進壹步的發展。」而眾所周知，人民主權原則正是這些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中最重要的壹個。恩格斯接著說：「社會主義的最初代表摩萊裏和馬布利也是屬於啟蒙學者之列的。」而關於馬布利，馬克思說過：「馬布利也曾為科西嘉居民草擬過最好的政治制度。」馬布利草擬的政治制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制度。他主張人民獨立自主，壹切立法權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壹切公務員都由選舉產生，行政由立法產生，受立法約束。馬布利的民主思想是享有聲譽的，連當時同華盛頓等人壹道被譽為美國民主立國之父的佛蘭克林和亞當斯，都曾邀請他對美國憲法發表意見。47名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請教民主問題，當今之人可能認為匪夷所思。應當指出，為馬布利所主張建立的，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共和國。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源遠流長的思想根源，1871年的第壹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就不能不結晶為現實的民主政體。如前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政治民主原則做了充分的肯定。實際上，對巴黎公社政治民主原則的肯定，也就是對空想社會主義三個半世紀以來壹貫持有的政治民主原則的肯定。
全階級的專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都承認：既要革命，就要有壹個革命黨。但是關於黨的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兩者的思想卻有較大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和18世紀的大多數革命運動或者反抗運動壹樣，帶有「純正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血統」；而列寧主義卻傾向於成立壹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密謀組織。由於處在不同歷史條件和政治環境，兩者有區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觀和列寧主義政黨觀有壹最根本的區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人們找不出壹篇文章、壹段文字、甚至是壹句話語，明示或暗示了那在列寧和斯大林著作裡連篇累牘和倍受強調的黨主思想（如前所述，黨主思想得以提出，在於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漏洞）；而且，從恩格斯《〈法西蘭內戰〉導言》壹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布朗基主義所持的、與列寧極為近似的思想是持反對態度的。
和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流派壹樣，布朗基主義心目中的未來社會──「平等的共和國」的政體是民主政體，是「人民自己治理的政府」。不過布朗基主義繼承了巴貝夫主義的思想，認為在實現平等的共和國以前，有壹過渡時期，而這壹過渡時期的國家政體，乃是少數革命家專政。換句話說就是少數革命家的寡頭制。他反對在奪取政權後馬上實行民主。布朗基主義為少數革命家專政辯護的理由與列寧在《怎麼辦》，《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章中為職業革命家專政、領袖集團專政辯護的理由極為相似，即不論是在革命前還是在革命後，人民都需要被動地由壹批大智大勇，先知先覺的革命家帶領和教育他們前進。
本來，這種類似後人提出的「訓政」，「指導民主」的主張也許不無道理，但是，恩格斯對它的反對看來是沒有保留的。他說：「雖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組成的，但它的措施卻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蒲魯東主義者或是布朗基主義者，都按照歷史的諷刺，做出了恰恰與他們學派的信條相反的事情」，「公社同時是蒲魯東社會主義學派的墳墓」，「布朗基主義者的遭遇也不會好些」。布朗基主義者平時主張建立壹少數革命家專政的中央集權的單壹制國家，而公社發表的壹切宣言卻都主張建立壹個「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即民主的聯邦制共和國。 在發表這篇導言的前幾年，恩格斯就談過，選舉制和罷免制足以堵塞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
儘管並不服膺馬克思主義，但布朗基主義者的政治組織卻確實是壹個有組織、有綱領的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曾讚揚布朗基是「法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頭腦和心腹」。在公社委員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布朗基黨人，後來又企圖做出與他們學派的信條相符的事情：當年5月1日， 由布朗基黨人為主的公社委員會決定成立由五個人組成的擁有廣泛權力的民眾救亡委員會。當主張盡量自治、反對集中和專政的蒲魯東派的委員和公社幹部提出強烈抗議進而辭職引退的時候，布朗基黨人乘機在許多重要崗位上換上了自己的幹部，他們還踢開公社委員會，在自己的黨派會議擅自決定壹切事情。這與十月革命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布黨人的做法極為相似。不過，當時無論是布朗基黨人還是恩格斯，都沒有想到「壹黨專政」這個字眼。在恩格斯眼中，這種少數革命家的專政或黨的領袖集團專政，絕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恩格斯預見到了少數人專政會導致壹人專政。那麼，同少數人專政不同的階級的專政是靠什麼來實現的呢？那就是與少數革命家專政信條相反的、為巴黎公社於奪取政權後所實行了的、反映了無產階級大眾意誌的民選多黨政府。
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個不斷引起爭議的概念。「專政」壹詞通常是指獨裁政治這種政體。不過，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來就不多的幾段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明眼人可以很快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特定概念應屬於國體範圍，而不屬於政體範圍。在這壹特定概念裡，「專政」已是特殊用法而非通常用法了，它指的是壹個階級政治上壓迫另壹個階級。這點現已成為普遍接受的觀點。宣佈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過時的蘇聯仍是黨主的事實也從側面說明瞭這壹點。所謂國體，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這還是毛澤東給出的定義！至於政體，眾所周知，指的是政權的組成形式。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與它的階級消亡思想和國家消亡思想聯繫在壹起的。如前所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國家看成是壹種僅存在於階級社會時期的壹種特殊政治體系。國家是建立在階級壓迫和對抗基礎上的。在各種形態的階級社會中，國家都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專政。階級壓迫和對抗存在壹天，國家就存在壹天。社會主義社會將要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所以國家這種特殊的政治體系便會趨於消亡，而由別種政治體系如公社之類代替。但在社會主義社會初期，即無產階級甫經奪得政權的時期，為著實行由舊社會向新社會的轉變，無產階級還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力來對社會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進行改造：在生產資料方面，剝奪剝奪者；在政治權利方面，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統治；在意識形態方面，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由於這類革命性的行動必須採取暴力形式或以暴力為後盾的形式，所以階級壓迫和對抗就仍然存在，不過是以主客易位的形式存在。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初期，國家這種特殊的政治體系就依然存在，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謂之專政，專政也就依然存在，不過這回是被剝削階級對剝削階級的專政，所以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回專政是為了永久結束壹切形式的專政，代之而起的政治體系，將永不具有專政性質，即階級壓迫和對抗的性質。
馬克思說的很清楚：「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社會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壹切概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氏於此強調的，分明是壹種動態關係，壹種功能的「消滅」和「改變」，而不是壹種靜態關係，壹種結構。
由此看來，本來應該很明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過渡時期中的仍需保留的國家形式，便是壹種以專政為國體以民主為政體的、體現階級意誌的政治體系，而過渡時期後的政治體系，則是壹種無所謂國體但仍以民主為政體的，體現全民意誌的公社或公社聯盟。過渡時期中國家國體的專政性與政體的民主性是兩個互不排斥的不同概念。
但列寧先把過渡時期中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另作組合，然後又將它們混為壹談。列寧說過：「專政乃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現。」又說：「我們黨……由大會選出19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領導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各五人，由中央全會選出的中央委員組成。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
政體壹般分為六種形式，國體恰巧也可分為六種形式。分法如下：
政體形式：君主政體、暴君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暴民政體。
國體形式：奴隸主階級專政、奴隸階級專政、封建主階級專政、農民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
六種國體與六種政體的壹壹對應組合形式，便可有：C 16×C 16 =6×6=36種。舉例來說，根據定義，歐美國家多數是以資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民主為政體的國家。太平天國可以說是以農民階級專政為國體（它頒發和有限地實行了《天朝田畝制度》），以君主制為政體的國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心目中，過渡時期的國家應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民主制為政體的國家，而在列寧和斯大林心目中，過渡時期的國家卻應是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寡頭制」為政體的國家。
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列寧主義偏離馬克思主義的第壹步，便是上述的另作組合，第二步，則是乾脆將二者混為壹談。斯大林說道：「列寧說得對：自從出現了蘇維埃政權，『資產階級民主的議會制度的時代便告終結。世界歷史新的壹章，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已經開始。』」徑直將無產階級專政視為與議會民主制度同屬壹類的概念。而根據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國體是功能概念，政體是結構概念，二者是兩回事。既無同壹性，這裡的專政和民主即不能構成壹對矛盾。所以，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方面和專政方面的結合，就永遠無法得出清晰的結論。
民主又集中制。國體還有另壹個定義，就是指壹國中整體與部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聯邦國和單壹國等便是國體的兩種形式。國家實質上是人的共同體，如果我們想把國體的兩個定義聯繫起來，就可以定義國體為：（壹）壹國中不同階級的人的共同體的關係；（二）壹國中不同地域的人的共同體的關係。無產階級專政與定義（壹）有關，而由列寧提出並且沿用至今的民主集中制則與定義（二）有關。
由列寧所寫有關文獻可以得知，列寧提出的作為黨的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指的是黨的「政體」──黨的領導機關實行選舉制和撤換制，集中指的是黨的「國體」──反對黨的「聯邦制」，主張黨的集權制。列寧又把它運用到國家的組織原則上面，而作為黨和國家的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又通過共產國際採用為自身的組織原則而傳播到各國。如中國現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若從字面意義上看，民主集中制，無論是作為黨還是作為國家的組織原則，都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合拍的。如第壹國際章程規定了領導機關由選舉產生，宗派主義必須予以取消；馬克思和恩格斯壹貫主張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傾向於單壹制的共和國。
但若從實際運作上看，由列寧提出並沿用至今的民主集中制的確切內涵卻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首先，在列寧的民主制中，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候選人，基本只是有相應的上級領導機關指定的。這種指定制已很難說是民主制。列寧解釋道：「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壹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但到了「黑暗的專制制度」終結之後，指定制仍繼續沿用且被移植到國家領域。
其次。原來為列寧所正確理解的國體意義上的集中，被他的後來人錯誤地理解為政體意義上的集中；原來已為列寧「畸變」了壹次的結構意義上的民主（民主變黨主），又被他的後來人再次畸變為功能意義上的民主（民主變成民本）。集中和民主的轉換，簡言之，就是集中變成了「寡頭政治」，民主變成了群眾路線。此外，如同前述之在民主與專政問題上犯的錯誤壹樣，民主和集中也被他們理解為壹對同類概念、壹對矛盾、壹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所謂「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集中的對立面是分散。民主和集中並不構成壹對矛盾，就像專制和分散並不構成壹對矛盾壹樣。民主並不分散，正如英國的民選政府於福島戰爭中可以下令禁止國民觀看敵國電影電視節目；集中也不專制，正如美國的州越來越仰賴於聯邦並不會使總統職務成為世襲。
當今社會主義國家貫徹於國家領域裡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可稱為「黨主民本制」，貫徹於黨的領域裡的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可稱為「上主下本制」。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說過民主集中制。在表達相應的意思時，他們沿用基於共識的政治術語：民主制，單壹制等等。若對照他們關於民主和集中的真切思想，如果說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已有壹半──最要緊的壹半──不合拍的話，那麼列寧的後任的民主集中制則視為全部不合拍。
人類學的解放。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將壹步壹步地帶來人類的完全解放。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形象地稱共產社會以前的社會為人類的史前時期。馬克思主義的人類解放概念包括三個部分：政治學意義上的解放、經濟學意義上的解放，以及人類學意義上的解放。前面談過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就是對於前兩種解放得表述。只談前兩種解放而不談後壹種解放，就不會對馬克思主義達致真正、全面的瞭解。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人所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就在於他能夠通過勞動進行自由創造。理想的人類社會，應當是能夠使人的多方面的「物心」需求和多方面的創造潛質，得到全面滿足和自由發展的社會。在未來社會中，人在完成了必要勞動之後（譬如說每天四小時），在剩餘時間裡，他便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才能，自由地從事各種各樣的創造性活動，如打獵、捕魚、畜牧、繪畫、批判、裝飾、車技、冶煉、駕駛、伐木、農耕、園藝、蓋房等等。如果說在必要時間內，人還要相對服從分工的話，那麼在剩餘時間內，人可以絕對選擇分工。人類社會最後壹項大的不平等──分工造成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相應的非常頑固的貴賤高低觀念──便可由此種設計而趨於零。人之成其為人，就在於他的內在本質得到了全面的、自由的外部表現。但由於人的勞動天然地是社會性的，所以人的本質的自由表現，天然地也是社會性的。人只有通過和他人的合作，信任他人且被他人信任，才能完成自身有意義的存在。人的本質就是各種社會聯繫的總和，人越社會化，人的創造性就越多元化，人的內在本質就越能得到完美的外部表現。這便是人類的類本質。而在歷史的長河中，生產力的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政治權力的社會化，便使人類從約束他的本質的自由表現的外部世界中壹步步得到解脫，人從而壹步步復歸為人。勞動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主要是樂生的手段。人類從必然王國走上了自由王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即上述三種社會化的總匯看作人類類生活的目的，而是把它看作人類類生活的條件。馬克思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會被誤解為僅以物質文明或者再加道德文明為目的。
顯而易見，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學意義上的解放即予先假定了要有政治學意義上的解放和經濟學意義上的解放。只有實現了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人才普遍取得了對自身自由和剩餘勞動的支配權。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人的本質表現之壹：「國家制度在這裡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目就是人類的本質的全面的自由的表現，這比現存民主所設想的，建立在「市民社會」之上的「政治國家」是人的自然權利即「人權」的實現，有著更為徹底的意義。
在社會主義運動業績乏善可陳的今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還有著吸引力，不僅在於它的政治民主畫頁有待揭曉，而且在於它的人類解放福音令人嚮往。

三、推理出來的馬克思民主政體思想
如前所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並沒有像他們全面深入地論證生產力的社會化必然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那樣，論證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社會化。在談到未來社會的國家制度時，馬克思說：「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妳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名詞聯接壹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未來社會的「人民國家」就是複式民主的國家。這種複式民主國家的包括政體在內的政治形式是怎樣的，馬克思認為只能科學地回答。所謂科學地回答，就是只能從經驗事實中引出結論。
馬克思生前並沒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形態。然而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業已積累了近70年的歷史和十餘個特殊形態。這樣，我們就可以結合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事實，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內部聯繫來開發他們的社會主義民主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必須過應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能夠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原理，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已有的經驗事實，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引出經濟民主必然要求和預先假定政治民主的結論。
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本質特徵。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意味著組成社會的個人作為共同體佔有生產資料，而不作為個別體佔有生產資料。社會本身是壹個共同體，同時又是由許多次共同體組成的。前者可稱為首級共同體或宏觀共同體，後者可稱為次級共同體或微觀共同體。於是，對於佔有的主體應該是以首級或宏觀共同體為主，還是以次級或微觀共同體為主的不同解釋，便導致了兩種不同的共同佔有的現實形態：壹種是蘇聯式的全民和集體二級佔有的國家所有制，壹種是南斯拉夫式的聯合勞動基層組織、勞動組織、社會經濟部門三級佔有的社會所有制。兩種不同的共同佔有制，其理論上共同區別於私人佔有制的本質特徵是：由於實現了公有制，遂使生產者得以實現對於其剩餘勞動的支配權和監督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他們將佔有主體時而視為國家，時而視為自治地方公社，時而視為「生產者的聯合體」，但總的來說傾向於視為國家，或者強調國家的統籌職能。蘇聯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的社會共同佔有都宣稱是人民的佔有。但在現實形態中，前者首先和直接表現為各級政府機構，對於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的佔有；後者則首先和直接表現為各級自治體的決策機構，對於生產工具和勞動對象的佔有，從而對社會生產和分配支配權的佔有，中央和地方政府保留對全社會生產和分配進行調節和監督的職能，且為各種自治權的權力淵源。在以上兩種模式中，生產資料的社會共同佔有均首先和直接表現為社會權力機構的佔有。經驗事實表明，直接的經濟民主和直接的政治民主壹樣，壹越出小規模共同體的層次，便得為間接的民主所代替。此處的社會權利機構，是政治下延、經濟上伸的接合點。就像自然界石乳和石筍對接成為石柱後，石柱的發育便難再區分為石乳或石筍的分別發育壹樣，在社會共同佔有生產資料的社會裡，政治和經濟難以截然分開。如此，貫徹到底的公有制原則就必須將公有制原則貫徹到底，即從經濟領域進壹步貫徹到政治領域中去：社會的權力機構也必須是公有的。反過來說就是：如果社會權力機構不表現為共同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也就不可能表現為共同佔有；如果生產者未佔有社會權力機構，生產者也就未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以前我們看到了，沒有經濟民主，就沒有真正的政治民主，現在我們看到了，沒有政治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經濟民主。只有實現人民對宏觀（國家）和微觀（企業）社會權力機構的全面佔有，才能實現人民對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全面佔有。
由於人類的生產活動從來都是群體活動，而不是個體活動，所以人對物的佔有關係實質上是人對人的關係。馬克思和恩格斯著重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壹種聯合生產者的直接佔有制。所謂聯合生產者的直接佔有，就是說，作為生產資料佔有主體的聯合生產者，既是生產資料的直接使用者，又是生產資料的直接支配者，從而是生產和分配活動的直接支配者，只有實現了直接佔有的前提下，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不論是宏觀的國民經濟活動還是微觀的企業經濟活動──才可能表現出自主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可能由於自身的激發而帶來生產力其他部分的激發。這就是理論上作過推測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所在。聯合生產者本身就是最高的佔有主體，在他們和生產資料之間，絕不允許再插進另外壹個佔有主體。否則就形成了名義佔有和實際佔有。顯然，列寧主義的黨的獨佔性領導，與這種聯合生產者的直接佔有是無法吻合的。被治者無權自由選擇治者，即意味著人民無權通過自己自由選擇出來的代表佔有社會權力機構從而佔有社會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成了壹句空話。非民主的政治便導致了經濟的實質上的非民主。
由此可見，只有代議制民主──宏觀的和微觀的──才是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種經濟制度連貫壹致的政治制度。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理論本身就預先潛在假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級權力機構──宏觀的和微觀的──都必須是「由民作主」（by the people）的民主政體，而不是「替民作主」（for the people）的黨主政體。社會主義的定義不僅只包括生產力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還包括政治權力的社會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只構成社會共同佔有的完成。這壹步僅僅做到了集產集權；黨還政於民，令宏觀和微觀的民選社會權力機構成為社會唯壹的權力機構，才構成社會共同佔有的完成。這壹步才做到了公產公權。公產公權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壹切國家形式「謎題的謎底」。
列寧主義聲稱，由於黨是由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無產階級先進份子組成的，它代表了社會前進方向和廣大人民利益，所以黨主就是民主。然而自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以來近70年的經驗事實表明，對於社會前進方向的廣大人民利益，黨有代表的時候，也有不代表的時候，還有惡性違背的時候。後者方面，我們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蘇聯的「大清洗」、「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中國的「大躍進」、「廬山會議」、「十年浩劫」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團結工會運動」，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事件」和《爸爸離家上班去》（電影），越南、柬埔寨的「難民狂潮」和「戰火屠城」，北朝鮮的「個人崇拜」和「政權傳子」等等，不壹而足。已被經驗事實反證了的命題便無需再做理論推導的反證了。「黨主命定代表論」並不能成立。黨主並非沒有自身調節功能，但是這種功能卻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人的個性，且往往是壹種後處理式的調節。當然，民主政體也並不是十全十美的政體，但在所有已知政體形式中，只有這種形式才能比較有效地約束執政者或者執政黨違背民意的傾向和行動，這也是為近代民主國家出現以來近300年的經驗事實所證明了的。
從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關係的原理來看，「壹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近20年來，社會主義諸國所經歷的認受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遠較它們所要挑戰的西方諸國所經歷的為重。光看壹個指標就夠了：從社會主義諸國合法或非法移居西方諸國的人數，較反方向移居的人數，多得不可同日而語。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諸國的成績也是膛乎其後。日本1952年的人均產值只相當於蘇聯1930年的人均產值，而至1980年，蘇聯的人均產值便只要日本的三分之二。 1980年，中國的人均產值在全世界近160個國家和地區中，僅僅排在120位上下。遲於它成立的國家有近80個，其中有40餘個的人均產值排在它前頭，這些國家的前身，基本上是壹窮二白的殖民地。1960年代初中國名噪壹時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會於中秋佳節進食月餅的時候，想到自己有此口福之時，不能忘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還生活在忍饑挨餓之中。如果僅就人均產值而言，他不知道，他的國家當時尚排在世界各國的末三分之壹組別內。固然，造成社會主義諸國政治、經濟方面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配合不當、外部封鎖和內部排外等等。但是，政體形式落後和上層建築與生產關係未能相互配合，不能不說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並未真正過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經驗事實已經和仍在「科學地回答」，沒有政治民主的經濟民主，很難成為真實和成功的經濟民主。

四、公產公權應是共產制度謎題謎底
至此，我們可以將本文的觀點概括如下：（壹）政治民主的定義是：人民有權自由選擇候選個人或政黨；（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是複式民主，既與西方民主的單式民主對立，亦與列寧主義的單式民主對立。正如單式政治民主的真實性有疑問壹樣，單式經濟民主的真實性也是有疑問的；（三）馬克思主義主張民主，而列寧主義主張黨主；民主與公有相符，是為公產公權，黨主與公有不符，僅為集產集權。人民若未佔有社會權力機構，人民就未佔有社會生產資料；（四）人類解放理想境界的實現以公產公權為先行；（五）列寧主義與後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已經遠遠偏離了馬克思主義。
如前所述，公產公權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壹切形式謎題的謎底。但是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上的猜破。如果社會主義運動是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那麼這個啞謎就遲早會被它在實際上猜破。所以，問題不在能否猜破，而在誰先猜破。
如果物極必反的規律和發生作用的話，人們有理由期待：這個謎題將會由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及其第二代首先猜破。在實行民主的客觀必要條件，如人均產值、傳意通達程度、識字率、都市化水準、軍隊服從等方面，1986年的中國絲毫不比1688年的英國、1776年的美國和1875年的法國差。例如，1776年的美國8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兩三個，其都市化水準尚不及今日中國的寧夏和青海，當時更無廣播電視為大眾傳媒；而其人均產值則絕無可能高於今日中國。在主觀必要條件方面，作為壹個民族，中國原來事實上並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更加崇尚專制的生活方式；誠然，存在著所謂自身文化缺乏民主傳統的問題。不過，在今天這個世界連成壹氣的時代，它可以現成地從西方政治學理論和各國民主改革的經驗中汲取養料。此外，它還可以現成地從自身「五四運動」和辛亥革命以來的民主思想和目前香港的民主改造中繼承遺產。孫中山的民主思想自不待言，中共締造者陳獨秀和李大釗其實早就悟出了複式民主的真諦。中國可以不必像西歐各國當初那樣，痛苦地等待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為它們找出和加工民主的理論武器。西方政治學研究得出結論說，在各種必要條件中，精英階層的認識和決心才是決定性的。大規模的民族性改造，有賴於政權的認可和推動，試想：全民受到最高領導如此深入廣泛動員的文革是「十年訓政」而非「十年動亂」。因此，中共改革派如有意於民主改革進而逐步「還政於民」，就必須首先在自身「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應該不難看到，這種起源於他們思想進步的首先成果，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目標：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落後的態勢，得以不可逆轉地擺脫。
不過，和以往那些成就了英、美、法、德、意、日等民主革命的巨人不同，為首先猜破謎題的那些巨人所接納的民主思想，必然是複式民主思想，他們所成就的民主革命，必然是預期中的複式民主革命。複式民主將與多元公有壹道構成這種改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
如果這壹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轉變果真發生，那麼，人們就可以期待：壹種人類從未經驗過的民主，壹種複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在等待了本來也許不該等待那麼漫長的歲月之後，終於從它的觀念形態變成了現實形態，馬克思主義之社會主義民主觀就從「彼岸世界的真理」變成「此岸世界的真理」。

馬氏起念非真餘皆妄議，斯人斯學先後壽終正寢。

共產極權與中國社會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並是強搶惡要造成的。土改剛結束的1953年，黨就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農民的所有財產都歸了黨。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擡糧價，然後命令全國23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壹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壹場淮海戰役”。
1953年10月，黨頒布了過度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953年6月起，又開始了“公私合營”，至1956年底基本結束。執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稅收政策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歧視。但薄壹波的新稅率方案被毛澤東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來。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後統壹定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來，定息取消。由此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皆自動轉為國營企業。壹場文革，無端地剝奪了中國幾萬民族資本家應得的家產和股東利息。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99.6%和占職工總數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29598個，240萬人。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經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98.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黨手中。經過文革的“狠鬥私字壹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財產私有制是文明進程必要的保證。沒有人類對物資的占有規則，社會就是無序的。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社會財富無法良性積累，無法做乘法，只會在以暴制暴的循環中做些加加減減罷了；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也不會建立起壹套以契約為基礎的憲政秩序，只會生成權錢交易的黑幕與專制的鐵閘。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達到制度約束。私有制是有底線的，而公有制是沒有底線的。公有的結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資源 ，然後又來掠奪人民。公有制蔑視壹切個人的權利，造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進壹步破壞了文明，直至造成戰爭。
共產黨的公有制才是最極端最徹底最殘酷的私有制，它是極少數管理公有財產的個人或政治小團體對失去私有財產的全體公民的私有制。歷史和現實證明，公有財產根本不可能歸全民所有，也沒法管理，它只會歸少數小團體所有，而全體公民倒是真的變成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然就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維護政治小團體權威之外，壹無是處。當壹個人不具備財產權的時候，他必然失去責任心，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他隨時可以被剝奪，也隨時可以剝奪他人。最後結果是，權力至上！走向了獨裁與專制。少數幾個堅守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在經濟是壹敗塗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恥的封建世襲王朝。這些都是實證。
列寧說：“壹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這就是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這才是公有制的結果和內在實質。對領導人來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維護他們的絕對權力。社會主義制度這塊招牌的唯壹優越性是給他們堅持特權專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會主義，他們立刻就罵妳想“篡黨奪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實行對社會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們沒有經濟的自由，社會資源完全為權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擇業。人們壹旦偏離了這個所謂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飯碗的可能。在中國，國企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還在指望政府賞壹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裏多夾壹塊肉，討好上級都來不及，還談什麽選舉、監督、罷免、創制、復決等民主形式呢？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訴冤、上街遊行是“顛覆國家政權”，記者揭露腐敗現象、知識分子和網民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卻是“危害國家安全”，…這種“人民的國家”，豈不是天下的笑話嗎？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毫無自由。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
中國電信是國有資產，但中國電信漲價的時候征求過妳的意見麽？中國石化是國有資產，妳從中國石化的巨額利潤裏分到過壹分錢麽？CCTV是國有資產，妳能在妳需要的時候到CCTV的演播廳裏由衷地說句心裏話麽？滿大街跑的高級轎車，全國各地的高樓大廈，大部分是國有資產，妳能像屬於自己的資產壹樣走進去坐上兩分鐘麽？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這些資產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沒有民主投票的社會中，國有資產就是當權者可以隨意宰割，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資產。在這種背景下，當權者巴不得國有資產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才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貪汙天堂。
胡主政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另外還有四五百萬的巨額資金用於各種工農業大項目。只因為胡無意中的壹句話——“我小時候，常常在東城河遊泳，現在那裏還好吧？”泰州方面馬上立項並投入八億多元巨額資金對因汙染嚴重而早就不能遊泳的東城河進行改造。聽說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泰州向江蘇省政府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用於姜堰舊城改造。隨後江蘇省政府撥款5億，地方籌3億（後來又追加2億多）對原來只有巴掌大壹點的姜堰城區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個多億重建了個天價火車站（包括火車站廣場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資三千多萬還沒有投入使用但與現在的豪華火車站風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車站炸掉了事。

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時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四十年的時候，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即清朝，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是33%。當時整個歐洲才占世界經濟的23%；美國只占0.8%。1900年，中國的經濟在世界只占6.2%。又過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國在1800年時雖僅占0.8%，現在則上升到占全球經濟的30%以上，綜合指數占全球的43%。保守地說，現在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時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占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國經濟好像數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9強左右，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只相當於美國的壹個紐約州；或相當於德克薩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國占世界的GDP比重來看，中國150年來經濟根本沒有進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執政的幾十年。這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臺灣原是個貧窮的、缺乏資源的地方，但他們把經濟搞起來了。當臺灣人民人均收入為1.5萬美元的時候，中國大陸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億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這到底是為了什麽？難道共產主義，真的如壹般人所說的，代表貧窮與落後？同樣是中國人，他們的經濟為什麽成長那麽快？而中國大陸擁有那麽豐富的資源，為什麽下滑速度那麽快？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25億元，虧損總額升至1150.7億元，盈虧相抵後的凈虧損高達625.6億元，相當每賺100元的同時賠出去219元（據200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不知何故，中國統計年鑒後來只公布利潤總額，不再公布虧損總額。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只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只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制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堿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壹半因掠奪性開采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2001年，我國國有企業相互拖欠貨款已經超過1.6萬億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馮傑透露，從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質檢總局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貨值111億元人民幣，而保守估計，市場上假冒產品總量超過1370億元。國家為此每年損失稅收250多億元。

據2002年報道：中國總計40億份已簽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私營經濟中的逃稅額占應交稅的50%，而逃稅帶來的損失每年1000億人民幣；假冒偽劣產品占全國所有產品的40%，每年造成2000億元的損失；大型國營企業中有2/3虛報帳目；基建項目平均有15%-20%的資金損失在行賄、詐騙和質量低劣上。另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在參加福建企業家活動時透露；中國每年因為不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由於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由於產質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見《新聞自由導報》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布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2003年11月26日發表報告，中國的四大銀行和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全為投機級，中國銀行業不良壞帳比例在44－45%，不良貸款，即壞帳的總數高達3萬5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不包括1999年已從銀行剝離的14000億壞賬）。 香港大公報報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在公開場合指出，2004年中國國債累計約2兆元人民幣，雖然相對於2003年11兆元的GDP來說，還不到20%，但是1千7百億美元的外債，換算成人民幣約1兆余元，加起來中國就有3兆4千億元的債務。此外，中國還有3千億元的財政赤字、3千億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億元的出口退稅沒有退，這些總共加起來約占當時的GDP的37%。大陸專家提醒，中國包括國債、財政赤字和銀行不良貸款等在內的債務累計達六兆余元人民幣，超過當時的GDP的50%，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中共掌控全部資產，不斷增加稅收。中國大陸的稅收，每年的增長幅度從2001年的27%增長到2004年的31%，表明統治集團向百姓斂錢的速度加快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稅，比實際增加的收入還多。 受美國鹽湖城申奧活動中暴露的醜聞的警戒，中共改變了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行賄辦法，具體做法是： 第壹，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於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時，中共給考察團的每個成員配備了壹個懂外語的美女，給這些委員陪吃、陪玩、陪睡覺。 第二，經江澤民批準，中國奧申委以絕密的方式送給薩馬蘭奇壹個由陜西出土的真實文物：兵馬俑。1993年，中國以同樣方式送薩馬蘭奇這老狗壹個真實的兵馬傭。 第三，由於用金錢行賄國際奧委會成員已經很危險，中共改為用壹種更為不留痕跡的方式對國際奧委會成員進行賄賂：把北京在未來7年中要進行的大型建設項目發包給壹些國際集團，而那些將要投中國票的奧委會成員與這些國際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事後，再由這些國際集團暗中把錢送給那些投中國票的國際奧委會成員。這樣，雙方都安全保險。 中共贓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貪、最殘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萬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5千億元，占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鄭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門人員編制是虛設的，這種情況已連續存在五至七年。虛報人員的工資、津貼，每年達壹億八千二百萬至二億壹千二百萬元被侵吞。國土部到廈門檢查，證實廈門城市地區土地已經全部“出賣”完，是全國首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土地告賣罄，有7百多億土地資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開發資金四千二百億元，其中高達三千億元下落不明。 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壹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出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系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15%，壞的和最壞的高達30%；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8%，壞的和最壞的占到了60%。壹中紀委幹部講：“中國的腐敗太嚴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產黨個個都抓出去槍斃算了”。 目前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並，政府和壹些公司聯合起來兼並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把它征購、征用，然後倒手買賣。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 楊世洪歷任武漢市江岸區區長、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局長等職。檢察機關查明：1994年至1999年間，楊夥同他人共同貪汙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幣，楊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楊收受他人賄賂2,125,000元人民幣、101,000美元、10,000元港幣、價值 511,080元人民幣的兩套住房。他壹方面瘋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讓其情婦出面將武漢市1千多畝土地以每畝7.3 萬元買進，轉手以每畝50多萬賣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廳廳長劉佑林等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和規定，從1993年先後強行征地15000畝左右，致使1萬多農戶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讓費也超過50億元人民幣。自貢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讓費，打發走這塊土地上的3萬多農村人口。不同意拆遷的農戶，先是遭斷水、斷電、斷路的逼迫，後由司法部門出面搶財物、炸房屋、將房屋推平等等。失地農民葉興華被鄉長陳文賢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幾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簡易動遷房環境惡劣而掉進深溝活活摔死；被抓捕打傷的農民比比皆是。劉佑林的弟弟、自貢市郊農民劉偉林成了呼風喚雨的、擁有上億元的財產的老板。劉佑林的“忠誠”下屬、紅旗鄉的鄉長陳文賢擁有的土地、別墅、私人公司、各種汽車等有形資產已達數千萬元，其無形資產還有5千萬元。當地農民編了幾句順口溜形容陳文賢的生活：“住的豪華別墅，行的奔馳代步，穿的高檔衣褲，玩的壹正五副(指六個女人)，吃的山珍龍肉。” 溫州的地價為50—60萬每畝，按正式規則，農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點“活動費”，比如總價的3%。但是現在呢？政府得大頭，壹畝地50萬，政府至少拿去30萬，農民能得10萬就不錯了，中間還有層層卡要。誰是真主人，誰是假主人，實看特明白。 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中國政府土地征用的財政收入有幾十個億，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場價格自願地從農民那裏購買的話，農民會比城裏人富，香港和臺灣的鄉下人就是這樣。所以三農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妳土地私有了，農民就自然富了。 農業的發展肯定離不開土地，中國有60%的耕地處於中等產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每公頃土地農業增收127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在韓國是22400美元，臺灣是13150美元，因為韓國與臺灣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穩定，這說明穩定的土地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貪汙腐化潛逃國外。據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壹份期刊的報道和2000年北京大學的壹份研究報告，從1978年到1994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達2400億美元；從1997年到1999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將近1000億美元。二者相加，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被各級官僚和太子黨轉移到海外去了，他們用這筆錢在海外辦了實體，購置了豪華別墅、汽車、遊艇及房地產。這些錢可以為中國建30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學，相當於目前美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30萬公裏鐵路，相當於目前美國鐵路的總裏程數，…… 朱熔基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用12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觸目驚心，舉世無雙”。他承認，2000年資金外流5500億人民幣、2001年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價62%。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1%。大陸人在美國壹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麽新聞。  審計署2004年報告：從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間，國有企業每年因貪汙而外流的資金達3500億，共外流1.98萬億至2.1萬億元。據報導，2003年1月以來，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級主管外逃，卷走的資金或造成的資金黑洞近百億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資金7億多元的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留下40多億元貸款窟窿的奧園發展董事長劉波，以及在9.88億元巨額擔保面前“人間蒸發”的ST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國大陸嚴禁賭博，民眾壹有機會赴境外就大肆豪賭，據估計，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資金近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貪官萬人次赴朝鮮賭博，每年為朝鮮帶來10億收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中國大陸賭客2001年在澳門壹地輸掉的賭資高達20億人民幣。 沈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壹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改革以來，“中國每天有壹億美金流入美國，也就是說每個月有30個億的美金，壹年有300多個億的美金流入美國。”這裏說的還僅僅只是流入美國，壹個國家的數額。那麽，流入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有沒有人敢算。 據統計，在西方國家定居的，幹部家屬占85%，高級幹部家屬占8.2%。在香港、澳門定居的幹部家屬，分別有15萬人、1.2萬人。高幹家屬在外國定居簡況：副總理壹級高幹家屬，有81人； 正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1795人； 副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34700余人。6.2萬多名高幹家屬，在國外的資產超過2千億美元，相等於中國大陸20多年來外匯儲備數。另外，近50萬在外國的黨政軍幹部家屬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資產、資金生活；有六成在當地設有公司和在國內設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國中資公司經商；有壹成在當地的其它方面發展。江澤民在各省培養出的黨的好幹部外逃壹覽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國際機場，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黨組書記蔣清芳神情自若地將出國護照遞到了機場檢查人員的手中。幾小時後，蔣清芳攜百萬巨款順利到達美國。第二天，中國國家煙草局和河南省煙草局分別收到了蔣清芳以傳真形式發回的辭職報告，文中有“對不起煙草系統，對不起黨”等言辭。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歲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出境，經新加坡，轉至美國。她在紐約黃金地帶置辦至少5處高級房產，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涉案金額高達2．532億元，19名官員被查處，楊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處。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竣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後，分別遠遁海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陳新攜帶據為己有的4000多萬元公款輾轉潛逃到越南；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竈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在貪汙銀行儲備金後，攜帶著巨額現金偷渡到泰國。 2002年短短壹年間，河南省有兩位廳局級高官攜巨款相繼出逃。這兩位廳級官員，壹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曾任漯河市市委書記）；另壹個是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清芳。 索娶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就持因私護照，攜妻倉皇出逃澳大利亞。 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則貪汙1600多萬元後逃匿海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顏旭東夥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設資金5000多萬元，潛逃國外……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非法向國外轉移資金達１億元之多，然後攜帶壹家8口逃到國外，而公司財務上竟沒有這筆賬。 2004年官場集體揮霍國庫的五條渠道是：1）幹部公費出境出國開支，年達5千億；2）公費專車412萬輛，年耗資6千億；3）公費招待吃喝2千億元；4）非法獎金、福利年達三3億元；5）侵吞各類稅收年達4千5百億元。這五大腐敗加起來，每年達二萬億元。 經專家統計，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間，平均每年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5-14.9%。中國坐穩了世界頭號腐敗大國的金交椅。每年資本外逃的數字，比同年引進的外資還要多。2000年，外逃資本480億美元，而同期引進的外資為407億美元，中國於是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國際接軌”的超高地價和房價；中國股市上瘋狂圈錢的上市公司；連學校和醫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兩條惡狼！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人民辛辛苦苦積攥下來的血汗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進貪官和少數人的腰包，權力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  銀行行長貸給妳壹百萬，妳要回頭給他五十萬，給他存到美國Citibank（花旗銀行），或存到瑞士。當了幾年銀行行長，這麽百分之幾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國投資移民，50萬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國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連5000萬資產的壹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壹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 每個人都利用權力盡快的把國家財產轉為個人資產。中國正處於壹個把國家財產瓜分化的過程，所以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在是“盜竊經濟”，人人盜竊國家財產。因此導致中國的壞貸款特別多。全世界沒有這麽高的。 2003年1月7號我國第壹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正式開通，粵海鐵跨瓊州海峽，全長345公裏。粵海鐵路最初的設計運力達1100萬噸，然而從2003年3月開通貨運業務以來，它平均每月的運輸量還不到2萬噸，每天四個航運中，至少有兩個在空駛。整個粵海鐵路總投資額超過48億元，除近20億的國債投資外，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22.25億元，僅銀行貸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萬元，每天6萬元的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　
　　　 經官方查明，從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成立7個實體，充當中間商，套取鐵路建設資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資金6億3千4百88萬元毛利，實際流失建設資金達3億3千2百45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作為獎金福利分給了個人。2003年12月26日，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原領導班子成員唐建偉、樸英元、杜惠榮、李遜、張培金等人因私分國有資產和受賄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總經理唐建偉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壹紙劃給了個別人。壹夜間，深圳又出了壹批億萬富豪，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壹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於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壹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後隨即宣布全體員工壹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壹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壹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浪費占65%。“大躍進”和“文革”使中國損失的財富，據估計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還是當時的價格。可以用它建8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800所大學，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八萬公裏鐵路，比目前中國的鐵路總裏程還多二萬公裏，……。 豆腐渣工程勞民傷財。毛澤東說：“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17萬民工，先後逃跑勞動力2萬人，從1958年壹直幹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僅僅在離工地不遠的壹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工程整個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資金1.7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裏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大躍進時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橋、石漫灘等52座水庫1975年發生垮壩，遂平縣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 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全地區有大小26座水庫相繼崩堤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75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400多萬群眾被洪水圍困，10多萬群眾死亡，30多萬頭大牲畜漂沒，300多萬間房屋倒塌，打撈到的屍體10萬多具，後續因缺糧、感染、傳染引起的死亡14萬，共24萬多人死亡，與次年的最大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數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庫垮壩還更禍害人。直接經濟損失34.97億元，相當於建駐馬店專區以來十幾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庫造成了後來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時洪水開始破安康城進水，20時就淹沒了全城，未淹斃者奔向二樓、三樓，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如此快地漲水高達19.4米，顯然是由於下遊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則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寬深的河槽裏排出去。當地人民或謂淹死千人，或謂萬人，慘絕人倫。安康以上漢水流域面積僅38700平方公裏，已建有四個大壩，理應攔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遊丹江口大壩與石梯峽谷之阻，使卵石沈積河槽而擡高洪水成災漢。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8 月），計劃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堿化，不長莊稼了。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 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 1961 年鹽堿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堿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壹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山東省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庫、33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 為證明“黃河清，聖人出”而興建三門峽水庫，當局把反建壩的黃炎培之子黃萬裏打為成“右派”，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斥彭德懷和黃萬裏壹樣腦後長著反骨。三門峽工程建成後的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淤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河床擡高，渭河航運窒息，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鹽堿化、沼澤化，糧食因此減產。這壹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後橫向沖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壹個縣城被迫遷走。

1962年3月，水庫內的淤積已迅速發展，潼關河床在壹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成了“懸河”，危及西安的安全。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後花了20多年將該電站的設施壹再改造（如增設大壩的排沙底孔等）。經多年改造，這個當初設計為裝機百余萬千瓦的大型電站被縮小成只能發20余萬千瓦的中型電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無家可歸。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災。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災最重，渭河河堤多處沖潰，幾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大量農田、村莊被淹，經濟損失慘重，生態破壞巨大。以渭南市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過渭南全境需要7、8個小時，後來需要20多個小時，到了2003年洪峰通過渭南全境則用了50多個小時。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卻高出1.7米。照這趨勢，不用多久，關中平原這個天府將不復存在。 70年代在長江修建葛洲壩水電站是個典型的“三邊”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這個耗資幾十億元的工程上馬時居然沒有規劃設計文件，也沒有比較方案和計算經濟效益。開工不久就出現了質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築。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長達十幾年之久，工程投資的決算超過原來預算的4倍多；電站裝機容量為271.5萬千瓦，而保證出力僅為76.8萬千瓦；水電站因受到長江航運的限制不能擔任電網調峰的任務，長江汛期的水能也難以利用；船閘閘門常因沖沙而發生事故，長江因此經常停航。這個得不償失的工程，其單位千瓦投資比長江不少支流上的水電站貴幾倍。 三峽工程還沒開始，3個億就花掉了。原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7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貪了幾個億，已外逃。負責三峽工程移民金文昭[軍人出身]，貪了12個億。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在控訴書中指出，按照當時李鵬簽署的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他們每畝被征用的耕地應得補償不少於56,000元，而且補償期限應該是15年。然而實際上，當地政府付給他們的補償費，每畝地僅僅為1,408元，補償期也僅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規定的移民安置費，每個移民應得30,000多元，實際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們生活補助費被克扣了近4/5，房屋補償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國《星期電訊報》說，四川萬縣、湖北宜昌的農民，被迫遷移卻又壹無所有，紅頭文件裏答應的安置條件竟然有壹大半成為泡影。 原計劃移民120萬，實際牽涉面卻達1,000萬；原計劃用於移民的安置費是150億元人民幣，後來追加到700億元，還在叫嚷短缺。三峽移民80%在萬州，中央曾規劃在那裏建氯堿化工廠，近20億的資金投入後打了水漂，未見出產品，建了壹大堆職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萬州事件就是官員們不把百姓當人引發的。去年溫家寶總理在萬州區為民工熊德明討工資，壹些官員如果能體會到總理親民的苦心，何至於有“萬州暴動”！ 三峽工程移民，官方大談移民“顧全大局”。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產損失300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70萬元。 後來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也僅是2002年全國發電量16400億千瓦時的5%左右。2002年全國的水電發電量是2710億千瓦時，也是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的三倍多。即使以後9年沒有其它新的水電工程竣工，三峽工程的發電量也只是全國水電發電量的1/4弱。三峽電廠的人說，如果漂浮層厚壹米的話，三峽每天發電損失是60萬元。 2004年4月三峽壩區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壩淹死18人，其中12人為幼兒。9月川渝地區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萬人受災，181人死亡，50人失蹤，三峽船閘停航4日。開縣、達州及千年古鎮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沒；重慶北碚、萬州鐵峰山、宣漢縣天臺鄉等發生山體滑坡。其中萬州鐵峰山滑坡3平方公裏，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場鎮變為廢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 1986年，為緩解冀東地區缺水困境，河北省決定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境內灤河支流青龍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庫，從此，青龍縣8個鄉、36個村、104個自然村的4萬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規模非自願性移民的血淚之途。在壹個典型個案中，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訂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安置辦法》計算，移民張友仁應得林果補償金55萬3千元，但依據安置地秦皇島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記林果補償金超過1500元的戶，按每戶1500元進行補償”。這壹切下去，張友仁應得款項的99.7%就抹了。據上萬人簽名的唐山移民上書中透露，各級移民辦公室從不公布帳務，移民費被唐山市長等層層克扣。僅唐山市移民辦正副主任李增榮張兆榮二人，便貪汙挪用移民款達1181萬元（見《唐山勞動報》）！桃林口水庫移民上告8年了，不僅公道沒討回來，還屢遭毒打監禁。據“萬人折”舉證：“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恐嚇道：‘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妳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中國青年報》2004年7月28日報道，建國50年來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萬，其中有1000多萬壹直處於貧困之中。這個殘酷的事實使政府以“水電扶貧”的托辭破產。 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在1940年代大峽谷水壩中受到影響的印地安人科爾維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賠償5400萬美元外，每年還付給1500萬美元的電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蘇裏河流域基金價值2億美金專門用於幫助印地安部落爭取補償過去在美國聯邦政府建設大壩中蒙受損失的法律援助活動。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洪峰襲擊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視察該市，問及防洪準備時，該市壹名副市長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證：九江堤壩，固若金湯。幾天後，九江堤壩決堤，3656名市民葬身魚腹，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結果，就在堤壩的關鍵處，人們發現，工程被偷工減料，應放鋼筋處，竟放了竹筋。原來，在貪官眼裏，防洪大事，不過是兒戲。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要是依照水利專家的建議從荊江分洪，就不會造成壹萬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達500多億元的財產損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東縣焦家灣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2003年3月，主體工程剛完工的廣東信宜市石崗嘴大橋突然坍塌，連裝修都來不及；…… 1999年1月，耗資人民幣4億2,600萬元興建、被譽為亞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寧波大橋，在合攏前因發生橋板斷裂而不得不將將大橋主體拆掉重建。 湖北黃石長江公路大橋竣工僅7年就“重病纏身”，有關部門在投入7000多萬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大修”仍未矯正後，只好決定投資29.4億元再建壹座大橋（《揚子晚報》2006年4月9日）。黃石長江公路大橋開工之時，地質資料不全，施工設計圖未及時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還沒有到位就急著上馬；施工期間，隨意更改設計的現象時有發生；竣工驗收報告上明明寫著“主橋邊跨現澆段結構主拉應力安全儲備偏小，局部出現裂縫”，有關部門仍將其評為優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廳對錢塘江江堤工程進行檢查時，發現壹段造價500萬元、按百年壹遇標準設計、為防禦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單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克扣1804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360萬元。阜南縣3個鄉鎮的17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20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投資壹點零五億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由於相關工藝對垃圾分類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國內不具備這個條件，引進設備試運行四個月即被棄用。 有網民稱，大連市到今天還在使用日本當年占領東北時期修建的自來水管道。在長春，日本人當年主持修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很結實，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晚蓋了半個世紀，質量還遠遠不如早年的。  為什麽同樣是城市別人可以管理得那麽好，以至於紐約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還可以用，地下管道還可以布線纜。德國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時代修的，現在還好好的。 中國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幾年年就壞了。珠海的機場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沒兩年，路基嚴重沈降，以至車開在路上，每幾百米就要剎車減速，然後“咣”地在橋面上彈起。壹條“高速”簡直就是搓板路。 投資760多萬元的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原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坍塌，連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號稱亞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車站、北京西站，是這類“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後頻頻發生的漏雨滲水、電梯故障、通風不暢、地面凹凸、井蓋翻倒、以及因乘車道狹小陰暗而造成乘客擠傷踩傷，不壹而足。在這些亂象的背後，是該站招標、設計和施工階段中層層賄賂、處處回扣，高達數億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陽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層大樓突然垮塌，還砸死了20位消防人員。 曾當阜陽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王懷忠從阜陽調進省裏之前，就與數名婦女不清不楚，為王懷忠生過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個”。這在阜陽是盡人皆知。王懷忠貪贓枉法問題，帶出了壹大批權力系統的關鍵人物。王“咬”出來的官員已多達160多名，據了解，遠不止這個數字。當中紀委負責王懷忠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向阜陽市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宣布，凡與王懷忠問題有牽連的幹部，必須主動交代問題，否則壹旦查出將從重處罰時，整個阜陽市恰似“烏雲籠罩”，大大小小官員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們彼此見面的第壹句話就是：中紀委找妳談話沒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萬元買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澤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他人人民幣總額為517.1萬元，被立即執行死刑。

1989年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發展成本。中國科學院算了壹筆賬，幹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狀況下每花1美元，在中國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態環境占0.17，結構不合理與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過10%的世界能源，卻僅產出3.4%的GDP，而同期美國消耗20%的世界能源產出了35%的GDP。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約相當於中國的15倍。中國平均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余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余倍。 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組數據表明，中國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30多萬億美元，可中國的GDP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為1087美元[世界60億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撐全球4%的GDP卻耗費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鐵礦石、34%的鋼鐵、30%的煤炭、近20%的鋁和銅、13%的電力，以及7.6%的石油[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產出的經濟總量和投入的資源總量顯然不成正比。中國年進口石油6500萬噸，占中國總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擔心中國長期增長會否導致全球資源不足，“中國會不會餓死全世界”？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快，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壹個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麽樣了，經濟落後，民生雕敝，貪官橫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山西還是模範省份；清代的山西，經濟強；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現在的山西是貧困省”。 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郁郁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及至春秋戰國，硝煙彌漫，烽火連天，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壹統天下，繼續折騰，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漢時，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農貴粟（發展單壹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於是為解決吃飯問題和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軍隊的供給問題，只好大規模毀林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毀滅。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面臨著威脅；隋時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1949年後在北京城建規劃中，建築學家粱思成試圖保護住北京的古都風貌，毛澤東否決了，說：“不，我要站在天安門上滿眼望去全是煙囪，冒著滾滾的濃煙！”於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墻不該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來：“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當時的中宣部官員，現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何祚庥還建議要拆除故宮，理由是“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 1949年後，“大躍進”全民煉鋼，又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汙染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開發區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全國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絕大多數國營森工企業將面臨無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劇。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占1/3，並且以每年2萬平方公裏的速度發展。由於牧畜過載，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壹。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裏，約占國土面積的15.5%。沙化面積每年擴展2460平方公裏，每分鐘就有4.5畝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國土面積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億畝，荒漠沙漠就占了10億多畝。中國喪失了土地3.9萬平方公裏。2004年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裏鐵路以及許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脅。 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沙塵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紀25次/年。沙塵暴不斷襲擊北京、南京、重慶、甚至臺灣；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裏的速度增加，中國的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約1/3。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壹。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裏。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萬平方公裏，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主要有：西遼河上遊，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遊，金沙江下遊，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每年因水土流失，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層，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黃河經常斷流，泥沙淤積，成為懸河；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長江的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長江已經成為第二條黃河。 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幹涸；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裏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在內蒙，黑河下遊也斷流幹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近些年來，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幹涸。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積達600平方公裏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裏的茍魯錯湖，已完全幹涸成壹個幹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為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瑪多縣4千多個湖泊中90%已幹涸，如今銳減到3百多個。 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裏，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嚴重汙染、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壹大半；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經為20000平方公裏，1972年徹底幹涸了。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余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汙染嚴重，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汙染；汙染河流1998年已達72%。全國達標排放的城市廢水，至今還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夠正常排水的區域只有50%，汙水處理率只有40%，有60%的汙水隨便流淌。北京就因為壹場“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澤國”，全市多個地區嚴重積水、交通癱瘓，人們甚至可以當街遊泳。 中國大陸約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汙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采已造成汙染和地面沈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149個，面積達15.8萬平方公裏。已有46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沈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沈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有1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沈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億九千萬人喝的水，含超過設定標準的有害物質。中國東部、東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萬農民，他們的飲水中氟含量超過標準。氟是壹種有毒化學元素。與水汙染有關的肝癌和胃癌，已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殺手。 2001年的壹場特大洪水，有380億 加侖嚴重受汙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發生前的若幹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癥的幾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且，淮河沿岸農村男孩的身體素 質從來都達不到參軍的要求。淮河水汙染造成了眾多的腫瘤村。三面環水的黃孟營村長期處在汙染的包圍之中，井水與河水壹樣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壯年常年拉肚子，育齡夫婦中多數人患有不育癥，人口呈負增長，新生兒畸形，早夭現象屢見不鮮；在近十年的應征青年入伍體檢中竟無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別死於各種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癥，其中有兩戶（8人）成“絕戶”。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東中部的壹個普通村莊。80年代後期以來村裏每年有十數人死於癌癥。2000年，死亡人數17人，其中11人是因為癌癥死亡。2001年，9人因癌癥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癥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癥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癥死亡。記者和研究人員發現，肖家店村的癌癥與遺傳無關，致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汙染。 肖家店村位於大汶河的下遊，距離大汶河和黃河的交匯點不遠。大汶河汙水的主要源頭來自上遊的壹些縣市。肥城市環保部門對大汶河水的檢測報告顯示，近年來大汶河流域的許多河段水質常年都是汙染最嚴重的劣五類，並且其中的亞硝酸鹽都嚴重超標，而這種物質是壹種強烈的致癌物。嚴重的汙染，不僅影響到肖家店村，該村附近的馬家窪村、李店村的癌癥患者都是越來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據世行九十年代的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 大氣汙染嚴重。中國大氣汙染屬於煤煙型汙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汙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國，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燒為主，造成大量汙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國，粉塵、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於燃煤等帶來的汙染，北京、沈陽、西安、上海、廣州5城市名列世界汙染最重的城市之列。當乘坐飛機來到沈陽、太原、西安、蘭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工業粉塵和化學煙霧之中。 當沙塵暴壹次次漫卷大半個中國，酸性粉塵和沙塵已漂到了日本列島、韓國、臺澎列島上空；當飛機飛過南海、東海、黃海、渤海上空，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應湛藍的海水幾乎全部變成壹片灰黃。國產黃花魚和國產帶魚，早就由於汙染而發生畸變了。科學家們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由於工業汙染，中國 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中國日報》報道，中國環保的力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使中國酸雨汙染問題失控。全國有250個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億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2001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汙染最重的20個城市，16個是中國的。全球汙染最重的10個城市，中國就占9個。在那裏兒童壹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兩包香煙據世行估計，空氣汙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每年奪走30萬中國人的性命。 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廢舊物資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東南亞的廢、舊服裝大量傾銷中國。後來又是成套的工業淘汰設備在中國成了搶手貨，幾千億的美元交了“學費”。現在，其它國家汙染環境的企業大量向中國轉移。 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中國為治理環境汙染支出數以千億元，單是淮河就扔下幾百億元。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壹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政府懲治環境汙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個漏洞是政府對造成汙染企業的罰款，遠遠低於企業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意治理。另外壹個漏洞是，由於環境監查是階段性的，很多企業在監查期內表現非常好，但是風頭壹過，就又固態復萌。只要媒體不曝光，中央政府沒有發現，能蒙混過關就蒙混過關。

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批判

把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是錯的。科學技術只有極少數的壹部分能夠轉變為生產力，即能夠改善資源的利用或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發明有成千上萬。可以想象，如果人類忽然忘記了全部科學技術，回到了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換，壹切新技術就會重新被發現。相反，如果禁止交換，現有的全部科學技術就會立刻變為壹堆死東西，根本不可能造福於人民，更談不上再去發明什麽新技術。
有人以為單憑科學技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就可不斷地改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科學技術可以克服稀缺性。什麽是稀缺的，只有通過交換，形成了價格，才能精確地度量。在價格無扭曲的情況下，錢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標，節約錢就是節約了稀缺性。壹種新發明是節約了稀缺性還是浪費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賺錢。所以科學技術只有在壹個價格系統的引導下才能豐富社會的物資供應。以為依靠不斷發達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滿足人類不斷擴大的物質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學技術必須在壹個具有正確價格系統的市場經濟內發生和運行。
馬克思認定人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作為勞動對象，都是生產資料。沒有人，沒有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產品的能力，沒有錢購買科技產品，科技及其產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就無從發揮。相反的是，沒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壓力，人的生產幹勁就會沖天，想象力就能馳騁於宇宙、微至電子，科學發現力、技術發明力、產品創造力就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因此，科技及其產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產力。
自由世界的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先進的人權制度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鄧貓發現“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最具詐騙性：它能讓真正的第壹生產力——人民個個爭當好貓，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讓專政權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畢竟有鼠尾吃總比吃素強。這貓論的辯證法是：鄧是貓，專政集團是群鼠；專政集團是群貓，人民是群鼠；兩個基本點是貓，壹個中心是肥碩之鼠；壹個中心是貓，科技是鼠。專政是目的，科技是騙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禍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反平均主義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顯的局限：
1）忽略了經濟領域的基本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遵循機會平等、按貢獻分配等公正的原則，才能達到壹種經濟上較高的“效率”的目標和狀態，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機會的起點應是平等的，機會實現過程應是平等的，同時應當承認並尊重社會成員在發展潛力方面的“自然”差異。機會平等的準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是把個人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壹起。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顯然，只有堅持公正的機會平等和按貢獻分配的規則，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平均主義的弊端、激發社會的活力，從而獲得真正的效率。
2）將這壹提法泛化並覆蓋非經濟領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屬於壹種短期化行為。這壹提法在某個特殊時期對經濟領域起過壹定積極作用，對於非經濟領域而言，其負面作用則是巨大的。在這種提法的影響下，“創收”或亂收費在許多非經濟領域極為流行。
3）這壹提法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顯然是把經濟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中的任何壹個層面或環節如若脫離其它層面或環節的有效支持就無法存在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突進、單方面長足發展的可能性。對於GDP增長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轉型國家的“共發癥”，謂之“GDP崇拜”。
GDP代表經濟增長，但不是全面發展。它反映不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城市與農村是否協調，反映不出壹個經濟體內的貧富差距，反映不出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DP並不等於經濟上的好處。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例如，用於軍火生產的GDP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福利；引起汙染的生產也帶來GDP，但汙染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也許遠遠大於產品帶來的福利。GDP也沒有包括閑暇。
李昌平說：“貴州畢節地區的壹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約值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板”，他們每年給鄉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裏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麽GDP？是垃圾GDP。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什麽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4）這壹提法忽略了作為全社會代表者——政府對於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國作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且整體經濟水平還很低，可分配資源有限，過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個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適的。這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些年來很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5）這壹提法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中國以經濟為中心，倡導效率優先，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人們以經濟效益為惟壹目標，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這必然導致唯利是圖，全社會流行拜金主義，人會被貶低成工具。窮人的生命最易被當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價的名義有組織地剝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對生命尊嚴的集體冷漠，會摧毀壹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如果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麽，全社會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最終也會將災難“分配”到每壹個漠視者的頭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將經濟效益放到了壹個絕對化的位置，它沒有看到發展應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以人為本位的發展應當表現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保證、基本需求應得以滿足、生活水準應不斷的提高。如果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壹方，那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為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無發展的增長”。因此，將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顛倒，便會使發展走形，無法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誤了中國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的形成。有人說：效率屬於生產力範疇，公平屬於生產關系範疇；在生產力落後的條件下，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應優先考慮效率，其次考慮公平。“公平”能兼顧就兼顧，兼顧不到也就算了，結果是“野蠻拆遷”竟成了壹個全國性的問題。河北的壹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妳們只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妳們兩個嘴巴，沒打妳們壹槍，妳們就認便宜吧！”效率高雖然是壹件值得誇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從“高效率”中分享益處，反而因此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變成“流浪者”，那麽這種“高效率”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壹些國家生產力落後的原因是綜合的，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在這些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專制的東西多，如等級、特權、腐敗等等。正是這些不公平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至關重要，應優先考慮之。
2）這壹提法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因而無助於社會不公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社會不公的現象。籠統地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給人們以錯誤觀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這恐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最嚴重的缺陷。

在這壹分配原則中，“效率”是作為與“公平”對應的概念提出的，當簡單地把分配結果的均等視為“公平”時，也容易使人們簡單地把“效率”的實現等同於“拉開收入差距”。
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崗職工實際累計近5000萬人。中央黨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業率達 18.1%；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報告顯示中國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達總勞動力的23%，將近1.7億人。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城市貧困問題凸現出來。
很多人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壹切，帶來壹切。他們信奉“經濟就是命運”，把發展看成是高於壹切的本原。他們把當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歸結為經濟不發達。“物質豐富了，餡餅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這看似有道理，純粹是想當然。它不符合歷史，歷史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我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家住北京海澱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癥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壹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3000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國標準的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萬元人民幣)，人均4224美元(約合35059元人民幣，月均2922元)；2003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1/55。2004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約500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約250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有7億，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人口也有2.5億人，遠不是2900萬人。中國社會為什麽有這麽壹大批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是壹個“官權”遠遠大於“民權”的國家，是壹個不知人權的國家。
中共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按中國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128年！貧困縣的壹般公務員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貧困線的十幾倍。廣東省壹個縣的公務員月收入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個縣則達6000元左右。這兩個縣的鄉鎮幹部月收入還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達10萬元左右。廣東佛山鄉鎮幹部年收入不低於15萬元、高達30萬元。公務員的收入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玩樂旅遊出國及其它福利。國企領導實行年薪制，每年幾十至幾百萬元。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系數或稱洛倫茨系數。如果A為零，基尼系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系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現基尼系數已達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世界銀行1984年在壹研究報告中提醒我國改革中壹定要註意收入分配公平問題，1997年則提出“嚴厲警告”，到了2003年則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25年裏，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速率，為世界之最。隨著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進壹步增長，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壹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
四川漢源縣修水電站征用的土地是每畝2萬元，可農民基本上沒得到任何補償。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錢，才能買回壹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對不願搬遷的群眾，當局動用公安、武警進行逮捕、驅散。由於官商勾結，不法官員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了官員手中，民眾聯名集資上訪也沒結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漢源縣五、六萬名農民，沖破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壹名30來歲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磚頭打死，數人受傷。隨後，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擡著屍體沖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有20名農民被打死，40多人受傷。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稱：10月4日淩晨3點，陜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警察開槍，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河南鄭州七月亦發生同樣的暴力征地事件，當地政府出動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圍該市師家河村，用催淚彈、霰彈槍、電棒等圍捕抵制征地的農民領袖，三十多人中彈受傷。

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幹的惡行，中國官僚們都敢幹。圈地，圈錢，窮人失地又失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社會沖突已達到公眾忍耐的底線。中國新的階級對立已經產生，我們所居住的大地，越來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臟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麽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圍堵政府，當局最後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進行鎮壓，聚集的民眾則用磚頭木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雙方激烈沖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萬元壹畝的土地，到農民手裏只剩2萬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雲南昆明官渡園地區關上鎮和甸營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遊行，當局出動警察、黑社會鎮壓農民，黑社會流氓用釘了釘子的棍棒，當場打傷3位農民。農民毫不畏懼，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奮力反抗，奪下流氓手中的棍棒。當局又出動軍隊驅散農民。
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來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濫用權力、貪汙腐化、巧取豪奪、嚴酷的剝削壓迫、社會財富向極少數群體集中，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社會權利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心理不平衡，自然導致社會矛盾深化，引起社會動蕩。暴力革命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會的不平等如果趨於最小，社會就不會發生政治動亂，更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之類的事情。社會財富占有的構成呈橄欖球形狀看來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國家是這樣的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十個階層的劃分，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中國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狀，極少數富有階層高高站立在頂尖，而絕大多數貧民處於最底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對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
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極少數人，那屬於正常狀態；如果造成大多數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矛盾，並且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解決的唯壹辦法就是讓多數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數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會財富、政治權利等的平衡。做到這壹點，事情也就解決了。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引導下，讓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來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多少地方GDP長壹寸，各種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長壹丈。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在過去壹段時期裏，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不公平。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壹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妳死我活的鬥爭。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是在強化壹種高強度的經濟取向，而不是強化壹種規則意識，因此，它所助長的是壹種畸形的社會。公平擺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無形中就放在第壹位，這必然會導致壹切向錢看，目光短淺，行為短期化。
如果司機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載快跑，導致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超載車難剎、船易沈，中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於交通事故。中國政府統計的公路交通死亡數字低於實際情況；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數字還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業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會拼命的降低成本，會導致勞動條件惡化、事故頻繁發生：“中國五金城”永康市上萬臺沖壓設備沒有安裝防護裝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機器軋斷，成為“斷手之城”；而且會導致工資增長緩慢、勞動者陷入相對貧困化；會導致商品質次價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還會導致企業汙染治理不力、生存環境惡化、癌癥村癡呆村不斷地出現。

最近幾年，見諸報端的各類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其中以煤礦爆炸事故最為頻繁。不論是官企老板，還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驅趕礦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價值”，導致災難連連，人命賤賤。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發生爆炸，次日繁峙縣政府作出的調查結論是：事發當時有40人在井下作業，2死4傷，另外34人安全轉移。壹個月後經礦工和記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礦難死亡人數為46人，數十具遇難礦工的屍體被礦方拋棄於二三十裏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屍滅跡。繁峙礦難也因礦主的殘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驚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產量約50億噸，全球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高達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礦工死去。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總量的84%。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全員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慶市去年產煤2430萬噸，死亡466人，死亡人數占了全國的6.7%。重慶市因煤礦死亡的人數是全國死亡人數的4.7倍，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國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礦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了147位礦工遺體，還有壹失蹤者沒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負責人惡意瞞報，當班下井的63名礦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礦工獲救，仍有29名礦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遼寧省撫順市礦業集團西露天礦發生毒氣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灣礦難，16名礦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魯山縣礦難，33名礦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礦難，19名礦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礦難，68名礦工死亡；12月1日，貴州盤縣礦難，16名礦工死亡。
陜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的遇難者人數達166人。據了解，礦工們多生產，獎金就發得多，年底能領到上千元，而礦領導可能拿到25萬到40萬元不等的獎金。11月22日，陳家山礦井發現有著火現象，但礦領導不停止生產，而是壹面采取灌漿方法滅火，壹面換了個工作面繼續生產。11月23日，火越燒越大，從外面就能聞到濃煙，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產，礦上威脅說誰不下井就扣誰的全年獎金和當月工資，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產。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產值麻木不仁的礦領導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這裏就發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隱瞞沒有上報，煤礦零星死人已經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2001年4月6日，陳家山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導致38名礦工死亡。當時，陳家山煤礦代理礦長宋戰宏被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壹年處分；陳家山煤礦黨委書記南民生被給予撤銷黨委書記處分。過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個煤礦當礦長去了。礦工們說，正是處理過輕，才造成領導不負責任，不把礦工的生命當回事。
這次遇難礦工的賠償標準初步定為4.464萬元人民幣。此標準略低於河北沙河五家鐵礦礦難68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4.8萬元。礦工們用166條生命書寫對專制制度的控訴，用166條生命譜寫中國工人的悲歌。礦工的悲慘景象並沒有促使當局從制度入手改革，當局還在自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繼續用謊言欺騙人民。當局把“生存權”放在第壹位，礦工的“生存權”在哪裏？權力和資本浸透工人們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處伸冤。
英國1960年代發生了壹次礦難，有5人在事故中遇難，英國法庭根據法律判處該礦主必須在壹次付給死難礦工賠償金之後，為了讓礦主永遠記住這壹血的教訓，裁定礦主每壹年礦難這壹天必須拿出壹定數量的慰問金去慰問每壹位遇難礦工家屬，三十年不變。
20世紀80年代，韓國聖水橋垮塌，漢城市乃至政府副總理壹級的高官立即遭逮捕，這壹事件曾震動世界。他國為什麽要如此重判？因為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個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礦長都把礦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還會出現明知有瓦斯危險還叫礦工下井的事嗎？什麽叫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為本。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
幾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時，首先問人受傷了沒有，這是壹種對人生命尊嚴的關懷。
五代十國末年，南漢亡國之君劉宮室以玳瑁珠翠裝飾。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們入深海采珠，辦法是用石頭系足沈下去，用繩索系腰拖回來，“溺死者眾”。後來宋太祖遣潘美率師滅南漢，南漢宮室焚毀，潘美找到劫餘的珠寶，攜回京師獻上禦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宋太祖壹聽，馬上下令解散采珠隊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這不是新中國式重要指示，只是舊中國君主壹顆不忍人之心（《續資治通鑒》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會好大喜功、忽視公平，好高務遠，搞什麽“大躍進”、“洋躍進”、“聖人出”工程，蓋了樓又炸樓，勞民傷財，草棺人命，會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會出現大量的政績工程，餓死幾千萬人，執法不公，禍國殃民。
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數千名工人因為抗議資方的欠薪而發生罷工騷亂，壹些人破壞財產，累計造成工廠直接損失153534元。10月22日，東莞法院對為首的5名工人分別處於兩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紀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歲的女孩，五位工人為資方的15萬元損失，需要付出累計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是引發騷亂的原因，如果工人們應該為他們的憤怒付出代價的話，難道資方就不應該為它拖欠累計上百萬的工資欠薪而受到懲罰嗎？購買該臺商產品的美國耐克、瑞跑等鞋業公司獲悉後，致信給中國官方，要求對這些工人從輕發落。2004年底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七人被減刑至九個月，緩期壹年執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陽市殘疾人羅賢漢沖進珠暉區政府，來到副區長鄒傳雲的辦公室，將汽油潑灑在鄒和自己身上，然後點火焚燒。二人先後從二樓跳下，都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先後死亡。37歲的羅賢漢因腿部殘疾，壹直未婚，平時靠開三輪車載客為生。衡陽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羅每月領不到130元，而且僅領了1年。羅先後被扣過4輛摩托車。他到珠暉區政府要求歸還，但鄒說：要車，自己到廢品站找去。此外羅還欠著他人的飯錢和房租。羅賢漢面對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終於爆發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絕望能量。
如果社會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麽人人都拼命發財，金錢崇拜、人欲橫流、假貨泛濫，坑蒙拐騙、貪盜搶殺就會越來越多；把“升官、發財”等效率目標看的比生命還重要，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違背了平等博愛的人權原則，不可能做到以人為本。
2004年張秋兵因向老板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便縱火燒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滅門慘案。同年7月21日，四川樂山市發生壹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財產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因缺乏愛心欺負農民]被炸身亡。
在壹個物化的社會，人不是社會的主宰，金錢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會裏，道德底線可以被突破，法律規則可以被踩在腳下。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害死12名嬰兒，229名嬰兒畸形。當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必須以懷疑的心態面對擺在我們面前食品的時候，壹些關於發展的討論都變得毫無意義了。壹個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社會，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凡“至親第壹”、“經濟第壹”，搞兼顧公平、正義第二的國家必然是野蠻國家。
所以，當我們的壹些決策者還在嘖嘖稱贊發展速度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執政者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個別政府官員非常喜歡用“犧牲壹代人來發展經濟”的口號，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並非沒有人的觀念，但是，他們把當代人當作客體，當作發展中可以犧牲的對象，而把未來人作為執政的目標。這是壹種虛偽的政績觀。他們只是打著犧牲當代人的福利發展經濟的幌子，為自己的仕途添磚加瓦。我們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將這樣的政府官員徹底趕下臺，讓那些真正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上臺。
3．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及結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稱為機制公平；起點公平指的是起始狀態同壹。過程公平指的是競爭規則的公平。
1）機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對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從壹般意義上講，公平體現為壹種競爭規則的公正。公正的規則只會促進競爭的有效性。比如按到來的先後排隊買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經驗證明排隊既可省去擁擠、插隊的糾分、財務的丟失，而且賣票的進程也加快了。體育競賽的規則合理，運動員就會心情舒暢，競爭也會有效率。可見，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於各人的實際能力和稟賦不同，機制公平並不導致結果均等。相反，結果太平均說明機制不公平。
如果規則不合理、沒有體現公平的精神或沒有規則，競爭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臺、戰亂。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效率與非公平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普遍偏低、又被拖欠，這種不公平只會降低效率。許多低收入者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麽會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權，是做人的起碼底線！公平是壹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
羅爾斯認為在功利與正義之間，正義具有優先性。正義首先是自由的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為人類活動的第壹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可能作出妥協的。他說，效率驅動的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公平驅動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權利和人的全面發展。在壹個家庭中，只有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處在滿意狀態時，這個家庭才是和諧幸福的；同樣，在壹個社會中，只有當所有的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平等的自由時，這個社會才是正義的。穩定、發展、效率都不能擺在社會的首位，擺在首位只能是人權、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總統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的目的”。
每壹種的公平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都將受到人性“惡”（自私自利）的攻擊，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壞和改變，致使生產效率下降。不能簡單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所謂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存在長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們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會生產率，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設計實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追求公平是壹個永恒的歷史過程。所以，中國應確立“以公平為目標，以效率為手段”的新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負面影響

作者 朱振和 寫於 二零 一七年

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隨後誕生了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蘇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首次重大的勝利。此後，共產國際繼續在世界各國發動共產革命，二戰以後在東歐各國、中、朝、越等亞洲國家建立了十多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國家，形成了壹個社會主義陣營。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美蘇爭霸、進行“冷戰”的格局。經過幾十年的“冷戰”，最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華沙條約組織消失，“冷戰”結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煙消雲散了，世界上只剩下中國這壹個共產黨壹黨專政的大國在茍延殘喘。中國實際上已經拋棄了共產主義，只能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滅亡以後蛻變出來的壹個異種，共產黨中國壹時似乎還看不出敗亡的跡象。

今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壹百周年，壹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歷了由盛而衰的悲壯又痛苦的歷程，十多億人遭受了巨大的磨難。世界上已經有幾個國家建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認真地總結和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只有在認真地反思了歷史以後才能確實地避免在以後不再發生這樣的歷史悲劇，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麽中共政權仍能維持下來，並找到使它崩潰的途徑。

然而，我見到的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不是很多，經常見到的批判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文章，是羅列壹些眾所周知的共產革命的殘暴及共產黨暴政的事實，然後給共產主義和共產黨貼上最壞、最惡的標簽，諸如邪教、邪惡、惡魔、魔鬼、撒旦等等。以為這樣就大功告成了，人人都會唾棄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了。

這樣的反思未免太膚淺了，只要問壹個問題：既然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那麽邪惡，為什麽當初有那麽多人信仰呢？這就無法解釋了。拿中國來說，20世紀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數信仰或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那是因為他們在共產黨開辦的學校中受教育，被共產黨“洗腦”了。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那時候的青年和學生在國民政府開辦的學校中受教育，接受的是三民主義的教育，為什麽那時候有許多青年學生投奔共產黨，投身共產革命呢？這就要到馬克思主義裏面去找原因。

馬克思主義稱，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把共產革命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的目標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又引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稱其為哲學定律，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作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第壹次否定演變為私有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經過否定之否定就回復到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

歸納壹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剝削，其基礎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以要發動共產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而“否定之否定”這條哲學定律證明了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世界上有幾億人相信了這壹套理論，投身於共產革命，於是才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發展。我相信，當初投身共產革命的大多數人，包括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中的大多數，真的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參加革命，抱著其他目的的人只能是少數，如果參加共產革命的大多數人是心懷鬼胎來投機革命的，那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了。

今天要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必須對上述的那壹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簡單粗暴地扣上壹頂帽子是無濟於事的。

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看到了私有制的弊端，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公有制是否可行，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實行公有制的人類社會。社會主義者歐文在1824年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於是有壹些社會主義者提議，在剛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時候不能實行“各取所需”，應該推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馬克思也贊同這個觀點，他提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不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以為用這個辦法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在蘇聯、中國和各個共產黨國家中都建立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都推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經濟最終都崩潰了。中國的經濟也幾乎崩潰了，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及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復蘇，然後中國經濟大發展，才使中共政權得以維持下來。為什麽共產黨國家的經濟都崩潰了呢？似乎沒有人仔細分析過其中的原因。因為我還沒有見到有人批判“按勞分配”原則，只有我在壹些文章中指出“按勞分配”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我們要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必須對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原則及相關的問題作周詳的分析。這個問題還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問題相關聯。為什麽社會主義制度在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失敗了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信仰馬克思主義，都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都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矛盾。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各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從來沒有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可以說各國共產黨在垮臺以後，都還不明白自己是怎麽死的。

中共八大的決議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系，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系。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麽這種生產關系怎麽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中共領導人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不妥，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沒有任何意義的廢話，因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說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麽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1981年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2017年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報告中說，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生產的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是不斷地增長、不斷地產生新的需要、不斷地發展變化的。所以社會生產總是不可能完全滿足人民的需要，總是存在社會生產部分地落後於人民的需要、不能充分地滿足需求的情況，也就是說，供需之間永遠存在矛盾，正是這種永遠存在的供需矛盾推動著社會生產不斷向前發展。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是這樣的，這是基本的常識。1981年中共的說法和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說法，基本上都是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把習近平的說法用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都完全適用；用於俄羅斯、印度、巴西、韓國等國，也毫無問題。所以1981年中共的說法和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說法都是毫無意義的空話、廢話。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中國社會在各個時期的主要矛盾是什麽？這是執政必須具體地給出明確回答的基本問題。像中共這樣幾十年來壹以貫之地忽悠中國老百姓的政權確實是中國老百姓最大的禍害。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給出具體的明確的回答。

馬克思主義還包括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內容。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把階級鬥爭推至極端，鬥死了上千萬人，其實毛所搞的並非階級鬥爭。文革以後，出於對文革中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恐懼，許多人走向了另壹個極端，絕對禁止談論階級和階級鬥爭，誰談論階級和階級鬥爭，誰就是要搞“文革復辟”。

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當今社會就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每年發生幾萬或十幾萬起群體事件就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分析中國當今社會存在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是深刻地認識中國社會問題的壹條途徑。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有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也不能走向另壹個極端，完全排斥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學說。我們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也必須搞清楚有關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區別的。我們認真地反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也必須搞清楚與此有關的理論問題。



共產黨的理論家們稱，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貢獻。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的本質就是資本家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先介紹壹下剩余價值理論的內容：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作為商品，也和其他商品壹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由於勞動力是特殊商品，它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具有不同於普通商品的特點。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維持和發展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壹，維持勞動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勞動者繁衍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三，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

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力的支出，也就是勞動。勞動力使用價值的消費過程就是勞動過程，勞動力的勞動過程能夠創造價值，不僅能夠創造自身的價值，而且能夠創造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這個價值的差額就是剩余價值。資本家在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了勞動力商品（即支付了工資）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屬於資本所有。雇傭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包括剩余價值在內的全部價值，也就歸資本家所有，資本也就由此獲得了剩余價值。資本家占有了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剩余價值理論談到了價值的創造，這就涉及了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提出來的，把這個理論歸納為壹句話，那就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有很大的缺陷，我認為應該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修正，把“勞動創造價值”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詳細闡述這個問題需要很大的篇幅，由於這不是本文的主題，就不詳談了。

剩余價值理論是錯誤的。我閱讀了很多批判剩余價值理論的文章，覺得它們都沒有涉及到問題的要害，沒有指出剩余價值理論錯誤的本質。很多人把剩余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混為壹談，他們只是批判勞動價值論，以為批判了勞動價值論就等於批判了剩余價值理論。而且他們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是錯誤的。另壹部分人則把剩余價值理論曲解成壹些明顯錯誤的說法，以為這樣就批倒了剩余價值理論。在此引用辛灝年先生的幾段話作為例子，以下摘錄辛灝年在他的著名著作《誰是新中國》的導論中的幾段話（第47頁）：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祗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壹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壹筆勾銷。

李嘉圖和霍治司金的錯誤剩余價值理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金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

現在人們談論剩余價值理論，壹般是指馬克思所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辛灝年說的卻是“李嘉圖的錯誤剩余價值理論”。在李嘉圖的經濟學著作中闡述的是勞動價值論，雖然也出現了“剩余價值”這個術語，但那與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完全不同的。辛灝年把剩余價值理論與勞動價值論混為壹談了。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並不是“祗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壹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壹筆勾銷。”這壹段話是辛灝年強加給剩余價值理論的。另外壹些人也是從資本家也創造價值的角度來批判剩余價值理論。

其實馬克思也承認，資本家從事經營管理的工作也是壹種勞動，也創造價值。不過這只能證明在資本家的收入中有壹部分是他自己創造的價值，並不能證明“資本家通過雇用工人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理論的錯誤。更何況有壹部分資本家只進行投資，不參與工廠、企業的經營管理，難道他們通過投資獲得利潤就百分之百地是剝削嗎？

所以這樣的批判是蒼白無力的。那麽剩余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裏？我認為有三大錯誤：其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作了完全錯誤的描述。其二，馬克思認為，雇主付給雇員的工資是所謂的“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又是什麽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維持和發展勞動力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第壹，維持勞動力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勞動者繁衍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三，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這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在實際上也不符合客觀事實。我們觀察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的工資收入，發現絕大部分雇員的工資都高於所謂的“勞動力的價值”。工資根本就不是“勞動力的價值”。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資本家雇用工人被馬克思說成是資本家從勞動力市場上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雇傭勞動關系就成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買賣關系。既然是商品買賣，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當然就是這種商品的價值，即“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購得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就有權使用它，也就是讓他在資本家開辦的工廠、企業中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當然歸資本家所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超過其自身價值的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就這樣被資本家占有了。馬克思就這樣論證了雇傭勞動關系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在馬克思的敘述中不區分“勞動力”和“勞動者”，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就等同於購買了“勞動者”這個人。在“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買賣關系中，馬克思把勞動者看作是壹種特殊的“商品”，是“物”，而不是“人”，勞動者沒有人格地位，沒有任何權利。這是剩余價值理論的第三大錯誤。

馬克思把勞動者看作是可以買賣的“物”，而沒有把勞動者當成“人”來看待。“物”是有價值的，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這種“物”，支付的當然是“物”的價值，馬克思把它稱為“勞動力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力理解為就是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是“人”，人是無價的，那麽“勞動力價值”就是壹個偽命題。

馬克思的這種說法完全錯誤，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事實上資本家雇用工人的目的是雇人來創造價值，他需要的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絕不是去購買勞動者這個“人”。我們常講勞動力市場，講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是這裏的“勞動力”是指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而不是勞動者這個人。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是出賣自己的壹種能力，而不是賣身，不是把自己賣了。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上購買的“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其實是壹種能力，為了獲得這種能力，雇主與雇員立下契約，雇員向雇主提供創造價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按比例付報酬，即工資。雇主和雇員隨時可以修改或終止這個契約。

勞動力作為壹種能力，只能定義它的價格，無法定義它的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力的價值定義為“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是把“勞動力”當作勞動者這個人而定義的。我們認為“勞動力”是指壹種能力，那麽“生產和再生產壹種能力所必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命題就是荒誕而毫無意義的。“勞動力”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的價格自然就根據勞動者能夠創造的價值而定，也就是勞動者能夠創造的價值乘以壹定的百分比。所以工資根本不是什麽“勞動力的價值”，而是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的大小按比例付給雇員的報酬。

雇傭勞動關系是壹種契約關系。雇主為了得到雇員的創造價值的能力，就與擁有這種能力的雇員訂立壹個契約。雇員向雇主提供創造價值的能力，雇主按照雇員創造價值的能力按比例付報酬，即工資。在這裏，雇主是訂立契約的壹方；雇員是訂立契約的另壹方，是“人”，而不是“物”。雇員即勞動者，是具有人格的人，有壹定的權利，雇員和雇主都有權隨時可以修改或終止這個契約。在這種契約關系中，雇主方出“資本”（如果雇主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則雇主同時還付出“智慧”和“勞動”），雇員方出“勞動”（其實必然同時還要出“智慧”），雙方協作進行生產，創造價值。這樣創造出來的價值自然應該由雙方來分配，雇員方獲得“工資”，雇主方獲得“利潤”。如果雙方對所創造的價值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雙方各得其所，那就不存在剝削，也不出現什麽“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是馬克思杜撰出來的概念。

最後總結起來只有壹句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條哲學定律，不是普遍規律。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毫無道理，是完全錯誤的。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產生而產生的，如果整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組成，那就不可能消滅私有制。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強行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會產生矛盾，是行不通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實現。所以，科學共產主義並不科學，仍然是空想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學說產生於19世紀早期，共產黨的理論家們稱其為空想社會主義，聲稱馬克思把空想社會主義提升為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有三方面的貢獻：

（1）馬克思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雇傭勞動關系的本質就是資本家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剝削制度。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不公正現象的根源，所以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最美好的理想社會。由此馬克思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要性。

（2）馬克思引用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稱其為哲學定律，是千真萬確的真理。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作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第壹次否定演變為私有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經過否定之否定就回復到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共產主義壹定會實現。由此馬克思科學地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3）馬克思還提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的社會主義制度；並提出在社會主義階段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逐步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此馬克思科學地指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切實可行的道路。

於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自詡為科學共產主義。我們在上壹篇系列文章中批判了剩余價值理論，否定了共產主義的必要性；本文接著論證共產主義的必然性也是不成立的。

首先介紹壹下什麽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唯物辯證法，“否定之否定”是辯證法三定律之壹，可以表述如下：壹般地說，在事物發展的總過程中，經過兩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運動就表現為壹個周期。在這壹個周期中有三個階段：肯定階段、否定階段、否定之否定階段。否定之否定是事物發展兩次向對立面轉化的結果，它在外表上會重復肯定階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

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科書中，通過舉幾個具體事例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作了這樣的論證之後就認為，否定之否定“是自然、歷史和思維的壹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作為壹條哲學定律，不能依靠舉幾個例子來證明其正確性。我們只要舉出壹個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例子，就可以說否定之否定不是壹條普遍規律。

在教科書中用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壹個常見的舉例是這樣的：壹顆麥粒（小麥種子）播種在土壤中，發芽後長成壹株小麥（植株），這是第壹次“否定”；小麥成熟後結出很多顆麥粒，這是“否定之否定”，它重復了肯定階段的某些特征（都是麥粒），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根據達爾文進化論，小麥是從古代的壹種草進化而來的。對於小麥，有 麥粒→小麥→麥粒……這樣的世代交替序列；對於古代的草，有 草籽→草→草籽……這樣的世代交替序列，在這個延綿不斷的序列的某壹代發生了基因突變，有壹顆草籽變成了麥粒，從此開始了 麥粒→小麥→麥粒……的世代交替序列；在發生基因突變的那壹代，我們就有了 草籽→草→麥粒→小麥 這樣的否定之否定序列，這明顯地違反了否定之否定規律。

馬克思所舉的另壹個例子是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但是到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所固有的規律的作用，資本主義為自己的死亡準備了條件；資本的被剝奪就是否定之否定，就是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即勞動者本人的所有制的恢復，但這已經是在更高級的基礎上，即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他們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有”的基礎上了。馬克思的論述有以下兩點不妥當：（1）在封建社會後期，大部分手工業作坊有作坊主和雇工；在商業領域大部分商號有老板（商人）和夥計（雇員）。所以，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第壹次否定，並不恰當，（2）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有本質的區別，把資本的被剝奪（即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說成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實在是牽強附會。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例子，只舉壹個化學反應的例子就夠了：碳氧化生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與氫氧化鈣的水溶液發生化學反應生成碳酸鈣，每壹步化學反應就是壹次否定。我們看不出經過兩步化學反應以後的生成物與原來的物質有什麽相似的特征，也無法解釋為什麽前者似乎是向後者的復歸。根據這個例子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說，沒有“否定之否定”這樣壹條普遍規律。在大千世界中，只有壹部分事物的發展表現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否定之否定”絕不是壹條哲學定律。

對於哲學原理，光舉例論證是不夠的，我們還要進壹步在理論上分析壹下“否定之否定”的來龍去脈。很多哲學家之所以會提出“否定之否定”這個原理，是因為他們認為世界上壹切事物都是二元的，而且這二元都是陽陰（或正負）兩極，即壹切事物都只有正反兩個方面。於是壹切事物在發展、變化的時候，經過兩次否定，即兩次向對立面轉化，事物自然就會在外表上重復初始階段的某些特征，似乎是向出發點的復歸。然而世界上的事物除了二元的以外，還有大量事物是多元的。二元的事物也不壹定都是有陽陰（或正負）兩極的，例如，雙原子分子有陽離子和陰離子結合而成的分子，也有共價鍵分子（如：兩個氧原子組成的氧分子），組成共價鍵分子的兩個原子就不分陰陽。對於多元的事物，不是只有壹對矛盾，而是存在著多重的矛盾，各種矛盾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關系。多元的事物在發展、變化的時候，經過兩次否定，事物往往就不表現為向出發點的復歸，否定之否定規律就不成立了。例如，在人類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的每壹個階段都不是只有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而是有多個階級。就拿階級關系比較簡單的奴隸社會來說，除了奴隸主和奴隸這兩個對立的階級以外，還有自由民，自由民又分為不同的階級，在奴隸主之間又存在矛盾。正是由於每壹個社會發展階段中存在著錯綜復雜的矛盾，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原始社會發展為奴隸社會是壹次否定，奴隸社會發展為封建社會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這就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上述例子中，參與化學反應的分子和化學反應生成的分子是多原子分子，發生的化學反應也不是氧化—還原—氧化這樣的反應鏈，所以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規律。數學是最接近哲學的壹門科學。在實數軸上考察“數”，數相乘時遵循負負得正的規律。如果我們擴充到復數平面上去考察“數”，負負得正的規律就不存在了。即便在實數軸上，如果把“零”也考慮進來，那麽負負得正的規律就被破壞了。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他又堅信“否定之否定”是哲學定律，所以馬克思堅信，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過否定之否定必定回復到共產主義社會。上面論證了“否定之否定”並不是普遍規律，這就在哲學上否定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

我認為，原始社會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毫無道理，是完全錯誤的。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以氏族為單位在壹起生活和生產；那時候生產力極低，生產出來的物品基本上都在生活中被消費掉了，沒有什麽財產積累起來。沒有財產就沒有所有制問題，既沒有私有制，也沒有公有制。而共產主義社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所以馬克思把原始社會稱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毫無根據的憑空想象。

科學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怎樣才能消滅私有制呢？這就需要考察壹下私有制是怎樣產生的。在原始社會的後期，生產力提高了，生產出來的物品在滿足生活消費以後還可以有富余。就在這時候氏族瓦解了，分成了很多個家庭。積累起來的財富由在氏族中地位較高的家庭占有，私有財產出現了。此外，由於氏族和部落有了剩余的食物，就可以不殺掉戰爭的俘虜，而把俘虜養起來充當奴隸，也是在氏族中地位較高的家庭占有了這些奴隸。於是在氏族中出現了壹些富有的家庭，這些家庭擁有較多的私有財產，其中相當大的壹部分是生產資料，這些家庭還擁有奴隸，生產資料私有制形成了。結論是：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出現而形成的。

既然私有制是伴隨著家庭的產生而產生的，如果要消滅私有制，那就只能讓私有制伴隨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也就是說，如果整個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而組成，那就不可能消滅私有制。因為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必然由壹個個家庭占有，各個家庭必然是有差異的，各個家庭擁有的財產也必然是有多有少的。每個家庭擁有的財產可以用作生活資料，也可以用作生產資料，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比較富裕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用於生活消費是用不完的，於是他們就拿壹部分財產來擴大生產，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然就出現了。

如果在存在家庭的情況下強行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那必然會產生矛盾，是行不通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以後的系列文章中作詳細的分析。

實現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生產資料私有制只能伴隨著家庭的消亡而消亡，所以家庭不消亡，共產主義是實現不了的。在現代社會中，雖然家庭的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單身家庭、單親家庭、同居家庭增多了，但是我們看不到家庭消亡的任何跡象，也看不到人們有絲毫的希望家庭消亡的願望。所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家庭不可能消亡，共產主義也不可能實現。

很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地聽說過毛澤東的壹句話：“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共闡述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的壹套標準化的說辭。這裏的“壹聲炮響”是指被布爾什維克控制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轟擊聖彼得堡的冬宮；“十月革命”是說1917年11月7日（儒略歷10月25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力量向冬宮發起總攻，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事實上，“壹聲炮響”和“十月革命”純屬子虛烏有，是列寧和《真理報》編造的謊言，後來斯大林編寫的《聯共（布）黨史》進壹步擴充了謊言。毛澤東和中共的這壹套說辭源自於《聯共（布）黨史》。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的歷史學家重新審核當時的歷史真相，認為“十月革命”不是事實，改稱為“十月政變”。可是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仍然在重復毛澤東的這句老話，真可謂是堅持政治謊言不動搖。其實這也很自然，中共繼承了蘇共的衣缽，編造了充滿謊言的中共黨史及中國近現代史；習近平繼承了中共的衣缽，他本人就是壹個撒謊造假的高手能手。

習近平沒有當過壹天研究生，居然可以搞到壹個博士頭銜；習近平有“曬書單”的嗜好，他訪問俄、英、美、法等國時都會賣弄壹番，聲稱自己讀過俄、英、美、法的什麽什麽名著，他曬過的書單的長度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凡是稍有點常識的人作壹些簡單的分析就會發現，習近平不可能讀過那麽多書，他完全是在說謊吹牛；2015年5月7日，習近平在《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稱：“毛岸英作為白俄羅斯第壹方面軍坦克連指導員，轉戰千裏，直至攻克柏林。”這是習近平瞎編的故事，毛岸英雖然參加過蘇聯紅軍，但從未參加過戰鬥，也不是什麽坦克連指導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幹的壹件大壞事，習近平卻說：“七年下鄉對我的鍛煉很大。”還吹噓說，當年他扛200斤麥子走10裏山路不換肩，真是吹牛吹破了天。對於習近平這樣壹個撒謊吹牛的高手，堅守他的鼻祖的“十月革命”政治謊言當然不足為奇。

下面我們來看壹下，100年前在俄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第壹次世界大戰破壞了俄國經濟，激化了社會矛盾，1917年1月、2月寒冬，俄國經濟崩潰，食物短缺，民不聊生。1917年3月8日（儒略歷2月23日），13萬聖彼得堡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者提出“反對戰爭”、“結束專政”等政治口號，二月革命爆發。第二天參加罷工示威的工人增加到20萬，接著首都各大工廠舉行有30萬人參加的聯合總罷工。3月10日，沙皇政府派軍隊鎮壓示威者，發生流血事件。部分軍隊發生嘩變，倒向革命壹邊，攻擊監獄和政府機構。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成立臨時政府接管俄國。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之壹是主持俄國立憲會議的選舉，選舉產生立憲會議，建立正式政府，所以3月15日成立的政府稱為臨時政府。

當時俄國黨派林立，政見分歧很大，各黨派的力量都不是很強大，無法形成權力中心。所以臨時政府沒有什麽權威，管理不了國家，也不組織俄國立憲會議選舉。在幾個月時間裏臨時政府變更了三次，在5月5日、8月6日和10月8日分別建立了第壹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聯合政府。第三次聯合政府由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工黨孟什維克派聯合組成。

1917年11月7日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列寧為領導人之壹，以下簡稱布爾什維克）的壹支武裝小分隊前往冬宮，到達冬宮以後，冬宮的衛兵就打開大門讓武裝小分隊進去了，沒有發生任何戰鬥，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也只是放了壹聲沒有炮彈的空炮，布爾什維克就接管了臨時政府。11月8日，召開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列寧在會上強調，推翻臨時政府的主要理由之壹就是臨時政府不願意立即選舉並召開立憲會議，強調必須立即召開立憲會議，並強調立憲會議才是唯壹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構。列寧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

這就是在11月7日發生的事情，顯然這不是壹次革命，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現在稱其為“十月政變”。如果這算是壹次政變，那麽這樣的政變在此前已經發生了三次，而且這次政變只是臨時政府的執掌者從兩個社會主義黨派轉變為另壹個社會主義黨派。這樣的政變在歷史上並不是很重要，而以後發生的事情卻非常重要。

11月12日俄國舉行立憲會議選舉。選舉結果共選出707名立憲會議代表，布爾什維克175名代表，占代表總數不到1/4，加上其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40名代表，也只占代表總數的30%，而社會革命黨主流派獲得370個席位，超過半數。在選舉中失敗的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地在1918年1月5日發動政變，用武力解散立憲會議，開始了布爾什維克專政。所以歷史的轉折點並不是“十月政變”，而是發生在1918年1月5日的“壹月政變”（按照儒略歷，則稱為“十二月政變”）。

布爾什維克接管臨時政府以後，列寧要求捷爾任斯基創辦壹個可以“用非常手段同壹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成立，捷爾任斯基任契卡主席。契卡是布爾什維克實行壹黨專政的屠殺機器，處決、關押和流放異議人士，鎮壓所有敢於提出抗議的士兵、社會主義黨派，將富農和反抗的農民家庭押解到天寒地凍的森林裏任由凍餓而死，殺害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人。契卡在1922年改組成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1954年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在列寧以後的斯大林時代，展開了更加殘酷的鎮反屠殺運動，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鎮壓、迫害、凍餓、酷刑、處決了幾百萬黨政軍職人員、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

1918年1月15日，列寧建立了脫離軍隊國家化、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紅軍。

布爾什維克專政的另壹個特點是禁絕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實施報禁黨禁，列寧下令查禁壹切非布爾什維克的報刊雜誌，建立世界上最嚴酷的書刊媒體檢查制度。

布爾什維克專政就是列寧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由黨掌控的軍隊及契卡之類的專政機構、鎮壓反革命、肅清異議人士、殘酷的屠殺、禁絕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實施報禁黨禁等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以後建立的各國紅色政權都傳承了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政權自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本人就說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還發明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上億中國人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殘酷迫害和虐殺。

共產革命的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這只是在口頭上空喊的口號而已，實際上各國共產黨在建立了紅色政權以後沒有做過壹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它們所幹的事全部都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世界上已經有幾個國家建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實際上這些受難者是無產階級專政受難者，的的確確是無產階級專政使他們受了難。

馬克思在列寧之前就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區別的。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必須用革命手段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革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為了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鞏固政權，仍然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在無產階級的政權鞏固了以後，在經濟建設階段是否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呢？馬克思當然不可能涉及這個問題，但是馬克思曾多次談到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談到國家的消亡，可見馬克思並不認為要把無產階級專政壹直堅持下去，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應該逐漸消亡。

列寧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壹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所以他們在遭到第壹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拼命鬥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了鎮壓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還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

顯然，列寧的思想不同於馬克思的思想，他認為從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都需要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不同來源於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見解。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在壹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在多數先進國家內取得勝利，在無產階級的政權鞏固了以後，國家機器的鎮壓作用就漸漸地不需要了，國家應該逐漸地消亡。而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在壹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在壹個國家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奪取了政權，但是其他國家仍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壹個國家獲勝的無產階級必須繼續與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鬥爭，所以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的理論有壹個根本性的缺點。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但在實際上，專政不可能由很多人來實施，專政是由國家機器，即由組成國家機器的少數人來實施的，所以專政在具體執行的時候總是由少數人實施的專政。如果國家機器長期地由某些人掌握，這些人就自認為是代表人民的，對他人實施專政是自己天經地義的職責。這時候馬克思所擔心的“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樣的事情就發生了。歷史事實也證明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無壹例外地都成了少數人專政的專制國家。

各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紛紛土崩瓦解了，現在只剩下中國等幾個共產黨政權還在茍延殘喘，它們也是秋後的螞蚱，沒幾天蹦跶的了。以下的系列文章將詳細分析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的原因及過程。

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黨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隨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到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組成了壹個社會主義陣營。又經過幾十年，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雖然名義上仍然稱作社會主義國家，實質上早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也已經失敗。

為什麽社會主義制度在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失敗了呢？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理論家們從來沒有明確地回答過這個問題，可以說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直到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以後，都還不明白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麽會垮臺。

中共領導人也沒有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中共八大的決議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真是奇談怪論！壹種生產關系，如果它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能形成更高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先進的生產關系；反之，如果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那麽它就是落後的生產關系。既然中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能形成低下的生產力，或者如中共八大決議所說，形成落後的生產力，那麽這種生產關系怎麽會是先進的呢？

後來中共領導人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不妥，就改口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這是壹句沒有任何意義的廢話，因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說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內容，只說這麽壹句空話、廢話，等於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在分析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後，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水平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盡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的現象會象傳染病壹樣地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

假如人人都是大公無私的話，消滅了私有制，實行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以後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了。人人都各盡所能，為全社會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又導致在全社會範圍內合理地組織生產，有計劃、按比例地安排生產，計劃制定者都盡職盡心地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的生產計劃。這樣壹定能夠提供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的生產力，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目前人們是以家庭為單位生活的，人的這樣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大多數人是為了自己家庭的生計而工作的。出現少數大公無私的人是可能的，但是要讓所有的人都變得大公無私則是絕對不可能的。

其實，社會主義者歐文早在1824年就試辦了壹個共產主義新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歐文的這項社會實驗失敗了，在新村中出現了不少懶漢，新村最後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這項社會實驗的失敗已經暴露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弊端，暴露了在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的基本矛盾。於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

“按勞分配”原則是否可行呢？馬克思沒有把“按勞分配”原則付諸實踐，十月革命以後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結果是無壹例外地全都失敗了。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

首先，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應該修正為智慧加勞動創造價值（關於這壹點請參閱《北京之春》2014年7月號《剩余價值理論究竟錯在哪裏？》壹文）。“按勞分配”原則忽略了智慧這個因素，這是其不合理之壹。

其次，“按勞分配”就是要按照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個人收入，勞動是指人的體力和腦力的支出。“按勞分配”意味著勞動者獲得的報酬與他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等量的勞動獲得等量的報酬。為此，必須在全社會有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這樣壹個共同的尺度。關於勞動，實際上只有壹個量是可以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的，那就是勞動時間。所以“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的同義語。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記得當時有壹位中共的理論家到中國科學院作關於改革的報告，他說：之所以會出現“吃大鍋飯”現象，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怎樣實行“按勞分配”呢？他舉了壹個例子，說有壹家國營襯衫廠，生產的襯衫堆在倉庫裏賣不出去，過去由於沒有正確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營業員出去推銷產品沒有積極性，造成產品積壓。搞改革，把襯衫分發給工人，讓工人去賣襯衫，並且實行“按勞分配”，規定每賣出壹件襯衫，提取其價格的10%作為報酬。由於實行了“按勞分配”，襯衫很快全都賣出去了。

聽了這位理論家的“高論”，真讓人笑掉了大牙。他壹不懂什麽是“按勞分配”；二不懂“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麽產生的。他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這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所以馬克思提出的“按勞分配”並不能克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就更談不上設法克服這個基本矛盾了，這個基本矛盾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了。可是蘇聯、中國等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的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都很快，這又是為什麽呢？這就需要對當時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國都不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是農業國，這些國家工人、農民的生活比較貧困。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的初期階段，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尤其是工人，以前在資本家的企業中幹活，現在在國有企業中幹活，工人在名義上是企業的主人，社會地位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這就激起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

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時還不可能暴露出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如果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將會出現懶漢，這已被歐文的社會實驗證明了。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實際上是按勞動時間分配）是壹個新的嘗試，當不勞動的懶漢顯然不行。工人們在新的所有制下勞動，按照新的原則進行分配，感到壹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他們還來不及去想新的分配原則有什麽不合理之處，加上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工人們的勞動積極性被激發出來了。所以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以後的初期階段經濟發展都比較迅速。

然而在幾十年以後，所謂的“按勞分配”實際上的“按勞動時間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性暴露出來了，各種“吃大鍋飯”的現象開始出現，而這些現象壹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壹樣蔓延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突顯出來了，而且全民所有制的各個企業之間沒有競爭，缺乏競爭動力的企業必定安於現狀、不思進取，這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更嚴重的問題是，由於長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共產黨的高層官員形成了壹個特權階層，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導致人民的勞動積極性急劇下降。還有，在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制度實質上是“政控經濟”（政治統帥經濟、政府控制經濟、政黨操控經濟的簡稱），經過幾十年的運作，“政控經濟”的弊端全都暴露出來了。所以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最終都陷入了困境，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垮臺了。

下面我們具體地看壹下蘇聯的情況。20世紀初期的沙皇俄國是壹個落後的、工業化程度不高的資本主義國家。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後，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做了兩件事：（1）消滅地主、富農，在全國各地農村中建立集體所有制的集體農莊；（2）沒收資本家的資產，把私營企業變成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

富農經濟是沙俄時代農業經濟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蘇維埃政權殺富農的政策嚴重破壞了農業經濟。蘇聯的農業壹直搞得不好，蘇聯的糧食產量低於沙俄時期的糧食產量。但是蘇聯的國土面積和耕地面積實在是太大了，即便農業生產水平較低，農產品的產量也能為工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

在工業領域中，工人的收入與沙俄時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人的生活改善了，社會地位提高了，他們立刻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好處。至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由於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推行所謂的“按勞分配”（實際上是按勞動時間分配）的時間還不長，因此這個基本矛盾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工人們暫時還沒有體會到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弊端。所以在蘇聯第壹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是很高的，當時在工礦企業中廣泛地開展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運動）。所以當時蘇聯的經濟迅速地發展，蘇聯長期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重工業的發展尤為迅速，蘇聯由弱國變為強國，為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蘇聯紅軍的5位元帥中有3位被處死；15位上將中有13位被處死；9位海軍上將中有8位被處死；57位軍長中有50位被處死；186位師長中有154位被處死；28位軍政治委員及16位陸軍政治委員中有25位被處死，這肯定大大地削弱了蘇聯紅軍的戰鬥力。但是蘇聯紅軍仍然抵抗住了德軍的進攻，並最終取得勝利，原因就是當時蘇聯已經建立了強大的重工業，德軍進攻以後，在後方的重工業企業立即轉變為軍工企業，生產出大量的坦克、大炮及各種軍火，使蘇聯紅軍有能力與德軍作戰。二戰以後，蘇聯的軍事工業仍然處於世界先進水平，蘇聯擁有的核武器和導彈、洲際導彈足以與美國抗衡。1957年，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了世界上第壹顆人造地球衛星，毛澤東發表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講話。

二戰以後，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冷戰”，大搞軍備競賽，推行擴張主義政策，“冷戰”與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的經濟；在壹黨專政體制下的“政控經濟”大行其道，軍事工業及相關的工業高度發達，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卻極其匱乏；由於長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在蘇聯形成了壹個特權階層，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再加上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弊端暴露出來了，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下降了，導致蘇聯的經濟陷入了困境，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接著我們來看中國的情況。中國在49年以前是壹個農業國，在1946年以後的內戰時期，在壹部分中共統治區已經開始進行土地改革；49年以後在全國普遍進行了土地改革（中國進行土地改革時殺了很多地主，這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但土地改革還是應該搞的），廣大農民分得了土地，激起了極大的生產積極性，這樣就解放了生產力，使得經過長期戰亂的中國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在1949年，工商業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49年以後，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壹種溫和的政策，沒有立即沒收資本家的資產，而是采取贖買政策，所以在1949到1956年中國的工商業也恢復和發展得很迅速。

中國到1956年才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在1956年完成的。所以在1958年以前，由於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而引起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還來不及暴露出來。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中工人的社會地位與49年以前相比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也比49年以前增加了很多，工人們還體會不到所謂的“按勞分配”制度的缺點，工人們的勞動熱情空前地高漲。而且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的時間還不長，國家和國家機關還沒有完全蛻變為社會的主人，共產黨仍然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在1958年以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很快。

然而好景不長，在1958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就陷入了困境。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而是“政控經濟”（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的弊病，中國共產黨提出三面“紅旗”的政治路線全面控制了中國經濟，推行了壹系列違反經濟規律的政策，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中國共產黨調整了經濟政策，經濟有了壹定程度的恢復。可是不久以後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政控經濟”最惡劣的壹幕再壹次沈重地打擊了中國經濟。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到處都出現“吃大鍋飯”的現象。在農村中這種矛盾更為突出，有的地方糧食產量極低，農民簡直快要活不下去了。在工商業領域中，“吃大鍋飯”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人浮於事、勞動生產率低下是國營企業的通病。於是中國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與此同時，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後，中國的政局也出現了大動蕩。1975年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恢復鄧小平的黨、政、軍職務，讓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工作，企圖讓他恢復國民經濟。但是鄧小平復出工作不久，毛澤東發現鄧小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與自己不同，於是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緊接著在1976年，發生了周恩來去世、四五運動、天安門事件、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等壹系列大事，到9月份毛澤東扔下壹個爛攤子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1976年，中國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陷入了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這正是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的大好時機。但這只是國內的形勢，當時的國際形勢則不利於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當時國際形勢的大局是冷戰、美蘇對抗，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美國及西方國家采取了聯中反蘇的政策。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關系大為改善，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堅持壹黨專政、違反人權的暴政采取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的政策，在國際上沒有要求中共改變壹黨專政的壓力。在國內也幾乎沒有人提出改變壹黨專政的要求，很多人看到了中國陷入極其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但是絕大多數人並不要求改變壹黨專政，而是寄希望於黨內有人進行改革。

在毛澤東去世、打倒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憑借他在中共高層中廣泛的人脈關系再度復出，實行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壹個新時期。“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大量外資（絕大部分是港澳臺及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進入中國，並且引進了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隨後中國經濟真的“起飛”了，GDP高速增長，經濟危機解除了。經濟是基礎，有了穩固的經濟基礎，政治危機也就解除了。原本就幾乎沒有人要求改變壹黨專政，人們只是希望黨內有人進行改革，現在既然鄧小平搞改革了，那就讓共產黨繼續執政吧。

十年以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危機，社會主義陣營老大的蘇聯及其東歐小兄弟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臺；而社會主義陣營老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卻憑借“8964”鎮壓站穩了腳跟，壹直維持了下來，直到今天中共政權似乎依然很強大。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反差？主要原因是中國搞了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得很好；次要原因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國民經濟長期高速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於是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及大多數知識分子認為：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持有這種觀點正是在民怨沸騰的中國壹直不發生革命的原因之壹，因此有必要深入地剖析壹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參閱《北京之春》2016年2月號的《再談中國經濟改革》壹文）。

首先，讓我們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1977、1978年，當時中國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是：經濟改革非搞不可，經濟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麽呢？怎樣改呢？當時全中國無人知曉，連被吹捧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麽和怎樣改革。可是改革必須搞啊，萬般無奈之下鄧小平只得說“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只能過小河溝，而中國經濟改革要過的是像長江、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靠摸石頭是絕對過不去的。硬要摸著石頭過長江、黃河，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必然是壹步步進入深水區，最後被淹死。

要過長江、黃河，就必須造船或架橋。什麽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船或橋呢？那就是經濟改革的理論、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鄧小平是壹個實用主義者，提不出任何像樣的理論，卻提出了鄧“三論”（是言論的“論”，而不是理論的“論”）。鄧“三論”就是“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鄧“三論”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總方針，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走上了歧路、絕境。

當時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想要提出經濟改革的正確理論和指導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壹個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究竟要改什麽？中國經濟的毛病出在哪裏？也就是要回答壹個最根本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麽？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消費。由於消費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因此每個人參加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得報酬以滿足家庭消費之需。但是每個人獲得報酬的多少取決於全社會（或集體）的生產力的高低，個人的努力和貢獻與他獲得報酬的多少沒有直接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每個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都願意為大眾的利益而盡力工作，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才能良好地運行；否則總是會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懶，而這種偷懶現象會像傳染病壹樣擴散開來，因為偷懶者獲得的報酬與努力工作者獲得的報酬是差不多的。這就是所謂的“吃大鍋飯”現象。

為了避免這種弊端，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就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實行這個原則就可以激勵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積極性。但是“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是壹個不合理的、不可實行的原則。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全都失敗了，“按勞分配”在實際執行時往往就變成了“按勞動時間分配”，而“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的同義語。

當時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吃大鍋飯”的現象，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自然就想到要改變這種“吃大鍋飯”的現象。當時最常見的改革的口號是：打破“大鍋飯”，真正實行“按勞分配”。但是鄧小平和中共的理論家們不明白“吃大鍋飯”現象是怎麽產生的，也不懂得“按勞分配”是壹個根本無法實行的原則，硬要實行“按勞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勞動時間分配”當作“按勞分配”來實行，結果就是“吃大鍋飯”。所以當時中國無人知道中國的經濟改革究竟應該怎樣搞。

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亂的，在此期間出臺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數也數不清，各種改革措施像走馬燈壹樣變換不定，可以說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在所有的政要、學者中間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天大的誤解和曲解，嚴重地誤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事實上，中國經濟搞得壹團糟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實行了計劃經濟，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是壹種“政控經濟”。中國搞經濟改革，並不是要改掉“計劃經濟”，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非計劃經濟或無計劃經濟？而是要廢除“政控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廢除“政控經濟”。而在鄧“三論”的指引下，中國經濟改革卻背道而馳，走向了完全錯誤的方向，現在我們來回顧壹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評價壹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開放”是壹個正確的決策，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除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外，其他的就乏善可陳了。

在改革之初中國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在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
“包產到戶”在當時是正確的，但是中共宣布“包產到戶30年不變”就大錯特錯了。由於堅持“30年不變”，導致“三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土地的經營者——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屬於國家，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造成今天面臨很多問題的禍根。今天已經到了必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時候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當然也必須改變。

在改革之初的大約十年期間，城市的經濟改革、工商等行業的改革呈現出極其混亂的局面。在瞎摸“石頭”摸了十年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終於找到了壹個方向，那就是“破計劃經濟，立市場經濟”。當時流行的是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在“市場經濟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掀起了市場化（或產業化）的熱潮。把不該市場化的教育和學校產業化、市場化了，把學校辦成了“學店”，產生了“上學貴，上學難”的問題；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都產業化、市場化了，把醫院辦成了“醫店”，產生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壹個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是錯誤的），產生了“買房貴，買房難”的問題。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壓得全國人民喘不過氣來。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錯誤而失敗的典型事例。

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實行“私有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變為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私有制，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這樣的私有制可以稱作是大多數人的私有制。可是鄧、江、胡卻在中國搞了官僚資產階級私有化，是把公有制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

把公有制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國營企業以極低的價格甚至是象征性的價格賣給了私人（官員的親友或是與官員有勾結的人，這些人絕大部分不是權貴，屬於新形成的官僚資產階級）。這種低價出賣國有資產的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仍有發生，但是主要是發生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第二階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對國營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及21世紀。經過“股份制改造”以後，大中型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絕大部分股權落入了官僚資產階級手中。經過這兩個階段，完成了把國有資產變成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轉變。

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又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意味著“政控經濟”進壹步加強了。本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廢棄“政控經濟”，可是鄧、江、胡的經濟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沒有廢棄“政控經濟”，反而強化了“政控經濟”。我們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來證明之，為節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資產階級掌握黨、政、軍、經濟大權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全國人民的制度。官僚資產階級迅速斂聚了巨額財富，使中國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大國。除了新“三座大山”、“三農”問題、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懸殊以外，中國的經濟改革還產生了壹系列嚴重的惡果：全方位的、極其嚴重的環境汙染（空氣、水、地下水、土壤被汙染），各種安全事故頻繁地發生，每年有幾百萬人死於各種職業病、因環境汙染導致的不治之癥、被假藥、有毒食品危害，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貪腐盛行，腐敗社會化，社會道德淪喪，拜金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大多數人不講誠信，等等。可以說，中國經濟改革完全失敗了。

既然中國經濟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了破壞性的壞作用，為什麽中國經濟還能長期地高速發展呢？那是因為在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外資大量流入中國；十多年以後，內資也非常充足了。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自然產生超高額利潤，這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獨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時期內產生的“人口紅利”（家庭及社會的少兒撫養比例降低及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這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3）中國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這進壹步降低了生產成本，也暫時性地有利於經濟發展；（4）在中國，開采和使用資源（礦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費用極低，有時甚至幾乎是無償使用。這四項對當時的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但這是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的，今天我們預先花了子孫後代的錢，欠下了債，這筆巨債最終是必須償還的。（5）各國國民消費占GDP的百分比壹般為大約60%，而中國的這個比例卻只有百分之三十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壓低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的。

中國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官員瀆職、泛濫成災的假冒偽劣產品、無數個豆腐渣工程、嚴重的環境汙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資本非常充足，中國的勞動力是超廉價的，再加上上述五個附加的原因，兩者相結合產生的超高額利潤足以在彌補了貪汙腐敗、官員瀆職、假冒偽劣、環境汙染等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後，還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經常見到有人對鄧小平感恩戴德，說什麽“多虧有了鄧小平，中國經濟才發展得這麽快，人民才過上了好日子。”說這種話的人壹定是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農民、農民工可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充足的資本（包括外資、內資）與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與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麽關系。中國經濟能長期高速發展，我們首先要感謝中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其次要感謝港、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裔。沒有他們，或者二者缺其壹，就沒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鄧小平，我不感謝他，反而要譴責他。

中國的腐敗現象極其嚴重，腐敗已經制度化、社會化，可以說絕大部分官員是貪腐的；中國的環境汙染極其嚴重；中國的收入分配極為不公平，貧富差距極為嚴重；無數農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設置和勞動保護措施的惡劣條件下工作，各種各樣的工傷事故及職業病層出不窮，每年有上百萬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及無辜的百姓被拘押，被判刑入獄或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折磨；每年有幾百萬人因各種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惡，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罪惡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說，這樣壹個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極權專制政權，早就應該垮臺了。但是中共政權壹直維持到今天，而且看樣子還能繼續維持壹段時間。為什麽中共極權專制政權能維持較長時間不垮臺呢？

首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總體上來說有了較大的提高，這壹個“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正因為有了這“壹好”，所以雖然鄧小平的錯誤路線導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環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出現了種種問題及醜惡現象（簡稱為“百醜”），但是這“百醜”被“壹好”掩蓋了。“壹好遮百醜”，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狀。在“壹好”的掩蓋下，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百醜”的真相；或者雖然看到了壹些問題，但是認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壹好”；或者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百醜”只是前進道路中出現的壹些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與1976、1977年相比，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小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致持平，只有很小壹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安於現狀，沒有想要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更沒有革命的要求。這就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得以維持下去不垮臺的基本原因。

目前中國的GDP總量已經占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共政權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大量廉價的中國商品銷往外國，中國政府每年撥出巨額經費援助外國，基於經濟利益使很多國家願意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系，在批評中國政府違反人權的劣跡時持克制的態度。另壹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很有錢，它就有能力花費巨額經費建立和維持壹支龐大的特警部隊和壹套龐大的維穩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強力高壓維穩。中共的高壓維穩措施有壹定的成效，鎮壓和平息了無數次群體性事件。此外，中共還花費了巨額經費策反和收買國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民運人士以及外國支持、幫助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也取得了壹定的成效。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中共政權有能力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維持政權的穩固。

中共極權專制政權不垮臺的另壹個原因是民眾沒有覺醒。中國老百姓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已經被高度馴化了，成了絕對馴服、順從的順民。再加上1949年以後中共極權專制政權推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對全民強行洗腦。經過六十多年的洗腦教育，“聽黨的話，跟黨走，絕對不能反黨”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數人的腦海中。

在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殘暴統治下，每年有幾百萬人非正常死亡，各種各樣危害百姓、草棺人命、無視人權、謀財害命、正當權益被侵犯的事件頻頻發生，目前在中國每年發生幾萬起群體事件，其中有些群體事件規模相當大。但是所有這些事件都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事情，只反對對該具體事情負責的地方官員，並不反對共產黨和黨中央。人們普遍的認識是：黨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只是地方官員執行黨中央的政策執行歪了，要求黨中央來解決問題。所以這些群體事件只是維權運動，而不是反對中共政權的革命運動。

另壹方面，鄧小平的“貓論”成了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共的指導思想，在“貓論”的引導下，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大多數群眾不關心政治，壹切向錢看，大多數群眾的這樣壹種思想狀態也阻礙著民眾的覺醒。

怎樣喚醒民眾呢？需要由知識分子來喚醒民眾。但是今天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還沒有覺醒，（1）他們認為鄧小平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只是前進道路中出現的支流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只要求中共進行政治改革，不要求推翻中共的統治。（2）他們也中了鄧小平“貓論”的毒，成了拜金主義者、功利主義者，不關心政治，對社會上種種不公正現象麻木不仁。

在中國的近代、現代史上，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是最活躍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運動是從學生運動開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廣大學生懷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學生運動，繼而爆發了百萬北京市民支持學生的大規模群眾運動。6月3日、4日，發生了中共軍隊鎮壓、殺害北京市民和學生的慘案。這說明，在1989年絕大多數學生是關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況又怎麽樣？近年來，發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沒有在學生中引起多大的反響。為什麽會這樣？因為今天絕大多數學生是不關心政治的。也許經過較長壹段時間以後這種情況會有所改變，但是在幾年內，絕大多數學生不關心政治這種情況不會有多大的改變。這是近期內中國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的主要原因。

那麽，中共極權專制政權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壹二十年、二三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呢？那倒也未必。上面已經談到，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中共政權有能力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維持政權的穩固。2017年中國國內安全支出高達1.24億元，所以中共政權穩定完全依賴於經濟的繁榮。但是中國經濟是否能長期壹直繁榮下去呢？在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具體情況以後，我認為中國在幾年內必將爆發經濟危機（參閱《北京之春》2016年3月號《為什麽中國必將爆發經濟危機》壹文）。

中國經濟在相當長壹段時期內高速增長，充足的外資和內資與中國幾億超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此外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獨生子女”政策在壹定時期內產生的“人口紅利”；（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社會保障支出非常低；（3）中國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4）在中國，開采和使用資源（礦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費用極低，有時甚至幾乎是無償使用；（5）中國的國民消費只占GDP的百分之三十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以壓低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的。（1）—（4）這四個因素實際上是以損害子孫後代的利益為代價來發展經濟，今天預先花了子孫後代的錢，欠下了巨債，這筆巨債最終是必須償還的，現在還債的時刻已經來臨。

促成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上述各個因素今天全都發生逆轉，變成了引發經濟危機的因素，下面我們來看壹下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問題。

中國經濟的第壹支柱產業是房地產業，經過十多年房價瘋漲，房地產業早就成了壹個巨大的泡沫，這是不爭的事實。泡沫有兩大表現，壹是房價出奇地高，全國壹、二、三、四線城市的房價全都出奇地高；二是全國出現了幾十座“鬼城”和無數個“鬼區”（全國每個專區、每個縣都建設經濟開發區、特區，有的地方還不止建壹個開發區，其中大多數成了“鬼區”，即規劃並建設了壹個開發區或特區，但是很少有人及企業進駐，成了沒有人只有“鬼”的區域，名曰“鬼區”）。多年來中央及各地政府推出了不計其數的調控政策，房價卻越“調”越高。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各地政府的行政開支基本上依靠出售土地和房地產稅收，這種“土地財政”需要房價不斷地上漲。

如果中國經濟是正常的市場經濟，那麽房地產業這麽大的泡沫在大約十年前就應該破裂了。但是中國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規律對中國完全不適用；中國經濟是“政控經濟”，政府可以完全不顧經濟規律、隨心所欲地印鈔票，維持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不破裂。那麽中國房地產泡沫是否能無限地壹直維持不破裂呢？這是不可能的，泡沫終究是要破裂的，印鈔票可以推遲泡沫的破裂，卻不能改變泡沫最終必將破裂的結局。泡沫破裂的時間越推遲，則破裂時造成的損失就越大。房地產泡沫破裂之時，必定是中國爆發經濟危機之時。2017年中國各地房地產業發出的信息可以用“混亂”兩個字來形容，這說明中國政府壹直用印鈔票來維持房地產泡沫不破裂的這種老辦法已經開始有點失靈了。房地產泡沫必將在壹兩年、三四年之內破裂。

債務危機是房地產泡沫的“孿生兄弟”。在房價飛快上漲的同時，房地產業及相關產業的貸款也在高速增加；在“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各地政府的行政開支也快速地增加，造成地方政府的債務快速地積累。目前全國總債務與GDP之比正在向300 %逼近，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債務危機即將總爆發。房地產泡沫破裂之時，就是債務危機總爆發之時，也就是中國爆發經濟危機之時。

中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三十多年，“人口紅利”早已耗盡，已經變成了“虧欠”。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迅速下降，從2012年起，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也逐年下降，中國已經面臨有技術的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問題。中共已經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宣布廢棄“獨生子女”政策，全面放開生二胎，但為時已晚，於事無補。目前面臨的問題是三十多年“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現在放開生二胎，即使能增加新生嬰兒的數量，今天所生的嬰兒十八年以後才能成為勞動力，根本不能解決目前的問題；更何況最近兩年人口出生率並沒有增加。“獨生子女”政策還造成了中國特色的特別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現在中國有22個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而且全國養老金的缺口越來越大（順便說壹下，中國的醫保基金也收不抵支）。養老問題是中國無法解決的大難題。有技術的勞動力嚴重短缺和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問題將促使中國爆發經濟危機。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之中，由於過去欠賬太多，新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遇到了許多無法解決的難題，甚至陷入了絕境。例如，養老保險基金和醫保基金均處於“虧空”狀態。

中國的生產事故及職業病的情況實在是太嚴重了，例如：中國煤礦礦難死亡人數最高時曾高達每年將近壹萬人；中國有幾百萬塵肺病患者。中國政府不得不強令企業增加安全生產及勞動保護的投資。

中國的環境汙染已經嚴重到了極其可怕的地步，造成的經濟損失極其巨大，迫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可觀的資金來治理環境汙染。以上三個因素使中國制造的產品的生產成本大幅度地上升。

在東南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的工資曾經好幾年不增加，他們成了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雇用農民工的老板不得不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今天中國農民工雖然仍是廉價勞動力，但已經不是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了，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成本上升加上以上所說的三個因素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壹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如：玩具、制鞋、服裝等民營企業）紛紛倒閉，向東南亞某些國家轉移。

近年來中國經濟不景氣導致外資流入減少，外資流出則大大地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首富李嘉誠五年來從中國撤出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擁有千萬元以上資產的中國大富豪，出現了移居國外、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的熱潮。外資與內資的大量流失將促使中國爆發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壹個嚴重後果是導致貧富差距極其懸殊，這對中國經濟的威脅也是非常巨大的。據北京大學《中國民主發展報告2015》提供的信息，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在2012年達到0.49（警戒線0.4），中國家庭財產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增加到2012年的0.72；中國頂端1% 的家庭占有了社會財富總量的約1/3，而底層25% 的家庭只擁有社會財富總量的1% 左右。而實際情況比這份報告所述的還要嚴重得多。這也將促使中國爆發經濟危機。

綜上所述，我在幾年以前作出這樣的預測：預計在2018 – 2022年期間中國將爆發經濟危機，最可幾的時間是2019年。爆發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是：GDP下降；房地產泡沫破裂；大量企業倒閉；大批職工失業；地方債務危機總爆發，政府沒有錢給公務員發工資、給退休人員發養老金，當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鈔票來發工資、養老金，但是那會導致物價飛漲，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經濟崩潰了，人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而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也力不從心了。中共政權的政令根本沒有人聽了，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這就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崩潰。

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的時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來收拾殘局，組建壹個民主過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這就是我預估的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必由之路。民運的誌士同仁們，如果不贊同我的預估，或者對我的預估有所修正，歡迎批評指正，我將洗耳恭聽。

馬克思主義與極權專制的關係

作者 張博樹

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激進的社會革命學說對20世紀中國的影響是深刻的。“科學共產主義”理想曾激發壹代又壹代中國人改造社會的渴望，並把這種渴望轉變為行動。然而，歷史的詭秘卻在於，馬克思主義的引進和“中國化”並沒有真的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福音，反倒促成了以壹黨專制為根本特征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形成；革命者本來要造就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民主，結果反倒制造了駭人聽聞的獨裁和現代制度建構中徹底的不民主。這是現當代中國演變史中的最大悖謬。

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國家實踐進程的發展邏輯上看，中國共產黨的壹黨專制之現代專制主義導源於列寧主義的建黨模式和蘇維埃國家實踐，而俄國人之社會變革的最根本的理論依據又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旨在否定和超越“資本主義”的壹整套學說。所以，在本章中，我們的任務是認真考察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考察“科學共產主義”中哪些成分真的是科學，哪些成分是烏托邦；1 其次要考察這種理論在訴諸行動時勢不可免要發生的異化，考察馬克思主義如何在俄國人的革命訴求中轉變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然後，在下壹章，我們要集中討論經由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介”的馬克思主義如何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烏托邦成就了中國共產黨壹黨專制之現代專制主義的基本構造，包括它的邏輯基礎（發生學根據）、意識形態基礎（合法性根據）和組織基礎（實際建構原則），從而背離了制度現代化的普適發展道路。

應該強調的壹點是，由於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現如今中共專制主義執政者的官方意識形態，這使本章和第5章的討論不但具有學理性，而且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我們研究、解析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及其異化的過程，研究諸如“階級”、“階級鬥爭”、“人民”、“無產階級專政”等概念如何從19世紀的激進學理變為20世紀之蘇俄和中共專制主義基礎概念的過程，也就是這些概念作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解構和除魅過程。我們的研究既帶有現代壹黨專制體制及其意識形態之發生、演變的邏輯發生學探究性質，同時又必然含有從科學意義上解構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意向。正如剛才談到的，我們要逐壹確定馬克思主義學理傳統中有可能演變為現代專制主義建構體系的思想要素，然後再考察這些思想元素如何借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共黨治系統的意識形態根據和組織建構要素。當然――請允許我再說壹遍――就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研究的整個結構和要求言，我們現在要作的還只是邏輯分析，而不是歷史分析；但本章的敘述風格卻會與下壹章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發生學本身的探究，不可能不涉及到歷史，且必須通過歷史。

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烏托邦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傑出反叛者。作為反叛者，他們兼有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雙重特征。而這兩個特征又都深深影響了他們的學術創造活動。

我們先來看看作為理想主義者的馬克思。馬克思尋求壹個完美社會的深層精神沖動是顯而易見的。這種理想主義首先具有深刻的、道德意義上的救世特征。我們可以從這位思想家成長的人文主義環境、青年時代接受的變革社會的理論（先是自由主義，後是“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以及他吸收並改造這些理論的獨特方式中追索其精神形成的軌跡。

馬克思的出生地是德國西部壹個叫做特利爾的小城。這個地方原屬於普魯士的萊茵省。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20年間，萊茵省壹直處在拿破侖法國的占領下。占領者在這裏摧毀了原來的等級封建社會體制，推行民主改革，使現代意義上的工商業開始發展起來。1815年，拿破侖慘敗於英、荷、日耳曼聯軍，萊茵省也被普魯士收回。但當時掌權的德皇弗裏德裏希·威廉三世試圖在萊茵恢復舊日的封建等級和受貴族支配的普魯士村社制度，又強行征收數倍於德國其他地區的稅款，嚴重損害了萊茵工商業者和自由農民的利益。這樣，沖突的發生勢在不免。當時在特利爾就出現了各種溫和的反對派。他們組織俱樂部，舉行各種政治性集會，提出自由主義性質的政治主張，比如取消國內的關稅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建立議會制度，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1830年法國的七月革命也對這個地區的社會輿論和氛圍發生了影響。反專制、爭自由成為整個萊茵省的普遍呼聲。

1818年出生的馬克思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的。

人們都知道馬克思的父親在年輕的卡爾精神成長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這位特利爾市的法律顧問官和律師公會主席不但具有淵博的法律知識，而且深受法國啟蒙哲學的影響。作為愛國者，他反對拿破侖對萊茵的征服；作為自由主義的信奉者，他又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在萊茵的復辟。卡爾從小受到父親的精心培育。作壹個正直的、完善的人，把自己的知識無私地貢獻給人類，是馬克思從他父親那裏接受的最珍貴的精神遺產。上中學時，馬克思就讀的特利爾中學也是壹個彌漫著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氛圍的學校。校長是壹位堅定的康德信徒，在他的引導下，特利爾中學的教學活動帶有明顯的反蒙昧的理性主義特征。1834年，由於學校教師參加反政府的自由主義示威活動，這位校長幾乎被解職。教育行政當局把校裏壹個愛打小報告的教師提升為副校長，以便監視學校師生。據說馬克思從這個學校畢業時向他所敬重的校長和老師們壹壹話別，卻故意不和這位副校長辭行。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對政治問題已經有了鮮明的傾向性和愛憎。

上大學、特別是進入柏林大學後，馬克思的視野進壹步開闊了。加入博士俱樂部，使馬克思結識了壹批最優秀的青年思想家，他們被稱為“青年黑格爾主義者”，因為他們試圖用自由主義精神來重新闡釋、光大黑格爾哲學。青年黑格爾運動的壹個鮮明特點也是反專制，不過它采用了更為嚴謹、也更為抽象的學術形式。馬克思顯然從比他年長些的同道們那裏受益匪淺。事實上，我們從青年黑格爾主義者提出的許多命題上，都可以看到未來馬克思的影子。比如，把宗教比作“鴉片”是由著名的青年黑格爾主義幹將布魯諾·鮑威爾首先提出的，鮑威爾對教會經典“福音書”的批判，在普魯士政教合壹的社會背景下，其實只是批判專制主義的較為隱諱的形式。阿爾諾德·盧格論證反對派之合法存在對於政治自由的重要性、論證政治自由是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前提的文字也極其出色。值得註意的是，青年黑格爾思想家們的著述中既有反專制的主張，也有更“超前”的反私有制、反社會不平等的主張。比如大馬克思6歲的莫澤斯·赫斯，此人生於富裕的猶太企業家家庭，卻違背父命，棄商從文，在法國遊歷期間受到傅立葉、聖西門學說的強烈影響，轉而信奉社會主義。赫斯於1837年出版的著作《人類的神聖歷史》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童年時期（人類與上帝處於無意識的統壹與和諧中，以財產公有為基礎），基督教時期（私有制破壞了財產公有制，利己主義膨脹，社會不平等與貧富懸殊日甚），以及始於斯賓諾莎、而於法國大革命中進入高潮的第三時期（這個時期的真正使命是結束人的墮落，恢復人與上帝和諧）。赫斯相信，在廢除了私有制、實現財產公有之後，完全的平等才能實現，那時“整個大地將變作壹個大花園，那裏只居住著幸福勤勞的人們，他們將過著人所應該享受的那種生活。”“社會將擁有大得難以形容的剩余力量，以致能夠創造奇跡。對國家來說，將沒有什麽辦不到的事，因為它再也不受制於它的成員的利己主義了。”2 我想，如果讀者有興趣，把赫斯的社會發展分期和對理想的未來社會的描述與後來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三大形態的說法3 作個對比，壹定能夠發現某些神似的東西。

當然，後來的事實，包括馬克思從柏林大學畢業時撰寫的博士論文、特別是畢業後馬克思在《萊茵報》等刊物的辦報經歷，證明了這位博士俱樂部的小兄弟是比青年黑格爾派諸君更才華橫溢、更深刻、也更富獻身精神的青年才俊。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性把握，已經有了充足的自信；在《萊茵報》作編輯期間遇到的“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又促使馬克思開始關註並研究經濟學。雖然這時的馬克思――用官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語言――仍是壹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但他的救世理想主義已經在洋溢著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的創作中獲得了充分表現。比如，馬克思堅持出版自由的原則，批評普魯士政府的書報檢查制度；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堅定地維護貧苦農民的利益。

這位不安分的思想者精神上的壹個新的“飛躍”是在流寓法國期間完成的。用著名的馬克思傳記作家弗·梅林的話說，當時（19世紀40年代）的巴黎“精神園地中到處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呈現在馬克思眼前的“是壹幅豐富得幾乎令人目眩的思想和人物的圖景”。4 而馬克思在巴黎期間寫就的批判國民經濟學的手稿，則證明了這位青年思想家的理想主義已經“超越”了“民主主義”而和“社會主義”結合到壹起。在這部天才的手稿中，帶有思辨特征的對人的理想本質的哲學論證占據了重要地位――

在社會主義的人看來，全部所謂世界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的誕生，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所以，在他那裏有著關於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誕生、關於自己的產生過程的顯而易見的、無可辯駁的證明。5

另壹方面，由於私有財產表現為人的勞動（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的自我否定和喪失，所以――

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也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為社會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立、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迷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這種解答。6

青年馬克思的胸襟博大，通過這段略帶費爾巴哈風格的文字可見壹斑。

對我們而言，重要的是理解如下壹點，即這種否定現代私有制的理想主義壹旦確定，勢必會轉化為理論層面的激進主義，並在壹定條件下進壹步轉換為實踐層面的激進主義。

當本書用“激進主義”這個詞來形容馬克思時，我首先指的是體現在馬克思創作中的這樣壹種基本意向：現存社會制度的結局只能是被推翻，而不是被改造。崇尚革命而不是改良在馬克思成為職業革命家7 後幾乎是他思考政治問題的主要特征。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幾小節還會深入探討。現在我想提請讀者註意的是，馬克思個人的人格氣質和心理特征大概也有助於這種激進主義立場的形成（雖然嚴格地說，某種激進主義的學術主張不壹定就是憤世嫉俗的個人心理或不幸的個人境遇的自然結果）。用壹個西方文化的比喻，馬克思身上很有壹種普羅米修斯式的殉道者精神。他並不看重世俗利益，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可以在個人和家庭生活方面做出巨大的犧牲。有這樣壹則資料談到：馬克思和心愛的女友燕妮結婚後，普魯士政府通過馬克思已故父親的朋友傳達給馬克思，要給他壹個薪俸不低的官職。這將同時意味著壹份固定豐厚的收入。當時《萊茵報》已經被查封，對於壹個沒有固定收入、被剝奪了遺產繼承、在普魯士境內幾乎已無其他安身立命機會的人來說，這當然是壹個巨大的誘惑。但馬克思斷然拒絕了這個委任。8 今天那些生活在威權主義體制內，拿著各種各樣人文、社會科學項目資助而去“研究”馬克思的人，是否能夠體會馬克思當年的選擇呢？事實上，為了還原馬克思從事思考和創作的歷史和個人生活語境，我在寫這壹章之前又認真閱讀了以前曾經讀過的梅林的《馬克思傳》。這位以“資本”為題寫出了大部頭著作、並影響了後來歷史的人，居然在壹生的大部分時間裏家徒四壁，靠賒帳和壹點微不足道、且時常沒有保障的稿費過活！如果不是恩格斯的無私幫助，馬克思是無論如何完不成他的傳世之作的。9 我以為，任何同樣以真理追求為己任的人都會為馬克思經歷過的個人和家庭苦難、為這位思想者的執著、勇敢和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而動容，而感慨。

當然，話說回來，無論馬克思的理想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如果我們只是在上述層面討論之，那還是遠遠不夠的。馬克思的力量不僅在於他的胸襟和個人意誌的堅毅，更在於他的學理。要探究馬克思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中的烏托邦，我們就必須深入其學理，才能真正看出個所以然。

通常以為（官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就往往這樣論述）：成為共產主義者後的馬克思在雙重意義上超越了他的前人，壹方面，他超越了“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因為他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的進步，又看到了現代私有制的罪惡；另壹方面，他又超越了“空想社會主義”，因為他既有變革現實社會的激情，又發現了實現這種變革的力量――無產階級和旨在推翻現代私有制的階級革命。正是後者，被他的朋友恩格斯譽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也似乎據此獲得了科學根據。

我們馬上就來看看，情況是否真的如此。

“階級”的神話：馬克思眼中的無產階級

“階級”問題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核心。由“階級”、“階級鬥爭”學說推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成為後來蘇俄和中共壹黨專制之專制主義政權建構和制度建構的邏輯基礎。既然如此，我們這裏有必要相對詳細地探討壹下這個學說的基本內容，看壹看馬克思怎樣界定他所理解的“無產階級”，關於這個“階級”――特別是它的“歷史使命”――的神話又是如何在壹種虔誠的、且自認為是“科學”的研究工作中“推導”出來的。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青年馬克思的壹篇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是馬克思到巴黎以後不久寫下的。該文把壹個青年思想者的激情、深刻表達得淋漓盡致，也首次把“無產階級”作為壹個富有重大使命的“階級”抽象地推了出來。

馬克思首先以超越青年黑格爾主義的姿態宣布――

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10

年輕的思想者批評德國“沒有同現代各國壹起經歷革命，卻同它們壹起經歷復辟”，因此必須“向德國制度開火！壹定要開火”！那麽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裏呢？

（答案）就在於形成壹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壹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形成壹個表明壹切等級解體的等級，形成壹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因為威脅著這個領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壹般的不公正……。總之，形成這樣壹個領域，它表明人的完全喪失，並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回復才能回復自己本身。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

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11

顯然，這裏提到的“無產階級”，還僅限於德國，論證也帶有明顯思辨的、浪漫的性質。12 在稍後出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成熟”的著作中，“無產階級”開始獲得更壹般的品格，論證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比如，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無產階級”的產生被置於壹個更寬廣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基於人的生存需要的勞動生產、分工和生產方式的演進（這種演進包括“生產力”和“交往方式”――也就是後來正統馬克思主義術語中的“生產關系”――兩個方面），被理解為歷史的基礎和歷史前進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定義的“無產階級”乃是分工、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大工業出現）的結果。如果我們只是從社會分層的意義上來理解“階級”和“無產階級”，就向韋伯社會學所處理的那樣，13 那麽這個概念本來並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事實上，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所描繪的“無產階級”，就帶有更直觀、更為樸素的意味。14

我以為，建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矛盾運動理解基礎上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觀本來蘊含著巨大的科學洞見，以這個見解為出發點或參照，人們是可以對許多歷史現象進行深入研究、並取得成果的（比如，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提出過“手推磨產生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樣的名言15）。可惜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把這個原則貫徹到底。在馬克思的思維邏輯中，不難看到這樣壹點：他總是把人類的某種理想狀態設定為目標，把歷史的現實運動理解為向這個理想目標的逼近。而這個理想目標的設定本身是從來沒有證明過的。比如，他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人類歷史上的最後壹個對抗階段，“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6 但憑什麽截至“資本主義”為止的人類史都只是人類的“史前史”，而非真正的人類的歷史，馬克思並沒有作過任何說明。當然，如果我們認真研讀馬克思各個時期的主要著作，就會發現這樣的說明其實是不必要的。對人的理想本質的哲學設定是馬克思思考壹切問題的基礎和思維前見；對“人本質上應該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理解無形中支配著馬克思對“現實中人實際是什麽”問題的考察。所以，他從來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對這個前提作出說明。他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完全可能是非自覺的。

而對我們來說，如果真的理解了這壹點，就不會對馬克思這樣來論證“分工”、私有制的“缺陷”和“無產階級的使命”感到意外了――

分工還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發地（――加重號為引者所加）形成的社會中，也就是說，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加重號為引者所加），而是自發的，那麽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壹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壹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和現存的有錢的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

隨著基礎、即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這種調節消滅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化關系），供求關系的統治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其相互關系重新（――加重號為引者所加）受自己的支配。17

這些論證似乎是“唯物主義”的，因為馬克思反復強調共產主義實現的“社會歷史條件”；但被論證者的形而上本性卻是預先就設定好了的，因為共產主義仍然被闡釋為人的理想本性（非異化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的復歸，而工人階級則成了理想人性的體現者。換言之，如果說馬克思把“自主活動”的人學假設當作論證的當然前提在許多場合可能是非自覺的，那麽他卻非常自覺地把“唯物的”社會發展理論當作證明這種人學假設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其實是不徹底的，它只是半截子的唯物論，或幹脆說變成了“唯心論”。他想把“頭足倒立”的黑格爾的辯證法翻轉過來，但仍然最終作了黑格爾辯證法的俘虜。請看下面這樣的對無產者之歷史身份轉換的描述――

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18

請註意，“科學”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正是從這裏展現出來的。馬克思先驗地把基於分工、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對立而出現的無產者轉換成了享受“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的自由存在者。階級區分的社會學概念被先驗地轉換成了理性自由人的哲學概念，雖然馬克思接著提到在這個發展進程中“無產階級將拋棄舊的社會地位所遺留給它的壹切東西”，但我們還是不能理解憑什麽這種“拋棄”會成為某種不可逆的、走向陽光的過程，除非我們承認被拋棄者本身在歷史上的存在乃是某種“偶然”。19

馬克思反復強調共產主義“占有”的集體性質和無產者作為個人在其中獲得的解放。然而，在經歷了斯大林和毛澤東壹黨專制的可怕實踐後，人們可能會覺得馬克思關於“革命無產者集體”中“個人”和“集體”關系的論說更是壹派胡話。比如――馬克思斷言――“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加重號為引者所加）。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集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加重號為引者所加）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20

其實，馬克思並沒有當過工人，也沒有體驗過“工人的集體”（在這個詞的經驗意義、而非形而上意義內）是怎麽回事。這種關於“革命無產者集體”中“個人自由”的闡釋只是壹個激進思想家革命邏輯的思辨構造。我們可以說這種思辨從某壹角度看十分深刻，因為它畢竟建立在某種系統的人性假設基礎上；從另壹角度看又令人發笑，因為它在賦予“階級對立”如此抽象又似乎具有歷史意味的形而上屬性時，有可能引出十分荒唐的實踐結論。聯想到後來蘇俄、中共極權主義社會的現實，人們甚至會覺得馬克思所謂“在（共產主義）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提法頗具悲傷和滑稽的味道，無論這裏的“個人”是在馬克思原來的語意上，還是在極權主義現實所規定的語境上。不要忘記，極權主義社會最根本的特征之壹恰恰是對個人的否定。

問題還有壹個值得關註的方面：這個思辨的構造乃是建立在對所謂“冒充的集體”（如資產階級的國家）、對階級對立中集體的“虛幻性”的批判這個基礎上的。這樣，人類學的問題又轉換成了政治哲學乃至於政治學的問題，由此出發，某種帶有實踐特征的對舊的國家制度的批判和對新的政治建構的尋求似乎已經呼之欲出。

我們馬上就會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這樣做之前，我還想就階級神話這個問題再從另壹個角度作些補充。問題是這樣的：有些讀者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馬克思的經濟學難道沒有對他的共產主義結論做出貢獻嗎？人們不是常說（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時的講話也確實是這樣說的），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在經濟學上的最大成就，而恰恰是這個理論證明了無產階級將最終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嗎？那麽，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馬克思的經濟學能否證明他的政治結論？――剩余價值理論的缺失

凡熟悉《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乃是論證“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為了在科學意義上證明資本家確實剝削了工人，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必須在等價交換的前提下說明剩余價值的產生過程。我們看到――在《資本論》第1卷中――問題是以相當嚴格的邏輯推導方式提出並展開的：如果說商品運動的公式W－G－W（兩種不同商品以貨幣為媒介實現交換）由於滿足了交換雙方對不同使用價值的需求而獲得意義的話，那麽資本運動的公式G－W－G‘（貨幣借助某種商品而實現自身的增殖）也必須以這種增殖（G’=G+△G）即△G的獲得本身為意義。問題是這樣的增殖如何可能？在指出變化不可能發生在要轉化為資本的貨幣本身上、也不可能發生在商品的再度出賣上以後，馬克思斷言“變化必定發生在第壹個行為G－W中所購買的商品上”，且“不是發生在這種商品的價值上，因為互相交換的是等價物，商品是按它的價值支付的。因此，這種變化只能從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即從這種商品的消費中產生。要從商品的消費中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占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壹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獨特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21

簡言之，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理解了這壹點，馬克思的全部剩余價值理論就變得十分易懂、毫無神秘可言了。請看：正是由於勞動力成了商品，它在使用過程（也就是勞動）中能夠創造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這才有剩余價值的產生：“可變資本”（用於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和“不變資本”（用於購買其他生產資料的資本）的劃分無非是為了說明是哪壹部分資本的使用直接導致了價值的增殖，另壹部分資本則只是實現這種增殖的條件或手段；這兩個概念和剩余價值概念的結合還進壹步導出了“剝削率”的概念，用以說明資本家不勞而獲的性質和程度；而在《資本論》第3卷中關於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剩余價值率（剝削率）轉化為利潤率的討論，又旨在揭示實際的剝削程度如何借助資本主義當事人的日常意識被縮小、被歪曲和被掩蓋。最後，還有那個著名的“剩余價值分割”理論：商業資本家獲得的商業利潤，借貸資本家獲得的利息等等，其實都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壹部分；在瓜分工人的剩余勞動從而與雇傭勞動相對立這個意義上，各個領域中不勞而獲的資本家其實是壹個整體。

人們當然可以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提出置疑，乃至於反駁。比如，壹個辛辛苦苦從零起步的創業者可能說：難道在整個創業過程中我所付出的心血就都不算數麽？投資活動總是有風險的，賺了錢自然歡喜，陪了本兒老板也只能自己扛著，而不能少給工人壹分工錢。更何況我既是“資本家”，又是實際的經營者和管理者，難道我的管理和經營行為就不是“勞動”從而也應該有報酬麽？

類似這樣的反駁還可以舉出很多。馬克思確實不像他的老師李嘉圖有過長期的經商經歷。他既沒有工人的實際體驗（窮途潦倒的革命者的體驗並不等同於養家糊口的工人的體驗），更沒有殫精竭慮的創業資本家的體驗。無論是沿著“勞動價值”這種客觀價值論的思路考慮問題，還是另辟蹊徑從“邊際效用”之類主觀價值論的思路切入思考，經濟學者們都可以在承認剝削現象的同時否認馬克思對剝削的過於絕對的解釋。不過本節不想在這個更專業的經濟學問題上花費更多的筆墨。我想提請讀者註意的毋寧是這樣壹點：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無論就其建構的最初意向而言還是就其最終的建構方式而言，都是服務於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革命目標的。有壹個事實需要在這裏簡單提及：馬克思早在30歲以前就已經形成了他的政治見解和經濟見解中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且終生沒有本質的變化。這就是說，馬克思青年時代奠定的激進的社會主義政治見解和革命主張影響、支配了他的壹生。表達其政治見解的最突出的早年代表作是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表達其經濟見解的最突出的早年代表作則是1847年對布魯塞爾德意誌工人協會的通俗演說《雇傭勞動與資本》。在這個演說中，我們已經可以讀到20年後在《資本論》中予以詳細闡釋的那些最核心的論點的大致梗概。馬克思的思路其實是相當連貫的，他的意圖也十分清楚，那就是為了證明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必須把現代私有制條件下的“雇傭勞動”與“資本”設定為勢不兩立、不可調和的矛盾之兩極。就前者來說，必須證明資本主義既體現了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性進步（因為它畢竟表征著“物的依賴性”基礎上“人的獨立性”的發展），又是私有制和人的異化的最後歷史形式；就後者而言，必須證明恰恰是現代無產者才是推翻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最終力量。這樣，人類學、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就都在這樣壹個關鍵點上統壹了起來。

值得註意的是，從經濟學上論證無產者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是借助他的積累理論和貧困化理論來進行的：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壹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壹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又由於“壹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壹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所以必然出現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積累相伴而生且互為因果的局面，即“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壹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22

正是在揭示這個“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的基礎上，馬克思做出資本積累之“歷史趨勢”的下述預言：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壹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在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壹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3

這是壹段被無數人引證過無數次的極其輝煌的預言，簡直有如壯麗的日出。但人們往往忽略這樣壹點：馬克思的積累和貧困化理論暗含著壹種邏輯，那就是無論工人的組織化程度如何進步，貧困才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真正背景，擺脫貧困則是無產者革命的直接動因。如果承認這壹點是真實的，那麽就很難否定下面兩個推論不是真實的：第壹，如果工人不再貧困（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那麽工人也就不會再革命；第二，即便工人因貧困而革命，這種革命也不過是為了造反者自己的利益。這種為自身利益而進行的鬥爭，無論在什麽意義上都與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同類鬥爭沒有什麽不同。換言之，並沒有理由斷言工人階級的革命壹定具有人性升華的形而上稟性。“生產的社會化”不壹定就會導致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占有的社會化”；即便假設有這樣的變革發生，也並不意味著人性的革命就是必然的。

關鍵還是思考問題的既定邏輯。馬克思既然認定歷史有壹個無論怎樣都會達到的目標，而此前的歷史作為“史前史”無非是向這個既定目標的邁進，那麽他就完全可能無視自己的論證中出現的矛盾――事實上，用“貧困”來解釋無產者革命的動因本來就蘊含著另壹種邏輯關系，後文會對此做出解釋――而繼續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這樣，我們就讀到了壹種新的“否定之否定”，它與本章腳註3所引用的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提法雖略有不同，但體現的精神卻是高度壹致的――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4

這顯然是20多年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觀點的再現。

歸結起來是否可以這樣說：馬克思想用他的經濟學證明他的政治哲學和人類學，但其經濟學中相對而言較科學的部分（比如對壹般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探討，這種探討直接繼承了斯密和李嘉圖）恰恰是與這種證明無關的部分；而與該證明有關的部分（剩余價值理論）卻恰恰是不科學的，或至少是不太科學的。這位“人間普羅米修斯”的人道主義理想、人學假設始終在支配著他的“科學”研究，這反倒使他的研究結果的科學含量大打折扣。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有很嚴肅的東西，很深刻的東西，對商品拜物教的解剖就是壹例。對於理解市場經濟和人類文明進程的負面現象（譬如本書第2章提出的“資本邏輯”），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壹定會給人以啟示。25 但我要同時指出，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尤其是那些與論證未來共產主義有關的觀點，又是造成後來壹系列歷史謬誤的理論根源。這裏特別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私有制終結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斷言。26 而這壹切，說到底，又都要歸咎於馬克思人性觀的偏頗。本節的最後壹小節，我們會比較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我想我們就轉入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與後來共產專制主義政治建構更直接的幾個話題的研討。

對“國家”的誤讀：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制”

何為“國家”？根據階級鬥爭的邏輯，“國家”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觀首先要抓住的核心。這個思想的形成可以壹直追溯到馬、恩的青年時代。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撰文指出“省議會的立法”和“法庭的判決”不過是貫徹有產者和特權階級利益的手段。27 由於擁有地產是當時參加萊茵省議會的主要條件，指責這個機構只為富人說話、辦事，就顯得不止是順理成章的，而且有為窮人伸張正義的道德含義在內。後來隨著馬、恩社會主義見解的進壹步成熟，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和以議會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制”有了壹些更典型、更壹般化的批判性概括。比如，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國家被認為是“壹種虛幻的共同體”，“國家內部的壹切鬥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鬥爭，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等等，不過是壹些虛幻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鬥爭。”28 在《共產黨宣言》中，則有“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之說。29 晚年的恩格斯在寫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仍然忠實於他和他的朋友幾十年前提出的觀點，強調“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恩格斯特別強調，“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壹定階段上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會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

對於恩格斯這樣壹個富於想像力的比喻，今人恐怕只能報以無聲的苦笑。問題不僅在於，據前文已經給出的分析，所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只是馬、恩的形而上空想，更重要的是，基於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而給出的有關“國家”的概念性界定，乃是對“國家”之政治哲學屬性的嚴重誤讀。制度現代化理論認為，“國家”乃是不同歷史時期人類創造的政治-權力建構，它經歷了壹個從前現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化過程。表征現代國家之政治哲學屬性的最根本的東西是公共權力的建立。無論是立法機構、行政機構還是司法機構，它們作為公共權力機構的產生、職能分化和制衡機制的完善本身都體現著社會進化的力量。當然，利益向度在理解國家行為方面是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因為恰恰是對利益的保護構成公共權力建構的初始動因。請讀者回憶壹下本書第1章第13節中論“利益範疇作為現象邏輯在政治行為分析中的作用”和第2章第16節中論“作為本體邏輯的利益範疇”的文字。在這兩小節中，我反復強調人們對自身利益、首先是物質利益的追求乃是文明進化的根本原動力。然而，以憲政為核心的現代國家體制的進步恰恰體現在它可以以法治的、日益文明的形式來合理規約不同階級（在這個詞的社會學意義上）、不同社會集團、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矛盾或沖突，用社會公共利益來揚棄沖突中的、或具有潛在沖突性質的階級、階層或集團利益。在哲學人類學意義上，這個發展和進步過程代表著人的社會本性對自然本性的超越。還應該看到，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公共權力機構都在不斷的調整和完善中。從本質上說，這種“完善”只能是歷史的，並通過歷史本身的演進找到進壹步完善的途徑。比如，在選舉權的規定上，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開始時財產資格往往是壹個重要的限定因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整體水平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和社會成員獲得政治表達、政治參與的權利，並通過這些權利的使用捍衛自己的利益。而社會公共利益，它或是作為各階級（集團）利益通過相互妥協而實現的中和，或是作為對沖突中的階級（集團）利益的超越或揚棄，也將在這個過程中日益獲得更直接的、更普遍的表達。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現代代議機構，我們會得出同樣的結論。議會作為立法機關當然應該體現公共意誌，但這同樣要有壹個完善過程。立法機構作為公共權力機關的成熟主要表現在合理駕馭議員所代表的黨派、階級（階層）利益與國民全體之公共利益之間的張力。完全否定黨派利益和階級（階層）利益，是對民主政體的壹種烏托邦想象；只把議會理解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同樣是不科學的。而馬克思的問題恰恰在於，根據過於片面的“階級工具論”不但否定了議會的公共權力屬性，而且――更壹般地――否定了現代國家的公共權力屬性。在馬、恩看來，“現代國家”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現代議會民主”也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因此它對於無產者必然是“虛幻的”乃至“虛偽的”。馬克思從不承認“資產階級的國家”也有公共屬性的壹面，31 他也沒能看到權力與利益之間遠為復雜的關系。這當然要歸咎於馬克思理論框架的內在缺陷。馬克思正確地觀察到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普遍利益實現機制的不完善，但由此把整個社會說成是“虛幻的”則犯了學理意義上的重大錯誤。

當然，強調現代國家的“資產階級”屬性，目的之壹乃是為“無產階級革命”造勢。這壹點我們不可不察。有壹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壹點，那就是馬克思對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分析。

這位寄居倫敦的流亡者壹直保持著對法國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的高度關註。他的幾部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幾乎都是討論法國問題的。1848年的二月革命是19世紀法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實行君主立憲的國王路易·菲力普被推翻後，共和黨人和社會主義者所組織的臨時政府開始管理國家，接著舉行了制憲會議的選舉。在馬克思看來，這樣的選舉其實只有形式上的意義，因為“繼路易·菲力普的資產階級君主制之後，只能有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說，以前是由資產階級中的壹小部分人在國王的招牌下進行統治，今後將由全體資產階級借人民的名義（――加重號為引者所加）進行統治”。32 馬克思談到這樣壹個細節：工人馬爾歇曾迫使臨時政府頒布了壹項法令，保證工人能以勞動維持生存，使全體公民都有工可作。當臨時政府幾天後忘卻了自己的諾言，並且好像心目中已經沒有了無產階級的時候，兩萬工人走向市政廳，大聲高呼“組織勞動！”“成立專門的勞動部！”臨時政府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勉強同意設立壹個專門委員會，負責探求改善勞動者狀況的辦法。這個委員會由巴黎各手工業行會的代表組成，由議會中僅有的兩位工人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擔任主席，盧森堡宮被撥給它作會址。這樣――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就被逐出了臨時政府的所在地，被逐出了國家權力中心，而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完全控制了國家權力。只是“在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旁邊，在銀行和交易所旁邊，修建了壹個社會主義的禮拜堂，這個禮拜堂的兩個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爾伯所承擔的任務就是要發現樂土，宣告新福音，並讓巴黎無產階級有工作可作。”然而――

組織勞動！但是雇傭勞動就是現存的資產階級的組織勞動。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資產階級社會。專門的勞動部！但是，難道財政部、商業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資產階級的勞動部嗎？設在這些部旁邊的無產階級勞動部，只能是壹個軟弱無力的部，只能是壹個徒有善良願望的部……33

好在工人到底發動起義了！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不但從自己所任命的執行委員會中排除了無產階級的代表，甚至否決了設立專門勞動部的提案。“工人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不是餓死，就是鬥爭。”這位自己也在饑餓和貧困狀態中掙紮的思想家斬釘截鐵地斷言，發生於1848年6月22日的巴黎大規模工人起義乃是“分裂現代社會的兩個階級之間的第壹次大規模的戰鬥。這是為資產階級制度的存亡而進行的鬥爭。蒙在共和國頭上的面紗被撕破了”。34 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它也“迫使資產階級共和國現了原形：原來這個國家公開承認的目的就是使資本的統治和對勞動的奴役永世長存”。最重要的是，起義的失敗使工人階級確信了這樣壹條真理――

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壹下自己的處境只是壹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壹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35

學理的思辨現在已經變成直接的政治結論和戰鬥動員。思想家同時成了鼓動者和戰士。但是我們仍然不大清楚馬克思心目中的“工人階級專政”到底是個什麽樣子。我想1848年時的馬克思本人對此也不是很清楚。這要等到23年後又壹次革命到來時才有答案。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對巴黎公社的誤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從今天的眼光看，發生於1871年、僅僅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革命，只是歷史進程中的壹段短暫插曲。普法戰爭，法國戰敗，法蘭西第二帝國也隨著路易·拿破侖的被俘而傾倒。在第二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新的臨時政府，還舉行了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在保皇黨和共和黨之間以及它們各自內部爭執了幾年後，才於1875年確認政府采取共和的形式，這就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巴黎公社“革命”只是在這個歷史時段內爆發的壹次短暫的沖突，它並未對後來的歷史走向產生大的影響，也沒有從根本上影響法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然而，由於在這場革命中誕生了壹個以工人為主體的政權，並采取了壹系列“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的措施，這次革命受到了馬克思的熱烈贊揚和高度評價。《法蘭西內戰》，這篇作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宣言而寫出的文字，就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解讀。正是這篇文字，使我們有機會通過壹個具體的歷史情境，了解馬克思到底是怎樣看待“無產階級專政”的。或者，換句話說，馬克思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後工人階級政權和政治建構的空想性質和激進性質，正是在對巴黎公社的議論和贊揚中得到了充分的、較完整的表露。

在歷數了法蘭西帝國不過是“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後，馬克思斷言“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6

請註意這段引文的最後壹句話，即巴黎公社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據馬克思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37　所謂“現成的國家機器”，主要指議會和政府（包括官僚、警察、常備軍、僧侶、法官等）這兩大機構。既然它們只是實施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麽無產階級就必須打碎它們，摧毀它們，並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恩格斯語38）來代替它們。從巴黎公社提供的經驗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國家機器具有這樣幾個特征：

●　它將采用議行合壹的人民代表制度，既是行政機關，又是立法機關，而不再是資產階級議會式的機構。馬克思甚至斷言：“議會制在法國已經完結。它的最後的和全盛的時期是從1848年5月到政變為止的議會制共和國。扼殺了它的那個帝國，正是它自身的產物。”既然“議會制那時已經死亡，工人階級革命當然不能去把它從死亡中喚醒。”39

●　它將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國民自衛軍，這樣，它既消除了巨大的捐稅和國債之源，也消除了階級統治和冒險家對國家權力的僭取。

●　它將廢除“獨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這些“惡棍”。

●　法官的“虛偽的獨立性”將被取消，“這種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獻媚的假面具”。

●　它將摧毀“僧侶勢力”這個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壹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這樣，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偏見以及教會和國家的幹涉。

●　所有公職――軍事、行政、政治的職務――都將變成真正的工人的職務，管理將不再是壹件神秘的事情，它們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

●　普選權將得到真正的落實並“被應用於它的真正目的”：選舉公社自己的公職人員（而在過去，選舉只不過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為了保證人民的公仆不再變為人民的主人，以下兩條措施是絕對必要的：第壹，所有公職人員必須在公眾的監督下工作，人民有權隨時罷免不稱職的勤務員；第二，勤務員只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工資。

●　公社將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每壹個地區的農村公社，通過設在中心城鎮的代表會議來處理它們的共同事務；各個地區的代表會議又向設在首都的國民代表會議派出代表，每壹個代表都可以隨時罷免，並受到選民給他的限權委托書的約束。

●　公社又將是真正的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公社將實現勞動的解放。這就是說，公社將“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40

在這樣壹幅對公社的彩描中，理想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對某些臨時措施的刻畫和由此引申出的關於未來政治設計更深入的思考等等顯然是混雜在壹起的。關於廢除常備軍的說法顯得有些幼稚（它把戰時條件下巴黎公社采取的臨時手段衡常化了），但人們從軍隊有可能成為冒險家奪取國家政權的手段的敘述中，還是能夠讀出某些有價值的思想火花。強調教育和科學要擺脫政府和宗教機構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馬克思壹直堅持的價值主張，但在對巴黎公社的討論中，這個問題並不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馬克思之所以對存在僅兩個月多壹點的巴黎公社如此情有獨鐘，說到底是因為公社宣布的東西與馬克思的政治理想有更多的吻合，而這位思想家也迅速用自己的更深刻的邏輯和語言對之加以引申。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對公社政權形式的說明。政權性質是“工人階級”的（所以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這自然不在話下；政權形式也要與資產階級的不同，議行合壹將是無產階級政權機構的壹大特色。據說，這種機構更“實幹”而不是像資產階級議會那樣只尚騙人的“清談”。――請讀者註意，正是這個“議行合壹”成為後來蘇維埃和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建構原則的重要“依據”。

我們不難發現如此闡釋的巴黎公社原則所體現的激進性。這種激進性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新政權乃是與過去的徹底決裂，似乎資產階級的政權形式中沒有任何可取的東西（如司法制度是“虛偽的”，警察則是“惡棍”等等）；其次，新的變革就在眼前，這種認為“我們的時代已經到來，且是最後到來”41　的樂觀情緒總是給馬克思、恩格斯以鼓舞，盡管最後總是證明這種樂觀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更重要的是如此闡釋的巴黎公社原則所體現的烏托邦性。這種烏托邦性質不但體現在馬克思對人人都可以參加管理而無需任何特殊訓練的過於簡單化的想象上（列寧後來又大大發揮了這種想象），更根本的是在這樣壹點：馬克思似乎從沒有認真思考過無產階級的政權本身是否有變質的危險。“無產階級政權”也是壹種權力，它是要由具體的人來行使的。權力容易置人於貪婪，難道無產階級就個個都是“聖徒”？權力具有使役性和強制性這樣兩個特征，難道無產階級的掌權者就沒有利用權力為非作歹的可能乃至內在行為傾向？

當然，馬克思談到了為防止“人民的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所要采取的兩項措施，但隨便找來壹位稍有頭腦的中國公民，他都會指出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很難落在實處的。“隨時罷免不稱職的工作人員”？這需要壹定的制度結構來保障這壹點。在“資產階級”政府框架內，這是通過權力制衡做到的。而否定了三權分立合法性的“無產階級”政府又當如何呢？至於“只拿和工人壹樣的工資”，我們的中國公民會更加發笑：這不是絕對平均主義麽？假如真的實行這樣的政策，那用不了多久，就會變得人人怠工而沒有積極性，政府的工作將難以為繼。更何況這種情況並不會真的出現，因為掌權者遲早會做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安排和調整，不管是通過公開的形式，還是通過隱蔽的形式（今天制度經濟學揭示的“尋租”、“設租”之類勾當已經證明人類的為惡智慧有多麽出類拔萃）。恩格斯曾認為限制工人代表的工資就“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42　這是對人類為惡本能的明顯低估，這還是壹位久經沙場的商人！

馬克思對公社“奇跡般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贊不絕口，卻沒有認識到這是很多社會革命都會促成的偉大的、但帶有臨時性的社會場景，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同樣如此。43　更關鍵的問題是馬克思沒有看到他所熱烈頌揚的“無產階級專政”在結構形式上蘊含著巨大的危險。三權分立式的結構制衡在馬克思那裏似乎不屑壹顧，是因為馬克思把公共權力的缺陷僅僅理解為有產階級統治的結果，而不是壹般意義上人的為惡本性在適宜條件下發作的結果。這樣，他就不可能看到即便以工人為主體組成的政權，也會迅即面臨公共權力作為權力都會遇到的壹切挑戰。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太短了，所以，這套理論與實踐做法的空想性質在當時並未充分表露。到蘇俄十月革命以後，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了。

可以說，在對權力（公共權力也不例外）之異化可能性的理解上，馬克思既比不上他的前人邦雅曼·貢斯當，也不如他的後來者、當代思想家以塞亞·伯林。貢斯當在論“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之區別、伯林在論“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區別時都涉及到這樣壹個問題：即便出於對自由的渴望而建立的政權，仍然可能演變為暴政的工具。請看伯林對“積極自由”的說明：“我希望我的生活與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於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意誌，而不是別人意誌的工具；我希望成為主體，而不是他人行為的對象；我希望我的行為出於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識之目的，而不是出於外來的原因……。”44　問題在於這種“自主”的願望必須借助集體解放的形式才能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自我”可能被集體的“自我”所覆蓋，雙重“自我”造成了人們對“大我”（部落、種族、教會、國家等等）的崇拜和對“小我”的貶抑，且這種貶抑正好是打著自由的名義。伯林對壹切訴諸“積極自由”的理論提出警告，就是為了提醒人們謹防此類訴求可能導致的濫用。當然，伯林在討論這些問題時，腦子裏已經有納粹和斯大林主義的猖獗之類體驗作為背景，這正如貢斯當在批評盧梭套用“古代人的自由”卻可能埋葬了自由時，他所想的，乃是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派的恐怖專政。馬克思似乎沒有沿著這個套路用腦子。費希特、黑格爾的思路壹直在支配著他（而這個思路在伯林看來恰恰是“積極自由”的思路）。不幸的是，這並不僅僅是壹個人學理上的過失；當它轉變為實踐行動時，歷史將為此付出代價。

馬克思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權力問題的深奧和復雜。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有真民主，只是因為存在“私有制”的緣故；推翻了私有制，就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創造了條件、掃清了道路。至於與權力相關的人類政治行為的全部復雜性（在追求權力與運用權力過程中人與人的沖突，這種沖突必然要借助的組織化力量及其屬性，權力的異化、獨裁產生的可能性及其人類學依據等）在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框架內全都無從談起。壹切都被理想人性的神聖光環和“階級鬥爭”的僵硬邏輯遮蔽了。這使馬克思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無可救藥地走向幼稚，使他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政治預言變成了童話。遲至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仍在重復民主共和國乃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後的國家形式”，在這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將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同時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45　這個說法與馬克思在1852年寫給約·魏德邁的信中的提法顯然是壹致的，該信強調發現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思本人的功勞，“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46

而我們――壹個半世紀後經歷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興奮和全部悲哀的中國人――又會從馬克思的上述箴言中讀出什麽呢？第壹，作為追求目標，無階級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只不過是壹種烏托邦幻想。在這裏，烏托邦意味著某種原則上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不管人們對它的追求如何真誠。莫爾、聖西門、傅立葉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同樣是烏托邦，不同之處只在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多了壹件“科學”的外衣。更重要的是，第二，作為實踐行為，馬克思所設想的、作為走向共產主義之“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恰恰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即從追求更高級的、真正的民主變成赤裸裸的、駭人聽聞的專制。道理很簡單：在權力問題上，訴諸“理想人性”是靠不住的；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表明，同時支配著經濟行為和政治行為的利益原則是壹種只能揚棄而不能廢除的東西，人為地廢除，必然遭到被廢除者強有力的反向報復。權力不能被單壹力量壟斷，不管它以什麽名義。事實上，被馬克思贊揚備至的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在邏輯上預示了未來“工人階級政黨”執政地位的唯壹性和天然合法性。當然――這樣壹來――它也就同時預示了在缺乏權力制衡的條件下“工人階級政權”（權且這樣稱呼之）走向異化的不可避免性。只不過馬克思沒能估計到這壹點。思想家也是凡人。

流亡海外的中國學者談馬克思主義

作者 中國網友

本文凝聚了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復嚴肅的思考。為使文章接近每壹個可能的讀者，樊弓將以幽默頑皮的口吻和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討論那個對我們的國家、社會和人生影響最為深遠的學說，故曰“戲侃”。然而戲侃歸戲侃，筆者以數學家的名義向讀者保證，下面那些嬉笑怒罵的背後，是科學學人的嚴肅嚴謹和徹夜不眠的推敲推理。本文邊寫邊改邊貼。得到眾多網友們的鼓勵，建議和批評。

樊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在以後亂讀各種學說時不斷加深的。明天可能比今天又有新的深入。在此侃壹部分，眾網友中必有教我者。話說回來，數學教授侃馬克思主義，恐怕要讓人文大師們惱火。因此樊某聲明，在下是以文會友，以文求教。再說，聽聽數學家評論，不管有沒有道理，總應該是有好處的。另外，樊某的觀點，多半不是創見。樊某讀書常忘出處，始作蛹者若發現其理論被剽竊於此，可以告知。

各門宗教信徒饒恕樊某。在下絕對尊敬壹切宗教。如有頑皮之詞只是為增加文章可讀性，不要跟樊弓這種不可救藥之人壹般見識，再拜。
戲侃馬克思主義正式開始。
天堂夢
人類有兩個生生不息的庸俗夢想，壹是永生，二是天堂。馬克思逃掉了永生壹俗而免不了第二俗。而且馬克思比傳教士的雄心要大得多。宗教是騙妳死後或來世進天堂。老馬則不然，忽發奇想要建壹個人間天堂，名叫“共產主義”。
胡平先生有句話，大意是永生和天堂都是極其無聊的東西。妳信不信？剛到美國時壹位希臘籍某教虔誠信徒執意要拯救樊某。（為避免得罪該教，隱去教名。望各教信徒不要對號入座。）用天堂地獄曉以利害。可謂苦口婆心。於是有下列對話：
教徒：跟隨我主者死後可進天堂。
樊弓：天堂好玩兒嗎？
教徒：天堂盡善盡美。
樊弓：進天堂後可有籃球打？
教徒：（停頓，豈有此理？）天堂好處多多，還打什麽籃球？
樊弓：不好意思，就愛打籃球。
教徒：既然妳喜歡籃球，盡善盡美處應該是有的。
樊弓：那我在天堂打球可有贏球之樂？
教徒：天堂滿足妳的壹切要求。要贏則贏。
樊弓：那我贏誰？
教徒：（語塞）
樊弓：如果我沒有輸球之虞，那我贏球的樂趣何在？原來妳家聖主是要盡找些下三爛到天堂陪樊某打球，免了，免了。
妳看這宇宙之中能有天堂嗎？妳評評理，這天堂是不是無聊？
幸福是相對甚於絕對。我們覺得幸福是因為我們看見別人之幸稍遜於我，或是看見自己今天之幸勝於昨天。消滅不幸的同時也就消滅了幸福本身。
天堂的誘惑是“盡善盡美”。然而“盡善”也正是天堂夢想的致命傷。因為壹旦“盡善”，則無“更善”。人類偏偏是追求“更善”的動物。當人被置於斷絕“更善”希望之地，要麽屈服，要麽反叛。人類就是這麽賤。
結論：在上帝面前人的罪孽太深重。人類不配有天堂！不配進天堂！
天堂夢想只適合做白日夢消遣，只屬於教堂。絕對不能認真。壹認真就漏洞百出。更重要的原則是，妳的天堂僅屬於妳，未必適合我。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天堂可不得了，自己做夢不算，非要強加給全人類，而且要用暴力革命來實現。太可怕了。
妳說這是不是邪教？
各取所需
共產主義天堂壹言以蔽之，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後來被篡改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那麽多東西去取怎麽辦？偉光正解釋說：
1、天堂裏物資“極大豐富”。
2、那時人皆聖人，思想水平無窮高，不會去亂取壹氣。
3、還是要分配的嘛。
請網友們想深壹層。先不要說物資能有多大豐富。就算汽車豐富到人手壹車，那時誰去“取”奔弛寶馬，誰去“取”天津夏利？妳可能說那時汽車沒這麽個區別。那公路上跑的車全壹個樣妳高興不高興？
NBA決賽那兩萬來張門票讓誰來“取”？妳要是建壹個球場把所有球迷都裝下，那誰坐前排？
偉光正也發現了這些漏洞。故改為“按需分配”。那就更糟了。分得不均怎麽辦？誰來分配？當然是偉光正啦。通往奴隸制之路就是這樣建成的。
如果說“各取所需”的漏洞是無視資源的有限性，而“按需分配”在邏輯上則是自相矛盾。既然“按需”來給，還分配個啥子。“分配”就意味著有壹個分配者來決定，哪些需要是不能滿足的。因而必定是不能“按需”的。
結論：無論是各取所需，還是按需分配，這樣的天堂都是不存在的。壹旦存在，則非天堂。
至於“天堂”裏能否人皆聖人，有兩種對立的流行說法：
1、只要把人的思想覺悟提高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要求，共產主義便能實現。
2、正因為人的普遍思想覺悟不可能達到共產主義的要求，因此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
樊某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對。而且，在下對此將有振聾發聵的分析。請網友們容我先賣個關子。讀到後面自見分曉。

樊某本文，好像是得罪了全天下的基督徒。在下負荊請罪。樊某生性頑皮。常有褻瀆神聖之言。意在撓網友們的胳肢窩。樊某已經自認無藥可救。爾等何必跟在下壹般見識。
樊某最近大忙。本文只能是邊寫邊改邊貼。實實是想到哪侃到哪，望網友們不吝賜教，多發見解。樊某不勝感激。
世界有兩種講學問的人，壹種人是有意無意地把未必深奧的理論講得玄乎無比。妳聽不懂是因為妳沒修夠基礎課。他深怕不玄乎顯得沒本事。這種人在數學家中占90％以上（絕大多數數學演講5分鐘後聽眾便不知所雲）。別的學科裏這種人有多大比例不敢說。樊弓的師父是另壹種學人。寫文章做演講壹定要把深奧理論講得中學生聽懂了才算有學問。師兄弟們出去演講前，必跟師父先講三遍以上。網友們可能不信，師兄的壹個演講被師父臭罵了19遍。第20遍聽完才說：徒兒可以去了。樊弓在本文涉及的理論，完全可以玄得如同嚼醋。而樊某的目標，是要這些理論侃得如兒戲般簡單。這不是對這些理論的不敬，乃不負師父教誨也。
後面要侃馬克思的經濟學，網友們會發現，象“邊際效用”這樣的嚇人詞匯，其實也是很好懂的，就看妳想不想要人懂。
另外，請網敵不必用樊某曾是馬克思主義者來奚落在下。樊某對此無怨無悔。壹個人20歲以前不信馬克思主義是沒有心肝，30歲以後還信則是沒有理性。
網友中有壹種普遍共識，以為馬克思是對的，錯在列寧斯大林。樊某意在改變這種思維。在下堅信，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起就錯了。到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錯誤則變成了罪惡。請網友們聽我細細道來。
接著侃。
公有制與各盡所能
馬克思天真地假定，壹旦生產資料公有，人人都會“各盡所能”。因為人人都在為那個公有的“自己”工作。是嘛，妳多工作壹點，這個公有社會的財富便增加壹點，於是妳的財富便因公有而隨之增加。人們怎麽不“各盡所能”呢？這怎麽會是不對呢？
世界上的壹切錯誤思潮，乍壹聽都是正確的。而大多數人都不具備深入分析的興趣、能力和學問。小樊當年也是如此。
馬克思的錯誤在於壹無嚴格定義，二乏定量分析。
首先，“各盡所能”是什麽意思？工作8小時就回家那顯然沒有盡其能。妳完全可以再幹壹小時嘛。從嚴格意義上講，妳只要不幹活累死，妳就沒有“盡”妳之所能。老馬顯然不指忘人人都累死。就是忘了搞清楚這“能”該如何“盡”。老馬的“數學手稿”寫得比數學家樊弓還認真。可惜在這個假定上沒有做最簡單的定量分析：
在壹個1000人的公有社會裏，壹個人加班壹小時所增加的產值，攤到他頭上，只值1/1000小時，這種用1去換1/1000的買賣，只有傻帽才幹。反過來，當他偷懶壹小時，只損失1/1000小時。這種用1/1000小時的產值換取1小時休閑的勾當，絕對值得！
如果這個共有社會是由壹億人組成的，那更是不得了。壹個人“盡”其所能，給那個公有的“自己”增加的財富也是約等於零。他是不是吃飽了撐的才去受累？
想用公有制來促使人人去幹那種無法定義的“各盡所能”，是對人性的錯誤假定和對數學的錯誤應用。與馬克思的願望恰好相反，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正確的結論只能是：公有制是懶惰的溫床。馬克思在這裏可是錯得連邊都不沾。
比公有制私有制誰是誰非更重要的問題是：要搞公有制妳去搞啊，誰攔著妳了？
從來沒聽說資本主義社會裏禁止開公有企業。妳老馬找壹幫人去試驗試驗嘛。（據說以色列就有共產主義公社。）那馬大胡子吃飯都要恩格斯供著，辦不出公有企業本來也沒人笑話。可他壹不勞神搞試點，二不耐煩建特區，要幹就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總暴動。我的媽呀妳悠著點行不行。根據馬克思版的“五七壹工程紀要”，那總暴動壹旦鬧騰起來，就要剝奪“剝奪者”，全面共產。妳那時跟想他打個報告開塊自留地，門兒都沒有。 （註：五七壹工程紀要是林彪的武裝起義綱領）
勞動時間和商品價值
馬克思是唯物主義者。只相信商品的內在的，用所謂“勞動時間”來量度的價值。因此馬克思不能理解下述商業行為的意義：
1、張三生產了十個蘋果。李四生產了十個橘子。王五不生產任何產品，只當壹個中間人。為說明問題，我們還可以假定這王老五懶得門都不想出。打定主意這回不幹任何“勞動”。
2、王五向張三借6個蘋果，跟李四借6個橘子，捎個口信叫他們分別送來。
3、王五當即還給張三4個橘子，李四4個蘋果。跟二人說聲拜拜。自吃2個蘋果2個橘子。
假定蘋果和橘子的“勞動時間”相同，按馬氏理論應等價。那麽張三李四是不是以6換4的傻帽？王五是不是不勞而獲的奸商？根據馬克思主義，答案應該是“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連張三幹嗎要用蘋果換橘子都鬧不清。妳有蘋果吃不就得了？馬克思所不懂的是，商品不但有價值，而且有“效用（utility）”。張三辛苦了壹年終於有蘋果了。這第壹個蘋果多香啊！於是這第壹個蘋果的“效用”最大。壹個蘋果已下肚，這第二個就差多了（邊際效用遞減開始）。這“下壹個蘋果的效用”，就是所謂“邊際效用（marginalutility）”。（對學過微積分的網友：效用函數是單調遞增的下凹函數。函數值單調遞增而導數值單調遞減。邊際效用在數學上就是效用函數的導數。－－妳看這玄也不玄）

對張三來說，第五個蘋果已經沒什麽吃頭。不反胃就不錯了（邊際效用接近零）。於是張三心想，要有橘子吃該多好？他絕對願意用6個蘋果換4個橘子。他不但不覺得上當，而是覺得太賺了！因為就那第壹個橘子的滋味（效用），已經遠大於那後6個蘋果的效用之和。
於是，王五的牽線搭橋，雖然沒有絲毫增加這個三人社會的絕對產品數量，卻實實在在地增加了全社會的效用總和。因而也就當之無愧地得到2個蘋果2個橘子的回報。
妳是應該相信馬克思的“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還是更應該相信效用理論？

樊弓叩拜發來郵件的網友，對所有寫來喝彩、建議和批評的郵件表示感激和敬意。網友中果然大有教我者。請網友們再接再厲，樊某必忘掉自己姓甚名誰，侃他個唾沫亂飛。
許多網友發郵件要文集。在下很慚愧。1、樊弓本行是數學，寫這種文章是狗拿耗子不務正業，故逮著的也不多。2、樊弓也是追求“更善”的動物。希望明天的文章寫得比今天好。誰要是把我很久以前在soc culture china上打筆仗老底泄漏出來，我這下就跳樓。
在下也借此機會戲耍壹下那些只懂粗鄙語言而說不出個所以然的網敵：樊弓是我黨我軍久經考驗的網蟲，壹肚子歪理壞水不說，面皮比城墻還厚。升高樊弓血壓的唯壹辦法，是亮點功夫出來，在理論上，邏輯上駁倒樊弓。請出招。
接著侃。
計畫經濟
馬克思看到壹個顯然事實：資本主義社會隔三差五地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每次危機到來之時，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他老馬也是個好心人，不假思索，立即就有了對癥下藥的濟世良方：計劃經濟。
是嘛，眼下美帝國主義正在鬧準經濟危機（曰經濟衰退）。樊某的股票是輸得要當褲子還沒人收。朋友也被Lucent裁員。其顯然得不能更顯然的原因呢，就是那些公司之間連個計劃也沒有。瞎生產那麽多。壹下子賣不掉。那當總統的就知道玩見習女秘書，也不幫著計劃壹下，搞得我們大家跟著倒黴。行行好，快“計劃”吧！下回別在來這壹套了。壹旦計劃好，這GDP必永增不降，道瓊斯便只漲不跌。
英文有壹句格言，
Fore very problem there is always a solution which is so quick so appealing and so wrong.（對每壹個問題，總有這樣壹個解答：直接了當，引人入勝，然而謬以千裏）
計劃經濟就是這樣的解決辦法。
先給馬克思主義者壹根稻草：用嚴格的數學可以證明，這個完美計劃還真是“存在”的。註意，這是數學意義上的“存在”。圓周率3.14159...是存在的，我們只能不斷地去逼近它。它的精確值只有上帝才知道。
做這個計劃的神人，必須不僅要計劃到每壹件原料何時送到哪個車間，還要計劃到愛迪生何時拿出他的下壹項發明。妳說說，這個計劃是不是只有上帝才會做？
提出壹項原則而不考慮其細節和可行性。這種錯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不勝枚舉。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不去搞清楚就去實施。妳說怎麽不盡捅摟子。
那麽，凡人做不出完美的計劃，可不可以去做近似完美的計劃呢？理論上好像也沒什麽不可以。但是妳做計劃就要有信息，妳要麽
1、讓市場以供求決定物價並從價格得到預測變數。
2、挨家挨戶去問。
前者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後者是太擡舉消費者的智商。我樊某人根本就不知道下個月想買什麽。不必了，馬克思先生。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最優化理論證明，在壹個“完全競爭”的條件下，資源分配自然達到那個最優的計劃。“完全競爭”的理想條件是很容易近似的。只要經常去拆散AT&T，起訴微軟就行了。（註：“完全競爭”指的是這樣壹個理想狀態：每壹種商品都有足夠多的獨立廠家生產，使得任何壹個廠家都不能用調整自家產量的方式來影響市場價格。）等等，妳老兄別走。我怎麽還見有經濟衰退呢？
答案：
1、我們只能近似地做到“完全競爭”。
2、經濟發展必須優勝劣汰。妳要麽通過經濟衰退來淘汰夕陽工業，要麽叫政府開坦克趕人。請問網友們要哪頭？
誰說經濟衰退只壞不好。毛老頭子還知道壹分為二呢。
計劃經濟行不行得通還是次要的，因為它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之間還有著更深刻的，在於人性意義上的區別。
市場經濟把每個人的命運交給他們自己，給妳壹條起跑線，妳自個兒撒開大腳片子跑去。先跑到的吃肉，後跑到的喝湯，不跑的喝西北風。妳自己看著辦。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假定生產者是自身命運的主人。
計劃經濟的思路是，人和生產過程必須是被“計劃”的。我們天下無敵的乒乓球隊，連每場球讓誰輸都有計劃。人是計劃的被動執行者。人被要求是這臺共產主義機器上的閃閃發光的螺絲釘。
如果妳有選擇，妳是要做人，還是要做螺絲釘？

壹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善意地發來郵件，指出樊某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意思其實是如此這般。樊某誠心感謝。
愛因斯坦有個啥子“相對論”，說是妳要是撒開腳丫能追上手電筒那條亮道道，人家看妳就是扁的。這理論據說全天下只有10個人真懂，還不知道是哪10位大俠。
這馬克思主義好像比老愛還要玄。全天下有資格懂的咱掰著指頭數得出來：列寧還有壹口氣時只有列寧明白。列寧剛壹蹬腿，斯大林立馬就懂了。姓毛的小子那膽子賊大，斯大林眼還沒閉，就敢說他也懂。那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眼見毛皇帝跳進長江還能浮起來，嚇得趕緊檢討說沒學好馬列毛思想。毛澤東壹駕崩，他“總設計師”便黃袍加身，冷不丁連發展馬克思主義都會。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史，就是誰當教主誰懂，誰有生殺之權誰懂的歷史。
愛因斯坦那玩意兒10個人懂恐怕是夠了。妳馬克思可是要“解放全人類”，要把壹切肉體凡胎的七情六欲剔掉，改造成共產主義聖人。可妳那學問弄得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連受過最嚴格邏輯思維訓練的數學家都看不懂。妳還想搞共產主義不想？
還是樊弓師父的原則有道理：妳那理論要是人人都聽得出岔子，或是大家都聽得打呵欠，是妳的責任而非聽眾的不是。很多網友發來郵件說當年上馬克思主義課實在是學不進去。樊弓答：不必慚愧哥兒們，那正是馬克思的錯！
好貨無人識等於沒好貨。懷才不遇等於沒才。深奧理論沒人懂等於放屁！（愛因斯坦除外。）
對“妳沒弄懂”之類的勸告，在下完全沒有必要做更多的解釋。網友們自可判斷。樊家頑童只有壹句：“那皇上真是光腚的哎！”妳要跟我解釋說萬歲爺那件新褂子要修完博士後才看得見，我保證洗耳恭聽就是。
有沒有這樣壹種可能：樊弓對馬克思的理解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樊弓理解得太深刻？
繼續侃。
剩余價值帶來的迷思
馬克思號召全世界打工仔起來用暴力革老板的命，因為他認為，資本家“剝削”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他馬會計還算給妳聽：妳今天幹的活兒按“勞動時間”計算值10個袁大頭，老板只給了妳9個。妳這還不去宰了他？妳壹聽當然是壹肚子火不知從哪個門往外冒。毛教主這會兒讓妳去天安門自焚妳都不眨壹個眼。
這玩意兒的理論基礎叫“勞動價值論”。說商品的價值是勞動創造的，而且僅僅是由勞動創造的。別的因素都不算。（德國壹位經濟學教授發來郵件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奠基公理，其他所有理論皆源出於此。樊弓謝教授指點。）
天下文人為此爭論了兩百年不止。妳要以為在下今天也來加入那套象牙塔裏面才管用嚼醋大賽，那就太小看樊大俠了。
這個爭論常常落入壹個邏輯圈套。因為“勞動價值論”可以有兩層意義：
1、壹件產品追根搠源，是勞動創造的。是嘛，妳用的機器是別人勞動造的，資金原本可能是勞動掙的，追到最後，不是上帝給的就是勞動創造的。
2、壹件產品在這個生產環節裏，其新增價值也只是勞動創造的。資金，廠房，設備，生產管理，原始設計都不算。
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學人，基本上是反對第二層意思。
擁護者則是詭辯術，他們用第壹層意思來為“勞動價值論”辯護，把妳的招數檔回去就立馬跳到第二層意思上去。這種江湖術士的兒戲騙別人也就算了，跟數學家過招還是嫩了點。
在樊大師看來，妳們吵了200年，不就是為那10塊大洋分贓不勻打破頭嗎？ 馬克思硬說那端盤子的應該把10個全拿走。餐館主子說不行，妳得給我留倆，要不我喝西北風。這種官司再打200年也還是打不清。
唯壹的永遠公平的原則只有壹個：周瑜打黃蓋，壹個願打壹個願挨。妳們幹事得先小人後君子。妳進來端盤子前先跟老板娘打個勾勾，幾塊大洋歸妳，幾塊歸她。幹幾個月再商量不就行了嗎？她要敢不跟妳漲兩個子兒妳走人就是，誰拉妳後腿來著？馬克思妳也是挑撥離間，為那壹塊元寶非要人把老板壹家全宰了。這也太說不過去了嘛！
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原則來說：壹件交換只要是在雙方自願，任何壹方無法壟斷資源的前提下，這項交易就是“雙贏”買賣。
網友妳還信不信“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

本文原意是寫給中國人看的。洋人信不信馬克思主義關我什麽事。樊某在美國還真的碰見好幾次馬克思主義者。最荒唐的莫過於約1990年壹幫20來歲的毛主義者，在校園散發傳單。說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境界，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運動，號召美國人民起來用武裝鬥爭推翻資產階級暴政。搞得我哭笑不得。不過妳看美國自由不自由？
壹位熱心的網友，不辭勞苦將前幾節翻譯成洋文，轉給老馬故鄉德國的壹經濟學教授。該教授研究馬主義已逾10年，見譯文立即發來伊妹兒，曰與在下不謀而合，並順便教習幾招。樊弓在此萬謝該網友。於是樊弓自然是得意洋洋，忘乎所以。這回居然連挾洋自重的本錢都有了。豈可不接著侃？
再來！
按勞分配的可行性
“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既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不仔細侃清楚怎麽對得起眾網友？因此再侃壹節於此。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認為老板絕對不該拿壹個子兒，因為他“不勞動”。這種蠻不講理沒有什麽值得批駁的。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有這麽極端。人們的共識是：對提供資金，廠房和生產組織管理的老板當然應該有所回報。妳如果同意，則馬氏剩余價值論便已不攻自破。老板那的壹份叫不叫剩余價值沒關系。
剩下的問題是，怎麽分才公平？怎樣做才能達到或逼近那個公平境界？

馬克思那套暴力革命，趕走老板，共產餐館的做法不但不公平，簡直是近乎荒唐，近乎罪過。
　　樊某上節指出，亞當斯密的願打願挨原則是唯壹公平原則。但分析過於簡短，有負師父教誨。使得很多網友尚不滿意。
網友們的疑問主要是，老板處於天然優勢地位。妳端盤子的跑堂去找他添倆子兒他不但不給反而踢妳出門怎麽辦？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需告訴妳壹個簡單事實。
三四年前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提升勞動保障。報紙上就揭他們的老底：這些流水線上的裝配工人平均年薪竟然是九萬六千！樊教授的眼鏡差點沒掉下來。這還罷工？咱們把薪水換換得了。
樊弓當即打電話向底特律的老朋友查證。老友答曰，這是少的。比這多的都有！也就是說，這些從事“簡單勞動”的打工仔，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妳不給他就要罷工呀。這裏，馬克思的“簡單勞動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
毛主席語錄：“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妳看有沒有道理？
如果妳跑堂的知道，向老板娘要求加工資必被炒魷魚。那我祝賀妳。因為這會兒妳已經拿到了妳幹這行所能拿到的最高工資。妳已經把老板娘推到了極限。她已經覺得，她到了不炒妳魷魚便無法跟別的老板娘競爭的地步。妳真行哎！
妳還不滿意怎麽辦？出路多得很嘛：跳槽，轉行，組織跑堂工會，遊說國會等等，就是犯不著聽老馬把老板娘宰了。妳說對不對？
與馬克思主義相反，“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樊某就有壹老朋友嫁給移民實業家，該老板創業失敗，傾家蕩產，精神失常，家庭破碎。誰說世上只有打工仔難做？
只有在資本實現全面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而這，正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聲明：樊弓鉆研馬克思的時候是工人。絕對同情打工仔。）
馬克思為“剩余價值”開出的藥方是全面共產（即全面壟斷）。妳說這病人（工人階級）怎麽不毒得死去活來？看看中國今天的下崗和在崗的國營企業工人吧。
還是周瑜打黃蓋公平！雖然挨板子的後面不爽，可這世界上哪有天堂呢？
分餅的政治學
提到公平原則，怎麽說都有人覺得吃了虧。於是還得侃侃。
壹個簡單的日常生活問題包含著極其深刻的政治學：兩個貪心餓鬼要分壹個餅吃。而這倆都不是省油的燈，誰要懷疑他少分了壹丁點都跟妳沒完。妳說他們應該怎樣切才公平？
很多人會想，這還不簡單。從正中二壹添做五，平均主義。因為這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行不行？可妳忘了，這兩人拿到自己那壹半時，眼睛還會盯著另壹半。心想他那半拉子裏夾的是花旗參，我這半裏壹定是蘿蔔幹。我非幹他不可！
我們中國人號稱文明悠久，聰明過人。可我們到今天還沒有想清楚這麽個簡單問題。五千年過去了，我們的思路還停留在盼包公轉世，或哀求當政者“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眼巴巴地期望分餅人刀下留情，讓我等還有活路。
還有壹批文人甚至搖唇鼓舌，說只要經濟發展而把餅做大點，怎麽腐敗分法都行。聽得我都要吐。多大的餅能養得起成克傑？
江核心的答案是讓分餅幹部們去三講，據說講完後分得楞是勻。
馬克思的分法是先“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可惜他治學缺乏嚴謹，搞不清楚到底怎麽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其門徒也不鬧明白，胡來壹氣。留下壹個永遠理不清的爛攤子。
老馬及後來的小馬們，似乎也覺得不對。因此又有更荒謬的解決辦法：把這兩個小氣鬼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於是怎麽分都無所謂啦。也不想想做不做得到。
這個簡單而深刻的問題有著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答案：分權制衡！
兩人只要說清楚，壹個動刀子切，另壹個動手先挑。切者不能挑而挑者不能切。自然天下太平（即公平）。
別搞錯了。切餅者完全可以是個傻帽，自作聰明把餅分得壹半大壹半小。當他發現剩下給他的是小的那壹塊，他只能扇自個兒的耳刮子。
挑餅的仍然可以發現，他挑的那半夾著蘿蔔幹而另壹塊裏有花旗參。他跺腳咬牙恨的也是自己怎麽不挑那壹頭。
這就是公平！公平是唯心而不是唯物。
於是當分餅制度壹旦建立，這餅必越分越合理。相反，只要切餅人有權先挑，而且這家夥有終身制，即使他當初的確是聖賢，這餅也只會越分越不均。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明白，為什麽美國200多年來越來越廉潔，就因為美國的國父們立下了三權分立的分餅制度。這個制度不在於消滅人的惡習惡念，卻迫使人為私利求公平。迫使魔鬼偽裝聖人，拿到小的那塊時心裏恨得直咬牙嘴上還自吹是我讓妳壹馬。
而為什麽我們中國才幾十年就越來越腐敗？就因為我們中國人傻到把切餅和分餅權壹鼓腦兒都交給了壹個天子！我們中國人兩年多年來，總是埋怨分餅人不地道。受不了就把他宰了換壹個。過若幹年又宰又換，永遠逃不出這個怪圈。
哥兒們，不是分餅人不地道，是分餅制度sucks!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百試百靈。
嚴格說，老馬克思是主張民主的。但他的“分配”論的內涵，是把人分成分配者和被分配者。這就是為什麽小馬們個個專制。
妳還等人“分配”嗎？
接著侃之前先給網友們出壹題：三兄弟都愛這三項遺產，壹輛愛車，壹棟吉屋，10萬大洋。車，房絕對不能賣。三人又不想住壹起。這怎麽分才公平？
答案以後自會侃到。

大約是1979年，“中國青年”雜誌拼湊了壹封“潘曉來信”，題為“人生的路啊，為什麽越走越窄”。中國人呢又容易上當，全國的大孩子們都傻乎乎地卷入那個大玩笑，也就是著名的關於人生意義之潘曉大討論。樊弓的老友，武漢大學哲學系77級學生趙林在這個討論的半道上壹鳴驚人，喊出了壹個時代的孤獨絕響：“人的本質是自私的。” 那個遊戲“大討論”竟從此急轉直下，成了趙林批判會。聽說他老兄還不得不在系裏的小討論會上反復申辯：這個自私的“人”是抽象的人，不是我趙林！妳們別跟我過不去好不好？
我現在楞是覺得，不是胡喬木就是鄧立群中間插了壹杠子。這個討論最後無疾而終。什麽沒吵明白不說，鬧了數月才發現那信還是個半真半假。真是浪費情緒。
妳要是以為玩笑到此結束，那就錯了。82年，趙林考研究生，打開政治考卷壹看，問題：妳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嗎？
趙林居然考上了。但他放棄哲學轉攻歷史。我猜這跟潘曉那冤家多少有點關系。
樊某以後每逮著機會，必戲耍趙林：哥兒們，妳那題是怎麽打發的？趙兄則從來是笑而不答。我當然知道他是怎麽答的。
到了86還是87年，“人民日報”上再次炸響驚雷。壹位中國學者著文指出，大公無私是奴隸主對奴隸的要求。這在中國當時是何等進步！
（樊弓求教：這位先驅者的名字忘了。知者請告。此君應名垂中國思想史。）
還不等鄧立群發話，那位剛拿了諾貝爾賞銀不久的李遠哲先生，隔著太平洋大放空炮：好哇！中國知識分子竟然墮落到連大公無私都不要了。真是個世態炎涼，人心不古！我跟妳們沒完！
我從此壹聽見李遠哲吭聲就來氣。妳又不知道這“大公無私”在共產中國是什麽意思。站著說話不嫌腰疼。妳把妳那賞錢拿出來公壹公試試看？
中國人再壹次錯過了弄明白什麽是“自私自利”什麽是“大公無私”機會。今天的中國盡管人欲橫流，貪官遍地，可在概念上，大公無私仍是堂皇有如貞節牌坊，而自私自利還是狗肉上不得正席，但背後吃著爽。妳說怪也不怪？進步壹點的文人，壹般也只限於說自私無害，大公還是高尚。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了為“自私自利”平反昭雪的時候了？
分遺產衍生出的經濟學
上節結束時給網友們出了壹題：三兄弟都愛這三項遺產，壹輛愛車，壹棟吉屋，10萬大洋。車，房絕對不能賣。三人又不想住壹起。這怎麽分才公平？
樊弓是教書匠，出題當然是有奧妙。就像第八節的分餅問題壹樣，用這個遺產問題可以侃出深刻的經濟學原理。這些原理妳要是到別處去學，交了學費未見得學得進去。下面妳只要跟著樊教授輕輕松松走壹趟，包妳明白，還免費。
前面說過，馬克思主義是唯物的。認為每件事物都有壹個內在的，恒定的，用勞動時間來度量的“價值”。按照這種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這三件遺產怎麽也分不出四件來。
唯物主義的另壹局限在於，它不承認三兄弟各自的七情六欲會影響到這三寶的效用。因為那有唯心主義之嫌。
多數人對這個問題回答是找公平調停人估價，再按估價分。因為我們壹般不會註意到，同壹件東西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用”。
（註：黃葉先生和金夏利先生高出眾人壹頭，得到正確答案）
我們不妨假定，老大最愛那房子，那童年美好的回憶是無價的。對他來說，這房值25萬。他心想：車子嘛雖然是上好的奔馳，最多值5萬。老三年輕，最愛的是車。那車他是垂涎已久，而且是市面上絕版的古董。對他來說花10萬也幹。房子無所謂，15萬他還不壹定願買。老二介於二者之間。對他來說，房子值20萬，車值8萬。這三人可能是家教良好，妳推我讓。哥哥自覺長兄如父，弟弟要學孔融讓梨。爭執不下。最後大哥面子大說了算，最“值錢”的房子給老三，10萬大洋給老二，自己把最不值錢的車留下。誰也不許再爭。就這麽定了！
這種“大公無私”的分法，結果是相當於老大得了5萬，老二得了10萬，老三得了15萬。不公平不說，遺產效用總和只值30萬。
相反，如果親兄弟明算賬。說好誰也別讓誰。妳想要哪樣就得死爭哪樣。只有壹個規矩：咱不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妳要真想要妳就出個價投個標。中標者出錢“買”貨，然後兄弟們分錢。於是，老大用25萬“買”走房子，老三用10萬“買”下車。跟那原來的10萬堆壹塊，45萬。各再拿15萬。也是皆大歡喜。
所不同的是，這種“自私自利”的分法，遺產效用總和是45萬！超過前壹分法15萬！這下馬克思可要傻眼了，妳樊弓把同三件事體多變出50％來？
同樣是三件遺產，兩種分法效果大不相同。前壹分法顯然既不公平，又沒有物盡其用，也就是說沒有將效用極大化。第二種分法使得1、各得所愛，2、公平合理，3、將遺產的效用發揮到最大。
這個既公平，又使全“社會”達到最大效用的分法的前提，是每人為自己著想。妳千萬要自私自利。不要去為他人瞎操心。別人自己會為自己打算，不用妳勞神。用英文說：Your treasure is someone's trash（妳的寶貝是別人的累贅）。

比效用極大更重要的，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總是可望不可及的公平原則。跟上節分餅問題壹樣，公平來源於人類趨利避害之心。而所謂“大公無私”竟是不平等的根基。不相信嗎？頭壹回聽說是不是？
道理很簡單。“大公無私”要求人們吃虧不吭氣。甚至做了冤大頭還要陪笑臉。而妳越不吭氣就越吃虧，社會就越發不平等。“天堂”就是這樣變成地獄的。
每個人在壹定規則內為自己打小算盤的結果，就是使全社會資源分配達到效用極大。就是使社會達到盡可能的公平。利己是利人的前提！

１９８８年，樊弓小夫婦都是美國窮學生。借著放暑假之機，開著壹輛破車神遊美利堅。且自以為是工人出身，在汽車底下也摸爬滾打了壹年有余，心想要有點小毛病也對付得了。
進入紐約州山區，前不巴村，後不著店之際，只聽赤的聲響，車內外所有燈全滅。我馬上意識到，車的電路器件已被燒毀。這下完了。在這個被描繪為人吃人，人剝削人，爾虞我詐，自私貪婪的社會裏糟難，恐怕不被竹杠敲掉壹層皮是脫不了身了。這時是夜裏９點。
５分鐘內，壹輛警車停在後面。警察說有人用大哥大通報，因此趕來。說車停在高速公路邊上極不安全，必須把我們弄走他才能離開。可那天是周六，窮鄉僻壤的拖車行都已經關門，叫我等怎麽辦？
警察見我二人束手無策，說我幫妳們打個電話到修車店老板家試試。
老板開著拖車駕到，跟警察開了幾句玩笑，把破車掛上便走。壹路上談笑風生，問明我等來路，不在話下。１０英裏外到達壹小鎮，把破車擺在修車行外。說天晚了明天修車，問我等想去哪個客棧他好送我們去。
我的回答讓他吃了壹驚：我壹路上是打算在車裏過夜。偉大領袖早就教導我等要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妳瞧我這鋪蓋都有。
老板這下明白了，這對男女是窮光蛋！他只好搖頭而去。可不壹刻又轉回來，說是跟太太商量好了，我二人必須住到他家去，連商量的余地都沒有。我們要是住在街頭他今晚睡不著。
在老板家裏自然是好吃好喝侃大山。老板說他只有高中文化，幾輩子住在大山裏。他開修車行，太太開美容店。雙料資產階級。對我夫婦二人遠涉重洋窮攻雙料博士略表敬意。說明天他的工人不上班，他會找個朋友壹塊兒把車修好讓我們繼續上路。
長話短說。次日中午，破車修好。老板執意只收零件錢。他說要是真算起賬來妳也付不起。妳知道我做老板的壹小時值多少大洋？妳那倆子兒還是留在路上花吧。我反正是栽在妳兩口子手上了。
我問他怎麽才能報答他。他想了想說：記住我。將來也像我這樣幫別人。
他的名字叫 Gary Smith．我敢打賭他絕對不指望為此立牌坊。
有網友問，妳不是說利己是利人的前提嗎？Ｓｍｉｔｈ老板這種樂善好施的行為是不是違反了自私自利的人類本性？是不是壹種值得稱道的“雷鋒精神”？
樊弓自然會侃給妳聽。
再侃自私自利
也許是上帝的指引，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在１７７６這同壹年，也就是馬克思從娘胎落地的４４年前，大西洋兩岸幾乎同時產生了人類文明進程中不朽的兩座豐碑：湯姆森•傑弗遜的“美國獨立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前者從政治上宣告，人有與生俱來不證自明的三項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什麽是“追求幸福”權利呢？那不就是自私自利的權利嗎？
後者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證，自私自利不僅是不可剝奪的人權，而且是壹個社會走向繁榮昌盛的前提。亞當•斯密寫道：（原文見第九節末）“（壹個個人）追求私利的動機被壹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到壹個與他的初衷風馬牛不想及的結果。這個結果並不總是遺害於與他的動機無關的社會。通過對他自身利益的追求他常常造福於社會，而且比他有意識地去為社會牟利更有效。我從沒聽說那些為社會公益所做的交易能給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事實證明，亞當•斯密二又四分之壹世記前的論斷是何等的智慧。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壹切物質文明，有哪壹樣是有人去學雷鋒做出來的？我們用的電腦每１８個月快壹倍絕不是英特爾老板大公無私，中國現在滿街大哥大也不是摩托羅拉講什麽愛國主義。電視機又大又清晰更不是索尼公司樂善好施。這全是自私自利的輝煌結晶。有誰不同意？
而倡導“大公無私”的壹切經濟實踐，包括人民公社和國有企業，通通都以失敗告終或半死不活地等待輸血。我不知道為什麽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和李遠哲先生就不願意睜開眼睛看壹看。
雷鋒和德雷薩修女應該是大公無私而受人稱道的。但那都不是經濟行為。Ｇａｒｙ Ｓｍｉｔｈ先生並不能人人來修車他只收零件費。他必須以利益極大化為目的經營他的車行。由此才有可能偶爾救助壹下山區裏難得壹見的外國窮學生，並留下金錢難買的良心安慰和吹牛本錢。如果他是教徒，他會覺得這樣做是積累進天堂的門票費。不僅這利己是利人的前提，利己還完全可以是利人的動機。
美國這個自私社會從不缺誌願獻血者和義務勞動者。原因固然眾說紛紜。有人說此乃衣食足而知榮辱。可這個社會如果不是鼓勵為追求個人幸福（即自私自利）而努力的話，何來衣食足？誰會知榮辱？
又有網友笑話樊某戰風車：中國社會早就是自私自利橫行了，還要妳來教？既然那從來就是人的本質，何必還要提倡呢？看妳真是沒事找事！
問題在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的正宗文化都把自私自利視為萬惡之源，必欲斬草除根而後快。馬克思主義者們至今仍在盤算著怎樣把樊弓腦袋裏那根自私基因掏出來然後輸入大公無私程序。我說這嚇死我也，妳離我遠點行不行？
由於我們對自私自利的惡見，我們無法正確地認識自私自利的雙刃本質。中國憲法和文化至今不肯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保護私有生產資料。我們所壓抑的是自私自利正面那壹刃。而自私自利既然是人的本性，如果它不能以有益於社會的方式出現，必然從其極具破壞力的壹刃發泄。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好像是所有春風壹度的私營企業家，從傻子瓜子大王到牟其中，壹旦坐大即倒臺入獄。是巧合嗎？當人們從此得知無發財正道，自然要去找邪道。這人欲橫流貪官遍地又怪誰呢？改變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現狀的靈丹妙藥絕對不是要人們大公無私。恰恰相反，我們需要為自私自利正名，樹立私有財產包括私有生產資料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和文化基礎。劃定自私自利但不可坑人的規則界限。鼓勵有謀公益之心者同時大謀私利，中國或許還有壹線希望。
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為兩個社會奠基。壹個以誘導善用人的自私自利本性為依據，壹個以改造人的私心雜念為前提。您說誰更有道理？
比誰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人性原則：我自私自利礙著妳什麽了？我覺得３０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是我的幸福夢想，惹了妳馬克思哪壹根神經妳非得改造我不可？妳要建妳的天堂妳建去，何必跟我們這種俗人過不去？妳壹定要打我腦袋的主意我跟妳拼命。

馬克思信徒辯護說，今天西方工人“階級”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全面提高，是因為資本家害怕馬克思的幽靈。沒有工人的階級鬥爭，資本家幹嘛要提高工人工資？
對不起小馬先生們，錯了！當今發達國家部分勞工（註意，不是全部）成為“工人貴族”跟馬克思主義的邊都不沾。
首先，馬克思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根本不主張用工會和罷工的方式改善工作生活條件。老馬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砸爛舊世界”。妳可以想象馬大胡子當時窮得是多惱火。
其次，根據馬克思那搞笑版“勞動價值論”，勞動力是商品，其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平均勞動時間”決定死死的（註：這可是馬克思說的，不是樊某戲耍）。因而馬克思煞有介事地認為辦工會鬧罷工不光是壹點用都沒有，還違反了他老人家的唯物主義。
今天有些小馬們為馬克思辯護已經到了理屈詞窮的地步。竟然這個桃子也想摘。
那麽，資本家幹嘛要提高工人工資呢？是老板發善心呢，還是害怕無產階級革命？
都不是。
鉛筆是怎樣造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之壹：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之間的矛盾。
用簡單點的話說，看看您老的前後左右，千萬個行業，億萬種產品，無數的老板。眼花繚亂了不是？這要沒個總指揮，讓妳們各走各的道，人人都為自己打算盤，互相耍小聰明使絆子，這天下怎麽能不亂套？
或者反過來說，要是有個總設計師，把全天下的蕓蕓眾生擰成壹股繩，朝著壹個為全社會造福的方向運氣發功，這世界該有多美妙！
如果您沒工夫去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您多半會想，這馬克思說得是有道理哎！
馬克思主義的誘人之處在於，它幾乎處處符合我們的直覺，因而引發讀者的原始沖動。而人的直覺和原始沖動常常是錯誤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在其名著《自由選擇（Ｆｒｅｅ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書中，用了壹個“鉛筆是怎樣造出來的”例子，生動準確地說明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之間，不但不是矛和盾，那簡直是嫖客和“小姐”，缺壹頭都沒法風流。
沒有任何壹個個人，能單獨地從兩只白手開始造出壹只鉛筆。不信您試試。
鉛筆的木桿來自北加州或俄勒岡，伐木需要鋸子，繩索，卡車等數不清的工具配件。這些工具來自無數人的千萬種技能，牽涉到采礦，提煉，加工，制造成為油鋸，利斧，繩索。就連那伐木人的那每壹杯咖啡，都不知沾過多少只手。

這還僅僅是鉛筆的木桿。那鉛芯又經歷了多少復雜工序，轉過多少遍手，最終才裝進鉛筆的中心。您再想想鉛筆頭上那塊橡皮……
這每壹支鉛筆，沒有千萬人的直接間接的卷入能造出來嗎？也請馬克思信徒去算算，到底這支鉛筆中有多少“勞動時間”。算得出來嗎？
而老馬小馬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千萬人中沒壹個人是因為需要鉛筆去幹他那份活兒。絕大多數參與制造鉛筆的人根本就不關心也不知道他們的汗水最終會凝結成這支鉛筆。他們只關心，也只需要關心他的辛勞值不值得月底的那份薪水。
而樊教授每次去買鉛筆，無非是拿出我講課換來的收入之九牛壹毛，換取千萬人那無窮小量勞動的積累。
弗裏德曼寫道：“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支鉛筆居然造出來了。沒人坐在中央辦公廳向這千萬人發號施令。沒有憲兵監督這些從未發出的號令的執行。這千萬人居住在四面八方，操著各種語言，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許還相互仇恨－－然而這些區別毫不影響他們相互協作並造出這支鉛筆。這是為什麽呢？
亞當•斯密早在兩百年前就給我們做出了答案。
亞當•斯密理論跟馬克思那嚼醋玄學不壹般。其核心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壹項願打願挨買賣如果能成交，必是因為雙方都覺得有油水可撈。交易是“雙贏”，不是“零和”。
這支鉛筆的制造過程中牽涉了千萬次交易。每項交易的雙方關心的都只是他們的最大私利。而這些交易的價格，則指揮著整個經濟的運作。
弗裏德曼繼續寫道：假設出於某種原因，鉛筆的需求在不斷增加。零售商將發現鉛筆近來很俏手，於是向批發商訂購更多的鉛筆。而批發商再找到廠家。廠家則去訂購更多的木料，石墨，鉛，銅皮，橡膠，及所有原料和設備。為促使供應商生產更多的原料，廠家不得不提高競價。高價將引誘供應商增聘工人以滿足需求。為增聘工人商家又不得不提高工資或改善工作條件。這個過程就像水波壹般擴散開去，向全世界傳播壹個信息：鉛筆有壹個更大的需求。更精確點說，每個人只需知道與他相關的某個產品的需求增加引起價格提高。而他並不需要知道為什麽。
這就是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創造的奇跡。
毫無疑問，這是個“社會化”的大生產。這個生產根本就不需要“計劃”。每個生產者只需要關註他的產品的價格和成本，並當價格和成本發生變化時做出及時的反應就結了。
這個生產商為什麽要去提心掉膽地盯著價格變化，又要沒事找事地去做出相應調整呢？顯然這價格必須直接影響到他的利益而且他必須為私利去努力。私有制正是完美地做到這壹點。
您說說看，這社會化生產和私有制哪來的矛盾？您也不難反過來想象壹下，為什麽全世界都辦不好國營企業。
有馬主義者指出：馬克思肯定了資本主義在高速發展鉛筆生產的意義。馬克思的意思是說，資本主義最終使得鉛筆“極大豐富”，必須用“計劃”來限制生產並“按需分配”鉛筆。而不是用計劃經濟來發展鉛筆生產。
的確，當今的發達國家鉛筆是極大豐富。要“按需分配”鉛筆不是不可能。可這用得著計劃嗎？我們不妨去瞧瞧那“看不見的手”是怎樣運作的。
由於鉛筆的利潤使得眾多的投資者進入鉛筆生產，最終導致市場飽和。註意，經濟學上沒有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只有價碼不咋地。鉛筆多了就得放血降價，減少訂貨。導致各級原料連鎖殺價。這個價格信息迅速傳遍商界。
專制的誘惑
世上盡管繁榮娼盛，古往今來從不見“小姐”們光拉客的奇觀。那壹身端莊華麗的遮羞行頭是絕對小氣不得。
話說世上壹切暴君，沒聽說哪壹個在額頭上刻著“老子要專制妳”。相反，每個專制制度都有壹套學問：爺打妳是疼妳。要不是為妳好，換了隔壁的孽種我還懶得操鞭子呢。
地獄之門肯定比天堂通道修得堂皇誘惑。要不然人類幹嘛老是陷進專制的怪圈？不信妳回想壹下當年的兩個德國。壹個叫民主德國，壹個叫聯邦德國。您要是光看商標，壹定是挑東邊那個。等您進去發現上當，那退貨可是沒門。柏林墻修得楞是結實，還有“子弟兵”荷槍實彈瞧著妳。有個世襲王朝名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壹個商標撒了三個謊：“民主主義”，“人民”，“共和”。效率奇高。
中國人雖說小聰明蓋世無雙，可在天堂地獄的大是大非面前卻是出奇地遲鈍。直到今天還信馬主義的不用提，就是早已對其不抱幻想者，常不能擺脫“共產主義好是好，就是實現不了”的遺憾。妳告訴他某美女是蛇，多數人都會瞪大雙眼：這怎麽會呢？妳瞧那肌膚身段，多滋潤哪。
人類老是上當受騙的根源之壹，是我們常常不清楚我們到底想要什麽。
您不妨給自己開個清單，假設妳明天贏了千萬大洋六合彩，打算怎麽花。然後，您把每壹項單獨挑出來，大概您會發現都買得起。或攢點錢總是買得起。可憑您那薪水想把這單子上條條都打勾，那就別做夢了。
我們很少註意到這個太顯然的事實：我們每人都有無窮多的願望夢想，每壹夢都是可能的。實現所有願望又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人生就是壹個艱難的選擇：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為了吃熊掌，妳就得放棄吃魚。反之亦然。樊教授現在要戲侃馬主義過癮，就不能睡大覺。這在英文裏專門有個詞，叫trade off
更妙的是，越是平庸的人越是容易在熊掌下肚時後悔：是不是魚更好吃些？還不如當初別費心，讓壹個高人幫我選擇，多半比我挑得好。
我敢打賭，即使是身為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仍然有無法實現的夢想和深深懊悔的錯誤選擇。很少有人覺得他得到了這個世上他應該或可能得到的壹切。
對職業的選擇就更難了。有多少人能自豪的說，他現在的行當使他的潛力發揮到最佳？
選擇的艱難和對失敗的畏懼常常使人期望逃避選擇。向往天堂或世外桃源。這時如果有壹個“聖人”出來告訴妳，有壹個理想的社會，在那裏妳將不再面臨這些煩惱。他會替妳，替所有人做出“公平”的選擇，妳會不會覺得心動？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ｆｒｅｅ．這句格言很難用壹句話翻出其韻味和哲理：自由其實是自由人的沈重負擔。對很多人來說，這個負擔也許太沈重，使得聖人專制反而顯得更輕松，更可取，更理所當然。
人類還有另壹個不治之征：欄桿外面的草總是比裏面的綠，人家的太太總是比自家糟糠水靈賢慧。這草這嫂還是看得見、摸得著（摸不得）。那天邊隱約可見的花木佳人就不知有多來勁了。我們誰也沒見過西施，可我敢打賭天下９９％臭男人都恨不得把家裏那口子蹬了換成西小姐。（這句可不能讓樊夫人看見）
越是得不到，看不見，想象不出的美人，就越是勾魂。人們就越是願意付出可見的代價去得到她。
近代所有專制的共同誘惑就是，給妳壹個美好的理想，壹個崇高的目標。告訴妳，讓妳相信，只有萬眾壹心，緊緊團結在聖人的周圍，那個理想和目標才能實現。
而為了明天娶西施，妳今天不得已要禁欲。為了明天吃肉，妳今天得吃辣椒醬下飯。為了那個理想的盡善盡美，妳必須忍受現實的不完美。今天的不民主是為了實現比資產階級假民主更高尚的民主。為了全社會的“大公”，妳必須放棄私心夢想。為了把祖國建設成世界第壹強國，我們寧可推遲，限制和放棄個人的政治自由。
再加上，專制制度在理論上似乎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最顯然的例子是軍隊。壹支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指揮作戰的軍隊恐怕是必敗無疑。因此人們很容易推而廣之：把權力集中在壹個聖人手中，讓他像將軍壹樣擁有計劃調度全部資源的無上權力，豈不是能最快最好最省事地推動“全社會利益”？
這個推廣的毛病在於，軍隊在戰場上總有壹個明確的，特定的任務和目標。將軍可能被授權不惜壹切代價突破敵人防線。而社會和個人，面臨著無窮多的魚和熊掌之間的ｔｒａｄｅｏｆｆ．這些選擇大多彼此矛盾相互制約。妳要建三峽大壩就要放棄航空母艦。要申奧修奧運村就沒錢維護全國的小學教室。全社會根本就不存在壹個可定義可比較的“共同利益”，只有無數利益之間的較量。任何具體計劃都會侵犯社會壹部分人的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抗，也就是計劃者不得為實施計劃而壓制異己。就像將軍為令行禁止可以槍斃下屬壹個樣。
哈耶克據此雄辯地得出結論：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專制。您覺得哈大師說錯了嗎？
您想，我們到了商店裏都經常不知道買哪樣的蕓蕓眾生，我們能知道“全社會的最大利益”在哪兒嗎？就算您知道在哪兒，您明白為了這個“公利”，誰要付出多大代價作為ｔｒａｄｅｏｆｆ？我們應該為那個不存在的“公利”付出自由的代價嗎？
亞當•斯密理論之所以不可能成為專制理論，正因為亞當•斯密不承認有壹個值得追求的“社會公利”。在斯密大師看來，每個人只要不偷不搶不騙，他的私利就是最崇高的社會公利。那些相互沖突的社會利益絕不能交給“計劃者”仲裁，而是應該在競爭中讓上帝來取舍。您想想，哪個獨裁者願意讓您信這學問？
馬克思那學問對專制者可就太方便了：
１、壹個可望不可及的“美好”理想。
２、實現這個理想的暴力革命手段。
３、這個理想是通過剝奪壹部分個人的財產來達到。
４、強制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放棄壹切私有生產資料。給誰呢？Ｏｏｐｓ！
５、由壹個權力機構“計劃”全社會的經濟行為。
６、由這同壹個權力機構向社會成員“分配”勞動產品。
７、為維護這壹理想實行以暴力為後盾的“無產階級專政”。
哥兒們您瞧瞧，誰要照此建立壹個奴隸制還缺哪壹樣？
最要命的是第３，４條。要知道，承認私有產權的專制壹定是不徹底的專制。絕對的專制必不容私有產權。註意，有產和有產權是兩碼子事。中華“文明”５千年，從來是有產而無產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別看今天中國有的是人富得流油，可沒幾個不打算卷款出逃。正是有產而無產權也。
樊弓剛踏上美國土地時，口袋裏只有１７美元。比偷渡客強不了多少。但在這塊土地上，我雖無產但有絕對產權：我從此掙來的壹切，都是神聖不可侵犯。只有這樣，我才是自由人。只要是自由人，我就有了從無產到有產的機會。
多佛慘案中那幾十個同胞冒死追求的就是這個。
馬克思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說，他那個天堂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騙妳把私有產權交出來。我敢打賭，沒壹個小馬能具體說清楚，在壹個連可供支配的私產都禁止的社會，妳怎麽自由發展？
產權是今天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瓶頸和癥結。
哈耶克寫到：

“我們這壹代已經忘記，私有財產體系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不單是對有產者，這重要性對無產者也絲毫不少。正是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眾多的獨立人手中，才沒有人能夠徹底地控制我們，而我們作為個人才有可能決定自己的行為。壹旦全部生產資料集中到壹只手上，無論這只手是名義上的全“社會”，還是屬於壹個獨裁者，誰掌握了這只手，誰就有了統治我們的全部權力”。
“沒人比德•脫克維爾更清楚地看出，民主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制度，它與社會主義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空間’，他在１８４８年說，‘而社會主義限制它。民主把所有可能的價值賦予每個人；而社會主義把每個人當作壹個工具，壹個號碼。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壹個字眼以外毫無共同之處。這個字眼就是：平等。但是註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中求平等，而社會主義追求平等的手段是限制和奴役’”。
難怪現實中所有的“社會主義民主”都是夾生飯。
有趣的是，哈耶克引述的德•脫克維爾這段話，出自《共產黨宣言》面世的同壹年，及新中國成立前整１００年多壹點。誰對誰錯，我們今天不是很明白了嗎？
現在我們回到那個問題：壹個社會是有崇高理想好，還是沒有好？
有句名言：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幸運的民族。我們照此句法：沒有正統理想的社會是健康的社會。壹個健康社會的目標，應該是保護其社會單元：個人，以正當手段去實現他自己的夢想。甭管他的夢有多邪多歪多傻多混，只要他沒惹妳就不關您老的事。人（即個人）是目的。不是實現偉大社會理想的手段。
自由的重負未必適合所有人。就像動物園的老虎未必能在神農架生存。因此總是有人有理由反對個人自由。問題是，您願意待在籠子裏不等於我也願意是不是？我們有太多的文人，自己喜歡被關起來也就算了，可本大蟲要進山與您老何幹？您犯得著去嚷嚷，去幫動物園老板把我關回去嗎？
中國文人為什麽這麽難接受自由主義？為什麽如此熱衷於反對別人的自由主義？樊教授怎麽也搞不懂。
且聽下回分解。
註：樊弓近日大忙，報稅日也馬上要到，同時又急需睡個好覺。因此本月底之前不能界著侃。不是戒網，實在是不得已。請愛聽戲侃的網友繼續建議，鼓勵，批評。五月初學校放假，壹定回來。

《戲侃》上節寫完已有月余。期間《戲》迷不斷鼓勵催促。連因特網排名大師易往崇老兄也惦記著。實在不好意思。近日到了圖書館，順便把《戲侃》的壹些東東查證壹番。這不查不要緊，壹查嚇壹跳。立即發現本教授犯了壹個十分尷尬十分可笑的職業錯誤。
通用汽車公司的裝配工人平均工資是“九萬六千”。根據是數學家歷經多年培養訓練出來的對數字的職業敏銳、超強記憶力和不可動搖的自信心。對“會不會記錯”根本是想都不去想。
經查證，那個數字應該是“六萬九千”，不是“九萬六千”。出處是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８日的芝加哥論壇報社論。老樊把９和６的位子方向記反了。
樊某引用這個數字的原意是要說明，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工資可以超過玩弄“復雜勞動”的數學家。所幸的是，樊氏錯誤並不影響這壹結論。根據Ｎｏｔｉｃｅ　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１７２期數據計算，１９９３－９４年全美數學正教授的平均工資是＄６２，０４６（各級教授總體平均＄５０，７６６）。比上年增長２％。按此增長率，１９９６年數學正教授的平均工資應是＄６４，５５３（各級平均＄５２，８２７）。遠不及汽車工人的＄６９，０００。
盡管錯誤不影響結論。在下還是必須向眾網友道歉並更正。小馬們要想出樊教授洋相，這可是個不應放過的機會。
同時，本教授從這個錯誤得出的教訓是，凡人肩膀上扛的那七斤半是個很靠不註的玩藝兒。做老九的職業道德應該包括認識自身的局限，承認犯錯誤的可能性。尤其是牢記樊氏座右銘四：４０歲以後必須放棄開創理論的野心。修邊補角，教書育人，吹牛戲侃足矣。
作為老九的馬克思，從閣樓裏寫到６５歲還死不退休。拍腦袋之余壹不推敲細節，二不實驗模擬。三不征求網友意見。那學問壹搞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同壹天落草為寇，砸爛“舊”世界，建立壹個沒有孔方兄的人間天堂。絕對不開玩笑。
妳說馬克思怎麽會不捅漏子。
繼續革命
馬克思的目標，是建立壹個人人都歡天喜地的共產主義社會。至於這個社會如何運作，老馬沒詳細想。大致說了幾個粗線條。包括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２、計劃經濟；３、剿滅私有生產資料，實行全面共產；４、商品交易絕跡；５、不用鈔票大洋。６、各行各業三教九流隨便妳幹。如此等等。
書生們反對馬設計師，壹般都是笑話這個桃花源是個烏托邦，根本就沒戲。樊教授侃到現在，還沒有回答“能否實現”這個關鍵問題，只是在第二節賣了個關子。本節要侃的是，咱甭管“能否實現”，就算是咱蕓蕓眾生在馬聖人的指引下，沖破重重險阻，殺散千妖百怪，順利到達西天。這日子以後怎麽過。
樊弓在第二節已經證偽“各取所需”。道理很簡單：資源的稀缺性。例子很現成：ＮＢＡ總決賽還差個把星期。這兩三萬張門票怎麽“取”？誰“取”前排雅座，誰“取”豪華包廂？
壹位樊某很尊重的小馬解釋說，這種情況下或者是 １、以提供“必要勞動時間”（如掃廁所）為代價，或者是 ２、露宿票房門口排長隊，以先來後到為準。
這個回答實際上否定了共產主義原則。方案１其實還是在作商品交換，那“必要勞動時間”不就成了貨幣嗎？搞那麽麻煩幹什麽？方案２顯然不是“各取所需”。排到後面就“取”不著了不是？
小馬們對“各取所需”的辯護是老馬那句籠裏籠統的“物資極大豐富”。可惜馬氏老少都不註意壹個邏輯漏洞：“物資極大豐富”不等於“消滅壹切稀缺”。
“各取所需”的前提是“稀缺”的消亡。馬克思沒敢說等稀缺消亡再搞共產主義。大概他知道消滅壹切稀缺是不可能的。因此老馬要麽缺乏邏輯，要麽缺乏老九的職業道德。
如果我們承認稀缺的永恒，那麽能不能在物資極大豐富之時，實施近似的共產主義呢？
我們假定現在是共產主義，物資已經極大豐富。大家幸福無比。張三排隊“取”到了幾張ＮＢＡ球票。而李四是齊白石轉世，畫得壹手好蝦，乃海內絕活。老李沒“取”到球票但嗜球如命。那麽，李四企圖以畫換票是壹件很自然的事。
馬克思貧窮潦倒，恨透了商品交換和金錢。可是妳在“天堂”裏取消貨幣，只能給交易帶來不便，增加經濟學的所謂“交易成本”，並不能取消交易本身。只要有稀缺，就會有交易。沒有貨幣中介，交易就退化為效率低下的以物易物。這時候，共產主義政府是睜只眼閉只眼呢，還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割資本主義尾巴”？
本《戲侃》壹再指出，馬克思給資本主義弊病開出的藥方基本上都是飲鳩止渴。豈止是無效，且是效果與目的恰恰相反。商人“不勞而獲”的利潤剛好來自“交易成本”。妳越是限制交易，交易的難度（成本）就越大，商人的潛在利潤就越高。那李白石畫蝦無貨幣可換，又拉不下畫家面子上街換球票，就會出個商人王五。
王五既沒票也沒別的本事，但交遊廣泛腦瓜好使。於是王五找李四借兩張畫，用壹張畫換兩張球票，用其中壹張球票跟李四結賬。自留壹畫壹票。妳看這第四節說的故事是不是不朽？
麻煩的是，這王五可能根本就不看球不賞畫，他有了這兩件稀缺物品，就有了進壹步擴大交易規模的“資本”。資本主義尾巴要是不割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屁股。可怕，可怕！
“稀缺”可謂隨處都可以造出來，跟物資豐富與否沒關系。趙大嫂炒得好香的壹盤陳皮牛，錢老弟的集郵冊裏有“全國山河壹片紅”，孫小姐長得性感臉蛋，李妹子裁出來的西裝楞是酷，樊教授在妳兒子的成績單上可以填Ａ也可以填Ｂ，類似具有潛在交換價值的“稀缺商品”無窮無盡。
只要人類不退化為豬狗，就會有稀缺，就會有交易，有交易就會有交易利潤，有利潤就可轉化為資本，有資本就會有更大的交易，如此循環上升，便是“資本主義復辟”。
馬家軍如果遵從教主訓示，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共產主義，除了毛氏所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別無選擇。爾等不僅需要第壹次“剝奪剝奪者”，還必須不斷地鏟除像王五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以保衛革命成果。
鏟除王五的“繼續革命”又不可能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實現。原因是張三李四都從王五的服務中獲得“稀缺”（效用），他們不大可能投票去幹王五。即使他們頭壹回上當，同意宰了王五，發現少了他不方便。下次出個陳六可就鏟不掉了。共產主義政府要是尊重王五的自由，尊重張三李四的選票，這資本主義屁股就會長到腰部。
很多小馬埋怨斯大林毛主席把這麽聖潔的共產主義理想弄的血雨腥風。其實根子就在老馬。老馬那學問按照邏輯推理，結論就只能是背棄民主原則。沒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必須是專制，必須限制張王李的交易自由，能限制他仨的自由就能侵犯更多人民的權利。馬克思沒做過模擬，毛澤東已經替他試過了。結論是壹個例外也沒有。
樊教授不管怎麽侃，就是有小馬不買賬：共產主義是理想，理想是極限狀態，有理想總比沒理想好。這美國佬不也有“美國夢”嗎？
問題是，“美國夢”是具體的，不需傷害他人的“謙虛”夢想，諸如壹棟房子，兩輛汽車，三個孩子，四萬年薪，五萬存款，六十退休，七十旅遊，八十蹬腿。只要舍得出汗實在是不難，也不需要惹誰。相反共產主義理想壹開始就是要通過暴力來實現，實現後又必須通過專制來維持。需要惹的人壹大堆。我看還是算了吧。

前中共體制內的學者談馬克思主義

作者 郭羅基 寫於 二零零二年

王若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之壹。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至少有兩種，占據霸權地位的是“官方馬克思主義”。“官方馬克思主義”這個名稱是王若水最先提出的，指的是在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的“權力馬克思主義”，是壓制異議的“獨斷馬克思主義”。我認為官方馬克思主義蘊含著壹個矛盾：壹方面，馬克思主義被尊為官方意識形態，變得“神聖”了；另壹方面，馬克思主義壹旦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就不是原初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了。

　　那麽，反對“官方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應該叫做什麽？對應於“官方”的概念是“民間”，能不能叫“民間馬克思主義”？王若水生前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離休以後仍是副部級幹部待遇。周揚、於光遠、胡績偉等人的地位比他更高。他們都是官方人士分化出來的異類，以他們為代表的理論如冠之為“民間馬克思主義”似乎不合適。對我倒是合適的，我早就離開官場，已經當了幾十年民間人士，但我不能代表別人。有壹位反對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朋友自稱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其理由為“官方馬克思主義”是“旁門左道”。王若水不贊成，因為強調“正統”似有固守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之嫌。有人認為可以稱為“真馬克思主義”，因為“官方馬克思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但是真和假是對理論的判斷，不能用做理論的名稱。何況並沒有人自命為“假馬克思主義”，所以“真馬克思主義”也不算是恰當的名稱。

　　我曾想過以“非法馬克思主義”為名。俄國有過“合法馬克思主義”，宣揚這種“合法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坐牢、殺頭的危險，還有好處可得。中國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比“合法馬克思主義”更合法，它還可以為社會立法，為政府執法，設置禁區，下達判決，儼然是思想霸權。反對這種“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文章不能發表，著作不能出版，已經發表、已經出版的則受批判，作者本人遭迫害，撤銷職務、開除黨籍、失去工作、監視行動、發配外地以至流放國外等等不壹而足。遭到“合法馬克思主義”禁絕的馬克思主義還不是“非法馬克思主義”？事實上的確是非法的，但自我標榜為“非法馬克思主義”，弄不好會使人聯想到恐怖主義，還是不叫為好。

　　也許，根本不需要另外的名稱，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只有那種特別的馬克思主義才需要特別的名稱。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基本的工作有兩個方面：壹方面是使馬克思主義向前聯結；另壹方面是使馬克思主義向後延伸。

　　1.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淵源　

　　雖然馬克思主義是反對資產階級的，但18世紀啟蒙時代形成的資產階級理性卻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前提。馬克思說，成熟的共產主義直接起源於法國唯物主義[1]，即啟蒙學者的學說。恩格斯說得更清楚：現代社會主義就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為徹底的發展。[2] 這裏所說的現代社會主義起初的理論形式，是指19世紀20年代以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從空想社會主義開始，社會上出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運動，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還是資產階級的“偉大啟蒙學者”提供的。空想社會主義並不反對自由、平等、人權等18世紀提出的資產階級理性的原則；相反，他們要求以原則的進壹步發展來醫治資本主義的弊病。空想社會主義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來源，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到空想社會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這些思想的發展是壹脈相承的。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有相似的邏輯。“五四運動”的前期是“新文化運動”，後期是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新文化運動”始於1915年陳獨秀的《青年》（後改為《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他在發刊詞中指出：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3] 他特別註重法蘭西的人權學說[4]，這就是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說。後來他又說，只有科學與民主才能救治中國的黑暗。[5] 但當時“科學與人權”並未引起廣泛的註意，“科學與民主”卻成了激動人心的口號。大概在中國人看來，民主具有實用性、功利性，更能滿足救國之急需。“科學與民主”這壹口號中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當時的陳獨秀是個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他才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經歷，《新青年》雜誌的轉變，以及“五四運動”的進程，都證明了中國人是從啟蒙思想走向馬克思主義的。　

　　資產階級理性不但是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前提，又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提。“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已故的許德珩先生說過，“五四”前期的啟蒙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了鋪路搭橋的作用”。至於後來中共將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對立起來，不斷“批判資產階級”，“興無滅資”，那純屬過河拆橋。　

　　2. 馬克思主義的變形　

　　中共成立後，大體上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前進；在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權的時候，以建立聯合政府為綱領，以實行自由、民主為承諾。但是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所建立的卻不是聯合政府，而是壹黨專權的政府。民主的承諾變成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承諾變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加上批判人性論、反對人道主義，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類文明的優秀遺產，結果中共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偏狹、頑固的學說。最終共產黨自身也從革命的政黨變成壹個高度腐敗的利益集團。　

　　共產黨為什麽會變，這是另壹個需要認真探討的更為深刻的問題。　

　　由於割斷了馬克思主義與前人思想的歷史聯系，馬克思主義嚴重地變形、走樣了。恩格斯寫了壹本書，說明馬克思和他的思想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書名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我在北大的時候朱光潛先生對我說：此書名譯成“終結”不合適，因為該詞的德文是ausgang，其英文對應於兩個詞，end和outcome，有“結尾”、“結果”的意思，也有“出口”、“出路”的意思，恩格斯的書名應當譯成《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出路》。由此我豁然開朗，如此點題才能把握全書的精神；也就是說，德國古典哲學並不是到此為止了，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找到了出路。這是個典型事例。在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中，非但德國古典哲學，所有的文化傳統到馬克思那裏就都“終結”了，於是馬克思主義被理解成是異軍突起。　

　　3. 人的壹般性和特殊性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社會思潮是以人為中心展開的。空想社會主義也是以人為出發點。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遠離這個出發點去另起爐竈，而是指出作為空想社會主義出發點的人，流於虛幻和抽象，應當以現實、具體的人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表達新世界觀的第壹部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就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6] 中國的官方馬克思主義卻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講階級，不能講人，壹講人就是資產階級的理論。　

　　馬克思說，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人的異化；克服異化就是人的復歸。《資本論》的壹個註解說，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性，才能理解人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特殊性。[7] 當然，研究人的壹般性要從特殊的人入手；階級性是人在壹定歷史階段上的特殊性，時間上、空間上所有的人還有人的壹般性，人的壹般性就是人性。馬克思主義正是以人的名義來譴責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非正義性。無產階級之所以產生憤慨，是由於它的人類本性和那種否定人類本性的生活狀況發生了矛盾。馬克思在研究“異化的人”之後認為，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可消滅階級，克服異化，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他說：無產階級專政將“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無產階級專政以“最人道的方式”來進行。此言聽起來真象是毛時代竭力批判的“修正主義”。　

　　4.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　

　　中國的官方馬克思主義以人的特殊性對抗人的壹般性，只承認階級性，不承認人性；而且特別鐘情“階級鬥爭”學說，唯恐階級消失了，共產黨會失去鬥爭對象。酷好鬥爭的毛澤東就壹再提倡“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全國人民都知道”。“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也不是為了消滅階級，而是以此作為控制社會、打擊政敵的法寶。“階級鬥爭壹抓就靈”，這種“階級鬥爭”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毛澤東“抓”出來的。既然要“繃緊階級鬥爭的弦”，就不能講人道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去掉了“最人道的方式”，就會變成暴政；反對人道主義，只落得神道主義和獸道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對領袖的神道主義和對人民的獸道主義大行其道。“文化大革命”以後，好像從黑暗的中世紀走出來突然覺醒的西方人壹樣，中國人發出對“人”的呼喚。周揚和王若水在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聯結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83年3月，借紀念馬克思逝世壹百周年的機會，周揚發表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其中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部份是他和王若水討論後由王若水起草的。60年代周揚在第3次全國文代大會的報告中曾大批人道主義，因而得到毛澤東的表揚。“文化大革命”後他在公開場合就自己的左傾思想多次作自我批評，他和陸定壹是共產黨老幹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周揚和王若水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宣揚人道主義，遭到以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激烈批判和嚴厲壓制，並由此引發了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周揚、胡績偉、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等幾個反對官方馬克思主義的人，被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力群點名，作為運動的重點人物受到整肅。王若水被撤職後仍然奮筆應戰，反駁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為人道主義辯護。他寫的幾篇文章中有兩篇特別重要：“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正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遭到歪曲，就是因為沒有弄清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同壹條馬克思主義原理，從不同的出發點去理解和解釋，結果會完全不同。　

　　5.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生變異　

　　馬克思主義本來包含也超越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但由於馬克思主義從西歐傳播到俄國，再由俄國傳播到中國，這壹過程中發生了很多變異。最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成了對抗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理論。為什麽會發生這種變異？因為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和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條件是大不相同的；中國的社會條件低於資產階級理性的歷史水平，中國人總是從傳統思想出發去消化和吸收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有句名言概括得非常形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是從秦始皇的專制傳統這壹角度去理解馬克思的。當然這是進了中南海坐上“龍廷”的毛澤東的說法，住在井岡山的茅屋裏或延安的窯洞裏的毛澤東就不會這樣說了，可能會說“陳勝、吳廣加馬克思”了。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是“陳勝、吳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熱衷於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理論，實際上是從陳勝、吳廣的傳統去理解的。實際上革命理論只是馬克思主義中的壹小部份。當取得全國政權後，本來需要全面理解馬克思主義，但在現實中“陳勝、吳廣”卻轉化成了“秦始皇”。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以1949年為界可劃分為前後兩段，壹言以蔽之，無非是“陳勝、吳廣加馬克思”和“秦始皇加馬克思”。“陳勝、吳廣加馬克思”，雖然時代不同，都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尚能勉強攜手；“秦始皇加馬克思”則分別是壓迫階級的代表和被壓迫階級的代表，即使不打架也只能貌合神離，實質是“秦始皇”披上了馬克思的外衣。從秦始皇到馬克思，中間抽去了資產階級理性。　

　　我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新啟蒙”壹文中說過：“中國的封建意識形態極其發達。如果不通過資產階級理性這個中間環節，企圖從傳統思想直接跳躍到馬克思主義，是辦不到的。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優秀成果還沒有理解、沒有掌握，就去‘滅資興無’，只能是移馬克思主義之花接封建的意識形態之木。滅‘自由、平等、博愛’，不過是興專制、特權、恐怖而已。”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是覺得自由、民主、人權等原則不徹底，要求原則的進壹步徹底發展；而中國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卻是反對這些原則本身。馬克思主義因為被割斷了與資產階級理性的歷史聯系而與封建傳統嫁接，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首要的工作就是使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及人道主義重新聯結。　

　　創新的馬克思主義

　　1. 19世紀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必須清理　

　　19世紀以後的馬克思主義是以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等的名義存在的。這些主義、思想、理論是否真是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官方馬克思主義總是以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觀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這正好與界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南轅北轍。因為要界定它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來評論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主義、思想、理論。　

　　列寧本是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和第二國際的爭論各自使馬克思主義片面化。列寧關於政黨和專政的理論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第三國際的共產黨都是列寧主義的黨（中國國民黨也是列寧主義的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列寧最初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法律約束的政權；後來又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是暴力；再後來他又改口說，無產階級專政主要的不是暴力。他最後幾年所作的反思被斯大林封鎖，長期不為人所知。斯大林所堅持的是列寧最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列寧生前並沒有自稱為列寧主義；相反，“列寧主義”是反對列寧的人對他的思想的貶稱。後來流行的列寧主義是斯大林加工制作的成品，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而且斯大林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焊接”在壹起，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斯大林的“手藝”。斯大林主義基本上不是馬克思主義。薩特說：“毀滅馬克思主義的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我在這裏作壹點補充：再加上壹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屬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但卻被他本人拋棄了。何謂新民主主義？概括來說，就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發展資本主義，區別於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發展資本主義的舊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要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埋葬資產階級。毛澤東的理論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要發展資本主義、聯合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地方，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才能通向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結盟，這是馬克思主義向落後國家推廣的創見。但是，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毛澤東非但沒有實行新民主主義，劉少奇堅持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竟被指責為“右傾”。毛迫不及待地要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起初還說過渡時期是“壹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但話音未落，僅僅過了3年就宣布進入“社會主義”了；再過了兩年，毛居然要帶著中國人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看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總標題下提出的壹套極左的理論完全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至於所謂的“鄧小平理論”根本就談不上是理論。鄧小平本人到底讀過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他說年輕的時候讀過《共產黨宣言》，但是否讀懂了也很難說。　

　　正是這些以馬克思主義為旗號的形形色色的主義、思想、理論制造了“馬克思主義危機”，但這並非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危機。國際上有壹種強烈的主張：“回到馬克思！”回到馬克思已經不可能，即使回到馬克思，19世紀原版的馬克思主義也解決不了當代的問題。新時代必須發展出新的理論形態，才能延伸馬克思主義。　

　　2. 馬克思主義面臨新時代的挑戰　

　　19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和美洲廣為傳播，在理論的指導下形成了共產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擴大到俄國和東方，發展迅速，推動全世界三分之壹的人口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20世紀中葉達到高潮。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壹種其他的思想能象馬克思主義這樣廣泛地掌握群眾。但馬克思主義被過份推崇了，似乎壹切濟世良方盡在其中。本來，馬克思主義是破除了黑格爾的絕對真理體系而產生的，而後來它卻被人們當作絕對真理的體系。時代前進了，馬克思主義卻僵化了，於是厄運來臨，六十年代以後它走向了低潮。　

　　20世紀下半葉，科技的飛速發展，社會的深層變革，提出了新問題。馬克思主義回答了19世紀的問題，但回答不了20世紀的新問題。特別是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崩潰、在中國的變質，確實使馬克思主義陷入了困境。從前，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都想方設法與馬克思主義聯姻，虛構出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新托馬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現在又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為時髦，越是不讀馬克思的書、讀了也不懂的人，批判馬克思主義越勇敢。人們往往根據自己的斷定來批判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只是批判自己頭腦中的偏見，批來批去其實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隨便什麽人都可以說幾上句、趕壹趕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時髦，這正從反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　

　　3. 馬克思主義並未被證偽　

　　20世紀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是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破產？在自然科學中，按照某種理論設計的實驗若成功了，理論就被證實；如果失敗了，理論就被證偽，但還要檢查實驗的設計是否符合理論所要求的條件；設計不符合理論所要求的條件，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實驗不符合理論所要求的條件而導致失敗，只能證明設計的錯誤，不能證明理論的錯誤。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就是這樣。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要求社會主義建立在經過資本主義的充份發展而達到的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之上。20世紀的社會主義試驗都是在資本主義不發展甚至是在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進行的。斯大林說：“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8] 於是“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為在“空地上創造社會主義”展開了競賽，壹個比壹個性急。落後的俄國從取得政權到“建成社會主義”花了19年；中國比俄國還要落後，可以很快就進入“社會主義”了；柬埔寨比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為落後，卻在取得政權的第二天就“創造”出社會主義來了。斯大林把在“空地上創造”當作社會主義存在的理由。在我看來，這種憑空“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缺乏根據，正是其不能持久存在的原因。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也不可能是在“空地上創造”出來的。他說：社會主義“不是在她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社會的痕跡。”[9] 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沒有成熟的資本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脫胎的母體。但中國的“理論家們”卻認為，中國（以及運用“中國經驗”的許多落後國家）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階段。想要超越資本主義壹步登天，結果掉了下來還是落在原地重新開始。蘇聯的崩潰、中國的變質證明了不講條件的主觀社會主義的破產。馬克思的理論是，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而且至少幾個先進國家的聯合才能實行社會主義。但俄國人卻提出“社會主義壹國勝利論”，以此取代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雖然在壹國首先“勝利”，然後又壹國接壹國地“勝利”了；然而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非但沒能聯合起來，相反還相互發動戰爭，最終都歸於失敗。社會主義試驗因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要求的條件而失敗，這並不妨礙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壹定的條件下被證實。　

　　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果然出現了社會主義因素，在那裏窮人和失業工人享受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遠遠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下崗工人”。西歐和北歐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在成長，而且國家之間正在走向聯合。歐洲聯盟的壹體化正體現了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進步。當年馬克思作出預言時，誰能相信因邊界糾紛和彼此戰爭不斷而結為世仇的歐洲國家會聯成壹體？19世紀的窮光蛋馬克思留下的巨大精神財富將使幾個世紀的人們受用不盡。20世紀在落後國家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結束了，21世紀在發達國家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必將重新開始。　

　　蘇聯和中國的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事情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而西方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反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事情倒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這說得通嗎？非但說得通，而且說明了很深刻的道理。物理學所揭示的規律不是只對物理學家有效，不懂物理學、反對物理學的人同樣也受到物理學規律的支配，所以它才成為科學。非馬克思主義者、反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事情符合馬克思主義，恰恰說明馬克思主義確實揭示了任何人不得不服從的社會歷史的某些規律。　

　　4. 發展馬克思主義需要創新　

　　馬克思主義陷入了困境，又沒有被證偽，結論自然是應當發展馬克思主義，走出困境。王若水1996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認為：“馬克思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哲學裏面”。確實，馬克思主義在哲學方面還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因為哲學是最高的抽象，能跨越不同的歷史時代。古希臘、羅馬哲學，中國的先秦哲學，至今還閃耀著智慧的光輝。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作為全部理論延伸的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中與現實接近的部份則顯然過時了。比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並不能解釋現代的知識經濟；知識經濟創造的價值顯然不是決定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因此王若水主張修正馬克思主義。但官方馬克思主義卻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修正的，修正主義是離經叛道。　

　　王若水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派”。我雖贊成發展馬克思主義，但在如何發展這個問題上我和若水的意見有所不同。1994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時提出，發展馬克思主義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創新；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不必去修正了，讓它作為壹種歷史的形態存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是某些原理的變化，不是局部的補充或修正，而是理論的全面創新，應當建構壹種新的理論形態。　

　　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可以從物理學史得到啟示。牛頓物理學統治了幾個世紀。到了19世紀，人們認為物理學的大廈已經最後完成，此後的工作只是內部裝修了。但是鐳的發現似乎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發現電子後，似乎質量守恒原理又被推翻了。牛頓物理學解釋不了新發現的物理現象，於是出現了“物理學危機”，人們以為物理學大廈行將坍塌，會成為“物理學廢墟”。20世紀初，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問世，卻解除了“物理學危機”。相對論包含了牛頓物理學，又超越了牛頓物理學，結果物理學並未成為壹堆“廢墟”。相對論突破了牛頓物理學的局限，又為原先被認為無所不能的牛頓物理學規定了邊界，證明牛頓物理學在它適用的範圍內依然是有效的，現在測算日蝕、月蝕仍然還是應用牛頓定律。所謂的“物理學危機”實際上是科學發展史上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危機。　

　　現在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也有類似的情形。就以常為人詬病的“勞動價值論”為例，來說明發展馬克思主義需要的是創新，而不是修正。“勞動價值論”並不是根本上錯了，而是過於簡單，對於復雜的經濟現象不夠用了；但在有限的範圍內它依然是有效的，超出它的有效邊界就不免發生錯誤；而違反“勞動價值論”也是錯誤。新的價值理論應能說明“勞動價值論”已經說明過的經濟現象，還應當說明“勞動價值論”不能說明的復雜經濟現象。也就是說，新的價值理論必須包含“勞動價值論”作為它的初級真理而達到高壹級的真理。　

　　有人斷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是絕對錯誤，必須修正。這反映出思維能力的差距，是人們對馬克思所說的相對和絕對出現了理解上的困難。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相對和絕對是不能割裂的，絕對存在於相對之中。假如資本家的財富是1萬，工人的財富是100，100:1是相對貧困；當資本家的財富增長到100萬，工人的財富增長到1萬，還是100:1的相對貧困；如果事實上工人的財富不到1萬，而只有9千或8千，那麽從100:1變成100:0.9或0.8，這就是“相對貧困化”中的“絕對貧困化”。這個理論說明，生產發展、社會進步帶來的好處，雖然資本家和工人都有份，但占有的份額不成比例；如果沒有絕對貧困，隨著全部社會財富的增長，水漲船高，工人的相對貧困就可能變成相對富裕。人們理解的“絕對貧困化”是工人的財富從100降到90或80，這是脫離了相對的絕對，也不符合現實。所以錯誤的不是理論本身，而是對理論的解釋。　

　　“貧困化”的理論不需要修正，但它不能適應新的時代。試用量化的概念（不是精確統計）來說明。19世紀的資本主義出現了社會兩極化，幾乎沒有中間階級；20%的人掌握著資本，80%的人陷於貧困。20世紀中葉以後的資本主義卻發生了大變化，資本集中在10%的人手裏，另壹極是20%的人陷於貧困化，但在兩極之間出現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占了人口的70%。在19世紀顯得很重要的“貧困化理論”，在20世紀就不那麽重要了，因為歷史超出了馬克思理論的有效範圍。適應新時代的新理論只能把“貧困化理論”當作壹個有限的局部，全部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這樣。　

　　古典的馬克思主義自有它相應的歷史條件，在這種條件下來運用馬克思主義並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之所以發生就在於歷史條件變化了，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形態沒有發生變化。克服危機的途徑是創立新的理論形態，滿足新的時代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形態應當包含古典的形態又超越古典的形態。當代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在某些觀點上有新意，但還不成其為新的理論形態。19世紀的古典馬克思主義相當於物理學中的牛頓時代，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創造相當於相對論的馬克思主義，走出“牛頓時代”。我雖然提出了這樣的見解，但畢竟年紀大了，沒有精力和能力去做，只能寄希望於後來者。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作者 劉國凱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當巴黎公社的硝煙業已散盡，當英國大資產階級政府終究不得不逐步放寬選舉權的財產限制時，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正式登上歐洲社會舞臺的時刻。然而比這還要早二十幾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已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了。1849年9月，馬、恩還在倫敦組建了“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馬克思自任主席。不過，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上半期，馬克思、恩格斯又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普遍失敗以後，歐洲大陸進入了壹個政治反動時期。更為尖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很難公開亮出旗號。而民主主義的旗幟尚可通行。於是，馬克思、恩格斯採取了這個策略，否則，就“只好在某個偏僻地方的小報上宣傳共產主義，只好創立壹個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壹個巨大的行動黨了。”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內心對社會民主主義是深懷戒心的。在惡劣的形勢過去後，他們就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是共產主義者了。理由是“當時在各個國家裡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決意要與這些人相區別。馬克思分析社會民主派是這樣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僱用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僱用勞動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過小資產階級的範圍。”恩格斯則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對於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已將自己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分點指明為﹕社會民主主義是“以民主的方法來改造社會”，而他們則是主張用“革命”和“消滅”的辦法。兩者之間涇渭分明。
  馬克思、恩格斯多麼希望能出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去不斷地進行革命，去進行壹連串的“消滅”。那麼，這個政黨的名稱應該叫什麼呢﹖當然應該叫“共產黨”。1848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3月，又撰寫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似乎呼之欲出，然而卻又始終難產。無論是存在於1847-1852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還是1864-1876年的“國際工人協會”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組織。終於，在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歐洲各國的工人階級政黨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了。可是，它們都不叫“共產黨”，幾乎都叫社會民主黨。這無疑使馬克思、恩格斯感到失望和尷尬。不過事情又給了他們壹個下臺的臺階。因為儘管這些黨都對《共產黨宣言》所主張的暴力革命避而不談，卻又都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訴求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於是，馬克思、恩格斯鬆了壹口氣(特別是恩格斯，因為馬克思已於1883年去世)。恩格斯說：“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指社會民主主義)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壹般社會主義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來說，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恩格斯在講了這段話的次年去世)。最後壹句話表明了壹個遲暮老人對未來所存的壹份期盼。他多麼希望這些黨掛“社會民主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啊。是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只是其發展趨向與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期盼的漸行漸遠了。它們愈來愈遠離了共產主義，愈來愈匯集到日見寬闊的社會民主主義潮流中。

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當代又稱民主社會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的今天，去往歷史上回溯，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

  把社會民主主義僅僅看成為壹種思潮、理論、學說，與除此之外還把它看成是壹個社會運動，將會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是前者，人們就會把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布朗主義，五、六十年代英國的工聯主義和法國的蒲魯東主義都歸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源頭。

  路易‧布朗對資本主義的弊端深惡痛絕，他把這些弊端產生的原因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下極不人道的“競爭”。他分析道：“為了生存使勞動者不得不更廉價地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為了壓倒同行，資本家不惜採用更廉價出售自己產品的手段。”而剷除這惡性競爭的方法是實行社會改革，由國家創辦再過渡到工人自行管理的社團性質的社會工場。

  蒲魯東重申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的名言“財產就是掠奪,這表明蒲魯東對資產階級長袖善舞，巧取豪奪的萬分憎惡。蒲魯東主義主張工人互助建立“人民銀行”，向勞動者發放低息或無息貸款來組織合作社以對抗資產階級的“盜竊”。同時，蒲魯東主義又主張土地私有。著名的蒲魯東主義者托倫曾說：“我的公式是土地歸農民，貸款給工人。”(多年後的社會實踐倒也證明托倫“公式”前半部的正確)

顯然，這兩種“主義”在理論上都有明顯的缺陷。最起碼在相對公平條件下的競爭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它可帶來奮發進取，技術革新與完善規章制度等等。財產的得來，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往往也仰賴於生產工具的改進和工藝流程的優化安排等。至於工聯主義就連理論，學說都談不上了。提出“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縮短工時，加強勞動保險立法等，並就此積極與資方談判，這當然都是正確正義的行動，但終究缺乏某種遠程的規劃，而流入壹種短期的現實行為。

  並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三種主義都沒能形成有後續力的社會運動。換言之，七、八十年代以後全面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跟它們都沒有多少組織上的關系。

  那麼哪些學說理論可以視為與社會民主主義有直接的淵源呢﹖有以下三個﹕首屈壹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然後是八、九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以及同年代英國的費邊社思潮。

  儘管拉薩爾主義的“工資鐵律”理論遠比馬克思主義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理論粗淺得多。但它畢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工群眾將必處於貧窮的境地。拉薩爾主義有壹個完整思路和體系，即，要掃除“工資鐵律”須由工人自己組織生產合作社。工人自己既是勞工又是僱主，從而免除資本家的剝削，而組織生產合作社必須由政府給予貸款。政府怎麼會給工人貸款呢﹖那當然只有政府已經在工人階級的掌握之下。為此工人必須爭取普選權，把自己的代表選進議會，以制定有利於政府發放貸款給工人的法律法規。

  與英法兩國相比，德國的工業革命起步遲。六、七十年代德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亦較英法弱小。但它又有壹個有利的特點，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向工人階級示好的跡象。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想拉攏工人階級跟著他們走，成為他們與封建統治階級爭鬥的基層力量。這亦是促使他們辦了許多“工人教育協會”的重要原因。而“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了推行其以王朝戰爭來實現統壹德意誌的目的，必須排除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制肘。他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有意聯絡勞工階級以鉗制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與俾斯麥有所秘密商討。拉薩爾設想以德國工人階級支持俾斯麥的統壹戰爭來換取普選權的取得，繼而取得國家政權以向工人發放組織生產合作社的貸款。他甚至有這樣的潛意識，只要能實現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目的就算保留壹個王朝的君主也沒什麼，對英國資產階級的虛君共和政策，德國工人階級為什麼不可以予以借鑒呢﹖拉薩爾的早死使他與俾斯麥的秘密商討未能持續和深化。但霍亨索倫王朝還是做出了它的姿態。1866年普魯士率先實施普選制。德國統壹後，1871年全德實行普選制。

  1864年初拉薩爾已在考慮要創辦壹個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而他突然死去使這計劃有胎死腹中的危險。幸虧他的得力助手施葦澤鍥而不捨地執行他的遺願，年底這個刊物的創刊號終於問世。它的名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這份刊物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向世界表明較完整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業已萌芽。

  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個刊物的名稱極不滿意。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是壹個這麼壞的名稱﹗恩格斯說：“哪些家夥為何不直截了當地稱這東西為‘無產者’呢﹖”馬克思在壹旁冷嘲熱諷地說：“然而對於可能要失敗的東西不要馬上給予最好的名稱。”

  但是，馬克思的預言落空了。《社會民主黨人報》沒有失敗。從1864年到1872年由施葦澤主編，後來由福爾馬爾，伯恩斯坦相繼主編至1890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李蔔克內西曾於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由於與拉薩爾，施葦澤意見不合，於1865年被開除。後來他參加了由倍倍爾任主席的德意誌工人協會聯合會。(倍倍爾系經由他介紹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經過他倆和壹批誌同道合者的努力，1869年成立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由於該黨成立大會在愛森納赫城召開，故該黨又稱愛森納赫派。1875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拉薩爾派)與愛森納赫派在哥達城召開合併大會，成立了統壹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再度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其通過的綱領為“哥達綱領”。該綱領充滿了拉薩爾主義的色彩，這使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批判》。但受到李蔔克內西等人抵制。直到十六年以後，這篇文章才得以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上發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絕大多數的領導人(包括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對此都深表不滿。李蔔克內西甚至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從全德工人聯合會到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再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這壹連串的政治現象是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頭等大事。它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從理念變成運動。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個運動的排頭兵。此後經過了俾斯麥“反社會黨人法”的錘煉﹔經過長時期黨內意識形態的激辯，經過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磨難，經過希特勒的殘酷鎮壓，它世代相傳，血脈不斷終於成長為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參天大樹。

  法國工人運動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高壓下沈寂了好幾年，到七十年代下半期也出現轉機。由於議會和政府機構裡君主主義者採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態，使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得不修正對工人階級的態度。他們希望有限地借助工人群眾的力量以阻止類似波旁王朝的復闢，或拿破倫帝國的再現。1876年法國工人運動以工團的形式再起，1878年蓋德等因計劃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被捕。他們得以在法庭上痛斥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使社會重新聽到了勞工勇敢者的聲音。1877，1879年兩次選舉中君主主義皆敗北。資產階級加速示出與工人階級和解的姿態。1880年資產階級共和派控制的議會通過了對巴黎公社大赦的法令，接著將這壹法令的生效力擴大到所有巴黎公社起義參加者的身上。於是，法國工人運動急速復興。然而這個復興卻沒有導致革命烽火的再起。1880年布朗基結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法國。他不顧年邁到處演說，受到群眾熱烈歡迎。1881年，布朗基以76歲高齡去世。20萬工人群眾為他送葬，場面極為壯觀感人。然而，這個葬禮也標誌壹個時代的結束，法國社會的暴力革命從此走入歷史。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拉薩爾主義的陰魂不散，馬克思、恩格斯痛心之餘，除繼續盡力地把德國黨拉入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外，還把希望投向組建中的法國黨。

  1879年10月法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聯合會成立。次年5月經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介紹，蓋德在倫敦結識了馬克思、恩格斯。並在馬、恩的指導下起草黨綱。馬克思還口授了黨綱的導言，拉法格則撰寫了成立宣言。導言中宣稱“經濟方面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恢復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揚言為了實現這最終目的“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壹切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國黨寄予厚望，為此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偕其太太─馬克思的次女勞拉回到法國協助蓋德領導法國黨的工作。

  然而不久，在1882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黨內壹個派別要求修改黨的綱領。這個派別不同意“使用壹切手段”的提法，主張以漸進主義去改造現存社會。這個派別的領袖之壹布魯斯說：“我寧願放棄那種迄今壹直實行著的和始終壹事無成的畢其功於壹役的思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思想細分成可以分階段實現的目標，對某些目標作些調整，使之適應於立即可以實現的設想，最終把所有這些目標都納入有實現可能範圍之內。”於是這個派別獲得了“可能派”的稱謂。可能派主張首先贏得市政議會的多數，使市屬企業變成集體財產，變成為大眾服務的機構，並以此擴展開去，逐步實現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蓋德派反對“可能派”的觀點，經過激辯，誰都不能說服對方，於是發生分裂。“可能派”仗著自己代表人數的巨大優勢(86名對26名)把蓋德派予以開除。蓋德派憤而另外舉行會議。蓋德派人數雖少，但因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據有正統地位，故分裂後仍保持原稱，可能派則更名為“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次年再改為“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

  有壹個非常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情況是，激進派的蓋德沒有參加巴黎公社革命(或許可以用當時他不在巴黎做解釋)而布魯斯和另壹位領袖馬隆則是巴黎公社的槍林彈雨下的倖存者。馬隆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失敗後，他們逃脫了大屠殺，流亡國外八、九年，1880年大赦後才回國。本來按照他們的經歷應該十分激進才是。然而他們卻選擇了改良緩進的主張。這究竟是來源於人到中年的穩健還是十年反思的沈澱﹖或許除此之外，還更應從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中去找答案。因為曾經是何等激進的蓋德也在1893年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妳們的意誌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拉法格在1892年市鎮選舉勝利後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

  法國工人運動的特點之壹是黨派較多，分分合合，不像德國黨那樣壹脈相承。九十年代法國工人政黨有多達八個派別。1902年布魯斯派、阿列曼派獨立社會黨合併為法國社會黨﹔蓋德派、瓦楊派合併為法蘭西社會黨。1905年在第二國際的幹涉下兩黨合併為統壹的社會黨。

如果說德國黨裡儘管有拉薩爾主義的幽靈在徘徊，但威廉‧李蔔克內西、倍倍爾仍視馬克思，恩格斯為師長，伯恩斯坦、考茨基幾乎視恩格斯為父，如果說法國黨儘管難敵可能派思潮的侵襲，但蓋德、拉法格、瓦楊等仍以馬克思主義信徒自居，那麼，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就幾乎是壹籌莫展了。唯壹的壹位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海德門到頭來也被恩格斯罵得狗血淋頭，罵他是“把壹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撒謊者、騙子手”。

  在英國以其思想理念體現其無窮生命力的是費邊社。它成立於1884年，成員不多，大都為知識分子，作家肖伯納和社會學家韋伯夫婦是費邊社的靈魂人物。其組織以“費邊”為名有其深刻寓義。費邊系古羅馬將軍，以奉行迂迴緩進，等待時機避免倉促決戰的戰略稱著。費邊社主張對弊端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以逐步改良的累積效應來實現改造它的目的。1886年費邊社通過了壹個綱領性的文件《基礎》，其中明確宣佈，其宗旨是把土地和資本從個人和階級的所有制下解放出來，轉歸公社所有，用以謀求公共福利。費邊思潮認為社會是個有機體，而私有制會驅使人破壞有機體的健康與和諧，社會民主的發展應以有組織的合作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從而使有機體提高效率臻於完美。

  費邊社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也可以說相當龐雜。它能兼容並蓄時時更新，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故非常具有活力。1893年費邊社加入獨立工黨，1906年成為工黨的集體成員。費邊思想遂成為工黨的理論武器，費邊社的壹些理論家也擔任過工黨領袖。非但如此，費邊思想還越過英吉利海峽，影響了壹些大陸國家的思想理論界，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理念的壹大來源。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似之處與分歧

十九世紀八十年初以來，歐洲各國壹些工人運動活動家就開始謀求新的工人運動國際組織。為此，他們召開過壹連串的國際會議。1881年在瑞士摩爾召開了由瑞士社會黨人籌備的國際會議，來自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12個國家的19名代表出席會議。1883年法國工人黨分裂後居多數地位的“可能派”也在巴黎舉行國際工人會議。1886年“可能派”又在巴黎召開了國際工人會議，法、德、奧、瑞典、比利時、澳大利亞的代表與會。會議委託“可能派”於1889年在巴黎博覽會期間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於是“可能派”得以標榜自己是國際公認的法國工人政黨。1888年，英國工聯在倫敦召開了國際工會代表大會，英、法、意、荷蘭、比利時等國共有122名代表參加。會議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蓋德派排除在外，並再次委託“可能派”負責1889年大會的籌備工作。

  由於法國蓋德派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壹系列會議和將要召開的1889年大會中均被排除，於是他們憤而要另行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蓋德派擬定於1889年法國大革命100週年之際在巴黎召開。德國社會民主黨則準備在瑞士召開。

  恩格斯獲悉了這些情況後大為緊張，本來他是不主張召開國際大會，成立新的國際組織的。因為他清醒地看到，在歐洲工人運動中，馬克思主義遠未被多數工人組織所信奉，而對馬克思主義不屑壹顧的英國工聯主義，法國“可能派”觀點卻很有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新的國際組織有可能會使它們更加壯大。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可能派”與工聯配合起來要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的勢頭已不可擋。而僅有兩個對馬克思主義尚表尊崇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又在分歧和躑躅之中。他不得不緊急行動起來，不顧69歲高齡，“像壹個少年壹樣投入戰鬥。”他來回奔走，穿梭溝通，說服規勸蓋德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攜手合作，放下那些非原則事務上的歧見，共同籌備大會。恩格斯對他們說：“趕快宣佈妳們的代表大會吧，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報刊上聲張聲張，好讓人們知道妳們居然還存在。”否則“人家都會跑到布魯斯派代表大會那裡去了。”

  於是乎壹方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為主導，另壹方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主導，兩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都在密鑼緊鼓地籌備中。這顯然是壹個分裂情勢。壹些國家的代表感到痛心，在預備會議中，他們都提出儘量設法使兩個大會合併。德國黨對此也頗猶豫。但是對法國“可能派”切齒痛恨的恩格斯堅決反對合併。他說：“壹味追求聯合，會使追求聯合的人走上壹條最終和自己的敵人聯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離的道路。”可見他已把“可能派”等視之為敵。他並指示蓋德、拉法格等盡力展開活動，終於，兩個大會分別召開。對此，恩格斯喜不自禁地說：“不管怎樣，“可能派”和社會民主聯盟要各自在法國和英國溉☆I導地位的陰謀完全失敗了，他們要取得國際領導權的妄想則失敗得更慘。”“這是壹個輝煌的勝利。”

1889年7月14日法國蓋德派、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召開，與會代表407人來自19個國家。7月15日法國“可能派”、英國工聯主導的大會在巴黎另壹個會場召開，與會代表606人，但來自外國的代表比前壹個大會少。會議期間又有人為兩個大會合併作了努力，但亦歸於失敗。

  兩個大會如此互不相容，似乎它們在理念上有很大分歧。但看壹看兩個大會的內容就可得知情況並不如此，甚至可以說兩個會議的精神相當壹致。

  兩個大會都著重討論了勞工立法問題，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禁止14歲以下兒童工等。

  兩個大會都強調爭取普選權的重要。前壹個大會的決議說：“在無產者被剝奪選舉權和其他民主權利的國家，無產者應當用他們擁有的壹切手段爭取普選權。”後壹個大會的決議亦說：“經濟改革只能是勞動者獲得徹底的政治自由和選舉權的結果。”

  兩個大會都強調各國黨獨立自主的思想，不主張建立壹個國際領導機構。

  兩個大會都沒有就成立新的國際組織做出決議，也沒有制定共同的綱領和章程。

  尤為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強調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前壹個大會的會場上有壹個巨大標語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奪資本家階級，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後壹個大會則在決議中強調：“大會敦促勞動者盡力組織起來，以便在時機到來時奪取現在壟斷資本獨佔的生產資料和分配手段，並用來為全體國民謀利，而不是為特權階級謀利。”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兩個大會都沒有推崇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7月20日兩個大會都在“公社萬歲”，“國際萬歲”，“社會共和國萬歲”，壹片振奮人心，昂揚激越的口號聲中降下帷幕。

  兩個大會唯壹的不同點是前壹個大會確定全世界工人階級均在每年5月1日那天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上街頭舉行遊行集會，而另壹個大會沒有。

  考察第二國際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壹，十九世紀末期，本來就不在歐洲工人運動中居指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此時更加式微。這也就是恩格斯為什麼會那麼緊張的原因，他深恐壹旦“可能派”等取得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馬克思主義將連壹席之地都沒有了。然而兩個大會都否定成立國際領導機構的必要，則說明了恩格斯的擔心多餘得可笑。而這可笑又印證了恩格斯內心的虛浮。

  二，無論是英國費邊社還是法國蓋德派，無論是法國“可能派”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都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主張構成近壹個世紀裡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思想。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之壹。故此項是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交集。

  三，由於兩個大會都不提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另兩個核心思想，這當是兩個大會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分歧點。故此，列寧所說：“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立即在壹切重大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是不顧事實的瞎說。恰恰相反，兩個大會的議程內容均說明了它們都是行進在社會民主主義的軌道上。這也就是在下壹次大會上(1891年)兩個大會終能合併的思想基礎。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激辯

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臨人間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洲大陸已不是捐捐小流了。由拉薩爾主義，費邊社理論，可能派觀點交匯共振所產生的能量向四面輻射，激起了層叠無盡的波濤。波峰出現在新世紀─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那就是思想理論層面的伯恩斯坦主義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米勒蘭入閣事件。這壹切的產生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某些人惡意與馬克思主義過不去，而是為現實和人性所決定。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英國當權者不斷採取各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它終究放棄了以財產擁有額來限制選舉權的做法。經過幾次選舉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行成年男子普選制。1871年自由黨政府取消了對工會活動的壹些限制。1875年保守黨政府取消了禁止設置罷工糾察隊的條文。1876年實行初等義務教育，家庭貧窮者可向政府機關領取輔助金為子女交納學費。1875年國會通過“公共衛生法案”。1890年國會通過“工人階級住宅法案”著手改善工人居住條件。1897年頒佈工人賠償法案，1899年國會通過了“防止虐待兒童法案”，禁止使用十歲以下童工。

  法國大資產階級壹改過去對勞工階級的挑釁態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參加者法案的通過，主動表達和解的意願。繼而，1881年國會通過保障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佈結社法，勞工階級從而獲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

  德國俾斯麥所實行的“反社會黨人法”終於在1890年被國會終止。企圖再次延長“反社會黨人法”的俾斯麥祇得辭職。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麥已實行了壹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佈工人意外災害賠償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殘廢保險法。在這裡有必要順便說明的是，儘管“反社會黨人法”在當時被歐洲各國的觀察家認為過份殘酷，但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現在希特勒政權，蘇俄政權以及某些亞洲國家剝奪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權，動輒進行肉體殺害的做法相比實在還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會民主黨人被判處總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壹個月。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從1878年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生效的43萬張選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會黨人法失效前的幾個月)150多萬張選票。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法”實施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壹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動並發展組織。

如果作橫向比較，歐洲民族的反抗精神與懦弱茍安，奉行“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哲學的中國漢民族相比，當然要強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縱向比較，對於壹般的勞工群眾而言，在他全家衣食無著和基本得到保障的兩種情況下，他對現存社會的反抗精神會在哪種情況下更強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儘管那些以馬克思主義正統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資產階級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階級鬥誌的伎倆，也難改階級鬥爭之弦有所鬆馳的現實。

  對於本身並不處於社會底層，有壹定文化素養，懷著改革社會弊端的理想，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來說，大多並不會只從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問題，而往往上昇到理性層面上去探討。只是這樣壹來，麻煩就更大了，因為它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論斷已與事實不相符。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辯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話，就可知馬克思主義業已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是它的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導致社會革命必然爆發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導致兼併，以至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工人階級人數愈來愈多。資本家追求超額利益會愈來愈富，工人階級將愈來愈窮，因此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總有壹天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不會再容忍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這時社會革命就要爆發。

  然而情況並不如此。社會上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存在，並且在資本家和勞工階級中間出現了壹個技術和管理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而由於技術的改進，雖然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數卻無明顯增加，同時由於資產階級明智地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顯著改善，決非愈來愈窮。固然，有的資產者會更富，資產階級於勞動階級的財富差會較以前更大。這是橫向比較，但倘若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勞工階級擁有的財富也增加了。因此貧困是相對的，而改善是絕對的。不能設想工人階級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窮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是由於資產者的生活太豪華。

  既然恩格斯感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那麼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步英國無產階級的後塵﹖

  然而，且莫說廣大勞工群眾所得到的還只是溫飽，就算達到了小康又怎麼樣呢﹖對照於大資產者的驕奢豪華，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觸目驚心嗎﹖對這些不公，不平等當然應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麼方式去革除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答案。社會民主主義的答案是社會改革、社會改良，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在理論上首先全面點燃戰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陸續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發表了六篇文章，開始了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小冊子，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統工人，他父親是個白鐵匠、火車司機，因家境較貧，他讀完中學後就去做學徒。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出身政治等級劃分法，他屬於最革命的“紅五類”。歷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無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薩爾壹樣，是馬克思的雙料同胞─猶太血統的德國人，而馬克思主義遇到最大的麻煩也就是來自於這兩個人。

  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幾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學思想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以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為表現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是流入“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他認為道德標準、宗教觀點、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都會影響人的社會意識。在對暴力革命的評估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上，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是“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論，已被現實所推翻。因為“在壹整批工業部門中，小企業和中等企業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業並存。”並且在數量上也“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在進行了壹系列的分析探討後，伯恩斯坦宣稱：“我反對這樣的見解﹕我們面臨著指日可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社會民主黨應當根據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巨大社會災變的指望來確定自己的策略。”“我們應該預計到現存社會有比過去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伸縮性，並按照這壹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邸！薄吧鐣裰鼽h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到下壹個更高級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論著述受到德國黨內馬克思主義衛道者的嚴厲批判後表白自己並不是要再創壹個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而是想“消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若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發展和改進，必須從對它的批判開始。”否則，“這壹理論終究失去它的科學性質而變成壹個宗教信條。”

  就這樣，伯恩斯坦成為繼拉薩爾、可能派人士、費邊社學者之後又壹個提倡以和平漸進改良的道路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大師。伯恩斯坦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之河註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雖然得到黨內外許多人的讚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黨內許多人士激烈的批評以至痛斥。某些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弟子自居者是本著衛道士的情懷去痛斥這個叛逆者。盧森堡甚至動議把伯恩斯坦開除出黨，而黨的領導人則還另有壹番心事。

  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讓發表的威廉‧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馬、恩的指導為然。他們認為馬、恩遠在千裏之外的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對德國的現實情況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壹方面他們又樂於擡高馬克思主義的威望，然後以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執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廣大勞工群眾。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踮起腳尖走自己的路，多麼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貿然要扔掉這面旗幟，這勢必造成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而且也會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不能坐視。

  另外，從私人感情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還罷了，但是，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對他呵護有加，視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兩年，指定伯恩斯坦為其遺囑執行人，手稿繼承人，然而恩格斯剛辭世壹年，屍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難怪倍倍爾滿腔憤慨地說：“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見，愛德華把他曾經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壹切都葬送掉，他會說些什麼﹖”

  面對黨內壹片伐韃之聲，伯恩斯坦並不退縮，而且爭辯道：“如果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巨頭的減少，那麼，為了保持行動上的壹貫性，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資本積累在越來越少的壹些人手裡，至少不應做出任何足以阻止這個減少過程的事情。然而實際上，黨在許多場合下的做法卻恰恰與此相反”這類爭辯無異是說黨的領導言行不壹，因而更招來痛斥。

  黨的老領導人之壹奧文爾十分讚同伯恩斯坦的壹系列觀點，但不贊成他正面對黨的傳統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認為有耐心地利用實際需要所造成的壓力去改變壹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動時的所講的壹句確有不妥的話給他自己帶來許多麻煩，那就是：“我坦白承認，對於人們所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那個東西，我很少關心和感興趣，最終目的不管是什麼東西，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運動就是壹切。”這句話被詮釋為放棄社會主義的瑰麗目標，只關註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點滴改良。於是，伯恩斯坦在論戰中因此占了下風(起碼是暫時占了下風)然而，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去攷察則會發現，伯恩斯坦主義是贏家。

  就在理論上的唇槍舌劍，烽煙正濃之時，法國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給烽煙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社會主義議會黨團討論通過，就擅自接受以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瓦爾德克─盧梭為首的聯合內閣的邀請入閣任工商部長。此事在法國以至全歐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壹場大辯論甚至組織上的分裂。

在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分裂為入閣派和反入閣派，1901年以蓋德、瓦楊為代表的反入閣派組成法蘭西社會黨，以饒勒斯為代表的支持入閣派於1902年3月組成法國社會黨。

  米勒蘭入閣事件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均已辭世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經沒有權威的仲裁者。這最大的益處是各派意見都得以充份地發揮。新舊世紀之交，各主要歐洲國家的普選權已經確立，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權業已開放，任何階級的政黨都可以通過非暴力的競爭─競選去取得議會中的多數，控制立法並組織政府。然而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從普選權的取得到控制政權中間還有壹個漫長的過程。1848年法國2月革命的成果之壹就是實行普選制，但它卻把路易‧波拿巴“選上”了皇帝寶座。社會舊習慣勢力的慣性力量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往往使工人階級在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上碰到了遍布的荊棘。這種情況使某些人對以普選權能和平地完成政權的更叠深表疑問。於是把關註點投向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大崩潰”、“總爆發”、“決戰的那壹天”。他們充滿激情，強調階級鬥爭，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總設想著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然而在激進的理論下，他們的行動卻十分蒼白。究竟怎麼去“鬥爭”，怎麼去“革命”並無切實的規劃和行動。這也難怪，就連他們的第二導師─恩格斯(第壹導師馬克思早在1883年已去世)在去世前的兩三年間(1892-1895年)已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途徑苦思冥想之餘而“無所定見”。壹方面在現實條件下，恩格斯明確認定：“街壘巷戰的時代已壹去不復返了。”壹會兒，他說：“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的成就。”壹會兒又說：“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曾多次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放棄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裡”就這樣，左右為難的他不得不嘆息：“壹個時期來，我壹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還拿不出壹個定見。”

  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壹些以堅定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們卻似乎忘記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這些變化。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米勒蘭的入閣行為。為此，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持續的譴責。

  反入閣派在7月14日就發表宣言說：“作為壹個階級的政黨不可能是壹個內閣黨，也不可能變成壹個內閣黨，否則就是自取滅亡。”半個月後，蓋德、拉法格領導的工人黨再次宣稱：“米勒蘭的入閣實際上是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的同謀者。”12月間，蓋德在壹場大型辯論會上說：“壹個陷入資產階級占多數的內閣的社會主義者是無能為力的。”“壹旦米勒蘭事件成為普通的實踐，就不得不與全部國際主義告別。”“勢必導致社會主義無可挽回的破產。”

  德國黨的領袖威廉‧李蔔克內西也說：“壹個成了資產階級政府成員的社會主義者就同我們的戰鬥社會主義者分離了。”

  布朗基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瓦楊則認為，階級鬥爭的原則禁止無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的任何集團合作，否則黨就會失去明確的階級性質。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社會黨人僅僅是壹個“人質”而已。

  蓋德把這“人質”論作了進壹步的發揮。他說，“他(指米勒蘭─引者)被拉過去當掩護物和擋箭牌，以此解除社會主義反對派的武裝，不僅阻止工人向瓦爾達克-盧梭開火，也阻止他們向加利費開火，因為在工人和加利費中間隔著米勒蘭這個人。”

  反入閣派的言論很多。但是只要稍作考察就可以發現，這些言論在激情之下顯得空泛，缺乏說服力。與此對照則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奉行改良漸進策略的人們所發出的壹片贊成之聲。從費邊社，可能派到福爾馬爾伯恩斯坦，乃至法國工人黨內地壹些地區組織都匯集在聲浪之中。可能派首領布魯斯在1899年7月24日就迫不及待地說：“我們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滲透到公共政權中去的策略，如果期待純粹的大街上運動的那種革命，我們可能永遠也等不到。”人們同樣會感覺到這些贊成、讚許其實也流入空泛，甚至有點情緒化，連才思過人的伯恩斯坦在情急之中也十分牽強附會地拿1848年法國路易勃朗、阿爾伯參加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1886年英國工會領導人托馬斯柏特等加入自由黨內閣的事例來為米勒蘭入閣作蹩腳的辯護。

  只有饒勒斯，這位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有著不同凡響之處。起初他是支持米勒蘭入閣的。但他很快就認識到，壹個社會黨人必須經過黨組織的同意，按照黨規定的條件才能加入內閣，而且在任職期間必須接受黨的監督。他提醒人們要“警惕由於壹個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而可能產生的幻想。”稍後，他也明顯表示贊同第二國際巴黎大會的決議所說：“只要黨組織壹旦認為這個內閣在資本與勞動的鬥爭中明顯地露出自己的偏私，社會黨人就應該退出內閣。”由於米勒蘭任職後的表現令人失望，饒勒斯終究與他分道揚鑣。1904年1月米勒蘭所屬的法國社會黨地方黨組織把他開除。因此饒勒斯圍繞著米勒蘭入閣事件的許多演說和撰文並不是為米勒蘭個人辯護，而是在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方法。這是他對豐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壹大貢獻。

  米勒蘭入閣後的半年，即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體育館舉行了壹場有近千人參加的大型辯論會。饒勒斯作了重要發言。他闡述了壹些很核心的觀點。他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預測資本主義社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大崩潰”，“最後決戰”在什麼時候實行。故此，社會主義者在為將來的革命作相應準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針對當今社會作壹件壹件具體的、實際的改革改良工作。饒勒斯高度評價法國的普選制基礎上的共和制，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現代時期的革命工具”─選權取得政權，把它發展為社會主義共和制，饒勒斯指出，“壹些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當成不可滲透的資本主義堡壘是錯誤的。”在另壹次會議上，他說：“將來總有壹天，統壹的組織起來的社會黨也會指示他的壹個或幾個黨員去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以便監督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盡最大可能反對反動派的誘惑，盡可能參加改良的工作。”稍後在1890年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更進壹步指出﹕社會黨人參加內閣，“如果他是整個黨的代表，那麼資產階級會更加猶豫，因為這將是政治上剝奪資產階級的開始。”

  也就是在這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考茨基的決議案。決議說：“在現代民主國家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可能是某種襲擊的結果，而只可能是為了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從事長期的艱巨工作的結果，是工人階級的體質上和精神上得到復興以及逐步奪取市政機構和立法機構的結果。”這講得很對，明顯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和主張漸進改革的策略。但緊接著決議又說：“但是，在政府實行集權制的國家裡，政權是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的。”這就與前面的論斷自相矛盾。上面講“奪取政權是逐步的結果。”後面又講“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奪取，”這邏輯上明顯的混亂反映了以馬克思主義權威解釋家稱著的考茨基的痛苦矛盾心情。面對現實他理應作出事實求是的判斷，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他仍然想把有關論點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決戰”論相銜接。當然這是徒勞的。於是最後他只得說：“個別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不能認為是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而只能認為是迫不得已的擇取的暫時性的特殊手段這是壹個策略問題，而不是個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應對此發表意見。”於是這個模棱兩可迴避矛盾的說法被譏為橡皮決議，因為德文橡皮與考茨基諧音。

  巴黎大會之後，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紛爭不減反增，形成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派別的形成和對立。進而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鑒此，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第二國際第六次會議。會議主要議程是社會黨策略的國際準則，具體地講就是巴黎大會“橡皮決議”的續集。

  阿姆斯特丹大會是第二國際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會議。圍繞著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顯示了在這次會議上正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了正面交鋒。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馬克思的嫡系真傳自居，挾1903年德累斯頓黨代會批判伯恩斯坦主義的餘威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大顯其能。經過幾天激烈的辯論以25票對5票通過了蓋德決議案。(另有12票棄權)

  決議宣稱：“社會民主黨不能謀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參與政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久經考驗和已取得輝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有壹種迎合現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過戰勝我們的敵人來奪取政權的政策。”

  饒勒斯在會議上作了頑強的爭辯。他用了許多事實說明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某些具體事件上與資產階級中的某些派別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闡述了逐步改良所能累積的積極作用。他堅持認為不能把德國黨的德累斯頓決議“普遍化”，“國際化”。他堅稱：“當問題涉及各國內部策略時，由於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各國的制度不同，因此不能制定剛性的，統壹的策略。”種種跡象表明許多國家都出現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工人階級需要保留策略和行動的自主性。”不能用“狹隘的策略公式來束縛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

  考茨基反駁他道：“必須把策略的原則和策略的運用區分開來，德累斯頓決議的策略原則同樣適用於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普列漢諾夫也幫腔說：“實踐同理論之間不存在鴻溝。”

  在會議過程中倍倍爾居高臨下的味道引起了饒勒斯的強烈反彈。自威廉．李蔔克內西繼恩格斯逝世後五年也去世。64歲的倍倍爾就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長老，更兼他所領導的德國黨是第壹大黨。故其措辭與態度頗為伐斷。然而實際上德國黨的內懮甚多。它壹方面堅持階級鬥爭的激進理論，而其實際活動則為改良性質的合法鬥爭。故德國黨存在很突出的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現象。饒勒斯針對這壹點向倍倍爾發起了尖銳的反擊：“妳們既沒有採取革命行也沒有採取議會行動。”這觸及了德國黨的痛處，倍倍爾等都既尷尬又慍怒。

  然而無論如何，阿姆斯特丹會議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故此，盧森堡滿意地說﹕會議成功是“革命社會主義對改良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象徵。”普列漢諾夫亦說﹕決議勇敢地接觸實踐問題，毫不動搖地作出唯壹堪稱為無愧於當代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回答。”決議的通過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山嶽黨戰勝了社會主義的吉倫特黨。”

  但是情況並不像他們講的那麼樂觀。會後，許多黨或黨內的派別根本不理睬會議的決議。完全贊成饒勒斯觀點的英國獨工黨公開說：“國際的每壹支隊伍都應當奉行自己本身的策略。”並且，由於參加決議投票的代表許多是來自尚沒有議會的國家，所以決議“從壹開始就丟失了自己的全部價值。”

在“國際”的幹預下，法國社會黨與法蘭西社會黨於1905年實行了統壹。統壹後的黨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結構上都是饒勒斯派占主導地位。

  更發人深思的是，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以“社會主義山嶽黨”自詡的普列漢諾夫日後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更新銳的“社會主義山嶽黨”掃地除門。那以捍衛馬克思主義自詡的考茨基也被列寧貶謫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而列寧則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人自居。這究竟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人為的謬誤﹖如果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那時起就以伯恩斯坦─饒勒斯主義為主導。那列寧主義是否還有掘起的可能﹖

  阿姆斯特丹會議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只停留在表面詞句上。它似乎已處於巔峰，但這是正系數二次曲線頂點。過後就會降下來，因為創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若拒絕更新，那將不可避免地要被變遷了的現實淘汰。

  事實上，恩格斯在逝世前的兩三年間思想已有顯著變化。然而批判伯恩斯坦的人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座標上，不過這“人們”中的考茨基則終究離開那座標跟上了時代的步伐。191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得票400多萬，成為國會第壹大黨。對此，考茨基評論說：“我們已站在走向取得政權的正確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錯誤的。”從而較婉轉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同時針對某些人激烈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把原有的國家組織完全破壞為止─考茨基反駁說：“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壹如既往，通過取得議會中多數並使之上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這說明在阿姆斯特丹會議的八年之後，考茨基已公開接受了伯恩斯坦主義。再過八年，發生了他與列寧的論戰。他進而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之說。就這樣，儘管他終身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思想軌跡的偏執情結。實質上，他已匯進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潮流之中。

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就是列寧主義

二十世紀的降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不是溫馨與和諧，而是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糾葛不清，導致紛爭叠起，戰雲密布。終於，狹隘民族情緒的狂熱，大財閥追逐利潤的欲望，位高權重者稱霸世界的野心諸種因素交織重疊，遂把人類拖入流血漂櫓的世界大戰。然而，如果對現代史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就可以發現，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持久危害，實在是令世界大戰望塵莫及。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98年3月，這在第二國際各黨中是個後來者，190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意見分歧導致派別分野。擁護列寧的壹派占多數，稱之為布爾什維克(意為多數派)，反之為孟什維克(意為少數派)，兩派分歧的起點是黨員資格的界定，列寧所擬的條文比馬爾代夫(後成為孟什維克的領袖之壹)的多了壹點：黨員必須參加黨的壹個組織。從此展開了兩派近二十年的紛爭。考察這個紛爭的內容可以得知，分歧涵蓋俄國革命的內容、方式、途徑、策略等。而就奪取政權這壹點來說，布爾什維克的很多主張明顯比孟什維克務實、高明。

  二十世紀初各主要歐洲國家已基本建立了民主體制，工人階級的任務是把民主推向社會的各個橫斷面及其縱深，如果不是致力於建立工人階級的專政的話。故此在這些國家裡社會民主黨肩負的任務是改革，改良而不是激烈的乃至流血的暴力革命。俄國的情況則大相徑庭，沙皇專制政體頑固地盤據社會，堅拒政治改革。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是壹個革命民主政黨而不是民主政黨，它必須有較緊密的組織紀律。如果像馬爾代夫照搬歐洲諸黨的條文，只須承認黨的黨章，為黨的任務工作就可以成為黨員的話，那勢必會相當鬆散，難以承擔革命重任。

  1917年2月革命驟然勝利後，孟什維克的做法也是相當機械地照搬昔日的歐洲經驗，從3月9日(俄歷2月26日)彼得堡20萬工人大罷工開始到3月12日工人士兵武裝暴動起義，再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只幾天功夫，民主革命已告勝利。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舉行了士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大會選出了11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並擔任主席。

實事求是地說，二月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工人、城市貧民、士兵(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民)浴血奮戰的結果，資產階級則乏善可陳。然而孟什維克竟如此的機械幼稚，硬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出發，把這場推翻沙皇封建專制的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定它應由資產階級去主導，士兵代表蘇維埃不必參加臨時政府，而只應從外部對其加以監督，於是在3月15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名部長有10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黨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把推翻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硬要加上壹個資產階級的定語，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社會理論的壹大諈^，它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炒作已深入人心，造成極大危害。

  民主系相對於專制而言，民主革命是終結專制的社會運動，它並不只與資產階級有關。固然，完整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不可能發生於封建社會，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有相當規模，經過了文藝復興、思想啟蒙，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已有相當力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並且鑒於資產階級在第三等級中占主導地位，革命行動往往由他們來領導。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成為在“民主革命”前面加上“資產階級”這樣壹個限定詞的理由，因為民主革命所提出的訴求，諸如廢除封建特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全體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和人身權利(擇業、居住、遷徒等)，實行普選制，民選立法人員和行政長官等等，對第三等級各階層人民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正因為這樣，第三等級中的工人、城市貧民─拉薩爾所稱之為第四等級的人群才會那麼積極地投入民主革命。

  把民主革命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說法在俄國革命中產生了雙重的危害。第壹、如前所述，孟什維克由此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和立憲黨人。根據兩個多世紀的經驗，資產階級出於其階級利己性，壹旦權力在手，它總是想法使民主革命時的訴求在兌現中打折扣，立憲黨人就更不消說了。即使在政治領域內，它難以再做些什麼手腳，但在經濟領域中，它是肯定會讓財產分配的不公以某種形式，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下去，從而讓資產階級過上比勞動大眾優裕許多倍的生活。而這是不符合第四等級民眾的期望和利益的。

  在過去歐洲諸國的民主革命中，由於第四等級的力量相對分散弱小，資產階級主導了局勢後，壓制勞工階級正當的政經訴求，從而導致慘烈的階級衝突，然而此時在俄國民主革命中，第四等級的力量十分強大，何必要去走歐洲諸國的老路呢？

  第二，事情尤其糟糕的是，此時在孟什維克背後還有壹個虎視眈眈的布爾什維克。它正好利用孟什維克陷入那個社會理論誤區，從中找到了壹個極好的籍口，既然民主革命僅僅是資產階級的，那麼工人階級當然就有必要再來壹場革命─列寧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行動了。

  當時，由於孟什維克在工人中的影響力大於布爾什維克，農民則相當信任社會革命黨，因此，孟什維克本應利用有利形勢，盡快組成以社會主義政黨為主體的臨時政府，並包容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在此基礎上，盡快召開全國立憲會議，以使臨時政府取得民意基礎和法理根據，由孟什維克輔以社會革命黨主導政局，布爾什維克與資產階級的代表壹左壹右互相制衡，這樣，俄國就很有機會確立多元化民主政治並平穩地實施各項社會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目標。

  然而，孟什維克缺乏政治智慧，錯過了這壹難得的歷史良機，並在日後遭到了滅頂之災。雖然就它自己而言是咎由自取，但俄國以至全世界都由此陷入了壹場至今未完結的大災難。大凡在大動蕩的歲月裡，激進的觀點較能攫取民眾，幾經較量，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在群眾中迅速增長，遂於二月革命後的八個月發動了壹場被他們稱之為“十月革命”的武裝暴動，推翻了經過三次改組，資本家和立憲黨人占少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占多數的臨時聯合政府。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幾乎是壹覺醒來，孟什維克發現自己已被排除在權力圈外，但它還抱有壹線希望做最後的努力，11月間由傾向孟什維克的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出面向布爾什維克建議成立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的“清壹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即摒除了資產階級和立憲黨人，但布爾什維克立即輕蔑地予以拒絕，在它看來，暴動業已成功，今後，當然只容布爾什維克來壹統天下。

  布爾什維克曾承諾召開立憲會議，但當立憲會議的代表以普選方式產生出來後，它卻要自食其言了，因為在715名代表中布爾什維克只占183名，其餘均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於是在1918年1月6日，立憲會議只舉行了壹天，布爾什維克便以武力將會議驅散。從此，在俄國土地上開始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無產階級專政。

  十九世紀末期，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要點在於改造歐洲各國現狀的途徑是漸進改良還是暴力革命，而且還應該註意到的是，即使那些自詡為奉行馬克思主義的黨，在高談階級鬥爭，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沒有真正考慮去怎樣進行武裝革命，他們的實際行動也只是競選，議會鬥爭，罷工之類。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壹恩格斯在他去世前的兩三年間，也大大緩和了激烈革命的詞句。

  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經過1905，1917兩次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以布爾什維克攫取全部政權告終，藉此布爾什維克當然可以以馬克思主義的嫡系真傳自居，因為從巴黎公社之後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紙上談兵，只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付諸於成功的行動。列寧認為有必要使自己的黨不但在實質上，而且從名稱上都要與歐洲那些只說不練的假馬克思主義政黨相區別，更要與那些基本上不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相區別，故此，黨的名稱是非改不可的了。1918年3月經過列寧提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從馬克思、恩格斯在久遠的1848年撰寫了《共產黨宣言》後，至此世界上才出現了貨真價實的共產黨，並且，接踵而來還出現了世界性的共產黨體系。馬克思、恩格斯的亡靈若有所知，當也含笑九泉了。

  不過，在列寧等為他們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而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之時，卻有壹個人出來給他們當頭棒喝，這個人就是在約二十年前批判過伯恩斯坦，批判過米勒蘭，也批評過饒勒斯，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滿懷激情地宣稱過：“我將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死，正如我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活壹樣”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考茨基。

  考茨基批評俄共並不在於他們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而在於他們獲得政權後的政權結構和走向，也即列寧自己所稱之為的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歐洲各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絕不提及，即使是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黨也有意迴避，因為“專政”壹詞實在不雅，即使加上壹個“無產階級”的修飾定語也難以使它變得美麗可親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字浩如煙海，很少人能把它們逐字逐句地仔細讀完，考茨基就是這很少的之壹。連列寧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壹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都背得出來的人”。

  在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究竟是怎樣論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呢？從各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壹再引用的章句段落可以得知，馬克思、恩格斯只在幾篇文章和書信中論及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在給魏德邁的信中。在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信中，在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從這幾處有關的章句段落來看，十分明顯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但語焉不詳，沒有講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沒有講明專政將實施多久。而恩格斯的那段話更令人迷惑，他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巴黎公社是怎麼樣的？巴黎公社實行的是不排斥任何階級的普選，公社決議維護“共和國的壹個重要原則－自由原則”。決議“不淮進入私人住宅，不淮任意抄家捕人”這顯然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大相徑庭。以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的考茨基不能容忍列寧把他自己的胡作非為說成是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在考茨基看來，馬克思主義充滿了民主精神和人道氣息，根本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橫暴戾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仍然緘默那無異是默許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糟蹋和構陷，於是，他憤慨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毀滅民主”，是壹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並論斷在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占統治中產生了壹個新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權是俄國至今有過的壹切暴政中暴戾之氣最嚴重的壹個政權。”

於是，在考茨基與列寧之間展開了壹場唇槍舌劍。不但在他倆之間，而且在他倆各自率領的派別之間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論戰，甚至在約半個世紀後某個遠東亞洲人國家的共產黨理論家們也鸚鵡學舌地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口吻，參與了這場大罵“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的舌戰。

  儘管論戰的雙方都煞有介事，但外界卻仍感到無聊，因為他們雙方都有預設前提，即馬克思主義是絕對正確的，是絕對真理。雙方都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語，再加以引伸，作出適合自己需要的解釋，來力求証明自己觀點與行為的正確。

  真假美猴王的大戰，外人自然沒有興趣介入。是非的辨明，其實也並不需仰仗先知的真言，僅從常識的角度去探討就可明了，因為道理並不復雜，只要沒有經院大師們在那裡故弄玄虛，故布迷陣，就行了。

  列寧主義在政治層面上的關鍵內容是它的階級鬥爭理論、國家觀、民主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幾部分又是有密切內在聯系，有時是渾然壹體的。

  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本源於馬克思主義，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列寧主義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是極其尖銳，不可調和的，這明顯是主觀臆斷。

  歷史上，強調“君權神授”的封建特權階級對人民實行超經濟的人身強制統治，即不但橫征暴斂而且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故兩者之間的矛盾極其尖銳，換言之，很難指望這個矛盾以平和的方式得到解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以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則不同，資產階級不是以法定的特權來統治無產階級，它是財大氣粗，以其手中大量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來控制社會經濟命脈，操縱社會財富的分配，出於階級利己主義，它肯定不會讓無產階級得到合理的財富分配，可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最基本的是體現在經濟層面上。不過壹旦資產階級繼封建特權階級之後掌握了國家政權，它就有可能以立法的途徑來強化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這就使兩者之間的矛盾由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無產階級的反彈也就會從破壞機器的原始行動和罷工的經濟鬥爭上升到社會革命。然而當資產階級終究明白過來，改弦易轍之後，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就會緩和下來，普選權使無產階級得以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議會，當這些代表足夠多時，他們就有可能制訂逐步改變財富分配不公的法律。當代表數額再多到更高的數額時，他們便可以組閣，從而更有效更迅速地改革財富分配不公的現實。到這時，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較量，就不是在硝煙彌漫的巷戰上，而是在爭取人心的演說中。

  列寧的階級鬥爭激烈論若是創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還有些道理，但它是創立在二十世紀初，尤其又是在俄國，故更屬欺人之談。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是十分明顯的，而勞工階級相對十分強大，故此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立即發表了《告俄國公民書》宣佈著手召開在普選制基礎上的立憲會議，並實行政治大赦，宗教大赦，宣佈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廢除死刑，成立各種經濟改革機構和生產發展促進會。俄國的社會改革，起碼是在法律文件上，只用壹個星期就走完了英國兩個世紀，法國壹個世紀才走完的過程，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森林般的槍刺下，資產階級如此恭順，列寧還有什麼道理去杜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如何尖銳，不可調和？當然，道理是有的，那就是只有把俄國資產階級說得十分頑固，把它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描繪得十分尖銳，才能使布爾什維克得到再發動壹次暴力行動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的藉口。在1917年六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有1090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105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黨“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在他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國家理論，列寧宣稱“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列寧的國家理論當然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到根據，如恩格斯就曾說“無產階級之需要國家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

  然而國家的功能僅只是“鎮壓”和“壓迫”嗎？國家是否還應該防止境外他國他民族的侵擾？是否還可以對國內的某些大規模公眾事務作出決策和動員﹖如防洪排澇。是否還應該擔負起懲罰和防治刑事犯罪的責任？列寧把國家的功能大大縮小，不過是為了人為地誇大資產階級掌握的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於是無產階級就可據此取得照葫蘆畫瓢的理由。不錯，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是很不光采地這麼做過，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建立在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充分自由的基礎上的普選制的實行(這種普選制才是真正的普選制，沒有這個基礎的普選制則是虛假的普選制)，國家政權已不為(起碼是逐漸不為)某個階級所專有。議會、內閣由來自社會上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所組成，從而使階級統治已變得不可能。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代表在議會、內閣裡互相碰撞，蹉商，討價還價，以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取得兼顧各個階級利益的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不是固定的，而是漂移的，依各階級能量的消長而變更坐標，但總趨勢是朝有利於勞工階級的方向移動。

  在俄國，從來沒有單獨掌權，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要嘗嘗俄國共產黨對他們實行階級統治的味道了，他們大概是在替昔日的英國、法國資產階級抵罪受過。這算是列寧主義的創造─跨國株連了。

  這個階級統治是怎麼個統治法呢？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直接採用暴力來取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的這段話會令所有善良人嚇得發昏，而蘇醒過來以後確實還需定下神來看看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具體做法。

  蘇維埃政權機構是通過選舉組成的，而這個選舉是在資產階級和反對派的報章已被取締，即言論、出版、結社權利已被扼制的前提下舉行的，並且資產階級分子和貴族被剝奪了選舉權。因此，這充分體現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性。有如列寧所說，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機構。不過事情並不僅如此，蘇維埃政權還有壹個“新政”，是採用間接選舉法。即民眾只能選舉最基層的蘇維埃代表，往上各層均是代表選代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就是實行這種間接選舉制，甚受詬病抨擊，而今俄共將它實施於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

  在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然而壹個人最基本的訴求，最低的底線是覓食謀生。那些前資本家們可以不要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權，也認可布爾什維克政權無償地把他們的工廠、商店充公，把他們的儲蓄沒收。但他們總得要有壹份工作，掙得薪金去維持生活，可是他們被拒絕接受為工會會員，因此很難找到工作。尤其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壹九壹八年九月壹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種不同顏色的面包和食物配給証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侯(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飢活命，壹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種種反革命破壞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乎，從前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在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的同時，是極其兇暴的鎮壓措施。壹九壹八年九月五日內務人民委員會下達壹個命令“在資產階級和軍官中間最輕微的反對活動，白衛分子中間最小的活動也要受到大規模處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並逮捕壹切改名換姓的人，並不拘何種形式地槍決每壹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

  在行刺列寧的事件發生後，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500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至此，人們總算從實際中知曉了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是如何“直接憑借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於是在普遍的震驚後是普遍的憤慨，從資產階級報刊到社會民主主義雜誌，再到馬克思主義的喉舌無壹不予以譴責，譴責的重點是布爾什維克“扼殺民主”。

  “民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和象徵，它激勵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誌士為之奮鬥直到流血犧牲。而今布爾什維克如此扼殺民主，的確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來，列寧曾說過：“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不僅在科學上不正確，而且在1917年3月以後，它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他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些話表明，“民主”很礙手礙腳，列寧打算把它徹底拋掉。但後來在外界義憤填膺的譴責下，列寧改變了說法，他承認有民主這回事，但又說：“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陷井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是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如果說在民主革命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壹詞所形成的社會理論誤區還有其緣由─資產階級曾在民主革命中起領導作用，那麼在民主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限定詞則純屬憑空臆造了。

  民主相對於專制而言，它的內涵根本與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或無產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無關。民主從個體微觀來看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擁有選舉權和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政治權利。從社會宏觀來看，是議會政治、多黨競選、三權分立，民選行政長官。從社會群體的關系來看，是通過自由討論之後再進行投票來解決他們之間的觀點和利益衝突。

  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民主，應該是指昔日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曾不肯全部兌現自己領導民主革命時所作的承諾，如以財產擁有量來限制選舉權，頒布反結社法等等。時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洲各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都早已放棄這些不符合民主精神的謬誤做法，皈依了民主原則。故此，列寧的指責，壹來是無視時空已變換，二來是邏輯上的混亂，把資產階級曾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說成是有壹個資產階級的民主。

另外，我們也不妨順著列寧的話語，暫且就當真的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然後比較壹下這兩個“民主”究竟哪個更民主壹些。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時侯，各主要歐洲國家仍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這些政權給予本國的全體公民(當然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以完全的政治權利(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工人群眾及其代表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抨擊政府的言論和文章並組織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為訴求的政黨。這些國家已實行著直接普選制。勞工階級已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市政和中央各級立法機關。

  然而在蘇俄呢？布爾什維克政權剝奪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請留意，巴黎公社並沒有實行這樣的剝奪)，嚴禁他們有絲毫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言行，否則立即予以鎮壓和處決。無產階級又如何呢？據說無產階級理所當然地要擁護他們自己的政權─布爾什維克政權。如果某個或者某些無產階級分子用口頭或書面去抨擊或反對這個政權，那他們就是站到敵人的立場─貴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成了新生的階級敵人。當然對這些人就要剝奪曾讓他們享有的“無產階級民主”權利，並對其實行堅決的鎮壓和處決。那麼在怎樣的情況下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才會被“享用”呢？首先，“享用”這些民主權利的人必須屬於人民的範疇。接著，這些人民“享用”這些權利是去為布爾什維克政權大唱贊美詩，是在規模巨大的國慶或“五壹”節之類的集會遊行中以巨大的標語和震天的口號去向它表示壹片信賴擁戴之情，當然間或也可有些“善意的批評”點綴在得到當局允許出版的書報雜誌之中。

  此外，布爾什維克政權給予無產階級和所有屬於人民階級的人也只是間接選舉權。從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是無可狡辯的民主程度的倒退。那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政權要實行間接選舉制呢？這是因為既然它宣佈其所建立的是共和國，就不可能以欽定或世襲方式來運作權力，選舉是唯壹的途徑，而操縱少數代表的意向要比操縱成千上萬的選民的意向要容易得多。經過多層選舉，選民群眾與最高層已隔得非常遙遠。經過層層過濾，就很容易提煉出適合當局胃口的“民意”，決策者的施政內容也就會與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意向大相徑庭。

  通過以上的比較，列寧稱之為的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到底哪壹個更民主些，不是壹目了然了嗎？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壹個政黨的領袖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到了這種程度，不能不為社會留下永遠的震驚。

  在這裡，很有必要弄懂，列寧講過這樣壹段話：“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如果這段話還不夠直接了當，那就請聽曾經是列寧的熱烈擁護者托洛斯基的另壹段話“只有通過黨的專政，才有可能實行蘇維埃專政。只是由於黨的理論見解的明確，它的革命組織的強大，才使蘇維埃能夠從壹種不成樣子的勞工議會變成勞工的最高領導機構。”

  這下總算真相大白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幌子，是用以蒙騙廣大勞工群眾的，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專政，尤其是這個黨的領袖人物的專政。恩格斯曾經批評布朗基主義說：“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少數人又事先服從於幾個人甚至壹個人的專政。”布朗基主義沒有成功地建立過政權，而恩格斯這段話倘若用在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的列寧們的身上倒非常貼切。

  列寧關於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的理論所造成的問題首先是出在民眾階級與政黨之間的關系上，列寧主義強調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俄國共產黨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其他的黨都不是。憑什麼，憑什麼這樣斷言？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不對，因為二月革命的成功，有孟什維克，有社會革命黨，還有立憲黨，更有許多無黨派的民眾的奮起參與，功勞的大頭攤不到布爾什維克的身上。憑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不對，臨時政府經過三次改組後，立憲黨人，資產階級的代表已占少數，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黨人已占多數。如果仍嫌不夠，還可繼續改組，根本不必要推翻它。而布爾什維克堅拒加入臨時政府，堅決要推翻它，其目的無非只要建立布爾什維克的壹統天下，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也要予以鏟除，即使姑且不論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是否正當，而僅就它以推翻臨時政府的“功績”來壹勞永逸地把自己鐵定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作法就可窺見它那“成者為王”的封建心態。因為這個“先鋒隊”不僅是要人們尊崇它，贊頌它，而是要鎖定由它獨主政權。

  壹個政黨獨霸社會公權力將會帶來什麼呢？它將會禁止其他政黨組建，即使有其他的黨出現，也必以得到它的首肯，願意充當它的附庸為前提。發展下去，為防微杜漸，將會禁止結社，為防止有人以理論與言論為先導來從事反對壹黨鐵定執政的格局，將嚴厲控制思想、言論、出版。壹黨專政的黴菌發酵後，將使社會生態大大惡化，人的情操品格迅速墮落。投靠黨取得先鋒分子的資格是拓展個人前程的最佳道路，於是識時務的俊傑們紛紛在入黨做官的征途上各顯其能，迎奉長官意誌，無視民間疾苦，揣摩上級意圖，邀功取寵，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充當政治打手。絕大多數蕓蕓眾生自感無力進取，則漸漸麻木，且又為殘酷的“階級鬥爭”所震懾，變得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不問政治，正義感泯滅。極少數反抗意識甚強者會作出絕望式的反抗言行，這飛蛾撲火的行動卻給當權者找到施行嚴厲鎮壓政策的藉口，於是針對新生的階級敵人─本屬無產階級或其他人民階級的“蛻化變質”者的肅整、清洗“政治運動”連綿不絕，永無寧日。

  在布爾什維克掃清了黨外所有不馴服的政治因素後，便禍起蕭牆了。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體現為革命政黨內的領袖專政，故領袖不可能容忍黨內存在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所謂集體領導不是常態，也不穩定，個人獨裁才合乎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邏輯。於是領袖必定會消除黨內那些公開存在或潛在，甚至是領袖臆測出來的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這類故事首先發生在蘇俄，後來又在某些遠東亞洲人國家中上演不衰。在蘇俄，曾經為黨的專政大力鼓吹的托洛茨基首當其沖被這個專政掃地出門，並追殺於墨西哥；曾經以鐵腕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令大規模處決人質的季諾維也夫等也被押上了刑場，連並無權力欲望，但其觀點時與領袖們相左的理論家布哈林也難逃壹死。

  這就是列寧首創再經過斯大林發展的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把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尚處雛形的謬誤擴展至極端的分支。用列寧黨徒的話來說，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種種作為無可辯駁的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是獨裁專制披著人民共和國外衣的復闢。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廣泛並持久，時至今日，儘管俄國已得到解脫，但某些遠東亞洲國家仍呻吟在它的淫威之下。

  從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專政很容易聯想到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雖然兩者都施行嚴厲的鎮壓手段，但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雅各賓專政時期短，而布爾什維克專政相當漫長。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之有很多不同，無可借鑒效仿，當時是人類社會民主革命的幼年時期，理論和經驗都十分缺乏，憑著壹腔熱情激奮而起，難免產生過激與謬誤。俄國革命在它之後壹個多世紀發生，人類社會已經歷許多變故，有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極多，只要懷著真誠的動機和願望，斷不會重蹈色彩斑駁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灰暗部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例証。在公社委員會中也因思想觀點，策略方法的不同導致了派別分野，兩派爭執十分激烈。但是，雖則如此，大革命時期那種動輒把不同派的革命者送上絞架的情況卻不再發生。時代不同了，巴黎人成熟了，儘管雅各賓黨人仍然是他們之中許多人崇敬的英雄，但卻絕不會效法雅各賓專政的某些恐怖行為。故此，俄國布爾什維克專政的暴行及其帶來的深遠危害是不可原諒的。

  首當其沖遭到列寧主義危害的是俄國的近鄰德國。確切地說，是列寧主義禍害了德國革命。1918年11月，德國爆發革命，情形與壹年多以前的俄國二月革命極為相似。革命以11月2日基爾海港的水兵暴動啟動，頃刻間即成燎原大勢。幾天之內各地紛紛響應，7日，德第二大邦巴伐利亞宣佈為共和國，國王路德維希三世退位。9日清晨，柏林工人就開始舉行大規模遊行集會，軍隊拒絕鎮壓，而且倒戈。起義者迅速占領警察局和皇宮，威廉二世倉惶出逃，霍亨索倫王朝繼羅曼諾夫王朝之後傾覆。

  德國有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工人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它從成立至此已走過了約半個世紀的歷程，從1912年起它就壹直是德國國會裡擁有議席最多的黨。然而，糟糕的是，這個黨已於1917年4月分裂成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對政府戰爭撥款所採取的不同看法和處置。

  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民族主義狂潮澎湃洶湧，勢不可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工人無祖國”都像無力的柵欄被洪水沖垮。連蓋德這樣自封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進入了戰時內閣任國務部長。

  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還是發生了激烈的爭端。壹派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主張在議會中對軍事撥款投贊成票；另壹派則反之。在全社會民族情緒的高壓下，反對派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見而在公開場合步調壹致地投了贊成撥款票，只有壹個人，卡爾‧李蔔克內西(威廉‧李蔔克內西之子)投了反對票。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反對派認為德國已完全表現出侵略勢頭，再也不能以保衛祖國的防禦性作戰來為政府辯解了，於是他們堅決地在後來的議會表決中投反對票。鑒此，黨中央把他們開除。他們遂另外組織了獨立社會黨。24萬黨員留在原黨內，10萬人脫幅而去，加入新黨。新黨的精神領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黨多次開會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聲色俱厲，好像德國社會民主黨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衛士。其實這不過是虛幻的表象。德國黨內許多人早已心儀改良，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了。在倍倍爾、考茨基、盧森堡等人大聲疾呼批判伯恩斯坦時，他們靜靜地觀察，默默地想著自己的心事，悄悄地走自己的路。以埋頭苦幹又不顯露鋒芒的方式攀上了高位。這其中就有艾伯特和謝德曼這兩個後起之秀。

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的時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還是幼童或尚未出世。然而憑著他們的沈著與幹練都後來居上地超過了他們的前輩。1913年倍倍爾去世時，艾伯特當選為黨主席(與哈阿茲並列)，並且，令人不無意外的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是血統工人，他們的父輩是工人，他們自己也是學徒工出身，嘗盡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卻不具激烈革命傾向，他們的和平改良意識甚至大大超過了伯恩斯坦。同樣令人不無意外的是伯恩斯坦在倍受責難羞辱後都仍然執著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他事後壹再宣稱1914年8月4日被迫投贊成票是他壹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18年德國十壹月革命就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以艾伯特、謝德曼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和以哈阿茲、考茨基為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背景下發生。

  霍亨索倫王朝傾覆了，德國向何處去？

  11月10日，柏林蘇維埃會議召開。批淮前壹天成立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即臨時政府。此臨時政府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大不相同，它是由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主導，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兩個分了家的兄弟之間。

  臨時政府成立後兩黨進行了討論磋商，獨立黨向社民黨提出應把德國導向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民黨內有玄機地回答：“這也是我們的願望，但決定權在於選舉出立憲會議的人民。”獨立黨進壹步澄清，在這個共和國中，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應掌握在全體勞動人民和士兵選出的代表手中。對此，社民黨作了正面答復：“如果這壹要求是主張壹個階級的壹部分人專政而又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擁護，那麼我們就必然反對這種要求，因為它同我們的民主原則相矛盾。”

  由此可見，獨立黨與社民黨的分歧已不僅是昔日關於投票支持軍事撥款與否了。對於今後德國政局的走向，他們各自的訴求也大相徑庭。社民黨傾向於全民民主政權，即對資產階級不作政治歧視。它強調宣稱：“不是全部權力歸蘇維埃，而是歸全體人民。”而獨立黨人的主張明顯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相似，要把資產階級排除在社會公權力之外。世事的復雜吊詭在此有了鮮明的例子。剛剛在幾個月前，1918年8月，考茨基還寫了壹個小冊子，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此時，以他為精神領袖的獨立黨卻提出了與布爾什維克相似的訴求。

  壹個多月後，即1918年12月中旬，在柏林舉行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出席會議的489名代表中，社民黨占288名。會議否決了“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的提案，並選舉出社民黨占優勢的執行委員會。於是，社民黨不但主導了臨時政府，也主導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

  獨立黨裡的左派，尤其是獨立黨裡壹個自成體系的派別─以卡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為首的斯巴達克聯盟打算要再發起壹場革命，類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來推翻艾伯特政府。為此他們從獨立黨內把自己的隊伍拉出來，於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獨立黨的主流派猶豫了。他們雖然對社民黨背離馬克思主義不滿，但又不想在德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而社民黨則大為緊張起來。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成功後的悲慘下場，使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危作想。德國今後向何處去已是以後的問題，目前至關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為此他們決定先發制人。社民黨本身並無武裝力量。但其領導人之壹諾斯克卻早有預算，他組織了壹支由舊軍人為骨幹的軍事力量，並率領這支武裝於1919年上半年鎮壓了柏林、慕尼黑等壹些地方的獨立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的工人暴動。卡爾‧李蔔克內西，盧森堡也在鎮壓中遇害，從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就背上了勾結反動勢力，屠殺自家兄弟的罵名。德國工人運動從此分裂了。

  這的確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最大悲劇。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的確應該受到譴責，但設身處地地想壹想，如果“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得勢，他們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都將完結。舍此，他們還能有其他什麼選擇呢。

  面對現實，獨立黨人檢視了自己過往的足跡。他們未必會贊成艾伯特、諾斯克的鎮壓行動，但他們更不願見到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在德國成功。於是他們改變自己步伐走向。1919年3月伯恩斯坦首先告別獨立黨回到多數派社會民主黨。1922年9月，考茨基則率領所有願意回歸的獨立黨人重新並入社會民主黨。從此，德國再沒有獨立社會民主黨這個番號了。然而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跟著考茨基去回歸。時間的流逝並不能沖淡他們對社民黨曾經血腥鎮壓工人起義的憤恨。在臺爾曼等人的率領之下，他們聚集在德國共產黨的紅旗周圍，成為壹支既與資產階級為敵，也與社會民主黨為敵的政治力量。

  兄弟鬩牆，為敵人所趁，德國社會民主黨再也無力單獨主導政府了。它只得與天主教中央黨組成聯合政府，即魏瑪共和國。政權既被分享，它的行動也必處處受掣肘。自然，在把社會民主主義理念付諸現實的時侯，就不得不打折扣。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列寧主義，沒有在布爾什維克刺激下的斯巴達克團運動，德國十壹月革命的歷史很可能會改寫。獨立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因投票贊成政府軍事撥款與否而產生的分歧會因戰爭的結束而消淡，儘管兩黨在觀點和策略使用上亦有歧見，但這完全可以作為黨內事務進行辯論蹉商，因為伯恩斯坦也就是德國黨內和平改良主義的先行者，而考茨基在批評伯恩斯坦時態度平和，譴責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則十分嚴厲。故獨立黨若在他們的主導下而無左派獨立黨人和斯巴達克團的激烈舉動是可以和社民黨合二為壹，攜手共進的。若能這樣，壹個統壹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必定可以把多年錘煉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變成實際行動，開創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新篇章。然而，很可惜，這壹切都只能在設想之中了。

  而且，更為糟糕的是，由於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互鬥，不但使魏瑪共和國步履蹣跚，而且給反動勢力以有利於糾集滋長的機會，直至希特勒上臺。

  1919年2月魏瑪共和國成立時，艾伯特選為總統，謝德曼被任命為總理。由於他拒絕在凡爾塞條約上簽子，遂辭職。從1920年到1928年九屆內閣中，只有兩屆很短的內閣由社民黨人主持，資產階級從其階級利己主義出發，壹旦掌權就會在經濟上向勞工階級開刀。如8小時工作制被取消，養老金和殘廢補助也被削減等等。

  1925年艾伯特總統逝世，舉行新總統全國直選，魏瑪聯盟(社民黨在其中)推舉思想較開明的馬克斯，保守勢力推舉帝國舊軍頭興登堡元帥，共產黨推舉臺爾曼。選舉結果，興登堡得票1465萬當選，馬克斯得票1375萬，臺爾曼得票193萬。顯然，若沒有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分裂，興登堡就當不上總統，而他當上總統是魏瑪共和國中民主勢力迅速式微的關鍵壹步。如果說興登堡是保守勢力的代表，那希特勒的納粹黨就是毀滅世界的惡魔了，即使此時他還很渺小(只有二萬多黨員)，但民主勢力的分裂給它的掘起提供了可能。

  三年後，國會選舉，社民黨得票920萬，仍為第壹大黨，共產黨得票330萬，為第三大黨。此時納粹黨尚只得票81萬，民主力量可遊刃有餘地撲滅納粹魔火，但卻掉以輕心。

  僅僅兩年後，1930年，再次舉行國會選舉，納粹黨得票突增為641萬，社民黨下降為858萬，共產黨增加為495萬。民主力量若聯合起來，仍遠遠大於法西斯勢力。深感局勢嚴重的社會民主黨試探與德共聯合擊敗氣勢洶洶的納粹勢力，但德共予以拒絕。德共領導人臺爾曼等人持有這樣的公式：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主要敵人。1931年夏，德共甚至與納粹勢力壹起推翻了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普魯士邦的社會民主黨政府。

  1932年11月國會大選，納粹黨得票1170萬，議席196席，躍為國會第壹大黨，社民黨得票800萬，121席，共產黨得票600萬，100席。納粹黨短短幾年間得到迅猛發展，不過，若社共兩黨能夠聯合起來，強力運作，還是有扭轉局勢的可能，然而這個最後的機會也稍縱即逝了。

  1933年1月，希特勒攬到總理職位。3月宣佈德國共產黨為非法組織，大批逮捕德共幹部。6月下令解散社會民主黨，令其停止活動。壹些領導人被宣佈為叛國分子。社民黨領袖紛紛逃亡國外。於是乎，壹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風雨洗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這樣被壹個僅活動了十年的納粹黨壓入歷史的陰影之中。

  人類壹場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希特勒納粹黨把世界拖入壹場令1914-1918的世界大戰小巫見大巫的戰爭之中。中國是這場大戰最深重的受害者，因其嚴重的後遺癥至今未愈。

  列寧主義對於世界的荼毒效應劃了壹條先西後東的曲線。它首先禍害了德國十壹月革命，使魏瑪共和國先天不足。這不足使希特勒得以上臺。納粹德國的戰爭行動刺激鼓動了與之結盟的日本軍國主義。日本發動大東亞聖戰，遠東某個古老大國是日本侵略的重點目標。這個古老大國曾在二十世紀初推翻帝制建立了亞洲第壹個共和國，爾後進入民主建國的艱難過程中。日本的侵略使此過程中斷，並使壹個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武裝集團得以從幾近滅頂中喘過氣來，並繼而坐大，終究顛覆原已有的民主共和國，成為這古老大國的主宰。半個世紀來，它奉行列寧主義為圭臬，至今仍堅持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著為“人民享有的最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這“民主”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嚴厲的報禁，黨禁，實行多層間接選舉法，最基層的候選人都由黨指定，摒棄的多黨競選制度，由極少數人控制的黨無可爭議地組建政府，壟斷社會公權力。軍隊、警察、外交、財政、司法、民政全都在這個黨絕對控制之中。壹切都是很正宗地道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產品，當今列寧主義在它的故鄉已被棄之如敝屣之時，卻在這個遠東大國香火鼎盛。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列寧忘靈若能得知，也當含笑九泉了。

馬列主義與哈耶克主義的邪惡本質

作者 徐水良

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表面上非常對立，處於兩個極端，並且各自堅守自己的極端立場。馬列主義主張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主張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壹切公有化，搞計劃經濟；哈耶克主義則反對壹切公有制，主張壹切私有化，商業化，或者像他們把商業化誤稱為“產業化”那樣，壹切“產業化”，排斥計劃經濟，主張搞全盤徹底的無計劃的商品經濟，“自由經濟”。

   聯系到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類意識形態上，馬列主義反對個人主義，主張集體主義。認為個人主義是私有制的反映，因此又把個人主義，與私有制合在壹起，共同稱為萬惡之源。他們不斷地批判個人主義，狠鬥私字壹閃念，不斷贊揚集體主義，所謂“集體主義放光芒”，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認為集體主義是公有制的反映，不斷用集體主義消滅個人主義。中共執政幾十年，提倡集體主義幾十年，批判個人主義幾十年。

   而哈耶克主義則相反，不斷頌揚個人主義，甚至拼命吹捧自私自利，以及不顧公共利益的、損人利己的利己主義，堅決反對集體主義，同樣反過來把集體主義說成萬惡之源，惡毒攻擊集體主義，不斷用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來消滅集體主義。及到最近，哈耶克主義者的這些文章，在互聯網上還是絡繹不絕。

   總之，哈耶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屬於荒謬的極端。

   但是，實際上，兩家都建立在同壹個錯誤的理論基礎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完全錯誤的經濟決定論基礎之上，都認為經濟起決定作用。而在經濟中，又是所有制起決定作用，都在所有制上大做文章。因此，兩家雖然吵翻天，但實際上，不過是在共同的錯誤基礎上，各自分別抓著壹個錯誤的極端結論，互相攻奸，吵鬧不已。

   而我們主張人本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由人組成，以人為本。這種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是物質的，同時又附帶精神的壹種生物存在物。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哈耶克主義那樣，把他們看成抽象的經濟關系，或者社會關系，或者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們認為決定人類社會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經濟或者其他所有由人創造出來的次級存在物、起決定作用，更不是由具體的人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經濟關系、或者其他社會關系及其總和，起決定作用。

   許多年來，我們壹再強調，我們反對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和所有制不起決定作用。因此，我們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哈耶克主義這兩者的共同基礎，既反對全盤公有化，也反對全盤私有化。主張根據客觀實際需要，在公共領域實行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在私人領域實行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這也就是從根本上壹舉否定這表面對立的、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雙方。

   在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是人本主義者。我們既不是公有主義者，也不是私有主義者；既反對馬列主義和全盤公有主義、也反對哈耶克主義和全盤私有主義。當然，這種人本主義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這個公私法則及其細則，僅僅是人本主義豐富內容中的壹個組成部分。

   根據我們闡明的當代“公私法則”：“私人領域私有化，公共領域共有化”。在私人領域，奉行不同程度的個人主義，從而實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在這裏，不是私有制決定個人主義，而是個人主義的需要，決定私有化，與馬列主義、哈耶克主義認為私有制決定個人主義的習慣觀點恰恰相反。在公共領域，奉行不同程度的集體主義，從而實行不同程度的公有化。在這裏，同樣是集體主義的需要，決定公有化。也是與馬列主義者、哈耶克主義者相反。

   任何社會，都不能沒有個人主義，也不能沒有集體主義。缺了其中任何壹種，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沒有集體主義，社會就會立即崩潰；沒有個人主義，社會就沒有自由、生命和活力，社會同樣不能存在。在這裏，我們需要的，是找出符合當代實際需要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並且協調好兩者關系，使之和諧生存和發展。

   馬列主義拼命搞全盤集體主義，拼命消滅個人主義，這些做法的危害，我們大家都已經經歷，我們這裏就不需要詳細論述了。現在大家看不清楚的，是哈耶克主義拼命反對集體主義，拼命鼓吹全盤個人主義，甚至鼓吹自私自利，鼓吹損人利己的純利己主義，這些做法的危害，大家壹時還看不清楚，所以這裏簡單舉美國例子說壹下。

   以美國為例，哈耶克主義者把美國說成是完全個人主義的國家。但實際上，美國人只是在私人領域堅守個人主義，不允許社會公共部分、尤其是國家，幹涉侵犯他的私人領域。但在公共理論，美國人非常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團隊精神（teamwork），缺乏集體主義團隊精神的人在公共領域，在公司，在部門，都不受歡迎。美國人具有的集體主義精神，包括愛國主義精神，往往遠超過中國人。尤其在國家領域，公務領域，從總統到各級公職人員，必須完全執行國家集體主義，服從國家利益，在這裏，不允許存在服從私人利益的個人主義。

建立在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的許多理論，包括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顛倒混亂，荒謬荒唐。以經濟決定論理論毒藤結出的、正在中國大陸肆虐的雙胞胎理論毒瓜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而言，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都有很多極其荒謬荒唐的理論，而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竟然深信不疑。對這些荒唐謬論，我們必須花時間認真加以清除。

兩者關於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謬論，互相對立。馬列主義把壞事全推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頭上，要堅決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哈耶克主義比馬列主義更加淺薄，對相關理論更加沒有研究，只是簡單地把馬列主義的結論反過來，極度贊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把好事全都說成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功勞。

實際上，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兩者都是胡說八道。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天天說著荒唐的謬論，因為深信不疑，他們從來不去反省他們自己理論的荒謬性，其中也包括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荒唐對立。

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堅持經濟決定論，因此壹定要把經濟說成是決定所有社會問題的原因。最後他們只好各執壹詞：馬列主義肯定公有制核計劃經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哈耶克主義肯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都是顛倒了客觀規律。實際上，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是政治上的民主還是專制，經濟上的公有還是私有，都是由人決定的。是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決定社會制度，決定政治和經濟，而不是相反，由經濟決定政治決定社會決定人。

實際情況恰恰與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經濟的決定論，即由經濟決定政治，再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作用順序相反，正確的作用順序，是由人，組成人類社會，決定帶全局性的政治，然後，又由人、社會和政治，共同決定經濟。

筆者的新人本主義理論，與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產生的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理論，完全相反。

筆者曾經論述，當代先進社會，必須實行”公共領域公有化，私人領域私有化”的原則。在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人權和普遍自由的條件下，公共領域實行公有制度，包括權力公有即民主制度；私人領域實行私有制度，包括權力私有制度，即所有者私人擁有權力的制度。後者私人的權力，包括支配和決定權等各種權力，包括私人企業、私人領域中，與公共領域和公共利益無關的決策權、領導權等等各種權力。

換個說法，也就是在私人領域，實行公共權力監督下的私人獨裁制，雖然私人獨裁者也可能把他的權力交給他的代理人。股份公司實行的往往就是壹種權力的代理制度。如果他願意，也可以實行有壹定民主制約的權力制度。

公共領域公有化，包括權力公有即民主制度，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社會公正。私人領域私有化，包括私有制和權力私有，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工作效率。

在正常社會，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互為補充的，互相協作的，而不是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宣傳的那樣，是相互絕對對立，互不相容的。

至於經濟制度，也是同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實行單壹的公有制，也不可能實行單壹的私有制。單壹的公有制和單壹的私有制，以及兩者的絕對對立（而不是互為補充），只存在於馬列主義者和哈耶克主義者的幻想中。

不可能實行單壹的公有制，經過共產黨和共產極權主義的教訓，大家已經不難理解。

但不可能實行單壹的私有制，很多人，尤其是哈耶克主義者，還很不理解。我已經許多次論述過這個問題，指出人類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如空氣，陽光，多數水資源，不能私有化。壹些最基本的公共領域，如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包括全民健保等等，及其他壹些全局性的最基本的生產、交通通訊、消費、和福利等部門的壹些關系全局性的基本領域（不是壹切領域，因為包括教育、醫療、福利等領域，都應該有壹定的適合實際的私有化），應該公有化。讀過本人有關論述的朋友，相信應該能夠理解。

同樣，在流通領域中的經濟制度，任何社會，也都不可能實行單壹的計劃經濟，也不可能只有單壹的市場經濟。

單壹計劃經濟和單壹市場經濟，以及兩者的絕對對立（而不是互為補充），都只存在於馬列主義和哈耶克主義的幻想中。

單壹計劃經濟的危害，大家已經能夠理解。但不可能只有單壹的市場經濟，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不能理解。

壹般說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在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和公共領域之間，實行市場經濟。但在私人企業內部，以及在國家、政府領域、和其他公共領域，例如宏觀調控領域，國家財政，國家或地方政府經營的企業、公益事業等等，卻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導。

美國是壹個私有化最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但它的宏觀調控，例如聯準會對利息的調控，國家財政經濟的預算和控制，公共教育領域，尤其是公營基礎教育、公立學校領域，也是計劃經濟，不是純商業化市場經濟。

這裏順便再次強調：教育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部門，即生產人才的部門，不是簡單的消費部門。教育本來就是最重要的產業領域。哈耶克主義者高喊教育產業化，完全是偷換概念，是為了欺騙。也就是用產業化概念，偷換商業化概念。以欺騙手段為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的商業化開路。

美國的私立學校，私立醫院，當然是商業化的，屬於市場經濟。但它同樣非常嚴格地受國家監督。因為教育和醫療關系人民和社會的重大公共利益。

至於美國的公營企業，無論是聯邦的，還是地方的，都是計劃經濟。從企業的籌辦，到運行，到監督，都在公共權力的嚴格的控制之下。聯邦企業如全國的郵局，地方企業如紐約的公共交通系統等，都是例子。其中紐約的公共交通系統，中文稱為捷運局，非常典型，從建設和擴建資金的籌集，到營運，到招工，到提高票價，都在政府及其計劃的嚴格控制之下，屬於政府事務。雖然營運委托給捷運局，但集資和建設，卻由政府決定。私人企業招工，由老板決定。但政府和公營企業招工，稱為招政府工，由政府主持非常嚴格和公正的考試，嚴格按高分到低分錄取，嚴格杜絕種族、性別和年齡歧視。各個種族，性別和年齡，壹律平等。當然有的工作有身體和體力要求，但事先告知。

不過，政府和公營企事業，同中國壹樣，存在嚴重的效率低下問題。尤其由於公營企事業，雇員眾多，工會力量特別強大。效率低下，受工會、甚至滲入工會的部分黑社會勢力對效率的制約，美國公營企事業在效率這個問題上，某種程度比中國更嚴重。例如妳要搬壹根壹百多公斤的鐵棍，在中國，可能幾個工人壹擡就走了；但在美國，很可能妳得等待，等搬運部門或搬運公司的吊車來，幾個、十幾個維修工人往往壹等幾個小時。不僅因為操作規程嚴格保護工人安全，規定用吊車，而且有可能因為這個工會與搬運工會訂有協議，這個工作必須由搬運公司來做，自己做就違反協議。但這個效率問題，目前還沒有有效辦法加以解決。學習西方先進經驗時，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預先給予必要的防範。

所以，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哈耶克主義，把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絕對對立起來，變成勢不兩立的東西，是完全錯誤的。

而民主，既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也不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是“公共領域公有化”這個原則的要求。民主，也就是在公共領域，要求公共權力，主要是國家權力、政治權力的公有化，是由社會中大多數人依靠自己的奮鬥得來的。正像我過去多次論述的，如果說民主與公有化即權力公有化有關，那不錯；但說它由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產生，那就完全是哈耶克主義者的胡說。

正是為了反對私有化侵入公共權力領域，實行專制獨裁，罔顧社會公正，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所以歷史上無數誌士仁人，流血奮鬥，終於在許多國家贏得公共權力的公有化，即民主，從而保證了社會公正。這就是民主歷史的簡單本質的理論解釋。

而共產黨的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共產黨壹直在公共領域在實行專制獨裁的權力私有化。而在私人領域，卻曾經不顧壹切公有化。幾十年的權貴私有化，則變成毫無社會公正可言大搶劫大掠奪犯罪行為。

我在民主取決於什麽等文章中指出，所有制和經濟對民主沒有決定作用，我只把它們列為有影響和因素之壹。但是，壹些淺薄的民運人士，卻沒有根據地把私有制視為對民主起決定作用的先決條件和基礎，這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我們為民主事業而奮鬥，我本人，也許壹生都將奉獻給民主事業，這種情況，往往容易把自己為之奮鬥的民主神化。事實上，民主不是神化的、永恒的東西，民主不是萬能的。我相信未來的歷史，人類會創造出超越當代民主和專制的，更先進的制度，至少是比當代民主更先進的民主制度。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經談到過這壹點。不過，我們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必須立足於現實。例如立足於大陸的專制現實，就不能空談民主實現以後，才有可能的東西。例如現在還不能把非暴力、公開、合法，消滅暴力革命等等變成普遍原則，包括把如何處理軍隊、警察等暴力，是否讓它們消亡等等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而在中共專制條件下，空談這些東西，主張馬上實行，只是欺騙人民，幫助中共。這是第壹。第二，立足現實，又必須努力爭取實現民主這個未來目標，而不是維護專制現實。第三，我們還必須探討更長遠的未來趨勢及目標。但是，這主要是研究和探討而已。例如，即使我們探討發現比民主制度更先進的制度，從穩妥出發，我也不主張馬上把它付之實行，而主張僅僅把它當作參考，主張行穩妥地把世界上先進的民主制度，先搬到中國，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改造。



當那些淺薄的民運人士鼓吹私有制，把私有制當作民主基礎的時候，當他們說保障私有制的時候，恰恰的不是保障民主，而是保障企業主在企業裏面專制，他們恰恰是在講相反的觀點，相反的事情，同時也恰恰是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這個觀點。可是他們還自以為在宣傳民主。我們主張保障私有財產，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是為了民主，而是因為私有制有更高的效率，是為了保障有制的效率。而保障私有制，又恰恰是保障了私有企業主在企業內部的專制，恰恰是在經濟領域實行和保障專制的壹種社會制度，不過不是狹義的專制即政治專制，而是廣義的私人經濟領域的經濟專制制度。當然實行和保障私有財產，另外還有壹個目的，就是用小的、分散的、力量較小的企業專制，來代替中共強大的、全國統壹的、政治和經濟合壹的大專制，以減少在政治領域實現民主制度的阻力。



當畢生為民主事業的奮鬥的人民，發覺自己不得不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承認專制有時在效率方面往往高於民主時，當然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實，民主的意義，不在於本身的高效率，而在於避免專制可能犯錯誤又不能糾正的情況，在於利用人民的監督，來避免因官僚謀私、無能和怠工造成的低效率。它主要是防止負面因素，而不是發揚正面因素。這也是現存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之壹，未來更先進的制度需要解決的問題之壹。



民主不是萬能的，國營經濟，以及那些有工會保障，因而使企業帶有部分民主成分的企業，效率往往很低，往往不如私營小企業。希特勒等專制軍隊的戰鬥力，有時往往高於民主國家的軍隊的戰鬥力，都是例子。當然，像中共的全民、國營和集體經濟，完全是假的公有制，它幾乎是特權專制官僚的共同私產及中共專制政黨的黨產。目前的世界上，有個人的私有制、有社會和個人結合的股份制，有國有經濟，有各種各樣的所有制，但除了空氣、陽光、水等等真正的大公有外，其它真正的公有制卻較少。而國有經濟的性質，則完全取決於國家的性質。如果國家為壹黨專制的特權官僚所占有，那麽，國有經濟也就被這些特權官僚的共同體以國家名義去占有。



由於經濟領域的專制，為了避免這種專制帶來的弊病，社會也就更強烈地要求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加以制衡，以保障人權、自由、社會公正。這當然也是西方這些私有經濟發達的國家，民眾強烈要求並率先實行民主的影響因素之壹，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所以，民主制度是對私有經濟的壹種制衡和限制，而不是相反的，以私有經濟為民主的基礎，也就是說，兩者是對立的，而不是互為依靠的。民主國家，往往本能地與私有經濟對立，本能上趨向社會化要求，全民健保，福利國家等等，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現。壹些領導人討好窮人，譴責富人，以爭取選票，也是這種傾向的表現。所以，為了保證經濟效率，對這種本能傾向，對社會公正和效率之間的關系，必須加以適當調節。如何調節，則完全根據實際需要來決定。




人類是自然的產物，人以自然為本。但人類社會，由人組成，以人為本。

   然而，在人類歷史上，人類社會，人是根本，這個道理，卻並不是不言而喻的。相反，人類社會，經過了各種各樣的異化，包括氏族制度的生殖異化，封建制度的血統異化，戰爭制度的人性異化（野蠻化），奴隸制度的人身異化（異化為物），專制制度的權力異化，君主專制的皇權異化，思想和信仰專制的精神異化、信仰異化、神本異化。尤其是經過以經濟為本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異化，包括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盤公有化、計劃化等各種經濟異化，發展到現在，是該拋棄強大壹時、風行壹時的二十世紀左傾大倒退潮流的主力——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時候了；也是拋棄陳舊、平庸、落後、卻又冒充先進、冒充傑出偉大理論和新思潮的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代表的保守資本主義的時候了；是消除經濟異化、權力異化和其它各種異化，實現人性復歸，走向超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逐步進入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人本主義社會的時候了。

   在當前，直接說來，就是要拋棄中共先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後以鄧小平主義為指導，先搞公有化大搶劫、後搞私有化大搶劫而建立起來的壹黨極權專制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努力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多黨多元、尊重人和人權、互相關愛的人性化的人本社會。

   幾十年來，中共始終走在錯誤和犯罪的道路上。毛左時代他們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公有化大搶劫，摧殘中國人的肉體、靈魂、人性和人際關系；鄧右時代他們又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圍著金錢轉，進行私有化大搶劫，犧牲或者破壞道德、教育、文化、環保，使中華民族的民族素質、道德風貌和生存環境，惡化到空前可怕的程度。中共對中華民族素質和環境的破壞，罄竹難書。

   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必須堅決拋棄中共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路線，大力倡導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把提高人的素質放在首位。在社會各方面協調均衡和諧發展的基礎上，優先發展教育、文化、科技事業，尤其是發展教育事業。優先保護人的生存環境，生活素質重於經濟指標。

   我們必須根據人本理念（即“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等），和公私法則（即“公共領域公有化、民主化，私人領域私有化、自由化”，“適合各個具體時期和各種具體社會情況實際需要的、各種各樣的公有制和各種各樣的私有制和諧結合”等）等基本原則，重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

   在上述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制定本綱要。


第壹章、總綱



   第壹條、21世紀中國的建國目標，是結束中共壹黨專制，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多黨多元、尊重人和人權、使用符合實際需要的公有制與私有制和諧結合、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環境等各方面協調和諧發展、人和人之間互相關愛、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人性化的人本社會。

   第二條、從國際視野、全球視野看，中國的未來目標，就是站在自由民主的文明世界壹邊，努力消除全球領域的專制主義和恐怖主義，消除戰爭威脅，實現世界和平，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和平的新世界。

   第三條、為了實現上述國際國內總目標，我們要在國內和國際，努力爭取建立三個自由的共同體，壹個是自由民主平等團結的大中華聯邦，壹個是自由平等和平的東亞共同體，壹個是自由平等和平的中美日共同體，或泛太平洋共同體。


第二章、國內政治



   第四條、我們要建立的未來國家大中華聯邦，其具體國名，不排除各種可能的合適選項。國名的確定，應經過海內外征詢意見、包括經過海峽兩岸各方面協商，最後通過未來議會等代議機構或公民投票方式來決定。

   第五條、未來大中華聯邦，政治上將是自由民主平等多黨多元的國家。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這個國家將杜絕思想專制和政治專制等專制制度，尤其將杜絕壹種信仰和壹個政黨的壹元化獨裁專制制度。

   第六條、大中華聯邦國家實行主權在民制度，以中國國民及其民主權利和權力作為國家的立國基礎。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杜絕任何獨裁個人或專制政黨獨霸國家主權和各種國家權力的行為和制度。

   第七條、大中華聯邦各邦的設立、加入和退出，各邦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壹般情況，由未來立法機構的法律來規定；特殊情況，如西藏、新疆、內蒙等少數民族地區，港澳地區，臺灣地區，由邦與邦之間，邦與中央政府之間，以及海峽兩岸政府之間的平等協商和簽訂協議來解決。

   各邦名稱，可以采用省（自治省）、市（自治市）、區（特區）、邦（自治邦）、或其它商定的名稱。但國家以地域劃分，取消中共在地域名稱之外另外附加民族歧視色彩、有名無實的民族自治名稱。

   第八條、國家保護領土和主權完整，反對中共的賣國行為。對中共簽訂的各項賣國條約，未來民主政府將進行必要的審查和處理。

   第九條、大中華聯邦學習先進民主國家的經驗，實行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獨立，互相協調、互相制約、互相制衡的制度。

   第十條、國家的行政體制，實行總統制還是內閣制。應該由未來國家立法機構或全體公民來決定。但鑒於內閣制需要成熟的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和行政制度為前提，而民主轉型初期，不可能壹下子產生成熟的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和行政制度，而轉型初期的國家，特別需要比較集中的權威來領導，我們建議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國家應該實行總統制。

   第十壹條、國家和法律將維護所有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廣大民眾的人權和其它壹切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中國人的人身、思想、信仰、言論、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居住、遷徙、生活、娛樂、集會、結社、出版、新聞、遊行示威、罷工、免於恐懼和迫害、享受法制法治，人人平等、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和創制權復決權、參與並管理公共領域等等各種各樣的自由和民主權利。

   第十二條、國家和法律將實行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即人人平等的原則，包括公民個人、種族、民族、性別、年齡、思想、宗教、信仰、公民組織的政黨、社會團體等各種公民組織，公民主張的各種意識形態，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國家法律既不得規定任何公民個人、組織、意識形態及信仰的特權地位，尤其不得規定獨霸的領導權，指導權等等重大的、影響全局的特權地位，更不得實行國教制度或單壹信仰制度；同時，也不得歧視和打擊公民的任何個人，任何組織，任何意識形態和信仰。

   第十三條、國家在實行民主制度，實行選舉、投票等多數決定原則（多數原則），和所有公民壹律平等的原則（平等原則）的同時，實行保護少數的原則（少數原則），以及保護弱勢群體的政策（弱勢政策），保護少數或弱勢群體的人權、各種形式的自由，及他們應該享有的壹切權益。

   第十四條、國家實行政教分離，國家政權與意識形態及信仰組織分離，國家政權和政黨分離（黨政分離）的原則。人的各種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以及主張各種意識和信仰的組織，對於國家，屬於每個人每個團體的私人事務，學術界科學界可以開展互相批評互相幫助，但對於國家，這些具有不同的思想、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的信仰組織和其它組織，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國家對他們和他們之間的自由爭論，保持中立，不介入它們之間純意識形態的爭論，並依法保護它們的自由討論。

   國家政權和法律保護公民和公民組織不涉及煽動教唆犯罪和其它犯罪行為，而單純主張和持有任何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包括單純持有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和對它們進行學術研究的自由。

   第十五條、上條分離及保護原則，不妨礙執政黨和政府領導人持有壹定信仰和意識形態傾向，不妨礙他們按自己的意識和執政理念去執政，不妨礙他們作為個人，去提倡某種不煽動教唆犯罪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也不妨礙國家和國家法律禁止意識形態和信仰組織可能的違法犯罪行為，禁止信仰和意識形態的恐怖主義行為，禁止信仰和意識形態組織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實行專制制度，禁止用信仰和意識形態進行欺詐、或進行危害他人人權和自由等等犯罪行為；也不妨礙懲罰任何公民、任何信仰組織和其它意識形態組織利用意識形態進行犯罪的行為。尤其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初，非常需要禁止共產黨犯罪行為和犯罪標誌，禁止繼續共產黨犯罪行為，或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意識去宣傳煽動和教唆犯罪，去危害國家和社會的行為，或者實施其它犯罪的行為。

   第十六條、要反對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歧視和非法沖突行為，禁止用暴力和暴力威脅來解決意識形態和信仰沖突問題。禁止造謠誹謗、侵犯他人名譽和人格。

   第十七條、任何公民個人和公民組織，未經司法機關合法程序，判定違法犯罪，不得被剝奪行動自由，不受國家懲罰和取締。但違法犯罪的，則必須接受處罰，罪行特別嚴重的組織，除接受刑事處罰外，其組織還必須依法取締。對現行共產黨犯罪的追訴和處罰，由未來中國立法司法機構、代議機構或公民投票來決定。

   第十八條、國家公職人員的產生辦法，將參照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和公務員制度來制定。但要努力避免目前美國等某些西方國家嚴重存在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國家、各邦和各級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由選舉產生；其內閣和助手，由主要領導人聘任，由代議機構經過適當程序批準；壹般辦事人員，由公務員制度產生。為了避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情況，應該避免美國等某些國家過分死板的公務員制度。

   第十九條、國家提倡廉潔政治，反對貪汙腐敗。為了保證政府的清廉廉潔，必須吸取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大量教訓，必須學習和引進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反對貪汙腐敗的先進經驗，建立先進的防貪反腐的各種制度和體制。

   第二十條、國家將建立公正和嚴密的憲政、法制和法治的體系和制度，樹立憲法、憲政、法制和法治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威。國家、政府和公民，都必須服從法律。但政府和公民，服從法律的含義有所不同。對於公民，法無規定即自由；政府則相反，政府必須依法行政，法無規定即非法。

   第二十壹條、國家的立法，法律的制定，在保證公正嚴密、符合實際需要、滿足執法必須的條件下，法律制度、法律條文和條理，必須簡潔明了、嚴格清晰、便於執行、便於全體國民了解。防止產生美國等壹些國家的教訓和弊病，即立法議員大多出身律師，法律由律師制定，律師們根據自己的陋習和私利，制定法律。他們所制定的法律條文繁瑣龐大，除了專業律師懂得他自己專業領域的法律以外，壹般人，誰也無法清楚了解和掌握龐大繁瑣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從而只能將法律事務交給特殊的律師職業階層去掌握，產生律師壟斷法律的壹系列弊端。

律師壟斷法律，金融肥貓壟斷金融，提高醫生執照門檻使少數醫生壟斷國民的醫療和健保，是美國等壹些國家的嚴重弊端，是造成國際金融風暴，造成老百姓不懂法律、訴訟繁瑣，醫療開支龐大、嚴重浪費等等的根源。它們與國家機構、國營企業及大公司人浮於事，效能低下等情況壹起，嚴重威脅著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我們必須預先避免。

   第二十二條、國家保護結社組黨自由、新聞自由，反對黨禁、報禁。國家行政機構、司法機構和武裝力量，對黨派活動應遵守中立原則。禁止在國家行政機構、司法機構和武裝力量中建立黨派組織。

   第二十三條、國家實行高度自治的地域自治制度。國家的多黨民主制度和聯邦制度，將建立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居民區、所有行政區劃和所有各邦，都實行居民高度自治的基礎之上。各居民區、各地區、各行政區劃和各邦自己的事務，由居民區、地區、行政區劃和各邦自己決定、自己管理。聯邦政府管理全國性事務如外交國防等事務、邦與邦之間需要聯邦政府幫助或解決的事務、各邦和地方需要聯邦政府幫助的事務、應各邦和下級政府要求，幫助各邦和下級政府解決的事務，等等。

   特殊情況下，高度自治條件暫時不成熟的，上級政府應給予幫助或適當代管，並爭取自治條件快速成熟。


第三章、國內經濟



   第二十四條、國家和社會根據各種實際情況，努力創造適合實際需要的各種公有制和各種私有制的和諧結合。既反對馬列主義的全盤公有化；又反對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全盤私有化；更反對中共長期實行的私人領域公有化、禁錮化，公共領域私有化、專制化的政策。堅決反對搞單壹經濟的壹刀切，不搞國營、集體經濟壹刀切，也不搞股份制經濟或股份合作制經濟壹刀切，也不搞私營經濟或個體經濟壹刀切。而是讓各種各樣的私有的和公有的經濟形式，在全社會，在各經濟部門，甚至在某些公司，某些企業裏，相互並存，相互合作，相互競爭。

   第二十五條、各種公有制和私有制形式，可以根據實際需要，相互進行轉化。沒有必要像馬列主義教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保守資本主義）教條主義那樣，搞得勢不兩立，非常死板。

   為了提高效能，公營企事業和機構，可以根據情況需要，在壹定範圍壹定程度上實行私營機構的某些運作機制。

   第二十六條、國家制定保護公、私財產的各種必要法律，並努力依法保護私有制及其私有財產，公有制及其公共財產。國家並將制定法律，規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因實際需要而產生的相互轉化。無論征用土地或其它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在實際需要時的公有化，公有財產在實際需要時的私有化，都必須依法進行，財產所有者必須獲得與財產價值相稱的必要補償。堅決杜絕中共那樣的公有化大搶劫和私有化大搶劫，以及其它任何形式的搶劫掠奪。

   第二十七條、根據美國造成1929年和2008年兩次國際特大金融風暴的教訓，（其中1929年的風暴造成全球大蕭條，帶來二十世紀全球左傾倒退大潮），根據造成國際金融風暴的華爾街制度和某些大公司制度的教訓，國家必須根據公共領域公有化的原則，制定嚴格法律，嚴格監督牽涉全民利益、牽涉國計民生，牽涉重大公共利益的金融機構，大公司或其它重要企業，防止產生金融危機和其它弊病。必要時，必須依法介入，幹涉或制止其可能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必要情況下，依法采取壹定形式的國有化或公有化措施。

   第二十八條、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國家都將保護其中員工的合法權益，防止雇主的可能侵犯。員工的人身自由、工作、休息、報酬、健康、福利、組織和運作工會的權利、罷工權利，等等，必須嚴格置於國家法律保護之下。尤其是保護員工的人身、休息和合理報酬的權利，杜絕產生中共那樣的黑奴工和血汗工廠。但同時也要吸取美國等國家，在大企業大工會情況下，人浮於事、效率和競爭力低下的教訓。

   在雇主嚴格遵守國家法律、不侵犯員工權益的條件下，國家也應該保護雇主的所有權、對企業的控制權、經營權、用人權、領導權、決定權（包括自主決策、甚至專斷決策）等各種權利和權力，防止企業內外任何人、任何組織可能的侵犯。

   第二十九條、國家維護社會正義和公正，反對搶劫掠奪，反對貧富懸殊，反對以強淩弱，反對侵犯弱勢群體的利益。國家將采取必要的稅收和其它政策，來調節社會財產的分配，國家保護弱勢群體，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並給與必要的扶植。

   第三十條、堅決取消中共等共產國家特有的城鄉分割、工農分割等二元分割的落後制度和現代農奴制度，消除其影響。消除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工作、居住、遷徙、選舉等壹切方面，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壹律平等，取消對農民和農村地區、對農民和農民工的壹切歧視。

   第三十壹條、國家堅持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國家和民間兩條腿走路、兩只手做事的方針。反對那種堅持用壹條腿走路，壹只手做事，壹定要砍掉另壹條腿，另壹只手的荒唐做法。私有制和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只是人創造和使用的經濟手段。是人和人類社會決定這些手段，而不是相反，由這些手段決定人類社會。國家積極發展市場經濟，同時堅持必要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但其調控手段，應該學習美國等民主國家的經驗。

   第三十二條、在國際壹體化大趨勢下，必須進壹步加強國際國內的自由貿易和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提高科技、經濟和產業的創新能力。使中國經濟充滿活力和競爭力。建立國內和國際各種自由貿易和經濟的共同體，促進經濟的全球發展。


第四章、教育、文化、醫療、科技和環保



   第三十三條、在社會各方面均衡和諧發展的基礎上，國家和社會優先保護人的生存環境，優先發展教育、文化、科技事業，強調人的生活質量重於經濟指標。

   第三十四條、在現代化的各個層次中，人的現代化是壹切現代化之本，是最深層次的現代化，只有實現人的現代化，才能推動並保證實現中層次的現代化，即社會制度和組織管理的現代化，其中包括政治現代化。只有實現上述兩個層次的現代化，才能推動淺層次的現代化，具體層面的現代化，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經濟、產業、國防等各方面的現代化。而現代化的人，又需要由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來培養。要破除中共把現代化局限於具體層面，並且是局限於具體層面壹部分的“四個現代化”理論。也要破除在中共“四個現代化”基礎上產生的“五個現代化”理論。

   第三十五條、我們必須深刻檢討中國的傳統教育和當代教育，研究國際教育的先進經驗，結合國內外優秀的教育制度，建立適合中國實際的、最先進的、以人為本的人性化教育制度。目的在於根據人的本性和特點，發揮人的潛質，培養適合21世紀社會需要的高素質的人。

   第三十六條、21世紀教育體系的目標之壹，就是建立家庭教育和社會各類教育的合理的配套體系，包括家庭教育、普通教育，職業技能教育，成人教育，業余教育，在職教育，短期培訓，業余自學和考試認證等等各類教育的合理的配套體系。其中普通教育中包括幼兒、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等各類普通教育。在普通教育領域，21世紀的方向之壹是要努力普及高中和大學教育。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產生的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充分利用互聯網、電視等現代化教學工具，開展網路教學、電視教學、視頻教學。要學習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辦教育的經驗。

   第三十七條、中共的壹黨專制和信仰專制，來自西方馬列文化垃圾。21世紀中國社會的文化政策，要堅持吸取中西文化的精華，排除中西文化垃圾，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融合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科學人權等西方文化的精華，創造新型的中國文化。

   第三十八條、在思想和文化領域，既要堅持壹切思想和文化，在法律上壹律平等，對於國家屬於私人事務，國家不得強制幹涉的原則；又要在思想文化領域本身，鼓勵和保護國民去開展自由的研究、討論和批評。

   第三十九條、21世紀，經過國民的自由研究、討論和批評，將會批判和驅逐外來的馬列主義和宗教專制等大搞壹元化信仰專制和壹元化政治專制的西方垃圾文化，尤其將清除中共享以建立思想和政治專制，指導公有化大搶劫大掠奪的馬列主義文化垃圾；此外，還將批判和清理中共享以制造私有化大搶劫大掠奪的陳舊平庸的新自由主義垃圾。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對人類思想有借鑒意義的部分，則應該區別對待，給予保護和利用。

   第四十條、要取消中共長期以來，強制進口西方垃圾馬列主義，用西方文化垃圾來毀滅中國傳統文化的壹系列錯誤政策和罪行，並消除其影響。在這同時，也要消除以國家力量，強行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糟粕，拒絕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等精華及普世價值的行為。

   第四十壹條、教育、文化、醫療、科學和技術，實質上都屬於生產和產業範疇，而不是中共和馬列教條斷定的那樣，屬於純粹消費的範疇。教育和醫療生產的是人類社會最最重要的東西——人類社會的根本——即精神的和肉體的人。文化、科學和技術，生產的是知識和意識形態產品，包括生產性科技知識和消費性娛樂產品等等。教育、文化、醫療、科學和技術，關系到每個人、整個國家和中華民族集合體的總體未來，是最重要的產業領域。社會、家庭和個人，在養育、撫育、教育等領域，在上述所有精神生產的產業領域，投入的時間和金錢，早已經遠超過在工農業等物質生產領域投入的時間和金錢。

   在這些從事人的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產業領域，必須根據實際需要，采用符合實際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結合的各種形式，互相配合、互相幫助、互相競爭。采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並舉，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反對以所謂的產業化為名，在這些領域搞全盤私有化、全盤商業化。

   第四十二條、國家應該大力支持教育事業和科技事業，21世紀的目標，要把支持教育事業的經費，在國民經濟和財經經費中的比例，不僅要提高到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制定的標準，而且要提高到國際最先進水平。要調動各級政府、各類公有制和私有制企業，以及全社會辦教育的熱情，調動各方面的辦學積極性。

   第四十三條、基礎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應該由國家和國家經費大力支持，而且要大大增加其投入，以國家投入為主。成人教育、在職教育、職業培訓，技術研究、應用和開發，則應該放手發動企業、私人和社會自主進行，國家則進行必要的資助、引導、管理和協調。

第四十四條、中共的大搶劫大掠奪，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是硬道理等等錯誤的路線和錯誤指導思想，吃祖宗飯，吃子孫飯，造成了中國環境極度惡化，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自然景觀等自然財產，以及歷史和文化財產遭到空前大破壞。中國的環境，已經達到非常危險的地步。必須堅決取消中共的基本路線，消除其惡劣影響。必須把人的生命和人的生活品質、人的生存環境，放到經濟發展之前，經濟發展必須服從環境保護和人的生活品質的需要。必須把環境保護放到國家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最優先地位。堅決停止造成環境破壞的壹切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

   第四十五條、中共以馬列主義和鄧小平主義指導進行的兩次大搶劫大掠奪，中共的貪汙腐敗，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僅嚴重損害了教育、文化，和中國的環境，而且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道德崩潰等十分惡劣的後果。21世紀，中國人必須把道德的恢復和重建，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四十六條、在保護、推廣和發展普通話的同時，保護和發展各民族語言和各地方言。像保護環境壹樣，保護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財富。

   根據客觀條件和實際需要，開展本國語言和壹門外語的雙語教育，讓盡可能多的國民掌握兩種以上的語言和文字。

   第四十七條、漢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也是中國漢語的文字表達。廢除漢字，就會產生中國文化的斷裂。我們要堅決糾正五四以來，尤其是共產黨統治下，攻擊和毀滅漢字，企圖廢除漢字的做法。要努力保護和發展漢字，同時又非常謹慎地對漢字進行必要的改革。完善拼音等輔助工具。

   在保護和發展漢字的同時，也要保護和發展各民族文字，尤其對瀕危文字和語言，要開展積極的搶救工作。

   第四十八條、人是社會之本、國家之本。人的健康生存，又是人的生活質量和做好壹切工作的根本。醫療保健事業和教育事業，作為負責肉體的人和精神的人的生產的產業部門，對人和人的社會、及其生存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必須根據以人為本，以人和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理念，積極學習國際先進經驗，尤其是北歐各國和臺灣的先進經驗，逐步建立、發展和完善中國的醫療健保、和防疫預防的制度及體系。

   第四十九條、21世紀中國醫療和健保制度的目標，就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全民健保制度。要培養大批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建立大批現代化的醫院和體育鍛煉場所，使全國人人有健保，人人都鍛煉，有病就能醫。特別要解決窮人和農村地區的醫療健保問題。積極做好疾病預防工作，防重於治。要積極解決中共造成的壹切向錢看、毀滅中國醫生和教師等“人類肉體和靈魂工程師”歷來的優秀傳統，造成醫德、師德淪喪和崩潰、腐敗盛行、弊端叢生的問題。

   第五十條、醫療和健保的發展，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根據國力，量力而行，逐步發展。應該采用公有制私有制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調動各方面辦醫療健保的積極性。


第五章、國防和軍隊



   第五十壹條、大中華聯邦應該擁有適當的，適合實際需要的現代化的國防力量。這個國防力量，主要由聯邦軍隊來承擔，但全體國民都是壹定層次的後備力量。

   第五十二條、軍隊是國防力量，屬於國家，為國家所有。軍隊必須服從國家和國家領導機構。與國家及國家政權壹樣，軍隊不得私有化。任何政黨、組織或個人擁有私家軍隊，均為非法。尤其是共產黨擁有和把持國家軍隊，拒絕交給國家的行為，對國內使用軍隊武力，屠殺人民，屬於叛逆違法殺人犯罪行為。國家民主化以後，必須予以追究。

   第五十三條、軍隊的武裝防衛職能，是對外職能。軍隊的救災等非武裝服務性職能，可以應政府或民眾要求，對內使用；但禁止軍隊對國內使用武力。國內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屬於警察，包括武裝警察（或美國州國民兵那樣的武裝）。

   第五十四條、國家保證國防和軍隊必須的經費開支，保證國防的現代化和國際領先地位。但中國努力促進世界和平，爭取在和平條件下、在不影響國家防衛能力的條件下，縮減軍費開支。

   第五十五條、中共與人民為敵，與人民尖銳對立，除了動用軍隊，武力對內，鎮壓民眾以外，還組建擴充了龐大的武裝警察部隊，國家民主化以後，將按實際情況進行縮減，並改編成類似美國州國民兵這樣的部隊。


第六章、民族政策



   第五十六條、取消已經被實踐證明無效和失敗的、虛偽的中共馬列主義民族政策和對民族地區的專制統治，努力消除其後遺癥，努力消除它們造成的民族仇恨和矛盾。少數民族聚居區居民，將依靠高度的地方地域自治制度，實行民族聚居區居民的高度自治。情況需要的，可以實行特區政策。

   第五十七條、國家將在各民族壹律平等的基礎上，適當照顧，減少全國和地方因民族人數差別而造成的某些不平等現象，保護當地占居民少數的民族的人權和壹切權益。要尊重、保護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語言和文字。對某些特殊的違反人權和自由的陋習的改革，也應該采用慎重態度，爭取當事民族和居民的自願改革。

   第五十八條、民族地區的特殊問題，需要與其它地區、或與中央政府協商解決的，由相關民族地區政府及代表，與相關地區、或與中央政府談判協商解決。

   第五十九條、聯邦範圍之外的民族地區加入聯邦，聯邦範圍之內的民族地區退出聯邦，必須由相關地區與聯邦談判協商，簽訂協議後，由相關的民意代表機構或公民投票批準生效。


第七章、外交政策



   第六十條、徹底改變中共建政以後長期執行的，糾集第三世界反動落後國家，與文明世界對抗的反動外交政策。采用站在文明世界壹邊，與自由民主國家結盟，反對專制主義和恐怖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第六十壹條、與全世界和平友好相處，積極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交流，發展自由貿易，開展國民外交，使中國全體國民面對世界，了解世界，與全世界人民自由交流。

   第六十二條、中華聯邦將積極爭取籌備建立東亞共同體，中美日或泛太平洋共同體等國際組織。並積極參加全球性國際文明組織。


第八章、策略：實現建國目標的道路、路線、方法



   第六十三條、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激進和緩進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激進改革中，則堅持革命和改良兩條腿走路方針。既反對馬列毛鄧主義堅持只用革命和激進壹條腿走路，壹定要砍掉改良和緩進那壹條腿的做法；又反對哈耶克主義和告別革命派堅持只用改良和緩進壹條腿走路，壹定要砍掉革命和激進那壹條腿的荒唐主張。

   第六十四條、在中共頑固堅持壹黨專制，頑固堅持大搶劫大掠奪，頑固拒絕政治改革的情況下，要努力引導全國民眾采用全民維權、全民抗暴、全民起義、全民革命的辦法，來推翻中共統治，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多黨多元的憲政民主制度。

   中國政治反對派必須積極支持並投入中國民眾的反共抗暴民主民權運動，采取壹切可能的辦法和壹切可能的道路，從合法、溫和、和平非暴力的辦法，及到以全民抗暴、全民起義、全民革命的辦法，來結束壹黨專制，來實現自由民主。

第六十五條、如果中共在形勢逼迫下，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且其態度又是真誠的而不是欺騙的，是積極的而不是推諉拖延的，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派可以與中共協商，支持其改革，幫助其維護社會穩定，並經過壹定的談判協商和必須的法律途徑，赦免其部分罪惡，甚至允許共產黨繼續存在。但必須以恢復社會公正、維護民主法治為原則、為條件。

   第六十六條、中共權貴搶劫集團的罪惡，必須得到懲罰和清算，以便恢復社會正義，維護憲政、法制和法治的尊嚴。那些堅決與民主事業為敵的權貴，其非法所得，必須追繳。幡然悔悟，不再與民主事業為敵的，適當從寬處理。

   第六十七條、國家采用法律追繳、審計審核、稅收調節和其它壹切合適的方法，來解決和消除中共大搶劫大掠奪的後遺癥。

   第六十八條、中共的國家情治系統、外交系統和其它專業系統，未來民主政府應該接收和改革，而不是打碎和摧毀。但專業滲透反對派的特務線人，雖然只有區區數百上千人，因為影響重大，必須徹底清查，分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法處理。要爭取解救其中的大多數。

   第六十九條、中共海外派遣特務和招聘特務，數額龐大。未來民主政府同樣也應該接收，繼續支持其為國家利益而進行的工作。不願意繼續這種工作的，允許辦理適當手續，脫鉤離開，不再從事此種工作，但不得泄露國家機密。

   第七十條、中國的變革，主要寄希望於國內民眾，但海外支持和籌款，必不可少。尤其在理論、輿論和國際支持方面，海外工作非常重要。海內外都必須充分認識和理解目前在這方面出口轉內銷的特點，切切實實做好這些工作。必須改換思維，改變目前艱難狀況，海內外結合，走出困境。

   第七十壹條、國內工作，不僅要堅持激進和緩進、革命和改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且要采用公開和秘密、體制內和體制外，中共法律內和惡法外兩種形式並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要加強對中共軍隊，警察，壹般官員，普通黨員的工作。對普通黨員，要與其它民眾同等對待，普通黨員也是反對中共權貴的進步力量。尤其軍隊工作，亟待加強。要爭取軍隊的反抗，起義，兵變，爭取軍隊在未來民主變革中站到民主力量壹邊，或者保持中立。

   第七十二條、未來全國性突發事件或民主革命發生後，要迅速形成臨時性組織，迅速占領要害部門要害地點，迅速解決和防止專制主義權貴的反抗，迅速取代中共及其國家機構，擔負起維護社會秩序和組織領導社會、領導國家和政府的任務。然後把權力移交給以合法民主方式產生的領導人。

中共政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敵人

作者 劉國凱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制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制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制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制。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制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制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汙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

  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汙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

  “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制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制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制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制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制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汙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制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制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制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制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制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制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

    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制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

    (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汙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制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制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制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制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制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制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制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制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汙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制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制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制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制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制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制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制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汙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制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制。用它來取代共產黨制度無助於解決其制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制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制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

中共統治之下的工人階級的處境

作者 獨立工會

近年來中國大陸工潮叠起，特別是東北地區的工潮規模最為震撼。鑒此，不少有識之士寫出許多相關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工潮進行評論。盡管這些文章立論各有不同，但亦有個大體壹致的觀點：大陸的經濟改革使工人--這個從前的“主人翁”、“領導階級”的利益受到損害，故激起他們的反對。這壹看法理應得到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認同。不過對於工人曾是“主人翁”、“領導階級”這種說法，筆者總感到有些別扭。再看到有人把這個社會群體說成是經濟改革前中共政權的“寵兒”、“既得利益階級”。現在他們的反抗行動是“懷念大鍋飯、鐵飯碗”，是想“吃回頭草”。更感有些話如骨鯁喉，不吐不快了。

壹、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

中國共產黨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好，就算它是“領導階級”。那也該問壹聲它是怎麽去實施其“領導”職能的？是每個工人都任有壹定的領導職務嗎？顯然不是。是各級“人民代表”由工人擔任嗎？也不是。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都只在工人中選舉產生嗎？更不是。這就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領導階級究竟怎麽個領導法？哦，對了。共產黨還有個說法是“工人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施領導權”的。具體地講就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中共黨員去擔任各單位和從地方各級到中央的領導職務。然而，這裏明顯又會產生這樣兩個問題。

1)、如果這工人階級中少數的“先進分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那麽，還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實施領導權。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先進”身份(共產黨員)是由共產黨各級組織認定的而與工人群眾的意向毫不相幹。這又怎麽能說他們在代表工人實施領導權呢？

2)、共產黨員的階級成份中工人遠不占多數。農民成份數倍於工人。知識分子也占有相當數量。尤為重要的是，純工人背景的黨員只能在基層單位裏擔任領導職務。中、高級的領導職務全由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擔當。在他們中間除了李先念等極少數是在“參加革命”前做過工人的外，絕大多數都是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顯然。這些地位顯赫的職業革命家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幹。

從以上兩點簡扼的分析已足以說明“工人階級在領導社會”這壹命題不能成立。當然，還有壹種說法是，共產黨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執掌政權。在這種說法面前，我們還有什麽好講呢？這不與“共產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宣稱同出壹轍嗎？這類以“就是”為特色的宣稱都是不必講道理，不容討論的。然而，這種強橫的邏輯不又正顯示了它理論上的虛偽和欺騙嗎？

二、“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及“改革”後的變遷

1、“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

中共政權下的工人階級並非只有壹種形態。它起碼可分為全民所有制工人、集體所有制工人。兩制之下還可以再分成固定工、合同工、臨時工、發票工、乃至“妾身未明”的民工。可見，工人階級還分有許多層次。然而，無論工人階級分成多少層次，都有壹樣確定不移的是，所有層次的工人階級都原則地區別於另壹個社會階層--幹部。這裏所指的是廣義“幹部”。因為“幹部”在中共詞典中有兩種涵意。壹是狹義的。專指各級黨政領導。二是廣義的，泛指所有屬於“幹部”編制的人。

有哪些人屬於“幹部”編制？除了黨政工團機關、司法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是當然的“幹部”外，教師、醫生護士、文藝工作者等亦屬其中。“幹部”來源主要有三種。壹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參加共產黨的人們。他們並成為狹義“幹部”。二是歷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三是在工人農民中遴選。

工人與“幹部”之間有壹條極為清晰的界線。工人轉變為“幹部”謂之“提拔”。“幹部”轉變為工人只有在“犯了錯誤”後，被懲罰“開除出幹部隊伍”“下放”當工人。足見工人與“幹部”等級界線之森嚴。那麽工人在什麽情況下可以被提撥為“幹部”呢？大體只有壹個途經，就是壹貫“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堅決與壞人壞事作鬥爭”。而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接受黨的考驗” ，“爭取火線入黨提幹”。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批林批鄧等政治運動中竭力充當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從而被吸收到黨內並改變其身份，從工人編制轉入“幹部”編制。其人事檔案也由勞動工資科轉到組織科。有時共產黨也會吸收少量勞動模範式的工人入黨，但壹般不予提幹。用以保持共產黨中純工人成份的比率。但這類工人黨員通常只能做生產班組長，頂多是工段長。再就升不上去了。因為車間主任壹級壹般都屬於“幹部”編制。由此可見“幹部”在中國共產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是絕對高於工人的。既然如此，還奢談什麽工人階級是社會的領導階級那就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已被“提幹”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沒有“提幹”但入了黨，或“積極靠攏組織”正在要求入黨的工人，組成了“先進工人”。他們壹般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幾。因此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幾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無政治權力的人群。他們在工廠裏任憑各級領導驅使。制定工作定額的權力抓在領導手中。領導們想方設法地提高生產定額。“先進工人”和某些為獎金所誘惑的目光短淺的工人拼力幹活，使領導有了不斷提高定額的理由。“先進工人”往往可以苦盡甘來地被“提幹”或“以工代幹”來脫離繁重的勞動。而那大量沒有能力“起飛腳”的工人就只能認命地喘息在愈來愈高的生產定額之下。實際上，在領導幹部們的眼中，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是濕了水的海綿。他們只要加大壹些壓力，就總可以再多榨出壹些水來。對如此處境的工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他們有什麽樣的政治地位，那其荒謬的程度無異於對著壹個全身浮腫的垂死者，來討論他如何因營養過剩而至肥胖。

2、“改革”前後工人階級地位的變遷

“改革”前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當然有所不同。“改革”前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改革”後這類調子唱得少多了。“改革”前，無論是五十年代對資產階級和“右派分子”以及其他“階級敵人”的鬥爭，還是六、七十年代黨內派別鬥爭，中國共產黨都需要工人群眾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為之出力。鑒此，它必須用壹種虛幻政治榮譽來欺騙、也可以說是籠絡工人群眾。它利用那時工人群眾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使工人群眾真的以為自己是“領導階級”、“主人翁”。從而在經濟上忍受共產黨高積累低消費的剝削。在政治上隨著共產黨的指揮棒起舞。去鬥資本家、批右派、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工人階級所領受的政治榮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達到高峰。毛的中央下令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中學校，領導學校的“鬥批改”。指示從青年工人中選拔所謂優秀者直接上大學。還曾特別指令全國搜尋壹萬名三代血統工人上北京天安門國慶觀禮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這“工人階級要領導壹切”的調門唱得高入雲霄之際，真正享受這壹殊勛的也只是工人群眾中很少壹部份的“先進分子”。別忽略，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大量的工人群眾被批鬥毆打、被關入監獄，甚至被虐殺。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壞頭頭、五壹六分子、二十壹種人......等等，等等。如果說以前的政治運動挨整對象是資本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話，那麽，此時挨整的主要是工人。壹個工人，他究竟是享有“領導階級”的榮耀，還是默默地做壹個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抑或淪為政權排斥乃至打擊鎮壓對象,這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政治表現、和他做人的“本事”、以及領導的需要等數種因素的綜合。如果在壹間600工人的工廠裏有300人都“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 。那仍然只有幾十、頂多壹百人能受到領導的“重視和培養”。物以稀為貴，榮譽只有為少數人擁有時才能體現它的價值。把虛幻的政治榮譽加在整個工人階級的頭上。而實在的榮譽和利益只給予少數人。共產黨就以最小的成本獲得了最大的社會資源。鄧式“改革”展開後，盡管中共照樣鎮壓政治異議人士，甚至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但無庸諱言的是，中共確實不再搞經典類政治運動了。尤其在鄧小平南巡以後，其整個重心往經濟活動轉移。此時的中共認為發展經濟要靠兩樣。壹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據此，私有企業(包括表面上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得以擠往社會中心。二是重視知識、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據此，科技工作者連帶整個知識階層都得到政權的重視和禮遇。此時，工人階級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恢復了它在社會中本有的坐標。政治運動不搞了。共產黨不再需要工人階級為之出力。故也不必再向它頒發政治榮譽。非但如此，連那少數“先進工人”的實際利益和晉升(提幹)之途也予以取消。至此，除了為數很少的高級技工以其不可或缺的技藝還能在社會上占據壹席之地外，其他大量的生產工人都只是勞動力而已。而勞動力在中國是大大過剩的。世間凡屬過剩的東西，其價格和價值必然走低。與此相對的是，知識階層的價值越來越高。這不僅體現於其價格--工資待遇的升高，還體現於其走入生產管理階層乃至社會統治階層。壹些知識者被當局任命為企業的領導人，更有的被延攬到政權機構中任職。壹個被稱為“技術官僚”的階層急速勃興。在為中共政權打拼過的人們已經老去之時，其子女和“技術官僚”共同接下這個政權權柄的勢態日趨明朗。如果說從前知識分子在中共政權體系中之被列入“幹部”，那只是廣義的“幹部” ，即屬於“幹部”編制而已，那麽此時壹些知識分子則進入了狹義“幹部”範疇。他們已真正成為官吏。如果說從前“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政治運動中充當打手後，才得以“提幹”，進入“幹部”編制，然後沿著工段長、車間主任、副廠長、的升官圖緩慢地向上爬，那麽此時，某些知識分子的晉升則是極為輕松迅速的。如果說文革後期也曾有極少數工農分子作為政治標本“坐火箭”升官，但都在鄧小平緊握權柄後被狠狠摔下來，那麽此時技術官僚的官運則甚有保障而且前程未可限量。

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在政治上是沒落了。這當然不排除其中很少數人通過在黨校或普通高校代培班中混個大專文憑以轉換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從而另拓前程。至此有必要為之正名了。這些所謂“先進分子”實際上是“工賊”。他們的利益和要求與廣大工人對立。而且，他們壹無是處。他們沒有過硬的技術本領，在生產發展中並無傑出建樹。他們政治行為卑汙人格操守低下，是中共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他們在中共政權那裏領受的政治榮譽和賞賜對整個工人階級都有欺騙和腐蝕作用。因為這會使壹些工人在恍然間以為中共政權給工人階級的虛幻政治榮譽是可見可觸的。而今這個階層在政治上的沒落當然是壹件好事。然而，當我們在為這個“工賊”階層的沒落拍手叫好時又能對那個新興的技術官僚階層寄予多大的希望呢？

三、工人階級不是既得利益者

首先看看工資收入。以數量最為巨大的1958年進廠的學徒工為例。16-18歲進廠。拿學徒津貼18元左右。3年後滿師拿技術工人壹級月薪35元(以中等地區類別工資額為例)。再過壹年，即1962年轉正為二級技工。工資額40元。從此工資凍結10年。直到1972年才普調為三級工。這就是說到1972年他們大多已三十出頭，娶親生子了，還在拿著學徒轉正後的二級工資，維持全家生活。(很多人都不是雙職工)。其生活之拮據可想而知。與他們相參照的是：

19歲的中專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5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35元左右。第二年轉正40元左右。與技工相若。

21歲的大學專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3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47元左右。第二年轉正53左右。比技工明顯優勝。

23歲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2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53元左右。第二年轉正60元左右。比技工優勝得多。

不可以用現在的物價看當時。那時十幾二十元在家庭生活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若用比率來換算。大學本科生的工資額是年齡相仿的青年技工工資的百分之壹百五十。這在那個收入極為平均的時代是個相當驚人的差距。筆者列舉這些數據絕非說大學畢業生不應拿高於工人許多的工資。而只是想以此數據說明那種把工人說成是中共政權下的“寵兒”是很不恰當的。

至於說工人吃定量供應的商品糧和享有公費醫療，那亦不獨是工人的特有待遇。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都有。說來中國農民真慘。他們的生老病死中國共產黨是不予理會的。然而，如果以農民的這種慘狀來論證工人是“既得利益”者階級，那麽其他呢？以此為論據，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也應是“既得利益”者。若只把眼睛盯在工人身上那恐有失公允。筆者之所以要費這些筆墨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對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應及時予以澄清。否則壹路沈澱下來。後世人們就會以為那是真的，以為工人階級真的曾是共產黨的“寵兒”。是共產黨政權的“領導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這不但對除很少數工賊以外的廣大工人群眾不公平，也美化了共產黨。請想想，如果占城市就業人口較大比重的工人階級真的是社會的“主人翁”和“領導階級”的話，那共產黨制度也就差不到哪裏去了。

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目前頗能流行，使筆者不能不再次感到中國知識階層與勞工階層的隔膜。知識分子，尤其是某些很敢於公開批評中共的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竟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這更加深了筆者的憂慮。因為對中國工人階級過去和現在的實際處境缺乏正確的評估，將會導致不能正確構思中國的民主進程。由於知識階層從來就被中共政權列入“幹部”編制，他們的生活層面壹開始就與勞工階層隔離。更何況新壹代知識階層從年齡上還與典型“工人階級”那壹代存有代溝，使之更難了解工人群眾的真實狀況。為了向社會清晰而準確地剖析中國工人階級的各個側面和橫斷面。需要有工人階級本階級的傑出人士來作努力。筆者有近二十年國營工廠“工人”編制的身份。也受過文史理工多科高等教育。但要想把中國工人階級的壹切都精辟剔透地梳理出來，亦深感自己文化底蘊的欠缺。作為把自己永遠定位於中國勞工階層壹分子的筆者，熱切期待著本階層傑出者的出現。

四、工人階級處境的沈淪與國有企業崩潰的過程

通過以上闡述可以明了，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除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幫手並有可能晉升進入中共官僚階層外，絕大多數工人群眾在政治上都是處於無權地位。“改革開放”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依舊而工賊階層的政治地位則趨沒落。換言之，工賊階層趨於消亡。

在經濟生活領域中，“改革”前整個工人階級和當時城市裏另壹些社會階層壹樣都過著貧窮而有保障的生活。而至改革開放後，工人階級逐漸淪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這主要體現於“鐵飯碗”的打破和“公費醫療”的部份乃至全部取消。與此同時實際經濟收入也大幅度拉開。少數高級技工和腦筋靈活能及時變更自己生存方式的工人，在“改革”後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收入。他們不必為“鐵飯碗”打破而憂心。其較高收入也頗能支付日見升高的醫療費用。然而，大多數工人群眾經濟收入的微薄和勞保福利的喪失則使其實際生活水準低於七十年代的水平。於是壹股懷舊情緒在他們心中悄然而生。不妨簡扼回顧壹下工人階級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

在八十年代初第壹波城市企業的改革中，工人階級有所受惠。那就是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的實行。在此之前工人中廣泛存在著消極怠工的情況。所謂“做不做，三十六” 。就是那時許多工人群眾心態和行為方式的寫照。“改革”之初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的實行刺激了工人群眾的生產情緒，工廠生產量和他們的勞動報酬得以同步增加。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售、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等，工人階級的受惠之泉很快枯竭，而企業管理階層卻從中攫取到越來越多的利益。工人群眾收入的增加全賴勞動強度的加大。人的體力終究是有限的。更何況獎金發放標準和計件工資單價的制定權全在工廠領導人的手中。他們會設法使工人的勞動強度達到極點而付給工人的報酬只稍高於以前。

企業管理階層除了把工人群眾以竭盡體力的方式而多創造出來的財富盡量多地攫取外，企業擴權使之有了更為廣闊、繁多的攫取財富的方式和途經。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的生產經營全按指令進行。這壹方面限制了企業管理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壓縮了他們作奸犯科的空間。企業改革的實行則使之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盡管工人群眾從來對工廠的生產經營都無權置喙。但在七十年代社會還存有文革民主余溫，(請閱註釋)工人群眾還可以隨時對工廠領導的過份行為以大字報予以揭露抨擊。使之不敢過於肆無忌憚。然而在“改革”之後，企業領導擁有了絕對權威。更兼鄧小平以鐵腕掐滅了民眾最後的壹點民主手段--大字報。由此，國營工廠領導人行為之猖獗就壹發而不可收了。

“改革”浪頭卷起之時，工廠企業壹級的領導大多都由出身“工賊”階層的人們擔任。因為三八、長征級幹部業已“離休”乃至故世。“渡江”級幹部則身居較高職位。“工賊”階層是中國社會壹個無恥貪婪的社會群體。在“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的年代，他們充當中共政權的政治打手得以入黨提幹。從壹名勞工變成黨員幹部。這類人充滿活力、善於窺測道路風向。他們大多只有中等或以下文化水平，但卻工於心計，很能算計如何拓展自己的前程。在許多冠冕堂皇的“革命”詞藻的包裝下，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真質。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年代，他們踩著無辜者的政治屍體乃至肉身屍體向上爬。在“改革”的年代，他們也很能及時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但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且能騰飛在潮流前列。他們意識到現在不是整人的歲月，而是搞錢的時代。他們還明白，由於自己缺乏高學歷和退休制度的確立，升官圖已難再續。現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就象從前昧著良心去做政治打手壹樣，現在也昧著良心去瘋狂地斂財。

在這狂潮中，壹些按共產黨新政策提撥上來的中青年技術官僚也迅速腐化。加入到大瘋狂的行列中。除了各種手法的貪汙收回扣外，國營企業管理階層還通過各種合法方式來攫取財富。花樣百出的工作補貼使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超過名義工資，企業動用公款購買高級商品房和小轎車給他們居住使用。據說這是企業領導人員應有的待遇和工作需要。還有連續不斷的出國考查。據說這是企業發展長遠規劃的必要投資。除此之外，企業裏非直接生產部門的人員越來越多。許多人都設法打通關節調到可以撈到油水或工作輕松的部門中去。據筆者了解許多工廠裏直接生產部門的工人不及總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二分之壹。這就必然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大增加。對這壹切的壹切，工人群眾都無權提出半點疑問。就這樣，企業的家底積累逐漸給他們掏空了。企業債臺高壘赤字年年，企業領導階層卻風光依然。

國營企業除了這嚴重的“內憂”還有相當的“外患”。那就是私人企業(包括名為集體所有制實為私人所有的鄉鎮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對它的夾擊。私人企業充份表現出早期資本主義的勁道。它盡量降低成本。對原材料使用節約。所雇工人工資與國營企業相仿但沒有任何勞保福利。工廠裏直接生產者所占比率極高。不似國營企業中為安置“皇親國戚”而設置大量閑差。也沒有到處開會和出國考查的開支壓力。它努力進行市場調查，積極填補市場空缺。及時創制新產品或生產轉軌，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而很關鍵的壹點是。這企業是他私人的。沒有上級領導能要他退休褫奪他的權力。他永遠是這個企業的擁有者，故他會對企業盡力愛護。早期資本主義是不人道的。企業主愛護自己的企業卻並不愛護工人。而中共國營工廠的廠長們則既不愛護工人也不愛護工廠。兩個不愛護劣於壹個不愛護。故國營工廠在競爭中敗於同類私人企業。

如果說私人企業是小型國營企業的克星，那麽外資、合資企業則對中型乃至大型國有企業以相當沖擊。它們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生產管理、原材料的充足和產品的銷售渠道的開拓等等都是國營企業難以匹敵的。在“內憂”為主“外患”為輔的雙重打擊下，國有企業發生了大面積的虧損。國有企業是中共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經濟基礎。中共當然不願意它垮下去。於是極力為之輸血打氧。指示國有銀行給它發放貸款以支撐局面。朱熔基下大力解決“三角債”。最後竟使出了“債轉股”的絕招。然而還是不行。

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上與私有企業相較有著先天性的不足。但國有企業並非壹無是處。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在壹定程度範圍內、在民主機制的輔助下，國有企業還是可以有所建樹的。而中共政權的國有企業的完全潰爛，其最基本原因當然是在於它黨政不分、政企不分。而還有壹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管理階層的高度腐爛。主要由前“工賊”組成的企業管理階層非但沒有責任心而且已喪失天良。他們不但沒有把心思花在如何搞好企業上，而且是絞盡腦汁地利用權力在握之機去斂集財富。企業的前途與我何幹？幾年後這主任、廠長的交椅將歸何人？朱熔基們可以想出許多方法從經濟層面上去挽救國有企業，但卻對付不了、改變不了這個徹底腐爛的企業管理階層。黔驢技窮，朱熔基最後只得操刀向那些朽木不可雕也的國營企業砍下去。這就是所謂的“關停並轉”。鑒於許多國營工廠的產品已有私營工廠或外資、合資企業取代。停辦這些長期虧損的企業已無後顧之憂。於是，經濟沙皇除傾盡全力保住壹些有關中共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外，對其他就鐵面無情了。鐵腕之下相當壹部份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另壹部份工人被勒令“下崗”。合同工被辭退。固定工“買斷工齡”等等，朱熔基在揮動砍刀時，還不忘向工人群眾下壹道判決詞。他說：“現在工廠裏是壹個人幹，壹個人看，還有壹個來搗亂，於是我們請那兩個人走” 。直到此時，朱熔基還舍不得訓導那腐爛的管理階層，而把唾沫星子都噴到工人群眾的臉上。

企業“關停並轉”了。被精簡的工人“日暮途窮”惶惶不可終日。而企業管理人員則是另壹番景像。有的是調任他職，依然是黨的幹部。享受各種優厚待遇。有的倒是與工廠共存亡了。不過，“亡”也有不同的“亡”法。棄屍荒野和寢墓輝煌畢竟截然不同。工廠領導們對這種結局早已未雨綢繆。憑著多年的人脈關系和掌握的產品技術購銷渠道使之能另辟蹊徑--到非國有企業中任職或自創事業。還有就是早已為自己搞妥了幾套住房，斂集了今後幾十年也花不了的銀錢。甚至有些富有人情味的廠長書記不但為自己，還為多年來追隨於鞍前馬後的心腹每人搞套漂亮的商品房，作為對他們忠心拱衛自己多年的獎賞。廠是完了，但他們都在完事之前使出渾身解數地最後大撈壹把。可嘆工人群眾則拿著那點可憐的遣散費不知如何了此壹生。

五、工人階級的情緒和民主誌士的因應

近年來各地掀起的工潮中常出現工人群眾扛著毛澤東大幅畫像遊行的鏡頭。對此，中共極端頑固派鄧力群之流竊喜不已。壹些民主誌士深感憂慮。因為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專制主義的總根和代表。鑒此，我們須對工人群眾的這壹做法作何分析和因應呢？

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群體在其處境發生大幅度變動時大多會把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作縱向比較。當他們覺得今不如昔時就會產生懷舊情緒。這是很可理解的人之常情。

昔日，就其整體而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被統治階級。(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但壹般工人群眾並無政治權力欲。他們關切的只是本身的經濟處境。當年，工人群眾以幾十元的工資養家活口固然窮困，但對比壹下，壹間中型工廠的廠長工資也只比他們高壹倍多，技術人員比他們高半倍多，而且僅此而已沒有其他隱性收入。另外，固定職工和領導、技術人員壹樣都享有公費醫療。其他開支也相當低廉。如孩子讀書的學費只需幾元。這些情況的綜合效應很自然地使工人群眾的心境趨於平衡。

而今情況迥然不同。他們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動量，卻過著依然拮據的生活。而工廠領導和壹些技術人員則拿著多許多倍於他們的工資和名目繁多的補貼以及享受各種特殊待遇。公費醫療名存實亡。各種開支急劇飆升。如孩子讀書。說是義務教育不用交學費。但書雜費、校服費、午餐費，甚至還有什麽課外補習費、集體旅行費、家長會費等等加起來壹百多倍於從前的數目。而工人的工資數額只是從前的十倍左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對這種富者愈富，而自己則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的狀況，叫工人群眾的心境如何能得到平衡。

由於文化水平所限，更由於中共政權對信息的刻意封鎖，壹般工人群眾至今仍不大了解歐美民主國家(中共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階層的相對富裕和享有社會保障的真實處境。亦不洞悉這種處境的得來有賴於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民主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遏制了官吏階層的貪瀆，和實行截富濟貧的社會福利政策。他們狹窄的視野使之把目光回溯過去，懷念逝去的歲月。而毛澤東就是那個歲月的代表和象征。

當然，還有壹種情況，就是扛著畫像的工人群眾並非真的崇拜毛澤東。他們這樣做只是出於壹種鬥爭策略。當今中國共產黨盡管在經濟領域中已基本背離毛的路線，但在政治上則堅持毛的壹黨專政。既然如此，扛著毛的畫像就可給自己塗上壹層政治保護色。使當局在鎮壓時不無投鼠忌器之感。

面對中國工人階級現有的心態情緒，民主誌士應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

1)、從前工人階級享有公費醫療固然於本身有利，但應想壹想數億農民兄弟毫無保障的處境。工農是兄弟。工人群眾若要爭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應忘記農民。

2)、“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在反對剝削壓迫時固然有其意義，但它畢竟是壹種狹隘的觀念。前進的觀念應是“既患寡也患過度不均”。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的確相當平均。但那種普遍貧窮的“偽社會主義”難道可取？細想壹下，有誰還願意回到那以幾十元養活全家。生活“保障”到連壹塊肥皂都要憑票購買，每人每月只配售壹斤豬肉的日子？

3)、毛澤東時代人們經濟上的平均和幹部的“清廉”是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為代價。多少人在那個時代備受迫害乃至家破人亡。即使在經濟領域中，毛澤東也是劣跡累累。大煉鋼鐵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深挖洞、辦三線廠、搞大寨田等等層出不窮的折騰胡鬧，不知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政治領域中，毛澤東的專制主義衣缽仍為當今中共領導集團所繼承。工人群眾在遊行請願中扛出毛的畫像作為壹種鬥爭策略是無妨的。但心中應該明白，毛是壹個應予否定的政治人物。不明確這壹點將走不出中共統治集團所設計的怪圈。

4)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以經濟訴求為主是應該的。但不能凝固在這壹點上。正如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必須用政治手段來作保障。只是在我們看來，這個政治手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而是建立民主制度。只有建立了歐美那樣的，尤其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那樣的民主制度，勞工階層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確實的保障。

六、勞動階層和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存在決定意識。這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的。目前處於這樣境地的中國工人階級有著強烈改變現實的要求和願望。盡管目前這種要求和願望大多還停留在經濟利益訴求的階段。但我們完全可以預期，深受中共政權政治經濟雙重壓迫的中國工人階級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主要力量之所在。

那麽私營企業主階級呢？筆者曾在廣西南丹礦難後寫了篇題為“如果黎東明是個大共產黨員”的文章。對中國新產生的私營企業主階級作了較詳細的剖析。總地來說，就這個階級的整體而言，確難以對它寄予厚望。

當今知識分子處境如何呢？換言之，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怎樣的社會意識呢？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由於中共革命的兩代業已老去乃至故去，其權柄在實行世代交替。繼承者來源於兩批人。壹是中共高官之後。二是高學歷人士。如果同時具有這雙重入場券當然進入權力場的勝算更高。至於工賊階層，如前所述，其在政治上已基本消亡。被摒棄在權力接力圈之外--這說來倒是壹件好事。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到極大優待。其中業已為官者自不待言。未為官者也享有相當優厚的待遇。不算住房配車之類，就以基本工資而言就與壹般工人拉開幾倍、十倍乃至數十倍的距離。如此之大的差距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為西歐、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所望塵莫及。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境遇下。能起來對中共的壹些做法進行批評的實在是寥若晨星。人們聽慣了知識界名士為中共辯解說項，看慣了理論工作者們為中共黨魁的三言兩語尋找理論根據。筆者壹些六十年代末大學畢業的友人。盡管在過去的歲月中也沒少吃中共政治運動的苦頭，但由於近年頗受中共籠絡禮遇，遂都對中共持相當維護的態度，並費力地反駁筆者對中共政權的剖析和抨擊。他們尚且如此，遑論八、九十年代後境遇壹帆順風的人們了。莫說拿著幾千上萬元月薪的較高層知識者在為中共寫頌詞，就看大城市裏那些工資獎金補貼約兩千元的小學教師，許多都在課堂上下力引導娃娃們仇恨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欺負”。向娃娃們灌輸美國911挨炸是罪有應得的觀念。教誨娃娃們熱愛祖國。而中共政權則被說成是祖國的具體象征。

知識分子階層就其整體而言實難寄予太高期望。然而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卻是中國民主之星。“存在決定意識”的定律在他們那裏失靈。他們的切身處境並不差。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當然是腦力勞動--建立自己的小園地。但是，他們對社會的觀察洞悉、他們的追求期望並不源於自身的境遇，而是源於對社會正義和人類道義的理解和求索。故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持否定態度，並敢於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之鬥爭。已被中共抓入獄中的楊子立等就是這樣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目前堅持在中國大陸不斷抨擊專制主義的劉曉波等和獲知中共即將張開羅網及時逃離的何清漣也是。還有許多中國民主黨的仁人誌士和暫不為外界所知正在以各種形式為中國民主事業奮戰的人們都是。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壹年多來，已在國內發展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個人際遇達到小康甚至超越小康。但他們沒有以個人的順暢為觀測事物的基點。他們為工農群眾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憤慨；為國家民族險惡的前景擔憂。他們決心為社會正義人間道義貢獻自己壹份力量。他們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希望。工農勞動群眾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推進提供巨大力量。而推崇和平理性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則致力於提煉提升這力量並引導它以正確的方式釋放。這兩方面的因素於中國民主事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共統治集團確實顢頇。它怎麽敢如此踐踏數量巨大的勞動群眾？難道他們沒有聽過那流傳了壹千幾百年的唐太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的名言嗎？

中共統治集團真聰明。不去盤剝壓榨人口基數最大的工農大眾豈能為他們的享樂揮霍提供如此之豐厚的物質基礎？

或有智者向他們指出險情之所在，籲請他們改弦易轍。沒門！就象當年明思宗哭請皇親國戚、朝廷重臣借些銀子出來解社稷然眉之急而無人應允那樣，要當今高官要員們收手亦確是與虎謀皮。同僚們都在大幹快上我若偃旗息鼓豈不太虧。“覆舟”之說嚇唬神經脆弱者去吧。我手中護照在握，瑞士、花旗銀行中存有巨款。新澤西州之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之地已購置良宅。壹旦“水”清洶湧，杭州西湖不能泛舟，難道不能泛舟塞納河與日內瓦湖嗎？

中國民運人士應該明白中國民主事業成功的要訣，那就是工人階級與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辯證法存在的反智傾向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曾經有個人對我說：對辯證法也要壹分為二看待，凡事都具有兩面性，沒有東西是絕對的，包括辯證法本身。我壹直對此百思不得其解。

大學時，我在校圖書館借了幾本近代西方科學家評傳，其中有個章節講述馬赫（Ernst Mach，1838年～1916年）。我讀到的書，將馬赫貶斥為機械唯物主義，而後羅列了他那壹長串在科技史上的貢獻。當時我心裡就有點犯嘀咕，噢，馬赫這老兄，不幸走上了機械唯物主義邪路，卻在科學領域造詣非凡，妳們這些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怎麼就沒弄出點像樣的東西出來？

再讀下去，才發現馬赫的機械唯物主義已經算是先進生產力了。與馬赫同時代的科學家們，絕大多數都被貶斥為唯心主義。同樣的，這些慘遭批判的學者們，也各有壹長串偉大的科學貢獻——這種評價模式，還有個規律：成就越大，越唯心，成就小點就偏向機械唯物，再把評述者本人也加進來，那就是，打爹罵娘壹事無成的，就是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

痛並困惑著……看來這個機械唯物主義，還有什麼唯心主義，應該不是壞東西。要不然怎麼人家會搞出如此偉大的科學成就？反倒是這些以絕對正確的唯物主義者自居的物種，明顯有問題。

奇怪呀，人家在科學思想領域有如此偉大的貢獻，卻被沒有絲毫成就的人蠻橫指責。這些壹無所成、竟有勇氣批判大思想家的人，憑了什麼？

仔細研究，無知者批判大科學家，憑的就是唯物辯證法這犀利大殺器！

中學時的課程，再沒有比唯物辯證法更容易上手的了，簡單易學，痛快明了，通關秘笈就壹句話——凡事要壹分為二的看！從此妳就獲得了壹枚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天下雖大，恨無對手。舉世悠悠，唯我獨尊！妳甚至不需要中學畢業，也照樣能夠把讀書萬卷的大學者，批得死去活來，噎得嚎淘大哭！

妳如果說，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壞的制度。辯證人士立即應聲而出，諄諄告誡妳：凡事要辯證的看，民主也不是萬能的。何況中國的國情特殊，不適合民主，社會亂了，遭殃的可是老百姓啊！

妳如果說：專制制度迫害人民，阻礙文明進程。辯證人士又挺身而出，說：看問題要客觀要全面，要壹分為二，專制制度也有積極的壹面，也不是壹無是處！至少中華文明古國幾千年，這可是西方人比不了的。

辯證法就是這麼棒，沒人能逃得過辯證人士的「壹分為二」陷阱。這個陷阱把精確的概念，不確定化了。精確概念模糊化，導致原本是清晰的問題表述，先被肢解而後曲解，最終是雞同鴨講，辯證人士同妳說的根本不是壹回事，但卻造成了壹種妳被他成功挫敗的錯覺。

實際上，辯證法是沒問題的，它更類同於蘇格拉底的無限窮詰法，通過無限窮索，直到確定出最精準唯壹性的概念表達。

有問題的是：任何觀念或思想，都有其適用領域，壹旦錯位，就成為徹頭徹尾的謬誤——正如同數學的精確不能夠拿到《詩經》中微分求導，辯證法的適用領域，也不可以偏離初始的名實範疇。

但坑爹的是，我們的課本上可不是這麼說的！好端端的辯證法，淪為詭辯利器，那是因為有居心不良的人士在故意使壞。

如果妳還沒有把中學老師教給妳的東西全部忘掉，那麼，就壹定會嫻熟的把這段定義，背誦下來：

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壹般規律的科學。它科學地反映了關於宇宙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壹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礎的規律與本質。它是全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學武器之壹。因此它是世界全人類的思想財富。

上述這段話，每個中學生都會背。考試中但凡錯壹個字，老師都會狠狠的扣掉妳的分數——專業課不好，是殘次品。政治課不好，那可是危險品！

妳必須要背得滾瓜爛熟，答得壹字不差，才有可能拿到高分，拿到進入社會的入場券——而在這個過程中，妳的智商迅速飆降，于不知不覺之中，成為了腦殘人士。

若要成功，必先自宮。徜若自宮，就遠離成功——這就是辯證法乾的事情！

有關唯物辯證法的定義，是精心構設、有意混淆不同範疇的概念所形成的壹個可怕魔咒。壹旦被施法，大腦活泛程度就會不知不覺被降低。如不能夠自我擺脫，終將淪為擡杠人士。別人說東，妳壹分為二的說西。別人攆狗，妳凡事辯證的去捉雞。最令人絕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大腦是呈平滑運行，根本沒有深層次的思考。擡杠至終，徒然荒廢了自己。

辯證人士最大的特點，就是自己沒有建創力。他們自己無法建立創造出任何體系，必須要找個敵人，把妳壹分為二反向行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學科，辯證人士都無法自立門戶，捨棄打架鬥毆擡杠頂牛，辯證人士就徹底失去存在感。

那麼，這個導致辯證人士走火入魔的邪惡符咒，究竟是怎麼煉成的？

現在，我們來解析壹下這個魔咒的法力結構（這壹段過於生澀，不看也不要緊），先從課本上的定義開始：

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壹般規律的科學。它科學地反映了關於宇宙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壹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礎的規律與本質。它是全人類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學武器之壹。因此它是世界全人類的思想財富。

按照初中老師教導的劃分主謂賓，打掉修飾詞，把這亢長的魔符凝縮壹下，就會發現，這個魔符，原來是四句話，由四個咒語構成的：

咒語壹：唯物辯證法是科學。
咒語二：唯物辯證法反映規律和本質。
咒語三：唯物辯證法是武器。
咒語四：唯物辯證法是思想。

當把這個魔符拆解之後，妳肯定會心裡咯噔壹聲，好像第壹句話就不對頭，唯物辯證法是科學？不對吧，它好像應該是哲學才對。

哲學是思想的，科學是實證的——簡單說，哲學是動腦子的，科學是動手的。說辯證法是動腦子的，辯證人士應該不會有異議。可如果妳敢說它是科學，拜託大哥，妳來給設計個實驗，證明這個東西是正確的。來吧，需要什麼實驗器材妳吱聲就是了！

可是，糾纏哲學科學這些小枝節，真的有多麼重要嗎？

就算不重要好了，我們接著來看第二句……第二句好像也不對頭，辯證法辯證法，這明明說的是壹種思維方法，方法是用來觀察現象、認知規律的，怎麼可能「反映」規律和本質？

如果說壹個方法能夠反映規律和本質，這豈不是說人類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嗎？更嚴重的是，妳這個到了盡頭的思想，日常生活全靠了搬取西方文明的成果，才不至於返回樹上原始時代。說唯物辯證法到了盡頭，連辯證人士的厚臉皮都會泛紅！

可設計這個概念迷宮的人，為什麼要胡扯呢？

答案在第三句：

唯物辯證法是武器——完了！

原來是這樣，唯物辯證法被人高屋建瓴的撕巴揪扯，居然給弄成了武器。拿淘金者手中的鐵鍬來比喻辯證法，這板鍬不是用來掘土挖金礦的，是用來拍人的！

辯證法就是這麼坑爹的！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們先把壹個普通的哲學概念，誇張為絕對正確的終極真理，就儼然獲得了對別人指手劃腳的權力和資格。

妳學到的東西不是建設工具，而是用來尋釁滋事打架鬥毆最趁手的本領。妳成了滿街遊蕩的小流氓，專心去找建設者的麻煩。妳的武器很順手，在找薦鬧事方面妳戰無不勝，可是妳自己的人生，卻因此荒廢而淪為空白。

妳或許會說，請不要偷換概念，人家這裡的武器，說的並不是妳那個意思——但實際上，這裡的武器，說的正是我表述的原意。而有心人之所以設計這樣壹個荒謬的概念並強迫年輕人牢記，目的就是為了要把年輕人打造成暴力戰士，讓他們成為富挑刺精神的批判鬥士卻喪失體系建設能力。

不管初始的辯證法定義是什麼，但我們從課本上學到的，卻是壹門低級的詭辯術。這門詭辯術甚至連個象樣的教程講義都沒有，完全是靠了臨場發揮，胡言亂語，就能夠讓年輕人陷入到虛假的智力優越感之中。

這種虛假的智力優越感，在中國的壹些特殊時代登峰造極。1968年3月，中科院主持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被批判為「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愛因斯坦本人更慘，被罵得狗血噴頭：「帝國主義需要相對論這樣的『科學』，需要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他壹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有壹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喉舌』」……

托唯物辯證法的福，那年月中國人的智商，就是這麼不靠譜。

但實際上，主持批判愛因斯坦的人，壹點也不傻。他們能夠弄出如此複雜的魔符迷宮，智商低了，也干不出這種喪天良的技術活。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這種行為能夠深層次的毒化的國民的心智模式，讓人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無知，躍躍欲試的拿辯證法挫敗智慧與思想。

儘管思想與智慧是不可能挫敗的，但辯證法所帶來的虛假快感，卻能夠讓人陷入到天然無腦的亢奮之中。當壹個民族或壹個人沈浸於這種氛圍之中久了，就形成了固定的心智模式，從此對真正艱澀的思想智慧產生強烈排異反應，心甘情願停留在腦殘狀態之中，與文明社會漸行漸遠。

壹切不過是愚民而已！妳的思想建設力喪失了，只剩下了尋釁滋事能力。大腦泥陷於比猿猴更古遠的混沌愚昧狀態，權力才可以高枕無憂。

許多年輕人就是這樣被辯證法所毀掉，更多的年輕人還在被毀掉過程之中。在這個商業大潮興起的偉大時代，妳必須要迅速拯救自己，因為腦殘或可蜷伏于權力的淫威之下，茍延殘喘，卻絕無可能在更冷酷的商業法則中獲得機會。

救救自己，別無選擇。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的基本特征


作者 吳大江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均不能成立。

　　1、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不能成立

　　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問題上顛倒了因果關系。

　　意識是人的反應機能，是人生命的高級部分，是基於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發展而來的，是不能離開人體的。意識與存在的關系實質上是人的生命反應機能系統與外界事物的關系。社會意識是指包括以往歷史過程中的人們意識的總和。人類意識所反應的對象有兩個存在即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自然存在是指不依賴並且是先於人類的存在，如山川、河流、海洋、太陽、地球、月亮、野生植物和動物、萬有引力，磁力場等等都是自然存在。人類是自然存在中生物進化的產物。人類的反應機能意識是被自然界生物的趨利避害本性決定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規律始終制約著人類意識中的需要，因此自然存在是先於、決定並且始終是制約人類反應機能意識的存在。社會存在與自然存在不同，它是指人類社會特有的事物存在，如房屋、汽車、公路、工廠、學校、軍隊、法院、監獄、國家、民族、法律、制度、政治、經濟、戰爭、勞動、生產力等等都是屬於社會存在的範疇的。社會存在歸根到底是人活動的形態和產物，如學習、勞動……是人活動的形態，如學校、工廠……是人活動的產物。人的活動是在意識支配下進行的，是意識的能動，因此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

　　意識與存在的關系即人與外界事物的關系。如同人類從自然存在這座大山中演化出來後，繼續在爬自然存在這座大山；在這個過程中，壹個個人，壹代代人基於自己的需要，在前人知識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階梯臺階上，不斷探索新的知識，通過吸取前人的知識和在自己探索的知識下不斷挖新的階梯臺階（這個階梯就是社會存在），隨著這個過程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不斷的向前發展了。這個歷史過程如果從社會物質生活的角度劃分，可以劃分為采集狩獵時代、農業畜牧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如果從社會的政治生活的角度劃分，可以劃分為特權專制權治時代、半特權專制權治時代和平等民主法治時代。從這個過程的總體上看，顯而易見，所有的階梯臺階歸根到底都是由人們的需要和知識即社會意識決定的（需要和知識屬於意識的範疇）。從這個過程的某壹個片段來看，如壹個生活在農業畜牧業時代的人，受社會存在的制約，絕不可能有關於電話的意識，這是不是壹種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呢？不是！首先，這個人所處的社會存在只能決定這個人的知識水平層次，並不能決定這個人意識的主體即基於自己的需要，通過學習認識獲得知識並在知識的基礎上對外界事物進行反應；其次，這個人所處的社會存在歸根到底是先人和他人意識能動的產物；第三，正如白馬是馬，但不能等同馬的道理壹樣，個人的意識是屬於社會意識，但不能等同社會意識，因此這種情況是不能推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命題是不能成立的。

　　2、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能成立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是社會存在中的事物，都是由社會意識中的需要和知識決定的，因此它們之間並不存在最終的決定關系；即使不從最終的決定因素而從客觀表象的角度講，生產力也不能決定生產關系。

　　生產力是指是人們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生產力所起的作用是改善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由此可見，生產力水平只能決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改造自然界過程中結成的組織關系和分配關系，人們在改造自然界過程中之所以結成的組織關系的目的是為了進行生產，由此可見，生產關系所起的作用是更好的進行生產。人們組建的生產關系是否符合自然律，是否能調動人們驚的積極性直接決定著生產效率的高低即生產力的高低，因此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具體關系是這樣的：當我們的祖先認識到相互之間進行合作，更能夠保障自己的安全和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時，於是就結成壹定的關系即生產關系（A），這壹關系就導出了生產力（A1）；隨著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認識不斷的深入即知識的不斷增長，於是就感到原有的生產關系（A）導致出的生產力（A1）不能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了，於是就重新組合了生產關系（B），生產關系（B）導致出了生產力（B1）；隨著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認識不斷的深入即知識的不斷增長，於是就感到原有的生產關系（C），生產關系（C）導致出了（C1）----------這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展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背後起決定作用是人的需要和知識，但從客觀的順序看，是生產關系（A）（B）（C）（D）在先，生產力（A1）（B1））（C1）（D1）在後，因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能成立，更不是規律。如中國大陸和臺灣，南韓和北韓，前東德和前西德在相同的生產力下，產生出不同的生產關系就是明證。

　　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能成立

　　要想弄清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弄清其概念的內涵。

　　所謂的上層建築就是指：政治、法律、藝術、哲學等觀點及由這些觀產生出來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所謂的經濟基礎就是指：生產關系的總和，主要包括生活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三個方面。

　　這種經濟基礎能決定上層建築嗎？不能，明顯的顛倒因果關系！

　　不言而喻，壹個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上層建築）包含並決定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即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例如壹個國家的憲法（上層建築）決定著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經濟基礎）是顯而易見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明顯的顛倒因果關系。

　　從概念上講，政治法律制度（上層建築）包含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經濟基礎）是母概念。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經濟基礎）是子概念。子概念決定母概念，這不是荒唐的嗎？從邏輯上講，這裏犯了混淆概念的錯誤。

　　事實上，所謂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指客觀的部分即政治上層建築如政府、法院、法律制度等等）都是社會存在，都是由社會意識中的需要和知識決定的。

　　二、其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不能成立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講中總結馬克思壹生的貢獻時說道：“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余價值的發現，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可見，剩余價值理論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剩余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的，因此要談剩余價值，就必須首先談談勞動價值。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壹源泉，商品價值的量是由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唯壹尺度，商品的交換是基於生產商品的勞動量進行的。

　　馬克思對“價值”這個概念的定義明顯是錯誤的。這個錯誤導致了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不能成立。

　　什麽是價值？從廣義的角度講，價值就是人的需要，凡是人們需要的東西就是價值，價值的由人的需要導致產生出來的。從狹義的角度講即從商品價值的角度講，價值是衡量人們需求程度的標尺，是衡量人們對商品需求（市場需求）滿足程度的標尺，是由市場的供求程度決定的，如壹種商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其價值就高，供大於求其價值就低，沒有需求就沒有價值。可見，商品價值的量是由人們需求（市場需求）的量決定的，與勞動的量無關。

　　價值就是人的需要。需要才是價值的唯壹源泉。勞動的本身由於不是人需要，因此勞動的本身並不是價值。勞動不過是人們實現需要（價值）的壹個手段。手段不能等同需要這個目的，因此勞動的本身並不是價值，只能實現價值。勞動離開了人們的需求，就毫無價值，例如壹個人從村東頭拉壹車磚到村西頭，再將這車磚從村西頭拉到村東頭，如此反復的勞動就沒有絲毫的價值；再如壹個人生產了壹堆廢品，他的勞動就沒有絲毫的價值。勞動的本身並沒有價值。勞動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產品有價值，是產品的價值附帶賦予了勞動具有價值。資本家的經營決策決定著產品是否適應市場的需求，如果所決策的產品供不應求其價值就高，反之就低甚至壹文不值。這就是說資本家的經營決策決定著產品是否有價值及價值的高低，這也就間接決定了工人的勞動是否有價值及價值的高低，因此工人的勞動價值是由企業家（資本家）決策出來的。

　　弄清了勞動本身沒有價值這點後，剩余價值之說就自然無法成立了。

　　什麽是剩余價值呢？打個譬如說吧，除去原材料消耗機器磨損等成本的費用外，壹個工人壹天創造出價值十元錢的財富，資本家只給工人五元錢作為工資，剩下的五元自己拿去了，被資本家拿去的那五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利潤））。

　　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剝削工人的產物，是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的根源，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是建立在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基礎上的，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愈發達，社會財富積累的愈多，工人階級的隊伍就愈龐大，生活的處境就愈悲慘；隨著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當到了壹定的階段時，就會形成壹種壹方面社會的財富非常的豐富並有著高度的積累，另壹方面廣大勞動者的生活卻落入貧困到無法生活的地步，這時的生產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桎梏，就必然會導致廣大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掀起共產主義社會的革命。

　　然而，剩余價值並不是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的那樣，是剝削的產物和貧困的根源。首先資本家籌集並經營資本，組織生產，對產品的走向進行決策，承擔風險，比起工人的直接勞動來說，顯然是壹種更為高級的勞動，所以他們獲得利潤高報酬是合理的，是符合機會平等的按勞取酬原則的。其次，資本家獲取剩余價值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起到擴大再生產的積累資金作用，起到了提高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的作用，是人類社會走向物質文明的必須。舉個例子來說吧，十九世紀時期，壹個工人憑強壯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動，除去原材料消耗和機器的磨損等成本外，壹天創造出價值十元錢的財富，自己只能拿到五元錢作為工資，另外的五元作為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拿去了，但被資本家拿去的部份並不會被資本家全部用於生活消費，用於資本家生活消費的部份只是極少的部份，絕大的部份是被資本家用來擴大再生產和開發科學技術的，擴大再生產和開發科學技術的結果是使更多的人就業和勞動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隨著這種狀況的發展，今天的工人無需強壯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動，壹天可以輕而易舉地創造價值壹百元的財富並且能拿到五十元的工資，那麽請問：過去壹個工人憑強壯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動壹天只能拿到五元的工資，而今天壹個工人無需強壯的體力和長時間的勞動壹天就能拿到五十元錢的工資，這多出來的四十五元是怎麽來的，難道不是剩余價值的功勞嗎？

　　有人會質問：“那些不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勞動，僅僅依靠股本拿利息而生活的資本家難道不是進行剝削嗎”？不是！資本在生產領域中是能夠產生價值和增值作用的。例如壹個工人沒有資本，無法購買機器設備，憑手工壹天只能生產壹雙皮鞋，但如果有資本介入能夠購買機器設備，那麽他壹天就能生產兩雙皮鞋，這多來的壹雙皮鞋的價值就是資本增值出來的。我們據此可以得出人們騰出資金投資於生產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股民獲取股息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這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必須。假如投入生產的資金對自己沒有利益（利潤），加之資金投入生產還具有風險，那麽人們出於利己的本性就不會將資金投入生產，而是用於生活消費，這樣的話經濟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人類社會的進步也就無從談起了。

　　馬克思主義在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上，顯然是站在壹種片面、極端的偏見立場看問題的。他看不到資本家的經營管理是壹種更為高級的勞動，看不到資本也能產生價值，看不到價值的源泉是人的需要，從而使他的所謂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成了壹種偏見，在現實的經濟學中毫無用處。

　　三、階級鬥爭理論是在以偏概全的基礎上捏造出來的

　　馬克思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2-333頁）馬克思在《壹八四八年至壹八五O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中，更具體地說，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悄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說是馬克思學說中的脊梁骨。然而，這個理論在以偏概全的基礎上捏造出來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下面，讓我們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做壹個剖析。

　　1、什麽是階級以及階級是如何產生的

　　馬克思認為：“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第242），人類社會的階級不是壹開始就有的，“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2頁）；在原始社會的初期，由於生產力水平十分的低下，人們勞動的產品十分的有限，只能夠維持人們生存的需要，如果不實行平均分配，就會有壹部份人被餓死，這不利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人類就不可能繁衍生存下來到今天；當時人們主要使用石器工具，只能依靠集體的力量，共同的勞動才能生存下去；共同的勞動決定了生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決定了勞動的產品也歸全體社會成員所共有，這就決定了當時的社會形態是生產資料歸公共所有，勞動產品平均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和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了原始社會後期，隨著剩余產品，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現，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才分裂為利益根本對立的不同社會集團；其中，富人成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的奴隸主，窮人即貧困者和戰俘淪為奴隸；從此，人類便進入了階級社會。

　　馬克思認為“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沒有錯。階級是指社會分工給人們帶來的社會地位不同，角色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和所做出的貢獻不同以及分配上的不同。階級可以從政治領域劃分，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也可以從經濟領域劃分，如富人階級，窮人階級，有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其實只要社會存在分工和分配，就必然會造成階級的存在：實行按勞分配會產生貧富不等的階級，實行平等分配則會產生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剝削階級。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馬克思的這個說法就違背事實的真相，站不住腳了。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產生的，與生產力的水平和生產發展無關。只要有社會的組織存在，就必然有分工的存在，因為社會組織的作用在於活動有序化，而這必須通過分工來進行。只要分工存在，就必然導致階級的存在。過群居（社會）生活的動物社會就存在著階級現象，如黑猩猩的群體內就存在著嚴格的等級（階級）現象。壹九六零年，壹個叫珍妮 古道爾的英國姑娘獨自壹人在坦桑尼亞的貢壩河國家公園對黑猩猩進行了長期的考察，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終於揭開了野生黑猩猩社會的內幕。繼珍妮 古道爾之後，又有許多人到原始森林對靈長類動物的社會進行了考察，取得了大量的第壹手資料。這些資料表明，在那些群體結構比較緊湊的靈長類動物社會裏，普遍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差別系統。這個系統由壹個雄性的頭頭率領，其它的雄性則依據身體的強弱和戰鬥力的強弱分成不同的等級。在這個系統中，不論雌性的身體和戰鬥力如何，其社會地位都是低於雄性的。當然，在雌性中間，也是存在著等級差別的。人類社會的階級無疑是從動物社會的等級差別中發展而來的，所以原始社會初期不可能是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另外，動物社會的等級差別是建立在持強淩弱的基礎上的。持強淩弱就是壹種壓迫剝削。所以那種把原始社會說成是壹個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現象的社會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原始社會的階級及剝削現象相對現代的壓迫剝削來說是壹種低級的，原始的。人類是從靈長類動物中進化來的，可以肯定的說，人類社會的階級就是從動物社會的等級中發展而來的。那種把階級和剝削的存在說成是“壹定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的產物”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的本質

作者 高維理

《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扛鼎"之作。它寫於1937年,其內容基本上都來自西洛柯夫、愛森堡編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米丁所著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教科書》。不過蘇聯哲學著作冗長累贅,翻譯得詰屈聱牙;而毛澤東將其提煉、集中,用鮮明、生動、通俗、精練的語言表達出來。應該說在哲學普及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另外,《矛盾論》關於矛盾特殊性的論述,對於批判教條主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其對主要矛盾與主要矛盾方面的論述,從哲學上提供了壹種普遍性的工作方法。這些都應當充分肯定。但另壹方面,《教程》與《教科書》是演繹列寧、斯大林哲學的奉命之作,由於列寧、斯大林哲學的先天不足,從而使《矛盾論》的壹些觀點也烙上了錯誤的印記。因此有必要對其中壹些觀點進行批判。

　　壹、壹分為二還是壹分為多

　　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說"統壹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後來毛澤東將它形象地概括為"壹分為二",指出:"壹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8頁）並轉引以下實例,說明事物是壹分為二的:

　　"在數學中,＋和－,微分和積分。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學中,正電和負電。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

　　把事物看作矛盾的二部分由來己久。西方最早由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提出。在中國,老子《道德經》曰:"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易傳?系辭》中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論述。後來又產生了陰陽學說;這都與"壹分為二"的觀點是相通的。東西方各自獨立產生同壹觀點,說明:壹分為二是壹種古老的認識事物的方法。

　　任何事物都可以很方便地分為兩部分。從事物中任意抽取出壹部分,命名為A,那麽"A"與"非A"顯然把該事物分為兩部分。類似地也可把任壹實體分成N部分。但這決不是唯壹的分析方法,更不是最恰當的方法。把任何事物機械地分為對立的兩部分,顯然是主觀的,沒從實際出發。就以《矛盾論》轉引自列寧所舉的實例,作進壹步分析,也能證明這壹點:

　　如果說數學運算可按＋－劃分為兩大類,那麽乘法與除法;乘方與開方、對數運算是屬於加還是減呢?如果把加減看作壹個統壹體,那麽加上乘除和指數對數運算,就有三種運算形式,數學運算就不是分為兩部分,而是壹分為三了。有人也許會解釋:這＋－不是表示加減運算,而是表示正負數。那麽不要忘記,還有既不是正數,又不是負數的零和復數存在,於是又成了壹分為三。

　　微分與積分,也不能就此將數學分為兩部分。因為基礎數學大致可分為:代數學;數論;幾何與拓撲;數學分析;組合數學;數理邏輯與數學基礎;概率論;與數理統計;運籌學等十幾個分支。微分與積分只是眾多數學分支中的壹支。所以用微積分將數學分為兩部分也是行不通的。

　　再看力學,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壹對矛盾。但不是所有的力都可納入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範疇。地球上除了相互作用力,還存在慣性力。所以地面高緯度南北向河流左、右岸明顯不同,這就是慣性力在起作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同種性質的力,僅僅是作用在不同物體上而己。所以憑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將力分為兩類不妥。

　　物理學中正電和負電也是壹對矛盾。但同樣不能以此將物質分為帶正電荷與帶負荷的兩大類。眾所周知,平常我們接觸的絕大多數物質是不帶電的。如果要說原子核帶正電,核外電子帶負電,以此將世界分為兩大類的話,那麽我們也可進壹步說明:原子核中的中子是不帶電的。而且光子也不帶電。

　　在化學中,化合與分解也是壹對矛盾。但純粹的化合反應或分解反應實在是太少了,絕大多數化學反應都是:既有物質分解,也有物質化合。這到底是化合還是分解呢?所以合理的劃分應該是化合反應、分解反應和既有化合又有分解的反應。共三類。

　　社會科學中,如果說地主與農民是壹對矛盾,那麽社會上還存在工廠主與工人的矛盾,政府官員與平頭百姓的矛盾。僅憑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就將所有人劃為兩類,似乎太武斷了吧?就算以革命劃線,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大多數應是動搖的和中立的。也不能把人簡單分為二類。

　　當統壹體內不是楚漢相爭,而是三國爭霸或群雄逐鹿時,壹分為二地分析就很難成功。甚至根本不可能。例如:現代醫學把人的生理功能分為:運動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神經系統,只分為兩大類,顯然太粗糙了;另外人類生活在三維空間中,描述質點在空間的位置,必須用三個方向量,不能分為對立的兩部分;電學中,電功由電流強度、電阻、時間共同決定;在處理汙水時,水中同時有幾百種汙染物;所以當事物內部呈離散分布時,機械地用壹分為二方法分析千變萬化的世界,顯然是不妥的。

　　細讀《矛盾論》可知,毛澤東也承認復雜事物中有多個實體,但為了不與列寧的對立統壹論相沖突,他提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壹種是主要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即:盡管事物內部有多個實體,但因存在主要矛盾,所以分析事物時還應壹分為二。

　　眾多矛盾中,真的任何時候都必定有壹對矛盾,強大到讓其他矛盾都伏首稱臣嗎?春秋前期,從"周鄭交質"到"齊恒稱霸"前,就沒有壹個諸侯國能主宰其他諸侯國的發展。當諸多矛盾相差不大時,很難說那對矛盾主要或次要。猶如東南西北四個實力相同的敵人,妳說解決那個方向的敵人是抓主要矛盾呢?事物內部眾多實體的關系,錯綜復雜形成網絡,牽壹發而動全身,僅抓壹對矛盾很難控制眾多變量。壹條腿走不了路,二只腳的凳子不穩。在無壹對矛盾鶴立雞群時,單兵突進常會"按下葫蘆浮起了瓢",非但不能成功,反會因破壞了平衡,造成巨大的損失。歷史的教訓值得註意:

　　大躍進中,毛澤東認為鋼鐵生產是發展經濟的主要矛盾,於是全民"砍樹燒炭,砸鍋煉碴"。加上人民公社化、吃食堂。結果經濟崩潰,餓死的人超過日本鬼子八年抗戰中殺害中國人的總和!後來他又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文化大革命。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結果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促使欽定的接班人把他的遺孀和侄兒關進了監獄。由此可見,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並非包治百病的仙丹,不能以此否認壹分為多。

　　另壹方面,當事物為連續體時,本無明顯對立,更不宜分為相互矛盾的兩部分,將本來只有少許差異的樣本,劃分到對立的集團之中。毛澤東時代的"走資派"、"右派分子"和絕大多數"反革命",就是這麽制造出來的。再以自然科學為例:從小於1皮米到大於1千米的電磁波,為了研究方便,物理學家就沒有將其分為對立的兩部分,將其劃分出伽瑪射線,硬、軟x射線,紫外線,可見光,近、遠紅外線,微波,無線電短、中、長波等十幾個平等的波段,分別研究分析。區別對待,有的放矢。

　　綜上所述:世界是復雜的,不能都簡單地歸為對立的兩方面。正確的分析方法應是:根據事物實際結構,按研究目標,簡化無關項目,最後才能確定將該事物分為幾個部分。不能閉門造車,用壹分為二模式硬套。分析矛盾時,可以壹分為二,也可壹分為三或壹分為多。當只考查事物的壹個維度吋,壹分為三或許比壹分為二更切合實際。

　　二、並非時時處處都有矛盾

上節對列寧所舉的實例分析可知,無論數學、力學,物理、化學和社會科學,其中都有許多內容不能用二個對立的概念來概括。這意味著從數學到社會科學,每個學科都有許多地方不能壹分為二。盡管矛盾普遍存在,但並非處處皆有矛盾。

　　《矛盾論》認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壹切。"按此觀點,思想過程中的判斷,應該也存在矛盾。然而2＋3＝5這個判斷又存在什麽矛盾?盡管可以對事物提出不同的判斷,但判斷本身,不能自相矛盾,不能說等於5又不等於5。有人也許會辯解:"當和不變時,壹個加數增加,另壹個加數就必須減少。兩個加數互相矛盾。"這是偷換概念,因為現在是考查2＋3＝5這個判斷,而不是研究加法性質。總之,思想過程中具體判斷,不允許存在矛盾和對立。

　　從空間上看,也並非處處都存在對立。連續體中,差異不大的樣本,不存在矛盾。如整數2和3之間有什麽矛盾?在非連續體中,並非任何事物都能分為對立的兩部分。我們可以方便地讓壹個物體帶正電,壹個帶負電,分為對立的二部分。然而磁體無論如何切分,都不能分出單獨的磁北極和磁南極;幾乎所有事物都有其對立面,有矛就有盾,有正就有反。然而萬物之間卻只有引力沒有斥力;普通紙帶可分為正面與反面,左側與右側,對立統壹規律在此有完美的體現。然而如果將這根紙帶扭轉180度,然後把兩端粘在壹起,就形成壹條莫比烏斯帶。對於莫比烏斯帶,不存在正面、反面;也沒有固定的左側、右側。

　　《矛盾論》認為:"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壹切過程中,又貫串於壹切過程的始終。"我們知道:原始社會是沒有階級的,是壹覺醒來就突然就進入了階級社會嗎?顯然不是。階級矛盾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私有財產,有了貧富差異,才慢慢地出現了階級,最後產生了階級矛盾。由此可見,階級矛盾的產生,是由同壹到差異,再到對立、矛盾的過程。即人類發展史上,存在壹段只有差異而沒有階級矛盾的時期。可見在事物發展過程中,並非從頭到尾都存在對立。這也是黑格爾和蘇聯三十年代哲學家德波林的觀點:事物內部壹開始並無矛盾,只有差異。

　　但斯大林聲稱:"差異就是矛盾",並將堅持"差異不是矛盾"的書呆子,送去見馬克思,或發配到勞改營。這樣"差異就是矛盾"成了金科玉律,並被《矛盾論》所承襲。正是:鬥爭哲學只有用槍口發言,才最有"說服力"。按照常識,"差異"表示差別,而"矛盾"表示對立。差異意味著可能發展成矛盾,但還不是矛盾。它們顯然是二個不同的概念。硬說差異就是矛盾,顯然違背了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沒有對立也要找出對立來,這很容易滑向主觀唯心主義。

　　把差異看作矛盾,混淆了對立與差異的界線,這樣在解決矛盾時,必然會采取打擊對立面的方式來對待,僅跟自己有少許差異的同事。原來的同誌壹但沒有緊跟形勢,就很可能被當作敵人進行打擊。這樣,人民內部無休止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就有了哲學依據。無非是毛澤東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連續不斷地搞運動,壹次又壹次地劃線、站隊。抓"壹小撮",實現"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目標了!

　　認為處處充滿矛盾,把差異看作矛盾的鬥爭哲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歷史上,斯大林將聯共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98名逮捕和槍斃,將1966名代表中1108名逮捕。另外軍隊中有14位司令,以及60位軍團長和136位師長被槍決。半數以上的軍官（約35,000人）被槍斃或者送勞改營。

　　毛澤東也不示弱,壹次"引蛇出洞"的"陽謀"就打了五十五萬在冊的右派,至於不在冊而被批鬥、下放、監督勞動的,是此數倍。另外,文革當中省部級以上幹部一半以上被立案審查,成千上萬功勛卓著的幹部沒有倒在槍林彈雨的戰場和敵人的囚室,卻在解放後莫須有地死於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中。據不完會統計,僅文革十年就有2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

　　把任何事物都看作對立的二方面,把差異看作矛盾,是壹種非白即黑的極端思維方式。必然把人簡單地分為好壞兩種:好人是"偉光正","百年難遇的天才","壹句頂壹萬句","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老子英雄兒好漢",是當然的"接班人"。壞人則是"叛徒、特務、反革命、走資派"。連子女也"老子反動兒混蛋",不準上大學,不準參軍,世世代代都摘不下"黑五類"子女的帽子。被貶為二十世紀的"賤民"!

　　世人真是這麽黑白分明嗎?《莊子·篋第十》寫得好:"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非白即黑,是壹種簡單、幼稚、危害極大的思維方式。它把同誌當作敵人,制造冤案,分裂族群,擴大內耗,激化社會矛盾。殺人魔王希特勒,殺的是猶太人,而中共運用鬥爭哲學傷害的卻是他們自己的同胞。

　　這種哲學必然拉壹派,打壹派。使壹些人憑血統青雲直上。"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潦。"最後必然是制造壹批又壹批的"八旗子弟"。另壹方面普通群眾子女,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統治者對他們進行掠奪,迫使他們與統治者對立。信奉鬥爭哲學的統治者,自以為聰明,實際上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歷史上元朝統治者把國民分為四等,把分而治之推到極處。但並沒有帶來長治久安,僅幾十年就被趕走!

　　但斯大林為什麽硬要把差異歸於矛盾呢?《矛盾論》的壹段話泄露了天機:"他們（德波林學派）認為矛盾不是壹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壹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壹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因為斯大林不承認事物在外因作用下的受迫運動,堅持事物內部的矛盾才是事物運動的根本原因。這樣,如果承認事物開始階段只有差異,沒有矛盾的話,就無法解釋事物初期的變化了。是否只有內因才是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呢?

　　三、內因決定論通向主觀主義

　　《矛盾論》認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其理論依據是:內因是事物內的本質,所以決定事物發展的基本方向。

　　但是,本質就決定事物的任何具體運動嗎?我們知道,運動有兩種:壹種是自主運動;壹種是受迫運動。例如:木偶的本質是可以按人們的操縱運動,但具體是擡頭還是踢腳,卻不是木偶所能決定的。試問,看了精彩的木偶劇表演之後,誰會稱贊木偶有表演天才,而把幕後牽線人忘到壹邊呢?可見在受迫運動中,事物變化主要由外因決定。

　　另外,事物的變化十分復雜,有的變化跟事物本質因素無關,如杯子,它的本質是用來盛飲料的器皿。但有人踢它壹腳,它照樣會滾動。滾動的速度只跟它非本質的因素有關。誰能說杯子的滾動跟它作器皿的本質有關呢?

　　第三,外因對事物運動發生影響時,常把壹定的物質材料和壹定形式的能量或信息輸入到這壹物質系統之中。因此外因也常或多或少地改變事物運動的內容,並規定運動的壹些性質或方向。也就是外因也可以影響改變事物的本質。如電子在電場作用下速度越來越快,能量不斷增加,它的壹個本質特征——質量也就越來越大,可見,外因也可以轉變為內因,自然外因也就能影響事物的發展變化,甚至起決定性作用了。

　　壹般說來,任何事物的變化,內外因都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內因起主導作用,有時外因起主導作用。由於內外因的性質不同,對事物作用的方式不同,就像千克和厘米壹樣。如果硬要比較,必須將它化為同壹種計量單位。在進行單位互換時,變換的權重不同,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同。就以雞蛋孵小雞來說,內因是雞蛋,外因是適當的溫度。如按事物復雜程度作標準。那麽用化學方法從有機物中合成壹個雞蛋,無疑要比制造壹臺孵化箱困難得多。但是,在當前社會,購買壹只母雞或壹臺電孵箱,決不比買幾只雞蛋便宜!以經濟學觀點,保持適當的溫度比買幾只雞蛋更難。因此,不管具體情況和評價標準,說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不可取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實踐中,外因起主導作用的事例可以說俯拾即是,如物理學中的自由落體運動;生物學中的"適者生存";化學變化中,酒精與濃硫酸共熱,條件不同,或生成乙烯或生成乙醚都是例子。甚至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中,就有幾條明文規定外因起主導作用。有人說，"人們的社會地位決定人們的思想。"可是,對個人來講:環境、教育、社會地位統統不過是外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對生產關系來說,生產力是外因;"在異族入侵的情況下,民族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這裏外因（異族）是社會變化的主要原因。

　　但是,對這些問題,有些有又有不同的理解:"在壹定的條件下,外因確實能夠由從屬作用反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作用,但外因的這種決定作用本身是內因所要求的,也是適應著內因的需要而出現的,並且還要服從於內因所決定的事物的特殊規律性。所以,只有內因方是對事物發展最終起主要作用的原因。"

　　就是說:即使中運動中外因明顯處於決定性的地位,那也是內因規定的結果。這實際上取消了對事物變化的具體分析。顯然違背了實事求是原則,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它在邏輯上可以自成壹說。對此,我們只有采取"歸謬法"來論證。

　　對壹個理論,最起碼的要求是: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從理論出發,通過嚴格的邏輯推理,發現所得出的結論中有兩個互相矛盾,那麽就宣告了這壹理論的破產。對於內因決定論,也可以采取這種方法來檢驗。

　　《矛盾論》認為:"兩軍相爭,壹勝壹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

　　現在假定戰爭甲乙雙方,甲勝乙敗,按內因決定論,對甲而言,甲勝的原因在甲方內部,因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壹個,那麽對乙方來說,乙方失敗的原因也應在甲的內部,這樣乙失敗的根本原因豈不是在乙方之外?這與內因決定論矛盾。戰爭勝負的原因是客觀存在的。如果勝敗的根本原因在壹方的內部的話,那麽對另壹方而言,就是外因起主要作用了。可見,內因決定論不能自圓其說。

　　但是,也有人認為,即使戰爭雙方都認為自己內因是決定戰爭結果的根本原因,那也並行不悖,因為壹方勝利的內因,就必然是另壹方失敗的內因。例如:甲勝是甲本身強大,或指揮正確,乙敗是乙弱,或指揮失誤,甲強必然乙弱,這裏甲強,乙弱都是各自壹方的內因。

　　對此有人認為,不能說甲強,乙弱都是各自的內因。因為甲是否強大,是跟乙的實力比較而言的。這裏實際上是把甲乙雙方當作壹個研究的整體,並進行比較而得到的結論。強弱並不是甲乙雙方中壹方的內因。指揮正確與否,也是針對對方策略的壹個最優解。

　另外從歷史上看,確實存在壹方失敗的內因不等於另壹方勝利的內因的情形。歷史上元世祖出征日本失敗,其主要原因也不是日方如何指揮正確,而是海上大風暴!

　　對於這種情形,有人提出對戰爭問題,只能把作戰雙方看作壹個統壹壹體,於是雙方內部及雙方之間的矛盾,統統成了內因,顯然,這種觀點是違反事物無限可分原理的,而且不允許將作戰的壹方抽出來分析,事實上也行不通,翻開中共的黨史去瞭解,那壹場戰爭不是以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作為壹個事物來分析,並以此劃分內因和外因的呢?

　　不過,以上觀點也有壹個合理的內核,就是許多戰爭問題,往往不能僅僅由壹方的內因來決定,當戰爭雙方實力相當,並且都不了解對方決策時,戰爭帶有壹定的冒險性,這猶如錘子、剪刀、布賭勝,因為錘勝剪、剪勝布,布勝錘子。所以不論出錘、剪還是布,勝、敗、和三種情況將各占三分之壹,妳能說勝敗的根本原因可以僅由壹方的內因決定嗎?

　　壹般地講,內外因可看作壹對矛盾,外因處於矛盾主要方面時,外因是事物變化的主要原因,反之,當內因處於矛盾的主要方面時,內因是事物變化的主要原因。例如:對生產關系而言,作為外因的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產關系的變化由生產力決定。同樣,思想與環境的關系上,也是因為在這壹對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環境,不是個人。

　　內因決定論是錯誤的,但它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當時蘇聯處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和包圍之中,得不到其它國家政府的支援,當時理論界又有人照搬馬克思主義典理論家的個別詞句,認為壹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針對這種思想混亂狀態和形勢,為了鼓舞人民的鬥誌,斯大林和蘇聯的壹些理論家,做出強調內因的解釋,是可以理解的。

　　這壹理論傳到中國,對大革命失敗後,對王明左傾路線而受到極大損失的中國人民,產生了很大的鼓舞。又因為中國是壹個自給自足經濟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使人們不易看到外因的重要性,因此,內因決定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被廣泛接受,應該說,這壹理論在歷史上還是有過積極作用的。

　　但是,這畢竟不是壹個科學理論,它對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損失,中共建國之後,中國在對外關系上,長期實行閉關政策,這當然有許多原因,而內因決定論,則為這種做法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外,內因決定論把人的思想看作他的本質,忽視了它在環境影響和教育下會轉變,這就助長了文革中和文革前只註重家庭出身,不註重現實表現的血統論,而且對犯錯誤的人不能客觀公正,動不動就認為是本質不良（內因）,助長了運動中的無情鬥爭,殘酷打擊傾向。對於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存在的嚴重的個人迷信,不能不說跟哲學上的內因決定論有關系。

　　內因決定論者,常常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為在生活中,常常把主觀因素看作內因。中共建國以後的左傾錯誤,就常常以主觀主義為特征,這跟某些人主張內因決定論不無關系,中共建國以後的大躍進,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災難,就是片面強調主觀意誌,強調內因的結果,所謂"人的因素第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的產";這都是片面誇大主觀能動性的口號,都是內因決定論的壹種延伸。

　　四、統壹體中,同壹性起主導作用

　　《矛盾論》承襲了列寧、斯大林的鬥爭哲學,認為:"對立的統壹（壹致,同壹、合壹）,是有條件的、壹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壹樣。"這種哲學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歷史充滿了血腥,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

　　事實上,沒有同壹性,雙方不存在任何關系,也就沒有鬥爭性了。矛盾的鬥爭性是以矛盾的同壹性為前提的。另外,矛盾的雙方是互相依存的,沒有矛就沒有盾。表面上看,狼是鹿不共載天的死敵。但狼撲殺了病鹿、老鹿和有遺傳缺陷的鹿,從而使鹿群能夠健康繁衍,生機勃勃。同樣地,鹿群也在不斷淘汰狼群中的弱者。由此可見,矛盾的鬥爭性本身又蘊含有同壹性。這種統壹和同壹,與對立形影不離。所以把對立面的鬥爭性看作絕對的,無條件的;把對立的統壹看作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觀點是錯誤的!

　　再從事物之間具體關系看。事物往往由多個部分組成,各部分之間有矛盾就有協作,矛盾存在壹天,協作就壹天不會消失。因為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樣不同的部分之間就不僅僅有矛盾關系,也有中立和協作的關系。只看到它們之間的鬥爭,不承認它們之間的合作,必然導致自相矛盾。例如:三國中的吳與蜀,雖有矛盾鬥爭,但主流是協作、共抗強魏。而且魏國威懾壹天不消失,吳蜀合作的基調就壹天不會改變。又如:狼吃鹿,鹿啃樹皮。黃石公園引入狼群,使樹林得到更好的保護。從某種意義上說,兇狠的狼是草原和樹木的保護神。

　　各部分之間的這種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關系,構成了事物內部的關系網絡。在網絡中各實體在壹定的範圍內變動,形成動態平衡。如鹿與狼是壹對矛盾。鹿大量繁殖後,狼的食物充沛,更多的狼存活下來,使鹿數量下降;當鹿的數量降到壹定程度後,因食物短缺,狼大量餓死,天敵減少,又促使鹿的數量上升。維持兩者的平衡和統壹。即使人為幹涉,把狼清除,還是會因為牧草和樹木等因素的限制,讓鹿的數量不會無限增加;達到新的生態平衡。

　　在事物變化中,盡管局部臨時出現不平衡,但從總體看,事物壹直處於平衡狀態。所以平衡、（同壹、統壹）起主導作用。例如:動物的運動系統、循環系統、呼吸系統、生殖系統各系統間雖然有矛盾（如爭奪營養的供應）,但主要是協作。如果各部分工作不協調,有矛盾,那麽該動物就疾病纏身了。

在統壹體中,同壹性超過鬥爭性。如果鬥爭性超過同壹性,這個統壹體也就分裂、不存在了。在實際中提倡協商諒解,協調和諧,化解矛盾,求同存異。合作雙贏,找到雙方利益的平衡點,往往是正確的選擇。壹味地鬥爭,不註意"有理、有利、有節",往往使矛盾激化,最後或者是同歸於盡。或者新矛盾取代舊矛盾,開始新壹輪循環。

　　就以工人與資本家為例:企業需要工人,也需要資本、設備、技術和管理。工人和工廠主,缺了對方,都不能完成生產。勞資關系融洽了,工人以廠為家,提合理化的建議,使企業迅速掘起。結果工人收入提高,老板也獲利;相反,老板敲骨吸髓,工人溫飽難求,無心生產,效率難以提高;或工會要價太高,老板利如紙薄,不願投資改進設備。兩種結果都是企業遭淘汰,工人失業,老板經營失敗。總之,勞資雙方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只有攜手共進,優勢互補,才能使企業欣欣向榮,實現雙嬴。

　　不過,按鬥爭哲學,奪取資本家財產,也是條思路。但實踐證明,這條思路的結果是:工人地位依然沒有改變，統治者並不重視他們的長遠利益。現代工業生產,必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萬人企業,廠長只有壹個。奪權結果,大多數人還是工人不會有什麼實質上的改變。雖然名義上每人有壹份企業財產,但它既不能出售,又沒有分紅,實際上是畫餅。而管理者沒有產權,決定了國企效率低下;又因企業都姓"公",不接受共產黨定的工資只有失業。於是"當家作主"的工人比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收入更低。而很多廠長利用職權,損公肥私,成為新資本家。所以奪權不過讓個別人"從奴隸到將軍"而己,實際上是:壹切又回到起點,原有矛盾並無改變。

　　常識告訴人們:揪著自己頭發是不能飛上天的。運動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動物奔跑所需推力,是肌肉收縮蹬地產生的反作用力。肌肉收縮是神經系統指揮,循環系統運輸,呼吸和消化系統提供氧氣和營養總之是各系統協作的結果,不是鬥爭的成果。動物的發育成長,也不存在呼吸系統與循環系統妳死我活的博鬥。事物變化的內因,有的是內部矛盾力量對比的變化、新矛盾取代舊矛盾,也有的是系統各部分的成長和平衡位置的調整。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不能單獨推動事物前進。斯大林毛澤東不承認外因在事物變化中的作用,僅從事物內部找原因,這樣必然把矛盾的鬥爭性,當作事物變化的唯壹因素。從而形成鬥爭哲學。

　　把矛盾的鬥爭性看作絕對的,造成只講鬥爭,不講妥協;只講矛盾雙方的互相排斥,不講矛盾雙方的互相融合性。必然造成黨內人人自危。"迫使壹些同誌不得不""""只磕頭,不說話""""或""""只抄報紙說套話"""",或""""昧著良心說假話"""",或發些違心之言。記得""""千人大會上"""",有人說,這幾年來,壹個人自己想的是真的,兩個人講的,半真半假,三個人壹起講的,全是假的。"（薄壹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這種鬥爭哲學,使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極端孤立。唯我獨左,四面出擊。如不是美國反對,差壹點被蘇聯施加"外科手術式"核打擊。

　　鬥爭哲學是獨裁者轉移民眾的視線,尋找"替罪羊"分而治之的帝王術!但鬥爭哲學這種帝王術,註定是不能長久的。蘇聯專制集團,僅幾十年就被民眾推翻。由此可見,中國對別國的理論既要學習,更要分析,不要"外來的和尚好念經",不要把別國的糟粕當作"九天玄女娘娘"頂禮膜拜。

馬克思的資本論存在的錯誤

作者 中國網友

關於“資本論”。馬克思自己曾直言不諱的作出過這樣的評論：“本書第壹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懂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已盡可能的做到通俗易懂。而以貨幣為其完形態的價值形式。是及無內容和及其簡單的。因此，除了價值形式那壹部分，不能說這本書難懂。”（1）
其本人這樣的如是之說，確實 是壹種普遍的現象。每壹個“資本論”的閱讀者應該都會遇到這樣讀解上的困難。
眾所周知，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就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核心“勞動價值論”。而價值實體所要討論的是：價值為什麽必然要采取交換價值這壹表現形式。以及通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以最簡單的最不起眼的樣子壹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以此解開貨幣之謎。”（2）
壹種理論如具完整性，就不難提供整個體系之間各個方相互印證的簡單循環法，也就是前因後果之間的必然聯系。對“資本論”的最初要求不外乎以勞動價值論為前提，引導出商品世界的貨幣形態，以及再以商品世界的貨幣形態去實證勞動價值理論。但是，這樣基本的理解要求，在資本論的理論體系中，要想去尋求解答，則近乎於絕望。
仔細閱讀“資本論”的開篇壹章，其間的難解、艱澀，甚至時常所能感覺到的深奧，並不完全源自於其以人間勞動這壹現象的外觀。作為其價值法則貫徹的內在基礎所展開的理論分析，也不是價值形態的極無內容和及其簡單。而是圍繞對價值兩個不同層面的分析，即價值實體和商品的價值關系裏所包含的價值表現。
好像是在做著從沒人打算做的事情。但最終所導致的結果卻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根本不可能到達最終的貨幣形態。之所以會這樣，問題出自理論結構本身，是在對價值實體以及價值關系的解析方式上存在著邏輯之間的矛盾。
在資本論的整體結構中，勞動二重性理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光是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結構的支撐點，也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3）馬克思本人因此也給予了其極高的評論。認為對勞動所包含的二重性的批判的證明“是其著作《資本論》的最大優點”。（4）而勞動價值論的失誤，恰恰就隱含在勞動二重性的理論中。可以這麽說，勞動二重性理論，是其著作《資本論》的最大敗筆之處。
所以，分析就從這裏開始。之前，有必要先回顧壹下其基本理論內容。
“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壹種兩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4）而商品這種二重性產生的根源則來自於勞動二重性，因為“壹切勞動，從壹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壹切勞動，以另壹方面來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壹定目的的形式上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6）
同壹勞動的這種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區別，必然也會反映在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的變化上。雖然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是同壹勞動的兩面，但是其所分別形成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兩者之間卻並不表現為和諧的統壹體，而是有著內在區別的矛盾體。
“更多的使用價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質財富。然而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7）這樣的變化，完全是因為勞動生產力作用的結果。所謂“勞動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8)如果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同等勞動就會生產比以前更多的使用價值。反之，亦相反。
正因為勞動生產力總是指具體勞動的生產力，其作用僅僅只與生產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有關。“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9）也就是說，與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無關。所以，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
這樣，必然也會引起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之間非等向運動的矛盾。“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麽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10）
以上就是有關勞動二重性的基本理論構成。作為對其理解的關鍵。通過上面簡要的概述就可知道，只須充分把握兩個前提就足夠了。
同壹勞動，既是相同的抽象的，也是具體的有用的。前者形成商品價值，後者生產使用價值。
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同時發生的向相反方向的對立運動，是因為勞動生產力只作用於具體勞動，而與抽象勞動無關的結果。
正是這兩點，構成了勞動二重性理論的核心。而洽洽，這兩點也正是造成勞動二重性理論失誤的根源。對此，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展開說明，壹個是理論嚴謹性方面的缺失，壹個是理論邏輯性方面的錯誤。
首先從其理論嚴謹性的缺失這壹方面來分析，其主要表現就是在理論結構上的不連貫。對此，不論是有關於具體勞動，還是有關於抽象勞動，都存在著結構上的不足之處。
其在具體勞動方面的表現是這樣的：
“壹切勞動，從壹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壹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消耗，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11）
“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12）
“勞動總是聯系到它的有用效果來考察的。”（13）例如，“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同樣，決定它們存在的勞動即縫和織，也是不同質的。”（14）
“正是由於縫和織具有不同的質，它們才是形成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15）“如果這些物不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從而不是不同質的有用勞動的產品，它們就根本不能作為商品來互相對立。”（16）
雖然，“縫和織是不同質的勞動。然而在有些社會狀態下，同壹個人時而縫時而織。因此，這兩種不同的勞動方式只是同壹個人的勞動的變化。正如，我們的裁縫今天縫上衣明天縫褲子只是同壹個人的勞動變化壹樣。”（17）“這種變換是必定要發生的。”（18）
到此為止的理論，它具體了有用勞動的概念範圍，並沒有什麽可指責的。而問題之處是在這之後，是在決定商品質的有用勞動和影響商品量的生產力這兩者的關系之間，缺失了必要的理論過渡，沒能明確。有用勞動的涵蓋範圍不但可以決定有別於其它使用價值的商品的質。而且也會決定商品的量。也就是說，沒能明確有用勞動從質的屬性到量的屬性之間轉變的必然。同樣，也就不能明確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到底也應具備什麽樣的屬性。
因為，如果沒有這種過渡性的說明，單就有用勞動的屬性而言，它生產使用價值。進而就使用價值來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而不會是使用價值的量。因之而產生的變化，也只能是質變，而不會是量變。是怎樣勞動、什麽勞動的問題。
這樣的話，依從先期既成的理論結構，作壹貫性的延續。則最後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生產力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生產力。”（19）“生產力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20）因為，“就使用價值來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21）
作為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生產力，當然只會與具體的有用的勞動有關。因此，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化都會使具體的有用形式的勞動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同壹勞動或者采取織的形式，或者采取縫的形式，或者其它。
相反的，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麽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22）只是同壹勞動的客觀表現在質上的不同而已。
面對這樣的結論確實會感到很詫異。但是，這只不過是因為在勞動二重性的理論結構中，缺失了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從質變到量變的理論過程後所應該形成的必然。
接下來，再轉到抽象勞動的方面來看。
與前者不同的是，有關抽象勞動的理論缺失是相對於具體勞動而言的。因為，在勞動二重性以前的理論構成中，勞動生產力已經有了另壹種內涵。
“壹切勞動，從壹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23）
“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24）
“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裏面，那麽，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25）也就是說，價值量的尺度，就是用壹定量的時間單位作尺度，就是勞動時間。
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化而變化。”（26）
“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少，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少。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正比。”（27）
很顯然，這個生產力是作用於抽象勞動的生產力，是相對於具體勞動生產力的存在。在這裏帶動生產力不但已具備了另壹種作用內涵，而且，這個生產力始終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的生產力，是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的生產力。
由此可見，勞動二重性不但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而且也使勞動生產力有了兩重的含義。並且，分別作用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勞動生產力，分別代表著各自不同的作用形式。
壹方面，是影響具體勞動量的生產力。這時，“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28）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麽變化，同壹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29）
壹方面，是影響價值量的生產力。這時，“如果生產壹件上衣所需要的壹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不變。上衣的價值量就同上衣的數量壹起增加。假定生產壹件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壹倍或減少壹半。在前壹種場合，壹件上衣就具有以前兩件上衣的價值。在後壹種場合，兩件上衣就只有以前壹件上衣的價值。雖然在兩種場合，上衣的效用和以前，上衣包含的有用勞動的質也和以前壹樣。但生產上衣所耗費的勞動量有了變化。“（30）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表現。從壹方面看，“同壹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價值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31）從另壹方面看，在每壹個同樣的使用價值上提供的具體勞動的質總是相同的。但每壹個使用價值內包含的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少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多些。
依據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勞動二重性理論結構中缺失了對抽象勞動生產力的認同。因而模糊了壹個事實：勞動生產力也應具有二重性。這壹層意義的浮現，當然會對其理論邏輯產生影響。
直接的疑問就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矛盾引起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同時發生的向相反方向的對立運動，其產生的根源，到底是勞動生產力僅僅只與生產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有關，而與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無關，還是其它?

因為，從其單純的邏輯角度來看，勞動生產力只作用於具體勞動，而與抽象勞動無關和勞動生產力只作用於抽象勞動，而與具體勞動無關。這兩者都會形成同樣的結果。
在生產力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生產力的場合：
“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的總量的價值量。”（32）
在生產力始終是相同的抽象的勞動生產力的場合：
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減少勞動所需必要時間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增加這個必要的勞動時間內所提供使用價值的總和，就會增加這個減少的勞動時間內的使用價值量。
如要區別“減少這個增大的總量的價值量”與“加增這個減少的勞動時間內的使用價值量”之間的不同。其真正的困難在於它們好像只是同義反復。
之所以會這樣，是源於這樣的事實，價值量和使用價值量的對立運動，是由勞動生產力的二重性引起的，只有將作用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兩個形式不同的勞動生產力結合在壹起時，才會形成這樣的結果。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價值量就會少些，而使用價值量就會多些。勞動生產力降低時，價值量就會多些，而使用價值量就會少些。
這壹事實引出勞動二重性理論的真正問題所在。其致命的失誤是發生在其理論邏輯的概念構成上。因為這裏沒有抽象勞動生產力作用的余地。
作為物理學的基本常識：兩個物體只有受到不同的外力作用，才會產生反方向的對立運動。如果外力只作用於壹方，只會形成受力方的單向運動。
因此，僅僅只作用於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會形成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同時發生的相反方向的對立運動。這種理論觀點是根本的邏輯謬誤。因為，相反方向的對立運動，不可能是單方作用的結果。
從勞動生產力無論是作用於具體勞動還是作用抽象勞動，都會形成相同結果的現象來看，使用價值量的增加，必定會伴隨同壹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的減少，而價值量的減少必定會使同樣時間內使用價值量增多。這種現象形式的產生理應是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使用價值量的增長和其價值量的同時下降，是由兩個不同表現形式的勞動生產力，在共同的作用下，其中壹方使使用價值增加，另壹方則使必要勞動時間減少。這樣，才會形成同時發生的相反方向的對立運動，兩者缺壹不可。
但是，這種雙方的協同合作好像又不可能成立。因為，在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框架內，無論是作用於具體勞動的生產力，還是作用於抽象勞動的生產力。在其各自發生作用時，都在極力排斥著對方的存在，雙方並不存在共同合作的基礎。
這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哪些特征。”（33）形成商品價值的抽象的人類勞動，正是因為抽去了所有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這時，勞動生產力的作用對象是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
而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的生產力，只“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34）在這樣的前提下，勞動生產力只能具有各自獨立的和單方向的作用形式。雙方之間，並不存在聯系上的必然。
真是四苦八苦，勞動二重性理論到底應該怎樣才能成立，又應該建立在什麽樣的理論基礎之上呢？因為，互相排斥對方存在的生產力的變化。其結果只能是或者使用價值量發生變化，而價值量不變，或者價值量發生變化，而使用價值量不變，並且，這種與有關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初衷完全背離的運動形式，在其理論進壹步的展開上，確確實實的出現了，而且也完全印證了勞動二重性理論的矛盾。
要確認這種雙方完全不壹致的運動形式，如果有壹個可供參照的靜止系就會相對容易的對立加以區別。顯然最簡單的參照方式“就是壹個商品同另壹個不同種的商品的價值關系。”（35）比如兩個不同種的商品麻布和上衣，在作進壹步的說明之前，有必要作壹些準備，先去了解何為價值關系。
麻布和上衣，之所以它們是商品，“只應為它們是二重性，即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為商品或具有商品形式”。（36）
“商品只有作為同壹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那麽不用說，價值對象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37）
既然，價值是由勞動來表現的，而勞動又具有二重性。那麽，由勞動所表現的價值，理應也同樣具備了由不同勞動所遺傳而來的二重表現。即抽象勞動形成的價值，和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值的價值。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這兩個價值又表現什麽樣的對象性。
如果是由抽象勞動的價值=抽象的價值，或者是由具體勞動的價值＝具體勞動的價值，這樣只是單方面互為對象的話，那麽，顯然會產生這樣的矛盾，只由具體勞動所表現的價值對象，連壹個自然物質的原子都沒有。只由具體勞動所表現的價值對象，又不知何以表現為價值。但兩者又都同為勞動的表現形式，自有其得以成立的合理。
因此，由抽象勞動與抽象勞動互為價值價值對象的價值關系，被稱為相對價值關系。而由具體勞動與具體勞動互為價值對象的價值關系，則被稱為等價關系。價值形式的理論任務就是將二者合二為壹，使其各自構成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成和等價形式。前壹個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說，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後壹個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說，處於等價形式。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壹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38）並且互為對方提供形式上的完整。這樣，“通過價值關系，商品B的使用價值形式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39）“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這樣表現出來的商品A的價值，具有相對價值形式”。（40）同樣“當商品A通過不同種商品B的使用價值表現自己的價值時，它就使B取得壹種特殊的價值形式，即等價形式。”（41）
在這個價值等式中，形成價值的抽象的人類勞動，要由具體勞動以其自己可以捉摸的的自然形式，為不含壹個自然原子的、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提供可以表示價值的物，使其價值形式可轉換為自然形式。而形成使用價值的具體人類勞動，要由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為只是某物即某種使用價值單純量的形式，提供可表示壹定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的量的規定。使其自然形式可轉換為價值形式。
但是，不論是以抽象勞動價值為條件的相對價值形式，還是以具體勞動為條件的等價形式，不過是同壹種勞動的兩面。也就是說是同壹商品所表現的兩個不同的價值形式而已。不管是上衣表現為等價物，麻布表現為相對價值，還是相反。只是由抽象勞動所形成的價值，有了不同的含義表達。本來，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價值量就是某物形成價值實體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而其在價值等式中，價值是以相對的形式出現的。這時，相對價值量的表現，是通過其它種的使用價值量，來作為其價值表現的壹種對象性。就是說，商品的相對價值量是表現在另壹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量上。
這樣，在了解了價值形式以後，再回到如何去檢證商品的使用價值量和價值量會發生完全不壹致的運動形式，這個問題上，就會發現，利用價值與相對價值之間的特殊關系，是壹種很容易的證明方法。並且，就連答案也提前給出了。這就是：“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再價值量地相對表現，即相對價值量上。即使商品的價值不變，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使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不變，完全不需要壹致。”（42）
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結論，源自於事實為其依據。
現以“20碼麻布＝1件上衣”這壹等式為例。
這壹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碼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樣多的價值實體。就是說，這兩個商品量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但是生產20碼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是隨著織或縫的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現在我們要較詳細地說明壹下這種變化對價值量以及價值量地相對表現的影響。”（43）
“麻布的價值起來變化，上衣的價值不變，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種植亞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長壹倍，那麽，麻布的價值也就增大壹倍。這時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2件上衣，因為現在1件上衣包含的勞動時間只有20碼麻布的壹半。相反地，如果生產麻布地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織機改良而減少壹半，那麽，麻布地價值也就是減低壹半。這樣現在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44）
我們把麻布價值發生變化地兩種情形對照壹下就會發現。麻布與上衣交換數量所發生地變化，是分別依據了相對價值和價值這兩個不同的價值表現形式作為其原因的變化。由20碼麻布＝1件上衣變為：1、20碼麻布＝2件上衣，是相對價值起了變化的結果。2、20碼麻布＝1/2件上衣，是價值起了變化的結果。
在1的場合，壹切矛盾都隱藏在這個形式之中，因此，分析這個事例確實困難。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麻布的使用價值量減少了壹半，這是由於亞麻的減產，而這個原因卻能使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壹倍，就是很奇怪的結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亞麻由於土地肥力上升的豐產，也必定會使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壹半。顯然，這不太可能。事實是，亞麻量的變化，並不會影響到麻布的勞動生產力。生產20碼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還是在社會平均勞動熟練掌握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這個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因此，20碼麻布的價值，並沒有發生變化。從這壹角度看，20碼麻布還是等於1件上衣。生產這兩個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還是壹樣的。而變化的則是由於具體勞動所體現的使用價值量。因為，由於亞麻的減產，所能提供的使用價值量只有原來的壹半。因此，與其上衣的價值關系則會發生變化。這時，由於上衣的價值不變，其能夠體現在上衣使用價值量上的相對價值，只有過去的壹半。所以，它的相對價值量減少了壹半。現在是10碼麻布＝1件上衣。當然，也可以看成是20碼麻布＝2件上衣。如果這時將等式倒過來，上衣表現為相對價值，麻布表現為等價物。結果也會是壹樣。上衣的價值不變。但由於為其提供等價物的麻布的使用價值量減少了壹半，所以，表現在這個使用價值量上的上衣的現對價值因此會增加壹倍，這時不是1件上衣＝20碼麻布，而是2件上衣＝20碼麻布。可見，“即使商品的價值不變，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發生變化。”（45）這是由於具體勞動生產力單方向作用的結果。
在2的場合，這是價值起了變化，由於織機改良的結果，產生相同使用價值量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只有過去的壹半。因此，麻布的價值也就減低壹半。
但是，雖然價值起了變化，而由具體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卻沒有改變。這是因為如同亞麻的豐產不會使生產亞麻布的勞動生產力因之而提高壹倍壹樣。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同樣也不能使亞麻因之而豐產。
因此，同樣會出現兩個結果。
由於麻布的價值減低了壹半，它的相對價值即它表現在上衣的價值與此成正比。現在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
如果將等式倒過來，使麻布處在等價形式。雖然麻布的價值減少了壹半，但它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並沒有變化。由於等價物始終只是使用價值的單純量形式。所以表現在麻布使用價值量上的上衣的相對價值也不會發生變化。在這裏，依舊是1件上衣＝20碼麻布。因此，也可以這麽說，由麻布的使用價值量所反映的相對價值量並沒有改變。可見，“即使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不變。”（46）這是由於抽象勞動生產力單方向作用的結果。
通過對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由於“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即相對價值量上”。（47）同壹事象，從價值與相對價值這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會形成完全不同的結果。其根源，則來自於勞動生產力單方面作用的結果。因為它使價值量和使用價值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完全不壹致的運動形式。
如果，勞動二重性理論的內在矛盾，在這裏表現的還比較隱澀的話，那麽，還有壹種更為簡明的方法，可以更進壹步地明確地印證這種矛盾地存在。這就是理論的簡單還原法。
兩個相同的使用價值之間，比如2件上衣。它們的構成關系，不僅是同壹勞動所表現的直線時間上的排列，而且也可是由不同勞動所形成的平行時間上的並列。因為，被“當作壹個同壹的人類勞動力”（48）的內含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49）由這個無數單個勞動力所生產的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構成，則表現為同壹時間上的並列關系。
使用價值之間這兩個不同構成關系的內在區別在於，勞動生產力只會作用與同壹勞動的排列關系，而與並列關系無關。
因為，構成無數單個勞動力內容的其存在數量上的增減，是不會受到任何制約的。因而是無數的，由此而引起的並列關系上使用價值量的增減，也是無規律的運動。人數增加，同壹並列時間內的使用價值量也增加。人數減少則隨之減少。
而且，其中任意壹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應該是被“當作同壹的人類勞動力”（50）所規定的“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性質的、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作用”（51）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每壹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壹個勞動力壹樣，都是同壹人類的勞動力”。（52）從而，其所生產的使用價值的價值量，也是同壹的。
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構成處在排列的場合，“隨著物質財富（使用價值）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53）這種對立的運動是由勞動二重性的矛盾引起的。
而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構成處在並列的場合，隨著物質財富（使用價值）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會隨之同步增長。因為，在這裏只是有用勞動數的增長。就如同“如果生產壹件上衣所需要的壹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不變，上衣的價值量就同上衣的數量壹起增加”。（54）
所表現的有用勞動量的增長，其結果是壹樣的。
因此，如果將勞動二重性理論結構中的同壹人模式，簡單的還原為復數人的並列關系模式，就是說，將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由量的變化轉換成有用勞動在數上的變化，那麽，勞動二重性的理論結構則會立刻顯得無所適從。並且使用價值在量上的增加，決定了勞動生產力的變化，也只是較為特殊的事例。比如，能使使用價值量增加壹倍的勞動生產力的變化，應該可稱得上使產業革命。另外，如果使用價值量的每壹變化，都要從其勞動生產力的角度出發而給予解答，確實是壹件很辛苦的事情。比如，解釋使用價值量減少的內在原因，等等。而從勞動力的增減，即有用勞動數的變化這壹角度，去說明使用價值量增加壹倍或減少壹半的原因，則較為簡單。
最為重要的是，在並列關系上形成的使用價值量的或增或減，則是日常茶飯事。而且這還是較為普遍的經濟現象。
另壹方面，使用價值之間這種並列的關系構成，同樣也可進壹步印證價值量和相對價值之間的不壹致。在這裏，要較為詳細的對之加以說明。
“兩個不同種的商品A和B，如我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這裏顯然事起著兩種不同的作用。麻布通過上衣表現自己的價值，上衣則成為這種價值的表現材料”。（55）前者，麻布的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說處於相對價值形式”。（56）後者，上衣“起等價無的作用，或者說處於等價形式”。（57）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系的不同的商品上”。（58）
“不論20碼麻布＝壹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說，不論壹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壹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著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總是同壹單位的表現，是同壹性質的物”。（59）
“20碼麻布＝1件上衣，或20碼麻布值壹件上衣。這種表現也包含著相反的關系。1件上衣＝20碼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碼麻布，要相對地表現上衣的價值，可以把等式倒過來”。（60）這樣，成為等價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可見“壹個商品究竟是處於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於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於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說，取決於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價值的商品”。（61）
雖然“同壹商品在同壹價值表現中，不能同時具有兩種形式”。（62）因為在同壹價值表現中，“這兩種形式是作為價值表現的兩極而互相排斥的”。（63）但是，“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又是同壹商品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64）不論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只是由於它們具有這兩重形式。
在此前提下，同壹商品相應的具備了這兩種形式的要素。壹方面，即可作為相對價值形式的表現，壹方面，也可是等價形式的表現。只是形式所要表達的內容會發生變化。
其處於相對價值形式的場合，是形成價值實體的抽象勞動所代表的價值上的等量。而在等價形式的場合，是具體勞動所形成的使用價值在單純量上的等價。所以，同壹等式，即可看出是雙方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也可看作是雙方使用價值的單純量上的相等。
那麽，將這兩個不同的內容形式融合為壹體，則成為：抽象勞動的質＝具體勞動的量。也就是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使用價值的單純的量。
20碼麻布＝1件上衣，同這種表現相反的關系1件上衣＝20碼麻布，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同文反復而已。只不過壹旦這樣做，成為等價物的就不是麻布，而是上衣。假若生產力發生了變化，不論是20碼麻布＝2件上衣，還是1件上衣＝10碼麻布，也都是互為相反關系的等同。
但是，如果同為表現等價關系內容的兩個使用價值的構成關系發生變化，情況就會變的不壹樣了。
由20碼麻布＝1件上衣變為20碼麻布＝2件上衣。如果這是由於生產上衣的勞動生產力發生了變化，使上衣的價值減少了壹半。所引起的在具體勞動量上的變化。那麽，假如調換兩者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位置，使其關系相反，結果還會是壹樣的。這時是1件上衣＝10碼麻布。
如果這是由於生產上衣的勞動力所影響的。單純具體勞動數上的增加，比如2件上衣的內含變為這樣：20碼麻布＝1件上衣＋1件上衣，由於等價物始終只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單位的量的形式，不在乎其構成方式，那麽，假如這時調換兩者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位置，使其相互交換，則會出現這樣的結果，1件上衣＝20碼麻布。因為期間包含著這樣的意思，上衣和麻布作為價值是同壹單位的表現，是同壹性質的物。
而且20碼麻布＝1件上衣＋1件上衣這種構成方式還有證明自己存在合理的內在支持。因為期間包含著這樣的事實，“隨著物質財富（使用價值）量的增長，它的相對價值量會同時下降”。（65）
那麽，接下來擺在面前的難題是：交換到底應該按什麽規律進行。怎麽交換？問題會隨著它的出現而產生解決的辦法嗎？
其實在勞動二重性理論以及價值形式理論之前，勞動價值論就已經出了問題。如果說前兩者只是使勞動價值論先天畸形的話，那麽後者就會使它夭折。
有壹種勞動，它是“生產特殊物品，滿足社會對特殊物品的特殊需要的勞動。這種特殊產品的特殊勞動的特殊性質在於，其是完全遊離於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之外存在。
1誇特小麥＝20碼麻布
這個等式說明什麽呢？說明這兩個商品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兩者“作為價值量是同壹單位的表現”。（66）
“作為價值，壹切商品都只是壹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67）因此，“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它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68）如果雙方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必定是“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69）
在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論體系中，價值在這裏“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70）是“多少勞動、勞動多長時間的問題”。（71）因為“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72）所以，社會平均“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73）也被以此作為了單位商品價值量判斷的依據。“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該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74）
“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化而變化”，（75）“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地勞動時間就越長，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76）
假設，將麻布看作是理論說明的代表，其會嚴格地遵循著勞動價值理論地規定。如果生產麻布地必要勞動時間由於織機地改良而減少壹半，也就是說其生產力提高壹倍。那麽，麻布的價值也就是減低壹半。這樣，小麥與麻布的交換比例會變成1誇特小麥＝40碼麻布。反之，亦相反。這是理論的使然。
但作為同樣的說明，如果將假設前提由麻布置換成小麥的話，就會發現，商品小麥以其自然的存在形式，拒絕了以上所有的理論。因為有關價值認定和價值變量所依據的所有理論規定，在其身上都不能得以體現。簡單的證明就是，什麽樣的生產力可使小麥的成長期減少壹半呢？
而且，提取任意壹個使用價值單位的小麥，比如1誇特，那麽以勞動價值論的邏輯理論，則無法找出依據去證實。1誇特小麥可以同20碼麻布存在理論上價值量的相等。由於價值量是用“勞動的量來計算的，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而勞動時間又是用壹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77）但任意壹個使用價值單位的小麥，其生產這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時間都不是可以用小時、日來計算的。作為壹種常識，其所需時間應是日、年這樣的計量單位。那麽該如何確定1誇特小麥和20碼麻布之間的等價交換是源自於同樣勞動時間內被生產出來的，具有相同價值量的兩個商品呢？
其實，生產這兩個不同部門的商品各自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兩個完全不同等級的概念，存在著完全不同意義上的差別，在既有的勞動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之內，無法說明兩者何以能夠等價交換。由此可見，勞動價值論有其先天的特殊局限性，這就是其理論邏輯的範疇只與工業部門的工勞動有關，而與農業部門無關，面對農勞動則會全部失效而完全不起作用。
比如，在農業部門，無論哪壹種屬的產品，必要勞動時間的理論必要對它們而言完全沒有意義。因為在這個部門中，生產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並不會被人的因素所左右，無論壹個人多懶、多不熟練，小麥的成長周期決不會因他而改變。它們具有的是天然的平均生長力，是絕對客觀的存在。在這裏，任何單個商品都可以當作該商品的平均樣品，在該種商品中生產任意壹個使用價值量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總是不變的。
正因為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會改變，所以，農業部門的勞動產品其價值量的變化，在其客觀表現上沒有任何可覺察的跡象。按照勞動價值論中關於價值量變動的判斷原則，農勞動中任壹單位商品其價值都會是永恒不變的。勞動生產力對其不起任何作用。進而也絕不會形成這樣的情景：“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總量的價值量。”(78)在這裏，農勞動的勞動生產力不會象其在工勞動上表現的哪樣，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化會影響生產該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長短，它的勞動生產力僅僅只與具體的有用的勞動有關，而與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無關。“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生產活動在壹定時間內的效率。”（79）而不會為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提供任何變量上的可能。
可是，真正令人困惑的問題是不論是農勞動還是工勞動，它們的活動都是壹定有用形式上的耗費，其對象產品都是勞動生產物都積累了壹定的人類勞動，比如，“同壹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8蒲式耳，在歉收年又表現為4蒲式耳。”（80）但農勞動中的同壹勞動量無法轉換成為時間的量，因其不能從個別使用價值單位上迎接獲取時間意義上的價值量，從而無法完成對形成價值實體的這個同壹勞動的計量確認，所以無法等價與工勞動產品之間何以是耗費了同樣多的等量勞動時間。再者，同壹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在工勞動的場合應為同壹時間上的排列關系，而在農勞動的場合則壹定會表示為並列關系上的構成。這壹點也更加深了兩者之間交換上的困難。
通過分析可知，農勞動所代表的農業部門是完全遊離於勞動價值理論之外非等同的存在，雖然，不論是工勞動還是農勞動其表現形式都是壹定量的使用價值，而且這壹定量的使用價值中也必定包含著壹定量的人類勞動。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不同物只有化為同壹單位後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為同壹單位的表現才是同名稱的，因而是可通約的。”（81）而如果“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82）因此作為結論就是農勞動產品和工勞動產品，因其無法完成量的等約，所以也無法在勞動價值論的體系之中進行所規定的等價意義上的交換。
可見，勞動價值理論從其壹開始就背負著註定失敗的命運。

中共鼓吹的辯證法的片面性

作者 韋大林

人是通過語言（邏輯）來認知把握對象事物的，人認知改造自然的主體性集中體現在他是壹個能使用語言的“言者”。人借助於語言不僅把自己與自然界區分開來，也把本來是不可分割的渾然綿延壹體的“自然之流”區分、抽象為各種不同的孤立、固定的“事物”。然而，“語言的區分”卻使人的思維跌入了語言（邏輯）自我纏繞的“悖論”陷阱中，而辯證法則是幫助人脫離“語言陷阱”，走向真實自然的階梯。


　　 壹、“悖論”是“言者”（主體）自我纏繞的集中反映


　　 黑格爾說：“單個的東西是完全不能表達出來的”。“除了普遍性的以及和自身同壹的形式外，思維不提供任何別的東西”。“那種表達存在物的語言，並不就是那存在物；被表達的東西，並不就是對象本身，而只是語言。……存在物也不是作為存在物來理解的，理解存在物，就是把它變成普遍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莊子也曾借輪扁的故事，說明語言所表達的都是對象事物的“糟粕”。盡管如此，人壹方面依靠語言（邏輯）把自己與對象事物區分開來，壹方面又不能不通過語言（邏輯）去認知把握對象，通過“普遍”的抽象概念去理解認知“個別”的事物本身，在“語言的陳述”中尋求思想的“客觀真理性”，達到主客體的同壹。


　　 人在區分、認知對象事物的同時，也用語言（邏輯）重新構建、定義了對象，賦予對象某種主體性的“語言結構形式”（“能指”與“所指”的統壹、知性概念的復合、壹定意義的邏輯命題和圖式等等），使對象“普遍化”、“壹般化”，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按照思想創造現實界”（《歷史哲學講演錄》）。人認知把握的實際上已不是純客觀的事物（“物自體”），而是具有某種“語言結構形式”的“語言-邏輯實體”（如山、河、焦急、希望、善良、堅強、友誼、命運、市場、匯率、法制、主權、龍、鳳、上帝、來世等等）。對於人來說，壹切事物都已處在壹定語言（邏輯）的“解釋和定義”之中了，人實際上是生活在壹個由他自己構造、定義的完全語言化、邏輯化的“意義世界”裏，語言（邏輯）表達的邊界，就是人的思維活動和“意義世界”的邊界，人根本無從知道語言之外的“純客體”為何物。當然，這個“意義世界”是以人類壹定的實踐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為歷史前提的。“純客體”對於人永遠都是個無人知道謎底的“謎”，因此，波普爾認為，人類的任何概念性的認知和理論（“意義世界”）對於這個“謎”來說都只是壹個“猜想”，這個“猜想”只有受到經驗不斷地“反駁”和“證偽”（否定），從而得到深化、完善（肯定），才能被“證實”是接近於“謎底”的相對的真理。


　　 這個確定的邏輯化的“意義世界”使人的思維有可能以“人的方式”即主體性的方式，把握住生動的“自然之流”，同時也把本來是渾然壹體的“自然之流”分割成了各種片面、孤立、僵化的不同“事物”（“邏輯實體”）。在這個“意義世界”裏，人是定義世界的“言者”，而世界則是人之“言說”對象化的凝結物。語言系統不同，事物的定義也不同，例如，“時空”在牛頓力學或愛因斯坦相對論不同的“語言陳述”中，就是具有不同意義的“邏輯實體”。主體與對象的關系，實際上只是“言者”與對象化的“言說”（“邏輯實體”）之間的關系，“言者”把他自己的“言說”當作了對象，人始終都是在與“另壹個自己”打交道。然而，主體作為“言者”（“定義者”）是“言說”（“意義世界”）的本體，“言說”只是“言者”的派生物。當“言說”反客為主，以“言者”為對象，成為壹種規定、限制“言者”的支配力量時，“言者”就陷入了自我纏繞的困境。各種形式的“悖論”就是集中反映了“言者”自我纏繞和自我限定的困境。“悖論”的實質是壹種語言的誤用，使人跌進了由他自己設置的“語言陷阱”。


　　 試以歷史上幾個著名的“悖論”例子來說明。先看“芝諾悖論”中的“飛矢不動”和“阿基裏與烏龜賽跑”：自然界本來是壹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物體的“運動”、“時間”和“空間”都是不可分離的，並不存在可以獨立於物體運動的“時間”和“空間”。芝諾先把“時間”和“空間”單獨分離出來，再把“時間”分割為無數個靜止的“時刻點”，再對應這些“時刻點”把“空間”分割為壹個壹個獨立的“位置”。當芝諾把“飛矢”放進這些被分割出來，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時刻點”和“位置”時，“飛矢”就“不動”了；當芝諾把奧林匹克賽跑冠軍阿基裏放進可以無限縮短的“時間”和“路程”（用“無限縮短”偷換了“零時間”和“零路程”）時，阿基裏就追不上烏龜了。芝諾的“悖論”並不是發生在現實中的“飛矢”和阿基裏身上，而是源於抽象、孤立、僵化地誤用了“時間”和“空間”的語詞，並把誤用的概念當作現實，成為壹種“語言陷阱”。“芝諾悖論”實際上只是芝諾與他自己“言說”之間的“悖論”，是芝諾“意義世界”本身的“悖論”。


　　 人們使用“時刻”、“位置”、“路程”等語詞是為了便於計量、管理“時間”和“空間”，體現了人的主體性的需要和局限。但是，“芝諾悖論”告訴我們，這些靜止、僵化的概念與自然事物之間存在多麽巨大的差異和矛盾。要克服這個矛盾，就必須“否定性”地從反面來思考概念，從“運動”中思考“靜止”，從“連續”中思考“間斷”，從“無限”中思考“有限”，從“聯系”中思考“孤立”，在對立面的統壹中運用概念。只有在辯證的運動中，概念才能脫離僵化，恢復活力，在相互聯系和變化中把握住生動的對象事物。


　　 “芝諾悖論”把概念的僵化推向極端，放大了僵化概念的荒謬性，實際上是從反面首次提出了“概念運動的辯證法”問題。


　　 “羅素悖論”是壹種“語義悖論”。其壹是“理發師悖論”：有壹個鄉村理發師聲明，他只為那些不為自己刮臉的人刮臉。有人問他，妳是否為自己刮臉？這使他無法回答。因為，如果他為自己刮臉，根據他的聲明，他就不能為自己刮臉；如果他不為自己刮臉，根據他的聲明，他就應當為自己刮臉。另壹個是“說謊者悖論”，可以簡單地表述為：有人說“我在說謊”。根據推理，如果他說的這句話是謊話，他就是在說真話。反之，如果他說的這句話是真話，他就是在說謊話。


　　 語言（邏輯）是交談和表義的工具，語言只有在壹定的話語環境中，指稱壹定的表義對象，針對壹定的交談對象才會有實際意義。這是由語言（邏輯）的本性所決定的。在“說謊者悖論”中，“我在說謊”這句話，除了以它自身為對象，沒有任何話語之外的指稱對象，如同胃中沒有食物，胃液只消化它自己，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在“理發師悖論”中，理發師聲明的對象只能是他的顧客，而不應當包括他自己。他是否為自己刮臉，沒有必要公開發表聲明，“言說”中包含“言者”，聲明針對他自己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悖論”的兩難顯示出的就是“無意義”。


　　 這兩個“悖論”壹個是話語沒有外在的指稱對象，壹個是話語不能把主體（“言者”）與對象（“言說”）區分開來，都是語言的誤用。它們的隱喻意義是，如果“言者”或“言說”不面向真實的“客體世界”，如果語言（邏輯）取消、排除了“言者”之外的“對象”和“他人”，就會形成自我纏繞的“語言陷阱”，在抽象的邏輯演繹中毫無意義地空轉。


　　 如果取消了語言（邏輯），人就不再是高於自然界的“言者”（主體），不僅不能表達，而且也不知道還有表達不了的對象事物。人借助於語言成了“言者”，就只能在壹定的“語境”和“語言的陳述、判斷”中去構建、定義對象，認知把握語言化、邏輯化的對象事物（“邏輯實體”）。因此，“悖論”的困境不是自然物本身固有的困境，而是人認知把握自然物的困境。是語言、邏輯的困境，是人的認知能力的困境，是人只能運用概念在“猜想與反駁”中不斷重建“意義世界”的困境，是人作為“言者”（主體）的困境。


　　 二、辯證法是概念克服“悖論”，認知、還原對象事物的運動規則


　　 語言哲學認為，壹切哲學的問題都是語言的問題。其實，壹切認知和思維的問題也都是語言的問題，是語言（邏輯）如何破解“言者悖論”，克服自身主觀、片面、僵化的缺陷，從主體的“意義世界”走向真實的“客體世界”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從抽象僵死的語詞概念的“片段”中更真實、更具體、更豐富、更深刻地還原“客體世界”的問題。認知和思維走向客體、還原客體的過程，就是概念的“片段”面向經驗世界，不斷否定自己又重新返回（肯定）自己，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發展的過程。


　　 語言（邏輯）是人認知把握自然的中介，其辯證運動的根本推動力來自於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和矛盾。而語言思維的運動必須遵循辯證規則，是因為語言概念及概念體系（理論）對於認知來說，既是隔絕的障礙，又是必經的通道和進步的階梯，只能在肯定與否定、量變與質變的往返運動中不斷豐富、深化自身，逼近對象事物，在語言概念的“意義世界”中，達成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矛盾的解決。


　　 凝固僵死的概念隔絕、限制了認知，導致了認知的主觀性、孤立性、片面性和固定性，必須加以克服和揚棄（否定），進而擴展、豐富自己；概念又是認知必經的途徑，認知離不了概念，概念在自我否定，獲得更豐富的內涵之後，只有重新返回自身（肯定），每壹次向自身的返回都是向對象事物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前進了壹步。概念認知對象不可能徑情直遂、壹蹴而就，只能是壹個在“肯定與否定”中逐步積累、不斷深化，包含著無數階段的迂回曲折的過程，每壹個階段都代表著揭示了對象某壹方面的性質，達到了壹個新的水平。這種階段性的認知就是壹個由量變（逐步積累）達到質變（新的水平）的過程。在科學發展史上，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從牛頓力學到愛因斯坦相對論，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都顯示了人類“概念性”認知的這種逐步積累、不斷深化和迂回曲折的階段性和連續性。


　　 人的辯證思維活動類似於寫生繪畫。畫家畫壹個人的肖像，總是用線條先畫壹個輪廓，再分別畫眼睛、鼻子、咀、耳朵、頭發等等，就相當於用語詞概念的“片段”把對象固定下來。然後再對照本人，對各個部位的線條、色彩加以修正，相當於對初始概念的否定。最後定稿相當於在反復的“肯定與否定”之後的“肯定”。經過反復修改，由線條、色彩的組合構成畫像相當於“量變”達到了“質變”。經過反復修訂完成的畫像，相當於經過辯證思維的“概念性”認知，把握住了對象事物。線條和色彩不能代替本人，但可以摹寫本人；概念不能等同於自然物，但可以在辯證運動中不斷逼近自然物。


　　 人認知、還原對象事物依靠的是概念“片段”辯證運動的“總和”，而“總和”是壹個不斷深化、永無止境的過程。人的認知如果拒絕辯證法，在任何壹個“片段”上停留下來，把線條、色彩當作肖像本人，把概念當作對象事物本身，就會立刻陷入主觀、片面和僵化，使主體的“片段”與客體“本身”脫節，使“意義世界”與“自然之流”背離。


　　 在人類的思維和精神活動中，無論是單個概念的形成還是邏輯系統（理論）的建立，都壹無例外地遵循著辯證運動的法則。哥德爾定理告訴我們，“真”大於“邏輯證明”，任何邏輯系統都存在系統本身證明不了的命題，概念永遠不能最後達到“物自體”的彼岸，純粹“概念性”的思辨解決不了“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的問題。“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陸機《文賦》）。“理論都是灰色的，惟有生活之樹常青”（歌德《浮士德》）。因此，邏輯系統要更真實、更完全地反映、還原“客體世界”，就必須向經驗和實踐開放，不斷地在揚棄、消解、否定自己中重建自己。理論系統的消解與重建，同樣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動。


　　 黑格爾認為人的認知是“從壹般到個別”和“從個別到壹般”的雙向合壹的“概念”運動，壹方面是“先驗地從普遍的思想出發，並從其中發展出概念來”，另壹方面是“把經驗提升到普遍性，找出規律來”（《哲學史講演錄》）。黑格爾準確細致地描述了概念思維（“規定性”的辯證運動）認知、還原“客體世界”的辯證過程：“首先這個前進運動的特征就是：它從壹些簡單的規定性開始，而在這些規定性之後的規定性就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具體。因為結果包含著自己的開端，而開端的運動用某種新的規定性豐富了它。普遍的東西構成基礎……在繼續規定的每壹個階段上，普遍的東西不斷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內容，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證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了什麽，丟下了什麽，而且還帶著壹切收獲物，使自己的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因此，最豐富的是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真理不外是通過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的”（《邏輯學》）。


　　 黑格爾告訴我們，辯證法就是“純粹的思維在概念中的運動”（《哲學史講演錄》）。人類認知不是從客觀的“個別”感覺開始，而是從主觀的“壹般”概念開始，是“從壹些簡單的規定性開始”的。認知是以“普遍的東西構成基礎”，從抽象返回具體的概念運動。是“最主觀”的概念的辯證運動，達成了對“最豐富、最具體”的客觀事物的還原；是概念向自身回復的“否定性”實現了對“真理”的認知。沒有語詞概念的整理概括，感覺只是壹片雜亂而模糊不清的“混噸表象”；沒有“否定性”的辯證運動，概念只是壹些抽象、片面和僵化的思想“片段”。取消了主體性的語詞概念及其辯證運動，就談不上人的“認知”，人也就不再是具有主體性的人了。


　　 向外求“真”的認知固然遵循著辯證運動的規則，向內求“善”的心靈啟示和人性回歸也同樣服從於辯證運動的規則。禪宗把人生修行暗喻為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對應的人生經歷和狀態是，人之初天真單純，心態平靜，無任何“執著”之心，觀世事如朗月清風。繼而人在江湖闖蕩，“執著”於求名逐利，人性沈淪，人心奸險，世事亦翻雲覆雨、浪急風高。最後在度盡劫波後退出江湖紛爭，放下壹切“執著”，回復平常心境，包容是非恩怨，笑對人生波瀾，世事復如清風朗月。這就是良知覺醒、人性回歸的辯證發展過程。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民主主義者，後來宣揚“鬥爭與專政”理論，晚年卻又回歸民主主義，力倡“民主社會主義”學說。陳獨秀、顧準、周揚、李慎之、朱厚澤、李銳、杜導正等中國思想界的傑出代表，同樣都經歷過從追求“自由、民主”到信奉“鬥爭與專政”，最後又回歸“自由、民主”的轉變過程。他們的政治理念回歸與重建的辯證過程，既是思想認知的浴火重生，更是人性良知的大徹大悟。經過揚棄和否定的思想才更加深刻、成熟，迷茫之後覺醒的人性才更加純粹、厚重。


　　 三、辯證法是思維認知的“方法”和知識的“形式”，不是壹種實證的知識


　　 自然界本是渾然壹體、流動變化的“自然之流”，並不存在“部分”與“整體”、“有限”與“無限”、“間斷”與“連續”、“靜止”與“運動”、“孤立”與“聯系”、“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上”與“下”、“前”與“後”等等區別和矛盾。由於人要從自身特定的位置和方向，用自己特定的方式去幹預、觀察自然，要用確定的語詞（概念）去認知、把握自然，就只能把“自然之流”按照人的尺度加以切割、固定，形成壹個壹個概念的“規定”。人的有限、固定的“規定”相對於“無限”的“自然之流”，就產生出“部分”與“整體”、“有限”與“無限”、“靜止”與“運動”、“現象”與“本質”等等矛盾。


　　 “矛盾”和“辯證法”，並不是產生於自然界本身，當然也不可能是人的觀念對自然界的反映。“矛盾”是產生於語詞概念的確定性和有限性，當人要用確定、有限的概念去認知、把握流動變化、渾然壹體的自然事物時，“矛盾”就產生了。概念只有通過自身辯證的“矛盾”運動，才能認知、把握自然事物，克服概念與自然事物之間的“矛盾”。語詞概念在辯證的運動中認知自然，解釋、定義自然，構建人的“知識系統”，就必然把“辯證法”賦予“知識系統”，使之成為“知識系統”的結構形式。


　　 “形式邏輯”保證概念及概念的判斷和推理本身的確定性與可靠性，“辯證法”則提供壹種使概念的內涵與對象事物達到壹致的思維活動方法。“辯證法”與“形式邏輯”是思維不同層次的規則和方法，並成為“知識系統”的結構形式。然而，“辯證法”並不是壹種實證的知識。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實證科學，都是辯證地運用概念對各自領域的經驗事實加以分析概括的結果。“辯證法”只是概念認知對象事物的方法，而不是對象事物本身的性質和規律。“辯證法”不能代替各門學科的實證性研究本身，更不能代替實證科學的具體知識（原理、公式、性能、規律等等）。


　　 用“量變與質變”代替對水在不同氣壓和溫度下的物理、化學性質的研究，用“否定之否定”代替對各種植物從種子到莖葉再到種子的生長機理的研究，用“對立統壹”代替對不同社會條件下的各個階級實際生活狀況的研究，不僅是大而化之、淺薄無聊的，甚至是十分危險的。“辯證法”本來是壹種防止概念僵化的思維方法，它要求概念壹刻也不能脫離經驗事實，壹刻也不能脫離具體的認知對象，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是，脫離具體認知對象套用“辯證法”，用“辯證法”直接代替各種具體的實證知識，就會導致壹種比概念僵化更可怕的科學精神的喪失和思維能力的退化。

馬列主義的唯物論與辨證法的本質

作者 惠虎宇

唯物論的本質

馬列主義認為，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意識是人腦的機能，是主觀對客觀實在的能動反映。凡是認為物質第壹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受物質支配的觀點就是唯物主義，反之，則是唯心主義，所有的宗教及有神論都是客觀唯心主義。

東方哲學：所謂的物質和意識的分歧只是西方哲學特有的二元思維方式下的產物，並非世界的本來面目，物質和意識本是同壹事物，不可分割，物質即意識，意識即物質。世上本無物質和意識的分別，也無所謂什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宇宙真正的存在方式是「天人合壹」的（分層次的），是充滿靈性的，是有人格的，生命即宇宙，宇宙即生命，萬物都有靈，用人類的哲學語言來概括可以稱作「唯靈主義」。

宇宙時空浩渺無限，生命之迷牽動人心！

茫茫宇宙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世界的本原是什麼？實體是什麼？有沒有始基物質？

人從哪裡來？生命是怎麼回事？思維是什麼現象？意識是怎麼產生的？精神是什麼？有沒有靈魂？自從有人類起，所有這樣的疑問就始終縈繞我們心頭，成為歷代哲人智者皓首窮經、苦苦思索的終極問題。

關於這些問題的不同解答則影響著不同民族的人生實踐，最終形成了文化差異的不同文明，在這些文明中，具代表性的就是外求的重物質導向的西方文明和內省的重精神修煉的東方文明。

壹、簡述西方哲學對宇宙的理解 
西方人對宇宙的理解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為樸素的生命科學階段，時間上主要是古希臘的前亞里斯多德時期。這個時期的西方宇宙論保留著壹些上古修煉體悟之學的痕跡，表現出樸素的生命科學傾向，如泰勒士認為「萬物都充滿了神」，畢達哥拉斯認為靈魂是不朽的東西，並且在輪迴中可以轉變為別的生物，恩培多克勒據說行過神跡，蘇格拉底為見證神諭而獻身，而柏拉圖的宇宙生成論則是與猶太教的創世說可以相提並論的另壹種西方神創論文化傳統。前亞里斯多德階段的西方文化多認為宇宙是有人格的，是充滿正義的，是善的，是美的，萬物有靈，「美德即知識」，人類認識的第壹個起點應該從認識善與行善開始……等等。這些認識在思維傾向上多具有東方「天人合壹」和「知行合壹」的思維特徵，但這些有益的探索在后亞里斯多德階段的西方哲學傳統中卻被基本否定了。

第二階段為形而上學階段，時間上是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到19世紀馬列主義誕生。從這個階段開始，以純邏輯推理代替樸素生命科學（內證體悟的學問）的形而上學宇宙論大行其道，並成為西方哲學思考宇宙的基本思維模式。其實，西方形而上學的宇宙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巴門尼德的時代，之後由柏拉圖繼承，最後在亞里斯多德那裡基本完成，亞氏之後的西方哲學對宇宙的思考已經完全變成了邏輯演繹，再也見不到「體證」（這裡指內證，修煉體悟之實證）的因素，這種思維傾向也影響了西方神學的發展，使神學（本是修煉體悟之學問）被哲學化，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在把神學向世俗領域延伸時，無不是使用柏拉圖或是亞里斯多德的理論體系、來作神學的論證，因此也產生了西方哲學的壹個基本問題——理性和信仰的對立問題（這個問題容以後有機會再說）。這個時期的情況非常複雜，但無論是信仰還是理性，在形而上學的體系中，都沒有把神否定掉，西方神學和哲學在對待上帝的問題上似乎產生了驚人的默契！西方形而上學的最高階段是黑格爾哲學，他的哲學揭示了宇宙的部分規律在形而上學中真實而完整的體現。

在這個階段的後期，形而上學出現了主體性轉向，即由本體論探索轉向認識論研究，表明西方哲學有回歸古希臘傳統的傾向，即哲學探索由關注宇宙本體開始回歸以關注心靈為主要特徵的前亞里斯多德階段。

第三階段為無神論階段，時間上為從馬克思主義開始到現代。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在近代遭到了顛覆，產生了種種分化，大概有這麼四種情況：壹部分形而上學被所謂「實證化」（西方的實證科學僅僅局限於外部經驗層次上的求證，與中華的內體驗實證科學有天壤之別），產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壹部分與具體科學分離，降低為在方法論的層次上，從抽象和具體的關係上、為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服務，而之前由形而上學主導下的對宇宙的探索工作則讓位於自然科學；還有壹部分則在近代興起的哲學轉向思潮下被改造為主體性哲學（形而上學的重心由本體論探索轉向認識論）；而最高級的黑格爾哲學卻被最淺薄的馬列主義毀壞，變成了唯物的辯證法。這個時期，壹方面是傳統形而上學遭受到實證科學及哲學研究主體性轉向的挑戰而被新的思想體系所取代，另壹方面則是自然科學的興起逐漸取代了傳統哲學和神學對宇宙的解釋權，這也為偽科學的出現提供了機遇，達爾文的進化論假說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併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所謂的「自然科學基礎」。自然科學取代形而上學的壹個後果就是，人們對宇宙的敬畏逐漸喪失，產生了妄自尊大的改造自然的狂熱，這種偏執傾向中最嚴重的就是馬列主義的無神論與實踐哲學，這種被冠以最徹底的唯物主義的學說實質是把壹切傳統哲學中最深奧的部分全部否定掉，從基本觀念到思維方法到行為準則上對人類認識宇宙的過程進行了壹次徹底的大顛覆，它導致近現代人類社會從天人關係到社會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大混亂（下文詳述）。

[注：之所以把這個階段命名為「無神論」階段，乃是因為這個時期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系統的無神論思想，如馬列的歷史唯物主義，它以暴力方式改變了數十億人的信仰，給世界帶來了紅色恐怖。]

第壹章小結
現代人從自身的局限性出發，不了解古代聖人智者的高級學問，總以為那隻不過是古代認識水準低下時對自然的主觀猜測，孰不知真正認識水準低下的恰恰是所謂的現代人類，真正進行主觀猜測的恰恰是現代人對上古修煉學問的態度。人類5000年的歷史並不是現代人所想像的那樣不斷的發展前進，從高層次來看恰恰是在後退，表現在見識上就是智慧越來越遠離我們，在哲學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反智慧的低級淺陋的唯物主義。

這是指西方的情況，而中國的高級學問在近代只是從儒學退步到西方哲學的層次上，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暴力入侵，現代中國最低將會在哲學的層次上等待神對人類救世福音的洪傳（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破壞民族文化，傳統修煉文化在現代中國文化中至少會佔壹半的比例）。為了便於讀者理解馬列主義的淺陋，筆者對人類歷史上所出現的各類學問進行壹個層次性的簡單分類。如下：

第壹級的學問：佛法（包括釋迦牟尼、老子、耶穌所傳的壹切度人的超常學問，就是出世修煉）

第二級的學問：儒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等所傳的內聖外王的學問，比佛法低壹級別的入世修煉）

第三級的學問：哲學（脫離實修實證僅僅靠邏輯推理來探索宇宙和人生的那些學問，就是形而上學）

亞里斯多德以後西方几乎所有的學問都屬於形而上學體系或從這個體系中分化出來，如「外實證」的自然科學（從形而上學中分化出來的）；作為方法論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與實用主義；被形而上學化的基督教神學（不是指聖經,是指基督教學者們的學術作品）；中世紀的形而上學宇宙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及近代哲學轉向後的壹系列主體性哲學等等。

馬列主義根本就排不到人類知識學問體系中去，它在學問上什麼都不是，相對於近代西方哲學中出現的主體性轉向，我也給馬列主義划個流派吧，就叫「獸類性轉向」，意思是說馬列主義把人類向高級生命（神）學習的正常歷史規律全部否定掉，教導人類轉而向禽獸學習，學習叢林法則，學習妳死我活般的對立鬥爭，學習只注重物質需求的生理性生活，並且不滿足於動物只會適應自然的低級屬性，而要改造自然戰天鬥地。如此壹來，馬列主義相當於要毀滅人性與人類而創造壹個新的物種——改造自然的高級野獸，這不就是馬列主義關於人的定義嗎！

二、馬列主義唯物論對宇宙的理解
西方哲學（二元思維下）從內容上可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從探索物件上可分為自然哲學、歷史哲學（關於社會發展的哲學）、超自然哲學（即神學）；從方法論上可分為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實用主義（注：關於實用主義的介紹可參閱筆者《誰是真正的實用主義者》）。對馬列主義來說，他的學說中缺少倫理學部分，因為它是獸類性轉向，不需要倫理學；另壹方面，他的學說中也沒有超自然部分，因為在馬列主義的宣傳中，神的天國是不存在的；最後，馬列主義據說是揚棄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各自的缺陷，「挽救」了頭腳倒置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創立了唯物的辯證法。因此，根據西方哲學的體系，馬列主義可以分成五個部分來認識：本體論、認識論、自然觀、歷史觀以及辯證法，由於本體論和自然觀在馬克思那裡是重合的，所以，實際上是四個部分，即唯物的自然觀(本體論)、唯物的歷史觀、唯物的認識論、及唯物的辯證法。

這壹部分先講講馬列主義的本體論，即唯物的自然觀。本體論說簡單壹點就是研究宇宙(或存在)是什麼的學問(即世界的本原或本體是什麼)。

1．哲學史上第壹偽命題——物質第壹性原理
相對之前的哲學家對宇宙所進行過的宏大的思辨研究來說，馬列主義並沒有進行過類似的工作，馬列主義對待傳統本體論的態度是取消主義，認為傳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所以，以改造世界為目地的馬列主義無須花時間去細究以往本體論中那些邏輯高明的學說，也沒有想過要對宇宙的存在及歷史進行深入細緻的前沿性探索，這也本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在於，壹個什麼都不研究、也不注意推究別人學問高明之處的門外漢，卻怎麼敢以壹種無可置疑的語氣把前人的壹切研究成果全部否定了，難道是這人的學問真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絕對高度？要麼就是這幫人狂妄淺薄到對複雜世界壹無所知的程度吧！

脫離了形而上學的邏輯論證，也缺乏「西方實證科學」的實踐深度（馬恩列斯本身並非科學家，對自然科學的深刻道理也知之甚少），馬列主義只能以自創的簡單粗糙的認識論來代替歷史上複雜的本體論探索，這使得「宇宙是什麼」對馬列主義來說只剩下壹個光禿禿的名詞——物質，宇宙就是物質，物質就是客觀實在，這相當於說「他爹就是他爸，他爸就是他父親」，至於他父親從哪裡來，對不起，這個問題不需要探索，只要能感知、認得他父親、改造他父親就行了。於是，列寧進壹步解釋到「物質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壹個本體論的表述，它只是以「如何認識宇宙（宇宙在馬列主義那裡等同於物質），宇宙與我們的關係」的認識論角度取消了傳統形而上學關於宇宙本體論的探索，把人類的認識視野從最深奧的宇宙規律探索拉回到最膚淺的關於宇宙的同義反覆的概念表述上。另壹方面，「宇宙（物質）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這是壹個沒有經過任何邏輯證明也不可能被經驗所證實的「偽命題」，（可參見下文休謨的徹底經驗主義的論證）然而，這個偽命題卻作為馬列主義整個學術大廈的地基而被稱為「物質第壹性原理」，最淺陋的辯證唯物主義（馬列主義的別稱）就這樣以壹種狂妄無知的態度宣告自己誕生了，於是，最複雜的本體論探索在馬列主義這裡就只剩下壹句「世界統壹於物質」。在二元分化的世界里，如果連物質和精神的基本關係都沒有被明確證實 ，又如何能得出「世界統壹於物質」而不是「統壹于精神」呢？可見，馬列主義的唯物論只是邏輯暴力下的空中樓閣而已。

2．從西方的「二元思維模式」到馬列的「對立思維模式」
這裡再提壹下西方哲學另壹個基本問題，即壹元和二元的問題。

西方哲學中宇宙被理解為物質和精神兩部分，這是典型的二元思維，而在中國，宇宙是物質和精神的統壹體，物質與精神是同壹個事物，不分彼此，宇宙是有人格的，天人合壹，萬物有靈，這是壹元思維。整個西方哲學大部分都是二元思維，這導致了西方哲學中物質和精神、理性和經驗、形而上和形而下、唯名和唯實……等等的分歧和爭論，但這些爭論大多在理性的態度下被限制在學術爭鳴的領域，都表現為「邏輯之爭」，從來沒有演變為階級對立下的不可調和的「立場之爭」；另壹方面，在這種基於物質和精神二元劃分的對立性思辨中，也產生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樣的說法，但都屬於邏輯上的偏重，從來沒有馬列主義所說的基於立場性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學術派系存在。在二元思維下，西方哲學的劃分也正如本章開篇所述，從內容上可分為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從探索物件上可分為自然哲學、歷史哲學（關於社會發展的哲學）、超自然哲學（即神學）；從方法論上可分為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實用主義。西哲史上只有馬列主義壹家是以自己狹隘偏激的目光，在二元思維的前提下，對西方傳統哲學進行了絕對對立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立場性劃分，這完全顛覆了西方哲學的本來面目，使西方哲學中性的「二元思維」被進壹步改造為馬列主義的惡性的「對立思維」。

[注：西方哲學中的唯物和唯心的區分僅僅表現為觀點的對立，而馬列主義中唯物和唯心的區分表現為立場的對立，它們二者同名異質，內涵完全不壹樣，馬列主義是以「立場論」歪曲了西方正常的二元邏輯思辯。

立場是原則性的邏輯，而觀點只是應用性邏輯的產物，在相同立場下，完全可以對同壹個問題產生不同的看法，如家庭成員對家族裡的壹對夫婦的婚姻危機問題發表意見，他們的立場都是壹致的，就是為這對夫婦的幸福著想，但觀點卻是千差萬別，有的人贊成離婚，有的人建議繼續壹起生活。

西方哲學中的唯物和唯心都是基於相同立場的產物，這個立場就是探究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建立確定的知識體系，而馬列主義的立場卻是要改造世界，以暴力手段摧毀舊制度，所以，它才要以立場論在學術領域製造根本的對立。關於立場問題的研究及破馬列狹隘偏激的立場論，請繼續關注後續文章《混淆是非的立場論》]

看看馬列主義基於立場論和對立思維模式下對西方哲學的歪曲：

馬列主義認為，堅持物質第壹性，物質決定意識（精神），意識受物質支配的觀點就是唯物主義，反之就是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分為三個階段：壹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主要指前亞里斯多德階段的泰勒士、赫拉克里特、德莫克里特等人的始基論（原初物質論）；二近代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主要指以牛頓力學原理為基礎的機械論和以道爾頓原子理論為基礎的物質結構論；③辯證的唯物主義，就是馬列主義的客觀實在論。唯心主義分兩種情況：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所有的宗教（有神論）都是客觀唯心主義。唯物主義是真理，唯心主義是謬誤。在唯物主義中，以前的唯物主義具有樸素的真理因素，而辯證唯物主義則是完全的絕對的真理。

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原則，馬列主義教士把所有的哲學（甚至中國的內證體悟的修煉之學）都壹概劃分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把人們在宇宙探索過程中的不同觀點的思辨研究統統看成是階級對立下的狹隘立場的產物，把與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所謂「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統統看作是完全謬誤或者是部分謬誤的舊哲學。以至於在大陸做學問，道理和邏輯不是第壹原則，堅持什麼樣的立場才是搞學術的第壹原則，真理和謬誤之間的界線完全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劃分的，這既是對獨立學術精神的最大的玷污，也是對真理的最粗暴踐踏。

其實，二元思維下西方的哲學無非是以各自偏重的角度共同探索了宇宙在形而上學中可能的全貌，它們看似對立的觀點實質只是不同角度下的不同內容，並非是同壹角度下的不同觀點，在內在邏輯上，它們有時恰恰是壹個整體學術體系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基於共同立場）。而且西方哲學中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基本上都是有神論，在自己的學術體系中都可以推導出神的存在（雖然他們對神的解釋和理解是完全不壹致的），只有馬列主義既用語言暴力否認神的存在，又不能在邏輯和事實上證明神的不存在，屬於最不講理最無賴的壹種「學術」，所以，馬列主義實質是偽學術、偽哲學。

第二章小結
如果說，西方傳統哲學只是在錯誤的二元思維的前提下對宇宙進行了盡可能的邏輯正確性探索，那麼馬列主義則是在錯誤的二元思維前提下對宇宙的理解進行了無邏輯的語言暴力強制，使它的宇宙學（辯證唯物主義的客觀實在論）邁進了更加錯誤的死衚衕。而且從語言邏輯的暴力最終演變為共產主義革命及共產黨政權的行為暴力，也恰恰反證了其學說之荒謬，所以只能依靠暴力手段來強制人們接受。

三、淺析馬列主義唯物的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之荒謬性、淺陋性與反動性
1．「唯物的辯證法」——最無恥的學術抄襲
在中國大陸，人們對哲學的理解除了唯物主義，就是辯證法，以為哲學就是這麼兩個簡單的立場問題，即不是探索什麼的問題，而是堅持什麼的問題，於是堅持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不但成為中國大陸所有哲學體系的基本內容，而且也更被強迫規定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什麼是辯證法，這個問題先不探討，留待下壹篇文章專述。

馬列主義的辯證法從頭到尾全部來自黑格爾的學術，這早已是公開的事實，只是馬列主義說自己的辯證法是唯物的，而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的，他對黑格爾辯證法進行了揚棄，所以本質上是不壹樣的。這裡且不論黑格爾的辯證法到底是不是唯心主義，只說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麼筆者能不能把牛頓的力學三大定律揚棄壹下？說牛頓原來的力學定律是唯心主義的，是基於有神論和絕對時空觀下的產物，而筆者的唯物的三大定律是在無神論和相對時空觀下對物質運動的經驗總結。這樣根據正宗的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來的《唯物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不是應該成為中國大陸的最新科學成果？這個想法壹點也不好笑，根據馬列主義對牛頓哲學的看法，情況正是如此（即馬列主義認為牛頓的哲學是客觀唯心主義）。

黑格爾辯證法中的三大基本定律是西方哲學關於整個宇宙運動的最高的哲學總結，如果連牛頓的力學三大定律都不能進行類似的唯物主義改造，那麼有什麼理由可以對西方哲學中有關宇宙的最高哲學規律進行如此荒謬的篡改呢？

可見，所謂的唯物的辯證法就是徹頭徹尾的學術抄襲，其辯解理由荒謬可笑，不但在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在現實中更是為真正學術精神所不容。除了這個抄襲所得的最有價值的辯證法，真不知道馬列主義還能剩下什麼？而且馬列主義把本屬於本體論的黑格爾辯證規律當作方法論使用，使黑格爾哲學精緻的本體論蛻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繞口令似的「唯物的辯證法」，本身就已表明缺乏了本體論的馬列主義在邏輯上將會是多麼的蒼白和淺薄。這個問題也留待下壹篇文章敘述。

最後，簡單羅列壹下黑格爾所揭示宇宙與思維運動的辯證規律：

壹對立統壹規律（又叫辯證矛盾規律）；二品質互變規律；③否定之否定規律。

希望中國大陸的學生讀到這裡能明白，這是黑格爾的學問，不是馬克思的學問。

2．「唯物的反映論」——哲學史上最淺薄的認識論
2.1西方哲學中的認識論
認識論就是研究人類知識的來源、知識的可靠度、人類的認識能力等問題的哲學學問，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哲學體系里基本是重合的，因此，在二元思維模式下，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從古到今實際上有三條線索：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實用主義，西方哲學中的懷疑論屬於經驗主義體系。

西方哲學認識論的主要分歧在於理性和經驗，這兩條認識路線之間的爭論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體現為柏拉圖「形相論」的「分有」和亞里斯多德「形式邏輯」的「推理」之間的對立。但這並非馬列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間的對立，事實上，西方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只是在二元思維前提下分別研究了永恆存在的靜止領域和生成的動態領域，共同完成了在西方哲學體系下對壹個完整世界的可能的探索，誠如上文所述，它們之間的對立只是體現在研究領域、研究角度的不同，在其學術體系的底層邏輯上，很多時候恰恰是壹致的。

比如柏拉圖的「形相論」說萬物都有壹個純形式的原形（相，或者是形相），萬物都是從那裡「分有」出來（就象從壹個整體車床的不同模子里澆注出來），相是不變的，先於事物而存在；亞里斯多德反對柏拉圖把事物的形式和質料分離，他說不存在沒有質料的純形式，並在形式和質料統壹的前提下運用「四因說」（形式因、質料因、動力因、目地因）解釋了在現實世界萬物的生成和運動變化的規律。但在涉及到運動的根本原因時，從潛能和現實性之間的邏輯推理中，亞里斯多德不得不承認在邏輯上有壹個「純形式的現實性」（就是壹個沒有潛在性的目地，即它本身不再向前運動變化）作為「不動的推動者」（第壹因）來引導著事物向自己生成變化，這個「純形式的現實性」是先於變化而存在的。簡單壹點，相當於柏拉圖說「萬物運動從形式（相）中來」，亞里斯多德說「萬物運動靠形式（不動的推動者，純現實性，沒有潛在性的目地）來推動，並向這個形式中走去。」這不是殊途同歸嗎！

再比如說，近代經驗主義的代表、被馬列主義看作是機械唯物主義者的霍布斯，他的認識路線秉承亞里斯多德的傳統，即通過觀察建立起公理、再從公理出發進行演繹推理來獲得精確的知識，但是在涉及「人類活動」的第壹因時（霍布斯將專屬於人類和動物的運動分為兩種：壹作為生理功能體現的生命運動，如脈動、營養、排泄、血液流動、呼吸等；二作為人類自然活動能力體現的自發的運動，如走動、說話、肢體的有意運動等）[1]，他又不得不認為「因為走動、說話以及類似的自發運動總是依賴對是否、以何種方式、以及什麼的在先的思考。所以很明顯，想像是所有自發運動的最初的內在的開端。」[1]這個「想像第壹因」之說與同時代理性主義的代表、被馬列主義看作是唯心主義者的笛卡兒的「理性第壹因」之說（我思，故我在）在邏輯上已經是同出壹轍了。

可見，西方傳統的認識論並非表現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立場和路線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誠如前文所述，理性和經驗的偏重只是認識角度的差異而已，而且很多經驗主義的哲學總是在本體論上不約而同的回歸到理性主義那裡，這既體現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內在統壹，又表現出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內在邏輯上的壹致性。

當經驗主義在本體論方面回歸理性主義時，理性主義則在思維模式上向壹元思維靠近，這是西方哲學在自身邏輯體系下的必然表現，這就象壹個彈簧被拉開時必然產生回歸原位的反向拉力壹樣。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哲學固然是二元思維，但已經開始使用「直覺」作為人類理性的第壹因，在思維方式上，「直覺」更能彌合傳統哲學主客二元分離下的「感知」（經驗）和「分有」（理性）之間的裂痕，使它們向壹元思維回歸。

笛卡兒的「直覺」只是作為尋求確定性知識的基礎，到了柏格森那裡，「直覺」已經開始成為壹種認識世界的方法，成為壹種把意識和物件同壹起來的動態性的「綿延的過程」。從「繞行和進入」的關係中，柏格森揭示了通過從外部觀察（繞行）並以符號化來表達的近代自然科學感知世界的分割分析法之不可靠性，這種依靠分析方法的「科學的意義最終只能是對它所分析的物件的性質的歪曲」[1]，因為「在每壹個例子里，分析的理智是通過摧毀事物的本質來認識事物的」[1]，特別是在認識主體時，「從外面來感知構成壹個人的本質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定義上他的本質是內在的。」[1]因此，有另外壹種認識自我的方法，它就是「直覺」，直覺「指的是……當下的意識，壹種與所看到的物件幾乎不可分的眼光，壹種接觸甚至重合的知識。」[1]在柏格森眼裡，直覺代表著「進入」物件的方法，「借此壹個人置身物件之中，從而能夠與物件所具有的獨特的因而不可表達的東西重合起來。」[1]可以看出，柏格森已經從邏輯上間接的懷疑到了「主觀和客觀能否分離」這壹西方哲學真正的死結，並且明確的提出只有「直覺」才是認識事物最可靠的方法，而正式終結西方哲學的二元思維模式、建立起真正直覺主義壹元思維模式哲學體系的正是與柏格森出生在同壹年的胡塞爾。

胡塞爾創立了后現代主義最核心的哲學體系——現象學，它動搖了西方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的傳統哲學的基本思維模式（主客二分），宣判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死刑。胡塞爾尊崇笛卡兒為現象學真正的創始人，這也反映了「直覺主義」這種思維方式在近代西方的真正發展歷史。現象學消解了傳統哲學中「現象和意識」（即客體和主體，經驗和自我）之間的分歧和對立，認為對經驗的更精確的描述可以表達在三個詞項當中：「我思某物」（ego cogito cogitatum），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相對而言，笛卡兒的「我思」僅僅只是兩個詞項「ego cogito」， 僅僅只是壹股純粹的意識流，而胡塞爾否定了這個純粹自我的存在。因此，對胡塞爾來講，意識的本質就是「意向性」，事物就是我們意識到它們存在的東西，我們對事物的感知由我們對意向物件的籌劃所構成，「意向性」既是意識本身的結構，也是存在的基本範疇。也就是說，胡塞爾根本不認為意識和現象有區別，他以「意向性」這個哲學範疇統壹了以往有關二者之間的所有爭論，宣告了壹種有別于西方傳統二元思維模式的新的徹底的壹元論哲學的誕生（如果我們熟悉東方的佛道修煉，那麼對於現象學的基本思路可以說是壹目瞭然的）。

現象學的誕生，對西方哲學來講猶如石破天驚，它在本體論和認識論領域全面終結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在本體論方面，現象學揭示了「現象即本質」，本質不是超驗的，而是徹底經驗化的東西，本質並不是「實有」的，而是「生成」的，因此，傳統形而上學所追尋的終極性、始源性的「本體」事實上是不存在的，真正值得關注的本質就是「顯現自身」（生成），本體就是「具意向性的主體」；在認識論方面，現象學揭示了「現象不是被感知的，而是構成的」，因此，不存在主客體的區別，也沒有獨立於主觀之外的自然（宇宙、或是客體），存在只是被意識到的存在，而意識也是關於某物件的意識，這等於宣告了傳統的基於主客二分的「感知主義」（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共同承認的認知路線，只是在強調感知和心靈的不同功用方面二者有分歧）的認識論都是空中樓閣，而基於壹元思維的「直覺主義」的意向性認識論才是認識的真實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現象學又被稱為「最徹底的經驗主義」，它的出現從理性主義這條線索上來看，可以追溯到笛卡兒的「直覺主義」，而從經驗主義的角度來看，又是秉承了近代從洛克開始經貝克萊而到休謨的經驗主義傳統，特別是休謨的懷疑論（休謨把經驗主義貫徹到最嚴格的程度，因他連自我的觀念都要否定掉，所以這種最徹底的經驗主義在哲學史上又被稱為懷疑論）。休謨排除了洛克和貝克萊經驗主義中殘留的形而上學部分，以最徹底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否定了任何「實體」存在的可能，他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我們的壹切觀念都來源於經驗（與我們的經驗不可分割），那麼「壹個獨立我們經驗之外的客體」的觀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的感覺並沒有告訴我們事物獨立於我們而存在；另壹方面，我們經驗不到壹個「自我」的觀念，因為我們經驗到的自我總是與冷熱、愛恨、苦樂、喜怒等壹系列的感覺分割不開的，「它們除了壹束或壹堆知覺之外什麼也不是」[1]。休謨以這種最嚴格的經驗主義邏輯論證了「沒有獨立於主觀的客觀實在，亦沒有獨立於感覺之外的理性自我」。這種最徹底的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在思維模式上已經和現象學的認識論完全契合了。

可見，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分歧最終在現象學中被統壹起來，這不是在心物（主客體）二元分化條件下的「辯證統壹」，而是將二元世界重新合二為壹的「還原與歸壹」，是思維方式上的徹底更新。

由最初的樸素生命科學的壹元思維分化為形而上學的二元思維，再由形而上學的二元思維向「去形而上」的壹元思維回歸是西方哲學史中壹條清晰的邏輯軌跡，它既展現了西方哲學在錯誤的方向下依據自身努力所進行的迷途知返的艱難進程，也顯示出近代以來，特別是在西方「外實證的自然科學」大肆侵蝕東方修煉之學以來，壹種冥冥的天意在暗中調整著西方文化中這壹切錯誤的傾向，使之向宇宙大道回歸和靠近。現象學以西方文化自身的體系對西方哲學傳統進行了自我的否定，開創了西方文化中真正人文的、理性的、真知的認識宇宙的哲學路線，在知識體系中向上可以銜接到中華文化的儒學層次。可見，西方哲學的終點正是中華文化幾千年前的起點，這就是人類兩大文化體系在近代經過血與火的衝撞后所求證出的真實結果！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優劣之別，對國人來講，也應該在「五四」后近壹百年的實踐中有壹個基本的定論了。

2.2馬列主義的認識論
當西方哲學全面回歸中華文化時，馬列主義卻表現出對這壹歷史潮流徹底的反動，可以這麼說，在每壹個領域，馬列主義都是把西方哲學中的錯誤傾向發展到了它的極端化形式。

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基於西方傳統的二元思維模式，但又表現出不同於西方哲學中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邏輯上互補映襯的傾向，它用所謂的「辯證法」來處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邏輯分歧。辯證法到了馬列主義那裡已經退化為壹種最無聊的語言遊戲，它不對任何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而只是對問題進行「亦此亦彼」的調和，比如在面對西方哲學中經驗和理性之爭時，馬列主義這麼解決：「認識分為感性和理性兩個階段……感性和理性不可分割，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有感性……」至於感性認識可分為感覺、知覺、表像及理性認識可分為概念、判斷、推理等等關於二者的更精確的學問則大多都不屬於馬列主義自己的學術體系。所以，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既不是西方傳統的理性主義也非經驗主義，而是其自己標榜的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

[注: 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都強調主體的功用，如感覺和意識,二元的經驗主義承認有壹個獨立的理性世界存在，這當然也是理性主義的基本觀點，壹元的、徹底的經驗主義則否認任何獨立於感覺之外的客觀存在和理性世界（主觀存在），而辯證唯物主義卻強調客體的獨立性，強調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它們完全不是壹路的。]

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叫做反映論，它首先規定有壹個獨立於感覺（經驗）和意識（理性）之外的客體存在著，而認識的本質是人類的感覺與意識對這個在感覺和意識之外的客體的反映，這從邏輯上怎麼可能呢（見前面的現象學及懷疑論）？整個馬列主義體系都是非邏輯的、反邏輯的，它的認識論依然如此。前面說過，馬列主義沒有本體論，是以認識論來代替本體論的，而它的認識論的前提（物質第壹性原理，即客體獨立於感覺和意識之外存在）又是壹個經不起邏輯檢驗的偽命題，因此，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基本上是空話、繞口令語言遊戲及邏輯暴力的集合體，我們可以壹項壹項來看。

「認識的來源是實踐活動」，這是大空話。在西方哲學中，關於認識的哲學問題有：實踐中感覺如何產生經驗，這種經驗的本質是什麼，它可靠不可靠，理性為什麼可以超越經驗，理性的來源是什麼……等等，貝克萊、休謨、康得、笛卡兒、胡塞爾等都是在探索這些更細緻的問題時總結出了智慧的學術體系，它們研究的對象是實踐中產生的認識的更精緻部分或者更深刻部分，只有馬列主義僅僅把這個大空話當作大發現，而不能提供任何內部邏輯上更明晰的知識（提醒壹下，空話壹般是最大的實話，但同時卻又最無知識含量，它不等於學問，學問是更精緻的細節。）

「認識的過程分為感性和理性……」（見前文），這是繞口令式的語言遊戲，沒有解決任何邏輯及實際的問題。西方哲學中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都在認真探索感性和理性的內部規律，在解決其中的邏輯問題時最後不約而同的回歸到了現象學那裡，合成了感性和理性在壹元思維中真正統壹的高級哲學體系，而馬列主義卻只是用所謂的「辯證法」在語言上調和了二者之間表面上的分歧，既沒有解決任何邏輯問題，更無任何高明的邏輯上的創建。

「認識的本質是主體對客體能動的反映」，這是邏輯暴力。上面講過，獨立於主觀之外的客體是否存在，馬列主義沒有給出任何證明，以此為第壹原理，屬於邏輯的暴力。而且這個問題已經被現象學及懷疑論的壹元性邏輯所徹底證偽（亦被現代自然科學所否定，微觀領域沒有主客體的區分，宏觀領域所謂的主客體不過是人的感覺所造成的壹種幻覺欺騙而已）。所以，這種反映論的前提就已不存在，以後的推論更是無稽之談。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這既是空話，又是邏輯暴力。因為壹方面，對於實踐如何檢驗真理，馬列主義依然站在錯誤的主客二分的立場上，認為主觀應該去符合客觀，可見，它並不懂得真正實踐檢驗的含義；另壹方面，面對數學上的無窮問題（求極限）的純邏輯證明，馬列主義又不得不承認邏輯證明也是檢驗真理的有效手段（強調邏輯證明和實踐檢驗的辯證統壹），但是，既然邏輯證明可以超越現實中有限的實踐證明，那麼整個西方哲學中形而上學的宇宙論邏輯體系又怎麼可以被不經任何邏輯分析的誣衊為錯誤的唯心主義哲學呢？沒有任何邏輯成分的馬列主義認識論又有什麼資格指責理性主義中那些高明的邏輯推理為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呢？

[注：真正的實踐檢驗分為兩個層次：壹天人合壹，個人內體驗對佛法（包括道）的實修實證，二知行合壹，道德天命觀及歷史規律在社會生活中得到體現，人們敬天畏命，過著合道的生活。

西方自然科學依然是主客二分的產物，是二元思維下的外實證學問，是人類依靠外部感覺探索世界的延續，它的方法論可以在現象學那裡被否定，西方自然科學至今依然沒有探索到壹元的真正的實證科學——生命科學的真諦，西方自然科學所檢驗到的學問，只有「用」的價值，卻沒有「真」的價值，即只有效用的價值卻不是真理。這個道理在中華文化中的層次上更容易理解，所以，近代自然科學的所謂實踐檢驗，並不是真正能升華人類理性，貫通理性與信仰之間所有藩籬的那種真正實踐檢驗。]

可見，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既不符合西方哲學的邏輯演證原則，更與中華文化內證體悟的修煉法則背道而馳，它除了以武斷的立場到處歪曲人類文明的精華以外，在學問上並無任何高明的創建，它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是哲學史上最淺薄最無知識含量的認識論，屬於最幼稚的水準。

3．唯物的歷史觀——史上最血腥反動的歷史觀
3.1西方哲學中的歷史觀
歷史觀就是人們對社會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基本看法，歷史觀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它研究的是歷史的邏輯體系，而不是歷史的現實材料。

西方的歷史哲學壹般都和超自然哲學（神學）有著緊密的聯繫，在大部分時間里是作為神學的壹部分而出現的，特別是中世紀，以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為代表的基督教神學家將西方哲學和基督教教義進行了最嚴格的邏輯結合，使基督教神學的歷史觀在那個時代曾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神學主要回答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人生的目地和意義在哪裡？而這正是歷史哲學的最高學術追求，歷史哲學和神學的結合表明了人生的目地將會從高層次中尋求到解答，因此，雖然基督教神學被哲學化（形而上學化）后道法的層次在降低，但對於世俗的歷史哲學的統籌，使它依然可以在壹定程度上維繫著人類對神的敬仰和對自己生命意義的正確看法，這是中世紀神學歷史觀的積極貢獻。

由於西方文化是利益導向的文化（可以參考《伏魔十三式》）第5式，世俗的利益追求必然與神學的超世俗追求產生價值觀上的衝突，世俗哲學與神學的對抗是遲早都要發生的事，這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產生了兩個結果：壹是神學和世俗哲學的分離，這個過程也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在否定神學的世俗哲學和破壞和諧的自然科學的雙重作用下，神的教誨越來越遠離人類；二是教權和政權的分離，使世俗生活的追求從宗教的道德約束中完全脫離出來，人的私慾被無限制的放大，這造成了西方后工業社會的種種道德危機和社會問題（我這裡講的是西方政教分離后道德失控的負面影響）。

歷史哲學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生了世俗化傾向，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義大利人維柯所著的《新科學》。在這部被維柯稱為「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學」中，維柯通過研究各民族語言、習俗的演變，用壹種「貌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方式解讀了歷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及其社會制度的發展過程，維柯將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但是有意思的是，維柯所講的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神的選民」希伯萊民族，維柯是站在基督教徒壹神信仰的立場上對異教諸民族的起源進行了所謂的科學研究，在維柯那裡，雖然宗教是世界上各種政府最初的形式，但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實的，其它宗教全是虛偽的，所以，異教民族的宗教、起源於對雷電及自然力的恐懼（維柯說這是神的間接啟示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方法），異族的歷史是由野蠻原始向文明開化逐漸發展進化，而基督教的歷史卻是真神所傳的高級文明的發展史，人類的歷史最終體現著天意的結果。

維柯的歷史哲學實質是壹種基督教神學歷史觀和當時興起的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的產物。在基督教看來，既然其它民族都是偶像崇拜，他們的宗教里沒有真神，那麼，在涉及解釋其它民族的歷史時，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家們（如維柯）就有可能會採取壹種「進化論哲學」的方式，特別是在18世紀西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全面興起的那個時代，這種二元的歷史觀（這裡的二元是指神學和無神論的混合）為19世紀「生物進化論哲學」及徹底的反基督的「唯物主義無神論哲學」的出現埋下了伏筆，這也是基督教徒壹神信仰自身的缺陷所導致的惡果，馬克思主義的出現，也許就是這樣壹種歷史邏輯現象的必然。「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拉布里阿拉在《唯物史觀論文集》里推崇維柯為唯物史觀的先驅，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經濟決定論：馬克思的歷史方法》（1907年）壹書里詳細論證了維柯和摩爾根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第壹頁就引了維柯的話。」[4]維柯在共產俄國時代被看作是階級鬥爭學說的祖宗，而在西方學術界，維柯也被稱為歷史哲學真正的創始人，這壹切都表明了《新科學》在方法論上所引發的無神論後果，這恐怕是維柯在貶低各民族、突出基督教信仰時所沒有意料到的。

維柯的歷史哲學畢竟是為基督教作見證，他的「疑似進化論哲學」也僅僅只是解釋其它異教民族在（他認為的）沒有真神直接啟示下、在由自身想像所創造的宗教的啟示下（神的間接啟示），由野蠻狀況走向文明社會的歷史，他最後的結論可以總結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體現著天意直接啟示（基督教的啟示）或者通過部落自然法間接啟示（源於天意的雷電而自創的宗教啟示）的結果。可見，維柯既沒有否定神的存在，亦沒有把人類和動物的起源在本質上划等號，這與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所宣傳的「無神論」與「生物進化論」是有天壤之別的。

維柯將歷史看作是各項基本法則的體現，並且是理性的產物，這對於突破西方傳統神學歷史觀對人類歷史的含糊性解釋是有重大學術意義的，只是維柯的方法論在不知不覺中也已經打開了拋開神的信仰而獨立研究人類社會起源的潘朵拉之盒，這為後世唯物史觀的出現也開了方便之門。可以說，維柯的歷史哲學是西方歷史哲學的轉捩點，它的方法論中同時包含著正面和負面的因素（負面因素不是維柯自己的錯，而是基督教徒壹神信仰導致的邏輯問題），維柯之後，西方歷史哲學中最高級的部分和最低級的部分正是分別沿著《新科學》方法論的正反兩條線索、而各自得到的結果，它們分別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同維柯壹樣，黑格爾也把歷史看作是壹種自然法則和理性的過程，只是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理性」獲得了更自由的狀態，「理性」是世界的主宰，是形而上學中最高級的範疇。如果說維柯只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場上用人類的科學語言來試圖解釋神對世界歷史的安排，那麼黑格爾則是站在人類自己的立場上，對包括上帝在內的宇宙中的壹切現象的運動和發展做出了科學的研究和形而上學的解釋。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看作是活動的「理性」的豐富產物，是「理性」（神聖的智慧）之目的的自我實現、自我完成的過程，黑格爾駁斥了西方神學中關於上帝的不可知論，認為包含無限內容的「理性」和上帝具有同壹屬性，上帝的啟示正是通過在「理性」中的啟示而實現的，人類認識這種啟示的過程，既是「理性」實現其目地的過程，也是「理性」自我認識的過程。黑格爾的哲學跨越了俗世和天國（基督教神學）及現象和本體（康得哲學）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打通了神和人、精神和物質直接聯繫的通道，它在西方哲學史上第壹次把人和神、自然和社會置於同壹個邏輯體系之下，並通過形而上學的方式揭示了隱秘于其中的共同規律。

在黑格爾哲學中，「精神」是與血肉及「物理自然」相對應的包含了「理性」和「意志」的「心理自然」的綜合體。「精神」是自然中最活性的特徵，它包含在「物理自然」與「心理自然」的內部，是宇宙（自然）的本體性因素，「精神」的本質是自由，因此，宇宙的本質也是自由，人類的歷史就是宇宙的自由本質的實現，是通過精神自己認識到自己的本質而實現了自由。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精神知道它自己，它是自己本性的判斷，同時它又是壹種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實現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在本身潛伏的東西的壹種活動……世界歷史可以說是精神在繼續做出它潛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現，如像壹粒萌芽中已經含有樹木的全部性質和果實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跡象中已經含有歷史的全體。」[5]

[注：黑格爾哲學中的自然包括物理自然和心理自然，這是西方哲學中真正壹元的自然範疇，與中華文化對宇宙的理解在思維方式上是相通的；另壹方面，關於他的哲學中精神和理性的關係，可以簡單的表示為「精神＝理性＋意志」，理性是精神的壹個方面，精神對世界的安排是靠意志來驅動，靠理性來使之符合目地和規律，所以，有時侯他的哲學中講「理性的自我實現」，有時講「精神的自我實現」，實質是壹樣的。]

黑格爾的哲學蘊涵著「生命即宇宙、宇宙即生命」的中華文化天人合壹思想的精華，可以說是天人合壹的宇宙存在方式在形而上學領域較真實的反映，是西方哲學史上在本體論方面真正的「心物合壹的壹元論哲學」；另壹方面，「精神的自我實現」也蘊涵著現代科學生命全息理論的因素，宇宙和我在本質（精神）上的同壹，正是中華佛道修煉所依托的基本原理；而「精神的自我認識」，在認識論方面相對於現象學意向性理論的「我思某物」來說，則是「我思我自己」的真正的「主體性認識論」，這正是中華內證體悟的性命修煉之學在形而上學的認識論領域最可能的表達形式之壹；最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從宇宙運動的宏觀背景下來解釋人類歷史，把人類社會發展和宇宙運動中最活性的因素聯繫起來，揭示了世界歷史與宇宙精神的對應關係，這亦符合中華文化「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的天命歷史觀。可見，黑格爾的哲學處處滲透著中華修煉文化在形而上學領域最可能的反映，是西方形而上學中最難能可貴的真知灼見，也因此達到了西方形而上學的最高成就！

黑格爾哲學的不足之處，特別是他的歷史哲學的不足之處，在於從形而上學向具體應用領域過渡中產生的對歷史現實的認識誤差（形而上學在現實應用中的錯誤，而非形而上學本身的錯誤），蓋因為當時的歷史條件還沒有給西方學者提供足夠理解中華修煉文化內涵的人文基礎，因此，他對歷史上最高級的中華文明作了最低級的理解，把中華文化理解為理性的蒙昧時期，而沒有認識到他所謂的「精神的自我認識」的最高級階段恰恰體現在中華修煉文化之中。但是瑕不掩瑜，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在本體論、認識論及歷史觀方面都達到了西方哲學的最高成就。

3.2馬列主義的歷史觀
當黑格爾以嚴密的壹元論哲學在歷史哲學領域彌補了維柯《新科學》在方法論上的二元缺陷，將世界歷史和上帝的存在聯為天人合壹式的生命整體時，未來全面顛覆他學術成果的惡漢也悄悄的在他的家鄉德國誕生了，1818年，既是黑格爾在柏林大學開講歷史哲學的起始年，又是馬克思投胎轉世的降生年，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歷史風雲際會吧！

馬克思將自己的歷史觀命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它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在社會歷史領域的全面體現。「唯物史觀」完全是以對維柯和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歪曲為基礎構建起來的，它的外表裡包裝著二者學術精華的形式，如下：壹以 「無神論」取代了維柯歷史哲學中的宗教啟示二元論，將「間接啟示」改造成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二以「生物進化論」取代了基督教的「神創論」，將人類的祖先歪曲為原核細菌；③以主客二分式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邏輯暴力取代了黑格爾精神物質相統壹的「心物壹元論」，將活性的精神置於非活性的物質控制之下，使以自由為本質的精神泯滅了它的本體屬性；四以非活性的物質的辯證運動取代了活性的精神的辯證運動，將「精神的自我實現」過程（自我實現是屬靈的事物的本質屬性）歪曲為「非靈的物質的自我實現」過程（非靈的事物不具備「自我實現」這個屬性）。

另外，唯物史觀的歷史邏輯基本遵循了黑格爾的方法論，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體現了壹種必然的過程，全部歷史有壹個預定的目標，人類社會在壹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推動下、按照壹種既定的方式、向這個預定目標發展。但是，在其歷史觀的具體內容上，馬克思的理論卻與黑格爾完全背道而馳，如下：

壹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的推動力來自人類社會的內部，就是人的「理性及自我意識」（精神），歷史的目地是人（精神）的自由的實現，也就是精神的本質的最終實現（黑格爾哲學是主客壹元的哲學，其中人的精神與上帝是同壹的，並不是馬克思所歪曲的客觀唯心主義）；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歷史的推動力來源於人類社會的外部，來自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力量，也就是生產方式，人類歷史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歷史的目地最終體現為生產力的進步、物品的極大豐富及按需分配的實現，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人從物的束縛中獲得了自由（這當然是壹種不可能實現的自由，物質的追求只會導致對物質的更多需求）。

二黑格爾歷史哲學中歷史發展的過程表現為「絕對精神」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式的辯證運動，當自由的觀念完全實現自己時，辯證過程將達到壹個終點；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歷史發展表現為物質秩序的辯證鬥爭，尤其是表現為由物質利益所劃分出的階級之間的對立鬥爭，當階級之間的內在矛盾解決了，運動與變化的主要原因將消失，於是出現壹個無階級無社會差別的歷史終點。這種理論的最可怕之處在於，把歷史過程中的非正常的暴力衝突及戰爭狀態邏輯化、倫理化，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成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必需環節和必要手段，這種史上從未有過的系統化、理論化的暴力鬥爭學說給近代人類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災難和無止盡的紅色恐怖，完全改變了近現代世界歷史正常的運動軌跡。

③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有神論，在「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中，歷史的目地也將體現出人類向上帝那裡回歸的趨勢；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無神論，在物質的自我實現中，人類將建立按需分配物品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式的人間天堂。

最後，在人性的認定上，既然唯物史觀中人已經失去了神創的神性和靈性，理性也被置於「客觀實在性」之下、成為壹個不自由的附屬物，所以，馬克思把人定義為「可以製造工具的動物」，人的存在方式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關係」（社會實踐）。

可見，唯物史觀的核心就是否定神的存在，否定任何與神的存在有關的哲學和文化傳統，其目地是要在社會歷史領域將人和神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使人忘記自己的高貴來源，迷失自己的神聖本性，使人生的目地從敬天畏命、返本歸真而蛻變為戰天鬥地、追求生產力發展和物質利益的享受；另壹方面，唯物史觀否定了「精神」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作用，它從人的最低級需要與最低層次屬性上、去理解人類歷史，把道德水準從社會進步的衡量標準體系中完全剔除出去，這將使人類社會道德淪喪、倫理顛倒、在物慾的追求中逐漸失去理性和精神的制約，在行為方式上向低等的獸類靠近，最終在歷史進程中徹底的墮落為披著人皮的獸類。

第三章小結
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是以生物進化論為根基，以主客二分的認識論為前提，以黑格爾的辯證規律作為自己的方法論，以暴力砸爛現存的全部社會制度、建立子虛烏有的人間天堂為其理論的實際應用和最終目地，其學說中到處充斥著淺薄、愚昧、無知、狂妄以及暴力、血腥、和恐怖主義，它在學術上無任何高明的見識和創造，壹言以蔽之，辯證唯物主義堪稱邏輯上的矮子、行為上暴徒和狂妄無知群類里的「巨人」！辯證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毒的精神毒品，是真正的精神鴉片，這個觀點的證明只要看壹看吸食這種毒品後人們的行為表現就知道了。

辯證法的本質

馬列主義及其徒子徒孫中共認為，看問題要「辯證」（這裡加引號的辯證說的是中共的偽辯證法）的看、全面的看，要「壹分為二」的看，既要看到問題的這壹面，又要看到問題的那壹面。所以，對共產黨的看法不能太偏激了，不能只看它的壞處而不看它的好處。

東方哲學：看問題首先要「壹分為三」，其次才能「壹分為二」；看問題要善惡的看、是非的看，而非「辨證」（同上）的看。

「壹分為二」本是西方形而上學（哲學）的壹種基本思維模式，屬於邏輯體系，在實際應用中必須要有邏輯前提，必須在確定的物件里才能正確應用，否則，邏輯將失去實際價值，成為空頭理論；另壹方面，人類社會是在價值規律層次上構建的，而不是在邏輯規律層次上構建的，是非判斷、善惡之分是社會的倫理基礎，是不能缺失的具有本體意義的人類社會的立足之基。

在馬列主義及中共黨文化的毒害下，中國人把「壹分為二」誤解為辯證法的精髓，以為「壹分為二」是最高的真理，以為懂得了「壹分為二」便可以解釋世界的壹切現象和運動，於是複雜世界在馬列族類眼裡全部消失了，只剩下似是而非的「壹分為二」，不但在日常事務中壹分為二的「偽辯證法」凌駕於法律和道德之上、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宰，就連做學問也要以這個偽辯證法為指導、對壹個問題的陳述往往要求同時顧及它的對立面，如此才算是全面的看問題。真不知道當壹個研究食品的專家在撰寫關於食品的論文時是不是壹定也要把大便捎帶的說壹下？其實「壹分為二」不但不是辯證法的精髓，反而是真正的辯證法所要揚棄的環節，是真正的辯證法所揭示出的「理性」不成熟的表現。我們來看看歷史上的辯證法的真面目。

壹、什麼是辯證法及辯證法的真正精髓
辯證法，dialectic，西方文字中本義是對話（隱含著對話中的邏輯規律和思維方法），漢語意思按字面表達應該是——通過對話（辯論）而求證的方法，其實這也是西語dialectic的本身意義。辯證法屬於邏輯體系，最初表達的是從話語、對話的邏輯中形成和發展出來的壹套方法論體系，說話的規律也就是思維的規律，因此，這種發源於古希臘的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進壹步完善為反映思維和存在基本規律的本體論體系。

我們平時所說的「辯證法」實質是來源於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因為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辯證法來源黑格爾，而中國大陸盛行的所謂「辯證法」又都是從馬克思那裡嫁接過來的。但是，長久以來，不光中國大陸的馬列主義辯證法的傳人們，就是西方正統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傳人都沒有揭示黑格爾辯證法的真正精髓所在。說起辯證法，人們往往注意了它的方法論中的部分，即對立統壹體中的矛盾雙方向對立面轉化，通過量變到質變的演化形式，否定之否定的階段演進過程【注：事實上馬列主義以線性邏輯去理解否定之否定也是偏離黑格爾辯證法本義的，他的否定之否定恰恰體現的是圓形邏輯】，而被人們所忽略的正是黑格爾辯證法中最核心的內容——整體論世界觀和精神性（生命性）宇宙觀。關於這壹點，唯有在中華文化或者是中華哲學的體系下，才能映射出其思想的偉大光輝，在二百年的歲月里，這壹西方哲學的最高成就往往被演沒在所謂的「唯心主義」的批判之中，正是西方哲學自身的二元分化，才導致它無法理解在它的體系里通過辨證的方式而達到的這種壹元思維模式下的整體論世界觀所表達的具體內容，而壹元的思維模式和整體論世界觀正是中華文化的入門和根基。

黑格爾的辯證法包含在他的所有哲學著作中，其中以《邏輯學》最為顯著，辯證法是黑格爾哲學的基本思維方式和基本內容體系的概括和總結，他的哲學在辯證法思維的統籌下，達到了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完美結合的境界，這在西方哲學史上是獨壹無二的。黑格爾辯證法基本精髓可以概括為「整體論、壹元論、宇宙生命論、層次演化論、和宇宙全息論。」我們壹壹來分析：

1、黑格爾的整體論
黑格爾把自然、社會、精神看作是同壹個整體事物的不同階段或不同環節，宇宙在整體上是統壹的，它的實質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與自我實現。這種關於宇宙的整體觀，在西方哲學史上是開天闢地的第壹次，西方哲學固然有關於宇宙和生命分等級和層次的思想，也有各形各類的宇宙統壹論思想，但從來沒有形成完整的關於宇宙和生命的整體論思想，從來沒有在學問的層次上把神和人類的世界、自然和精神的現象、聯繫成壹個相互演化和自我實現的邏輯整體，因此，西方哲學史上才會出現信仰和理性的爭執，天國和俗世的對立，物質和精神分裂，現象和本質的隔閡，而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在辯證思維模式下，所有這些分歧都在壹個完整的學術體系中得以邏輯式的完美解決。這種整體論思想和西方哲學史上出現過的任何思想都是不壹樣的，它對宇宙的思考在邏輯上超越了20世紀在西方發展起來系統論，達到了西方哲學史上的邏輯最高峰。

2、黑格爾的壹元論
整體論對應著壹元論，既然宇宙只是壹個整體，不存在物質和精神兩個世界，而是物質和精神的合壹，那麼在形而上學中就可以表達為 「壹」。這就是真正的壹元論，和中華哲學的基本思維模式是完全相同的。

在西方哲學史上，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實質都是二元論，因為這些哲學開端于對宇宙的心物二分法，它們無論是強調物質第壹性（唯物主義），還是意識第壹性（唯心主義），都是在認為世界分為物質和意識兩大部分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思考，如果根本就沒有認為宇宙分為物質和意識，而是認為宇宙就是壹個整體的事物，物質是有意識的，意識就是物質的本質屬性，那麼，物質就是意識，它們二者就是壹回事。黑格爾哲學的核心其實就是這種思維模式，他的辯證法正是表達了壹元性的宇宙在自我運動中回歸了自己的精神特質，豐富了自己的內容。因此，黑格爾的哲學不是什麼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在西方哲學史上本身就是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體系之外的另壹種邏輯體系，壹元的邏輯體系。

3、黑格爾的宇宙生命論
如上所述，在整體論和壹元論的宇宙觀下，物質就是意識，宇宙是有意識的，有精神的，那麼，宇宙就是壹個生命體，黑格爾的哲學正是體現了這壹根本觀點。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總原則和總思路就是把宇宙看作是壹個具有精神性特徵的生命體，宇宙在邏輯上表現為從「存在」、到「本質」、到「概念」，環環相扣、逐級顯現的壹個精神性整體，這個整體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後完全顯現出來的生命性特徵，通過生命性的認識功能宇宙達到了把絕對理念的豐富內容完全實現出來的最終極目的，也就是絕對理念實現了自我認識。

我們知道只有生命才有認識功能，黑格爾的哲學把生命作為絕對理念的壹個環節，使生命和絕對理念成為宇宙整體的核心內容，顯示了生命是宇宙的最根本特徵。

4、黑格爾的層次演化論
黑格爾哲學其實包含著中華哲學「層次論原理」的最基本思維特徵。宇宙的演化在「邏輯上」分為三個環節（三個階段），如「存在、本質、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學科則是「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的環節、不同的階段並不是壹種時間上的順序關係（比如在同壹個時間節點上，宇宙在邏輯上就同時包含著「存在、本質、概念」三個環節的全部，只是它在此時自我顯現出來的只是其中某個環節的某個部分，宇宙（絕對理念）自我顯現的程度和層次都和時間的先後沒有必然關係），而是邏輯上的高低層次關係，後面的邏輯環節（高級的階段）包含著所有前面的邏輯環節（低級的階段），高級的思維階段可以對低級的思維階段進行解釋，反之則不能。這種思維不是西方哲學所普遍持有的那種認為事物表現為在時間上縱向發展、逐步遞進的思維，而是壹種中華哲學層次論體系下所認為的事物在本質和現象之間層次性的顯現和包含（存在方式）思想，揭示了高層次事物對低層次事物的統攝和包含關係以及宇宙的層次性演化原理。

5、黑格爾的宇宙全息論
如上所說，黑格爾認為事物的每壹個階段都包含著他的全部，只是在每壹個階段顯現出不同的狀態（存在方式），這和現代生物全息理論的原理是相同的，而黑格爾哲學涵蓋的是全部宇宙的邏輯，因此，這裡麵包含了壹種邏輯上的宇宙全息理論。

以上所說的黑格爾辯證法的精髓思想和思維方法在中華文化中全部都有體現，中華文化在哲學層次上（中華哲學）正是表現為「主客壹體的壹元思維」、「萬物有靈的唯靈論（生命論）」、「天人合壹的整體論宇宙觀」、「向下相容的層次演化原則和顯現原則（存在方式）」、「天人合壹的宇宙全息論」。簡述如下：

壹元的思維模式正是中國「天人合壹」宇宙觀（世界觀）的基本思維模式，就是說物質和意識是壹體的，是同壹個事物，這就意味著物質是有意識的，是有靈性的，宇宙是壹個生命體，這種思想的另壹種表達方式就是「萬物有靈」（生命論），所以，在中華文化中，沒有唯物和唯心的區別，如果壹定要用哲學流派的劃分來表達中華文化的這種壹元思維，可以表達為「唯靈主義」。

在壹元思維模式下，「天人合壹」思想的另壹方面也體現出中國人整體論的宇宙觀（世界觀），即宇宙不但是充滿靈性的，有意識的，而且和人是壹個有機的整體，在微觀層次上相統壹，不可分割。中國人把「天地人」（傳統文化中的三才）作為壹個有機的整體來看待的，「天地人」也同時表示了宇宙中的壹個具體層次和具體環節，人與天地相感應，人可以通過道法自然而達到與天地的同壹，從而返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

整體論宇宙觀還對應著層次論宇宙觀，宇宙是壹個整體，那麼在這個整體中看事物就應該分層次的看，把每壹個層次都看作是宇宙整體的必要環節和宇宙存在狀態的必然表現，另壹方面，在宇宙整體中，每壹個層次都有高低上下的區別，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包含著低層次的物理規律，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制約著低層次的物理規律，而反之則不能。

在天人合壹宇宙觀中包含著宇宙全息理論，中華文化壹直認為人是壹個小宇宙，人體和宇宙的結構是相互對應的，人體中包含著宇宙的全部，因此，人才可以通過修煉而提升自己的生命等級和生命層次，同化宇宙在更高層次的物理規律。

如此看來，黑格爾哲學本質上就是中華文化在某壹層次的哲學體現，只是它還不完整，特別是它對中華文化本身的理解偏偏存在著很大的誤解，也許黑格爾只是從《易經》和《老子》中悟到了壹些邏輯上的東西，對中華文化的修煉體系還沒有完全領會，因此，他構建的這套本體論體系在邏輯上才是如此得和中華文化相接近。

另壹方面，黑格爾辯證法在方法論方面的表現，如對立統壹規律，質變數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圓圈形反向迴圈規律），大多來源於中國的《易經》和《老子》，但《易經》中包含著比以上這些規律更複雜的方法論體系，比如在事物的存在屬性方面我們的方法是「壹分為五」（五行之化），在事物的演化運行方面我們的方法是「壹分為六」（六爻之變），在看待事物的角度方面，我們的方法是「壹分為四」或更多（錯卦、綜卦、互卦、變卦），在研究整個銀河系（壹個小宇宙）的運行規律時，我們的方法是「壹分為六十四」，是從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壹直到六十四卦建立起壹個完整而嚴密的邏輯和科學體系，由六十四卦演繹出的天人合壹學問體系對應著人體、社會、以及整個銀河系小宇宙（不同層次的天）的全部複雜關係。與如此精確複雜的方法論體系比起來，西方的「對立統壹」學說簡直就是幼稚園水準。

二、辯證法在歷史上的演變
1、辯證法在西方的演變
辯證法在西方經歷了三個階段，共有三種形態：蘇格拉底（包括柏拉圖）辯證法、黑格爾辯證法和馬列主義辯證法。除了黑格爾以外，西方所有的辯證法都是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講了壹種學術和邏輯原則，只有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邏輯學、本體論和方法論的完美統壹，並且如上所述，黑格爾辯證法中最精髓的、最核心的東西其實就體現在本體論方面。

蘇格拉底壹般被認為是西方辯證法的創立者，在這裡，辯證法是指壹種起源於蘇格拉底的教學方式。蘇格拉底經常使用巧妙的對話策略，通過讓對話者在為事物下定義的過程中，不斷揭露他的語言邏輯矛盾，從而使對話者不斷追尋事物的本質，並最終能在「意見」和「知識」之間做出區分。蘇格拉底這種對話方法的精義在於「質疑」，就是通過不斷的「質疑和否定」來尋求真理，後來這種對話方法就被稱為辯證法，並成為壹種教學方式的名稱，它適合於人們用來反思自以為是的東西。可見，在蘇格拉底那裡，辯證法就是壹種通過「質疑和否定」的方式來探求智慧的對話方法。

蘇格拉底以及隨後的柏拉圖所闡釋的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在黑格爾那裡被精確的理解為——向對立面轉化，這成為辯證法在方法論方面的核心原則。於是，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被表述為——通過向對立面轉化，即揚棄的方式，而形成現象或事物的新階段的過程和途徑。黑格爾揭示了「向對立面轉化的邏輯形式」是宇宙萬物的普遍運動規律，它標志著西方辯證法的方法論體系在黑格爾那裡達到了形式上的完美境界。

馬列主義在方法論方面，在形式上完全「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全部思想，但是卻在兩個最主要的方面完全篡改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原則：壹在對立統壹規律上把「向對立面轉化中的同壹性原則」改造為「向對立面鬥爭中的鬥爭性原則」，以此得出社會歷史運動的動力為「階級鬥爭」（見《階級分析誤入歧途》壹文）；二在否定之否定規律上把「事物向自己的最初狀態回歸的圓形邏輯」改造為「事物向更高級階段不斷發展的線形邏輯」，以此推出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間的天堂——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的這種「辯證法」被自我標榜為唯物的「辯證法」，後來成為中共邪教的基本教義之壹，也就是我們中國大陸人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辯證法」。

2、辯證法在中國的演變
馬列主義的偽辯證法在中國又有兩種變型，如下：

壹辯證法被等同於「壹分為二」。

黑格爾的「對立統壹」學說揭示了事物在某壹「思維階段」（因為黑格爾哲學的認識論實際上是主體的思維層次決定事物的顯現層次的中華哲學的認識論）蘊藏著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的關係則是既對立又統壹的「辯證關係」（這裡上引號的辯證關係就是我們從馬克思那兒舶來的辯證含義，實際上在黑格爾哲學中，這種關係只是黑格爾辯證法的壹個中間環節的表現，不是最高級的，也不代表辯證法真正的核心和精髓），但黑格爾又認為這隻是事物發展中的壹個「消極理性階段」，這個階段還要進入到後面的「積極理性階段」，此時事物處在完全的絕對的同壹狀態，對立面已經消解，整個概念都已經完全透明，所有的環節重新成為壹個整體，從而達到了自己對自己完全的認識。可見，對立統壹關係只是人們處在消極理性思維階段時事物的顯現規律，而「壹分為二」的思維狀態則還處在之前的壹個環節，是比消極理性還要低級的「知性思維」的表現，也就是說此時思維只看到了壹分為二，只是孤立的把現象分割成感性和理性，精神和物質，運動的和靜止的，抽象的具體的……而沒有看到「合二為壹」的形態。

說到這裡，為了幫助讀者更好的把握這壹部分的精義，筆者將黑格爾辯證法思維的三個階段及其表現分別羅列如下：

知性思維（事物在認識主體的頭腦中是孤立的，彼此之間沒有聯繫）；

消極理性思維（認識主體意識到事物之間的聯繫，看到了對立統壹關係的存在，以及矛盾體向對立面轉化的事物運動變化的過程）；

積極理性思維（認識主體對「事物之間的聯繫」的理解繼續升華，超越了「對立統壹關係」這個層次，認識到不同事物之間完全是同壹的，不分彼此。從任何壹個事物出發，到另壹個事物之間的認識環節都是暢通的，甚至認識到認知主體和客體都是同壹的，沒有認識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整個過程只是壹種可以被稱為「絕對精神」的事物對自己的壹個認識過程，也就是說，認識原來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覺醒或者說自我回歸的壹個過程。）

知性思維的某些特點在馬列主義中被稱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馬列主義用這個「形而上學」表示與自己所謂的「辯證法」（不是真正的辯證法，在黑格爾體系中屬於消極理性階段）相對應的思維方法，但是馬列卻不知道在黑格爾哲學中思維方法不是對立的，而是分高低層次的，消極理性（對立統壹規律的顯現階段）並非辯證法的最終形態，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辯證法。其次，馬列這裡以自己定義的「形而上學」混淆了西方哲學中真正的形而上學含義，這是馬列主義對西方哲學所犯的又壹大罪狀。

中共「辯證法」的其中壹個重要表現就是處於知性思維階段的「壹分為二」思維，就是只強調絕對的把事物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待，以此來消解人們已經達到的「合二為壹」的狀態，使人們的思維水準保持在最低級的狀態而不能前進到下壹階段。比如：講宇宙分為物質和意識，使物質獨立於意識之外，強調意識要反映物質，以此割裂了天人合壹的關係，瓦解了人們對神的信仰；講事情分為好的和壞的，共產黨的行為是既有好的壹面，又有犯錯誤的壹面，因此，不能只盯著中共的錯誤，更要看到中共的好處，以此否定了人們（及法庭）「合二為壹」的裁判事實的權利，為中共政權茍延殘喘偽造了邏輯依據（這也屬於用邏輯判斷取代價值判斷，見下文）。久而久之，在中國大陸，人們壹說到辯證法就自然而然的轉化成「壹分為二」的思維，轉化為掩蓋中共罪惡的邏輯詭辯法，這是中共對辯證法的最大閹割。

如果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研究生階段，那麼到馬列手中就只能算是中學生階段，而在中共那裡就是幼稚園水準了。中共在學校里講「辯證法」時是站在馬列的中學階段講的，但是在現實應用中，卻是以自己的幼稚園水準來實踐的，也就是說，中共所實際使用的「辯證法」比起馬列的中學水準都差了十萬八千里。中國大陸人成天泡在這樣的「辯證法」中，思維能達到什麼水準可想而知！

二辯證法等同於沒有道德原則的變化。

馬列主義偽辯證法在中共那裡的另壹種變型就是把「辯證法」當作了「變化」的同義詞，認為只要是不斷的改變，就是遵循了「辯證法」，中共的洋教父斯大林的名言「壹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被當作了這種「辯證法」的最好的表達。在這樣的「辯證法」熏陶下，人們只記住了壹切都在改變，而忘記了辨別這些變化好壞的價值原則，人們不願意探尋社會變化的根源，以得到歷史的有效經驗，承擔社會改造的匹夫之責，而是把壹切原因都推給了自然的邏輯規律，幻想著社會的發展自然而然的就會糾正其中的錯誤（可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是當人類失去道德原則時，不去承擔社會責任時，自然的糾正就是天災，就是淘汰人）。因此，雖然中共不斷的改變自己的原則和立場，表現了壹副舉世無雙的流氓無賴的醜惡嘴臉，但是，中國大陸人民還是不斷的認同它，因為這符合了「辯證法」「壹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自然規律。

「《人民日報》2004年7月12日頭版中講「歷史的辯證法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什麼是不該變的？「黨的『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壹百年，動搖不得。」」（轉摘自《九評》）。

中共的「辯證法之變」只是壹種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而任意改變的行為，既不講天命與道德，也不講民意與法律，只要有利於自己的統治利益，憲法、黨章、以及自己奉行的主義都可以任意修改，在中共的16大會議上，這種不講原則的變化法又被賦予壹個更冠冕堂皇的稱呼——與時俱進。

小結：中共的辯證法就是不講價值判斷、不講「合二為壹」的「壹分為二」，和不講道德原則的「隨意變化」，前者為中共「洗清」歷史上的罪惡，後者為中共新的流氓統治手段提供「合理（合邏輯）」的外衣。中共正是用這樣的「辯證法」結合馬列主義的「對立統壹」學說迷惑了大部分的中國人，使中國人民處於「集體失智慧」狀態，再也辨不清善與惡、好與壞，退化成為歷史上思維水準最低的民族——馬列民族——的成員。在這些偽辯證法的變型中，尤以「壹分為二」對中國人民毒害最重，下面我們專門來破解這個邏輯謬論。

三、「壹分為三」——人類思維邏輯的第壹原則（哲學的第壹原理）
1、簡述「壹分為二」的邏輯實質
前文已述，「壹分為二」只是思維的壹種狀態，它既不是邏輯的開始，也不是邏輯的最終結果，因而僅僅講「壹分為二」沒有任何實際應用價值。

黑格爾講對立統壹關係時（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壹分為二」和「合二為壹」作為壹個不可分割的思維整體，是同時出現和存在著的，這個整體在「整個思維過程中」（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過程中）處於中間階段，可以稱之為「既分且合」階段：它與前面的階段（思維的知性階段）銜接的是「分」的思維，就是思維中事物都是直接顯現的，孤立存在的，彼此間沒有相互影響；與後面的階段（思維的積極理性階段）銜接的則是「合」的思維，就是思維中的事物的各個環節都已經連接成壹個整體，各個環節之間的差異已經全部消失，它的內部達到完全的同壹和透明；而在這個中間階段（消極理性階段），思維狀態則是「既分且合」，就是認識到事物既對立又統壹，思維中的事物都是成雙成對的出現，這也就是對立統壹關係的真實含義和它在整個辯證法中的真實地位。

由此可見，如果只講「壹分為二」，則是思維退化到了知性階段，如果既講「壹分為二」又講「合二為壹」，把它們二者作為對立統壹關係的壹對思維範疇同時講，則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如果思維能跨過這個階段進行到絕對的同壹的狀態（合的狀態，不僅僅是第二階段中的合二為壹，而是對整個思維階段的「合」），則思維處於最高級的積極理性階段，此時思維達到了對事物的完全認識。

2、「壹分為三」是討論問題的前提和開始
前面也已經提到，黑格爾的哲學是整體論思維，他講的思維階段也是針對「人和自然同壹的整體世界」（ 也就是他研究的物件是「整個存在」）講的，因此他揭示了認識邏輯（認識論）的最普遍規律。任何壹種邏輯規律（形而上學的原理）都必須是針對壹個特定物件的規律，它的研究前提都是這樣的：「首先要確定壹個研究物件。」因此，確定研究對象時所應用的基本方法和所遵循的基本思維規律就是所有哲學（形而上學）的第壹原理，這個第壹原理，我把它稱為「壹分為三」。

如果我們以系統來劃分空間，宇宙可以在任何壹個層次上分割為三部分：系統、系統的內部要素、以及系統的外部環境（系統、要素、環境），宇宙中每壹個層次的系統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和思維的物件，而我們確定研究物件的過程，也就是把世界「壹分為三」的過程。事實上，用最抽象的邏輯語言來劃分，宇宙在空間上可以劃分為 「外中內」，「上中下」，「前中后」，「左中右」，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為 「過去、現在、未來」，可見，「壹分為三」就是我們思維中的第壹個邏輯步驟，因為思維必然是針對某壹個確定物件的，而在思維中產生物件的過程就是把時空「壹分為三」的過程，因此，「壹分為三」就是思維的第壹原理，也就是哲學（形而上學）的第壹原理。

確定了物件才可以討論問題，我們必須知道別人所說的問題是針對哪壹個物件而言的，如果兩個對話者都不知道彼此所說的話題不是針對同壹個物件，那麼他們的對話必然無法做到邏輯壹致，也必然不會形成共同的結論。在社會生活中，由於每壹個社會學的名詞都可以有不同的應用層次，而不同的應用層次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思維物件，因此，人們必須得學會「壹分為三」確定討論物件的思維方法，否則，人們的對話就會產生混亂。舉個例子，比如說兩個人談民主，甲說：「中國沒有民主，有的只是共產黨的壹黨專政。」乙說：「妳說的也太絕對了，昨天我們公司討論春遊，大家各抒己見，最後是通過民主程序表決通過了旅遊方案，怎麼能說中國沒有民主呢？」我們注意到甲所說的民主是指整個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乙所說的民主是指壹個社會單位內部的娛樂機制，二者所涵蓋的內容根本不是同壹個物件的內容，怎麼能以此而否定彼呢？與這個現象相關的問題還會是這樣，當妳對大陸憤青說起美國的民主時，他會憤慨的反駁道：「美國出兵打伊拉克，算什麼民主？」這裡，他把標誌壹個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民主概念又轉移到國際關係領域了。可見，不懂「壹分為三」，在討論問題時就會不斷的轉移和偷換討論內容的實質主題，使討論失去了邏輯的理性價值，最終無法形成共識。

而對我們生活影響最深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壹分為二」，人們經常用這個空洞的低級邏輯規律為中共的罪惡進行辯護，這種詭辯論的邏輯實質，正如上所說，乃是不斷偷換和轉移了思維和研究的確定物件，完全放棄了正常思維的第壹邏輯步驟——「壹分為三」。

我們都懂得這樣壹個道理：在法庭上法官審理案件時，壹個犯人如果以自己曾經是好人，做了很多好事，而要求法官「壹分為二」的看問題，要求法官不能只看到自己的罪惡、而無視自己好的壹方面，法官會同意犯人的所謂「辯證」觀點嗎？顯然不會。犯人無法用這個邏輯規律來為自己辯護，為什麼呢？難道邏輯規律有問題嗎？當然不會是邏輯規律本身的問題，而是人們片面的割裂的應用邏輯規律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時間上把犯人的壹生劃分壹下，可以得到三個階段（壹分為三）：本次犯罪過程（現在），本次犯罪過程之前（過去），本次犯罪過程之後（將來），那麼，對於法官而言，他的研究物件就是「本次犯罪過程」，他不管犯人以前是什麼，也不管他以後怎麼樣，法官的職責就是研究犯人的「本次犯罪過程」，根據「本次犯罪過程」中犯人表現的好與壞（壹分為二），依據法律的相關規定，最後用「合」（合二為壹）的方法出計算出犯人所應該受到的法律製裁，這就是法官審理案件的基本邏輯過程，他並沒有違背任何邏輯規律和哲學原理，對立統壹的邏輯規律也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可見，在邏輯上，如果不講「壹分為三」，就根本無法講「壹分為二」。

以上的案例告訴我們，只有先確定了物件（壹分為三），才能在物件內部應用對立統壹規律來研究物件。通過「壹分為三」得到的三個階段的每壹個階段，都在其內部包含著「壹分為二」的正反兩部分內容，「壹分為二」只是在每壹個確定階段（確定物件）中才能應用的邏輯規律。

綜上所述，那麼對於中共的審判，在邏輯上也就很清楚了，因為我們要研究和面對的物件是「中共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犯罪過程」，中共的犯罪事實早已被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所證實，所欠缺的只是對這些事實進行法律的量刑和裁判。中共對中國人民的犯罪過程在時間上持續了90多年，其中包含著無數次的「本次犯罪過程」。對於中共的每壹次犯罪過程，我們都可以像以上案例中所說的那樣劃分為：本次犯罪過程，本次犯罪過程之前，本次犯罪過程之後，然後運用「壹分為二」和「合二為壹」的對立統壹原理，分析研究每壹個「本次犯罪過程」，計算出在「本次犯罪過程中」中共所應該受到的法律製裁。通過這樣的分析和研究，中共在80多年歷史中的每壹次罪惡就會越來越清晰的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會逐漸得到壹個關於中共罪惡的總和。

那麼，有人會說：「除了這些罪惡，中共就沒有好的壹方面嗎？」當然有，但是中共的好的壹方面的表現都是偽善，就是會說很多好話，但都是假話。就像狼披了壹張漂亮的羊皮，好的壹方面也只是那件羊皮而已，無論它怎麼漂亮都無法抵消狼所犯下的血腥罪惡！把中共的罪惡（壞的壹方面）和它的美麗的羊皮（好的壹方面）綜合壹下（合二為壹），其結果仍然是罄竹難書的滔天罪惡。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思考中共的罪惡，因為這些罪惡歷來都是被掩蓋的，很多罪惡在中共的輿論控制下還被歪曲為偉大的功績而到處宣傳，這造成了中國人民是非顛倒，善惡不辨，甚至分不清中共和中國的關係。要完全揭露中共的邪惡面目，要破除中共偽造的「壹分為二」的假邏輯規律，就得掌握好「壹分為三」的哲學第壹原理，在討論問題時精確定位討論的物件，並在確定物件中完整的應用對立統壹規律（「壹分為二」和「合二為壹」的結合）。唯有如此，中共的詭辯邏輯才會被徹底打回原形。

3、「壹分為三」的思維邏輯在東西方文化中的表現
中華文化以及黑格爾辯證法中都有著清晰的「壹分為三」思想，這反映出思維原則在人類社會的高級文化形式中的壹致性，說明凡是比較高級的智慧體系都不會偏離「壹分為三」的人類思維邏輯的第壹原則。

老子說：「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中華文化不是哲學，老子講的道也不是邏輯學，而是佛法的體現，是講萬物的實際運行規律和演化原理，因此，從壹到二到三的過程，也就是從「太極」到「兩儀」到「陰陽中三態」的宇宙萬物的實際演化過程，當事物形成壹個現實形態時，必然同時顯現出「陰」、「陽」、「中」（陰陽合和）的三種表現形態 。「陰陽中」在中華文化體系中不是邏輯形態，而是事物的實際表現形態，但它蘊含著邏輯形態內的「壹分為三」的邏輯規律，因此，誠如筆者在《低級淺陋的唯物論》壹文中所述，中華文化不是哲學（邏輯學），但哲學在中華文化之中，中華文化的修煉體系中不僅蘊涵著哲學的全部內容，而且基於中華文化修煉體系（生命科學）的中華哲學也將是世界上唯壹的真正邏輯圓融的哲學體系。

黑格爾的辯證法屬於哲學體系，它的基本邏輯單位就是「三」，由三個基本邏輯環節構成壹個個首尾相接的「圓形邏輯圈」（否定之否定的真實含義在這裡體現，它表達的是回到自身的圓形邏輯），圓和圓之間也是通過「三」來連接，壹個大圓套三個小圓，環環相扣，層層相疊。如他的整個體系分為「存在論（有論）、本質論、概念論」，「存在論」又分為「質、量、尺度」，「質」又可分為「存在、定在、自為存在」，「量」可分為「純量、定量、程度」……在這些壹連串的三個邏輯環節之中，第三個邏輯環節往往是前二者的綜合和統壹，這和中華文化「陰陽相合為中」的思路是完全相壹致的。可見，黑格爾哲學體系正是在「壹分為三」的邏輯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壹分為三」的思維貫穿著黑格爾哲學的至始至終。

壹直有人討論為什麼黑格爾的哲學是由三個基本環節構建起來的，為什麼不是四個或者五個呢？其實，東西方的聖人和大哲學家在壹定成度上都已經發現了「三」包含著萬物，萬物在邏輯形式上可以用「三」來表示,「三」就是「陰陽中」三態的邏輯表達，至於四五六……直至萬物都可以歸結為最簡單的邏輯形式——「三」，因此，黑格爾的圓形邏輯圈中只能有三個環節，而不可能是四個五個或其它。其實，黑格爾的「正反合」三段論邏輯也是受到了《老子》和《易經》的影響，是吸取了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后的邏輯產物，只是在表現方式和探索層次上，西方文化表現在邏輯層次上，而中華文化表現在修煉層次上，因此西方文化的表達形式為哲學（形而上學），而中華文化的表達形式為壹套道不離器的學術體系，可以叫做「陰陽學」，我們以此名詞來和西方的「邏輯學」相對應。

中華文化「陰陽學」講事物的實際狀態，按照「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事物實際演化過程講道說法，因此，壹在前，二其次，三在后（這裡的中華文化中的壹二三都不是邏輯概念，屬於道不離器的學術體系，而下面的西方文化中的壹二三都是邏輯概念，是純粹的形而上學的抽象物），而西方文化的「邏輯學」講事物在思維中的狀態，是對事物實際狀態的抽象和推理，因此，在邏輯上必須先有「三」的存在狀態，才能有「二」（壹分為二）的邏輯狀態，最後才能形成「壹」的統壹狀態（就是在邏輯上追溯到了萬物的本源或者本體），因此，在邏輯學中，「三」具有現實意義，「二」只具有邏輯意義，「壹」具有本體意義。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從「存在論」（也可譯為「有論」）開始，壹個現實中的「有」（存在）在邏輯上的形態正是「三」（如以空間來劃分，任何壹個「存在」都可以劃分為「要素、系統和外部環境」三個部分），可見，黑格爾的邏輯學正是開始於「壹分為三」的思維第壹原則，無論黑格爾本人意識到沒有意識到，他的哲學體系的開始部分和思維的第壹原則正是緊密的契合在壹起的，他的辯證法的前提正是「有」（存在）的邏輯形態——「三」，就是「壹分為三」，所以，如果要講辯證法，無論講辯證法的哪個環節哪個階段，都必須先講「壹分為三」。

四、價值判斷——人類社會生活的第壹原則
1、邏輯規律和價值規律（邏輯判斷和價值判斷）
以上從邏輯本身的層次上揭示了如何以「壹分為三」的哲學第壹原理來確定討論問題的物件，並在完整使用對立統壹規律的原則下破解中共的「壹分為二」謬論，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在邏輯規律和價值規律的層次關係中辨析這個問題！

邏輯規律（邏輯規律：自然規律的形而上的表達，就是哲學規律）是抽象出來的最普遍規律，包含了自然和社會的全部現象的共性。邏輯規律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體現為「社會測量」，它滲透在「社會測量」之中，為「社會測量」的進行提供理論和邏輯依據，社會測量也就是社會生活中的「邏輯判斷」（社會現象的真假判斷），通過「社會測量」人類將獲得最基本的社會事實。也就是說，邏輯規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為人類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事實。

[注1：社會測量：人們以 「多方認證原則」審核自然科學測量資料的真實性及以此原則判斷社會事件、研究社會現象、分析社會資訊，以最終形成社會事實的思維觀測過程，見筆者《論社會科學的第壹原理》]

而價值則是人類依據社會事實判斷好壞、權衡利弊的「社會衡量」過程（「社會衡量」也就是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判斷」），它表現為人類對自身行為和外部事物的好壞的判斷和利害的取捨，價值可分為兩部分來理解：人類對於自身行為的道德評價和人類對於自身行為及他物的有用性（可利用性）評價。「價值判斷」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普遍人性的原則（判斷好壞）和有利性原則（權衡利弊）。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好壞和善惡的評價屬於道德評價，依據的是普遍人性的原則；而人類對外物及其自身行為的選擇和取捨則屬於有用性評價，依據的是有利性原則。人類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律首先是價值規律（價值判斷中所體現出的基本社會規律），而不是邏輯規律，價值規律和人類社會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通過價值規律人類的社會生活才能與最抽象的邏輯規律相銜接。三者之間的遞進關係如下：人類的社會生活→價值規律→邏輯規律，三者之間的正常思維流程是不能搞亂的。

比如壹個人喝完水后把塑膠瓶丟進垃圾桶，而另壹個撿垃圾的人再把它撿走，對於塑膠瓶來講，它的確是「壹分為二」的，既有有用的壹方面，又有無用的壹方面，喝飲料的人選擇了它的無用性，所以把它當垃圾扔掉了，而撿垃圾的人選擇了它的有用性，於是又把它當作可以利用的有價值物品回收回去。壹件物品的有用還是無用，對人類來講不是壹個邏輯的判斷，而最終是壹個價值的判斷，可見，人類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基本原則是價值原則，而不是「壹分為二」的邏輯原則，如果僅以邏輯原則來評價，無論是喝飲料的人，還是撿垃圾的人都好像是「偏激」的人，因為他們都只是看到了飲料瓶的壹個方面，而忽略了它的另壹個方面。為什麼會出現「不合邏輯」的事情呢？原因並不在於它不合邏輯，而在於「有用性」不是用邏輯的標準來測量的，而是用價值的標準來衡量的，之所以得出「不合邏輯」的結論，乃是因為人們用錯了觀測手段和觀測體系。

這就是價值規律和邏輯規律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關係，人類在價值判斷中生活，價值判斷為人類提供生活的原則和目的。另壹方面，在價值評判體系中，「道德評價」高於「有用性評價」，也就是「普遍人性的原則」高於「有利性原則」，人們在對自身行為的選擇中，不能以「有利性」代替「普遍人性」，不能以損害普遍人性的代價去實現自己所認為的有利性。前面所提到的中共把辯證法當作不講道德原則的任意變化，實際上就是在價值觀上以對自己統治的「有利性」取代了判斷其統治行為合法性的「普遍人性原則」（道德原則）。

2、價值判斷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第壹原則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是在價值判斷（社會衡量）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人類的社會生活就是價值的體現，人類不僅使用價值判斷選擇對自己有用的物品，取捨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行為，更要使用價值判斷來區分好事和壞事、好人和壞人，以揚善抑惡，維護社會的基本倫理和基本道德體系。有利還是有害？善還是惡？好的壹方面，還是壞的壹方面？這都屬於價值判斷，而不是邏輯判斷，因此只能使用價值規律和價值原則來進行，而不能使用邏輯規律和邏輯原則。

辯證法中的「壹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不能用它來取代人類的價值判斷，法庭審理案件屬於價值判斷，對壹個人的行為進行事實的界定（其中運用著社會測量的邏輯判斷規律）是為了對他的行為最終進行價值裁決，是有罪還是無罪？是罪大還是罪小？這才是人們對自身行為所關注的焦點，標志著人類社會生活的價值取向。人類測量社會現象，鑒定社會事實，都是為了最終對這些社會事實的好壞進行價值判斷和價值的選擇，人類的社會行為必須首先符合價值（符合倫理道德和有利性的選擇），而不是符合邏輯，邏輯是手段，價值是目的，邏輯判斷為價值判斷服務，追求價值的實現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終極目的。

因此，價值判斷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第壹原則，而屬於道德評價體系的是非判斷、善惡之分則是人類社會的倫理基礎，是不能缺失的具有本體意義的人類社會的立足之基。 

毛澤東思想存在的反智傾向

作者 陳定學

幾十年來，我國哲學教科書大多這樣定義矛盾，矛盾就是“既對立又同壹”，“這種既對立又同壹的關系，就是矛盾”，這樣的定義幾乎成了矛盾的“經典定義”。2011年11月，作者發表了《矛盾能夠“既對立又同壹”嗎》壹文，[1] 對矛盾的“經典定義”提出了質疑與批評，作者認為“經典定義”存在著嚴重缺陷，存在著虛假和不真，在邏輯上無法自洽，所以該定義並不是壹個準確、完善和嚴謹的定義。然而多年來，人們壹直是通過“經典定義”來學習、了解和認識矛盾的，假若該定義不是壹個準確、完善和嚴謹的定義，那人們又如何正確理解和認識矛盾呢？作者認為，既然“經典定義”不是壹個準確、完善和嚴謹的定義，既然它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那我們就很有必要重新定義矛盾，很有必要為矛盾提供壹個更為準確、完善和嚴謹的新定義。經過四十余年反復探索、思考與斟酌，作者不揣淺陋，嘗試為矛盾擬定了壹個新的定義，其內容如下：

　　

　　矛盾是壹個表達事物特定關系的哲學範疇，所謂矛盾就是指事物之間的對立關系。

　　

　　可以看出，新定義與“經典定義”大不相同，新定義為什麽與“經典定義”大不相同呢？新定義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呢？它能夠克服“經典定義”的缺陷嗎？能夠對矛盾做出更為準確、完善和嚴謹的解釋嗎？下面我們就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1、新定義首先揭示了矛盾的本質：矛盾的本質是“關系”。

　　

　　黑格爾認為，“既對立而又統壹，這就是矛盾”；列寧認為，矛盾就是“統壹物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者”；[2] 通過他們的定義，人們看到的是“對立與統壹”、“統壹物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然而，這“對立與統壹”、“統壹物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 究竟是什麽東西呢？或者說它們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呢？黑格爾和列寧沒有做出明確的解釋。那麽，矛盾究竟是壹個什麽東西？或者說矛盾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呢？新定義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矛盾是壹個表達事物特定關系的哲學範疇，這就是說，矛盾其實就是事物之間的壹種特殊的關系，或者說矛盾的本質是“關系”。

　　

　　矛盾的本質是關系，那麽，什麽又是關系呢？《外國哲學大辭典》的解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事物、對象及其特性之間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依賴、互相比較的壹種形式。”[3]《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4 ]《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解釋是：“人或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5]通過以上各種解釋我們可以看出：

　　

　　所謂關系其實就是指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

　　

　　事物之間首先必須發生關系，必須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或相互作用，然後才有可能形成矛盾；假若兩個事物根本就沒有什麽關系，二者風馬牛不相及，那它們也就無法形成矛盾。例如婆媳之間極易發生矛盾，但上海李家的婆婆與北京張家的媳婦，二人互不認識並且沒有生活在壹起，她們根本就不發生關系，那麽她們就很難形成矛盾。新定義明確指出，矛盾是壹種特殊的關系，矛盾的本質是關系，這樣通過新定義，人們就有可能明確地知道矛盾究竟是壹個什麽東西，就有可能對矛盾的本質有壹個比較深刻的認識。

　　

　　新定義為什麽特別強調矛盾的本質是關系呢？

　　

　　其壹，這是因為長期以來，“經典定義”對矛盾的本質揭示不夠，導致人們對矛盾的認識比較混亂，有不少人錯誤地認為，矛盾就是事物，就是實體，就是事物的結構。例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就曾提出：“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6] 矛盾的本質是我們正確認識矛盾的基礎和前提，假若我們在基礎和前提上出現了偏差，那就有可能造成差之毫厘而謬之千裏的局面。正如房良鈞先生在《矛盾新論》壹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矛盾是壹種關系，它屬於關系範疇，而不屬於實體範疇。”[7]

　　

　　其二，假如把關系和實體混為壹談，那就很容易造成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例如“經典定義”所說的“既對立又同壹”。“既對立又同壹”為什麽會造成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呢？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面討論。根據新定義，既然矛盾的本質是關系，那麽同壹時間同壹對象的同壹種關系就是確定的，對立就是對立，同壹就是同壹，對立不可能同時又是同壹，二者不可能同時兼容，這樣就能夠避免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

　　

　　熟悉“經典定義”的朋友們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經典定義”認為，矛盾“既互相對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系、互相依賴”，其中“互相對立、互相排斥”反映了矛盾的對立性，“互相聯系、互相依賴”反映了矛盾的同壹性，而新定義卻沒有說明矛盾是“互相聯系、互相依賴”的，那它怎麽能夠反映矛盾的同壹性呢？作者認為，朋友們的疑慮其實是多余的，因為新定義已經明確指出矛盾的本質是關系，而關系就是指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這就是說，“關系”壹詞中已經包含了矛盾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已經包含了矛盾的同壹性，所以沒有必要再重復說明。“經典定義”壹方面說矛盾是既對立又同壹的“關系”，另壹方面又說矛盾是“互相聯系、互相依賴”的，這其實是不必要的重復，也說明該定義語言累贅，不夠精練。

　　

　　2、新定義揭示了矛盾的特有屬性及最顯著的特征——“對立”。

　　

　　新定義認為矛盾的本質是“關系”，然而事物之間的關系多種多樣，矛盾究竟屬於哪壹種關系呢？新定義明確指出，矛盾是“對立”關系，而不是其他關系，所以“對立”就是矛盾的特有屬性，也是其最顯著的特征。

　　

　　“對立”是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那麽，究竟什麽是“對立”呢？《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兩種事物或壹種事物中的兩個方面之間的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相互鬥爭。”[8]《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解釋是：“壹 抵觸；敵對；二 哲學上指兩種事物或事物的兩個方面相互矛盾、排斥或沖突。”[9]通過“對立”壹詞的本意我們就可以看出：

　　

　　所謂“對立”就是指事物之間那種截然相反、互相抵觸、互相沖突、互相排斥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事物關系中的壹個極端。

　　

　　例如白色和白色是同壹關系，白色和黃色是相異關系，而白色和黑色則是“對立”關系，因為白色和黑色是兩種截然相反的顏色，二者是顏色中的兩個極端或“兩極”。再如地主與地主是同壹關系，地主與富農是相異關系，而地主與佃農則是“對立”關系，因為地主和佃農在土地的占有、生產勞動以及農產品的分配方面是截然相反的，他們是兩個極端或“兩極”。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本質的差別即是‘對立’。在對立中，有差別之物並不是壹般的他物，而是與它正相反對的他物”“在對立裏，相異者並不是與任何他物相對立，而是與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對立”[10]

　　

　　既然“對立”是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那麽，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來區分矛盾與非矛盾。假若事物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那它們就是矛盾；假若事物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同壹或相異的，那它們就是非矛盾。由於新定義明確揭示了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對矛盾有壹個更為準確的認識，就有可能把矛盾和非矛盾嚴格地區別開來。

　　

　　新定義說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立” ，壹些熟悉“經典定義”的朋友可能會提出質疑，“經典定義”認為“矛盾即是對立和同壹”，“對立和同壹”是矛盾的兩個基本屬性，而新定義只講“對立”卻不講“同壹”，假若沒有了“同壹”這個屬性，矛盾還能夠成立嗎？朋友們的質疑是可以理解的，作者為什麽在新定義中只講“對立”而不講“同壹”呢？作者的理由如下：

　　

　　其壹，作者在《矛盾能夠“既對立又同壹”嗎》壹文中已經進行過探討，所謂“對立”就是指截然相反、差異之極，而“同壹”則是指相同或壹致，所以“對立”和“同壹”是兩種截然相反的關系。矛盾的本質是關系，那麽同壹時間同壹對象的同壹種關系就是確定的，矛盾的雙方既然是“對立”關系，那它們就不可能同時又是“同壹”關系，“對立”與“同壹”這兩種關系無法同時兼備。也就是說，既然矛盾的雙方是截然相反的，既然它們的差異已經達到了極點，那它們就不可能同時又是相同或壹致的。例如黑色和白色是壹對矛盾，但黑色不可能同時又是白色，白色也不可能同時又是黑色；強奸犯和被強奸者是壹對矛盾，但是強奸犯不可能同時又是被強奸者，被強奸者也不可能同時又是強奸犯。同樣的道理，正數不可能同時又是負數，負數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正數；南極不可能同時又是北極，北極也不可能同時又是南極；地主不可能同時又是佃農，佃農也不可能同時又是地主；侵略者不可能同時又是被侵略者，被侵略者也不可能同時又是侵略者；專制不可能同時又是民主，民主也不可能同時又是專制；等等。從邏輯學的角度看，矛盾“既對立又同壹”是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所以對立和同壹不可能同真，邏輯上也無法自洽。為了避免定義中出現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所以作者在定義中只講“對立”而不講“同壹”。

　　

　　其二，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是“對立”，而不是“同壹”，因為“同壹”關系根本不可能構成矛盾。例如很少有人認為，白色和白色、南極和南極、陽電和陽電也是壹對矛盾。

　　

　　其三，根據對立同壹規律，“對立”確實可以轉化為“同壹”，但是，從“對立”到“同壹” 是壹個由此達彼的過程，二者不可能是同時存在的。假如矛盾真的像“經典定義”說的那樣，對立面壹開始就是“同壹”的，那它們為什麽還要費那麽大氣力互相鬥爭、互相轉化呢？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所以作者在矛盾的定義中只講“對立”而不講“同壹”。

　　

　　我們說矛盾的特有屬性和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立”，所以只有對立關系才有可能構成矛盾，然而有的朋友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黑與白雖然是對立的，但並不是矛盾，因為黑與非黑才是矛盾。這種觀點來自形式邏輯，形式邏輯認為，對於下屬於c類的a與b兩類概念，如果a類與b類有全異關系，而且a類與b類之和等於c類，那麽，a與b就有矛盾關系。[11] 例如黑與非黑、紅與非紅、牛與非牛都是矛盾關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形式邏輯所說的“矛盾”與哲學所說的“矛盾”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形式邏輯認為黑與非黑就是矛盾關系，而哲學卻認為只有黑與白才是矛盾關系，因為在黑與非黑中，只有黑與白才是截然相反、互相對立的。雖然說的都是“矛盾”，但二者的內涵卻大不相同，我們應該註意把這兩種不同的“矛盾”區別開來。

　　

　　3、新定義揭示了矛盾的主體：“事物”。

　　

　　究竟是什麽東西產生並形成了矛盾？“經典定義”認為，產生並形成矛盾的是事物內部的“兩個對立面”，然而這“兩個對立面”又是什麽東西呢？“經典定義”很少對這個問題做出進壹步的解釋，新定義則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明確的解釋：產生並形成矛盾的是“矛盾的主體”。那麽，什麽是“矛盾的主體”呢？作者認為：

　　

　　所謂矛盾的主體就是指對立關系的產生、形成及承擔者，從最普遍的意義上講，能夠產生、形成並承擔對立關系的就是事物，所以“事物”就是構成矛盾的主體。

　　

　　新定義為什麽要特別強調矛盾的主體就是“事物”呢？這是因為：

　　

　　其壹，在既往的研究中，有不少人——如毛澤東——常常把矛盾和事物混淆或等同起來，他們錯誤地認為“矛盾就是事物，矛盾就是壹切”。為了糾正、避免這種錯誤，所以新定義明確指出，矛盾只是壹種關系，而這種關系必須由相應的主體來承擔，假若脫離了主體，那麽矛盾關系就無法形成。這就是說，矛盾只是主體之間的壹種關系，並非是主體自身，我們不能把二者混為壹談。

　　

　　其二，不少“經典定義”都認為，矛盾只能產生於“事物的內部”，只能產生於事物內部的兩個對立面之間。作者認為，這種認識過於狹隘、局限，不能真實地反映矛盾的全貌，也不能反映矛盾的復雜性。新定義明確指出，構成矛盾的主體就是“事物”，這就是說，無論是在事物的內部，或是在事物的外部，只要有事物存在，只要事物之間出現了對立關系，都有可能形成矛盾。這樣新定義就突破了“經典定義”的狹隘與局限，真實地反映了矛盾的全貌與復雜性。

　　

　　新定義認為矛盾的主體就是“事物”，有的朋友可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說構成矛盾的主體是“事物”，這對於事物之間很好理解，但當矛盾發生在事物內部的時候，那時構成矛盾的主體又是什麽呢？系統論認為，事物或者說系統是由若幹元素組合而成，當事物的內部發生矛盾的時候，這時矛盾的主體就是構成事物的“元素”。那麽“元素”又是什麽呢？“元素”其實就是低層次的事物，或者說“元素”就是構成事物的較小事物。例如壹個大家庭由夫妻、公婆以及孩子等家庭成員組成，那麽夫、妻、公、婆以及孩子這些家庭成員就是構成這個家庭的“元素”。“元素”只是針對家庭這個系統而言，這些“元素”自身其實就是壹個個獨立的事物，所以事物內部“元素”之間的矛盾其實仍然是事物之間的矛盾。譬如在壹個大家庭的內部，夫妻之間、公婆之間、婆媳之間都有可能產生並形成矛盾，這些矛盾同樣也是事物之間的矛盾。

　　

　　有的朋友可能會還提出這樣的質疑，有些矛盾的主體並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屬性，例如善與惡、窮與富、美與醜、禍與福等。如果說事物的屬性也能構成矛盾，那豈不是與新定義發生矛盾了嗎？作者認為，雖然事物的屬性可以成為矛盾的主體，但這與新定義並不矛盾，因為屬性是無法獨立存在的，所有的屬性都是事物的屬性，它們的主體依然是事物。例如善與惡、窮與富、美與醜、禍與福大都指的是人，指的是人的善與惡，人的窮與富，人的美與醜，人的禍與福，所以構成這些矛盾的主體仍然是人或者說事物。

　　

　　4、新定義還揭示了矛盾產生的機理：矛盾產生於事物之間的對立關系。

　　

　　矛盾是怎樣產生的？或者說矛盾產生的機理究竟是什麽？列寧認為矛盾產生於“統壹物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毛澤東也認為矛盾產生於事物的“壹分為二”，他們都認為矛盾是事物通過“壹分為二”“分”出來的。事物為什麽要“壹分為二”呢？“統壹物”為什麽要“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 呢？列寧和毛澤東並未對矛盾產生的機理做出解釋，而新定義就揭示了矛盾產生的機理，新定義認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處在壹個紛繁復雜的關系網中，當壹事物與另壹事物發生關系，並且這種關系演變成為對立的時候，這時兩個事物就會產生並形成矛盾。矛盾產生於事物之間的對立關系，假若事物之間不存在這種對立關系，那矛盾就無法產生和形成，所以新定義認為：

　　

　　矛盾並不是事物“壹分為二”“分”出來的，而是產生於事物之間的對立關系。

　　

　　例如壹個姑娘，她結婚後與婆婆生活在壹起，假若她與婆婆和睦相處，二人沒有發生對立，那麽，她與婆婆就不會產生矛盾；但是，當她與婆婆發生了對立的時候，那麽，她與婆婆就很有可能產生並形成矛盾。這些事實說明，矛盾並不是“壹分為二”“分”出來的，而是產生於事物之間的對立關系。

　　

　　上面我們對矛盾的新定義進行了詳細的探討，那麽，新定義究竟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呢？它又是如何克服 “經典定義”的缺陷的呢？它為什麽能夠對矛盾做出更為準確、完善的解釋呢？首先，矛盾的“經典定義”比較籠統，比較模糊，未能明確地揭示出矛盾的本質、主體、特有屬性及顯著特征，也未能揭示出矛盾產生的機理，所以它很難對矛盾做出準確、完善的解釋。而新定義就彌補了“經典定義”的缺陷與不足，不僅明確揭示出了矛盾的本質、主體、特有屬性以及顯著特征，而且還揭示出了矛盾產生的機理，所以新定義更為準確、更為完善，也更為嚴謹。其次，“經典定義”把矛盾定義為“既對立又同壹”，這樣它必然會出現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在邏輯上也無法自洽。與“經典定義”不同的是，新定義徹底擯棄了“既對立又同壹”這樣的表述，它明確指出，矛盾的特有屬性只有壹個，那就是“對立”，而不是“既對立又同壹”。這樣新定義就避免了虛假判斷和自相矛盾，在邏輯上也達到了自洽。正是由於新定義具有這些新的特點，所以它能夠克服“經典定義”的缺陷與不足，能夠對矛盾做出更為準確、完善的解釋。既然新定義能夠對矛盾做出更為準確、完善的解釋，那麽，新定義就有可能替代“經典定義”，成為人們正確理解和認識矛盾的壹個工具。

　　

　　長期以來，矛盾壹直缺乏壹個準確、完善和嚴謹的定義，作者冒昧提出壹點管見，希望對矛盾定義的完善有所脾益，也希望得到專家、學者和同仁們的指教與批評。

中國社會的大饑荒與共產極權主義

作者 楊繼繩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為什麽像糧食“高產衛星”那麽離奇的謊言沒人揭穿？
　　為什麽數千萬的饑民瀕臨死亡得不到救助？
　　為什麽造成餓死人的路線、政策壹直持續三年？
　　為什麽農村基層幹部能如此殘忍地摧殘農民？
　　為什麽餓死的大多是生產糧食的農民？
　　為什麽餓死幾千萬人絕世慘案能夠密而不宜、壹直隱瞞半個世紀？


　　這些問題只能從制度中找答案。


　　產生大饑荒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國這場大饑荒是壹種什麽樣的制度呢？是以中國傳統的王權主義加上斯大林的專制主義為特征的極權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壹、毛澤東是中國最後壹個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見江青，令其手記七律壹首，這首詩是批評郭沫若《十批》的。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待商量：
　　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學名高實粃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就是帝王專制史。毛澤東沒有擺脫幾千年帝王專制的強大慣性，在他的頭腦裏，王權思想還有重要地位。他這裏說《封建論》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領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獨立性，中央政權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況。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柳宗元在《封建論》壹文中，認為秦始皇最先實行的郡邑制優於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評判優劣的。郡邑制把全國的壹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地方官員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員的去留完全由皇帝決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創建的行政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


　　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歷史學家劉澤華先生的《中國的王權主義》壹書，使這個認識加深了壹步：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主義，而是王權主義。實際上，和毛澤東對應的不僅僅是王權主義，而是極權主義。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譯成全權主義。它是20世紀二十年代出現的壹個政治術語，是墨索裏尼最早發明的，墨索裏尼強調“壹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征，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極權主義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們認為這個目標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壹切代價，傾全力以達到目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極權制度下是被允許的，有時是必要的，它因無限忠於國家的意識形態而變得合理。在王朝時代，由於交通、通訊的落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壹個理想，國家的權力很難經常深入到版圖的每壹點上。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邊遠的鄉村、壹切山野角落，深入每壹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毛澤東這壹代領導人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建立壹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們描繪出了人類最美好制度的圖景。為什麽他們所建成的制度和原來的理想大相徑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復他這本書的內容，我只是想說，我並不懷疑開創者的真誠。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是想救民於水火的仁人誌士。但是，他們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開始用這個理想建造這個制度的時候，不會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人的認識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關系，也是個人和整體的關系。通過制度把單個人的活動連接成整體。但是，連接整體以後所導致的結果，任何個人憑著有限的知識和觀察，是不能預知的。這像數學中的“有限”和“無限”的概念壹樣，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放在“無限”中有時是不正確的。這是壹。


　　制度是千百萬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過程並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願，它要因襲原有制度的遺產（現代語言稱為“路徑依賴”），它還要受到種種外力的影響。壹種“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後，建造者會驚奇地發現：“竣工驗收”的成果和“設計圖紙”大相徑庭。這是二。


　　第三，從理論上說，制度是為人服務的。但是，壹旦制度建立起來以後，人們都要受到這個制度約束。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邏輯力，制度的慣性力）又迫使制度的執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這些事情的後果是與制度建造者的最初願望有時是相悖的。


　　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壹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壹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中國人經歷的情況正是如此。


　　毛澤東身處高位以後，在中國王權文化傳統浸潤中，在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框架裏，把早年自己曾宣揚的民主拋到九霄雲外，儼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壹天，曾任毛澤東的秘書的李銳，在與他的老朋友在壹個飯桌上（當時本書作者也在這個飯桌上）說，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壹二三，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其實是壹樣的！”


　　毛澤東這個理解不足為怪。他是在中國農業社會成長起來的，沒有接受過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對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情有獨鐘，在他眼裏，總統和皇帝都是君臨天下，都是統率萬民，當然沒有什麽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時，朱德的秘書陳友群提供壹個情況：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壹”節的口號中，最後兩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審定時，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毛主席萬歲！”這個幾億人呼喊了幾十年的口號竟然是毛澤東自己要別人喊的。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也好理解：要“君臨天下”就得有人山呼萬歲，在專制社會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法國大作家兼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1972年向身為美國總統的尼克松介紹毛澤東：“有壹次我問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國最後幾個偉大皇帝的繼承人。毛說，當然我是他們的繼承人。”


　　經過幾十年的奮鬥，毛澤東這壹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亂必治”的歷史契機，把歷經半個世紀戰亂的國家整合起來了。他們在中國皇權文化的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強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這些相輔相成，形成了壹個十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牢固地掌握了這個權力結構之柄。這個“柄”就是軍隊和黨的控制權。有了這個權柄，他就比任何人強大，他就成了全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思想權威。民眾的個體在這個權力結構裏微不足道，他們只能為全國唯壹的目標──共產主義獻出壹切。


　　這個金字塔結構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來的，是經過兩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盡管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


　　中國最後壹個皇帝不是袁世凱，而是毛澤東。毛澤東實際是現代中國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歷代皇帝更加強大，統治更加嚴密。歷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樣說“朕即國家”，毛澤東的權限遠遠超過了他們，他可以說“朕即社會”。在毛澤東以下的各級領導機關，主要領導人都是毛澤東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領導範圍內像毛澤東壹樣行使權威。他們也是壹個個土皇帝。

二、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

　　哈耶克說：“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它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想要引導社會努力所要達到的目標性質不同。但他們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不同，則在於他們都想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這個單壹目標，而拒絕承認個人目的至高無上的自主領域。”


　　怎樣“組織整個社會及其資源”達到共產主義的“這個單壹目標”呢？這就得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建立的正是這樣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完全剝奪了個人的自主領域。


　　在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麽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


　　在城市，工商業都由國家直接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占53.8%，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公私合營工業占26.3%，私人工業占0.1%，城鎮個體工業占0.8%。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62.1%，集體所有制商業16.4%，公私合營商業占16%，個體商業只占2.7%，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為2.8%。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只有國家計劃，沒有市場。個人不可能在“國家分配”以外的渠道買到任何物資。工廠生產什麽，生產多少，用什麽樣的方式生產，全都由國家下達計劃。工廠建壹個廁所也得層層報批，蓋上幾十個圖章才能動工。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包銷，外貿統進統出，職工統招統配，工資全國統壹制定級別、統壹時間調整。


　　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澤東的個人意見份量最重。例如，中國的很多經濟指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在這樣經濟制度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裏，控制中樞（中共中央）壹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中樞支配，壹方面對老百姓的生活資料實行各種形式的配給制。中國當時的制度不僅剝奪了老百姓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剝奪了百姓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食物的權力。


　　要使最高當局的經濟指令暢通無阻，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當局的指令不受幹擾，就得清除“噪音”和“雜音”，實行輿論壹律。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壹切

　　中國的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共產黨有1500萬黨員。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執行壹條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壹黨專政，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它是壹個“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內奉行“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黨內不同意見很難發表，對黨的領導人的權力制衡力量很微弱。這種“組織嚴密的、有鐵的紀律的黨”，和秦始皇建立的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就成為最高領導人實行專斷的工具，成為極權政治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城市按部門或單位建立組織，在農村按屬地建立組織。這些組織與各級政府相平行（實際是淩駕在各同級國家行政機構之上），都設立了黨委會，基層組織為黨支部。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實際上，黨的主席淩駕於代表大會之上。他的意誌就是黨的意誌，各級黨代會只不過議事機構和表決機器。中央委員會內又產生政治局，政治局內又設常務委員會。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實權的領導機構，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領導之下。黨中央主席有最後決定權。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名義上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由它產生的委員會，實際上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及常委均由上壹級任命。在幹部任命等壹切重大問題上，黨的第壹把手有絕對的權力。地方黨委會內也設常委，執掌日常實際權力。


　　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特征是，壹是它在新中國建立後壹直處於獨立的執政地位。按照黨的理論，共產黨執政壹直到國家消亡、共產主義實現為止。二是黨的機構全部國家化了。黨的專職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的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黨的活動經費也由國家財政支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但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民主只不過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於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人，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各級都是壹元化，壹言堂，各級黨委書記都成了家長，毛澤東是全黨最大的家長。黨的各級領導人既缺乏黨外監督，又缺乏黨內監督。從1957年以後，黨內特權開始嚴重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而對重大問題的爭論是靠“路線鬥爭”來解決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臺，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臺。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自從毛澤東有著絕對權力以後，路線鬥爭常常成為他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的唯壹政治集團。中國雖然也有其它黨派，但這些黨派都不以取得執政地位為目的，都以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它們和中國共產黨不是平等競爭的關系，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它們被稱之為“參政黨”。這些民主黨派的第壹把手是中國共產黨派進去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有的民主黨派內還設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作為該黨派的領導核心。從經濟上，是靠共產黨用國家財政撥款養活的。民主黨派的幹部也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任命。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壹個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在帝王社會，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皇帝，又用壹個新皇帝來代替它。在政黨社會，推翻了壹個壹黨專政，又壹個新的壹黨專政來代替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廢止國民黨壹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果呢？還是壹黨專政。只不過是用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取代了國民黨壹黨專政。這兩個黨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過蘇聯共產黨的幫助，都從蘇聯共產黨那裏吸取了組織經驗，都是奉行“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原則。

四、用槍桿子保衛權力

　　軍隊是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的支柱。高度集權制度是靠軍隊來維持的。這支軍隊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這是壹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軍隊。在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400萬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萬人。1951年，人數為歷史上最多，即611萬人。朝鮮戰爭以後，還壹直維持在400萬人以上。壹直到1985年6月，鄧小平決定裁軍100萬，人數降低到330萬人。除了這支龐大的常備軍以外，壹旦戰爭需要還可以隨時召集數以千萬計的預備役軍人。


　　這是壹支由多兵種合成的強大軍隊。不僅有陸軍，還有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戰略導彈部隊。這支多兵種高度合成化的部隊，其火力、防護力、突擊力、機動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都相當強大。


　　這是壹支由龐大的軍事科研隊伍支撐的部隊。全國有數以百計的國防科研機構、100多所軍事院校和國防科研機構，幾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優秀人才。


　　這是壹支由整個國家的重工業為後盾的軍隊。毛澤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壹定的程度上是出於備戰的需要。壹旦需要，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汽車拖拉機工業很快就可以轉為軍事工業。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武器裝備都是在民用工廠裏通過“軍工動員”的方式生產的。即動員民用工廠的力量、用民用工廠的資源生產武器，毛澤東時代的軍費不包括“軍工動員”的費用。


　　這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在毛澤東帝國，是“黨指揮槍”。黨指揮搶，不是壹項空洞的原則，不僅是靠軍官們對黨的忠誠，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中央軍委的成員。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各級軍隊都有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軍事幹部都是同級黨委的成員。部隊的重大事情都由黨委討論、批準。從上到下，黨組織無處不在，無處不起領導作用。這些是“黨指揮槍”的重要組織保證。同時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每壹個戰士都知道“黨指揮槍”的原則。此外，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


　　壹、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軍官調動頻繁。這樣，上級軍官和下級軍官之間，軍官和戰士之間，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關系。這就防止軍隊變成個別軍官的私家軍隊。在壹支軍隊內部也不可能進行對抗中央的密謀。


　　二、帶兵的不能調兵，調兵的不能帶兵。軍長和軍長以下的各級帶兵的軍官，不能帶領自己的部隊移動。作戰部隊壹個營的移動需要中央軍委批準。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移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準。另壹方面，有調兵權的人，不經批準，不能自已到壹個部隊裏去帶兵。調兵權和帶兵權分離，使每壹支軍隊只能在劃定的駐防範圍內活動，不可能進行中央給定以外的軍事行動。


　　三、不能壹個人單獨調兵，軍隊調動由集體決定。中央軍委調兵不是壹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研究，集體決定。當然，中央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


　　四、軍餉和裝備由中央統壹供給，不能就地籌餉。過去軍閥割據，其中壹個原因是軍閥在自己管轄的地盤裏籌餉，他可以在轄地內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王國，地盤大，軍餉就充足，就可以進壹步擴充軍隊。因此就有軍閥間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餉由總後勤部統壹供給，壹律“吃皇糧”。軍隊自己不能就地籌餉。


　　五、駐軍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權分離，地方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分離。在軍閥時代，地方軍政合壹，軍事長官就是行政長官。他們既憑借自己的軍事實力和中央分庭抗禮，又憑借自己的行政職務，對百姓發號施令。毛澤東時代，地方長官沒有軍事力量，只能聽命於中央：軍事長官沒有行政權力，不能號令百姓。中央對軍事長官和行政長官分別控制，並讓二者相互監督。這樣，地方實行軍事割據就無可能。雖然地方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兼任當地駐軍政委、當地駐軍主要負責人參加駐地黨委，但這只是壹種相互溝通，軍事工作和地方工作還是涇渭分明。


　　六、“雙長制”，即同壹部隊有兩個壹把手。軍長和政委都是壹把手。二人平起平坐。兩人都對上級黨委負責。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們很難齊心協力進行謀反。


　　七、司、政、後分立，軍隊裏的作戰指揮、幹部和考核任免、後勤保障分別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分別負責。三者都服從同級黨委領導，同時接受上壹級對口部門的業務指導。


　　八、強幹弱枝。在軍隊部署上，首都附近的軍事力量大於任何壹個地區的軍事力量。萬壹個別地方出現問題，中央可以憑借具有壓倒優勢的首都軍事力量討伐叛逆。駐首都以外的部隊（包括軍事首長）帶壹支槍進入首都要經過批準。空、海軍的飛機不能飛越首都上空。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控制全民。過去毛澤東靠“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現在，毛澤東用槍桿子來保衛自己的權力。

五、名為民主實為專制的政體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市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毛澤東站在天安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國實行的是壹種什麽樣的政治體制呢？毛澤東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他曾多次提出過民主政治的口號，多次提出要建立壹個民主的國家。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對民主的態度比過去顯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他把人類創造的現代政治制度──“議會制”和權力制衡的“三權分立”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澤東把國家組成分為國體和政體兩個問題。他說，“國體是國家的階級性質。國體問題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即國家政權的階級支配問題。”在中國應當由那個階級來專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張“各個階級聯合專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到了晚年，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當然，這三種提法有其壹致的方面。關鍵在於對“人民”的解釋上。如果把“人民”解釋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各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如果強調在這個聯合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則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壞、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在農村連富裕中農也受打擊。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毛澤東曾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敵人”並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毛澤東到壹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從而變成專政對象。


　　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就是它的“政體”。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權外，擁有產生並監督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國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務院總理，經國家主席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有權決定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重大問題，如審查和批準國民經經濟計劃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報告，審查和批準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報告，批準省、市自治區區劃，決定戰爭與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有國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但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必須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職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元首實際是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組成的集體。第壹屆人大屆滿以後，毛澤東再不願意當國家主席，1958年，二屆人大壹次會議上，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不設國家主席了。以後，由於毛澤東自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又不讓別人當國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就規定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上的條款也得遵命毛澤東的個人意願。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中有“共和”兩字。孟德斯鳩把國家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種。他認為，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壹個人遵照法律執政的政體：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壹個人按自己的意誌來執政的政體。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的，不是專制的。


　　中國當時只有兩部法律，壹部是《憲法》，壹部是《婚姻法》。毛澤東（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憲法》而不顧，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壹套，還是馬青天那壹套好。……（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紙壹登，全國展開。）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是1400人的大會(指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壹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壹套。


　　他說的“我們那壹套”是指中國共產黨那壹套，“我們這壹套”否定了“他們那壹套”。“決議”是指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大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黨大還是國家大？黨大。劉少奇反對法治，贊成人治。最後他還是被人治所害：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於死地。這是後話。


　　西方現代國家是議會政治，中國則是“會議政治”。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會議來決定壹切重大事情，中國共產黨會議的“決議”高於法律。然而，什麽時候開會，會議討論什麽內容，用什麽形式討論，會議開多長時間，參加會議的人是沒有決定權的，有關會議的壹切完全聽從最高領導人的意見。會議是貫徹最高領導人意誌的工具，會議的“決議”實際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誌的文字表達。會議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議會政治”和“會議政治”雖然只是調換了壹個字的排列順序，卻發生了本質變化：“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會議政治”是專制政治。


　　中國共產黨成千上萬個黨支部，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田頭、地角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淩駕於行政領導之上，淩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實施絕對領導。“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淩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行政領導人對書記也只能俯首聽命。名義上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實際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這樣壹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形同虛設。《憲法》賦予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也是壹紙空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國家主席、副主席，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實際上，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復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寧、斯大林制度，就被稱為“革命政權”，反對這個政權的當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嚴厲懲處。

六、極其嚴密的思想控制

　　與黨權、政權、軍權、經濟權高度集中相適應的是輿論高度集中，高度統壹，“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抓緊“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就是壹切輿論工具，抓緊“筆桿子”就是掌握動員資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筆桿子”和槍桿子並列，可見其對思想控制的重視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就用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國的統壹思想，要求全國人民完全地、永遠地服從共產主義這個目標。讓每個人都知道，為全人類的最高理想的實現，犧牲小我，顧全大我是必要的、光榮的、高尚的，不願做出犧牲是可恥的。關於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的學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後壹個比前壹個進步，後壹個必然取代前壹個，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寫進了中小學教科書，實現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個人利益，個人生命在歷史規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為此，壹方面不讓知識分子發表與共產主義不同的言論，另壹方面對廣大群眾強力灌輸共產主義。壹切輿論工具，壹切圖書，壹切講壇，壹切會議，都灌輸共產主義理想，批判與之不同的思想。廣大群眾，特別是無知青年，只能聽到壹種聲音，只知道壹種理論，使他們思想十分“純潔”，他們的“愛憎”分明而強烈。這些“純潔”的青年實際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又是排斥、打擊非共產主義思想的真誠、堅定、強大力量，在政治運動中他們是狂熱分子，是制造過激行為的主力。共產主義理想是以“大我”消滅“小我”、以強權剝奪個性的最有說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壹大二公”最有力的動員工具。為什麽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共產風”刮了壹陣又壹陣，這是多年共產主義灌輸的結果。


　　當時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省委直接領導下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發什麽，不發什麽，全由上級黨組織決定。黨報的編輯記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為了避免犯錯誤，各省報紙的夜班編輯在每晚確定版面時都要打電話和《人民日報》夜班編輯“對表”，以求“版面語言”的壹致。在相當多情況下，同壹天全國所有的報紙的第壹版的稿件、標題、排版幾乎完全壹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雖然選題是上級定的，但稿件還要送審。審稿者要考慮的方面雖然很多，但是，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加強還是削弱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降低還是提高領導人的威信，是決定稿件能否發表的最為根本的原則。外國的真實情況，工作中的負面情況，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幹擾電臺以外，還以“偷聽敵臺”的罪名逮捕、判刑。偷聽“美國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時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機，有收音機也不讓有短波。


　　當時中國也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選題、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研究人員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獨立地研究，不能對真理進行追根問底的探討。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唯壹目標。當時也有壹些學術刊物，如《哲學研究》、《經濟研究》等，但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黨政官員手中，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壹些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當時的文藝作品絕大部分是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主要任務。如果說，報刊從輿論上、社會科學從理論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麽，文藝則從情感上動員人們忠於中國共產黨，動員人們忠於毛澤東。中國的文藝在神化領袖方面起了其它輿論工具無可比擬的作用，中國的文藝是造神文藝。


　　毛澤東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態度講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認為秦始皇只“坑”了幾百人，而“我們”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這是實話實說。所以，新中國建立之初，幾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中，又對思想界進行了整肅，近60萬不服從統壹思想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壹場壹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更加強了思想的“統壹”。


　　在那個時代，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為同壹目標服務，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全國上下，真正做到了輿論壹律。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從而實現了全體人民的思想“壹體化”，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大批無知者相信毛澤會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天堂。大批幹部自認為是“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而奮鬥”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無暇進行說服的情況下，他們對不順從者施暴是理所當然的。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人們視毛澤東的思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造就了眾多的真誠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人為造成這麽大的災難，而農民卻認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幹部沒搞好。

七、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借助現代的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壹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壹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壹個城市相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壹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壹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色。在廣東省的壹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裏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壹個生產隊是壹個相似形。廣東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壹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征同壹化。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系。每壹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壹網絡的不同層級壹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系。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妳壹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八、約束人們行為的無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為有形制度和無形制度。前面說的都是屬於有形制度。無形制度是指兩個方面的結合，壹是思想灌輸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政治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力，常常超過有形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是由共產主義理想、階級鬥爭學說、永不停息的鬥爭哲學、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個人保證集體的道德觀等壹系列的思想觀念構成的。信仰、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道德觀等構成了壹整套價值體系。這壹價值體系是通過所有的輿論工具長期灌輸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心靈深處。成為判斷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


　　幾千年形成的以王權思想為特征的文化傳統，其積澱比新形成的價值體系還要深厚。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中國古代雖然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但從根本上說，重民，愛民不是目的，它是維護君權的壹種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會的宗法大家長，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亂興亡的決定因素，是全社會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壹），是認識的最高裁決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壹體。臣民必須自覺認同為子為臣的卑賤地位和工具屬性，恪守本分，盡心從事。王權主義與人格平等、個人尊嚴、個性獨立是對立的，依附、盲從、奴性是王權主義的產物。


　　這種以王權為特征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實行，已經深入到中國民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深處，它在隨時隨地在起作用。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和共產黨的價值體系相溝通，成為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例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傳統思想中，把“仁”理解為“犧牲小我為大我”，把“義”理解為“共產主義”，就會產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在迫害臨近的時候，人們以欺騙求自保，以出賣朋友而換取自己的安全。在每壹級權力階梯上的人都具有兩面性：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人。在這個權力金字塔上，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這是錯誤的政策產生並順利推行的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錯誤會得到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放大”。這裏只有正反饋，沒有糾錯機制。權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誘惑，使幹部們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瘋子、騙子，變成了用鞭子驅趕著奴隸的惡棍。


　　無形制度不僅約束每壹個人的行為，還形成壹種廣泛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心理是極權制度的社會根源之壹。捷克前總統、著名學者哈維爾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談到崩潰的道德環境時，我是指我們每壹個人。因為我們全都順從了這個制度，都把它當作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維持了它的運轉。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對這個制度的存在負有責任，沒有什麽人只是壹個受害者。是我們所有人制造了這部機器。”

九、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

　　專制制度首先壓制的是地方豪強、社會能人。這樣，使豪強不能欺壓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財富。在專制制度下，處於社會最頂層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消費和處置國家財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雖然可以按行政級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許官員以外的豪強存在，不允許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這樣，可以實現高官以外的社會公正。高官的特權是國家機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與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輿論還不斷地宣傳官員們如何“廉潔奉公”。老百姓雖然受專制的高壓，但心裏不平的情緒很少。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數群眾雖然處於半饑半飽、衣衫襤褸的狀態，但可以維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簡單的醫療。如果年景好，經濟情況好壹些，群眾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於信息單壹，老百姓不知道國外的情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自己生活水平極度低下，但情緒上還滿足，沒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沒有更大的壓迫，就不會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國家的壹些自由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專制制度下群眾的反抗情緒。在2003年的美伊戰爭中，美國人以為他們的大兵壹到，伊人民就歡迎解放者。實際情況與美國人的期望相反，不僅沒有大批的叛變者，也沒有外逃的難民，而叛變者恰恰是接近薩達姆的上層人物。


　　極權制度使多數人利益受損，但很難有人出來為多數人的利益而挑戰當局。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論證了這個思想：如果個人行動使整個集團增加利益，則可以假設個人付出成本與集體收益等價。但付出此成本的個人卻只能獲得集體收益中的極少份額。集團利益屬於所有的人，集團越大，成員越趨向於搭便車而坐享其成。以致於“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動，進而產生“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迫害，所謂“理性人”都不敢對暴政有任何微詞。於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專制出現了。每個人都服從於權力的意誌，無疑，它比以往任何壹個政權強大。


　　極權制度的超穩定性是因為政權以外的民間力量難以推翻它，這壹點，在本書“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壹章中已有闡述。

十、這個制度缺乏糾錯機制

　　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難避免犯錯誤。


　　首先是他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辦好。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千百萬人的腦袋，難免出現決策錯誤。他做出錯事以後不僅沒有人敢批評，還要阿諛奉承，小錯會鑄成大錯，局部錯誤會演成全局錯誤。


　　更為重要的是，專制制度下的高層領導者常常受騙。他們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決策，哪有不犯錯誤的？在極權制度下，最高統治者壟斷了壹切信息，控制了壹切輿論。他主觀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觀上也就封鎖了自己的耳目。在這個制度下，信息只能縱向傳播，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由於利害的誘導，下級總是反映對自己升遷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級愛聽的信息。最高領導人就是根據這些假信息作出決策的。1958年糧食“放衛星”的假信息，使毛澤東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的問題，並提出了“少種、高產、多收”的指導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從1958年冬到1960年初，農村餓死人的情況大量出現。由於得到不全面、確切的信息，在毛澤東認為，這類情況是個別的、暫時的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廬山會議繼續反右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饑荒進壹步全面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從省委書記那裏得到的還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中共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占總數80%。毛又予以贊揚，說貴州的經驗“是壹個科學的總結”。在全國推廣了貴州省辦公共食堂的經驗。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壹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了興修水利改造農田的大量喜訊，還說“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壹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於社員的生活安排問題……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還總結形勢無限好的幾大表現。3月5日，黑龍江省委的報告說“大多數食堂辦得很好，壹般都有菜園子，大多數養了豬，壹部分培養了雞……”3月5日，由吳芝圃任第壹書記的河南省委向毛澤東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辦得好的的食堂占總數66%。吳芝圃且聲稱該省創造的三級書記進食堂，搞“試驗田”的措施，鞏固了社會主義的食堂陣地。在此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市的匯報整理的報告說：“目前大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


　　為什麽最高領導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曾對我說：妳站在天壇圈丘的園心大喊壹聲，壹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妳聽到的聲音還是妳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征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換言之，他發出什麽信息，下面就會送來同類的信息。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誌不壹致的聲音。


　　毛澤東有時相信壹些謊言，有時對有些謊言將信將疑，但也沒有辦法。據毛的秘書葉子龍回憶，開始，毛澤東對“放衛星”的報道是相信的，對於糧食“放衛星”的浮誇報道，毛澤東都逐篇認真閱讀，在壹些地方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後來，對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毛澤東看到了。他視察很多地方，盡管事先地方幹部做了這樣那樣的“準備”，毛澤東對壹些放衛星、說假話是有所察覺的。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公社領導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不信，他指著壹位市領導說：“妳在吹牛。這不可能，妳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妳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麽！”那位領導說：“他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往裏吹風。他們讓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澤東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澤東對聽不到真話也很苦惱。有壹次他當著葉子龍的面，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麽不說真話？到底為什麽？”


　　據葉子龍回憶：“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聽到的不完全是實話。”毛澤東找人了解情況，但聽到的是壹片好好好，沒人講問題。為了擺脫假話的困擾，1961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親自搞調查研究。毛讓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分三個組搞調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陳去浙江。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來去河北，陳雲去青浦，朱去四川。沒有這些調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


　　在這個制度下的領導人不僅容易犯錯誤，而且缺乏糾錯機制。沒有糾錯機制的制度是最危險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糾錯機制。而極權制度出現錯誤後，只有最高統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糾正錯誤：或者通過妳死我活的“路線鬥爭”，改組領導機構，才能改弦更張。


　　在是否出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方面，制度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壞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減少損失，但全局的損失難以發現和糾正。在大饑荒期間，由於主事的領導人素質不同，各省死人嚴重程度不同，但全國還是餓死幾千萬。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壞人主事，也會造成損失，但容易發現和糾正。壞人會很快會失去權力。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958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卷神州。壹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壹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壹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壹、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壹種非常復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沖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壹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壹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盡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壹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沖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壹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壹個難題相關的另壹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壹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誌服從共同的意誌。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壹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饑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壹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壹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儒家經典之壹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裏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裏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妳。”他認為，如果妳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麽妳就是自私的。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壹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壹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盡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壹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壹些假話和欺騙。”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壹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壹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壹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占優勢之二大思想：壹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尼采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誌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壹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壹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壹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壹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壹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妳的鄰人”，不要“愛妳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壹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壹樣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幹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的至上性這壹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壹目的，這條規則的唯壹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


　　從17世紀到19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壹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壹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欲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壹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壹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壹個人，也不能交給壹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壹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壹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制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制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壹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壹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叠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產主義探源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壹系列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對這些危機的概括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壹是貧富懸殊，工人階級貧困化，造成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二是個別資本家占有巨額的生產資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造成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引發社會周期性的動蕩；三是人和人的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系。謊言和真理，淚水和微笑，良心和尊嚴都可以變成商品出賣。金錢淹沒了真理、正義和道德，埋葬了融洽與和諧。這些危機造成不停息的社會動蕩，造成不停息的沖突和戰爭。


　　對於這些弊端，自從資本主義出現那天起，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論武器進行了深刻而尖銳的批判。然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源泉大都來自古已有之的集體主義思想。


　　因此，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集體主義思想，在其發展中找到了新的社會實踐依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壹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壹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貢獻。


　　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1478－1533）出版了《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為《烏托邦》的傳世之作。這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使托馬斯·莫爾名垂千古。莫爾在這本小冊子裏，描繪了壹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壹切財產、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於全民所有。為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產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簽調換壹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麽黃金幹什麽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恥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壹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恥的標記”。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產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烏托邦》的問世形成了壹個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馬佐·康帕內拉（1568－1639）發表了《太陽城》。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寫成的著作之壹。在“太陽城”裏，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組織生產和分配。在那裏，沒有貧富之分，沒有私有財產，壹切產品都由公社的公職人員分配，人人都能從公社裏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沒有商品，沒有貨幣。由祭司掌握政權。居民在集體食堂裏用餐，食譜由醫生安排。勞動是全民的義務，人人熱愛勞動，勞動光榮。“太陽城”比烏托邦前進了壹步，在那裏沒有仆人，沒有奴隸。


　　18世紀末，法國人格拉古·巴貝夫（1760－1797）提出了國民公社。國民公社實行財產公有制。原國家的財產、私人的財產、耕地和未開墾的土地等等，壹律歸國民公社所有。參加國民公社以自願為原則，依靠公社的優越性，使私有者放棄財產加入公社。人人無條件地參加勞動。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為防止盲目生產和產品過剩，壹切都按計劃進行。


　　19世紀初期，英國人羅伯特·歐文（1771－1858），法國人聖西門（1760－1825），法國人夏爾·傅立葉（1772－1837）使社會主義理想進壹步發展。馬克思把他們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提出工業資產和其它資本實行公有制，並且建立計劃化社會。


　　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都認定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都主張消滅私有制，有的主張取消商品、貨幣，采取直接分配。馬克思繼承了在他以前的社會主義學說並加以發展。人們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哪些方面變成了科學呢？恩格斯說：


　　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鬥爭的必然產物。它的任務不再是想出壹個盡可能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研究必然產生的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沖突的手段。
　　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由此看來，馬克思把空想變成科學，是指兩個方面：壹是對為什麽要實現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指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即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最終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裏，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於“用黃金修建廁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並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怎樣實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後者是歷史的邏輯。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壹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這個合乎邏輯的理想的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壹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壹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壹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系著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制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壹，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裏，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壹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壹生的奮鬥目標──這麽美好的理想當然早壹點實現比晚壹點實現好。從這裏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壹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麽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系。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系，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壹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壹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壹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壹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壹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壹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壹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壹個勞動者，每壹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壹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壹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壹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壹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裏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壹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系。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壹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壹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麽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麽，為了實現“全體壹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麽“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壹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壹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妳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壹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麽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壹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壹切思想資源、壹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壹項事業或壹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壹個虔誠的人。”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壹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壹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壹的國度裏，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麽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壹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著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壹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壹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壹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壹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啟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1902年10月，梁啟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壹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鬥”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壹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贊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壹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壹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壹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裏，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壹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壹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著滿清的倒臺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麽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裏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系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麽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不同文明的沖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沖突中，強者壹方采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壹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余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壹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壹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準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準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著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壹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贊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壹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壹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壹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麽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壹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借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誌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壹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壹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中國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制度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在中國憲法正文裏，用得最多的詞匯，大概要算是“社會主義”了，在第壹章“總綱”的條文裏，從國家、制度到法制、經濟制度、公有制、責任制、現代化、精神文明等等，前面都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為什麽會如此頻繁地出現“社會主義”？這裏且不談其中蘊涵的手法和心態，我只是從理論到實踐的脈絡，作壹些分析，希望能有助於解開對憲法的迷思。

　　不光是“社會主義”，中國憲法正文裏的公有制、按勞分配，也都存在著有待清理的理論迷思。這些理論概念，在世界和中國都有過廣泛的傳播，在社會思想史上留下了顯著的印記。但在蘇聯和中國，卻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成為掩蓋專制統治的遮羞布，撫慰民心的麻醉劑。從理論的華章轉化為實踐的悲歌，可以說是上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運動或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簡明的概括。中國的憲法裏寫進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正是這種轉化的典型體現。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必要的清理，不僅為修改憲法、實行憲政所必需，而且也有助於凈化社會意識形態。

　　（壹）社會主義的華章與悲歌

　　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理論思潮，興起於已經跨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歐各國，當時的壹些思想家有感於社會未能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而貧富分化、階級對立等現象卻愈益嚴重，於是致力於尋求更理想社會的途徑，探討改革資本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在經歷大革命後政治鬥爭激烈、社會動蕩不安的法國，人們渴望改變現狀的心情十分強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改革主張。這些旨在變革社會的不同見解，都籠統地被稱為社會主義，那些有誌於變革社會的人，也樂於把自己說成是社會主義者。按照中共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投身於社會改革運動後，對這種龐雜的理論現象十分不滿，便把自己的主張稱為共產主義。但他們後來又回到社會主義，只是為自己的社會主義加上“科學”兩字，以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是由於有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

　　作為勾勒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同有異。它們都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起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新社會。有所不同的是，共產主義主張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私有制，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這個思想觀點在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裏，有著鮮明的描述。但在爾後的研究中，他們發現，隨著信用制度出現的股份制，正在開始實現著資本由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的轉變，從而斷定，股份制將成為揚棄資本主義、向新的社會制度轉變的“過渡點”，股份制企業將是邁向新所有制的“過渡形式”。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有可能通過股份制的進壹步發展，逐步實現由社會資本取代私人資本，轉變私有制的性質，無需經過暴力剝奪。至於奪取政權問題，恩格斯晚年從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勝利進軍看出，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盡管恩格斯聲稱無產階級絕不放棄暴力革命的權利，但理論的重點已經轉到和平過渡上來了。這樣，作為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的重心，就由共產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人們只認為社會主義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第壹階段，卻很少有人從理論上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出明確的區分。

　　科學社會主義的內涵包括：1、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2、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將是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實現了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相統壹的經濟組織裏，人人勞動，人人有產，勞動者同時也是有產者，這是他們能夠成為企業主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3、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將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不與其他階級分享的政治統治，即無產階級專政。4、無產階級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有計劃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直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

　　科學社會主義是幾百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壹個流派，但由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蘇聯的宣傳，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正統。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形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亞非拉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也以各種形態的社會主義自命，這是社會主義最為興旺、最為輝煌的時期。但所有這些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國家，從蘇聯開始，由於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在實踐中無壹不是走上壹條違反人類發展正常要求的道路，用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偷換社會主義的內涵。就社會主義的理論本意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公平、公正，人人有產，人人富裕，人民當家作主，官府清正廉明的社會。而實際上，生活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卻承受著封建專制主義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壯麗的樂章，被改編成淒慘的悲歌。歷史的嘲諷是多麽無情！

　　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的扭曲，壹方面是由於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帶有壹些脫離現實的烏托邦成分；另壹方面也是因為人們總是帶著太多的主觀意願去看待客觀事物，以致難以透過理論的多棱鏡，對事物進行如實的考察。即使是馬克思恩格斯，也難免於遭受歷史的嘲弄。他們是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立者，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卻往往違背自己創立的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馬克思表述為：“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個觀點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賴以建立的重要基礎。然而，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活動，卻與這個論點背道而馳。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遠沒有發揮出來以前，就力圖推翻這個社會；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遠未成熟的時候，就想把社會主義強加給社會。因此，他們雖然譜寫了社會主義的華章，奮鬥終生，卻不可能推進它的實踐，這是他們作為思想家的遺憾，也是作為革命家的悲哀。

　　列寧和毛澤東都宣稱按照社會主義的理想來改造、建設自己的國家。但是，俄羅斯和中國都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卻有著深厚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傳統。他們本人更是受到來自於西方的專制主義的熏染，所以只能用西方專制主義的思想遺產和政治遺產來理解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在社會主義的旗號下厲行壹黨專政。這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色。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實際上是對抗資本主義的專制主義陣營，它同歷史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失敗和崩潰是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在中國，有壹個從混亂到歸壹的過程。上世紀初主要由日本傳入的社會主義學說，壹二十年裏曾經風靡中國知識界，不但誌在改造中國的仁人誌士，包括國民黨，以及壹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改良派，都以社會主義相標榜，很多基層投機政客，也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報刊上發表大量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各種各樣旨在徹底改造社會的不同觀點，都在社會主義的名下進行著宣傳、爭辯。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進中國後，許多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主張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認為這是能夠迅速地改變中國貧窮積弱的落後現狀的良方。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是以這種社會主義為指導的。後來雖然有過十幾年新民主主義的短暫覺醒，但只是曇花壹現，最終仍然被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淹沒。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以社會主義為名而實為專制主義的新時代，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把專制主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它更易於被受著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熏染的革命領導人所接受。試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無法無天，草棺人命，何嘗有壹點社會主義的氣味？

　　粉碎四人幫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必然引向對毛澤東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清算。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扼殺了正在蓬勃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第壹條：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它實際上涵蓋著其他三條原則。鄧小平堅持的是社會主義嗎？當然不是！毛澤東二十多年的殘暴統治已經表明，他所標榜的社會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是赤裸裸的專制主義。堅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封建專制主義。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鄧小平代表著那些專制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只有堅持、維護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即西方專制主義，才能維護並進而擴展他們的既得利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給壹般民眾帶來了什麽呢？在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的同時，兩極分化，貪汙腐敗，權貴當道，吏治敗壞，道德淪喪，民風日下，官民對立，社會分裂；每年維權抗暴的群發性事件達十幾萬起，用於鎮壓民眾的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壹些憂國憂民的仁人誌士主張建立憲政民主、實現公民自由權利，卻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或判刑，或被槍斃。凡此種種，充分暴露出社會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民主，這壹切都是同社會主義本質相違背的；恰恰相反，處處表現了封建專制統治的制度特征。把這樣的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是對社會主義的褻瀆。百年來的中國，千千萬萬先進人物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居然以如此醜惡的專制主義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是壹出多麽淒壯而不堪卒讀的悲劇啊！

　　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是如此明顯地相背離，把它寫進憲法，無疑是不恰當的。它只能起到掩蓋專制主義體制的作用，阻礙憲法中的民主條款的落實。

　　（二）公有制的華章和悲歌

　　中國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完全是從斯大林那裏承襲過來的虛構的概念。

　　什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生產的第壹個歷史條件，是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對立和分離，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就要“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實現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結合。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所謂“個人所有制”，指的是勞動者能夠與勞動條件相結合、對生產資料享有所有權的經濟制度。可見，社會主義所有制，是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壹，每個勞動者在共同占有企業生產資料的同時，享有壹份屬於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有了企業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就意味著具有了企業的決策、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等作為企業主人的各種權利，這也是勞動者能夠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可惜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倡導的是工人階級政黨在掌握絕對的權力之後以國家的形式佔有生產資料，這種制度設計讓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成為國家資本主義。

　　對照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論是國有的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勞動者在他們從事勞動的經濟組織裏，既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也沒有決策經營和收益分配的權利，這樣的經濟形式怎麽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呢？

　　拿國有經濟來說，雖然職工被宣傳為企業的主人，但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主人的權利。應該成為職工權利保衛者的工會或職代會，都異化成了官方的代理機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企業面臨改組、兼並、破產、拍賣等重大轉變的時刻，沒有聽說哪個企業曾經召開職工會議，聽取勞動者的意見，並在變革過程中尊重職工的權益。相反，都是撇開職工，由當權者說了算。結果是壹方面把數以千萬計的勞動者趕出企業，成為下崗的失業者；另壹方面則培育了壹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現在的國有企業，就是這個階級的囊中之物。

　　以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相統壹、相結合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該是最能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形態，因為它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所有勞動者的智慧和創造精神，在市場的自由競爭中占取優勢地位，同時，對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而現在的國有企業卻依仗政治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拒絕民有經濟進入壟斷領域，嚴重地障礙著、破壞著市場經濟。憲法第七條卻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顯然是很不妥當的。中國現在的國民經濟有兩個性質不同、取向不同的經濟形態，壹個是市場經濟，壹個是壟斷經濟，市場經濟絕對不能由壟斷經濟來主導。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善、擴大、發展市場經濟，把國有經濟壓縮在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範圍內。國有企業只有切斷同政治權力相互依賴、相互勾結的渠道，融入市場經濟，在同民有經濟的優勝劣敗的競爭中站穩腳跟，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再看所謂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憲法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既然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都應該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實際上卻是基層的政府所有，官僚所有；所謂集體所有，不過是壹個虛幻的概念。進入新世紀後，房地產開發高潮叠起，城市郊區和農村的土地也成為開發的對象。有關政府在征用土地時，根本不征求土地所在地農民集體的意見。被征用的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除了極少數作為補償給了包產的農戶，大部分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或村鎮集體經濟的資金，或流進經手官員的口袋。集體所有的土地，成為產生貪官的溫床。

　　至於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早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經納入政府管理的系統，被稱為“二國營”。在十多年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高潮中，少數通過兼並改組成為地方國有企業，多數經由招標、拍賣、股份制等形式，被“近水樓臺”的企業主管或他們的親朋好友，采取低價賤買、暗渡陳倉、李代桃僵、空手套白狼等手段，化公為私，轉換成為私有企業。還有壹些繼續保持集體所有制名號的企業，職工依然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不能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分配；只有少數實行職工持股和股份制比較健全的企業，才能被認為是已經具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具有公有制的色彩。但這樣的企業在整個被稱為集體所有制的經濟成分裏，實在是太少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的國有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都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是同公有制相悖的權貴所有制；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是封建專制體制的經濟基礎。憲法第六條裏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把根本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說成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實際上是堅持以權貴所有制為主體。這是同改革的基本方向相違背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在於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在憲法裏規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以憲法的形式，掩護並保障著權貴所有制的存在，抵制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遏制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

　　公有制本來是人們在批判私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對未來經濟制度的憧景和構想，許多思想家為它窮思竭慮，試圖描畫出人類社會的美好絢麗的前景，現在卻成了權貴所有制的遮羞布，被用來阻礙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進步，不知道這究竟是歷史的諷刺，還是社會的悲歌？

　　（三）按勞分配的華章和悲歌

　　中國憲法第六條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之後，還規定“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1982年憲法的提法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1999年3 月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改為現在的提法）這是中共自十五大以來壹貫堅持的分配原則。這裏的“按勞分配 ”，完全離開了按勞分配本來的理論涵義。

　　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列寧斯大林以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走上歧途的兩大理論誤區，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至今未能擺脫的兩大思想圈套。要認清按勞分配的涵義，首先要搞清楚什麽是分配方式。

　　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都認為，分配方式指的是國民收入的分配。按照這個分配理論，勞動產生工資，資本產生利潤，土地產生地租，所以，工人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地主拿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從列寧開始，所有執政的共產黨人都把職工的等級工資制看做是按勞分配，實際上就是以這個理論為依據的。中國憲法和中共近幾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理論根源也在這裏。

　　但是，如果把生產和勞動看做壹個前後銜接的過程，很快就會遇到問題。企業主用資本在市場上購買機器、原料和勞動力，才能開始生產。工資就是購買勞動力的價格，即使有些企業在整個生產過程完成後才支付工資，但勞動力的價格卻是生產開始之前就確定了的。它同購買機器的款項壹樣，都是企業家的預付資本，與分配無關。生產勞動結束後，產品轉化為商品，再轉化為貨幣，其中包含利潤，才有可供分配之物，才能談得上分配。由這個過程可知，工資和分配方式完全是兩回事。第壹，工資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前，分配只能在生產完成之後；第二，工資是企業主用來交換勞動力的代價，表現的是交換方式，是生產的前提，分配方式則體現了對生產成果的分割，是生產的後果；第三，工資是企業主的預付資本，是資本的轉化形態，也就是成本，而用於分配的，卻是生產勞動的成果，是利潤；第四，工資不論在什麽時候支付，其數額都是在生產前就已經確定了的，是個定數，可供分配的利潤則是壹個變數，或多或少，沒有利潤也就談不上分配。所以，分配方式應該是指利潤的分配，剩余價值的分配，與工資無關。

　　至於按勞分配，指的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提出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每壹個生產者，在做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生產者“所給予社會的壹切”是什麽呢？那就是他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勞動所增加的產品價值，也就是剩余價值，是利潤。所以，按勞分配的原意，是利潤應該在生產者、即包括管理者在內的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是因為勞動者同時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分配所得的，既是他支付勞動力的報酬，也是進入勞動過程的資本的報酬。由於勞動者“給予社會”的貢獻不同，他們所獲得的報酬也有所不同，有多有少，“按勞”的意義就在這裏。所以，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即勞動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條件下的分配方式。中國的企業，還沒有壹個具備按勞分配的條件。即使像深圳華為技術公司那樣，全部股權都為本公司職工所持有，也做不到按勞分配，因為這個公司雖然有近半數職工持有股權，但還有數以萬計的職工沒有股權。

　　這裏有壹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可能實現按勞分配？按照馬克思所作出的論述，按勞分配是生產者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條件下的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不可能實現按勞分配。但如果對按勞分配的涵義做出新的解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它有利於推進勞動者人人有產、人人富裕，有利於促進社會的平等和公平。

　　馬克思創造剩余價值學說有壹個重要的理論前提，那就是對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區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許多理論研究和宣傳卻仍然把兩者混淆起來，如把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世界，理解為、宣傳為勞動者創造價值、勞動人民創造世界。認識的混亂往往導致決策的混亂，幾十年來沒有絲毫進步。

　　勞動和勞動者、勞動力的區別在於：勞動者是有形態的實體，具有勞動的能力，是勞動力的所有者；勞動力和勞動都不是有形態的實體，但勞動力有可供交換、可以出賣的價值和價格，勞動卻沒有價值和價格；勞動力是靜態的存在，勞動則是動態的過程；勞動力自身不能創造價值，它必須同生產資料、原料等資本的轉化形態相結合，進行勞動，才能創造價值；所以，勞動就是勞動力的使用過程，是勞動力和和資本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也就是價值的創造過程。

　　根據按勞分配的原意，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既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所以，勞動創造的價值，在勞動者之間按照他們的貢獻進行分配是合理的。但是，在勞動力和資本的所有者不是同壹主體，而分別是勞動者和企業主的情況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勞動力和資本都作出了貢獻。那麽，這個價值就不能全部歸勞動者，而應該根據勞動力和資本在勞動中、即剩余價值的創造過程中所作的貢獻，在它們的所有者，即勞動者和企業主之間進行分配。這就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

　　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就完全可以在當代推行。勞動要素其實也就是生產要素。中共十五大政治報告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有人當時曾寫文章指出，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對傳統理論觀念的具有創造意義的突破，但它存在著兩個明顯的理論誤區：第壹，“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是壹個錯誤的表述方式，因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互不相容的分配方式，不可能結合起來。利潤只有壹份，實行按勞分配，就不可能再按生產要素分配。第二，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意味著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出現這兩個理論錯誤的原因，就在於把等級工資誤認為是按勞分配，既然職工按不同等級拿工資是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就只能包括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這兩者的結合也就順理成章了。

　　十六大大概是為了糾正十五大的缺失，在政治報告裏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十七大政治報告仍然繼續這個說法，只是把前面兩句話的次序倒了壹下，“完善”改為“健全”。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又有所修改：“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差異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幾次代表大會的說法變換，說明了指導思想在分配方式問題上的困惑與無奈。不放棄把等級工資制看做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就無法擺脫這個困境。不過，同過去相比，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提法還是有了明顯的進步，壹是不再提“按勞分配為主體”了，二是報告裏也沒有兩種分配方式的“結合”或“並存”，顯然是因為意識到了這個提法的矛盾。三是肯定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的分配是“初次分配”，是同壹次分配序列。而等級工資和資本等要素的分配卻不是同壹次的分配行為，壹個發生在生產勞動之前，壹個發生在勞動生產之後。

　　十八大規定的分配原則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是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勞分配——企業利潤按照勞動力和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進行分配（技術、管理等要素都可以化解、換算為勞動力和資本）。這就是說，企業職工除了工資以外，還可以在企業的利潤中得到壹份同他們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這個分配原則，在國有企業裏推行應該不會太難，在民營企業裏則取決於企業的生產力水平和企業主的明智與卓見。但從長遠的發展前景來看，在民主制度充份發展的情況下，它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分配方式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它不僅可以促進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責任感，而且將有效地實現人人富裕，提高社會消費能力，符合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按勞分配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它畢竟反映了前輩思想家對未來的美好構想，壹種公正平等的財富分配方式。它那絢麗誘人的圖景，吸引了所有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準備建立專制統治的政治家，被用作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制主義的社會制度的裝飾品，以先進分配制度的假象，掩蓋著落後的社會本質。在中國拿著低工資的勞動者，卻背負著按勞分配的美名，似乎他們已經能夠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財富。這不是幾代勞動者的又壹曲悲歌嗎？

　　近幾年來，中共決策層的最高領導人為了改革分配制度可能會威脅到中共在中國的統治而焦心竭慮，卻都因為不願意放棄利益不能把等級工資制同按勞分配切割開來而不得要領。在肯定勞動包含勞動力和資本兩大要素的前提下，把按勞分配解讀為按勞動要素分配，即按生產要素分配，那麽，改革分配制度這個重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中國憲法第六條的“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也可以做到名至實歸。

　　（四）簡短的結語

　　中國的憲法既有民主性的壹面，也有專制性的壹面。民主性的壹面主要來源於近現代的世界民主主義大潮，專制性的壹面則植根於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傳統，卻塗飾了來自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艷麗色彩。五六十年來的實踐表明，因為中共的存在中國憲法的民主性始終處在專制性的扼制之下，壹些民主性的條文無法貫徹。應該是實施憲法的民主性條文，而不是實施憲法專制性內容。只有實施民主性的條文，憲法才有生命；中國憲法的專制性內容已經實施了幾十年，至今沒有獲得“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和“出自真誠的信仰”。所以，憲法要有生命，就必須刪除專制性的內容，如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及序言裏的四項基本原則等等。要做到這壹點，首先須從理論上認清那些披著華麗外衣的各種概念的西方專制主義本質。

極權中國的制度設計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試論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底在紀念“八二憲法”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以來，社會上興起了討論憲政和法治的熱潮。《南方周末》最初的新年獻詞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炎黃春秋》第一期的編輯部文章《憲法是政治體製改革的共識》，都準確地反映了廣大民眾渴求憲政和法治的心聲。

習近平在講話中說：“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權威也在於實施”，“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人民發自內心地擁護憲法，出自真誠地信仰憲法，是因為憲法裏的許多內容，真切地表達了人民的心願。但是，這些表達人民心願的條文，至今卻有許多沒有實施。而憲法，誠如習近平所說，只有實施才有生命，才有權威。實施憲法，已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這是值得欣慰的。

憲法的許多條文之所以遲遲難以實現，除了政治上、組織上、製度上的各種各樣的外在原因之外，憲法本身還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原因，牽製著憲法的落實。另外，朝野上下許多人對憲法缺乏全面的、清醒的認識，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八二憲法製定後三十年來，雖然經過四次三十一條的修正，但多屬細節文字上的修飾，很少實質性的更動。全國人大幾千代表有五次討論憲法及其修正案，居然都沈迷於這樣一個並不完美的憲法文本，實在令人驚詫。因此，我認為，當此體製內外都呼求實施憲法之際，有必要對憲法進行認真細致的解讀，以解除人們對憲法的迷思，以利於憲法的順利實施。由於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在一篇文章裏很難說清楚，所以我想分幾篇文章來談，本文就是這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現行憲法是一部具有兩面性的文獻，它既有保障公民權利、製約政治權力的民主性，也有維護專製體製、導致特權孳生的專製性。人民企盼實施的是它的民主性條文，而它的專製性內容卻抑製了民主性條文的實施，這就是長期以來我國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基本原因。下面，我就來梳理分析現行憲法的兩面性。

（一）現行憲法的民主性

現行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是一百多年來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是無數先進人物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奮鬥犧牲的結晶。實施這些條文的規定，將有力地推進我國的憲政民主建設。

（1）在憲法的實施中，人們最為關切的是第三十四條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三十五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還有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第四十一條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些條文對公民的自由權利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是現行憲法民主性的最突出的表現，也是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目標所在。它清楚地記錄在前人所製定的一些憲法裏，這裏不妨作些簡要的回顧：

1908年的《憲法大綱》；“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中華民國憲法》（1913）和《中華民國約法》（1914），都擴大了人民自由權利的範圍，除《憲法大綱》裏提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不受逮捕、監禁等自由權利之外，還規定人民“一律平等”，有“書信秘密”、“居住遷徙”、“信教”、“保有財產及營業”等自由，“請願”、“陳訴”、“選舉及被選舉”、“從事公職”等權利。

這些自由權利，基本上都為後來的憲法所繼承，只是略有增加或變動。如1931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4年、19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都增加了“選舉、罷免、創製、復決之權”。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提出“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

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定於1954年，它基本上包括了現行憲法裏關於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盡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有一些很不適當的內容，但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利，卻仍然保持在憲法的條文裏。現行的憲法是1982年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製定的，此前的三個憲法都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列為第三章，在“總綱”和“國家機構”之後，現行憲法把它提為第二章，列在“國家機構”之前，這是現行憲法的一大亮點。但1954年憲法裏的遷徙自由和1975、1978年憲法裏的罷工自由，現行憲法卻都沒有，應該說是它的一個缺憾。

（2）現行憲法中最具根本意義的民主性條文，是第二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它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原則。“主權在民”，是中華兒女自推翻滿清皇朝以來苦苦追求、祈望實現的宏願。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條就是“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此後的幾部憲法裏，它都作為憲法的重要內容被列為總綱的第二條。1954年憲法第二條的提法雖然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涵義是同此前的憲法一致的。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都把它列為第三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狀態。1982年憲法重新把它列為第二條，是完全必要的。

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4條憲法修正案，其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在第三十三條裏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一款。增加這一款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固然，憲法第三十四至四十一條對公民的自由權利做出許多規定，這些權利顯然都是人權的重要內涵，但同樣顯然的是，它們不可能包含人權的全部內容。正因為如此，有些前人的憲法就在關於自由權利的條文之後，加上一條補充性的條款。如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於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1934年和1936年的兩個憲法草案的第二十四條，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都是“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1936年憲法草案最後還有“非依法律，不得限製之”幾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幾部憲法都沒有類似的條文，是一個缺陷，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就比較完備了。

主權是公權，人權是私權。憲法既認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又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就使憲法具備比較圓滿的民主性。

（3）現行憲法民主性還表現在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上。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指出：“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溫家寶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再一次地宣示了這個重要原則。這個方針性的政治原則在憲法裏有著明確的規定。首先，“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其次，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第三，“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些條款如能通過法律法規和製度加以具體化，付之實施，就可以有效地做到各種權力之間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

（4）憲法的至上性是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基礎。現行憲法序言的最後一段指出：“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總綱的第五條：“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中國共產黨也在它的黨章總綱中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裏，由於“黨比法大”的傳統根深蒂固，黨的領導始終淩駕於憲法之上，因而憲法的上述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以致濫用權力的現象層出不窮，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二）現行憲法的專製性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序言。序言概敘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的歷史和今後的基本方針，其中頗有一些根本性的理論錯誤，特別是把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今後國家建設的基本方針，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中是有害的。四項基本原則來源於列寧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它是沙皇俄國的東方專製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的雜拌，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被列寧自己放棄了。毛澤東在1932年開始從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裏吸取教益，把列寧的社會民主主義搬到中國，形成了他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既有民主主義的成分，也有必然導向專製主義的內容，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從剛剛“走完了第一步”的民主主義，倒退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形態的專製主義，正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成分發揮作用的結果。鄧小平1979年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中的專製主義內容的繼承和發揮，它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維護專製主義統治。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可能、至少是很難實施憲法裏的民主主義內容。  

現行憲法的專製性還表現在正文裏的大量不科學的論斷上。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社會主義法製、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社會主義公有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按勞分配、為社會主義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共產主義教育，等等。這些理論概念，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社會現實，把現實的社會狀態，納入憶想的理論框架，這是非常有害的。以人民民主專政為例，它脫胎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的原意，只不過是表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將掌握全部政權，不與其他任何階級分享。僅此而已，沒有更多涵義。所以考茨基把它解讀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列寧出於專製主義統治的需要，把它解釋成為“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甚至引申為一黨專政、領袖專政，成為所有自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理論根據。毛澤東也接受了列寧的思想，提出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至於哪些人是人民，哪些人是敵人，由他說了算。所以，人民民主專政適合於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需要。今天，它依然是維護專製統治的重要工具。至於社會主義、公有製、按勞分配等等，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誠如馬克思再三引用的海涅的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表現在上述兩方面的理論謬誤，基本上都是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它是現行憲法的民主性內容不能實施的主要障礙。我在接下來的幾篇文章裏，將進一步地加以分析，現在就不多說了。

應該承認，憲法的兩面性不是均衡地存在的。它的民主性內容雖然為廣大民眾所追求、所期待，也為近六十年來的執政者所承認、所接受，但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傳統，加上長期的傳統教育和政治社會的實踐，卻使朝野上下沈溺於專製主義而不自知，無法認識清楚那些為維護專製製度服務的錯誤理論的實質。這才使得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款難以落實，而那些專製性的內容卻無阻礙地得以實施。所以，要實施憲法，首先就需要從理論上認清憲法的兩面性。我在本文裏把現行憲法的兩重屬性作出區分，就是希望體製內外都能分清憲法內涵的是非，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實施憲法裏的民主性條文，刪除它的專製性內容，使憲法真正成為憲政民主的基礎。

以上看法，只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是否確當，尚希朋友們指教。

2013年3月9日

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的說法，人民民主專政是“國體”（《新民主主義論》裏的提法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也就是國家的屬性，國家的性質。它的涵義則是：“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簡單地說，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經過幾十年的教育、灌輸，這個觀點早已深入人心，被人們普遍接受。但是，無論是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在實踐中考察，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命題，都是一個虛妄的、不能成立的悖論。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經典涵義   

人民民主專政脫胎於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但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中間經歷了巨大的變異，涵義也完全不同。馬克思是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他說：“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製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這裏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非是說，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將取得勝利，並掌握全部政權，不與任何其他階級分享。

馬克思在1848年初的《共產黨宣言》裏，已經提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2）但還沒有專政的概念。這個概念來源於他對當時德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思考。歐洲的1848年是革命風雲激蕩的一年，法國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德國的三月革命，維也納的十月革命，都曾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關註。他們在短短的五個多月裏，就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評述各國革命的得失。在這些評述中，首次出現了“專政”的概念。他們批評德國三月革命後召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過於軟弱，向封建勢力妥協。如恩格斯支持當時的激進民主黨的宣言：“國民議會現在就應該把全國的一切國家權力統一於自身”，（3）但國民議會的無所作為卻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說：“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權，那它就等於自動辭職”。（4）馬克思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關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指責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指責他沒有馬上粉碎和清除舊製度的殘余。”（5）可見，他們在這裏說的專政，指的就是掌握全部國家權力。他們為已經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未能實現專政而遺憾。

在總結法國1948年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馬克思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1848年至19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裏，針對法國二月革命後建立的共和派臨時政府殘酷鎮壓六月起義的巴黎工人，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已經不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提出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6）在同一篇文章裏，他還主張無產階級應該團結在“革命社會主義”的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7）馬克思一年多後在致魏德邁的信裏所做的概括，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的成果。

在此後的歲月裏，特別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多次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其涵義都沒有超出由無產階級掌握全部國家政權的範圍。有幾次談到專政的任務，主要也是“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只有在“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8）時，才意味著武裝暴力。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前起草的《法蘭西內戰》初稿中談到，“公社提供合理的環境，使階級鬥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9）可見，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作為階級鬥爭的最高發展階段，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也應該“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進行，無須動用暴力。

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論述。他在1891年3月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所寫的導言裏，把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型，肯定公社是“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高度評價公社為了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國家主人而采取的兩項民主措施：一是民主選舉公社的公職人員，並且可以隨時撤換；二是對他們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10）導言最後說：“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的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1）他在同年6月寫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裏還談到：“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12）可見，在恩格斯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是同民主聯系在一起的。他諷刺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大喊救命”，就因為那些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暴力對抗、暴力鎮壓。

以上的簡短回顧表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要表述的涵義，無非就是無產階級要掌握全部國家政權，行使全部國家權力，其中當然也包括用武力“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內，但它的主旨卻是要在民主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的全面統治。考茨基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13）可以說是準確地讀懂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二）從無產階級專政到人民民主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在列寧的許多著作裏，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提出和無產階級專政有所不同的民主專政。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多次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14）並且指出，當社會主義革命來臨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在《國家與革命》裏，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15）由此可見，在列寧的視野裏，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民主專政則是民主革命的口號。

2、列寧把專政解釋為“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是憑借法律的政權”，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的“鐵一般的政權”。（16）雖然他對無產階級專政也作過其他解釋，如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是“一個階級引導另一個階級前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是比先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等等，（17）但對人們影響最深遠的，還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暴力統治的思想。

3、列寧還把無產階級專政演化為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公式。他在1920年寫的小冊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判德國共產黨內關於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的觀點時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團來主持的，而這個集團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18）這就為全世界共產黨提供了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理論借口。

其實，領袖專政的觀點並不是列寧首創，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敗後批評布朗基關於專政的觀念，指出“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一個或者幾個人的專政。”（19）

毛澤東和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從列寧和蘇共那裏來的。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雖然明確宣告“采取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理解的，大概就是暴力革命、暴力統治。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政治決議案》，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需要建立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主專政（20）1934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稱當時的蘇區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21）1936年9月，面臨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新形勢，中共中央發布決議，以“各階層聯合的民主共和國”取代工農民主專政。（22）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首先提出新民主主義和“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一個月後，他寫出《新民主主義論》，全面闡述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宣布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就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23）至於“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據《毛澤東著作詞典》介紹，“最早可能是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使用的。”毛澤東在同年中共中央九月會議上，首次談到人民民主專政。（24）同年年底，他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裏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25）1949年2月初，他在同米高揚談話時說：“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26）在同年七一前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毛澤東做了進一步的表述：“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27）至此，無產階級專政經由工農民主專政，達到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了它在中國的“華麗轉身”。

1954年製定的第一部憲法的序言，明確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1975年和1978年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卻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都在序言裏載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1982年迄今的憲法第一條只是把“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以“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取代原來的提法。（28） 序言裏的那段話包括了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鄧小平在1979年3月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個講話裏，說的是“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1980年12月的一次講話裏，才談到“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且進一步說明：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於我們的國情。”（29）

（三）人民民主專政：非理性的思想成果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知，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列寧有著不同的解讀。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裏，無產階級專政的涵義是，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將獨掌國家權力，不與其他任何階級階層分享；它將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這可從《共產黨宣言》的“爭得民主”和恩格斯確認巴黎公社是“真正民主的政權”的論述裏得出判斷）；它的任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賴以存在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並將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這些見解雖然帶有烏托邦的成分，但仍不失為能夠反映一定歷史現象的理論思想。

列寧把專政理解為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限製的統治，就從根本上扭曲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盡管他在早期的思想裏把革命區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有其合理之處，但他把不同的革命階段貼上不同的專政標簽，卻把全世界的革命者帶進歧途，所有自稱為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的國家，無不以專政來掩蓋他們進行統治的專製主義本質。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和“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等主張，成為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濫觴。

由無產階級專政衍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怎樣解讀呢？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詞匯裏，這兩者實際上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是隨著不同形勢下的不同政治需要，加以靈活運用罷了。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側重點卻大不相同。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重彈老調，是為了抹煞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以打擊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推進“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主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年多後卻要以人民民主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是要緩解人們對專政的恐懼，同時撫慰那些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不過是主政者的理論積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拼搭出需要的景觀來。這兩個概念的出現和廣泛宣傳，不是出於理性的思考，而是適應政治的需要。

但是，這兩個概念至少在邏輯上是大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按照馬克思的解讀，是無產階級獨掌政權，不與其他階級分享國家權力；按照列寧的解讀，是無產階級憑借暴力進行統治，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無論是哪一種解讀，無產階級和專政兩個詞語的搭配是合乎邏輯的。人民民主專政則不然，它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其他各階級階層即社會全體成員的專政，從獨掌政權的意義上說，既然是全體人民的統治，就不可能再有分享國家權力的階級階層，專政一詞就成為毫無意義的廢話；從暴力統治的意義上說，既然全民都是暴力統治的主體，哪裏還有暴力統治的對象？這是悖論之一。

按照“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的原則，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裏，專政的對象是敵人。問題在於，這個敵人是哪裏來的？如果是外部來的，那是禦敵問題，不是專政問題；如果來自社會內部，那麽，用什麽標準、由什麽人來確定哪些人是敵人？毛澤東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裏，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即人民和敵人的六條標準，後來轉化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的量化的尺度，從反右派、反右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可知，只憑著毛澤東的喜怒好惡，就可以把成千上萬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戰功卓著的將帥元勛、日夜辛勞的基層幹部，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人民和敵人既沒有絕對的界限，民主和專政也就失卻了應有的合理性，成為獨裁君主鞏固專製統治的權謀工具。表面的虛構的民主涵義，掩蓋著獨裁專製的本質，這是又一個悖論。

不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專政看作是暴力鎮壓的手段，反右、文革、六四，都是他們運用、操作專政的實踐。但這些影響深遠、危害巨大的專政行為，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違反了憲法的有關規定。這些事實表明，專政這個政治概念，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充分體現出列寧式的本質，即“不受限製的憑借暴力而不憑借法律”的特征。可是，這個與憲法和法律相違背的政治概念，卻被寫進憲法第一條，這不是又一個悖論嗎？

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以來，就高舉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旗幟。由於兩千多年專製主義傳統的浸染，人們習慣於從專製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專政的涵義，對於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把它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衡量，所以不能看透它為專製主義服務的本質。它之所以被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寫進憲法序言，並且成為憲法條文的第一條，就是因為它有利於維護專製統治，有利於鞏固專製製度。它在憲法裏的存在，阻礙了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各條規定的落實。

在專製主義傳統深厚的東方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都是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實質上並無不同，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更缺乏邏輯的合理性，更缺乏理性的思考與探討。至於用來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構成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更是一個虛構的空泛的概念，是從列寧斯大林那裏搬來的理論教條，既無歷史的依據，又未經實踐的檢驗，人雲亦雲，自欺欺人，應該隨同人民民主專政，從憲法裏刪除。憲法總綱第一條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民主國家。”

扼殺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權利就是慢性自殺

近幾年來，民間關於實施憲法的呼聲日益高漲，日益強烈，其中最強烈、最迫切的呼求，是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關於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之自由權利的規定。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文化專製主義的管製不斷收緊，以“維穩”為名的政治迫害不斷加劇，民間彌漫著普遍的不滿和激烈的抗爭。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呼聲，就是在這種社會矛盾持續深化、官民對立日趨尖銳的形勢下，高漲起來，強烈起來的。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滿足人民對於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的渴求，不僅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和朝野對立，而且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也是走出難關、擺脫困境的一條光明大道。因為，目前共產黨所處的難關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權力不受製約和監督而造成的。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就可以有效地監督權力的運行，扭轉濫用權力、貪腐遍地的現象，克服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把國家引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共產黨自身也可以由此擺脫困境，獲得繼續前進的動力。

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共產黨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卻背逆這個趨勢，對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權利，不但沒有認真落實，反而加緊剝奪，加強控製。為此而製定的有關條例，不是為了保障公民順利行使自己的權利，而是為了便於權力機關約束與控製公民行使自由權利，實際上扼殺了公民的自由權利。這就不僅違背了廣大公民的意願，而且同民主進步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

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以下有關出版和結社的法規，看看它們是怎樣落實憲法、“加強”對出版和結社的管理的；同時也看一看行使這些自由權利的公民受到何等嚴酷的打壓。

（一）出版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2001年12月由國務院公布、2011年3月又經國務院修訂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發展和繁榮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根據憲法，製定本條例。”請看，這個“根據憲法”製定的條例，在第一條裏提出四個目標或理由，第一個就是“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第三個才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權利”。而且非常巧妙地嵌進“依法”，依的什麽法呢？就是這個“為了加強對出版活動的管理”而製定的《出版管理條例》。這麽一繞，就把公民出版自由的權利繞進“加強管理”的框框裏去了。

這個條例的全部條文都體現著“加強管理”的精神。首先，要成立辦報辦刊或出書的出版單位，必須具備六個條件，其中包括“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這一條就堵塞了民間辦報辦刊出書的可能，普通公民，到哪裏去找“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部門”呢？即使這一條有了，還有一條：要具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法規多如牛毛，你知道還有哪些“其他條件”等著你去“具備”呢？他們卻可以用不具備某個法規來卡你。除這些苛刻的條件外，最後還有一道關卡：“審批設立出版單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條件外，還應當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這就是說，你具備了那六個條件，審批部門還可以用是否“符合國家關於出版單位總量、結構、布局的規劃”來卡住你，說你不符合國家規劃，拒絕批準你設立出版單位。這個“加強管理”，真是天衣無縫啊！

其次，設立出版單位的申報審批手續也十分復雜，先由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審核同意後，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經批準後，回到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登記，領取出版許可證；然後，屬於事業單位法人的，向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機關登記，領取事業單位法人證書；屬於企業法人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領取營業執照。這幾個環節都順利暢通，才算完成出版報刊圖書的“依法”程序。此外，從事出版物印刷、復製的單位，也須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核許可，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相關手續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復製。發行、零售出版物的單位，經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取得《出版物經營許可證》，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領取營業執照後，方可從事出版物發行業務。

再次，第二十條規定，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的年度出版計劃及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均須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審核，爾後再報國務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備案；涉及重大選題，未在出版前報備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連期刊的重大選題，也要按照前述規定辦理備案手續。

復次，最能體現“加強管理”的，是那些禁止和懲罰的條文。如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包括十項的有害內容，前九項都比較具體，第十項是“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前九項挨不上的，這一條就管住了。第四十條規定“不得印刷或者復製、發行”的六類出版物。第八章“法律責任”有十三條，都是禁止和處罰的條款。當然，其中有些是必要的，但也一些是可以隨意解釋，入人以罪的。

最後，有些條款僅從文字上看還是值得肯定的：如第二十三條：“公民可以依照本條例規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達自己對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見解和意願，自由發表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幹擾、阻止、破壞出版物的出版。”第七章“保障與獎勵”裏還有幾條規定：國家支持、鼓勵優秀出版物的出版，包括那些“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科學價值或者文化藝術價值的”出版物。“對為發展、繁榮出版產業和出版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獎勵。”對非法幹擾、阻止和破壞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復製、進口、發行的行為，有關部門，應當及時采取措施，予以製止。但這些條文也可以作出符合於傳統思想觀念的解釋，加上諸多“加強管理”的條文，難免使這些正面的承諾化為烏有。

如此嚴酷的管理條例，扼殺了民間的出版自由，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非法出版物”、“地下刊物”、“山寨出版物”。許多很有學術價值、很有歷史意義的專著、回憶錄、調查報告，有些適應民眾需要、很受民間歡迎的刊物，都因無法正式出版發行，只得自費印刷，分寄親友，卻又被禁寄禁發，成為多年來“掃黃打非”的主要對象。即使是已經正式出版的報刊書籍，有些也難逃被查禁的命運。如新聞界的“冰點事件”、最近的“南周報事件”，就是扼殺新聞自由的典型事件，日常的打壓幹擾，就更多了，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對一篇文章的申斥，就可以帶來停辦整頓、檢討處分，甚至開除走人的惡果。至於查禁“非法出版物”，更是屢見不鮮，甚至連一些正式出版的書，也作為“非法出版物”加以查禁。比較突出的如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歷史的先聲》，其內容完全是輯錄五十多年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和文章，居然也被列為“非法出版物”而遭查禁，不許銷售，不許郵寄。又如北京“掃黃打非”領導小組2004年11月9日召開“專項治理整頓動員大會”，宣布“堅決取締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並且通令各單位，凡是家中有《中國農民調查》、《往事並不如煙》、《懷念李慎之》、《晚年周恩來》等書的，一律都要上繳。2007年1月，又發生了著名的“八本書事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通風會”上宣讀了一份2006年出版的“違規圖書”名單，包括《滄桑》、《伶人往事》、《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年代懷舊叢書》、《如焉》、《新聞界》等八本書，引起社會震動，遭到普遍的譴責，進一步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

連正式出版的書籍都被加上“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頭銜而被“堅決取締”，民間自費出版的著作就更不用說了。如在五十年代曾經風行一時的《把一切獻給黨》、《革命家庭》等優秀作品的作者何家棟，2006年10月病入膏肓，家人親友為他編印《何家棟文集》上下冊，想讓他在去世以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得到最後的安慰。不料就在文集編就印完後，印製文集的印刷廠竟被突擊查抄，印好的書籍全部被沒收。第二天何家棟就去世了，他終於沒有見到自己的文集問世，遺憾地離開人間。

禁書是封建專製社會特有的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由來已久，從秦始皇的“禁書令”到滿清政府的“文字獄”，不知有多少文人遭難，多少書籍被毀。上述遏製、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政策取向，本質上就是承襲秦始皇以來的專製主義傳統，為鞏固專製主義統治服務的，是典型的文化專製主義。

這裏有必要指出，這些違反憲法、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專製主義禁令，大都出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作為中共中央的職能部門，中宣部的任務是宣傳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和政治見解，並以切實遵守憲法、積極維護憲法的模範行為，為落實公民的新聞出版自由創造條件。而現實的中宣部卻反其道而行之，扮演著扼殺新聞出版自由的文化劊子手的角色，成為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社會罪人、民族罪人，同時也成為敗壞共產黨聲譽的罪人。

（二）結社自由是怎樣被扼殺的

關於公民的結社問題，也有一個“加強管理”的法規。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一條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維護社會團體的合法權益，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製定本條例。”這裏把“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列為條例主旨的第一條，比《出版管理條例》好，但下面的條文卻沒有充分體現這個精神。首先，第三條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按照第六條的規定，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實際上是限定只有官方半官方才有資格成立社會團體，普通老百姓哪裏找得到政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來做自己的業務主管單位呢？即使你有幸找到了，就意味著把自己納入政府或準政府的管轄，還有什麽“結社自由”？

其次，成立社會團體應當具備六個條件，第一條是“有50個以上的個人會員或者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這就排斥了大量民間組織成立的可能性。公民有共同誌向或興趣相投，結成團體，人數或多或少，十來個，二三十個，都應聽其自然。條例限定50人以上（更不要說是30個以上的單位會員了）才可以成立社會團體，把門檻設得那麽高，高到普通老百姓難以跨越，扼殺結社自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再次，結社也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登記、備案的程序。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後，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業務主管單位的批準文件、章程草案及有關材料，提出申請；申請批準後六個月內舉行會員大會或代表會議，通過章程，選出負責人和法人代表；再到登記管理機關登記或備案，領取《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才算完成成立社會團體的正式手續。在這些審批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有不被批準的可能。

第四，被批準成立的社會團體，每年都要接受主管業務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的年度檢查。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社會團體應當於每年3月31日前向業務主管單位報送上一年度的工作報告，經業務主管單位初審同意後，於5月31日前報送登記管理機關，接受年度檢查。”不按照規定接受監督檢查，或被認為違反規定的，就可能受到登記管理機關的警告，限期停止活動，責令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甚至撤銷登記，封存或收繳《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在如此嚴密的監督管理之下，民間的社會團體還能有多少自由活動的空間？

有這樣一個“加強登記管理”的條例，能夠成立並順利通過審批的，就只有體製內的社會團體了；民間要成立什麽團體，簡直難比登天。我國目前有十幾萬個社會團體，其中多數是半官方的機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工會、婦聯、青聯、作家協會、工商聯、文聯等等，他們的幹部由共產黨的組織部門選派，經費由政府供給，甚至活動也由黨的組織控製，這就使這些群眾組織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執政黨的工具，完全喪失了作為社會團體的應有功能。即使原本是民間性的社會組織，如各種行業協會，也因為管理機關的嚴密操縱，成為政治權力的禦用工具。如2008年4月，有18位北京廣東等地的律師表示要依法為當時被捕的藏民辯護，有關當局按照最高政法領導人的批示，對這些律師和他們所在的律師事務所進行打壓。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李大進指責這些律師“跳了出來”，表示要砸掉他們的飯碗。結果，著名維權律師滕彪就因此被吊銷了律師執照。

目前在社會上活躍著一些民間的社會團體，多數是沒有經過登記的，包括大量民間研究機構、綠色環保組織、公益慈善團體、各種興趣協會、讀書小組、義工小組、宗教團體、支農組織等等，他們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貢獻。但由於他們沒有履行登記備案等手續，就一概被認為是“非法組織”，一旦觸犯禁忌就會遭難，輕則查抄處罰，重者甚至會將組織者判刑入獄。最典型的是十年前的“新青年學會”冤案。當時北京有8位在不同單位工作學習的青年，因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興趣相投，便在2000年8月成立“新青年學會”，相約每人每月寫點學習心得，以交流思想，相互啟發，共同進步。成立後曾請劉軍寧和曹思源來作過講演，朋友相聚座談三四次，有些人還在網絡上發表文章。這個學會充其量也只是松散的學術小團體，類似普通的讀書會。它的8位成員都是滿懷熱血的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不幸的是，他們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2001年3月13日，學會的5名成員被捕，另3人也多次被審訊，並被迫在有“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內容的筆錄上簽字。於是，小小的學術研究活動便轉化成了刑事犯罪。2003年5月18日，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靳海科、徐偉各十年徒刑，楊子立、張洪波各八年徒刑。法院判決書指控他們“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卻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只指斥他們說過“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張“結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國”，連籌備創辦互聯網和刊物，也成了罪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另一種民間團體遭受厄難的類型，可以2009年的“公盟”事件為代表。“公盟”全名是“北京公盟咨詢有限責任公司”，是一些熱心公益的維權律師許誌永、滕彪、張星水等在2005年創辦的。它名義上是公司，實際上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組織。他們在2003年曾成立“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從事依法維權的咨詢活動，但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他們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地方稅務局以涉嫌偷稅，勒令“公盟”交納稅款和罰款149萬余元，否則，法人代表許誌永將面臨監禁七年以下的刑事處罰。這就是他們以公司名義從事公益活動而無奈吞咽的苦果。作為公益社團，他們曾為孫誌剛案、孫大午案、陜北民營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鄧玉嬌案等提供法律服務，組織關於法治社會、公民權利等問題的研究，並沒有進行任何經營活動，不應該承擔納稅的義務；但作為公司，卻使有關部門可以利用稅務問題來進行打擊。他們把“公盟”為研究項目而接受的資助，說成是必須納稅的企業經營行為，沒有納稅就是偷稅。接著，市民政局派出20多人，以“公盟”下屬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經登記為借口，查抄了“公盟”工作地點，“公盟”的所有案卷資料，8臺電腦，連同會議室的桌椅，都被劫掠一空。一個成績卓著、為社會作出很大貢獻的民間社團，就這樣被扼殺了。

（三）扼殺公民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權利，無異於慢性自殺

新聞出版和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兩大載體，也是共產黨和政府同廣大民眾聯系、溝通的重要渠道，更是現階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強大動力。目前的中國社會極不正常，表面的繁榮昌盛，掩蓋著深刻而嚴重的危機。危機的總根源是得不到有效製約與監督的政治權力，憑借權力，可以換取金錢美色、威勢尊榮，這才腐敗叢生，出現官民對立、貧富對立、理性泯沒、社會分裂的局面。近來社會上大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而要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首先就要改革政治體製，把權力關進法律和製度的籠子。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時的社會局勢相比，目前的條件更為惡劣，更為艱難。二十多年來，由於權貴資產階級的形成並日益牢固地掌握著政治權力，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將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面對如此強大雄厚而且遍布上下的反改革勢力，改革政治體製的任何步驟，從決策設計到具體實施，都將寸步難行。

在改革和反改革實力懸殊的形勢下，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最佳選擇是開放報禁社禁，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出版結社等自由。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一旦放開，就會形成強大的動力，掃除障礙，推進改革。因為權貴資產階級盡管囂張跋扈，卻害怕民眾。他們多年來滴水不漏地控製新聞出版，推行文化專製主義；不擇手段地以“維穩”為名鎮壓群眾，推行政治專製主義；這一切都是為了阻止公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消除民主法治的社會前景。實現新聞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就等於解放了民間蘊藏著的無限活力，引來改革和進步的源頭活水，沖決阻撓政治體製改革的各種障礙。有了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的廣泛支持，在朝的改革力量就可以由弱勢轉為強勢，排除反改革力量的阻礙和破壞。首先是進行比較徹底的反貪汙運動。一般說來，權貴資產階級都是憑借權力，掠奪國家和民眾的財富起家的，民間所謂的“無官不貪”，指的就是這些權貴。他們為了保持既得利益，必然成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反對派。所以反貪汙就成了政治改革的前哨戰。當然，過去官方反貪汙的成績不應抹煞，但也有不少的貪汙案給人留下反未徹底、除惡不盡的印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些權貴官僚盤根錯節，形成了貪汙的利益共同體，反貪汙者投鼠忌器，備受掣肘，使反貪汙的戰果大打折扣。通過民間輿論和社會團體，實現朝野改革力量的聯合，就使反貪汙鬥爭有了可靠的基礎和進行到底的保證，從而掃除反改革的主要障礙，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實施憲法第三十五條，對於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1989年，鄧小平對呼求民主和反腐敗的學生濫施鎮壓，使專製和腐敗日益泛濫，橫行無阻，共產黨的威望隨之一落千丈。雖然對外開放和民營企業的興起，帶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興旺，多數公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改革成果大多被權貴掠入囊中，兩極分化，社會動蕩，經濟發展和政治現狀嚴重扭曲，普通勞動者難以承受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重壓，苦不堪言，所有不滿，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壟斷政治權力的共產黨身上。再加上文化專製主義的嚴酷管製，政法機關對維權群眾和上訪冤民的殘暴鎮壓，民眾的怨憤和戾氣空前濃烈。盡管官方輿論仍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實際上共產黨的威望已經空前低落。十八大後，從上到下，人們或滿足於表面的輝煌和絢麗，或沈浸於渺茫的希望與期待，網絡上雖有人揭露危機四伏的社會真相，卻很少受到重視。

應該承認，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是全面的危機，既是政治危機，也是社會危機，更是共產黨的危機。它一方面表現為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之間出現巨大的鴻溝，已如上述；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共產黨內大量權貴的腐敗墮落。許多黨員擅權斂財，毫無理念；不少組織渙散，各行其是，以至“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此嚴峻的局面，單憑共產黨自身是不可能擺脫危機的。最好的選擇，無過於實現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開放報禁社禁，通過這兩類廣泛的社會渠道，認真聽取民眾的批評和建議，在人民大眾的幫助下清洗黨的肌體，才能克服危機，浴火重生。

當然，開發報禁社禁，應該有計劃有秩序地推進。開放報禁的步驟，首先是取消中宣部對新聞出版的既無理又非法的幹預，讓現有的新聞出版從業者獨立自主地進行編輯采訪與出版。與此同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著手起草《新聞法》、《出版法》，並由國務院修訂現行的《出版管理條例》。第二步，取消所謂“非法出版物”的概念，允許民間自費印發、郵寄文章、書籍和不上市出售的報刊。同時放寬境外出版物入境的限製，除了誨淫誨盜的著作外，原則上都應準予在大陸銷售；當然，初期可考慮經過審批，限量進口，經過一定時間後再全面放開，有關問題可在〈出版法〉裏加以規範。第三步，允許民間按照〈新聞法〉和〈出版法〉，成立報社、雜誌社、出版社。

關於結社自由的步驟，首先，應該取消官方對群眾性社會團體的控製，例如各行各業的協會，有的是由主管部門派人擔任領導，有的雖經過選舉，但候選名單卻是主管部門審定的，選舉結果不符合領導意圖，就要推倒重選。民間組織的章程，也要按照官方的統一格式套，這些做法都是違反憲法的。實現結社自由，就應該讓民間組織自選領導，自訂章程，自籌經費，自主活動。同時，修訂或廢除〈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起草《結社法》、〈政黨法〉、〈農會法〉。第二，擴大可以直接申請登記的社會團體的範圍。據馬凱3月10日在全國人大發言時說，今後協會商會、科技、公益慈善、城鄉社區服務等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需業務主管部門審查同意。但政法類、宗教類社會組織，申請登記前仍需業務主管單位審查。這意味著只有與官方關系密切的社會組織，才可以直接申請登記，仍然排斥民間的結社自由，顯然是不妥當的。應該全部放開，由民政部門按照《結社法》登記管理。第三，在全國農村，普遍組織關於《農會法》的學習，按照《農會法》，有重點有次序地建立地方農會。第四，現有大量半官方的群眾組織，如工會、青聯、婦聯、文聯、作協等等，都應該逐步退出官方序列，按照前述“四自”原則，改造成為群眾自己的組織。

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實現公民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不僅可以為反貪反腐和政治體製改革提供強大的動力，而且也為共產黨清理自身、擺脫危機所必需。深刻的社會危機和黨內腐敗的嚴重程度，應該引起領導層的高度警覺。遺憾的是，十八大開過已經四月有余，雖然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一再強調實施憲法、建立法治社會，但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違憲惡行，依然層出不窮。此類專製暴行多年來已經給國家民族和共產黨自身造成嚴重危害，如不趕緊剎車，聽其繼續，無異於慢性自殺。現在的共產黨，貌似空前強大，實則內外交困，百病纏身：內無理性的凝聚力，外無真心的擁戴者；沈屙積疾，經久未治，尤其是貪腐惡癥，已入膏肓，唯一的自救之方，是果斷地停止違憲悖理的扼殺新聞出版和集會結社自由的惡政，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開始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通過在野輿論和民間組織，調動民眾的愛國情懷，推動反腐敗的徹底查處和政治體製改革的順利進行。只有這樣，才能重新建立朝野之間的信任，治愈共產黨自身的重病。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希望有識者明鑒。

2013年3月29日

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我國現行《憲法》序言載明：“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這兩句話，一句是對歷史的概括，一句是對未來的預測；前一句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後一句不無道理，但從指導思想到社會意識，都作了錯誤的解讀，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憲法序言的這兩句判斷違背歷史事實，混淆理論是非，很有必要從理論思想和歷史實踐的雙重視角著眼，進行分析，加以澄清。

（一）什麽是階級鬥爭？

法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米涅、基佐等在記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光榮革命的著作裏，都把皇權、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之間為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稱之為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把這種歷史觀點上升為學說體系，賦予它以更加豐富的內容，除了承認階級鬥爭就是不同階級為了奪取政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外，還認為：1、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過去全部有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2、階級和階級鬥爭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3、階級鬥爭是基於物質利益的鬥爭，因而也是經濟解放的手段；4、為了奪取階級鬥爭的勝利，工人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5、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6、階級鬥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7、階級鬥爭采取什麽形式，暴力的還是和平的，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8、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創造合理的環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開展階級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階級鬥爭學說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傳播，成為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提出：“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在後來的實踐中，共產黨除了對待外部敵人外，階級鬥爭還被用作在內部清理異己者的手段。這個惡劣的傳統在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後，更有了惡性發展。毛澤東是最懂得階級鬥爭就是奪取政權的鬥爭這個真諦的，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清除異己、鞏固獨裁統治而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

（二）我國在五六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自從“三大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後，中國社會就不存在階級了，以致毛澤東不得不提出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作為他製造階級鬥爭的依據。其實，就在消滅資產階級前後，新的階級對立已經出現。最明顯的是形成了兩個新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這是兩個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的階級。

賤民階級就是所謂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是土地改革時被劃出來的。土改時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總的說來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大化和過火鬥爭，被劃為地主富農者及其子女土改後處處受歧視。還有一些是土改時的中農或貧農，因善於經營，勤儉持家，買了些土地，合作化時被劃為新富農，也淪為賤民。反革命分子主要是“鎮反運動”的產物。1950、1951年開展的鎮反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督戰下，範圍不斷擴大，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後來的報告，全國殺、關、管的反革命分子達320萬人，其中殺了71.2萬，關押129萬，管製120萬。至於壞分子，範圍更寬，從小偷小摸到慣偷慣盜、從調戲婦女到通奸，以至接吻摟抱（被稱為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都可被認為是壞分子，一旦被揭發，重者判刑下獄，輕則批鬥管製。這個社會群體，原來被稱為“四類分子”，後來加上55萬（一說300余萬）右派分子，就成為“五類分子”了。這五類人的總數大概不下於一千萬，加上他們的父母子女親屬，當不下於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些人雖然互不來往，沒有聯系，但都遭受壓迫欺淩，每逢政治運動或社會上有點風吹草動，就把他們拉來批鬥。他們的子女也背著“出身不好”的包袱，在上學、參軍、求職、入團、戀愛、婚姻等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備受歧視，屢遭排擠。這種共同的社會地位，構成為一個卑賤的階級，他們被踩在社會最底層，度日如年地過著屈辱的生活，至於那些被送往勞改或勞教場所的無辜者，更是備受淩辱，折磨致死者屍骨無存。

農奴階級是隨著合作化的深入和人民公社的出現而產生的。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的不斷批評催逼下，農業合作化加快步伐，1956年底就有96.3%的農戶參加合作社，並且從土地入社分紅的初級社發展為土地歸集體所有的高級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大躍進、大煉鋼鐵、食堂化和“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擠迫下，農民不但生產資料早已歸公，生活資料也被剝奪的一幹二凈，連鐵鍋鐵鏟、門上的鐵環也被收去煉鐵。報紙上還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有人說；現在除了一雙筷子一只碗，什麽都是公家的。楊獻珍說：“這是什麽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叫花子還有一根打狗棍嘛！”不但比叫花子窮，而且比叫花子還不自由，叫花子可以四處流浪，外出乞討，人民公社社員在大饑荒的年代，卻不能到外地討飯。有的地方網開一面，公社大隊可以開證明條，社員就帶著證明出去要飯，拿不到證明的只能在當地餓死。社員勞動由小隊記工分，年終結算，扣除配給的口糧等款項，有的還倒欠隊裏。社員在門前屋後種點瓜菜，或者養雞下蛋拿去賣，都被批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輕則沒收，重則批鬥。名為國家主人，還被賦予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任務的公社社員，實際生活遠不如封建時代的貧農雇農，是名副其實的農奴。

和賤民、農奴兩大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相對立的是高踞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權貴階級。在一黨專政體製下，占有各級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員，既有權，又顯赫，盡管其中不乏勤懇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往往充當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指揮者和執行者，扮演著扼殺人權的兇手角色，直到他們自己也淪為批鬥的對象。毛澤東1964年在一個報告的批示中，承認黨內出現“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並且說“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其實，毛澤東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僚，是官僚權貴階級的總頭子。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剪除有可能危及這個階級和他本人統治地位的社會勢力，而精心策劃、發動的階級鬥爭。這裏既有官僚權貴階級對其他階級的鬥爭，也有官僚權貴階級內部的權力搏殺，包括對有民主傾向的官僚權貴的清洗。

在賤民、農奴兩大被壓迫階級和官僚權貴階級之間，是工人階級。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列為憲法第一條的這句話，是現行憲法最大的理論敗筆。我在前面的幾篇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人民民主專政的悖論和社會主義的虛構實質，所謂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也是自欺欺人的大話。按照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裏的說法，工人階級領導是通過共產黨實現的，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更是沒有根據的自我標榜。一位已故朋友馬鴻模在二十多年前就說過：“什麽無產階級政黨！我看是農民加知識分子的政黨，從建黨到建國，不但組成人員主要來自這兩部分，而且思想意識、做事方式都保持著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很贊成他的看法。所以，共產黨領導，不等於工人階級領導。雖然官方輿論總是宣傳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組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派到大中小學、科研部門，去“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實際上他們始終是被作為一黨專政的工具而存在。因此也受到一定的照顧和優待，同農民相比，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幸運者。農民已喪失了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淪落成為農奴，工人階級卻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勞動自由；由不同戶籍所造成的城鄉分隔，更加劇了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差異，根本沒有建立聯盟的共同基礎。

（三）八九十年代的階級形勢

文化大革命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後，胡耀邦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使數以千萬計的賤民階級得以從社會底層解放出來，廣大農村的農奴也紛紛起來，實行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經濟枷鎖。當政者先是禁止，後來不得不承認，於是，人民公社的大廈轟然而塌，農奴恢復了自由農民的社會地位。兩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加上官僚權貴階級內部民主派的崛起，他們接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教訓，放松了對全社會的專製統治，采取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社會上出現了比較平等、相對自由的環境，使八十年代成為“三大改造”以來近六十年裏最值得稱道的“黃金時代”。但落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專製統治的存在，依然有著產生階級的肥沃土壤。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出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發展勢頭。商品生產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為人們提供了個人奮鬥、出人頭地的條件，同時也孕育著不同利益、不同地位的階級分野。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最初的企業主。他們白手起家，孜孜不倦地積累著財富，在社會上嶄露頭角。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不平衡、政策不完善，使一些具有深厚的黨政軍權力背景的官員和“八旗子弟”，以及同他們相勾結的刁滑之徒，得以通過走私販私、倒賣批條等渠道，迅速致富，令社會大眾側目而視。

“8964”之後，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被清洗殆盡，專製統治更加肆無忌憚；許多對政治改革失望的知識分子轉身下海，鄧小平南巡講話更促進了民間企業的勃興和企業主階級的形成。經濟發展，政治倒退，成為九十年代的最大特征。國有企業改革走上歧途，使許多企業管理者和他們的主管部門領導人，有可能上下其手、化公為私，搖身一變就成了企業的所有者。一些“紅二代”則借此機會，搶占國有企業的領導崗位。這些權貴新富加上八十年代暴富的“八旗子弟”， 相互依賴、盤根錯節，並且同各級權力機關沆瀣一氣，同流合汙。於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權貴資產階級由此形成。有些無權非貴的企業主，則通過各種方式的賄賂，依靠權貴資產階級的庇護而發財，這就是豪強資產階級的雛形。

九十年代另一階級新形勢，是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交融。這種交融從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一方面，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在民營企業和外來企業裏勞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幾千萬職工在國有企業改革高潮中被逐出企業，一部分被外來企業、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所吸收，一部分無業可就，成為城市貧民。

（四）進入新世紀後的階級形勢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形勢更加嚴峻。權貴資產階級除了掌控著國有企業和一部分由國有企業轉化的民營企業外，還在從上到下的權力機關占據了相當的優勢。特別是在政法領域和宣傳文化領域，幾乎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使官僚權貴中的民主派、務實派陷於無所作為的境地。在權貴資產階級勢力大擴張的同時，豪強資產階級也隱然成型，迅速膨脹。分外明顯的是在房地產業和采礦業，很多從企業主階級分化出來的新富翁，無不是通過勾結權貴、利益均沾，才得以盤剝工人，欺壓百姓，從而發財暴富、橫行鄉裏的。十多年來群發性事件不斷增加，愈演愈烈，主要是這兩大階級合力壓迫剝削人民的結果，這也是兩大階級同其他各階級廣大民眾的階級鬥爭的體現。

新世紀工人階級的主要成分是第二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進城，主要是為了賺錢回家，娶妻蓋房，多數最後回歸農村，回歸農民階級；第二代農民工有許多從小在城市長大，眼界比父輩開闊，立誌比父輩高遠，希望能在城市裏創造自己的事業。隨著產業有機構成的提高，單純的體力勞動不斷被體腦並用的復雜勞動所取代，使這個階級日益現代化。這是一個前程遠大的階級，他們不但是發展生產力的主力之一，也將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農民階級自從擺脫人民公社的羈絆之後，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由於農村改革停滯不前，沒有在實行生產責任製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把土地分給農民，以致二十多年來始終為不完善的小農經濟所困擾。雖然多數衣食無憂，但也有一部分因土地被占或計生罰款等沖擊而傾家蕩產。近幾年各地推行家庭農場、工農協作、專業合作社等措施，最近政府還提出城鎮化，也許能夠改善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處境。

知識分子在傳統觀念上被認為是只能依附於其他階級，並成為其他階級的一個階層。這個判斷還可以商榷。就知識分子有別於其他階級的不同特點來說，完全可以構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在毛澤東統治時代，他們被毛澤東認為是繼資產階級之後對他的統治威脅最大的社會力量。經過反右運動，這個階級一分為三：一部分淪為賤民，一部分成為毛式專製的吹鼓手，其余大部分則由於不是工農家庭出身，只能“夾著尾巴做人”，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進入八十年代後，賤民恢復了公民身份，家庭出身不再成為評判個人的標準，知識分子揚眉吐氣，重新獲得社會的尊重，成為一代青年的啟蒙者，思想解放的推動者，也是改革開放的的鼓吹者。他們內部的差異逐漸縮小，共性增大，一分為三的裂痕有所彌合。但“8964”大鎮壓使這個階級再度分裂。與上次分裂不同，那次分裂是統治者強加於社會的結果，分裂造成了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巨大差別；這次分裂則體現著知識分子內部的不同政治選擇，與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無關。分裂的結果，一部分成為當局的批判者，其中又以不同的政見形成不同的派別；一部分繼續充當執政者的禦用工具，以闡釋方針政策為己任；大部分牢守自己的職業崗位，專註於個人得失和家庭生活，在政治上深感自己無力，處於觀望狀態，經常陷於希望和失望的循環之中。但總的說來，這是一個具有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階級，在形勢容許他們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情況下，他們將會對社會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新世紀階級形勢的一大亮點是中產階級的形成。這個階級的成員，大部分是和知識分子階級重疊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許多知識分子通過自己創業，或進入各類企事業單位從事“白領”職務，逐步提高了生活水平，積累了少量財富，成為有產的勞動者，成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同知識分子有著共同的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在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裏，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逐漸產生的企業主階級是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自改革初期的鄉鎮企業艱難起步，到九十年代才形成為獨立的階級。但在政治權力和壟斷經濟的擠壓下，經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據統計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4—5年，企業常起常落，企業主的隊伍也隨之不斷變化，並且在九十年代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一部分企業主勉力撐持、苦心經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或站穩腳跟，或失敗退出；一部分通過勾結權貴，借用政治權力來掠奪國家資源和民眾財富，在迫使一些老百姓傾家蕩產、無家可歸的基礎上，聚斂資本，發財暴富，成為豪強資產階級。企業主階級——特別是從事科技產業的企業主，是推動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市場競爭、適者生存這一無情規律的支配下，大浪淘沙，只有優勝者才能長期在市場上大顯身手，並在解決就業和納稅等方面，做出顯著貢獻。在國務院發布兩個“36條”後，他們充當了向壟斷領域進軍的先鋒。盡管進展並不順利，但最終的勝利將是他們的，因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五）被顛倒了的階級鬥爭

傳統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之後，資產階級作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但這兩大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遠沒有結束。這就是憲法序言裏說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它的表現形態，既有人民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也有敵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但鬥爭的雙方，還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民和敵人。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把對立面批判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現階段的“維穩”，都是這個傳統思維方式的繼續和發展。在這個萬變不離其宗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裏，階級鬥爭就是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反對極少數階級敵人的鬥爭。憲法序言裏的“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反映的也是這個觀念：階級鬥爭的主體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大眾，對立面是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穩定的壞人。這就完全顛倒了階級鬥爭的陣勢。

自從一百多年前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就開始進入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貫串於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是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階級矛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矛盾，都必然具有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的性質。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解放戰爭，無不如此，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罷了。1949年後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基本陣勢也是以爭取民主主義為一方，堅持封建專製主義為另一方。這是理解六十年來社會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顯微鏡和解剖刀。

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建立只有幾年的有著民主主義雛形的社會，倒退到以毛澤東獨裁統治為特征的封建專製主義。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不以鞏固他個人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目標，打擊、摧殘傾向民主的社會力量。主要目標雖然只有5%或更多，但威懾、恐嚇的範圍卻遍及全社會。廣大民眾既有深厚的封建專製主義影響，盲從統治當局，也有對民主自由的朦朧的企求，期待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種兩面性和軟弱性，很容易使他們成為強勢一方即統治當局的追隨者。在階級鬥爭形勢下形成的兩大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賤民和農奴，只能俯首帖耳地聽任宰割。六七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就是以封建專製勢力對民主力量的絕對優勢和壓倒性勝利為特征的。

改革開放頭十年的階級鬥爭，由於官僚權貴內部民主派的興起和賤民、農奴的解放，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於民主主義的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也有所轉變。貫穿這個時期的矛盾與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它雖然也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但遠沒有毛澤東時代那樣尖銳，那樣殘酷。經濟體製改革順利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提上日程，社會上出現了相對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氛圍。可惜，這種政治上的“小陽春”局面，只有幾年便被“8964”的殘酷鎮壓徹底扭轉了。

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民主與專製的大搏鬥，也是階級鬥爭的高潮。在八十年代孕育壯大起來的民主力量，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爆發出向專製主義進擊的巨大能量。他們以改革政治體製和反貪汙反腐敗為主要訴求，希圖用和平示威的方式促進國家民主化和官僚廉潔化。遺憾的是，強大的官僚權貴集團為了捍衛他們的既得利益，悍然出動軍隊，血流長街，殘酷地鎮壓了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從而鞏固了專製統治，同時也在客觀上縱容了貪賄腐敗，為滋生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提供了政治條件。

九十年代的階級鬥爭呈現出一面倒的態勢。一方面是經過1989年的鎮壓和清查，體製內外的民主力量幾乎被一網打盡，社會上已經沒有足以與專製統治相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官僚權貴內部，隨著經濟體製改革走上歧途，產生了權貴資產階級，接著又孕育了因依賴他們、賄買他們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這兩個新的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迄今為止的社會主要矛盾。

進入新世紀後，階級鬥爭出現了微妙而復雜的變化。兩大剝削階級肆無忌憚地掠取人民財富，剝奪公民權利，在“維穩”的旗號下，鎮壓一切不利於專製統治的言論和行動，激起民眾廣泛而頻繁的反抗。與此同時，一個因經濟飛速發展而興起的中產階級隱然成形，許多知識分子經過十年教訓、十年思考，開始了新的覺醒。這兩個有著血緣聯系的階級具有關切國家前途的共性，特別是這兩個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既對現實社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也能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面對權貴豪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在推進改革和發動啟蒙運動的同時，積極投入維權運動。

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基本上依然是民主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鬥爭，但以“維權”和“維穩”為主要形式，改革與反改革、啟蒙與反啟蒙、維權與反維權，都演化在這個形式之中。在這個鬥爭中相對峙的階級力量，專製一方是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中為他們效命的分子，民主一方是中產、知識兩階級中的先進群體，還有其他階級裏的覺醒者和被壓迫、被剝削者。在他們中間的是工人、農民和企業主三大階級中的大多數，他們的思想感情傾向於民主一方，但懾於專製勢力的強大存在，還不能成為參與呼求民主的階級力量。在這兩大陣營的矛盾與鬥爭中，包孕著官僚權貴內部的民主派和權貴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企業主和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權貴、豪強和企業主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復辟毛製度的勢力和自由民主派的矛盾與鬥爭，等等。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錯綜復雜、色彩斑斕、令人目眩的圖景。這個階級鬥爭圖景在未來的歲月裏將會出現什麽樣的變化，我們現在還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可以預料的是，鬥爭形勢將有許多曲折和反復，高潮和低潮，但改革、啟蒙、維權的力量必將逐步發展壯大，民主必將戰勝專製，中國必將建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富強的國家。我們應該相信歷史的選擇。

（六）簡短的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知，憲法序言裏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是完全同社會現實相違背的。在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實際情況下，這個斷語至少在客觀上起著掩蓋權貴豪強的罪惡的作用。至於“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理論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傳統的統治思想和社會觀念裏，把它理解為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甚至把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牽涉進來），卻是大錯特錯了。它既顛倒了階級陣勢，也顛倒了階級鬥爭。正確的判斷應該是：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矛盾，它本質上是民主和專製的矛盾與鬥爭。目前的主要形式，則是“維權”和“維穩”的矛盾與鬥爭。只有這樣分清階級鬥爭的是非和陣勢，才能在紛紜復雜的現實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2013年5月2日

有限的樂觀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落幕。在會議開幕前，海內外的議論很多，期望甚殷。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布後，更引起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界的廣泛關註。《決定》就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諸領域的改革問題，作出全面的部署，提出改革開放的遠景規劃和實現途徑，其中不乏具有遠見卓識的構思和設計。但這個凝聚了高層政治精英共識的文獻，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期待，是否能夠切切實實地付諸實踐？只見人言紛紛，莫衷一是。我個人的感應，概括說來，對於全會決定和會後的落實貫徹，我懷著有限的樂觀。樂觀，但有限。

先說樂觀，根據有四：

第一，當前社會的危機重重，許多從江朱時期和胡溫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積累成為嚴重地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只有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強化改革開放，才能逐步緩解危機，扭轉局面。從全會對改革開放的高度評價和深化改革的全面部署來看，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相信他們會後能夠致力於《決定》的貫徹實施。

第二，《決定》是“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在改革開放的一些最緊要的關鍵問題上作出進一步深化的安排，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超過了迄今為止的設計方案。盡管民間還有不足之感，但總的說來，這些部署都是有助於推進改革深化、加快社會發展的。如轉變政府職能、改革金融體製、開放土地流轉、實現司法獨立等等，都符合於民眾的期望。至於取消勞教製度、開放單獨二胎等，更是民眾呼籲期待已久的明智之舉。朝野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等問題上有著共同的願望，是貫徹決定的重要保證。

第三，一年來執政者在反腐敗和減少行政審批事項、開放金融領域、化解產能過剩、支持微小企業以及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為《決定》的實現作了很好的鋪墊，或者說，為進一步深化改革，作了必要的準備，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已經起步，開了好頭。

第四，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挽救中華民族生機的唯一出路。它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符合於人民大眾的需求，也符合於執政黨救亡圖存的利益和願望。不論反改革的權貴豪強兩大剝削階級如何抵製、對抗，他們都無法拉住歷史車輪的前進。這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保持有限樂觀的最基本的根據。

再說有限。《決定》對各個領域的改革前景，提出大量引人入勝的設想，但多數流於空泛。切實的承諾和虛浮的願望同在，豪言壯語和陳詞濫調並存，使我對這個決定本身的徹底性和實現的深刻性懷有濃重的疑慮。

從淺層次來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一直沒有停止。特別是在既得利益的權貴豪強形成為利益共同體的階級之後，改革每前進一步都遭到他們的阻撓。回顧胡溫十年，大量煌煌的中央文件，作出了許多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決定，但能被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切實執行的又有多少？例如，國務院為了完善市場經濟，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了兩個“36條”，推動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但幾年下來，許多民營企業仍被拒在“玻璃門”、“彈簧門”之外。出現這種被譏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反改革勢力過於強大，胡溫在力量對比上處於弱勢。所以，盡管他們十年來也有許多可觀的政績，但與民眾的期望仍然相距甚遠。習李上臺，比起前任有許多天然的優勢，特別是有著雄厚的執政基礎，一年來的政令貫徹比較順暢就是證明。但是，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邁開的步伐相當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未有，必然會觸犯朝野權貴豪強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抵製和阻撓。習李的強勢地位是否能保證《決定》的順利貫徹，開辟改革新局面？都尚在未定之天。這是一場改革與反改革的博弈。今後幾年，圍繞《決定》的改革總體方案，在朝野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間，將會出現猛烈的對抗和鬥爭。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深化，是否能夠順利推進，都將取決於這一時期的錯綜復雜、波瀾壯闊的博弈，取決於時而舒緩、時而激烈的對抗。面對改革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我們很難樂觀地展望未來的改革前景，

從深層次來考察，對改革的性質缺乏準確的認識，限製了改革設計的深度和廣度，削弱了推進改革的堅定性和徹底性。改革本質上是民主革命在當代的具體形式，是民主自由和專製壟斷之間的和平對決。《決定》一開頭就說改革開放是“新的偉大革命”，沒有錯。但對革命的性質卻作了不確切的判斷：“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果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承襲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老調門，肯定了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

改革開放是民主主義的偉大革命，還是社會主義的偉大革命？應該摒棄半個多世紀來的傳統偏見，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國自洋務運動開始西學東漸以來，就出現了民主主義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矛盾與鬥爭，並且日益深刻、日益尖銳地發展成為製約社會進退的基本矛盾。體現著歷史潮流和社會發展方向的民主主義，在向封建專製主義進軍的歷史過程裏，曾經有過多次輝煌的高潮和勝利，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都標誌著民主革命的高潮或勝利。但從社會力量的對比來看，封建專製主義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它滲透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社會成員的頭腦；而民主主義傳入我國卻只有一百多年，而且影響只及於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少數社會群體。這個強弱懸殊的力量對比，使得每次民主主義的高潮或勝利都難以持久鞏固，一次一次地以封建專製主義的高奏凱歌而告終。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條明文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淸吏廉，勞資兩利，清除了娼賭毒盜，恢復了國民經濟，給人民帶來短暫的歡樂和安寧。但這個已經走上民主主義第一步的社會，卻仍然持續不斷地受到強大的封建專製主義的侵襲。例如，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否定，對公私企業平等納稅的指責，對農村“確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非難等等，這些以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所推行的措施，實際上都是封建專製主義對新生的民主主義社會的挑戰。根據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4年開始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根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就的基礎上，生產高度發達，社會高度文明，才有可能實現。而五十年代的中國，一窮二白，既沒有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也不具備社會主義的精神條件，卻充溢著封建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習慣觀念。因此，在取代民主主義的社會變革中，不論打著什麽旗號，都只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借屍還魂。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日，就是專製主義復辟之時。中華民族又一次地經歷了“民主勝利——專製復辟”的循環。

經由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專製社會，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根據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1997年在紀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時所說，蘇聯共產黨的統治，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壟斷所有製，在政治上壟斷國家權力，在文化思想上壟斷真理。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除了這三壟斷外，還要加上壟斷公民權利——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的公民權利，都被他剝奪得一幹二凈。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天怨人怒，這才有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是以“四壟斷”為特征的專製主義社會，所以，改革開放的本質要求，就是要革除四壟斷的專製主義，代之以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這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

當然，以上述“四化”取代“四壟斷”，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變革過程，其中必然會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復，許許多多難以克服的困難險阻。但在指導思想上，對改革的本質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如此才能保證改革目標的明確性，才有足夠的勇氣去徹底實現總體方案。通讀《決定》，對改革的目標模式，仍然圍繞著根本不存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很難突破毛澤東式的“四壟斷”，《決定》中有些關於未來的豪言壯語，也很難有完滿實現的希望。這是我雖然樂觀，卻很有限的深層次原因。

                                               2013年11月19日

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

三中全會之前，人們對政治體製改革大都不抱奢望。因為經過一年以來的觀察體會，執政黨似乎無意於此。所以，對於《決定》裏仍有相當篇幅談及政治領域的體製改革，反倒有些意外。盡管有些敘述不過是老話重提，如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推進社會協商對話、加強基層民主、促進法治建設等，都是中共十三大提出過的，此後的幾次代表大會也都有所論述。但是，《決定》中關於轉變政府職能、製約監督權力運行等規定，還是具有進取精神的，對於改革政治體製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政治體製改革的根本目標是革除對權力的壟斷，建立製約、監督政治權力的機製；與此相對應的是還權於民，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這就是憲政民主的基本要求。而在當代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實現憲政民主的關鍵是要逐步革除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惡劣傳統，改變一黨專政、黨權高於一切的政治局面。1976年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這是很有遠見，也是很有勇氣的。黨政職能分開，各司其職，就可以逐步改變共產黨淩駕於政府之上的弊病，為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走出堅實的一步。遺憾的是，“六四”的悲劇切斷了改革的良性發展，黨政分開遂告夭折。後來的中共歷屆代表大會雖然都列有政治體製改革的議程，但只能遊離於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而不敢觸及黨政分開。二十多年來，黨權獨大、黨高於政的現象愈演愈烈，黨政分開成為不可接觸的雷區，《決定》沒有提到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還是有一些可取的方案。



轉變政府職能是《決定》的一大亮點。它曾經受到歷屆代表大會的關切。十三大是把它作為機構改革的關鍵提出來的。1992年的十四大和次年的三中全會都提出“轉變政府職能”；2002年的十六大和次年2月的二中全會再提“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10月三中全會還提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又是“加快”，又是“深化”，可見是更加重視了。但是，到了2008年的十七屆二中全會，卻承認“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主張提出二十多年而仍然“不到位”，說明這項改革的艱難和復雜。盡管上兩屆政府對此都作出過努力，如胡溫時期在加強審計統計監督、行政運行透明化、減少審批事項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措施，也獲得一定進展，但仍然問題很多。因為轉變政府職能意味著限製並規範政治權力，它必然觸犯各級官員的利益，不能不遭到廣泛而強大的政治力量的對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轉變政府職能作出一些明確的規定，如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凡是市場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等等，雖然處於政治體製的邊緣，但如能切實貫徹這些決定，不僅可以改善政府同市場的關系，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將有效地加強對官員的監督，減少官員濫用權力的機會，建立清廉政府；對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與執政合法性，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決定》在“優化政府組織結構”的小標題下，提出：、“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製。”這不就是“三權分立”嗎？因為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原則，而不是具體的製度。它的實質在於政治權力的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而不在於分權的是三權還是兩權、四權，也不在於權力的名目。《決定》如此提出問題，說明指導思想上實際上已經接受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認識到政治權力必須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重要性。問題在於三權之上還有黨權，三權只能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這就使三權分立的意義大失水準。由於黨權獨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都處於黨權之下，三權和黨權之間不存在相互製約和相互監督的關系，三權之間是否能夠實現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也很成問題。



法治建設也是歷屆代表大會比較註意的問題。《決定》提出“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並且作出一些頗有新意的承諾，如加強對行政執法的監督，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加強和規範對司法活動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製度等。有關這些問題的條例規定，三中全會前就已經開始陸續出臺，相信還會製定更多的法規，以保證這些承諾的實現。



法治建設的根本問題是共產黨要帶頭守法執法，特別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而多年來的社會現實表明，違法犯法的多數是有權力的黨員幹部。目前社會的種種亂象和危機，大都是他們濫用權力、攫取私利的結果，許多冤假錯案，出於黨委辦案，幹預司法。三中全會後如能在這方面有所改善，則民眾幸甚。



《決定》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製度”，滿足了人們呼求多年的期望。對於公眾普遍關心的城管執法問題，《決定》也作出回應：“理順城管執法體製，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相信有關部門會製定具體製度，落實這個承諾。



“強化權力運行製約和監督體系”是《決定》裏頗有吸引力的一章。這是因為，當前各種各樣的社會危機，其根源都可以追蹤到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廣大民眾呼籲政治體製改革，主要是希望能夠製止權力的濫用。《決定》再次強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籠子”，並提出一些“在陽光下運行”和“關進製度籠子”的措施，有虛有實。虛的如廉潔政治、政務公開、責任追究、政績考核等等，實的如領導幹部“六不準”。這些規定都需要通過若幹具體的法規條例加以細化。我們不能奢望這些規定和承諾會徹底實現，不同問題的實現在程度上也會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在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上，總還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於民眾迫切期盼的官員財產申報製度，《決定》在健全反腐倡廉法規製度體系的範圍裏，提出完善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法律法規。雖然只有一句，但意義重大，然而落實極難。領導幹部申報個人財產和有關事項，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一項重要措施。早在1995年，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6年再發布《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需要申報的不止是收入，而且還有“有關事項”。2010年7月11日，中辦國辦又聯合發布《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所謂有關事項，包括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境外從業的情況，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規定》還載明領導幹部須在每年1月31日前填報《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這些規定如能切實執行，就可以呈現出領導幹部是貪瀆還是清廉的真面貌，遏止貪汙腐化現象。但這個意義重大的政策措施卻遭到普遍的抗拒，落實中辦國辦文件的黨政機關很少。新疆阿勒泰地區曾在2008年頒布《縣（處）級領導幹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湖南瀏陽市2009年把領導幹部申報財產列為廉政重大的重要內容，並且在報紙、網站等媒體上，公布準備提升領導職務的75名幹部的收入、房產、投資、車輛等財產情況，以及配偶子女的從業、就學、出國等信息。這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不知道這兩個地區後來有沒有堅持下來。《決定》裏的這句話在全國人民的心頭分量很重，我很希望黨中央能有足夠的決心和勇氣堅持貫徹，但也很擔心會成為一張空頭支票，因為在有關事項上見不得人的領導幹部太多了。



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以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取代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曲折而漫長，但離不開黨政分開、還權於政。黨政分開是還權於政、還權於民、實現憲政民主的唯一通道，是擺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只要黨政不分，黨權淩駕於政權之上，黨政分開就始終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課題。二十多年前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過黨政分開，但在目前的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不提黨政分開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現在的政治形勢同十三大時的1987年相比，是大大地惡化了。十三大提出以黨政分開為政治體製改革的首要關鍵，是鄧小平在1986年提出來的，經過一年多的研究討論，在朝在野都取得高度的一致，所以寫進政治報告後獲得全國上下的普遍擁護。現在大不相同了，黨政分開成為禁區，所以只能在政治體製改革的邊緣做文章。盡管如此，《決定》有關政治體製的一些改革設想，雖然同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相比，只是一些邊緣性的課題，但還是值得肯定的。一步一步地實現這些設想，履行這些承諾，就可以有效地製約和監督權力的運行，清除貪汙腐化的條件。從邊緣到核心的路途是漫遠的，曲折的，但只要符合於歷史發展的方向，總有一天會到達最終的目標。



                                                    2013年11月25日


極權中國的經濟環境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土地製度：億萬農民的悲歌

土地製度的改革，是有關幾億農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則是立國之本。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完善土地製度視為統治要務，所以《漢書·食貨誌》有“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之說。《孟子》裏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書有許多改朝換代後給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記載。因為農民只有獲得土地，才能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雖然過於暴烈，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但滿足了許多貧困農民對於土地的渴望，發展了農業生產，為國民經濟的恢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那幾年裏，許多翻身農民勤勞節儉，發家致富。這些在小農生產的條件下先富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當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應該受到執政者的鼓勵。但是毛澤東卻認為這種狀況是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表現，把這些勤勞致富的農民定為新富農、新富裕中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加以限製和歧視。為了遏止農村資本主義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毛澤東拒絕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後合作化的主張，批判鄧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嚴令推行合作化。基層幹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強迫命令，許多地方出現建社後社員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但毛澤東對這些現象毫不重視，相反卻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傾思想。在他鼓吹推動下，到1956年6月，全國就有91.7%的農戶被組織進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多數是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高級社。到了大躍進的1958年，合作社進一步發展為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黨政軍民學統一領導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權，連許多生活資料都被沒收，公社社員成為毫無自由權利的農奴，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奏起了一曲亙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質而言，誠如一位哲人在論及印度村社時所說的，這些農村公社“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這也是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生動寫照。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甘於奴役的公社社員自發地掙脫人民公社的桎梏，實行包產到戶。這個鬥爭從非法到合法，經歷了五年時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開始了分田包產的活動，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到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裏承認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把擺脫專製主義桎梏的革命成果，納入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製主義的框架才能獲得合法性，使包產到戶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依然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但是，包產到戶畢竟是自合作社高級化以來農民悲慘歷史中的光輝亮麗的一頁。它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製，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農業生產發展很快，而且孕育了民營經濟的幼芽，帶動了經濟體製的改革。但由於國家政策把它安置在“社會主義農業經濟”這個框子裏，只允許農民享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因而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幾年以後就消耗殆盡，八十年代後半期農業生產就停滯不前了。在這種情況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製度的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因為我國的農業生產尚處在小農經濟的發展階段，與這種低度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土地的個人所有製。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細作、涵養地力，保證豐產；才能避免有權勢者的無理掠奪。對於這個問題，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過很好的概括：“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土地就是農民最重要的恒產。可惜，當時的執政者見不及此，朝野的註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體製改革上。“8964”後，政治體製改革被置之腦後，土地製度的改革就更沒有人註意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講話挽救了經濟體製改革，土地製度則依然打著“集體所有”這面假社會主義的旗幟，紋風不動。隨著房地產業的勃興，農民土地成為基層官僚的盤中之餐。他們勾結開發商，大發土地財，既充實了打造政績的財政，又塞滿了個人的腰包，並且使房地產業成為最具中國特色、剝削最兇殘的壟斷行業。要改變這種局面，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但當政者長期以來迷戀於土地的集體所有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把土地私有化視為洪水猛獸，不可能接受改變土地所有製的任何設想。所以要改革土地製度，就只能在承認集體所有製這個前提下，實現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三中全會《公報》的設想，就是在這個框架下提出來的。

《決定》提出：“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的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和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無疑是對原有僵化的土地製度的突破，是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決定》在“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名目下，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裏規定的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各項權利，實際上已經具有所有權的性質，但它同“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因此，在貫徹這一項決定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必然會以破壞農村社會主義所有製為借口，進行頑強的抵製。這就需要探尋集體所有製同農民個人權利之間的統一共存的支點，從理論上說明集體所有製的製度特征——同時包括著集體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

從理論上說，集體是個人的集合體，這是一個虛的概念，而個人卻是實實在在的實體。沒有個人，何來集體？既然土地是集體所有，那麽，這個集體中當然包括每個耕種土地的農民，每個農民都應在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中享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決定》提到的“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實際上包含著對土地的所有權。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一份所有權由虛變實，擴大農民對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涵義。也就是說，在土地經營使用權裏，包含著一份在集體所有權前提下的個人所有權。這份土地的個人所有權，正是農民獲得土地經營使用權的依據。所以，國家在承認農民個人的土地經營使用權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承認了他的個人所有權，只是拘泥於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斯大林教條，加上土地所蘊含的巨大物質利益，因而拒不承認罷了。現在要改革土地製度而又拒不放棄集體所有製，就應該確認農村土地的雙重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集體所有製就是集體所有權和個人所有權的統一。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集體所有和個人所有互不相容的難題。

從實踐來說，既然農民現有的土地使用權中，實際上包含著一份土地所有權，那麽，他對於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應該有權處置，包括出租、買賣、抵押、入股、合作等等，一句話，有權投入市場，自由流轉。不經農民本人同意，任何機關或個人都無權占用。但迄今為止，土地的處置權一直掌握在被認為是代表集體的基層官員手中，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不能在土地處置權中得到體現。這當然是很不合理的。因為官員的處置權來自集體所有權，是間接獲得的；而農民的處置權則直接地來自他個人的土地所有權。所以，《決定》把土地的處置權轉到農民手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於廣大農民的利益，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缺陷是《決定》沒有明確規定土地的流轉必須取得承包農民的同意，這就給處於強勢地位的有權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關於土地流轉所得利益的分配，《決定》有“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承諾。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決定》當然不宜於提出具體方案。考慮到集體所有製的名分，處置權雖然屬於農民，但流轉所獲得的權益，自然應該在集體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分配。我認為，總的說來，個人所得應大於集體所得（集體所得包括村鎮提留、政府稅收等），因為這些權益對於農民來說，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恒產的代價，而在集體所有的土地中，它卻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希望有關部門在製定具體的規章製度，擬定操作程序和權益分配比例時，能夠充分考慮廣大農民的權益。特別需要規定：沒有承包農民的同意，任何黨政機關、企業或個人都無權變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製度的改革，不但有關農民的切身利益，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擴大內需，而且可以活躍、完善市場經濟，克服房地產業的混亂，甚至對於政治領域的反貪限權，端正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減少基層官員的腐敗，消除社會動蕩，保持和諧穩定，都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例如，許多地方政府多年來征用農地，高價出售，所得絕大部分用於充實地方財政，或中飽私囊，給農民的補償極少，往往只有售價的百分之一二。近幾年群發性事件層出不窮，每年達十余萬起，多數是由土地糾紛引起。改革土地製度後，土地處置權屬於農民，不經農民同意不能改變土地使用方式，基層官員無法再插手獲利；而且土地流轉的權益，大部分歸農民所有，以每畝土地售價100萬元為例，過去農民只能得到幾萬元，所得遠不能補償所受的損失，而按照我在前面的設想，農民可以得到50萬元以上補償（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權益已經得到保證，就不需要再抗爭了，許多群發性事件都可消弭於未發之時。這樣一來，就可以消除許多濫用權力、官商勾結、貪汙瀆職的機會，減少社會震蕩，並且大大節省維穩的人力物力，提高執政黨和政府的威望。改革土地製度之功大矣哉！

然而，由於《決定》仍然“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而在傳統的觀念裏，集體所有製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是排斥任何個人所有權的，這就使土地製度的改革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它將成為反對改革土地製度的社會勢力的強大理論武器，抗拒落實這項意義重大的改革措施。改革和反改革的博弈，將是一個十分尖銳、復雜而曲折的過程。我對博弈的勝負不抱奢望，“悲歌”不會很快就變調為“歡樂頌”，但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總會有所前進，農民的處境總會有所好轉。這也是“有限的樂觀”吧！

                                                2013年11月29日

民有經濟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三中全會的《決定》確認“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所謂“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認為，關鍵在於，一方面，減少政府對市場和民有經濟的幹擾；另一方面，為完善市場體系和發展民有經濟創造良好的條件。《決定》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較好的規劃。《決定》提出的國有經濟和民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經濟體製改革的兩大亮點。這兩大亮點正是實現上述兩個方面的重要前提。

取消不必要的審批事項，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擾和為民有經濟解困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前，國務院就已經取消或下放334件審批事項，《決定》進一步規定，“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製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決定》還承諾“保證各種所有製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提出“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決定》特別表示“支持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製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這些規定既是黨和政府的承諾，也是廣大民眾特別是大小企業經營者的共同期盼。它的貫徹將會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民有經濟的發展。

但是，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困擾，我對這些承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貫徹，卻缺乏足夠的信心。我在第二篇劄記《突破壟斷和三個理論謬誤》裏，對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三個理論謬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製為主體，國有經濟主導，都作了簡要的剖析，指出這些理論謬誤必然導致改革的不徹底性，這裏不再重復。需要進一步梳理的問題是，市場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麽經濟形式為主體？

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文革以後，安徽、四川等地農民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發展了生產，溫飽之余，也有了少量的資金。這些資金和富余的勞力結合，萌生了新生的個體經濟，有的肩挑手提，走村串鄉，有的設攤擺點，博取微利。從個體的工商勞動，到微型、小型的工商企業，從家庭副業到集市貿易，從農村到城市，人們冒著“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進行剝削”等等罪名的壓力，積極投入各種經濟活動，為市場經濟的興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市場經濟首先是在民間萌動的。或者，用最近報刊頻繁使用的語匯，官方承認市場經濟，是民間的經濟活動“倒逼”的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出“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但實際上只是在原有體製範圍內，對國有企業的調節。同一次會議上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甚至明文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兩年後也只是允許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包產到戶”。到了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才承認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肯定“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並存”，同時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和“實行對外開放”的原則。但這個“市場調節為輔”，指的僅僅是小商品的生產與銷售，還不意味著對市場經濟的承認。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強調“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由市場調節的只是“部分農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仍然無視民有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的存在和發展。1987年的十三大，才承認“私營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這些變化是民有經濟迅速發展在指導思想上的反映。

民有經濟雖然獲得了合法地位，但由於市場經濟不被承認，發展受到極大的限製。“8964”後，反改革勢力十分囂張，公然叫嚷要取消民有企業。但歷史走向了他們願望的反面。1992年初鄧小平南下講話，明確表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接著，同年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認了市場經濟在改革中的地位。這就促進了民有經濟的蓬勃發展，到本世紀初已奄有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可以說，市場經濟和民有經濟是不可分割地同步發展的，民有經濟誕育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反哺了民有經濟；市場經濟以民有經濟為主要成分，民有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依托。我們既然以市場經濟為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就不能不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主體。這是從實踐的歷史過程來考察的。

再從理論上考察，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從個體戶到大型民營企業，每一步發展都同時是對壟斷經濟的突破。包產到戶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一統天下，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製度的全面崩潰；與知識青年返城同時興起的城市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突破了對城市經濟生活的全面壟斷，撕開了壟斷經濟的口子；九十年代對市場經濟的確認，更是開始了民有經濟的全面進軍。經濟體製改革的過程就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逐步取代壟斷經濟的過程。

民有經濟的進軍遭遇到壟斷體製維護者的頑強抵製。他們據有意識形態高地，打出保衛社會主義的旗子，把最初出現的民有經濟的幼芽，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當時有所謂“傻子瓜子”事件，“承包魚塘”事件，都曾經喧嚷一時。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幾份“左派萬言書”，更是針對民有經濟的勃興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大聲疾呼，危言聳聽，但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化，這些違背歷史潮流、過時落後的觀念，雖然在短時間裏也能吸引朝野的註意，但終究難以阻擋歷史的車輪，民有經濟仍然按照自己的發展規律，艱難地開辟前進的道路。

但對民有經濟的發展抗拒最有力的，還是霸占著壟斷企業的權貴資產階級。民有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向壟斷領域進軍，必然會觸犯權貴集團的利益。這個既有權又貴顯的新剝削階級是經濟體製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絕不放棄可以繼續攫取暴利的壟斷陣地。上屆國務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後發布兩個“36條”，旨在允許民有企業進入壟斷領域，卻都遭到壟斷領域權貴集團的軟頂硬抗，進展甚微。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對國有經濟“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鼓勵非公有製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但要實現政企分開，破除行政壟斷，談何容易。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裏，就已經提出“政企職責分開”，並且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攬了許多本來不應由它們管的事，而許多必須由它們管的事又未能管好。”29年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包攬不該管的事，不僅沒有顯著的改變，相反更加嚴重了。從突破壟斷的角度來看，有了兩個“36條”的前車之鑒，《決定》是否有可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為民營企業進軍壟斷領域掃清道路？我希望如此，但不抱樂觀。

《決定》在多處把民有經濟稱為“非公有製經濟”，這是很不準確的提法。“非公有製經濟”是相對於“公有製經濟”而言的。我在第二篇劄記裏已經指出：“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一。”“它的生產資料既為勞動者共同占有，同時又為勞動者個人所有，也就是說，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每個勞動者都有一份屬於他個人的所有權。”而我們現有的那些被奉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卻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影子。就它們大都為權貴資產階級所掌握這個特征來說，這是一種比資本家私有製還要落後的私有製——權貴所有製。“公有製經濟”既然不存在，“非公有製經濟”這個提法也就沒有什麽實際意義了。

用私營經濟來概括民有經濟也是不妥當的。有許多實行股份製或員工持股的企業，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私營或私有企業了，因為它們的資本已經不是私人資本，而是社會資本，它們正處在從私有製向公有製過渡的階段。只有獨資企業或家庭企業，才可以說是私營經濟。民有經濟是包含這兩種經濟形式的統稱。

在艱困的條件下發展壯大的民有經濟，不但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也是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孕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改革開放以來，它在發展生產力、提高國民經濟總量、吸納就業人口、納稅、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指導思想上，它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能充當市場經濟的次要角色，備受權力機關的歧視擠壓，往往連企業家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都得不到保障。早些年的孫大午案，後來的吳英案、曾成傑案，近年的張克強案，都展現出專製權力對民有企業的壓迫和摧殘。更不要說薄熙來的重慶當局為掠奪民營企業的資財而進行的“黑打”了。李克強11 月1日在一次會也講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畢業生回鄉創業，辦一個書店。在多個部門跑了三十多趟，花了不少錢，歷時三個多月，總算辦下來了。但開業後各種檢查、收費、罰款紛至沓來，交不出錢就拿書，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書。他一氣之下，最後關門不幹了。如此惡劣的處境，民有經濟怎麽能順利發展呢？這次全會承認民有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確立了民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形式的平等地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利於民有經濟發展的措施，當然是值得歡迎的。但《決定》依然肯定“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使我對民有經濟的發展前景難以樂觀。

市場經濟以自由競爭為最基本的特征，而被稱為“公有製經濟”的國有經濟則以壟斷為基本特征，兩者格格不入。以它為主體，讓它發揮主導作用，就永遠都不可能有完善健康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民有經濟為主體，指導思想上只有正視這個現實，承認這個現實，把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出發點放在這個客觀事實上，才能使改革走上更符合於歷史發展趨勢的陽關大道。



2013年12月3日

買櫝還珠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受到民眾的普遍關註。《決定》第44條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題目下，提出“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製，”及“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製機製和政策體系”等等。這裏雖然沒有談到“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但指導思想上仍然沒有跳出十五大分配觀念的框架。

（一）兩度“買櫝還珠”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先提出來的，具體說法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在這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是十三大就已經提出來的，“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則是十五大首次提出。值得註意的是，十五大後，全國掀起了學習十五大政治報告的熱潮，各種輿論工具開足馬力，發表大量文章、評論、心得、體會，種種輔導材料鋪天蓋地，宣講人員席不暇暖。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很少有人論說。我在當時曾經寫過三篇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評論和闡述。第一篇文章的開頭就指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的理論觀念”，“也許，連起草政治報告的秀才們也沒有掂量出這七個字有多麽沈重的份量。他們只是承認了這個理論觀點在現階段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卻沒有意識到它所包含的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以致把這個具有創造意義的觀點，包容在一個錯誤的表達方式裏：‘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他們不了解：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兩種無法兼容、因而也不可能‘結合起來’的分配方式。”

作為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其最有價值的涵義，在於承認勞動者有權參與剩余價值即利潤的分配，因為勞動力是任何形式的生產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十五大政治報告卻只“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顯然是十分荒謬的。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而只承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卻排除勞動者參與收益分配，無異於“買櫝還珠”。

把勞動力排除在“參與收益分配”之外，秘密就隱藏在“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個公式裏。按照這個公式，勞動者領取工資就是按勞分配，既然已經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工資，就不能再參與“按生產要素分配”。十六大政治報告大概意識到這個缺陷，在政治報告中把勞動加進到生產要素裏：“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是對於“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十分簡明而準確的解讀。但接下來又說：“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說明指導思想上依然堅持對按勞分配的錯誤理解。十七大政治報告重復了十六大政治報告的說法，只是把這兩句話的順序顛倒一下。

應該承認，十六大、十七大把勞動包括在生產要素裏（註），與十五大相比是一個進步。但這個分配原則迄今未見實施，官方文件和書報雜誌也看不到有關這個問題的解讀和論述，說明在執政者和那些智囊精英、經濟學家的頭腦裏，還沒有理清這個問題的頭緒，以致在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裏，又回到十六年前的十五大政治報告的思路：“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製”，還是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再一次上演了“買櫝還珠”的舊腳本。

（註：作為生產要素，“勞動”的準確提法應該是“勞動力”。首先，勞動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參與這個過程；其次，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不是勞動的價格；再次，勞動本身沒有價值，而生產要素都是有價值的，都是資本的轉化形態；復次，勞動的過程就是生產的過程，把勞動列為生產要素，猶如把生產列為生產要素一樣是不恰當的。）

（二）分配方式和按勞分配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理解分配方式。《決定》談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說白了就是增加工資。把工資說成是“勞動報酬”，屬於“初次分配”，是承襲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理論誤區的結果。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者因勞動拿工資、資本家因資本得利潤、地主因土地收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我國幾十年來把等級工資製看成是按勞分配，是一種分配方式，這個觀念雖然來自蘇聯，但究其根源，還是要追溯到古典經濟學。

如果我們嚴肅認真地梳理商品生產的過程，就可以理解，勞動者的工資並不是勞動報酬，等級工資製也不是按勞分配。第一，工資是企業主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的代價，是資本和勞動力相交換的體現，屬於交換方式，而不是分配方式；是交換的產物，不是分配的產物。第二，資本交換勞動力的交換行為，發生在生產過程之前，即使有些是在生產完成之後才支付工資，但工資的數額是生產之前就約定了的；而分配行為只能發生在生產之後，通過生產勞動，有了新產品，而且在市場上實現了商品的價值，才有可供分配的利潤。第三，工資是一個定數，生產之前就已經確定；分配則是一個變數，或多或少甚至無利可分，均隨企業盈虧情況而定。第四，工資在會計科目裏被列為成本，與分配無關；可供分配的是利潤，是扣除成本和各項開支後的盈利。

以上的梳理表明，分配方式應該是利潤的分配，剩余價值的分配。根據十六大、十七大的釋義，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裏說的分配，當然是指利潤的分配，與等級工資無關。

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不提“按勞分配”，是明智的做法。“按勞分配”是馬克思對未來的公有製社會分配方式的一種設想。它的基本含義是：企業在生產中增加的財富，應根據勞動者對生產所作的貢獻，全部分配給勞動者。這個設想雖然帶有空想的色彩，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以勞動者享有企業的全部產權為前提，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有產者，所以才有權獲得全部利潤。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沒有哪一個企業達到這個水平，按勞分配至今還是一個空想。事實上，任何侈談按勞分配的文件書報，都是對按勞分配的歪曲，也是對等級工資製的美化。歪曲按勞分配的始作俑者是列寧，他把蘇聯的等級工資製說成是按勞分配，影響遍及全世界。我國多年來“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就是它的流毒。三中全會《決定》裏沒有按勞分配的說法，是否意味著指導思想上已經認識到它的謬誤？但願如此，可是，事實上恐怕還談不到。

《決定》提到的“勞動報酬”和“初次分配”、“再分配”，都是沿襲古典經濟學的思路。“勞動報酬”指的是工資，但工資是勞動力的代價，不是勞動的報酬。勞動者作為勞動的要素參與勞動過程，應該從勞動創造的財富即利潤中，獲得與其貢獻相稱的份額，這才是勞動報酬。至於“初次分配”、“再分配”，同普通經濟學裏的所謂“二次分配”，都是不科學的概念。《決定》裏的“初次分配”，指的就是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如前所述，勞動者得工資發生在生產之前，是交換行為；資本家得利潤發生在生產結束之後，才是分配行為。把這兩者放在一起，統稱為“初次分配”，顯然是不適當的。利潤分配完了，勞動創造的新財富有了所有者，分配行為就宣告結束，不應該再有什麽“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政府把稅收用於教育、醫療、勞保等公共事業，是一種政府行為，同分配方式毫無關系。之所以把它稱為“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是因為包括勞動者得工資、資本家得利潤的“初次分配”不公平，才需要有個“再分配”或“二次分配”來矯正平衡。它來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歐洲的福利經濟學。其實，只要利潤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勞動者和企業家各得其所，就沒有必要把政府行為說成是“再分配”或“二次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當代社會最公平、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在貫徹《決定》第44條“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時，應該有意識地向按生產要素分配傾斜。它的涵義，就是十六大、十七大政治報告裏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就是說，在企業分配稅後利潤時，每個生產要素（勞動要素）的所有者，即勞動者、資本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都可以獲得一份與他們在生產（勞動）中的貢獻相適應的報酬。由於生產要素實際上也是勞動要素，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可以稱為按勞動要素分配，簡稱“按勞分配”。這樣，就賦予按勞分配以不同於原典意義的新內涵，使這個概念適用於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勞動者參與利潤的分配，是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歐美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按照“分享經濟”的理論，采取獎金、分紅、利潤分成等辦法，讓員工參與利潤分配，勞資共享企業收益，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勞動者參與利潤分配的最規範的形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好處很多：1、利潤的合理分配，有助於營造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的和諧安定；2、勞動成果和報酬掛鉤，將加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勞動生產率，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3、勞動者除領取工資外，還可以參加利潤分配，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可以適應擴大內需的經濟要求；4、部分報酬轉化為企業產權，職工成為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成為有產者，實現了工人階級有產化，這是樹立主人翁責任感的經濟基礎；5、有助於弱化企業內部的勞資矛盾，創造平等祥和的生產環境和企業文化；6、對於資方來說，雖然分走了一部分利潤，減少了收入，但員工發揮了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企業的收益，足可彌補資方的損失而有余，從長遠著眼，對資方也是有利的。《深圳特區報》11月19日刊載一篇題為《學習晉商模式，助力科技創新》的文章，其中介紹慧聰網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在“中國創業家峰會”上的發言；“我們投資人每年的分紅只能是30%，剩余70%分給不持有公司註冊原始股的員工，這個製度走了11年，我們從來沒有貸款，業務量年年翻番，一直到2003年慧聰上市。在這種製度裏沒有勞資矛盾，有的是勞資一體和勞資共本。”慧聰推行的實際上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具體模式。

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生產關系中的分配關系的改革。它本質上還是一種市場行為，當然不宜強製推行，但可以提倡。國家有必要提出有步驟地推進這種分配方式的參考方案，企業可參照本企業的實際情況，自願選擇，量力而行；也可以定出計劃，幾年以後或在企業達到某種規模後，參照其他企業的經驗再實行。

自從十五大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後，很少有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以分析論證。近幾年有一些討論分配製度改革的文章，也不見有涉及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這個具有革新意義的分配方式，似乎是被指導思想和智囊精英們遺忘了，拋棄了，甚至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決定》裏連提都沒有提，只保留了“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木匣猶在，珠寶卻沒有了。我這篇劄記的目的就是要找回珠寶，把它放回木匣裏。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能夠引起人們的註意和關心？

                                                      2013年12月11日


極權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發布後，海內外評論如潮，各抒所見。有的認為《決定》60條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面對的所有問題，回應了民眾的呼求，滿足了社會的期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有的認為《決定》通篇都是嘩眾取寵的諾言，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一黨專政的專製統治，不值得重視。我認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都過於極端，但也各有合理的成分。

《決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確實有許多是廣大民眾熱切期盼已久的，如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健全人大機製、司法相對獨立、廢除勞教、允生二胎、土地流轉、放寬戶籍等等，都是社會上呼籲多年、切望改革的問題，不能說通篇都是嘩眾取寵。但《決定》60條是否都能貫徹，貫徹的程度如何，卻取決於改革的目標。就這一點來說，後一種評價不無道理。

（一）總目標的迷思

《決定》規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什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呢？近幾年報刊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不少，眾說紛紜，但都有一條共同認可、而且放在首位的特征，那就是黨的領導。但這個命題是經不起認真分析的。所謂黨的領導，按照中共十三大的論定，實現黨政分開後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而迄今為止我們一以貫之的，則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高於政的領導，也就是一黨專政的領導，就其本質來說，是專製主義的統治。它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怎麽能說是社會主義製度呢？如果要強調“中國特色”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由於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專製主義的深厚傳統，它浸染了整個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成員，無所不及，無遠弗屆，因而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也只能接受封建專製主義為自己的實質內涵。這就是以一黨專政為特色的“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首要內容的邏輯所在。至於被一些論者列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其他特征，或者本身就是虛偽的命題（如公有製為主體、按勞分配），或者是空洞的口號（如人民當家作主，以民為本），或者為當代許多國家所共有（如市場經濟、法治國家），更不足以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特征了。

用這個推理去代入《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公式，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加強和鞏固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在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兩章裏，鮮明地表現出這個特色。

（二）文化體製改革的迷思

在以“推進文化體製機製創新”為標題的第十一章裏，《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製機製“。可以說，文化體製的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管字當頭。至如“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加強版權保護”、“鼓勵非公有製文化企業發展”、“支持各種形式小微文化企業發展”、“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等等，雖然各有其積極的涵義，但無不與“管”字有關。它對文化的發展不無小補，卻旨在加強共產黨對文化事業的壟斷，違背了文化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

文化是人類追求自身的完美和社會的完善的過程，也可以概括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結晶就是文明。同自由一樣，追求真善美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它的發展需要自由的條件，需要我們所熟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以，要改革文化體製，創新文化體製的機製，就應該解開對文化發展的束縛，建立有助於文化自由發展的體製機製，為文化的自由發展開辟廣闊的天地，讓人們為爭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會的更加完善而齊放、爭鳴，暢所欲言。黨和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論和新聞出版的權利，而不是剝奪這些權利。可是，《決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製”的同時，又表示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而且要健全它的體製機製。幾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所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就是輿論一律，就是一花獨放，一家獨鳴，就是“一言堂”。那麽，如何“完善文化管理體製”，也就可想而知了。“8964”以來，對文化的專製統治日益嚴酷，“冰點事件”、“八本書事件”以及今年年初的“南周事件”，都典型地暴露出這種輿論導向的專製主義本質，展現出它的粗暴、蠻橫與兇殘。更為經常的手法是，一個電話、一項指令，就封殺許多重大事件的報道。再就是查禁“非法出版物”，把許多富有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出版物，當作“掃黃打黑”的重點，不斷收繳、銷毀。據今年4月報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鄔書林的權威說法，去年全國各地共收繳各種非法出版物達3085萬件之多（其中大概也包括我去年在香港出版的《回歸民主》的許多復印本）。這種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剝奪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也就是公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會完善的自由權利。這正是目前最需要革除的弊端。改革文化體製，理應以保障公民在文化發展中的自由權利，取代專製主義的文化管理體製。但《決定》對這個最迫切的問題卻不置一詞，相反地卻要完善“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文化管理體製，這不正是為了適應加強一黨專政的需要嗎？

（三）社會體製改革的迷思

《決定》關於社會體製改革的條文中，列出許多符合於廣大民眾期望的改革課題，在教育、就業、分配、社會保保、醫藥衛生、計劃生育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有利於民生而且可能實現的設想和承諾。在“創新社會治理體製”一章裏，也有許多可取的改革方案，雖然多數只是抽象的原則，但如能把這些原則具體化，促其實現，當可推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而在“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條目下關於社會組織的管理問題，卻頗令人失望。抽象的條文說得還好：“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但在社會體製改革中最為重要、最應該提及的問題，即貫徹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卻閉口不談。而在具體的條文裏，只是重復已經推行的措施：“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這表明當局依然拒絕貫徹憲法第三十五條的結社自由。

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支柱，是公民自組織的重要形式，也是鏈接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橋梁，更是保證社會和諧安寧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權利的行使，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的參與和監督，成為“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的構件；另一方面，它可以承接許多權力機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務，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成為權力機關推行政策的助手。特別是在實施憲法、構建憲政民主的過程中，它將會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執政者見不及此，卻把民間自發的團體視為洪水猛獸，防範打壓，不遺余力。如十多年前，一些熱血青年為了探尋救國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成立一個松散的學術小團體“新青年學會”，類似於普通的讀書會。“學會”才活動幾個月就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幾個成員被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年、八年徒刑。

為了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1998年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明確規定：“成立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所謂業務主管單位，按照條例第六條，指的是縣以上的政府有關部門或由它授權的組織。這就剝奪了沒有官方背景的公民的結社權利。有些人熱心於社會公共事業，卻因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無法登記。為了爭取能夠公開合法地開展活動，被迫以公司的名義，在工商局登記註冊。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承受許多不必要的限製和麻煩，甚至遭受迫害摧殘。

《決定》只允許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不需要掛靠在主管單位。這樣，就把其他類別的大量民間組織，都排除在“直接依法申請登記”之外。所謂“依法”，依的就是那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它的作用是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管理，而不是保障公民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嚴格說來，《決定》關於社會團體的改革思路是違反憲法的。

（四）意識形態的障礙和出路

《決定》關於文化體製改革和社會體製改革的局限性，體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意識形態障礙。認為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將會損害他們的統治地位。許多因言、因文、因結社而獲罪的公民，大都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原因就在這裏。當然，就目前的政治體製和社會製度而言，開放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讓公民獲得憲法所規定的自由權利，必然不利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社會製度。然而，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卻是擺脫危機、滌除汙穢的良好出路。目前整個社會危機四伏，貧富對立、官民對立日益嚴重；共產黨內的腐敗已入膏肓，雖然反腐敗雷厲風行，但只能治標，難以治本；朝野改革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不斷深化，隨著權貴資產階級權力基礎的不斷擴大，全面改革步履艱難。這一切都直接間接地根源於政治權力的不受製約與監督，根源於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一旦社會危機和黨內矛盾激化，爆發尖銳鬥爭，共產黨將首當其沖。唯一的出路，是切實地“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以憲政民主取代一黨專政的專製政體，共產黨自身也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轉變為一個民主的、清廉的、開明的政黨。這將是一個漫長的甚至是痛苦的變革過程，而實現文化和社會兩大領域的公民自由，開放報禁書禁和社禁黨禁，則是推進這個轉變的兩大通道。文化體製和社會體製的改革，只有按照這個目標逐步推進，才能有效地加快社會的健康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共產黨浴火重生的大好機會。三中全會《決定》沒有觸及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實在令人遺憾。當然，“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三中全會之後，仍有足夠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機會。但當政者是否有“補牢”的自覺，卻很難有多大的樂觀，恐仍難免於“一廂情願”之譏矣。

2013年12月7日

極權中國的社會制度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的歧途

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兩個亮點。它們涉及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即生產關系的變革問題，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註意和重視。但由於指導思想上存在的一些理論謬誤的慣性，在貫徹《決定》這兩條改革設想的過程中，很有可能誤入歧途。因此，如何捋清這兩個問題的理論涵義和實踐走向，以求實現原有的目標，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這兩個概念裏，員工持股是首次出現於中央文件的概念，混合所有製則在十六大、十七大就已經提出過，但十分簡略。十六大提出的是“積極推行股份製，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十七大的提法是“以現代產權製度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這次的《決定》專門列出一個條目“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就這個概念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製企業”。

      （一）混合所有製

《決定》把混合所有製經濟定義為“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什麽是“基本經濟製度”呢？《決定》說得很清楚，就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因此，所謂“實現形式”，就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混合所有製作為“多種所有製”的新品種，加入基本經濟製度，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存在與發展；一是混合所有製自身實現著“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也就是說，在構成混合所有製的成分裏，公有製占有主體的地位。不論作出哪種解讀，混合所有製都受著“公有製”的製約。這就有可能使混合所有製喪失其應有的革新意義，無助於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

經濟體製改革的本質要求是以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從農村的包產到戶開始，市場經濟的孕育和成長，每一步都是對經濟壟斷的突破。混合所有製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進一步突破壟斷，把國有經濟從壟斷地位引向市場經濟，以削弱壟斷經濟，擴大市場經濟的範圍和影響。如果仍然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混合所有製還能起到突破壟斷的作用嗎？

十六大從股份製的角度提出混合所有製，十七大從現代產權製度的角度提出，都各有其合理性。所謂混合所有製，實際上是股份製的一種具體形式，而且是初級的股份製形式。因為國有企業吸收的主要是民有企業的資金，是壟斷資本和私人資本的融合。從股份製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它最初是因為某些大型工程如修鐵路、開展航運、造船等，單個資本家無力承擔，才出現聯合私人資本的股份製。私人資本的聯合使企業資本具有社會資本的形式，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是社會資本，持有股份的出資者已經遠不止是資本家，而且有大量普通勞動者。現在的許多上市公司，就屬於股份製的第二階段。再進一步就是員工持股了。

混合所有製是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的資本融合，其中還沒有民間的社會資本，所以在形式上還處在股份製的第一階段。但它的意義遠遠超過初始的股份製，因為要融合的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資本，融合過程就是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過程。民有資本進入壟斷企業，就改革的意義來說，就是要促使壟斷企業市場化，推動壟斷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問題就在於，混合所有製是否能夠承擔如此沈重的歷史任務？有人在文章裏發出“誰融合誰”的疑問，是很有道理的。是壟斷資本融合民有資本呢，還是民有資本融合壟斷資本？十五大政治報告在提出股份製時，有幾句很能表達問題實質的說明：“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於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增強公有製的主體作用。”我不知道民有資本在進入設想中的混合所有製時，能夠占有多大的比例。雖然有“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製”的承諾，但掌控著壟斷資本的權貴能夠放棄手中的肥肉嗎？聽說有規定進入國有企業的民有資本不得超過國有資本的百分之二三十，反正是不會讓民有資本占多數。控股權掌握在國家和集體手中，實際上是掌握在權貴資產階級手中，意味著混合所有製——套用十五大政治報告的話——具有明顯的壟斷性，有利於擴大壟斷資本的支配範圍。這符合於“公有製為主體”的原則，卻同改革的原意背道而馳。

從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角度著眼，要使混合所有製做到推進壟斷經濟的改革，把壟斷企業引向市場經濟，就不能限製民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的比例，而應該徹底放開。不論由誰控股，國家控股也好，民有企業法人控股也好，都要實行政企分開，黨企分開，取消在企業裏“黨管幹部”的原則，嚴格按《公司法》辦事。如果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混合所有製企業必須由國家和集體控股，那就喪失了混合所有製的意義，反而助長了壟斷經濟。

      （二）員工持股

《決定》提出“允許混合所有製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員工持股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相當高度後必然出現的經濟現象，應該在全社會範圍裏提倡，凡是有條件的企業，都可以試行員工持股。混合所有製企業可以，國有企業、民有企業也可以，不應該只限製在混合所有製。實際上，自十五大提出“可以大膽利用”股份製、國企普遍進行股份製改革後，許多地方都開始了員工持股的試點，有的省市製定專門的細則，對員工認購股權的原則、員工股的比例等作出具體的規定。但指導思想上對員工持股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缺乏正確有力的引導。如有的國有企業從國有資產或歷年積累的公益金中劃出一定比例，作為員工股金的一部分，這本來是合情合理的措施，卻被高層指斥為“國有資產流失”、“違反國家政策”，“應迅速予以糾正”。而有些國有企業強迫員工出資購股，不認股者便勒令下崗，卻得不到妥善處理。山東諸城上世紀在國有企業改革時推行員工持股的股份合作製，受到許多非難。這些經驗教訓，至今沒有很好總結。現在，員工持股已被寫進《決定》，為了切實履行這個承諾，很有必要在理論上提高對員工持股的認識，以免再次走上歧途。

員工持股是企業股份製的內化，體現了資本揚棄的深化。所謂資本揚棄，指的是資本有著與生俱來的可揚可棄的雙重品格。一方面，它是生產發展和社會文明的杠桿，具有進步性、社會性；另一方面，它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工具，具有剝削性、私人性。社會生產力的持續提高，意味著資本的不斷揚棄——發揚其進步性、社會性，舍棄其剝削性、私人性。股份製的發展，生動地展現出資本的揚棄過程：初始的股份製，即資本家的資本聯合，使私人資本帶有社會資本的形式；股份的社會化，即社會公眾參與持股，使私人資本轉化為真正的社會資本；員工持股，由員工持有部分股權，到企業全部產權歸員工所有，使資本的剝削性、私人性由逐步削弱到最終消除。

當然，企業員工由持有部分股權到占有全部產權，將是一個緩慢而漫長的過程。它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的高度發展和員工的高度文明。因此，在開始實行員工持股的時候，員工所持股權份額必然比較少，但對企業所有製的變革，卻具有本質性的重大意義。從理論上考察員工持股的發展前景，它可以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巨大變革：1、員工持股實現了工人階級有產化，工人從無產者轉化為有產者。產權使他們享有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監督檢查和利潤分配等權利，成為企業的主人。同時，這也使他們具有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2、股權構成普通員工和資本所有者、經營管理者的共同利益，改變了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企業的生態，誠如《決定》所說，“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共同利益的合作取代了不同利益的矛盾。3、隨著員工股權的不斷擴大，他們在企業裏的其他權利和作用也將日益增加，使他們不僅在物質利益上接近資本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而且在知識、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別，也將逐漸消除，這就為社會公平化創造良好的條件。4、員工持股也使他們勞動的性質產生質的變化，由雇傭勞動轉變為自由勞動。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小生產者的勞動是自由的，他們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生產工具和勞動方式。資本的出現有力地排擠了這些落後的生產方式，使他們成了為別人勞動的雇傭工人，員工持股則使他們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實現為自己勞動的自由。5、員工持股使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從私人獨占發展為勞動者聯合占有。生產關系的質變，將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又促進員工持股的深化。這兩者的相互推進，對於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公平化，都將直接間接地產生積極的影響。

關於員工持股的這些理論推測，似乎過於理想化，可能會有“癡人說夢”之譏。但我認為，在指導思想的認識上，應該有這樣的高度，給予充分的重視，“取法乎上”，才能比較完滿地實現這個設想。

      （三）文末贅語

《決定》寫進混合所有製和員工持股，有它的積極意義。但在貫徹推行的過程中，有必要厘清它們的理論涵義和實踐界限，否則就可能走上歧路進錯門，不但無助於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洪流，反而會阻遏改革的深化。不知高層有沒有悟到這個道理？

一個多月來，我寫了八篇關於三中全會的劄記，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本來還想就金融、法治等問題再寫一些，但一則我對這些問題缺乏研究，淺層次的話，過去都說過，深層次的話，我說不了，要說也說不好；再則八篇寫下來，已經感到絞盡腦汁，疲憊不堪，腦力和心情，都不允許我再寫下去了，就此打住也許是我的最佳選擇。

鑒於三中全會後輿論界一片令人陶醉的頌歌，我有意地把劄記的重點放在指導思想的不足上。其中許多觀點曾經在過去的文章裏論述過，現在再從談論三中全會《決定》的角度加以闡釋，一孔之見，未必確當。但如能引起更多的人思考這些問題，討論這些問題，使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軍，獲得更準確的理論指導，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了。

                                                    2013年12月17日

馬列毛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本質

作者 張博樹 寫於 二零一零年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再到權貴經濟

　　---經濟術語演變背後的政治邏輯

　　上壹講談的是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我們把晚年毛澤東當作例子，討論了在什麽情況下歷史是“有意義”的，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歷史的“意義”，理解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今天，我們接著談，不過這次話題的重點是經濟邏輯。在座的有幾位就是搞經濟、做生意的。非常好。

　　歡迎妳們隨時提問題。

　　“商品經濟” 與“市場經濟” 本來是壹回事

　　我們先從經濟學的兩個術語開始，壹個是市場經濟，壹個是商品經濟。前些年常用的是商品經濟，現在用的不多了，市場經濟壹詞成為媒體和大眾最常用的日常語言。請問大家，這兩個詞兒概念上有沒有不同？（幾個學生分別發言，各抒己見，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是比商品經濟更發達的經濟形態）再問大家，從政治學角度看，區分這兩個詞是否有什麽特殊含義？

　　（又有學生答，市場經濟概念體現當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中國，經濟學術語的確體現意識形態合法性，這也算壹種“特色”吧。但這樣兩個概念怎麽就體現了意識形態的流變？演變背後的邏輯又是什麽？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壹講打算弄清楚的問題。

　　我先聲明，在我的理解中，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沒什麽區別。商品經濟又稱交換經濟，壹個廠商把某壹種東西??比如這瓶礦泉水??生產出來，不是為了自己消費，而是為了提供給市場，通過買賣的方式使產品最終進入消費領域，這就是壹個完整的產品生產和交換的過程。這樣的產品就是所謂商品。為交換進行的生產，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就是商品經濟。

　　交換必須通過市場，圍繞市場，並由此衍生出壹套經濟社會的法制體系，以保證交換過程的有序、公平。所以盡管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詞兒表述不壹樣，其實談的是壹個意思。

　　在西方經濟學（更準確地說是現代經濟學）裏壹般用市場經濟這個詞，英文就是 marketeconomy。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傳統裏，比如說《資本論》，則很少用市場經濟概念，而是用商品經濟概念，英文即 commodity economy。

　　馬克思對商品有很仔細的討論。他的商品定義包括：首先，商品壹定有某種使用價值，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其次，商品不是給自己使用的，而是給別人使用的。

　　農民打了糧食，如果自己消費了，那不是商品，必須是提供給別人使用才可能是商品。第三，提供給別人使用的也不壹定是商品，比如說農民收了糧食交給地主作為租子，這也不是商品，因為沒有經過買賣。產品必須進入市場，經過平等的交易過程，提供給其他的消費者，這樣才是商品。所以談到商品，壹定是和市場相聯系的，壹定是在市場範圍內交易的。如果我們註意壹下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定義，會發現他談的商品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按我的理解是壹回事。

　　現在換壹個角度，從制度現代化理論框架來看這兩個概念，看它們又有什麽含義。制度現代化是我自己創造的詞。那是十幾年前的事。 1994 年，我在廣東壹家刊物上發表了壹篇文章“制度現代化：我們不應再次失去歷史”。文中把制度現代化和器物現代化做了區分。媒體裏通常講的“實現四化”，只是器物意義上的現代化，我黨當然不反對，還要大力提倡。制度現代化就不同了，它表達壹種不同於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當然，這層意思 1994 年的那篇文章不能公開點破。 所謂制度現代化，指人類大家庭中的各個民族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三個領域：政治領域，是從前現代的君主制度向現代民主制度的轉變。不管是歐洲前現代的君主制度，還是中國意義上的皇權專制制度，不分時間先後，都要在政治上完成這樣的變遷。經濟上的轉型，則是從前現代的自然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自然經濟時代，男耕女織，生存所需在家族內可以基本解決，交換範圍和交換規模都很小；市場經濟就不同了，商品交換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方式，發展到今天，全人類在經濟上已經是個整體。第三個轉型是指社會整合意義的轉型，也就是從前現代的臣民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變。臣民只是專制當權者的子民、奴隸，沒有人格的獨立；公民則是現代國家的主人，是現代公共生活的主角。這三個轉型，就是我所理解的制度現代化的基本含義。

　　顯然，根據上述理論，經濟結構轉型就是指前現代的自然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或現代商品經濟。從這個角度看，這兩個詞也沒有什麽神秘的地方，那麽為什麽我們要追索它們背後的政治隱含？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特殊語境中，它們究竟具有哪些獨特的政治含義呢？

　　馬克思的“三段論” 批判

　　要說清這個問題，還要從馬克思的經濟學談起。剛才講了，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用的概念是商品經濟，他把商品經濟理解為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壹種形態，壹種歷史形態，也就是說，商品經濟並非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人類社會最早的時候是原始的無階級社會，那個時候既沒有私有制，也沒有私有觀念。後來原始公社解體，有了私有財產，人類才進入“階級社會”，或叫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又劃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三個不同階段。然後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人類重新復歸“無階級社會”。商品經濟在馬克思看來是中間那塊、特別是私有制社會中的資本主義那壹段中的典型經濟形態。這種理解從形式上借鑒了黑格爾哲學，就是正、反、合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三段論。

　　在我的《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第 22 節“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烏托邦”中，有壹條註釋，引證了馬克思在 1857 年到 1858 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的壹段話。這個《經濟學手稿》是後來《資本論》的準備著作，其中這樣談到社會分期問題： “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最早的“無階級社會”，也包括早期的農業社會； “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和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 這段講的其實就是商品經濟，或者說就是市場經濟，其特點是通過物與物的交換，人與人之間建立起非常緊密的聯系，而且使人的個性（或者主體性）開始產生。請註意“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個提法，這是理解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概念的關鍵。在這位思想家看來，商品經濟盡管建立在人類勞動的普遍交換基礎上，但這個交換卻表現為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關系使無數的私人勞動轉換為社會勞動，但又同時掩蓋了這種轉換的真實性質。對每壹個具體的商品生產者來說，交換過程具有偶然性，受到瞬息萬變的市場條件的影響，好像市場才是最終的“控制者”，商品生產者自己則成了“被控制者”。馬克思把這種情形稱為“商品拜物教”。 “拜物教”是什麽意思？它是指，本來商品關系是人創造的，但現在卻表現為某種淩駕於人之上的、統治人的神秘力量。這有點兒類似於宗教。用費爾巴哈的說法，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上帝不過是人想象出來的神祇，卻反過來成為人的主宰。佛教也是這樣。當我們進入大雄寶殿時，釋迦牟尼高高在上，雖然是泥塑的，卻莊嚴肅穆，儀態萬方，令匍匐在它腳下的信徒倍感自身的卑微、渺小。這個時候，人就處在壹種異化狀態中，他被他自己的創造物所統治。

　　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他想強調，商品生產的出現是人類的進步，但這個進步中還有不足，因為人沒有能從自己創造的物質關系中解放出來，沒有能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到了第三大階段，也就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共同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這個階段時，人類才真正進入自由王國，因為人已經擺脫了對物的關系的依賴，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不用再表現為商品的價值，商品關系也不再存在，勞動者真正獲得了自由。整個《資本論》講了那麽多，最核心的就這三段，《經濟學手稿》已經講了，足夠了。

　　總之，三段論，異化，及其克服，也就是，克服人對物的依賴關系、擺脫物對人的統治、使人真正成為自由的人，這就是馬克思的邏輯。

　　對馬克思的這個邏輯如何評價？我自己的簡單評價是：盡管有“偉大的歷史感”，馬克思對第三階段的設想還是個烏托邦。為什麽呢？從制度現代化理論考慮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形態由這麽幾個因素組成：壹是自主行動的個人。在成熟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每個勞動者在法律意義上都是獨立的、平等的，老板也不能隨意壓迫工人，雇主和雇工之間的關系不再是過去那種依附性的、農奴和領主之間的關系。第二條，以牟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這是所有市場經濟行動者的共同特點。說白了，就是開壹個工廠、搞壹個公司首先是為了賺錢，而不是搞什麽慈善事業。我們把慈善機構稱為非營利機構，把公司稱為營利性機構，道理就在於此。牟利是商品經濟條件下所有廠商行為的自然前設；第三條，光想牟取利潤也不行，賺錢不能胡來，要遵循壹定的規則，比如，妳不能侵占別人的知識產權，不能侵占別人的受法律保護的商業利益，這個規則我們可以理解為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社會發展得越完善，法律體系越規範，廠商經濟行為中胡來的可能性就越小。最後，商品生產必然形成不同範圍、不同區域的競爭體系。比如行業內部會有競爭，它表現為生產同類產品的不同廠商之間勞動生產率的競爭。行業之間也會有競爭，它表現為不同行業的不同利潤率水平的競爭。我感覺現代商品經濟跑不出這四條。反過來看馬克思。雖然馬克思也承認這些東西，但他認為市場經濟不管有多高的歷史進步性，最終還是代表人的異化，因為人還是金錢的奴隸，物的奴隸，不是自己的真正主人。什麽時候才是自己的真正的主人呢？就是剛才說的第三個階段。到那時，勞動將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而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據說，這才是人真正稱之為人的狀態。恩格斯講得更損壹點兒，他說只有到取消了商品經濟，真正實現了所謂“自由人聯合體”，人才在最終意義上擺脫了動物界，而成為真正的人。換言之，不管市場經濟多發達，人還是個動物。

　　為什麽說這是烏托邦呢？因為對商品經濟的超越、對人的“動物性”生存狀態的超越，假設了壹種更加理想的“人性”，而這種“人性”，到目前為止，是從來沒有得到證明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慷慨樂施、行為高貴的個體，但不能用它衡量壹般性的人類行為。 “人性”是壹個異常復雜的東西，任何對它的簡單化，都可能使我們誤入歧途。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還是建立在市場體系之上的，這是近代文明發展的偉大成果。而市場體系的確是承認人首先是為自己考慮的，或者說人是自私的，在競爭過程中所有廠商的行為動機都是為了牟取更多利潤。這層關系亞當·斯密表述得很清楚。在《國富論》中，斯密有壹段很絕妙的話說明這壹點： “我們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工或者面包師的善心而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因為他們對利益的追求。我們不是得益於他們的仁慈而是得益於他們的自私。我們從來不向他們談自己的需要而只談對他們的好處。 ”總之，經濟行為中的自私性、甚至唯利是圖、以牟取利潤為天職，這套東西深深植根於我們的人性中，是人性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不過是充分利用了這種人類本性，並加以制度化地挖掘和釋放而已。人性當中自然還有其他構成，包括倫理的、道德的構成，以後我們要講到。就經濟行為領域而言，無論大廠商還是小老板，乃至普通個體戶甚至打工者， “利益驅動”的確是基礎性的，它是現代經濟社會運轉的基本的動力機制。而且，我看不出人類今後有徹底取代這種東西的可能。馬克思的三段論，尤其是第三段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動力機制，人似乎可以不為自己的私利去奮鬥，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純然把勞動當成生命的集中體現；還可以上升到更高的組織境界，人和人可以非常和諧地組成壹個共同體，再不知競爭為何物……。真是世外桃源、天上人間。

　　不過，這可能麽？

　　關於這種烏托邦，馬克思之前的人，包括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時期無畏的思想家，也包括 19 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在這方面做過很多具體的描述。比如生活在 15 世紀到 16 世紀的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專門寫過壹本書就叫《烏托邦》，其中講烏托邦社會有三原則，第壹是“公民平等”，第二是“對人類的永恒的、堅定的愛”，第三是“對金錢財富的蔑視”。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摩萊裏大力抨擊私有制，稱私有制是“任性和命運的夫人”、 “殘暴的怪物的母親”、 “可憐的貧困的後娘”。摩萊裏設想未來“幸福社會”的基本生活規則是：任何人都以勞動為榮，同心協力使勞動成為輕松有趣、愉悅身心的活動。就像勤勞的蜜蜂，當百花盛開的時候，成群結隊地飛往田野和樹叢采蜜。晚霞來臨，它們又結伴而回，把采到的花粉送到共同的巢穴中保存。人類的勞動和生活也應該是這樣，愜意而富有詩情！

　　馬克思雖然沒做過此類描述，但他的思想脈絡顯然繼承了這些東西。馬克思把法國人理想中的浪漫成分加上了德國人特有的謹嚴、系統，得出看上去很深刻的哲學推斷和政治經濟學結論。這就是那套關於“生產力”、 “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當然，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套“科學共產主義”最終還是烏托邦。因為即便假設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要求改變“資本主義占有方式”的論證邏輯是成立的，這裏也推不出來生產方式變化和人性變化之間的必然邏輯聯系。馬克思去世到現在又 100 多年了，我們仍然很難想象，在沒有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生活基本動力原則的條件下，大家都去自覺的工作，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果真的如此，那生活的壹切都將改寫了。比如討價還價，在商品經濟下，買的人希望便宜點，賣的希望貴壹點，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然後才有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壹致。小說《鏡花緣》裏有個“君子國”就不壹樣了，賣的說“我賣便宜點吧”，買的說“我多付幾個錢吧”。都是謙謙君子。但事實上不可能。那只是小說，是文人的想象。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傳統也好，理性哲學傳統也好，傳到馬克思這兒，仍然是烏托邦壹個。關於未來無階級社會和非商品社會的想象，根據我們現有的經驗、 21 世紀的經驗來看，還是不可能的。

　　為什麽不可能？今天已經可以更深刻、更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這要借助不同的人性設定，借助關於人性構成和人性歷史演變的歷史科學，借助哲學人類學。後邊還要詳細分析。

　　列寧、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

　　到了 20 世紀早期，馬克思的邏輯傳給了列寧，這樣就引出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斯大林到毛澤東、引出 20 世紀共產主義經濟烏托邦和政治極權主義的這條線。從經濟理論上說，列寧對馬克思的這套東西是徹底的原教旨主義者。這位布爾什維克政治領袖是個天才的演說家，但在對經濟問題的理解上，卻沒有超過馬克思半步。從列寧的壹些基本著作，比如他在 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寫的《國家與革命》，還有蘇維埃政權建立後， 1918 年到 1922 年之間寫的文章和報告能看出來，他的確是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為什麽這麽說呢？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既然成功了，我們就要取消商品生產，向自由人聯合體方向邁進。大家知道，1917 年十月革命後蘇聯施行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簡單說就是農民打的糧食除了口糧外全部要上交給國家，這叫余糧收集制，不允許自由貿易。這個問題，原來有些學界的人認為是沒有辦法，蘇維埃政權剛剛成立嘛，面臨 14 國武裝幹涉，國內經濟緊張，物資奇缺，不搞“戰時共產主義”沒招兒。這個說法也不錯，但僅僅看到這個不夠。仔細讀那個年代的歷史文獻，妳會發現，列寧搞“戰時共產主義”超出了權宜之計的範疇，他是想利用這種形式找到壹種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途徑，而向共產主義過渡最簡單的就是消滅貨幣，消滅商品生產，不搞交換經濟，實行直接的產品經濟。只是後來的演變證明，這樣幹不成，越來越不成，沒兩年，連面包都沒有了，非常緊張。我小時候常看的電影《列寧在 1918》，其中有壹句臺詞“糧食會有的，面包會有的”，出自列寧的衛士瓦西裏之口，很多人至今還記得這句臺詞。沒辦法， 1920 年開始搞“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承認自由貿易的合法性，農民打了糧食，該交稅的交稅，其余的可以上市買賣。列寧為這個問題專門寫了篇文章《論糧食稅》。簡單說，新經濟政策就是有限度地承認市場經濟，承認完全消滅貨幣、立刻取消商品交換是做不到的。

　　列寧確實是個政治家，看到錯了以後趕緊變招兒。 1921 年，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這篇文章裏說，我們應該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我們被革命浪潮所激勵，犯了革命的幼稚病。事實證明，光靠“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不行，還得靠經濟核算，靠對個人利益的關心，這樣才能把經濟發展起來，面包才能多起來。 “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壹種動力機制，就是“人人都為社會自覺貢獻”的那種“自由人聯合體”式的動力機制；而“對個人利益的關心”

　　代表完全不同的另壹種動力機制，實際上開始承認人是自私的，不承認不行，要用這個東西刺激經濟發展。 當然，列寧的承認還是很有限的，他並沒有完全否定原來的想法，只是把“新經濟政策”當作“暫時的退卻”。很多更深刻的問題，列寧沒有來得及思考。 1924 年，列寧去世，也就把這個問題擱在這兒了。就是商品經濟還得搞，但又不能大搞，畢竟我們是按馬克思的設想，向著無商品生產、無階級的社會走，這是我們的目標。列寧就這樣把問題交給他的繼任者斯大林了。

　　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最著名的書是 1951 年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小冊子被認為是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權威讀物。斯大林的基本觀點是，商品生產還得保留，因為我們雖然已經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但現在公有制還有兩種不同存在形式，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營企業的產品好辦，如鋼鐵廠，國家下達計劃，生產出了鋼鐵上交國家，國家根據壹定的指標進行考核，產品是不拿到市場上的，國家有專門主管全國經濟計劃的部門，物資調配也有專門的機構負責。集體農莊就不壹樣了，它的產品由集體農莊自己支配。這樣，與集體農莊之間的交易必須采取商品交換的方式進行。所以斯大林講，在個人消費品方面還不能完全取消交換，個人消費品還是商品，但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商品了。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範圍也會受到“限制”，不再充當“生產調節者”的作用。這就是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特種商品生產論”。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執政者在經濟理論認知方面，也接受了斯大林的這套東西。事實上，在很長時間裏，它曾是包括蘇聯、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撼動的經濟學教條。當時用的詞就是商品經濟，是從《資本論》裏直接引用的，不用市場經濟。 “特種商品生產論”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壹種概括；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則被認定為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社會勞動”，據說它比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政府狀態”高明得多，先進得多。

　　毛澤東如何看商品經濟？

　　現在要說說毛澤東了。毛對經濟制度、經濟“規律”的理解是直接從斯大林那兒來的。不過毛澤東很自負，戰爭年代就看不起王明之類對共產國際惟命是從。 1949 年以後雖然從俄國人那裏照搬了不少東西，但骨子裏並不認為蘇聯的都對。毛確實想走出壹條中國人自己的路，擺脫蘇聯模式的某些不良影響。當年毛澤東寫《論十大關系》，還是下了不少功夫。 1958年發動大躍進，也是想闖出壹條自己的經濟發展之路。但是不管怎麽說，在經濟理論方面，毛澤東完全是外行，對商品經濟的理解，他還是要借助斯大林那套概念思考問題，發表意見。

　　1958 年大躍進失敗後，他也在總結。 59 年底、 60 年初毛澤東專門組織了個讀書班，把秘書們叫在壹起，大家學習政治經濟學，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只讀社會主義部分，特別是關於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這些東西。毛澤東讀這些也是想搞明白，到底商品經濟是怎麽回事，到底社會主義應該怎麽搞。毛本人有烏托邦情結，這和中國文化傳統有關系。他後來為什麽發動文革，上次咱們是從防止執政黨蛻變角度分析的。其實，除了這個角度，還有壹個角度，那就是毛要尋找壹個他認為理想的社會，壹個人人都能“鬥私批修”、 “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社會。毛澤東認為，社會不能太富有，人不能太有錢了，人壹有錢就變，我們現在窮是好事，窮才鬧革命呢。富就不好了，要出問題。這話他講過很多次，很多場合都這樣講。文革中有壹部電影《金光大道》，是根據浩然的同名小說改編、拍攝的。

　　其中壹個情節令人印象深刻：貧農積極分子看到村裏院墻上粉刷“發家致富”的大幅標語，怒不可遏，用鐵鍬狠勁兒把它鏟掉。工廠裏則是狠批“獎金掛帥”、 “利潤掛帥”、 “物質刺激”。

　　那時候的邏輯是，不能助長人們的自私自利的心理，這種心理在共產黨人看來是危險的事情。

　　當年列寧就提過，小生產看著不起眼，它卻每時每日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著資產階級。

　　列寧在蘇維埃革命成功不久就講過這話。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盡管列寧承認得依靠對個人利益的關心，但他也覺得蘇維埃政權搞這個是萬不得已，是莫大的威脅。列寧明確講：蘇維埃政權政治方面沒有什麽可怕的，階級敵人不能把我們怎麽樣；軍事上也沒什麽可怕的，十幾國武裝幹涉又如何？也沒把我們怎麽樣。對我們構成最大威脅的恰恰是這個小生產。壹旦實行糧食稅，就等於承認貿易自由，就意味著小農的發家致富的思想會重新冒頭。這個東西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對這個要百倍地警惕。列寧當時對這個非常重視。中國上個世紀 60 年代到 70 年代，搞四清運動和文革，很著名的壹個提法，就是反對“三自壹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這是 60 年代初為了克服經濟困難，鄧子恢提倡搞的，上壹講我們已經提到過。毛澤東為什麽堅決反對，而且把“三自壹包”批判成資本主義？

　　大家可以發現，這不是毛澤東自己的發明，列寧就是這樣，甚至馬克思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因為他認為商品生產就是人的異化狀態。什麽才是不“異化”呢？就是發自內心地把勞動當成壹種需要，為集體自覺工作，不講價錢。搞發家致富就是資本主義，就是對人的腐蝕，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所以，毛澤東的經濟邏輯轉到這兒來了。這是毛完全不同於斯大林的地方。斯大林當政時搞了不少“物質刺激”、 “特權”之類的東西，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指責蘇聯“變修”的根據之壹。文革中，毛堅持要對商品生產、 “資產階級法權”

　　進行嚴格的“限制”，同樣出於這個考慮。 1975 年，記得當時我剛進工廠，車間裏組織學《人民日報》發表的馬、恩、列 33 條語錄，談的都是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當時張春橋、姚文元各有壹篇重頭文章，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都是在談這個邏輯。此事發生在“批林批孔”之後、 “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

　　文革以後都說成是四人幫居心叵測了，其實這是毛澤東的，或者說是列寧的，馬克思的。

　　但是，畢竟這是壹套烏托邦，因為這套邏輯做了壹個假設，假設人類經濟行為可以不是建立在自私的、牟利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礎上，就是人人都能成為聖賢，都能“鬥資批修”，都能自覺為社會做貢獻，在這個前提上，共產主義才是可能的。問題是這樣壹個前提並不存在。人類沒有那麽高尚，人類作為壹種經濟動物沒有那麽高尚。當然，人的存在是多層次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最低的是基本生存需求，最高的是精神的自我實現。個體心理學，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學則不能這樣解釋。比爾·蓋茨可以把他賺的錢的大部分用來做慈善，這反映了他的個人精神境界；但這並不否認微軟公司必須遵循壹個商業公司的運作原則才能贏利，才能賺到錢。 經濟學要面對大眾現實，面對經濟行為中普遍存在的利益動機。用“道德人”代替“經濟人”解釋歷史是靠不住的，用這個東西來推動歷史、 “建構”歷史則更是要碰壁。這是從古至今所有的烏托邦計劃最終都會破產的壹個重要的原因，最近的破產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想找到另外壹套邏輯，另外壹套促進生產發展的手段，固然很偉大，甚至很悲壯，但那是做不到的。這是我們今天反過來思考歷史，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反思過去時，可以非常清楚地得出的結論。我本人在 20 年前發表的第壹部學術專著《經濟行為與人》中，就曾提出“總體人學”設想，在那本書裏，我主張應該從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兩個角度理解、定義人性，特別是要從兩者的交互關系和復雜互動中理解人類文明的進化史。《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繼續並發展了這個論題。比如，在這本近作中，我談到市場原理中既有生物性的東西，也有社會性的東西，人類的經濟行為和市場經濟結構體現了某種“立基於生物性的社會性”。這個命題需要很復雜的論證，大家可以看那本書的第 2 章第 16 節談“作為本體邏輯的利益範疇”那部分。這個講座的第七講也還要談這個問題。

　　鄧小平： “市場經濟” 取代“商品經濟” 的政治邏輯現在回到最初的話題，關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術語上的區別。大家可能會問：本來含義壹樣的詞兒為什麽會引申出那麽多變化？不錯，壹個基本事實是，到了改革開放、鄧小平主政時期， “商品經濟”這個詞用得越來越少， “市場經濟”這個詞則用得越來越多。這是為什麽呢？

　　我們知道，文革之後，執政者面臨的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如何盡快讓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讓老百姓也富裕起來，同時修復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信譽和合法性。這樣， “市場”

　　這個東西就必須重新得到承認，重新被運用，並且重新加以解釋。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術語方面的轉換，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摸索出的既是不得已、又很巧妙的壹個辦法，簡單說就是，既要利用市場的牟利本性刺激經濟增長，又要說這種做法並沒有違背老祖宗的規矩，它們仍然姓“社”（社會主義），而不姓“資”（資本主義）。

　　如果堅持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和商品經濟是不搭界的，因為商品經濟代表人的壹種異化的狀態，資本主義也是人的壹種異化狀態。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壹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本來應該廢除商品生產，這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是非常清楚的。列寧盡管做了某些妥協，但那是不得已，斯大林、毛澤東也是不得已。這個“不得已”都是做了非常有限的讓步，就是商品交換只在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領域裏還存在，價值規律只在這個範圍內發揮作用，但我們要充分註意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那就是會產生資產階級。小生產、唯利是圖的思想和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甚至有他的獨特邏輯，他不是不知道靠“物質刺激”、 “獎金掛帥”可以把生產搞上去，經濟也會發展地快壹些，但他認為從長遠看，對我們民族、對黨造成的腐蝕更厲害。不能說毛澤東的思考簡單，在他的那套邏輯語境裏，還是蠻深刻的。鄧小平不是思想家，這方面，他比毛澤東要差得多。鄧是個實用主義者，對他來講，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出於現實的壓力，必須重新承認 60 年代初采取的壹些措施，包括農村搞的“三自壹包”、 “承包制”之類是有效的，非如此，農民就沒

　　有積極性，工人就沒有積極性，經濟就不可能復蘇，這是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另壹方面，又不能說這些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社會主義。所以當時，對鄧那壹代領導人和中國的理論界來講，問題就在於如何在承認改革還是“社會主義的”這個前提下，逐步讓市場獲得合法性。這個問題怎麽解決？這裏面經歷了幾次轉換：

　　最開始的提法是社會主義經濟應該“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大約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提法。那個時候，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我們的學者，都遠沒有從傳統的斯大林主義經濟學中掙脫出來，學術刊物上充斥著那些在今天看來非常可笑的文章，比如討論“全民所有制內部交換的生產資料是否屬於商品”之類。後來有人提出，社會主義應該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兩個都重要，這當然比“主輔論”前進了壹步。到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成了主詞， “有計劃”變成了形容詞，又進了壹步。這是 1984 年的事兒。這個提法維持了幾年時間。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黨內保守勢力、老左們反攻倒算很厲害，連經濟領域也要“反和平演變”。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不得不起而捍衛岌岌可危的經濟改革。他已經因為六四開槍， “壹世英名”損失大半，不能再允許經濟改革也中途翻船。這樣就有了 1992 年的“南巡”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最終表述，這是鄧小平拍板定的案。鄧的原話就是，計劃也好，市場也好，都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他是要用這個“邏輯”封住保守勢力的嘴：誰說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搞“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嘛！這壹榔頭下去，保守派自然成了縮頭烏龜，沒有人再敢公開反對。以後，經濟學的、政治公共課的教科書就開始這樣解釋了：計劃也好，市場也好，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和社會制度無關。至此， “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算是正式“登堂入室”，成為描述當今中國經濟的第壹主詞。 “商品經濟”呢，則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野。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個解釋理解成進步；甚至我們可以說，通過這種方式承認市場經濟還是頗有點智慧的。的確，西方國家也有“計劃”，凱恩斯主義也主張“政府幹預”，西方似乎也是“計劃”和“市場”並存，薩繆爾森甚至幹脆把當代西方經濟稱為“混合經濟”。但不要忘記，鄧氏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有其特殊的背景或語境，和西方學者講的“混合經濟”並不是壹回事。說白了，它是鄧小平發明的意識形態新稻草，理論上、邏輯上根本經不住推敲。我們可以問：市場僅僅是“資源配置的壹種方式”麽？市場經濟真的“和社會制度無關”麽？不是的，至少我認為不是的。這個講座的開始我們就說了，市場經濟有四條基本要點：自主行動的個人，以牟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以及法治條件下的競爭體系。這幾個要點有壹個共同的制度前設，即它邏輯上要求的是財產的私人所有制。 “以牟取利潤為動機”，誰牟取利潤？我。為誰牟取利潤？為我自己牟取利潤。制度經濟學講產權制度的排他性，產權界限壹定要分明。妳的公司就是妳的，妳的員工不能給別人的公司賣力氣。如果妳們是哥們，那另說。但作為公司行為，就是為自己幹。這就是說，市場經濟是有制度前設的，這個制度就是私有制，只有私有制才能完成產權的排他性組合和對經濟行為的產權激勵。

　　其實，在馬克思那兒，商品經濟的制度前提也是很清楚的。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商品經濟存在有兩個前提：第壹個是社會分工，因為只有社會分工存在，才有交換的必要；第二個就是私有制。這東西是我的，不是妳的，我們才要交換。產權的概念在這兒是很清楚的。不管是講“商品經濟”還是講“市場經濟”，制度前設在邏輯上都很清楚，就是財產私有制。後來有人發現這第二個前提與改革中正在重建的商品經濟有“矛盾”，無法自圓其說，因為社會主義不承認私有制，至少不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呀。於是就有人創造了“新提法”或“新理論”，說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除了社會分工以外，是“生產資料和產品屬於不同的所有者”。這個“修正”確實很妙：因為公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所有者”嘛！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不同的所有者”，於是乎商品經濟的重建也就有了“理論根據”。但總的說，這些“理論”還是顯得蹩腳，顯得很勉強。面對 1989 後“左王”們的反撲，老鄧幹脆來壹個“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都是手段，和制度無關”，禦用學者們再來補充論證“我國的市場經濟又是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壹起的”，比如公有制、按勞分配為主體之類，所以就堂而皇之地把中國的市場經濟叫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此，商品經濟這個詞可以不再用了，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與產權制度前提之間的真實聯系也徹底隱而不見了！甚至被徹底歪曲了！

　　這就是問題的要害所在。要麽就徹底點兒，像社科院駱耕漠老先生。老先生是我國老壹代經濟學者，也是典型的“壹根筋”，堅持馬克思那套邏輯。搞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商品經濟；搞商品經濟就不要叫社會主義。所以老先生提出“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但老先生顯然不懂政治，不懂我黨的“政治”。小平是政治家，知道理論必須為現實服務，該轉換必須得轉換，講不通也得講得通，於是就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壹方面悄悄地修正了馬克思，另方面也給中國的改革找到了合法性，表面上沒有背離老祖宗這個意義上的合法性，因為畢竟我們還在搞“社會主義”嘛！鄧還講，為什麽說我們搞市場經濟沒有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呢？因為我們堅持兩條：壹條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二是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出現兩極分化。

　　這話是 80 年代中期講的。但是很可惜，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只是小平同誌的壹廂情願。

　　經濟邏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後來的歷史證明，鄧的這兩條都被嚴酷的現實所顛覆。

　　從市場經濟到權貴經濟的邏輯軌跡

　　現在請大家考慮，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麽個不倫不類的、在邏輯上充滿矛盾的概念，在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會引出什麽後果？這個我們可以推出來。

　　首先，市場經濟明明有制度前設，它要求私有財產制，要求明晰產權，並且在明晰產權的前提下，建立壹個法治的競爭體系，這才叫現代市場經濟。而我們在理論上壹直不承認這壹點，壹說私有化就如何如何，所以中國不可能有嚴格的經濟學思維，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 “黨”的意識形態迄今為止還在強調“公有制為主體”，盡管偷梁換柱的事情早已發生。我們的經濟學則必須跟著“黨”鸚鵡學舌，這當然是非常糟糕的壹種情況。

　　更要命的是實踐層面的問題。那種不承認私有產權的普遍屬性、卻又仍然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條件下，勢必演變為權貴經濟。為什麽呢？權貴經濟壹定是和權力相結合的經濟，壹定是依托權力、又為權力謀福利、並借權力以謀私的經濟。那什麽樣的經濟主體最有可能做到這壹點？對，就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財產名義上是全民的，實際上由那些領導者（廠長、書記、經理們）掌控。大家可能還記得上個世紀 80 年代的“官倒”現象。在同時存在著“計劃內”物資和“計劃外”物資，價格采行“雙軌制”的條件下，國營企業或者他們主管部門的領導們大筆壹揮，把“計劃內”的轉成“計劃外”

　　的，就可以賺取大把差價。到了 90 年代就更肆無忌憚了。國企改革“抓大放小”，中小企業很多轉產改制。不少老職工下崗失業，企業原來的廠長、經理們卻搖身壹變，成了轉制後的新貴族。至於大的國有企業，則走了另壹條權貴資本化的路子。或高薪，高到令人乍舌的程度；或“股份制改造”，高管們開始“持股”。到如今，我們的七大壟斷行業，那些巨型國企，有多少已經變成“紅色家族”的囊中物？！ 500 個家族可能有 450 個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打著國有企業的招牌，但已經變成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另外 50 個辦私企，也仍然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面對這些財大氣粗、手眼通天的“巨無霸”，純民營企業不可能和它們有平等的地位、平等的競爭關系，起跑線上就輸掉了。它也不可能是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法治經濟，因為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它就壹定要為非作歹。總之，在改革開放 30 年的演變中，不管最初的雙軌制也好，股權制改革也好，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市場經濟變成了權貴經濟，用何清漣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免費午餐嘛！但是，這個情況只有在這樣壹個條件下才能發生：那就是又開始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又說是社會主義的，又和原有的巨大的權力結合到壹起。公有產權虛置，個人或小團體的非法利益坐實，這樣壹來，除了權貴經濟恐怕沒有別的結果了。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市場經濟再到權貴經濟，就是這樣壹個演變過程。我們的經濟學當然不承認這些東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已經成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壹部分，甚至是核心概念之壹，這個意識形態概念的確遮掩了很多要命的東西。

　　從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術語的演變，反映了改革年代中共歷代領導人意識形態上自圓其說、自我辯護的明顯意圖，但這樣的辯護使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壹直缺乏學理上的深刻解釋，壹直沒能回歸到制度現代化這樣的普世化邏輯。面對如此豐富、如此獨特的中國經濟現實，面對如此特殊的轉型經歷和經驗，我們的經濟學家沒有真正從制度角度洞察、梳理其中的關系，把這種演變當成中國特有的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非常可惜。我認為這樣的課題是可以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有人做。

　　權貴經濟與金錢社會

　　權貴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個東西和專制權力結合到壹起所釋放出的可怕的惡，鄧小平之類的中共領導人遠遠沒有估計到。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壹個拜金主義猖狂的國度。短短的 30 年，中國從壹個紅色禁欲主義社會迅速演變成了金錢社會。人們可能會問：形成我們今天這個金錢社會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我覺得有三重原因需要區別分析：

　　首先是文革年代禁欲主義的矯枉過正。這個因素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卻是最直接的。它尤其可以解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潮流和壹般心態。人們渴望過上正常的生活，渴望富裕，渴望發財，而這個東西 1949 年後就被壓抑，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好不容易文革結束，改革來臨，被壓抑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之久的普通人的發財夢終於被喚醒了，妳可以想象它能激發多大的能量！

　　第二個因素就是重建中的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本身。市場經濟呼喚主體性，給個人選擇創造機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樣性，並且天然地抵制極權制度，這些當然都是它的優點，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哈耶克之類最喜歡講的東西。但市場經濟的確也有個問題，就是它畢竟要訴諸人的利益動機，通過激發人的牟利沖動去創造財富。雖然用黑格爾的話說， “惡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它也確實在客觀意義上促進社會的發展，但牟利原則在精神生活領域的泛化仍然可能產生不良影響。早在 20 年前我的第壹部書《經濟行為與人》就論證過，市場經濟發展在人類道德領域會產生“二律背反”，意思就是，市場經濟壹方面促進了主體的覺醒，促進了公平的概念、獨立的概念、法治的概念的形成，從而在這個意義上促進了人類道德的進步，但另壹方面，由於訴諸牟利動機，市場經濟又可能在倫理方面引發自私的利己主義和唯我主義，引發關於生存意義和生命價值的困惑，在某種意義上會對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負面影響，這也正是早期社會主義者、現當代西方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現代變種）堅持批判資本主義的原因，或原因之壹。 總之，這是壹種文明的內在張力，是文明發展意義上的弱點。西方之所以能在壹定程度上避免、緩解這個問題，是由於有另外壹套價值系統在發揮作用，這就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新教倫理的特點是把人對財富的追求看成是人在世間的對上帝的供奉，是壹種天職，是上帝的召喚，所以很多西方人盡管掙了大錢，生活還是非常節儉，因為如果浪費這些財富的話，是對上帝的不敬，以後要遭天譴的。新教教徒們為了成為上帝的選民，壹方面拼命創造財富，壹方面拼命做好事。基督新教的倫理對於彌補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是起到了作用的。而這個傳統在我們國家沒有。

　　我們原來有儒家傳統，儒家傳統講“仁、義、禮、智、信”，對於人天性中所帶有的自私性和牟利沖動也起抑制作用，但是百年來這些因素都漸漸不在了。我們曾經信儒教，五四以後、49 年以後都被打擊得差不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也曾經很信，文革結束以後也不信了。西方的東西又不讓進來。那麽，中華民族用什麽東西、用什麽精神力量來抑制人性中的自私，來平衡市場的牟利沖動呢？

　　市場經濟所遵循的原則和帶來的問題在全世界都是壹樣的。由於人類文明已經達到這樣的水平，借鑒國內國外的經驗，我們對於市場經濟本來完全應該、也有可能更為客觀、理性地去看待，包括它對社會生活可能帶來的方方面面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我們的“國情”是，壹旦某個東西進入當權者的意識形態體系，那就只能歌頌，不能如實地去分析，更不能說半個“不”字。市場經濟被說成只是“資源配置方式”，就是在壹個非常膚淺、非常表面化的層面上去討論。關於市場經濟包含的人類文明的種種張力、關於經濟發展可能引發的種種悖論，在這兒完全看不見了。我們這麽大的壹個國家，這麽多知識分子，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卻像壹群弱智，真是讓人汗顏！ 30 年前狠批“發家致富”被認為理所當然，今天的 CCTV 壹天到晚在念“致富經”，仍然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自己都不覺得臉紅！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節目就是做給幾億農民兄弟看的，好讓老百姓體會“黨的好政策”和對群眾的“關懷”。但正因為這樣，宣傳代替了科學，平庸代替了深刻。在這個背景下，市場經濟的負面倫理效應借助開放年代對文革禁欲主義的矯枉過正而越發猖獗，越發不可收拾，又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第三個因素，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物欲膨脹、道德滑坡，還和我們的特殊的政治-社會語境，特別是和在這個語境中生長出來的權貴經濟、權貴資本有關。 權貴資本泛濫， 不僅僅形成病態的、畸形的市場經濟，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正，而且對人的心理沖擊也非常之大，對社會道德氛圍的毒化也非常之大。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 如果說，利益驅動體現了市場經濟動力機制的壹般特點，但這種對利益的謀求，還必須通過合法的形式，通過公平的競爭去取得，所以，即便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社會倫理層面有負效應，這也只是壹種文明的弱點，是文明進步中的某種內在張力，那麽權貴資本就完全不同了，權貴經濟的運作遵循的是權力原則，通過權力尋租改變市場交易的公平競爭性質，使市場強者和弱者的判定增加了大量非市場因素，使金錢和財富的攫取帶有更多骯臟的成分。簡言之，權貴經濟是和專制體制的野蠻本性結合在壹起的。是專制體制的野蠻本性與市場經濟的文明缺陷共同造就了權貴資本的貪腐邏輯。

　　這個貪腐邏輯在壹個金錢社會中有驚人的放大效應。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有能力去貪腐的多是黨政官員，可以想象它對整個社會將產生什麽樣的“示範影響”。當政府的鄉長、縣長、市長甚至省長，或者他們的夫人、子女、 “二奶”、秘書等等都通過不知什麽手段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時，普通“草民”將是壹個什麽心理狀態？當政府大廈建的像皇宮，“父母官”們都住進了別墅樓，蝸居在城市裏的“蟻族”和鄉村低矮農舍中的“草民”們會是什麽心態？為什麽這些年來我們如此純樸的農民也學會了坑蒙拐騙、往出售的棉花裏塞石頭？為什麽北京城裏那些做假發票、假身份證、假畢業證、假護照的屢禁不止，而且越來越猖獗？

　　難道這些底層社會醜惡現象和官府權貴的貪腐、蛻變之間沒有可怕的內在聯系嗎？

　　不僅如此。權貴資本、權貴經濟還有個特點，就是它的面具效應。權貴資本本來是最骯臟的東西，是權力和金錢不法結合的產物，但在很多公開場合，我們的官員們、紅色資本家們卻壹定要高唱“社會主義”的頌歌，似乎他們才是公平正義的代表者和體現者。這裏既有自欺成分，也有表演成分，但總的結果卻是劇場人格泛濫，面具社會猖獗，荼毒社會，荼毒良知！

　　以上這些因素疊加在壹起，不形成今天這個局面也怪了。可以說，西方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也沒有達到我們今天這樣表裏不壹、爾虞我詐的地步。社會主義本來最講公平，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初動因本來是消除社會的非正義，消除資本主義的異化狀態。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從否定私有制開始，轉了壹圈，現在卻回到這樣壹種狀態，壹種遠比民國時代官僚資本主義更惡劣的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歷史的嘲諷。如何改變之？不是我們今天所能討論的。但至少， 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還是當今學人的責任。

　　本講小結

　　我們今天談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權貴經濟這麽幾個概念。通過梳理從“商品經濟”

　　到“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流變，我們大體領略了中國改革進程中壹些微妙的、只可意會不可言說的東西。表面上看是經濟術語的改變，其實反映著黨專制體制深刻的政治邏輯。過去從這個角度進行梳理的學術文獻似乎不多見，這次講座就算壹個嘗試。

　　權貴經濟則是壹個更具現實意義的話題，今天並沒有完全展開。重要的是這樣壹個判斷：

　　只要是不承認私有產權的普遍屬性、卻又仍然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條件下，勢必是壹種“壞的市場經濟”（借用吳敬璉老先生的術語），勢必要演變為權貴經濟。這是壹組完整的條件描述。我壹直以為，對轉型年代中國經濟現象、包括權貴資本現象的研究，應該生發出足以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版制度經濟學，或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在《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的最後壹節，也就是第 27 節那裏，我曾提出中國批判理論的抱負之壹是建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政治學、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和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社會學。現在不妨把這壹節中關於建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的文字念給大家，就算本次講座的結束語吧：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要研究的對象，包括極權主義經濟與威權主義經濟兩者。當然，在這兩個場合，研究都不是僅僅局限於經濟現象本身，而是要解析黨專制的專制主義政治結構與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經濟結構間的互動影響，在這種互動和相互影響中把握經濟生活的走向，揭示各類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因此，以專制主義為對象的經濟學勢必是壹種制度經濟學。關於計劃經濟與極權主義的關系，已經有不少人做過研究，其中較著名者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這部書誕生於 20 世紀 40 年代，是作者對包括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內的歐洲極權主義的深入反省之作。哈耶克對“偉大的烏托邦” （社會主義對新自由的承諾）的批判、對與“個人主義” 相對立的“集體主義” 的分析、對經濟控制為什麽必然導致極權主義的深入推理，都給我們以啟發。這說明極權主義雖然生發於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歷史條件，但的確擁有某些共同的屬性。但中國問題仍有其獨特性。在毛式極權主義時期，計劃經濟既是“黨” 實施經濟控制和政治控制的手段，又是實施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手段。在中國，對私有產權的否定——從而，也是對利益原則的否定——曾出現過極其浪漫的形式，這當中包含著大量的鮮活歷史素材等待人們去整理；關於中國計劃經濟年代“公有制” 的各種內在矛盾，我們今天也應該在專制主義批判的更高歷史視點上予以重新解讀。至於威權主義經濟，這是直到今天仍在繼續發展、繼續演化的現實。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經濟學在這個領域面臨著更艱巨的任務。比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權貴私有化是壹個迄今為止尚未得到嚴格的經驗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權力與市場的結盟在中國采取了十分獨特的形式，這與中國的國情有關，與中國黨專制體制的頑固有關，說到底，是與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的內在交錯特點有關。中國在現代社會轉型中遭遇的困境、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失衡乃至斷裂，以及這種斷裂引起的社會後果，從全球角度看也具有十足的典型性。可以斷言，以中國威權主義為對象的制度經濟學在這個研究領域必將大有作為，它有可能結出既對中國未來的改革擁有實踐指導意義、又具有自身的理論完備性的大量科學成果。

中國的共產極權統治的思想背景

作者 張博樹 寫於 二零一零年

　　從“專政”到公共權力：憲政改革的政治哲學基礎我們的講座是圍繞現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這個主題展開的。前面兩講壹個是談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我們以老毛和“毛時代”為例，分析了如何理解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又如何去落實它；第二講是從經濟角度、經濟概念的演變來討論中國專制主義的政治邏輯，以及和憲政改革相關的壹些話題，特別是權貴資本。今天更進壹步，我們來談政治領域，這個領域和憲政改革更直接、更貼近。

　　專政、公共權力這些概念現在也都常用。專政的概念已經用了很長時間了。公共權力是最近這些年開始用的，而且越來越普及。這兩個概念之間到底有什麽不同？在實際的政治行為理解中，在中國的憲政轉型進程中，這樣的話題有什麽學理意義和實際意義？這是我們今天想討論的。

　　何謂“公共權力” ？

　　先正面闡述壹下我對公共權力的理解，看看制度現代化理論視野內的公共權力是什麽。

　　大家讀了《從五四到六四》的第壹卷都知道，我把制度現代化理解為經濟、政治、社會整合三個方面的現代化過程。政治結構的現代化指的是從前現代君主制度向現代民主制度的轉變，這叫做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就是從前現代化的自然經濟向現代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轉化，上次講的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第三個方面的轉變就是從前現代的以臣民社會或家族社會為特征的社會整合方式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化。這是現代化進程當中在制度演變意義上三個非常重要的結構轉換。

　　就政治制度來講，所謂從前現代的君主制度向現代民主制度的轉變，就是把過去的天子（皇帝）的個人權力轉變成我們現在的公共權力。什麽叫公共權力？它是指壹種經過委托人委托的、掌管公共事務的權力。委托人是誰？壹個國家的全體公民。按照現在的政治學常識，大家需要區分兩個東西，中文發音都叫 quanli，但是寫法、含義卻不壹樣。英文區分得很清楚。壹個叫 right，用中文表示就是“權利”。這個權利指的是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後自然擁有的、並且不可剝奪的那些東西，即所謂 human rights。它們包括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等，這些在洛克的時代就講得很清楚了。發展到今天，這個概念已經為世界所公認。

　　這是權利的概念，在這個基礎上演化出了很多新的、更具體的東西，比如表達權、結社權、工作權、平等權、受益權、參政權等等。我們今天所謂憲政民主對公民權利的概念和基本定義大體上都是從這兒開始的。還有壹個概念是“權力”，英文是 power，這是另外壹個概念上的 quanli，它指的是壹種力量，擁有這種力量的人可以對權力所涉範圍之內的其他人進行支配、指揮，從而產生服從和被服從、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等等關系。這種意義上的 quanli 古代就有。君王是有權力的，古羅馬的執政官也是有權力的，但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不壹樣。有的是“君權神授”，比如中國人把皇權的來源歸為老天爺的賜予，叫做奉天承運，皇帝代表上天管理臣民，臣民自然只有服從的份兒。這是壹種專制權力。古希臘、古羅馬的時候也曾經產生過民主政體，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執政官，這個權力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帶有公共權力的意思，因為它來自委托人的授予。但總的說，這種情況在前現代很少見。

　　是凡權力都有這麽兩個特性，我的書裏談到了，壹個叫做使役性，就是在它的權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可以指使別人，可以要求別人服從。第二個叫做強制性，這也是權力的壹個特征。

　　不管是古代的權力還是現代的權力，的確都具有某種強制性。汶川地震，國務院總理到了地震災區，他就可以下命令，什麽單位要如何如何，大家必須服從。如果遇到問題，抗災部隊不服從，溫家寶會說：反正人民在養活妳，妳看著辦吧！這也是命令的另外壹種表現形式。

　　權力都包含強制這層色彩。

　　今天的公共權力同樣包含這些特點，它也有使役性、強制性。但是它的權力的來源和權力合法性的根據是不壹樣的。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它的合法性應該來自全體中國公民的委托。是不是真的建立了這種委托-受托關系，這對壹個國家當然非常重要，因為現代專制主義完全可以假借委托之名，而行專制之實。 但我現在要強調的，不是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什麽，而是這個權力有個特點，就是它有可能變化，發生異化。異化是個哲學概念，指某種存在物發展成壹種和它自己原來的性質完全相反的東西。對於權力來講，尤其是對今天的公共權力來講，這是壹個現實的威脅。為什麽？公共權力必須要由具體的人來行使，來執行，不管委托的是誰，總要有具體的人來執行。而人都有弱點，都有有限性，不管妳信不信基督教，這個有限性觀點大家都是認可的。壹旦擁有了權力，壹旦某個個人或某個集團擁有了支配他人、強制他人服從的權力以後，就有可能利用這個權力做壹些為非作歹的事情。在我的書裏，這種現象叫做易異化性，就是容易發生異化。 大家可以參考《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的第 13 節。

　　異化無非是兩個方面，壹個是獨裁，明明這個權力是委托給他的，他卻可能胡亂行使他的權力，建立個人獨裁王國。還有壹個是利用權力謀取非法利益。這是公共權力都會面臨的威脅，正是從這裏，引出了所謂權力制衡的必要。關於制衡的話題太多了，今天不能充分展開。推薦大家看壹本書，美國學者斯科特·戈登寫的，主標題是《控制國家》，副標題叫《西方憲政的歷史》，有中文版。這本書我覺得寫的不錯，它是從西方古希臘開始，到古羅馬，到中世紀，到近代早期，壹直到美國革命，解釋制衡的概念、制衡作為壹種實際的制度建構在整個西方歷史中的演變過程。妳們看沒看過顧肅寫的《自由主義基本理念》？那是我們國內學者討論自由主義概念比較系統、比較全面的壹本書，那本書主要從概念、理念角度來解釋，戈登的書更多的是從制度的實際演進角度來解釋西方憲政的發展。有興趣的話可以兩本書壹起看，互有補充。在解釋整個西方憲政發展的過程時，戈登強調的壹個核心性概念是所謂對抗性的概念。不是指毛澤東《矛盾論》裏講的對抗性矛盾，戈登指的是在壹個權力結構當中，要設計出來幾種不同的、可以相互制約的權力，這樣使每壹個權力的擁有者都不能夠完全地為所欲為。《控制國家》講了古希臘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結構、斯巴達的極權主義政治結構、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結構各有什麽特點，也講了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荷蘭的政治結構、威尼斯城邦的政治結構、英格蘭的政治結構是什麽樣子，如何體現對抗性的基本政治建構原則，等等，那本書裏做了非常細致的討論。

　　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什麽呢？就是制衡的概念在政治學裏面不是近代才有的概念，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至少對西方國家來講，西方文明在它演變的歷史當中，有意識地在政權建構中通過制衡對權力進行約束，這是西方文明的傳統，他們很早就在這方面做出努力。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鳩等人對此做出了很好的總結或理論闡釋。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中國傳統政治文明中就完全沒有制衡的設計，中國原來的官僚體系裏面也有，但那是另外壹個概念，體現了不同的意圖。我們的禦史監察制度也曾經經過了上千年的發展。但是的確有個問題，就是從根本上說，禦史制度是皇帝監督臣子的工具，對皇權本身的制約很有限。當年荀子作《臣道》，力倡“功臣”、 “聖臣”，講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才真正是國家之幸，所以有“從道不從君”之說，但能做到這壹點的士大夫能有幾人呢？中國歷史上向來缺乏限制君權的制度設計，單靠道德訴諸（所謂內聖外王）是沒有用的。所以中國官場歷史上還是奴才居多， “聖臣”寥寥。我們缺乏戈登所說的政治建構中的“對抗性”設計，這是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很大的差異。

　　到了現代的憲政制度或民主制度，它包含了兩個東西：公共權力的制衡概念和選舉所體現的大眾民主概念。制衡概念和大眾民主概念之間有聯系，但不是壹回事。制衡的概念要更早，就像戈登的書已經闡述的那樣；而西方國家的大眾民主變成比較成熟的民主體制當中的壹部分，也不過就是最近 100 年左右的事情，包括普選和婦女獲得選舉權。有了大眾民主這個東西以後，公共權力的受托人是通過選民來選舉產生的，而且由於現代公共傳媒的發展，對權力的監督有了新的手段，這都使得今天的民主體制更系統，包含更多內容，包括了權力制衡、民主選舉、公共領域對權力的監督，所以它是壹個全方位的概念。這是我們理解今天的憲政民主框架之內的公共權力時，壹定要註意的壹點。最後還要強調壹點，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是由選民產生公共權力的受托人，大眾民主實際上預設了所有公民在身份上的平等。各國的憲法規定不壹樣，壹般來講是 18 歲以上成為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這個意義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這是現代民主政治從公民權利和公共權力這樣壹組概念當中引申出來的結論。

　　何謂“專政” ？

　　下面進入今天講的另壹個概念，所謂專政。什麽叫專政？大家從小就接觸這個詞， “無產階級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到現在我們的憲法第壹條還在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當然是個典型的意識形態表述，並不符合真正的憲政精神。那麽，在建設壹個憲政民主國家的過程中，在完成中國的民主轉型過程當中，我們怎麽來看專政？

　　從專政這個詞的起源來講，它的英文表示是 dictatorship，有人對這個詞進行過考證，這個詞來源於古羅馬。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當時有執政官，假如發生了非常的事情，有外敵入侵或內亂發生，需要采取緊急狀態，羅馬的執政官就被賦予壹種臨時性的權力，他可以打破平時的那套規定，來獨立行使他的特殊權力。這樣壹個臨時性、過渡性的狀態就被稱為專政。

　　在這種時期，執政官可以根據需要來行使他的權力，不受平時的約法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專政也有獨裁的意思。近代文明史當中，專政被賦予壹種比較明確的社會含義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或者說，專政的第壹個近代表現形式是法國大革命。關於 1789 年發生的法國革命，教科書裏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大家都承認它是強調人權、自由、平等、博愛，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推翻法國的封建專制政體，了不起。這些說法都沒錯，法國革命的確具有這樣的歷史性的意義。但是，法國革命還具有另壹方面的含義，壹般人對這不是太了解的，除非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那就是，法國革命還有其浪漫、激進的壹面，正是這壹面和 20 世紀的極權主義有某種歷史聯系。

　　這個話題需要展開說壹說，因為它和後面要討論的內容有直接關系。

　　剛才講了，法國革命兩個方面的東西都有。壹個方面，它強調天賦人權，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強調社會契約，這都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觀點。不管是 17 世紀英國的哲學家霍布斯、洛克，還是 18 世紀法國很多啟蒙思想家，這樣壹種自由主義概念意義上的關於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根據契約來建立社會等等，是共同的，是英、法文明裏都有的東西。法國革命從它的思想起源來講，跟這個傳統是有直接關系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另外壹個方面， 18世紀的法國啟蒙哲學家、啟蒙思想家，他們的思想中除了自由主義因素以外，還有另外壹些東西，這些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極權主義的思想元素。比較典型的、今天人們經常討論的，就是盧梭。

　　盧梭是法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他對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影響很大，特別是思想層面的影響非常大。盧梭這個人很有意思，幾種不同的氣質融於壹身。盧梭從小個人成長的經歷並不幸福，人比較傷感，心靈比較脆弱；但這個人自我期許頗高，精神中有浪漫的壹面；同時又很理性，對社會問題的見解深刻而犀利，這幾個方面的東西在他身上是很奇妙地融合在壹起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都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學史上的著作。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鼓吹壹種“公共的大我”，他說， “要尋找出壹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並且由於這壹結合而使得每壹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其本人，並且仍然像以往壹樣地自由。 ”

　　總之，這個社會應該是壹種體現公意的社會，也就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意誌的社會。要建立這樣的壹個社會，是盧梭的政治理想。問題是這樣壹個全體人民意誌完全壹致的公意的社會如何成為可能？日內瓦式的小國寡民似乎有點兒像，那是盧梭童年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全部浪漫主義烏托邦想像的原點。但法國不是瑞士，不是日內瓦，大多了，再說還有比法國更大的國家，壹個“全體人民意誌完全壹致”的社會如何可能？盧梭又把這個“公意”的社會稱為“主權者”，但如何保證“主權者”不發生異化？這個問題盧梭並沒有解決，且越到後來越成為問題。

　　當然，不僅僅是盧梭，如果我們把盧梭同時代的或比他還早壹點的 18 世紀那些法國的啟蒙學者做個比較，妳會發現有些東西他們是共同的。比如說 18 世紀還有壹個啟蒙學者，叫霍爾巴赫，這也是很有影響的壹位思想家，比較中庸，不像盧梭那樣走極端。但霍爾巴赫在政治結構上反對英國式的黨派政治，認為黨派政治對人是壹種汙染、腐蝕，互相之間爭來奪去，這是不健康的。當時壹些法國人很高傲，看不起英國人，覺得英國搞的這套東西不是壹個人類社會應有的狀態。所謂反對黨派政治，今天講就是反對政黨政治，反對政黨政治中包含的利益沖突，這和盧梭強調的主權者是“不可分割”的異曲同工。而今天，至少在自由主義陣營裏，大家早就不這麽看問題了。黨派政治也好，政黨政治也好，在現代的民主體制裏面是壹個不能缺少的東西。現在所有民主制的國家都在實行政黨政治和多黨和平競爭，但是在 200 年前，當時那些最優秀的法國大腦在這個問題上認識的並不清楚，甚至認為這是壹個社會不健康的表現。

　　我們歷數壹下 18 世紀法國的啟蒙哲學家，包括像伏爾泰、霍爾巴赫、狄德羅等等，當年那批非常有影響的法國的智者，妳會發現有些東西他們是共同的。比如說 18 世紀的法國人很多是相信唯物主義的，這也是後來馬克思、恩格斯對 18 世紀的法國哲學表示贊賞的壹個重要原因。當時的不少法國啟蒙學者批評教會、批判天主教，主張唯物主義，但是他們同時又講究救世主義，這個救世主義是個世俗意義上的救世主義，不是宗教救世主義，相信理性，相信科學萬能，相信科學能夠解決壹切問題，而科學是誰創造的呢？科學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所以相信理性、相信科學就是相信人類自己。這壹套推論在我看來並不錯。錯誤發生在接下來的推論裏：既然相信人類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那麽自然推出壹個結論，社會的進步是可以預期的，是可以設計的; 既然社會是可以設計的，又可以推出壹個結論，就是“立法者”在這裏面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在這個作用下，人類可以達到道德上、社會建構意義上的完美狀態。這都是從邏輯上連貫下來的，但是請大家註意， 這些概念裏面實際上包含了後來在 20 世紀變得極其嚴重的極權主義的某些元素。 這也是為什麽人們今天要比較法國革命和稍早於它的英國革命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為什麽今天人們要回過頭來反思這個過程，因為這個比較的確可以引出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大家知道，英國革命基本上是個自然發生、自然演變的過程，從 1640 年克倫威爾革命壹直到 1688 年的光榮革命，雖然這個過程裏面也經歷很多曲折，但總體來講人為設定的色彩相對來講比較淡薄。如果從大憲章運動算起，那麽英國幾百年社會、政制演變的自然色彩就更加明顯，是壹個在傳統基礎上不斷改良的過程。而法國正好相反，法國革命更多地被認為帶有壹種理性的提前設定的色彩，革命的目標是要追求壹個嶄新的完美社會。 18 世紀的啟蒙邏輯已經包含這個東西。盧梭雖然在許多方面和伏爾泰之類的啟蒙學者有矛盾，但在完美社會的鼓吹方面更加賣力，進壹步把它系統化、浪漫化了。盧梭強調，壹個完美社會的核心是道德至上、人民主權，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權。革命就是要建立這樣壹個完美的社會，這是法國革命非常重要的東西。這套理論在法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也就是雅各賓專政階段得到了突出的、典型的表現。那個時代的著名革命者，特別是羅伯斯庇爾，後來上了斷頭臺的那位，就把追求完美的、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權當作壹個奮鬥的目標，而且認為很快就可以實現。

　　與這樣壹些東西相聯系的還有壹些概念，在法國革命的進程當中推出來的。比如說革命是不能妥協的。革命實際上是壹部分人對另外壹部分人的暴力。對雅各賓派來講，代表著法國未來的那些中下層的市民、無產者和原來的特權利益者、特權階層之間的矛盾，是法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些教士、特權階層是道德墮落的代表，是歷史的沈渣，法國革命就是要革這些人的命。從革命不可妥協裏又引出壹個東西來，就是被推翻的這些特權階層、敵人時刻想著復辟，為了粉碎他們的復辟陰謀，就要對他們實行專政。雅各賓派認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沖突是不能調和的，必然是壹部分人徹底摧毀另壹部分人。法國革命在最激進的階段形成了壹種人民和敵人的兩分法，這兩部分之間是不能調和的。為了實現人民主權，為了實現不可分割的“公意”，必須通過暴力的手段把敵人專政掉。 1793 年前後那段時間，雅各賓派當政的那段時間，這樣壹種專政、壹種鐵血政治發展到了很極端的程度，斷頭臺每天都有成批的人頭落下。直到後來羅伯斯庇爾自己也上了斷頭臺，才算告壹段落。

　　除了革命不可妥協、人群分成兩類、其中壹部分人對另外壹部分人實行專政的概念以外，法國革命還深受盧梭所謂“立法者”概念的影響，這個概念有點兒類似後來韋伯“奇裏斯瑪”

　　或曰超凡領袖的那種東西。盧梭自己就對超凡領袖情有獨鐘，甚至自命為這樣的人物。在《社會契約論》中，專有壹章談“立法者”， “立法者在壹切方面都是國家中的壹個非凡人物”， “唯有立法者的偉大的靈魂，才是足以證明自己使命的真正奇跡”，他可以引導蕓蕓眾生走向光明。這個問題又和“專政”有關。剛才我們談到，專政在古羅馬人的理解中具有暫時性、臨時性的含義。這樣壹個含義在法國革命的某些代表人物那裏也有。繼雅各賓派之後，法國革命舞臺上又出現了巴貝夫這樣的密謀家，他同時也是階級鬥爭理論的倡導者和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巴貝夫就認為，革命成功以後，人民不會馬上成熟到在國家事務中行使自己的權力，所以需要壹個短暫的過渡期，這個過渡期需要偉大的人物引領，需要“專政”和“單壹意誌”。另壹位巴貝夫時期的思想家邦納羅蒂說得更明確、更直接： “如果考慮到真正的主權問題，如果要實現這樣的主權，與其去爭取全民投票的勝利，倒不如盡量從權力至上的理念出發，不擇手段，把國家的權力交給賢明有力的革命家更為重要。 ”總之，專政就是要由壹批或幾個有眼光的、有能力的、有才華的並且受到人民擁戴的人來行使權力。經過這個過渡階段以後才能走到盧梭所設想的公意的完美的世界。說到這兒大家就該清楚了。為什麽說法國革命所包含的這樣壹種政治邏輯為後來的 20 世紀極權主義埋下了種子？因為專政在這裏就等於獨裁，以革命名義實施的獨裁。盧梭的“立法者”既然仍然要由具體的某個人或某個集團擔當，這裏所說的“單壹意誌”就很容易演化為壹種權力的異化。 20 世紀極權主義發展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麽？

　　這是關於法國革命的另壹層讀解，為什麽說它是專政的第壹個近代史實，盡管時間很短，但是它很典型，從理論形態和實際形態來看都很典型。

　　這塊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我給大家推薦壹本書，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這本書叫做《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作者是壹個以色列人，叫塔爾蒙。這本書對法國革命所蘊含的極權主義思想元素和它在整個演變過程當中暴露出的社會結構和組織結構上的特征做了相當深入的討論。我剛才提到的邦納羅蒂的觀點，就引自這本書。塔爾蒙的書寫於上世紀 40 年代，大體上和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同壹時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我看這本書的時候，開頭覺得譯文不是很好，但是看到譯者的“譯後記”有這樣壹段記載： “因為失業日久，可以說是在貧病交迫，心力俱瘁的狀態和孤寂的心境中，勉力最後完成這譯稿的。 ”看了這以後，我上網查了壹下這位仁兄，對譯者不禁肅然起敬了。人家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把這本書翻譯了出來，雖然在文字上面、翻譯上面還可以做壹些改進，但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從這個角度研究法國革命的書，翻譯過來的並不多，譯者為此做出壹大貢獻。咱們國內，據我所知，朱學勤的博士論文也和這個問題有關，論文題目是《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10 多年前已經作為專著出版，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讀。

　　從盧梭到馬克思

　　談完法國革命，現在我們要說說馬克思了。先考考大家：馬克思是怎麽定義“國家”的？

　　對。馬克思把國家理解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麽，馬克思的這套政治學見解從哪裏來的？

　　來自《資本論》？不對。《資本論》更多的是談經濟邏輯，不是談政治學。看來，妳們的馬列主義公共課學得不過關。公共課不是講，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 “三個組成部分”嗎，“三個來源”指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三個組成部分”

　　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欽點後的標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從實際歷史脈絡看，這個解釋倒也還差不多。

　　馬克思的經濟學比較好講，畢竟有三大卷《資本論》那兒擺著；雖然人們對馬克思的經濟學有很多批評，我個人就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最“科學”的部分，乃是他從斯密、李嘉圖那裏繼承的東西，比如勞動價值論，而馬克思經濟理論中最不科學、最成問題的部分，恰恰是他自己獨創的東西，即所謂“剩余價值理論”。但是不管怎樣，馬克思在經濟學方面確實下了很大功夫，《資本論》確實是壹個自成系統的體系。所謂“自成系統”的意思是，假如妳從它的前提出發，或者妳預設它的前提是成立的，那麽，妳按照它的邏輯往下走，就會走到它的結論那裏去。也就是說，它的邏輯系統是自洽的。如果妳想反駁馬克思的經濟學，就必須從它的前提那裏開始反駁，而不能只從它的論證環節的某壹點切入去反駁。

　　至於馬克思的政治學，包括國家問題，權力問題，等等，在邏輯的完整性、絲絲入扣方面，就遠不如他的經濟學了。馬克思的政治學見解，受到法國和德國壹些思想家的影響，特別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對當時的國家建構、國家組織、國家機器，馬克思是持否定態度的，而且是徹底否定。這還真不像經濟學，馬克思至少還承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比封建生產關系有進步，這個進步體現了歷史的辯證法。在政治學領域，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激進的批判和否定。不僅青年馬克思如此，老年馬克思也如此。 1875年，馬克思已經快 60 歲了，那壹年他寫了壹篇很重要的文章《哥達綱領批判》，其中就談到“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乃是“最後的國家形式”，在那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將進行“最後的決戰”。大家還可以看看稍早些的馬克思的另壹部著作《法蘭西內戰》，其中使用的語言是“要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請註意是“打碎”）！我的書裏分析了這壹點，大家請看《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的第 22 節“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烏托邦”，其中有壹小節談“對?國家?的誤讀：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有壹小節談“對巴黎公社的誤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講：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馬克思還有個說法，就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 ”這就是馬克思對所謂“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看法。但是我請問大家：這裏所說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包括哪些內容呢？是不是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公共權力這套東西？是的！這套東西無非是指議會，也就是立法機構；政府，也就是行政機構；司法，包括各種法院系統，合起來就是“三權分立”所指稱的那些東西。

　　此外還有國家強力機構，比如警察和監獄系統。但所有這些在 1871 年的馬克思看來都屬於應該“徹底砸碎”之列！

　　總之，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是這樣的壹個評價，認為巴黎公社代表的是無產階級開始掌握國家政權，它的特點就是徹底砸碎資產階級那壹套國家機器。按照制度現代化範疇之內的公共權力的概念來看，馬克思那套理論完全不是從這個角度分析問題的。他只把權力理解成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工具。巴黎公社所要建立的是工人階級的政權。所謂工人階級政權就是工人階級代表壹部分人，剝削階級代表另外壹部分人，是這部分人對另外壹部分人的專政。這套東西從哪裏來的呢？這種兩分法為什麽如此似曾相識呢？如果大家理解了剛才說的法國大革命當中的那些概念，理解了盧梭、羅伯斯庇爾、巴貝夫和邦納羅蒂，理解了法國革命中的激進主義者，以及他們在建構法國革命新政權過程中所采取的做法，就不難看到其實馬克思政治見解中的很多東西的確和法國革命有某種歷史上的聯系。時間並不長嘛，法國革命是 1789 年發生的， 1793 年是雅各賓專政最熱鬧的時候， 雖然它的時間很短，接著就復辟、政變了。但是法國的歷史很有趣，並不是說政變以後事情就完了，法國的政治現代化經歷了壹個非常曲折、也是波瀾壯闊的過程。 1848 年，法國還爆發過壹次革命。到了 1875 年，法國才最終建立了壹個比較穩定的立憲政府，也就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巴黎公社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壹件事情。同樣重要的是，在 19 世紀上半葉，法國的土地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潮，這是法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個社會主義思潮和剛才我介紹的盧梭、巴貝夫之類要建立的完美社會，是壹脈相承的。傅立葉也好，聖西門也好，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從 18 世紀末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烏托邦主義到 19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再到 19 世紀 50~60 年代的工人運動（馬克思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建立他的理論的），再到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這些事件之間的歷史連續性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妳理解了整個的歷史發展過程，妳就會明白馬克思的這些政治學上的主張，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從法國人那裏接收過來的，或至少是受到了法國人的影響。

　　當然，如果說馬克思和法國人相比有什麽不同，那就是他的確比他們更深刻。馬克思主義不是還有個德國古典哲學的來源嗎？這個東西確實非同小可。 德國人是天生的思辨家，哲學特別發達。特別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影響極大，包括馬克思本人也深受影響。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有個最終的目標，這個目標在黑格爾叫做絕對精神，在馬克思就叫共產主義。絕對精神是個逐漸展開的過程，但目標原來就有。整個人類歷史就是向著這個目標邁進，向它不斷地接近。用我們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講，這叫目的論。馬克思其實也是這個套路。共產主義是人類命定的目標，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人類歷史不過是人類的“史前史”。但歷史的演進不是直線的，而是曲線的，螺旋上升的，所以才有“異化”和異化的“揚棄”。三大卷《資本論》

　　所闡發的經濟學和“剩余價值理論”，不過是為了證明這個偉大真理、命定目標的堅實可靠。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就是這樣被捆綁進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神學體系。政治學呢？馬克思則是把德國古典哲學裏面特有的思辨性、歷史哲學中包含的某種深邃性，把它拿了過來，又把法國人特有的浪漫性和激進性融在壹起，就構成了馬克思政治學上的結論。但是這就註定了馬克思的政治學必然凸顯的最要命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他對國家建構，對未來社會的政治建構的烏托邦性。什麽叫烏托邦？烏托邦就是那種原則上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不管它寄托了多少人類美好的想像。 過去人們說法國人搞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是“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的那壹套才叫“科學社會主義”，因為馬克思發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的教科書多少年來都是這麽解釋的。但是今天大家會發現，這套解釋是不對的。在最根本的問題上，馬克思並沒有超越他的前人。用他的經濟學理論來論證共產主義實現的必然性，我們上壹講已經談過了，這本身就是烏托邦。現在他要用壹種所謂工人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被打碎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其實也是壹種烏托邦。

　　關鍵是理論前提和框架不對。框架錯了，壹切皆錯。馬克思沒有能夠正確的體認和理解制度現代化進程當中公共權力建構的歷史客觀性，沒有能對權力的人類學屬性和“階級”屬性做出更詳細的梳理。權力有沒有可能被特權階級濫用？當然有可能，每個時代都有這種可能，都發生過這種事；但這並沒有否認權力的公共屬性壹面仍然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主題，而且在馬克思生活的 19 世紀後半期正在取得巨大的進步。可惜馬克思對此並不理解。這位思想家更多的還是從他的理想人性出發、從自己的哲學前提出發、從為受苦受難的工人階級鍛造“批判的武器”出發，所以他對 19 世紀歐洲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法國的政治發展做了很多誤讀。

　　更可怕的是，這套東西後來被列寧、斯大林等推崇為顛撲不破的真理、最高的聖經，從而貽害整個 20 世紀。

　　我在研究當中對此深有感觸。馬克思過多地受制於他自己考慮問題的前設，所以在很多問題上，他甚至不如同時代的某些思想家的理解正確。 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有很深刻和獨到的地方，但是在政治學方面，我個人認為是他的理論裏面最薄弱的部分，最經不住歷史考驗的部分。 他的經濟學、哲學問題也很多，但是他的政治學是問題最大的。這是我的感嘆。如果給出壹個基本判斷的話，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馬克思的政治學理論最要命的就兩條：第壹條，激進；第二條，浪漫。激進就是徹底打碎，浪漫就是建設完美社會。根據上面對盧梭思想、法國革命和雅各賓專政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條實際上都有法國革命時代的影子。

　　但談論馬克思的時候，有壹點還要公正地講，就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專政看成是壹個常態，仍然把它看成是壹個過渡性的東西。這壹點是要承認的，是和法國革命壹樣的，也是和當年古羅馬共和國時期對專政的理解壹樣的。馬克思在 1852 年曾經給他的朋友約·魏德邁寫過壹封信，信中強調發現階級鬥爭並不是他自己的功勞。馬克思說：我的貢獻無非就這麽幾條。第壹條，我證明了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第二條，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第三條，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他說的很清楚。我們今天來看，他的理論的空想性質、烏托邦性質表達的很清楚，但是他把這個專政僅僅理解成過渡，表達的也很清楚。

　　有關馬克思就說這麽多吧，這幾條大家能夠把握了，理解後面的事情就方便了。後面的事情，無非是從激進主義角度、徹底砸碎角度、浪漫角度進壹步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把歐洲共產主義的幽靈變成了俄羅斯乃至中國的現實，也就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麽壹條線下來。當然，馬克思之後還有另外壹條線，就是晚年恩格斯開始思考、伯恩斯坦和第二國際壹些思想家發揚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認知思路，這套東西過去被批判成“修正主義”，現在卻越來越證明其正確。

　　列寧的“貢獻”

　　關於列寧，我的書裏做了比較多的討論。尤其是第 23 節“俄國革命與布爾什維克黨專制的形成”這壹節，對這個問題做了相當多的討論。列寧作為壹個政治領袖，也是壹個操作者、實踐家，他把馬克思的政治學理論變成了蘇維埃的實踐，特別是變成了布爾什維克建黨的實踐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在這個方面列寧確實是“貢獻”很大。列寧是個很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從激進革命的方面進壹步發展了馬克思的東西，把它用於俄國這樣壹個並不發達的國度。關於建立工人階級鐵的政黨，關於專政的問題，列寧不僅說了，而且做了。從 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到 1924 年列寧去世，他有好幾年的時間實際參與、領導了這樣壹個過程。

　　可以說蘇維埃制度裏那些最核心的東西都是在列寧時代創立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列寧把專政當成常設性的東西固定了下來。盡管理論上他並沒有說這個東西要永遠存在下去，因為布爾什維克在理論綱領上還是強調要建設共產主義，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個無階級社會，到那時候要消滅國家、階級，國家要退出歷史舞臺，專政到那時也就不再需要了，但這只是理論而已。從實際上看，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建構確實是把專政當成常設性的東西固定下來，包括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掌控，對武裝力量的絕對掌控，對新聞媒體的絕對掌控等等。對那些“異己分子”，蘇維埃政權壹點不手軟，堅決收監、流放或者槍斃， “契卡”和“專政”的神威大顯。我把這個體制稱為黨專制,這個東西是從蘇聯開始的。前不久南方某大學的壹位朋友在 e-mail 裏跟我討論，說我用“黨專制”這類的詞兒不大好，政治色彩、批判的色彩太濃了壹點，還是更多地從學理角度來講更好些。總之，他善意地提了壹些意見，是好意。但是，研究共產革命，研究中國的當代問題，學術和政治很難區分。我說黨專制，妳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性概念，因為它是對壹種事實的描述，當然裏面也包含了價值判斷，我不否認。在我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黨專制幾乎成了壹個專有名詞，用來描述當今中國的政治體制。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東西並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發明的，它來自俄國。

　　獨裁的邏輯，也是在列寧和斯大林那個時期就暴露出來了。其實，專政導致獨裁，或者專制本身就意味著獨裁，這壹點法國革命和雅各賓掌權時已經表現得很清楚。在列寧那兒，獨裁是通過“工人階級”，通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來實施的。布爾什維克黨要有他們的領袖來領導，通過這樣的邏輯，專政問題就轉換成了獨裁問題，而且也在事實上發展成了獨裁問題。列寧頭壹次在 20 世紀把這種東西付諸實踐，斯大林則把這個制度當中最惡劣的東西充分地發展，直到極端。關於斯大林的惡行，大家壹定知道不少，我的書裏也有詳細討論，這裏就不談了。

　　“專政” 與當代中國

　　下面說說我們自己，說說中國的當權者中國共產黨。大家知道， “四項基本原則”裏面有壹條，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也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今天受到了嚴肅批評，因為它的確是專制的同義詞，在“專政”的名義下，當權者犯過壹系列錯誤，甚至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但我們也應該承認，建設壹個新中國、實施人民民主專政，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壹個非常自覺的奮鬥目標。它被認為是“歷史的必然”， 是中國人民找到出路的歷史的選擇。過去有很多人是這樣相信的，很多的共產黨人自己也是這樣看的，否則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麽在那樣壹個年代，那麽多人可以拋頭顱，灑熱血，冒著生命危險去幹革命。當時人們真的以為十月革命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中國革命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壹部分。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的，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角度來看，它包含了太多的令人深思的東西。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以後建立的這樣壹個體制，它的種種不合理性和背後體現的邏輯關系，這裏不細講。《從五四到六四》第壹卷最後兩章有關於中共黨專制體制 28 個命題的總體性歸納，大家可以去讀。現在我們還是結合這壹講的主題，談談專政到公共權力的轉換，在現當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中意味著什麽。

　　各位已經知道，我們這套制度，這樣壹套政治上的制度建構和相應的意識形態，起源於歐洲以馬克思主義命名的激進傳統，中間經過蘇維埃十月革命作為壹個中間環節介紹到中國來，在中國產生這樣壹個結果。再往前追溯，法國革命作為歐洲近代史上的激進主義傳統，又對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產生過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法國革命對後來的中國革命也具有某種影響，盡管這個影響更多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當代西方的壹些中國學家對此做過研究，比如史華慈，壹位很有影響的美國學者，早在中國的文革剛發生不久，就寫了壹篇文章談毛的文革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某種精神相似性，史華慈甚至斷言毛是盧梭及雅各賓主義壹個“造詣很深的學生”（見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當然，從“德性統治”角度梳理毛和盧梭間的異同、梳理文革實踐與雅各賓實踐間的異同，是另壹個十分復雜的課題，我的《從五四到六四》的第四卷會專門處理這個問題。

　　就“專政”這個概念而言，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很長壹個時間裏，這個東西被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過去 60 年、特別是毛時代 30 年的時間裏，專政這個詞壹向被認為是個堂而皇之的概念，沒有人敢去質疑它。 在中國，真正開始質疑專政的概念對不對，作為民間社會層面的壹種反思，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年，才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文革當中覺悟比較早的壹些人當中，已經開始有人觸及這個問題，但是限於當時的認知條件和歷史條件，還不太可能像現在這樣非常透徹地把這個問題展開。文革時曾有壹篇流傳很廣的文章叫做《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署名“李壹哲”，是幾個年輕人寫的，對當時共產黨體制裏面的種種問題進行了反思，對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權力的監督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當時來講，寫出這樣的文章已經非常了不起了。顧準當然更了不起，在那樣壹個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居然能夠對政治結構問題做深入的中西比較和歷史性的反思，遠遠走在了時代的前頭。但這畢竟是鳳毛麟角，而且這些思想成果當時不可能面世，讓公眾知曉，成為社會的共同財富。

　　至於官方，則完全是另外壹個邏輯、套路。在中共建國後第壹代領導人，也就是毛澤東那壹代人來看，關於專政的概念、社會主義的概念、階級鬥爭的概念都是非常明確的。而且我特別要強調，它是壹個自洽的邏輯。為什麽說是自洽的？妳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國家政權既然是工人階級的政權、人民民主政權，那麽由共產黨領導，對壹小撮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就是理所當然的。所以專政的概念在這兒是非常明確的，黨的概念、國家權力的概念也是非常明確的， 它自身都是自成邏輯的，這就叫邏輯系統的自洽性。到了鄧小平，上世紀 80 年代，問題開始出現模糊了，雖然從理論上，還是維持原來毛的專政、黨、國家的概念，但是鄧開始有限度地承認市場經濟，這裏面已經產生與原邏輯無法自洽的矛盾萌芽，因為嚴格地說，與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權力概念應該是公共權力，而不是“專政”。到江澤民時代，提出“三個代表”，正式寫入黨章，它和專政概念的邏輯沖突就更明顯了。首先，這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如果說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是壹個階級對另外壹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那麽這是經典的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定義，它預設了這個社會裏面壹部分人和另外壹部分人處於敵對狀態。但中共十六大的黨章對共產黨的性質做了新的界定，中國共產黨不但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實際上變成了全民黨。這在邏輯上就有問題了。 敵對階級沒有了，還要專政幹什麽？

　　說到全民黨、全民國家，當年的赫魯曉夫用過這個提法，蘇聯共產黨要建成全民黨、全民國家。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就認為妳是胡扯，妳就是修正主義，怎麽能沒有階級呢？所以毛親自壓陣，組織班子寫《九評》，狠批赫魯曉夫。但毛做夢也想不到， 30 多年過後，中國共產黨自己也宣布要建設全民黨、全民國家了。有人講，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代表剝削階級，代表權貴利益，不再是毛主席時代的共產黨了，這是現在的毛派對“三個代表”和江澤民的批判。

　　其實，江提出“三個代表”自有他的考慮，他要給資本家入黨提供理論根據，這樣來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1999 年法輪功巨大的動員力已經讓老江吃驚不已， 2000 年百年老店國民黨在臺灣丟了政權更讓江澤民坐臥不寧。江的使命是守住這個攤子，只要有助於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怎麽實用、怎麽有效就怎麽幹。 “專政”概念是為了論證黨的統治的合法性，而且，為了壹勞永逸地統治下去， “專政”早就從臨時的變成了永久的；現在， “三個代表”乃至“科學發展觀”旗下的全民黨還是為了維護壹黨統治的繼續延續，哪怕這裏在邏輯上出了問題。

　　回歸公共權力：時代的主題

　　按照我們說的公共權力的概念，也就是制度現代化領域內權力結構的概念，公共權力有兩個最根本的特征：第壹，它是由公眾選舉產生、委托授權的權力；第二，它是壹個被監督的權力，壹種受到制衡的權力。既然我們認定權力都有異化的可能，都有被濫用、變質的可能，這種監督、制衡就是絕對必要的。那麽怎樣制衡呢？權力結構內部不同權力之間的制衡是壹個方面，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間要制衡，要有某種相互“對抗性”----前面已經講到，發展出這樣壹套制衡體系是西方文明的壹大功勞。另外壹種制衡則來自公眾，也就是授予權力的壹方。 公眾有權利通過壹種定期選舉的方式來決定誰才是他們更中意的公共權力受托人；任何受托人都沒有資格講這個位置應該由我永遠占據，因為我能不能“代表”人民不能由我自己說了算。總之，這是壹種更重要的監督，定期地、自下而上地由選民來決定誰來當政，誰來作這個受托人。

　　由選民來決定誰是公共權力受托人的過程意味著權力執掌者是可替換的。權力受托人的這種可替換性應該是對權力監督的最有效的形式。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可替換的權力才是壹種保持健康狀態的權力，這應該是現代憲政民主體制裏面公共權力建構的壹個核心性問題。 正是從這裏面，引申出反對黨存在的合法性。反對黨存在就意味著公共權力的受托人可以通過壹種有序的和平競爭的方式來實現更替。而這正是對權力監督最好的方式。當然，這也正好是我們的現行體制不承認的東西。假如妳承認中國是全民國家，不再秉承過去的專政概念，那麽在邏輯上就應該推出來，作為公共權力，妳代表的不是某壹個階級了，不是某壹個階級對另外壹方實行專政了。妳既然宣稱是代表全民的，按這樣的邏輯，妳就該遵循公共權力的民主憲政通則，也就是承認，權力必須可監督、可替換，除此以外，別無它途！

　　這樣說來，中國憲政改革的政治哲學上的根據就找到了。我們為什麽要進行憲政改革？

　　除了這個制度在過去 60 年的時間裏產生了大量問題，制造了很多災難，在實踐上已經證明確實行不通以外，在理論層面，為什麽要進行憲政改革，要用公共權力的概念來取代專政的概念，剛才的推導也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公共權力的概念前提是公民權利的概念。嚴格的說，這兩個概念是同時存在的，公民權利是因，公共權力是果，公共權力為公民服務，也必須受公民監督。因此， 公共權力必須是壹種可替換的權力。 它不再是過去專政意義上的權力。

　　我們要完成的恰好就是這樣的壹個轉化。這也是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憲政改革在政治哲學上的根據所在。

　　從專政回到公共權力，這個事情是早晚要做、壹定要做的，至於說怎麽去做，那是另外壹個層面的事，需要單獨討論；我們至少希望通過討論，把這個話題從理論層面搞得更清楚壹點。

　　本講小結

　　這壹講談專政和公共權力，我們從法國革命開始，回顧了 200 年以來人類近代政治文明的發展過程。我們指出，法國革命既包含自由主義的要素，也包含極權主義的要素，法國革命中激進、浪漫的那壹面在 19 世紀影響了空想社會主義，也成為馬克思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的酵母。更加不幸的是，這個傳統到了 20 世紀演變成了蘇維埃類型的共產專制制度。這種制度被移植到中國後，迄今已經存在、延續了 60 年。歷史壹再證明， “專政”建立不了民主社會，只能產生獨裁。這種獨裁曾經給、而且至今仍在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痛苦，乃至災難。

　　回歸公共權力---那種可制約、可替換的公共權力---才是中國的出路所在。這是我們對歷史深切反思後得出的結論。鑒於這樣的結論，中國今天的憲政改革是個歷史的必然，非要走這步不可，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選擇。不管我們今天的執政黨是不是承認，早晚是要承認的。如果它能夠主動地承認，上下結合，共同努力，這個轉型能更理性壹些；如果它不是主動地承認，頑固到底，最後就可能出現壹些大家都不願看到的情況，官逼民反，社會出現大的動蕩。但是不管怎樣，不管轉型的途徑可能是怎樣的，歷史最後還是要正本清源，還是要回到這兒來的，對此我深信不疑。

　　回顧二十年前的“異化”論爭： 思想解放與認知局限改革開放 30 年，有不少人發表文章紀念這個日子。這個日子的確值得紀念，畢竟 1978 年開始的這 30 年改革，是我們國家擺脫過去的極權主義制度、逐步走向開放、開始了這樣壹個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 30 年過來到現在，有很多需要回味、總結的地方。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80 年代初有關怎麽看待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怎麽樣看待“異化”的話題，這是曾經討論得非常熱鬧的話題，這個話題和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都有關系，所以今天我們首先把有關這個問題的歷史簡單做壹個回顧。 這個題目也和我們讀書班正在討論的東西，也就是總結過去 100 年的歷史，推進中國的轉型和憲政改革，有著很密切的關系。我們梳理當年的歷史，對於更好地理解、把握現在正在做的事情，特別是推進憲政改革這件事肯定是有幫助的。

　　今天我們的話題圍繞著這個主題來聊。大概兩個部分。前壹個部分咱們把 80 年代的情況做壹個簡單的回顧，歲數大壹些的都知道那個過程，年輕壹點兒的不壹定完全了解。下半部分我想現身說法，把我自己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異化問題，關於人的本性問題的思考過程，直到後來寫《從五四到六四》，為制度現代化尋求哲學人類學的根據和基礎，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反省中國現代專制主義，這個個人思想發展的心路歷程向大家做個匯報，也許能給大家思考相關問題提供壹點參考。

　　80 年代的人道主義熱

　　上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學界、理論界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其實是建立在壹個基本的歷史語境的前提下，這個語境就是文革結束時間不長，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認知層面、思想層面很多東西還處在剛剛開始解凍的時期，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都在思考很多的問題，包括文革為什麽會發生？為什麽會出現很多不正常的現象？對毛的個人崇拜如何解釋？文革中的相互批鬥、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瘋狂又如何解釋？等等。在文革結束以後的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很多人都在思考這些問題，當時整個中國的思想狀況處在很活躍的狀態。八零後的這壹代年輕人是不好想象這些東西的。文革爆發那年，我 11 歲，正上小學四年級，本來很喜歡看的《洪湖赤衛隊》、《冰山上的來客》等電影突然不讓放映了。接著就是“停課鬧革命”，學校都在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到處都在大唱革命歌曲，唱“樣板戲”。這種東西壹折騰就是 10 年。象“毛主席語錄歌”壹類，節奏簡單、響亮高亢、又生硬做作，完全不是藝術，文革結束以後突然聽到“洪湖水浪打浪”、 “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就覺得特別的親切，盡管今天看“洪湖水浪打浪”也是典型的黨文化歌曲，但畢竟曲調優美，很生活化，甚至人性化，這是 60 年代前半期黨文化藝術表達很不同於文革的地方。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中國思想界、文學藝術界非常活躍的時期，人們開始從各個角度反思歷史，為什麽會發生文革這樣的事情。當時比較明顯的，也是最讓普通人能夠感覺到的就是文學、藝術領域。 那時有個說法叫“傷痕文學”，很多以中篇、短篇小說形式出現，《十月》、《當代》等刊物刊載了大量這樣的小說，主題基本都是恢復人的正常的情感，恢復人和人之間正常的關系，反思過去那段不正常的歷史，從裏面試圖挖掘出壹些關於人性、人生、歷史、哲學、宗教問題的意義。當時有篇中篇小說叫《晚霞消失的時候》，給我的印象很深，描寫的是國共上壹代人和他們的後人的矛盾糾葛，最後上升到宗教信仰層面，讓人思考很多。

　　在 1983 年反對精神汙染的時候，這部小說遭到批判。最著名的傷痕文學，像《苦戀》、《人啊人》，大家都知道的，基本都是這個主題，反思歷史，反思文革。《苦戀》拍成電影了，叫《太陽與人》，那個片子拍的不錯，音樂也很好，是中國音樂學院的施萬春教授譜的曲，可惜拷貝搞出來以後不讓放。還有電影《小街》，張瑜和郭凱敏主演，這兩位被稱為中國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他們拍的《廬山戀》被認為是當時拍的最好的電影，風景美，人也美，到現在廬山風景區電影院還在放那部片子，據說是進入《吉尼斯大全》了，同壹部電影在同壹個地方放映最多，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記錄。其實，《廬山戀》只是壹部風光片，更有思想深度、更耐看的是《小街》，它從壹個被欺辱的女孩子的獨特的角度來反思那段歷史，對人格的不尊重，對人的命運的戲弄，等等。所有這些作品反映了壹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對文革及文革何以可能、何以猖獗十年之久進行反思，當時的社會也提供了這樣壹個氛圍，這是從文學、 藝術的層面看。

　　學術、思想層面的反映也很明顯，那就是提出了關於人道主義如何理解的問題。當時有個很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王若水，《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他比較早地提出了壹個問題，那就是人道主義的命題是不是應當構成馬克思主義的壹部分？是不是應該重新理解？

　　這個問題壹下子就把在文學層面、藝術層面、日常生活層面人們反思的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了。過去的文革、大饑荒、 1957 年的反右等等，中國人遭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難。我們怎麽樣從理論上去分析它？王若水把它歸結為就是不尊重人，不重視人的價值，不重視個體的尊嚴。王若水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當中本來是有這壹塊的，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壹種人道主義，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當中包含了人道主義的內容，這是王若水提出的壹個很重要的命題。

　　大家知道，當時中國人講的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從蘇聯那兒搬過來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聯共（布）黨史教程》定的調。這套“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歷史的產物，喜歡引用馬克思在《費爾巴哈提綱》裏的壹句話， “人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人道主義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因為它抽象地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的歷史屬性抽象掉了，似乎人就是講平等講博愛講自由， 虛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已。所以人道主義在過去是被批判的，中國從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到文革，壹直在批判這個東西，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大家知道了這個背景，就可以理解 80 年代初像王若水這樣的壹些學者說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當中的壹個組成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當時確實需要壹定的理論勇氣。這是對共產黨教條的挑戰。我們客觀地歷史地看，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關於異化和異化理論

　　王若水使用的理論武器、憑借的理論根據是什麽呢？就是當時被廣為傳播的馬克思的壹本書，《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是馬克思的壹部早年著作，裏面討論了大量的經濟學問題，但是從哲學角度來談的，由於這本書是在馬克思流亡巴黎期間寫成的，所以又叫《巴黎手稿》。這本書在當時的影響大的不得了，我手上至今還有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的這本書的單行本，復旦大學出版社也出版過西方學者論這部手稿的文集。如果從歷史上來看的話，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以前，絕大部分研究者還不知道有這個手稿的存在，它是在 1932 年由蘇聯人最先整理出版的， 中文版在 1956 年翻譯的，但是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馬克思在他的這部早年作品中談了他所理解的人道主義、人的本性、勞動的異化、共產主義等許多問題，蘇聯人解釋說這是馬克思早年的作品，不成熟的作品，那時候馬克思只是個革命民主主義者，還不是壹個共產主義者，他的思想還沒有定型，這是當時蘇聯人對這本書的解釋，後來的中國人基本也是這麽個解釋，當時很少有人看這本書。這本書寫的的確很晦澀，用的都是黑格爾式的哲學語言，讀起來不好懂。再加上蘇聯人定論說這是青年馬克思的東西，不成熟，不是真正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還費那個功夫幹啥？但是到了 80 年代初情況變了，人們突然發現馬克思這本書裏講的壹些東西有道理，不能把早年馬克思的東西籠統說成是不成熟的，晚年馬克思的東西才是科學的，這麽講不見得對。

　　啟發中國人思考的不僅僅是中國文革的歷史背景，國際學術界關於“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 “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和“科學主義的馬克思”等等問題的討論也深深影響了中國人。 其實，早在 40 年代，西方學者知道手稿的存在後，就開始進行研究， 50~70 年代形成高潮。特別是壹些左翼理論家，比如弗洛姆、馬爾庫塞這樣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或者阿爾杜塞這樣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對手稿進行了解讀。他們的解讀又影響了東歐的理論界。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大量西方和東歐學者研究手稿、研究異化問題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陸續擺上書店。我當時正在讀大學，記得很清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壹些人，比如南斯拉夫有個著名的實踐派，他們討論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意義，討論手稿所闡發的思想對現實的價值，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人看來都是非常解放的思想。南斯拉夫還有壹些領導人，思想也很開放，比如說卡德爾，他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異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會不會存在？國有制條件下為什麽會產生人民的公仆反過來變成人民的主人這樣的現象？卡德爾專門寫了本書《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矛盾》來回答這個問題，讀後大開眼界。波蘭有個哲學家叫沙夫， 寫了壹大堆東西，關於人學，人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當中的位置，等等，影響也很大。經濟學方面就更多了，比如波蘭的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弗·布魯斯，捷克的改革經濟學家奧塔·希克等等，這批人沒有對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根本懷疑，但都在狠批斯大林模式。

　　這些人的作品啟迪了 80 年代初的壹代中國大學生，很多人在課堂上學的還是蘇聯那套，但是下來讀的書都是這些，思想的啟蒙是從這兒開始的。重要的是，無論西方左翼思想家還是東歐改革理論家，他們的基本思路都是從早年馬克思那兒尋找根據，說馬克思主義裏面包含了人道主義，包含了對人的關懷、尊重，而斯大林主義對人是不尊重的，個人是淹沒

　　在集體當中的，它導致了壹系列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總之，這樣的壹批書對 80 年代的中國青年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若水當然不是青年人了，還有比王若水資格更老的理論家比如周揚，後者早在文革前就已經讀過馬克思的手稿，並且在某些場合談過異化問題，寫過相關文章。當然，那時的周揚還很左。據說毛澤東對周揚說的異化就很感興趣。我看《十二個春秋》裏面，鄧力群回憶，有壹次鄧小平跟鄧力群講，周揚同誌談異化問題的文章， 1964 年毛主席就曾表示過贊成，毛主席當時滿腦子都是蘇聯變修，覺得我們自己也在變修，也在出現走資派，是不是周揚講的異化誤導的毛主席啊？（妳們聽來是不是覺得可笑？）關於異化的基本概念，我們在上壹講已經談起過。異化無非是指壹個東西在自身的演變中變成對自己否定的壹種力量。馬克思在《巴黎手稿》裏面主要講勞動異化，勞動本來是表征人的生命自由的活動，但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勞動的產品反過來變成壓迫勞動者的壹種手段，所以勞動就異化了。這的確是馬克思在《巴黎手稿》裏講的。王若水是個專業哲學家，比較早的接觸過這些東西，後來經過文革這段大的歷史動蕩以後，他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更成熟了。王若水用異化這個概念來批評、分析很多中國的現象。比如，文革中盛行個人迷信、領袖崇拜。王若水指出個人迷信把人民群眾和領袖的關系顛倒了:不是壹切為了人民，而是壹切為了領袖；不是領袖不能脫離人民，而是人民不能脫離領袖；不是壹切服從人民，而是壹切服從領袖。人們把領袖神化，到頭來領袖成為壹種不能控制的力量，反過來使人民受苦。

　　這不是異化是什麽呢？王甚至講，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麽"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本來是受壓迫的黨，變成了執政的黨，黨的地位起了變化，就可能有脫離群眾、脫離人民的危險，可能異化。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後來脫離人民，變成貴族老爺，就不是工人階級了，成了與工人階級對立的異己勢力。 “這好比母親辛辛苦苦生了個兒子，指望他長大後養老，結果成了逆子。 ”這話自然就非常厲害了，說到根子上了。

　　總之，中國存在政治上的異化、經濟上的異化、精神上的異化，精神上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中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早請示晚匯報，共產黨怎麽搞這套東西呢？不是異化是什麽？現在說起來很荒唐，當時還是蠻虔誠的。政治上的異化主要是權力異化，就是人民的公仆變成了人民的主人。還有經濟上的異化，王若水提到經濟上好大喜功，蠻幹，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大力，最後得不償失，造成了很大的浪費。他認為這是壹種經濟上的異化。當時還沒有權貴資本，這個東西還沒有真正發展起來。王若水若今天還在世，肯定會講權貴資本就是最大的異化。

　　王若水對這些社會現象的分析、解剖，在當時來講是難能可貴的，很了不起的。把各種疑難問題上升到思想層面、哲學層面來進行討論，是王若水那壹代學者的功勞。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東西當時並不是暢通無阻的，實際上，王若水的上述觀點以及和他類似的學者的觀點很快受到批判，最典型的就是 1983 年的“清汙運動”，即對所謂“精神汙染”的批判。

　　1983 年的“清汙運動”

　　這件事還得從 1983 年 3 月份中共中央開的壹個會，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周年，會上周揚做的主旨報告談起。周揚，剛才已經提到，這是位老資格的共產黨的宣傳部門的領導人，過去曾經很左，也整過不少人。但是這位老先生不簡單，文革後痛定思痛，思想、認知發生了轉變，他反思自己過去的做法，並且能夠上升到理論層面。周揚在這個 10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是他晚年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周揚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我們歷史上的很多做法也是有問題的，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周年，重要的是應該反思過去歷史上出現的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到底是什麽關系？應該梳理。

　　事實上，周揚的很多觀點和王若水是壹致的，在起草這篇報告的過程當中，王若水也曾經參與過意見。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找壹本書讀讀，顧驤寫的《晚年周揚》，其中談到顧驤、王元化、王若水，這幾位都是參與起草周揚這篇講話的成員，整個起草過程是按照周揚的基本思路，稿子出來以後也是以周揚的名義來做的講話，所以這篇東西代表了周揚晚年的主要思考。

　　可以說，這篇報告的主旨旗幟鮮明，就是要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重新探討人道主義這個話題，要宣揚人的價值，檢討現實生活中的異化現象。用顧驤的話說，周揚是力圖用異化理論為中國的改革作論證的。

　　這篇講話後來捅了大婁子，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大家知道，早在 70 年代末民主墻和理論務虛會時期，鄧小平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可以在經濟方面作些改革，也“允許探索”，但在意識形態方面，在事關共產黨領導地位這類事情上，鄧是絕不含糊的。什麽叫異化？鄧不見得懂。但把異化這個詞用來批評現體制，鄧馬上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1983 年 10 月，鄧小平在中共 12 屆二中全會發表了壹個主旨講話，鄧力群等人幫他起草的，但觀點就是鄧本人的觀點，這個講話正式提出要“反對精神汙染”。鄧講，精神汙染的實質就是散布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就是散布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鄧還在私下的壹次談話中，說講異化就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別看這個詞是馬克思講的，馬克思從沒有把它用於社會主義，周揚搬出這個概念，幫不了他什麽忙。這個批評當然很嚴厲了，沒辦法，周揚只得作檢討。周揚在 12 屆二中全會分組討論會上作了壹個檢查。據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記載，周作自我批評後，鄧力群曾講，周揚同誌既然作了這個檢查，就算了吧，老同誌了，有這個態度就不錯了，這個事情就算過去了。但是鄧力群沒想到小平同誌認為這樣的檢查不行：他發了壹兩萬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怎麽能最後簡單說這麽兩句就拉倒了？還得讓他有個更深刻的檢討！而且要在報紙上公開！鄧的意見壹出來，對周揚的壓力非常大，周揚不願意承認錯了，他也不認為自己哪裏錯了，但是鄧的話不能不服從，他處在壹個非常矛盾、苦惱的狀態，最後據說還是胡喬木給他出了個招兒，檢討還是要檢討，但是讓妳寫壹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也是有點兒為難妳，咱們搞壹個答記者問，以這個形式表示壹點態度，在報上登壹登就算了。周揚沒轍，就同意了這個安排。接下來，《人民日報》果然搞了個答記者問，周揚公開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壹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是“壹個深刻的教訓”，這件事才算完。但周揚老先生也為此憋了壹口氣，之後不久就病倒了，在病床上壹躺就是五、六年，到 1989 年抑郁而終，這口氣壹直沒有緩上來。周揚怎麽說也是我黨宣傳戰線上的老資格的領導人吶！但恰好是因為老先生體制內浸潤過長，中毒過深，面對所謂組織原則，缺乏反抗的勇氣，盡管他在人道主義的問題上有新認識，有新的想法、主張，但是在這樣壹種高壓面前沒有辦法，還是要屈從，甚至最後連老命都搭進去了。這就是那壹代共產黨人！這是 20 年前發生的事情。

　　我看了顧驤這本回憶晚年周揚的書以後，浮想聯翩。 那壹代人活得太窩囊了！專制體制荼毒良知，荼毒人性，這又是壹個證明。 事實上，把周揚批了壹通還沒完，胡喬木後來又專門寫了壹篇文章，不是他自己寫的，組織了壹個班子寫的，叫做《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 1984 年 1 月份公開推出，又是廣播，又是刊載，還搞成了單行本小冊子，廣為散發，居然印了 2000 萬冊！我特意查了壹下這個數字，不得了啊！就是要肅清流毒。不是講馬克思主義包含人道主義嗎？喬木同誌講,不對，人道主義，有，應該從兩個意義上去區分它，壹個是作為壹般的倫理、道德規範的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主義是有的，我們也不反對，而且是提倡的，我們也講革命的人道主義嘛！但是還有壹個人道主義，是關於歷史觀、世界觀的人道主義，這個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要是把這個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就錯了。這就是胡喬木這篇文章用來批評周揚、王若水的觀點。我介紹的很簡單，基本梗概是這樣。總之，拉開架勢批判， 規模空前，用老毛的話說， “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但是畢竟已經是 1984 年，不是文革期間，這套東西在學術界、思想界，在廣大知識分子當中已經是不吃香的了，再加上中央高層確實有人在抵制這個事情，特別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他對這種做法是有看法的，雖然表面上不得不去敷衍壹下，小平同誌講了，他也不能說講的不對，但是他可以采取壹些辦法，畢竟是總書記嘛，可以壓縮這個事情的範圍，清除精神汙染、反對精神汙染只能在壹定的範圍之內，只能是理論界、學術界可以搞壹搞，其他的地方不要搞。工業、農業都不要搞，要限制它的範圍。在理論界、學術界，很多人也在抵制，知道這個又是過去的老左的東西，所以折騰半天沒折騰出多大氣候。有人算過，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只搞了 28 天，最後草草收場。當然，清汙運動草草收場，事情並沒有完，反自由化壹直延續到 1986、 1987 乃至 1989 年，六四以後又有新的變數，在某種意義上，這個事情壹直延續到今天。


　　那壹代改革者的局限

　　總之， 80 年代初在學術界，王若水、周揚等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用早年馬克思的東西作為基本理論武器來反思中國發生的事情，而且這件事和當時國際學術界，特別是東歐國家的理論界有關青年馬克思、晚年馬克思的爭論，包括壹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互相之間都有聯系。客觀地講，這樣的討論的確對於解放當時人們的思想，深化人們對壹些重大問題的認識起到了推動作用，也曾經啟迪教育了壹代青年人。這個歷史的正面功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有局限。 今天這壹講的副標題不是叫“思想解放與認知局限”嗎？

     我這裏講的認知局限不是指胡喬木、鄧力群他們的認知局限，他們的認知局限當時人們就看得很清楚；我指的是周揚老先生、王若水先生的認知局限，這個認知局限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可當時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什麽局限？簡單地說就是，他們僅僅試圖回到馬克思，或者是回到青年馬克思，他們試圖把馬克思的東西當作壹種理論武器來批判現實，來回擊胡喬木這些左派的攻擊，來分析斯大林主義那種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方面他們做的很出色，但是，他們的問題在於沒有能再往前走壹步。僅僅回到馬克思是不夠的，馬克思的東西就沒問題嗎？包括《1844 年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就沒有問題嗎？其實是有問題的。但王若水那壹代學者很少有人發現這些問題，青年馬克思著作中包含的理論上的漏洞不在王若水、周揚這樣壹批思想家的視野裏。他們更關註的是如何用這些東西作為正面的武器，來回擊像胡喬木這樣的左派。超越馬克思，更客觀地對待馬克思的遺產，更深入地分析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給出壹個獨立的解釋，這方面他們當時沒有做到。

還以王若水為例， 1983 年他講的關於社會主義存在種種異化的觀點受到批評，被認為是自由化，甚至是搞精神汙染，但是王若水是有骨氣的，他壹直沒有承認自己是錯的，到了1986 年，他又出了壹本書《為人道主義辯護》，繼續維護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在維護這些觀點時，還是壹個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來維護的，他自認為還是壹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到了 1996 年，又過了 10 年，六四都發生多少年過去了，王若水在《北京之春》發表了壹篇文章，標題就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裏面他做了很多反思。比如，王若水承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已經基本過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但他同時堅持馬克思的哲學仍有其價值，這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所謂“實踐的唯人主義”，這是王若水自己創造的壹個詞，其實就是 humanism，用“人道主義”更通俗壹些，王還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壹種人道主義的觀點，他的思想還停留在這個位置上。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搞《劍橋中國史》的那位，他和中國 80 年代被批判的幾位中國知識分子王若水、劉賓雁、蘇紹智都很熟，麥氏有個評價，說這幾位中國人，劉賓雁是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是文學家，不是學者，仍然信仰馬克思主義；王若水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信奉人道主義，本人還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學術前提；蘇紹智則是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這是麥克法誇爾的說法，很有意思。三個說法是有區別的，麥氏對蘇紹智的評價顯然比較高，說他能夠在壹定意義上站在客觀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王若水呢？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前提，大前提並沒有否定，沒有懷疑，在這個前提下談他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王若水不如蘇紹智。

　　蘇紹智是社科院馬列所所長， 80 年代就提出，馬列所是做什麽的呢？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壹門獨立的學問來研究，當作壹個客觀的對象來研究，不能跟中央黨校似的，馬列主義前提天然就是對的，不容懷疑，那就錯了。黨校可以這麽做，社科院馬列所不應該這麽做。 80年代蘇紹智沒少發表這類觀點，這些觀點當時也被認為是自由化觀點，盡管那壹代人由於當時條件局限，知識上的局限，實際上他們在超越馬克思的問題上，都沒有真正走出多遠，甚至連超越的意識都不是很明確，這和我們今天的差別是很大的。人民大學有位叫劉麗華的女學者，也是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她最近寫了本書， 壹本很厚的書，題目就是《超越馬克思》，這是壹位巾幗英雄提出來的，她有這樣的氣魄要超越馬克思，這個事情倒退 20 年，最著名的學者都沒有這個氣魄。這就是當時的局限。

　　王若水也好，周揚也好，他們對當時的斯大林主義是有看法的，也試圖去超越它、否定它，但是對馬克思本人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的氣魄。這樣對中國很多現實問題的思考，對世界問題的思考，眼界還是受到了限制，馬克思主義的神聖光環還沒有被突破，還沒有把馬克思當作和其他的學者壹樣，妳可能在某些地方對我有啟發，但是我不把妳尊為不可逾越的神。

　　當時大部分人是這樣的情況。也有壹些思想更為解放的，開始獨立思考壹些更廣闊的問題，開始突破原有意識形態束縛。像胡平， 80 年代初參加過高校學生競選，後來進了北京社科所，思考政治問題，政治哲學問題。關於人的自由問題，胡平寫了壹篇很長的文章，影響很大，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自己獨立地發現了自由主義。但是這樣的人在當時還是比較少的。這樣的情況的確反映了我們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大部分人真實的認知水平。

　　我本人的早年認知歷程

　　其實， 80 年代有很多問題需要從更廣闊的角度來思考，也還是可以做這種思考的。我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對異化等問題的關註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不過我關註這個問題的思路和角度不大壹樣。下面，就跟大家簡單地回顧壹下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我是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就開始了。 1972 年初中畢業以後,我進了北京的壹家工廠，國營企業，無線電二廠，讀了兩年半這個廠自己辦的技校，也沒學什麽東西，用了半年下鄉學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半年在工廠車間裏實習，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真正在課堂上讀書也就是壹年的時間， 1975 年春畢業以後被留在工廠，穿上工作服，自己也成了工人階級。那段時間正好是文革的後期，正好是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習馬恩 33 條語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工廠也組織學習，下了班不回家，再讀 40 分鐘的報紙。回想起來我對社會的懷疑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在學校時接受的教育都是說工人階級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後來進了工廠以後壹看，不是那麽回事兒。

　　我在車間裏面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地道的“工人階級”，妳們大概想象不出來我在車間裏面幹什麽，機械加工車間，車、鉗、銑、刨、磨樣樣都有，我是鈑金工，就是敲鐵板、焊洋鐵壺、敲簸箕的，但我們敲的是電子儀器的機箱、外殼。本來我還想“幹壹行，愛壹行”，也曾經苦練基本功，但天生不是這塊料，幹了半天技術還是不怎麽樣。再加上那時腦子裏面不安分，老是琢磨這些令人苦惱的問題。我住在宣武區，跑到朝陽區酒仙橋，坐公交車要壹個半小時，五點從家裏出來，六點半到工廠，到那以後先讀書，讀壹個小時的書，再到食堂買早餐。那時候人們都覺得這個年輕人奇怪，這麽早跑到這裏來看書。總之，那時候就琢磨這些事，覺得工人階級根本不是什麽大公無私，年輕人壹般都偷奸耍滑，能少幹活就少幹活，老工人的確很踏實，但是跟他深入聊聊天，發現也沒有表現出多高的覺悟。這讓我想了許多。

　　另外壹件令人震撼的事情是批林批孔，批《五七壹工程紀要》。1971 年林彪的事情出了以後，有頭腦、愛思考的中國人已經開始反思文革，反思毛，所以有人講當代中國的啟蒙很多人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從 1971 年開始的。但普通老百姓看到《五七壹工程紀要》，是在幾年後的 1975 年，這個文件被當作批判林彪集團的基本材料發到最基層，工廠裏都看到了，全部是原始材料，影印本，前面有毛批示“照發”的中央文件。 這個紀要詳細記載了當年林立果壹批人對形勢的看法和判斷，諸如“九二以後政局不穩”、 “國富民窮”等等，看了以後覺得很震撼。

　　1976 年文革結束。 77 年開始就在工廠裏恢復壹點物質獎勵了。文革當中是把物質刺激當成修正主義來批判的，只講要為革命自覺奉獻，到了 77 年就不壹樣了，車間裏評比先進工人，拿壹等獎發個臉盆，二等獎發個飯盆，壹方面是榮譽，另壹方面也解決實際問題。小規模的物質刺激壹開始，人幹活的勁頭馬上就不壹樣了。為什麽會是這樣？為什麽批了 10年“獎金掛帥”、限制了半天“資產階級法權”，這個東西還照樣靈？到底是什麽東西、什麽力量在左右人的經濟動機、經濟行為？原來學的那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馬恩列33 條，能夠解釋通這些問題麽？記得 1974 年在技校時就和幾個同學讀過《共產黨宣言》，似懂非懂，但要“徹底否定私有制”這個結論是清楚的，為什麽否定了半天，這個東西仍有如此之強的生命力？總之，那段時間在工廠，我反復琢磨這個事兒，下決心壹定要把它弄清楚。

　　當時從二廠的圖書館借了壹本書，是人民大學徐禾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這本書相當系統、準確地介紹了《資本論》的壹些基本原理，甚至比後來編的同類書都要好。我非常認真地看了這本書，做了詳細筆記，為了這件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對我大為贊賞。

　　後來考大學時我很自覺地報考了政治經濟學專業，壹個是覺得這個專業對解決我腦子裏的問題有幫助；再壹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在工廠已經讀過了，有壹定基礎。 我思考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怎麽理解在經濟行為當中人的那種顯而易見的自私性？ 工人也好，農民也好，追求進步、想入黨的積極分子也好，其實都是，或者說絕大部分都是，受他的個人利益驅動在做事情。過去文革當中是壹直不承認這個東西的，壹直是批判這個東西的，但是這個東西非常地頑強。記得以前和大家提起過，文革當中拍過壹部電影，《金光大道》，浩然的小說改編的，他還有另外壹部小說叫《艷陽天》，也在文革當中改編成電影。《金光大道》

　　裏面有個情節我記得特別清楚，講的是 50 年代初，號召走集體化的道路，但是也講要發家致富，在我們第壹講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爭論裏就涉及到這個問題，劉少奇主張要適當地發展壹點兒個體經濟，不要害怕人們去追求致富，發家致富還是可以提倡的，甚至黨員也可以雇工的，《金光大道》裏面就有壹個情節，村幹部號召人們去發家致富，在壹面墻上寫著“發家致富”四個字，貧下中農對這個義憤填膺，發家致富走的是資本主義，我們要走社會主義，裏面有個人物叫朱鐵漢的小夥子，拿個大鐵鍬把發家致富四個字全部鏟掉，電影用特寫鏡頭把這個情節拍得非常壯觀。過去壹直在強調這樣的東西，認為人是可以靠精神力量來如何的，但我自己在工廠裏看到的全然相反，文革結束後物質刺激的回籠也證明原來那套意識形態完全是烏托邦，那麽，如何從學理上徹底搞明白這壹切？

　　上大學期間，讀《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的主課，我下了很大功夫。但結論是，《資本論》解決不了我的問題，因為馬克思說了半天還是強調公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勞動成為人們生活的第壹需要， 實際上沒有這個事兒。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全套分析無非是要證明資本主義長不了，但馬克思對私有制的否定和對公有制的肯定卻是建立在壹種烏托邦的人性理解前提上，所以它不可能回答我的問題。解決不了問題怎麽辦？繼續往前追。從馬克思追到黑格爾，因為《資本論》很多基本的方法論套路是從黑格爾那兒來的。所以我就讀黑格爾，從《精神現象學》到《邏輯學》，再到《歷史哲學講演錄》。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感給我印象極深，比如，黑格爾有個很著名的“理性的狡猾”或“理性的機巧”的觀點，意思是：個體的人，蕓蕓眾生，都在為自己那點可憐的利益奮鬥，爭來爭去，但上帝正是要利用這種東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換言之，在黑格爾看來，惡乃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但它同時是壹種手段，歷史不過是借助這種手段來展示自己、實現自己而已。康德也說過類似的觀點，康德的說法是，個體運動不過是實現整體目的的手段，當每個人追求自己那份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損他人的利益時，他們根本意識不到，他們正在按照壹條早就設定好了的路線，走向未知的自然目的。亞當?斯密也談過類似的意思，對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的分析就多少分享了這種歷史的目的論觀點。這些關於個體利益追求和人類整體關系的哲學表述並不能使我滿意，但正是從這些東西那裏，我找到了馬克思學理的黑格爾主義淵源。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並非不承認個體利益的重要，在他的經濟學分析中，也暗含著這樣壹個前提，否則就沒有辦法解釋價格的機制到底是怎麽形成的。價格之所以能夠在供求關系中最後達到平衡，恰恰是由於每個人都在理性計算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結果。價格機制和供求機制本身就建立在在人人都在見利而為這樣壹個簡單的行為基礎上，而這壹條馬克思從來沒有在哲學上做過進壹步的分析。馬克思之所以輕易地就完成了從私有制條件下追逐個人利益的行動者到後來突然就變成共產主義自由人的論證跨越，其實恰好證明馬克思並沒有真的超越黑格爾，他仍然是黑格爾最忠實的學生。我現在的書裏仍然在強調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他那兒是沒有解釋的，或者說他不需要做出什麽解釋。但是， 假如我們壓根兒就不贊成黑格爾式的歷史展開模式和目的論主張，那麽我們就必須給人的經濟行為、特別是人的經濟行為的自私性找到更為堅實的科學解釋，必須對人性做出更站得住腳的科學說明。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等於什麽也沒說。我們必須要找到人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更深層的基礎，找到這些行為之所以如是的深層哲學人類學根據。這是我在上大學二年級時就開始琢磨的問題，那個時候，這個問題鏈在腦子裏就比較清楚了，要尋找答案的動機也很強烈。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存在的危害性

作者 荊楚

邏輯學上有壹條重要規則：如果大前提錯了，哪怕小前提萬分正確，推導過程也十分嚴密，那麽所得出的結論，是毫無意義的。今天我所談的“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六大邏輯錯誤基礎之上”，就是揭示馬克思主義的壹系列大前提錯誤問題。

在“中國特色”的思想鉗制下，專政當局不容許人民對馬克思主義有絲毫懷疑。說什麽“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我從來不相信用槍桿子逼著人民相信的東西，是什麽普遍真理。而是恰恰相反。所以我認為，靠槍桿子逼著人民相信東西，只能說明它的荒謬絕倫，只能說明它的心虛理虧，只能說明它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因為真理是強大的。就像“兩點之間的距離最短”這個定理，無論妳怎樣質疑和論證，只能說明它的顛撲不破。



在展開論述之前，我要事先聲明：我的這篇論文，是寫給普羅大眾的。因而盡可能的避免學究氣，使用常識性語言來表述。讓沒有多少學術功底的人，壹看就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就省略了引文的出處和註釋。這對於有壹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的方家，自會體會我的引言之出處。而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繁復的引言和註釋等，會讓其望而卻步。有時候，被高深玄奧的理論把人引入歧途，也需要用回歸常識來正本清源。我的這壹苦衷，特請方家諒之！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

壹、馬克思主義的第壹大邏輯錯誤是——以階級性否認普遍人性的存在。

馬克思說什麽“在階級社會裏，人處於什麽樣的階級地位，就有什麽樣的觀點、思想和階級立場”雲雲，也就是以“階級性”來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馬克思以在以“階級性”而否認“普遍人性”存在的基礎上，再推導出“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而在這個“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又將“階級鬥爭是個筐，什麽東西都往裏面裝”作為其立論的基礎。

難道人類只有“階級性”而無“普遍人性”嗎？否！

人們看到美麗的花朵，就會精神愉悅。聞到骯臟腥臭，就感到不舒服。人都有親親之心，惻隱之心，同情之心，善善之心。人還有正義感，有良知，有道德觀念。人有共同的冷暖饑飽之感受。饑思食、渴思飲。人們都樂生畏死，趨利避害。樂安逸畏兇險，喜健康惡疾病等等。這壹切都是普遍人性的基本內涵。不因他的階級、出身、政治和經濟地位而有所不同。因此，普遍人性是客觀存在的。

正因為人類存在著普遍人性，人們才有共同的語言，才可能形成基本的價值觀。

在共同的語言和基本價值觀的基礎上，人們才可能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夠通過交流、談判、妥協而取得諒解和共識，才能夠達成互惠互利和共存共榮，才有談判、妥協、斡旋的可能性。

設若人類只有階級性而無普遍人性，那麽人類就無法進行任何交流和溝通，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諒解和共識，也就沒有任何談判、妥協、斡旋的可能性。

假如馬克思關於“階級性”的論斷成立，那麽“恩格斯現象”本身，就是對馬克思這壹論斷的堅決否定。

眾所周知，恩格斯出身於資本家家庭，也可以說是上層的紳士階層。按照馬克思的階級性的論斷，那麽恩格斯就必然具有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和立場。那麽恩格斯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奉獻終生，並無私資助馬克思鉆研和寫作《資本論》，就變得不可思議而就沒有任何可能性了。

難道人與人之間只有鬥爭不休嗎？否！

先賢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總結到，和平是人類自然法則的第壹條；覓食是自然法則的第二條；相互之間的自然需求和愛慕，是自然法的第三條……

馬克思把階級鬥爭誇大到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荒唐程度，而否定人類的壹切自然法則，實在是十分荒謬的。

更為嚴重的是，中共篡政竊國之後，就用了郭沫若、翦伯贊等犬儒，就按照“人類壹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謬說來改寫了全人類歷史和文明積累史。而對史實學派的眾多歷史學者，進行了無情的清算整肅。那些史實學派的歷史學者，不是趕下課堂，就是施以縲紲……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大、中、小學的教材，都建立在這個“以階級鬥爭為經緯”的理論框架之下，繼續發揮著毒害和扭曲壹代代孩子的功能。

因此，馬克思將“階級性”和“階級鬥爭”擴大到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程度，並在這個基礎上所得出的壹切論斷，是十分荒謬的。因而建立在“階級性”和“階級鬥爭”基礎之上的壹切推論，必然是錯上加錯，越走越遠。

二、馬克思主義第二大邏輯錯誤是其提倡的“無產階級專政”。

先從字面上來理解，無產階級是壹個人數眾多的集合體概念。而專政是指由少數人把持政權，而不容其他人染指。如果由人數眾多的集合體執政，就不能說成是專政。而怎樣讓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施行“專政”，馬克思從來沒有任何實現程序和技術手段的論述。

因此，在專政問題上，後來的壹切馬克思主義者的腦袋裏，幾乎全是壹團漿糊。以己昏昏，豈能使人昭昭？

撇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本身的荒謬悖亂不說，馬克思主義的專政學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學說。

早在17世紀，阿克頓勛爵和孟德斯鳩等先賢，就發現了權力與腐敗的關系式。美利堅合眾國獲得獨立後，在孟德斯鳩等先賢的理論指導下，進行了權力制衡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和實踐，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馬克思到了19世紀，仍然倡言專政，仍然反對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約束。

最近，喬治•W•布什說得好——人類文明的最大成就，不體現在科技的發達上，不體現在大師們的煌煌巨著上，也不體現在物質產品的豐富上，而體現在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即把統治者關進鐵籠子裏，以免墮落為奴役人民的暴政……我就是被美國人民關在鐵籠子裏面的人……（大意）。由此可見喬治•W•布什的坦蕩襟懷，並讓我由衷欽佩。

從人類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的實踐來看，從共產奴役制度的歷史來考察，專政必然導致個人獨裁，個人獨裁必然導致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民的奴役和暴政。毫無例外，馬克思倡言的專政學說，也必然導致獨裁和暴政。因此，馬克思建立在專政基礎之上的壹切推論，是極其荒謬的，後果也是十分嚴重的。

有人總結二十世紀對人類文明帶來空前災難的四大學說是：壹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二是墨索裏尼的法西斯主義，三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四是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給人類文明帶來的血淚和苦難，尤為巨大和持久。應排在首位。

三、馬克思主義第三大邏輯錯誤是仇視“公民個人財產制度”。

馬克思把公民個人財產制度命名為“私有制”，並極盡侮罵、詆毀、否定之能事。

首先，從“私有制”和“公有制”這組詞匯的詞性來看，就是對人們的有意誤導，是壹個價值判斷的邏輯陷阱。因為“私”字使人們產生“私心”、“自私自利”的聯想，而“公”字則使人們產生“公益”、“公正”“大公無私”的引申。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流用“私有制”和“公有制”這組極富主觀感情色彩的詞匯概念，來論述社會經濟現象，這本身就是對“公民個人財產所有制”的汙蔑和誤導。

其次，公民個人財產制度的確立，是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對他人勞動成果或勞動積累的尊重，是人類能夠和諧相處的倫理底線。如果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或勞動積累，就使人類社會墮落成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只能遵從叢林法則。

再次，公民個人財產是保障公民自由和尊嚴的物質基礎。壹旦公民個人擁有財產變成壹種社會意識的罪惡，壹旦公民沒有任何個人財產的保障，那麽公民只能淪為掌控社會物質財富分配的官僚的奴隸，而沒有任何自由和尊嚴可言。

馬克思倡言變“私有制”為“公有制”，卻對於怎樣變“私有制”為“公有制”的實現程序和技術方法沒有任何論述。也不可能有任何實現程序和技術方法的論述。

馬克思無法解決的這壹理論和實踐的空白，這就為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陰謀家們創造了隨意解釋和操作的空間。他們的“技術手段”只能是踐踏人權、蔑視人性和人道的非法掠奪。

蘇俄和中國的馬克思者陰謀家們，正是在“公有制”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的基礎上，用特權、暴力和非法掠奪等“技術手段”，創建了壹種掛著“公有制”的狗頭、而實際上是“官僚特權所有制”的腐朽社會制度。

在這種“官僚特權所有制”的基礎上，對於克裏姆林宮和中南海的陰謀家來說，他們真正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想要什麽就有什麽，包括全國各地的美女。只要他們的壹個電話，或壹個眼色，各級權力機構的奴才們，就會屁顛屁顛地源源不斷地送進去，供他們淫樂和享用。只是他們把蘇俄和中國拖回到奴隸社會中去了而已。

喧囂壹個多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無壹不是而將“公有制”演變成官僚特權所有制。而這樣的官僚特權所有制，無壹不是世界上最嚴酷、最反動的奴役制度，無壹不以對社會生產力和人類文明的極大破壞而告終。

如果說喧囂壹個多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對人類文明有所貢獻的話，這個“貢獻”就是做了壹本很好的反面教材。這本反面教材是用人類的累累白骨、血流成河而寫成的。

四、馬克思主義第四大邏輯錯誤是蔑視人性、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為了達到奪取政權之目的，就不擇壹切手段。為了達到其非法剝奪公民個人財產而建立“官僚特權所有制”的社會制度之目的，馬克思和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流，必然要踐踏壹切人類文明的價值觀和倫理底線。因為“人道”、“人性”、“人權”等普世價值觀，必然成為他們“不擇手段”的理論枷鎖和思想滯絆。

當人性、人道、人權等普世價值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流奪權、奪產、奪命之理論枷鎖和思想滯絆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豫地飛起壹腳，將這些人類文明積澱的瑰寶踢進了臭水溝。

我始終堅信，壹種學說，無論它的理論體系是如何龐大，也不管他是如何嚴密，如果是以人性、人道、人權等普世價值為敵，那麽我只能說它是歪理邪說，是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的是邪教。

由於馬克思主義否定普遍人性，漠視人性，踐踏人道、人權的普世價值，並對人性、人道、人權為敵。恨不得消除殆盡而後快。把人類文明積累的瑰寶極不負責地冠上壹個“資產階級的”帽子之後，便壹腳踢進了臭水溝，說人性、人道、人權等普世價值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雲雲……

壹個迷失了人性、人道、人權價值的社會，只能是壹個兩腳動物的叢林。而按照馬克思學說創建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壹個“率獸食人”的奴役暴政。

由於馬克思主義仇視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觀和倫理底線的精神指歸，我只能說馬克思主義是壹種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的歪理邪說。而建立在這種歪理邪說基礎上的壹切推論推理，毫無疑問，是十分荒謬的錯上加錯。

五、馬克思第五大邏輯錯誤——是以對某些牧師或神父的虛偽的揭露，來代替對有神論的否定。

馬克思認為，人僅僅是壹個物質存在，而否認人的精神和靈魂存在。把人說成只是物質的人，說成是動物性的人，否定人的精神偉大和靈魂高貴。如恩格斯說：“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方式”。為了實現某種見不得人的目的，無緣無故地把人殺掉，只不過是改變壹下“蛋白質的存在方式”而已。讓人毛骨悚然。

人僅僅是壹個物質存在麽？其實人壹方面是壹個物質的存在，另壹方面且更是壹個精神和靈魂存在。僅僅是物質存在的人，豈不是“行屍走肉”麽？馬克思和恩格斯單方面強調人的物質存在，而否認人的精神和靈魂存在。明眼壹看，就知道他們有多麽荒謬。

從人類過往歷史來考察，恰恰是那些人格高尚、精神偉大和靈魂高貴的人們，才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力量。

馬克思為了達到否定人的精神偉大和靈魂高貴之目的，就極力否定有神論和唯心主義的壹切學說，而片面堅持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片面堅持人的動物性的壹面，而否定人作為精神和靈魂存在的另壹方面。

曾經有朋友開玩笑說，“按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學說，既然人的精神和靈魂的存在是子虛烏有的，那麽人類的愛情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這雖然是句玩笑話，卻頗能揭示馬克思主義的荒謬所在。

而馬克思否定有神論的技術方法，就是使用了邏輯學上的偷梁換柱之術。即以對某些神父和牧師虛偽的揭露，來代替對有神論的否定。

我們知道，意大利的薄迦丘對某些神父和牧師的虛偽的揭露，其筆鋒可以說是入木三分、淋漓盡致，比馬克思之流的揭露要深刻得多。但薄迦丘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信仰的純潔和神聖，而不是為了否定其信仰。

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實在是鬧了壹個低能弱智的大笑話。而建立在這樣壹個弱智低能的大笑話基礎上的壹切推論，只能讓後人笑掉大牙。

六、馬克思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哲學根基。

追本溯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根基，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石之上。世界上有幾大學說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哲學根基。其壹是馬克思主義，其二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又譯成納粹主義），其三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其四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所有這些主義和主張，都給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帶來了空前的血淚和災難。

達爾文主義在現代基因科學、遺傳科學和地質科學面前，已經是錯謬百出，站不住腳。人們只能將其理解成壹種假說。更何況“社會達爾文主義”！

可悲的是，在中國的人文環境裏，由於受中共當局長期的單向性宣傳的有意誤導，再加上幾十年用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來控制人們的思想意識，並用槍桿子為後盾進行強制灌輸。在中國，能知道達爾文學說荒謬之處的人們，實在太少太少。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人類文明巨大危害的人們，那就更加稀少。

按照毛澤東的反復聲言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因而他們做起壞事來，就沒有任何心理上的壓力，沒有任何精神上的負擔，沒有任何良心上的愧疚。這才造成了這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現實，才造成了中南海是魔鬼政治、陰謀政治的別稱。這實在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文明的災難。-

因此，以社會達爾文學說為哲學根基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錯誤基礎之上的錯上加錯。

至於後來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繆說，就更在馬克思主義的邏輯錯誤的基礎上愈行愈遠。

中國的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本質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共匪的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Ａ）對立統一。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

對立統一規律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Ｂ）量變和質變。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麼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并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制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制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制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制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制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Ｃ）否定之否定。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馬克思根據否定之否定推論出社會進步的規律，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辯證法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是否定這個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的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教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的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私有制被共產主義公有制取代。”；“原始公妻制被夫妻家庭制取代，夫妻家庭制被共產主義的公妻制取代。”。恩格斯用“麥粒成為麥苗成為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麥子的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無法搞清楚：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解釋人的來源。後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來源於猿。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沒有從猿變成人的視頻錄像。事實證明否定之否定不是社會進步的規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取代了北洋軍閥的威權統治，共匪的紅色恐怖取代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沒有讓中國民主化，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中國不但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反而從威權國家發展成極權國家最終成為共產極權國家。

共匪的辯證法的世界觀的本質

（Ａ）內容和形式。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把從毛左共產極權到鄧右共產極權的統治過程解釋為與時俱進，並宣稱共匪統治中國的整個過程都是社會主義的實踐。

（Ｂ）原因和結果。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共匪的支持者根據這個世界觀得出了共匪與廣大中國人民相互依存，沒有了共匪中華民族就會滅亡的結論。

（Ｃ）手段和目的。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否定反共的中國人的民主訴求，這個世界觀已經成為中國長期堅持黨國資本主義的依據。

（Ｄ）普遍和特殊。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為中國社會塑造了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成為拒絕放棄一黨專政的依據。

（Ｅ）相對和絕對。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這個世界觀是共匪引導被統治者辯證看待中國社會的依據，根據這個世界觀可以得出共匪統治中國社會的過程不是絕對的壞，甚至共匪在某些層面很好的結論。

共匪對付敵人的時候的形式邏輯

（Ａ）同壹律：形式邏輯認為，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對共匪的敵人辯證看待。

（Ｂ）矛盾律：形式邏輯認為，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一分為二的看待共匪的敵人。

（Ｃ）排中律：形式邏輯認為，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以運動的眼光看待共匪的敵人。


共匪的辯證法的本質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凌駕於是非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共匪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運用詭辯術否定別人運用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對共匪已經犯下的罪行進行是非判斷。

辯證法是共匪為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辯護的工具，辯證法是共匪編造統治合法性的工具。

殺人犯與人類社會之間也存在對立統一，殺人犯對於被殺死的人來講是對立的，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對立性，殺人犯間接的為沒有被殺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如果沒有殺人犯殺人，人類社會就會因為人口危機滅亡，殺人犯維持了人類社會的生存，根據共匪的辯證法可以論證殺人犯的存在有積極意義。

辯證法可以用來為共匪建立的極權統治辯護，比如可以得出東亞大陸人與共匪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的結論，根據辯證法的觀點，即使共匪不好，畢竟共匪代表秩序，所以應該維護共匪的統治。辯證法認為人事物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不好，所以共匪也有好的一面，辯證法認為不應該用片面 孤立 靜止的觀點看待人事物，所以共匪即使歷史上做了很多壞事，還是可以從共匪的被迫改良行為中為共匪辯護，辯證法認為量變最後會發生質變，所以共匪不應該被推翻，共匪會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共匪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共匪，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實現共產主義之前讓共匪統治中國是最好的選擇，共匪的邪惡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規律，共匪的邪惡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之後消失。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存在的錯誤

作者 謝選駿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之所以認為國有化與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壹定要取代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出於兩個基本理由。壹個是認為私有制導致資本家剝削工人，這導致普遍的不公平；壹個是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合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力無法進壹步擴大。但這兩個理由實際都是不成立的。用當代經濟學理論剖析馬克思的經濟學不難發現其中的謬誤，下面我們就用當代經濟學理論的觀點來分析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

壹、使用價值和效用

《資本論》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商品的兩個基本屬性為使用價值和價值，在商品交換時表現為交換價值。

當代經濟學不用“使用價值”這個詞，而是用“效用”。效用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對於同壹件商品，其效用是隨消費主體的喜好而變化的。不同商品對同壹個人的效用是可以比較的，但同壹件商品對不同的人的效用卻不能比較。使用價值和效用的概念很類似，但是《資本論》沒有明確說明使用價值的主觀性，同壹件商品的使用價值似乎應該是壹樣的。

與馬克思同時期的門格爾在其《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壹個現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邊際效用，並且從那時起邊際分析成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壹。如果我們認為壹件商品完成它的創造過程後，其使用價值就是壹定的，那顯然無法做邊際分析了。

既然效用比使用價值能更精確的描述商品對消費者的有用性，使用價值就成為沒必要的詞匯。而且對效用進行修飾可以更精確的刻畫商品有用性，比如總效用、邊際效用、增加的效用等等。

二、價值和成本

馬克思在定義價值之前，先說明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為了找到交換價值背後的依據，於是根據商品所凝結的勞動量多少抽象出價值這個概念。

當代經濟學基本摒棄了價值這個概念，而是用成本來替代它所要表達的凝聚的勞動量。如果壹件商品所含有的勞動量越多，那麽它的成本就越高。

用“成本”替代“價值”不是只為了用詞方便，而是“成本”能夠更精確的描述人類為了獲得“效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成本和效用壹樣可以加上靈活的修飾語。壹旦壹只碗被拿到市場上，我們可以很方便的說，這個碗的生產成本是多少，銷售成本是多少；或者可以說這壹批碗的平均成本是多少，總成本是多少。但是當人們說這個碗的價值（不是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是多少的時候，已經跟為這個碗具體花了多少工夫沒有關系了，因為它的價值是由市場上跟它同樣的所有產品的平均耗費勞動時間（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無論生產者具體的成本是多少，它的價值已經由其同類產品決定了，絕不能說因為這個產品采用了落後工藝成本高就價值大，或因操作熟練成本低而價值就小。

“價值”這個詞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因為用類同物的平均屬性來決定自身性質在當代經濟學中也有例子。比如“機會成本”的概念，它是說假如妳的資金或時間不用在這件事上，而是用在可能的其他事上，其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是多少。

可見，對於市場上同質的商品，“價值”還是有價值的。比如電子產品，由於技術進步導致其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減少，因此其價值降低，表現為價格的長期下降趨勢（當然下降到壹定程度後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掩蓋）。但是對於不同質的商品，或者說有壟斷性因素在裏面的商品，比如土地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說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但是用當代經濟學裏的需求和效用曲線決定價格的理論則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

三、“庸俗經濟學”的指責

庸俗經濟學在其使用者那裏指的是只從表面上分析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對於堅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來說，以斯密、李嘉圖、門格爾、凱恩斯、弗裏德曼等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其實就是庸俗經濟學。

但經濟學作為壹門科學，本身就是在研究現象。當代經濟學也同樣是在試圖發現經濟現象背後的規律，並且引進數學進行定量的分析。在培根奠定現代科學的基礎以前，康德已經揭示人的認知理性只能認識現象，而事物的本質是不能被認知的。

跟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相比，不僅當代經濟學的概念更精確，研究的範圍也更廣泛。馬克思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忽視了很多當代看來難以忽視的因素。比如《資本論》從分析商品開始，但當代經濟學總是把“商品與服務”放在壹起，分析它們的供求和效用、成本及價格。可如果按馬克思的分析，兩者很難放在壹起，比如妳不能說壹個人唱戲的價值是多少。這是因為商品是可以大規模復制的（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基本是這樣），而服務則是由於每個人的天賦不同而不能大規模復制的。下面的進壹步分析就會揭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時代局限性不僅在於把商品看成同質的，同時把勞動者及其勞動也看成是同質的，因此才有了“勞動力成為商品”壹說。

四、價值概念只符合完全競爭市場

經濟學把市場按壟斷程度不同劃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四種市場類型。其中理想的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特征有：（1）市場上有無數生產者和消費者，任何壹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對商品的市場價格影響都可以忽略不計，都是價格接受者；（2）任何消費者能夠以略高於市場價買入無限數量的商品，而任何生產者能夠以略低於市場價格賣出無限數量的商品；（3）所有商品都是同質的，即可以互換的。今天只有較少的商品市場，例如棉花市場，沒品牌的廉價消費品市場等適用於完全競爭市場模型。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由於產品完全同質，因此其銷售費用幾乎為零，因為只要按市場價有多少銷多少。這也是馬克思定義商品價值時僅考慮其生產成本而忽略其銷售成本的原因。

在這樣的市場上，生產者都力圖采用更先進的工藝，力圖降低自己的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競爭的結果則是利潤率趨於平均。馬克思的這個結論和當代經濟學是壹致的，因為後者也認為如果考慮到機會成本，完全競爭市場的生產者的預期利潤是零。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同類商品的生產成本也應該相同。盡管成本中有固定成本和流動成本，流動成本中有物的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但是如果所有物質成本都是完全競爭市場的商品，那麽它們又都可以轉化為另壹部分物質成本和人的勞動成本。這樣層層轉化的結果當然最後就是純粹的人的勞動成本。

假如某商品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且生產該商品的材料設備和人力以及生產它們的更前壹級生產要素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那麽就可以承認，商品是可以用其上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定義其價值的。

但是在有壟斷因素的情況下，這樣定義其價值就不對了。比如名牌鞋比雜牌鞋要貴很多，這是品牌效應。當中國電信壟斷電話時，話費很貴，這更是明顯的壟斷效應。品牌、地域、管制等凡是影響競爭的因素都可以商品價格明顯偏離制造它的勞動成本總和。

五、勞動力價值

同商品價值類似，勞動力價值在《資本論》中被定義為“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雖然人的稟賦確有不同，但在基本生活需要上是差不多的，是可以由平均數反映壹般狀況的。對於同樣的商品，同樣的生產工藝，對勞動者所要求的就是重復性的簡單勞動。即便是復雜勞動，也可以看成是經過壹定的培訓和學習後壹般人能夠完成的勞動。在這個意義上，截然不同的勞動也就可以轉化為能夠比較的抽象勞動。

商品的成本最終落實在勞動上，勞動可以換算成通用的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又決定於勞動力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價值這個概念才可以定義為某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六、剩余價值

有了勞動力成本的定義，於是馬克思就推導出剩余價值的概念。既然勞動力成本就是這類勞動者的必須平均生活資料價值，那麽勞動產品價值減去勞動力價值就是剩余價值。

按馬克思的解釋，剩余價值就是被工人創造出來，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因此反映了剝削。剩余價值率就是在剩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反映出剝削程度的大小。

七、對剩余價值論的質疑

假如所有市場都是完全競爭市場，剩余價值論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勞動力市場，尤其是高級勞動力市場由於勞動者明顯的稟賦差異而偏離完全競爭模型很遠，因此也就為以此為突破口發現剩余價值論的悖謬之處提供了機會。

對於從事高級勞動的勞動力比如工程師或銷售經理，其工資比普通工人高許多。按勞動價值論，高工資反映其勞動力價值高（除去波動因素），但實際上其必需的生活資料和普通工人是差不多的。並不是說維持壹個工程師必需的技能必須要有和他的工資成比例的生活資料做物質支持。即便考慮到工程師多受若幹年教育，把受教育的成本平攤到今後的工作年限，和工人相比，其價格仍明顯高於其價值。

這個質疑說明馬克思對勞動力套用其商品屬性是錯誤的。因為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的商品大部分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而勞動力並不符合這個模型。這是因為每個人生來其體力和智慧稟賦不同。體力上的區別尚且可以看做隨機波動（因此《資本論》可以用“中等強度的勞動”來作為壹般狀況），但智力的稟賦差別卻導致難以靠自由競爭達到均衡狀態。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也是智力稟賦較高或其性格適合接受教育的人。

再舉壹個極端些的例子。譬如有家年生產玻璃鋼制品的自動工廠，只有壹個工人負責生產，其實也就是按壹下按鈕開始，到結束時再按壹下按鈕結束。如果把產品的市場價值都算作該工人的創造，那這個剩余價值率就要百分之幾億了。無論誰也不會認為價值數億的財富增值僅歸功於該工人按按鈕的勞動。

這個現象剩余價值論無法解釋，是因為這樣的工廠是不會出現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的。

八、按勞分配的誤區

按勞分配的依據是：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因此按照勞動量的多少來分配財富才是公平的。

依照先前的分析，價值最後歸結為勞動，所以這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但應該註意其前提是所有的商品都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即產品都是同質的，銷售成本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把價值僅僅歸結為生產勞動，還忽略了管理成本、資金成本、培訓成本等諸多生產要素。

當人們牢牢記住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的商品“價值”僅僅是完全競爭商品市場的特例，就會明白，要分配的並不是價值，而是財富。財富是既能滿足人的需求而且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和服務。假如所有的財富都是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商品，那麽分配財富就等於分配總的商品價值，但顯然這兩者是不同的。

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顯然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個自發的過程，而按勞分配則是人為的過程。這意味著要實行按勞分配需要按勞動強度核算每個人的勞動量。在壹個企業內部已經很難做到了，在壹個國家，把所有不同行業的每個勞動者的勞動和換算成標準單位的“抽象勞動”是人力做不到的，即便勉強做個大概，這部份工作也是勞動力的浪費。

九、按要素分配的理論

近來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在中國又得到廣泛支持.中國官方的理論並沒有否認馬克思的按勞分配觀點，只是作為分配方式的補充。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之後，這只是承認了市場經濟本身的分配方式而已。

19世紀初期，薩伊提出要素價值論，被馬克思批評為庸俗經濟學。今天中國的學者在提倡按要素分配時仍然要加上定語，變成生產要素。或者說，大部分人提倡的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但要完全理解按要素分配的實質，應該去掉生產二字。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消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所以滿足人的需求是壹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

這裏做壹個形象的比喻。懂些物理的人知道，在閉合串聯電路中，如果串聯有若幹電阻，那麽根據阻值不同，每個電阻分得壹部分電壓；阻值越大，分得的電壓越多；每個電阻分得的電壓加起來就是總電壓。

如果我們把從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到人的需求得到滿足看成壹個閉合電路，而勞動、管理、資本、銷售、消費等環節都看成是壹個個電阻，這些環節其實就是要素，每個要素所得的分配就相當於電路中分得的電壓。

在電路中，人可以調節電阻大小，但電壓分配是自動的。同樣，在市場經濟中，人的努力可以改變各要素在鏈條中的貢獻大小，但分配的多少是市場自發實現的。

既然資本、勞動、管理、銷售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那麽根據其重要性不同進行分配就是自然的。越是重要的，分配的比例就越大。但市場如何衡量各個要素的重要性呢？缺了任何壹個要素，鏈條被打斷，經濟活動就沒有意義了，但它們確實不是同等重要的。市場認可的標準就是該要素的稀缺程度，越是稀缺的東西，市場價格就越高。

當勞動力稀缺時，勞動力的價格（表現為工資）會上漲，當資金稀缺時；資金價格（表現為利息率）就上漲；當土地等生產資料稀缺時，當然就是地租和地價的上漲。

市場報酬裏除了正常的要素報酬，還有風險報酬和創新報酬。但它們不是市場達到穩定平衡狀態下的報酬。

十、“剝削”的要素論解釋

假如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那麽生產者的成本是大體相同的，銷售價格是固定的，只要有錢，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把錢變成資本，通過正常生產過程，再把產品變成錢。這就給人以“財富完全由工人創造出來，資本家除了有錢什麽貢獻也沒有”的印象。如果連傻子都能靠錢生錢，人們當然認為這就是剝削了。

在馬克思生活的19世紀中期，大部分商品確實可以套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因此勞動價值論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如果仔細分析資本家這壹角色，就會發現承擔了若幹職能：資金提供者、生產管理者、銷售者，（有些還要兼任技師、會計等職責）。在完全競爭的市場，銷售幾乎沒有成本，生產工藝的類同使生產管理也很簡單，資本家的工作不過是雇傭若幹工頭。因此，銷售的要素很不重要，應得分配幾乎為零；管理的要素也很次要，那時資本家的真實收入主要來自作為資金提供者。

馬克思的時代高利貸盛行，這就說明了那時資金是稀缺的。資本家提供了稀缺的資金，為此獲得了豐厚的市場報酬，這是壹定歷史時期的正常現象。當資金不再稀缺時，僅僅提供資金獲得的報酬就很少了。比如今天，由於儲蓄利率很低，中國今天也有許多人面臨如何投資理財問題。

作為資金提供者就可以得到報酬，難怪被看成“剝削”。不過這只是市場經濟歷史上壹定發展階段的現象。

十壹、資本家角色的分解

今天由於社會分工進壹步發展，集許多只能為壹身的資本家基本不存在了，除了很小的企業。

在投資行業有專門的投資銀行、投資基金公司等金融企業。企業的管理機構有董事會、監事會以及以總經理為首的行政管理團隊。壹般來說，采購和銷售都有專門的機構或人員負責。在所有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都是專業雇員，他們提供的是高級勞動，這和同質化的體力勞動是有根本區別的。正因為他們這些高級勞動的稀缺性，才可以得到很高的市場報酬（工資）。

今天如果壹個人什麽技能也沒有，是不可能還像馬克思的時代舒舒服服靠錢生錢當資本家的。他至少要把錢儲蓄到銀行。假如儲蓄到利息高的商業銀行，還要冒銀行破產的風險。即便把錢存到政府擔保的國有銀行，也要冒少許的政府破產風險。而且風險最小的這種吃利息投資所得很可能被通貨膨脹完全抵消。

這個變化說明，今天的時代資金已經不是主要稀缺要素，而高級勞動的稀缺性表現得更明顯。

在今天有基本公平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假如還有某個資本家象19世紀壹樣集各種職責於壹身，而且企業很賺錢，人們不會說他不勞而獲了。因為，他的所得高於銀行利息的部分都是高級勞動的回報（中國由於缺乏公平的市場環境，資本家甚至受到更多指責）。

十二、資金稀缺的經濟學意義

資金稀缺當然不是指發行的鈔票少了，否則印鈔工人加加班就解決了。這個現象實際反映了資本品的稀缺。

商品可以分為資本品（馬克思稱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馬克思稱為生活資料）。資本品是用來生產其他資本品或消費品的。用來購買資本品的錢就是資金或叫資本。壹個人可以拿手裏的錢去消費或者去投資，他如果消費就直接滿足了自己目前的消費需求，如果投資則是為了滿足未來的消費需求。如果社會上的消費需要很強，那麽為生產出更多的消費品作出的努力就應當獲得回報。這個努力就是節省現期消費，也就是把錢用於投資而不是用來購買消費品。

在馬克思的時代，人們苦於日用消費品的匱乏。資金短缺其實就是缺乏生產出足夠數量的棉紗、布匹、衣服、牛奶等消費品的生產能力。當壹個人不是用錢消費這些生活資料而是投向機器和廠房時，其實就有更多的社會勞動從生產消費品轉向生產資本品，從而為將來更大規模的生產出消費品創造條件。

其實服務也可以分為資本品和消費品。煉鋼工人的勞動就是作為資本品的服務，因為勞動的結果是為生產做貢獻。而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產品的人的服務就是消費品。資本家購買設備和購買勞動都是在購買資本品，從而為社會未來的消費品增加作出了貢獻。

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究竟人們願意以多大比例投資和消費，這是自發的。當遇到饑荒時，人們寧可把全部財產都換成食物；當溫飽勉強得以解決時，有眼光的人也許會傾向於投資來改善未來處境。由於每個人對自己的狀況最有判斷權，因此其自發調整的結果也是最優的。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掌握幾乎全部財富和勞動力。為了將來的生產能力可能會強行壓縮人們的消費，把更多的勞動用來生產資本品。計畫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可能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概念進行合理分配，政府因為控制了經濟命脈，在分配產品的時候往往會出現特供制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本品是為了生產更多的消費品。但在計劃經濟中，生產資本品會變成為了生產更多的資本品。這就產生了中國在實行計畫經濟的時代前高積累高浪費的現象。

今天，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品生產能力早已過剩，因此資金不再是稀缺要素，表現為利息率非常低。如果壹個人今天節衣縮食去投資，那是劃不來的，除非此人有投資特長（果真如此他也可以在投資行業找到職位）。

十三、兩種分配公平性比較

勞動價值論要求按照勞動多少進行分配，資本家的資金貢獻被排除在外。可是如果真的把資本家排除在外，那就沒有人投資，無法進行社會生產了。於是馬克思設想通過社會革命把資本變成國家所有，因此剩余價值也就歸全社會分配。但除了高積累高浪費的缺點外，這樣壹個國家還有個難題：如果不允許私人投資，讓人們把分配所得都消費掉，那顯然浪費了投資機會，損害了未來利益；如果允許私人投資，那發展的結果又會回到革命前的狀態。

從道理上講，政府沒有理由限制壹個人只能把分配的雞蛋吃掉，不能換成下蛋的雞。可只要保障人們的財產處置權，尊重人們的雇傭和被雇傭意願，就會自發形成市場經濟下的按要素分配。

其實馬克思主義公平觀的基礎也同樣是贊同“誰創造的歸誰”，因為“剝削”這個概念就是來自“工人創造的價值應該歸工人”。

如果不只把勞動看做貢獻，把提供資金和管理也看做貢獻，那麽資本家的市場所得就是公平的了。

財富可以創造可以轉移。在生產技術落後的時代，搶掠的好處甚至大於生產，那就沒什麽公平概念。人們創造出公平這個概念是為了防止人們把精力用於財富轉移（當然是向自己轉移），也是為了鼓勵人們去創造財富。生產技術越進步，財富創造就越重要，公平的概念就越深入人心。

所以公平的核心觀念是誰創造的財富由誰享用。由於社會分工的細致，財富往往是壹群人協作創造的，所以怎麽分配就是個大問題，但公平的原則應該是按貢獻大小分配。貢獻大小不應由人說了算，而是由市場說了算。

在市場經濟中，不僅壹般的產業工人對材富的創造有貢獻，資本家以及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對財富的創造也有貢獻，所以他們也有權得到壹份應有的報酬。

結論：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看似成立，是因為馬克思的時代大體符合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隨著社會發展，各種削弱完全競爭模式的因素越來越強烈，以至於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如今已經完全喪失了評判社會財富分配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

作者 嚴家祺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北京『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是中國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是中國正在成長的壹股不大不小的思潮，如果任其發展，當中國資本主義化與『馬克思主義思潮』發生激烈沖突時，中國共產黨將走向分裂。
    二十多年來，由於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財富，而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掌握百分之七十的財富。中國有近六百個貧困縣，許多縣的財政收入僅十億人民幣，而私人財產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中國大陸內地就有近六百人。而美國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人數，還比中國少百分之十。從明清到國民黨時期，中國已有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在毛澤東時代，資本主義被完全鏟除。物極必反，鄧小平在文革後上臺，開始發展資本主義，二十壹世紀中國的現實是，真正進入了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期。
    壹九八九年的『六四』後，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完全放棄共產黨人早期建立『公有制平等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在強化壹黨專政的同時，放手推行資本主義。但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建立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今天歐美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三個階段


    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萌芽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直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興起之前，手工工場壹直是工業中生產組織的基本形式。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1、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的『老資本主義』。
    2、 二十世紀初以來，被『福利主義』、股份制改造了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轉變成企業股東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北歐的『福利資本主義』和美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自由資本主義，雖然有許多不同，但還是可以歸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個『階段』，這個『階段』中，『中產階級』壯大了，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在這樣的社會中起作用。
    3、柏林墻倒塌以來的歐美的『金融資本主義』，資本全球流動的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作用壓倒了銀行，全球流動性金融資產總額，現在接近全球各國GDP總和的四倍，金融的發展越來越『獨立』於實體經濟。

馬克思主義和『老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只有在承認和保障私人財產權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結合，壹方面推動了經濟增長，另壹方面，造成了人們佔有財富的不平等。壹定程度的財富不平等，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之壹。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財富的不平等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正是資本主義的弊端，使壹些人頭腦中產生了消滅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制社會的思想。
    建立財產公有的社會理想，在馬克思以前早就存在，馬克思與那些『空想家』不同在於，壹方面，給這些『空想』穿上經濟學理論的外衣，另壹方面，馬克思要訴諸於行動，主張通過革命來實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說，馬克思壹生有兩大發現，壹是『唯物主義歷史觀 』；二是『剩餘價值學說』。從壹八四八年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的近十年中，他因謀生需要，每周為《紐約論壇報》寫文章，介紹歐洲形勢。壹八五九年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馬克思當時四十壹歲，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當達爾文的影響傳遍全世界時，馬克思的名聲和影響，只限於『共運分子』的壹個小圈子中。伊賽·伯林談到馬克思此時的情況說：『馬克思流亡在外，壹貧如洗，在倫敦的壹個慘淡角落裏靠臨時寫些新聞報道來糊口。』當時他的《資本論》還遠沒有寫出來。達爾文的成就對馬克思是有激勵作用的。馬克思《資本論》出版後，恩格斯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生物界的現象是自然現象，存在不以人的意誌轉移的規律，達爾文發現了這樣的規律。馬克思是壹個致力於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加上他貧困的生活使他不可能有心思像達爾文研究生物界那樣地研究人類世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壹種過分簡化的歷史觀，他對歷史大趨勢的預測，與他本人的焦急盼望混合在壹起，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的『預測』並沒有實現。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 』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所謂『勞動價值論 』，就是認為商品價值由勞動所創造。很多人以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的獨創。事實上，在亞當·斯密前，威廉•配第、約翰•洛克以及法國重農主義學者都提出過『勞動價值論 』的思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商品擁有『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他明確指出，假設不受市場狀況影響，壹般商品交換價值的多少取決於生產者投入的勞動量，兩者成正比。在亞當·斯密後，李嘉圖進壹步完善了『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大多繼承自李嘉圖的理論。馬克思增加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概念，提出商品價值量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
    馬克思把勞動以外用於生產的原料、機器、工具等用『生產資料』概念加以概括，他的理論體系裡，不存在『生產要素』概念。『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勞動力，而且，還包括土地、資本、企業家、技術和信息，馬克思研究了商品市場，卻沒有研究『要素市場』，沒有研究勞動力以外的『要素』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馬克思根據他的『剩餘價值理論 』，論證了資本主義通過掠奪『剩餘價值』剝削勞動者的不合理性，馬克思因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壹定會走向滅亡，共產主義壹定會在全世界實現。
    馬克思主義是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對『老資本主義』的揭露中發展起來的。如果說馬克思有所『發現』的話，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的發現，是擺脫以往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傳統，發現城市中的勞苦大眾、工人是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力量。當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工人應當組織成『無產階級』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時，工人和勞苦大眾就不再視自己是『壹無所有的人』，而認為自己將失去的是鎖鏈，而贏得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壹套說教，就成了動員窮人起來革命的『理論』。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倡導用暴力來摧毀現有的經濟體制和國家機器，他是壹位倡導『紅色恐怖』的革命家。

二十世紀歐美資本主義的改良


    馬克思去世時，他的思想並沒有多大影響。他去世的時候，《資本論》沒有英文版。馬克思主義的土壤是在壹個沒有法治的社會中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而股份制和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社會福利的擴展，法治秩序的建立，使公司所有權分散在普通大眾手裏，資本主義這些變化，馬克思所憧景的資本主義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歐美國家並沒有出現，馬克思主義在這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失去了影響力和傳播力。可以借用盧卡斯、薩金特的『理性預期』理論來分析『社會制度變革的預期』，馬克思沒有想到的是，當他『預期』資本主義滅亡的時候，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重大變化。馬克思在人類社會的『迷宮』中看到了壹條通往『天堂』的出路、並踏出壹步時，『迷宮』本身發生變化。
    在二十世紀的俄國、中國等東方國家，盡管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十分有限，但整個社會的兩極分化、貧富對立十分嚴重，馬克思主義傳播到這些國家後，影響逐漸擴大，馬克思主義成了貧苦階級為改變現狀、暴力革命的思想武器。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簡化』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簡化』為『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在俄國、中國這些有長期『帝制』傳統的國家，馬克思主義成了『窮人』、勞工和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旗幟，奪取政權後，舊的『帝制』傳統從壹家壹姓的『家天下』變為壹黨專政的『黨天下』。

改革開放使中國回到『解放前』


    資本主義是在保障私人財產權基礎上、用市場來配置資源的社會經濟制度，建立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上的國家政治制度，有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和民主多種形式。資本主義是發展經濟的必有之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造就的『資本主義』，特別是江胡時代的資本主義，是『老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中所有壞東西的『三結合』。中國的十個貪官汙吏，往往比不上壹個金融權貴。中國許多人說，改革開放使中國回到『解放前』，實際上，『權貴資本主義』、『老資本主義』和金融掠奪的三結合，使中國的兩極分化更嚴重，貪官汙吏遍及全國，農民工和城鄉貧民的生活狀況，比所謂『解放前』還要差。這種狀況，正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產生和傳播的土壤。中國全國遍地的、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是官方踐踏法治、『社會不公正』嚴重惡化的產物，有馬克思主義作『後盾』，他們堅信自己行為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暴力鎮壓只能使維權運動更加強大。
    今天中國的現實是，當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全世界走向衰亡時，馬克思主義在『老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金融掠奪』相結合的中國找到了生存的土壤。二十世紀的全部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在揭露『老資本主義』弊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使歐美發達工業國家的資本主義得到了改善，蘇聯和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也證明，馬克思建設公有制社會的理想是實現不了的。壹九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然而，二十壹世紀的資本主義，股份制的發展、金融過度擴張和金融全球化帶來了壹系列新的問題，金融危機以多種形式產生。現在的趨勢是，雇主支撐的社會福利體系正在瓦解，過去壹百年減少不平等現象的主要辦法——社會福利國家正在消退。現代資本主義仍然存在許多弊端，尤其需要從制定金融的全球規制來解決。這種情況，當歐美現代金融資本主義中金融欺詐、金融掠奪還沒有找到全球性的辦法加以抑制時，中國要在金融體制逐步健全和加強法治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開放資本市場，不能急急忙忙全面開放資本市場，否則將進壹步加重背負在老大中國肩上的沈重負擔。

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兩大問題需要同時解決好，壹是『民主』問題，二是『社會公正』問題。中國鄧小平以來的資本主義，仍然處於『老資本主義』階段。壹九八九年前，中國的重要問題是經濟發展和『民主』問題，壹九八九年後，就像十九世紀路易·波拿巴的法國壹樣，當時處在工業革命和經濟大發展階段，『社會公正』問題凸顯出來了。
    當中國愈來愈卷入全球經濟中時，中國政府愈來愈沒有能力控制資本的流動。不論中國如何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中國都無法阻擋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趨勢。
    在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上，能不能通過提倡馬克思主義來解決呢？這條道路，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公有化的道路。現在，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不可能回到改革開放前，不發展對外貿易，中國也沒有任何力量能鏟除改革開放以來的、盡管很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基礎。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是不可能實行的。就是限制民間私人工商企業的發展，也難於稍長時間實行。對今天中國來說，不利於市場經濟和私人經濟發展的措施，必將減緩中國經濟的增長，甚至造成經濟萎縮和大蕭條。
    那麽，中國能不能在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仍然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胡錦濤『和諧社會』雖然不成『理論』，但沒有法治的『和諧社會』有助於『權貴資本主義』的生存，有助於貪汙腐敗，有助於掩蓋兩極分化和階級鬥爭。現在中國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把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薄熙來和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清除了出來，奪取了他們的權力。反腐敗受到民眾贊同，但也使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重新回到了過去，『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如果說，近幾年的反腐敗，是壹場從上而下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政變或革命，實際上摧毀了近四分之壹世紀以來江胡時代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那麽，可以想見，在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今天，中國官方提倡馬克思主義和推崇毛澤東，就是當權者自己挑起社會沖突，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就會死灰復燃，成為動搖、顛覆中共政權的力量，這將最終導致共產黨的分裂。當然，中國今天已不是毛澤東發動農民革命的時代，中國交通通訊聯系的緊密，使中國也不可能產生軍閥割據，不可能造成長期大亂。當社會劇烈動蕩時，共產黨的分裂，將把軍方推上歷史舞臺。即使軍隊在大清洗後，高級將領沒有什麽『野心』，但在假借『馬克思主義』旗幟的革命或『人民力量』的推動下，當軍人介入政治後，政變和改朝換代仍將發生。

『非程序更叠』就是政變


    毛澤東時期和以後，中國與最高權力更叠有關的重大事件，如『九·壹三事件』、逮捕『四人幫』、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下臺，都是『非程序更叠』，實際上就是政變。面對社會動蕩和以馬克思主義或其他主義的革命，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幾乎沒有選擇，革命不能鎮壓，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鎮壓革命，只能為政變開辟道路。革命和政變可以避免，完善市場經濟、厲行法治、推行憲政民主，這是壹條康莊大道，這就是要在用憲法和法律保障私人財產權的基礎上，用社會福利制度、稅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進中產階級的成長、緩和兩極分化，同時，使掌握國家權力各級官員的人，無法通過權力攫取財富。當然，還會產生貪官汙吏，但厲行法治，實行民主就能減少貪官汙吏的產生。走這條康莊大道，就可以避免革命、避免政變。

馬克思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

作者 郭於華

2013年去逝的科思曾經說過：“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壹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就這壹方面，壓抑思想市場會遭至更壞的結果。壹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是壹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在壹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 威脅社會穩定。”

開放思想的市場，是經濟、社會、文化繁榮並保有活力的前提條件；也是對制度和政策可能會發生錯誤的糾正機制。而中國的現狀正如科斯所言是“缺乏思想市場”。這形成今日中國正常發展的桎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2015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及不同場合曾多次反復提出要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調這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與此同時，充斥於我們耳中宣傳輿論卻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若以常識和邏輯思考壹下，不難發現其間悖論：在壹個主張消滅私有產權，並建立壹個公有制和進行集體生產的主義之下，不安全，誰敢創業？無自由，又何能創新？這種宣傳上的矛盾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思想市場的缺乏源於思想的被禁錮。長期以來我們被強迫接受並只認同唯壹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及其以後的繼承發展。各大學不僅都設置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課程，而且爭先恐後地紛紛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院；馬院的研究經費和教師收入優厚於其他社會科學專業；在每年公布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指南中，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研究不僅排位最前，而且數量也占據很高比例，以最新的2016年為例：

在全部23個“學科”中，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計有85項選題；黨史·黨建96項；其後的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管理學等等21個學科共計1711項；

雖然馬克思主義和黨史在課題數量上不是最多的，但需考慮到後面許多學科都在前若幹項列出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習近平思想有關的題目：

如哲學的前21項都是關於馬哲的課題，第22項到第32項是關於習近平治國理政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中國道路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人學哲學、用哲學等的研究；

在理論經濟研究中，列在最前面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發展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當代化研究”、“中國經濟模式的經濟學理論研究”；

政治學，名列前茅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講話、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新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政治學等特色研究；

法學，前10項是關於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文化等研究；

社會學，首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研究”；民族問題研究，首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研究”；國際問題研究，首列“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宗教學，前兩項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神論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當代發展研究”；中國文學，首列“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研究”，稍後還有“馬克思、恩格斯與比較文學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首列“習近平總書記對外傳播思想研究”，“中國夢話語體系的修辭和全球傳播效果研究”，“講好中國故事”的傳播理論分析與詮釋。

如果研究者在此指南下申報社科基金課題，通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八股套話；可能還要加上“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某某大和某某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等慣用話語。

這樣的現象不勝枚舉，不難看到學術研究領域中思想壟斷的狀況。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對人類社會及其發展的解釋之壹，亦需經受實踐的檢驗。壹種理論若成為壟斷性意識形態，將本來多元的思想定於壹尊，就如同市場中壹種商品形成壟斷，必然扼殺市場的活力甚至使市場無法正常運作。科思的忠告正是就此而言。



重構與埋葬

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社會思想，即說明和解釋世界的學說，可以是非常重要社會理論。社會學理論中的古典社會學開篇就要講到馬克思；但是它即使重要，也只是諸多社會理論之壹，而非唯壹；與其同時存在的還有若幹重要的不同的解釋，構成多樣的理論、觀點、流派和主義。暫且不論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發展解釋得對與錯，同樣重要的古典社會理論還有馬克斯.韋伯的解釋和埃米爾.塗爾幹的解釋，他們所進行的幾乎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運行機制和命運的探索，也都包含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簡而言之，馬克思關註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別是其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理論；韋伯探討的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成的精神條件，尤其是與基督教倫理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壹社會前行中遇到的困境；塗爾幹所面對的則是社會“失範”問題和尋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的整合機制即“有機聯系”，這種“有機聯系”是建立在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賴的基礎上的。思想家們的分析和探索構成了古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命題，也奠定了現代社會學學科的基礎。這些理論以及後世的諸多社會理論，構成了缺壹而不成其為完整的社會思想體系。

然而，壹種理論或壹種思想卻成為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主義，成為各門學科甚至各行各業的指導思想，其中權力意誌必是決定性因素。強權決定利用哪種理論和如何利用。當我們長期生活於這種權力意誌之下時，就將其確立的意識形態視作當然，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比如，我們從來不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為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究竟是不是壹種科學理論？如果是，它需不需要經過實踐檢驗或邏輯推理的論證過程？我們的院校設置為何只有馬（克思主義學）院而沒有黑（格爾）院、韋（伯）院、塗（爾幹）院？為什麽我們所有的研究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主義為指導思想？為什麽我們各門學科的教材都必須有壹本“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而這種被視作當然的意識形態恰恰是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將作為壹種社會理論或社會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奉為唯壹的、終極的真理，甚至作為近乎宗教式的存在，有著內在的邏輯矛盾：既然已經是絕對真理，還用得著研究嗎？倘若已經成為各領域的指導思想，還有必要探討嗎？作為學者、研究者，具有正常的心智和邏輯思維難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嗎？如果妳將它作為科學，那麽它不應成為信崇的對象，它需要實踐的檢驗被證實或被證偽；如果妳視它為宗教，它亦不能被強制性地要求所有人信奉，因為今天的人類社會信仰自由已經成為共識。

將自己定位於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美國社會學家邁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曾經概括了針對作為壹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四種不同立場：即傳播馬克思主義，埋葬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構築馬克思主義。他所認同的立場是第四種——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壹種至關重要的社會理論的有力分析傳統，用以科學地理解當代社會變遷和社會再生產的困境和可能性”。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不是業已建成的真理大廈”，因而“構築馬克思主義意味著重建馬克思主義”。在今日，原教旨主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早已是明日黃花，因而才有作為重建和超越意義上的“構築”之說。

當今世界，只在個別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依然作為教條或意識形態工具被功利主義地、抱殘守缺地加以“利用”。壹如布洛維所言，這種利用其實正是“埋葬”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如若只是功利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化甚至教條化、教義化，權宜性地用作統治的工具，那麽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壹柄雙刃劍，它壹方面泯滅了社會，扼殺了自由；另壹方面也必然葬送馬克思主義本身。

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規律和歷史命運作為核心研究內容的馬克思主義固然是壹種社會理論，但吊詭的是，“社會”卻不是其核心概念。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中，社會只是隱含的、潛在的，社會概念是懸置的，從未以清晰的面目出現。作為壹種社會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其核心理論執著於階級關系和階級鬥爭。正如布洛維所言：階級處於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動力學（dynamics）和再生產的中心位置。將“社會”引入研究中心並進行理論建樹的，是從葛蘭西到布洛維等壹系列後馬的思想家。

至此，科思忠告的意義凸顯，思想的市場必須是思想多元共存、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如此才能保持正常的社會生態和思想的生命力，壹如市場的繁榮與活力。讓馬克思的學說回歸原位，脫離統治意識形態而成為可以探討、爭論、質疑、反思的諸多社會思想中的壹種，對思想理論界和馬克思主義本身而言應該都是幸事。



合作與鬥爭

作為提出問題和初步討論，我們先從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理論開始。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基本邏輯是：人類社會是分化為階級的；階級劃分的依據是人們擁有財富和財產的多少，進而人們的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在壹定程度上是受其財富和財產狀況影響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同，存在著財富和權力嚴重不平等現象，這種不平等可能成為重大社會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的根源；由生產方式創造出社會群體或階層，稱為階級，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前者占有生產資料，即技術性的和科學的設備，後者除了擁有勞動力外壹無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具有對抗性，它既體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也體現在兩大階級之間的鬥爭中；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主要是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階級鬥爭作為社會變遷的動力，終將經由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在國際共產主義的經典《共產黨宣言》中，階級鬥爭理論表達得更為直白和激動人心：

“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壹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 而每壹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每壹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對於社會分化與社會矛盾的認識，若從社會理論的脈絡進行梳理，可見馬克思的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與“社會學之父”孔德畢生關註社會進步與社會秩序構成全然不同的取向，與奠定了社會學理論基石的兩位社會學思想家塗爾幹和韋伯也完全不同。馬克思以極大的熱情關註階級沖突，擁抱鬥爭哲學，強調暴力革命，這些都使其社會思想帶有濃厚的革命色彩。

無怪乎另壹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這樣概括馬克思的鬥爭哲學：“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如此概括雖有失簡單卻也不無精準。

社會學中的沖突理論與馬克思的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有著淵源關系。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強調的是社會中經濟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功能主義者所強調的共同價值觀。他們關註社會集團之間的持續鬥爭——不限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而是更廣泛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統治群體與被統治群體，雖然他們並不壹定主張社會的進步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革命。後世的社會學沖突學派，無論是強調競爭與沖突關系不可避免的齊美爾，還是主張沖突主要來自對資源的支配與控制權的爭奪的達倫多夫，或者認為沖突有正面功能的科塞，都以馬克思的階級沖突理論作為先驅，不難看到，社會理論中沖突學派的源流關系。值得註意的是，後世沖突理論的代表人物，都沒有將沖突必然導致社會解體或壹個群體消滅另壹個群體作為必然選項。

而作為奠基性的重要社會理論或者說社會學兩大理論傳統的代表人物馬克斯.韋伯和埃米爾.塗爾幹，又都不同意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

作為理解社會學傳統的開創者，韋伯也關註社會的分化，但與馬克思不同，韋伯認為，階級僅僅代表在勞動力市場中具有同等地位者的整體聚合。階級不可能被組織起來采取決定性的行動，因為他們缺乏產生這種行動的任何共同基礎。共同的、有目的的行動更傾向於出現在另外兩種不同的社會聯盟中：壹是身份階層，即由具有相同的職業或專業地位的人組成，故社會階層是按照經濟標準（財富）、政治標準（權力）和社會標準（聲望）進行區分的。由於人們擁有相同的身份地位，因而也往往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身份階層可以成為某種政治行動的基礎。二是為了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和行使權力而專門組織起來的政黨組織（此處從略）。

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並不導向社會的分裂與沖突；而韋伯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問題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問題。韋伯認為：西方文明的理性化進程體現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經濟組織到生活方式各方面，而這些構成社會秩序諸要素的理性化之間的張力。“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最為關註的理性發展結果，他把資本生產和交易中的信任問題，歸結為新教教徒在世俗生活中單獨面對上帝而形成的天職和品質。而他最重要的貢獻之壹是看到官僚制因其非人格化和專業化精神成為現代社會最有效的管理方式的同時，預見到其高效率和有益於社會秩序的特征，有可能演化出使人喪失自由和主體性的“鐵籠”（iron cage）。

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階級鬥爭是壹種零和遊戲，壹個階級的所得是其對立階級的喪失，因而鬥爭體現為壹個階級推翻另壹階級的革命；而韋伯的身份地位分層則是不同群體相互之間的評價與排序各不相同，它們之間既非必然相互依賴，也不壹定相互沖突，某些群體的地位有可能提升，但無須取代地位較高群體，即階層分化並不帶來零和遊戲，更不導致妳死我活。

奠定了實證主義社會學傳統、並作為現代社會學開創者的塗爾幹，更是作為與沖突學派相對的共識學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社會分工與社會整合的理論來描述世界。他對社會分工、自殺、宗教等“社會事實”的研究，以“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作為中心問題，接續了孔德的核心問題——社會秩序。塗爾幹假設社會中存在著某種潛在的契約或信念。與馬克思和韋伯相比，塗爾幹最主要的關註點是社會壹致性的本質。其幾部代表作都是圍繞社會團結展開的。與馬克思強調經濟、韋伯註重國家有所不同，塗爾幹和托克維爾在政治建設中更為強調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作用。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關註點是階級和階級沖突的本質，塗爾幹的著作更多地聚焦在社會的本質、社會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上。在塗爾幹看來，教育、宗教和經濟體現了社會的主要制度，而制度為整個社會提供了指導規範和法律。比如宗教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維護特定社會秩序的粘合劑，宗教提供給任何壹個既定社會以核心價值，使社會能夠聚合在壹起（與馬克思對經濟的分析形成對比）。文化、符號和儀式是促使社會群體不斷強化認同感的手段。勞動分工也是理解社會本質的關鍵要素，在塗爾幹看來，勞動分工本質上是某壹社會為維護其成員的物質生存而規定的不同任務和功能。它使社會的特征更為堅固，使社會作為壹個運作實體存在下去。

塗爾幹對國家與政治的看法完全來自於他對社會的見解。國家或者政府，只是另壹種類的社會制度。國家並非代表居支配地位的階級或群體的利益來進行管理，而是代表整體社會並尋求達成全面的契約和共識。國家應體現盧梭所稱的社會公意；社會是權威的基礎，而國家則是出面來代表社會實施其基本運作和操作。

在《社會分工論》的"第二版序言"中，塗爾幹說：

我們所要揭示的失範（anomie）狀態，造成了經濟世界中極端悲慘的景象，各種各樣的沖突和混亂頻繁產生出來。既然我們無法約束當前彼此爭鬥的各種勢力，無法提供能夠使人們俯首帖耳的限制，它們就會突破所有界限，繼而相互對抗，相互防範，相互削弱。當然，那些最強的勢力就會在與弱者的對抗中獨占上風，使後者屈尊於它的意誌。但是，這些被征服者雖然暫時屈從了強力統治，卻沒有認同統治，因此這種狀態肯定不會帶來壹種安寧祥和的氣氛。由暴力達成的休戰協議總歸是臨時性的，它不能安撫任何壹方。人的熱情只能靠他們所尊從的道德來遏止。如果所有權威都喪失殆盡，那麽剩下的只會是強者統治的法律，而戰爭，不管它是潛在的還是突現的，都將是人類永遠無法避免的病癥。這種無政府狀態明顯是壹種病態現象，因為它是與社會的整個目標反向而行的，社會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消除，至少是削弱人們之間的相互爭鬥，把強力法則歸屬於更高的法則。

在塗爾幹看來，社會不僅是壹個整體（social body），還是壹個有機團結的整體（social organism），它不僅在結構上集合並結合了各種細胞和組織，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備有機體的所有活力和潛能。正因為如此，失範才成為令人擔憂之事。社會是塗爾幹眼中最主要的主體，他強調現代分工與市場的基本功能，就在於促進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有機團結，強化了社會秩序的意識紐帶。塗爾幹始終把教育和道德看作現代社會建設的兩大主題，人們必須在社會領域中安身立命。這就是為什麽人們壹旦發現共同利益並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們不僅維護著自身的利益，而且還互助合作，共同避開來犯之敵。他們這樣做，為的是進壹步享受彼此交往的樂趣，與其他人共同感受生活，歸根結底，這就是壹種共同的道德生活。

從古典社會學三大家的比較來看，強調合作還是主張鬥爭形成了殊為不同的理論傳統。而從人們的社會實踐過程來看，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持續的條件是人們之間的合作互惠，共存共榮；經濟活動的基礎在亦於參與交換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如同中國人自古以來懂得“和氣生財”的道理，合作互惠、共生共存是人類社會延續至今的基本條件。戰爭狀態不能成為常態，而從文明進步的角度看，人類的競爭模式已經日漸從打鬥、戰爭、軍事沖突轉換成體育競技、商業競爭、文藝比賽、遊戲等。

和平共處，包容理解，和諧共榮，是人類文明亙古長存的主題。共產主義運動曾以最理想的社會、最美麗的新世界為許諾動員人們的參與和奉獻。而在追求理想社會的過程中采取鬥爭、毀滅的方式，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惜以作惡的方式推行革命。過程與手段之惡必然導致罪惡的結果，最漂亮的目標卻帶來最邪惡的後果和最深重的苦難。我們可以先放下這樣的問題：究竟是美好的初衷在運行中變得邪惡？還是從來就沒有美好的初衷？而只有打江山坐江山的皇帝夢？去思考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機制和理念到底是什麽。有人認為是馬克思對理想社會的設計是被後來人閹割誤導造成的，但我們仍須思考，為什麽那麽多種社會理論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會被如此利用並對人類造成災難？其觀念本身含有什麽錯誤的成份？比如階級仇恨與階級鬥爭理論。壹種理論或觀念如若倡導對立而不是合作，鼓動仇恨而不是和解，定於壹尊而不是多元包容，那麽這種理論被用作武器並帶來與其美好初衷相反的後果，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了。



私有與公有

接續上面的話題，合作與競爭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眾所周知，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交換與互動要以擁有為基礎，即以合法的財產權為前提條件，簡而言之，就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才有權處置。追尋這壹問題的答案，須從作為共產主義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頭開始。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建立在否定私有制強調公有制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正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導致資本家得以榨取工人勞動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從而構成剝削關系，產生勞資之間的矛盾，並形成階級和階級鬥爭。而“生產資料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無法兼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就要響起。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見《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勞動能力視作與財富的對立，雖然只是壹種可能性：“消極的勞動，只是壹種可能性；是壹切客體都完全被剝奪的勞動的可能性。勞動能力表示絕對貧困，即物的財富被全部剝奪。因為整個物質世界以及物質財富的壹般形式即交換價值，都作為別人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與它相對立，而勞動能力本身失去了這些條件而獨立地存在著。”

以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目標的經典論著明確宣稱：“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

奪取政權之後，“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 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以上見《共產黨宣言》）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列寧也曾指出：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私有財產孕育了無產階級作為自身的判決，而無產階級執行之；正如薪資勞動帶給別人財富、帶給自己悲慘作為自身的判決，也是由無產階級來執行。如果無產階級勝利，這絕不意味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專制者，因為唯有藉由廢除自身及其對立面，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勝利。屆時，無產階級及其命定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將消失。”

以私有制為無產階級革命或共產主義運動要消滅的對象，是幾乎所有革命導師壹致的觀念。但這壹主張卻是違背自然與人性的。正如茅於軾先生所言：“早先我也不懂得為什麽說：私有財產是道德之神；財產公有不符合道德。後來慢慢懂得，贊成財產公有的人並不是願意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分給大家，而是想讓別人的財產通過公有，自己也有壹份。於是尊重別人的財產私有，並神聖不可侵犯，才符合道德。所謂公有其實是壹種非分之想。”茅於軾先生其實是以常識性話語道出了私有財產的天然合法性。

根據壹些經濟學家深入淺出的概括，我們可以獲得對私有制的常識性理解：

首先，私有制是壹種自然秩序，它不是某個人或某種理論制造出來的，而是天然的，即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自發形成的規則。“以自已的勞動謀求自已的生存和發展，沒有什麽比這更自然的了”。因為自已的投入（勞動，資本，技術）而獲得生產成果，構成壹種自然的社會分配秩序。私有財產之所以不容侵犯，所依據的是：這壹財產是由妳的勞動資本技術創造出來的。而人們常說的無義之財，指的就是別人投入創造出來的成果卻被妳占有。財富由誰的投入創造出來的，正是確定財富歸誰所有的依據。沒有私有，便沒有什麽正義不正義，也就沒有了社會的基本秩序。所以私有財產不容侵犯，不是先有法律規定，而是來自壹種自然的認識。私有是壹種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

其次，私有又是壹種自然的生產發展秩序。人們之所以投入勞動資本技術，是建立在這種投入取得的生產成果能夠為自已所有的預期之上，如果自已投入勞動資本技術，成果卻歸別人所有（比如奴隸的勞動成果歸奴隸主所有），或者歸“公有”、“大家所有”，個人便不會很情願的投入，社會生產和發展的動力便消失。這種社會仍可能有生產和發展，但必須依靠暴力強制或欺騙（比如為了理想為了國家等等的精神宣傳）去維持和推動，社會生產就失去自我發展的機制。

同時，私有制也是人們的交易活動與社會合作的基礎。當社會生產分工實現專業化生產，可大幅提高生產效率時，必然出現交易。交易建立的基礎是交易產品或服務的私有，沒有私有，就沒有產品或服務的處置權，當然就沒有交易；公有制不可能產生市場和交易。交易的公平在於雙方能夠自由的不受脅迫地討價還價。而私有既是個人自由的前提，又是討價還價的動力，買賣雙方的自由和相互制約，是交易秩序的基礎。理性人之間如何合作，如何通過合作達成互惠而不是互害，需要依靠私有財產制度，這是人類創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衛·休謨認為它是三大自然法則的第壹法則。有了私有產權制度，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合作與博弈才有可能。產權制度其實先於國家、先於政府而存在。市場的真正功能在於讓人類更好地合作。由於私有產權是人的自由的保證，沒有私有產權，人不可能有自由。如果壹個經濟當中有大量的特權階層，如果政府可以隨意剝奪個人財產，如果自願交易的合約得不到遵守，人們就不可能有通過分工而合作的積極性。

如果我們暫且先放下革命導師們倡導的主義，以常識和日常生活邏輯想壹想，市場經濟的基本道理在於，由於分工的存在，個人需要與其他的個人交換產品以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出於壹己私利的個人可以為他人提供產品或服務、並且個人要想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天經地義），就必須更好地滿足他人的需求——提供更好的產品或服務；這本是利己與利他並存不悖。而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不追求私利、不承認財產私有，“狠鬥私字壹閃念”，是與基本的人性和道德背道而馳，是與自然天道對抗，因而也必然不能成立。

人類文明成就的積累，是因為建立了道德的和法律的制度，這種制度保護了個人的財富積累，保護了個人為增加幸福而進行自主選擇的權利和自由，也保護了人們之間的合作、交易關系及社會成員不受他人尤其是強權的剝奪。就此而立，私有財產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是社會構成的基石。

而所謂公有制，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表面上它只是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實際上它通過行政權力，把所有生產成果收歸“公共”或“國家”所有。因而實際上消滅了勞動和技術的私有。當個人或生產組織不能直接獲得生產成果、擁有這種生產成果的所有權時，勞動或技術的私有就變得無意義。不用說那些必須實行組織化生產，資本投入是國家的企業，即“公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並不歸這個企業私有，而要歸“公共”或“國家”所有；即便是中國的農民和服務行業人員，本是個體生產，自已勞動自已獲得勞動成果，政府也通過強制性的集體生產，把生產成果收歸“公共”或“國家”所有。之後國家通過權力再對這些生產成果進行分配。由此個人所得並不是因個人的投入（包括勞動、技術、資本），而完全取決於國家的分配權力。這樣的由權力配置資源、領導生產和分配成果，必然使生產者完全喪失權利，是“通往奴役之路”。

《共產黨宣言》明確聲稱：無產者沒有什麽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

不難發現，無產階級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和“摧毀”保障私有財產的壹切，是自身從無到有的過程；這與消滅私有財產自相矛盾。所謂“剝奪者被剝奪”的命題其實是經過搶奪使壹部分人占有而另壹部分人沒有。更何況，事實證明，所謂公有和國有並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如若是人人有份，為什麽人民得不到屬於自己的那壹份？所以，“消滅私有制”是真正意義上的剝削和搶奪。

就此而言，私有制也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根本保證。人類社會走到今天，不同國家的歷史進程已經證明：最典型的公有制、指令性計劃經濟都造成巨大惡果而難以為繼。只有在財產權得到堅定不移的保護時，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才有保障。因為，財產權構成壹道最有效的壁壘，可用來抵禦公權力的幹涉和侵犯。私有財產，是形成秩序與規則的基礎；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是人類社會正常與文明的保證。

彼得 德魯克曾指出：極權主義試圖通過種種“非經濟手段”創造歷史，讓經濟發展中遭遇不平等的大眾在這個非經濟的社會中獲得平等，其結果是整個國家被推向極權主義深淵。他嚴酷地指出，在這個過程中，人民交出的是自由，得到的是鎖鏈。

米塞斯也早就指出：這些空想家熱衷於設計地球樂園的各種規劃，而所有這些規劃的共同特征就是，這些烏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須無條件地首先服從於其創建者，爾後還得繼續服從於其繼任者。只有市場經濟把每個人的命運交給他們自己，市場經濟認定生產者是自身命運的主人。這個制度不在於消滅人的惡念，卻在於要人為了私利，而去求得公平。在斯密大師看來，每個人只要不偷不搶不騙，他的私利就是最崇高的社會公利。那些相互沖突的社會利益絕不能交給“計劃者”仲裁，而是應該在競爭中讓上帝來取舍。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以終極真理和單壹道路為人類社會規劃未來，不能不說是壹種理性的僭妄。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必然埋下人類群體相互仇恨的種子，成為日後的災難性土壤。這樣壹套思想體系——階級與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並將此主義推及全世界，很容易為試圖人為建造大壹統社會的專制統治者所利用。分析已有的幾種極權政體，不難發現，極權之惡，正在於拿到了打開地獄之門的鑰匙：發掘人性之惡和人性中最大的弱點並將其發揮到極致。

人類群體之間的合作、博弈、競爭乃至戰爭，都須遵循壹定的共同遊戲規則。而極權主義運動的重要邏輯之壹是，玩不過，就破壞遊戲規則：遊戲中因智商、能力處於劣勢而不能戰勝對手，於是耍賴或用強，用破壞規則的方式打敗對手。因智力較低、能力較差、按照人們認同的壹定之規玩不過對手的遊戲者，不在提升自身能力上下功夫，而想方設法破壞掉規則另起爐竈，以強權、暴力、厚黑取勝而上位，取而代之甚至消滅對手，這種情形在歷史中屢見不鮮。這也是成王敗寇邏輯得以形成的實踐基礎。

大道至簡。長久以來，我們在意識形態的霧霾中喘息，因缺氧而頭腦混噸。思想家們其實早已把最基本的道理講清楚了，而這些道理成為公眾認知的常識常理卻不那麽容易，思想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我們回到平常心態，保持正常心智，開放大腦和視域，換壹種認知思考的角度和方式，這些道理其實都是不難明白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消極意義

作者 浦漢昕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百三十六年前的今天，公元1883年的三月十七日，春寒料峭，天氣陰沈，在倫敦海格特墓園壹個偏僻角落，壹群身著黑色服裝，站立在壹個墓穴兩側的人們，正註視著緩緩沈入墓穴的黑棺。隨後壹位長著大胡須的紳士，向前跨了壹步，開始致辭。他就是恩格斯，在此他向自己的摯友，三天前辭世的馬克思沈痛告別，另外也莊重地向世人宣告這位偉大思想家的傑出貢獻：他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由於他的理論發現人們不再“在黑暗中摸索” ，壹切“豁然開朗了”。

他說道：“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壹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壹個民族或壹個時代的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這是壹段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論述。

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常識。馬克思有幾十年貧窮困頓的學術生涯，對此體驗至深，可見他發現這樣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絕非偶然。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這壹觀點：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壹切人類生存的第壹個前提，也就是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壹些東西。因此第壹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俗話說吃飽肚子是第壹要義，誰能說不是呢。然而常識往往只反映了事物的表象，並沒有揭示本質。試想古代壹位秀才向壹群農夫說：“太陽天天從東方升起，西邊降落，說明日月星辰是在天上轉動，我們腳下的大地平展穩固，根本不動。西方的地球說、日心說，都是騙人的鬼話，千萬不要相信。”農夫們自然點頭稱是，誰能反駁他們每天都體驗到的常識呢？

然而人類社會是壹個極為復雜的大系統。簡單地說它可分三個層次，最外層是人的活動，第二層是物質，能量的流通轉化，第三層最深的內核是信息的流通轉化。中國古代人只看到了社會的最外層人的活動，心目中的歷史就是朝代興亡更叠，沒有方向性，社會變化的動力是人的欲望、勞作和相互砍殺。馬克思對社會發展認識深了壹層，揭示了系統中第二層次物質能量生產的作用，並試圖指出社會的演化方向。這些自然是了不起的創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十九世紀確實有很大進步意義。然而這百多年來，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畢竟對社會的認識更深了壹層，深入到了它的內核—-信息層次。這正像當代對生物和細胞的研究，深入到基因層次壹樣。信息是新的科學概念，馬克思認識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比馬克思更早的黑格爾，同樣沒有信息概念，卻創建精神哲學，直接切入社會系統的信息內核，提出社會發展是主觀精神發展到客觀精神，最後到絕對精神的自我辨證運動過程。黑格爾雖然超越時代，達到了人類思維新的高峰，但曲高和寡，而且還成為馬克思、恩格斯嘲笑的對象。

物質生產，社會經濟是社會存在的基礎，它也確實影響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物質生產、社會經濟不是自然所賜，是人類思想和知識生產實踐的產物。也就是說馬克思認定的社會物質基礎，無非是人的意識、思想的物化。因此，僅僅由於將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看作是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稱之為上層建築，就認定它們是由物質決定的，顯然是錯誤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歷史的起點並非在於人類具有思想，而是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壹切人類生存的第壹個前提，也就是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 沒有思想和意識，是人嗎，創造的是人的歷史嗎？在草原上的羊群是能吃飽肚子的，林子裏的狗熊也不乏食物，他們能夠生活，滿足了“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但它們創造歷史了嗎？誰聽說過羊史或狗熊史？人所以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人有意識，能思維。人要吃飽肚子，能夠生活必需要有生存的技能，獲取知識。具有自我意識使人成為人，這才是人類歷史真正的起點。

其實馬克思自己也知道什麽叫生產勞動：“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壹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資本論》）馬克思有力地駁倒了馬克思。

人類社會系統是從天然生態系統演化而來的，雖然都是生物和環境結合的系統，但它和天然生態系統有很大的不同。天然生態系統的發展動力和組織力量是通過食物鏈流通轉化的能量流。人類社會系統雖然也是能量在社會的生產消費活動流通轉化，並形成耗散結構，但是人類社會系統還有壹股強勁的信息流，它的源頭是人的大腦。人通過認識活動接受外部環境信息，轉化為人類共創共享的符號信息，形成概念，壹種高質量的信息。人類的精神、思想、知識都就是這種符號信息。人就是用知識啟動、控制和管理人類社會系統，調控生產消費活動能量的流通轉化。人類社會系統是人有意識的創造物，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沒有意識的能量、物質流通轉化只能建造動植物生態系統。人類社會是有意識的存在。

恩格斯說“壹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617頁。）我們並不完全否認恩格斯的這壹看法，然而反對將“人們的頭腦”和“時代的經濟”對立起來。還應該補充的是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既要在經濟基礎的變動中去找，也不排除到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人的思想意識在社會系統中形成信息流，它從主觀到客觀，又再從客觀到主觀，這是壹個循環往復的運動，也正是黑格爾所論述的精神的自我辨證運動。

馬克思、恩格斯不能理解思想意識作為信息流在社會系統的運動，看不到它是“活的”，是辨證的，既在人們的頭腦中，也在經濟基礎和社會關系中流通轉化，循環往復。在馬克思看來“信息流意識”是“死的”，無活力的，只不過“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象在照像機中壹樣是倒現著的……正如物象在眼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物理過程中產生的壹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5頁。)馬克思成了光學家，再壹次將人類社會降低到動物世界，甚至降到物理系統。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下面壹段，也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的經典論述。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其實是系統功能與結構的矛盾。系統功能與結構確實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適應的；因此系統功能與結構壹旦失衡，兩相作用是可以推動系統發展或退化。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度的，也可說受制約的。系統功能與結構的矛盾運動永遠不可能是系統發展的根本動力。有誰認為壹粒種子發育生長成大樹是系統功能與結構的矛盾所致。馬克思會認為他的女兒長大成人是她們身體的功能與結構不斷調整的結果嗎？

這不能不讓我想起克雷洛夫的壹個寓言，大體是這樣的。壹天猴子、狗熊、狐貍和狼在林中找到了四件樂器，壹把小提琴，壹把大提琴、壹只小號和壹只黑管。他們各自拿了壹件，咿咿呀呀吹拉起來。猴子有了靈感，突然說：“兄弟們，這樣是不成調的。要演奏樂曲，大家要排成壹排，像人們在舞臺上演奏那樣。”於是他們排成了壹排。但是仍然不成調子。猴子又叫停，並說：“狗熊妳要站在這兒，狐貍妳在狼的左邊”。這樣他們不斷排序，結果自然可想而知。

馬克思墓地的石碑和安放其上的碩大青銅頭像十分引人註目，它告訴我們這裏埋葬的是壹位大思想家；人雖然死了，但他的思想依然磅礴天地。人類歷史上，恐怕還沒有壹位哲人的思想，像馬克思壹樣如此廣泛地影響和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換句話說，也沒有壹位哲人的思想像馬克思壹樣受到了人們如此廣泛和長久的社會實踐的檢驗。遺憾的是，這壹百多年的檢驗結果是負面的，他的思想給世界制造了無數的麻煩和可怕的災難。當然，這不會是馬克思的初衷，這些恐怖的場景看來從未進入過他那碩大的頭腦。然而壹切都發生了，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馬克思的思想雖然精深博大，但它的思想病竈也是致命的。恩格斯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即歷史唯物主義，上文已經分析了它的各種錯誤。現再概括如下：其壹，馬克思口口聲聲說要從活生生的人出發，但他只強調了人的生產勞動和人的社會關系，他不認為人所以為人，是由於人有自我意識，能思維，具有思想和精神。他沒有抓到人的這壹本質，不是從人的這壹本質出發，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其二，對人類社會的認識只深入到物質層次，認識不到信息、思想和精神的關鍵作用，以至於自己在物質層面上被許多似是而非的假像所迷惑。

本文不講述馬克思的這些理論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和制造的種種災難，只想提出三點中國人切身感受的歷史和現實，看壹看馬克思思想上的病竈是如何釀成人間災難的。

1， 建國之後，文教受到多次摧殘，全國大學竟然壹度停辦。知識分子、民族精英不斷遭受迫害，制造了無數人間慘劇。這種反智主義是和馬克思只強調勞動輕賤知識的思想分不開的。
2， 屢屢侵犯人權，剝奪公民自由，鉗制言論，禁固思想，這是馬克思人的理論抽掉了自由精神的惡果。
3， 幾十年不斷折騰，所謂調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搞得國困民窮。這是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的理論的偉大實踐。

時代在前進，人民在覺醒。如果至今仍然不能清除馬克思思想上的病竈，中國人民就仍然會深受其害，中華文化也難以幸免，中國的興盛就越發艱難。

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的區別

作者 顧乃忠 寫於 二零一六年

東西方文明之間存在差距，這是壹切直面現實而又客觀公正的人們都不否認的事實。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距需要改變也能夠改變，這是壹切具有理性且又追求正義的人們的美好想法和共同願望。在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改變的過程中，就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大致可以區分為以自然演化為主和以人力主導為主的兩個不同的過程。在過去——19世紀以前——的歷史中，限於當時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狀況，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基本上是以自然演化為主的過程。在今天——19世紀及其以後——的時代，由於交通和通訊條件的改善，東西方文明差距的改變，已經不再以自然演化為主，而開始以人力主導為主的過程。所謂以人力主導為主，就是人的目的、意識即指導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愈來愈大。而在思想巨擘馬克思之後的時代裏，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嚴格地說，指的是東方國家文明的進步以縮小與西方國家文明之間的差距，但為了便於比較，本系列文章所論也包括西方國家文明的進壹步演化——，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裏就產生壹個如何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亦即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之所以成為問題，需要專門討論，是因為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不是像人們，尤其中國人，通常理解的那樣單純——全盤肯定意思上的單純和全盤否定意思上的單純，而是壹個金沙混雜、正誤皆有、是非交織的整體。因此，任何國家在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中，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的主幹和枝葉、真實和空想、正確和錯誤仔細地進行甄別。

筆者曾經論及，馬克思有兩個，即前期馬克思和後期馬克思。 前期馬克思以《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為代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緊接其後，馬克思又指出：“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在《資本論•第壹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資本運動的規律正以“鐵的必然性”向前資本主義國家擴展，“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馬克思還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壹種自然歷史過程” ；“壹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很顯然，馬克思在這裏主張的是歷史發展的單線論。

前期馬克思的歷史發展單線論的思想不僅體現在對壹般的歷史發展規律的論述中，而且體現在對東方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論述中。

關於印度社會發展的道路，馬克思於1853年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壹文中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壹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壹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這裏對印度未來發展前途的判斷是再明確不過的，而且這種判斷已遠遠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個亞洲了。

的確，馬克思對中國社會的未來前景也是這樣認為的。1850年馬克思在《國際述評（壹）》中預測：“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裏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麽他們說不定就會看到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無須多加壹個字，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便是中國社會的未來命運。

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東方不僅包括亞洲，而且包括歐洲的斯拉夫世界，尤其包括俄國。關於俄國社會未來的發展前景，馬克思的論述尤為具體、全面。

19世紀中葉，俄國圍繞著發展道路問題，民粹派和西化派曾進行激烈爭論。民粹派理論家認為，俄國由於存在著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公社，因此俄國人民具有先天的優越性，“是天選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是“本能的、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看來，俄國獨有的這種特殊國情，使它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由村社制度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的馬克思對於這種俄國特殊論的喧囂壹直持否定和蔑視的態度。他堅持認為，俄國在世界歷史發展面前，根本不存在什麽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決不能使俄國避免西歐的發展道路。1855年2月13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他對民粹派創始人赫爾岑及其思想的反感，說：“我不願意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場合同赫爾岑壹起出面，因為我不贊成這樣的意見：似乎舊歐洲要用俄羅斯的血液來更新。”

19世紀50年代末，俄國在正式宣布廢除農奴制之前，政府在解放農奴方面已經采取了不少切實有效的措施，馬克思對沙皇政府在改革中的自由主義傾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極高的評價。1858年，他在《關於俄國的農民解放》壹文中寫道：“如果說，俄國貴族認為他們的‘8月4日’（1789年）還沒有來到，因而他們還沒有必要將自己的特權獻上祖國的祭壇，那末俄國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經達到了‘人權宣言’ 。的確，請設想壹下，亞歷山大二世竟宣布了‘農民天賦的、根本不應該予以剝奪的權利’！這真是不平凡的時代啊！1846年，羅馬教皇發起了自由主義運動；1858年，俄國的專制君主，道地的“全俄羅斯獨裁者”，又宣布了人權！我們還會看到，沙皇的這個宣言將像羅馬教皇的自由主義壹樣得到全世界同樣廣泛的反應，並且歸根到底將比教皇的自由主義產生遠為更大的影響。” 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俄國的出路同西歐國家的出路壹樣，應該倡導自由主義，發展資本主義，走普世文明之路。在同壹篇文章的結尾，馬克思在預測俄國農民起義可能導致的結果時以更加明確的語言，再壹次表達了他的俄國應該走西歐的普世文明之路的觀點。

他說，被貴族束住手腳的農民必然要求發動起義；“如果發生這種情形，俄國的1793年就會來到；這些半亞洲式農奴的恐怖統治將是歷史上空前的現象，然而它將是俄國歷史上的第二個轉折點，最終將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來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虛假的文明”。

直到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馬克思仍然對俄國未來的資本主義前景充滿信心，並堅定不移地堅持他的以普世文明為核心的世界歷史理論。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針對俄國地主的因貨幣資本不足，難以用雇傭工人代替從事強制勞動的農奴來經營農業的抱怨，勸導他們說：妳們盡可以放心。不是花不開，而是時未到；“時候壹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意思是說，只要時機成熟，“產業資本家不僅擁有自己的貨幣，而且擁有別人的貨幣。” 1870年2月13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再次申明他的不同意俄國村社可以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觀點，說“對於這種共產主義的黃金國，我從來不抱樂觀的看法。”

以上就是前期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雖然《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宗旨都在於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還是肯定了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和正在起著的革命性作用，肯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普世性。在這裏我們清楚地看到，前期的馬克思主張的是歷史發展單線論。

然而，在70年代中期以後，馬克思在世界歷史問題上的觀點改變了：由此前的反對和批判民粹主義，轉變到同意和支持民粹主義，以至提出與民粹主義壹樣的主張。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馬克思提出，俄國因為保存著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公社，又處於與資本主義相同的時代，因此“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壹切肯定成果” 。馬克思強調指出，俄國不應該沿著從1861年開始的消滅農奴制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前進，“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壹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壹切極端不幸的災難” 。自此以後，俄國應該而且能夠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想法，馬克思壹直堅持到臨終之前。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進壹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們）寫道：“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末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在這種前後的變化中我們看到，前期馬克思主張，所有的——無論歐洲的還是亞洲的——國家，都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即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後期馬克思主張，有些國家，比如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俄國，不需要且不應該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即主張歷史發展雙線論。也就是說，前期馬克思主張，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存在“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國家，不管歷史和文化如何，遲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後期馬克思主張，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不存在“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顯然，這是兩個完全對立且無法調和的馬克思。

我們當然註意到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反復強調的，他早年的《資本論》明確地把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話。 我們也註意到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批評米海洛夫斯基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壹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壹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資本主義這條道路時說的話；馬克思說，“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在這裏斷然否認他前期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馬克思想給人們造成這樣壹種印象，即他似乎從來就是主張歷史發展多線論、至少是雙線論的——西歐壹條線，東方壹條線，並力圖把前後對立的觀點統壹起來。但是，我想不客氣地說，馬克思的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因為在這裏，馬克思是以歪曲事實、文過飾“是”為前提的。縱覽《資本論》，我們發現，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時，不僅論及法國、德國以及西歐的壹切文明國家正在發生與英國同樣的變革，而且論及美洲、澳洲和俄國也正在或即將發生英國式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論及英國式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時候沒有忘記亞洲。

關於亞洲也存在著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問題，《資本論》有很多深刻的論述，限於篇幅這裏僅摘錄壹段。馬克思在論述貨幣資本的循環時寫道：“那些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即雇傭工人階級的存在的情況，也促使壹切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越發展，它對主要是直接滿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任何壹種舊生產形式，就越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它使產品的出售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並沒有顯著地侵襲到生產方式本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人民最初發生的影響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經紮根的地方，它就會把壹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後使壹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亞洲同樣地存在著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亞洲的這種“歷史必然性”，在他的時代還處在壹種潛在的狀態而已。

讀完了《資本論》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的論述以後，我得到的是這樣壹個印象：《資本論》不僅沒有把以資本集中和“剝奪”小生產者為內容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甚至根本上就沒有做任何限定。相反，在當時的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存在於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過不同的地方發生這壹運動的時間有所不同：英國作為資本主義起源的最典型的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運動；西歐的其它國家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而美洲、澳洲、俄國和亞洲諸國或者剛剛開始這壹運動，或者即將開始這壹運動。總之，在前期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只有壹條道路，即所有國家，不管其歷史、文化如何不同，遲早都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壹點是馬克思無論如何也無法掩蓋的。因此，前後兩個馬克思的對立，也是任何人——包括馬克思本人——無法掩蓋的。至於前後馬克思在世界歷史問題上的觀點為什麽會發生如此180度的變化，當然有更深層的原因，即馬克思的歷史觀或價值觀發生了變化。關於這壹點，限於篇幅，不能展開討論。

總之，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到了兩個馬克思：前期馬克思和後期馬克思。兩個馬克思，實際上也就是兩個馬克思主義：前期馬克思主義和後期馬克思主義。前者以歷史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歷史發展單線論，後者以人道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歷史發展雙線論；這兩者不僅不能統壹，而且我們只能在二者之中擇其壹。這裏就發生了壹個嚴肅的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究竟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還並不至此。兩個馬克思或兩個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不僅表現在前後兩個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截然相反的客觀論述中，而且表現在前期馬克思的客觀論述中的科學取向和包含於其中的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中。

關於前期馬克思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愛德華•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講得十分清楚。盡管伯恩施坦未對馬克思作前後兩期的區分，但他的具體所指就是我所說的前期馬克思。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其它許多著作都或隱或顯地表現出壹種二元論，為了不致對伯恩施坦造成誤解，我擬對之作較長的引證。伯恩施坦說：就《資本論》而言，這種二元論是：這壹著作希望成為科學的研究，同時卻希望證明壹個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論綱；這壹著作的基礎是壹個公式，在這壹公式中，發展應當導致的結果從壹開始就已經確定了。回到《共產黨宣言》，在這裏指明了馬克思體系中實際存在的空想主義殘余。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義者的解決方案，但是認為他們的手段和證據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對此著手修正，而且用的是科學天才所具有的勤奮、批判的尖銳性和對真理的愛。他不隱瞞任何重要事實，而且只要研究對象同證明公式的最後目標沒有直接的關系，他也不去勉強縮小這些事實的重要意義。在這壹限度內，他的著作擺脫了壹切必然會損害科學性的傾向。……但是壹當馬克思接近認真討論那壹最終目的的地方時，他就變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賴了，就產生了本書中尤其是在關於現代社會收入變動的壹章中指出來的那種矛盾，就表明了這壹偉大的科學天才原來到底是壹種教義的俘虜。

伯恩施坦接著說：說得形象壹些，他在壹個現成的腳手架的框框裏建造壹座巨大的建築物，在建築過程中，只要科學建築法的規律同腳手架的構造為他規定的條件不發生沖突，他是嚴格地遵守這些規律的。但是在腳手架太窄以致不容許遵守規律時，他就忽視規律或者避開規律。在腳手架限制了建築物，從而使它不能自由發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毀腳手架，卻不惜犧牲比例而在建築物本身上作了改變，從而使建築物更加從屬腳手架。……無論如何，我的信念是，不管那種二元論表現在什麽地方，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都必須摧毀腳手架。

對於伯恩施坦批評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前期許多著作中的二元論的觀點，很多論者都持反批評的觀點。他們不對事實本身進行分析，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這是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歪曲和汙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表現，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這種只扣帽子不講道理的方法，實在不是學術研究的態度。平心而論，伯恩施坦關於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二元論觀點，即本文所說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是能夠成立的。如果我們真正領會了馬克思前期著作的精神實質就會發現，這種二元論，即這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情況，在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幾乎到處可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的“主觀的”目的即價值取向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但是，他的“客觀的”敘述即科學取向，卻是充分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肯定了壹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必然性，並且揭示了當今世界“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從屬於西方” 的歷史本質。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主觀的價值訴求是反對他那個時代的工業社會的把物的價值置於人的價值之上的做法，以致他認為必須摧毀把這壹價值原則強加給工人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他的“客觀的”敘述即科學取向，卻是論證了資本運動正以“鐵的必然性”向所有前資本主義國家擴展，而且這些國家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跨越資本主義這壹 “自然歷史階段”。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二元論的馬克思，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馬克思。

如果還有人對前期馬克思的二元論，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表示懷疑，那麽，我們不妨看看馬克思本人對他的《資本論》是否存在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問題所持的看法。1867年12月7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及他的剛剛出版的《資本論》時說：

至於這本書本身，那末應該區別其中的兩個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敘述（另壹個形容詞是‘切實的’）和他所做的傾向性的結論。前者直接豐富了科學，因為實際的經濟關系是以壹種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義方法進行考察的。……

至於作者的傾向，也同樣需要加以區別。當他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上來考察孕育著壹個新的更高的形態時，他只是在社會關系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壹個逐漸變革的過程。自由主義的關於‘進步’的學說（……）是包括了這壹點的，而作者的功績是：他指出，甚至在現代經濟關系伴隨著直接的恐怖的後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潛在的進步。由於他的這種批評的觀點，作者同時也就——也許是違反著自己的意誌——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

與此相反，作者主觀的傾向——他也許由於自己所處的黨的地位和自己過去的歷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說，他自己怎樣設想或者怎樣向別人表述現代運動、現代社會發展過程的最後結果，是同他對實際的發展的敘述沒有共同之處的。如果篇幅許可比較詳細論述這個問題，那也許可以指出，他的‘客觀的’敘述把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駁斥掉了。

馬克思在這裏說得十分坦率。他的主張社會自然演化的科學傾向的觀點，“違反著自己意誌”地“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他的“客觀的”敘述把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駁斥掉了。這與伯恩施坦所說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存在“二元論”，“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必須摧毀腳手架”有什麽不同？況且，伯恩施坦說的是為了使建築物得到自己的權利，“必須摧毀腳手架”，而馬克思說的是“腳手架”已經被“摧毀”了——“他自己的‘主觀的’奇怪想法”，已經被“駁斥掉了”。所以，這裏既沒有伯恩施坦歪曲、汙蔑和反對馬克思之說，也沒有本文所說的前期馬克思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對立的觀點不能成立之說。姑且不對前期馬克思著作中的二元論，即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作價值評論，僅從事實出發，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兩個馬克思。壹個是在“客觀的敘述”中基本上遵循科學、理性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在社會史方面揭示出達爾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確立的同壹個逐漸變革的過程；他完全接受自由主義的關於“進步”的學說；他甚至指出，在現代經濟關系伴隨著直接的恐怖的後果的地方，也存在著潛在的進步。由於他的這種批評的觀點，馬克思同時也就——違反著自己的意誌地——消滅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另壹個是在主觀上懷有不切實際的空想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沒有科學精神和理性原則，不遵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他在開始寫作之前在頭腦中就有壹個研究“應當導致的結果”的公式——這個公式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憎恨和對共產主義的向往，因此也充滿了“所有專門家的社會主義，也就是所有烏托邦主義”。所以說，這是壹個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完全對立的兩個馬克思。

順便說及，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這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在與其後期著作中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關系的比較中可以看得更加明顯。在馬克思後期的著作中，這種對立是完全不存在的。馬克思後期的主觀的價值取向無疑仍然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其客觀的敘述——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就是這壹主觀價值的具體體現，所以，這裏不存在二者之間的對立。（這裏不存在種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之間的對立，即二者之間的統壹，不壹定就是好事。很可能是負負得正意義上的統壹。）但是，在其前期著作中，如前所說，完全不壹樣。馬克思前期著作的客觀的敘述是論證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其價值取向則是論證消滅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這不能不是兩個對立的馬克思。

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的科學取向和價值取向的對立是壹種二元論，實際上，前文論及的前後兩個馬克思的對立也是壹種二元論，是另壹種意義上的二元論。如果將前文所說的二元論壹起考慮，馬克思則有雙重二元論：不僅有伯恩施坦所說的、他自己也坦然承認的二元論，即主觀的價值取向和客觀的敘述之間的對立；而且有我所說的、他自己卻斷然否認的在主觀的價值取向不變的前提下，客觀的敘述與客觀的敘述之間的對立。——在此意義上我認為，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

既然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即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主義，那麽，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中，究竟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就不能不成為壹個嚴肅的理論問題和重大的現實問題，切不可等閑視之，更不可盲目處之。

那麽，東西方文明之間差距的改變——嚴格地說，指的是東方國家文明的進步以縮小與西方國家文明之間的差距，但為了便於比較，本系列文章所論也包括西方國家文明的進壹步演化——的過程中，究竟應該將哪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呢？

歷史的應然發展是壹回事，歷史的實然發展是另壹回事。由於存在著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因此在馬克思（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斯）逝世後，他的彼此對立的學說，分別被他的兩部分不同的繼承者所繼承，朝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由此出發，也就導向了兩條截然相反的歷史道路。

以愛德華•伯恩施坦和卡爾•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繼承、發展了前期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對馬克思的前期學說作了重大的修正，特別是克服了其前期著作的空想主義殘余，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並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樹立了成功的範例。



在討論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的關系之前，首先必須糾正壹個被人們歪曲了的觀念。長期以來，由於受列寧的影響，學術界、尤其中國學術界，把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對立起來，以至於在個別前衛學者開始重新思考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價值的今天，仍然以人劃線。他們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凡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批評馬克思的話，無論是非對錯，都是錯的；凡是列寧批判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話，不分青紅皂白，都是白的。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他們不加分析地把列寧當成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而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當成馬克思主義的背叛者。後文的論述可以說明，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是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將在下壹篇文章中討論，本文只討論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都有嚴肅的批評和重大的修正，但他們絕不是馬克思的簡單的反對者和背叛者。以伯恩施坦而言，他所做的如同他自己所說，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馬克思仍然是正確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確的” 1。伯恩施坦甚至明確指出，馬克思有不朽的地方，“馬克思的值得永垂不朽的地方在於建築物，而不在於腳手架”。2 考茨基也和伯恩施坦壹樣，並與伯恩施坦壹起，肯定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應該肯定的東西，發展了他們認為馬克思所沒有的東西，同樣，也修正了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應該修正的東西。至於他們所做的壹切正確與否，自然後人可以評論。



伯恩施坦、考茨基同馬克思之間在理論上的聯系和區別是壹個復雜的問題，全面考察二者之間的異同並對之評論不是本文的任務。就本系列論文討論的主題而言，我認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為社會民主黨制定理論和策略的過程中，在與各種反對派的爭論中，對馬克思主義至少做出了如下幾個方面的貢獻。



壹 繼承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的精華



馬克思的前期的學說，值得肯定的並且被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幾乎都毫無保留地繼承下來的思想主要有兩個方面。第壹，進化論。馬克思的進化論思想如前所述，在其前期著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共產黨宣言》對於資產階級歷史功績的肯定，《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於亞細亞的、古代的等四種生產方式序列的依次排列，以及《資本論》對於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論述等都是進化論的體現。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說，馬克思在該書中的壹些思想“對歷史學做出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那樣的貢獻”——盡管恩格斯所指的具體思想不盡恰當，但這樣的貢獻確實有過，比如前壹文剛剛引述過的該書關於“三個從屬於”3 的論斷就是屬於這樣的貢獻。馬克思本人也把自己看成是“社會科學界的達爾文”。1880年，馬克思曾將自己的壹本《資本論》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回信禮貌地請馬克思原諒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無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是馬克思的進化論的繼承者。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說出了“社會是壹個發展的有機體，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變，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這個社會寧可說有自己的完全獨特的發展規律”的觀點。伯恩施坦接著說：“同壹年，達爾文的第壹本關於有機自然界進化理論的巨著也出版了，人們完全有理由將這兩本著作相提井論。……它們的基本思想表現了同樣的精神。”——如同達爾文詳述了植物和動物的新的形態和品種的起源，馬克思闡明了人類各個社會發展的歷史，雖然這兩者的發展條件並不相同。4 伯恩施坦還以更加簡練的語言指出：“我堅決相信，各民族的發展中的重大時代是不能跳過的”。5 考茨基也認為：“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來取消那些自然的發展階段”。6 在下壹文中我們將會看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僅是馬克思的進化論的毫無保留的繼承者，而且是堅決的捍衛者，曾對違背進化論的行為做過嚴肅的批評，因此，他們都有進化論的社會主義者之稱。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無論伯恩施坦還是考茨基，他們繼承和捍衛的進化論都不是他們的批評者貶稱的所謂庸俗進化論；相反，他們主張的進化論——無論自然界的還是社會領域的——既有量變和有質變（突變）。考茨基曾以人的演化和社會的演化相類比。無論胎兒的發育還是嬰兒的成長都是壹個進化過程，但是，從胎兒到嬰兒要經過分娩即突變的過程。考茨基就此得出結論：“正如壹切動物必須經歷壹次突變（產仔或啄破蛋殼）來達到其更高的發展階段，社會也只有經過突變才能進入其更高的發展階段。” 7 這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進化論的繼承。



第二，與前壹點密切相關，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繼承了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前期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大工業占經濟的主導地位，工人占人口的多數。相反，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產生社會主義，在前期馬克思看來純粹是烏托邦。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不折不扣地繼承了馬克思的這壹理論。伯恩施坦在《什麽是社會主義》壹文中闡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任何關於社會主義體系的構想，反對任何固定的、壹成不變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方案。“對他們說來社會主義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下完成著的社會發展過程。不是方案，不是圖樣，而是以今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物質基礎的壹種運動”。8 在闡發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後，伯恩施坦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定義：“社會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認識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本階級的任務的工人的社會要求和自然意向的總和。”9 與伯恩施坦壹樣，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壹書中更加具體地論述了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各種條件。考茨基認為，實現社會主義需要人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意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以及必須具備壹種保持和正確運用這些條件的能力；所有這些條件只能在大工業的基礎上產生，而大工業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所以歸根到底，社會主義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10 這些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的繼承。



二 發展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繼承馬克思前期學說的精華的同時，還發展了馬克思的前期學說。自由和民主是馬克思前期學說中的重要思想之壹。馬克思十分重視自由。比如馬克思的雄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對於專制政權扼殺出版自由的批判，對於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主張，不僅思想深刻，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馬克思不僅提出了個人自由的主張，而且指出了獲得自由的方法和途徑。就個別——比如出版——而言，馬克思說，獲得出版自由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本身 11；就壹般而言，馬克思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12 同時，馬克思也十分重視民主。在早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認為民主制比君主制優越。“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因此馬克思主張：不應該“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應該“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13 在後來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曾設想以巴黎公社的各級“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mandat impératif（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14 的辦法實現民主。但是，馬克思對自由、民主——這裏主要討論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對普選制的理解還是有局限性的。在緊接上述關於巴黎公社選舉的設想後，馬克思說了壹句令人費解的話：“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壹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服務”。15 馬克思的這句話常常被壹些人用來論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選制的虛偽性，不是沒有道理的。這裏不存在“應當”的問題。既然代表是人民選舉產生的，在邏輯上講，他只能為人民服務；如果他不為人民服務，人民可以隨時將他撤換。這種邏輯上有問題的觀點，反映了馬克思對普選制的輕視。也正是在這裏，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發展馬克思的民主理論、尤其是普選制理論提供了空間。



伯恩施坦針對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很多人看不到革命帶來的壹定程度的民主和選舉權的作用指出，社會主義變革不是在壹個短促的時期內完成的行動，但是辦法已經有了，這個辦法就是選舉權。無產階級以及和它的地位相同的階級，既然已經有了這個巨大的武器，“即使他們在下壹次選舉時不能立即獲得多數，就在那時我們也不會失敗。” 伯恩施坦接著說，只要民主選舉權仍舊始終掌握在社會的最大階級手裏，而由這壹階級的階級地位產生的堅持不懈的上進過程仍舊存在，“所有這壹切會作為動力而存在著，並且必然會把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改革爭到手。”16 就此，伯恩施坦對選舉權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可以與阿基米得支點相媲美。如果阿基米得說，用壹個支點可以“把地球翻過來”，那麽，工人階級也可以說，普遍和平等的選舉權，可以“作為解放的基本條件的社會原則”。17 我們看到壹個多世紀以來，德國的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工黨就是利用民主的選舉權不懈地為社會變革而努力。當然，普選制也會產生錯誤。比如，希特勒的總理職位雖然不是通過普選產生，而是通過陰謀欺騙手段獲得總統興登堡的信任而受後者任命的。但是，在興登堡去世後的壹次公民投票中，有90％的人表示接受這個集總理、總統和三軍統帥職權於希特勒壹身的恐怖的獨裁政權。然而話說回來，普選制是多數人參與的民主制，不僅有自由討論和互相競爭的空間，而且有定期輪換和隨時彈核的制度保障，即使有錯誤，也比專制體制容易改正錯誤。



從強調選舉權的重要性出發，伯恩施坦發展了馬克思的民主學說，並提出了壹系列關於民主的理論。伯恩施坦認為：“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民主雖然不能創造奇跡，也有很多缺點，“但是無論在英國和在瑞士，還是在法國、美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等，民主已證明自己是社會進步的強有力的杠桿。”18 伯恩施坦還認為，民主是妥協的大學。“在實踐中已經表明，壹個現代國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對於少數人的權利的尊重和照顧就愈增加，黨派鬥爭就愈失去憎恨感。” 19 針對守成主義者對於民主效率低的批評，伯恩施坦說：“如果說在個別問題上，政治上最先進的各國的立法不像政治上相對落後的各國在急於行動的君主或他們的大臣的影響下有時能做到的那樣迅速進行，那麽從另壹方面說來，在民主已經根深蒂固的各國，在這些事情上是不會發生倒退的。”20 就是說，民主雖然使有些事情的進展顯得較慢，但是，它能保證方向的正確，不致使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進程被推倒重來。在伯恩施坦看來，民主的根本在於選舉權的落實。針對守成主義者的“民眾的文化素質低，不能實行普選制”的觀點，伯恩施坦指出，選舉權本身就是壹所提高民眾民主能力的大學。“對於壹個在數量上和文化上都不發達的工人階級來說，普選權可以長期表現為選舉‘屠夫’本身的權利，但是隨著工人的數目和知識的增長，它就成為使人民代表從人民的主人轉變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 21



在伯恩施坦發展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的同時，考茨基也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做出了重要發展。考茨基的民主理論極其豐富，但限於篇幅，我只提及兩點。第壹，考茨基強調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聯系。考茨基說，對我們來就，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把現代社會主義不僅理解為社會化地組織生產，而且理解為民主地組織社會。“根據這個理解，對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壹起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22 第二，強調民主內在地包含著對少數派的保護。現代民主是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考茨基認為，在這種鬥爭中，同時也產生了壹個新因素，即對國家中的少數派、反對派的保護。因此，“民主意味著多數派的統治。但是民主同樣也意味著保護少數派。”23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的發展和貢獻；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民主理論的百花園中又增加了壹朵艷麗的奇葩。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前期學說發展的另壹個重要方面，是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長期以來，很多人似乎形成了這樣壹種印象，即馬克思只有暴力革命理論，而無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壹方面與馬克思本人有關，即馬克思早年——比如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的無疑是暴力革命而非和平過渡；另壹方面也與列寧的歪曲有關。在列寧的著作中，馬克思的確只有暴力革命理論，而無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馬克思在強調暴力革命之後的時間裏，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也在逐漸發生變化：開始關註資本主義的和平過渡問題。1872年9月8日，馬克思在海牙國際代表大會講演時說，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必須用暴力奪取政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壹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馬克思接著說：“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24 馬克思對當時情況下暴力手段與和平手段適用範圍劃分的觀點，雖然比1848年單純強調暴力革命的觀點有所進步，但在理論上仍然不夠徹底，也不符合客觀實際。尤其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民主因素有了很大增長的情況下，這種觀點的局限性就更加凸顯了。正是在這個時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放棄暴力革命，進行議會鬥爭。伯恩施坦在1898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中說：“具有各種僵化的等級制度的封建主義幾乎到處都必須用暴力來炸毀。現代社會的各種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區別恰恰在於，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為此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但不壹定需要革命的專政。”25 在該書的另壹處，伯恩施坦說得更加明確：“在壹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26 在伯恩施坦看來，社會主義的到來或將要到來，不是壹場巨大的政治決戰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在經濟和政治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壹整批勝利的結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壓迫、貧困和屈辱增加的結果，而是他們日趨增長的社會影響和他們所爭得的經濟、政治和壹般社會條件相對改進的結果。因此，伯恩施坦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已經“采取愈來愈文明的形式”，社會民主黨應該“把階級鬥爭即工人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這種文明化看成實現社會主義的最好保證”。27 這就是伯恩施坦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在伯恩施坦主張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同時，考茨基也持同樣的觀點。考茨基認為，社會革命或變革的形式取決於原來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狀況。“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專制制度壓迫著壹切自由運動的國家裏爆發的，專制制度依靠壹支脫離人民的軍隊的支持；在這種國家裏，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沒有普選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議機構。在這種國家裏，反政府的鬥爭必然采取內戰的形式。今天的無產階級，至少在西歐，將在下列這樣的國家裏取得政權：在這些國家裏，幾十年以來，民主——即使不是‘純粹的’民主，但畢竟是壹定程度的民主——已經紮下深根，而軍隊也不像從前那樣完全脫離人民。在這種條件下，在那裏構成人民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究竟將如何實現其奪取政權，這還需要等等再看。我們無論如何也決不需要推斷，法國大革命的過程會在西歐重演。”28 考茨基的話顯然有些委婉。其實，考茨基的觀點與伯恩施坦壹樣，認為在有了壹定程度的民主的西歐各國，應該利用議會鬥爭的和平手段，促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這壹發展的意義壹點也不比他們對馬克思的民主理論發展的意義小。然而，在學術界——至少中國學術界，從公開出版的文字來看，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至今仍然被當成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論即所謂修正主義理論批判。從道理上辨明二者之間的是非，需要花費較多的筆墨。好在中國很多學者是喜歡以人劃線的，即前文所說的凡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說的話都是正確的；現在，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恩格斯在寫於1891年的《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在公式化地重復了馬克思在近20年前說的英國、美國等民主國家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著重批評了黨內有人主張的“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德國這樣壹個“半專制制度的”國家，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29 但是，僅僅4年後即1895年，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導言》中寫道：“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指《共產黨宣言》主張的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觀點——引者註）只是壹個幻想。……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30 在拋棄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後，無產階級應該采取怎樣的方式進行鬥爭呢？恩格斯認為，應該有效地利用普選權。恩格斯指出，德國工人對工人階級事業做出的壹個重大貢獻，就是“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誌壹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把選舉權“由向來是欺騙的手段變為解放的手段”。31 恩格斯的觀點改變了。批評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先生們，如果妳們壹定要批評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那就先批評恩格斯吧。誠然，在伯恩施坦等人提出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後，世界並不太平，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的，而且德國都是兩次戰爭的策源地之壹。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固然十分復雜，後果也很嚴重，但是可以斷定的是，它們的目的不是為了炸毀資本主義社會的機體，其結果也沒有阻擋資本主義社會繼續以和平的方式向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演變。因此，兩次世界大戰的事實不能否定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相反，它們恰恰是在違背和平“長入”理論的情況下發生的。



三 修正和否定了馬克思學說中的某些觀點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前期學說的同時，還修正和否定了馬克思學說中的某些觀點。第壹，修正了資本主義崩潰論。馬克思壹生中的壹個很大錯誤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壽命估計得太短，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四伏，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零散的危機很快會形成壹次總危機，並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將資本主義推翻。這種觀點被人們稱之為資本主義崩潰論。資本主義崩潰論的錯誤已被壹百多年來的歷史所確證，而且繼續被目前資本主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現實所確證；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壹個世紀前就看到了馬克思的這壹錯誤，並對之作了糾正。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第壹萬三千冊版序》中說：“我們必須預計到現存社會制度有比過去所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彈性，並且按照這壹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踐。這壹思想正是本書的全部精髓所在。” 32 考茨基在《帝國主義》壹書中提出了“超帝國主義”的觀點，認為隨著國際壟斷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帝國主義可以進入壹個消除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超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種特殊形式”，“壹個新的階段”，33 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看到資本主義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未到全面崩潰的時刻，這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會民主黨人的功勞。



第二，厘清、修正和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馬克思曾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34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語焉不詳，給後人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就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和理論本身而言，無論如何是馬克思的壹個敗筆，實有厘清、修正乃至否定的必要。



根據考茨基的研究，“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或理論有兩個問題，第壹，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考茨基認為，壹個階級只能進行統治，但是不能進行治理（專政），因為壹個階級是壹種不定形的群體，而只有壹個組織即政黨才能進行治理（專政）。35 所以，如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中只能是如下兩種情況之壹：在不可自由組黨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無產階級政黨的專政，即壹黨專政；在可以自由組黨的國家，無產階級本身可能分成不同的政黨，這樣，“這些政黨中的壹個政黨的專政就決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的壹部分對另壹部分的專政。”36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變成了十分奇特的東西。第二，與前壹點相聯系，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容易造成如下兩種情況的混淆。考茨基認為，從理論上講，無產階級專政可能被做出兩種解釋：壹種是狀態；壹種是政體。考茨基說，馬克思的本意不是指的政體，而是指的狀態，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現的狀態。37 但是在實踐中，往往造成兩種情況的混淆，即無產階級專政被當成政體。所以，考茨基強調，在探討這個問題時，必須防止把這種作為狀態的專政同那種作為政體的專政兩者混淆起來。因為“作為政體的專政，同剝奪反對派權利的含義相同。反對派被剝奪了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38 可見，專政壹旦被作為政體，必然與自由、民主相對立。由於上述兩個原因，在考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即使不予完全否定，也要從理論上對它厘清、修正和限定。



如果說考茨基講的比較復雜，那麽，伯恩施坦說的就比較簡明了。在伯恩施坦看來，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同民主相對立。“在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在壹切有可能的地方實際上都已站在議會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這壹切都是和專政相矛盾的）的立場上的這壹時代，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壹詞句究竟有什麽意思呢？這壹詞句今天已經如此過時，以致只有把專政壹詞的實際意義去掉並且賦予它隨便削弱了的意義，才能使這壹詞句和現實相壹致。”39 鑒於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認識，伯恩施坦進壹步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所以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壹種更高級的文化的先鋒；“但是階級專政卻屬於較低下的文化……是壹種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40 伯恩施坦之所以說“階級專政卻屬於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是因為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這壹時期實行專政的國家，“還完全不知道今天的傳播和爭取法律的方法，或者只知道這些方法的很不完善的形態，而適合於這壹目的的機關是沒有的”。41 應該說，伯恩施坦講的是有道理的。只有在不知道運用或有意不運用傳播即媒體和法律的地方才需要專政，在知道並且在實際上運用媒體和法律的地方，則無需專政。以上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厘清、修正和否定。



在這裏，我想專門對中國的壹部分讀者說幾句。從前文的論述已經看到，從後文還可繼續看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雖然含糊其辭，錯誤很多，但顯然被後人、包括今人誤解了。誤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壹，在馬克思那裏，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只是壹個短暫的時期，而不是像後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長的歷史階段。馬克思說過：“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42 既然國家機構是臨時性的，專政當然不可能是長期的。而且在馬克思那裏，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三個歷史階段的概念。在馬克思那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同壹個概念，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是向共產主義轉變。因此，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只是壹個短暫的時期，而不是像後人和今人所理解的漫長的乃至無限期的歷史階段。盡管馬克思的這壹設想是壹種空想，但這是馬克思的真實想法。第二，考茨基說得對，馬克思所說的“專政”，只是壹種“狀態”，而不是壹種“政體”。把馬克思所說的“專政”理解為“政體”而不是“狀態”，是對馬克思的極大的歪曲和篡改。我們這樣講的理由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那段話的前壹頁，說了我們前面剛剛引證過的馬克思主張“把國家由壹個高踞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以實現自由的話；在那段話的後壹頁，馬克思在批評德國工人黨主張的“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的觀點時又說，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馬克思認為，教育應該通過法律來實施，而不是通過國家來實施；國家和政府不僅不應該是國民教育的實施者，“相反的，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國家不僅不應該是人民的教育者，相反的，“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43 說這樣壹個主張置國家於社會之下、置政府於法律之下，國家不僅不應染指教育和其他社會事務，相反應該受到人民的教育和監督的馬克思，會主張實行那種“同剝奪反對派權利的含義相同”的作為政體的“專政”，豈不荒唐！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對馬克思來說，不是多麽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許多人的頭腦裏之所以變得重要，完全是列寧及其後繼者們歪曲、篡改和渲染的結果——至於後來演變為利益需要的結果，那已經是另外壹件事了。所以，如果客觀地理性地思考，壹定會得出自己的結論：在這個問題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對的。



第三，把社會主義由目的轉變為過程。關於社會主義主要是目的還是過程的問題，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對立的兩種傾向。有時候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是過程而不是目的；比如他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工人階級……不是要憑壹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麽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並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壹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麽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44 但是，通觀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更多的是把工人運動、社會主義作為目的來關註的。資本主義崩潰論、暴力革命論，以及無產階級專政論——至於其後期的資本主義階段可以“超越論”就更不消說了——等，都或隱或顯地帶有把社會主義作為目的的痕跡。由於強調社會主義主要是目的而不是過程，必然會出現種種急於求成的措施，乃至置客觀規律於不顧。伯恩施坦看到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這壹不良傾向，說出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的名言。他說：“我坦白說，我對於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這個目的無論是什麽，對我來說都是毫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 45



伯恩施坦的這句名言，在長時期內的蘇俄和中國學術界，都被當成否定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言論加以批判。這種批判顯然是沒有道理的。伯恩施坦的本意並非是否認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像人們設想的那樣固定的模式。他說：“明擺著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對社會主義原則的最終實現漠不關心，而只是對事情將采取‘什麽樣’的最後形態漠不關心，或者也許不如說不加操心。”46 在伯恩施坦看來，既然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壹種想象出來的東西，所以人們沒有必要以此為目的而展開自己的生命活動。“對於將來，我所感到興趣的從來沒有超出壹般原則的範圍，我也不能讀完任何描繪將來的東西。我所關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現在和最近將來的任務，超出這壹範圍之外的遠景，只有當它們能成為我在這壹方面的有效行動的準繩時，才能引起我的註意。”47 我同意伯恩施坦的處置目的和過程的觀點，把社會主義主要不是當成過程而當成目的，實際上是壹種烏托邦。



“運動就是壹切”之所以正確，因為它堅持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觀點。伯恩施坦說：“因為我堅決相信，各民族的發展中的重大時代是不能跳過的，所以我極為重視社會民主黨的當前任務……我當時就是在這壹意義上寫下這句話的：對我來脫運動就是壹切，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48 在1901年，伯恩施坦又壹次解釋：“妳們希望把最終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認這壹最終目的，如果妳們希望有壹個理想的話，但是我認為，這個理想就存在於壹步壹步向前邁進的實踐運動本身之中。”49 我們在這裏看到，伯恩施坦的觀點，與前面引述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強調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是過程而不是目的的觀點是多麽吻合。問題只在於馬克思由於他的“二元論”的原因，沒有將這壹觀點貫徹始終，並使之成為其主要傾向，而伯恩施坦將之糾正過來了。



其實，對於很多事情來說，註重其過程而不註重其最終目的或結果，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正確的。中國古人就懂得這個道理：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50 據說，這句話最早是商湯王刻在洗澡盆上的。人們天天洗澡，從最終結果或目的來說，肯定有利於健康長壽。但是，人們在洗澡的時候，誰也沒有把這壹最終目的或結果放在心上，在意的是今天洗澡了，今天很舒服。這就是“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壹切”這壹名言的道理。遺憾的是，中國人只懂得把這個道理運用於洗澡，而不懂得也更沒能力將這個道理運用於社會改造，所以三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只能日復壹日、年復壹年、世紀復壹世紀地在以改朝換代為表現形式的以傳子傳嫡為核心內容的同壹個模式中循環往復。然而，更加遺憾的是，在列寧的高壓和強勢灌輸下，在意識形態需要的支配下，中國學人失去了起碼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今日仍然幾乎眾口壹詞地對這壹至理名言加以批判。試想，如果我們能把伯恩施坦的這壹至理名言用於社會改造，使我們的社會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每天都克服掉壹些缺點和錯誤，這樣，日復壹日、年復壹年地下去，還愁我們的社會到不了社會主義嗎——如果我們不把社會主義社會設想為固定模式的話？從這個意義上講，伯恩施坦把社會主義由目的轉變為過程，是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壹個莫大貢獻。



以上就是圍繞本系列論文的主題對伯恩施坦、考茨基與馬克思之間的異同所作的簡單考察和評論。在我看來，就本文所論及的範圍而言，無論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的繼承還是發展，抑或是修正和否定，都是正確的，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準確地說，是前期馬克思主義——做出的重大貢獻。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於：惟其繼承、發展和修正，才使馬克思主義在西歐發展到了民主社會主義階段。而眾所周知，在當今的經濟的社會主義方案失敗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已經成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工黨追求壹個更加美好的社會的總綱領。因為這個總綱領更加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價值，因此受到西歐各國人民的熱烈擁抱。西方各國之所以成為目前世界上最自由、公正、富裕、幸福的地區之壹，與它們成功地吸取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改良等基本要素密切相關。也因此，伯恩施坦的思想成了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維利•勃蘭特於1979年11月14日在波恩發表的紀念《哥德斯堡綱領》20周年的演說中，明確指出：“在近幾年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討論中就伯恩施坦發表了許多意見，恰好也從哥德斯堡綱領的角度談到他，壹再把他稱為這個綱領的鼻祖。實際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對馬克思——首先是反對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分析有許多部分是說對了的。他那句像雷鳴壹樣響徹全黨的名言‘運動對我說來就是壹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來像是壹個‘哥德斯堡人的先驅’。這句話的意思是：社會主義、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務。” 51 持此看法的不只是勃蘭特壹人，而是大多數西歐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共識。正是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繼承、發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並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民主社會主義階段，使馬克思主義西歐化的意義上，我認為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



然而，這壹結論不會沒有質疑的。質疑者會說，伯恩施坦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很多方面是反對馬克思的，他的思想還能稱為馬克思主義嗎？——還能說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嗎？



關於伯恩施坦和馬克思的關系，雖然在本文開頭曾有交代，但是，那對於回答這個問題顯然是很不夠的。我對上述問題持肯定的看法，伯恩施坦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在此，我再提供如下幾點證據。



第壹，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什麽？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哲學上的進化論即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階段才能產生的社會歷史理論，還有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這些理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有明確的論述，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伯恩施坦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問題乃至其理論基礎都有批評，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核心內容不是都壹點不漏地繼承下來了嗎？就是說，在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上，伯恩施坦和馬克思不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嗎？西歐各國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典範，最根本的經驗就在於遵循前期馬克思的——當然是排除了“空想主義殘余”的——教導，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開展社會主義運動，而且把社會主義作為過程而不是作為目的來追求。就此而論，伯恩施坦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嗎？



第二，我們來看看二者的價值觀。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西方強國的殖民活動方興未艾，作為壹個思想家，對此不能沒有自己的態度。 伯恩施坦在《崩潰論和殖民政策》壹文中寫道：“社會民主黨將反對對未開化民族或野蠻民族施加暴行和進行欺騙性的掠奪，但是社會民主黨也將放棄對於把這些民族納入文明化制度範圍的任何反抗，認為這是不合宜的，同樣也將放棄對擴大市場的任何原則性的反對，認為這是空想的。” 52 前文曾論及馬克思對於英國殖民印度、中國的態度，也論及馬克思對於擴大市場的態度。如果將二者進行比較，我們發現，伯恩施坦和馬克思在殖民政策上的觀點，以及由此觀點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是多麽驚人的壹致。而殖民政策——外交——只不過是內政的自然延伸。兩個在價值觀上高度壹致的思想家，可能在壹些理論問題、甚至重要理論問題上發生分歧，但是，說其中的壹個是另壹個的背叛者，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價值觀的壹致性，決定了伯恩施坦天然地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盡管是有批評的繼承者和發展者。而惟其批評，才更有價值。



第三，可以用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和排中律證明伯恩施坦不是馬克思的單純的背叛者——如果不是單純的擁護者的話。根據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在馬克思主義的互相對立的二元論中，必有壹對壹錯。任何人只要承認馬克思主義中有二元論——而這是馬克思自己也承認的——，對馬克思主義都不可能做出壹概肯定或壹概否定的結論。實際上，已有論者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了。西德學者托馬斯•邁爾說，伯恩施坦屬於最早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貫串著二元論的理論家之壹。伯恩施坦既然認為馬克思主義貫串著二元論，就“不可能單純地背棄或擁護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要“把其中互相矛盾的因素區分開來，援引合乎理性的和被經驗證實的論據，批判地克服另壹些論據”。53 邁爾還說，伯恩施坦通過這樣克服二元論而制定壹種經濟社會觀和符合這壹觀點的社會主義戰略。他可以聲稱自己是處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甚至可以說是它的優良傳統）之中的，同時又克服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矛盾，他所做的是“用馬克思來反對馬克思”的工作。54 邁爾的評論既符合伯恩施坦的本意，也符合事實。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中肯定有錯誤；這種錯誤就是他所謂的“腳手架”——空想主義殘余。但是，伯恩施坦同時認為，馬克思主義雖然有錯誤，但問題不“在於克服馬克思主義本身”，而“在於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余”。（黑體字是原文本身的——引者註）55 伯恩施坦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拆除這空想主義的“腳手架”，使“建築物”——“馬克思主義本身”獲得存在的權利；這是壹項具有建設性的工作。從以上幾點，我們難道還不能得出伯恩施坦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的結論嗎？



既然伯恩施坦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的繼承者和發展者，那麽，他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難道不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嗎？既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又是西歐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源頭，那麽，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不是在將馬克思主義西歐化嗎？而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各國實際上已成為當今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公平、富裕的地區之壹，那麽，西歐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西歐化，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嗎？



至於說馬克思本來就是德國人，對德國來說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誠然如此。但是，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了的產物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所及，不只是德國，而是整個西歐。

如本系列論文第壹篇所論，存在兩重意義上的兩個馬克思：既有其前期著作中的主觀的價值取向和客觀的敘述之間對立的兩個馬克思；又有在其前期和後期的主觀價值取向不變的前提下，前期的客觀的敘述與後期的客觀的敘述之間對立的兩個馬克思。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尤其是在20世紀前20多年，在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們在將前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余”的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從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的同時，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特別是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在將後期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從前期的價值取向中壹直沿襲下來的主觀的價值取向中的後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客觀的敘述中的後期馬克思主義，即主張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從而導致蘇俄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



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是從列寧的理論觀點的轉變開始的。早期的列寧雖然在充滿民粹主義的文化氛圍中長大，但他主要接受的是後期的普列漢諾夫的影響，在社會理論上著重強調的是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 比如，在俄國革命的問題上，1894年，列寧在《什麽是“人民之友”？》中說：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大機器工業，才能造成進行這場鬥爭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在其余壹切地方，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較低級的形式下，這種物質條件是沒有的”；而俄國是“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的國家，所以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壹]1897年，列寧在《我們拒絕什麽遺產？》中，肯定並高度評價19世紀60年代俄國啟蒙者的思想，認為俄國應該繼承這壹思想遺產，“熱烈擁護教育、自治、自由、西歐生活方式和整個俄國全盤歐化”。[二]列寧還很贊同地認為，這種啟蒙者的思想遺產，“根本不認為知識界和法律政治制度是壹種能夠使歷史‘越出軌道’的因素。” [③]再如，在對待民粹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在1894年說：民粹主義“是社會民主黨最兇惡的敵人”。[四]1897年，列寧強調指出，“60年代遺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在這個遺產裏沒有任何民粹派的東西”。[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列寧甚至從歷史哲學的高度闡發了馬克思前期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思想。在《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說：“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系的社會，在發展到壹定的階段時，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麽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而經過其他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堅決屏棄了他們的這種荒誕言論。”列寧還強調指出，“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像俄國這樣壹些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消滅壹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時代的殘余，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⑥]



但是，大約在1905年以後，列寧開始接受馬克思後期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並努力將此理論以及其中包含的民粹主義俄國化。



此時的列寧不再強調作為革命條件的物質基礎；相反，他把強調物質基礎的人稱之為經濟主義者。列寧批判道：經濟主義者“說什麽無論最熱心的思想家怎樣努力，都不能使工人運動脫離那條由物質因素和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道路，就完全等於拋棄社會主義”[七]。此時的列寧也不再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不可逾越性，而開始強調資本主義階段的可以逾越性。他反駁經濟主義者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壹定的文化水平，那麽，“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⑧]後期的列寧也改變了對民粹主義的觀點。在1907年的《土地綱領》中，列寧說，民粹派的理論在反對農奴制的鬥爭中包含著“從歷史角度看來是現實的和合理的內容”。[⑨]1912年，列寧又說，民粹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⑩]同樣，在村社問題上，列寧的觀點也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根據金雁的研究，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1899年、1908年兩個版本：前者認為“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後者認為“解散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前者反對俄國特殊論，後者和民粹主義搶“俄羅斯民族特殊論”的潮頭，最後把原來主張俄國特殊論的師傅擠下歷史舞臺，而由他自己領銜。[11]



與伯恩施坦在將馬克思主義西歐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運動而不是作為目的相反，列寧在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運動。1900年，列寧提出政治鬥爭高於經濟鬥爭的觀點：如果只從事經濟鬥爭，工人階級就不僅會“失去自己的政治獨立性，成為其它黨派的尾巴”，而且會使工人運動“脫離社會主義”這壹最終目的。[12]、由此，列寧強調，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壹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13]、1911年，列寧在已經認識到舊的專制制度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轉變的道路上邁了壹步”，即在已經有“黑色的和黃色的杜馬”可以利用的情況下，他依然強調暴力革命，強調最終目的。在論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制定的綱領時，列寧說：“我們的綱領確切地表述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而且這種表述都特別強調反對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14] 、出於把社會主義作為最終目的的考慮，在1915—1916年間，列寧連續兩次明確提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單獨壹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而“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的觀點。[15]、列寧的意思顯然是，像俄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眾所周知，俄國是壹個資本主義發展遲緩的國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的力量更加弱小，根據前期馬克思的思想，在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純粹是烏托邦，如前所說，列寧也曾經完全贊同此觀點。然而，理論觀點發生了變化後的列寧，在把馬克思晚年的俄國可以在村社基礎上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俄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以至於在1917年3月剛剛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壹個月後，就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俄國應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計劃，並在當年11月（俄歷10月）發動了被他們自己稱為“十月革命”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政權。



這裏順便提及，根本不存在“十月革命”壹說。所謂“十月革命”，只不過是在布爾什維克知道自己不可能獲得議會選舉多數的情況下，由列寧主導的布爾什維克發動的壹次軍事政變。[16]、所以，普列漢諾夫在其《政治遺囑》中從來不使用“十月革命”壹詞，凡是說及“十月革命”的地方，都以“十月事件”、“十月政變”代之。[17]、最近，由俄國學者安德烈·鮑裏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也不使用“十月革命”這個詞，而使用了“政變”這個詞。俄國的大部分教科書也如此。[18]、不過，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仍然使用“十月革命”。



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十月革命與馬克思究竟是什麽關系？關於這個問題，西方思想家們幾乎有著壹致的看法，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無關，或者說，十月革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伯恩施坦說：“布爾什維主義的冒險事業在實際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圖通過壹系列專橫行動而撇開必要的社會發展的壹個重要階段的嘗試。……根據馬克思的壹句話，專政被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實際上它是壹個黨的專政，這個黨依靠無產階級的壹部分，在壹個順利的時刻掌握了統治手段，借助征募來的近衛軍和運用恐怖主義的措施而暴力地鎮壓了壹切別的黨派，不管它是否社會主義的。”[19]在伯恩施坦看來，十月革命顯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斷章取義，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因為它企圖進行壹次“撇開必要的社會發展的壹個重要階段的嘗試”。



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經使他們影響所及的無產者諸階層滿懷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愛。“然而他們的專政是違反馬克思的這壹學說的：即任何國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來取消那些自然的發展階段。針對達壹點，他們從哪裏能找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呢？” [20]



普列漢諾夫說得直截了當：“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壹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裏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得出這壹結論決非偶然，因為他需要這個結論來鼓舞布爾什維克。”[21]



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在壹篇專門討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中說：十月革命“是反對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革命”。因為在俄國，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其說是無產階級的書，不如說是資產階級的書。它批判地論證了事件應該如何沿著事先確定的進程發展下去：俄國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應該首先發展資本主義，按照西方文明的式樣，必須經過壹個資本主義時代。但是，已發生的十月事件戰勝了馬克思制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布爾什維克否定了卡爾·馬克思”。[22]



上述列位西方思想家們的觀點是完全壹致的，即十月革命的原則與馬克思的《資本論》主張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是對立的。



西方思想家們的這壹觀點我完全贊同。不過，就整個馬克思主義與十月革命的關系而言，我想指出問題的另壹方面，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有前後對立的兩個馬克思主義。從這個角度考察，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與前期馬克思主義即《資本論》的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但是，與後期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論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完全壹致的。因此，如果不對馬克思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似乎難以說清楚列寧與馬克思之間的關系。斯蒂芬·T．波索尼在討論列寧的書中說：“（包括列寧在內的）幾乎每壹個俄國革命者都受益於馬克思，但是實際上沒有壹個人是馬克思的真正追隨者，因為俄國條件同馬克思的學說是無關的。”[23]波索尼的說法我能夠理解，他也是將領導十月革命的列寧們與《資本論》的馬克思做比較的；但這裏存在的問題就是：既未對馬克思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也未對列寧做前後兩個時期的區分。如果做這種區分，我們就會發現，前期的列寧由於主張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雖然談不上是前期馬克思的虔誠的信徒，但起碼是前期馬克思的合格的信徒。而後期的列寧由於將後期馬克思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變成了實踐，不僅是後期馬克思的虔誠信徒，而且堪稱後期馬克思的傑出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了。從這個角度講，馬克思由於提出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理論，他應該在某種程度上為十月革命的發生負責。但是，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追究歷史責任，而是總結歷史教訓。從總結歷史教訓的角度來說，列寧堅持走壹條與伯恩施坦相反的道路，當他違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俄國村社基礎上發動所謂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用權力取消資本主義階段的時候，亦即當列寧將馬克思主張的俄國應該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時候，壹切災難從這壹刻全都開始了。



在村社基礎上跨過資本主義階段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為了使這壹烏托邦變成“現實”，惟壹的手段就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我們看到，與伯恩施坦、考茨基在把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過程中強調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張，盡量淡化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做法相反，列寧在把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過程中背棄馬克思的自由民主主張，盡量強化並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黨身上，不僅在科學上不正確，而且在1917年3月以後，它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它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使它成為‘國家’的惟壹政權，成為所有國家‘消亡’的前驅。”[24]列寧明確宣布，布爾什維克政權要與民主徹底決裂了。那麽，與民主徹底決裂後，治理社會的手段是什麽呢？不言而喻，自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列寧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鬥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25]列寧還認為，“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26]人們不要忘記，列寧的這壹套全面的、血腥的、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在打著馬克思的幌子下傳布的。在十月革命後，列寧明確提出承認不承認他的這壹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區分真假馬克恩主義者的“試金石”。



然而，要使壹種錯誤理論成為現實的罪惡，光有錯誤理論本身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使這種錯誤理論付諸實施的權力實體。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所以成為現實的罪惡，關鍵就在於，列寧在發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也發明了使這壹理論得以實施的權力實體，即把馬克思說的“專政”由本來意義上的“狀態”變成“政體”；而這個政體就是工農蘇維埃。列寧說：“迄今為止，人們只指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但沒有去研究這種專政應該采取什麽形式。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發現了這種形式。——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和（俄國的）農民的貧苦階層實行長期專政的形式。” 列寧接著強調指出：“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這壹點：即這裏所說的並不是壹種按專政這個詞的狹義來理解的暫時現象，而是整整壹個歷史時期內的國家形式。這裏是要組織壹種嶄新的國家形式，不應該把這同某些反資產階級的特定措施相混淆；這些措施只不過是必須適應重大任務與鬥爭的特殊國家機構的職能而已。”[27]讀者壹定還記得，考茨基在論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時，也強調不應該把作為“政體”的專政和作為“狀態”（姑且理解為列寧所說的，為“適應重大任務與鬥爭的特殊國家機構的職能”）的專政相混淆；但是，考茨基強調的是專政應該是“狀態”，而不應該是“政體”。列寧則與考茨基完全相反；他強調專政應該是“政體”，而不應該是“狀態”。在此我們看到，列寧不僅在理論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國家“政體”，而且發明了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形式——蘇維埃。



但是，掌握無產階級專政大權的蘇維埃畢竟只是國家政權，按照列寧主義，國家政權必須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因此，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建立布爾什維克的壹黨領導，是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孜孜追求的目標；這可從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上看出來。根據《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記載，列寧於1917年3月6日（俄歷）從蘇黎世向彼得格勒發電報說：“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不得給予它壹絲壹毫的支持……武裝無產階級——這才是惟壹的保證……不得謀求與其它政黨的任何接近。”這就明確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任務：“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布爾什維克的“壹黨專政”。[28]後面事情的發展正如伯恩施坦所說，在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借助征募來的近衛軍和運用恐怖主義的措施而暴力地鎮壓了壹切別的黨派”。自此，蘇俄就開始長期在列寧發明的黨權至上、黨政合壹、黨國壹體的體制下運行。



如前所說，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只不過是壹場政變，十分缺乏群眾基礎。在農村，雖然布爾什維克有關於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承若，新政權暫時得到了底層農民的支持，但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變化。隨著搶奪農民的糧食以及其他種種暴行的發生，素來溫順服從的俄國農民便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暴動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在城市，更是壹片反對之聲。據史載，對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抵抗活動，早在十月革命後第壹周就已出現了。且不說克倫斯基成功地征募了壹支不大的哥薩克部隊開進到彼得格勒郊外。單在首都城內，作為反對派的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他不滿分子組成了壹個“全俄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號召人民收回對新政府的支持。絕大多數教授和知識分子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許多白領工人包括政府雇員拒絕工作，部隊裏的社會革命黨人占領了首都的某些建築。[29]而工人方面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布爾什維克黨剛剛建政後，工人階級還享有選舉、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也能選擇工作並取得優厚的報酬。但是，過不多久，事情就發生明顯變化。根據考茨基的出版於1919年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30]記載，變化的原因是，由於俄國廣大工人群眾的水平很低，上述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業完全喪失其作用的危險。因此，為了拯救工業，不得不形成壹個新的官吏階級，並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權力。“這個新的階級逐漸把壹切實際的和事實上的控制權抓在自己手裏，把工人們的自由變成純粹虛假的自由。”[31]自然，這些事情的發生不能不引起工人群體的反對，而且這種反對由於缺乏糧食供應等原因勢必變得格外強烈。雖然新政權遭到工人、農民和市民的全面反抗，但是，此時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依靠“壹黨專政”的力量，已經剝奪了工人和所有人的結社集會的自由，因此，“工人們的反對始終是沒有組織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隊伍來反對具有更高度的組織的官僚政治。工人們無法同他們抗衡。”[32]



僅僅在組織上阻止工人和其他各階層的反抗，對蘇維埃當局來說並不是上策，上策是如何使人們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懷疑蘇維埃制度的神聖性的思想和感情。要達到這壹目的，就要統壹思想；為了統壹思想，就必須控制報刊；而控制報刊的手段，主要是報刊審批和出版審查。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後，控制報刊的手段是十分嚴厲的，不僅針對著資產階級報刊，而且針對著所有不效忠於現行政治制度的報刊。布爾什維克當局為這種嚴厲的報刊管理制度辯護的理由，是“從這樣壹個天真的假設出發的，即：確實存在著壹種絕對真理；只有共產黨人才掌握那種真理。它也從另壹個假設出發，即：所有的新聞記者根據他們的本性來說都是撒謊者，只有共產黨人才是真理的狂熱的擁護者。”[33]在布爾什維克當局看來，到處都有那種把他們所看到的事情信以為真的撒謊者和盲信者，所以必須實行嚴格的報刊管理制度。可是，報刊管理制度實行了，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呢？“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壓制而又只有某種傾向的報刊才有權利發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謊言。這樣，報利就簡直有了撒謊的護身符，這種情況還鼓勵了那些喜歡騙人的家夥。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關於報導的真實性並不會由於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強。相反地，它還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響。”[34] 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統治下，為什麽到處都是欺騙和謊言，我們在這裏看到欺騙和謊言的數量與報刊審查制度的嚴格性是如何在惡性循環中互成正比例發展的奇妙情景。



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鎮壓工人和其它階層群眾由於利益受到侵犯而產生的反抗，並使之俯首貼耳地服從專制統治，除了使用輿論欺騙、道德說教等軟的手段外，還使用硬的手段。——具體地說，就是管、關、殺的紅色恐怖。據考茨基在1919年的記載：“蘇俄已經組成了壹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具會（俄國自稱的‘肅反委員會’——引者註），‘以反對反革命和投機活動以及濫用職權的行為’。它們具有專斷的權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們那裏來的人的罪名，隨意決定槍斃那些不受它們歡迎的人們；也就是說，可以槍斃它們所捉到的壹切投機商和奸商，以及他們在蘇維埃公務人員中的同謀犯。它們的手段並不到此為止，而是連累到每壹個膽敢批評它們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這個集合名詞下，把各種各樣的反對者都包括了進去，不問這是發生在哪壹類人中間，產生的動機是什麽，用的是什麽手段，抱的是什麽目的。”[35]為了讓讀者了解這種無法無天的紅色恐怖的具體情況，介紹幾個具體細節也許不無脾益。據《國中之國：克格勃和它掌控下的俄羅斯》記載，契卡（cheka）們所奉的指示是：“妳們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麽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麽出身，受什麽教育或職業。靠這個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內涵和實質。”[36]據莫斯的《俄國史》記載，在紅色恐怖時期，外表特別像具有特權者的人會有麻煩。1918年初，壹個布爾什維克被殺死在薩拉托夫，因為他穿著壹件時髦的外套，被人當做了壹個“布爾昂”（上流社會壹員）。眼鏡也足以使壹個人變得可疑，在國內戰爭中，有人甚至因為指甲幹凈、雙臂平直而被紅軍槍斃。[37]在這次大清洗中，被殺的人數，普列漢諾夫在大清洗開始不久的1918年4月預言，“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38]如果說普氏的說法還是壹種預見的話，那麽，下面的數字就是歷史事實了。據2009年成書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在1918—1922年2月，被殺的人不少於200萬。[39]



人們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恐怖行為是在違背列寧和俄共中央意誌或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基層布爾什維克造成的；恰恰相反，這壹切都是在以列寧為首的俄共中央完全知情並親自部署下發生的。據前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2003年出版的著作記載，1918年1月，反革命政變剛剛過去兩個月，列寧在《如何組織競賽？》壹文中說，“有許許多多貫徹‘社會主義金科玉律’的辦法”——他將其中的壹個辦法叫做“將十分之壹犯遊手好閑罪者處決。”決定命運的公式為“十分之壹”。雅科夫列夫接著評論道，後來希特勒也喜歡上了這個公式，衛國戰爭中黨衛軍分子槍決蘇聯和平居民，是每十個人中殺壹個。在壞人的行為中，壹切都很相似。[40]據《真理報》記載，當時有人寫信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機關清洗所有那些不與共產黨共命運的、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才利用共產黨的壞蛋和野心家。列寧在1919年3月27日回信說：“寫信的人要我們純潔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政府機關，清除那些‘毫無良心的臨時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強盜’。這是正確的要求。我們早已提出並在實行這個要求。……我們現在和今後都會槍斃那些被捕獲的強盜、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為了使清洗工作進行得更徹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協助我們。”[41]列寧的這些指示和號召對於全國規模的大清洗，無疑起了直接動員的作用。至於在對全國各地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逃跑等具體事件的處理中，列寧親自下達的槍斃、處決的命令則多得不計其數，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可參見蘆笛的網文《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贊美詩”》。[42] 在大清洗的具體操作中，契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考證，在1918年第壹季開始的反對各式各樣的反對者、不配合者的“十字軍討伐”，使大清洗全面升級。根據列寧的指示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契卡被授予絕對的權力：獨自進行搜查、逮捕和槍決的權力，尤其是契卡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不用向任何法律機構報告的情況下可以自行槍決“人犯”的權力。更為嚴重的是，不僅國家契卡擁有這樣的權力，而且各州縣的下屬機構也擁有了這樣的權力。[43]而對於契卡們的工作，據《二十世紀俄國史》記載，列寧也給予高度評價：“契卡在直接行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在這方面契卡的功勞之大無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鎮壓剝削者，沒有別的辦法解放人民群眾。契卡就是這樣做的。”[44]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這種即決裁判的恐怖手段根本沒有效果。因為這些非常委員會本身就不純潔，不但是庸碌之輩，而且還有已經幹了或正在幹著各種搶劫勾當的匪徒都鉆進了各級委員會。能夠阻止這些壞蛋和野心家鉆進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的手段只有不受管制的自由的報刊。但是，當時的俄國已經沒有自由、公正的報刊，相反，“報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壞蛋和野心家盤踞的政府機關手裏”。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有什麽把握不讓這些壞蛋和野心家設法鉆進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員會，從而推波助瀾，使真誠的非黨‘知識分子’遭到槍殺呢？擁有至高無上的最專制的權力的，正就是這些被設立起來同貪汙腐化現象作鬥爭的非常委員會。它們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監督，也就是說，它們大部分是在確實有利於貪汙腐化現象的情況下活動的。”[45]大清洗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論，我們關註的是，這種為了維持政權大規模地使用恐怖和暴力的行徑，無論如何是違反人道主義的，是對雅各布賓恐怖主義的接續，而且是更為惡劣的接續。[46]



人們自然會產生疑問，壹個如此恐怖、暴力、血腥的反人類運動，究竟是何以能在全國範圍內發生的？這要從列寧的強調獨裁說起。列寧在提出組建特別法庭和肅反委員會要求的同時，又提出實行個人獨裁的問題。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列寧說：“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證明：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著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上的矛盾。”[47] 為了把他的獨裁主張貫徹於全黨，列寧又隨即提出“給與壹切企業的個別領導人以獨裁的和無限的權力”的要求。列寧說，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必須強調“個人獨裁制”，任何大機器工業都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誌服從於壹個人的意誌”。[48]事實上，列寧是要把獨裁原則貫徹於全黨的主張，早在建政前就很明確。據奧地利學者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的《國際史》記載，列寧認為，壹個處在獨裁政府體制統治下的革命黨，也不可能以民主原則——被選舉權和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進行民主監督的原則——作為基礎。它不可能是民主的群眾性政黨。革命需要壹個人數不多的、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黨，他們是動員群眾和領導群眾的杠桿。[49]建政後，列寧集黨政軍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權力於壹身，終於使他的獨裁主張得以大行其道。所以，《國際史》又記載，阿克雪裏羅得寫道：被列寧加以理想化的有知識的“職業革命家”，只不過是像雅各布賓壹樣的激進資產階級，列寧的想法是把黨變成壹所由壹名以中央委員會面目出現的廠長領導的大工廠。托洛茨基寫道：列寧的方法是“壹幅半明半暗的、可悲的雅各布賓主義強硬派的諷刺畫……整個國際工人運動要被壹座雅各布賓派法庭指控犯有溫和罪，而掉下斷頭臺的第壹顆腦袋，將是馬克思的巨人之首”。托洛茨基還預言，在布爾什維克體制下，“黨將會由黨的組織、黨的組織由中央委員會，以及最終中央委員會由獨裁者取而代之”——由“壹個掌握生殺大權的人”取而代之。[50]在獨裁統治之下，無產階級還有主人翁的地位嗎？黨員個人還有價值嗎？還是《國際史》記載，“普列漢諾夫指控列寧力圖以對無產階級專政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並把‘黨員’貶低為‘小輪子和小螺絲釘’，說列寧的黨的思想是壹種‘神權政治性質的組織空想’，列寧關於職業革命家同工人階級的關系的見解是巴枯寧的觀點，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普列漢諾夫以先見之明寫道：列寧的組織原則將導致‘歸根結蒂壹切都圍著壹個人轉，這個人註定了要總攬所有權力於壹身’”。[51]在這裏我們看到，恐怖、暴力、獨裁、專政天生地緊密聯系在壹起。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共產主義試驗在開始的頭兩年就被證明失敗，但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保全自己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不是承認失敗，改弦易轍，而是在統治手法上耍盡花招。他們突破了壹切政治倫理的底線，他們違背了執政前向人民允下的所有承諾，他們改變了建黨時關於布爾什維克性質的初衷。考茨基記載，作為講究實際的徹底的政治家，布爾什維克在他們統治的過程中已經顯著地表現出他們的適應環境的本領。他們本來是根據平等的普選原則選出的國民議會的熱心宣傳者，可是當國民議會對他們有所妨礙時，他們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宮了。他們是死刑的堅決反對者，可是他們卻建立了血腥的統治。在他們執政之初，他們宣布他們的目的是粉碎那個代表舊政府的權力手段的官僚機構，但他們卻建立了壹種新的官僚統治來代替舊的。他們曾經依靠瓦解軍隊的紀律並最後瓦解軍隊本身的辦法取得了政權，但他們現在已經建立了壹支經過嚴格訓練的新的軍隊。他們本來力求把各個階級置於同壹水平，相反地，他們卻已經壹手制造了新的階級差別。他們已經造成了壹個地位低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而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特權階級的地位；他們又使另壹個階級出現在無產階級之上，這個階級領取高薪，享受種種非壹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權。他們最初無情地剝奪資本，目前卻正在準備把半個俄國的礦藏交給美國資本家，以便取得他們的幫助並在各方面同外國資本妥協。……[52]考茨基的這些記載雖然是在1919年，但是，近年來發現的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考茨基的記載是可信的。根據考茨基的記載，我們可以說，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實際上只做了壹件事情：拆了壹座大廈，又建了壹座大廈。不同的是，原來的大廈是別人的，現在的大廈是自己的，僅此而已。就大廈功能的積極作用和結構的合理性而言，後者遠不如前者。而為了這壹拆壹建，毀滅了無法計算的俄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不僅不認為是罪惡，還壹直把它作為歷史功績來歌頌。



如果我們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過程中的罪錯加以概括，那就是他（們）否定人類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壹切積極成果。普列漢諾夫說得對，許多為每壹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壹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詮釋。例如，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壹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壹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那種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卻被他認為是“無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53]諸如此類的反對普世文明的概念和行為，對於列寧來說不勝枚舉。總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在人類社會有東方和西方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的“理論”指導下，在俄國絕不走西方道路的口號下，他們拒絕了西方的、實際上也是全人類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積極成果——議會政治、三權分立、自由、平等和人權。在這條反人類、反文明的道路上，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統治究竟是怎樣壹副面貌，要清楚地了解這壹點，我們還是來看看與列寧同時代的思想家們的、包括列寧的戰友的揭示。



伯恩施坦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說：“布爾什維克拋棄了選舉權，因為對他們來說有組織的發展進程是不適用於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邏輯勝過統治者的任何暴力，當暴力和發展的規律相矛盾的時候，它只會破壞而不會壹致地為進步服務。而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它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是由尖銳的矛盾組成的：極端的社會唯心主義和赤裸裸的東方暴君專制並列。只要不及時發生轉變，就必然會成為壹個十足的畸形兒。”[54]伯恩施坦是有先見之明的，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確實是壹個十足的畸形兒。



考茨基說，我們在俄國所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它的反面。俄國工人在無權支配生產資料這壹點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處於大致相同的境地。“蘇俄和西歐的差別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已經足夠強大，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資本的專政，並且也把權力關系改變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重要經濟壟斷企業的社會化在最近的將來將成為工人的壹項政治勝利；而在俄國，生產資料是高度集中在壹只手中，它的所有權受著專制的國家機器的保護，同時工人被分化了，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壹個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選舉，完全被剝奪了任何反抗的手段。”[55]



考茨基還說：“在俄國，和財產所有權的壟斷相類似的是教育的壟斷。教育

是專政借以支持政權的工具之壹。”此外，“更壞的是知識自由的遭到全部摧毀，這甚至也打擊了共產黨黨員這個集體。沒有了知識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參與我們的時代的知識。”[56]



奧托·鮑威爾認為，布爾什維克政權統治下的俄國是壹個無限的專制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專制的特點之壹就是特別加強意識形態控制。鮑威爾說，在俄國，“專政按照自己的統治利益，規定在歷史、經濟、社會等問題上可以宣教些什麽。它不容許偏離統治政黨的現行觀點。它排斥種種學說，因為這些學說可能為統治政黨中壹個被打倒、被擊敗了的派別服務。這就給歷史和社會領域內的自由研究劃定了狹窄的範圍。由於害怕受到懲罰，研究者不敢越雷池壹步。這種恐懼把研究工作限制在正統思想的範圍內，正統思想有時歸根到底是用對執政黨領導人的著作的解釋來代替對事實的自由探討，從而倒退到經院哲學的方法之中。”[57]在控制意識形態這壹點上，鮑威爾還將布爾什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做了對比。鮑氏說：“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其它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下面這壹點上，兩者是完全相同的，即壹小撮當權者決定關於歷史和社會哪些可以說、可以教、可以印。只允許壹種意見、壹種主義存在。不願意講授這壹主義的教員，壹個都不能容許在從小學到高等學校的所有學校任教。不宣傳這壹主義的書報，壹份也不能刊印；不為這壹主義服務的藝術作品，壹件也不能刨作。誰膽敢發表另外壹種意見，誰就在利帕裏群島和索洛夫基群島的集中營裏結束自己的生命。”[58]



在沒有出版自由、知識自由的情況下，社會的任何主導思想——在俄國是官方自我稱謂並自我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必然變成國教。布爾什維克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本來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學派。但是，“在（他們）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後，就把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學派）變成國教，這個宗教的信條及其解釋都受到政府的監督，對於這個宗教的批評，甚至壹點點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國家的嚴厲處罰，這樣壹種馬克思主義，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來實行統治，以火刑和屠殺來進行宣傳，實行壹種戲劇性的儀式（例如列寧屍體的防腐保存），這樣壹種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降到了壹個國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東方迷信的地位”。[59] 考茨基如是補充道。



如果有人認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本來與列寧就不是壹個派別，他們批評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理所當然的，那麽，我們來看看與列寧同為社會民主黨左派的理論家、並被列寧譽為“革命之鷹”的有用+1羅莎·盧森堡吧。我們知道，盧森堡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堅定擁護者：她在肯定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將工業、貿易、銀行國有化的同時，激烈地批評列寧將土地分給了農民而沒有國有化的做法；她甚至在寫出下面我們將引用的文字的同壹篇文章《論俄國革命》中，還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但是，就是這個盧森堡卻在1919年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的表現和本質作了既生動又深刻的揭示。盧森堡認為，在俄國，命令，工廠監工的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壹切都是治標的辦法。達到再生的惟壹途徑應該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學校，不受限制的、最廣泛的民主，公共輿論。盧森堡指出：“如果這壹切都取消了，現實中還剩下什麽呢？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惟壹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壹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壹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沈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壹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壹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壹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壹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壹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布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不僅如此，這種情況壹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壹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60]



通過以上幾位思想家的揭示，我們大致已經了解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統治情況和特點；其核心就是取消民主，實行專政。現在需要追問的是：既然取消民主，實行專政已經給俄國帶來無窮災難，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還堅持這樣做呢？我們還是用當時思想家們的話來回答吧。考茨基是這樣解釋的：布爾什維克黨把無產階級專政當成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先決條件，而把社會主義當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考茨基指出：“壹個社會主義政黨除了把它的權力用來實現社會主義之外，還能用來做什麽呢？它必須立即致力於此，並且不顧壹切，毫無顧慮地掃清它所面臨的壹切障礙。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同新政權發生了沖突……就不得不用專政來代替民主；這尤其容易做到，因為人民的自由在俄國還是完全新的東西，還沒有在人民群眾中紮下深根。這時，專政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實際事例的教育不僅應該使國內那些仍然持反對態度的分子順應潮流，而且應該吸引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來效法它，鼓勵他們去革命。”[61]不能不承認，考茨基的分析是符合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觀目的的。



如果說考茨基是從積極的意義上解釋的，那麽，普列漢諾夫則是從消極的意義上解釋的。針對當時布爾什維克已經奪取政權，以及列寧的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下，可以更快地消滅文盲，迅速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普列漢諾夫指出：“列寧實現了政變，把它宣布為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歷史引向錯誤的死胡同。俄國的發展將因此落後許多年，也許幾十年。”普列漢諾夫還指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壹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壹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壹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麽民主可言呢？”[62]通過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的揭示，我們終於明白了，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在明知取消民主，實行專政已經給俄國帶來無窮災難的情況下還堅持這樣做，是為了“使國內那些仍然持反對態度的分子”在懾於專政威力的情況下“順應（他們的）潮流”；是為了“吸引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來效法它，鼓勵他們去革命”。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列寧和他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都很清楚，“因為他們壹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在上述主觀的動機和客觀的情勢下，布爾什維克黨由於它的本性所決定，應該和能夠采取什麽方法統治，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討論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都是在他們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這個題目下進行的。根據上文初步揭示的材料，我們說蘇俄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失敗了，而且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典型；這個結論應該是能夠成立的。但是，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並不都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通過政變奪取政權，他們在取得政權後把馬克思的“專政”由“狀態”變成“政體”，取消了普選制，取消了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實行壹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和紅色恐怖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符合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只有壹點，即跨過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村社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然而，恰恰就是這壹點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能違背的，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階段是不能用權力取消的。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將前期馬克思主義——強調“自然歷史過程”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而是將後期馬克思主義——強調跨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由於走出了這壹步，如前所述，就等於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世間的所有邪惡必然由此而生。



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失敗的原因，除了從前期和後期馬克思主義對立這種二元論的角度分析外，還可以從前期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的角度分析；伯恩施坦就是從這個角度分析的。伯恩施坦認為，布爾什維克失敗的原因在於，他們不能科學地區別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他們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會主義面前幹脆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巨大進步。他們從這壹學說中抽取了對資本主義剝削傾向的批判，然而他們忽視了其中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必要性的強調，即不承認資本主義企業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所承當的經濟職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為文明進步創造基礎的這種職能。”[63]兩個角度的分析，異曲同工。相比之下，西歐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成功範例，根本原因就在於，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們將前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排除還拖在馬克思主義身上的某些空想主義殘余”的前期馬克思主義——西歐化。而蘇俄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失敗典型，根本原因就在於，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將後期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作為後期思想主體的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峽谷”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在此意義上，我贊成維利·勃蘭特的觀點：“伯恩施坦戰勝了列寧”。[64]而所謂伯恩施坦戰勝了列寧，也就是前期馬克思主義戰勝了後期馬克思主義；或者說，也就是前期馬克思主義中的科學傾向戰勝了空想主義殘余。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存在的邪惡本質

作者 申有連 寫於 二零一三年

馬克思以他的《資本論》為代表作，不但建起了人類史上最血腥、恐怖的地獄，還讓在他的地獄中痛苦掙紮的肉靈自慰其中。他是怎樣做到的？是他太能騙？還是人類太容易被欺騙？

　　我的揭示，就從《資本論》開始，也從它的發端，“商品”開始。別小看這小小的商品，馬克思就是用它，顛覆了人類文明的根基。

　　壹、商品

　　勞動產品作為商品，首先是某種可供使用的物，但物品作為商品在政治經濟學中討論時，它的物的特性就被完全掩蓋了，所存在的唯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等等這些屬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本來需要認真討論的有關商品的各種價值，在以往的運用上卻較為混亂。比如，商品的價值在大多數場合就是與交換價值混同或等同使用的。也就是說，商品的價值就是交換價值或甚至直接就是價值。對使用價值的運用就更加混亂，有的場合，它是沒有大小區別的，有的場合，它卻有大小的區別。特別是在西尼爾、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等人那裏。

　　但西尼爾有所不同，他認為，“各種各樣的物品對各種各樣的人說來的相對效用(指使用價值)，會有無窮無盡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壹切交換的動機。”（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8頁）。他並說，任何物品要使之具有價值，“最顯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的能力”（同上書，17頁）這是壹個與眾不同的觀點，他不僅指出商品存在的使用價值大小，並且與斯密、李嘉圖等人的結論不同，把使用價值置於商品的交換關系之中，作為影響交換的決定性因素。

　　在馬克思那裏，商品的使用價值則與政治經濟學的結論完全不同。他把使用價值僅僅作為商品的物的屬性或使用性質來看待（“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9頁，並參見49-59頁〉)。在他看來，使用價值在量上的區別，也只是如幾打表、幾碼布、幾噸鐵這種在數量上和物品性質上的區別。至於某件物品有用性的大小，能產生多大效用，卻與他使用的“使用價值”這壹名詞完全無關。

　　似乎“使用價值”壹詞中的“價值”二字，在馬克思看來只是為商品性質或用途不同使用的。（“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壹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同上書，第50頁〉)。然而“價值”這壹名詞本身卻是在“量”上來確立的，運用在有用性已有穩固基礎的商品身上時，就更是如此，而很難在“性質”上找到它們的統壹處。“價值”壹詞單獨使用時，壹般是泛指，抽象或不確定地指某壹價值含義。交換價值、使用價值，也包括商品價值則是特指。就像木材是泛指壹切樹木原材，而松木、杉木、楠木等等是特指，具體、明確地指那壹種木材壹樣。使用價值與使用屬性是商品中兩個含義截然不同的名詞，其他有獨立名稱的“價值”也有其獨立的含義或詞義。

　　難怪李嘉圖說，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中，造成錯誤和分歧意見最多的，莫過於有關價值壹詞的含糊觀念”（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9頁）。

　　我們通過對商品各類價值的簡單梳理，現在我們需要單獨對“價值”壹詞進行討論和辨識，以恢復“價值”壹詞的本來面目。因為名詞運用上的混亂，很難避免論證上的錯誤。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把單獨運用的“價值”壹詞提取出來，它不能單獨僅指交換價值或僅僅作為交換價值的代名詞。“價值”壹詞在特定的場合可能指交換價值，但不唯獨屬它。其次，我們還要把“商品價值”和“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區別開來。商品價值應歸於商品的屬性那壹類去，而交換價值則應歸於商品在交換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與它物相對的價值大小那壹類上去，使用價值則作為商品的效用大小和社會財富價值的意義來認識。各有所指，不應混淆。為做到這壹點。我們需要從價值的來源上說起。

　　假定在社會早期，人們需要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壹切來維持生存。如樹枝、獵物等是生存必需的。但這類物如樹枝不通過折取，獵物不經過捕捉是不能到人手裏來的。於是折取樹枝和捕獲獵物使人得以享用，就是這類勞動取得的價值。

　　這樣，有用物只有在實際能被人們利用的條件成就時，才顯示出價值來。

　　但這個“價值”還不是商品社會中人們通常理解的那種價值意義，即至少它還不是針對交換產生的價值概念，它顯示的還是在享用的層面上的價值意義。

　　因此，很顯然，首先是物品即這裏的樹枝和獵物的可供享用性才使為獲取這些享用物的勞動成為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勞動，即價值認識首先是從物的使用效能上形成的，即效用是價值形成的基礎。

　　同樣的道理，如果折取樹枝和捕獵的勞動者停下手來制作壹把石斧。制作石斧假如耗用了他壹天的時間，也就是說，他(這位勞動者)這壹天除了這把石斧外壹無所獲，自己生存眼下直接需要的柴草和獵物等壹無所獲。但從第二天起，他都在運用這把石斧使砍下的樹枝和捕獵的動物比直接用手時增加了壹倍，那他在第二天就彌補了他頭壹天因制作石斧而少獲的生存需用的物品。

　　如果這把石斧沒有在補償了因它耗掉的勞動後就立即損壞，而是在這之後依然可供勞動者繼續使用，幫助他繼續把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並且石斧幫助他使以前用手無法折斷的較粗的樹幹也能砍斷了，無法捕獲的較大較兇猛的獵物也能捕獲了，那這把石斧的價值就顯示出來了。

　　也就是說，從第三天起壹直到這把石斧損壞時的這若幹天內所增加的勞動成果，就直接體現了石斧這壹物質實體的價值，也體現了制作石斧這壹勞動的價值意義。而不是倒過來，是制作石斧耗用的那壹天勞動在體現石斧的價值。

　　因此，不是勞動在決定有用物的價值，相反，正是有用物在勞動前後效用的大小差別在決定勞動的價值，有用物的價值也正是在這壹層意義上來顯示的，而不是單純由勞動就能顯示和決定的。這壹點證明，馬克思否定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的價值意義，定論價值只形成或產生於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勞動量是多麽荒唐。

　　這裏這把石斧的用途與樹枝、獵物等的用途不同，但它們作為有用物其價值含義是壹樣的，即它們都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其物質實體的有用性是可直接觸摸和感受得到的。樹枝、獵物可直接享用，石斧則是為了在同量勞動下增加這些享用物，或減輕獲得這些享用物所要耗費的辛勞的。

　　前者是人直接作用對象(樹枝、獵物等)，使自身得到滿足，後者是人通過操縱石斧，讓對象相互作用從而加倍得到滿足。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勞動，歷史和人類學家就以此作為人與動物的區別。

　　樹枝和獵物的價值是直接體現在它們自身身上的，如樹枝的燃燒或建造棚舍，和獵物的食用。也正是樹枝和獵物這種使人得以享用的有用性使勞動者的勞動成為有價值的勞動，而不是反過來，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因為勞動者的勞動才使樹枝、獵物等具有了價值。

　　石斧的價值如何體現呢，它既不能燃燒也不能充饑，它的價值是體現在減少勞動者的辛勞上，或體現在它能有效作用的對象的增加量上，即以它作用、增加的對象的有用性來體現它的價值。這是最早的生產資料，它對價值的形成不能說毫無意義。馬克思對生產資料在勞動產品的價值定性上顯然背離壹般常識和自然規則。這個白癡借口勞動是財富創造的必然過程，就把各種勞動創造的用途不同的財富（商品）的交換價值用勞動量來確定，以此定論工具不是使勞動創造的價值增加了，而是使勞動創造的價值減少了。這個十足的白癡。

　　以商品的實際效用與生產資料的效用無關從而撇開生產資料來確定商品的物品價值的馬歇爾觀點已經使人們在價值認識上飄忽不定，馬克思則幹脆把壹切效用都歸零，不但把商品的效用在決定價值量上歸零，更把生產資料的效用歸零，只從生產商品的現在“活”勞動耗費量上來確定價值量。他的方法首先使我們回到石斧出現以前的時代。而前面的例子說明，即使那個時代，也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在認識和確定價值。原始人是不會被他忽悠的，只有現代人才會。

　　以上兩種勞動—即人直接作用對象和制作工具使對象相互作用—都是使物發生某種可見的變化後以適於使用的那類活動，它們都能使勞動者得到實際的利益。另還有壹種也能使勞動者得利的活動。那就是“交換”。

　　但交換是壹種絲毫不變更物的外形的活動，所以沒有人承認它也是壹種勞動，更不承認它的財富價值創造功能，而只把它當作商品生產的終點。商品生產似乎就以交換為最終目的，而不是像前面兩種勞動那樣，是以使用為目的的。政治經濟學就把商品定義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

　　可物品總是要使用的，不管是產品也好，商品也好，人們只能在使用中得到享受，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可能在交換中達到目的。因此，這個定義顯然是空泛的，這壹點我們留待後面再修補。

　　交換活動是商品的壹個必然過程，但它與目的相差甚遠，它如果無利可圖，誰也不可能多此壹舉。結合到商品價值的揭示，我們再以制作石斧的勞動為例來繼續說明。

　　如果這位擅長制作石斧的勞動者用石斧幫助獵獲了足夠多的獵物，作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在某壹方面已相對滿足的時候，就必然會尋求其他享受。比如他需要享用魚，他當然可以立即到河裏去捕撈。用手，像他最早捕獵時那樣。但他同樣也可以像制作石斧來捕獵那樣也制作壹個能捕魚的工具，比如漁網或別的什麽來捕更多的魚。如果他制作壹張漁網需要兩天時間，而有網的幫助他壹天能比直接用手多捕壹倍或更多的魚。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停下來先制作壹張漁網。

　　但這時更妙的事情發生了，他的鄰人或壹個與他毫不相識的另壹位勞動者向他提出，願意用壹張與他的石斧有壹樣使用耐久性的漁網來換他的壹把石斧。因為這另壹位勞動者能壹天制作壹張漁網而要用兩天時間才能制作壹把前壹位勞動者壹天就能制作的石斧。

　　這當然是皆大歡喜的事。這位壹天能制作壹把石斧的勞動者用壹把石斧換了壹張他需要兩天時間才能成就的漁網，這壹成就是在交換下實現的。石斧通過交換這壹過程使壹天的勞動所得翻了倍，這就是石斧的商品價值。這個價值來源顯然與前壹個作為物質實體的價值來源不同。前壹個價值來源於勞動，這後壹個價值則來源於交換，是在通過交換過程實現的。

　　對於制作石斧的勞動者來說，石斧自己使用和石斧用於交換獲得的漁網的價值來源不同。用於自己使用的石斧的價值是體現在用石斧幫助多產生的勞動成果上。漁網最終當然也要這樣來體現。但漁網在這裏（交換過程）是石斧作為商品時與石斧作為物質實體直接使用時的區別。

　　石斧作為商品時在制作石斧的勞動者這裏體現了兩倍石斧作為物質實體時的價值。因為他制作石斧只需費1天勞動，而制作漁網則要費2天勞動，他費1天的辛勞制作壹把石斧後通過交換就得到了要費2天辛勞才能得到的漁網，交換使他的勞動價值增加了壹倍。這增加的壹倍價值就是石斧的商品價值，是石斧作為商品獨立具有的價值。它雖然不能脫離石斧存在，卻與石斧作為物質實體的價值不屬同類。

　　對另壹位勞動者，即制作漁網的勞動者來說，情形也壹樣。這位勞動者把他的漁網作為商品時使他的欲求在不增加勞動付出的情況下得到了滿足，交換省卻了他本來要多付出的壹倍勞動代價。商品價值正是這樣來體現的，並且也只能這樣來體現。

　　以上是用兩種早期使用的勞動工具來比較時的情形，以此推論壹切商品都是同樣的道理。種糧食的與種棉花的進行交換，也同樣是期待壹個糧食或棉花作為商品時的價值，而不是糧食或棉花作為勞動創造的享用品自己使用消費時的價值意義。否則，交換就不可能發生，商品就毫無意義。

　　如果我們在這裏，即在石斧與漁網的交換這裏仍然使用1把石斧＝1張漁網這種老壹套的等式法，那整個商品的真實含義又會模糊。這種1把石斧＝1張漁網或1件上衣＝10碼麻布等等以往人們貫用的公式，無異於1＝1，2＝2這種既正確又毫無意義的等式。

　　我們來看，在這裏，即在石斧制作的勞動和在漁網制作的勞動裏，石斧制作耗用了壹天勞動，漁網制作也耗用了壹天勞動(我們撇開其他，以此把他們的勞動看作是等量的)，兩個勞動耗用了相同的勞動量。

　　並且我們在前面還強調，石斧和漁網的效用大小也壹樣(都能使工效提高壹倍，都有同樣的使用耐久性)。如壹把石斧與壹張漁網交換時，它們是等價的，即1把石斧＝1張漁網。以往人們都是這樣表達的。但這個結論只表現了壹個商品交換的表面結果，商品的結論在這裏並沒有完結。這裏的1把石斧＝1張漁網的等式，是就兩個勞動產品有壹個表象或交換雙方認同的相同的勞動耗費量，以及有壹個相等的使用價值量來說的。這個等式並沒有沖掉，只不過是掩蓋了商品的真正價值，商品的真正價值應該在促使兩個勞動者交換的動機上，在他們雙方同樣從中獲得的收益上（這個收益並不確定壹樣，也永會不壹樣，這就是商品的神奇，而不是公平與否）。

　　在這裏，制作石斧的勞動者用壹把石斧換了壹張漁網，而壹張漁網要耗費他兩天勞動，石斧卻只耗費他壹天勞動。制作漁網的勞動者，與制作石斧的勞動者壹樣。於是這個等式應該補充改正為：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我們把這兩個等式合並壹下，就得到：

　　我們如果把合並後的這個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去掉，等式確實是1把石斧＝l張漁網。以往人們的運用並沒有錯。但如果我們保留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而把兩邊括號外的內容去掉呢，以上式子就成了：

　　1天勞動＝2天勞動

　　奇怪的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了，人人都有理由對此感到納悶。1＝1的式子雖然無聊但卻是正確的，這l＝2的式子任何人都難以接受。最多不過是這式子的等號上面有壹個“交換”的條件。但交換並不是裂變，中子在轟擊鈾核時也只會從核中釋放出本身就存在其中的能量，物質在任何反應下等號兩邊總是平衡的。似乎這交換成了觀音手中的靜瓶，人間的希望和祈求都能從中如願以償。

　　事實上，遠古的人們想不出編壹個能救苦救難、成人之美的觀世音，卻能想得出用協作互助的方法使勞苦之下多有增殖，商品就是這樣在交換過程中使勞動產品各互增了壹定值。

　　這種在交換過程中增殖的部分，即這個例子中多出的1天勞動價值，就是商品價值，商品價值的全部含義只在其中。只不過因隨後而來的商品生產的擴大和不斷細化，使商品的價值與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模糊化，單個生產者在商品的海洋中要想得到滋潤，全靠自己的產品在作為商品投入這汪洋大海之中後的捕獲，而自己的勞動產品對自身消費卻顯得微乎其微，甚至不直接使用或消費自己的勞動產品。

　　於是，人們對物品的概念全部轉嫁在商品身上，商品成了專指有用物而言，商品價值被當作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不分場合地混同使用，而真正的商品價值卻被人們遺忘了。

　　關於商品價值，亞當?斯密有壹段很近似的描述，他說：“每種東西對於已經獲得它而又願意出售或以之交換他物的人說來，其實際所值等於它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身上的辛勞。”（摘自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8頁）。不過這後壹句，“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身上的辛勞”卻與事實不符。

　　照斯密看來，每種東西都必會耗用壹定的勞動量，他雖然已看到交換能使交換者“省卻”壹份辛勞，但不相信任何東西會在勞動量付出不足的情況下成就。於是就把省卻的這份辛勞說成是“轉加在了別人身上”。

　　如果甲、乙兩人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甲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乙身上，乙也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甲身上，那到底是誰將辛勞轉加給了誰？如果誰都能用交換的方法把本該屬於自己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那“交換”不就成了壹個醜惡的巫師了。

　　事實上，誰也沒有把他省卻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而又確確實實在交換中都使自己省卻了壹份辛勞。這才是斯密本來要說的那件用來交換的東西的“實際所值”。這個“實際所值”與我這裏說的商品價值很相近似。

　　商品在其交換關系中，除了它的商品價值外，還有壹個不可或缺的成分，那就是使用價值。盡管由於馬克思的影響，那些崇拜他的學者們已決斷：使用價值在政治經濟學中不具有研究的價值，只是因為它存在於商品中，才勉強把它提出來（“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提到它“因為它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政治經濟學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頁)。

　　照馬克思及其信徒們看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已包括了商品的全部內容，而這位所謂“德國的第壹位政治經濟學白癡大師”又只把商品的使用價值當作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卻把交換價值安放在壹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但使用價值又不可丟棄，因為沒有它，交換就會像氣團壹樣漂浮起來。馬克思是看到了這壹點的，因此他在論述商品時，通篇都在嘮叨使用價值，卻始終竭力否定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中的價值地位。但產品也好，商品也好，使用都是它們的最終目的，這就使得使用價值必然在人們對商品的取舍上產生深刻的，決定性的影響。它雖然不完全如西尼爾說的那樣，是壹切交換的動機，但更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與商品的交換完全無關。（“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1頁)。

　　在《資本論》中，“商品”是馬克思開篇的第壹個章節。作為壹個業余經濟學者，他大量照搬了李嘉圖和斯密在商品和價值理論中對勞動的論述，作為壹個意識形態的蠱惑仔，在他的商品觀中完全看不到物質財富創造的痕跡。他只把兩位大師的理論斷章取義地用在建立他的勞動耗費價值理論上，用此自誇他是站在兩位大師的肩上。他的商品理論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顛倒了人類勞動創造的目的。他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以此奠定他的經濟專制理論基礎。這個理論與人類從古至今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分配的自然規則大相徑庭，完全違背了人類物質生產和財富創造的目的和願望。

　　二、商品價值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價值、交換價值、商品價值等等混為壹體，在他的理論中，價值概念是完全混亂的。我們在這裏專設壹章，以此厘清商品價值和商品中各類價值的區別。這對揭示馬克思編造得天花亂墜又混亂不堪的價值理論，揭穿他的理論對商品生產和人類文明的破壞，是極為重要的。

　　商品在售賣人眼裏是交換價值，在購買人（消費者）眼裏是使用價值。但售賣人的交換價值依據也是該商品時下的使用價值地位。壹件商品在眾多商品中，它的使用價值會因時因地而異。如它時下的稀少性，包括生產時的為難為易、其他可替代商品的存在狀況等等，當然也有消費傾向構成或決定的它的使用價值地位。

　　很顯然，決定消費者購買欲望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效用，是它能使消費者獲得享用愉快，或消除痛苦的能力。除此之外，還有什麽理由？如果還有的話，就是購買者之所以購買或與之交換，是該物品用其他方式獲得會大於其交換即購買付出的代價。因此，交換是用最小付出獲得最大使用價值或更多財富的活動或方法。

　　同樣，對售賣人，無論他是生產者還是批發或零售商人，他看準了這件商品時下的使用價值地位，他就看準了它的交換價值。他將這壹切與他能獲得該商品的成本對比，就是他是否生產或經營該商品的決擇依據。這就揭示出商品的壹個價值存在其中。壹個物品之所以成為商品，就是因為它具有這樣壹個價值，這個價值與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有關，但卻與它們二位不屬同類。這個價值就是“商品價值”。

　　以往人們也說到過“商品價值”這個詞，但都是作為商品的物品價值在使用它，卻忽略了物品作為商品時的價值意義，即為獲取它的成本與它售賣後的整個商品過程中的收益之差。前壹個價值是就它的使用價值來談論或評價的，後壹個價值則是它獲取――售賣這個過程進行後的收益評價，這個收益就是這個物品的商品價值。因為它是經過交換過程，也就是在作為商品後獲得的收益或價值，因此這個價值就稱為：“商品價值”。

　　商品在日常生活中是泛指壹切售賣的物品，在研究中商品卻不應該是具體的有形物，而是無形的，形而上的抽象物。於是，在研究中，商品價值就不是作為商品的物品價值，而是物品作為商品實現的價值。即前面說的，是在生產或者買進的成本價值，到賣出這個過程中形成或產生的實際價值差。商品的意義就在這個價值形成或創造上。

　　也許有人會質疑：價值如何能憑空形成，商品如何會在物品本身的功能、用途絲毫沒有改變下形成價值？

　　那麽我們在這裏需要把商品的屬性介紹壹下。應該註意的是，商品的屬性是指“商品”本身，而不是指作為商品的物品屬性。比如上衣可以成為商品，它的物的屬性是保暖，它作為商品特意到市場上去，並不僅僅是為了炫耀自己的保暖功能，它如此炫耀，是有壹個明顯的目的，它要去換回壹個對生產者或持有者來說更大的價值。比如換回五十公斤大米。因為上衣生產者用生產壹件上衣的勞動時間加上為生產上衣需要耗用的原料而勞動的時間，遠遠小於如自己生產這五十公斤大米時所要耗用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它(上衣)到市場上去是為以小換大。

　　大米到市場來也是為以小換大，大米的生產者和上衣的生產者感受壹樣，他們都同樣受益。這就是上衣和大米到市場來的目的。因此，商品的屬性不是保暖和充饑，這些是上衣和大米的屬性；商品的屬性是以小換大，是價值增殖。形形色色的物品作為商品時只有壹個屬性，這個屬性是商品獨立於物品屬性以外的那壹層引起交換的含義。商品價值就是為衡量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實現的這個價值增殖量的。

　　如果要再詳細點說明，我們就需要從價值來源上說起。

　　我們還是用上面舉例的大米和上衣生產――交換過程來說明這壹價值（即財富）形成或增殖的過程。

　　比如那位種植大米的勞動者，他會有壹塊精心培育的土地，有必要的農具，更為重要的，是他有從事農耕的豐富經驗。對這樣壹位勞動者，他壹年生產兩千公斤大米或者平均壹天生產五公斤大米並不是件難事。也就是說，這點產量對這位農戶不至於使他操勞過度而不堪重負。

　　平均每天五公斤大米足夠他和家人吃飽而有余。但他也需要穿衣過日子。比如他時下需要壹件上衣，這就需要他停下農活來制作壹件。

　　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憑他幹農活的手和並不在行的手藝，他用上壹個整月也難縫制好這件上衣；並且還會十分粗糙。他為了制作這件上衣，要耗費三十天時間，收獲會因此減少壹百五十公斤大米。

　　但市場中有他中意的上衣，只需要五十公斤大米就能交換到手。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用五十公斤大米去交換壹件上衣。五十公斤大米只需他十天勞動。他用這十天勞動獲得的五十公斤大米換回了他要用三十天勞動才能成就的上衣。五十公斤大米的物的效用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對持有者即這位農夫的收效顯然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這五十公斤大米作為商品時產生的，這就是商品價值的意義。這位農夫用他十天勞動換回了他需要三十天勞動的成果，這多出來的二十天收獲，就是這五十公斤大米作為商品時的價值，我稱它為：“商品價值”。

　　記住，在這裏，對農夫來說，這五十公斤大米的商品價值是它為這位農夫省卻的二十天幸勞或增加的二十天勞動收益，而不是三十天（他制作壹件上衣需要耗費的時間），更不是十天（他生產這五十公斤大米需要耗費的時間）。

　　當然，對那位用上衣交換大米的工人，情形也會壹樣，他在這個交換中絕不是無償為他人服務。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制衣工人憑他長年從事的專業技藝和應手的工具，他完全可能用不了三、五天就能縫制出壹件上衣；加上他耗費在原材料上的勞動，他總共也不會超過十天就能成就壹件上衣。而如果他要自己種植大米，恐怕他平均壹天的收獲不會超過壹公斤。他要實現這五十公斤大米，恐怕耗費三、五十天勞動也難如願。

　　對這位制衣工人來說，就算他用十天完成的壹件上衣，通過交換，也就是通過將上衣作為商品，就使他省卻了，或者直接說使他多獲得了至少二、三十天的勞動成果。這就是制衣人將他的這件上衣當作商品時的商品價值。

　　我們再回過頭來從表面看。農夫和制衣工人的交換確實絲毫沒有改變大米和上衣的物的外形、本質和功能。甚至可以說，上衣和大米的使用價值也沒有改變。但兩相交換，雙方的利得倍增。

　　因為交換使他們的產品形態發生了變化，產品成為商品，生產者的壹切優勢形成了價值，最終通過商品價值形態得以實現。

　　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雙方沒有任何壹方曾經想到過對方的利益，他們每個人都是在專心為各自謀生精心勞作，也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來到市場。上衣制作者完全是為了自己的需要才精心設計，努力使他的產品穿著舒適美觀保暖，然後到市場中去尋找對象，農夫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努力使產品更加優異才投入市場。當他們的願望實現的時候，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樣，他們從始至終並沒有打算要為他人做點什麽，也沒有想要為社會做點貢獻，卻都在為實現他們自有產品的商品價值過程中，在壹切動機都是利己的驅動下，將與他們獲得的利得相當的壹份利益給予了對方。在貨幣出現並越來越發達的時候，這個對方會越不確定並最後表現為社會。

　　這就是亞當斯密描述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我們在這裏通過對“商品價值”的揭示和認識，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然清晰可見。這只手就是勞動產品作為商品時的商品價值，正是它引導著人們在為自己謀利時也為他人謀得了利益，為社會增添了財富。

　　如果說人的利已之心如亞當斯密贊美的那樣，是社會理論中的“運動原理”，那麽，“商品價值”就是社會運動和社會存在、社會秩序得以建立的強大引力，它是人類社會中壹切瘋狂的暴力，任何生命都會戰栗、恐懼的血腥殺戮都毀滅不了的人們向往社會的力量。

　　“看不見的手”在整個社會的商業活動中無處不在，壹切商業交往和服務，都是基於“商品價值”所在。它使我們在同量勞動，甚至同量資源耗費下獲得的財富量成倍增加，使整個社會的生產秩序在參與者的獨立行動中井然有序地自覺建立起來，使分散的生產、經營者有機地聯系在壹起，共同為社會的繁榮服務。因此，商品價值即充裕個人，也繁榮國家。商品的盛衰，決定國家、民族的盛衰。可馬克思連商品價值的概念都未形成，就去亂點鴛鴦，意圖毀滅商品，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災難。

　　三、商品交換

　　李嘉圖說：“勞動是壹切價值的基礎，”（《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壹章15頁）。這是正確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中，它只是壹個在抽象意義上運用的概念，它並不能因此引起勞動成為唯壹的價值尺度。從原始的簡單交換開始，從古至今，壹切交換都不是只在勞動量的衡量下進行的。如果是這樣，那人們交換尋求的就不是財富，不是享用物，而是壹個斤斤計較的勞動耗費上的平衡。在現實生活中，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從來沒有哪壹位只關心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而忽視它的使用價值。相反，人們正是看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才產生的購買願望。只有對商品生產者和對商人來說，他們註重的才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正如亞當?斯密說的那樣：“商人所考慮的只是貨物的名義價值或其價格。”但是，這個名義價值或價格的後面，仍然是貨物的使用價值。或者如西尼爾說的，是效用，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7頁）。商品不具備這個能力，就不成其為商品。這個能力（即使用價值）決定商品的成敗，也決定商品的沈浮，對商品的價值大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即使是商人，他也只有從使用價值的大小，即物品的效用大小上，才能讀出這個名義價值的物理量，從而求出交換價值的實際量，僅從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上是讀不出多少這個只謀求利得的量的。對於使用者來說，就更是只認為使用價值才是商品唯壹可供滿足的。

　　這裏使用了“唯壹”這個詞，並不是說使用價值的大小是決定交換價值的唯壹因素，而是就它對消費者產生購買欲望所起的作用。

　　盡管購買者的欲求只是他交換到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物品的實際效用，但商品是壹個人人都可平等選擇、爭取的事物。因此，除使用價值外，還有壹個與勞動相關的因素也在對商品交換產生影響，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商品價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因素是如何決定商品交換的。首先我們看看使用價值。

　　下面是我們借用前面的例子列舉的幾種使用價值不同時的情形：

　　1)、斧與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壹樣時，斧能使用15天，網能使用10天；2)、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壹樣時，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網能使工效提高1倍；在第壹種情形下，壹把斧能用15天，壹張網只能用10天，都要制作者耗用1天勞動時間，而購買者如自己制作時要耗用2天勞動時間。這樣，斧的使用時間長，反而會因此使得它的交換價值降低。因為網用壞時斧還未用壞，制作斧的勞動者在網用壞後就會首先急著去找制網人交換。制網人因斧還未用壞不急於換斧，就會借此擡高網價。

　　這是多麽順理成章可又是多麽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按等量勞動相交換，壹把斧也能理直氣壯地換壹張網。可上述不合理的現象卻得到了這樣壹種理論的支持，並運用數學的精確計算，把它說得煞有介事。

　　這個理論說：因為較為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慢，較不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快。斧因為較為耐用，其價值每次就只有壹小部分轉移在鹿身上，而網因為較不耐用，其價值每次就會有更大的部分轉移在魚身上。

　　這樣，鹿肉的交換價值在這方面就會低於魚肉的交換價值。這就必然使得石斧的交換價值也小於漁網的交換價值。因為人們很容易就想象得到，如果糧食的交換價值很低，農具的交換價值會高得了嗎？農業機械化的步伐又快得了嗎？

　　這個理論如果用於企業對自身產品的經濟分析和評價是合宜的，但要用在國家制度規定的產品價格管理上，對國民財富的增長將起著極大的阻礙作用。馬克思理論決定的公有制經濟，就把它作為產品的定價依據。這是多麽愚蠢。

　　當制斧人看到這壹點並有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他就會只用0．8天時間制作壹把只能用10天的斧交給制網人用以換網。那立即，他們的勞動又會不等量。

　　當然，制斧人不壹定非偷工減料。因為市場上不止壹個制斧人與制網人，就會形成兩個制斧人與三個制網人對立，用兩把斧換三張網，使市場上網與斧的需求與供給平衡。

　　這樣變動後對商品價值會產生什麽影響？

　　這時對制網人來說，1日勞動＝2日勞動；對制斧人來說，0.8日勞動＝2日勞動，1日勞動就等於2.5日勞動。這兒出現了不平衡，情況對制斧人有利。

　　那大家都來制斧，比如形成3個制斧人與2個制網人對立。3個制斧人1天制3把斧能用3×15＝45天，2個制網人1天制2張網只能用2×10＝20天。那市場供求不平衡，又會亂了套。如要市場平衡，就只好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來搪塞，硬說制斧人的0.8日勞動應該等於制網人的1日勞動。於是問題得到了解決。而的確也存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得到了認可。

　　事實上，任何有用物品在生產的難易程度與使用價值上都不是成等比例的。盡管世界上確實存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但這裏的斧與網不同絕不是這種區別引起的，而是上述比例不同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制斧人占有天時地利之優。這種優越本來是使用價值使形成的，可馬克思壹概而論認為是勞動不壹致形成的。加上壹切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認識，這就使人們容易輕信勞動是衡量價值唯壹合理尺度，商品的交換價值就應該以商品中通常所耗勞動量或必要勞動量相壹致。意識形態的沖動成就了馬克思的蠱惑。

　　可人們只要細心地留意壹下就會看到，人們在市場上選擇的並不是勞動，而是享用物。當人們購買準備付價時，並不是掂估該商品耗用了出賣者多少勞動，而是掂估該商品對自己有多大用處。

　　在壹個市場上，任何兩件商品對立時，都會存在種種顯豁的差別。只要兩個持有人心甘情願地交換，就必然都受益匪淺。但兩人受益大小是很難絕對壹致的。受益小的，也不壹定是吃虧，因為可能是他沒有或不能把換到手的商品使用價值像別人能做到的那樣發揮到最大。

　　如果他是能將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並且有相當的消費者都不如他，撇開商品價值這方面的影響，那他就是能出最高價格購買該商品的人。但該商品顯然無法用這個最高價格在市場上立腳，它必須退讓到壹個能擁有必要的消費數量的價格線上。那這個能把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就會占便宜。

　　所以我們說，使用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2種情形是，在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壹樣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比網高。

　　這種情形最能左右它們協助生產的那類產品的相對價值。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高，使獵物的捕獲量比魚的捕獲量在同量勞動下增加較多，同量的獵物相對魚的價值就會比過去降低，但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卻會上升(這壹點我們在前面已討論過，這裏就不再贅述)。而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只要勞動量不變，各類商品之間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就始終不變。

　　斧與網的價值是通過它們協助生產的能供人們直接消費的那些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因此，這些產品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就必會使它們的相對價值也相應發生變化。斧由於效用高，使用價值大，它協助生產的壹定量產品的相對價值降低了，但總體的相對價值卻必然會增大，它自身的價值也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增大。

　　在這裏，降低，說明人類謀求生存所耗費的勞動在減少；增大，是對勤勞和智慧的報償。

　　如果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只是彌補了之前的不足。比如在未使用工具前，徒手獵獲的野味是平均1日2.5公斤，捕獲的魚是平均1日5公斤。當有了斧與網這兩種工具後，使平均1日獵獲的野味和捕獲的魚都同樣是10公斤。在這種情形下，用斧幫助提高的工效較大，在其他因素都相同時，其與網的相對價值會如何表現呢?

　　這種比較，表現了那些不同種類的商品因為生產工具、條件改進不同，使產出量相對變化後的情形。在我們的例子中的表現就是：未使用工具前，徒手捕獵的勞動收效低，壹定量獵物的價值相對較大。但同量的野味和魚用於充饑時其使用價值是相當的。野味只會因其稀少在口味追求者這壹邊能贏得較多的消費者。如在饑餓到壹定程度，人們就只會選擇從事漁獵生產而顧不及野味了。而只有在使用新工具使兩種勞動的產出率達到相近水平時，才會使兩種勞動按接近的比例進行。在這裏，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高，但它的價值效率相對網並不高。因此，在討論勞動效率的時候，壹定要註意價值效率的大小。這壹點的重要還在於，當壹個商品的產出變化使它與市場其他商品的比例發生變化的時候，它的價值效率也會變化。這就像壹個人饑餓的時候，會很期待食物，當吃飽的時候，對食物的興趣就會降低，而當吃撐的時候，就會厭煩食物。這時他需要的，是消化和消遣。商品就是如此，使用價值的流動性變化使商機無處不在，變幻莫測。

　　因此，在討論勞動效率的時候，壹定要註意價值效率的大小。價值效率大的，是使用價值發揮得好，交換價值也就必然大。我們在這裏為說明商品使用價值舉例的斧與網提高的勞動效率大小，也是在有價值效率的基礎上才有意義。所以我們說，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們再看看商品價值是如何影響商品交換的。

　　前面我們在討論商品價值時提到了這樣兩個等式：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在這兩個等式中，兩個勞動者都同樣耗用了1天勞動，交換結果都取得了兩天的勞動價值。也就是說，在這個斧與網的交換中，它們的勞動耗費是等量的，商品價值也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設想當兩件商品的商品價值不同時，對它們之間的交換會產生什麽影響。

　　比如，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天制1把石斧，2天制1張漁網；制作漁網的勞動者1天能制1張漁網，3天才能制1把石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這樣，斧與網的商品價值就不壹樣。如果它們交換時，對制斧人，l天＝2天；對制網人，l天＝3天。網的商品價值＝3—1＝2天勞動價值(對制網人)。斧的商品價值＝2—1＝1天勞動價值(對制斧人)。

　　如果斧與網的使用價值壹樣，在商品價值相差不大的時候，盡管制網人由於交換取得的商品價值較高，交換的心情要迫切壹些，但交換對雙方都有利，並且是在等量勞動下的交換，表面上也許還看不出會妨礙交換。但制斧人自己動手制網的能力或者制網人自己制斧的能力使商品價值懸殊到壹定程度時，就很難說不會影響到交換了。

　　如果制斧人1天制1把斧，3天制1張網；制網人2天制1張網，3天制壹把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3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張漁網(2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如果1把斧換1張網時，對制斧人1天＝3天；對制網人2天＝3天，l天＝1.5天。它們的商品價值和物化勞動量都不壹樣。如要使它們的物化勞動量壹樣，就只能用2把斧換1張網。那對制斧人2天＝3天，l天＝1.5天；對制網人2天＝6天，l天＝3天。和前面正好顛倒過來，結果對愚人和懶漢反而有利。

　　這種等量勞動相交換的理論在自由競爭下難道也成立？就壹般而論，自由競爭是智者爭先。這種理論只有在沒有競比沒有價值標桿的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經濟中才成立。所以馬克思的公有制是懶漢和愚人的天堂。

　　也只有在自由交易中，商品價值才會發揮出來，作為價值規律的影響因素，左右商品之間的交換。

　　盡管我們在這裏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介紹得如此表淺，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商品價值是交換的動機和交換的基礎，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依據；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個因素，在商品交換中缺壹不可。它們共同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只有商品價值而無使用價值的物品根本就不存在，卻有那種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商品價值的物品，比如空氣和陽光就是這類物品，它們的使用價值都很大，但卻對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商品價值，因此它們無從用來交換。

　　那商品在市場中的交換價值又是如何來具體確定的？

　　它是由壹個商品使交換對方取得的商品價值量或在壹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商品價值量，結合交換對方認可的使用價值量或在壹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使用價值量來確定。用式子簡單表示就是：

　　使用價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商品價值在用於與使用價值決定商品交換時，並不是由生產者自己來認定，而是由市場來認定。生產者對自己的產品認定的商品價值只決定他交換的動機，即他是生產商品而不是直接生產自身所需物品的原因。比如在前面的式子中。漁網的商品價值對制網人來說是3－l＝2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對制斧人來說是2－l＝1天勞動價值。這實際是對制作者或售賣人來說的。對市場來說。則應把結果倒過來。因為商品不能按售賣人的意誌來定價，而要由市場意誌來定價。這樣，實際是網的商品價值由制斧人或市場認可應是2－1＝l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則由制網人或市場認可應是3－l＝2天勞動價值。

　　那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在市場中又是如何來確定的?

　　我們在討論商品價值時已看到，在商品交換中，商品價值對交換雙方有著不同的意義。對生產者，商品價值是通過努力降低產品的勞動耗費，和擴大產品的使用價值，拉大消費使用者用其他方法獲得同樣產品的勞動耗費差距實現的。這是增加商品交換籌碼，增大商品交換價值的唯壹方法，是人類勞動從商品的原始發端到高度發達的商務交往都浸透其中的原理。它告訴我們，或我們自己就可以告訴自己，人類勞動創造的是財富，是使用價值，是努力用最少的勞動耗費，創造更大的使用價值。可馬克思竟白癡到會認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越大，交換價值就越大，而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商品交換卻毫無關系。

　　雖然對買方來說，交換獲得的商品如用其他方法獲取時，勞動耗費越大，該商品的商品價值就越大。僅僅只在這壹點上，勞動耗費量大小才會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大小。但它是反向決定的，是購買者認定自己用其他方法獲取時會付出的勞動耗費量，不是實際的勞動耗費量，實際的勞動耗費量是生產者付出的勞動量。即使是這個付出的（社會平均）勞動量，對商品價值的影響也並不顯著，對商品交換價值的影響就更加有限。真正決定購買者購買欲望，擴大市場需求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可馬克思用壹套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鬼語，就把使用價值從商品交換中完全否定。

　　事實上，商品生產的不斷細化和擴大，就是為了降低商品生產的勞動耗費和提高商品的使用價值。盡管商品生產中，勞動耗費永遠不會等於零，但對生產者來說，產品的勞動耗費越小，商品價值就越大。正是基於這壹點，每壹位生產者都會努力降低產品的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會怎麽做？白癡都知道。

　　這就是勞動耗費量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可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把勞動耗費量作為商品交換的正比依據，用它毀滅了商品生產。那些愚蠢的馬虜，就是用他的這個理論，把沃土千裏的大中華，變成了餓殍遍野的人間地獄。這個思想白癡和他的追隨者，禍害了幾代中國人。

　　壹件商品的商品價值對社會來說，是由買者（消費使用者）自己生產時將會耗用的勞動量減去賣者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來確定。由於買者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專業生產者，並會浪費較多資源，因此國家應大力提倡商品生產，並協助它不斷擴大和細化。

　　對消費者來說，商品價值則是由買者自己生產時會耗費的勞動量，減去買者交換時付出商品的勞動耗費量來確定。同樣，由於買者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交換中付出的勞動量，因此，對個人來說，也會積極參與商品生產。由於社會市場總是由形形色色的生產者和形形色色的消費者所構成，即使能確定生產者是相對穩定的，消費者也是從來不穩定的。誰都可能買，種地的、做工的、教書的……，等等。各行各業以及各個消費者對商品的認識和評價都會不同。因此，商品價值將是壹個至少在壹定範圍內隨時隨地變化、伸縮的量，它由各個消費者獨立確認，並匯集為壹個社會值由市場“暫時”確認。

　　使用價值也近似於這種情形，對同壹種物，各地的和各個購買者的派場和用途也各不相同，所以使用價值也是壹個隨時隨地變化的量。出於交換雙方各自的利益，商品在交換中必然錙銖必較，相互競比，這正是社會和國家財富增長的強勁動力。

　　對兩件交換價值相同的商品來說，其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也並不會壹定相同。並且對同壹件商品，不同的購買者購買時認定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的比例也不壹定壹致，它只是說明該兩件商品在壹個市場中被“通約”為使用價值與商品價值結合後的交換價值相同。

　　並且只是被市場暫時通約相等，因為商品的價值比值在市場中就像流動的水壹樣，永無常形。這個暫時的“通約”，或者如亞裏士多德說的，是“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只是實現了商品在市場中成交的條件和地位，並不確定每壹個交換者都會受益壹致，更不會固定在壹個形態下。這就是為什麽凡商品存在市場上，並不是每壹個有購買能力的人都會買，而買的人中間也有的人認為很合算(這並不壹定會刺激他超過需要的買)，有的人則認為不大合算。但決定於買賣雙方各自的利益所在，它將驅使商品朝向顯示其最大的價值能力，發揮出最大的使用價值努力。因此，商品交換不可能有，也不能有固定通約的東西。否則，商品就會是壹潭死水，商品就不成其為商品。可馬克思卻堅持要用所謂抽象勞動量固定通約商品的交換價值，這是他將人類向死亡深淵推送的第壹步。

　　讓商品在市場上公平、自主地謀求壹個妳情我願的價格出售，將有利於發揮它的最大效用，激發出最大的勞動創造熱情。這就是自由價格下才會使物盡其用的原因，也是商品交換永無常形而博大無限的機理。可馬克思愚蠢地要把商品交換比值固定下來，自鳴得意地說他比亞裏士多德高明，他發現了亞裏士多德都沒有發現的這種“等同”的東西，就是“人類勞動”。這個十足的白癡，要把商品交換凝固成壹潭死水，企圖窒息商品活力，毀滅商品，毀滅人類文明。

　　最後，我們來為前面提到的商品的定義作壹個歸結，原因是這個定義顯然失之過窄。我在這裏要給商品下的定義是：通過交換實現的，用最簡便的方法生產出來的最大物質財富的媒介。

　　顯而易見，商品交換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用社會協作的方法使盡可能用少量勞動獲得盡可能多的使用價值。因此，商品既繁榮國家，也充裕個人。它的整個過程和每壹步形體轉變都清晰明了，絕不是馬克思形容的，“是壹種古怪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87頁）。

　　四、商品功能

　　商品功能在政治經濟學中有詳盡論述，它是人類物質文明的基石。概括起來，商品有三大功能：第壹個是價值增值功能；第二個是財富創造優化功能；第三個是利益均衡機制。

　　政治經濟學在此中討論最多的，當數商品的價值增值功能。假設A、B兩位勞動者各自生產自己專長的產品。顯然，他們各自的產品因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會逐漸削弱其使用價值在自身的發揮。並且，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只享用壹種享用物。這就會促使他們進行交換。A於是將其耗費了壹天勞動生產的產品a與B交換了同樣是B耗費了壹天勞動生產的產品b。因為A如果自己生產他換回的等量產品b，會耗費他兩天勞動。同樣，B也是如此。這個過程讓我們看到，A與B都同樣實現了壹天勞動得到兩天勞動回報的結果，即1=2。並且，他們雙方都是以享用有余交換了切待享用的物品。這樣，他們也因此避免了邊際效用遞減帶來的使用價值損失。這就是最淺顯的商品價值增值功能。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商品，是勞動創造的倍增品，是使用價值的增值品。這個通過交換增殖的價值，才是“商品價值”，是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實現的。

　　使用價值就是財富價值，相信人們不會對此置疑。以往人們結論說，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顯然表述得太表淺。商品是用最簡便的方式生產出來，並使用得最值當的物品，它能將使用價值，即財富價值倍增。

　　商品的第二大功能，是財富創造優化功能。這是政治經濟學歷來最為關註的。如果說商品的第壹大功能能為勞動者帶來幸福和滿足，那麽這第二大功能，能帶來壹國的繁榮和富強。

　　從前面的例子我們看到，A與B各自遠遠超過自己需要專心生產。這對他們擅長的技能提高和生產效率提高尤為重要，而他們又始終在A2、A3……及B2、B3……等等的競比、督促中。商品的市場較量，能夠通過使用價值的比較，甄選出最優秀的生產者，用最少的勞動耗費和資源消耗，生產出最多、最優的使用價值，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對國家的繁榮富強，人民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商品的第二大功能：財富創造優化功能。

　　商品的第三大功能，是利益均衡機制。在商品市場中，誰都可能買，誰都可能賣，生產者和消費者永遠是不確定的。每壹個參與者都會根據自己的專長、優勢和需要，生產或消費某壹商品。勞動者A如果通過技術、工藝改進或新品開發，使產品贏得市場消費偏好，他會獲得壹個超過其他生產者的額外利潤（這是對他努力的獎勵）。但是，市場立即會順應傾斜。勞動者A當然有專利保護，但它也會促使、啟發勞動者A2、A3……甚至B、D等等積極創新。勞動者A的超額利潤就不會永遠保持，利益會趨於均衡。這其中的利益追逐，都是為了利己，但卻為社會，為消費大眾創造了豐裕的享樂品。這壹切全都是在使用價值的比較、評估、選擇中進行的。如果商品失去使用價值的比較、評估、選擇，商品就不成其為商品，社會繁榮將每況愈下。

　　從商品的三大功能，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品使用價值在維系和指導商品生產，決定交換和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可馬克思卻否定了商品使用價值的價值意義。他說：“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殊不知，使用價值才是商品交換的決定性因素。相信馬克思自己去買面包時，也是沖著面包的充饑和美味去的，而不是沖著面包中包含的勞動去的。可這個大白癡竟本末倒置，將人類勞動和商品生產的目的完全顛倒，將商品功能徹底毀滅。這到底是白癡在發傻，還是魔鬼在施法？

　　五、勞動耗費價值論的淵源

　　人們普遍認為，使用價值體現的就是財富價值。但在政治經濟學中，把使用價值與財富價值完全等同，那就又把詞意看得太狹窄了。財富是人們對壹切需用或可用物品的統稱，這種物品的多少，標明財富的多少或財富價值的大小。而商品的使用價值卻不能單純僅用2噸鐵比1噸鐵的價值大這種物品數量上的多少比較來概括。

　　從使用價值的發揮即物的效用能否充分利用上，就存在同樣1噸鐵在使用上的那種區別。比如1噸鐵可能在兩個不同地方的使用價值不同，在兩個不同的人手裏也同樣有這種可能。

　　對同壹類物的使用價值大小區別就更明顯。同樣兩件上衣當然沒有區別，它們無從交換，但普通上衣與羊毛上衣就壹定有區別。

　　並且，漁船和漁網都是捕魚工具，它們即使不交換，其使用價值大小也絕對不同。不能說捕魚工具是壹種使用價值，保暖的是壹種使用價值，充饑的也是壹種使用價值……如此等等。在今天，同樣用途的不同商品五花八門，新材料和新技術還在繼續使商品多樣化。如果只把使用價值限定在商品種類的區別上，僅僅以其有用而排除同壹類商品之間的價值比較，顯然對認識商品是極為不利的。

　　除此之外，還有用途不同的商品之間在使用價值大小上的區別。由於這是理解商品使用價值大小及其在商品交換關系中的作用的關鍵，因此需要對它較詳細地加以說明。

　　我們還是拿前面例子中提到的兩位勞動者來進行比較，並假設他們的能力或技巧或智力都壹樣。他們倆同樣用壹天時間壹個制造了壹把石斧，另壹個制造了壹張漁網(這是兩種用途不同的物品)。還是像前面的例子那樣，壹把這樣的石斧能幫助用斧的那壹類勞動如折取樹枝或獵取獵物的效率提高—倍，壹張漁網也能使捕魚的勞動成果比直接用手時增加壹倍，並且它們使用的耐久性也壹樣。那這兩件勞動產品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說法，是相互再合適不過的交換對象了。

　　對於這兩件不同用途的工具，它們都能使適合運用它們的那壹類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並且都具有壹定程度的耐久性，這些就是它們的使用價值。

　　如果這兩個因素—效率和耐久性—不能共同使勞動者從使用它們中受益，那它們就沒有使用價值。比如，它們雖能使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但耐久性不夠，如只能使用壹天就會損壞。那耗用壹天的辛勞制造出來，僅在第二天使用時剛補償了制作它們耗費的時間和辛勞就損壞掉了，那它們就可以說毫無使用價值，但它們並不能說完全不能使用，因為它們畢竟使用了壹天，只是在價值上來講是毫無意義的。

　　或者，它們雖具有壹定的使用耐久性，但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微乎其微，那它們也可能會因此失去使用價值。如果相反，它們的使用耐久性增加或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增加或者兩方面都增加，那它們的使用價值也會增加。

　　如果以上兩件勞動產品的耐久性不壹樣，或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不壹樣，那它們的使用價值大小是不是也不壹樣呢？李嘉圖顯然是忽視這壹點的（參見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章），而馬克思卻根本沒有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使用價值大小的區別和概念。在他看來，使用價值只有質即屬性的區別，而無任何大小的區別。他們都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取決於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上述例子中的斧與網，無論它們的使用情況如何，只要它們是同量勞動生產的，它們的交換價值就應該相等。

　　在李嘉圖的類以例子中，他沒有把兩件工具直接用來比較，而只把兩件工具運用下的勞動成果拿來比較。如在我們這個例子中，他認為，獵人如用捕獵工具壹天能捕獲壹只鹿，漁人用同樣勞動耗費的捕魚工具壹天能捕撈二尾鮭魚。那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定論，壹只鹿就能也只能交換二尾鮭魚。或者說1只鹿＝2尾鮭魚。並且他說，“如果用同量勞動所獲得的魚減少，或是所獲得的獵物增加，那麽魚的價值和獵物相比就會上升，反之，如果用同量勞動所獲得的獵物減少，或所獲得的魚增加，那麽獵物的價值相對魚而言就會上漲。”而且，“不問產量多少，也不問壹般工資或利潤的高低，魚和這種獵物的相對價值都完全由實現在兩者之中的勞動量決定”。（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0、21頁）。

　　粗看起來，這確是壹個千真萬確的真理。但這個世界上什麽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我們按他的說法假設，獵人壹天能捕獲壹只鹿，而漁人壹天只能捕撈幾斤魚或幾條並不怎麽樣新奇古怪的魚，那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壹只鹿就只能換這幾斤魚了。可我們說這只鹿子我們並沒有假定它得了侏儒癥，使它小到只能和幾斤魚相交換。就算魚是經過千難萬險來到大森林裏與鹿相見，鹿也決不會因是初見陛下而就自認卑下，與魚成交。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是捕魚的勞動收效較低，而捕獵的勞動收效較高。於是漁網就會相對石斧減小或失去使用價值。

　　只要其他方式的生產相對較易而漁業的生產相對困難和收效較低，漁網的使用價值就只會相對較低或致無使用價值。

　　魚當然會因其稀少在交換價值上有所增加，但是僅僅只能是“有所增加”。它的交換價值不可能像李嘉圖說的那樣與其稀少的程度成正比，因為它的使用價值會限制交換價值的增長。

　　如果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那壹只鹿就只能和任意數量的魚相交換了。這壹原則如果體現在國家制度中，對國民財富的增長是多麽有害。馬克思理論建立的公有制經濟，正是從始至終都遵循著這壹原則。

　　在上述情況下，漁網是壹種使用物，依然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它壹天多少能捕幾斤魚。石斧是另壹種使用物，壹天能獵獲壹只鹿。它們都是等量勞動下的產物。可使用效果上的這種差別，又如何能勉強它們之間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

　　李嘉圖的這壹結論，本來是在論述自然交換率時作出的（參見《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21頁）。按照這個自然交換率，任何社會產品的取舍，都取決於市場的選擇。

　　因此，等量勞動相交換在李嘉圖的分析中只是壹種趨勢，而不是壹種規定。可它卻引起馬克思長篇大論地在勞動等於勞動上大兜圈子，另壹方面又斥責李嘉圖“眼中只有生產，卻絲毫不提隱藏在分配後面的社會的罪惡和歷史的根源”。

　　那在哪些商品的交換中，最“接近”等量勞動相交換？只有在那些使用屬性完全不可取代，又是人們所必需的商品之間的交換中，才會出現。比如糧食和棉花，壹是用於充饑，壹是用於保暖，它們完全不可取代。正是這些絕對無法取代又不可或缺的商品之間的比較，才最易使人們想象到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的產生和由來，並理解到它的“正確性”。

　　但如果人們願意冷靜地細想壹下，就可知道這壹理論，即“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在人類這壹自然物種為生存而進行的整個勞動產品的相互交換過程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正確的，或者是可接受的。

　　誠然，人們必須吃也必須穿，缺壹不可。如果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2公斤棉，那自然交換率就是20公斤糧＝2公斤棉，天經地義。可這是在今天說的，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需要（“習慣”在這裏是指人們已經在為生存而生產的選擇中，確定和認可了兩物的需求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就是有壹天突然變為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1公斤棉，那人們也許還會同意20公斤糧＝l公斤棉。

　　但我們如果設想得極端壹點—只要我們冷靜到承認它的可能性，那怕是千萬分之——就是突然有壹天變為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僅僅只是1克棉，那還能不能認可20公斤糧＝l克棉？人類在大自然中的生存努力就真的如此被動？非穿不可。今天的人們這樣認為。可原始人，早期人類會這樣認為嗎?

　　事情絕不是這樣，因為各種物品的使用價值是根據它們需要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生產的。或者說，各種物品中需耗費的勞動量是根據它們的使用價值來決定是否值得付出的。在商品生產出現以後，交換價值也必然與使用價值聯系在壹起，因為人們不可能對價值的認識盡退步到不知道交換的目的。也許我們今天習慣使用的棉，正是早期與其他禦寒物的勞動付出與使用價值大小的比較下選擇而來的，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完全可以證明這壹點，漢代的黃道婆距今並不算久遠。

　　棉的使用給人類生存發展註入了新的活力，也像谷物給人類的生存發展註入的活力壹樣，它使人類在地球上的數量大大增加，遠遠超過了那些在過去比人類多得多的生物。

　　如果人類今天還是以這些生物為自己的食糧和衣著的話，就算是在今天的這種良好基礎下，人類也只能數著自己的指頭就可看到末日來臨了。如果人類是在那個時候就啟用了“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那谷物和棉花會出現嗎？用什麽力量來使它們出現？因此，把這壹理論運用在國家制度中，就猶如把國家的發展釘上十字架壹樣。馬克思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公有制經濟正是在這樣做。

　　從上述情形可見，僅用勞動量來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何等困難。追索這壹理論，我們似乎可以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那裏找到它的起源。亞當?斯密說，“勞動是第壹價格，是支付壹切物品的原始購買貨幣。”並說，“在那資本積累和土地占有出現以前的早期原始社會狀態裏，獲得各種物品所必需的勞動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為這些物品互相交換提供的唯壹條件。”（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參見《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8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李嘉圖也說，“在社會的早期階段，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幾乎完全取決於各商品上所費的相對勞動量。”（《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壹卷第8頁）。

　　他們都說在社會早期或在原始社會裏，勞動是物品互相交換的唯壹尺度。那在原始以後呢？斯密又提出了用谷物來做價值尺度。

　　但谷物是被當作“在市場上所能換得的勞動量”來看待的，這就跟工資很相近似。當資本已經積累起來，和對土地使用必須支付地租的時候，當商品並不僅僅只是個別的勞動或是瞬間的勞動所能形成，它必須由資本、勞動、土地或西尼爾稱作的自然要素等等壹系列構成生產成本的因素形成時，僅僅把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改成所能支配的相對勞動量就能解決問題嗎？這種改變在意思上並沒有發生根本的偏離。勞動也好，成本也好，都只是指的耗費，明確無誤地就是指耗費就是索取的理由，並且兩者必須成正比關系。

　　也似乎是：交換時付出物品中耗費掉的必須與索取得到的物品中對方耗費的量相等。這裏交換似乎成了壹種遊戲，所註重的是雙方耗費壹致，而通過交換謀求價值增殖的目的已淡漠得幾近無遺。

　　盡管李嘉圖不同意斯密用谷物來做價值尺度的說法，但他自己也說，“勞動者的工資……是壹定量的食物和必需品。”（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11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勞動的自然價格取決於勞動者維持其自身與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價格。”（同上書，第77頁）。

　　李嘉圖堅持他壹貫的立場，認為勞動才是唯壹的價值標準尺度。這壹價值尺度在社會的早期階段和在資本積累到壹定程度的先進工業條件下壹樣適用“只不過沒有任何壹種商品，在現在和在所有時期都恰好需要同壹數量的勞動來生產它。因此，壹個作為完善的價值標準的商品是得不到的。谷物、黃金等等都不可能成為完善的價值標準”。

　　但例外的情況並不是絕對沒有，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30頁)中說道：“資本在不同行業中劃分為不同比例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在幾乎完全只用勞動來生產的情形下能普遍適用的壹條法則，即除非生產中所用的勞動量有增減，否則商品的價值決不會改變。”

　　他壹方面表示贊同斯密說的勞動是第壹價格的說法，另壹方面又把勞動的自然價格說成是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如果按照壹般邏輯常識推論，我們就會得出“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是第壹價格”的結論。這顯然是荒謬的。

　　但李嘉圖顯然無意下這樣的結論。因為在這裏，前壹個勞動是作為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來講的，後壹個勞動則是作為受雇傭的工人付出的勞動量來講的。

　　可這兩個勞動會有什麽區別呢?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包括馬克思的“批判學”那裏，都只有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過去勞動與現實勞動，活勞動與死勞動，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等等的區別，從來沒有勞動等級的區別。勞動就是勞動，勞動中沒有貴族和平民。

　　可在這裏，兩個勞動地位顯然不同。前壹個“勞動”作為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被尊為來決定商品的貴賤，而後壹個“勞動”只是被用來決定勞動者工資的低賤的活勞動。政治經濟學中無形中存在的這種勞動地位差別顯然荒誕不經。這種現象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引起的呢？就是李嘉圖可能把“物化勞動”加進了“過去勞動”的成分，即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的成分，使物化勞動的價值“地位”提高了。但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李嘉圖，都沒有在這方面明確指出過。李嘉圖甚至說：“生產時運用了固定資本的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會跌落；而且固定資本量愈大，跌落的程度也愈大”。這倒是事實。因為生產率愈高，單件產品的價格就會愈低。我們在後面還會討論這壹問題。這就證明，這裏說的物化勞動，至少與過去勞動無關。馬克思就更是，他從來就不承認過去勞動。過去勞動在馬克思眼裏，最多只有折舊的權利，沒有獲利的資格，也就不是他認可的價值提高或形成的依據。

　　那麽，這種勞動“地位”差別的意識流露，是不是馬克思抽象勞動理論形成的根源？馬克思壹向沾沾自喜於他的抽象勞動理論，相信和剩余價值理論壹樣，是他個人的“偉大”發明，沒有旁人做他的幫兇。事實上，李嘉圖在這裏是忽略了商品價值的存在。物化了勞動在其中的商品是有價值增殖功能的。勞動者在資本的操縱助力下，付出的勞動融入在商品中，僅僅以其中的現實勞動衡量商品的價值，是把商品的價值功能，包括資本的功能全加在了勞動上，才使得他“不經意”地做出兩種勞動地位的表述。

　　只是用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決定勞動力的價值，顯然褻瀆了勞動者的創造和付出。勞動除非是在強迫下，像奴隸主抽象壓榨奴隸，和像馬克思抽象化壓榨勞動者那樣，否則不會僅僅只夠糊口，人類勞動遠不是動物覓食的狀態。李嘉圖的這個觀點無形中啟發了馬克思，給了他靈感，幫助他提出“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論。就像尼采的超人理論給了希特勒靈感，成為他建立納粹主義的理論淵源壹樣。

　　在馬克思理論中，勞動工資，或分配的共產主義形式，是生活必需品，分配的社會主義形式，是按勞動耗費量。抽象勞動理論首先闡述、宣示了他的這種共產主義初級形式。這種形式，已然是勞動的地獄。

　　而在商品社會中，勞動力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商品價值，就像利潤是資本的商品價值壹樣。這個價值的增殖能力是及其強大的。如果說資本家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就是資本的價格，資本家會接受嗎？人們不會同意這壹點。那為什麽要同意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就是勞動的價格呢？顯然，今天的共產災難，並不是馬虜們對他理論的誤讀，而是他的理論的必然結果。李嘉圖如果知道他的理論被馬克思這樣利用，他會在墳墓裏氣得發抖到散垮全身骨架。

　　那勞動者的工資是不是代表勞動者付出的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量？並且，工資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物化勞動量是不是等於勞動者為獲得工資所付出的勞動量?

　　這壹問題的提出，對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對這壹理論所確立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將產生無窮無盡的疑慮。

　　如果按等量勞動相交換，勞動者的工資(或工資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就應該代表壹定的物化勞動量，這個物化勞動量應該平等地與其他任何有相同物化勞動量的商品進行交換。如壹天工資應等於物化了壹天勞動即平均壹天所能生產的谷物量或別的生活必需品量。因為1日勞動＝1日勞動，否則勞動決定價值的原則就會被破壞。

　　可是，如果壹個生產谷物的勞動者用他勞動壹年的全部收獲作為工資支付給另壹個勞動者，要這個工人為他勞動壹年。那他這樣做又有什麽意義？如果有意義的話，就是他如果不雇傭這個工人，這個工人就會餓死，如果他雇傭了這個工人，就反過來把他自己餓死。因為他壹年的勞動所得，應當全部作為這個工人壹年的工資支付給這個工人，才符合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

　　讓工人留下壹部分給雇傭者，讓雙方都有點利得。我們看到，交換發生了偏離，在這裏不是按等量勞動進行交換的。馬克思正是以為在這裏發現了秘密，驚呼勞動者不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把勞動創造物全部拿走，而是剩余了壹個更大的部分讓使用他勞動的人剝削了。照他看來，雇傭者只能依靠成本生活才是合理的。可成本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就是有了也總有壹天要被吃盡。

　　另壹方面，斯密和李嘉圖也認為，無論何種情況，只要是用壹年勞動所得的谷物，就總能，也只能交換用壹年勞動所得的任何其他物品。那像前面壹樣，用壹年勞動所得的谷物交換壹年的勞動，是再標準不過的等量勞動相交換了。因為這裏不存在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折差麻煩，就是有這種勞動和那種勞動的差別，也極容易找到衡量它們的標準—只要看雙方都未多占對方的勞動，就能精確地確定雙方勞動付出壹致。可這種交換又有什麽意義？它對財富增長(不管是雇傭者還是受雇者)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商品的意義又何在？

　　交換是基於不同使用物的價值評價，不是等量勞動的斤斤計較。因為價值的概念是形成於人們對事物有用性的認識、評價和實際效用，不是對事物辛勞的認識和評價。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顯然荒謬透頂。

六、商品交換價值理論探源

　　關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著作中說道：“價值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表示的是某種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占有這物品後所取得的購買他種財貨的能力。前者可以稱為使用價值，後者可以稱為交換價值。”這就是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壹件物品價值的兩個方面。

　　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又如何區別和聯系呢?這“兩種不同的意義”又如何反映物品的價值呢?例如壹件上衣用於自己穿著時，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換壹定數量的大米用以充饑，實現另壹種效能。當它用於穿著時其保暖的作用和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樣壹件上衣用於交換大米時具體能交換30公斤還是50公斤卻是不確定的。於是，壹件商品到底能交換多少其他商品，就成為人們討論的重點，也成為人們認識價值的關鍵。

　　李嘉圖對此結論說：“效用(即使用價值)對於交換價值說來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7頁）。他對商品交換的結論是：使商品之間成交的，是它們包含的勞動量。

　　我們需要註意，這壹結論除非是上述交換的雙方，即那個用上衣交換大米的人和那個用大米交換上衣的人，對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沒有認識，只對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有認識，並且只註重這壹點。

　　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換上衣時，不是根據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據上衣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同樣，上衣持有者要交換大米時，不是根據大米的充饑效用而是根據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這在實際交換中是否可能？

　　並且，按斯密的說法，使用價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是指物品交換他種財貨的能力。這裏說的這個“財貨的能力”，當然是指物品交換到的“他種財貨”所具有的使用價值。因為“財貨”是就使用價值來說的，不是就勞動來說的，誰也不能拿包含在“財貨”中的勞動來享用，只能拿“財貨”的使用價值來享用。因此，交換價值實際還是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

　　那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又如何區別大小？即壹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與3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呢，還是與5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們當然永遠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換上它們必須要有壹個對等量，於是，這就與它們中必須耗費的勞動量有關聯的商品價值相關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勞動耗費量只是決定交換的因素中的壹方，另壹方，即使用價值的變量，只是因它在與他物比較下的高度抽象性（物的使用價值在使用時是具體的和絕對的，在與它物比較時，就變得抽象了），使它在馬克思之類被意識形態扭曲了正常思維的所謂“思想家”中無法認識到。對平常人來說，任何壹個消費者的交換行為，都顯示出他對欲交換到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準確判斷和客觀評價，卻對該商品中包含的任何勞動量，確確實實都嚴重地認識不足。盡管各個消費者的意見並不壹致，但是他們對使用價值的真切感受，卻是無可置疑的。

　　為什麽書本與現實生活會如此背離，是書呆子們的錯，還是只註重物質享受，只看重利得的消費者們的錯？

　　壹件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可以在靜態分析中，即在既定的社會生產狀態的某個斷面下，適用來衡量和探究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這種既定的生產狀態下，社會各種產品已經根據它們的使用價值大小和所需付出，確定了它們的生產比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即在決定交換的其中壹項已經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才可能參與決定，或僅僅只是影響它們的交換價值。

　　也就是說，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連價值的資格都不具備，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根本無從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因為任何市場，任何消費者都不會同情無效勞動。盡管無效勞動從古至今，時時刻刻都存在著，但它從來都是勞動者自己承擔。可馬克思卻要解放無效勞動，讓它在勞動耗費價值論的交換中把無效轉嫁他人。

　　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必須在它的使用價值與他物比較下具有為生產它付出壹定量勞動的前提下，才能參與決定商品的交換。這就表明，壹件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本身，也是它的使用價值決定或賦予的。只有它的使用價值量，即效用能力支撐下的勞動付出，才是有價值的勞動。否則，誰也不會理睬它，哪怕它身上掛著“光榮”的勛章。

　　即便這樣，這種由壹定勞動量參與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情況在競爭的社會生產中也是轉瞬即逝，很難長久穩定存在的。因此，僅用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價值甚至決定價值量是何等地無知、愚蠢。

　　斯密和李嘉圖也正是從壹個局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各種商品生產的難易和需求狀況，從靜態上探究商品之間交換的依據，從而論述價值和價值量。

　　顯然，壹個產品是否值得耗費那麽多勞動量，是由它的使用價值來決定的。正是使用價值與勞動耗費量的結合，在決定壹個物品與其他物品的生產比例。也只有在這個比例已定時，用勞動量參與確定交換才是可能的。但是在對商品的討論中，這只能供瞬間的形態研究。商品的神奇和創新的力量，就在於它永無固定的價值比值。

　　勞動創造價值的前提，是創造物的效用和功能。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它們的價值關系必須先由其效用，即使用價值來確定或做它們的“生存”依據，由勞動耗費量來參與決定它們相互“依存”的比例和參與決定相互交換。

　　物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在壹個時期或壹個自由貿易區的局部時期，才可能參與決定商品之間的交換，它在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只能參與價值分析和產品生產以及生存前景的評估，而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依據，更不可能是“唯壹依據”。如果用馬克思的方法將之固定下來，必然窒息勞動創造，對社會生產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壹個物的使用價值，在消費者手中是其親身感受產生的，它是個絕對的量。但此物與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這裏的壹件上衣和壹定數量糧食）的使用價值比較時，卻很難絕對它們之間的量，因而是相對的。它們在同壹時期的不同消費者，在同壹消費者的不同時期，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難以絕對化。

　　商品價值中的勞動因素卻不同。在壹定情況下，不同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卻能夠用絕對的量來衡量，如幾個工作日或幾小時勞動等等。

　　因此對任何兩種商品，在壹定數量（如幾件、幾斤、幾打等）的比較下，它們之間在使用價值量上的相對徘徊，就能夠在壹定量勞動耗費下被穩定下來，或被用來確定它們之間的交換比例。

　　但我們清楚地看到，勞動耗費在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或交換比例上，是在使用價值的基礎上作為參考量使用的，交換的基礎即使用價值，是不可動搖的。否則，我們就會找不到勞動創造的方向，更無法明白價值波動的原因是什麽。

　　當然，商品交換本身也是勞動交換，是勞動的社會協作，勞動耗費量不可能不在商品交換中起到壹定作用。但歸根到底，既然勞動是為了生活和享樂，勞動創造的是享用物，那麽交換的依據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增大或相對減小，必然隨時突破勞動耗費量的規定改變交換比例。勞動耗費量的變化當然也會對商品交換產生影響，但遠不及使用價值大小的變化對商品交換產生的影響要敏感和作用顯著。在競爭的動態下，對商品交換價值起決定性作用的必然是使用價值。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今天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尋找不到新技術得以開發和啟用的動力，還會從此失去改善我們人類智力狀況的環境。

　　李嘉圖對此還說：“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泉源得來的—壹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壹個是獲取時所必需的勞動量。”稀少性是由自然決定的，壹般也只有勞動可能改變它，於是，他的這個結論無異於說，勞動量是交換價值的唯壹泉源，勞動量的大小就決定價值的大小。李嘉圖從來也是這樣結論的。馬克思的結論，於此之中也有很大關系。

　　但李嘉圖說到的“商品”，是“具有效用的”，馬克思幹脆連這個部分壹概去掉，只堅持勞動量等於價值量。

　　李嘉圖的這壹結論顯然失之偏頗，因為誰也無法確定這個“必需”的勞動量到底是多少，即使是市場確認，也從來沒有哪壹個市場對商品用勞動來標價。

　　並且，商品僅僅從它獲得的困難程度—稀少性和生產需耗費的勞動量—就成了它定價的依據，那商品的立腳點在那裏？“困難” 顯然不是它成為商品的理由。它要成為商品，首先要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其次才是它的“困難”。即使它具備了第壹條件，結合獲得它的“困難”，使它成為了商品，它的“困難”度也絕不是它定價的依據。

　　李嘉圖等人也許忽略了“稀少”的原因。譬如某壹物品本身很多，但是某壹時期或在某壹地區需求的人群大，個體需要的量也大，等等。恐怕沒有人會對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產生需求欲望吧。沒有使用價值的物，任它稀少，以至獲取難如登天，也不會引起人們對它產生任何興趣。

　　某壹物品的稀少或缺乏，是由人們需求的程度決定的，而需求是由該物引起人們享用欲望的特質形成的，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人們為什麽要忽視事物的本質，去追究它的表面現象呢。稀少啦，生產它費時、費力、費腦啦。它耗費的勞動多，它的交換價值就大。那人們幹脆把壹切本來容易辦到的事情，都采用費時費力的辦法去做。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就得到的是這樣的結果。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在不知不覺地這樣在做。

　　壹件商品為什麽要費時、費力、費腦筋去制造它？原因就是它的使用價值值得為它去這樣做。並且，每個這樣做的勞動者，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自覺地努力減少勞動耗費，同時努力提高商品的效用，即增加商品的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價值功能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大公無私或者奉獻精神等等能起作用的地方。

　　商品的價值定量在使用價值，它的價值定位在費時費力。因此，使用價值才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主要因素。馬克思經李嘉圖壹挑唆，立即就老眼昏花，所看見的就只有勞動，再也看不見使用價值了。

　　實際上，馬克思只是在紙筆上看不見使用價值，他在肚中饑餓時，就會體會到，並且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見面包的價值是充饑的功能，而不是面包師制作面包流下的汗水。他掏出馬克支付面包費時，壹心只想滿足他的胃和他那張嘴的需要，而在紙片上糊塗亂寫時，卻說他支付的馬克，是為購買面包師制作面包耗費的勞動。這個連日常生活都教不乖的白癡。

　　李嘉圖的上述結論，同前述情形壹樣，須在壹種極為穩定的靜態的社會生產，或叫既定的生產狀態下，才是適用的，在謀求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就難以適用了。我們如果閱讀李嘉圖“論價值”這篇文章中有關價值來源的論述，就可看到李嘉圖正是在對社會生產作靜態分析時，或是把社會生產的壹個斷面拿來分析時得出的結論，這就難免他的結論在動態的社會生產中出現偏差了。

　　但這壹顯見偏頗的結論又被馬克思取用為其“勞動量等於價值量”的理論根據，並出於強烈的意識偏見，不但否定了勞動效率在商品社會中的作用，也完全否定了過去勞動的價值作用，完全混淆了勞動創造與勞動耗費的區別。使他的理論成為阻礙社會財富增長的障礙，成為扼殺人們勤勉、努力、節儉等良好品性的反動理論。

　　七、勞動與積累

　　在政治經濟學中，人們認為，合理的交換應該是1日勞動交換1日勞動。斯密和李嘉圖在說到這個問題時，從始至終都是圍繞形成商品交換的自然規律在討論。馬克思卻對此的全部意圖是就勞動的剝削與被剝削。

　　既然在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中，人們都認為合理的交換應該是1日勞動＝1日勞動，那1日勞動＝幾日消費?這就沒有人論究過。在勞動剩余存在的固有前提下，必然1日勞動＞1日消費。如果我們假定，1日勞動＝2日消費，那2日勞動就＝4日消費……以此類推。如果壹個勞動者從零開始， 那他當然得按這個過程勞動—積累。

　　但如果他利用別人的預先積累勞動呢，而預先積累對現在勞動又具有成倍增加勞動創造的能力，使他的勞動比如說變為1日勞動＝4日消費。那因此產生的勞動者與預先積累者之間的分配問題又該如何解決？是按照平等自願的自然規則？還是按照強加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在消費是必不可少的固有前提下，又該如何來對待這個勞動與積累的時空差，和它們在不同狀態（分離或結合）下創造的價值差？

　　又壹個問題是，既然壹日勞動總可以交換壹日勞動，那勞動者為什麽要出賣他的勞動而不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呢？更為離奇的是，如果我們同意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那“就會得出結論說，勞動的價值取決於勞動的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這顯然是荒謬的”(賽?貝利《對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l頁，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85、586頁註)。

　　馬克思也同意賽?貝利的反詰，但深刻的意識偏見扭曲了他的正常思維。他盡管看見了這壹矛盾，卻只用它來非難李嘉圖，卻不用來端正他自己的觀點。他依然壹邊堅持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壹邊又結論說，“勞動的價值只是勞動力的價值的不合理的用語，那麽不言而喻，勞動的價值必定總是小於勞動的價值產品……創造6先令價值的勞動有3先令價值。”（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9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這樣壹來，似乎整個世界都顛倒了過來，勞動不是在勞動者自己使用而是把它與工資交換以後就使勞動者所得減少。馬克思後面這句話如果寫成等式就是：6先令＝3先令。這與我們在前面討論商品價值時的結論完全相反。勞動者把勞動用於交換時不是像其他物品用於交換時那樣得到1＝2的收獲，倒相反得了壹個2＝1的結局。

　　這是不是說，當物品作為商品時，或勞動產品作為商品時，就會有壹個美好的世界，而當勞動參與商品生產時，世界就會暗無天日？

　　不然就是觀察者自己倒轉身子，才看到了壹個與事實不符的顛倒的現象。因為我們如果對前面的例子倒轉身來看，也會得到這種相同的結果：1把斧交換1張網，1把斧對制網人來說要用2天勞動，l張網只用他1天勞動，那該死的制網人用他的1天勞動換走了2天勞動，制斧人該譴責制網人剝削了他。因為制斧人創造了2天勞動的價值產品只得到了制網人1天勞動的價值報償。同樣，制網人也要譴責制斧人剝削了他，因為制網人創造了2天勞動的價值產品只得到了制斧人1天勞動的價值報償。

　　這種顛倒認識事物的方法也能合理地解釋這個現實世界。因為世界是無極的，這正像我們在白天是頭頂著太陽，到了晚上，當我們倒轉身來用腳對著太陽時，也同樣能正確認識這個現實世界壹樣。

　　馬克思為上面的結論補充說，“拿資本家來說。他無疑希望用盡量少的貨幣換取盡量多的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作為交換雙方的另壹方，工人又為什麽不希望用盡量少的勞動換取盡量多的貨幣？這是交換關系？還是所有權關系？或是他說的階級關系？

　　如果是交換關系，是貨幣代表的妳情我願的交換關系，那麽勞動力的這種交換就同樣是相互的自願讓度與如願獲取的結果。

　　如果是所有權關系或階級關系。馬克思聲稱是因為資產階級占有了資本，占有了生產資料，才導致了這壹顛倒的，暗無天日的結果。

　　可按他的說法，交換價值並不是由資本也就不是由生產資料決定的，而是由勞動(即他只認可的現實勞動，不包括任何過去勞動的成分)決定的。可勞動是在勞動者手裏而不是在資本手裏。在價值取決於勞動產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或必要勞動量的理論下，在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下，“無論情況如何，1日勞動都總能交換1日勞動”。那勞動者依靠他的勞動就足夠了，又何需要資本家的資本?又何必鼓動強占生產資料?壹個並不能決定商品交換價值，僅僅依據物權擁有支配權的資本，又如何能影響交換，甚至欺行霸市？這顯然是前後矛盾的。

　　相反，壹個沒有任何所有權依據，更沒有自然法依據，卻要占有壹切勞動成果的理論，卻在他的《資本論》中建立起來。壹方面，他堅持強調勞動量等於價值量，而他的全部理論卻又為搶奪資本，首先搶奪生產資料不遺余力。想必是，這些他稱之為過去勞動的生產資料，在增進勞動創造效率的作用上，在決定勞動產品的價值上，還是令人難以忘懷。

　　在人類自主勞動的歷史中，在社會理性和自然規則主導的人類交往和財富創造過程中，勞動在量上的消耗和在這種消耗中創造的財富量上、質上的預期實現，正是由於資本無窮無盡、無拘無束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勞動發揮的自由空間。在這整個過程，任何商品的價值定量，從來就沒有絕對穩定過。正是這種不穩定狀態，或者說，正是這種隨勞動和資本任由發揮的自由天地，激發人們永無止盡地追求。也正是這種無拘無束對使用價值的追求和開拓，創造了人類豐富多彩的世界。

　　如果讓商品交換在勞動耗費量下衡等，如果讓勞動與資本失去自由伸展、發揮的環境和空間。只要這個秩序壹建立，人類勞動創造的末日也就會到來。因為商品的價值比值如同是水，永無定形，它是商品的靈魂和生命，是“財富創造”的力量源泉，是勞動與資本發揮的無限空間。如果固定商品的價值比值，就如同將大海凝固，生命將不復存在。馬克思意圖用勞動耗費量固定商品的價值比值，會使商品生產出現什麽後果？其做法是何等地愚蠢。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下的生產資本及壹切社會財富統治階級所有制，就是在建立人類末日的死亡秩序。

　　八、滅絕人性的抽象勞動理論

　　抽象勞動理論是理解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這是馬克思規定的。這個理論有兩重意義和目的；壹是商品的二重化，二是勞動的二重化。商品的二重化將商品的兩個價值屬性，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隔離開來，勞動的二重化將勞動分解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兩個“二重”被馬克思剪裁粘貼，重新組合，構成了他的抽象勞動理論，它們的關系如圖所示。

　　同壹件商品

　　使 用 價 值 交 換 價 值

　　具 體 勞 動 抽 象 勞 動

　　同壹個勞動

　　抽象勞動理論關系圖

　　如圖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雖然是同壹件商品的兩個價值屬性，但它們被馬克思劈開，各不相幹；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雖然是同壹個勞動，但它們也同樣被劈成兩段，相互如同陌路。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關系是：具體勞動創造的是使用價值，馬克思把它們連成了壹體。同樣，抽象勞動創造的是交換價值，它們也被連成壹體。具體勞動雖然創造了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盡管只是壹件商品的不同價值屬性，但卻被馬克思棒打鴛鴦，王屋相隔，具體勞動和交換價值也就毫無關系；抽象勞動被馬克思規定用來決定交換價值，它與具體勞動盡管本是壹體，但被馬克思壹劈為二，太行相隔，抽象勞動與使用價值也就同樣毫無關系。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對認識馬克思的抽象勞動理論和這個理論的目的，至關重要。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認可使用價值就是財富價值，但是他卻始終堅持並壹再反復強調：使用價值毫無價值意義，與價值沒有任何關系。如果按照壹般邏輯推論，馬克思在這裏是在說：財富價值毫無價值。但是馬克思始終不直接這樣表述。這種相互矛盾，邏輯混亂的論述，在資本論中通篇充斥。

　　馬克思說道：“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資本論》壹卷51頁）並壹再強調，使用價值只是物質承擔者，交換價值才是商品的價值，它與使用價值毫無關系（同上）。

　　壹件商品的交換價值直接代表該商品的價值，這在壹定時空範圍的市場中也說得通。但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據以形成的條件和依據是什麽？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有買賣的經歷，至少時常都在買。人們買什麽？當然是生活所“用”，因為“需要”而買。可是，馬克思卻把使用價值從商品的交換關系中否決掉，把交換價值規定在幽靈般的抽象勞動上。他說：“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那麽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就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麽差別，全部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這個抽空了物質“剩下的同壹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同上書50-51頁），就是馬克思用來決定商品交換價值和決定價值的依據。

　　這個“依據”排除了“各種形式的具體勞動”，把對勞動的壹般概括表達，用抽象勞動理論化後用來決定價值。

　　用壹個抽去物質組成部分的商品軀殼，賦予它“幽靈”的身份，就可以作為商品的價值依據？這個幽靈，和在歐洲徘徊的那個幽靈是不是同壹個？看完此文，應該會有答案。

　　馬克思否定作為物質實體的使用價值在決定價值中的作用和地位，目的是為了突出和絕對化抽象勞動的價值決定作用。這就把創造物質實體的具體勞動否決在價值形成之外。這壹點，就是抽象勞動理論的最終目的：將具體勞動形成的對具體物質財富的主張權和擁有權從勞動者手中剝離出來。

　　但我們看到，自古以來，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形成具體物權。如種地的收獲他的莊稼，天然就具有享有他的種植物的權利。但馬克思卻說，種地的和做工的都是同壹的人類勞動，無論創造了多少不同種類的物質財富，都只能以它們耗費的社會平均勞動量即抽象勞動量為依據來決定它們的價值，決定它們之間的交換和決定勞動報酬。

　　壹個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竟然輕蔑地把物質構成的使用價值拋卻在價值形成之外，說它只是物質承擔者而已，對決定商品的價值毫無意義。我們到要問，到底是物質決定論，還是唯心的抽象幽靈決定論？

　　這種抽象對待勞動的方法，其實並不是馬克思的發明。馬克思說是他首先批判地證明的（同上書55頁），只能說是他首先用理論來表述的。因為在他之前，奴隸主早就這樣抽象對待奴隸勞動了。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原來源自於奴隸主義。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就毫不避諱地宣揚奴隸的生活比自由勞動者幸福和安穩。馬克思甚至咒罵產業革命對奴隸的解放，說它使大量奴隸失去奴隸主管顧而成為無人照看、處境悲涼的自由勞動者。

　　這個在歐洲徘徊的幽靈，表面上是在資本頭上徘徊，實際上也在勞動頭上遊蕩。人類社會中創造財富的這兩造，都是他的共產獵物，他不可能放過其中哪壹造。

　　在馬克思理論中，具體勞動創造的物質實體並不具有價值實體的資格，而抽象勞動唯心的虛幻形式卻構成了商品的價值實體。這就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反物質的強盜邏輯。他以使用價值不具有價值意義作為規定具體勞動不能享有創造物權利的依據。而抽象勞動雖然只是依附在具體勞動上，但在他的抽象下成為了“人類勞動”或“社會勞動”，它在整體上不屬於任何個別勞動者。整體取代了個體，淹沒了個體，扼殺了個體，剝奪了個體。勞動者得到的，只是付出壹定量勞動（如工作日、工分）的勞動符號。這樣，勞動成果即使用價值的歸屬權，就被馬克思剝離出勞動創造者手中。奴隸主用枷鎖實現的，馬克思用理論實現了。

　　奴隸主的枷鎖與馬克思理論相同的地方，是它們都同樣對勞動抽象對待，奴隸主分發食物給奴隸的時候，是看奴隸付出的勞動量決定的，而不是看奴隸創造的財富量來決定。這和馬克思的抽象勞動理論完全壹樣。不同的是，奴隸主的枷鎖鎖住的是奴隸，馬克思的理論鎖住的是奴才。

　　在商品社會中，單個勞動只創造壹種使用價值，有的甚至不是壹個完整的使用價值。因此，單個勞動在商品社會中不能形成完整的消費需要。婉轉地剝奪單個勞動的創造物權，在被資本支配而不是支配資本的勞動中，甚至沒有引起絲毫猜疑。因為它有“全民所有”做幌子。這是壹個事前無人能識破，事中無人敢說破的騙局。

　　用壹個勞動符號奪走全部勞動成果，對只能依從強權勞作的勞動者來說，根本無法也不敢知曉自己的命運由此而來的悲慘變遷。因此，馬克思順利地用抽象勞動理論將勞動創造形成的具體物質財富所有權剝離出勞動創造者手中，凝結成勞動者永遠無法獲得、無權享有的集體權利——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專享的權利。

　　勞動者的悲慘還不只在於創造物的權利被剝奪被置換，更在於這個權利被剝奪後，隨著自身勞動創造物權的消失，人生權、政治權也隨之消失。這是壹個跨伏在社會生產之上的意識形態魔咒，這種意識形態並不在於財富的創造，而只在於極權奴役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極權法西斯瘋狂，就是這樣建立在財富的原子—商品之上的。

　　馬克思聲稱，商品的價值是由“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創造出來的。那些具有質的區別的具體勞動，如縫和織、種地等等，只創造使用價值，不能形成價值。勞動者不能憑此享有任何權利。勞動者的權利，是獲得壹個抽象勞動符號，他們只能憑這個符號領取報酬。這就是按勞分配理論的由來。可以想象，這樣的分配，隨意性會有多麽的任性。

　　相比馬克思殘暴、血腥地消滅資產階級，剝奪資本的手法，馬克思剝奪勞動者的手段和方法，倒像他說的那樣，要顯得“溫文爾雅”得多。他正是用這種手法，“溫情脈脈”地流著鱷魚的眼淚，搶劫、霸占了天下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但在他的最後《宣言》中，他還是收起了他廉價的溫文爾雅，直接對著勞動喊叫：“成立產業軍，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

　　按抽象勞動分配不說，還要義務勞動！天下勞動，情何以堪！

　　抽象勞動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重要性就在於，資產階級擁有的財富量雖然巨大，但也只能在壹次搶劫後就會遏盡，而搶劫勞動卻能萬世而不遏。這才是馬克思理論的精髓。理解到這壹點，才能理解馬克思為什麽把抽象勞動理論規定為理解他的“樞紐”。

　　顯然，抽象勞動理論在馬克思理論中，權重遠遠超過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馭使勞動者。用剩余價值理論擊垮資本家，也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魔鬼跳起舞來，它壹邊對著資本張牙舞爪，壹邊裝扮出種種同情勞動的模樣，然後吸幹勞動產品的精血。勞動者得到的，就是這個被吸去了物質精血的抽象空殼，和壹個“主人公”的稱號。壹個所謂“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竟然是玩弄魔法如此高明的巫師。

　　馬克思剝奪勞動者的創造物權，把勞動者對自身勞動創造物的預期，變成對黨的恩賜的感激，還只是人類災難的壹部分。由於這種剝奪，商品失去了它的全部功能，人類物質文明的根基也隨之被徹底毀滅。

　　九、反動的剩余價值理論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從“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說起。盡管他強調：“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他還是壹開始就置勞動於資本主義形式下，從勞動已有大量機會利用他人資本的較晚時期，即資本在較大規模下運用，個別勞動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的現象只是這個時期的支流這樣壹種社會形式下來考察勞動過程。

　　在這個過程(即勞動過程)的敘述中，馬克思開始只是泛泛而談。例如：“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於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等等。不過他在之中說道：“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壹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同上書第203、205頁）。這種認識的流露，對他在後面把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顯然是壹個敗筆。

　　這樣敘述顯然事倍功半，他於是抓了壹個資本家，並從他“狡黠的眼光”開始，把從對物的敘述變成了對人的輕蔑。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這位主角先生不滿足於價值形成過程而堅持要超出這個界限實現增殖，才帶來了人間的種種不愉快。他說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壹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超過這壹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同上書第221頁），而這個過程“正是他(這個資本家)發笑的原因”。（同上書第220頁）。

　　可我們只要仔細想壹想，如果這個資本家不會笑，也就是說，不論他投人多少資本，他都只能形成這個資本，他投人壹佰，收回的也是壹佰；所有的壹切努力，都是像孫悟空在如來佛手心中的筋鬥壹樣，那他還會去自找鎮壓嗎？他還用得著資本嗎？這個時候，他就只會把已經足夠自己使用外的壹切也都消耗掉。這樣壹來，人類社會將會是什麽樣子？①從這兩個過程中吸取了靈感後，馬克思開始了對資本的分解。

　　我們知道，利潤是就資本的增益來講的，資本就是用來再創造財富的財富。但這樣就掩蓋了剝削，必須要把資本中的壹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作用否決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勞動上，才能實現“揭露”剝削的目的。

　　為此，馬克思說道：“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壹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同上書第255頁）。並且，“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掉的是它們的使用價值，由於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勞動制成產品，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沒有被消費”（同上書第234頁）。

　　被否決的正是資本中的生產資料部分，馬克思稱它“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就把它稱為“不變”資本。

　　好像這個不變資本是壹種天然服務。當妳建造房舍，修造機器的時候，我在壹邊欣賞，當妳建好房舍，造好機器的時候，我就住進去，然後按時付給妳這座建築和其中機器的消磨折舊費。壹切都是合理的，因為我付足了房屋和機器的消磨折舊費，它們的價值就還在；當房屋倒塌機器報廢後，壹切就又原封不動回到了妳手裏。只是妳的苦心和付出白費了。

　　緊接著馬克思對勞動力卻說道：“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並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會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勞動過程在只是再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並把它加到勞動對象上以後，還越過這壹點繼續下去。要再生產出這壹等價物，6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6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12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壹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同上書第234—235頁）。

　　於是，“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壹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變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可變資本。”（同上書第235—236頁）。這個無賴其實並不怎麽巧言令色，只不過是無賴得過了頭。只可嘆這種無賴語言，竟能激發出如此多的馬虜。

　　這樣，資本中就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是資本，因為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創造價值，既創造原資本的價值，恢復了舊價值，又創造了新價值(預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同上書第234頁），更又創造了剩余價值。壹切都是可變資本的變化作用。孫悟空只有七十二變，可變資本卻有無數變。

　　但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變資本叫做不變資本，因為他也知道，沒有不變資本參與，可變資本也變化不了。於是，在他的理論中，就產生了這樣壹對荒誕的對詞。

　　在否定了不變資本的資本作用後，馬克思把資本增殖的這兩個部分，即新價值和剩余價值都規定為是活勞動的創造。新價值已作為工資付給了勞動者，剩余價值也應該同樣交出來，但卻不是交給勞動者。《資本論》中處處可見馬克思譴責資本家通過占有剩余價值剝削工人的言詞，卻沒有剩余價值應該由工人擁有的絲毫表示。馬克思雖然堅持新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活勞動創造的，但作為付出活勞動的勞動者，是否有權占有這兩部分價值，他卻始終三緘其口，並旁敲側擊的以“社會扣除”，和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沒有價值意義，只能享有抽象勞動規定的按勞分配，搪塞勞動者有權占有任何具體勞動成果。

　　不要說這聽起來讓人覺得荒誕不經，就連說起來也感覺荒誕難敘。馬克思憑壹個抽象勞動理論，壹個剩余價值理論，就將兩個勞動創造的主體應當享有的勞動成果全部沒收。

　　馬克思否認資本享有勞動成果權的根據是，沒有勞動者的現在勞動，機器就不會運轉，產品就生產不出來。那沒有機器和相關的廠房設施這些過去勞動呢，產品是否也能同樣生產出來？勞動還能不能稱為勞動？他看不到（實際只是這個時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過，後面他還要看到）。因此他激動地譴責資本家，要把資本家已經實現投入後的剩余價值全部剝奪。

　　但在另壹種場合，馬克思又聲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余價值壹次次積累形成的，而剩余價值又是工人創造的，因此資本也是工人創造的，他鼓動強奪資本，占有生產資料，把機器和廠房全部收歸共產黨。這時他又看到了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的重要了。沒有它們，產品同樣生產不出來，沒有它們，勞動就只是壹句空話。

　　從剩余價值的資本占有，馬克思即判定了資本的剝削。這壹立論即是以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來確定的，那麽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率，就可確定為資本的剝削程度。即如果剩余價值被資本全占有時，剝削程度就為100％，如果剩余價值被資本占有—半時，剝削程度就為50％。但這對宣揚剝削，煽動階級仇恨還不夠給力，馬克思為此在理論上把他從宣傳上說的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改為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產生，他的剩余價值率就是剩余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率。②於是，剝削程度就變為資本中的“可變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產生率。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是對人類文明進步的直接反動。我們請看下面的分析：

　　馬克思先把總資本C(見《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的符號和公式，下同)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不變資本c，另壹部分是可變資本v，即C=c十v。當生產過程結束後，得到的產品價值=c+v+m(剩余價值)。這時的總資本就變為C+m= C’。

　　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決定，所以從這裏可以得出結論：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m／v=剩余勞動／必要勞動。

　　“因此，剩余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244—245頁）馬克思對此舉例說道：“假設產品的價值=410鎊(c)+90鎊(v)+90鎊(m)，預付資本=500鎊，因為剩余價值=90，預付資本=500，所以……剩余價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說，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5倍還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說後面這句話，他要從物化勞動的形式和流動勞動的形式上表現的工人為自己的勞動和為資本勞動的比率來判定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

　　可這種比率卻正好說明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或社會不同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意味著生產中所耗用的勞動量越來越少，社會發展也表現出人類生產勞動中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③。這樣壹來，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論走入絕境，進而引導它的追隨者們擁入死亡狹谷。

　　我們來看，如果壹個資本的構成是50c+5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壹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如果我們因此得出結論說，前壹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就少，它就要善良壹些，後壹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高，它的剝削就多，它也就要殘酷得多，那我們就真的要被反智傾向支配了。

　　從前壹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必然代表壹個相對陳舊落後的生產設備，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壹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壹個相對先進優良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動力，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較小，但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

　　盡管我們仔細考察了不同行業之間，同壹行業的不同資本之間，以及社會不同時期的資本構成不同的各種情況，無論怎樣比較，也無法得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能夠說明資本剝削程度大小的情況。相反，這種所謂剩余價值率高的資本，不但不是剝削程度較高，而是勞動生產率較高。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是工人勞動強度降低，收入增加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可馬克思卻說：工人們的處境因此更加悲慘。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始終在宣揚：在人均創造價值大的資本中，剝削就嚴重，而在人均創造價值低的資本中，剝削就輕微。這種反人類，反文明進步的反動理論，就是馬虜們宣揚的馬克思的“偉大”發現。

　　勞動剩余就它的存在來說，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前提，就它的產生來說，只能是勤勞、節儉的結果，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管它是國家的還是世界主義的經濟學，都是這樣。迄今為止，人們還不可能尋找到比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更合理的運用方式。因此，馬克思的思路不管從歷史來說，還是從現實來說，都不但與政治經濟學截然相反，更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和文明進步背道而馳。

中共改造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作者 唐付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大陸因“中共”的產生和存在將中華民族的“民主與法制”壹致被阻止在“門外”，幾十年來無數民主人士進行了殊死鬥爭依然難以推進。雖然不少學者從各種角度對“中共”的非法性與違理性上進行了許多揭露和批判，但我感覺在對支持“中共”建政的基礎理論的解讀和批判方面還可能存在缺陷，為此，我試圖在這方面作點嘗試，以期能在推動中華民族“民主與法制”的進步上有所幫助。

毫無疑問，“中共”建政的“核心基礎理論”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這個所謂的“唯物辯證法”被官以“主義”便成了“辯證唯物主義”。我覺得這個“主義”主要產生了兩個對人類有影響的內容，壹是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另壹個是《資本論》。由於馬克思提出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在邏輯上存在嚴重缺陷因而在實踐中均以失敗告終！首先，他提出的所謂人類社會發展史是經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存在嚴重邏輯混亂！“奴隸與封建”是屬政治性質，“資本與共產”為經濟性質，不具備同壹邏輯關系“推進性”，即馬克思“偷換”了邏輯關系！從而也違背事實，因為從政治性質推進“封建制度”的是“法制制度”。由於馬克思偷換（混淆）了“政治與經濟”的邏輯關系導致所有推行“共產制”的國家均是從“封建皇權”轉入“共產（共黨)集權”！這是因為壹方面“共產（公有）制”須依賴“集權”，另壹方面建全的“民主-法制”體制很難被“共產黨”接管，因為“共產黨”無法在公平競爭中獲得“執政權”，無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私欲”！壹壹它只反“別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的“私欲”，隱藏和掩蓋“共產黨”自己的“私欲”！另外，“法制國家”不支持“暴力革命”，只接受“和平（公平）競爭”！為此，所有依靠“暴力革命”產生“共產（公有）制”的國家幾乎都是由“封建皇權”直接轉入“共產集權”！由於這種“轉型”是以“暴力革命”實現的，因而全世界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員死亡和重大財產損失，且最為嚴重的是廣泛波及的精神摧殘！壹壹對此，所有推動“馬克思主義”者都應是人類的罪人！

馬克思的《資本論》提出了“剩余價值與資本剝削”，他認為資本家利用“剩余價值”對工人進行“剝削”， 不合理應該徹底消除！並認為自己找到了徹底消除“資本剝削”的辦法，即建立“共產（公有）制”社會。但他首先沒弄明白“資本”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生產力”方式，不但不能消除反而應當大力發展！人類社會的各種大小產業都離不開“資本”，生產“服裝”需要“資本”，生產“豆腐”需要“資本”，建造“飛機輪船”更需要“資本”，研發“藥物、糧種、衛星、各種電器”產品等等，無不需要“資本”。這就是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強化了“資本”的“負效應”，惡意的詆損了“資本”的宏大價值！是對人類偉大“創生機體”的嚴重傷害，他是人類的最大惡人！因為以他提出的極不成熟（模糊和片面）的“共產制理論”造成了人類的巨大悲局（傷害和殘害），可謂慘不忍賭！

被馬克思（主義）人為放大的“資本剝削，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或所謂“資本主義”制度的“負效應”，根本不須通過“暴力革命”便可“消化”，壹壹只需通過“兩個協調”便能“消減（平衡）”，壹是建立社會“基本保障”（含基本工資和基本生存條件），二是“限制高收入”。這就是說，允許“資本利潤”合法私有，支持所有人成為“資本家”（投資人），這些方法既能保證社會財富的充分發展也能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相反，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限制“資本繁榮”只能抑制社會財富增長，而推行“平均主義（絕對公有制）”，則將在相當程度上抑制生產積極性及助長懶惰！壹壹這些都是被人類所有推行“馬克思共產制”所驗證了的！關於“資本”，馬克思只揭示了壹小部分“特性”，因為“資本”對人類有巨大的作用和意義。它可以分為“來源與作用、宏觀與微觀、靜態與動態、作用與弊端，等等”，可馬克思只是狹隘和極其片面的解讀“資本”，並將這種“狹隘和片面”的思想以“顛覆”人類“社會制度”的方式進行推動，造成人類的巨大災難與破壞！他只是壹名“經濟”社會學者，不懂“社會政治”，不配設計人類社會制度！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實行）”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理論存在“先天缺陷”，即實現推翻“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在中國缺乏“群體”，因為二十世紀初中國還未具備壹定規模的資本經濟機制自然缺乏“工人階級”。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理論中國還不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應該先發展成熟為“資本主義制度”後再來進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改革（革命），然而若真正建成了成熟的“資本主義”（建全的法制）制度後則無法被推翻（改變）了！因此，馬克思主義毫無“真理”可言！

由於馬克思理論的缺陷，在中國自然無法依靠“工人階級”來推翻“資本主義”，只能越過“馬克思主義”去推翻“三坐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直接跨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由於當時的中共十分仰賴蘇共，壹方面受蘇共的限制（指導），另壹方面中共內部有不少人傾向照搬“馬列主義”但又與中國實際情況存在“沖突”，為了“統壹”觀念，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論）”。他提出的為“統壹”黨內外思想的“理論”後來被中共定立為“毛澤東思想”，這個“思想”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他和中共戰勝“敵人”，這些“敵人”中有“國民政府、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各類民主人士（含學者）、美帝和蘇修，等等”。那這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有何內容呢？我認為，主要可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針對“馬列主義”的，主要是“矛盾論與實踐論”有人稱為“兩論”，另壹部分主要針對“國內民眾和政黨建設”（統壹“共產”意識）的，主要有“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記念白求恩、向雷鋒同誌學習、等”。“為人民服務和向雷鋒同誌學習”等是企圖消除全國人民（含中共黨員）的“私欲和私有觀念”，因為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產生都源於“私欲”。但他卻將自己的“私欲（權欲、名欲）”無限延伸，這種“只許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思想、理論”只能在“封閉（集權）”的環境（或國度）才能產生作用，因此，毛澤東不只是“獨裁者”還是最大的“行騙高手”！

關於“兩論”，前面提到主要針對“馬列主義”的先天缺陷而生，這種作用“實踐論”是最為明顯的。“實踐論”產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毛澤東自己的“主張（思想）”可以越越“馬列主義理論”框架，不被其他任何理論和主張（含經驗）所限制，從而為他的“極權”奠定基礎。他在“實踐論”中是用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辯證法”論證“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證明“馬列理論”必須依賴“現實實踐”（中國現實）。事實上這等於證明“馬列主義”本身“不正確”，或“非真理”。當然，我們也可以客觀地理解為“馬列主義”需要在“實踐”中去檢驗（證實）其“科學性質”，這又等於說毛澤東不相信“馬列主義”是“絕對真理”！當“毛澤東思想”被寫進“中共黨章”至今它就被定為“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補充”，這種後者證明前者錯誤的思想和理論被定為是對“前任”的“發展和補充”，成為了中共的“優良傳統”被後來的歷屆領導人“繼承”！因而只要有新任領導人上臺便立即修改“黨章”，為此，現今便有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共黨章》！

中共的後任領導“否認”前任領導的“優良傳統”在“鄧小平理論”中表現最出色，毛澤東借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制造的“實踐論”否認了馬列主義的“封建社會”必然進化為”資本社會”的理論“邏輯”，在“黨章”中擠進了“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則借用毛澤東的“實踐”檢驗“真理”又否認了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在“黨章”中擠進了“鄧小平理論”。如果說毛澤東是用“農民階級推翻舊制度”否認（替代）了馬列主義的“工人階級推翻舊制度”，那鄧小平則是用“資產有限私有化”否認（替代）了毛澤東的“資產全面公有化”。自然，他們的後來者也都“照本宣科”地否認前者“錯誤”但又都不表明“推翻”前者！那麽，這是壹種什麽“政治邏輯”呢？它究竟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被中共稱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如美國，它實行的是“多黨（兩黨）競爭”執政，這是因為任何政黨（或執政者個人）都難免沒有缺點、私欲或不出差錯（或認知局限），加上社會事物的復雜與變化很難做出讓全社會各類人群都（或長期）“滿意”的決策和行為，因而西方“多黨制”國家采用“民眾選舉、立法審批、司法監查和輿論監督”對執政黨（或執政者）進行實時監評與處置。這種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公正透明”，民眾有直接表達意見的環境（條件或權力），任何個人的權益被損害不論涉及任何人（含總統、主席）都有“分管途徑”實現申訴和討回！然而，“壹黨執政”國家的執政者（或政黨）為了維持長期執政只能采用“掩蓋”缺點、錯誤乃至私欲的行為和方式來求得保障，因此，中共歷任領導人雖然都對前任的主張和行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認”，但為了維持“壹黨”的長期執政都會稱“借助和繼續”了前任的主張，不會也不敢稱自己要超越和推倒前任的主張。這種制度的明顯缺點是“不透明、不敢講真話、更難保障公正”，因為不敢講“真話”等於逼迫大家“違心從事”！換句話說，中共只能依靠“假話和違心”（兩面三刀）才能保持自己的持續執政。

馬列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 王若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從追求到幻滅

　　1949 年6 月30 日， 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 毛澤東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 其中有壹段講中國人如何尋找革命真理的話。他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先進的中國人，象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經歷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壹天壹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中國革命才面貌壹新，取得勝利。於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壹起破了產。”

　　那時， 我是壹個新參加革命的幹部。在大學時， 我也和當時許多青年壹樣尋找著真理。我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把這個理論當做救國救民的福音，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那時國家的情況是壹團糟， 社會黑暗， 民不聊生。我們認為這都是國民黨的獨裁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日本人雖然被趕走了， 但中國還沒有自由和民主？ 中國還需要壹次革命， 而革命的學說就是馬克思主義。

　　我和許多同學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我們以共產主義的信徒而自豪。我們毫不懷疑地相信， 壹個民主的、自由的、繁榮富強的中國就在眼前， 只要我們跟著共產黨， 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 用這個學說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時間過了四十多年，毛澤東那壹段描寫西方學說在中國的命運的話，現在可以移用來描寫馬列主義了。在建國以後，多次運動，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翻天復地的運動，都失敗了。毛澤東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因此很自然，“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我們這壹代的許多知識分子有壹種深深的失落感。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壹段話來描寫我們的心情。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恩格斯說到18 世紀法國的那些偉大的啟蒙學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自認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義，他們要求建立壹個理性的王國。法國革命勝利了，結果如何呢？ 新的制度誠然比舊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叢生，充滿罪惡。所謂“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卻不過是壹幅令人失望的諷刺劃。我讀到這壹段話很有感概。共產黨也曾用豪言壯語向人民做過壹次又壹次的許諾，指點著那宏偉美麗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圖景，後來呢？ 誰都看到共產黨的宣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毛澤東逝世，國門打開了，中國人驚訝地看到了那個“壹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競是壹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和千瘡百孔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不能不使我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經過改革開放，我們重新找到壹條比較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經濟的道路。這期間，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崩潰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壹齊破了產。

　　20 世紀確實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勃興和失敗的世紀。在本世紀初，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到這個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的紅旗落地。我們曾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在難道不應當用實踐來檢驗壹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嗎？ 另壹方面，我們的實踐是否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不也是壹個問題嗎？ 到底是我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還是馬克思主義誤導了我們？ 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對於壹個象我這樣被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壹生的知識分子， 這不能不是壹個需要痛苦地反思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判共產主義的實踐。

　　十月革命和列寧的機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從蘇聯學來的，是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澤東最喜歡讀列寧的著作？ 讀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寧的著作。毛澤東說：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多少年來，我們跟著蘇聯人說“馬列主義”，好象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壹個東西，誰違背了列寧主義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我們從未想過，馬克思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學派，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學派，盡管它取得了正統的地位。

　　過去習慣說，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壹樣。實踐的結論果真如此嗎？

　　其實，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證明了壹件事： 在當時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武裝奪取政權。這壹點只是證明了列寧的思想。

　　但是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不是壹回事。列寧在貧窮落後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計劃並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按照馬克思， 社會主義革命應當是在社會生產力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束縛的時候發生， 這時資本主義已經陷入無法克服的危機， 而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已經壯大起來。俄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生產過剩的危機的時候， 在俄國， 資本主義還剛剛起步。俄國仍然是農業國， 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占主要地位。沙皇政府到1861年才宣布廢除農奴制度。根據列寧在<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壹書中引用的1897 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全國人口中， 經營農業的人口約占六分之五。這壹點有力地說明了俄國經濟的落後。列寧把革命前的俄國稱之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

　　(< 列寧全集>21 卷285 頁) 。

　　在二十世紀第壹年代，列寧斷言俄國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在1905 年的< 兩種策略> 中批評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 。“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要最充分地保證資本主義獲得最廣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發展。” (< 列寧選集>1卷541 頁)* 上世紀末， 有些俄國學者還在探索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老年馬克思曾應俄國政治活動家的請求， 探討了俄國由於農業公社制度的存在而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前景。馬克思對這個問題持謹慎的態度， 經過再三考慮， 認為是有可能的， 但必須有適當的外部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幫助(< 給維. 伊. 查蘇裏奇的復信>，< 馬恩選集>3 卷761775頁) 。“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互相補充的話， 那麽現今的俄國土地公社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 共產黨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 馬恩選集>1 卷251 頁) 對馬克思這個論點， 恩格斯實際是持不同看法的( 參看< 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跋>，(< 馬恩選集>4 卷437451頁) 無論馬克思的看法是否正確， 他所論及的只是俄國農村， 而且他要求的那種條件後來並沒有出現。

　　但是列寧又認為， 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而不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 不但如此， 這個革命還要排斥資產階級。列寧的理由是資產階級不能徹底地實行民主主義， 它更傾向於改良而不是革命？ 相反， “無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卻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 (< 列寧選集>1 卷558 頁)無產階級在俄國只是少數， 如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少數人的專政，因此， 列寧提出聯合農民， 並在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列寧強調說， 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 同上548 頁) 。“它不能觸動( 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壹系列中間階段的話) 資本主義的基礎。” ( 同上547 頁) 。

　　可是1917 年的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列寧就發動政變，來了壹個十月革命，接著就是把壹切大工業收歸國有。那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而且並沒有“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更談不上“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就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俄國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嗎？ 不是。當時俄國人民渴望的是“和平、土地和面包” ， 而無論是爭取和平還是解決土地和面包問題， 都並不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人民擁護布爾什維克， 並不表明他們贊成社會主義， 而是因為布爾什維克許諾停止戰爭和解決土地問題＊ ( 參看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 。可是既然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 這是列寧主義的壹個很重要的思想)， 那麽有什麽東西來阻止布爾什維克馬上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呢？

　　＊美國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從1921 年就到了蘇聯， 並在那裏生活了許多年， 據她觀察， 十月革命的勝利， 並不意味著俄國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 也不是由於俄國人民渴望社會主義當時俄國人民的要求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她說：

　　“沙皇俄國並沒有現代的生產機器， 也沒有充裕的財富。當它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垮臺時， 那裏既沒有多少工業品， 也沒有多少糧食。同時， 也沒有熟練工人？ 農民還過著中世紀的生活。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政權， 這並非由於人民廣泛要求社會主義， 而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黨是表達了人民對“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要求的唯壹有紀律的組織。” (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 斯大林時代>， 中譯本第4 頁)列寧在< 兩個策略> 中提出過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列寧並沒有提到這個過渡的經濟條件，而這本來是最重要的。第二國際和俄國有壹些理論家反對在俄國搞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俄國沒有這種客觀的經濟前提，俄國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列寧在1923 年初寫的< 論我國革命> 中反駁了這種觀點。今天重讀這篇文章，拋開那些對論敵表示憤怒和諷刺的詞句，其實真正的論據是很薄弱的。

　　列寧說： “我們為甚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壹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 (< 列寧選集> 第4 卷691 頁) “我們為甚麽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 ” ( 同上692 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這是社會主義的前提。列寧把“驅逐資本家”當做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 錯了。在歷史上， 這個前提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俄國缺乏這種前提， 因為俄國沒有發生過象英法那樣的資產階級革命， 俄國資本主義還沒有能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 俄國需要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 這本是列寧承認的。驅逐地主， 這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 但驅逐資本家，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 這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列寧把這兩件事並列， 表明他想使兩者“畢其功於壹役”。

　　對方的意思是說，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水平或社會文明的前提？ 而列寧把對方的邏輯顛倒過來，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使生產力和社會文明達到社會主義水平的前提。這等於說， 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 可以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創造出來。這樣壹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不以經濟和文明水平為前提的東西。

　　這樣壹個重大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就這樣草率對付過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中重述了列寧的觀點。斯大林承認，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 斯大林選集> 下卷， 542543頁)同壹個斯大林在不久前還說“基礎創立上層建築” ( 同上502 頁) ，現在變成上層建築創造基礎了。

　　這怎麽可能呢？ 斯大林說，這是因為蘇維埃政權“依靠了生產關系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當時我國的生產力，特別是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卻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 ( 同上543 頁) 蘇維埃政權把生產資料公有化，就解決了這個矛盾。

　　斯大林說俄國工業中的生產力具有社會性，其實壹切近代工業都是這樣。

　　但是在工業發展初期，其社會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並不顯著？ 只有到工業高度發展後，這個矛盾才突出起來。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需要這個矛盾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但當時的俄國離這個階段還很遠，它還處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還沒有實現工業化，怎麽可以以此為理由搞社會主義革命呢？ 斯大林用“特別是”這個詞來強調社會性存在於工業中，以便使讀者忽視在工業以外的農業，而俄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在農村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從整體說，俄國的生產力並不具有多少社會性。如果要使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那麽俄國就應當發展資本主義， 而不是超前地搞社會主義。照斯大林的邏輯，等於說，只有比歐洲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是適合於比歐洲資本主義更落後的俄國的生產力水平。

　　這是違反規律的。斯大林的辯護完全站不住。不如說，俄國革命是依靠了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出來的壹條“規律”，那就是： 先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然後使生產力去適合它。

　　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以後的做法。1919 年1 月以後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 雖然是為了戰爭的需要， 但確實也想通過這條道路實現直接過渡，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 。因此， 盡管國內戰爭在1920 年3 月已基本結束， 但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卻進壹步強化了。十月革命使得農民獲得了土地，但是余糧征集制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 他們分得的土地不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其結果是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 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也匱乏， 農民武裝騷動。

　　* 戰時共產主義在農村中的壹個重要措施是“余糧征集制”。所謂“余糧”

　　， 實際上是國家需要的糧食數量， 並不管農民是不是有這麽多剩余。由於糧食主要在富農手中， 所以同時對富農展開進攻。在這個基礎上， 無償地占有並支配農民的糧食及其他產品， 以強迫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在城市中則采取如下措施： 最大限度地擴大國家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 把大中小企業全部收歸國有？ 國家經濟生活( 生產、流通、分配、消費) 實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 強制分配國內勞動力， 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和勞動軍事化？ 禁止自由貿易？ 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 等等。

　　在這種嘗試帶來政治經濟危機後， 列寧總結說： “我們原來打算( 或許更確切些說， 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地假定) 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 在壹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 (< 列寧選集> 第4 卷571 頁)犯了什麽錯誤呢？ 從理論上說， 就是違反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規律。

　　在現實中碰壁以後， 列寧被迫決定後退， 從1921 年起， 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 ， 容忍小農經濟、農產品自由貿易和小私營工業。列寧還提出五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

　　列寧去世後， 聯共黨內圍繞新經濟政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雖然對農民的讓步帶來了農業的增產， 但是到了1927 年， 糧食的產量仍未達到1914 年前的水平， 而對糧食的需求卻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而增長。高速度發展工業所需的資金從那裏來？ 沒有別的來源， 只能從農民身上強行征集。主張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派失敗了。1929 年末， 斯大林決定立即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 並把富農作為壹個階級來消滅* 。在對富農作階級鬥爭的恐怖氣氛下， 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向富農開戰”實際上成了向所有農民開戰。成百萬的農民被任意帶上“富農”的帽子， 驅逐到西伯利亞。農民的騷動被血腥地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 整個村莊的居民被放逐或餓死。特別是在19321933年間， 蘇聯農村是壹幅極度悲慘的景象， 整個國家也陷入混亂和饑餓。

　　集體化的直接效果是蘇聯農業減產， 長期不能恢復。到1953 年斯大林死時， 蘇聯每人平均的谷物產量仍低於1913 年的水平。這壹切， 是我們從< 聯共黨史> 看不到的。

　　＊富農以某種資本主義方式進行農業經營， 正因為如此他們是當時俄國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十月革命前， 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1%， 卻只能提供全部商品糧的22%？ 富農占有全部土地的22%， 卻提供全部商品糧的50%？ 其余28%為中農和貧農提供。從單產水平看， 地主莊園每俄頃為1.8 普特(1 普特等於16.38 公斤)， 富農為8.1 普特， 貧農和中農為2.7 普特。

　　另壹方面， 蘇聯工業建設的成就是輝煌的， 在歷史上第壹次用壹種非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了工業化。憑借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 蘇聯政府能夠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 進行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它用壓縮居民消費的方法， 特別是剝奪農民的方法， 迅速籌集了工業化資金和解決糧食問題， 為高速發展重工業準備了必要條件。蘇聯“工業化奇跡”震驚了世界， 和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蕭條形成了對比。蘇聯工業19301940年以平均每年16.5% 的增長率發展， 其工業總產值壹躍為居歐洲第壹， 世界第二。在政治上， 它保持了30 年代末至40年代蘇聯政局的穩定。最後， 使得蘇聯能夠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

　　然而， 這種高速度是30 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和備戰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是以犧牲農業和人民的利益為代價換來的。伴隨這種高速度的是重工業片面發展， 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這種高速度又是以粗放發展為特點的。隨著最初三個五年計劃取得成就和衛國戰爭的勝利， 這種體制的優越性被確認下來， 掩蓋了其中潛伏的矛盾和危機___ 缺乏活力， 經濟效益差， 管理機構過於龐大，許多重工業企業長期虧本， 浪費驚人， 官僚主義嚴重， 等等。壹旦經濟的客觀要求從粗放轉向集約型的時候， 高速度就會漸漸降下來。在40 年代初， 蘇聯工業增長速度已出現下降征兆。1950 年為23%，1951 年為16%，1952 年為11.6% 。

　　從長遠看， 束縛生產力發展， 妨礙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精神的發揚。

　　(409 頁)1936 年斯大林正式宣布： “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 ( 選集， 下，399 頁) 當時蘇聯雖然已建成壹批具有較先進技術的重工業， 但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仍然遠低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個五年計劃末， 蘇聯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40% 。...1939 年聯共18 大宣布蘇聯進入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但18 大決議列舉的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人均計算的重要工業品產量方面的比較數字表明，蘇聯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 而且也僅為英國、德國、法國的1/2 或1/3 。(382)1961 年蘇共22 大提出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建設階段。

　　1967 年， 繼許多兄弟國家宣布進入建設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之後， 蘇聯領導也宣布， 蘇聯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但是， 所宣布的階段與大多數居民實際生活貧困之間的明顯的不壹致， 迫使安德羅波夫承認， 蘇聯只是處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漫長的起點。（ 499 ）現在， “發達的社會主義”壹詞， 已由“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理論，把中國革命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他說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 《毛選》3 卷1060 頁) 。“在革命勝利後壹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壹切“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產階級成分，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 《毛選》4 卷1431 頁) 。他還預言那時“資本主義會有壹個相當程度的發展” ( 《毛選》2 卷650 頁) 。

　　到1953 年，毛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還說，過渡時期是“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說過的話，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1956 年，中共在八大決議中，說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等於公開承認，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適合中國的經濟水平的。

　　在俄國這樣壹個落後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過去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不對？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反。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水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壹條基本原理。列寧批評第二國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其實他自己就在搞機會主義。

　　如何看資本主義

　　建國以後，我們本應當批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但毛澤東卻要批判所謂修正主義。“修正主義” (revisionism) 這個詞，本應當譯為“修訂主義”。修訂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了。現在不管對錯，壹律斥為“修正”。由於我們多年批判“修正主義”，“修正”這個詞也變成了“以錯誤代替正確”的貶義，這和這個詞的本義正相反，並且造成壹種印象，好象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修正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應當在實踐的檢驗中不斷修正的，問題只在修正得對不對？ 或者說，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澤東有壹個教條，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則不能。他們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因為修正主義者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如果錯了也要修正？ 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觀點，是教條主義。根據波普爾的觀點，任何科學理論都無權認為自己是永遠不會推翻的？ 如果有這樣的理論， 那壹定不是科學。我同意這個觀點。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即代表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和代表新的生產力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要打倒資產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在這裏，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當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勢力來看的。

　　馬克思在19 世紀就認為，資本主義的壽命不長了。但是， 在上世紀末，不要說俄國， 甚至在西歐， 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也被推遲了。晚年恩格斯在1895 年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糾正了過去的過分樂觀的看法。他追述1848 年到1850 年的西歐情況說： 在當時的情勢下， 馬克思和他都絲毫不懷疑， 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 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恩格斯承認， 歷史表明他們錯了， 當時的看法“只是壹個幻想。” (< 馬恩選集>4 卷510 頁)恩格斯繼續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 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 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壹點， 從1848 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 這壹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 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 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 ( 同上512 頁)由此可見， < 共產黨宣言> 中宣告的“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 馬恩選集>1 卷278 頁) 這個論斷是過早了。恩格斯在上面的話， 是較清醒的對現實的初步承認。

　　基於這個理由， 恩格斯認為， 工人階級的戰略應當是由革命轉入和平發展，應當很好地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如爭取普選權，參加國會等。

　　20 世紀初，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重新論證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

　　然而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史證明： 帝國主義階段過去了？ 資本主義發展著。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很多變化，它仍然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戰後的“新科技革命” ， 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發生的， 證明這個制度仍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些變化，馬克思預見不到，列寧也預見不到。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從馬克思逝世到現在的壹百多年裏，資本主義的經濟總的來說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馬克思說過，“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 《馬恩選集》2 卷83 頁) ，但當初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過早地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國黨獨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根子在老祖宗那裏就產生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處在發展初期，他們是資本家又是經營者、管理者？ 對於發展工業和商業，他們比共產黨有經驗。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當時慶祝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這是把壹大批有經營管理經驗和能力的人拋棄了，不是有利於生產，而是相反。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從海外和境外“引進”資產階級的人才和經驗。劉少奇在50 年代公私合營前提出“剝削有功”是對的。讓他們進行壹些剝削，換取他們努力增加國家和社會的財富，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80 年代我寫過壹篇《重提貓論》，其中說，我們長期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看成是妳死我活的鬥爭關系，貓與鼠的關系，其實是不對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貧窮”與“落後”。資本主義是壹只貓，它可以幫助我們消滅這兩只老鼠。資本主義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禍害比較起貧窮與落後來是較小的。

　　中共曾經吹噓過在大陸消滅了剝削，實際上從來沒有過。我們應該反對超經濟的剝削，反對過分的、殘酷的剝削，但是完全消滅剝削是做不到的，也沒有必要。資本家個人的消費總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潤還是要用來擴大再生產，既給社會增加了財富，給國家增加了稅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們國家這幾十年來由於官僚主義的決策錯誤而造成的損失和浪費，是任何資產階級的剝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壹個尖銳的問題： 拿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比較，到底哪壹個階級是進步的，哪壹個階級是落後的呢？

　　幾十年來，我們從政治學習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訴我們，農民階級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是動搖的，後來變成反動的，是專政的對象( 這就是《5.16 通知》的思想) 。

　　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衡量壹個階級的進步與否，要看它的經濟地位，要看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資產階級是同現代大工業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它和無產階級、科學技術人員壹起，代表壹種新的生產力，因此它是進步的階級？ 至少在它沒有變得阻礙生產力發展之前，我們不能說它是反動的階級。上面我已談到經營管理的作用，現代的資本家許多已變成了股東，不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了，怎麽看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如果我們不反對普通人在銀行存款獲得利息的話，那麽我們也不能反對從投資中獲得利潤，只要這對社會的生產發展有好處。這是從總的歷史過程來說的，它並不排斥在某個時期，某個國家，資產階級可以在政治上采取反動的立場。

　　《共產黨宣言》高度評價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 但是過早地認為，這種積極作用已經完了。對於農民，《宣言》卻認為，這個階級是和小生產聯系的，因而是沒落的和保守的階級？ 他們只有離開原有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才能變成革命的。後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聯合農民的思想。這是為了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並不表明他們認為農民是壹個先進的階級。

　　列寧和毛澤東都很重視農民。同農民聯盟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為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農民渴望改變自己的貧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農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產關系，不能創造新的生產關系，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次農民起義，即使取得勝利，最後還是回到封建主義，起義領袖背叛了原來的階級，當上了新的皇帝。

　　那麽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

　　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 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壹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共產主義—科學還是空想？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過去的社會主義都是空想，只有他們才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 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非常好的，可是怎麽實現呢？ 如果妳去讀壹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就會發現，在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裏，是沒有商品交換和貨幣的。馬克思描繪說，在這樣的社會裏，壹個工人“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 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 ，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可是這種制度並不誘人。就我來說，還是寧願帶著錢包，到市場上去自由選擇。不但如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做到了這壹條？ 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現在所有自稱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夠格的。怎麽辦？ 要這些國家不用“社會主義”的名稱，也不好辦。於是有些學者區別了兩種社會主義，壹種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壹種是“現實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為甚麽要消滅商品與貨幣呢？ 因為他要徹底消滅剝削。壹個工人創造的價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的貨幣表現，和他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不相等。這種情況，使得剝削成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貨幣，價值與價格的背離就是不可免的。要徹底消滅剝削，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就要廢除貨幣，直接按照工人的勞動來計算他所創造的價值來付予報酬，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證券。同樣，壹切產品也不能有價格，而是標明其中含有多少勞動量。

　　工人就用他的勞動證券，去領到具有同等勞動量的產品。這樣也就消滅了商品。

　　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建立在他的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勞動創造價值，壹個產品的價值，就以制造這個產品所需要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比如造壹張桌子，甲要三天時間，乙要兩天時間，丙要壹天時間，那麽制造這張桌子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就是兩天，這就是它的價值。這個理論，是以體力勞動為基礎的。應用到簡單勞動上，好象沒有什麽問題？ 應用到復雜勞動上，就有些困難？ 應用到單純的腦力勞動上，特別是創造性的腦力勞動上，就完全不行了。體力勞動的產品，是可以規格化的。甲乙丙三個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須是壹樣的，這樣才好比較，才好用數字來計算。但是腦力勞動的產品怎樣比較？ 怎樣計算？

　　魯迅寫《阿Q 正傳》，該給多少報酬才是不多不少？ 如果有另外的張三和李四，也寫出了《阿Q 正傳》，壹模壹樣，那就好辦，可以把三個人所化的寫作時間平均壹下。但《阿Q 正傳》是獨壹無二的，別人寫不出來，那麽就沒有什麽社會平均勞動時間。不僅如此，僅僅按壹部文學作品的寫作時間來給予報酬，也是不公道的。寫作壹小時總比造桌子壹小時的勞動復雜得多。那麽怎麽計算？ 按計算復雜勞動的辦法也不行，因為這裏有天才，有靈感，這是根本不可能計量化的。按照壹部文藝作品的創作時間來衡量其價值，這是可笑的。

　　還有，在這個信息時代，信息是最寶貴的財富，但如何計算信息的價值？ 用勞動時間也是不行的。

　　戰後的科學技術革命表明，科學家和工程師對社會財富的貢獻，他們所創造的價值，比工人農民多得多( 盡管他們離不開工人農民) 。在毛澤東時代流行的對腦力勞動的蔑視以及“工人農民養活了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我們還可以想壹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業管理的作用難道可以忽視嗎？ 同樣壹個企業，由某個廠長來經營就虧損，換壹個廠長來就扭虧為贏。應當承認，經營管理也是創造價值的？ 不過這種勞動也是腦力勞動，同樣無法按時間來計量其價值。

　　所以，在現代的條件下，單靠工人來創造價值是不行的，還要靠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還要靠經營者和管理者，即現代的經理階層。工人是生產力，科學技術工作者也是生產力，經營管理者也是生產力：財富是由這三部分人聯合創造的。雖然我們無法計算這後兩部分人的貢獻，但是可以肯定壹個科學家或壹個總經理的貢獻要比壹個工人大得多。

　　這樣，“剝削”的問題就變得模糊起來了。從總的方面來說，現代社會財富的巨額增長，工人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農民加重了勞動強度，而是受益於科學技術？ 科學家所得到的報酬，壹般的是低於他們的貢獻的。

　　難道不可以說，腦力勞動者所給予體力勞動者的，要大於他們得之於後者的嗎？

　　我們不可能要求嚴格的按勞分配( 盡管這已加載憲法和黨章) ，但是我們應該要求相對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國，這種相對合理的分配也沒有做到。

　　馬克思為甚麽要廢除私有財產？ 這是基於兩個理由： 壹、為了消滅剝削？

　　二、為了實行全面的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殘酷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停滯，廢除私有財產將解決這兩個問題，從而極大地解放生產力。我們已看到嚴格的按勞分配的不可能，那麽全面的計劃經濟可能嗎？ 資本主義經濟是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人們能不能用自己的手來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見的手呢？ 事實表明這是不可能的。現代市場經濟瞬息萬變，復雜萬千，就是有壹個萬能的超級計算機，也不可能把全部變量納入人為的計劃之中。這壹點，蘇聯和中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我們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場的自發經濟基礎上加上人為的計劃調節，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見的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海耶克批評馬克思過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錯誤地以為社會制度的變革是可以用理性來設計的？ 我以為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滅剝削和徹底實行計劃經濟是不可能做到的，那麽廢除私有財產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說在本世紀初的俄國沒有條件實行馬克思所主張的那種社會主義，就是在今天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生產力水平很高的美國，如果要沒收私有財產，取消貨幣，那麽美國的經濟馬上就會崩潰。

　　馬克思對這種危險，並不是沒有壹點預計，所以在《共產黨宣言》裏，盡管在原則上提出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但它的十條綱領並不是那麽激進的，只提出剝奪地產，高額累進稅，沒收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國家壟斷經營銀行、運輸業等？ 至於消滅階級差別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馬克思只是含糊地說那是要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們來看《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會發現，在有些方面，如高額累進稅，工業和農業的結合，城鄉對立的消滅以及義務教育，西方國家比社會主義國家做得更好。

　　時代變了，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轉到資本主義，或者采取壹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 另壹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了壹些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

　　兩種制度正在靠近。

　　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類，但他們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的作用，又誤以為壹切問題的根源在私有制。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下去，社會將迅速兩極分化，好象壹個葫蘆形，中間最細，兩個頭，壹大壹小，壹頭是人數很少的大資產階級，另壹頭是廣大的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的鬥爭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歷史的發展否定了馬克思的預言。拿現在美國的例子來說，出現了壹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整個社會象壹個橄欖形，兩頭小，中間大？ 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比較穩定的。至於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並沒有象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貧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資本論》中描繪的英國工人的悲慘生活狀況，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看不到了。這就是西方國家的工人不接受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因。

　　工人階級隊伍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工人”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在車間勞動的“藍領工人”。現在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人階級了。

　　從戰後這些年的歷史看，資本主義世界中推動歷史進步的並不僅是工人運動，還有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黑人等少數民族運動。工人階級也不壹定走在社會的前列，更談不上領導社會的潮流。現在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共產黨的勢力都在衰落，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是沒有的。大學裏倒有壹些學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但那並不是同工人運動結合的。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肩負著歷史的使命，即通過解放全人類而解放自己。

　　《國際歌》批評了“救世主”的觀點，但這種把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賦予壹個特定的階級的觀點，何嘗不是承認有壹個“救世階級” ？

　　從無產階級專政到領袖專政

　　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賦有歷史特殊任務的觀點，為列寧所繼承和發展，形成他的共產黨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既然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那麽它當然要來領導革命。無產階級怎樣來實現它的領導呢？ 通過共產黨。這是列寧的觀點。

　　在中國，過去把壹切邪惡的品質都歸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被說成是大公無私，最有遠見，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似乎就是壹切美德的化身。這樣的無產階級只存在於頭腦裏，在現實中從來不曾存在過。現實情況是，工人身上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品質缺點，於是就把這些歸咎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資本主義的腐蝕。

　　在理論上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在現實生活中，工人階級並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無論政治上還是社會地位上。他們應該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們的黨占有了。

　　這樣，共產黨就在無產階級的名義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們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就有了合法性。

　　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黨治國家或“黨國” (partystate)。我們中國叫做“黨天下”。

　　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歡國家( 此處的“國家”指國家機器，或馬克思說的“政治國家” ) 。他們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只不過是暫時的過渡。國家要消亡，國家的某些職能將轉交給社會來承擔。他們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會所有制，並不是國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壹度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後來馬克思沒有重復這個觀點，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列寧則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這又被說成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列寧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而黨又是由少數領袖來代表的，這樣共產黨專政又變成領袖專政了。今天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主要屬於列寧。

　　馬克思和列寧都抨擊了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這是有道理的，因為資產階級民主在當時確實不完備。列寧的抨擊尤其嚴厲，他聲稱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而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這個比資產階級民主好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從來沒有出現過。壹百年來，資產階級民主有很大進步，過去沒有選舉權的婦女、窮人、少數民族，現在都有平等的選舉權了？

　　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結社、遊行等自由權了。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建立壹套有效的社會主義民主機制來表達民意，監督和控制黨和領袖，防止濫用權力，其結果是黨和領袖淩駕在人民和無產階級之上，異化了。我不是說西方民主就完美無缺， 但無論如何西方人民享有的自由比我們多。

　　當年列寧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抨擊，如“虛偽的”“形式的”“殘缺不全的”，移來描繪所謂的“無產階級民主”，倒是很合適的了。現在官方已經不再重復列寧的論點，而是說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情況。

　　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家阿克頓有壹句至理名言： “權力腐蝕人， 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蝕人。”我們不要以為這只適合資產階級。絕對的權力不僅腐蝕領袖，而且腐蝕壹個政黨。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 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 列寧回答說： 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 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為領袖的人們來主持的( 《列寧選集》4 卷197 頁) 。

　　列寧批評德國“左派”共產黨人把群眾和階級，政黨和領袖完全對立起來，這是對的？ 但列寧卻陷入了另壹個極端。照這個說法，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群眾，所以群眾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因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 因為黨是由領袖領導的，所以最後是歸結為領袖專政。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理論的容易受到批評，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企圖加以彌補，說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作用( 黨“專政” ) 之間不能劃等號。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黨專政，但不是說“完全”是。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前提是“先鋒隊和工人群眾間、黨和階級間有著正確的相互關系” (《斯大林選集》上， 423 頁) 。“如果黨的政策不正確，如果黨的政策和階級的利益發生沖突，可以不可以認為黨是階級的真正領導者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 同上425 頁) 。

　　斯大林看到了這種危險，可是後來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似乎壹個黨自稱代表無產階級，它就代表無產階級，用不著征求壹下廣大工人的同意？ 壹個黨曾經代表過人民，那麽它就永遠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來審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門的工作出了問題，有了缺點，需要糾正和改進，第壹條就是“加強黨的領導”。幾十年中，不斷加強黨的領導，隨之是領袖地位的加強。黨是全能的，黨的全能又歸結為領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也想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就批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評”的第二評即《關於斯大林問題》中說： “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相互關系的完整學說的”，“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壹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在這裏，正是利用列寧觀點中的弱點來為個人崇拜辯護。

　　列寧觀點中的主要問題在於忽視了這壹點： 黨是可能從本階級異化的，領袖也是可能從群眾異化的？ 異化了的黨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異化了的領袖也不能代表群眾。

　　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大問題就是無法防止黨和領袖的異化。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他沒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險是執政黨和領袖的異化。

　　後來，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黨內出現了壹個官僚資產階級。其實，問題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脫離了人民，君臨於群眾和黨之上，誰也不能制約他了。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其實既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共產黨專政，只有毛澤東的個人專政。

　　馬克思主義本來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產階級實際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為救世階級。到了列寧，這個救世階級又為共產黨所代表，成為救世黨？ 黨又掌握在領袖手中，於是領袖實際上成為新的救世主。繞了壹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已陷入困境。列寧勝利地領導了十月革命，又提出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使得馬克思主義走到東方來了，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寧主義從此成為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十月革命成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國革命的經驗實際上並未經過批判的審查。列寧組織“第三國際”，就急於推廣俄國的經驗，這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存在的反動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如果某個思想家的觀念構成了當代危機的壹部分，那麽在對這位思想家進行解釋的時候就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在研究孔德的那壹章的前幾頁，我們已經對這些困難進行了思考。我們在那裏說過的大多數話也適用於馬克思。而且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情況比孔德更糟。那位法國思想家的所有重要作品都在他生前發表，面對整全的實證主義者（integral Positivist）與智識的實證主義(intellectual Positivist)之間的鬥爭，我們至少還有可能訴諸於孔德本人。而在馬克思這裏，黨派之間的鬥爭甚至影響到我們能否接觸到他的著作，馬克思有相當可觀的壹部分手稿由於得不到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視而沒有發表，這種情況壹直延續到1927年至1932年間《馬克思恩格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各卷開始陸續發表時才有所改觀。在第壹代馬克思主義者運動中盛行著有關馬克思的這樣壹個傳說：這位早期的、作為哲學家的馬克思在大約公元1845年左右 突然獲得了對於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哲學的真理性的洞見。按照這壹傳說，馬克思的早期著作都是不值得閱讀的。結果，對於大眾來說，馬克思成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撰寫者、第壹國際乃至更廣的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建者；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和蘇聯革命之父。就在他還活著的時候，這位歷史的馬克思就已經隱身了，搖身壹變成了以他命名的這場運動的神話式的祖先。這種變身是如此徹底，以至於誰是“真”馬克思的問題轉變成了他究竟是伯恩斯坦（Bernstein）和考茨基(Karl Kautsky)的馬克思、還是盧森堡( Rosa Luxemburg)和列寧(Lenin)的馬克思的問題。門徒和追隨者的宣稱是否完全無庸置疑？這個問題從未嚴肅地提出來過。 只有到了第壹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時候，這個僵局才被打開，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所開始當作壹件神聖的事業來出版導師們的著作，德國社會民主黨也開始對黨的檔案中珍藏的手稿表現出興趣。只是作為這壹個奇怪進程的結果，對馬克思觀念的嚴格的解釋才於1932年以後得以開展起來。

壹 馬克思觀念的邏輯

位於這個誤解與重新發現的故事背後的，是壹位行動的神秘主義者（activist mystic）的悲劇。在《上帝的子民》（The People of God）壹文所作的研究中，我們已經了解了神秘主義者的各種類型及其悲劇；在前面論巴枯寧（Bakunin）的那壹章中，我們還分析了神秘主義者的壹個特殊的亞類。

1．革命及其作用

馬克思的行動神秘主義的根本結構是符合那個著名模式的。他敏銳、強烈地意識到他那個時代的危機，他感到那個時代是“分崩離析”的時代，不平等的、腐朽的社會將被壹個自由的新世界所取代。當前的資產階級社會“結束了人類社會的史前歷史”，在壹場劃時代的劇變之後，真正的人類歷史即將開始。 從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轉變將不只是通過制度的簡單變革而實現的，而是如中世紀的和清教的教派主義者（Sectarians）那樣，也如巴枯寧那樣，馬克思認為metanoia，心靈的改變，是開辟新紀元的決定性事件。“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而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壹切陳舊的骯臟的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 因此，革命被設想為是在世俗之內進行的壹個過程，有兩個主要的功能：（1）巔覆制度的功能；（2）凈化的功能。

這種根本結構是符合常規的，這種觀念的悲劇也是在預料之中的：假如預期之中的革命真的發生了，而人心並沒有改變，那麽新世界依然是那個不平等的史前歷史的舊世界。不過，即便在這個普遍的層面上，這個觀念也包含著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傾向於在災難來臨之前就發揮深遠的政治影響，而在事實上它也確實產生了這樣的政治影響。我們所說的是革命的雙重功能。馬克思不像早先的教派主義者那樣首先創造出有著新的心靈的上帝的人民，然後再引導這些人民進行革命，而是想先讓革命發生，然後讓上帝的人民從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在馬克思這個人看來，只有當革命過程未能導致人心的改變時，推翻資產階級才是毫無意義的，因而若要證明推翻資產階級並非帶來人心變革的恰當途徑，其歷史證據只有等革命發生以後才能得到。在遭到毀滅之前，這個觀念的精神病胡說總不會與現實的巖石相碰撞。與此同時，在末世論英雄主義的激勵之下，以及在地上天堂的理想的鼓舞下，它可以制造出驚人的混亂和破壞。

然而，要不是有另壹個因素進入到這個觀念的結構之中，馬克思觀念的這壹個獨特之處也不至於產生那種已為我們所知的歷史後果並對未來發揮另外的不可預料的影響。馬克思的革命的雙重功能本身並沒有根本性地不同於巴枯寧的觀念。不過，這個俄國人的關於壹個年輕美麗的世界將在完全破壞之中神秘地誕生的觀念，對於普通人而言是太難接受了壹點，普通人的精神疾病和道德困惑既便足以讓他在其他方面對於末世論玩笑持美好的預期，但他們對於革命將會把他帶領到何方至少想要心中有數。巴枯寧的無效力的無政府主義永遠不可能達到馬克思的觀念所達到的那種有效程度，這其中的原因正是在於馬克思的新世界理想中所包含的內容。

2.理想——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

馬克思以其高超的思想力量在他那壹代革命者之中卓立不群。作為壹個神秘主義者，他可以呼喚壹個新世界，但是作為壹個精明的思想者，他不會落入到各種阻撓末世思辨的圈套之中。他不會從對於工業體系之罪惡的洞見出發，輕率地得出應當取消工業體系的結論，他不會沈溺於那種他誣之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空想；在他看來，歐文(Owen)、傅立葉(Fourier)、浦魯東(Proudhon)、和卡比特（Cabet） 代表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眾多失敗嘗試。他尤其不會贊同通過回到更原始的生產方式來治療工業社會的疾病。不管新世界會帶來什麽，它必然會如同舊世界那樣有著壹個工業化的社會，並且有過之而無及。他片刻也不會欣賞孔德的變態的法國天主教傳統，讓實證主義知識分子構成祭祀階層，讓經理階級來掌握現世權力。經由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他沈浸在理智化了的路德宗新教傳統之中，因此，他的新世界必將是壹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也就是新的精神將在每壹個單個人的具體生存中得到實現的社會。因此，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新世界中，人類操作精密的工業設備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同時在精神上，人們經歷革命的“解放”體驗已經達到了壹個新的自由境界。

我們已經構劃了這種理想的大致輪廓，接下來我們要看看馬克思自己對理想的描繪。我們不擬采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口號而采納他最後的描繪，這可以使我們確信無疑，馬克思的這種理想不只是後來被“成熟”的觀念所取代的年輕時期的“哲學思考”，而是終其壹生的思想動力。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反思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優點。與更為原始的生產方式相比，資本主義體系允許生產力的更為迅速的增長，以較小的代價，日益增長的人口就可以得到日益增長的勞動產品的供給。這樣壹個好體系在革命之後也必須予以保持，因為唯有依靠它，才有可能為廣大人民縮減勞動日，並相應地創造出更多的閑暇。“勞動日的縮短是壹個根本條件。”“自由王國始於那受需要和外在目的決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就其本質而言，它處在嚴格意義上的物質生產領域之外。”文明人與原始人壹樣，必須與自然作鬥爭以滿足自己的需要，沒有任何生產方式也沒有任何革命可以取消condito humana。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甚至會隨著文明的進步而進壹步擴展，因為需要將會繁殖增長。如果說在這個王國之中有壹點自由的話，那自由也在於“對新陳代謝的理性的調節”。“社會化的人”，也就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會把新存代謝置於他的“公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反過來受它的盲目力量的主宰；他會在滿足人性尊嚴的條件下，以最小的努力來解決它。盡管作了這壹切的改進，它“將仍然是壹個必然王國”。只有在這種必然性之外“才開始展開可以被視為目的本身的人的力量”；只有在這裏“才開始真正的自由王國——然而，這自由王國只有從作為其基礎的必然王國中才能開出花來”。

這些段落也是馬克思對於其理想的最清晰的陳述。他區分了自然必然性的王國和人的自由王國。必然王國包含了壹個經濟生產體系，從中表現了人的生存對於自然的依賴。這個王國的確切範圍對於理解馬克思的理想是很關鍵的。在革命把私有財產置於“公共控制”之下之後，經濟生產的王國並沒有終止其作為自然必然性王國的存在。取消私有財產並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好處只是在於為廣大人民減少苦工和勞動時間，為他們留下更多閑暇時間。這些新獲得的時間是擺脫了必然性的，它們是“真正的自由王國”得以從中產生出來的土壤；那麽，馬克思究竟設想從這些閑暇時間中成長出什麽來呢？知道這壹點是很重要的。可惜關於這壹點，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都鮮有論述。在我們剛剛分析過的幾頁中只能找到這樣壹個評論，即，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壹部分人純粹虛度光陰”為特征的。這也許是壹個線索。極有可能馬克思並不是想要壹場旨在使虛度光陰的藝術民主化的劃時代革命，極有可能他會把我們當代勞動者閑暇時沈溺其中的大多數“消遣”、“娛樂”、“遊戲”、“玩耍”等等都視為資產階級的虛度光陰。如果排除了“虛度光陰”，那麽他所指的自由王國是什麽意思呢？我們唯壹能確定的是，他指的自由王國是指某類行動；他把這種行動定義為“可以視為目的本身的人的力量的展開”。考慮到他的古典學背景，他想到的可能是某種類似於亞裏斯多德的bios theoretikos和schole。但是我們也許不應當在這壹點上想得太遠。讓我們只是強調，對工業生產資料的公共控制並非革命的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自由王國。公共控制只能提供物質基礎，那將要發展成壹個王國的自由並不是來源於物質基礎，而是來源於革命經歷。讓我們再來強調，這不只是馬克思早年的觀念，這個觀念壹直延續到他寫作《資本論》第三卷的晚年時期。


對馬克思理想的分析使我們現在能夠理解下列這些連鎖的問題：（1）馬克思在他晚年時期的轉軌；（2）由此導致他的觀念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轉軌；（3）關於早年的“哲學的”馬克思的傳說；（4）馬克思主義在實現馬克思理想方面所遭到的失敗；（5）馬克思主義所取得的政治成功，這種形式的成功如果讓馬克思親眼見到的話，他會忍不住用他喜歡的四字母粗俗下流語（four-letter word）罵人。
3.轉軌

馬克思早年，即從1837至1847年的大約十年間，潛心於構造我們在前面剛剛已經研究過那種觀念。這壹時期的著作相當壹部分從未發表，甚至未曾整理成出版的樣式，因為它們的目的是為了澄清他的思想。壹旦理想清晰起來，隨之而來的就理所當然就是革命行動了，寫作和討論就不再需要。事實上，馬克思晚年並不多談他的理想。對烏托邦綱領的編造已經被排除了。必然王國將是壹個沒有資產階級的工業社會。組織的細節並不那麽重要，因為，由於心靈的更新，新世界當中的行政管理將不再具有政治含義。自由王國必須成長起來，然而自由王國的成長又是無法計劃的。在這壹點上，馬克思似乎面臨了兩難處境：要麽如巴枯寧那樣陷入到革命的生存之中，要麽滑入到沈默之中；當此之時，寫作與行動的宏大可能性向他開啟，填滿了他的余生：那就是為革命做準備。

這種可能性是根植於他的觀念的結構的。要是馬克思的觀念賦予他以責任去創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王國，要是他有責任通過自己的精神權威在他的追隨者中間創立壹個革命的renovatio，那麽除了他個人的悲劇之外不會有太多其他的後果。然而並沒有這樣的責任落在他的肩上。自由是革命的壹個結果，革命本身必須在必然王國中上演。為了策劃革命，馬克思不必訴諸於精神，只要觸動人的心靈深處（Acheronta）就足夠了。在觀念中，馬克思想要拯救並最終確保人的尊嚴；而在行動中，他卻可以沈浸於對人的蔑視之中。而且，必然王國之中的革命具有非常清晰界定的內容，那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因此，為革命作準備也意味著非常清楚的任務：（1）批判性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必將使資本主義制度瓦解，使無產階級革命不可避免、並使之取得成功的因素；（2）締造無產階級組織，在關鍵時刻出擊。簡言之，在必然王國之中的這種接生工作對於馬克思而言可以成為、而且確乎成了本職。他沒有成為革命的領袖，而是寫作了《共產黨宣言》：它不是召喚革命，而是召喚革命的組織力量來執行不可避免的革命。他沒有寫作有關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論文，而是寫了《資本論》，對垂死社會進行分析。我們可以說，在1840年的前半年，馬克思的情緒還非常地接近於巴枯寧的革命生存的情緒；從那以後，他的生活和工作的重點就不斷地轉移到革命的接生婆上面來。我們把從締造革命向準備革命的轉變稱為馬克思的轉軌。準備工作內在於必然王國之中，這種內在化遮蔽了那曾經激發了革命理想的末世論體驗，遮蔽了革命的最終目標——實現自由王國。

4. 運動——修正主義

在馬克思的壹生中，向接生工作的轉軌遮蔽了體驗和理想，但是它從未打破革命的緊張，無任馬克思多麽深地深浸到思想和組織的準備工作之中，也從未喪失過末世的理想。然而，當這種轉軌降臨到運動的層面上之後，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準備革命的傾向可以被那些從未有過馬克思的體驗的人們所遵從。通過黑格爾，馬克思曾經真正地體驗過精神的死亡，他的生存也行進在這種精神死亡的體驗與對於新世界精神革新的盼望之間的張力之中。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大部分人並未體驗過這種精神的死亡，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是死的靈魂；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馬克思的自由理想既便有意義，也是意義不大。不過，盡管他們無法體驗到精神死亡與自由之間的張力，卻還是能夠體驗到勞動階級今日的悲慘處境與未來更短工作日更高生活質量之間的張力。既便革命未能帶來心靈的改變和自由王國，它依然能夠帶來壹個經過大改進的必然王國以及資產階級的跨臺。

由於日益地遠離馬克思本來的張力，這種轉軌的內在化邏輯更強烈地維持自身。通過著書立說在思想上為革命作準備，通過政黨和議會席位在組織上為革命作準備，這成了人們可生於斯死於斯的職業，而根本無須走向革命。於是，諸如此類的名言就成為可能：如，伯恩斯坦（Bernstein）說：“通常被稱為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的東西在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運動才是壹切”；又如，考茨基（Karl Kautsky）說：“社會主義的黨是革命的黨，它不是制造革命的黨”。這些名言預示著，隨著預備期的延長，革命本身變成了進化。如果革命的目的能夠被必然王國中的事件所窮盡的話，這樣壹股潮流就勢在必行了。如果短工作日、高工資、工業資料的公共控制等目標可以在適當的時期內“通過經濟、立法、和道德壓力等手段”實現的話，革命就沒有意義了。經過這壹轉軌，生存性的心靈改變就平庸化了，變成了依賴社會道德來改良工人的命運。修正主義者的轉軌在本質上變成了壹場社會改良運動。

5.運動——共產主義

運動層面的另壹條轉軌路線後來演進成為共產主義革命，初看起來，這條轉軌路線似乎就是它自己所宣稱的，是向“真”馬克思的回歸。這些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行動起來的激進主義者不願以漸進的改良主義取代革命，就此而言，這個宣稱是有壹定道理的。列寧對待考茨基的社會民主派的態度非常地接近於馬克思對待英國貿易聯盟運動的態度。拒絕民主合作、排斥散漫的社會主義群眾黨、塑造布爾什維克黨式的精英戰鬥組織（後來的共產黨）、專註於奪取政權、深刻地不信任乃至輕視那些會受眼前利益的誘惑而反叛革命的廣大群眾，如此等等都確切地顯示了向真正的革命張力的回歸。對照壹下列寧論巴黎公社教訓的那篇日內瓦演講（1895）與恩格斯1895年為《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那篇導言，我們就能感受到壹種新的氣息。恩格斯受到二百萬社會民主黨選民的鼓舞，強調了和平地向關鍵時刻推進的可能性；他認為德國集團軍是國際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壹支“突擊隊”，這股力量不應消耗在初期的沖突之中，除了象1871年的馬黎公社那樣的大屠殺之外，沒有什麽東西能夠哪怕暫時地阻止這股力量的發展；因此避免輕率的暴動乃是運動的首要職責。列寧對於1905年的俄國革命記憶猶新，他強調了巴黎公社的暴力方面乃是最有益的教訓。公社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還夢想著要建立正義，因而沒有無情地剝奪剝削者，是因為對敵人寬宏大量，沒有殺死他們而是想用道德來感化他們，是因為它沒有充分地領會純粹的軍事行動在內戰中的重要性，在猶豫不決中給予敵人重新集合起來的時間。盡管如此，公社畢竟是作了戰鬥，它證明了內戰的價值，並因而教會無產階級“如何具體地處理”革命的問題。俄國1905年的12月起義表明這個教訓已經學到手了。“工人蘇維埃和士兵代表”象征著革命的兩個方面。的確需要壹定的時間使用和平的武器為革命做準備，但是當無產階級必須摧毀它的敵人的時候，公開戰鬥的時候也就來臨了。壹次起義的失敗，它的犧牲是值得的，因為它讓人清醒地意識到革命意味著即將來臨的內戰和暴力。

革命的張力至少在必然王國的行動層面上得到了恢復。至於馬克思自由王國的理想是否在何時重新得到了真切的體驗，則是值得懷疑的。當然，這種理想的影子確實出現在列寧的著作之中，並延續到了1936年的蘇聯憲法的表述之中。該憲法明確地承認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到目前為止並未建立起真正的共產主義，未達到國家消亡、人們無需按勞分配就願意各盡所能的境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分別還表現在蘇維埃聯盟(Soviet Union)的稱號上，蘇維埃聯盟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將由共產主義的黨來領導它進入完美境界。 然而，既便在1917年革命之前，列寧思想中的這壹個路線也並未被賦予太大的重要性。列寧重新把它提出來是因為他在馬克思對《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的批註中找到了它，它乃是把正宗馬克思主義從改良型轉軌中區分開來的壹個極好的武器。然而，馬克思的這種區分有著壹個“策略”性的背景，它提醒我們，以這樣的方式來描述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乃是為了顯明當前階段的共產主義與終極階段的共產主義相當不同。終極階段相當遙遠（馬克思推算在數十年之後，列寧推算在數世紀之後）；當前階段則是在某壹場革命取得成功之後的現實。因此，我們不應把這種區分視為對原來的理想的重新體驗，而不如把它視為馬克思的著名的“解釋”，馬克思正是以此來安慰馬克思主義者，向他們證明，革命的失敗是實現終極理想的不可避免的戰略步驟。

確實，極有可能甚至連列寧也沒有恢復原始的理想，我們前面提及的列寧論馬克思的那篇百科全書論文（1914）就顯示了這壹點。這篇論文開篇簡要地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接著，以恩格斯《反杜林論》（Anti-Duhring）中的粗糙的自然主義為主要基礎，解釋了“哲學的唯物主義”教義；避開馬克思，而以恩格斯和費爾巴哈為基礎，解釋了“辯證法”教義；避開早期馬克思有關唯物史觀的大量文獻，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中的有名的壹頁為基礎，解釋了“唯物史觀”。這篇論文進壹步又介紹了“階級鬥爭”和“經濟學原理”。接下來論“社會主義”的壹節，在詳述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中演進出來的不可避免性時，所依據的是引自馬克思的段落，而當論述未來理想的時候，所依據的又是恩格斯。 這篇論文最後以論“策略”的壹節作結。全篇自始至終都沒有半個字論及自由王國及其實現的無把握性。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激進主義路線的轉軌只是在必然的層面上恢復革命的張力，而沒有在自由的層面上恢復革命的張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轉軌使得有必要以策略的範疇來解釋越來越多的歷史事件；這種策略性解釋的延展最後不得不解釋革命本身，不僅解釋革命本身而且解釋革命之後的歷史事件。馬克思主義者關於下列這些問題的爭論就屬於對革命後歷史事件的策略性解釋，如，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否就是期待之中的那場革命抑或只是那場革命的開端；俄國革命是否必須通過共產國際擴張為壹場世界革命；在革命尚未遍及全世界的情況下，俄國革命是否安全，或者是否可以暫時在壹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要多長時間才能消亡；無產階級專政要延續到何時；當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非無產階級——不再存在之後，無產階級專政指的是什麽意思；這種專政是否作為防衛措施壹直要延續到革命席卷整個世界為止，等等。

然而，這個策略遊戲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了壹個有趣的難題。壹旦革命已經在俄國取得成功，而革命經歷卻並未帶來聖靈降臨的自由奇跡，人民群眾於是漸漸開始變得難以控制了。策略的遊戲可以強有力支撐那些擔任著領導職務、積極地投入其中的人們，但很顯然，普通群眾是不會願意僅依憑策略來度日的。革命已經發生了，這壹事件的震撼世界的重要性已經深深地印在每個人心中；但是，十、十五、二十年過去了，國家還是沒有消亡，革命還在繼續——自由王國開始顯得有些可笑了。在這個節骨眼上，必須要為正在消退的千禧年理想找到壹個更可捉摸的替代性本質，於是在“祖國”裏面找到了俄國傳統的復興和“蘇聯愛國主義”。

這樣壹來，新的愛國主義註入到了俄國共產主義之中。我們可解釋說，這是由原始理想的邏輯決定的，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愛國主義乃是提供給那些不能永遠生活在末世張力之中的群眾的替代性啟示。這樣看來，在馬克思主義的轉軌歷史之中很難說有根本性的變化。轉軌的策略並未被拋棄，因為策略性的安撫物已經扔給了人民群眾。至今為止，在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領導階層中，革命的張力絲毫也沒有松懈的跡象。如果革命的張力消解成壹種“保守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政策，那麽，馬克思主義的轉軌就到了它的歷史的終點，但是我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轉軌已經到了它的歷史的終點。現有資料只是顯示，蘇聯民族主義的力量已經策略性地匯入到了由馬克思主義運動上層領導所推動的革命運動之中。只有當強國的革命成功不可避免地賦予世界革命的策略以強烈的民族帝國主義色彩，並因此甚至在那些被戰略家視為盟友的集團中也引起了民族抵抗的時候，這種愛國主義的消極作用才變得明顯起來。

6.結論
我們對這壹場運動的追問已經達到了其體系的終點，盡管到目前為止未達到它的歷史的終點。現在我們可以總結出壹些結論。

馬克思主義運動與馬克思的觀念有延續性，其間的聯系環節就是最遲在經歷了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就已經發生在馬克思身上的轉軌。我們把馬克思的轉軌定義為從強調革命的最終目標轉向強調為革命做準備的策略。這種重心的轉移之所以可能，是由於革命的目標——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被設想為是革命經歷本身的壹個結果，因而是無法準備的。可以為之做準備的只是必然王國之中的革命。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心靈的改變不是必要的，只要求助於諸如下面的這類情緒就行了：如，道德義憤、理想主義、憐憫、同情、小磨難會得到大福報的“人道主義”的微分學、怨恨、嫉妒、憎恨、提高地位的適度欲望、貪婪、破壞欲、對恐怖行動和統治的欲望、明顯的殺人欲望，等等。這些情緒再與道德、為自由而戰、末世英雄主義、以及歷史命運等結合在壹起，就構成了壹個具有很強的心理吸引力的混合物。從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看來，這個處方的唯壹嚴重缺點在於它也可能被其他人模仿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者（所幸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者）憂慮地發現，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也在運用並改進它。

我們可以把轉軌劃分為如下這幾個歷史階段：

（1）馬克思自己的轉軌，這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變得明顯起來。

（2）德國修正主義層面的轉軌。“推翻資產階級”變成了嚇唬資產階級（epater le bourgeois）的革命語言，而實際政策卻變成了進步主義的改革黨的政策。要不是第壹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結局有可能就是把運動改造成國家政治格局中的勞動黨。激進的革命者可能就成了壹個無傷大雅的宗派群體。

（3）俄國共產主義層面的轉軌。1917年的俄國革命扭轉了運動的潮流，使之走向壹種狂熱的馬克思主義。隨著共產主義者在壹個大國掌握政權（這是僥幸成功，而不是革命發展真的到了這壹步），革命的成就得到了檢驗。由於從自由王國的角度看，革命並沒有帶來真正的成就，因此不得不把共產主義的兩階段論（第壹階段，即現實的階段可以不定期地進入未來階段）以及作為替代性啟示的蘇聯愛國主義融入到運動的策略之中去。

（4）俄國帝國主義層面的轉軌。隨著二戰的結束，早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困擾著共產國際的那個問題變得嚴重起來，那問題就是，共產主義運動日益地等同於俄國帝國主義。正如革命在俄國的失敗可以通過蘇聯愛國主義得到部分的克服那樣，這個難題也可以依靠激發泛斯拉夫（Panslavic）情緒來勉強地掩蓋“解放”之後自由的缺乏，從而在東歐和中歐地區至少得到部分的克服。至於更遠的西方廣大地區，新的策略性掩蓋機制尚未出現，只是以“法西斯主義”（fascism）來指稱壹切抵抗蘇聯帝國主義的政府和政治組織。

以上各階段顯示，馬克思主義的轉軌非常明顯地從並非由它締造的戰爭和革命中吸取經久不衰的力量。運動本身似乎並不具備何種重大的革命力量，它只是通過“策略”和高度發達的政治鬥爭技巧而具備壹種抓住由西方社會停滯和解體所帶來的機會的非凡能力。迄今為止，這場運動都始終能夠通過發端於運動之外的事件復興革命張力，避開千禧年理想衰落的難題。由於革命復興所需的這種資源依舊豐盈，轉軌的進壹步路線無法預測。

然而，說轉軌之所以可能乃是由馬克思觀念的邏輯決定的，這尚不足以解釋這種觀念何以在西方解體的關鍵時刻具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為了確保成功，這種觀念不僅必須建立在對西方社會實際狀況的充分可靠的分析的基礎之上，而且它也必須構成西方危機本身的壹部分。只是因為這觀念乃是深刻的精神疾病的表現，只是因為它把這種疾病帶向了新的極端，它才能夠令病態社會的大眾迷狂。我們接下來要討論這種觀念的產生以及這種觀念從中產生的那種疾病的本質。

二 顛倒的辯證法

通過分析置於“辯證唯物主義”名下的核心象征，我們可以很好地理解馬克思的病癥。物質的辯證法是對黑格爾的觀念的辯證法的有意識的顛倒。我們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數次討論過這個顛倒的問題。它是產生於古典文明解體的晚期智者時期的壹種思想模式。我們最初是在希臘智者的政治思想那裏遇見它，並在介紹柏拉圖的《高爾吉亞》（Gorgias）的那壹節中予以了廣泛的探討。 它後來又明確無疑地在啟蒙運動中重現，我們在論赫爾維修（Helvetius）的那壹章予以了討論。我們在介紹謝林（Schelling）的那壹章中再次觸及到這個問題，最後我們又在論巴枯寧(Bakunin)的那壹章中對它進行了研究。

馬克思的情況在結構上與巴枯寧十分相似，就它本身而言幾乎是不值得予以分析的。不過，我們還是予以相當的註意，這無可否認是為了向馬克思主義運動所具有的格外的政治重要性讓步，而且也是為了向目前政治科學與政治討論的總體上的可嘆處境讓步。辯證唯物主義在更為通俗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名下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接受，而且在令人肅然起敬的“對政治與歷史的經濟學解釋”這個標簽下更是受到普遍的歡迎。它不僅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受到歡迎，而且也受到了接受心理分析學的新式知識分子圈的廣泛歡迎。我們已經到了這樣壹個地步，總有壹天，我們會讀到這樣充滿激情的斷言：誰要是不懂得、不會運用源自於馬克思的深刻洞見，誰就無權討論政治。理論上的淺薄甚至明顯的愚蠢都沒有妨礙它對大眾的影響力。鑒於這樣壹個情形，我們也許有理由來分析馬克思的辯證法。

1.問題的表述

“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這個術語本身就有問題，它是壹個contradictio in adjecto。無任人們在對辯證法下定義時引入何種另外的限定，它始終是壹個可理知的觀念運動。這個概念不僅適用於思想過程，而且也適用於其他的存在領域，在極端的例子中，辯證法可以用作對整個宇宙的靈知的解釋原則，把實在假定為是壹個觀念的彰顯，因而是可理知的。黑格爾可以辯證地解釋歷史，因為他認為邏各斯道成肉身在歷史之中。如果不認為實在是邏各斯的道成肉身，那麽談論實在的辯證法就毫無意義。因此，我們提到的這個術語就包含了壹個contradictio in adjecto，其中，那個引向無意義的表達式的思路還依稀可辨。我們不能隨便地放下這個問題，而必須深入探究其起源。不過，從社會學的角度，我們必須清楚，這個表達式的無意義性從未令馬克思主義者不安，它在俄文中被縮寫成diamat，成為了共產主義教義的神聖象征之壹。

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第二版前言（1872）中給出了對辯證法理論的最成熟的表述。其中說道：“我的辯證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方法不同，而且截然相反”。當他在第壹版中稱自己是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的門徒的時候，其實是出於對那些待黑格爾如“死狗”的庸人們的厭惡。與這類模仿者們（epigoni）不同，他想強調，黑格爾畢竟是第壹位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辯證運動的思想家。不過，

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的過程的外衣。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接著，馬克思區分了辯證法的“神秘”形式與“合理”形態。在神秘形式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成了使壹切事物顯得光彩的德國時髦。在合理形態上，馬克思的辯證法引起資產階級的憎恨，“因為它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也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必然滅亡的理解”。合理的辯證法“對每壹種生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去理解，它“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2.反哲學的歪曲

這個段落簡潔而富有深意。首先，我們看到，馬克思想要顛倒“黑格爾”，使他的辯證法重新以腳立地，這個意圖乃是根源於對黑格爾形而上學的根本性的誤解。觀念對於黑格爾來說當然不是馬克思所理解的“現實事物”的創造主，也即不是經驗實在的創造主；只是就實在是觀念的啟示而言，觀念才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在黑格爾看來，經驗實在中有相當壹部分不屬於觀念的展開。正因為經驗的實在與觀念的實在並不同壹，觀念的問題才產生出來；或者我們可以用更深刻的方式來表述：黑格爾是壹個哲學家，基於這樣壹個身份，他關心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即實在的性質。經驗實在或者是無秩序的事件之流，或者具有壹種可以覺察秩序；就後壹種情況而言，實在的這種獨特結構不可避免地就成了哲學家的問題，他必須區分秩序的源頭和不適合這種秩序的那些因素的源頭。因此，當馬克思說，他的合理的辯證法讓黑格爾的辯證法以腳立地的時候，他並沒有正確地描述他所做的事。在真正的顛倒開始之前，他做了更致命的事：他取消了黑格爾的實在問題。由於只有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觀念的辯證法）才是個別地屬於黑格爾的，至於問題本身則是壹個普遍的哲學問題，他在這個行為中照例取消了解決實在問題的哲學途徑。馬克思的立場不是反黑格爾的，而是反哲學的；馬克思不是讓黑格爾的辯證法以腳立地，他是拒絕建構理論（theorize）。

在這壹點上，不可避免會產生諸如此類的疑問：馬克思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嗎？又，如果不建立理論，壹個人如何能像馬克思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似乎在做的那樣，做理論工作呢？這兩個都是棘手的問題，需要冗長的解釋才能回答。讓我們先來回答第壹個關乎馬克思的自覺及誠實的問題。

在前面所引的前言中，馬克思提到了他在“將近三十年以前”對黑格爾辯證法所做的批判性研究。如果我們閱讀這些早期著作的話，就會發現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實在問題有深刻的領會，只不過寧願有意予以忽略而已。 他批判黑格爾的觀念與實在的範疇，不是指出它們是未經批判地形成，使用上沒有做到前後壹貫，而是以他自己的實在範疇來衡量它們，基於它們與他自己的範疇不同而譴責它們。既然馬克思的實在並非黑格爾的那個實在，那麽馬克思自然可以令人信服地指出黑格爾的政治實在與他自己的實在在每壹點上都是相對立的，這是壹點也不奇怪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馬克思何以會把這樣壹個說明當作是對黑格爾哲學的壹個反駁。如果馬克思已經為自己的實在範疇給出了壹個批判的基礎，那麽這樣壹個說明的確可以算是壹個反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雙方不壹致的這樣壹個說明就可以顯示出黑格爾的範疇是經不住馬克思的批判標準的檢驗的。然而，馬克思從未給自己的實在理論嘗試這樣壹個批判基礎。正如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編輯者們所說：“他策略性地從壹個非哲學的立場進行論證”；這個立場的合理性“是直接予以假定的”。

馬克思的批判立場是對於哲學立場的壹個未經仔細討論的、直截了當的否定。僅僅依據日常用法中的所謂的實在，就取消了關於實在性質的哲學問題。

3.觀念恐懼癥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其程序是不和諧的。馬克思是否沒有能力理解黑格爾的難題？這個問題必須明確地給予否定性的回答：馬克思相當理解黑格爾。那麽，他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寫作這樣壹個詳盡的評註，其目的何在？這個評註只不過是證明了壹位批判哲學家的世界觀不同於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未經批判的、前哲學的世界觀而已。馬克思在幹這壹件大事的時候是明知道會取消黑格爾的體系的，這樣說來，馬克思是否在思想上不誠實呢？當他以自己的實在來衡量黑格爾的實在的時候，他是在故意地歪曲黑格爾的意圖嗎？對於這後壹個問題，我們的回答不得不猶豫再三。這個悖論在馬克思著作的編輯者們為對付這個問題所寫的這壹句話中表達得很清楚：“如果我們可以這樣來表達的話，馬克思好像是故意誤解黑格爾的”。 他們不敢直接稱馬克思是壹個思想騙子——但是他們相信對這個疑問的解答可以在這個方向上找到。

他們所暗示的這個方向具有誘惑力，但是我們不能遵從。在這件事上確乎可以聞出思想不誠實的味道，但是畢竟馬克思不是壹個普通的騙子。然而，我們在解釋他的程序的時候陷入了壹個真正的難題。從理性探討的層面對付這個問題，我們會走進死胡同，我們不得不放棄這樣做，而把問題轉移到精神病理學的層面上。馬克思是精神上有病的，我們已經找到了他的疾病的最顯著的癥候，那就是：他對批判性的範疇和通常的哲學懷有恐懼感；馬克思寧願用前哲學的、非分析性的範疇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拒斥此外的任何術語。這種恐懼感的深層原因，我們將在本章的第二節予以探討；由於很難找到精神病理學的術語，我們生造了“觀念恐懼癥”（idophobia）這個詞來指稱這個癥狀。

觀念恐懼癥的狹義的定義就是對批判性範疇的恐懼。我們甚至也可以略略地超出這個狹義的定義，因為，幸好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給我們提供了這個癥狀的大背景，詳細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反哲學立場。恩格斯反思了19世紀的新的唯物主義科學。“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視為人類的進化過程，並試圖找到它的運動的規律。而且，它拋棄了牛頓和林耐（Linne）所堅持的自然的靜止範疇，把自然視為具有可以被人發現的規律的過程和進化。在歷史和自然領域，現代唯物主義是“本質上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淩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對於恩格斯而言，這是決定性的壹點：當科學致力於發現過程和進化的規律之時，哲學就變成多余的了。何以會得出這個奇怪的結論？這並不是很清楚。恩格斯只是認定：

壹旦對每壹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變得多余的了。

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學——也就是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壹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 針對這些句子可以提出無窮的問題。為什麽壹旦自然與歷史的科學認識到了實在的進化性質，哲學就變得多余了？為什麽達爾文時代與林耐的時代相比不太需要哲學？是不是因為壹種新的有關實在的哲學取代了老的哲學？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豈不是有了壹種新哲學，而並非根本沒有哲學？抑或，也許由於每個科學家自己進行哲學思考，因而不是哲學變得多余了，而是哲學家變得多余了？但是，如果把這樣壹種社會變遷稱為哲學的消亡豈不是太奇怪了嗎？恩格斯是否把哲學包容在科學的名義之下了？

但是用這樣壹些問題來為難非批判性的語言是無濟於事的。除非我們把恩格斯的這些句子看成是精神病的癥狀，否則我們根本不能從中找到意義。而作為壹種疾病，它們是非常好理解的，它們極其強烈地表現出了觀念恐懼癥的癥狀，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哲學的絕望的恐懼和憎恨。我們甚至找到了對恐懼和憎恨的具體對象的命名，那就是“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與馬克思壹樣，恩格斯也害怕，承認了批判性的範疇分析就會導致承認“總聯系”、承認存在秩序乃至宇宙秩序，他們的具體生存就將從屬於這種總聯系和秩序。我們也可以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總聯系不能作為自治的主語而存在，讓馬克思和恩格斯成為它的無足輕重的謂語；如果它存在的話，也只能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個自治的主語的謂語而存在。我們的分析已經把我們帶到了馬克思病癥的更深層面——反叛上帝。 我們目前正在分析的是這個理論的表層，在這個層面上，觀念恐懼癥的含義現在已經更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它不是害怕某個具體的批判性範疇，如黑格爾的觀念（Idea）；它是害怕總體上的批判性分析。在任何壹點上服從於批判性的論證都可能會導致對邏各斯、對存在之構造中的秩序的承認，而對這樣壹種秩序的承認就會揭示出馬克思的革命觀念——通過革命改造人性、建立自由王國的觀念——乃是褻瀆神明的、徒勞無功的胡說。

4.馬克思的表達方式

由於馬克思拒絕進入理性探討的領域，由於批判性範疇被排除在他的論證之外，我們首先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他在寫作中實際使用的語言象征。只有當我們已經明確了這些象征的性質，我們才能夠判定馬克思辯證法本身的內容。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為他們自己創造了壹種特定的表達方式：每當遇到壹個需要最終搞清楚的關鍵點時，他們的探討就會展開成為關於未經界定的術語之間的牽強關系的隱喻性語言。比如，我們在前面引用過馬克思前言中的壹個句子：“在我看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這句話聽起來極精彩，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要是它只是即興的口頭發揮，用以隱喻性地表達在另外的上下文中經過充分批評的見解，那它的確算得上是壹個妙句。然而問題在於，在馬克思的全集中找不到探討這個隱喻之確切含義的另外的上下文。我們所擁有的只是這個隱喻性的句子本身。我們面對“觀念”（ideal）和“物質”(material)，卻不知道這些術語表示什麽。我們聽說觀念的東西是與物質的東西相同的，只不過是“移入了和被改造了”，但我們依然不清楚這裏的“移入”（translate）和“改造”(transform)可能是什麽意思。最後，我們得知這個神秘過程的場所是“人的頭腦”，但我們感到困惑，馬克思究竟指得是壹個生理學上的大腦奇跡呢，還是指壹個思想活動？他想到的究竟是某個具體個人的認識行為呢，還是指在人類頭腦中的壹個普遍過程呢？然而，對於那壹類吞下了這個句子的魚鉤而下沈的人來說，這個句子帶著令人敬畏的巨人形象，這個巨人施行了奇妙的隱喻功跡，把原本“以頭立地”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讓它重新以腳立地。

如果我們不只是看壹個句子，而是來考察在壹系列句子中馬克思的思想如何從更具體的問題轉到終極性的壹般表述，那麽這種表述技巧的性質將會變得更清楚。我們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壹個著名段落為例，這個段落被認為是馬克思用唯物主義解釋歷史的壹個權威表述。這個段落的開頭是這樣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個句子總體上是相當可靠的，馬克思在另外的上下文中為其中的術語做出了壹切必要的解釋。“生活的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s of life）指得是依靠營養等等進行生物學意義上的生殖和生命的維持。“物質生產力”是原材料、技術性知識、機器、等等。“生產關系”（Production relations）是“人類勞動與勞動產品之中的社會關系”。 至於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適合”，馬克思也在許多著作中，尤其是在《資本論》中，予以了詳細解釋。這個段落的第二個句子是壹個定義：“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這句話也是可靠的。馬克思接著說：“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現實基礎，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於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在這個地方，我們開始有疑問：何以經濟結構是“現實基礎”，何以社會的其他結構，如政治的結構，是上層建築？什麽是“社會意識形式”（social form of consciousness）？當它與“現實基礎”相適應的時候又會怎麽樣呢？這些問題可以通過隨後的壹個句子得到部分的解答：“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但是這個答案顯示，我們正在走進不可觸摸的隱喻之中。經濟結構是基礎，而其他結構是上層建築，這壹點已經得到證明是對的了，因為基礎結構“制約”著其他結構。但是“制約”（conditioning）是什麽意思呢？這個術語好不容易在更前面的壹個表述中得到說明：政治形式“根源於”物質的關系。正當急需批判性澄清的時候，馬克思的典型的高潮來到了：“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我們遇到了“存在”（being）、“社會存在”(social being)、“意識”(consciousness)這幾個含糊的術語，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制約”，而是“決定”。

馬克思的這個經典段落絕妙地顯示了從具體的經濟學與社會學問題向氣勢恢宏的、帶著非批判性象征的豪言壯語迅速推進。讓我們再次強調，這個高潮的句子雖然完全沒有理論意義，然而卻洋溢著革命激情，很容易使羔羊們確信，解決壹切社會問題的方案現在已經找到了。我們還要再次強調，馬克思的全集中找不到任何有助於確定“存在”與“社會意識”這類術語之確切含義的資料。這個精彩表述不是討論的開始，而是從原則上取消壹切討論的專制工具。讀者現在將會更清楚地明白，何以對馬克思學說進行批判性分析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並不存在。

5.幻影式的思辨

盡管在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並沒有理論性的內容，但裏面顯然還是有名堂的。馬克思講的話不是理論，但也絕非莫名其妙的胡說。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悖論式的問題：壹個不建立理論的人如何能做理論工作呢？我們再次碰到了術語性的難題。精神疾病從未成為系統研究的對象，用於描述這壹病癥的合適詞匯尚未形成。為了方便地指稱我們剛剛分析過的這種非理論性表述中的理論活動，我們生造了壹個詞：幻影式的思辨（Docetological Speculation）。這個術語包含下列含義：（1）這種類型的思辨具有理論的表象（dokesis），沒有理論的實質；（2）在沈湎於此種思辨的思想家本人的意識中，這種思辨是真正的思辨；（3）它歷史地預設了真正的邏各斯哲學的存在，是真正的邏各斯哲學提供了可以被翻譯成幻影形式的主題。

有了這個新術語，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考察馬克思的顛倒的第二步，即幻影式地改造黑格爾思辨。那些盲目依賴馬克思有關“顛倒辯證法”、“使之以腳立地”之類的隱喻的人們很容易忽視這壹個步驟的重要性。既便它被顛倒過來了，黑格爾對於歷史的靈知（gnosis），包括觀念的運動，依舊豐富完整地呈現於其中。馬克思，如黑格爾那樣，發展出了壹套觀念的哲學。人們甚至不能說他已經顛倒了觀念與實在之間的關系，因為他的“物質”不是黑格爾的實在，他的“觀念”（ideal）也不是黑格爾的觀念(idea)。有人把歷史唯物主義庸俗地誤解成這樣壹個洞見，即，人類有天賦才能去找到增進物質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充分理由；馬克思的隱喻也助長了這個錯誤的印象，但是如果就此采納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庸俗誤解，那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我們認為這樣的智慧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就是它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本質進行否定的實質，那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戰鬥力所喚起的興奮就令人費解了。馬克思沒有那麽庸俗，而黑格爾也並非不熟悉這種基本的心理機制，並且也從不否認它們。就這樣，黑格爾的諾斯得到了馬克思的保留，歷史——如我們在第壹部分所看到的那樣——仍然是“觀念的邏輯”——自由王國的實現。

對黑格爾諾斯的幻影式改造可以在更為散漫的恩格斯所寫的幾個段落中得到清晰的顯示。為了改造黑格爾的諾斯，恩格斯必須首先接受它的問題。他贊揚黑格爾，因為他自己也專註於可理知的歷史秩序。在他的體系中，歷史不再不是最好予以遺忘的壹系列無意義的暴力事件，相反，它是人類發展的過程，思想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出這些表面的偶然性背後的秩序。黑格爾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是他提出了這壹思想任務，因而擁有“劃時代的功績”。他的體系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受到了壹個內在矛盾的困擾。壹方面，它視歷史為發展過程，“按其本性來說，不能通過發現所謂的絕對真理找到它的思想結論”。另壹方面，它又堅持認為“它就是這絕對真理的全部”。

壹個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壹勞永逸的知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這壹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壹代壹代地大步前進的。

這個段落是思想混淆的壹個極好例子，唯有在這種混淆之中，幻影式思辨才能茁壯成長。恩格斯批評黑格爾，說他想把歷史解釋成目前已經完成的觀念的展開，這個批評是對的。從我們已經充分探討過的那些理由看來，歷史的總體意義只能構想為壹個超驗的劇本，而不能構想為壹個在經驗時間中達到終點的俗世劇本。這就是這種歷史諾斯的缺陷，在歷史還在繼續這壹事實面前，它不可避免會遭到挫敗。從靈知解釋的理論缺陷及其事實上的失敗出發，我們可以進壹步達到這樣壹個洞見：絕不能把歷史的經驗過程解釋為壹個觀念的展開。

然而，恩格斯卻不是這樣來論證的。首先，當他說，歷史的過程“按其本性來說，不能通過發現所謂的絕對真理找到它的思想結論”時，他是誤解了黑格爾。恰恰相反，發現絕對真理乃是找到歷史的思想結論的唯壹途徑；但是由於（1）這是唯壹途徑，（2）歷史的經驗之流尚未終結，因此“絕對真理”必須保持其超驗性。諾斯的缺陷就在於超驗真理的內在化（immanentization）。如果恩格斯這樣說，內在化的思想結論不能終止歷史之流，因而絕不能用於解釋歷史，那他就說對了。那麽，恩格斯的歪曲表達有什麽好處呢？他的論證的第二個部分顯示了其中的好處：經驗實在具有類似觀念之展開的那種意義，卻無需負擔觀念之展開的結論。從理論上來說，這當然是胡說，因為，意義唯有當其在想象性的預期中終於有了結論之時才可以稱其為意義。不過，這就是該論證的目的：黑格爾的作為觀念之展開的實在被取消了，而經驗實在卻像壹個觀念那樣具有了意義。由此，我們觸及到了早期馬克思“可以說是故意地”誤解黑格爾實在問題的更深層動機：通過以經驗實在取代觀念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可以賦予實在以觀念的意義，而無需面對觀念的形而上學所帶來的問題。

這種思想混淆的總結性傑作是這樣壹個命題：壹個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壹勞永逸的知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通過混淆經驗實在與黑格爾的觀念實在，觀念的辯證法現在已經被拉入到經驗實在之中。既然經驗實在是壹個開放之流，辯證法也必須是開放的。哲學家就像學童壹樣，被遠遠地落在後面，幻想著辯證意義的體系必將封閉。我們終於到達了這種導致“辯證唯物主義”之contradictio in adjecto的混淆的盡頭。同時，這種混淆把形而上學體系誤解成了壹個經驗知識的體系。恩格斯很壹貫地堅持這種混淆，在結束論證時斷言：取消形而上學式的結論並不會排除經驗意義上的系統知識取得進步的可能性，相反，知識體系將會在未來大步前進。

在這個當口，讀者可能會自問，恩格斯是否太過分了，他的論證是否反而使他的目的落空？他確乎取消了黑格爾及其形而上學，但是他似乎也到達了壹個樸素的科學進步觀，在適當的時候也將會使馬克思的體系過時的。當然，這不可能是恩格斯的本意，讀者也不必擔心，在恩格斯所進行的這種愉快的混淆中，這類難題只要通過忘卻就可予以克服。當恩格斯再次繼續這個思路時（約壹百多頁後），我們已經到了論述經驗實在之辯證法的幻影式思辨當中了。歷史的進程是自由的實現。黑格爾是正確理解自由與必然之關系的第壹人。他知道自由就是對必然的洞見。“必然性只有當未被概念所把握的時候才是盲目的”。那麽歷史究竟是否黑格爾意義上的邏各斯的實現呢？但恩格斯並沒有回到形而上學。他的邏各斯是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以及基於這種認識“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壹定的目的服務”的可能性。自然規律不只是指外部自然的規律，而且也指那些“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因此，意誌自由只是借助於專門知識（Sachkenntnis）作決定的能力”。這個表述會把邏各斯縮減為手段-目的關系的理性（rationality），而什麽是真正的理性（reason），這些目的本身又是什麽，則依然成問題。關於自由與必然相會合的理論可以解決目的的問題。“人對壹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選擇的自由恰恰是不自由，因為在猶豫不決中，人正好被應該由他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和外部自然”。 人的自由隨著技術發明而進步。在人類社會初期發現了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蒸汽機。蒸汽機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借助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壹種社會狀態，沒有階級，不必為生存資料擔憂；蒸汽機給人以“真正的人的自由、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壹致的生活”的盼望。邏各斯的道成肉身已經成為實踐知識的進步，以至於實踐知識的體系吸收並消解了人的生存奧秘；蒸汽機取代了拯救者基督成了未來王國的盼望。

恩格斯的思辨具有特別的意義。由於他全然缺乏思想訓練，因此能夠把西方解體的各種趨向都聯合編織於其思辨之中，從而顯示出這些趨向之間的內在聯系。

（1）讓我們先來澄清幻影式思辨的路線。攻擊黑格爾體系的結論性（conclusiveness），究其實質，就是攻擊這壹類哲學。壹旦把辯證法落實到經驗實在的領域，恩格斯就登上了他自己的思想結論。歷史的經驗潮流不是不確定地走向不可預測的未來，而是走向壹個自由與必然相會合的終點。就思想結論這個因素而言，馬恩的諾斯與黑格爾的諾斯的不同只是在於，馬恩把此世的思想終點略略地推向了未來，以便為革命劇變留下空間。

（2）然而，由於從黑格爾那裏取來的只是“思想結論”的形式，而非其實質（即邏各斯的運動），因此實踐智慧就成了運動的載體。在幻影式思辨的進行中，恩格斯顯示了令人欽佩的壹貫性。馬克思是通過他的改變人性的革命性“飛躍”的觀念來解決自由問題的。我們將會看到，馬克思的這壹思路在恩格斯的漫談之中也不是完全沒有，只是被塞進了另壹個上下文之中。在我們所分析的這個上下文中，恩格斯相當認真地在實踐的層面上來解決人的生存問題。在這個方面，他把我們在達朗伯（d’Lembert）和狄德羅(Diderot)的《談話》（Discours）中觀察到的幾種趨向引向了它們的邏輯結論。精神的生命和bios theoretikos（理論家的生命）不只是被恩格斯推入到背景之中，而是被幹脆地取消了。人只要達到對外部世界的完美知識就可以得到自由；有了完美的知識，那造成了猶豫不決的目的問題也將消失。恩格斯把壹切關乎人的知識納入對外部世界的知識， 從而再次相當壹貫地達到了這個立場。精神體驗作為自治的秩序之源被取消了，它被吸收到了“外部的”經驗知識之中。列寧（常常依據恩格斯而不是馬克思）看到了這壹點的重要性，在論馬克思的那篇百科全書論文中贊揚恩格斯把康德的未知但是可知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轉變成“為我之物”(thing-for-us)，把事物的本質轉變成“現象”。作為百科全書醜聞的最後結果(a last consequence of the scandal of the encyclopedistes)，摧毀人的本性成了公開的綱領。

（3）盡管恩格斯賦予他的偽思辨以思想結論，但他還是可以愉快地預期敞開的進步空間。盡管結局是預知的，但是我們還是會有科學的壹代壹代的大步前進。我們也可以找到恩格斯的這種嗜好的具體來源。在“自由就是對人自己及自然的支配”這個表述中，讀者可以認出Littre用於定義“le tout de la civilization”的那個表述（第三章第二節(2)）。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綜合體中留下了聖西門和孔德的強烈印記，特別是在恩格斯身上，我們可以發現對以密爾（Mill）和立特(Littre)為代表的自由思想的實證主義（liberal-intellectual）的偏好。正如在理解馬克思主義運動時不可忽視百科全書的背景那樣（這個背景不僅強烈地顯示在恩格斯身上，而且首要地顯示在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自由的和實證主義的資源也值得註意。正如我們在討論實證主義的內部發展時所詳細解釋過的那樣：那些引起雪崩的人不能夠隨意地止住由他們引起的破壞性的雪崩，在已經造成足以讓他們高興的破壞之後，雪崩仍會繼續。

讀者們也許又會發現，恩格斯盡管擁有幻影式的諾斯，但是他還是用經驗的進步把“思想結論”稀釋得太淡了。我們知道終點，但是在終點到來之前似乎還有壹個不確定的非革命性進步的時期。讀者們不必擔心，恩格斯所寫的書中有足夠的空間來處理這類問題。盡管恩格斯在幻影式思辨的主要思路中已經把人的存在消解成壹個實踐知識的體系，但是在另壹個場合，恩格斯又關心起倫理問題。他談到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各種道德體系，有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有未來的無產階級的道德。在當代社會至少有這三種道德理論同時並存，它們的存在證明了絕對倫理的不可能性。

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作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壹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淩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

這句話壹下子就把道德真理全部給取消了。不過，恩格斯雖然看不到終極的道德真理，卻擁有偏愛某種道德體系的標準。他之所以能夠獲得這樣的標準，是因為他把道德體系的終極性（ultimacy）理解為它最終在歷史中的流傳。壹個體系包含越多“有希望長久保持”的因素，那它就越好；無產階級的道德體系就是最好的體系，因為它現在代表著從現在進入未來的變革。然而，既便這種無產階級的道德體系也是不完美的，因為它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階級現狀。只有經過革命之後，隨著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階級的消亡，壹種超越階級對立甚至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的人類道德”才成為可能。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壹場社會革命的前夜”，在這種處境下去宣揚這壹種或那壹種階級道德體系是特別愚蠢的，因為這些階級道德將在我們今天尚無法見到的真正的人類道德來臨之前被壹掃而空。因此，當我們欣賞著各方面的巨大進步的同時，我們是處在壹場革命的前夜，這場革命將實現進步的目標而達到進步的終點。在他的思想的這個階段，恩格斯又恢復了他的諾斯的革命激情。他還愉悅地滑入到了壹種相對於他的幻影式思辨本身而言似乎多余的道德之中。他丟掉的唯壹因素就是馬克思的擔憂（我們從未在恩格斯那裏發現這種擔憂）：革命的第二天，心靈的改變並沒有發生。

6.顛倒

對於顛倒這個問題本身，我們可以簡略地予以討論。我們的分析已經表明，所謂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乃是壹個復雜的動作。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反哲學的攻擊及其特殊的語言表達方式。反哲學的攻擊導致了實踐性的經驗實在的確立，這個動作的這第壹個階段不是對辯證法的顛倒，而是概念恐懼癥對普遍的哲學問題的摧毀。在新的表達方式中，也沒有顛倒任何東西：黑格爾的諾斯被整個地翻譯成了幻影式思辨。技術意義上的顛倒發生在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前兩個動作的結果被理解為是從本體論等級體系的底部來解釋存在王國。關於這第三個階段，我們可以從略，因為，除了確信這的確就是他的目的之外，馬克思幾乎沒有就此說過什麽話。

他的這個計劃的執行可能涉及到了文化哲學。首先，他必須解釋文化現象的本質；其次，他的任務是要指出，這些現象可以用他認為是存在之底部（bottom of existence）的東西（如物質）來加以解釋；最後，他有必要解釋這存在的底部是什麽。就原則而言，這整個計劃無非就是前面分析過的那個綱領：存在決定意識。

除了這個原則性的綱領之外，只有關乎他稱之為“意識形態”（ideology）的文化領域的少量幾個貧乏段落。其中最有名的壹個段落出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 馬克思談到了始於經濟領域隨後在“上層建築”領域引發相應革命的社會革命。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壹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精確性指明的變革，壹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就從這個句子所能引申出來的意義而言，它似乎只是暗示：文化沒有別的內容，唯有對產生於經濟領域的沖突的解決。對於這樣壹個命題，我們只能如此回應：非也！ 有關存在之底部的最有趣的壹個段落是《資本論》中討論技術問題的壹個腳註。 馬克思為豈今還沒有壹部考證性的工藝史而感到遺憾。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值得受到象達爾文關註動植物機體歷史那樣的關註，因為這些人的器官是“每壹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而且，寫作這樣壹部歷史比寫作相應的動植物的器官史更容易，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技術“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行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系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到此為止，這個腳註主要還是存在與意識原理的另壹種表述，其中唯壹值得註意的是維科奇怪地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祖先出現。但是接下來，這個註的內容就值得爭議了。

甚至從這個物質基礎中抽象出來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性的。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壹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壹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唯物主義的缺點，當它的代表敢於越出自己的狹隘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觀念中顯示出來。

馬克思所批判的似乎是壹種心理化的歷史（psychologizing history），它是通過揭示世俗動機來解釋宗教的。馬克思把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與這種抽象的唯物主義區分開來，作為唯壹科學的方法，要從經濟條件出發來理解宗教。這個表述的意義在於澄清馬克思的意圖，但他並沒有在執行這個綱領方面向前邁進壹步。

最後讓我們來引用恩格斯的壹個段落，其中至少做出了要對這種顛倒進行形而上學表述的壹個姿態。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世界的統壹性並不在於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統壹性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所證明的。
也許我們可以善意地從這個句子中抽出這樣壹個洞見：為了成為壹個體系，歷史唯物主義在其原理之中需要壹個理論性的基礎。

7.結論

震撼世界的就是這些觀念。

三 觀念的起源馬克思革命觀念的起源尚有許多不清楚的方面。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於1932年才發表，時日尚淺，未足以對它們做出真正透徹的分析。我們在前面引用過的那些有關這個專題的文獻已經澄清了許多細節，我們也心懷感激地利用了它們的結論；但我們仍然迫切需要壹個全面的研究。眼前的這部“觀念史”也不是寫作這樣壹個專題的適當場合。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強調早期馬克思的某些動機，我們認為這些動機對於他的立場的形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讀者們要註意，雖然在形成畫面的時候，我們是把整個馬克思的早期著作都考慮在內了，但是其中有大量的分枝在我們的分析中甚至並未觸及。

1.靈知反叛

馬克思思想的獨立運動的出發點似乎是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的靈知立場。具體地說，馬克思的諾斯表現在這樣壹個信念之中：發生在經驗自我的意識之中的思想運動乃是理解宇宙之知識的終極源泉；精神的信仰與生活作為靈魂中的獨立的秩序之源被明確地排除了。而且，這個立場在壹開始就伴隨著壹種反叛宗教的態度，因為宗教承認realissimum存在於人的意識之外。這是出現在1840至1841年博士論文中的馬克思的立場。

在前言中，他攻擊了普魯塔克（Plutarch）的“神學化思想”(theologizing intellect)，說他竟敢批評像伊壁鳩魯（Epicurus）這樣的哲學家。馬克思反對這樣的傲慢，要捍衛哲學的“主權”（sovereignty）。

哲學並不保密。普羅米修斯的告白——“總而言之，我憎恨壹切神靈”——就是它自己所特有的告白，就是它自己對天上地下壹切不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至高神的眾神靈的判決。沒有人可以嘲笑它。

對於哲學而言，人的自我意識就是神，“普羅米修斯就是哲學史上第壹位聖人和殉道者”（同上，頁10）。

在論上帝之存在的壹個註釋中有關於這個主題的詳細闡述。 上帝存在的證明在邏輯上是毫無價值的，而且也是不能切中要害的。壹切神靈，無論是希臘的還是基督教的，就他們是人生中真實起作用的“真實力量”而言，都是真的存在的。如果把神想象成是真實的，那他們確實就會在信者的心靈中起作用。不過，他們是壹些主觀的觀念，他們在這些主觀觀念不被接納的地方是不起作用的。“把紙錢帶到壹個不懂得用紙的國家裏面去，那兒的人們都會笑話妳的主觀觀念。帶著妳的神到壹個信奉其他神的國家裏面去，那兒的人們會證明妳是受了想象和抽象的禍害。”“某個國家對於某個外來的神而言，乃是壹個理性的國家，是這個神不存在的地方。”馬克思對上帝存在之證明的用處的看法，更清楚地顯示出了有理智的自我意識的終極性所包含的隱義。如果說上帝之存在的證明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那它們至少將證明人的自我意識的存在，事實上，它們正是意識的“邏輯說明”（logical explication）。比如，在本體論證明中，那個憑直覺被看成是上帝觀念之來源的存在（being），其實不是上帝，而正是自我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證明上帝存在的壹切證據事實上是上帝不存在的證據。對路的證明應當是這樣的：“因為自然的組織是如此糟糕，因此上帝必然存在”，或者說“因為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因此上帝必然存在。”但是這樣的表述不是意味著“神為這樣壹個人而存在，在這個人看來，世界是不合理的，因而他自己也是不合理的”嗎？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麽意思呢？馬克思用壹句話總結了這些思考的結論：“神沒有理由存在”（同上，頁81）。

因此，意識的主權與反有神論的反叛是在壹開始就有的。它們作為動機進入到了馬克思對由黑格爾體系造成的哲學處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爾與亞裏斯多德的哲學體系中，哲學“封閉自身成為壹個完整的、全體的世界”，像這樣的體系乃是哲學中的“節點”（nodal point），它們中斷了哲學的直線發展。要在沈思中來進壹步完善這樣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其繼承者將轉向哲學實踐和對時代的批判。

這是壹個心理規律，當理論思想完全自由的時候，會轉化成實踐的能量，並且將反對那獨立於它而存在的世俗現實。（同上，頁131）這樣壹種半沈思半行動的景觀在後亞裏斯多德和後黑格爾的哲學“履歷”中都沒有發揮過啟發作用。不過，當後繼者（epigoni）的表現不佳的時候，這樣壹種處境不可避免了。 壹旦人的自我意識完全具體化在這樣壹種體系當中，他就無法再回到非理性的信仰。 從後繼者的這種哲學與世界之間的半心半意的妥協出發，只能走向哲學的完全屈服以及對於世界的激烈“批判”。“在雅典面臨毀滅威脅的情況下，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勸雅典人完全地撤出雅典，在海外新的環境中創立壹個新的雅典。” 顯然，早在博士論文之前馬克思就已經明了這壹步驟的確切本質。至少，在馬克思寫給他父親的壹封信中（1837年11月），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暗示，舊的信仰已經動搖，必須把“新神”供奉在祭壇之上。馬克思（19歲時）已經從唯心主義哲學轉向了“在實在本身之中尋求理念。……以前神靈居住在地球的上方，現在他們已經成了地球的中心”。

憑借人類行動把邏各斯化身在世界之中，通過這壹令人著迷的綱領，反叛態度發揮了歷史影響。在黑格爾那裏，邏各斯（理性）自身化身在實在之中，哲學家可以通過反思發現其彰顯。他的歷史哲學就是對於觀念在實在中的真實展開的壹個反思。觀念的展開絕不可能成為人類行動的目的。我們應當特別註意，黑格爾把歷史偉人定義為壹個其行為符合觀念運動的人，但這個定義絕不是讓人有意地符合觀念運動而成為歷史偉人壹個良方。不過，馬克思沈溺於其中的正是這種顛倒。黑格爾的諾斯是沈思的，馬克思拋棄了沈思，把諾斯轉變為行動。

我們很熟悉這種精神病案例。我們在談到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聖靈附體的安慰者（Paracletes）時已經予以充分地探討； 在談到孔德的人的啟示時，又研究了它在現代的充分發展。基督教意義上的邏各斯甚至在黑格爾那裏就已經稀釋成了觀念，而馬克思本人也羅嗦地反宗教，但是這壹切都無法掩蓋這個事實：馬克思是中世紀宗派式的聖靈附體的安慰者（Paracletes），是壹個邏各斯成肉身的人，通過他在世間的活動，人類將普遍地成為盛裝邏各斯的器皿。

不過，對這樣壹個刻畫必須予以限定，因為馬克思認為邏各斯不是降臨到人身上的壹個超驗的靈，而是在歷史過程中實現的人的真正本質。人，即真正的人，必須從壹直束縛著他的歷史羈絆中“解放”出來，以達到他在社會生存中的完全自由。人的真正本質，他的神聖的自我意識，作為酵素存在於世界之中，以富有意義的方式推動歷史前進。到了某個時刻，這個本質會爆發——壹開始是在壹個人身上，隨之在壹小撮人身上，最後大革命將會帶來真正的人的充分的社會實現。這個大爆發的觀念在根本上是與孔德的觀念壹致的，在孔德那裏，實證精神首先是通過個人的冥想實現在個人身上，隨後是這種個人的創新擴張為社會的更新。馬克思的精神病癥與孔德的壹樣，存在於人的自我神聖化和自我拯救；人的自我意識的內在於世界的邏各斯取代了超驗的邏各斯。在癥狀上表現為反哲學和觀念恐懼癥的東西，必須在病因上理解為內在意識對世界之精神秩序的反叛。

2.《費爾巴哈提綱》——新唯物主義
這就是馬克思觀念的核心。關於這個核心本身，馬克思有反復的、詳細的闡述，而在這個核心之外，則展開了更為冗長的細節。我們將局限於表述幾篇最集中地討論這個綱領的文章。我們先來思考《費爾巴哈提綱》。

《費爾巴哈提綱》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提供了壹個簡明的字典，可以讓我們把馬克思的術語與傳統哲學的術語對照起來。關於哲學與這種新的反哲學之間的沖突的根本問題，提綱第11條告訴我們：“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這個句子是理解整篇提綱的壹個關鍵。如果“解釋”與“改造”之間的對立只是涉及亞裏斯多德關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傳統劃分，那麽這種對立沒有什麽意義。哲學家當然解釋世界，因為解釋世界正是bios theoretikos的功能；不能因為與改造世界無關而貶低理論的解釋功能，因為沒有人認為冥想可以取代實踐，或者實踐可以代替冥想。況且，人能夠“解釋世界”，卻不能夠像解釋世界那樣地去“改造世界”，人只能活動在世界“之內”。然而，這個奇怪的術語卻揭示出了馬克思的意圖，把只有在冥想中才有可能的那種對於世界的態度貫徹到實踐中去。馬克思的“實踐”改造了“世界”，因為這個世界被理解為存在之流，觀念與理性在其中具體地流趟。邏各斯不是靈魂與世界的不變的秩序，可以在超脫世界的冥想中發現；它是在世界之間辯證地運動著的觀念，我們只能通過實踐融入到它的歷史的具體的運動之中才能把握這運動著的觀念。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實踐”乃是壹種幻影式的實踐，與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那種幻影式的思辨相呼應。

這個“世界”是具體的歷史之流，人的生命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它是歷史之中的人類生命的壹部分。除了社會性的、歷史性的人類世界的命運，人並沒有那種宗教意義上的靈魂的命運。從這個立場出發，馬克思批判了費爾巴哈，認為費爾巴哈雖然把宗教視為人的虛幻的構造，從心理上予以消解，但他仍然堅持個人的本性是這種幻覺的產生者。在費爾巴哈看來，神是想象的主體，是人的思想的投射，在它身上被賦予了人的最高價值。“絕對存在，人的神，乃是人自身的存在”。神是“人的鏡子”，在神的身上，人投射了“他的最高級的思想和最純潔的感情”；因此神是“人的本質”。歷史的偉大轉折點將要到來，當“人們意識到人的唯壹的神就是人自己。……Homo homini Deus!［瞧這人神］”

神的幻像應當放下，人必須收回那些他投射到神聖的、超自然存在中去的那些東西。

對於這壹切觀點，馬克思是衷心地贊同。他所不滿意的是費爾巴哈“把宗教本質消解成了人的本質”（提綱6）。人的本質，個人的“宗教情感”，是並不存在的壹種抽象（提綱6，7）。費爾巴哈把“孤立的”個人視為宗教幻覺的創造者。然而個人並不沒有“人的本質”，在實際上，它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提綱6）。“宗教情感”本身是社會的產物，個人之所以有宗教的感受，是因為他“屬於壹定的社會形式”（提綱7）。費爾巴哈正確地看到了創造超自然神聖存在過程中的“宗教上的自我異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這壹事實。他確實已經“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但是他還沒有看到最為重要的壹個問題：“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分離出去，並在雲端把自己固定為壹個獨立王國”必定是有原因的。這個奇特的過程只能通過“世俗基礎內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解釋。”費爾巴哈的分析還不夠深入。世俗基礎內部的矛盾本身必須“在理論上予以領會，並在實踐上使之革命化”（提綱4）。

在澄清了實踐的含義之後，我們必須來讀壹句總結性的話：“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提綱8）。我們不能把社會生活的實踐誤解為是寂靜獨處的冥想生活的基礎。它的意思是：壹切生活都是社會的，不存在寂靜獨處的維度，壹切生活都實踐的，不存在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那種冥想的合法維度。因此，“壹切在理論上引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提綱9）。馬克思以極大的熱情來封閉生存性實踐，防止它偏向冥想，他明確地譴責任何通過教育來改變社會的嘗試。這種嘗試沒有看到教育者本身必須受教育，它會使社會分裂成兩個部分，其中的壹個部分會以壹種奇怪的方式淩駕於另壹部分之上。環境只有通過人的行動才能改變；而改變與行動是重合的，因此在事實上，環境的改變乃是壹種自我轉變，這種自我轉變正是那個必須被理解為“革命實踐”的過程（提綱3）。那種認為認識與道德行為之主體不同於認識與道德行為之客體的觀念必須被取消；主體本身必須被視為是“客體性的”，而人的活動必須被視為是“客體性的活動”。另壹方面，實在不能被設想為是主體的對象，而應當被設想為是“人的感性的活動”（提綱1）。用傳統哲學的話來說，革命實踐被定義為壹個生存之流，主體在其中客體化，而客體在其中主體化了。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新唯物主義”的立場；這就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的立場，不同於那種只認可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立場（提綱9，10）。

3.對天國的批判與對塵世的批判

馬克思的批判性實踐始於對宗教的批判，繼而進入對政治與經濟的批判。對於第二階段的問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予以了系統的表述。
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這樣壹個洞見：對於人而言，人是最高存在；這個洞見隱含著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壹切使人受侮辱、受奴役、受遺棄、受蔑視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9－10
“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壹切批判的前提”。人曾經在“天國這壹幻想的實在中尋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現在他認識到他自己就是超人，他將不再滿足於承認自己是非人，他以前相信自己是非人。

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

但是這個人（針對費爾巴哈！）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社會的世界產生了宗教，“壹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顛倒的世界”。宗教是這個顛倒世界的“總理論”。它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撫慰的那個世界的鬥爭”。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它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1－2）。
廢除宗教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結束。現在必須以“現實的幸福”取代“人民的虛幻的幸福”。撕碎“鎖鏈上那些虛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舊戴上“沒有幻想沒有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鎖鏈，采摘新鮮的花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2）。  從幻想中醒悟過來的人將恢復他的理智，“圍繞著他自身這個真實的太陽轉動”。由於“真理的彼岸世界”已經消逝，“歷史的任務”就是要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與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法與政治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2）。

4.西方政治與德國激進革命

當馬克思著手批判法與政治的時候，他不是批判現實的制度，而是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馬克思在為這個程序作辯護時提出了他對德國政治及其與西方政治文化之沖突的理解，極富見地，既便到了今天仍然值得完整細讀。在這裏，我們必須局限於討論其解釋原則。馬克思註意到德國與西方在政治發展上的時間差。英國與法國的革命已經在他們的國度內消除了古代政制並確立了作為市民社會之表達與工具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些國家的革命是由壹個階級來實施並取得成功的，卻被體驗為整個民族的代表性革命。這種類型的革命並不是總能取得成功的，有某些條件必須達到。“社會的壹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這只有當革命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從事社會的普遍解放”時才有可能。只有當經濟的新價值與教育特權至少在原則上可以為每個人都擁有的時候，擺脫封建政制的政治解放才可以被體驗為普遍有效。然而在事實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任何壹個階級要能夠扮演這個角色，就必須在自身和群眾中激起瞬間的狂熱。在這瞬間，這個階級與整個社會親如兄弟，匯合起來，與整個社會混為壹體並且被看作和被認為是社會的總代表。……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

僅憑借“革命精力與精神上的自信”不足以獲取解放者的地位。為達到“人民革命同市民社會特殊階級的解放完全壹致”，必須存在另壹個階級，它被看作是“壹個特殊的社會領域”，“是反對整個社會的昭彰罪惡”，從這個階級解放出來就表現為普遍的解放。法國貴族和法國僧侶的“消極普遍”意義決定了作為解放階級的法國資產階級的“積極普遍”意義。

在所有這些方面，德國的政治發展是落後於時代的。未有革命發生，時代錯亂（不合時宜）的古代政制繼續存在。不存在發生壹場西方意義上的革命的前景，因為德國沒有壹個“勇毅與無情”的階級可以作為社會的消極代表，也沒有壹個“胸懷足夠寬廣”、“具有革命大無畏精神”的階級可以與人民魂魄相同，哪怕是瞬間相同也不可能。“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不是戲劇性的，而是史詩般的”。其結果是，“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也是未等到勝利就遭到了失敗”，未等到表現出自己的寬宏大度的本質，就表現了自己心胸狹隘的本質，剛剛開始同高於自己的階級進行鬥爭，就卷入了同低於自己的階級的鬥爭。

當諸侯同君王鬥爭，官僚與貴族鬥爭，資產者同所有這些人鬥爭的時候，無產者已經開始了反對資產者的鬥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13－14）

西方國家與德國的不同的政治發展帶來了重要的後果。西方革命不是歷史的終結。完善的現代國家已經使人得到解放了，宗教與財產的不同不再決定個人的不同的政治地位。“完美的政治國家在本質上是與人的物質生活相對的人的類生活”。人的“利己主義生活”（egoistic life）作為社會生活被保留在國家的領域之外。在完美的政治國家中，人過著雙重生活：在政治團體中他過著類存在的生活，而在社會中他作為私人而生活。通過人的完全社會化而達到的完全的解放，這壹步尚未實現。“政治解放是壹個大進步”，不過“它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後形態”；它只是“在目前這個社會秩序之內的人的解放的最後形態”。 德國則不同，迄今為止甚至連政治的解放都尚未實現。但正是因為德國的政治處境是時代錯亂的，如果處於嚴肅的討論之下，德國的政治思考就可以從這個現實中抽離出來，轉而通過黑格爾把“現代國家的觀念”發展到它的最後結局。“德國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國家做過的事情。德國是這些國家理論上的良心”。德國的政治思想已經意識到人通過政治國家的解放是不完全的。問題是：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壹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9）

在德國與西方國家的對照中，在剛剛提出的這個問題中，馬克思最接近於德國的民族思想家。他認真地關註德國在其他國家中的地位。他看到了政治的災難似乎切斷了擔任歷史重任的壹切盼望，也看到了思想上的輝煌成就。他感到自己是壹個思想家，可以把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引向實踐的結果，但是他也擔憂，德國人民是否能夠成為解放人類的終極革命的執行者。德國“不是和現代各國在同壹時間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間階梯的”。它在理論上已經超越的階梯，它在實踐上卻還沒有達到。“激進革命”（radical revolution）的筋鬥（salto mortale）如何可能呢？更為可能的壹個結局也許是這樣的：“有朝壹日，德國會在還沒有處於歐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處於歐洲瓦解的水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11）。但是馬克思拒絕這樣壹個預言的景象。他認為西方意義上的政治革命對於德國來說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還是相信徹底革命的可能性。“徹底的革命、全人類的解放，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確切地說，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同上，頁12），德國的解放不可能像西方那樣，由社會中的壹個特定階級逐步實現，德國的解放只能由壹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即無產階級，壹舉完成（同上，頁14）。

5.德國革命與新教

無產階級是壹個“壹切等級解體的等級”，“壹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它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因為威脅它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壹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於歷史的權利，而只能求助於人的權利，它是這樣壹個領域，即，“若不解放其他壹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它是人的完全喪失，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的回復才能回復自己本身。……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的等級就是社會的解體。……無產階級宣告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只不過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為它就是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

因此無產階級是哲學的物質武器，而哲學也成為無產階級的資料武器。思想的閃電壹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

這個解放的頭腦就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同上，頁14－16）

通過德國無產階級把哲學轉變為現實，這個信念得到了對德國改教運動之反思的支持。從德國的過去來看，相信這樣壹場起始於思辨的革命是有道理的。

德國的革命過去就是理論性的，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當時的革命是從僧侶的頭腦開始壹樣，現在的革命則從哲學的頭腦開始。

路德的改教是德國革命的第壹步。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但又代之以信仰的權威。他把人從外在宗教性中解放出來，卻又把宗教性變成了人的本質。因此新教並沒有帶來真正的解決，但是它正確地提出了問題，即與僧侶作鬥爭。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侶的鬥爭已經取得了勝利，現在是要繼續與自己的內心的僧侶作鬥爭，與自己的僧侶本性作鬥爭。

德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事實，農民戰爭，因碰了新教神學的壁而失敗了。今天，當神學本身遭到失敗，時代錯亂的政治的現狀也會因碰到新哲學之墻而破滅。（同上，頁10）

這些段落表明，馬克思很清楚他自己的思想與德國新教之間的聯系。確實，從路德對教會權威的摧毀，經由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鮑威爾(Bruno Bauer)、費爾巴哈(Feuerbach)這壹代人對教義象征的摧毀，最後到馬克思對“壹切神靈”，即壹切權威秩序的摧毀，其間貫穿著壹條清晰可辨的思想路線。雖然我們不能說新教的道路以某種內在必然性決定了從路德走向黑格爾和馬克思，但我們的確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乃是德國自由主義新教之壹支解體的最後成果。

6.解放與異化

解放是馬克思用於設想人走向其完全自由的壹個普遍範疇。“壹切解放都是人類世界關系縮減為人自身”。宗教的解放是宗教縮減為制造宗教的那種人的意識，這是由費爾巴哈達成的。

政治的解放則是人在壹方面縮減為市民社會的壹個成員，即自利、獨立的個人，另壹方面縮減為壹個市民，即道德的人。

人的這種分裂必須通過接下來的最後壹步的解放予以克服。只有當“真實的人收回抽象的市民，”只有當他“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從他自身分離出去”時，人的解放才是完全的。 對國家的克服乃是在結構上類似於對宗教的克服的壹個歷史問題。

政治制度迄今為止是宗教領域的，是人民生活的宗教，它曾是與其實際的世俗生存相對的慷慨的天堂….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是人民生活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過去的歷史是人的“異化”過程，未來歷史的任務乃是人的“解放”。在異化或自我異化過程中，人把自身喪失在宗教的彼岸以及社會制度之中；通過解放，人把他的本質之中的這些客觀化了的部分收回到了他的生存之中。我們已經抵達了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核心。解放的歷史（通過政治，從宗教解放到終極的社會解放）是異化過程的逆轉。為了實現決定性的解決，革命思想家必須擁有對於罪惡之起源的決定性的理解。當代的罪惡來源於人與自然之關系，只有通過把自然置於人的控制之下，罪惡才有可能被克服，超越自然的自由才能展開。人與自然關系的變遷興衰是歷史的主題。我們必須從人的原始開端——人剛從動物狀態中呈現出來之時——追溯人的歷史；我們必須追溯人越來越卷入到生產過程中去直至完全異化的各個階段；我們必須進壹步研究與異化的發展相應的解放的可能性；最後，我們必須設想以革命推翻異化秩序，代之以自由秩序的觀念。

7.本質與歷史過程

壹切批判性的歷史都必須從某些“前提”開始。它們絕不能是教條性的，它們必須是“現實的前提”。它們是“現實的個人，他們的活動和物質生活條件”。第壹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具有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67）。壹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就把自己與動物區分開來，在這樣的生產中，人間接地生產了他們的物質生活。他們的生產方式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從這個起點出發，馬克思追溯了家庭層次的生殖和勞動分工，部落和地方層次的進壹步分工，以及現代國家條件下的生產體系和勞動分工，以及國際市場中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與生產分工相平行，與物質生產生活過程緊密相關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觀念也在發展。

意識永遠不可能是別的，而只能是意識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就是他的現實的生活過程。

“意識形態”沒有它們自身的歷史，它們是物質過程的副產品。“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隨著批判性歷史的發展，“哲學失去了它的生存媒介”。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壹般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以馬克思所進行的那種方式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壹卷，頁72－74）。

“物質生產過程”及其勞動分工帶來的專業化被確認為歷史的不可縮減的本質。專業化的過程包含著壹種不可避免的越來越痛苦的沖突，即勞動者個人的利益與通過分工和產品交換聯合在壹起的群體的利益之間的沖突。
當分工壹出現之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壹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壹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壹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同上，頁85）。
在更原始的技術條件下，這種對於專業化活動的依賴尚可忍受，因為在這個程度上的專業化給多樣化的人類活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而在世界市場內的工業化生活條件下，處境就變得災難性了。

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壹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客觀力量，這是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壹。（同上，頁85）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勞動不僅生產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了。……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東西。……他給予對象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立。……工人成為他的對象的奴隸。……他的工作是外在於他的存在的。……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它不是滿足勞動的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需要的壹種手段。……結果，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性行為，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自由活動，而在運用特有的人的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吃、喝、生殖當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並使它們成為最後的和唯壹的終極目的，那麽，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同上，頁40－46）

人由於其與自然的普遍聯系而與動物區別開來；他不僅僅是為了必需品而生產，而且也通過科學與藝術賦予他的物質生存以形式。人的生活所特有的物質生產活動的整個範圍都被貶低為維生的手段。人的生產性的、自由的生存“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人的生產活動中的這種“異化”是內在於勞動分工之中的；它與工資的高低無關。提高工資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的工資，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分和尊嚴”。“甚至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對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對於工人來說是偶然的，因為這是他所無法控制的，“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夠使他們加以控制”（同上，頁120）。

最後這句話容易摧毀我們平常的臆斷，即馬克思同情他那個時代的工人的現實苦難，以為隨著工人命運的改善革命的動機會消失。社會改革不是克服馬克思關心的那種罪惡的良方。罪惡在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成長為若不服從就會受饑餓威脅的、不得不服從的“客觀力量”。時不時出現在馬克思描述之中那些普遍的特征可以按下列標題予以表述：

（1）工人與工具之間的分離。這個特征是由工業技術決定的。沒有人可以單獨地擁有和操作現代工業生產的工具。“工廠”或“工地”不可能是壹個“家”。

（2）工作的依賴性。這個特征也是由同壹原因決定的。人只有在某個把生產工具與產品市場組合起來的“企業”中找到工作，才有可能謀得生存。

（3）勞動分工。沒有人能夠生產出壹件完整的產品。生產過程必須有壹個中心計劃，單個的工人被局限在分配給他的那個過程的階段。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對人的尊嚴的最高的侮辱在於這個事實：即，在人臨終的時候，他也許不得不說：我把我的壹生都投入到了合作生產某種類型的Grand Rapids家具上，從而貶低了我自己和別人的人性。

（4）專業化。這個特征直接與前壹個特征相關。如果人的工作局限在壹個小的生產部門，他對於總生產沒有影響力，那麽，既便總產品不是對於人的尊嚴的侮辱，人的生產活動也沒有值得欣賞的展開。

（5）經濟的相互依賴。現代人的生存受到了永遠的威脅，他們不是像農民那樣受自然災害的威脅，而是受壹些不受他控制的社會行為的威脅，它們可能是新的發明，或者是通過關稅關閉市場，或者是經理的失策，或者是消費者口味的變化，或者是普遍的經濟危機。在生存壹直受到威脅的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過完整的生活。

8.社會主義的人

所有這些特征都與生產的工業體系有關聯。由於馬克思並不想取消工業體系，特別是由於他充分地意識到任何社會組織的變化——如公共財產或生產設備的變化——都不能取消這些罪惡，那麽問題就出來了：他究竟想通過共產主義革命達到什麽目的？這是馬克思思想體系的壹個關鍵點，也是通常容易忽略的壹點。馬克思關於這壹點說得不多，但是他就這壹點所說的話已經足以毫無疑義地澄清他的意圖。聽起來很異想天開，他想保留工業生產體系的不可避免的技術專業化，卻又想取消人的專業化。革命中出現的人被設想為是壹個完整的生產性存在，他隨自己的興趣第壹天弄機器，第二天上辦公室，第三天做文學家。對於這個觀念的原始的、但是明白無誤的表述出現在他抱怨勞動分工造成了獵人、漁夫等職業固定化的那個場合。這項罪惡將在

共產主義社會中得到克服，在那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飯後從事批判，但是沒有非得成為壹個獵人、漁夫、農夫或批判者。（同上，頁85）

盡管聽起來難以置信，但這就是馬克思遷入到現代工業體系處境之中的理想。為了讓人能夠重新獲得他們的“自我能動性”（self-activity），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針對異化的革命是必要的。它將會采取“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的形式。由於國際性的勞動分工，生產力以壹種普遍的、世界範圍的相互依賴的體系的形式而存在。

因此，占有必須帶有同生產力與商業的普遍性相適應的普遍性質。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因此也就是對個人當中的總體才能的占有。

為了實現這種類型的人的實現，需要某種特定類型的個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實現這個功跡，因為他們個人的生存不再與特定類型的會局限其活動興趣的財產捆綁在壹起。壹切以前的革命都是有局限的，因為革命階級的自我能動性（self-activity）受到它的特定類型的私有財產的限制。無產階級沒有財產，它正是把許多生產工具“歸於每壹個個人”，把“財產歸屬於全體個人”的合造的執行者。而且，革命的方法是由工業體系的普遍性決定的。惟有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的大聯合才能摧毀現存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權力；唯有這樣的普遍革命才能發展出實現這種占有所必需的普遍性和能力。惟有在這樣的革命之後，“自主活動才與物質生活壹致起來”。只有這樣，“個人才發展成為完全的個人”，“勞動將轉變成自主活動”，“迄今為止受制約的交往將轉變成這樣的壹些個人之間的交往”。勞動分工不可能通過忘卻分工而予以消滅，

個人必須重新駕馭物的力量，從而消滅分工。若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

“完全的個人”（total individual）或者“社會主義的人”（socialist man）就是歷史的目標。人必須走出異出，重新完全地獲得自身，從而成就其完全自由獨立的本質。“從財產中解放出來”乃是這個劇本的最後壹幕。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段落，馬克思在其中簡明地闡述了他關於社會革命的觀念與他最初的反叛上帝之間的聯系。

任何壹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而且只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

壹個靠別人的恩典而生活的人是不獨立的，而當別人“創造了我的生活”，當我的生活在我自身之外的時候，我是徹底地靠別人的恩典生活。馬克思悲哀地想，創造乃是壹個相當深地根植於人的意識之中的觀念。
自然界和人的通過自身的存在（being-through-itself），對於人們來說是不能理解的，因為這種存在是同實際生活中的壹切真實體驗相矛盾的。
人知道自己是存在之鏈中的壹環，他必然會問：這個鏈條懸在什麽東西上面？我們如何來回答這個不合時宜的提問者呢？馬克思給出了壹個與孔德相同的回答：不要問這樣的問題；它們是壹些“抽象”問題；它們是毫無意義的；立足於存在與生成的實在吧！如孔德那樣，在關鍵點上，我們面對的是壹個不要問無聊問題的命令。壹個不提這樣的問題的人就是“社會主義的人”。

9.粗陋的共產主義與真正的共產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人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關於他通過他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人在自然之中的實在性（essentiality）是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面對這樣的體驗，對於超乎人與自然之外的異在的存在物的探求，在實踐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

無神論，作為對這種非實在性的否定，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無神論是對神的否定，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

社會主義不需要以無神論作為中介，它直接從自然中的人是人的真正本質這壹感性意識出發的。它是人的積極的自我意識，不再以揚棄宗教為中介。同樣，“真正的生活”是人的積極的實在，無需以消滅私有財產為中介，既無需以共產主義為中介。對於歷史的下壹個階段而言，共產主義作為“對否定的否定”是積極的，“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同上，頁88）。共產主主義和無神論是歷史上的必須予以克服的國家的反觀念。如巴枯寧那樣，馬克思意識到，把壹系列不外是對現存惡的否定的具體要求作為內容輕易地塞入到未來理想之中，這樣的嘗試背後隱藏著危險。共產主義不是壹個制度的改革，它實際上是對人性的改造。

有見於這種危險，馬克思仔細地區分了“粗陋的共產主義”和“真正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原始共產主義是取消私有財產的“積極表現”；它確立了“普遍的私有財產”，它只是“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完善”。財產對事務的主宰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粗陋的共產主義想要消滅不能被每個人作為私有財產占有的壹切東西。它認為物質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的唯壹目的。工人的生存沒有取消，而是推廣到壹切人身上，它想要用暴力來摧毀壹切人的特有天賦。這種類型的共產主義的實質在它的公妻觀念中顯示得特別清楚。“公妻制這種思想暴露了這個完全粗陋的和無思想的共產主義的秘密”：婦女離開婚姻走向普遍賣淫，財富的世界也離開私有財產進入到與整個社會的普遍賣淫關系。這樣的共產主義“由於極端否定人的人格（personality）”乃是以往的私有財產的延續。“把自身構造成權力的普遍忌妒，只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形式，貪欲在其中以壹種不同的形式回復自己、滿足自己”。私有財產條件下的競爭乃是對於更大的私有財產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粗陋的共產主義表現了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化欲望的頂點。以這樣的方式取消私有財產並不是對私有財產的真正的占有，它否定了文明，倒退到那不是超越了私有財產、而是未達到私有財產的貧窮的人民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因此，粗陋的共產主義不外是由社會作為總資本家來發放平均收入的壹個勞動社會。“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想把自己作為積極的共同體確定下來的私有財產的卑鄙性的壹種表現形式”（同上，頁74－76）

我們已經討論過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本質。作為結論，我們在此增加壹些來自眼前這個段落的表述。真正的共產主義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人的復歸，“保存了人類迄今發展的整個財富”。它是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的自然主義，“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然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以及自然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 （同上，頁77）。

10. 共產黨宣言

當《共產黨宣言》在世界舞臺上出現的時候（1847年12月-1848年1月），馬克思的觀念的產生就已經充分完成了（同上，頁248－307）。就歷史、革命、共產主義等觀念而言，《宣言》並沒有包含新內容，相反，其內涵遠比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內容為少，由於這個文件並不追求理論目的，而僅作宣傳之用，因此這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如果不是從觀念的角度來看，那我們必須稍微詳細地討論其陳述。《宣言》乃是政治辭令的傑作。壹個世紀之後，它的辭句並未喪失其革命激情以及在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

在開場白中，其作者確定了他們的《宣言》的重要程度。共產主義已經被歐洲的壹切勢力公認為壹種勢力。它是壹個在歐洲遊蕩的幽靈。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勢力的公認賦予共產主義者以責任，向全世界公開表明自己的見解。壹種新的力量進入世界，來對抗舊世界的勢力。

《宣言》的第壹部分提出了共產主義的歷史觀。“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的鬥爭的歷史”。階級與等級、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存在。然而，現代社會不同於壹切以往的歷史時期，它的階級對立簡單化了。

我們的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摩尼教式的引人入勝的簡單模式得以確立，只有兩種勢力——善與惡，任何人都非此即彼地歸於其中的壹個陣營。接著，遵循這個模式，《宣言》首先討論了資產階級的產生，然後討論了無產階級的產生。

資產階級產生於中世紀的農奴，成為現代工業和商業的運作者，使現代工業和商業遍布全球，它創造了現代的代議制國家作為其政治工具。“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對其革命作用的描寫是以這樣的評論開頭的：資產階級“已經破壞了壹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的關系”。但是開頭的這些貶損的話語不久就變成了對資產階級功跡的贊美。資產階級“實現了遠比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更為偉大的奇跡”。它使得“壹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治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普遍的相互依賴所取代。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從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中產生出了壹種世界的文學”。由於交通的發達，“甚至最野蠻地民族都被卷入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壹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除非它想滅亡。“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了壹個世界”。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很大壹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

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的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簡言之：我們聽到了真宗孔多塞（Condorcet）的語調，懷著極大的驕傲期盼著壹切歷史文明的徹底摧毀以及全人類轉變成壹個普遍的資產階級社會。

然而，如同除共產主義之外的世上萬物那樣，資產階級的輝煌是短暫的。資產階級必將過時，其成就將被在它的統治下成長起來的後繼者無產階級所繼承。“現代工人階級只有當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對無產階級生存狀態的描寫沒有什麽新內容。有趣的是對於鬥爭階段的描寫：“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壹開始只是針對個人的、地方性的壓迫的個人性的、地方性的鬥爭。隨著工業的擴張，無產階級的隊伍壯大起來，他們的共同處境對他們來說也變得更清晰。聯盟和協會開始形成，地方性的反叛暴發。繼暫時勝利之後的失敗，其真正成果是國家範圍內的聯合和階級鬥爭的集中化。無產階級逐步組織為壹個階級和壹個政黨。更大群體的進壹步無產階級化把整批受過教育的人拋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舊社會的瓦解使得統治階級中的壹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

正像過去貴族中壹部分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壹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壹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壹水平的壹部分資料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這樣，我們最後就遇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卻能夠告訴無產階級歷史的意義，以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者身分成為無產階級的思想領袖。

《宣言》的第二部分討論了無產階級與共產黨人之間的關系。在此我們發現壹套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新的觀念。開頭的那句話特別重要，因為它們包含了壹個原則，後來被發展成為共產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普世教會的觀念。這個部分的開頭足夠謙虛：“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但是第二句話把這種對競爭的拒絕轉變成了壹個普遍性的宣稱：“他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中的含義極其深遠，因為這個句子既不是對有待證實的事實的壹個陳述，也不是壹個綱領；它是壹個根本教義，宣布整個無產階級的精神都存在於共產黨。接下來的句子明確地排斥了任何綱領性意圖：“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與其他無產階級群體的不同不僅在於原則和綱領，而且還在於它們的實踐的普遍性。“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而且“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對鬥爭的地方的和時間的差異的越越隱隱地顯示出了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確實，接下來的壹個段落表述了先鋒原則：

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壹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壹樣的：“使無產階級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第二部分的其余篇幅闡述並捍衛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其作者強調了這個目的的非綱領性。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它們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壹般表述。

因此，不能夠把共產黨的原理理解為改造事物實際狀態的綱領性要求；相反，它們提示了事物的真實狀態，建議把已經內在於歷史過程的那些趨勢充分地實現出來。因此，針對共產主義的種種指責都是沒有根據的。有些反對者指責共產主義消滅私有財產的意圖。《宣言》承認這是共產黨理論的實質。但是，面對具有社會意義的私有財產都是資本家的財產而廣大人民並沒有這樣的財產這壹事實，這種消滅意味著什麽呢？從那些擁有這些財產的人那裏奪取財產是真正的剝奪嗎？不，因為，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因此，資本不是壹種個人力量，而是壹種社會力量。

做壹個資本家意味著“在生產中不僅占有壹種純粹個人的地位，而且占有壹種社會的地位”。

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裏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

所謂的剝奪只過是把實際處境改變成壹個公共秩序的原則。同壹種類型的論證接著也被運用於反駁那些關於共產黨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婚姻、民族性、宗教、以及“諸如自由、正義等永恒真理”之類的論調。

共產主義的原理把歷史進程提升到意識的層面。它們不是幹預既存秩序的綱領，它們是對於正在出現的、在舊社會秩序的瓦解過程中成長的秩序的洞見。共產黨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感到他們自己是歷史規律的執行者。共產黨人是人類走向自由王國征途中的指導者，在這個觀念中我們再次註意到了強烈的孔多塞的色彩——在啟蒙後的進步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沒有根本性的沖突，這壹點我們再強調也不過分。不過，歷史並不是全憑自己前進的，指導者必須施予援助之手。實現目標所需的原始資料是現成的，無產者作為壹個階級存在於社會之外，沒有財產，沒有民族（“工人沒有祖國”）。但是這些材料必須通過階級意識的蘇醒予以塑造，然後必須實施革命。奪取政權將會是壹個漫長的過程，在資產階級統治與自由社會之間將有壹個過度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 第壹步將是使無產階級上升到統治階級的地位，爭得民主。然後將運用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但是它們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階級差別將會消失，生產將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裏，公共權力將失去其政治性，因為它將不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最後，替代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宣言》最後以革命大聯合的著名號召作結：

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1.策略

《宣言》發表於1848年2月。就在那個月，巴黎革命爆發了。1850年，人們已經清楚，無產階級的世界性革命的時機尚未到來，於是《宣言》所激起的末世論興奮消退，革命策略的問題就呈現出來了。我們來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50年3月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有關策略問題的幾個段落，以此結束我們對馬克思觀念產生過程的研究。

共產黨所面臨的直接問題不再是在民主革命中掌握政權。能夠贏得革命的民主派不是共產黨人。直接問題是如何在革命的民主派開始行動的時候與他們聯合起來，並在共同勝利之後立即無情地反對聯盟。這實際上就已經是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過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處境，就是在勝利之後恢復對民主派的戰鬥。馬克思告訴他的聽眾，民主派小資產者壹旦實現他們自身的利益就“想趕快結束革命。”但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壹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壹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只是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對立，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同上，頁36812）為了繼續鬥爭，必須盡壹切可能阻止安定的政治局面。在沖突時期以及鬥爭剛結束以後，無產階級必須抵制壹切試圖壓制革命熱潮的企圖。必須迫使民主派信守他們的激進諾言，實現他們的恐怖言論。群眾暴動不僅應當得到容忍，而且應該由共產黨負責予以鼓勵和組織，以迫使民主派妥協（同上，頁370）。就德國而言，共產黨必須反對任何旨在構建聯邦憲法的企圖。“無任如何也不能容許每個村莊、每個城市和每個省都能夠阻撓革命活動，革命活動必須從壹個核心出發才能發揮最大效力” （同上，頁373）。而當憲政最終得到確立之後，共產黨必須通過自己的更為革命的要求來擴張民主派提出的每壹項立法改革。

假若小資產者主張贖買鐵路和工廠，工人就應該要求把這些鐵路和工廠作為反動派財產幹脆由國家沒收，不給任何補償。假若民主派主張施行比例稅，工人就應該要求施行累進稅；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議施行適度的累進稅，工人就應該堅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稅，從而使大資本走向覆滅；假若民主派要求調整國債，工人就應該要求宣布國家破產。這就是說，工人的要求到處都必須針對民主派的讓步和措施來決定。（同上，頁374）

建議的細節將會隨著局勢改變。其模式是清晰的，我們都很清楚：這是對於社會的系統性的破壞，期望共產黨這個少數派能夠在所制造的混亂中取得勝利。

12.結論

我們在敘述馬克思觀念的產生時盡可能地避免了批判性的評論。馬克思的思想除了少數專家之外很少為人所知，因此用大量的引文來構成其思想的內容顯得格外要緊。在這個結論裏，少量的評介將會有助於體系各部分相互之間的平衡，有助於估量它們的歷史意義——其歷史意義當然不同於馬克思所賦予它們的歷史意義。

在馬克思觀念的根本之外，我們找到了精神病癥，即靈知反叛。對此我們不必多說。這種病癥顯示出了我們在孔德那裏所發現的那些特征，而孔德的特征又從屬於壹個更大的科學的、反宗教的疾病模式，我們已經在“精神的無能”（Spiritual Impotence）那個標題下進行了研究。馬克思的靈魂邪惡地向超驗實在封閉。在危急的、後黑格爾的處境中，他沒有能夠通過回歸精神自由從而擺脫困境。他的精神無能沒有任何出路，只能轉向靈知的行動主義（activism）。我們再次看到了精神無能與世俗權力欲的典型結合，它所導致的是壹個聖靈存在（Paracletic existence）的宏偉的神秘主義。我們再次見識了與理性的沖突，幾乎跟孔德壹模壹樣，他專制地禁止關乎宇宙起源的問題，凡是有可能會幹擾他在反叛的監牢背後巫術般地創造新世界的那些問題，他都壹律予以禁止。如孔德那樣，馬克思不允許理性地探討他的原則，妳要麽成為壹個馬克思主義者，要麽閉嘴。我們再次印證了精神無能與反理性主義之間的相關性；壹個人不可能否認神而又保持理性。

精神的無能摧毀了靈魂的秩序。人被封鎖在他的特定生存的監牢之中。然而它並沒有摧毀處在監牢內部的那種思想活動的力量。無任我們在其他方面怎麽想，在邪靈般的封閉生存的層面上，《費爾巴哈提綱》不愧是壹篇神秘思辨的無與倫比的傑作。馬克思知道他是壹個創造世界的神靈。他不想成為受造物。他不想從受造物的生存視野來看這個世界——盡管他承認人要擺脫陳規是有困難的。他拒絕經驗中存在的分裂——人與世界、內在存在與越驗實在、人與神、主體與客體、行動與思想之間的分裂——這些分裂指向創造的奧秘。他想從對立統壹（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從神的立場來看世界。馬克思在《提綱》中構造了壹個對立面在其中互變的封閉的生存之流，從而達到了這種視野；他創造了封閉世界的象征，在其中主體是客體性的，而客體是主體的活動；凡事物是它們所是的地方，它們同時也是自己的對立面。簡言之：在對他的生存之流的描繪中，他運用了神秘家用於把神的體驗翻譯成世界內在語言的那種思辨方法。按照神秘思辨的標準來看，這種構造是完美無瑕的。它也許是迄今為止由想成為神的人所構造的最好的神物（world-fetish）。

我們必須認識這項事業的嚴肅性。對於壹個沈溺到如此邪惡的放縱的人而言，其觀點也許是令人討厭的，然而，盡管他的觀點令人討厭，其行徑滑稽可笑，卻並沒有減少它的社會危險性。有許多人想成為神靈。壹方面，馬克思對於普通人拉著自己的鞋帶上升為神聖的能力持壹種合情合理的悲觀態度，但是另壹方面，他又相信普通人完全能夠追求壹個自創的超人，這個超人輕易地許諾把他們也塑造成超人。在陷入了危機的文明之中，當精神制度瓦解，尤其是當科學主義（scientism）被制度化的情況下，我們在“精神的無能”那壹節中描寫過的那種局勢就出現了。社會對於壹切威脅著文明的精神閹割狀態（eunuchism）的有組織抵制削弱了，以至於有缺陷的人們當中更有活力的怪人可以成為群眾運動的發起者。

然而，馬克思觀念的影響力不僅僅在於其無神論反叛的力量和思想的自圓其說。馬克思觸摸到了現代工業社會的痛處，觸摸到了嚴重問題的病根（既便這問題不應當表現為壹場普遍的共產主義革命），那就是：經濟制度成長為每個個人生活中壓倒壹切的勢力，以至於在這種勢力面前壹切有關人的自由的討論都成為徒勞。除了那些與社會無關的期望之外，在壹個工業化的社會中，人不是他的經濟生存的主人。馬克思在“異化”的標題下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也大量地引用了他對這個問題的各種各樣的討論。他的範例是工業工人的命運，但工業工人的命運乃是在實際上吞沒了我們的整個社會的命運。至於這種病癥究竟達到了何等程度，這我們可以經由納粹革命的可怕經歷而得知，那場運動的承擔者不是工業工人，而是中產階級的下層——這壹定會使那些相信工業工人獨自承受經濟困境、失業威脅並因而獨自承擔革命的人感到沮喪。

盡管馬克思錯誤地判斷了這種病癥的嚴重程度，但他絕沒有誤判這種病癥的性質。馬克思是19世紀嘗試建立人類勞動哲學的唯壹的壹位有高度的思想家（後無來者），他從勞動哲學的立場出發對工業社會制度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不是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Ricardo）、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人那樣的經濟學著作，我們絕不能僅僅通過指出其價值理論、利益理論、資本積累等等理論中的缺陷而駁倒他。這些理論固然是有缺陷的，但是，誠如其副標題所示，這是對於政治經濟的批判，是對包含在經濟理論概念之中的社會神話的揭露，它試圖參透物質的內核，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達到關於這種關系的哲學，即勞動的哲學。在馬克思之後沒有哪壹位經濟理論家對馬克思科學的哲學基礎有足夠的興趣，從而進壹步地去探究這個問題，也沒有哪壹個現存的經濟理論學派理解並發展馬克思開創的這個重要開端，這顯示了這整個學科分支非常重要。

正如我們所見，馬克思所作的嘗試，其結論是可疑的。“完全的個人”把工業體系的勞動範圍“轉換”成“自主活動”，就像壹個羅賓遜在做自己的家務那樣，這樣的壹個觀念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這種解決方案中的末世論部分——即通過革命經歷改變人性從而使實現這壹事業成為可能——也只是壹種離經叛道的世俗之內的神秘主義。不過，對於病癥的診斷是完全可靠的。當前社會的工業體系從經驗上來看似乎是人的壹條死路，壹旦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通過“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來收買革命的權宜之計失靈，它就會受到共產主義革命的威脅。而這種共產主義極有可能就是馬克思所描繪的那種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粗陋的共產主義”。

盡管“粗陋的共產主義”的最可怖的形態構成了從俄國傳播到西方的那場社會革命的明顯成分，盡管我們必須認為粗陋的共產主義可能標誌著西方下壹階段的衰落，但這個歷程並非歷史的必然。馬克思在構建歷史的時候設想，經濟形態的發展乃是發生在壹個帶著意識形態附屬物的抽象的人類中間的。而在事實上，經濟形態的發展乃是發生在歷史社會中，意識形態的附屬物不外是這些社會的精神生活與文化。可怕的經濟問題有著壹個非經濟的環境，馬克思認為這個非經濟的環境是可以忽略不計的（quantite negligeable），然而正是這個非經濟的環境的存在使得我們無法預知將會發現何種方法來減輕“異化”的最壞後果，並普遍地應付工業社會的問題。

最後，讓我們來考慮最有趣的實踐問題，它是由馬克思觀念的反理性主義引起的。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只有通過禁止壹些討厭的問題才能夠在靈性反叛的層面上維持其哲學活動。理論顛倒成為幻影式的思辨將會給思想生活帶來何種災難，這我們可以在恩格斯的滑稽模仿和德國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派的低級喜劇中觀察到。這種奇怪的胡鬧的高潮就是列寧的歷史辯證法的觀念，他認為歷史辯證法的任務就是要把康德的物自體（Ding and sich）改造成現象。當我把這個珍品指給我的哲學朋友們看的時候，他們狂笑，幾乎不相信在這個沈悶的世界裏會有這樣幹凈的高級玩笑。當馬克思的觀念成為官方信條之後，這樣的半吊子和明擺著的愚蠢只有通過極端地禁止哲學才能免受嘲笑。壹個已經達到工業生產層次的社會，其生存有賴於嚴格的科學理性的標準，禁止哲學會給這樣的壹個社會帶來什麽，這只有在未來才能看清楚。俄國報道的壹些事件，如李森科（Lysenko） 軼聞，似乎表明江湖騙子層次的非理性主義甚至已經侵入到了自然科學之中。發表在美國雜誌中的俄國“哲學”論文符合了最壞的期望。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壹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官方信條予以貫徹的社會可能由於思想上的不誠實而自殺。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共產專制

作者 辛灝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製度是專製製度的最高階段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製，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製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製和專製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記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沖破中世紀宗教專製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製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製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製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製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麽，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意大利誌在推翻專製、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製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製製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製統治，一邊又要用專製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製，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復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製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製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製製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製的艱難反復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復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製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茍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製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占有最高公職並且控製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侖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製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裏，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裏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裏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幹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沖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製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仆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閑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製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製製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誌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復雜及反復較量，對德意誌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侖曾經占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裏，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製和專製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余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彌漫了整個德意誌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裏，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製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製製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製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裏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製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製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製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製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恒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向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恒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尤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製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製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裏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製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裏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尤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象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辨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辨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辨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辨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辨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擡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製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製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製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幹幹凈凈。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分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分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製”。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墻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一、錯誤的剩余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製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復較量中的嶄新民主製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註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托馬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象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泛濫還壞”。19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余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余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余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系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系。這個關系，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余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滅私有製”，提倡“公有製”，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余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系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製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余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去代替物與物的關系，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製君主，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製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製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製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余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沖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製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公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製、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製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沖破專製製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製，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製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系，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系，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到了這一本質的對立面，不僅將“資本主義”這個僅僅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行為與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等量齊觀，而且將之與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混為一談，甚至將它們並而論之為“資本主義製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可笑錯誤，而且是在實際上對於近、現代歐洲，乃至對於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了。

　　四、馬克思所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象和動力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認識的體系，而且是行動的根據，亦即斯大林所說的，是“行動的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而且要在行動上推倒這一嶄新的經濟形態和政治製度，並將資本的擁有者 —— 資產階級作為它革命的總對象。只因這個敵人在推翻舊專製製度的歷史奮鬥中，也曾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而活躍在革命的舞臺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公然否定反對專製統治的民主革命時，他們就將那一場革命，既定為反封建革命，又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意即反對封建專製製度和建立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認它合法的原因，卻是要把它更為“合法”地變成下一個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接過了歐洲反對封建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革命旗號”，並且利用這一旗號，進一步掀起了一場反對新生民主製度和新型自由經濟的“繼續革命”。如是，革命一詞雖未改變，但革命一詞的對象和內容，卻已經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成了“革命”的敵人，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製度”，就應該被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這個革命既有了對象，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和剝削者壓迫者資產階級有著“不可調和”矛盾的無產階級，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然而，什麽才是無產階級？什麽才叫做“新興無產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許是別的什麽東西”23。羅素既語焉不詳，又語焉不確。但他指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自然沒有錯。因為無產者之能夠成為一個階級，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即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因為沒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器化大生產，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隊伍”的形成。但是，問題並不在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了“新階級”，重要的卻是這個“新階級”形成的“來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者們回答得很好 ——  “是從破產的農村而來”。既如此，倘若我們再要追問一句 —— “從破產的農村裏面而來的人，不就是傳統的農民及其兒孫們嗎？”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我們就可以給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加上這樣一個定義了，即無產階級乃是因農村破產才脫下了農裝、穿上了工裝的傳統農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製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製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裏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系；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製製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製度的天生仇恨。這大概就是羅素所說的“一個浪漫化概念”的內涵了。

　　正因為如此，當之還沒有穿上工裝，即還沒有變成新興無產者的旺岱農民，在聽到羅伯斯庇爾為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而砍了國王的腦袋時，便率先暴發了叛亂，高喊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要為國王和王後復仇。實際上是打響了嗣後波龐王朝卷土重來絞殺革命的第一槍。當之已經脫掉了農裝、穿上了工裝，變成了新興無產者的俄國農民，不僅已經能夠直面逼迫他們破產，並且正在“瘋狂地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俄國資產階級時，則他們對於俄國宗法製農村的固有戀情和對於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天生仇恨，就自然會激發起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及其製度”的一番新仇舊恨。並且，一旦這個新仇舊恨又為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所鼓舞，更被“無產階級”這個浪漫化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發和激蕩起來的時候，這個由列寧所發動的，和以俄國破產農民即俄國新興無產者們為主體的“革命”，其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徹底背叛和公然反撲，也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及其現實發展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弄明白了歐洲傳統農民與十九世紀歐洲新興無產者們，猶如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傳統農民的“天然聯系”，我們才能追尋得到十九世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必然聯系，即歷史關系。才能認識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論是在思想基礎、革命綱領、暴力形式還是在等級觀念、內訌外鬥以及專製復辟的本質上，都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本相。如導論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民粹派們就已經宣稱“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同時期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們”，更是直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製”。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不僅嚴厲地批判了拉薩爾否定農民革命的錯誤，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條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已正式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問題”。巴黎公社則在“告法國農民書”中坦白地宣稱：“兄弟，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將成為你們的解放……”至於第一國際由對社會主義解釋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內訌，第二國際由於社會主義的山頭林立而引起的無休止內鬥，和第三國際開張伊始就已經出現的外相殘殺和內相殘殺，尤其是三個共產國際對於中世紀羅馬國際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蘇俄、中共以及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重建專製製度所表現出來的森嚴等級、無窮內訌、殘酷鎮壓和嗜殺成性，特別是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瘋狂迫害，及其對思想文化的無窮摧殘，早已把傳統農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歷史特征，表現得無比鮮明而又淋漓盡致。同時，愈是在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歷史特征，便在共產革命中表現得愈加瘋狂的現實，就更是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系，暴露的更加明確和清晰。

　　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上述歷史關系，而且是在近現代對於傳統農民革命的一個極端發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這個發展，一是革命的對象，由舊的專製製度和專製政體變成了嶄新民主製度和民主政體；二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由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變成了僅僅由破產農村而來的小知識分子和“新型無產者”；三是傳統農業社會要求絕對平等的“永恒空想”，被賦予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美麗包裝；四是用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推動專製復辟，並實行對於一切反對者、包括對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見者的專政，從而徹底歸復了最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專製極權統治；五是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而且更成為奪取了權力的新興統治集團，在革命的名義下鎮壓全體人民的“暴力手段”。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王若水 寫於 一九九八年

被誤解的馬克思

　　現在再來看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這是壹個馬克思遭到嚴重誤解的領域。

　　為甚麽會誤解呢？ 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經做了幾十年，為甚麽還有誤解呢？ 馬克思的經濟學是較少受到誤解的，因為馬克思有三卷《資本論》擺在那裏。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有誤解了，因為馬克思講得少。哲學呢？ 我們過去受蘇聯影響，只讀恩格斯和列寧的幾本書，很少讀馬克思原著。馬克思早年鉆研哲學，寫過壹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後來他把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學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遺著只是到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才發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誌意識形態》，馬克思的《1844 年哲學手稿》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些列寧都沒有讀過。不能說列寧對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說了。斯大林有條件讀到上述的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視，也不知讀過沒有。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又是受蘇聯影響的。我們長期跟在蘇聯後面，把列寧主義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的合法的繼承和發展。這個影響時間是很長的。

　　為了說明列寧的哲學思想同馬克思的不同，讓我們先從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談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壹句話來概括，就是： 意識是物質的反映。這個命題好象沒有錯，難道馬克思不是也這樣說嗎？ 問題就出在對“反映”的了解。

　　列寧是把這個詞和“攝影”“復寫”的同義詞來使用的？ 他在書中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聲明“反映”和“攝影”“復寫”有什麽不同。這種認識論，是常識的唯物論。在中國，由於多年來照抄蘇聯的說法，學校和課本中都是這樣講的，所以許多人也就以為這就是馬克思的哲學。

　　列寧反復強調，認識的對象，即客體的存在，是獨立於人之外的。這種話只有在壹定條件下才是對的，但不能成為壹個普遍的命題？ 它否認了“人化的自然” ( 馬克思語) 。我面前的這種桌子，當然是獨立於我的意識而存在的？ 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來的。造第壹張桌子的人，總要事先有壹個設想，也就是桌子的觀念。馬克思指出，人的勞動的特點，就在於他在制造壹件產品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的結果在壹開始“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 (《馬恩全集》23 卷202頁) 。不僅桌子，所有的社會財富都要這樣看。自然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最初把財富看做是單純的客體，看成是獨立於人以外的、不依賴於人的自然物，亞當斯密則把財富看做是勞動的創造，馬克思認為這是壹個巨大的進步。所以，我們不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體，還要看到桌子的主體方面，也就是從桌子中看到人的勞動、人的意誌、人的智慧。這就是見物又見人，並且是從物中見人。

　　不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什麽呢？ 表面上是物與物的關系，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系。離開了人，離開了社會，就沒有什麽價值。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系背後揭示人與人的關系。如果按照列寧的觀點，客體就是客體，不依賴於人存在，這正是馬克思所批評的。馬克思在著名的《費爾巴哈論綱》中說以往的壹切唯物主義對對象“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 ... 不是從主體( 舊譯為主觀) 方面去理解”，就是這個意思。這句話長期不為許多人理解，列寧也沒有很好理解。

　　馬克思說過，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列寧按照他的反映論觀點對此作了解釋。他說： “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反映可能是對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確的復寫... 意識總是反映存在的，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看不到這個原理與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有著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聯系，這是不可能的。” ( 《列寧全集》18 卷338 頁)那麽馬克思說的“存在決定意識”就是說意識是存在的“近似正確的復寫”嗎？ 錯了!馬克思說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它並不是在人以外的東西。馬克思說的“社會意識”，包括宗教、道德、文藝、法律、哲學等意識形態，它們不是反映人以外的東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這種反映也不是依樣劃葫蘆的復寫。

　　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中是在貶義上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詞的，是說這是壹些打上了階級烙印的虛幻的觀念。拿宗教來說吧，它不但不是什麽客觀存在物的“近似正確的復寫”，甚至根本不是復寫。那麽怎樣用社會存在來解釋它的來源呢？

　　人創造了上帝，但人卻反過來說上帝創造了人，這是壹種異化，壹種顛倒。

　　馬克思說： “國家、社會創造了宗教即顛倒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 ( 《馬恩選集》1 卷1 頁) “宗教裏的苦難就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或者說，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 ( 同上2 頁) 。

　　因為人民遭受苦難，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所以要創造出壹個上帝來，作為祈求的對象，把幻想寄托於死後的天國。這樣，宗教是現實生活的壹種反映，但它是壹種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種照鏡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寧理解的那種反映。

　　列寧在《唯批》後寫的《哲學筆記》中，局部地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說人的心靈認識事物，“不是簡單地、直接地、照鏡子那樣死板的行為，而是復雜地、二重化地、曲折地... ”。照鏡子和照相是壹回事，說認識不是照鏡子，就是說不是照相。

　　其實，意識形態已經不屬於認識論的範疇了( 並非壹切思想都是認識) 。

　　拿客觀的桌子產生桌子的觀念這種“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來解釋意識形態的產生，是根本不行的。舊唯物主義（直觀唯物主義）是用人以外的客觀對象來說明感覺和表象的來源，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用人自身的社會存在來解釋意識形態的根源。在前者的情況，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觀念是來自面前的客觀對象。

　　在後者的情況，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思想是受什麽東西在背後推動的？ 正如恩格斯所說，“頭腦中發生這壹思想過程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歸跟到底決定著這壹思想過程的進行，這壹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 ( 《馬恩選集》4 卷250 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用過“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詞，只用過“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詞。“歷史唯物主義”的“物”，就是哲學上討論的“心物關系”或“意識與物質的關系”的“物”嗎？ 否。馬克思指的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產、生產方式、社會存在，但所有這些都是離不開人的。它是指人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人的生產活動和生產方式、人的社會存在？ 是指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

　　人不是純粹的物質，人有肉體和精神，人的活動是有意識的活動。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並不是像斯大林說的那樣，是把壹般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到社會歷史領域而得出來的。

　　官方馬克思主義或正統馬克思主義把人的本質歸結為階級性，這樣就壹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 人性) ，另壹方面抹殺了人的個性。他們的根據，就是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誤解。

　　第壹，社會關系是很豐富的，兩性關系、親子關系和朋友關系等都是社會關系，不能全部歸結為階級關系。階級關系誠然很重要，但是把這種關系從人的總體抽出來，拋掉其他關系，這仍然是抽象的人。馬克思說的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並不僅僅是階級關系。

　　第二，社會關系是會異化的。許多人都忽視了，馬克思在上面那句話之後，緊接著說： “費爾巴哈不是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 ”。這是什麽意思呢？ 為甚麽要批判人的本質呢？

　　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說到“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 ( 《哲學手稿》) ，又說，勞動是使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而勞動是自由的實現。

　　我們有足夠的根據認為，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質是自由。但這個本質不是現成地給予人的？ 換句話說，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這壹點上，馬克思既區別於盧梭，又區別於薩特。人能夠自由，這只是人的潛能，要通過勞動來實現它，而勞動總是在壹定的生產方式、社會關系中進行的，而生產方式是前壹代人留下來的，不是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獲得自由。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本質的實現，這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最初的、從動物分離出來的人，在壹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壹樣不自由的？ 但是文化的每壹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壹步。” ( 《反杜林論》)但是這是壹個辯證的過程。人在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又會陷入新的不自由。

　　例如，壹定的社會關系本來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夠實現的條件，卻又可能變成人的新的桎梏，這就是社會關系的異化。

　　現在我們可以較好地理解馬克思的話了。馬克思的意思是說，人的本質只能在壹定的社會關系中實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社會關系是人的現實的本質。

　　但是社會關系是會異化的，異化了的社會關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質的實現，反而成為反人性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錯誤就在於沒有批判這種“現實的本質”，所以沒有革命性。按照馬克思，這種現實的社會關系不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 “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壹切關系” ( 《馬恩選集》1 卷9 頁) 。

　　從這個觀點來看，階級性雖然可以說是人的現實的本質，但這是異化了的本質，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質。例如，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殘為畸形的人，變成了奴隸，變成了活的機器，變成了齒輪和螺絲釘( 雷鋒以當齒輪和螺絲釘而自豪，馬克思則尖銳地把這當做資本主義對人的扭曲來批判) ，這是人性的異化。

　　馬克思說：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無產階級之所以必然產生對他的生活狀況的憤慨，就是由於“它的人類本性和它那種公開地、斷然地、全面地否定這種本性的生活狀況相矛盾。” ( 《馬恩全集》2 卷44 頁)馬克思曾贊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性，但是他從沒有把工人階級描寫得完美無缺，象後來的正統馬克思主義那樣。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應當消滅自己，消滅自己的階級性，恢復自己的人的地位。

　　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實踐的唯人主義

　　幾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學教科書翻來復去講的是“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這種講法，沒有跳出舊唯物論的窠臼。人們以為，只要加上“思維對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舊唯物論劃清界限了，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1932 年馬克思的《1844 年哲學手稿》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史上的壹件大事，歐洲壹些“馬克思學”的學者開始從新的角度來研究馬克思。他們發現了壹個不同於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壹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壹時轟動了歐洲。雖然這項研究為二次大戰所中斷，但戰後又以其沖擊波震動了北美，出現了壹大批有關著作，並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學派。可以說，《手稿》賦予馬克思主義第三次生命。

　　對“勞動的異化”的分析， 構成了《手稿》的中心部分。這個思想後來就發展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這是馬克思思想的極為重要的概念。過去蘇聯哲學界長期不註意甚至否認異化這個概念， 所以很多馬克思的觀點都沒有搞清楚。

　　中國翻譯《哲學手稿》不算太晚， 1956 年第壹個譯本就產生了。然而由於原文的艱深和譯文的生硬，當時只有少數人註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學術界形成研究的熱潮——然而這時青年人已開始厭倦馬克思主義了，他們追求更時髦的東西，從尼采到薩特。另壹方面，官方又把這種“異端”馬克思主義視為主要敵人和批判對象。到現在，青年學生仍以為馬克思主義只此壹家，無非是講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還有什麽別的呢？

　　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聯系起來，就不可能對馬克思有完整準確的了解，就看不到馬克思思想中最寶貴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 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是現實的人或實踐的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壹種歷史哲學，它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 ( 《馬恩全集》42 卷131 頁)。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人創造了並還在創造著人的世界，同時創造了並還在創造著自己。

　　最初的人和動物的區別不是很大的。人類面臨的第壹個問題就是生存，就是解決衣、食、住的問題，因此就要進行物質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壹點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計，說這是“壹切歷史的第壹個前提” ( 《馬恩選集》1 卷32 頁) 。這個問題不解決，人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談不上。

　　但僅僅是停留在維持生存這個水平上，人和動物就沒有多大區別了。“飲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類的機能。然而，如果把這些機能同其他人類活動割裂開來並使它們成為唯壹的終極目的，那麽，在這樣的抽象中，它們就具有動物的性質。” ( 《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 生存、享受、發展。

　　馬克思主義並不反對享受？ 我們在許多年內把享受當做資產階級的專利品，這是違反馬克思的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只反對把自己的享受建築在別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變工人只勞動無享受和資本家只享受不勞動的狀況。享受有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 或文化享受) 之分，物質享受是消極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質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發展的需要，也就是發展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這要通過自由勞動來實現。

　　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勞動？ 解放人， 首先就要解放勞動。本來是勞動創造了人？ 但是在階級社會中， 勞動卻是對人的身心的摧殘， 使人不成其為人， 這就是勞動的異化。幾千年來， 腦力勞動成為少數人的特權， 體力勞動成為多數被壓迫者的命運， 所謂“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在廣大的勞動群眾中， 不知有多少有才能的人和天才， 只因沒有受教育和發展的機會而被埋沒了？ 而少數知識分子也只是得到片面的發展。在過去， 這種情況是無法避免的， 是受經濟條件決定的。馬克思相信， 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廢除階級之後， 人們將能夠普遍得到進行自由勞動的機會。所謂自由的勞動，並不僅僅是不受剝削而已，而是壹種創造的勞動，這種勞動是人性的需要，同時也是享受，是“樂生的要素”。馬克思認為，即使消滅了剝削，只要勞動是為了衣食，為了解決人的生存問題，這種勞動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進行的，它仍然屬於“必然性的王國”，真正的自由王國存在於“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 《馬恩全集》25 卷926927頁) 。恩格斯認為，到了共產主義，人類就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但是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領域是人類不能完全擺脫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自由王國才能繁榮起來。

　　這裏的關鍵在於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增加自由時間。經濟學上有所謂“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開支與家庭總消費支出之比，其數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

　　按照馬克思，必要勞動時間越少，自由時間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豐富。所謂自由時間，主要不是指閑暇時間，而是指進行創造性勞動( 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建築設計、理論構思、文藝創作、藝術表演等等) 的時間。在共產主義社會裏， “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 而是可以支配的自由時間。” ( 《馬恩全集》46 卷， 下，222 頁)馬克思曾從人的發展的角度把社會形態分為三個階段： 最初的形態( 家長制的， 古代的以及封建的) 特點是人的依賴性？ 第二大形態( 資本主義的)特點是人的獨立性， 但這種獨立性是以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 第三大形態的特點是自由個性， 這種自由個性是建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財富基礎上的。(見《馬恩全集》46 卷， 下，104 頁)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要創造壹種全新的人，為了創造這種人，就要創造壹種全新的社會條件，使得每個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實現自我的同時為社會做出貢獻。這樣的社會不要求個人犧牲自己，相反，“每個人的自由是壹切人的自由的條件”。異化克服了，人將成為“自為的人”，世界成為“為人的世界”。人將成為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1986 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中說過： “以為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什麽有什麽’的社會， 就是每個人都過百萬富翁的生活， 這是普遍存在的誤解。它的錯誤不是把共產主義看得太高了？ 恰恰相反， 是看得太低了， 因為這裏使用的價值尺度， 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尺度。馬克思的著眼點不是‘物’ ， 而是‘人’ ， 不是享受， 而是創造( 創造本身也是壹種享受) ”。馬克思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 ， 而是充分發展了人的本性的“豐富的人”。馬克思是重視物質生活條件的， 因為它是人類生存的基礎， 但是這不等於說， 物質生活是最重要的？ 正相反， 馬克思把精神的價值放在物質的價值之上。黑格爾提出， 精神的本質是自由， 而精神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 見黑格爾： 《歷史哲學?緒論》)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這個思想， 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質。

　　只有這樣來理解馬克思的哲學， 才能把他的哲學思想和他的共產主義思想有機的聯系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吃飯哲學” ， 這是壹種淺薄的了解？ 毋寧說，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哲學， 革命的哲學， 自由的哲學。

　　歷史的實踐表明， 許多社會和歷史現象不能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說明。階級鬥爭學說包括了辯證法的運用， 但也有違反辯證法的地方。

　　晚年恩格斯在評論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學說時曾指出：達爾文以前，生物學家只強調有機界的和諧與合作？ 達爾文以後，這些人又只看到鬥爭。兩者都有壹定的道理，但兩者都是片面的。自然界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既包括和諧也包括沖突。“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標榜片面的‘鬥爭’” ( 《馬恩選集》3卷572 頁) 。這是正確的辯證法的觀點。遺憾的是，恩格斯沒有進壹步發揮這個思想來審查階級鬥爭學說。他本應當接著說，在社會領域也決不允許單單標榜片面的‘鬥爭’，象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那樣？ 可是，他沒有這樣說。到了列寧，就把這種片面強調鬥爭的觀點從社會領域擴大到整個宇宙， 提出了“鬥爭是絕對的， 統壹是相對的”命題。但列寧還認為發展既是對立的鬥爭， 也是對立的統壹( 見《哲學筆記》) 。斯大林幹脆取消對立面的統壹， 說發展過程不是通過現象和諧的開展， 而只是通過鬥爭(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毛澤東本來是堅持“對立統壹”，反對斯大林只講鬥爭不講統壹的， 所以他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9 年到1962 年那場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論爭， 背景也是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分歧： 承認不承認壹切矛盾都有同壹性。但到了1964 年，毛澤東卻又用“壹分為二”來否定“合二而壹”，認為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這就回到了斯大林的立場。只講鬥爭不講統壹，把壹切鬥爭都看成是“妳死我活”的鬥爭， 這就是指導“文革”的“鬥爭哲學”。毛澤東在壹些方面雖然是巧妙運用辯證法的能手， 但他並沒有完全掌握辯證法？ 他否定“否定之否定” ， 不承認“正”“反”之後的“合” ， 就表現了這壹點。

　　恩格斯不僅批評了“生存鬥爭”學說片面強調鬥爭的錯誤， 也批評了把這種學說應用於社會領域時只看到生存問題的片面性。他指出社會領域的階級鬥爭不僅是象動物界那樣爭取生存資料，而且是要解決更高層次的問題。“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壹有了生產， 所謂的生存鬥爭便不再圍繞著單純的生產資料來進行， 而要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來進行。” ( 《馬恩選集》3 卷572 頁)今天我們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階級鬥爭學說有它的真理性，可是它誇大了“階級”的作用，也誇大了“鬥爭”的作用，這都是片面性。如果我們因為不滿意階級鬥爭學說，就提出“階級合作”，“階級調和”，籠統地反對革命，那就是陷入另壹個極端了。能夠合作當然好，可是妳要合作，對方不合作怎麽辦？ 對壓迫難道不應該反抗？ 我贊成今天用改良的方法，但我不同意連辛亥革命也否定。別的不說，維持滿清的統治，民族問題就無法解決。群體之間總是有利益的矛盾和沖突的，什麽時候要強調鬥爭，什麽時候強調合作，鬥爭和合作又采取什麽形式( 並非壹切鬥爭都是“妳死我活” ) ，都要看具體條件。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和勞資合作有關系，可是如果工人階級壹味合作，不去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行嗎？ 黑人運動，婦女運動，也是如此。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是爭取來的，不是恩賜的。壹味講調和、合作、妥協，那是不是連請願、示威、罷工這些鬥爭形式也要取消？

　　以為馬克思主義是反對或者害怕自由，特別是個人自由，這種誤解無論在中國或西方都很流行。我在哈佛時，有個學生問我：“如果要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之間做選擇，他們會選擇什麽？ ”他們總以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自由，是因為這些國家遵循馬克思主義。這不奇怪，奇怪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這樣宣傳。在我們國家，“自由”壹詞在很長時間裏是帶壹些貶義的，好象這是只有西方國家主張的東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報》的頭版曾出現過壹條報道，題目是《管莊——自由王國》。管莊是北京東郊的壹個住宅區。妳以為它是說管莊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嗎？ 不對。它是說管莊的秩序如何亂，小偷、流氓如何猖獗，衛生情況如何糟，總之，是無人管理，壹塌糊塗，這就叫“自由王國”。

　　壹個自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的報紙，就是這樣褻瀆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

　　這種誤解和另壹種誤解聯系，就是以為馬克思是輕視個人價值的，共產主義就是“大公無私”的社會，共產主義精神就是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如果壹個社會或群體裏的每個人都為集體作奉獻，作犧牲，而拒絕為自己謀利益，也拒絕接受別人給他的奉獻，那大家的奉獻到那裏去了呢？ 所謂集體的利益就是空的了。我在十年前就說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做不到的，這是壹種悖論。如果有人對我做好事，他是在“利人” ？ 但是如果我接受了，我就是“利己” ？ 如果我不想“利己”，我就要拒絕他對我的服務，那麽我就是不讓他“利人”。同樣，我去“利人”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這裏的“利己”，是自私的意思，“毫不利己”就是毫不自私？ 那麽為什麽不說“毫不自私”呢？ “利己”在這裏是和“利人”相對的，後面的“專門利人”這句話，是“做有利於別人的事”的意思，那麽前面的“利己”，就只能是“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的意思。既然要“專門”做有利於別人的事，那就是“毫不”做有利於自己的事的意思。壹個革命者只有在為革命而犧牲生命的時刻，才是徹底拋棄自己？ 在其他時候，是不需要，也不應該這樣做的。須知自己也是革命或建設的壹個力量，須知人是最寶貴的財富。列寧提倡的格言要好壹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個“人人”，包括自己在內，這就不是“無我”。我們不能壹般地反對“利己” ，只能反對“損人利己”，但“利己”不壹定要“損人”，有很多事是既利己又利人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教條不適合今天的社會。

　　要實行市場經濟， 就不能要求大家毫不利己，只能把利己和利人結合起來。壹種商品只有能滿足別人的需要才能賣出去，才能賺錢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換句話說，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或者說，為了利己，就要利人。這不是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由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的。當然也有人靠欺騙，靠買偽劣商品，但這究竟不是市場經濟的通則。所以說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就是“損人利己” ， 這個話是不全面的。

　　有這種誤解的人把個人和集體絕對對立起來，以為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集體才是壹切。其實壓制個人的集體是異化的集體，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虛幻的集體”。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就是這樣的集體，它把資產階級的利益冒充為全民利益，在這個名義下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有沒有虛幻的集體呢？ 也是有的。象林彪和江青集團就把自己的利益冒充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要人民去為“革命”犧牲，而實際上得到好處的是他們。這種虛幻的集體是抹殺個人的正當權益和壓抑個人的創造性的。今天我們講奉獻當然是對的，但也要懲治腐敗，要問壹問，我的奉獻到哪裏去了？ 要防止有人口口聲聲叫別人“無私奉獻”，自己卻在搞以權謀私。馬克思贊成的是“真實的集體”，它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 在這種集體中，個人並不淹沒在集體中，而是在集體中得到自由和發展。馬克思認為，在他的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集體和個人的對立的物質基礎已經消除了，因此不需要犧牲個人？ 他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共產主義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既不是“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義” ( 《馬恩全集》3 卷275 頁) 。

　　當然，我並不認為馬克思找到了壹條實現這個理想的具體道路，前面已經說過了。

　　十九世紀的歐洲，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和悲慘命運成為壹個觸目驚心的問題，作為人道主義者和革命家的馬克思把註意力集中於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但是這個問題已不再是今天的頭號問題了。雖然如此，只要異化存在，馬克思的壹些思想就沒有過時。馬克思的人道主義， 就是要使人從形形色色的異化形式解放出來。

　　剝削是異化，但只是異化的壹種形式，還有其他形式的異化。今天全球性的問題如環境汙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對立等，都不是自然災難，而是人類自己制造出來的禍害，是人的行為異化的後果。我們今天要堅持改革開放，但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壹些消極方面。我們已經有了權力的異化，現在金錢的異化也嚴重起來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進步的代價？ 不要任何代價的進步道路是沒有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放棄對異化的批判和采取措施來減少這種現象，馬克思的思想就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武器。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墮落為壹種進行思想統制的工具，它是同改革開放相抵觸的，它正在為保守分子利用來反對時代的潮流。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矛盾的。其實，有壹個堅持就夠了，就是堅持實踐是真理的標準。當然，此外還有壹個價值標準。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上有壹個更高的東西， 就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高於壹切。凡是實踐證明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就要堅持？ 凡是實踐證明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們就要放棄。離開這個現實的標準，去討論什麽“姓社姓資”，是脫離實際的。站在既得利益集團的立場上，對改革開放抱著無窮的憂慮，是脫離人民的。黨的利益不能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制度是為人存在的，不是人為制度存在。老百性並不在乎名稱？ 在乎實際。如果有壹個苦難的“天堂”和壹個幸福的“地獄”，他們將選擇後者。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和他本人思想的局限性，鄧小平要把這矛盾的兩方面並提，但他實際上是搞了非毛化( 雖然不徹底) ——這是他的功勞，不是他的錯誤。另壹方面，鄧小平又讓四項基本原則妨礙了政治改革。然而如果以為那些保守派不過是壹些迂腐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關心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那就錯了。在這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還是用得著的： 在保守分子的冠冕堂皇的詞句背後，隱藏著某種統治集團的狹隘利益。

　　總起來說，我不是列寧主義者？ 也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過時了，他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馬克思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的哲學裏面，但不是列寧所闡述的那種辯證唯物主義，也和馬克思本人講的歷史唯物主義內容不盡相同。這種哲學，我想稱之為“實踐的唯人主義”，也就是馬克思的人的哲學或“哲學的人學”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唯人主義”是我創造的新譯名，德文裏是Humanismus ，英文裏是humanism 。過去譯為人道主義，但這個詞的倫理道德色彩太重？ 這個譯名可以保留給英語中的另壹個詞，即humanitarianism 。實踐的唯人主義並不否認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釋歷史時是從人出發，又以人為歸宿。馬克思在早期壹度自稱為Humanismus ，後來他拋棄了這個名稱，改用了唯物主義這個詞。這裏不可能詳細討論馬克思改用這個名稱的原因和得失，我們也不需要處處以馬克思為根據。我只想說，馬克思的這壹部分思想在當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實踐的唯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壹種價值標準和方法論，既可以用來批判資本主義，也可用來批判現實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也使我們在壹個充滿權利異化和金錢異化的社會中，保持獨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價值。

　　我所信仰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經過實踐的檢驗，有多少錯誤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也要有完整準確的認識，要把後人加在馬克思頭上的東西和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區別開來。

　　我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判的審查，而不是棄之不顧，好象它根本不存在。

　　官方認為我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而加以批判？ 海外又有人因為我仍然講馬克思主義而覺得奇怪： 這些我都不在乎。

　　馬克思逝世後的這壹百多年裏，世界發生了翻天動地的變化。如果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表明馬克思主義的衰落，那麽西方國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又使人看到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預見。共產主義雖然渺茫， 信息時代的到來卻是眼前正在發生的事實， 而在信息時代， 馬克思的壹些重要理想的實現不再是渺茫的了。自動化使人從單調累人的體力勞動下解放出來，電腦則使人從某些枯燥乏味的腦力勞動下解放出來。過去的八小時工作制的理想，已經為現實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這樣的勞動時間還可以進壹步縮短， 在有的國家已經進壹步縮短。據有的研究報告預測， 借助多媒體， 每周工作時間可縮短到22.2小時， 即不到三天。這樣， 人的大部分時間就將是自由時間。到那時， 人們將進壹步從謀生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以大部分時間去從事創造性的活動， 這種活動是實現自我和自我滿足的需要。到那時， 科學、文化和藝術將出現驚人的輝煌成就， 使以往的壹切人類文明黯然失色。

　　“壹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壹定要滅亡。”— _ 恩格斯引用過歌德的這句話。這對馬克思主義當然也適用。據我所知，毛澤東也表達過這個意思。馬克思主義產生將近壹個半世紀了，現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滅亡。這是歷史的進步，應當歡迎。我只是想補充兩點。第壹，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將永遠占據壹個重要位置，不管人們怎樣評價它。第二，馬克思主義中的精華仍會被許多人繼承、發展？ 這些人可以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也可以不是。說得確切壹些，馬克思主義的滅亡不是簡單地消失，而是被“揚棄” ( 在黑格爾的意義上)。我們今天對馬克思主義應當做的工作，就象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黑格爾做的壹樣： 從這個思想的廢墟上搶救出其中有價值的內容，並加以發展，使之適合當今世界的需要。象歷史上許多思想巨人壹樣，馬克思的影響還會長期存在。在壹個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馬克思主義的新流派毫無疑問會有自己的位置。

壹位在國外的朋友托人帶給我壹篇在因特網上發表的文章，是高寒先生的《馬克思主義辯——兼與王若水、鄭義先生商榷》。這篇文章早在１９９６年就在《北京之春》上登載了，當時我沒有答復；我的印象是，作者和我的觀點其實差不多，他提的兩點商榷意見，都是不難答復的，只要仔細看看我的文章就可以了。現在高寒先生重新把他的文章在網絡上發表，大概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人註意並希望得到我的答復。這次我又把高文看了兩遍，感到分歧比我原來設想的要大；而且我想，大多數讀者未必會去重讀我的文章。因此，答復壹下還是有好處的。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國外發表後，我又曾做過多次擴充，但論點沒有修改；新的版本也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國內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中流傳。當然，我對已經公開發表的文字負完全的責任。現在我就對高文答復如下。

　　關於精神勞動產品的價值問題

　　我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提出，勞動價值論應用於精神產品是不合適的；並以《阿Ｑ正傳》為例，說這部作品的價值是無法按其創作時間來計量的。高文說：“商品的價值量從來不是按個別勞動時間來計算的。”當然不是；只能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這是勞動價值論的要求。這就需要兩個條件：首先產品必須是規格化的；其次要有眾多工人來制造許多這種同壹規格的產品。然後，把他們各自耗費的勞動時間加以平均，就得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是衡量產品價值的尺度。那麽對於藝術創作這樣的精神產品怎麽辦？高寒先生把這個問題看得很簡單：“壹旦妳要將它拿到市場上去交換，要使之成為有價物，妳就得象尋求公約數那般，將其抽象化為可與其他有價物作比較的抽象勞動物。”這裏所謂的“公約數”，說得具體些，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麽怎樣把魯迅的《阿Ｑ正傳》和其他有價物作比較，求出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這是問題的關鍵。

　　高寒先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說，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當魯迅將《阿Ｑ正傳》拿到市場上去交換時，無非會碰到三種情況，或高於，或低於，或等於其商品的價值。”魯迅的《阿Ｑ正傳》是不可重復的，獨壹無二的精神產品；它只能由魯迅壹個人寫出來，而且只能寫出這樣壹部。所以，它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它就沒有價值；即使有價值也無法計算，至少不能用勞動價值的理論來計算。而當妳不可能知道《阿Ｑ正傳》的價值時，談論它的價格是高於，低於，或等於其價值就沒有意義了。這和桌子不同。桌子是規格化的東西，是可以重復生產的，因此，它是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不同的工人可以用不同的勞動時間做出同樣規格的桌子，或多於，或少於，或相同於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因而會有不同的價格，而這價格還會視市場供求情況而有漲有落，或高於，或低於其價值，而總體上價格和價值是相符的。

　　高寒先生以為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精神產品，他說：“倘若壹定要‘逼問’某部作品的價值量如何計算，‘勞動價值論’的回答大約只能是：其價值存在於它的市場價格之供求曲線的平均值中。”（這裏使用“逼問”、“大約”這樣的字眼，透露了答問者的信心不足。）高寒先生忘了，《阿Ｑ正傳》的手稿只有壹部，只能賣出壹次，只能有壹個價格（稿費）。因此，它沒有平均值。（說價值存在於價格之供求曲線的平均值中，這個話也不準確。按照勞動價值理論，價值存在於商品之中，先有價值而後有價格，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市場交換並不創造價值或決定價值，只是實現價值。）

　　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精神產品不能夠參與商品交換。雖然無人能說出《阿Ｑ正傳》的價值（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價值，不是文化價值），這部作品仍然是有價格即稿費的。魯迅拿到稿費後，可以去買桌子，衣服，大米，等等。但這並不能說明勞動價值理論適用於精神產品。這種交換是不是等價交換呢？或者說，《阿Ｑ正傳》和它所交換來的物品之間，價值是否相等呢？這個問題對勞動價值論是沒有答案的。

　　高寒先生說我的文章是“通過某壹具體勞動（譬如魯迅寫《阿Ｑ正傳》）的不可重復，不可摹仿性來否定商品的勞動價值論，換言之，即用具體勞動的不可比性來駁斥抽象勞動的可比性，可以說有點文不對題。”我不是說“某壹具體勞動”；我是說“精神勞動”，《阿Ｑ正傳》不過是壹個具體例子而已。我也沒有“駁斥抽象勞動的可比性”，我是否定精神勞動的可比性。如果是從具體的體力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當然是可比的；但精神勞動不行。具體的精神勞動也可以抽象，譬如可以把魯迅寫作《阿Ｑ正傳》的勞動加以抽象，和其他勞動比較，這樣壹來，可比的就只有勞動時間了。但這不是荒唐嗎？要比較，也只能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比較，而精神產品既然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如何比較呢？

　　上面的意思，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都已經說過。高寒先生說我的問題“至多只能用來針對取消了商品後的‘按勞分配’”。不對。它也適用於商品經濟。我舉《阿Ｑ正傳》的例子，就是商品經濟的例子。等價交換是資產階級法權。

　　依據這個原則，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資本家使用工人的勞動力進行生產。

　　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等價交換原則如何掩蓋了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建築在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的。我認為他的分析對體力勞動是有效的，但無法說明對精神勞動的剝削。不錯，如高寒先生所說，馬克思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都包括在“雇傭勞動者”的概念之內；但馬克思並沒有說明他們是如何生產剩余價值的。原因很簡單：勞動價值理論不適用於精神產品。對壹件精神產品的價值，如果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去衡量，是不可能的；而用具體的個人勞動時間去衡量，則是可笑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如果前者有問題，後者也就動搖了。（高寒先生說勞動價值理論是亞當斯密提出的，因此我只能批評亞當斯密而不該批評馬克思。但馬克思不是簡單地照搬亞當斯密而是批判地繼承，對這個學說的完善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為什麽就不能也批評馬克思呢？這也算是“邏輯混亂”嗎？）

　　按照馬克思的意見，資產階級雖然標榜“等價交換”，可這是虛偽的，只有到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這個原則付諸實現，實行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的前提是取消商品交換，取消貨幣，生產產品的勞動不再表現為價值而直接用勞動時間來表現（參看《哥達綱領批判》）。如果在馬克思逝世壹百多年的今天，在看得見的將來還沒有取消商品和貨幣的前景；如果精神產品沒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無法參與按勞分配，那麽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豈不成了空想？這種社會主義又怎能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高寒先生說我的問題“至多”只能針對取消商品生產後的情況。即使這樣，這個“至多”還不夠嗎？

　　高寒認為我的問題“不切題”，因而替我代擬了這樣的問題：“離開了市場，沒有了商品交換，社會怎樣來計算各個勞動者之個別勞動量中那可作為取酬依據的勞動量？如若這‘勞動量’不是指‘社會必要勞動量’，那就只好按個別勞動量來計算了，而這樣壹來，馬克思的‘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中的所謂‘等量’又如何計算？”

　　這不是我提的問題。我提的問題是精神產品如何計算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參與按勞分配的問題，而高寒的問題是說取消了市場後的社會主義社會無法實行“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原則（顯然，這是包括體力勞動在內的）。盡管如此，高寒這個問題是提得很好的。我的問題加上高寒的問題，足以表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是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的，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

　　然而高寒卻要貶低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他說這個問題“至多”只能適應於“按勞分配”而不適應於“按需分配”。但既然只有通過“按勞分配”才能過渡到“按需分配”，那麽社會主義的不可能就意味著共產主義的不可能。這樣，馬克思主義還有權享有“科學”的美名嗎？也許這就是高寒先生不願意從他的問題導出邏輯的結論的原因吧！

　　不僅如此，如果本世紀世界財富的增長主要是科技發展的結果，如果精神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他所得到的報酬，如果體力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在本世紀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他們付出了更多的勞動，而是由於科學技術之賜，那麽馬克思的“消滅剝削”的理想就比原來設想的要復雜多了。

　　關於列寧的客體概念和反映論現在來回答哲學方面的問題。

　　我批評列寧的命題“認識的對象，即客體的存在，是獨立於人之外的”，認為這和馬克思說的人的勞動的特點是在產品做成之前，已經在他的頭腦中構成了這壹論點不相容。高寒又認為這是“文不對題”，理由是：“列寧的話，是指的所謂‘從物質到意識，從存在到思維，從實踐到認識”，而馬克思的話是指“從意識到物質，從思維到存在，從認識到實踐”。前者是第壹階段，後者是第二階段；“不能用認識的第二階段去駁斥認識的第壹階段”。因此，據說我違反了邏輯上的“同壹律”。

　　我們就來討論列寧的關於所謂認識的第壹階段的命題（這裏我暫時采納這種兩階段的說法）說起。這個第壹階段是“從物質到意識”，或“從存在到思維”。

　　我並沒有否認“從存在到思維”的過程，我只是說：第壹，不能象列寧那樣定義作為思維對象的“存在”；第二，也不能象列寧那樣把“思維”說成僅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僅僅是復寫。

　　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列寧反復強調的是這樣的命題：“對象、物、物體是在我們之外、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著的，我們的感覺是外部世界的映象。” ( 《列寧選集》卷二， 78 頁) 這裏的“對象”是全稱，包括所有的認識對象。例如我面前的這張桌子，當然是列寧說的認識對象；因此，桌子這個客體，連同它的壹切屬性，都是獨立於人以外而存在的。這個觀點對嗎？在人把桌子造出以後，桌子會有壹定的獨立性，但是，它不是完全獨立於人的。例如，桌子有使用價值，也有交換價值，這兩種屬性，也是獨立於人的嗎？脫離了人，桌子就沒有任何用處，也不能進行交換，更不消說根本不會產生桌子了。這樣說來，把“對象是獨立存在於人之外的東西”當作壹個全稱命題，加以絕對化，就不對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物與物的關系背後，揭示了人與人的關系。這種研究方法，是和列寧的對象定義不相容的。這是壹。

　　其次，按照列寧的反映論，人的桌子的觀念就是，也只能是對現實的桌子的反映。所謂“反映”，就是攝影，復寫。先有原型，而後有摹本？ 先有桌子，而後有桌子的觀念。任何事物及其觀念的關系，都是如此。人的每壹個觀念，都有其現實中的對應物作為其前提，正如原型是摹本的前提壹樣。列寧認為，在這壹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以往的唯物論是沒有區別的。幾十年中，我們的哲學教科書就是這樣說的。

　　這種唯物論的認識論是非歷史唯物論的。如果我們把這個認識論的問題放到歷史唯物論的框架中來考慮，就會有新的看法。任何認識都是壹定歷史階段的認識；沒有超歷史的認識。認識的對象，連同認識的主體，都在歷史中變化著。桌子這樣的東西，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在歷史中產生的，是人造出來的。我在１９６３年寫的《桌子的哲學》中曾提出，歸根結底，是先有桌子的觀念然後有桌子。桌子是人造出來的，人在造第壹張桌子之前，腦子裏壹定有壹個目的，壹個意象，壹個藍圖，這也是桌子的觀念。這個桌子的觀念不是現實的桌子的反映（這並不是說，這個第壹張桌子的觀念是憑空出現的。它的產生需要客觀的物質條件。

　　《桌子的哲學》已有說明，這裏不詳說）。如果把人的意識說成僅僅是反映，又把反映了解成僅僅是模寫，那就無法解釋人的創造發明。

　　高寒先生企圖為列寧辯護。他說：“如將‘反映’之意釋為‘依樣劃葫蘆的復寫’”，就是“曲解論敵”。壹點也沒有。這是《唯批》壹書反復強調的論點，書中處處是明確地把“反映”同“復寫”當作同義語使用的（我還需要引證嗎？）。列寧在這本書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表明他說的“反映”和攝影、復寫有任何不同。復寫不是依樣劃葫蘆，又是什麽呢？說復寫不是依樣劃葫蘆，那才是曲解。而且，還有“攝影”這個詞呢？如果攝影不是依樣劃葫蘆，那是因為它比依樣劃葫蘆還要忠實，還要精確。

　　自然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桌子是木頭做成的，木頭來自樹木，樹木是自然物。木頭經過勞動的加工，就變成桌子，而勞動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在桌子中物化了人的勞動，人的智慧。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見物又見人”，並且是從物中見人。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指出，過去的壹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缺陷，就是把現實只是從“客體”的形式來了解，沒有從“主體”（舊譯為“主觀”，不妥）方面來了解，沒有了解為實踐。馬克思的這個觀點，超越了舊唯物論的主體和客體的僵固的二元對立。舊唯物論認為，客體就是客體，主體就是主體；客體就是獨立於人以外的存在。列寧也沒有超出這個窠臼。誠然，我們不能說，當人沒有看到這張桌子時，它就不存在；桌子是獨立於人對它的感覺的。但沒有人就不會有桌子，桌子這個客體的產生是依賴於人的實踐的。馬克思的貢獻就在於，他把這件事的全部意義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他就把“主體能動性”的優點從唯心論那裏奪過來，融進了唯物論。

　　請允許我從自己在１９８６年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中引兩段文字：

　　“我們不僅要了解世界，還要了解人；不僅要從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來進行這種了解，還要從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來進行這種了解。人是客體，也是主體。這壹點費爾巴哈也認識到了。但費爾巴哈只把人看作是認識世界的主體，沒有看到人也是改造世界的主體，因此，他眼中的客觀世界是沒有人的實踐活動的，是不包括人的社會歷史的。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壹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德意誌意識形態》）。”

　　“自從世界（這裏是指地球）出現了人以後，世界就變了樣。這個經過人改變了的世界，又重新成為人的認識和改造對象。這樣，人同自然的原始關系（自然先於人而存在）就日益變成了人同自己的活動的產物的關系，而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這就是歷史。... 馬克思把人放在世界之中，把自然、社會和人作為壹個總體來考察，把世界看作是人的世界，這樣，現實世界就不僅僅是客體，而且也是主體。”（《智慧的痛苦》，２６７－２６８頁）

　　高寒先生提出：思維與存在是以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關系而具有同壹性的，而這個同壹性的基礎是實踐。這是對的。我在１９６０年寫的《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問題》中已說過，“實踐——這是真正解決思維和存在的同壹性問題的鑰匙。無論黑格爾或費爾巴哈都不理解現實的實踐的意義，而離開了實踐就不能科學地說明存在和思維怎樣互相聯結和怎樣互相轉化。”（《在哲學戰線上》，３４９頁）１９８６年的文章進壹步發揮了這個觀點。高寒說在這個問題上，《唯批》沒有過失，這卻是我不能同意的。上面的論點，是《唯批》沒有的。《唯批》只是強調存在和思維是“第壹性”和“第二性”的關系，完全忽視了兩者的辯證關系。這就難怪我們的對方會緊緊抱住《唯批》不放。實際上，列寧後來在讀了黑格爾的《邏輯學》以後，在他的《哲學筆記》中，觀點已經有壹些改變，不過這是教條主義者不願意註意的。

　　我們現在所居住的世界，早已不是那個草昧未開的洪荒之世了。它已經經過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勞動改造，從物質到精神，從精神到物質的過程也不知反復了多少遍。原始的自然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它已經是“人化的自然”（馬克思語）

　　了。人的實踐成果，又重新成為人的認識對象。因此，差不多每壹個“從物質到意識”的過程，前面都有“從意識到物質”的過程，正如每壹個“從意識到物質”

　　的過程，前面都有壹個“從物質到意識”的過程壹樣。這是壹個無盡的連環，只是在終極的意義上，純粹的物質客體才是出發點。列寧的錯誤就在於，他只知道“從物質到意識”是唯物論，從“意識到物質”是唯心論，哲學上的這兩條路線是絕對對立的。他並沒有想到在“從物質到意識”之後，還要接上壹個“從意識到物質”的階段（這不是唯心論）；更沒有想到，第壹階段“從物質到意識”的那個物質，本身也是前壹階段“從意識到物質”的結果。所以，我並沒有用認識的第二階段去否認認識的第壹階段，倒是列寧用認識的第壹階段否認了認識的第二階段。不能用列寧說的是認識的第壹階段來為列寧辯護。除非妳把認識局限於原始人的認識，除非妳把認識的對象局限於星星和太陽，否則妳就不能說妳的認識開始階段的“存在”是純粹的客體，是不依賴人而獨立存在的，沒有打上人的印記的東西。

　　不僅桌子之類的人造物是認識的對象，人、人的社會也是認識的對象。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舊唯物論都承認“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和“從存在到思維”

　　的原理。但雙方對這個“存在”的理解是不同的。舊唯物論理解的存在，就是自然，是物質，是獨立存在於人之外的存在。這樣，人、人的社會、人的歷史，就落在他們的視野之外。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存在，包括了自然和社會，而主要是社會存在。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不是物而是人，是現實的人，社會的人，實踐的人。

　　所以，我認為對馬克思的哲學來說，“實踐唯人主義”是比“唯物主義”更好的名稱。

　　高寒批評我說：

　　“用‘社會存在並不是人之外的東西’來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也不能成立。這是因為作為社會存在，‘人’是認識的客體；作為‘社會意識’‘人’則是認識主體，人是世界萬物中唯壹具有壹身兼有二任的角色。”

　　第壹，我根本沒有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我想我的文章對這壹點表達得很清楚，不知怎麽高寒會說我是“用‘社會存在並不是人之外的東西’來否定‘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

　　社會意識是不是反映社會存在，這個問題和社會存在是不是在人以外沒有關系。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是馬克思的觀點。“存在”就是獨立於人以外的東西，這是列寧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我批評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

　　第二，不錯，人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認識的客體，可是剛才我說了，《唯批》裏並沒有這個觀點。列寧對認識對象的定義，在邏輯上就排除了人是認識的客體。高寒提出這壹點，本來應該是對列寧的批評，不知怎麽他會用這來為列寧辯護；本來應該是對我的論點的支持，不知怎麽會變成對我的批評。

　　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在談論主客體的問題時，不能僅僅從認識論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角度。人不僅是認識的主體，也是實踐的主體，而且首先是實踐的主體。只有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才是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本質特征。認識不能改變客體，實踐才能改變客體。客體不僅是認識的客體，也是實踐的客體。

　　只有掌握了這壹點，才能了解為何客體會打上人的印記，從而不再是純粹的客體。

　　由此看來，列寧在《唯批》裏論述的反映論雖然是唯物主義的，卻是前馬克思主義的。

　　關於馬克思的方法

　　高寒說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論斷，不是建築在價值判斷上的。這當然是對的。那麽是建築在什麽上的呢？愛講邏輯的高寒先生認為，是建築在邏輯推論上的。按照他的說法，“這個推論其實異常簡單”：

　　“從壹般意義上說，其實不過是建之於他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的‘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宇宙觀；從特殊的意義上說，則是根據他自己創立的唯物史觀推導出來的。這個推論其實異常簡單：既然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那它也就不會永久存在；既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可以促使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產生，那麽這壹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會同樣促使它讓位於另壹更高歷史階段的社會。”

　　真是“異常簡單”！馬克思窮畢生之力收集資料，辛勤研究，寫作《資本論》，其實是多余。他只要從辨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公式出發，進行“推導”就可以了。

　　這裏需要的只是邏輯。

　　可是，第壹，這種“推導”至多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不是永世長存的，它會被另壹更高階段的社會代替。但這並不能證明這個未來社會就是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的要義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不可克服的，它的發展必然導致生產停滯和破壞，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使無產階級陷於貧困和失業，從而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在政治上，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實行壹個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國家將消亡；在經濟上，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以社會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以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實行按勞分配；這個階段之後，在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將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達到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無論用辯證法的還是唯物史觀的壹般原理，能“推導”出這壹整套東西來嗎？在這裏，邏輯是幫不了忙的。而如果馬克思沒有著壹整套東西而只是泛泛地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更高階段的社會所代替，馬克思就不是馬克思。

　　第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前提又是怎樣得來的呢？按照高寒的說法，似乎又是從黑格爾的“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原理推導出來的（後者是“壹般”，前者是“特殊”）。這樣壹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就都是“異常簡單”了。人們把馬克思說成是天才，不對了；任何懂得“萬物皆過程”的辯證法普遍原理的人都可以推導出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並不需要馬克思。

　　無論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沒有這樣“推導”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在對他的唯物史觀作經典式的表述時，說的是這是他的“研究”得出的結果，而得到後又用來“指導”他的研究。甚麽是“研究”呢？馬克思在另壹個地方說：“研究必須充份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資本論》第二版《跋》）什麽是“指導”呢？“指導”和“推導”不同，後者是剛性的，前者是柔性的。在運用某壹原理進行“指導”時，如果發現它與事實不符，那就必須修改原理以求適合事實，而不是裁剪事實以適合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評杜林的先驗主義方法時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 ( 《馬恩選集》卷三， 374 頁) 。

　　杜林曾斷言， 馬克思不依靠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就無法證明社會革命的必然性，證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對此，恩格斯反駁說：“當馬克思把這壹過程稱為否定的否定時，他並沒有想到要以此來證明這壹過程是歷史地必然的。

　　相反地，他在歷史地證明了這壹過程部分地實際上已經實現，部分地還壹定會實現以後，才又指出，這是壹個按壹定的辨證規律完成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同上， 477 頁)列寧是第壹個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來源作了某種推導式的說明的人。在《唯批》中，他在按照“反映即攝影”的觀點解釋了“存在第壹性，思維第二性”的命題之後，斷言歷史唯物論不過是把這個原理推廣應用到歷史領域。他說：“意識總是反映存在的，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壹般原理。看不到這個原理與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有著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聯系，這是不可能的。” ( 《列寧選集》卷二， 219 頁) 這樣，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就是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攝影。

　　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壹文中，列寧說得更清楚：“馬克思加深和發展了哲學唯物主義，而且把它貫徹到底，把它對自然界的認識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認識。”“正如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著的物質那樣，人的社會認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觀點和學說）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列寧選集》卷二，３１１頁）

　　顯然，列寧認為舊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的關系是壹種“推廣”的關系，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列寧說的是“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是從壹般唯物主義的“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原理推導出來的。

　　那麽， 怎樣解釋宗教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呢？人們頭腦中有鬼的觀念，神的觀念，難道也是客觀存在的鬼和神的反映嗎？如果不是，那麽又怎樣用反映論來解釋宗教的來源呢？

　　照相式的反映論在這裏是完全沒有用的。馬克思的又壹重大貢獻，就是他不從客觀對象來解釋意識形態的來源，而是指出，宗教這樣的虛幻的意識形態的產生，是由主體即人自身的社會存在決定的，但是人對這壹點卻完全沒有意識到。

　　這和我清楚地意識到桌子的觀念是來自現實的桌子是不同的。費爾巴哈已經指明，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上帝。人在創造出上帝後，卻不認識自己的創造物了，反過來拜倒在上帝面前，說壹切都是上帝創造的，祈求上帝的保護和恩賜。

　　這是壹種顛倒，壹種異化——人性的異化。馬克思進壹步指出，宗教的異化來源於現實的異化。宗教是壹種顛倒的世界觀，因為世界本身是顛倒的世界。( 這裏的“世界”當然不是原始的自然，而是人的世界，即社會、國家；這裏的“觀”

　　也不是攝影，而是看法和觀點。) 馬克思的意思是，無數個別人的活動聚合成為壹種社會的力量，它超出了人的控制，成為壹種異己的、敵對的力量，轉過來支配了人。人處於苦難之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才會產生幻想，以為冥冥之中有壹種神秘的力量在主宰壹切。單是批判宗教是不夠的，還要批判這個需要宗教的幻想的苦難的現實世界，並用革命的手段來加以改造。

　　有趣的是，馬克思也用過“攝影”這個比喻，但他的意思和列寧不同。列寧是在“忠實的摹寫”這個意義上使用的；馬克思相反，是說照相機的呈像是顛倒的：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的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象在照相機中壹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麽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壹樣。”（《馬恩選集》卷壹，７２頁）

　　馬克思在這裏說的“存在”是社會存在，即“人們的存在”；他在這裏說的“意識”是社會意識，特別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如宗教）顛倒了現實的關系。

　　如果在這裏可以用“反映”這個詞的話，那麽這是壹種顛倒的反映，是壹種異化。

　　所以，列寧把唯物史觀看成是壹般唯物論原理的推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這個觀點卻被斯大林加以繼承和發揮，他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中企圖說明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的“推廣”。他在文章中用了壹連串這樣的句式：“既然”，“那麽”，“這就是說”。例如：

　　“既然世界是處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中，既然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麽很明顯，沒有甚麽‘不可動搖的’社會秩序，沒有甚麽私有制和剝削的‘永恒原則’，沒有甚麽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恒觀念’。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正如資本主義在當時代替了封建制度壹樣。”

　　斯大林就是用這種方式，從辨證法和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中“推導”出了歷史唯物論。

　　我不知道高寒先生對此會怎樣評論，但這種“推導”不符合本來意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卻是毫無疑義的。

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由勞動來決定，那麽我們這樣來分析由勞動價值理論以及由此出發的剩余價值理論。壹個工人生產壹雙鞋子，成本10元，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工資3元，那麽壹雙鞋子的價值就只有13元，壹雙鞋子在和其他商品交換時，就依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再假如資本家強迫工人再生產壹雙鞋子，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也是3元，而此時資本家發善心，他賣了價值26元的鞋子，他把剩余價值3元也給了工人，也就是說，資本家20元買材料，6元買工人的勞動，賣出去的商品價值也是26元，那麽這個資本家就不存在剝削了！

　　我們進壹步假設，假如我們除去在商品中工人的勞動價值，此時，生產的商品，註意它已經是壹個完全和原材料不同的新的物品，它的價值和原材料的價值將會是完全壹樣的，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不僅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的工資，還把剩余價值全給了工人，那麽是不是意味著做鞋子用的皮子釘子的價值就等於鞋子的價值了？26元的鞋子，賣了26元，給了工人6元，剩下的20元，就是資本家購買原材料的錢！這就是說，資本家生產壹雙鞋子，賣出後，只是獲得了原材料的錢！而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來講，情況的確就是如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可以用這樣的公式來概括：商品的價值等於原材料的價值加上勞動的價值。勞動的價值付清了，意味著對於資本家、投資人來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原材料的價值！

　　也就是說，在勞動價值論裏，壹個商品，和組成它的原材料是同樣的價值，換句話說，妳用皮子釘子做皮鞋，皮鞋的價值和皮子釘子的價值壹樣，再進壹步說，皮子釘子，等於皮鞋！可是，在現實中，它們的價值不壹樣，馬克思說，皮子釘子和鞋子的價值不壹樣，是因為鞋子裏有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但，我們再壹次發問，如果商品賣出後，人的勞動的價值已經全部兌付，是不是意味著對於資本家、投資人來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原材料的價值！

　　可是，我們知道，商品的價值不等於原材料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遠遠高於原材料的價值，而當壹旦工人全部拿走了他的勞動價值，那麽就導致了分配過程中的壹個新情況，就是對於投資人來說，原材料價值等於他手中的商品的價值！

　　而此也就是勞動價值理論的荒謬之處，也是剩余價值理論的荒謬之處，當然，它也是重農主義的理論基礎，按照他們的理論，工商業本身根本不能創造財富！而和重農主義不同的是，馬克思不認為資本家應該獲得利潤，而重農主義認為資本家應該獲得利潤，允許獲利剝削！

　　而壹旦對於投資人來說，生產的結果意味著原材料以及成本的價值只能等於商品的價值以後，投資人就不會再投資了，按照勞動價值理論，投資人的投資，無非就是兩個結果，他不是剝削工人殺別人，就是自殺，殺死自己！因為他的投資行為意味著他用他的活命錢錢慷慨地養活了工人，而他卻要陷入逐步消耗完自己的財富，最後餓死的境地！好了，資本家餓死了，就剩下了工人，世界多麽美好，工人統治壹切！

　　這樣看來，勞動價值理論就解釋不了商品價值的來源了。因為按照該理論，商品的價值等於原材料的價值，勞動的價值也就是勞動的價值，和商品本身無關！既然商品的價值，等於原材料的價值，那麽就沒有生產的必要了，社會就不會再產生財富了！勞動價值理論，把創造財富的兩個密不可分的因素徹底的對立了起來，硬生生的割裂了物與人的關系！

　　我們可以再進壹步從正面來分析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不了商品價值的來源！假如兩個不同的商品，它們的成本完全壹樣，它們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完全壹樣，它們的供求關系也完全壹致，嚴復認為供求關系也決定了商品的價值（見《原富》部甲篇五按語），那麽是不是這兩個商品的價值就壹樣了？按照勞動價值理論，它們的價值絕對是壹樣的，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它們的價值卻有可能是完全不壹樣的！這樣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也可謂是比比皆是！

　　那麽既然相同的勞動量，相同的成本價值，相同的供求關系解釋不了商品價值的不同，那麽我們就應該把考察的眼光很自然地放到商品本身上來，而這也是亞當斯密以後的西方經濟學家，也就是被馬克思斥責為庸俗經濟學家的做法，他們認為決定商品價值的是商品的效用！勞動的價值在商品中當然有體現，但是，它決定不了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價值的只能是商品本身！

　　既然抽象勞動決定不了商品的價值，勞動價值理論以及剩余價值理論，就站不住腳了，而當剩余價值理論站不住腳的時候，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也就站不住腳了，此為馬克思痛斥否定壹切不同意其理論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根本原因！

　　於是我在想，什麽樣的經濟學家才是壹位合格的經濟學家！如果他看不到供求關系在決定商品價值中的作用；他看不到單用相同的勞動量是不能衡量不同的商品的價值的；他看不到不可能有絕對的、無條件的、無差別的平等和價值壹致……那麽，他就不是壹位合格的經濟學家！

剩餘價值理論的錯誤

作者 中國網友

很久以前與壹些極左人士辯論，建房子產生的利潤到底應該屬於工人，還是房主。對方認為房主買的沙子木頭等不能產生價值，所有價值都是工人勞動創造的，所有利潤應該全部歸工人才對。勞動創造價值，這沒有錯，可是全世界都沒有房子建好後送給建築工人的，那麽，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冥思苦想，忽然靈光壹閃，發現了壹個簡單的事實，不但能說明為什麽工人只該拿工資，而房子還是屬於投資者，還足以推翻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這個簡單事實是，資本不是別的，而是凝結成貨幣的勞動，與工人的具體勞動壹起，共同創造商品的價值。而工人的勞動，也是投資者用資本購買的，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個勞動就屬於投資者了。因此，生產過程就是投資者投資的作為原材料、設備形式的勞動凝結，與投資者表現為雇傭工人勞動的勞動壹起，在生產過程中改變了原材料的物質結構形式，使之具有使用價值，從而在市場中獲得新的價值。所以，商品的利潤由投資者獲得，是必然的和合理的，馬克思關於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勞動的論斷，因此破產。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不變資本指設備、原材料等，在生產過程中，這些東西只是把自身原有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去，而不能產生新的價值。可變資本指資本家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資本，資本家購買了工人的勞動力，而工人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勞動使原材料變成產品，使之增值，所以工人的勞動才是商品新的價值的創造者。工人勞動產生的價值大於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價值減去勞動力價格，就是剩余價值。因此，資本家賦予工人的工資，只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其對商品剩余價值的占有，就是對工人的無償剝削。

    在這裏，馬克思顯然沒有意識到或故意隱瞞了壹個事實：資本是什麽？就是用來投資的貨幣，而貨幣是什麽？貨幣作為壹般等價物，是勞動的凝結形式。可以說每壹個銅板上面，都凝結了勞動的血汗。

    舉個假設的例子。假設每個人工作壹年，平均總收入是5萬元。並假設壹個投資者也就是資本家工作幾十年年，積攢了100萬元，買地皮和建築材料。資本家的100萬元投資，其實質是資本家20年的勞動的貨幣化凝結。

    然後，資本家雇傭5個工人用半年時間建好房子。房子就產生了利潤。

    他作為投資人，投入了20年的勞動，其形式是投資。5名工人總共投入了2.5年的勞動，其形式是具體勞動。

    假設人均工資價格是每年50000元，工人2.5年的勞動獲得的價值就是125000元工資收益。

    這個資本家作為投資人，投入20年的勞動即100萬元，他要拿出2.5年的勞動凝結即125，000元購買工人的勞動。這相當於馬克思說的“可變資本”。

    那麽扣掉這個“可變資本”，資本家投入的土地費、原材料費相當於17.5年的勞動凝結，875，000元。

    建成房子後，假設售價為150萬元，則獲利50萬元。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不變資本（原材料）不產生新價值，那麽這50萬元利潤，應該全部由工人獲得，這不是很荒謬嗎？資本家投入20年壹無所獲，工人投入2.5年就獲得壹切，這豈不是對這個資本家的20年勞動的最大剝奪嗎？工人很快就成為最富有的人，他還是工人嗎？

    有人還是頑固地持“不變資本”不能產生新價值的理論，認為建房子的水泥、磚頭等是死的東西，只是資本家過去的勞動的凝結，只有依靠工人的活的具體勞動，才能變成房子，產生新價值。因此，沙子磚頭等死材料建成房子產生的增值，應該全部歸工人。這種觀點，完全沒有弄明白“資本是勞動的凝結”的意思。沙子、磚頭是怎麽來的？沙子是資本家開機器到河裏去挖上來，篩選，運輸，從百裏之外運到工地給工人建房子的。磚頭，是這個資本家找到黏土、挖土、和泥、打坯、砍樹劈柴、砌窯、燒窯、出窯、儲存、運輸，最後運送到工地給工人建房子的。這個資本家千辛萬苦把這些沙子、磚頭、水泥、木頭、瓦片等等準備好，加上地皮，整整勞動了20年。而建築工人只是做了最後壹道工序，把這些材料建成房子。他們只是從地上鏟起沙子調成泥漿，從地上拿起磚頭來砌成墻壁，怎麽就能夠全然否定寒鴉千辛萬苦挖沙子燒磚頭等等壹系列的勞動？而且這個資本家的勞動量比工人的勞動量要大好多倍！如果把建好壹座房子比作壓死壹匹駱駝，建築工人只是壓死駱駝的那最後壹根稻草，而這個資本家前面付出的勞動卻是給駱駝壓上千百斤石頭。難道這根稻草能把壓死駱駝的功勞都據為己有嗎？當然不行。壓死駱駝起最大作用的是那慢慢壘起來壓上去的千百斤石頭。由此可見，建房子所產生的新價值，主要是來自這個資本家投入的20年的勞動，而不是來自工人的勞動。而人們之所以沒有看到這壹點，是因為資本家沒有真的去挖沙子、燒磚窯，資本家是用貨幣去購買的。貨幣是壹般等價物，人們通過貨幣把各自的不同勞動等價交換。因為社會分工，不可能每個建房子的人都要挖沙燒磚窯，這個資本家做別的工作，生產別的產品或服務，獲得貨幣報酬，這個資本家用等價的貨幣去換取別人生產的建築材料，就等於是資本家幹了這些挖沙子、燒磚窯等等的勞動。這就是等價交換的意義。所以，資本家投入的資本所購買的沙子、磚頭、木材等，就是資本家的勞動的凝結。所以，資本家投入的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死的“不變資本”，而是活生生的血汗勞動的凝結物。因為資本家的投資所凝結的勞動量，比建築工人建房子的勞動量要大好多倍，因此他的勞動產生的價值就大很多倍，他獲得房子產生的利潤，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而如果工人也要像資本家壹樣，工作20年，用積攢起來的100萬元來投資建造自己的住房，這才是公平的。

    那麽，馬克思的錯誤在哪裏呢？馬克思不懂得（或故意隱瞞了）投資者的投資，其實質是也勞動的投入，與工人的具體勞動的投入，本質上是壹樣的。所以，投資者投入的資本和工人的勞動，壹起創造了產品的價值。

    馬克思另外壹個更嚴重的謬誤在於，他堅持認為資本家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動力，而不是工人的勞動。資本家給工人付出的勞動力的價格，要低於工人在勞動中創造的價值，那麽工人的勞動創造的這多出來的價值，就被資本家無償剝削了。

    那麽，資本家購買的，到底是工人的勞動，還是工人的勞動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先弄清概念。

    什麽是勞動力？勞動力的壹個意義是指勞動人口，而只有在奴隸社會才能買賣勞動人口，因此不是這個概念。

    在政治經濟學上，勞動力是指人的勞動能力，是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也就是人用自己的腦力和體力從事某種具體勞動的的能力，即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則是這種勞動能力的支出和耗費，也就是在進行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對勞動力的使用。

    這個意義上的勞動力能購買嗎？應該不能。資本家如果購買了壹個工人的勞動能力，那麽這個能力就屬於資本家了，而這工人就失去這個體力和腦力的勞動能力了。這不是很荒謬嗎？

    再說了，資本家雇傭工人，付出的是貨幣，而前面說得很清楚，貨幣就是資本家的勞動的凝結。註意了，是勞動的凝結，不是勞動力的凝結。他勞動壹天，獲得壹天的工資，這工資就是他壹天的勞動的報酬，而不可能是他的壹天的勞動力的報酬。他勞動壹年，獲得壹年的工資，這是他壹年勞動的報酬，而不是他的勞動力壹年的報酬。還是建房子的例子，資本家用自己2.5年的勞動的凝結來交易工人2.5年的勞動。交易是等價交換，那麽資本家的勞動凝結（貨幣）怎麽能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這是兩個不同質的東西，勞動力是沒法定價的！所以，他雇傭工人壹天，就是用他壹天的勞動的凝結物（貨幣）購買他的勞動力發揮壹天的勞動，而絕不可能是勞動力本身。

    再用壹個例子說明資本家購買的是勞動，而不是勞動力。比如，壹個獲得了博士學位的人找不到相應的工作，為了糊口，跑到資本家的工地做建築小工。按照勞動力的標準，他有博士學位，是含有搞投入的勞動力，資本家要付出高價雇傭。可是他的工地只能給他小工的工作，因此他只能從事工地給予他的勞動，獲得建築小工的勞動的報酬。也就是說，資本家購買的是他作為小工的勞動，而不是作為博士的勞動力。

    所以，資本家雇傭工人建房子，就是購買了他的勞動，他的勞動的作用就是使建築材料發生結構變化，建成可居住的空間。

    人的勞動就是使原材料發生物質結構變化，使之適合人使用，具有使用價值，因此，寒鴉購買磚頭，就是購買磚廠工人的勞動，就是等於資本家用自己的勞動使柔軟的黏土變成堅硬的磚頭。資本家雇傭工人建房子，就是購買建築工人的勞動，就是等於資本家用自己的勞動使磚頭變成具有空間供人居住的房子。

    總而言之，由於是等價交換，工人的勞動就成為了資本家的勞動，而資本家的勞動建造了資本家的房子，所以，房子產生的利潤也好，使用價值也好，都是資本家的，與工人無關。

    可見，馬克思關於資本家購買工人勞動力而不是購買勞動的理論，是何等的荒謬。

    這樣壹來，馬克思關於資本家無償剝削工人勞動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這可是個要命的問題。因為馬克思說的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就是建立在資本家無償剝削工人的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是以這個作為起點的。這個基礎壹旦倒塌，馬克思主義的壹切就得重新評估。

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理論的錯誤

作者 中國網友

1970年，筆者15歲，開始自我啟蒙，讀的第壹本書是馬克思二女婿拉法格寫的壹本回憶馬克思的小冊子。拉法格簡單闡述了馬克思的兩大發現：歷史唯物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拉法格說到，當恩格斯在散步時向他解釋了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與之適應，導致社會由原始，封建，資本，社會，共產的軌道進步，他聽後覺得紛繁的歷史立刻變的清晰了。 筆者當時的感受也是醍醐灌頂。

但對剩余價值理論，拉法格未加理論闡述，而是舉例說明: 資本家雇傭工人制鞋，每日工作8小時。工人工作4小時的產出即足夠工人的工資(必要勞動時間)，但資本家讓工人繼續工作，因為是8小時工作制。剩下4小時(剩余勞動時間)的產出為資本家所得，即剩余價值。這個例子簡單易懂，但筆者當年讀後有點失望，如此聲名顯赫的理論僅是資本家狡猾的無償占有工人的部分勞動，有點太小家子氣。

今年是馬克思200年誕辰，世界著名媒體如BBC對馬克思盛贊有加，稱其為19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卻沒有特別提及他的兩大發現。這勾起了筆者半個世紀前的興致。筆者沒有能力閱讀資本論，維基百科是常用的工具，故很快查了壹下剩余價值理論的條目，應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權威寫的。令筆者驚異的是，這個條目的編寫者幾乎是拉法格再世，用的也是資本家雇傭工人制鞋的例子，完全沒有筆者期待的優雅的理論闡釋。不管怎樣，這個理論告訴人們，資本家的行為合法不合理，雖無刑事罪，但有原罪：貪婪，沒有把工人的全部勞動價值還給工人。

壹， 工人的勞動價值是多少

好，現在讓我們設想壹下， 壹位好資本家，比如恩格斯，應該怎樣做才能把工人的全部勞動價值還給工人。

方法壹，計算工人的勞動產出。眾所周知，壹個商品的形成包含了諸多要素：原料，工具，場地，勞動，設計，運輸，銷售(筆者有意不提管理和策略)。假設每壹項都有產出，考慮總產出(貨幣收益)時，是否可以用以下的公式？

總產出 = 原料產出 + 工具產出 + 場地產出 + 勞動產出 + 設計產出 + 運輸產出 + 銷售產出 + …

不行，因為若如此，去掉某壹項，總產出依然存在。而事實上，去掉任何壹項，總產出就不負存在（這對工人無比重要。非此，他們就無足輕重）。因此對產出來說，以上各要素的關系決不是相加，更像相乘。那麽試壹下

總產出 = 原料產出 × 工具產出 × 場地產出 × 勞動產出 × 設計產出 × 運輸產出 × 銷售產出

任何做過小學算數應用題的人都知道，這是錯誤的，等式左側的單位是貨幣單位，而右側的單位是貨幣單位的次方。

很明顯，在邏輯上不可能有單項的產出。無法定義和確定勞動的產出，何言把勞動產出全部發給工人？

方法二，全部利潤發給工人。這聽起來是個好辦法。但皮革商不高興了：如果工人在工資外還分利潤，我除了貨款也應分利潤。鐵路公司也不高興了，憑什麽沒有我的？！

更糟糕的是利潤可大可小，可正可負。正了好說，負了呢？難道工人拿回家的工資也得吐出來？是否可以取消工人固定工資，全靠利潤分紅？工人是絕不同意的，他們會認為這是資本家減少他們勞動報酬的陰謀詭計。（現代壹些公司會在年終將少量利潤分給雇員，但這是物質刺激，提高凝聚力，絕非所謂把全部勞動成果交給工人。）

當然最根本的是，沒了利潤資本家為什麽要辦工廠？即便恩格斯不介意，馬克思壹大家人吃什麽？拉法格吃什麽？拉法格和勞拉倆口子壹輩子依靠恩格斯或恩格斯的遺產生活。

方法三，參照個體鞋匠。事實上不可比。工人到工廠工作只帶去了體力、技能和時間，而個體鞋匠的收入與工廠主的相似，是壹系列因素的乘積。另外個體鞋匠的收入顯然並不具有吸引力，否則工人何不都離開工廠去幹個體呢？

方法四，參照合作社中的鞋匠。事實上，合作社除了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基布茲(規模也在縮小），從來搞不好，否則如果工人能從合作社得到更好的收入，他們為什麽不自己組織合作社？困難之壹就是成員間的分配問題。總經理，鞋匠和雜工分配能壹樣嗎？顯然不行。如果不壹樣，又該怎樣？其實，大多數情況，是合作企業參照私人企業的工資模式。

二， 改造世界的工具

這也不行那也不可，表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有實質問題。事實上，盡管人的勞動永遠必不可少，近現代工業的剩余價值主要來自於由技術進步，機器使用，規模化生產和市場擴張帶來的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有人辯解說，馬克思的理論是基於資本主義早期階段。不對，不管早期和晚期，資本主義的本質相同，而且馬克思所在的19世紀中葉的英國，大規模使用機器的工業已以成為潮流。他若不清楚，問問恩格斯，曼徹斯特的紡織業與老奶奶的紡車之間的區別。拉法格選擇制鞋業來闡釋剩余價值別具匠心，因為那時的制鞋基本是手工。他們避免舉當時英國標誌性的鋼鐵業，機器制造業，或紡織業為例恐怕不是偶然的。

任何有常識的明眼人都能看出，剩余價值是從生產到銷售的多種因素的鏈式綜合結果。把它歸結為工人勞動的單壹因素的貢獻，說輕點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說重點是別有用心！

馬克思被稱為是19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說他胡說八道有失恭敬，那就只有別有用心了。其實這並非秘密，馬克思是要改變世界的哲學家，工人階級是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工具。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就是讓工人階級相信他們被資本家剝削，起來革命，做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實現共產主義！筆者無意對他的意圖做道德判斷，但壹個政治大忽悠不可能有什麽科學性。

三， 買賣就是相互剝削

然而馬克思正確的指出，勞動力是商品（但他還說，勞動力是特殊的商品，即產生剩余價值。筆者也同意勞動力是特殊的商品，只是何以特殊，筆者的看法與他完全不同）。它與皮毛或皮鞋在商品買賣交換中沒有本質不同。當皮毛獵人賣皮毛時，制鞋商狠心殺價，完全不考慮獵人經歷的艱辛和危險。而獵人不管多不情願，壹旦不得不把皮毛賣出，他就無權抱怨。同樣，制鞋商賣皮鞋，消費者也總想付最低價格（制鞋工人在買帽子時就是消費者），弄得制鞋商打折血拼，如果盈利不佳甚至虧損，他也無權抱怨被消費者剝削了。換壹種說法，剝削是商品交易的長態：買家就是要剝削賣家，以盡可能的最低價格從賣家手裏獲得商品而不管賣家的感受。如果賣家賣了個高價，他就剝削了買家—的錢包。參與交換就得願賭服輸。勞動力作為商品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法則。

四， 工人的力量

到此，有讀者可能要大罵筆者是資本家或資本家的走狗。其實筆者壹輩子是個普通雇傭勞動者，連個小經理都沒當過。不過為了避免走狗的嫌疑，為工人兄弟出幾招。既然勞動力是商品，它就遵循商品價格的壹般規律。而且它還是特殊的商品，因為它的載體是人，而人是活的。如果這些人碰巧是可以投票的公民，那麽他們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又要高許多。

招壹，以質論價，更確切的說是以價付質。如果工人認為工資太低就怠工，降低工作的速度或質量。當然這樣做對單個工人是有風險的，必須要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當資本家發現怠工的損失慘重時，他不得不改善工人待遇。早期的工人運動使用這種方式頗有成效。其實，成熟的資本家不會總想給工人最低工資，因為他們知道的很清楚，最低工資只能得到最低質的勞動，不可能生產高質量的產品，工廠無法持續。

招二，物以稀為貴。減少勞動力的供給量。在近現代民主國家，雇傭勞動者是選民的主體，他們選舉的政府禁止或限制外國人在本國工作。19世紀末美國的排華法案就是愛爾蘭裔美國人運動國會，禁止輸入大量華工沖擊以他們為主導的勞工市場。英國公投脫歐也部分是這個原因。

招三，壟斷。工人組織工會，工會代表所有工人壟斷與資本家談判壹切工資待遇。資本家不得繞開工會雇傭或解雇工人。這是爭取最高待遇的最佳方式。它是如此的有效以至於有可能榨幹資本家的絕大部分利潤導致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破產，如美國的汽車工會幾乎摧毀了美國底特律的汽車工業。為了工人自身，應註意有理有利有節。

招四，斷貨。當談判破裂就只有罷工。必須提前很早準備，做好長期堅持的安排。在罷工期間，資本家沒有產出而依然有維持的成本，也熬不住。這是最後的手段，殺敵三千自損八百，得見好就收。

壹切的前提是工人組織起來，最好是成立行業工會（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號召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但那是為了世界革命。而對以爭取工人福利為目的的工會，他基本上嗤之以鼻。）。工會不但可以代表工人直接對付資本家，聯合起來的工會還可以影響政黨，通過保護工人的法律，而且從資本家獲得更多的稅收建立工人受惠更多的福利制度，整個社會得到平衡。壹個存在雇傭勞動而無工會存在的國家，不可能屬於工人。

當然資本家也不會坐以待斃。到了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的資本家發現鬥不過本國組織起來的工人，以躲為攻，把工廠搬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到禁止工會的威權性國家，在那裏如魚得水。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藍領工人階級被打敗了，但是他們不甘心。美國工人階級選舉了個另類資本家當總統，他許諾要讓逃跑的資本家把工廠搬回美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這是另壹個話題，本文止步。

五， 無比昂貴的偽概念

剩余價值究竟從何而來？如果把剩余物資定義為產出與投入之差，人類任何的生產活動都必須要有剩余物資，否則這種生產活動無法持續和發展。壹個漁民吃壹條魚，必須捕捉壹條以上的魚，否則他的家庭就無法生存。他的勞動僅是捕魚的必要條件之壹，至於能捕獲幾條魚取決於他的技術和工具，釣魚還是網魚，更重要的是水中是否有魚，而魚是大自然的賜予。農民也壹樣，他必須耕種，使用的是鋤頭還是拖拉機的區別很大，然而收成更取決於陽光雨露。如果漁民和農民互換產品，剩余物資的形態復雜化但實質無變化。

因而可見，追究剩余物資的來源根本無意義，如果壹定要追究到底，壹切剩余物資最終只能來自太陽，再加上地球。剩余價值的形成與此無本質不同，只不過是壹個多人、多層次、交叉往復，大規模的循環。

在苦思冥想，損失了成千上萬腦細胞後，筆者最終不得不認為，剩余價值是壹個政治經濟學的偽概念。然而其（這個問題的另壹個表述是誰養活了誰）制造的革命，大概耗費了人類壹億條生命。

馬列主義的基本特征

作者 李大立

馬列主義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和「荒謬」之處所舉的著名例子是：資本家為了保持和提高商品在市場的價格，寧願毀滅商品也不讓它們無償地歸還生產者，直接到消費者和窮人的手裡。比如寧願將牛奶倒入海也不給有需要的人。又比如資本主義國家遍地高樓大廈，而窮人們卻只能露宿街頭，形成了「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不合理社會現象。

馬列主義簡單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改變和消滅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社會生產力便會「得到極大的發展」，社會就會得到「極大的進步」，從而進入人類最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

筆者估計馬克思作此論斷時，是躲在德國的小鎮居所想像歐洲和俄國農埸主把多余的滯銷的牛奶倒入海中銷毀的情景，貪窮落後的東方大國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黃金十年1926-1937才剛剛開始萌芽，遠還末發展到如此地步，加上當年外蒙被陰謀割裂，根本就沒有多余的牛奶可供傾倒入海。

可是，經過在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俄國和中國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寵大最殘酷的社會主義大試驗結果如何呢？我們親眼目睹的是：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無償分配給員工們住了，擠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70年代筆者在廣西、貴州的大山溝裡工作，參加「三線建設」，地處崇山峻嶺，方園數十裏荒無人煙，生活極為艱苦。「半月不聞肉味」是常事，平日食堂只有蘿蔔幹鹹菜。想買壹小包內蒙奶粉難於上青天，轉碾經多個熟人朋友之手，才能買到壹小包(大概是250g)以補充營養。直至婚後調昆明工作，80年代才能憑新生兒証明每天大清早摸黑排隊購得100克鮮奶。中國從末有過將牛奶倒海裡吧？怎麼市場上不見牛奶呢？原因在於公社化，普遍公有制，農牧民完全沒有生產的積極性。直至「改革開放」後，把部份的生產自由還給了農牧民，才真正有了牛奶及奶制品供應，今天各大中城市的超市中才有了盒裝鮮牛奶和袋裝礶裝奶粉供應，這在毛澤東時代是難以想像的。

70年代末，筆者開始在西南某省會城市建築設計院工作，對毛時代和後毛時代建築業的蕭條泠落體會更深，那年代，土地無償佔用，誰佔歸誰，壹切實行「單位所有制」的計劃經濟，各行各業死氣沈沈，鮮有建設新房子，北上廣這些大城市，全靠「解放前」國民黨留下的高樓大廈撐門面，「解放」三四十年，幾乎沒有建過什麼像樣的新房子，住宅建設就更不用說了，人口卻在不斷地增加，人們普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擠在「舊社會」留下的破舊房子裡，以致發生上海年輕人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慘劇。那年代當地各單位建的職工宿舍全都是紅磚予制板的4-6層簡陋紅磚房，不少連獨立廚廁都沒有，很多房子剛完工甚至末完工就被擠進來搶住了，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有房無人住」的現象，房子都住得滿滿的，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有償使用，開放民菅建築，房產私有、允許買賣，才出現了各地城市高樓大廈雨後舂筍的蓬勃局面，中國老百姓才第壹次見識了什麼是現代高層住宅。

事實証明馬主義的「線性思維」太簡單太幼稚了。牛奶不倒海裡了，可是牛奶沒有了。房子都無償分給員工了，可是新房子卻沒有了。

馬的著眼點(聚焦點)錯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不完全取決於產品的分配和使用，而是主要在於社會制度(所有制)是否能促進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

資本主義社會縱有許多缺䧟，但其在生產過程中淘汰甚或主動銷毀壹些不合格的成品半成品為確保其品牌產品的的高質和商業聲譽的行為無可厚非。相比之下，若放任這些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塲，後果更為嚴重。據報今年廣東(兩廣)荔技產能過剩，收購價跌至每斤0.1元還跌勢不止，果農大多不情願劈價出售，造成大量荔枝積壓腐爛，堆成垃圾拉去充肥料。這就牽涉到市場運作，物流運輸等等社會問題了，試想如果北方甚至國外需求量足夠大，物流運輸方便快㨗，運費便宜合理....收購價會跌到如此低賤嗎？果農會舍得眼睜睜看著它們爛掉嗎？相反地，只要上述的商品生產、流轉、銷售任壹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做成廢棄大量農產品的痛心現象。

同理，西方國家如果市場對鮮牛奶的需求量足夠大，市場價格維持壹定水平，農場主有利可圖，他們是絕不會將牛奶倒入海的，他們這樣做，只是遵循資本主義行之有效的商業市場規則，馬克思以壹時特有的現象用之於舉例以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全面攻擊是不當的。

列寧說：將來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黃金只能用來鋪廁所。

列此話的言下之意是黃金作為壹種不生鏽、不失重變形的貴金屬，被全世界公推公認作為財富和價值永久保存的象徽和替代物以及統壹的衡量標準，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己通行達數個世紀之久，人類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己經消滅了私有制，沒有了私有財產，壹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也就沒有了需要永久保存的財富，所以也就不再需要黃金這種貴金屬來充當統壹的價值標準了。列還解釋說，作為壹種金屬，黃金在其金屬之物理屬性上，諸如延展性、可塑性，導電性、導熱性等均不如其他金屬，因而用於制作電器、日用品也不如其他金屬。所以，只能用來鋪廁所，借此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蔑視和憤怒。

可是壹個多世紀漫長的歲月過去了，事與馬列願違，資本主義不但並末如他們予言的那樣「全面崩潰」反而日益發展壯大，創造出比社會主義更大得多的經濟成就。因此，作為全世界日漸增長的財富的代表和象徽，黃金非但沒有被用來鋪廁所，而本身的財富標準作用更日趨重要，世界各國均視為珍寶，增加儲備，各國無不用作發行貨幣的幣值保證。

中共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無論馬列將共產主義社會想象得多麼美妙豐富，全世界超逾壹個世紀的大範圍實踐証實了它不過是壹個美麗的幻想，世界上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頭人蘇聯己經易幟解體，並公開宣佈共產主義失敗。時至今日距離它的全球最終落幕己經為期不遠。

反對共產極權的原因

作者 許志勇 寫於二零二零年

共產黨員是可恥的

在北大讀書時，我曾申請加入共產黨。服務國家，是我壹生的理想，認同改革開放，願做壹個建設者，希望進入體制，有更好的機會。這麽想的，就這麽寫。

可這樣的申請書不合格。它有固定的格式。

導師找到我。我說，我不可能不顧文化大革命的恥辱歷史，撒謊壹貫偉大光榮正確。我是壹個人，有自己的良心，以後也不可能不管是非絕對服從。導師無奈，說那就湊合吧。

感謝法學院博士班同學支持，票選入黨積極分子，我排名第二。接下來上黨課。結業考試，仍是那些說教。不違心說話是底線，我不能在試卷上填寫自己反對的。自然考不過了。最後沒入成。

妳信共產主義嗎？

六十年前，問共產黨員，這個問題荒誕——怎麽會不信呢？今天則是另壹種荒誕——怎麽會問出這樣的問題？

半個多世紀後，共產黨看起來依然強大。然共產主義離中國越來越遠了。八千萬黨員，有多少真信共產主義？

旅遊景點，采摘果園，紅色教育基地。壹群又壹群年輕人在鐮刀斧頭旗前舉起拳頭，念念有詞。然後嘻嘻哈哈，吃喝玩樂。他們舉拳頭時在想什麽？信共產主義嗎？真的打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嗎？

有人說，人嘛，為了工作、地位，走個形式，何必那麽認真。可莊嚴宣誓的時刻也撒謊，人還有什麽底線？還談什麽理想、責任？

有人說，這就是政治，天下烏鴉壹般黑。可親身經歷告訴我，世界不是這樣的。2004年秋季，我作為基層誌願者參與美國總統競選，和民主黨黨員們驅車幾百公裏到壹個小鎮拉票。沒有報酬，中午就壹個漢堡，大家熱情高漲。

政治是為理想。美國這樣的黨員千千萬萬。為什麽中國幾乎絕跡了呢？

入黨，不是壹個簡單的過場。它是壹個精密的精神閹割程序。

申請書有固定格式，壹貫偉光正，表忠心，思想匯報，精神改造，向組織靠攏。最後拋棄信仰乃至人性，舉起拳頭念念有詞。

從舉著拳頭撒謊開始，通往權貴集團的道路還有多重修煉。要學會“正確”看待歷史，抗日戰爭中流砥柱，“正確”看待壹些社會問題，問題都是局部的片面的，“正確”理解什麽是大局，特權集團的穩定大過13億人的自由、尊嚴、幸福。

妳不是不明白，看到社會不公也曾憤怒過。可這勢利的社會，權力地位的誘惑，使妳選擇轉過臉去。

直到有壹天，面對千千萬萬遭遇不公不義的無權無勢者，被拆遷人家自焚的烈焰，塵肺病人絕望的吶喊，毒疫苗家長痛心的淚水……妳冷酷無情地把他們拖起來，野蠻毆打，非法關押。從壹個陽光少年變成骷髏壹般冷酷的螺絲釘，妳就修煉成體制的中流砥柱了。

2018年北大法學院“法治三老”學術研討會，法學專家們講社會不公，河北84歲的老人李淑賢上訪被投入監獄，兩次骨折不能站立，申請保外不允許。保衛部派兩個人給研討會拍照錄像，年輕的低頭看手機，年紀大的壹邊聽壹邊皺著眉頭。

這人神共憤的事，黨的人在想什麽？

前些天回老家。第二天開封市梁苑派出所的張亞鑫登門“查戶口”。我說，是查戶口嗎？警察幹點正事，不要沒事擾民，不要幹壞良心的事。

他回答很直白：共產黨給錢，叫幹啥幹啥。

給錢，叫幹啥就幹啥。這社會就這樣。中國就這樣。我也是吃這碗飯。我也有老婆孩子。

平庸之惡就這樣煉成的。和黑社會、小偷、強盜的邏輯完全壹樣。不講良心，沒有底線，八千萬精英墮落至此，國何以堪？

壹個誠實正直的人，在這個體制中壹定是痛苦的。這是壹條真正的邪路。

千千萬萬中國人不知不覺陷入泥潭，在私欲誘惑與良心是非間掙紮。時間把這掙紮寫在臉上，陰暗，城府，油膩，猥瑣，中國男人最大的悲哀。

它的儀式在每壹個細節上閹割良心。正是這些細節構成了這虛偽的病態的社會：最高權力是橡皮圖章，最高的法律是廢紙，公仆騎在主人頭上，貪官汙吏把財產子女轉移到“萬惡的資本主義”。

連天下都是私家的，誰還在乎公德？國家政權謊言當道，誰還在乎良心廉恥？與竊國者相比，地溝油算什麽？瘦肉精算什麽？毒奶粉算什麽？假疫苗算什麽？這社會就這樣，成了所有違背良心的借口。無論極端的還是平庸的，罪惡都是由違背良心的細節構成的。

中國病了。

壹個病毒，感染了八千萬，不，13億中國人。膜拜權力，泯滅良心，貪婪無度。人性中美好的，真誠，善良，謙卑，都覆蓋厚厚的堅冰。

壹個幽靈。在歐陸無處徘徊。流落遙遠的東方。在這古老專制的土地長出繁茂的腥紅的罌粟。它說，看！人類歷史就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妳死我活，野蠻叢林。它說，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紅色江山千世萬世。

壹種價值觀，唯物的世界，叢林的政治，無因果的生命。

壹個心魔。誘惑著妳，恐嚇著妳，墮入黑暗。然後妳作為它的宿主，又去誘惑別人，恐嚇別人。妳恐懼它，依附它。妳身不由己。數千萬黨員，13億國民，都是這心魔的奴隸。

有壹個看不見的世界，奴役這看得見的塵世。

我們的敵人，不是任何壹個具體的人，而是壹個幽靈。中國最可怕的敵人是這個幽靈。壹個控制我們靈魂讓同胞相互敵意、廝殺、內耗的幽靈。它混雜著歷史傷痕、千年苦毒、帝王將相兄弟相殘刀光劍影和王朝更替動蕩殺戮森森白骨。

它讓壹個世世代代祥和的村莊在恐怖中分成派別廝殺，讓數十萬知識分子痛苦地扼殺良心茍活於世，讓整個國家陷於愚昧癲狂。它驅使公仆們陷入無節制的貪欲、墮落。驅使法官放棄良心、正義、底線，在不公正的判決書上簽上自己廉價的名字。

它讓我們的社會分裂，城市和鄉村，窮人和富人，權勢者和無權者。使我們的社會道德淪落，互相戒備、猜疑、敵意，充斥謊言、憤怒和抱怨。

該怎樣走出漫長專制的陰霾？該什麽儀式才能潔凈這千年苦毒的大地？才有中華美麗聖潔的新生？

永遠告別那個幽靈。它不只是共產黨，不只是二十世紀的苦難，它是我們民族漫長的專制歷史。這是壹場屬靈的征戰，驅逐邪靈，解救13億同胞，古老文明重生。

我們是那幽靈的掘墓人。有壹天，那方形的墳墓作為文革紀念館。天安門，是自由的廣場。

奴役之路

1921年夏天，蘇聯資助和領導下，中國壹批理想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共產黨。

中國向何處去？李大釗、陳獨秀眼裏，蘇俄是榜樣。中國諸多問題會迎刃而解，壹舉擺脫貧窮落後的屈辱，建立壹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幸福國家。

他們還不知道，夢想與現實間，有多麽可怕的距離。

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理想。正義理念源於現世結果的不平等。同樣是人，憑什麽他億萬富豪我壹無所有？斯巴達立法者重新分配土地，中國農民起義軍“均貧富等貴賤”，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摩萊裏“新社會結構計劃”，社會主義理想生生不息。

人生而不同。人類社會永遠有不平等。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不平等在，就有平等的渴望。

效率與公平永遠是壹對矛盾。產業革命帶來了經濟騰飛，也制造了巨大不平等，對結果平等的渴望凝成時代強音。壹個叫馬克思的德國人設計了壹種新制度，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結束階級壓迫，克服市場競爭帶來的浪費、混亂和危機。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那是人間天堂。人人自由平等，勞動成為需要，財富按需分配。

然而二十世紀，俄羅斯，中國，柬埔寨，北朝鮮，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所有經歷過共產主義實驗的國家，人民沒有天堂，只有地獄。

沒有自由平等。壹個武裝集團占領壹片土地，不是帶來自由解放，而是比皇權更極端的專制，比封建時代更嚴苛的等級，人人喪失自由、財產、尊嚴，匍匐在地山呼萬歲。

沒有共同富裕。黃世仁們的財產被剝奪了，喜兒們沒有富裕，分到手的地很快又充公了。財富按權力分配，與勤勞、品德無關。領袖行宮無數，美女成團，底層人民長期貧困，數千萬人餓死。

斯大林明白專制的根基是恐懼，“大恐怖”時期近百萬俄國人被殺害。毛澤東敦促按比例殺人，近百萬“反革命”被公開處決。紅色高棉屠殺了近三分之壹的柬埔寨人。共產主義帶來的死難，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總和。活下來的人們，大多生活在貧窮、壓抑、恐懼中。北朝鮮人民，直到21世紀仍未擺脫夢魘，無休止的內鬥、奴役和饑荒。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共產主義運動的巔峰之壹。父子反目，夫妻互誣，武鬥，殺人，吃人，萬歲之聲震天動地，敲鑼打鼓迎接聖旨，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養“忠”字豬……中國人曾經那樣癲狂！宣稱最先進的制度，實則千年極權專制回光返照。脫離現實張揚仇恨的烏托邦嫁接到皇權專制文化土壤，壹個古老民族的悲劇。

為什麽理想的天堂成了現實的地獄？

天堂不是罪惡。罪惡的，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本身存在致命缺陷。經過列寧發揮，淪為血腥恐怖的奴役之路。

經濟理論，公有制，計劃經濟，致命的理性自負，脫離現實的烏托邦。

廢除私有制，壹切財產收歸國有。而國家，是少數人的。實際歸官僚特權集團所有。企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社會主義不是消滅了私有制，而是打造了極端私有制。整個國家淪為特權集團的私產，喪失財產的國民淪為權力附庸。

農業集體化壓抑人性，帶來中國、蘇聯、柬埔寨、北朝鮮的大饑荒。人民公社，農民吃壹頓飯都要向權力祈求。公有制沒有把人從物質奴役中解放出來，反而把人變成統治者的奴隸。

自私是人性之壹。必要的臨時的公有，比如合作社，出於成本收益考量，符合市場規律。只有在充分民主、科學分配、美好信仰的前提下，才適合相應範圍的公有制。共產的理想本身沒錯，可沒有民主法治的共產，階級專政的共產，打土豪、公私合營、強征強拆，就是搶劫，公有制淪為最極端最邪惡的私有制。

計劃經濟，以為政府機關能計算價格，科學安排所有的生產和分配。這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手機生產出來之前，政府如何定價？如何知道需求？如何安排生產數量？經濟是壹個動態的過程，市場活力，人的欲望，遠遠不是理性能計劃的。扼殺市場，帶來無止境的短缺、貧困和饑荒。

剩余價值說，把勞動簡單化為體力勞動，抹殺資本、管理、智力成果的價值，把投資的利潤，文明進步必要的積累，稱為剝削。人類自古以來所有勞動都是為產出大於投入，投資辦企業，收獲利潤，是壹貫的正當要求。民主法治市場競爭下，資本更高利潤，意味著科學管理和科技創新，是文明進步之源。

勞動價值論，把物品價值簡單化為勞動創造。抹殺市場供求關系的決定作用。物以稀為貴，千古常識。天上掉下壹塊鉆石價值百萬，誰的勞動？價值何來？需要多少必要勞動時間？人類大量資源能源都是上天賜予的。

馬克思的政治理論，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異打江山坐江山，強盜邏輯。

人性多元，有無知、恐懼、敵意、野蠻，也有博大、慈悲、仁愛、文明。人類文明豐富多彩，有戰爭，有和平，有科學，有信仰，有善有惡，有恨有愛。馬克思以階級鬥爭概括人類文明史，所有文明之進步人性之美好皆淪為妳死我活的野蠻叢林。

無產階級專政，權力不受任何約束，完全以暴力為基礎。妳壓迫我，我反過來壓迫妳。相比洛克孟德斯鳩們民主選舉分權制衡的現代政治理論，悖逆人類文明潮流，沒有政治學理論創新，只是強盜邏輯的翻版。

誰，是無產階級？工人？農民？假如以貧窮為標誌，當政後還是無產階級嗎？憑什麽這個階級生來聖賢權力可以不受制約？沒有權力制衡，壹群人高高在上，另壹些人必然匍匐為奴，毫無平等可言。

列寧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暫時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可毒樹結不出善果，恐怖手段結不出自由的果實。壹個不擇手段殺人無數的暴力集團，占領壹個國家，怎麽可能給國民帶來自由平等？統治集團很快墮落成特權利益集團，騎在人民頭上。本想作為工具的專政，變成其自身的目的，“黨的領導”變成專制的最高目的。

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淪為人間地獄。議會民主，健全福利，人人趨於平等，所謂資本主義反而實現了社會主義理想。哪條道路是科學的？

公有制，計劃經濟，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科學社會主義”成了最不科學的主義。

壹條通往奴役之路。

極權主義的根源

二十世紀，極權專制回光返照。表現為兩大社會主義，壹個叫科學社會主義，壹個叫國家社會主義。

它們都把人分類，不同種族，猶太人，雅利安人，或者不同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煽動彼此仇恨，廝殺。都敵意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多黨競爭的現代文明。都宣稱壹個政黨，壹個領袖，強調軍隊絕對忠於黨，忠於領袖。都以野蠻暴力大規模殺人制造恐懼。

都有漫長的專制文化土壤。

文化土壤，人們的習慣認知和信念。相信政治就是公共服務，人人平等，公平競爭，民主憲政的土壤。相信政治就是槍桿子政權，打江山坐江山，人人互害，不擇手段，極權主義的溫床。

德國、俄羅斯、中國，都有悠久的專制歷史。雖有現代文明沖擊，舊觀念仍在，二十世紀專制回潮不是偶然。中華專制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權力鬥爭更無底線，文化慣性更強大，文明之路更漫長。

都有惡劣的現實環境。

壹種思想主義成長壯大，離不開現實社會土壤。壹個健康社會，自由、公正、幸福，極權主義的死亡沙漠。壹個病態社會，動蕩、失序、苦難，極權主義的和風雨露。

希特勒啤酒館政變之後壹度消沈。那時德國社會良性發展。1929年大危機，極權主義迅速膨脹。中華民國內憂外患，國內戰亂不止，外有強敵入侵，極權主義借抗戰之機發展壯大，最終橫掃大陸。

國家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彼此深仇大恨。正如極端宗教，越相似的派別越極端對立。兩者壹個被稱為極右，壹個極左。其實，向左向右走到極端，都是壹回事，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根植於人性，人與生俱來的分享自造物主的天性，自愛、自由、永恒、無限。表現為追求自我、生命、財富和權力。而人是被隔離的存在，無知、狹隘，彼此恐懼、敵意、妖魔化，不理解不尊重別人的邊界，追求財富變成貪婪，追求權力變成專制，追求自由變成對他人的奴役。

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各種思想主義都是精神世界裏鮮活的物種。它們以人為宿主，以現實為素材，塑造出世界的樣子。每個人心中的世界都不壹樣，都是有限的，偏見的。現世環境決定了哪壹個物種發芽長大，結出果實。沿襲的專制傳統，惡劣的現實環境，是極權主義豐富的營養。

人性的無知狹隘，對異己的敵意和妖魔化，造就了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反過來看，種族這種主義，借助壹戰和經濟危機，感染了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歐洲。

領袖和狂熱分子，造就極端之惡。無知的人們趨利避害，“這社會就這樣”，帶來平庸之惡。極權主義感染的社會，幾乎無人幸免。

從野蠻到文明，漫長曲折的路。民主的根在人性中。專制的根亦在人性中。愛是人性中的神性。無知、恐懼、敵意，是人性中的動物性。抑惡揚善，從動物性到神性，從專制到民主，文明之大勢。

後極權

納粹的種族主義太原始了，集中營殺人太赤裸裸。且對外急劇擴張。很快被聯合剿滅。

共產主義有迷惑人的社會理想，對外擴張有限，所以存續更久。有機會達到專制極致，有機會經歷衰敗到滅亡的完整生命周期。

領袖統治時，極權狂熱、恐怖、自信。不需精細技術，即可完成社會控制。領袖死了，越來越多人覺醒，懷疑。為維護越來越脆弱的統治，平庸的後繼者們發展出壹套精細的控制技術，進入後極權。

後極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了。

大鍋飯帶來大饑荒，計劃經濟長期貧困落後，“無產階級”依然是社會底層，到底什麽是社會主義？越來越困惑了。

試圖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重樹合法性。可權力扭曲的市場經濟漸漸陷於困境，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來的主義不兼容。孔子像搬到天安門廣場，不到壹百天又悄悄搬走了。

它宣稱四個自信（起初是三個）。理論自信，說不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無產階級，什麽是中國特色。制度自信，沒有民主也沒有公平，權貴當道，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自信，前三十年向左再向左，後三十年向右再向右，摸著石頭過河，不知路在何方。文化自信，毀孔廟，謗禮仁，認西方馬列為自家祖宗。

後極權，領導者壹代不如壹代。

皇權體制，皇帝的子孫可能愚鈍，也可能是康熙。皇帝會選壹個能幹的兒子，不擔心自家的江山。共產體制宣稱共和，原理上不能傳位兒子。於是在位者都很糾結後繼者的忠誠。人性的控制欲決定了提拔馴服的後繼者，而馴服者總缺少個性和能力，所以壹代不如壹代。

強人指定繼承人的時代之後，決定皇位繼承人的，是老人寡頭政治。幾乎是壹票否決。有個性者容易犯錯誤，被排除在外。上位者往往平庸無奇。蘇聯後期的繼承人弱到身體無法支撐，才出現戈爾巴喬夫，壹個另類。

後極權，社會治理潰敗。

有極其龐大的官僚群體，全球最密集的攝像頭，最發達的監控系統，可假疫苗毒奶粉地溝油連年不絕。

正常國家權力來自民選，對人民負責。專制國家權力來自槍桿子，高官有特供。他們在乎的，不是人民冷暖，而是上級好惡。

正常國家有問責機制。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競爭的多黨，成熟的公民社會，政府失職必被問責，直至最高權力。專制國家權力黑箱運作，有替罪羊，只要懂規矩跟對人就不擔心被問責，即使輿論壓力下辭職，換個地方繼續當官。

正常國家政府部門忠於法律各盡其責。後極權維穩至上，民生福利等壹切部門壹切事，相對都不重要了。衛計委的工作，攔訪民遠比疫苗安全重要。

本應用於社會保障的國家財富，被源源不斷投入維穩無底洞，社會更加不公，更不穩定。維穩體制不斷汲取國家養分，直到帝國能量耗竭。我們依然沒有走出歷史的循環。

不公不義，貪腐橫行，官民對立，世界潮流，是變革的動力。核心弱，體制裂痕，變革成為可能。經濟蕭條，極端事件，作為變革的催化劑。極權的前途只有壹個——崩潰，世界各國無壹例外。

它仍然試圖控制壹切。這是本性，不容忍任何獨立的個體和組織。只要是獨立的東西，存在本身就是反對它。壹個人不順從謊言，活在真實之中就是反對它。

它試圖控制經濟，私企、外企設黨支部。雇傭大量警察、特勤、紅袖章，把社會網格化。試圖封鎖信息，築起高墻，閹割互聯網，智能刪貼，跨省抓捕。試圖扼殺公民社會，出臺惡法，打壓信仰。

然而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國門，再難關上了。私有財產觀念已經紮根，市場經濟已發展多年，技術進步帶來自由信息到處傳播，越來越多人覺醒了，公民社會有了壹些空間。

專制的根基，恐懼，在減少。鎮反、反右、文革，奠基了專制。1989強化了恐懼，壹代人從此遠離政治。而今天，遭遇打壓也只是躲壹躲，不會放棄理想。

2018年寒流陣陣。民企要退場了，高考要政審了，政法要學楓橋了，領袖要定於壹尊了。但都不成氣候。四十年來大方向是極權退潮，時不時有回頭浪，只是強弩之末。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 後極權大廈建在沙灘上。依然富麗堂皇，可不再是鋼筋水泥，而是粉末。某個時刻，突然灰飛煙滅。

改良無望

沒人能阻擋歷史進步的潮流，中國必將實現民主憲政。問題在於，轉型的道路，國民的代價。負責任的中國公民，認真思考中國的道路，是時候了。

“中國夢”是否有未來？

壹些還有夢想的中國人，寄望“開明專制”，維穩、反腐、扶貧、壹帶壹路等，發展經濟，強大軍力，實現民族復興。

能否避開民主憲政走出中國模式？什麽是中國模式？壹黨專制加市場經濟。價值觀、利益如此多元化的今天，壹個黨壹種意識形態如何統治13億國民？大小政策依賴壹人怎能科學？永遠壟斷權力為目標，黨怎能不墮落為特權腐敗集團？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確實發展了經濟，可也缺失了現代文明諸多要素，自由、公正、幸福等。變革的經濟基礎註定與僵化的上層建築相沖突。順應歷史潮流走向民主憲政，還是逆歷史潮流強化維穩？2013年之後他們選擇了後者。市場被權力扭曲，私營經濟被邊緣化，社會失去活力。黨政分開變成黨領導壹切，集體領導變個人獨裁，連廢除終身制也走回頭路。

中國模式正走入死胡同。

為什麽極權體制有“七十年大限”之說？不斷膨脹的維穩體制壓迫經濟社會進入螺旋式收縮，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社會矛盾不斷累積，越不穩定，維穩體制越膨脹。正如歷代王朝末年，政權膨脹到國民無法承受。壹個王朝持續兩三百年，那是幾乎靜態的農耕社會。今天地球村信息爆炸時代，壹個政黨壟斷權力七十年已經很漫長了。

改良有希望嗎？

我們曾期望改良很多年。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壹樣。國民黨自始目標民主憲政世界潮流，自軍政訓政至憲政，戡亂只是臨時限權，方向不變。共產黨自始否定“資產階級民主”，方向是無產階級專政，認為自己現在就是最先進的。來自西方的計劃經濟階級專政幽靈，與東方專制叢林法則相結合，共產黨的文化基因，與憲政民主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共產黨的歷史包袱太沈重。民主政治，壹切都會在陽光下。鎮壓反革命運動按比例殺人，反右運動大批敢言知識分子遭難，大躍進帶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瘋狂毀滅民族文化傳統……那些恐怖、荒誕、恥辱的記憶壹旦公之於眾，它不可能繼續存在。

極權體制由文革巔峰退潮，退化為沒有領袖、沒有信仰、沒有理想、不負責任的平庸官僚集團，壟斷權力在不規範的市場經濟中攫取超額利益，以龐大維穩系統維護之。體制有強大的慣性和自我修復能力，任何另類都會被排斥出局。局部突破是不可能的，村民自治，司法獨立，人大代表競選，都只是曇花壹現。

今日中共不是革命黨，革命建立新秩序。不是現代意義的執政黨，執政在憲法秩序中。它可稱之為專政黨，其目標是永遠執政，絕不容許他人分享權力。改革、發展等等，壹切都為此目標。他們沒有動力也沒有勇氣順應歷史潮流自我革命，也沒有能力逆流歷史重回極權巔峰。他們等待脆斷時刻。

中國民主之路會有威權過度階段嗎？

很多人曾寄望自上而下的革命，壹個威權主義強人，開放黨禁報禁，拋開共產黨，自己當選總統，完成憲政轉型。那個人將是民族英雄，彪炳史冊。

威權體制的核心詞是“威”，特征是智慧能力威望強大的個人魅力型領導者。因其強大的威權，骨子裏的自信，所以容忍壹定的司法獨立、私人媒體、社會團體乃至獨立政黨。社會有壹定自由空間，尤其中產階級有壹定成長空間。

臺灣有蔣經國。智利有皮諾切特。韓國有樸正熙。埃及有穆巴拉克。威權體制本身為通往民主憲政預留了空間。更智慧的領導者如蔣經國，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民主憲政和平轉型。

共產體制權力邏輯決定了，核心壹代不如壹代。鄧是中共第壹代領導集團中的佼佼者，八十年代是典型的威權時代，有機會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然而缺乏歷史遠見，錯失機遇。鄧之後中國再無威權。

當下中國是後極權。我們不低估體制的強大與韌性，它籠絡了大部分精英，有巨額的財政資源，結束前壹分鐘仍可能殺人。也不低估它在歷史潮流和道德良心面前的脆弱，沒有信仰的利益糾合體，如當年蘇共，壹夜間灰飛煙滅。

它裂痕重重。改革開放與重回極權在較量，個人獨裁與寡頭共治在較量，各家族利益集團在較量。他們有共識，穩定壓倒壹切。可面臨重大公共事件不能立即平息，分裂是必然。體制分裂與社會運動相輔相成。

有部分國民堅定支持，如委內瑞拉，威權結束的過程反復曲折。共產專制意識形態耗竭，缺乏領袖，結束時幾乎無人為之惋惜，更“無壹男兒”堅定捍衛。

現體制不是過渡階段，不會從極權到威權再到民主。歷史上也沒有共產國家經歷威權過渡。共產專制結束都是脆斷模式，壹夜之間煙消雲散。

脆斷也有激烈溫和之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多年獨裁，拒絕進步，革命爆發，他下令鎮壓，軍隊倒戈，結局悲慘。以波蘭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共產黨在巨大壓力下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專制權力，和平完成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