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 年纪最大的独立战争遗孀 第一章 漂泊的人 第二章 飓风 第三章 大学生 第四章 笔与剑 第五章 小狮子 第六章 英勇无比 第七章 害相思病的陆军上校 第八章 光荣 第九章 波涛汹涌 第十章 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 第十一章 幽灵 第十二章 威严而又令人尊敬的议员 第十三章 普布利乌斯 第十四章 让机器动起来 第十五章 罪恶的交易 第十六章 潘格罗斯博士 第十七章 美国第一城 第十八章 贪欲与进取心 第十九章 未来之城 第二十章 反目成仇 第二十一章 东窗事发 第二十二章 暗箭 第二十三章 公民惹内 第二十四章 不合心意的交易 第二十五章 血流成海 第二十六章 邪恶的西部叛乱 第二十七章 糖球与玩具 第二十八章 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 第二十九章 琥珀人 第三十章 飞近太阳 第三十一章 地狱的使者 第三十二章 女巫的统治 第三十三章 神圣和世俗 第三十四章 罪恶时分 第三十五章 怒火中烧 第三十六章 准备战斗的情绪 第三十七章 僵局 第三十八章 荒唐的世界 第三十九章 宣传册之战 第四十章 真相的代价 第四十一章 卑鄙的想法 第四十二章 致命的出行 第四十三章 感人至深的一幕 尾声 艾丽萨 引用文献 参考文献 序言 年纪最大的独立战争遗孀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日子里，当人们走过白宫附近H大街的那一片房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那位坐在窗边收拾花草的老寡妇，是最后一位尚健在的与美国早年建国的光辉岁月有所瓜葛的人。就是在五十年前，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镇的一块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隐蔽的岩壁上，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小亚伦·伯尔（Aaron Burr Jr.）向她的丈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射出了致命的一枪，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这个在他看来是自己前程最大障碍的人。当时汉密尔顿才49岁。这位妻子从此被迫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七个儿女，比她的丈夫整整多活了半个世纪，几乎挨到了南北战争的前夜。对这个中年丧夫的寡妇来说，真不知道命运对她到底是仁慈还是残酷。 伊丽莎白·斯凯勒·汉密尔顿（Elizabeth Schuyler Hamilton，又被称为艾丽萨·汉密尔顿）虽已眼盲耳聋，但直到去世时依然保持着高贵与典雅的气度。这个坚忍的女人从未自怨自艾过。她那温和的性格、乐观的精神、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荷兰人特有的坚韧，支撑着她独自面对异乎寻常的不幸命运。甚至在她90岁的时候，这个坚强的女人在做祷告的时候依旧十分虔诚地双膝跪地。她身上裹着披肩，头戴一顶反映着那个时代美国人俭朴生活的镶着白色花边的帽子，衣领浆得硬硬的，穿一件黑色的斜纹布外套，这种外套是寡妇们在社交场合的典型装束。她那曾经让乔治·华盛顿将军（George Washington）属下一位年轻军官一往情深的双眸，在一副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讲述着一段拒绝向过去屈服的记忆。 在这栋艾丽萨·汉密尔顿夫人和她的女儿合住的房子的前厅里，充满着对她来说已经远去的婚姻生活的回忆。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这位身材矮小却腰杆笔直的白发老人就会拄着拐杖，艰难地从那镶着由她亲自设计的花边的黑色沙发上站起来，带着客人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映入客人眼帘的是一幅出自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之手的华盛顿画像。接着，艾丽萨会自豪地带着客人欣赏一个被精心放置在客厅中央桌子下的银制葡萄酒冰桶。这个葡萄酒冰桶是乔治·华盛顿送给艾丽萨的礼物。对于艾丽萨来说，这件珍贵的礼物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她的丈夫被人陷害，卷进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性丑闻的时候，华盛顿用这件礼物暗示了他的立场。接下来，艾丽萨会让客人欣赏一尊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半身像。这座雕像是意大利雕塑家朱塞佩·塞拉其（Giuseppe Ceracchi）在汉密尔顿政治生涯的顶点——担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时雕刻完成的。汉密尔顿被雕塑家描绘成了一位肩披宽袍的高贵的古罗马参议员。雕像中的他神采奕奕，眉宇间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淡淡的微笑照亮了整个脸庞。这正是艾丽萨心中的那个汉密尔顿的形象：热情洋溢、充满希望、永远年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尊半身像。”一位年轻的访客回忆道，“因为那位老夫人在带着我们参观她的房子时，总是会在那半身像前停下脚步，拄着她的拐杖，凝视着，凝视着，就好像她永远也看不够一样。” 艾丽萨会让少数的客人看那些对她来说异常珍贵的、她丈夫留下的手稿：汉密尔顿早年所写的赞美诗，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度过的那段穷困潦倒的少年时代时所写的一些信件……在她提到汉密尔顿的时候，她就经常会变得很忧郁，流露出马上想和“她的汉密尔顿”重新团聚的神态。一位访客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显得很忧伤，看起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当客人们在客厅等她的时候，她却一个人坐在壁炉边玩西洋双陆棋。一盘棋下罢，她便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就好像睡着了一样，许久之后，屋里的寂静被她的呢喃自语打破‘我真的很累，日子太久了，我好想他’。” 艾丽萨·汉密尔顿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一项对她而言无比神圣的事业中：拯救她丈夫那被无数谣言谤语所玷污的声誉。因为，在汉密尔顿死后的很多年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汉密尔顿的其他政敌对这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的人的中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了保存她亡夫的遗物，艾丽萨雇用了将近30名助手来整理汉密尔顿生前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文件材料。然而，由于艾丽萨实在过于内敛和谦逊，她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基于对亡夫的敬爱，以至于在她保留了汉密尔顿留下的每一篇文字的时候，却没有保存下她自己的信件。这无疑是一大憾事，然而，艾丽萨的工作仍然是不朽的。她投入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件事的精神支柱，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本百科全书般的权威传记问世，以捍卫她亲爱的汉密尔顿在共和国先贤祠中的地位。对这本书的长久等待足以让人发狂，在一个又一个的传记作家半途而废或者皓首穷经却依然无所作为之后，自然而然地，这巨大的责任就落到了艾丽萨的四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John Church Hamilton）的肩上。最终，他将他父亲的事迹整理出了一部7卷本的“浩大的”传记。可惜的是，在这件原本应是送给艾丽萨的最好的礼物最终完成之前，她却先走了一步。在1854年11月9日，艾丽萨·汉密尔顿离开了人世，享年97岁。 在看到母亲为了那本能够让父亲不朽的传记而苦苦等了半辈子却最终一无所获的时候，愤怒的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Eliza Hamilton Holly）毫不客气地责备她那位没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兄弟，“这几天，每当我悲伤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些深深地影响着妈妈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像亲爱的妈妈那样对我们的父亲一往情深。一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一想到妈妈为了这本传记能够问世而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的时候，我便有了同样的使命感，‘一定要为我的汉密尔顿讨回公道’！”正如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在这封信中所强调的那样，汉密尔顿夫人留给她的孩子们的遗言和任务便是：一定要为“我的汉密尔顿”讨回公道。 那么，他们真的为汉密尔顿讨回公道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能够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饱受争议，支持他的人热情地讴歌他，反对他的人恶毒地咒骂他。直到今天，他仿佛仍被“杰斐逊的民主政治”与“汉密尔顿的贵族政治”的争论所困扰。对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憧憬温馨的乌托邦生活的人们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的梅菲斯特 ，是诸如银行、工厂、股票交易所这样的“邪恶事务”的鼓吹者。汉密尔顿被他们妖魔化成了一个英国人的爪牙，隐藏的保王党人，秉承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阴谋家，一个可能在将来篡夺共和国的权力的恺撒。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强调，汉密尔顿的“野心、傲慢与飞扬跋扈”，注定让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邪恶天才”。汉密尔顿所强调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州权服从于中央政府、积极行政等政治观念，无法不让人担心这种如英国王室当年的统治方式会在美国复辟。汉密尔顿那表面上对财富的热衷使得批评家们将他描绘成一个蔑视人民大众的财阀的走狗。对于另外一些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始终坚持美国应当拥有一支专业化军队的主张更是表明了他是一个潜在的暴君。“从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里都能读出拿破仑似的冒险主义。”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断言道。即便是汉密尔顿的一些崇拜者对这位有着西印度群岛移民背景的伟人的态度也很暧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勉强地称赞汉密尔顿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然而，仍然有许多著名的评论家与艾丽萨·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对汉密尔顿的批评有失公允。汉密尔顿不像其他的开国元勋那样，被人们用堆积如山的传记去歌功颂德。英国政治家布莱斯勋爵（Lord James Bryce）指出，在美国的缔造者中，唯有汉密尔顿没有得到应有的后世评价。在他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这本书中，布莱斯勋爵总结道：“对于欧洲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是谈及这个伟大人物时，他的同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身后——似乎都从未承认过他的非凡天赋。”在以民族主义和积极政府为特征的改革派共和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赞扬“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智者”。他的白宫接班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同样称赞汉密尔顿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政治家”。可以说，从未担任过总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恐怕远比某些当过总统的人物要深远得多。 作为一个思想家、实践者，高谈阔论的理论家与手腕干练的执行者，汉密尔顿对于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双重的威胁。他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召集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作品《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更是一部浓缩了美国立宪精神的文本。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年轻的联邦政府架构的主要设计师，汉密尔顿将宪法原则带进了日常生活，将抽象的宪政理论融入了现实的制度。他那务实的态度影响了很多方面。他设计了可以平稳运转的联邦与州权分治架构及其预算体系、国债制度、税收体系、中央银行、海关和海岸警卫队，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些制度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成就为行政权限界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以至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如果说杰斐逊用他的才华让政治演说充满了诗意，那么汉密尔顿可以说是“美国政体”这篇大散文的最佳作者。再没有哪个美国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有着如此清晰的洞察力，也没有哪个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将这些机制整合在一起，使这片土地真正凝聚成了一个国家。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那繁忙的几年并没有为其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增加更多的故事。从他作为一个私生子在尼维斯岛出生到他在威霍肯德血腥决斗中丢掉性命，汉密尔顿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喧嚣，以至于这样的经历只有在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的笔下，才会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个灰头土脸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改头换面，虽然没有正当的出身和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一个郁闷的小职员，变成乔治·华盛顿内阁里手握大权的要员的经历，既是一篇有关个人成长的传奇，更勾勒出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从她出生到蹒跚学步的一幅全景图。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够像汉密尔顿一样，从1776年到1800年，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中心地位；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他那样，跟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瓜葛。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给美国这个咿呀学语的新生儿带来了荣耀、激情和丑闻；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冲突中，无论是阶级冲突、地缘矛盾、种族隔阂、宗教纠纷还是意识形态间的争斗，他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为千夫所指。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政治人物也因为汉密尔顿的存在，而似乎注定都要扮演一个还击者的角色，需要费尽心机地去抵挡汉密尔顿抛来的一个个投枪与匕首。 汉密尔顿是一个能够用魔鬼般的速度制造大量文字的天才。他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在49年时间里写出最多文字的人。然而，对于他的私生活，他却是出了名的守口如瓶，尤其是对他那段不堪回首的在加勒比度过的少年时代，其他的开国元勋没有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和耻辱与不幸纠缠不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们相比，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也因此多了几分神秘感。在不削弱对他那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描写的同时，我尽力地搜集了有关汉密尔顿的种种轶事，以塑造出一个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个睿智的男人既迷人又冲动，既浪漫又诙谐，既活泼又顽固，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剖析汉密尔顿的精神世界。汉密尔顿尽管天赋异秉，但他长期被自己的暴躁与自负所困扰，他总是满腹牢骚又无比好斗。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人们对他人品的责难，他的机智更是经常被激动的情绪打败，使自己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以至于他最热情的追随者们都常常为此而目瞪口呆。一方面，他确实是个能够广交朋友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与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门罗和伯尔这一干人等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所展现出的巨大才华，使他一生中的其他角色黯然失色：小职员、大学生、青年诗人、随笔作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上的英雄、国会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的创始人、州议员、制宪会议成员、纽约州宪法批准大会会员、演说家、律师、雄辩者、教育家、《纽约晚报》的庇护者、外交政策理论家、陆军少将……毫无疑问，是他直接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党派——联邦党（Federalists）的诞生，并且充当了该党的重要智囊。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时期的连续4届总统选举中，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16年中，美国的政治架构经他之手确立，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背后也都有他的影子。 早几代的传记作家所能依赖的主要是汉密尔顿留下来的汗牛充栋的著作。在1961年到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哈罗德·C.希莱特（Harold C. Syrett）和他带领的了不起的编辑队伍整理出版了一部多达27卷的汉密尔顿个人与政治论文集。小朱利乌斯·戈贝尔（Julius Goebel, Jr.）和他的团队又在这已经不堪重负的书架上增加了5卷汉密尔顿所著的有关法律和商业的文集，让整套文集加起来超过了2.2万页。这些全面细致的汉密尔顿文集已经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生前作品的毫无遗漏的汇编了，它是学者的大餐，除了汉密尔顿个人的作品，还添加了丰富的专家评论和汉密尔顿时代的报纸摘要、信件和日记。还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完全消化如此的饕餮盛宴。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除了阅读以上的文献外，还大量阅读了已经公开的档案文件，以及将近50篇尚未公之于众的珍贵的汉密尔顿的作品。为了将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我还阅读了苏格兰、英格兰、丹麦和加勒比海上八个群岛的有关记录，更不用说大量的国内文献了。我希望，经过我的手描绘出的汉密尔顿一生的画像，将是栩栩如生的，即便对那些已经熟读汉密尔顿时代文献的人来说，亦能让他们惊羡不已。 这是一个回顾汉密尔顿——这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先知的一生的好机会。如果说杰斐逊极大地丰富了政治民主的观念的话，汉密尔顿则对经济机会有更敏感的嗅觉。汉密尔顿是未来——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信使。我们已经抛弃了那混合着温情脉脉的关于平均地权的动听宣传与冷冰冰真实存在的蓄奴制的杰斐逊式民主，生活在一个贸易、工业、股票市场和银行业高度繁荣的汉密尔顿所设想的世界（坚定的废奴主义也是他的经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未来联邦政府的形态和权力的设想上，汉密尔顿也是无可置疑的预言家。在杰斐逊和麦迪逊鼓吹“立法权”是民意最完美的表达的时候，汉密尔顿却赞成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执行机构、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中央银行和完善的金融体系。现在的我们毋庸置疑的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那个美国的继承人，对他的这一遗产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第一章 漂泊的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声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是他的出生地，不过，实际上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的这种说法。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尼维斯岛这个美丽的小岛只不过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彩色的斑点，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胜地。100万年前，现在的尼维斯峰从海底冒出水面，形成了这个岛屿。这座死火山海拔约一千米，可以截断大洋上吹来的信风，它那如锯齿般的火山口经常会被云雾缠绕，若隐若现。对英国人来说，这座被丛林覆盖、遍布悬崖峭壁与丘陵的山峰是绝佳的天然要塞。这座小岛既有鬼斧神工般的自然奇观，又有大自然雷霆震怒后留下的遗迹——1690年，尼维斯岛最初的首府詹姆斯镇在一场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中被大海完全吞没了。 在现代人的眼中，在汉密尔顿跑到圣·克罗伊岛和北美碰运气之前，尼维斯岛不过是一潭容不下他这样的大鱼的微不足道的小池塘。然而，如果站在18世纪人的立场来看，我们会发现，尼维斯岛，这个西印度群岛上的殖民地，并非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蛮荒之地，相反，这个小小的火山岛在欧洲列强们为了控制利润丰厚的蔗糖贸易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海上争霸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谁能想到，欧洲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让加勒比海地区富甲一方，人们在这里大量种植甘蔗，然后榨取蔗糖销往那些时髦的欧洲都市，那里嗜饮咖啡、茶、可可等饮品的人们需要大量的蔗糖来调味。于是，这些散布在加勒比海上的小岛给不列颠带来的财富要比北美那些殖民地加起来还要多。“西印度群岛的那些家伙们要比我们北美人有钱多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8世纪60年代如此抱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结束后，英国人甚至考虑过用整个加拿大来换取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法属瓜德罗普岛，结果，法国人用狡诈老练的外交手段保住了这个盛产蔗糖的岛屿。 蔗糖在市场上突然大受欢迎使得它获得了“白色黄金”的美称，这也导致人们开始通过蔗糖来追逐一夜暴富的机会，于是迫使奴隶长时间劳动就变得不可或缺。由于当地的加勒比人和欧洲人并不能适应在闷热的甘蔗园里的繁重工作，于是，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被从西非的那些奴隶贸易据点整船整船地运到加勒比来开发尼维斯岛和邻近岛屿的种植园。 英国殖民当局将伦敦街头的流浪汉、罪犯和社会渣滓们运到尼维斯岛来充作契约佣工和工头。在1727年，西印度群岛的一位虔诚的圣公会牧师因此慨叹道，虽然黑奴们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冥顽不化，阴险狡诈，事事抱怨，谎话连篇，不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小偷小摸也时有发生”，但是相比那些白人移民，黑奴的这些毛病都就不算什么。这个道德家对西印度群岛的这些粗鲁的白人移民们深恶痛绝，“这就是一群由扒手、娼妓、无赖、游民、窃贼、鸡奸犯和一切流氓浑蛋们组成的乌合之众”。这位神父对自己身陷于这个美丽但却道德败坏的地方感到绝望，他抱怨道，英国政府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这些移民“虽然还没有坏到要被送上绞架，但是相较于英国本土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这帮渣滓简直是坏透了，根本没有办法与之相处”。当其他的美国开国元勋们或是在干净虔诚的新英格兰农村被父母拉扯大，或者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豪宅里含着蜜糖降临人世的时候，汉密尔顿却是在这么一个充斥着终日沉迷于酒色的白人渣滓与郁闷的黑人奴隶的潮湿闷热的“鬼地方”长大成人了，一切都靠他自己的天分。 汉密尔顿的父亲和母亲大体上都算是西印度群岛社会的不稳定的中间阶层，地位处在种植园贵族和街头的那些流浪汉与奴隶之间。终其一生，汉密尔顿都经常因为其出身而备受奚落，因此，他总是对自己的童年经历讳莫如深。汉密尔顿曾经痛苦地承认，“我的出身从来都是别人恶毒攻击的靶子”，他也因此非常忌讳和别人提及自己早年的家庭生活，而总是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词语将这些事情草草带过。他宣称自己的外祖父，内科大夫简·福塞特四世（Jean Faucette IV）是一个“因为法国国王撕毁了《南特敕令》，而不得不逃到西印度群岛安家立业并在尼维斯岛赚了一笔小钱的胡格诺教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 1685年撕毁了给予法国新教徒宗教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那些认识我外公的人向我保证，福塞特大夫是一个满腹经纶的绅士”。汉密尔顿在福塞特大夫去世十年后才出生，或许他对自己外祖父的生平有意地回避了一些东西。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西印度群岛经济中，医生在其中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参加奴隶拍卖会，检查奴隶的牙口好坏，让奴隶们跑跑跳跳来测试这些奴隶在经过了毫无人道的长途运输后究竟还剩下多少力气。毕竟在那个时代，在这些盛产蔗糖的群岛上生活的白人，还没有谁能够问心无愧地声称自己与奴隶制没有什么瓜葛。依据尼维斯岛富饶的金杰区圣乔治教区的档案记录，约翰·福塞特大夫是在1718年8月21日和一位叫玛丽·阿平顿（Mary Uppington）的英国女人结婚的。事实上在结婚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一对儿女，姐姐叫安·福塞特（Ann Faucette），弟弟叫约翰·福塞特（John Faucette），而弟弟是在他们登记结婚前两个月出生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他们的同居关系已经形成了普通法上的事实婚姻的情况下（汉密尔顿自己的父母也采用了这样的权宜之计），福塞特一家根据当地的风俗，打算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后正式确定自己的关系。福塞特夫妇一生共养育了七个孩子，汉密尔顿的母亲蕾切尔·福塞特（Rachel Faucette），是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大约在1729年出生。 长期以来，在加勒比人中间一直有传言，说蕾切尔其实有一半黑人血统，按照这种说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有可能是拥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不过，在当地的税务登记表上，蕾切尔一直是以白人的身份来登记纳税的，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种族的界限异常森严，因此，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蕾切尔真的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当地民间传说声称汉密尔顿是黑白混血儿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不可否认的，当地许多私生子都有着复杂的血统。在蕾切尔出生的时候，尼维斯岛上共有四千名黑奴，数量是当地白人的四倍，这使得岛上的奴隶主和他们的黑人奴隶之间强迫的性关系成为家常便饭。 福塞特一家在尼维斯峰山脚下有一座房子，他们还拥有一个小甘蔗种植园和至少七个奴隶，这在当时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现在的尼维斯岛有一个黑人小村子就叫福塞特，这表明福塞特一家当年确实曾经拥有奴隶，而且这些奴隶的后代已经将福塞特当作了自己的姓氏。蔗糖群岛经常会有流行病光顾，《圣经》上曾经记载过的那些可怕的瘟疫都在这些小岛上爆发过，其中作孽最多的是疟疾、痢疾还有黄热病。福塞特家有5个孩子先后因为这些传染病而早早地夭亡了，最终幸免于难长大成人的只有蕾切尔和她的大姐安。即便有奴隶可供驱使，小种植园主们还是发现，在蔗糖群岛谋生依旧很艰难。怪石嶙峋的尼维斯山到处是悬崖峭壁，即便是少数的几处平缓的地方，也很难被用来种植甘蔗。1737年发生的一场神秘的农作物疾病和随后的大旱给尼维斯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小岛迅速地衰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大批地逃离尼维斯岛，这其中就有安·福塞特，那时她已经是一个名叫詹姆斯·莱顿（James Lytton）的种植园主的妻子了。他们举家迁到了丹麦人控制的圣·克罗伊岛（St. Croix），汉密尔顿的父母后来就是沿着他们的路线，迁到了那里。 有证据表明，福塞特大夫的婚姻长期以来被无休止的争吵所困扰，1736年先后两个孩子的夭折和接踵而来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很可能使得这种状况愈发严重。玛丽·福塞特是一个美丽但却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可能并不甘心在这个衰败的小岛上了却余生，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开始寻求用自己天才的驾驭男人的能力和高明的手腕来离开自己的丈夫。她向尼维斯岛所在的背风群岛的行政长官提出与丈夫合法分居的请求。在1740年的一份文件中，福塞特夫妇同意“余下的日子里永久分居”，玛丽还放弃了对丈夫财产的一切主张，以获得一份由福塞特大夫支付的每年53英镑的，并不怎么够花的年金。很可能，玛丽带着蕾切尔一起渡过了只有3公里宽的海峡搬到了圣基茨岛（St. Kitts），而就在这里，她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位苏格兰贵族——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 由于母亲放弃了对父亲名下财产的全部主张，在1745年福塞特大夫去世的时候，年仅16岁的蕾切尔·福塞特便继承了父亲的全部遗产，虽然数目并不大。由于蕾切尔是一个聪明而坚强的美丽女人（我们将在未来发生的一桩桩事件中逐渐地发现她的这些优点），在加勒比这个常年缺少富裕而有教养的欧洲女人的地方，她曾经一定是无数当地男人的梦中情人。 蕾切尔和母亲决定在圣·克罗伊岛重新开始她们的生活。蕾切尔的姐姐安和她的丈夫詹姆斯·莱顿在这里的事业颇为兴旺，他们一家在圣·克罗伊岛的首府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城（Christiansted）外拥有一大片农庄。莱顿夫妇很可能将玛丽与蕾切尔母女引荐给了另外一位名叫约翰·迈克尔·拉维恩（Johann Michael Lavien）的丹麦人，和玛丽母女一样，他也是刚刚才从尼维斯岛搬到这里来的。这个丹麦人曾经做过贩卖家庭日用品的生意，现在却渴望成为一名种植园主。拉维恩（Lavien）这个姓氏，很可能是拉维尼（Levine）这个希伯来语姓氏在西班牙系犹太人中的一个衍生词汇，如果是这样，那么拉维恩显然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拉维恩真的是犹太人，并且公开了他的犹太身份的话，那么势利的玛丽·福塞特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和自己的女儿继续交往，毕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跨宗教的婚姻和不同种族之间男女的结合一样，都是为社会所不容的。 正如一些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拉维恩梦想在新大陆发一笔横财，然而，同很多人一样，拉维恩显然没有交上好运。在认识蕾切尔前的一年，他把自己的一点点积蓄都浪费在了圣·克罗伊岛的一个小甘蔗种植园里。在这个到处都是大地主的岛上，只有开办那种拥有50到100名奴隶的大种植园才有利可图。这显然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拉维恩想都不敢想的。于是，拉维恩便退而求其次，收购了一个小棉花种植园一半的股份，不再奢望做甘蔗种植园主了。然而最终，运气不好的拉维恩还是亏了本，他的全部财产都被抵押给了丹麦西印度及几内亚公司（Danish West India and Guinea Company）。于是，蕾切尔·福塞特的出现对于拉维恩便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美丽的蕾切尔显然对拉维恩来说有难以抗拒的肉体的诱惑，另一方面，蕾切尔又可以向拉维恩提供他急需的现金。 对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来说，约翰·迈克尔·拉维恩无疑在他的家庭传奇中扮演着魔鬼的角色。汉密尔顿写道：“这个丹麦人，这个叫拉维恩的吃软饭的男人，穿着一身俗不可耐的行头，跑到尼维斯岛，用满嘴的甜言蜜语来追求我的母亲，一个颇有些闲钱的美丽女人。”在18世纪，所谓的“有些闲钱”意味着一个人的手头相当的宽裕，可以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了。拉维恩喜欢穿黑丝袍和镶着金色纽扣的蓝色背心，他总是喜欢用这种粗俗却华丽的装束来隐藏自己瘪瘪的钱包，并以此让玛丽·福塞特相信，她眼前的这个衣着光鲜的名叫拉维恩的家伙是自己女儿的一个富裕的追求者。汉密尔顿对自己的外祖母被拉维恩浮华的外表所打动，自以为钓到了金龟婿，把女儿拍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而耿耿于怀。“在违背了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年仅16岁的蕾切尔“屈从于她母亲的意志”，被迫同意嫁给比她大至少12岁的拉维恩。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是一桩“可憎的婚姻”，一个破裂家庭的女儿眼睁睁地就要重蹈父母的覆辙了。 1745年，蕾切尔和拉维恩的婚礼在蕾切尔姐姐家的庄园如期举行。这对新人在自己的小种植园盖了一栋房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栋房子被命名为“两情相悦”。第二年，本身还是个孩子的蕾切尔生了一个男孩，给他取名叫彼得，这是她生的唯一一个合法子女。不过，也有人怀疑蕾切尔是不是真的和拉维恩有过夫妻生活。即便拉维恩不是像汉密尔顿的孙子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猥琐而令人厌恶”的角色，但是对于蕾切尔来说，她的丈夫显然也是“粗鲁而让人难以忍受的”。在1748年，拉维恩买下了另外一个小蔗糖种植园一半的股份，为此，他进一步债台高筑，而蕾切尔所继承的那一直在急剧缩水的遗产也因此被他糟蹋得差不多了。最终，大约是在1750年前后，这桩毫无希望的婚姻在任性的蕾切尔冒失地离家出走之后走到了尽头。作为报复，拉维恩在其后签发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离婚声明中咆哮道，蕾切尔在和他生活的日子里“并不守妇道”，按照拉维恩的说法，他的妻子完全是一个“毫无廉耻、粗鲁而邪恶的”荡妇。 暴跳如雷的拉维恩显然认为蕾切尔的行为让他颜面扫地，于是他觉得要狠狠地羞辱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妻子。按照当时丹麦法律的规定，如果妻子在外面通奸超过两次，并且不和丈夫同居的话，那么丈夫有权将妻子投入监狱。于是，拉维恩便以蕾切尔通奸为理由，将她关进了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城里的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要塞（Christiansvaern），这个要塞在当地同时也是关押犯人的监狱。蕾切尔被一些人称为“妓女”，因此汉密尔顿的一个政敌就辱骂他是一个“婊子养的贱种”—— 这样的指控是毫无道理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从拉维恩四处宣扬蕾切尔不守妇道却无人反驳这一事实来看，蕾切尔很可能确实在别的男人身上寻求过安慰，做了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 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要塞位于克鲁兹湾旁，它装备有加农炮，可以用来对付经过这附近珊瑚礁地带的海岛的敌人舰队，还装备了一些能够很方便调转炮头指向圣·克罗伊岛内陆的榴弹炮，一旦发生了奴隶起义，这些榴弹炮就可以派上用场。在这个可怕的要塞里，有无数骇人听闻的酷刑被用来镇压那些造反的黑奴。那些殴打白人、纵火焚烧甘蔗园或者逃奔自由的黑奴被抓住后，都将受到严惩，等待他们的将是鞭打、在身上烙印、阉割、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或者干脆被遗忘在阴暗肮脏的地牢中。要塞的其他一些囚室则被用来关押醉鬼、小偷和诸如此类的白人社会的无赖恶棍们。 在圣·克罗伊岛上，除了蕾切尔外，还没有哪个女人会因为通奸被丈夫关到这个鬼地方来。关押蕾切尔的囚室阴暗潮湿，相当的狭窄，她在这里被关了好几个月，可以想见，在这段日子里，她一定会感到极度的恐惧与孤独。透过一扇小窗户，蕾切尔可以看到环绕要塞外墙一周的铁篱笆和那在热带烈日下闪闪发光的碧蓝的海面。她或许还能瞥见要塞旁边繁忙的码头，那里堆满了一桶桶等待出港的蔗糖。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将来会作为一名贸易公司的小伙计而经常出没于此。在蹲班房的这几个月里，这个倒霉的女人自始至终都只能吃到一些令人作呕的腌鲜鱼、蟾鱼和燕麦糊糊。 作为一个“业余心理学家”，拉维恩幻想着在几个月后蕾切尔被释放出来时，这个女人将会温顺地服从他的统治——就像他在后来的那份离婚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她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不再有那令人憎恶的臭脾气，她将本本分分地和我一起过日子”。然而，拉维恩显然打错了如意算盘，蕾切尔在她独自一人蹲班房的时间里，下定了决心要永远地离开拉维恩。这正应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另外的语境下所说的，“只有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和一个普通人一样，会那样厌恶外人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从要塞被释放出来之后，蕾切尔先在自己的母亲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此时，玛丽·福塞特和一个叫伯特伦·彼得·德·努里（Bertram Pieter de Nully）的当地驻军指挥官住在一起，靠做裁缝和出租她的三个奴隶所获的租金维持生计。蕾切尔做了一生中最勇敢但同时也是非常莽撞的一个决定，她选择了丢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彼得逃离了这个岛。蕾切尔放弃了与丈夫合法分居所能得到的种种权益，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身份可疑的贱民，在不经意间，也让此时尚未出生的汉密尔顿在将来背着“私生子”的名分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年轻的母亲在这一系列不幸的际遇中表现得坚强果敢，热衷于法庭辩论，从她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那个任性而充满激情的汉密尔顿的样子。 蕾切尔应当是和她母亲一起，在1750年搬到了圣基茨岛。玛丽·福塞特在搬走之前，还专门在报纸上刊登了消息，通知她的债权人来结清她的欠款。蕾切尔在走的时候，肯定在想，她永远都不要再看一眼这该死的圣·克罗伊岛，而那个丧心病狂的拉维恩也一定会再一次喋喋不休地用各种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是在想到母亲那桩不幸的婚姻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命运安排两个人能够兴趣相投，灵魂相依，互相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友谊与体贴，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是如果碰巧是两个格格不入的人走到一起，那就真是太糟糕了。”所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选择自己伴侣的那一刻来临之际，会格外谨慎小心。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父亲，和他母亲一样不走运的詹姆斯·汉密尔顿此时也正陷于不幸之中。这个时运不济的家伙大约出生于1718年，在11个兄弟姐妹中（9个兄弟，2个姐妹）排行第四。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名叫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Sr.），他是苏格兰格拉斯哥艾尔郡的史蒂文斯顿教区的领主（Laird of Grange in Stevenston Parish in Ayrshire, Scotland）。在1711年，这位艾尔郡的汉密尔顿，也就是所谓的卡姆布斯凯斯·汉密尔顿家族（Cambuskeith of Hamiltons）的第十四代领主，取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波洛克（Elizabeth Pollock）的姑娘，她是一位二等男爵的女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小的时候肯定天天听自己的父母念叨着有关自己家族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咱们卡姆布斯凯斯·汉密尔顿家可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有着贵族们才配拥有的家族徽章，几个世纪以来在基马诺克（Kilmarnock）附近拥有一座城堡……”不过，汉密尔顿家的族谱确实可以完整无误地追溯到14世纪，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汉密尔顿常常会炫耀说自己是苏格兰贵族的后代。“事实就是，要论家庭出身，我比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拿自己祖先说事的家伙要高贵得多”。 1685年，汉密尔顿爵爷一家拥有了一座名叫科热劳的城堡（Kerelaw Castle），这座被藤蔓包裹着的城堡就建在半山腰上，可以俯瞰史蒂文斯顿这个宁静的海滨小镇。今天的科热劳城堡只剩下了一片残垣断壁，不过，即便是从遗迹也可以想象它当年富丽堂皇的样子，宏大的规模，宽敞的大厅，优美的哥特式窗户……这一切都和它的主人非常般配。一家报纸曾经这样形容它：“这座城堡矗立在一条小溪那灌木丛生的岸边，静悄悄地守护着它身旁美丽的峡谷。”在雾天的时候，城堡窗外的克莱德河口上的阿伦岛便若隐若现，缥缈在云雾中，对于城堡的主人来说，欣赏这样的美景一定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 和如今一样，那个时候的艾尔郡的乡下是大片大片起伏不平的草地，大大小小的池塘和潺潺的溪流点缀其间。在山坡上，成群的牛羊在懒洋洋地啃着地上的青草。在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的时候，当地教区一半的耕地都是汉密尔顿家的产业。那时候，除了一些棉纺织工和制作单簧口琴的工匠，当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汉密尔顿家的佃农，勉强挣扎在温饱线上。尽管詹姆斯·汉密尔顿出身高贵，在一个童话般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但是他依然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作为第四个儿子，詹姆斯·汉密尔顿几乎没有任何继承家族遗产和爵位的机会，和其他处在相同境地的贵族子弟们一样，詹姆斯也只能自食其力。就像他儿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讲的那样，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大家庭里的小儿子，“生下来就是要被轰出去的”。 从现在可以搜集到的材料来看，詹姆斯·汉密尔顿在他的兄弟姐妹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他是一个典型的游手好闲之徒。詹姆斯·汉密尔顿有四个兄弟都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念书，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正规教育。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们都过着体面的生活：约翰在制造业和保险业都有投资，艾利山德尔是一个外科大夫，沃尔特是一名医生兼药剂师，威廉则是一个生意兴隆的烟草商人，詹姆斯的姐妹伊丽莎白则嫁给了格拉斯哥港的海关检查员，唯有詹姆斯一事无成。这个自由散漫的纨绔子弟与勤劳而守纪律的格拉斯哥文化格格不入，他身上完全没有他儿子所拥有的那些可贵品质。 詹姆斯·汉密尔顿的大哥，第15代庄园领主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并不是一个只晓得跑马打猎的老派绅士，这个活跃且极富商业头脑的贵族热情地投资于让格拉斯哥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银行业、海运业和纺织业。格拉斯哥，这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经热情讴歌过的“不列颠最美丽的小镇”，已经从一座宁静而安详的大学城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工商业重镇。弥漫在这个城市空气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欣赏和追求的。在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之后，随着苏格兰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额急剧增加，当地的商业巨子们纷纷通过蔗糖、烟草和棉花的交易积累了巨额财富。1737年11月，约翰·汉密尔顿把当时已经19岁的弟弟詹姆斯·汉密尔顿送到了一位名叫理查德·阿兰（Richard Allan）的格拉斯哥大商人那里去做学徒。这个以富有创新精神而闻名的商人曾经策划了一次勇敢的窃取荷兰人工业秘密的行动，让他的哈莱姆亚麻印染厂在苏格兰亚麻工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很多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曾想以同样的方式将制造业带到新泽西州的帕特森）。 1741年，约翰·汉密尔顿以及另外三个格拉斯哥贵族——阿奇博尔德·英格拉姆（Archibald Ingram）、约翰·格拉斯福德（John Glassford）、詹姆斯·戴克曼（James Dechman）与阿兰合伙在格拉斯哥开办了一家生产可用来制作蕾丝花边的亚麻织带的工厂。汉密尔顿的这几个合伙人都是格拉斯哥商界的名流，他们终日乘坐奢华的马车招摇过市，苏格兰的城市与乡间遍布他们的房产，克莱德河上挤满了属于他们的远洋货船。在那个阶段，每当詹姆斯·汉密尔顿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总是这些富商巨贾一次又一次地将他解救出来。 根据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737年与理查德·阿兰签订的契约，在此后的四年学徒期中，从法律上讲，詹姆斯“既是理查德的学徒，又是他的仆人”。为了能够签订这个合同，约翰·汉密尔顿向理查德支付了45英镑，这样，詹姆斯·汉密尔顿就可以被引荐进入纺织业了。根据这个合同，詹姆斯·汉密尔顿可以获得由理查德免费提供的食宿和服装，但是却因此丧失了固定的假期和周末的休息时间。约翰·汉密尔顿一定以为，他这么做可以帮助自己这个未经世事的弟弟从事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亚麻工业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然而，在其起步阶段，它却是一桩令人绝望的烧钱买卖。所以，当他的学徒契约到期之后，詹姆斯·汉密尔顿决定到西印度群岛去碰碰运气。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欧洲的贵族青年聚集在西印度群岛，他们都幻想着能够通过开办甘蔗种植园或者做商人而一夜暴富，然后他们就可以满载而归，荣归故里，买房置地，在大肆挥霍中度过余生。在格拉斯哥的乡下，就遍布着许多在这场赌博中交好运的家伙的豪宅。整船整船的西印度群岛蔗糖被运到格拉斯哥的蒸馏厂用作酿造白兰地的原料。除了参与蔗糖贸易，勤劳的苏格兰人还开设了许多商店，为西印度群岛的那些种植园提供必要的物资，同时也替这些种植园推销他们的产品。一位历史学家赞叹道：“在这些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欧洲和美洲的各种商品，五金器具、布料、服装、鞋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商品。”在加勒比海诸岛中，同格拉斯哥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圣基茨岛。这个岛上有超过一半的原始土地的所有权证被发放给了来自苏格兰的移民。 作为一个苏格兰领主的儿子，詹姆斯·汉密尔顿初到圣基茨岛的时候一定因为其家庭背景而引人注目，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让自己的声名更进一步。在西印度群岛，一个没有多少资金的人想通过从事蔗糖贸易或者为当地种植园提供日常用品的买卖而发财简直是天方夜谭。种植园主们通常要求贸易商人先付钱买下他们生产的蔗糖，而不会考虑这些蔗糖能否被安全运到欧洲或是能否被如数卖出去这样的问题。这种模式意味着贸易经销商需要承担巨大的商业风险，并且还要支付相应的关税。一个极小的计算上的疏忽或者一笔延迟交付的货款都会导致经销商面临灭顶之灾。詹姆斯·汉密尔顿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很快就在蔗糖贸易上赔了本，不得不一次次地依靠他哥哥和哥哥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来摆脱困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后来颇为圆滑地为自己的父亲开脱道：“在他刚来圣基茨岛的时候，他是具备了一个商人应有的能力的，只是他过于慷慨和宽容，以至于最终陷入了穷困境地。”显然，在谈到自己这位一事无成的父亲时，汉密尔顿更多的是原谅与同情，而非轻蔑的嘲讽，“他确实过于自大与懒惰，但是他的人品无可挑剔，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绅士”。汉密尔顿从他的父亲身上继承了自大与傲慢（当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懒惰），而他后来所体现出的天才般的工作能力，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父亲的无声评价。 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大哥约翰其实悄悄地扮演着自己担保人的角色，因为约翰总是劝告詹姆斯的债主隐藏自己的这一身份。在1749年约翰·汉密尔顿写的一封信中，他提醒弟弟的债权人说：“我的弟弟并不知道我在为他担保。”从约翰·汉密尔顿写给别人的信中，人们发现詹姆斯·汉密尔顿和自己家族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可以说很疏远。约翰在一封写给自己生意上的伙伴的信中写道：“母亲最后一次收到詹姆斯的信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那封信里，詹姆斯提到他欠了一些债务，不过那些债务还没有到期……”或许是为自己总是把事情搞糟而感到难为情，詹姆斯看起来并没有向自己的家人讲太多自己生意上遇到的麻烦。 一份1748年7月15日圣基茨岛议会的会议记录表明，詹姆斯·汉密尔顿的生意在蕾切尔·福塞特·拉维恩进入他的生活之前，便已经彻底完蛋了。在那次会议上，詹姆斯·汉密尔顿宣誓担任圣基茨岛首府巴斯特尔港的巡夜人或者司磅员（由于原始档案已经被虫蛀，我们无法确知詹姆斯究竟是巡夜人还是司磅员）。如果说詹姆斯·汉密尔顿此前在西印度群岛的困境还只不过是暂时遇到的挫折的话，那么在他接受这一任命后，算是彻底陷进了这个热带群岛。许多来西印度群岛淘金的欧洲青年都没有打算在此地久留，这些人通常都会找个黑人或是黑白混血的情妇排遣寂寞，而等到安全地回到祖国后，才会考虑娶个正经的老婆。詹姆斯·汉密尔顿生意上的彻底失败，使他荣归故里的梦想成了泡影，而这场失败却在冥冥中导致他在这里与一位失意的欧洲女人发生了一段浪漫的感情，从而让他再也不会回到苏格兰了。 当蕾切尔和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于圣基茨岛相遇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倒颇有些相似。他们都因为早些年所遭遇到的挫折而备受创伤；他们都经历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都深陷财务泥潭，苦苦挣扎；他们都被排斥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等级森严的上层社会之外，因此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在当地为数不多的白人劳工阶层中找一个伴侣。蕾切尔和詹姆斯二人的通奸不可避免地让他们的儿子对于阶级和社会地位异常敏感，他会痛苦地发现，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 离婚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桩新鲜事。想要在英国属地成功完成离婚手续是一件耗费甚巨、旷日持久的麻烦事。这使得詹姆斯和蕾切尔无法让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对于这种尴尬局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时候干脆就假装他的父母是合法夫妻。在提到蕾切尔从圣·克罗伊岛逃走这件往事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说：“在那之后，我母亲搬到了圣基茨岛，在那里她和我父亲相遇，而他们的婚姻，使他们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住在一起并且生了几个孩子。”蕾切尔和詹姆斯之间的关系大概持续了将近15年，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确实像是一段婚姻。因此，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来，他的私生子地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导致的法律后果，而不是一对放纵的男女一时疏忽所结出的苦果。而他的父母，尽管仅仅只是同居关系，也如那些合法夫妻般，共享汉密尔顿这个姓了。汉密尔顿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小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 Jr.），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出生两年后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按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他的父母生了“几个”孩子，那么或许他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曾经出生，只是在孩提时代就夭折了。 詹姆斯和蕾切尔·汉密尔顿的人品和能力在他们的后人笔下有了一些夸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儿子约翰将蕾切尔描绘成一个“有着过人的才智，高尚的情操，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气质的女人”。而他本人的天赋都来自于他那完美的祖母。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阿兰·麦克雷恩·汉密尔顿（Allan McLane Hamilton）的描述中，他的曾祖父是一个爱空想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父亲确实在商海中一事无成，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和好学生，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就是与自己美丽而聪慧的妻子生活在一起，而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詹姆斯要强很多”。 汉密尔顿家的后代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是基于可靠的口述历史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家庭“公共关系”的策略？可惜，没有档案能够给出答案。在我们脑海中所留下的印象是，汉密尔顿过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是来自于他的母亲而不是那个散漫、懒惰的父亲。然而另一方面，父亲的苏格兰贵族血统让他梦想着自己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永远低贱的西印度群岛私生子，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贵族，正等待着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一个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 没有哪个问题能够像“汉密尔顿究竟在哪一年出生”一样困扰传记作家们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他出生于1757年，这也是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自己的说法。然而，汉密尔顿在西印度群岛生活的时代所留下的记录却是证明他实际出生于1755年的强有力的证据。于是，不少当代历史学家选择用1755年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1766年，汉密尔顿在一份法律文件上以证人的身份签名，一个9岁的男孩是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资格的。1768年，圣·克罗伊斯的一个遗嘱法庭的记录显示他当时13岁——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它并非依赖于汉密尔顿本人在法庭的证词，而是来自他的叔叔。当汉密尔顿在1771年于一份圣·克罗伊斯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的时候，这位踌躇满志的游吟诗人写信告诉编辑“先生，我是一个将满17岁的小伙子”（这是一种未成年人的表达方式，以说明他实际上是16岁），这也将汉密尔顿的出生年份指向了1755年。不过在汉密尔顿来到北美后，大量的证据确实声称他出生于1757年，然而为了和当代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保持一致，我们将汉密尔顿的生日定在 1755年1月11日。 蕾切尔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位于尼维斯首都查尔斯顿主街边的临水房产。有传说汉密尔顿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孩提岁月。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他从小就一定能够看到房子左手边那繁忙的码头和宽广的海面上那来来往往的货船，他也一定看到过房子右手边那崎岖的丘陵和岛上暗棕色的山脉。对一个生活在乔治二世统治时代的英属群岛上的人来说，生来便是英国臣民的汉密尔顿有充足而正当的理由去做一个铁杆保皇派。他瘦削矮小，生得一张典型的苏格兰面孔，长着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双闪闪发光的蓝紫色眼睛。一位西印度群岛教师回忆说，汉密尔顿小时候是一个好学但却“敏感、脆弱”的少年，根本没法预料到他的能量会全部在北美释放了出来，成就了一番作为。和西印度群岛的其他人一样，汉密尔顿小时候和黑人有着大量的接触。在这个以肤色和身份来划分阶层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便是贫穷的白人也拥有可供出租赚取一些额外收入的奴隶。就在汉密尔顿出生一年后的1756年，此时已居住在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玛丽·福塞特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份遗嘱，将自己的三个奴隶“丽贝卡、弗洛拉和以斯帖”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蕾切尔。 汉密尔顿可能没有在尼维斯岛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私生子身份显然妨碍了他进入英国国家教育系统的学校。然而，他或许接受过私人的辅导。他的儿子回忆道：“当父亲提到自己早年的经历时，他微笑地提到他曾在一个犹太女教师开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能用希伯来语背诵十诫。那时他长得十分瘦小以至于被安置在教师身边的一个桌子上站着听课。”这段插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个现象：在加勒比诸海岛，老年妇女经常担负着教育儿童的工作；尼维斯岛的西班牙犹太人群体颇为兴盛。后者大多是为了逃避巴西的迫害和蔗糖贸易而搬到这里的。到了18世纪20年代，四分之一的查尔斯顿白人人口是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一所学校和一座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的公墓。汉密尔顿的那位身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母亲或许也是他的启蒙教师，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以及其他美国外交家相比，汉密尔顿不需要像他们那样为了掌握巴黎人的口音而绞尽脑汁。 或许是因为在童年时代与犹太人的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终其一生都对犹太人保持着尊敬。后来，他曾在一页纸上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至今，都一直同人类的主流历史没有关系。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原因呢？换句话说，这是某种伟大而幸运的计划的结果吗？”在这之后又过了些年，在一场当时引起轰动的法律诉讼中，汉密尔顿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来驳斥对方律师的论调：“为什么要拒绝采信一个犹太人的证言？蔑视他们的证词，你便是在摧毁耶稣基督的宗教……不正是犹太人见证了耶稣基督那纯洁而神圣、快乐而天选的信仰吗？不正是这些犹太人皈依了那伟大的信仰吗？” 对于一个像汉密尔顿这样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男孩，尼维斯岛的短暂经历一定给了他丰富的素材。在这个地方他目睹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些欧洲列强在海上无休止的冲突，也遭遇了蜂拥而来的贪得无厌的海盗和武装私掠船。海事法庭就坐落在尼维斯岛。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海盗们戴着手铐脚镣，被拖到这里接受审判，然后被遣到克鲁兹湾送上绞刑架。在那个时代，尽管确有一些海盗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匪徒，但是大多数的海盗背后都有那些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们的支持。这或许让汉密尔顿懂得，外国强权才是一个国家主权最大的威胁。 每隔一段时间，岛上都会有一些亡命之徒登陆决斗，他们或者用手枪互射，或者干脆直接拔刀互斩，这对任何一个男孩来说都是相当恐怖的场面。家族械斗在西印度群岛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这个种植园社会中，凌驾于个人荣耀与尊严之上的封建秩序依然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决斗便在那些幻想自己是贵族的白人青年中流行了起来。就像在美国南方一样，下意识地，奴隶主把这种过度浪漫的荣誉感当作了一种显示他们个人荣誉感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既可以用来派遣压抑于内心的负罪感又是可以掩盖他们所从事的野蛮行当的遮羞布。 从某种程度上说，决斗文化后来让汉密尔顿中了魔，他对决斗的着迷或许源自18世纪50年代发生在尼维斯岛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传奇事件。在1752年，一位名叫约翰·巴伯特（John Barbot）的年轻律师和一位叫马修·米尔斯（Matthew Mills）的圣基茨岛富有的种植园主因为一桩土地交易而发生了口角，米尔斯抨击巴伯特是一个“鲁莽的毛头小子”，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导致了一场决斗。在一天清晨，巴伯特身着白色外套，头戴镶着银制蕾丝的帽子，风度翩翩地坐着一条由一位少年奴隶驾驶的小船来到了圣基茨岛。在护卫舰湾的决斗场上，巴伯特与米尔斯遭遇，他拔出自己的那把镶银的手枪，在近距离处一枪将米尔斯击毙。 在一场谋杀案审判中，巴伯特被指控在米尔斯把自己的手枪拔出枪套之前就开枪放倒了米尔斯。这场诉讼的关键证人是威廉·汉密尔顿医生（Dr. William Hamilton，他很可能是詹姆斯·汉密尔顿的亲戚），这位证人作证说米尔斯被射中的部位是身体的侧面，因此，他一定是中了埋伏。这场审判中的一些元素几乎恐怖地预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亚伦·伯尔之间的那次致命的冲突。巴伯特这个有着良好教养但却负债累累的人，对于那种认为是他谋杀了受欢迎的米尔斯先生的舆论不屑一顾，他宣称自己是“根据男人们的荣誉感，用公平的方式杀死了米尔斯”。巴伯特强调说，米尔斯也用手枪对准了他，尽管最终饮弹而亡的人是米尔斯。就像发生在伯尔身上的事一样，当地人作证说巴伯特在决斗前数周就开始不绅士地进行射击练习了。最终，巴伯特被宣告有罪并被送上了绞刑架。汉密尔顿出生在这桩命案发生的三年之后，对于像他这样的尼维斯小孩来说，曾经一定熟知这段血腥故事的每一个细节。 就像其他充斥着黑奴的、出产蔗糖的岛屿一样，暴力事件在尼维斯岛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岛上的八千名黑人奴隶在人数上较区区一千名白人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不平衡”，按照一位访问者的说法，“使得岛上的白人无论老幼，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严格管理的军事组织中。”查尔斯顿是一个有着狭长而曲折的街道和一排排木头房子的紧凑的小镇。汉密尔顿应该经常会路过位于“市场商店”和“十字路口”这两处地方的奴隶拍卖场，也一定时常目睹在这些公共广场上发生的野蛮的鞭刑。加勒比的蔗糖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独特的野蛮经济体系，与它相比，北美南方的那些烟草和棉花种植园就显得文明多了。在西印度群岛，这些在无情的热带阳光暴晒中劳作的奴隶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达到了令人咋舌的数字：在到达种植园五年内，奴隶的死亡率是五分之三！因此，奴隶主需要经常用新的牺牲品来补充种植园的劳动力。一位名叫爱德华·哈金斯（Edward Huggins）的种植园主曾经创下这样骇人听闻的纪录：在执行鞭刑的时候，他的男性奴隶一次就要挨365鞭，而女奴要挨292鞭。当地的一个陪审团却显然没有把这种虐待当作什么大事，他们轻松地宣布哈金斯的暴行是无罪的。一位仪态端庄的英国女士在访问圣基茨岛时也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一群赤身裸体的男女奴隶被监工们在满是尘土的街道上拖着走，他们不断被鞭子抽打着，仿佛是在让他们牢记，自己是卑贱的奴隶。这位被眼前的暴行吓得花容失色的女士写道：“每10个黑人身后就有一个监工，他手中拿着两根鞭子，一根长，一根短，你随时都能看到监工挥舞着其中一根鞭子抽向那些黑人。”另一位英国访客写道：“如果一个白人杀了一名黑人，他不会因此而偿命……如果一个黑人攻击了一个白人，他将被判决斩掉一只手；如果他让一个白人流血了，那么他就死定了。”汉密尔顿在尼维斯岛的经历让他见识了足够多的恐怖场景，这无疑让他的人生观变得比较灰暗，也让他的所有作品都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悲观主义色彩。 所有这些人类制造的恐怖与那绿宝石色的海水、火红的阳光和慵懒的棕榈树叶这样的自然之美不协调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地质活动异常活跃的地区，山岭间到处都是含有丰富硫磺物质的温泉，这使得这里后来成为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这真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海水中充斥着龙虾、鲷鱼、石斑鱼和海螺，而丛林里则挤满了鹦鹉、猫鼬和成群的猴子。披着一身绿毛的长尾黑颚猴就是在18世纪初被人从非洲运到这里来的。许多旅游者称赞这里是一块世外桃源，一位游客说，这里实在是“太迷人”了，他坚持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尼维斯岛，那么“他一定会长久地在这个甜蜜的伊甸园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如果你是一个白人，如果你腰缠万贯，如果你对在那些甘蔗丛中奄奄一息的黑人奴隶视而不见，那么这里绝对是一个舒适、芳香、极度美丽而摄人心魄的天堂。 如果蕾切尔认为约翰·迈克尔·拉维恩对自己的报复欲，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完全满足的话，那么在1759年的时候，她便彻底打消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蕾切尔逃离圣·克罗伊岛的九年后，拉维恩向她发出了最后一击。由于债务的压力，拉维恩被迫将他的种植园转让给了两位犹太放债人，然后靠充当种植园监工以及出租自己名下的几个奴隶来维持生计。在这期间，他和一个靠洗衣来贴补家用的女人住在了一起。或许是为了能够和这个女人结婚，1759年2月26日，拉维恩突然申请了一张官方的与蕾切尔的离婚传票。 在一份充斥着愤怒的指控文件中，拉维恩将蕾切尔诬蔑为一个不贞洁的荡妇。由于蕾切尔即使被拉维恩投入监狱也依然没有回心转意，拉维恩在他的那份离婚令中宣称，蕾切尔“有整整九年没有和拉维恩共同生活，相反，她跑到了别的地方，还和别人生了几个私生子，她的这种行为使得拉维恩有充足的理由将她休掉”。拉维恩痛心地提到，他自己“竭尽所能，含辛茹苦地拉扯着蕾切尔留下的合法儿子”，然而蕾切尔却“完全忘记了她的责任，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抛在身后，自甘堕落成为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这些事情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即便是蕾切尔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因此而憎恨她”。在恶毒的控诉完了之后，拉维恩提出蕾切尔应当被剥夺与他的财产有关的一切权利。他警告说，如果他比蕾切尔死得早，那么“这个寡妇就有可能要求占有他的房产，而在她取得这些本不属于她的财产之后，他和蕾切尔所生的孩子一分钱也不可能得到，她会把这些财产全部用在她生的那几个野种身上”。“野种”，这就是拉维恩来形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兄弟的词语。拉维恩显然决心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自己唯一的合法儿子，13岁的彼得。 蕾切尔无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报复和伴随而至的噩梦般的回忆吓呆了。由于担心遭到拉维恩更进一步的报复，尽管被圣·克罗伊斯法庭传唤，她还是没有出庭为自己辩解。在6月25日，拉维恩如愿以偿得到了离婚判决，并被允许再婚，然而，蕾切尔却被剥夺了再婚的权利。丹麦当局严格地执行着此类判决，如果哪个牧师敢于为无视这类判决的新人主持婚礼，那么他将受到处罚甚至被革职法办。在这场“闪电战”中，拉维恩成功地保证了他的儿子能够享有完全的继承权，与此同时，也严厉地惩罚了蕾切尔，使她的两个无辜的儿子永远也没有机会摆脱“私生子”这一污名。无论拉维恩的行为是多么可憎，他也确实可以从两方面为自己辩护。蕾切尔确实没有尽到对儿子彼得的责任，拉维恩因此被迫一人抚养他们二人的孩子；此外，拉维恩在后来还曾经在蕾切尔的亲戚莱顿家的几次法律判决中充当证人，这说明即便是蕾切尔自己的家人也认为蕾切尔的行为并非是无可指责的。 考虑到这段令人心碎的经历，蕾切尔或许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再回到圣·克罗伊岛，然而，一系列的事件让事情起了变化。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拉维恩搬到了离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很远的弗莱德里克斯泰德（Frederiksted）去炒房地产，而在大约1764年，彼得也搬到了南卡罗来纳。于是，当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765年4月接到了一份去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公干的委任书后，他就可以带上蕾切尔和他们的两个儿子陪他一起去而不需要担心会和拉维恩发生可怕的冲突。詹姆斯·汉密尔顿依然仰仗着他哥哥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们。他在圣基茨岛的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英格拉姆（Archibald Ingram）的人那里担任首席办事员，而这位英格拉姆先生是格拉斯哥的那位有名“烟草大王”的儿子。英格拉姆让詹姆斯·汉密尔顿到一个叫亚历山大·莫伊尔（Alexander Moir）的人那里去讨债。这个人在欠了英格拉姆家一大笔钱后跑回了欧洲，并且拒绝承认对英格拉姆家负有债务。由此而发生的法律诉讼一直纠缠到了1766年1月。与此同时，蕾切尔和她的两个孩子也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住了下来。于是，蕾切尔再次回到了这个曾经带给她屈辱的地方，而她住的地方，离那曾经关押过她的要塞仅隔几个街区，而自打那以后，她便永远地失去了被称为“汉密尔顿夫人”的资格（在圣·克罗伊斯的纳税人名册上，她的姓有时被写作福赛特，有时又被写成拉维恩）。在被剥夺了一切可以用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的依据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詹姆斯·汉密尔顿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是一个“自然人”，而自己的母亲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 詹姆斯·汉密尔顿在莫伊尔案中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后他突然离开了圣·克罗伊岛，并且抛弃了他的家人。他为什么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呢？是因为蕾切尔所遭受的中伤与诽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因为拉维恩玩弄了一些手腕，让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这些假设似乎并不能解释詹姆斯消失的原因，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圣·克罗伊岛的纳税人名册上，这说明，他显然明白自己永远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他父亲的离家出走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同时也是十分宽容的解释：他再也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家了。因为此时12岁的小詹姆斯和10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到了可以帮助母亲干活的年龄，詹姆斯·汉密尔顿可能会觉得即便自己甩手不干、不再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也不会受到过多良心上的谴责了。当汉密尔顿在30年后给一位远在苏格兰的亲戚写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怨恨：“无疑，你知道我父亲的事业很早就完全毁掉了，这让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过得非常不如意。正是这种境遇使得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和我们分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从来没有对他的这个一生都在加勒比浪荡的流浪汉父亲恶言相向，尽管这位父亲被热带懒散的习气和贫困彻底毁掉了。虽然汉密尔顿父子从未完全失去联系，但是心灵上与空间上的双重疏远拆散了他们。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使得詹姆斯·汉密尔顿觉得自己并不像一个父亲，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样也没有做儿子的感觉。 作为一个曾带着耻辱逃离圣·克罗伊岛的女人，蕾切尔在重新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的时候却显得很愉快。当她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街头散步的时候，她总会身着红色或白色的裙子，头戴一顶黑丝太阳帽来遮住她的面庞。这个“俊俏”而自信的女人看起来迫切地希望能够为自己辩白，让所有的批评者都闭嘴。在这个岛上，她成功地代替詹姆斯，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在1765年8月1日，她那个有钱的姐夫——詹姆斯·莱顿便为她买了六把带着皮垫的胡桃木椅子，并且还答应替她付房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承认，莱顿的馈赠是他们家不可或缺的生活来源。按照他的说法，他父亲的离家出走让他们家“被迫依靠母亲的那些亲戚的慷慨过活，好在那个时候，有几位亲戚还算富裕”。 蕾切尔本来是盘算着在圣·克罗伊岛生活能够得到姐姐家的帮助才搬到这里来的，没想到随后，莱顿一家接二连三地遭遇到各种麻烦，以至于她的愿望彻底落空了。作为一户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莱顿家在他们的庄园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有一栋用石头建成的，装饰着锃亮的木地板、精致的百叶窗帘和奢华的吊灯，带着阁楼的“豪宅”，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像当时其他的甘蔗种植园一样，莱顿家的种植园也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这里有奴隶住区，有蔗糖工场，还有提炼糖浆和红糖的沸腾室。然而，莱顿家的孩子却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周围的其他人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如同被诅咒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麻烦。在蕾切尔来到圣·克罗伊岛的几年前，莱顿家的二儿子小詹姆斯·莱顿（James Lytton, Jr.）和一个叫罗伯特·霍勒迪（Robert Holliday）的人合伙做生意。这次商业投机输得一败涂地，以致在1764年夏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破了产的小詹姆斯·莱顿带着他的妻子连同22个被他偷出来的奴隶，爬上一条船逃往了卡罗来纳。而那个反应迟钝的霍勒迪却被逮了起来，在牢里蹲了将近两年。在这桩丑闻的打击下，莱顿夫妇卖掉了庄园，于1765年年底搬回了尼维斯岛。而偏偏就在几个月前，蕾切尔却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从尼维斯岛搬到了圣·克罗伊斯。在这之后不到一年，蕾切尔的姐姐安·莱顿就去世了，于是，蕾切尔便成了福塞特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 蕾切尔住在公司街34号一栋两层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紧挨着圣公会的教堂和学校。就像当时典型的城镇居民一样，蕾切尔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住在楼上，而把一楼改成了一间专向各种植园出售诸如咸鱼、牛肉、猪肉、苹果、黄油、大米和面粉这类食物的小卖部。在那个时代，还很少有妇女，尤其是像36岁的蕾切尔这样迷人而依旧相当年轻的女人经营商店。一个曾经到过圣·克罗伊岛的旅行者提到：“在这里，白人妇女的工作就是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吃饭，串串门，打打扑克，能做做针线活就已经很难得了。”在自家后院的园子里，蕾切尔还养了一头山羊，或许，汉密尔顿兄弟就是喝这头山羊的奶长大的。蕾切尔的商店会从她房东那里进一些货，其余都是从两个年轻的纽约商人——大卫·比克曼（David Beekman）和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那里买到的。尼古拉斯刚刚开了一家商行，正是这家商行在后来让汉密尔顿走出了自闭而不安的童年。 圣·克罗伊岛和尼维斯岛一样，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岛屿。一份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圣·克罗伊岛，每12个黑人养活1个白人。毫无疑问，“奴隶是这里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与财富之源”。当地随后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公司街共有59栋房子，住着187个白人以及427个挤在令人窒息的小房子里的黑人奴隶。由于蕾切尔家周围住着许多被释放的奴隶和黑白混血人，汉密尔顿从小便生活在一个多种族杂居的环境中。由于母亲已经去世，蕾切尔得以继承了她留下来的五个成年女奴，这样她就可以通过出租这些女奴来补贴一些家用。这些奴隶又生了四个小孩，蕾切尔将他们中的两个分别分配给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詹姆斯·汉密尔顿。照顾亚历山大的那个孩子名叫阿贾克斯（Ajax）。由于这层关系，汉密尔顿得以从小就认识了奴隶身上的人性，而这给汉密尔顿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便成了美国国父中比较早地认识到奴隶制的丑恶而坚定地主张废奴的人之一。 圣·克罗伊岛到处都是别致的圆锥形磨坊，这些磨坊由风力或骡子驱动，一束束甘蔗在巨大的磨盘下被碾得粉碎。在收获的季节，岛上各处沸腾室的炉火发出的微弱光亮一眨一眨地点缀着全岛。翠绿色的山丘覆盖着环绕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海岸线，其间经常会有一些豁口，通常便是一个个隐蔽的港湾或山坳。描绘这里的图片通常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一次高明的对要塞和堆满了大量等待出口的蔗糖的码头的武装突袭行动，或者是以头顶大堆货物的女奴为主角的祥和景象。尽管家政奴隶通常都穿着衬衫与裙子，但是数百名黑奴赤身裸体地在冒着热气的甘蔗林里辛苦劳作的场景也并不少见。到了晚上，克里斯蒂安斯特德这个被丹麦当局精心规划成网状布局的美丽的白色城镇，处处都是人声鼎沸的喧闹的酒馆和妓院，充斥着来自各国的叛党、海员和逃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胡乱发生性行为，以至于当地教堂的登记簿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黑白混血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的童年记忆应当并不仅仅是西印度群岛的狂野与堕落，他也多少见识了这里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这或许使得他在日后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的同盟者。 加勒比当地的气候并不适于繁殖大量的人口，在这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穷人根本没有任何尊严。大种植园主总是搭乘着华丽的马车招摇过市，他们疯狂地迷恋从欧洲进口的手表、珠宝和时装。这片充斥着野蛮的群岛上却也有几块文化的绿洲，有两家舞蹈学校开设有米奴埃小步舞的课程，而在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上竟然令人吃惊地有大量莎士比亚和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喜剧作品上演。蕾切尔显然想给自己朴素的家庭弄一点上等人家的感觉，从一份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有6只银勺子、7只茶匙、一对用来夹方糖的夹子、14个瓷制的盘子、两个瓷脸盆和一张有着羽绒床罩的舒适的床。 在蕾切尔家房子二楼的生活区里，一共有34本书——这是一个颇能反映汉密尔顿酷爱阅读的细节。圣·克罗伊岛的大多数人都在暗地里偷偷嘲讽这个好读书的异类，这使得汉密尔顿觉得自己与西印度群岛格格不入，因此迫切地渴望能够尽早逃离这片文化沙漠。从他早期对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尝试中，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他的书架上都有哪些书。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集一定被摆在书架上最明显的位置，旁边肯定还有一本法文版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和普卢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Lives）。在这些书左右，一定还摆放着一些有关宗教训诫和信仰的宣传册。如果说圣·克罗伊岛粗俗的氛围令汉密尔顿感到窒息的话，是文学让他在这个遍布大老粗的岛上有了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少年时代的汉密尔顿，年纪不大，处事态度却有些悲观，这显然和他不愉快的经历有关。在1767年下半年，38岁的蕾切尔突然宣布搬家，将一家人驱赶到了公司街23号。然而，新年刚过，蕾切尔就又把家搬回了34号。很快，蕾切尔便身罹恶疾。在被一位叫安·麦克唐纳德（Ann McDonnell）的妇人照顾了一周之后，蕾切尔的病情并没有什么好转。于是，孩子们不得不请来一位叫希林的大夫，然而，就在这位大夫被请来的当天，2月17日，汉密尔顿也被这神秘的疾病感染，发起烧来。希林大夫对这对母子的治疗方法是那个时代非常普遍的灌肠疗法，这种中世纪时代流传下来的疗法让倒霉的蕾切尔和汉密尔顿吃尽了苦头。蕾切尔不得不每天服用一种名为缬草的催人呕吐的草药，而这种草药可以把食道中积聚的气体排放出来；而汉密尔顿则是不但被灌了肠，还被放了不少血。这对躺在同一张床上备受病痛和医生折磨的母子一定被呕吐、腹胀、反反复复通便灌肠和高烧摧残得不成人形。在2月19日晚上9点，蕾切尔离开人世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的汉密尔顿很可能就在他母亲身旁奄奄一息、痛苦地挣扎着。尽管此时已是深夜，五位当地的遗产法庭派出的警察迫不及待地赶到现场开始清点蕾切尔的财产，他们很快就查封了蕾切尔家的一个房间、阁楼和院子里的两个小仓库。 到了给母亲举办葬礼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恢复到有足够的力气和他哥哥一起出席安葬仪式了。这两个被父母抛弃的不知所措的孩子一定是一副可怜模样。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便经历了父亲的离家出走和母亲的溘然而逝，一夜之间便成了需要朋友、家族和社区怜悯的可怜孤儿。镇上的法官给了哥哥小詹姆斯·汉密尔顿一些钱让他们兄弟俩能够买两双参加葬礼所需的鞋子，又给他们买了一些黑纱；房东托马斯·迪普纳尔（Thomas Dipnall）则为葬礼捐献了一些白面包、鸡蛋和用来招待前来悼念的客人的蛋糕，而他们的表兄彼得·莱顿（Peter Lytton）则出钱买了10米长的黑色布料用来覆盖棺材。或许是因为蕾切尔是一个离了婚又生了两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儿子的离经叛道的女人，她很可能被拒绝安葬在圣·约翰圣公会教堂旁的公墓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汉密尔顿对于宗教一直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而不是对外宣称的仅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教区的牧师在位于克里斯蒂安斯特德郊外莱顿家的庄园里为蕾切尔主持了葬礼，她就长眠在这里的一块覆盖着桃花心木树林的小山坡上。 迎接这一对可怜兄弟的是接踵而至的灾难。账单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这其中就包括那些为蕾切尔治病而白白花去的医药费。在蕾切尔去世不到一个星期，遗嘱法庭的官员就又一次杀了过来，这一次，他们是来评估蕾切尔留下的物业。从遗产法庭的一份充满说教口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约翰·拉维恩又一次狠狠地报复了蕾切尔，这一次的牺牲品，是她那两个无依无靠的“私生子”。法庭表示，它必须考虑蕾切尔遗产的三个可能的继承人：根据“最高当局的有权令状”而与蕾切尔合法离婚的约翰·拉维恩的儿子彼得·拉维恩（Peter Lavien）以及死者蕾切尔“非法生下来的两个私生子，汉密尔顿兄弟”。蕾切尔当初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史又被翻了出来，而这一次汉密尔顿兄弟已经有能力了解其中的原委了。在一次遗产诉讼的开庭中，拉维恩挥舞着那份1759年签发的离婚令状，指控汉密尔顿兄弟根本就是“肮脏的狗杂种”。尽管他的儿子彼得已经有18年没有见过母亲一面了，拉维恩依然坚持只有彼得有权继承蕾切尔的全部遗产。在这些年中，拉维恩自己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这个弗莱德里克斯泰德医院的看门人的妻子在蕾切尔去世前一个月也撒手人寰，而他们夫妇俩在这之前先后有两个孩子早早地夭折。至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如既往的糟糕。 在母亲死后的一年中，汉密尔顿一直被这场悬而未决的遗产诉讼折磨着，而这段经历或许让他早早看清楚了社会的本质：谁能够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当汉密尔顿还在等待蕾切尔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点遗产（主要是几名奴隶和一些存货）的判决的时候，法庭拍卖掉了蕾切尔的一些个人物品。汉密尔顿的姨父詹姆斯·莱顿非常体贴地将汉密尔顿的藏书都买了回来送给了他。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蕾切尔与拉维恩那段不愉快的历史的影响，遗产法庭的判决看起来充满了预断：汉密尔顿兄弟被剥夺了继承权，蕾切尔的全部遗产被判给了彼得·拉维恩。1769年11月，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偏执地希望向母亲复仇的彼得·拉维恩回到了圣·克罗伊岛，接管了母亲那小小的遗产——这个不公平的结果显然让汉密尔顿愤怒了很多年。彼得·拉维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博福尔过得很不错，在接管母亲遗产前一年，他刚刚被任命为当地的海伦娜郊区的教堂理事，这相当于此地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行政长官。尽管如此，这个荣归故里的家伙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分给他那两个孤苦伶仃、身无分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 一件有关彼得·拉维恩的逸事很值得人注意，这个23岁的年轻教堂理事做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在他回到圣·克罗伊岛之后，悄悄地接受了洗礼。他为什么在此时此地接受洗礼？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约翰·麦克尔·拉维恩虽然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想要隐瞒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希望他的儿子皈依基督教。这或许是为什么彼得像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偷偷地接受洗礼并严格保守秘密。 蕾切尔死后，汉密尔顿32岁的表兄彼得·莱顿被任命为他们俩的监护人。而此时彼得已经是一位鳏夫了，他的生意陷入了包括一桩失败的仓储生意在内的一系列麻烦之中。他的一位兄弟在日后坚持说，彼得“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彼得·莱顿的经历给汉密尔顿又上了无情的一课。莱顿有一个黑人情妇，这个女人替他生了一个名叫唐·阿尔瓦雷兹·德·巴莱斯科（Don Alvarez de Valesco）的黑白混血儿。在1769年7月16日，就在汉密尔顿兄弟觉着自己的苦日子已经到头了的时候，彼得·莱顿却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横尸于血泊之中。根据法院的记录，彼得·莱顿死于自杀，他“很可能是用一把短刀或者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汉密尔顿兄弟来说，莱顿的死所导致的后果同样是一场灾难。彼得在生前写了一份遗嘱，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了他的情妇和那个混血儿，在他的遗嘱中，根本没有一句话提到汉密尔顿兄弟，更不用说给他们留下哪怕一丁点遗产了。詹姆斯·莱顿倒是试图通过诉讼来争取一些自己儿子的遗产，他也很有心想帮助可怜的汉密尔顿兄弟，然而，由于莱顿自杀所导致的一些法律障碍让他最终未能得偿所愿。紧接着，就在彼得死后不到一个月，心碎了的詹姆斯·莱顿在1769年8月12日也同样离开了人世，在死之前五天，他也立了一份遗嘱。不幸的是，在他的遗嘱中，同样并没有哪一条是有关他的两个外甥——汉密尔顿兄弟的，这一定会让这对孤儿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 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算算这对倒霉的兄弟在1765年到1769年这短短的四年间所遭遇的所有不幸：他们的父亲离家出走了，而母亲又早早地去世；他们的表兄和监护人自杀身亡而他们的姨妈、姨父以及外祖母全都离开了人世。16岁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和14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彻底成了一对孤儿，无依无靠，身无分文。在他们如同蒲公英般找不到落脚之处的少年时代，他们是遇到的全部都是失败而绝望的可怜虫。他们小小的年纪就生活在破产、分居、死亡、丑闻和废除继承权这样的灾难的阴影下，而这一系列的折磨也一定让汉密尔顿早早地抛弃了诸如“人生而平等”“命运是公平的”“吉人自有天相助”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正是童年的这段令人厌恶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强大、能干、从不依赖别人的汉子。这段经历本来足以在汉密尔顿的少年时代就早早地打垮这个未来美国的缔造者，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恰恰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由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直对自己悲惨的过去讳莫如深，从来没有以那段经历为例证来吹嘘自己后来是多么成功，因此，汉密尔顿同时代的人是没法理解他所取得的成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的。要知道，我们对汉密尔顿少年时代的了解几乎全部始于20世纪。 彼得·莱顿的死让汉密尔顿兄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哥哥詹姆斯·汉密尔顿成了一位名叫托马斯·麦克诺贝尼（Thomas McNobeny）的上了年纪的克里斯蒂安斯特德木匠的学徒，这个选择说明詹姆斯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在西印度群岛，绝大多数白人都避免从事像木匠这样的手艺活儿，因为他们不得不同那些混血儿匠人甚至熟练奴隶劳工们竞争。如果詹姆斯但凡有一点做生意的天赋，他就一定不会屈就于一个手艺人门下。与此相反，早在彼得·莱顿死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已经在曾经为他母亲的杂货店供货的纽约商人比克曼-克鲁格的商行里做职员了。在这里，他的过人才干第一次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 在讨论汉密尔顿的第一次商业经历之前，我们有必要考察汉密尔顿少年时代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谜。在詹姆斯开始跟着老木匠学手艺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却经历了一场犹如狄更斯小说般做梦一样的变化，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史蒂文斯（Thomas Stevens）的受人尊敬的商人和他的妻子安。而史蒂文斯家一个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要年长1岁的儿子爱德华，则成了汉密尔顿最好的朋友。“他是我的铁哥们儿。”汉密尔顿日后这样形容他们的关系。在这一对挚友长大成人后，他们确实经常表现出相似的品质：他们两个都绝顶聪明、才思敏捷，严守纪律，不屈不挠；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精通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他们都痛恨奴隶制，也都曾被医生折磨得死去活来。在未来的岁月里，爱德华·史蒂文斯（Edward Stevens）经常让汉密尔顿回想起那“永恒的友谊，那一段一再被他们重复的誓言”，而汉密尔顿那脆弱的身体也总是让史蒂文斯夜不能寐。 如果说他们俩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不足为怪的话，那么这对好朋友相貌上的相似却足以让每个见到他们的人都倒抽一口凉气。30年后，当汉密尔顿的好朋友，后来的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第一次见到爱德华·史蒂文斯的时候，他大吃一惊。“第一眼看上去，”皮克林回忆道，“他和汉密尔顿上校就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我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弟呢。”当皮克林把他的发现告诉史蒂文斯的姐夫，圣·克罗伊岛的詹姆斯·雅德（James Yard）的时候，“詹姆斯告诉我说，已经有数不清的人这么说啦”。这件事让好奇的皮克林琢磨了很久，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密尔顿和史蒂文斯根本就是亲兄弟。在一本最终没有得到出版的汉密尔顿传记中，皮克林写道，“汉密尔顿完全有可能就是一个名叫史蒂文斯的绅士的私生子”。这则谣言在19世纪广为流传，所以，在1882年，外交家、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能够写下这样的话：“那时候每一个学生都相信这样的故事，那就是汉密尔顿是一个富有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或者大商人的私生子，这个财主应该就是史蒂文斯先生，他也是汉密尔顿小时候一个铁哥们和同学的父亲。”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离奇的猜测呢？我们现在无法找到爱德华·史蒂文斯的画像让我们一探究竟。无论如何，尽管缺少直接证据，但如果我们相信汉密尔顿确实是托马斯·史蒂文斯的儿子而不是詹姆斯·汉密尔顿的儿子的话，那么汉密尔顿一生中的许多难解之谜一下子就解开了。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是哪个人因为和蕾切尔通奸而让气急败坏的拉维恩把自己的老婆投进了监狱；我们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托马斯·史蒂文斯在蕾切尔死后很快就做了汉密尔顿的庇护人，却并没有一起照顾汉密尔顿的哥哥；这一假说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史蒂文斯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却很少和自己的哥哥詹姆斯打交道；这或许也是老詹姆斯·汉密尔顿离家出走，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并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飞黄腾达之后也没有一点喜悦之情的原因吧。总而言之，如果这种猜测是真的，那么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汉密尔顿在日后和自己的父亲与兄弟都保持着距离。我们后来就可以知道，汉密尔顿其实是一个对家庭高度忠诚，有着极强责任感的人。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和哥哥断然中止了和汉密尔顿的交往，似乎是因为他们急于想从三个人心照不宣的关系中解脱出来。 第二章 飓风 尽管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会让人散漫怠惰的热带岛屿上，但是他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做职员的日子里，天天打交道的却都是繁忙的商船和不断变化的市场，这让他早早便经历了快节奏的现代商业活动的洗礼。在这段日子里，尽管他遇到不少挫折，但是汉密尔顿所处的已不仅仅是世界上一个晦暗的角落，他的第一份工作让他真正见识了全球贸易的精彩纷呈和世界列强的纵横捭阖。正因为汉密尔顿在这一片由一家贸易公司开拓的土地上工作，他才有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 比克曼-克鲁格商行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当地种植园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都可以买到：木材、面包、面粉、大米、猪油、黑豌豆、黑啤酒、苹果酒、松木、橡木、铁环、木瓦、石灰、绳子、灯黑 、砖头、骡子和耕牛。这给汉密尔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学习平台。他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一大堆让人一看就头疼的货物清单，在这里，他练就了一手华美、清晰而流畅的好书法；在这里，他不得不去记住商船的航海路线，去跟进货船的行踪；在这里，他必须学会用不同的货币单位来计算货物的价钱，无论是葡萄牙硬币、西班牙银元、英镑、丹麦的达克特，还是荷兰的斯泰佛，他都要烂熟于心。他的儿子约翰·C.汉密尔顿在回忆起自己父亲的时候说道：“爸爸曾经专门讲过，在他所从事的那么多工作中，唯有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的这段经历令他受益匪浅。”或许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一个小小年纪就满脑子都是生意经的汉密尔顿。 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坐落于当地的国王路与国王十字路交叉口的一处高地上，这里有商行的一家商店和紧挨这家商店的仓库。每天早上，汉密尔顿一定就是从这里出发，吹着清新惬意的海风，一路下坡，轻轻松松地溜达到繁忙的码头区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在圣·克罗伊岛的码头区有专用的码头和货船，这个年轻的职员就在这里查验到港的货物，在这些货物中，一定有不少偷偷运进来的走私货。码头附近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一桶桶的蔗糖、朗姆酒和糖蜜被马车运到这里，等待被装船运到北美去换取谷物、面粉、木材和各式各样的钉子。圣·克罗伊岛这个由中立的丹麦控制的小岛长期以来扮演着当时英国和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各个殖民地之间桥梁的角色。岛上的贸易一直以来是由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控制着，因此，英语而不是丹麦语成了岛上的通用语言。于是，母语是英语并且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在这里便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比克曼-克鲁格商行的工作让汉密尔顿有机会早早地和纽约——这个他未来居住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在当时，纽约商人大量参与到与西印度群岛进行的贸易中。许多曼哈顿的商行都会派一个年轻的家族成员到西印度群岛当地去充任商行在那里的代理人，尼古拉斯·克鲁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身于纽约的名门望族，父亲亨利·克鲁格（Henry Cruger）是一位富有的商人、船东和纽约州皇家立法会的议员，他的叔叔约翰·克鲁格（John Cruger）曾经长期担任纽约市市长以及印花税法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照理说应当是铁杆亲英派的高贵世家，在政治上却出现了裂痕，尼古拉斯住在英国的兄弟小亨利·克鲁格（Henry Cruger Jr.）当时是显赫的英国国会议员，在他所在的布里斯托选区，与他同时当选的另一位议员就是令人尊敬的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而尼古拉斯本人，相反地却站到了反叛的殖民地居民一边，并成了乔治·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有人猜测，汉密尔顿的第一个政治导师就是这位尼古拉斯·克鲁格。也正是这位尼古拉斯·克鲁格，让汉密尔顿第一次认识了一群积极进取、心怀天下的纽约商人，这些人就是联邦党人所大加赞赏的社会精英的模范代表。 作为一个孤儿，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无所事事的资格，于是他的身上就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驱使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这个高度自律的年轻人做事情从来都是斩钉截铁，毫不拖泥带水。在他进入比克曼-克鲁格商行后，汉密尔顿就已经不像一个普通的13岁男孩那样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了，在商行的工作对他来说，只是让他有了更大的压力，更有紧迫感罢了。当他的同龄人为了一些无聊的事情而浪费青春的时候，汉密尔顿却过着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这让他这条大鱼最终从圣·克罗伊岛这个小鱼缸中跳了出来。要知道，在圣·克罗伊斯这个等级森严的完全静止了的社会中，汉密尔顿这样出身低微却又自负而敏感的年轻人，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Nathaniel Pendleton）后来讲道，一提起自己的小职员身份，汉密尔顿就“耿耿于怀，这几乎使他想要放弃在商业上的发展”。在为数不多的保存下来的汉密尔顿早期书信中，有一封写于1769年11月11日的信颇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态。这封用娟秀的字体写成的信阴郁低沉，在信中，这个14岁的少年对自己的卑微身份愤愤不已，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痛心疾首。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了。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汉密尔顿的那位面貌相似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此时他正就读于纽约的国王学院。汉密尔顿在信中写道： 爱德华，我承认我也有弱点，我的野心是如此的明显，我鄙视作为一名小职员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或者命运总是对我加以嘲弄。我会用一生来冒险，提升我的社会地位，这不是我的性格。爱德华，我很确信，少年时代的经历使我没有任何希望马上就能出人头地，那也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会为未来做好准备。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人们可能会说我这样做是痴心妄想。我的这个傻念头让自己感到惭愧，希望你会为我保守秘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当计划者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时这样的计划就会获得成功的事例。最后我想说，我真希望现在就爆发一场战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的这封短信是那么准确地预言了他的未来！这个渴望在沙场上大显身手、马革裹尸的年轻人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战争。在这封信里，汉密尔顿流露出了强烈的耻辱心，而成年以后的他，就经常会故意用虚张声势的外表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从一开始，他就一直担心那过度膨胀的野心会让自己腐化堕落，而他也一直坚持决不能为了征服世界而罔顾自己的道德，这两点对汉密尔顿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尽管信中的措辞有些笨拙，但他表现出一个14岁少年令人惊讶的成熟，并由此开始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光彩。 汉密尔顿有足够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才华。1769年，大卫·比克曼退出了商行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科尼利厄斯·考特莱特（Cornelius Kortright）同样出自名门的纽约商人。于是商行便改名为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过了两年，由于健康原因，尼古拉斯返回纽约接受为期五个月的治疗，在这期间，他让汉密尔顿这个早熟的小职员当上了临时掌柜。一捆汉密尔顿写下的商务信件展示了这个第一次独当一面的家伙是如何“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他开始很卖力气地去索要那些应收账款。在一封写给克鲁格的信中，他向自己的东家保证说：“相信我，先生，我正用一切合法的手段为您要账。”在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往来通信是有关一条名叫霹雳号（Thunderbolt）的单桅帆船的。克鲁格拥有这条船的一部分所有权，在1772年的时候，这条船正装运着几十头倒霉的骡子穿越大海。汉密尔顿需要安排这条船安全地经过南美洲的西北海岸（这在当时是西班牙的地盘），同时还需要与无数敌对国家的船只周旋。因此，汉密尔顿不遗余力地向他的老板们建议在霹雳号上加装四门大炮以备不测。在一封写给当时督办库拉索地区生意的塔勒曼·克鲁格（Tileman Cruger）的信中，汉密尔顿说道：“这样一条船如果没有配备必要的武装，那它一定会落入别人之手，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太可惜了。”当这条船最终抵达圣·克罗伊岛的时候，那些骡子已经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了。于是，汉密尔顿用一种不容分说的口气教训船长道：“你得好好反省在这次不幸的旅程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你得把这些损失全都补偿给东家。”在未来的日子里，汉密尔顿这种口气的训话，将会被无数的下属领略到。这个年轻的后生尚未成年便表现出了杀伐决断的魄力，即便是面对一位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老水手，他也能毫不犹豫地开腔训话。汉密尔顿就是这么一个一心想出头主持局面，并且也有这个能力的野心勃勃的家伙。于是，当尼古拉斯·克鲁格在1772年3月回到圣·克罗伊岛的时候，他便感到非常失落了。 汉密尔顿的学徒生涯让他获益匪浅。他清楚地了解了商人和走私者是如何玩弄那些瞒天过海的把戏的，这让他力主在美国建立海岸警卫队和海关体系。他发现生意经常会受到现金流和到期债务的困扰，而一套统一的货币体系将非常有利于刺激贸易。最后，他还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西印度群岛所面临的窘境：西印度群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在贸易世界中却处于食物链的下游，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这里的经济过度依赖甘蔗种植与蔗糖的出口。在后来他那篇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就表述过这个难题。或许，汉密尔顿在后来极力主张多元化的制造业与农业经济就是源于他在西印度群岛做商行学徒时期的直观感受。 虽然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主要经营食品和纺织品，然而至少有一年这家商行的货船参与运输了一种更容易腐烂的“货物”——奴隶。在奴隶船上，成百上千的奴隶被铐在一起塞进恶臭的船舱中，有许多人就在这可怕的运输中窒息而死。于是，这样的船上总是散发着可怕的恶臭，以至于岸上的人在数里之遥就能闻到海上奴隶船飘来的臭气。1771年1月23日，在汉密尔顿还在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打工的时候，这家商行在双语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考特莱特-克鲁格商行刚刚从非洲向风海岸进了一船奴隶，下个星期一就在商行的码头当场拍卖，300个上等奴隶咯！”第二年，尼古拉斯·克鲁格又从非洲黄金海岸进口了250名奴隶，这次，他抱怨道，这些奴隶的“牙口一点也不好，骨瘦如柴的”。人们现在只能想象汉密尔顿在检验、看守这些即将被拍卖的奴隶并给他们定价向别人推荐时看到的是怎样非人的场面。为了让这些奴隶看起来光鲜一些，他们身上的毛会被剃掉，然后再被涂上棕榈油，直到他们的肌肉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有一些买主会直接带着烙铁来到拍卖场，一买下奴隶，就会在他们的身上烙下记号。从尼古拉斯·克鲁格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追捕逃亡奴隶的消息来看，贩卖人口应该也是商行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密尔顿来到圣·克罗伊岛的时候，岛上的奴隶人口在十年内已经翻了一番，于是种植园主开始联合起来，以便能够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或者阻止奴隶向邻近的西班牙统治下的，能够确保他们自由的波多黎各的大规模逃亡。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没有哪个白人能够置身事外：他要么充当奴隶制度的卫士，要么就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与歧义，丹麦当局印发了一本宣传册“圣·克罗伊斯战士手册”。这本宣传册清楚地规定，岛上的每个年满16岁的成年白人男子都有义务（从1771年开始，汉密尔顿也具备了履行义务的资格）在军队中服役，每个月大家都必须自备枪支弹药参加军事训练。如果要塞的炮声连续响两次，那么所有的白人男子都必须马上带上家伙到要塞集合。 当造反的奴隶在克里斯蒂安斯伐恩被公开处决的时候，白人男子就会把城堡包围起来以防止其他的奴隶惹是生非。在这时，任何攻击白人的奴隶一定会被绞死或者斩首，而对于奴隶来说，相对于被烧红的烙铁折磨和阉割来说，被立即处死更像是一种解脱。在这里，为了让奴隶对白人们俯首帖耳，对奴隶的惩罚是地狱般的。如果一个奴隶举起手抵挡奴隶主的鞭打，那么他的这只手将会被立刻砍掉。如果一个逃跑的奴隶在三个月内被抓了回来，那么他的一只脚就会被砍掉。如果他敢再跑一次，那么剩下的那只脚也会被砍掉。惯犯的脖子上会被套上可怕的铁环，铁环上镶着向里突出的钉子，这样，当这个奴隶打算爬过种植园厚厚的篱笆逃走的时候，他的脖子就会被钉子扎烂。 如果不了解这些他在青年时代所亲眼目睹的残酷场面和后来在美国蔓延的对他希望的剥夺，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汉密尔顿的政见。从浅里说，圣·克罗伊岛的奴隶贸易让汉密尔顿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以至于后来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往深里讲，在这个宗法社会中，种植园主终日生活在对奴隶起义的恐惧之中，于是他们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营，这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离开圣·克罗伊岛之后，他还一直深深地陷于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之中，因此对于“自由”并不怎么感冒。于是，他一方面反对种植园主的暴政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又恐惧那些心怀仇恨的奴隶的可能的起义，他的童年生活带给他的最大遗产，或许就是这么一种暧昧的态度。在他的一生中，对专制和无政府主义的恐惧与矛盾心理，一直是萦绕在汉密尔顿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汉密尔顿也是自学成才，一有空闲，他就会抓紧时间读书。这个年轻人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汉密尔顿或许在那时就已经预感到，有朝一日，写作会让他摆脱低贱的身份而跻身于同时代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行列中。西印度群岛并没有哪家商店有书卖，如果想买书，就得事先预订。于是《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发行对于求知若渴的汉密尔顿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由于当时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国王（King Christian VII）是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表兄和姐夫，这份报纸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了亲英的立场。每期报纸都会刊登当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和其他一些雄辩家在英国国会的精彩辩论和有关英国王室的种种阿谀之言。 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可能发表他文章的报纸后，汉密尔顿就开始大量地创作诗歌了。一旦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汉密尔顿就开始滔滔不绝了。亚历山大·蒲柏的优美诗句和精妙结论让这个年轻的小职员着了魔。就像蒲柏在早年模仿古典诗人的作品一样，汉密尔顿也炮制了不少模仿蒲柏风格的诗文。在1771年4月6日，他在《公报》发表了两首诗。在一封写给公报编辑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先生，作为一个不到17岁的年轻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能在仔细阅读我写的这两首诗后，觉得它们还值得在您的报纸上占据一小块版面并允许刊登它们的话，我将对您感激不尽。您顺从的仆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发表的这两首爱情诗对待感情的视角完全不同。这个好空想的诗人在第一首诗中歌颂了他的初恋情人，诗中的这个女孩正躺在河边，身边是一群可爱的小羊羔；而诗人则跪在爱人面前，用一个深情的吻唤醒了女孩，然后含情脉脉地将女孩搂入怀中，最终赢得佳人的芳心。诗人吟咏道：“相信我，男女神圣的结合会让爱情加倍的甜蜜。”在第二首诗中，诗人却摇身一变成了个浪荡公子，这首诗的开场白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短句：“希利亚是一个狡猾的小荡妇。”这首诗描绘了一个狡猾得像猫一样的女人： 瞧，那柔滑的小手， 那小娘儿们精致地把它们藏起来 在呼噜声中；但如果 你轻轻用力捏她一下 她便会立刻尖叫一声，弓起细软的背部； 对你还是充满了善意。 第一首诗就像是一个憧憬着贤良淑德的美妇人的未成年小伙子写下的赞美诗，而第二首诗却像是一个已经尝过了无数女人的滋味，彻底抛弃了对妇女节操的任何幻想的年轻但却消极厌世的情场老手吟哦的小调。这两首诗所描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纯洁无瑕的小天使和现实轻浮的狐狸精。同时迷恋这两种人所带来的麻烦，一直纠缠着汉密尔顿的一生，让他无法脱身，并使他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诽谤与丑闻中。 第二年，汉密尔顿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两首诗，这时候，我们得称呼他为一个“宗教诗人”了。汉密尔顿心灵的变化或许源于一位名叫休·诺克斯（Hugh Knox）的长老会神父。年轻英俊的诺克斯出生在北爱尔兰，祖先是苏格兰人，移民到美洲后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学校做教师。这个轻浮的花花公子起初对宗教信仰没有半点兴趣，然而一桩奇怪的事改变了他的一生。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一个诺克斯经常去鬼混的酒馆，他当着那些醉醺醺的狐朋狗友们的面，拙劣地模仿自己的赞助人，可敬的约翰·罗杰斯牧师（Reverend John Rodgers）布道的样子，来换取那些醉汉们的哈哈大笑。在这之后，诺克斯却突然坐了下来，为自己的亵渎神灵而震动不已，同时，那布道的场景一直在自己的脑海中回荡，他突然发现自己被这布道打动了。于是他突然决定到新泽西学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当时的校长，著名的神学家老亚伦·伯尔（Aaron Burr Sr.）去学习神学。而这位老亚伦·伯尔校长，就是那个日后会置汉密尔顿于死地的人的父亲。或许正是从诺克斯神父的口中，汉密尔顿第一次听说了“亚伦·伯尔”这个名字。 诺克斯在1755年被伯尔任命为牧师，他决定献身于传播福音的事业中，于是他奉命前往了荷属西印度群岛的萨巴岛。萨巴岛，离尼维斯岛不远，方圆不过12平方千米，并没有其他加勒比岛屿那样迷人的海滩，这个孤零零的小岛足够摧垮哪怕是最坚忍的传教士。波涛汹涌的大海常年冲击着怪石嶙峋的海岸，这使得船只在这里靠岸成了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身为这里唯一的一个传教士，诺克斯住在一个叫“坑底”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位于一座死火山洞的底部，一串石阶是这里唯一通向外界的道路。至于那些灵魂需要诺克斯来拯救的居民，诺克斯描绘了这样一幅凄惨的画面：“这里的年轻人和已婚男人不光毫无虔诚的信仰，而且干脆就是一群和自己的黑奴通奸的乱伦者、花花公子、晚上的暴徒、醉鬼、赌棍、不守安息日规矩的守财奴、不去教堂的渎神者、不守信用的骗子和从事不公平交易的奸商……”在这个岛上，受过传统教育的博学的诺克斯没有与他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兜里也没什么钱。1771年，诺克斯神父到圣·克罗伊岛访问，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长老会教徒的盛情款待，他们邀请诺克斯神父搬到圣·克罗伊岛来。于是，在1772年，诺克斯跳槽到苏格兰长老会做一名牧师，这份神圣的工作带给他的还有比以前在“坑底”多得多的薪水。 经过了在萨巴岛的孤独岁月，这位45岁的诺克斯神父感觉自己在圣·克罗伊岛迎来了第二春。这位博学的神父后来还写了几卷宗教训诫，他仁慈而宽容，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后来他非常热心地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蓄奴（尽管他自己也拥有几个奴隶），他的一些观点非常吸引汉密尔顿。在诺克斯神父早期的信件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坚定地认为私生子同样有资格接受洗礼，神职人员有义务将私生子从他们不负责任的父母那里解救出来，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诺克斯神父的宗教观点已经背离那种冷冰冰的加尔文主义 的教条，诺克斯眼中的上帝，是一个和蔼而公平的天主而不应当是一个阴暗的惩罚者。诺克斯神父同时也认为无穷的求知欲正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他对那些能够建构“真理的体系”的人们致以了最高的敬意。 于是，一位有着异乎寻常的建构系统能力的年轻私生子职员走入了他的生活。诺克斯神父一定把他能有如此的好运气去发现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天才当成了一个奇迹。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是何时相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父把自己的整个图书馆对这个天才少年开放，鼓励他撰写散文，引导他走向学术之路。就像一个有趣的老伯父一样，诺克斯神父担心汉密尔顿因为压力太大而会过度工作，会太迫切地想去讨回荒废的时光。于是，诺克斯神父经常会提醒汉密尔顿说：“你野心勃勃地想要超越自己，总想竭力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上尽善尽美，现在的你，已经非常脆弱了。”诺克斯神父的直觉异常的准确，汉密尔顿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尽管他后来仍然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成就完全超出了他的估计。 除做神父之外，多才多艺的休·诺克斯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医生和药剂师，他还在业余时间兼任《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编辑。或许他和汉密尔顿就是在报馆而不是教堂相识的。当一场可怕的飓风在1772年8月31日的夜晚蹂躏了整个圣·克罗伊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之后，诺克斯神父的这个兼职编辑的身份，让汉密尔顿的一生发生了改变。 据说，这场飓风是百年不遇的。按照《公报》当时所报道的来看，这场飓风是“有史以来人类所遭遇的最可怕的风暴”。它在日落时分突然袭来，“其声如万炮齐鸣，除了中间有过半小时的间断外，它整整肆虐了六个小时……这个曾经美丽的岛屿如今已是满目疮痍，其可怕程度已经完全无法用语言描述了”。这场可怕的飓风将大树连根拔起，将房屋撕成碎片，它掀起的巨浪将港口的船只一扫而光，径直将它们抛向陆地。尼维斯岛的详细记录同样证明了这场风暴的可怕威力，在受灾非常严重的地区，成桶的蔗糖被卷到了350米以外，而一些家具则被发现散落在3公里之外的地方。第二天下午，尼维斯岛还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地震。很可能，尼维斯岛、圣基茨岛、圣·克罗伊岛和邻近的一些岛屿都遭受到一场浪高5米的海啸的袭击。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西印度群岛的大多数地区，以至于人们需要从北美紧急进口一批粮食来避免预料之中的饥荒。 在9月6日，休·诺克斯将教徒召集到了他的教堂，他为这些仍然在恐惧中瑟瑟发抖的人们做了一次安抚性质的布道，过了几周，他又将这次布道的内容印制成了宣传册在岛上散发。汉密尔顿一定也参加了这次布道，或许是受到诺克斯神父的说教的启发，汉密尔顿回去之后立即给他那离家出走的父亲写了一封冗长但却狂热的信来描述这场可怕的飓风（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在父亲离开圣·克罗伊岛六年后，仍然同其保持着书信往来。而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遭遇这场风暴，说明他应当是居住在加勒比群岛南部，很可能是在格林纳达岛或是多巴哥岛）。在这封读起来让人感觉如身临其境一般的描写飓风的信中，人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个文采飞扬的年轻人那过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汉密尔顿后来一定也让诺克斯看了这封写给父亲的信，而诺克斯说服他在《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发表这封信。于是，在10月3日，汉密尔顿的这封信就见诸报端了。在很可能就是诺克斯本人给这篇文章所写的前言里，有这样的话：“以下这封信，是由本岛的一位年轻人在飓风肆虐后一周写给他父亲的。这封信的一个副本碰巧落到了一位绅士手中，他在将这封信给数位先生传阅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把这篇文字拿出来给公众分享，那真是太可惜了。”为了不让大家怀疑“无情”的汉密尔顿发表这封信，是想利用人们所经历的灾难来为自己谋取向上爬的资本，诺克斯特地在前言中强调说这位匿名的作者一开始并不同意发表这封信——或许这是汉密尔顿人生中最后一次不情愿让自己的文字见诸报端吧。 汉密尔顿的这封有关风暴的信之所以能让读者们大吃一惊，是因为两个原因。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7岁，完全依靠自学成才的少年，能写出那么雄浑有力的文字，显然，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底蕴了：“整个自然界仿佛在这一瞬间分崩离析了。暴风裹挟着巨浪在空中肆虐，炽热的流星划破长空，持续的闪电强光让人眩晕，一栋栋房屋顷刻间轰然倒塌，人们刺耳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不绝于耳，就连天使看到这一切也会震惊不已的。” 不过，汉密尔顿在信中的描写更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将这场灾难归因于神对人类的浮华与虚荣的惩戒。在既像是悲壮的内心独白又像是悲天悯人的布道的一段话里，汉密尔顿劝诫自己的同类说： 喔，卑贱的草民哪，这就是你们所自夸的坚韧与刚强吗？你们还能自大自满吗？死神藏身于无尽的黑暗中，吹着胜利的号角悄然来临，他那嗜血的镰刀闪耀着幽光指向你们，正准备给予致命一击……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恶心的样子吧，该到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了……唯有彻底鄙视自己，去全身心地敬畏你们神圣的主，你们方能得救……醒来吧，你们这些在富足中自满的人们，贡献出你们的财富来拯救那些在苦难中呻吟的人们吧，你们在尘世的善行就是你们在天堂中积累的财富。 即便是在一场致命的风暴之后所写下的文字，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汉密尔顿在这封信中所反映出的心态还是异常灰暗的。他那启示录般的语言与悲观的基调让他的世界观显得异常灰暗。在这封信中，他还流露出了些许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他劝告有钱人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和别人分享。 汉密尔顿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让他摆脱了贫困。事实证明，这场自然灾害拯救了汉密尔顿。就连圣·克罗伊岛的总督也开始打听起作者的身份了，当地的商人们决定凑一笔钱把这个前途无量的小伙子送到北美去接受教育。飓风荡平了岛上的房屋，摧毁了人们赖以为生的甘蔗园，扫荡了热火朝天的蒸馏场，让整个圣·克罗伊岛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一片灾难后的萧条时刻，商人的慷慨便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 汉密尔顿最主要的帮助者应该还是那位好心肠的休·诺克斯。后来，他对汉密尔顿说：“我一直暗自为自己能够推荐你去北美，并且把你介绍给我在那里的老朋友而感到自豪。”在赞助汉密尔顿的人中，出钱的或许是他以前和现在的老板尼古拉斯·克鲁格、科尼利厄斯·考特莱特、大卫·比克曼，以及他的监护人托马斯·史蒂文斯和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登（Ann Lytton Venton）。或许是考虑到汉密尔顿曾经对医学很感兴趣（事实上，他一直如此），他的这些赞助人因此想把汉密尔顿培养成一名医生，等他学成归来，就能够为治疗在岛上流行的热带传染病而出一份力。加勒比永远都缺少医生。而此时，汉密尔顿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就正在纽约学医。 按照流行的说法，汉密尔顿在1772年10月乘船前往北美，从此便再也没有踏回西印度群岛半步。不过，在仔细研究《皇家荷属美洲公报》后我们便发现，即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事件依然是疑窦丛生。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一首题为《忧郁时刻》（The Melancholy Hour）的诗歌的真正作者，而这首诗发表在1772年10月11日的公报上。这首诗写道： 为何让这忧伤的沮丧萦绕在我心头， 为何我的内心充满挣扎的叹息？ 它所反映的主题，仍然是在宣扬暴风是神对堕落的尘世的惩罚这种调子。10月17日，《公报》又发表了一篇模仿蒲柏风格的，虽然匿名但是显然出自汉密尔顿之手的赞美诗，这首诗在后来还被他的妻子用来证明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首题为《灵魂的升华》（The Soul Ascending into Bliss）的赞美诗充满可爱的神秘主义的冥想，在这首诗中，汉密尔顿仿佛是在看着自己的灵魂在天堂翱翔，他写道： 听啊，听啊！ 那天籁之音。 我听到了救主的召唤 …… 主啊，我来了，我上来了！ 我舞动着翅膀，我飞到了天的尽头。 在1773年2月3日的《公报》上刊登的一篇《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性格》（Christiansted A Character By A. H.）的诗被大多数人忘记了，在这首简短的诗中，汉密尔顿讲述了一个名叫尤金尼奥的机敏的人，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和他所有的朋友都恩断义绝的故事，汉密尔顿写道： 睿智的人不会让怨恨变成恶毒 他也不会为了自己高兴而让朋友受苦！ 汉密尔顿的这首诗或许是受到了法国作家莫里哀（Molière,）一生中的某桩事件的影响，支持了人们有关他在1772—1773年的冬天仍然住在圣·克罗伊岛的说法，当然，这首诗也有可能是他从北美邮寄给休·诺克斯神父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汉密尔顿一生中的转折点，我们有必要在他的这段令人费解的传奇故事中引入另外一位人物：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登，即后来的安·米切尔（Ann Mitchell）。她可以说是汉密尔顿一生中亏欠最多的人，在和伯尔决斗的前夜，汉密尔顿回顾自己的一生，对妻子讲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所有的朋友中，我欠的人情最多的，就是米切尔太太，我对她到现在也没有履行完我的责任。”是什么让汉密尔顿对这个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的人物如此耿耿于怀呢？ 安·莱顿·文登，比汉密尔顿大12岁，她是汉密尔顿的姨妈安·福塞特·莱顿的长女。像汉密尔顿家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她的一生也同样的命运多舛。在安只有十多岁的时候，她就被嫁给了克里斯蒂安斯特德一个名叫托马斯·豪伍德（Thomas Hallwood）的穷杂货店老板，然后很快就为他生了个儿子。没想到他们结婚后刚刚一年，豪伍德就死掉了。于是，在1759年，安改嫁给了算是殷实人家的约翰·科尔万·文登（John Kirwan Venton），他那个时候经营一个不大的甘蔗种植园。然而，三年后的1762年，文登破产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无论是房子还是金银细软，都被债权人分得干干净净。无奈之下，这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只好跑到了纽约，而把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女儿留在外婆家。然而，文登夫妇在纽约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在1770年搬回了圣·克罗伊岛。此时，安的哥哥彼得已经自杀，而她的父亲詹姆斯·莱顿也已经去世了。如果约翰·科尔万·文登有过染指岳父遗产的想法的话，那么老莱顿无疑让他非常失望。詹姆斯·莱顿把自己遗产的七分之二分给了安，却明确表示禁止文登碰这些遗产一个指头，在老莱顿的眼里，文登是个“干什么事都会导致不幸结果的家伙”。 此时，文登夫妇的婚姻以一种十分讽刺的方式宣告了死亡，一方面，安和她的女儿占据了她去世的兄弟彼得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房子，而约翰·文登却在弗雷德里克斯泰德流浪。飓风之后，约翰·文登再次登记向他的债权人宣告破产。和那个约翰·迈克尔·拉维恩相比，约翰·文登在刻薄方面同样毫不逊色。1773年5月15日，他在公报上刊登了这么一条广告：“约翰·科尔万·文登禁止任何船只带安·文登或者她的女儿离开这个岛。”然而，安·文登根本就不把科尔万的威胁放在眼里，她带着女儿逃到了纽约，这一勇敢的行为一定会唤起汉密尔顿对母亲的回忆，当年蕾切尔也是一样勇敢离开那个令人讨厌的拉维恩的。为了确保她的继承权，安委托当时18岁的汉密尔顿作为自己财产的代理人，授权他收取那些分别会在1773年5月3日、5月26日和6月3日到期的房租。在收到了这些租金之后，汉密尔顿就乘船前往了波士顿，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西印度群岛。或许是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帮助的感激，也或许仅仅是出于对自己的这个聪明伶俐的表弟的喜爱，安便充当了汉密尔顿的赞助人（她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最主要的赞助人），替汉密尔顿支付了前往北美的旅费以及接下来的学费。在后来的日子里，知恩图报的汉密尔顿也一直在经济上帮助安。相比其他的赞助人，汉密尔顿对安总是怀有一丝特殊的情谊，很可能，安对汉密尔顿的支持和帮助，远远不只是替他出旅费和学费这么简单。 当汉密尔顿漂洋过海抵达波士顿的时候，陪伴他的是烙在心头难以磨灭的种种创伤，从此之后，他就把童年的所有不快，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再也没有向他人敞开心扉。除了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外，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显然厌倦了热带地区奴隶主统治下的懒洋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从此之后，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思乡之情，也从没有表示出要到出生地看看的意思。两年后，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人们总是对故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更是不可能和故乡断绝一切联系，除非，他别无选择。”和其他许多孤儿与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决定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同自己的过去彻底划清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不以出身论英雄的国度，希望自己不再在“私生子”这个头衔的阴影下苟且挣扎。汉密尔顿那摆脱耻辱的动力、对耻辱的恐惧让这个自负的青年的信中充满了对成功的贪婪渴望。这个攻读历史的学生很快就认识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真理，他后来写道：“人的处境总是在发生变化的，现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富商巨贾的祖先或许一贫如洗，而目前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乞丐，却有可能是名门之后。”汉密尔顿本人就是前一种人，而他的父亲，毫无疑问，就是那挣扎在贫困中的落魄公子。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乘船来到北美开始他一生的冒险时，他那不争气的父亲则陷入了贫困的泥潭，毫无翻身的可能。圣文森特岛的档案记载道，詹姆斯·汉密尔顿后来流浪到了一个位于加勒比群岛最南端靠近南美洲的小岛上。这个名叫贝基亚岛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就在圣文森特岛的正南方，当时的不列颠政府正在那里推行一项旨在安置贫困移民的福利项目，詹姆斯·汉密尔顿当时就是这个项目所救助的对象。贝基亚岛位于格林纳达群岛的最北端，面积大约只有18平方千米，岛上遍布着悬崖峭壁和金黄的沙滩。1774年3月14日，詹姆斯·汉密尔顿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无偿授予他位于贝基亚岛东南海湾附近的一片将近10公顷的林地。这个可爱却险象丛生的地方是加勒比地区的土著和逃亡奴隶的聚居地，詹姆斯·汉密尔顿选择的那块地，原来就是被预留用来修建一个镇压叛乱的要塞的。总而言之，贝基亚岛属于那种偏僻而荒芜的地方，只有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搬到这里来。詹姆斯·汉密尔顿得到的那张地契，就默默地讲述着这个现实，它明白地宣称“这块面积为10公顷的土地并不适合建设甘蔗种植园”，因此这块土地是被留出来专门用作建设“贫困移民屋”之用。根据授权书的记载，詹姆斯·汉密尔顿在最初的四年不需要为这块地花一分钱，条件是他必须在贝基亚岛至少住满一年。一份1776年的调查显示，詹姆斯·汉密尔顿和一个名叫辛普的人共有一块29公顷的土地，而他们是在这里的“穷人登记表”上登记的仅有的两个人。詹姆斯·汉密尔顿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相信，自己真的是那个苏格兰领主的第四个儿子，自己真的是一个曾在被雾气环绕的城堡中长大的贵公子。让人惊叹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段内，这对父子一个陷入了贫困的深渊，而另一个则如同一颗新星，在北美冉冉升起。 第三章 大学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根本不用担心他的一生会风平浪静，了无波澜。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五彩缤纷，充满着戏剧性的。就在去北美的三个星期的旅途中，汉密尔顿乘坐的船居然着火了。船员顺着绳子爬入海水中，将海水一桶桶地运上船，费了好大劲儿才扑灭了这场火灾。在这条烧焦的船好不容易完完整整地抵达波士顿湾后，汉密尔顿就立即从那里出发前往纽约。纽约是汉密尔顿一定要去的地方，他需要到设在那里的一家名为考特莱特的公司去领取他的赞助金，而这家公司当时正管理着所有捐给汉密尔顿的款项，并负责资助他完成学业。考特莱特公司拥有七条往返于纽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货船，而考特莱特和克鲁格这两个人就是这家纽约公司在圣·克罗伊岛的代理人。根据约定，每次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被运到纽约的时候，汉密尔顿都会从这些蔗糖的销售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他的亲朋好友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赞助汉密尔顿的。可以说，这个未来的废奴主义者的教育费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那些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里累死累活的奴隶们来买单的。 初到纽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汉密尔顿靠着休·诺克斯的推荐信站稳了脚跟，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有遇到一个像爱德华·史蒂文斯那样的知心好友。尽管这个来自热带地区的小伙子可能连大衣也没有穿过，也一定没有见识过什么叫四季更替，然而他却并没有让他的过去成为自己的羁绊，并且没有被人当成一个刚刚进城的外省乡巴佬。汉密尔顿似乎很容易就跨过了社会地位的层层障碍。这个聪慧、英俊、热情的年轻人走路的时候，总是像一个军人一样昂首挺胸，骄傲自信。他完全具备一个神秘的外地人所散发出的致命的吸引力，很快，他就在新的环境中结交了第一个朋友：一个名叫赫拉克里斯·马立甘（Hercules Mulligan）的时髦的裁缝，他的兄弟当时是考特莱特公司的一位低级合伙人。这个1740年出生在爱尔兰，有趣而啰唆的裁缝，是汉密尔顿为数不多的商人朋友，他的裁缝铺子和家就在沃特街，有一段时间，汉密尔顿很可能经常在他家蹭饭。 马立甘用他那爱尔兰式的虚张声势，颇为起劲地把汉密尔顿推进了纽约的社交圈子：“H先生可是我家和我兄弟家的座上客，他经常会在我们的聚会上写一些即兴诗来为大家助兴，他可是一个开朗快乐、喜欢读书的好小伙子。”马立甘所说的那些聚会，很可能都包含有不少大逆不道的政治内容，据说，马立甘裁缝本人是“自由男孩”组织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成员，他还曾卷入过一场和英国士兵的小规模冲突中。而就在那场冲突六周之后，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搅得心神不宁，天天担惊受怕的英国军队就向那些倔强的移民者开枪，制造了著名的“1770年波士顿惨案”。而在后来的战争时期，马立甘在当时被英国人占据的纽约城里充当独立军的谍报员，利用他给那些浮华成性的亲英派分子和英国军队的军官们量体裁衣的机会，伺机刺探军政情报。 汉密尔顿在北美最初的旅行路线，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条拜访休·诺克斯的亲朋好友的路线。通过诺克斯，他认识了纽约的两位非常著名的长老会牧师，一位是诺克斯当年的导师，约翰·罗杰斯博士（Dr. John Rodgers）。这位罗杰斯博士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每天都拄着一根镶金的文明棍，大摇大摆地沿着华尔街走向教堂，一路上风度翩翩地向那些熟识的信徒点头致意。另一位，是可敬的约翰·M.梅森神父（Reverend John M. Mason），他的儿子到死都在忙于编纂汉密尔顿的传记。通过诺克斯的另一批推荐信，汉密尔顿获得了一个在伊丽莎白镇学院——这个横跨哈得孙河的著名预科学校读书的机会。和其他那些自学成才的人一样，汉密尔顿一到伊丽莎白镇学院，就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不小的缺陷，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高等数学以满足大学的入学要求。 新泽西的伊丽莎白镇（今天的伊丽莎白平原）是经过英王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颁布的特许状获得自治权的，这里是北美殖民地中最古老的英语社区。这个如田园诗般静谧优美的小村子到处都是美丽的果园，村里有两座教堂和一座横跨伊丽莎白河的石拱桥，村外的草地上也点缀着一座座别致的风车。伊丽莎白镇学院就建在当地的长老会教堂的地盘上，学院的主体是一座屋顶建有用来观测星空的半圆形弯顶的两层高建筑。学院的校长弗朗西斯·巴伯（Francis Barber）当时还是个刚刚从新泽西学院（尽管普林斯顿大学是这座学院很久之后的名字，但除引用之外，后文中会以普林斯顿大学，来指代新泽西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只比汉密尔顿大5岁。他是一个颇为俊俏的角色，有着高高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和一张漂亮的小嘴。作为一个在经典作品中浸润了很多年，同时又对改革思潮抱以同情的年轻人，对汉密尔顿来说，巴伯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校长了。在后来的独立战争中，他一直坚定地站在爱国者这一边，并且我们将会发现，在约克镇，一切都令人吃惊地颠倒了过来，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他当年的学生，那时成为了他的顶头上司。 由于伊丽莎白镇学院向普林斯顿大学输送了大量的学生，我们可以推断汉密尔顿在预科学校的学习一定是围绕着如何符合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要求而进行的。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念书的人一定要知道维吉尔、西塞罗的演说词，以及拉丁语语法，而且他们还必须“通晓希腊文，足以达到能够把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使徒的福音从希腊文轻松地翻译成拉丁文或英文”。然而，对于汉密尔顿这个渴望面对新的挑战并且异乎寻常自信的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他的长进速度快得让人们大跌眼镜。这个不知疲倦的家伙总是通宵挑灯夜读，困了，就蜷缩在毛毯里小睡一会儿，天刚一蒙蒙亮，他就会准时醒来，到附近的墓地散步，同时嘴里还念叨着刚刚复习过的功课（汉密尔顿的这个边走路边低声自言自语的习惯让他有时显得意气风发，但有时又会让人觉得这家伙一定疯了）。汉密尔顿的另一个习惯便是记笔记，在他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上，有大段大段用希腊文摘抄的《伊利亚特》（Iliad），有包罗万象的地理、历史笔记，还有非常详尽的“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提纲。在学习之余，这个工作狂还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甚至还参与一些由当地的英国驻军士兵表演的戏剧的编剧工作，哪怕有一分钟空闲时间，也会被他充分利用而不至于虚度。 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镇学院上学的时候应该会有机会接触到年轻的小亚伦·伯尔，在汉密尔顿入学前几年，伯尔也曾经在同一所学院读书。伯尔的姐夫，法学家泰平·里夫（Tapping Reeve）就是伊丽莎白镇学院监事会的成员，他在筹建这所学校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非常巧合的是，亚伦·伯尔就是在伊丽莎白镇度过了1773年的夏天，而汉密尔顿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来到了这里。或许在那个夏天，汉密尔顿会经常见到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在街头散步，在小溪中泛舟，在树林里打猎。很有可能，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个命中注定有一番纠葛的男人，第一次相遇在他们共同的朋友的画室里。 汉密尔顿总是能够在那些很有影响力的长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没过多久，他就成功地跨越了等级的鸿沟，进入了伊丽莎白镇的贵族圈子里，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伊丽莎白镇的社交界站稳了脚跟，这在圣·克罗伊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休·诺克斯神父的推荐信无疑帮了汉密尔顿的大忙，让他有机会结识了新泽西上流社会中地位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很快，汉密尔顿就认识了在当地的长老会政治圈里颇有声望的两位富有的律师和学者，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Elias Boudinot），这两个和辉格党人 有些关联的绅士让汉密尔顿接触了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政治观点：限制王室的权力，强化国会的影响力，捍卫公民自由。 毫无疑问，在汉密尔顿的新生中，50岁的利文斯顿是一个最为活跃的角色，他是一个天生的十字军战士，在厌倦了纽约政坛无休止的尔虞我诈后，他回到新泽西，希望在乡下做个安安静静的地主。当他在自己位于新泽西的49公顷的农场上修建“自由宫”的时候，利文斯顿在城里的临时住所住了一段时间，而汉密尔顿或许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寄住在利文斯顿家的。利文斯顿是个一生都充满争议的人物，这个出身于哈得孙河畔最有权力的家族的贵族，放弃了那种轻松自在的诗意生活，主动选择让自己陷入不断的争议中。这样的角色，无疑能吸引汉密尔顿这样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利文斯顿是个瘦高个，大伙儿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芦柴棒儿”，他能言善辩，巧舌如簧，总是冲锋在前，像一杆刺向王室的枪，让保王党人大伤脑筋，于是当地的保王党报纸将这个总是认为自己在行侠仗义的愤青戏谑地称为“新泽西的唐·吉诃德”。 和许多长老会成员一样，利文斯顿激烈地反对保王党人在北美强化英国国教教会的势力。就在二十年前，他曾经是反对在纽约设立英国国教教会学院的急先锋，他警告人们，这个教会学院会成为“顽固派的缩影”和王权统治的工具。当这个后来名为国王学院的国教教会学院在1754年取得英国王室的特许状，最终得以设立之后，抗争失败的利文斯顿和朋友一起建立了纽约社区图书馆，以期给学生一个安全的场所，让他们有机会读到那些不被主流认可的理论。汉密尔顿也一定拜其所赐，在这里借书看过。后来，利文斯顿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印花税和其他一些苛捐杂税的运动，并成为了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的会员，并在1776年当选为独立后的新泽西州的首任州长。 威廉·利文斯顿是一个社交人物，正是他把汉密尔顿带进了远比西印度群岛的狭窄群体要有趣得多的社交圈子。从利文斯顿的慷慨大方中受益匪浅，汉密尔顿从没有误解这个家庭的帮助，他对利文斯顿家的孩子们很友好，其中就包括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Brockholst Livingston），在认识汉密尔顿的时候，这位未来卓越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已经是小亚伦·伯尔的好朋友了。吸引汉密尔顿的还有利文斯顿家那一群莺莺燕燕的女儿。按照伯尔的一位朋友的说法，那时的伊丽莎白镇“空气中显然弥漫着恋爱的气息”。镇上美丽而高贵的莎拉·利文斯顿（Sarah Livingston）当时正被一位叫约翰·杰伊（John Jay）的年轻律师疯狂地追求着（这位莎拉·利文斯顿小姐是那样的高贵典雅，以至于有一次她出现在巴黎一间歌剧院的时候，竟被一些观众误认为是路易十六的那个迷人的王妃），而汉密尔顿此时也正和利文斯顿家的另一个女儿凯萨琳互送秋波。凯萨琳·利文斯顿（Catharine Livingston）一般被人们叫作凯蒂（Kitty），她是那种汉密尔顿爱死了的女孩：漂亮、迷人，有那么一点娇生惯养，喜欢看那些轻浮的男人使出浑身解数追逐她，喜欢看他们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从独立战争时期汉密尔顿写给她的一封信来看，有人猜测凯蒂或许是汉密尔顿在北美追到的第一个姑娘： 只要你敢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约会。而且，如果你不反对，为了使我们的约会花样迭出，其乐无穷，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短程旅行，在开满鲜花的小路上散步，在玫瑰色的爱神丘比特凉亭里休憩。你知道，我向来以勇敢著称，我会不断地给你惊喜，带给你数不尽的欢乐，陪你做你能想到的任何事情……我会让你觉得自己就像女神一样，或者是月神黛安娜，或者是美神维纳斯，或者超过她们所有人。 我们很难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凯蒂·利文斯顿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没有动什么歪脑筋。在这个好交际的圈子里，汉密尔顿和利文斯顿的姐夫，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也是好朋友。威廉·亚历山大是一个直率的乐天派，由于他一直宣称自己有苏格兰男爵的头衔，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斯特林勋爵”。斯特林勋爵是个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在他遇到汉密尔顿的时候，他已经花光了所有家产，正陷入债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仅仅在十年前，那时候还是一表人才的圆脸的斯特林勋爵刚刚在巴斯克山脉建了一座占地达数平方千米的庄园，庄园里面有马厩、花园，还有一片模仿英国贵族庄园风格房子的鹿园。和利文斯顿一样，斯特林勋爵也是一个既有着改革者的思想，又有着贵族做派的混合体，他总是穿着一件装饰有斯特林家族徽章的裘皮外套，坐在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里四处游荡。而他的衣柜里则存有31件外套、58件汗衫、43条马裤、30件衬衣、27条围巾和14双鞋子。 如果亚伦·伯尔所言不虚，在独立战争中挂准将军衔的斯特林勋爵是一路醉醺醺地闹革命的。他的副官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则辛勤地扮演着一个兢兢业业的斟酒小童的角色：“詹姆斯·门罗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斯特林勋爵的大酒杯斟得满满的，然后毕恭毕敬、充满崇拜地听爵爷讲他那些冗长的故事。”伯尔的刻薄评论对嗜酒的斯特林勋爵并不大公平，毕竟斯特林勋爵在布鲁克林战役中大显身手，也打下了一世英名。斯特林勋爵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对于包括数学、天文学在内的各种学问都很感兴趣（他还曾经写过一本有关金星演变的专论），同时，他也是纽约社区图书馆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斯特林勋爵的经济思想对汉密尔顿影响很深，他是鼓吹发展北美制造业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他自己则蓄养着大量的牛马，种植用来酿造葡萄酒的葡萄树，还经营着生产生铁与大麻的作坊。斯特林勋爵对汉密尔顿还有一种吸引，那就是他也有一群惹人怜爱的女儿，尤其是美丽的凯瑟琳（同样人们称为“凯蒂女士”）。这位凯瑟琳小姐将来会嫁给威廉·杜尔（William Duer），他是汉密尔顿一生中最为声名狼藉的朋友。 汉密尔顿的第三位好朋友以及和他一生都有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在当时他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拥有几座铜矿和硫磺矿，而在独立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大陆会议的主席。鲍迪诺特是一个长着双下巴的秃顶绅士，脸上的笑容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主人，和汉密尔顿一样，鲍迪诺特也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代。后来，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做了美国圣经研究会的第一任主席。作为伊丽莎白镇学院的组织者，鲍迪诺特曾经推动学院招募“一些自由派学者”，并且还热忱地接纳了像汉密尔顿一样家境贫寒但却很有天分的学生。 汉密尔顿是鲍迪诺特的公寓“木头盒子宫”的常客，他在这里见识了良好的修养、丰富的书籍和激烈的政治辩论。鲍迪诺特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女诗人，乔治·华盛顿曾经恭维地说她的诗“优雅而意味深长”。这个热爱读书的家庭每天傍晚都会聚在一起，听人大声朗读名人传记或者历史典籍。汉密尔顿和鲍迪诺特一家的友谊并不一般，当鲍迪诺特家的幼女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在1774年9月罹患绝症的时候，汉密尔顿曾经整夜守候在她的身边；而在女孩去世之后，汉密尔顿在悲痛中还以丧子妇人的口气，为女孩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挽歌。汉密尔顿至少有一个姐妹是在婴儿或者孩提时代早早夭折的，因此，汉密尔顿的这首诗很可能唤起他对自己母亲的那段艰难生活的回忆： 可爱的孩子，我尽一个母亲之所能细心呵护着你， 让你免去病痛之苦。 唉，但我的照顾何尝管用？ 铁石心肠的死神， 仍然不顾父母的祈祷， 带走了我挚爱的孩子。 不久以后，朋友们就会发现，汉密尔顿对那些处于悲痛中的亲朋好友们总是表现出慈母般的关怀。 汉密尔顿急切地盼望着能够出人头地，于是，他仅仅在伊丽莎白镇生活了不超过六个月。然而，在伊丽莎白镇这段短暂的经历却对汉密尔顿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天天与镇上那些富有而成功的绅士把酒言欢，这些绅士一方面保持着英国贵族的做派，另一方面却热衷于社会变革。他们所希望的，是谨慎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进地将一切都推倒重来——这一观点可以说精确地概括了汉密尔顿一生所坚持的政治态度。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的这些新泽西赞助人并不热心于激进的民族独立，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当地人民与英国王室和解，而且他们一再争取的是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他们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独立，这些新泽西贵族所追求的，是与英国真正融为一体，享受与英国本土居民一样的政治权利。英国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心目中的祖国，虽然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淡薄。汉密尔顿后来也承认，他在伊丽莎白镇的时候一直就偏向于同情英国的统治，并且毫不讳言地声称自己曾是君主制的热心支持者。和他的那些导师一样，汉密尔顿一直不太赞同激进的革命，同时也觉得要为造反找一个法理依据并不容易。和长老会教徒的交往或许也影响了汉密尔顿的政治观点，这些长老会教徒通常就可以和那些抨击王室政策的辉格党人画上等号；相反，英国国教教徒往往倾向于保王党人的观点，并且支持英国在其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单一的教会政策。 当汉密尔顿考虑进一步深造的时候，整个北美大陆只有九所学院值得考虑。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当时都是普林斯顿大学受托人委员会的成员，而伊莱亚斯更是前校长老亚伦·伯尔的挚友，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如果拒绝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的邀请，不去普林斯顿大学待一段时间，即便不是不礼貌的，也应当说会是非常失策的。此时的普林斯顿已经有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学生，而当时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增加这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学生的数量（或者说是借此从那些富有的甘蔗种植园主那里弄到大笔的经费），于是，威瑟斯彭校长在汉密尔顿申请入学的前一年，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以新泽西学院的名义，写给那些居住在牙买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居民”的鼓舞人心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专门提到了“新泽西学院在教育西印度群岛年轻人方面所独有的优势”。这所在1746年出于平衡英国国教势力而设立的学院是长老会和辉格党分子的温床。学校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赫拉克里斯·马立甘曾坚持说汉密尔顿曾经亲口告诉过他：“相比国王学院，他更倾向于进入新泽西学院学习，因为这里更偏向共和主义者。”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确实充斥着激进的政治思想，以至于在那些保王党人的社区里，人们将这所学校称为“激进主义的托儿所”。威瑟斯彭校长也坦言：“自由的精神”在普林斯顿“无处不在”。 普林斯顿大学到纽约和费城都不过一站地的路程，它位于乡下的一个小村子，四面环绕着浓密的树林。由于长老会教徒希望尽快培养出一批教士来填满迅速扩张的教区的讲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与世隔绝倒被视为一种保护学生不会被花天酒地的城市生活迷惑的手段。在汉密尔顿申请普林斯顿的时候，这所大学正经历着宗教势力迅速扩张的阵痛。赫拉克里斯·马立甘说，是他陪着汉密尔顿这个年轻的朋友到乡下来申请这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并将汉密尔顿介绍给威瑟斯彭校长认识的。然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威廉·利文斯顿和伊莱亚斯·鲍迪诺特作为普林斯顿的管委会成员，更有机会将汉密尔顿介绍给校长。 威瑟斯彭出生于爱丁堡，他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这位声音有些沙哑的校长脑袋的形状非常奇怪，就好像枣核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称他为“美国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大批后来在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校友在普林斯顿就读：1位美国总统、1位美国副总统、21位参议员、29位众议员和12位州长。威瑟斯彭校长将会在日后成为《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人之一，同时也将会是第一位以神父身份担任大陆会议成员的人。而到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普林斯顿更是将其他学院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为制宪会议贡献了九位成员。不过，威瑟斯彭校长很可能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威瑟斯彭校长是一个好斗而坦率直言的人，他经常会突然就大发脾气，身体还会很奇怪地颤抖，整个人坐立不安。作为一个坚若磐石的自我主义者，汉密尔顿在这位大学校长面前也毫不退却。经过对汉密尔顿的面试，威瑟斯彭对这个有着丰富知识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汉密尔顿则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学习计划。据赫拉克里斯·马立甘所说，“汉密尔顿告诉威瑟斯彭，他决定进入普林斯顿念书，并且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威瑟斯彭认真地听取了这个年轻人的计划，然后答复汉密尔顿，他并没有权力决定他是否被许可入学，不过他将向有权决定录取的管委会提交汉密尔顿的申请”。从汉密尔顿的这番豪言壮语中，人们不难发现汉密尔顿将自己的生活弄得紧张兮兮，这或许是因为他在一生中都长期对于自己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于别人而耿耿于怀，因此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够迎头赶上的缘故。 在威瑟斯彭接管普林斯顿前的几年，他曾经猛烈攻击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录取标准过于宽松，他的这一立场或许就是导致汉密尔顿没有能够得偿所愿的原因。马立甘曾经抨击普林斯顿管委会拒绝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是大错特错，他声称在汉密尔顿被拒绝入学后的两个星期，威瑟斯彭校长曾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威瑟斯彭讲到汉密尔顿的要求并不符合普林斯顿的入学要求，因为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同普林斯顿的办学宗旨并不相符，他还承认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神学院接受教育，汉密尔顿都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对汉密尔顿未能被录取而深表遗憾”。事实上，汉密尔顿这种性急的要求并非没有先例：亚伦·伯尔在11岁的时候就试图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在被告知他年纪还小，不适合念大学后，他又苦心钻营了两年，在13岁那年又厚着脸皮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低年级学习。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录取他，让他念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于是，三年后，亚伦·伯尔在1772年年满16岁的时候，就从普林斯顿毕业了。汉密尔顿一定从伯尔本人或者他们共同的朋友，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那里听说过这段故事。 在考虑汉密尔顿的要求时，威瑟斯彭和管委会成员或许想到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学生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在176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习，为了在两年而不是通常的三年内完成学业，他废寝忘食玩命地学习，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崩溃边缘。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麦迪逊，汉密尔顿未来杰出的合作伙伴，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贤者之一。麦迪逊一直很喜欢威瑟斯彭，而且在毕业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没有办法离开学校远行了，于是在毕业后，麦迪逊就在普林斯顿又逗留了一年，每天在私下里和威瑟斯彭切磋学问。当麦迪逊在1772年春天离开普林斯顿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在他念书时透支生命所落下的病根，依然让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而他也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在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汉密尔顿打算“修正”自己的真实年龄，想少报几岁。如果他出生于1755年，那么他应当是在18岁的那年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念书的，而在那个时候，14岁到15岁是进入大学念书的最低年龄，无疑，这对汉密尔顿这么一个自视甚高的神童来说，这是一件令他非常不爽的事情（古维内尔·莫里斯 是在12岁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神童们可不会乐意做一个大龄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没错，麦迪逊是在18岁入学的，当时对于一个新生而言，他被认为年龄稍微大了点，因此他在普林斯顿跳过了二年级而提前毕了业。如果汉密尔顿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谎报了自己的年龄，那么他倒是值得人们同情。不管怎么说，当汉密尔顿还在圣·克罗伊岛的克鲁格的账房里等待离开西印度群岛的机会的时候，比他小1岁的亚伦·伯尔已经于一年前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发表演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历了无数困难的汉密尔顿谎报自己的年龄也算是一个值得原谅的无害谎言吧。 汉密尔顿在被普林斯顿拒之门外后，最终进入了国王学院学习。汉密尔顿并不缺少赞助者，在那个时候，斯特林勋爵在纽约的下曼哈顿的宽街继承了一栋房子，而他也长期在国王学院的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并且为国王学院募集了大量的捐款。于是，汉密尔顿的人生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这个一直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对于一位未来的财政部长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这里，商业处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很快，汉密尔顿便沉浸在商业、法律和政治的汪洋大海中，迅速和这个商人社会融为一体了。 如果汉密尔顿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那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在风口浪尖身先士卒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愤青，不过变成这样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相反，在国王学院学习，使得汉密尔顿成为那个时候全殖民地最热心的保王派领袖，国王学院的校长迈尔斯·库珀博士（Dr.Myles Cooper）的学生而不是威瑟斯彭的高足。在国王学院念书使得汉密尔顿身处保王党人的大本营纽约，而这里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坚固的堡垒。与此同时，身处纽约也让汉密尔顿有机会亲身接触那些最热心的革命煽动者，亲耳聆听当时北美殖民地最优秀的雄辩家和煽动家蛊惑人心的演说，天天处在那些肆无忌惮坦率直言的报纸的包围之中。保王党和造反派在纽约的激烈碰撞让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也使得他既同情那些忠心不二的保王党人，又认同那些坚贞不屈的革命造反派。事实上，正是因为威瑟斯彭校长和他的同僚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入学申请，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人才不自觉地直接进入了革命派与保王党人的碰撞中，真正见识了他所处的大时代的这一出大戏。而这一切，是新泽西的那个寂静小镇所不能带给汉密尔顿的。 国王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的北部，建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18世纪初赐给三一教堂的一块面积巨大的领地上。学校的主楼是一座三层高的庄严建筑，屋顶建有一个观象台，站在此处放眼望去，哈得孙河蜿蜒穿过青青河岸，绝美的风景尽收眼底。校园正好处在今天名为西百老汇街、茉莉街、巴克莱街和教堂街这四条街道井字型交叉格局的正中间。一位来自英国的旅客曾经激动地描述道：“这真是世界上最适合做大学校园的地方！”库珀校长坚持不懈地想把学生们同周遭的不良影响隔离开，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学校的主楼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围墙。”他写道，“围墙里有一大块操场和花园，正门口永远都会有一名看门人把守。学校的大门在夏天会在晚上10点关闭，而到了冬天，就会提前到9点，晚于这个时间进入校园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登记，每个星期，这些名单都会被送到校长这里。”这一封闭的教学环境取自牛津大学，学生天天都要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大步流星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库珀校长对他的学生严加管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王学院毗邻纽约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人们也将这里称为“圣地”，隐晦地讽刺红灯区所处的土地的主人，圣保罗礼拜堂。每天晚上至少有500名来自荷兰或是英国的“快乐妇人”（相当于当时纽约市全部人口的2%）在街上游荡，招徕生意。于是，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因此非常担心那些经不住诱惑的年轻后生，会溜到街上和那些女人鬼混。还有一位苏格兰游客在1774年沮丧地写道：“国王学院有一点，我认为非常不走运，就是通向学校大门的路上居然住满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妓女和荡妇。”有鉴于此，学校里下了规矩：“所有的学生都不能和附近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家来往，也不许和任何名声不好的人勾搭在一起。”妇女被严格禁止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纸牌、骰子这样的“恶魔”用来诱惑人的大毒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天晓得那个时候的汉密尔顿在晚上学校关门前有没有在“圣地”逍遥自在过，通过享受魔鬼的盛宴来考验自己的德行？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远离外界的诱惑，库珀校长同样也很关注学校附近那些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国王学院慢慢地就朝着维护英国正统的堡垒的方向发展了，威廉·利文斯顿和其他长老会教徒对此非常忧虑，他们担心英国国教严格的长幼有别、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会培养一批匍匐在英国王室脚下俯首帖耳的奴才顺民（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经常会不怀好意地强占长老会的教堂当作兵营或马厩）。而让保守的库珀校长惊慌不已的是，在国王学院西边仅仅一个街区之外的考曼区（现在的霍尔帕克城）就是纽约的那些激进分子最活跃的聚居地。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那段日子里，激进分子就在学校附近的草地上竖起了一根25米高的杆子，上面悬挂了一个烫着金字的风向标。风向标上别无他物，唯独绣着斗大的“自由”二字。不久以后，汉密尔顿就将以一个蛊惑人心的演说家的身份，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抛头露面，向众人发表演说了。 虽然当时纽约只有不过2.5万名居民，却已经是全北美第二大城市了。那个时候费城是北美第一大城，而波士顿则排在纽约之后。纽约城建于1623年，它根本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次商业冒险的产物。在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纽约已经有了不短的商业历史，早已成为当时北美的商业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正因为此，这里也成了不同文化与宗教的大熔炉。汉密尔顿刚到纽约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这个城市居然流行着14种语言，而每年都会有上千名移民拥向这里来碰运气，绝大多数都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汉密尔顿也一定会惊叹这里向所有渴望开拓一番事业，获得新生的人们完全敞开了胸怀。他的朋友古维内尔·莫里斯后来讲道：“在纽约，根本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出生在这里。” 纽约市的核心地带从拜特里区一直延伸到考曼区，城里种满了白杨树和榆树。百老汇是当时城里最主要的街道，而在百老汇的两侧，则延伸出无数如迷宫般曲曲折折的小巷。对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毛头小伙子来说，纽约城有太多让他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了。迷人的美妇在街头漫步，华丽的马车穿梭如织，优美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富有的商人充斥在著名的华尔街和汉诺威广场，而一个个供他们在周末消遣的花园一直向北延伸到哈得孙河岸边。当约翰·亚当斯在1774年经由纽约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时候，他对这个城市的雕梁画栋艳羡不已，他夸奖道：“纽约的街道要比波士顿的街道规矩得多，而路边的房子也比波士顿的雄伟、干净多了。”与此同时，城里的居民也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个个都花言巧语，像是钻进钱眼里的疯子。“他们总是凑在一起大声地嚷嚷，语速飞快，”亚当斯不满地说道，“如果他们问你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几句话，他们就会打断你，冲你嚷嚷着，接着说其他的事情。”这里的富裕让贫困显得异常显眼。在1772年到1773年那个出奇寒冷的冬天，整个“东河”都被冰封住了，市立医院里挤满了被冻伤的穷人，犯罪变得异常猖獗，感化院里人满为患，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动工扩建监狱。 汉密尔顿应当是在1773年年底或是1774年的年初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因为他曾经和自己在圣·克罗伊岛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以及罗伯特·特鲁普（Robert Troup）做过一段时间同学，而这两位都是在1774年夏天毕业的。而库珀校长也把汉密尔顿列在了1774年录取的17位学生的名单上。由于那个时候国王学院的学生们的平均入学年龄是15岁，我们不难想象此时已经19岁的汉密尔顿会非常有动力把自己的年龄减掉2岁。为了满足这个年轻人要求快速进步的愿望，库珀校长给了汉密尔顿特殊的地位，允许他找私人导师，并且至少在一开始没有把他安排进任何一个班级。1774年9月，汉密尔顿和罗伯特·哈珀教授（Prof. Robert Harpur）签了份合同，跟着这位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哈珀教授学习数学。哈珀一定推荐过自己的这位新学生学习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其他苏格兰智者的作品。汉密尔顿花了九年时间才还清了自己欠哈珀教授的债务，这说明即便算上来自圣·克罗伊岛的赞助，汉密尔顿在北美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而他也一定终生难忘这段靠别人资助过活的日子。 汉密尔顿在北美求学时候的肖像画并没有流传下来。从后来人们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这个年轻人身高大约1米7，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脸庞白里透红，生得一对有着优美形状的宽宽的嘴唇。汉密尔顿长着一对引人注目的鼻孔，鼻梁的轮廓并不规则，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下颚向前突出，如同古时军舰的冲角。这个有着薄薄的肩膀和美丽的双腿的瘦削而文雅的年轻人，走起路来总是轻松愉快，而他那双敏锐而放着光芒的双眸，也总是愉悦地向四处张望。汉密尔顿后来的联邦党人朋友和早期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Fisher Ames）曾经生动地描绘过他的相貌，在形容汉密尔顿的眼睛时，他热情洋溢地描述道：“这是一双深蓝色的双眸，异常的美丽，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的苛刻与严厉，这是一双我所见过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远胜过寻常人的深邃的洞察力的双眼。”埃姆斯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汉密尔顿，后来，他写道：“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都是落落大方，举手投足显得无比高贵与优雅，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可以和他相比……我敢打赌，其他的那些和汉密尔顿熟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汉密尔顿就是这么一个气宇轩昂的优雅男人……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比他更加精致和高贵。”尽管后来的汉密尔顿更加的儒雅而有风度，但对于当时刚刚从西印度群岛来到纽约的年轻后生来说，作为一个前商行职员，汉密尔顿已经表现出了远远超出他身份的不凡气度。 起初，汉密尔顿打算做一个医生，于是他选修了塞缪尔·克劳希（Samuel Clossy）的解剖学课程。克劳希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都柏林外科大夫。在1767年刚刚搬到纽约后没多久，克劳希就因为曾经从公墓里拖出尸体大卸八块以进行解剖学研究而臭名昭著（在1789年之前这并不违法，直到后来因此发生了一场骚乱后，一项法律才被通过禁止了这种行为）。克劳希的课在汉密尔顿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汉密尔顿的医生大卫·霍塞克（David Hosack）回忆道：“我经常听汉密尔顿兴高采烈地讲述他当年在克劳希的教授下操刀解剖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还提到，“很少有人能像汉密尔顿那样，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如此了如指掌。” 国王学院虽说算不上当时最优秀的学府，它依然开设有质量很高的诸如希腊和拉丁语文学、修辞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汉密尔顿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一个有着无比旺盛精力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与众不同的学生。有一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得意扬扬地对自己的妻子写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可不想哪个同学能比我学得更快。”从他大学时候的论文来看，汉密尔顿一定“洗劫”过学校的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约翰·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谟的著作，以及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这样的法学泰斗的作品。汉密尔顿尤其推崇法学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在他眼中，瓦特尔是“各国法律家中表达最精确和最能让人信服的一位”。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求学的这段经历就是这样与狼吞虎咽般阅读相伴的，这一定弥补了他孩提时代因为贫困而缺少书读的遗憾。在他从国王学院毕业后，人们经常能听到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先贤们的经典论断，而这也是美国诸位国父的一个共同特点。同样的，在这之后，汉密尔顿经常会在人们无休止地辩论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何去何从的时候，频频提及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往事。 人们经常会在清晨看到汉密尔顿独自一人在哈得孙河边散步，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嘟嘟囔囔，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那装满了各种知识的脑袋一样。他会在河边背诵学过的课程，或者沿着白头街（后来的帕夏街）的林荫道散步。从一张他为自己儿子起草的日程表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汉密尔顿的一天总是安排得满满的。他会在早上6点就爬起床，把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拿出来工作或者学习，但是同时也会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娱乐休息的时间，可以说，他的一生绝对是一本学习如何高效利用时间的绝佳教材。汉密尔顿显然对学生的恶作剧以及种种胡闹毫无兴趣，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学校的黑名单上——这份黑名单是专门用来记载着种种违反迈尔斯·库珀所制定的规矩的恶行的。而那些犯错的学生，会被强迫要求背诵贺瑞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的诗篇或者将《旁观者》（The Spectator）里的文章翻译成拉丁文。 当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朋友很吃惊地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其中有一些宗教习惯可能是因为服从学校的规定而养成的。在国王学院，学生在早餐前必须做礼拜，晚饭过后就一定会钟鼓齐鸣，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祷告。每个星期天，学生一定得去参加两次礼拜。而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时候的密友罗伯特·特鲁普则相信，汉密尔顿对宗教所表现出的虔诚绝不仅仅是服从规矩这么简单。“汉密尔顿经常会主动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宗教仪式，而且也一直有在清晨以及傍晚双膝跪地虔诚祈祷的习惯……我经常会被他那热情洋溢而又滔滔不绝的祈祷所打动。他曾读了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著作，也是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奉者”。 活泼开朗的汉密尔顿从来不愁找不到朋友，罗伯特·特鲁普，一个船长的儿子，很快就成了汉密尔顿的铁哥们儿。在国王学院的时候，特鲁普写道，“我俩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而且在特鲁普毕业后，他俩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特鲁普于1757年出生在伊丽莎白镇，在1768年父亲去世之后，他也成了一个孤儿（汉密尔顿的母亲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和汉密尔顿一样，特鲁普的生活也需要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济。童年的不幸经历让特鲁普一直处于一种对贫穷的恐惧之中，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和他境况差不多的汉密尔顿却从来没太把钱当作一回事。“我经常对你说，等你死的时候，你的朋友恐怕还要被迫自掏腰包来安葬你。”特鲁普几年后在一封信中毫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这么说。后来，他的这个预言不幸被言中了。 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究竟是完全因为巧合被分到了一间宿舍，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有意为之，让这两个同病相怜的穷小子在周遭那些富家子弟中能互相有个依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汉密尔顿早年所经受的不幸让他变得无比的自强，而特鲁普却总是缺乏安全感并且非常乐意去做一个大英雄的小跟班。特鲁普是个聪明伶俐的乐天派，在他心中，他的那些天才朋友就是他的偶像，而他也非常乐于扮演“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心腹之交”这么一个奇怪的角色。亚伦·伯尔曾经在一封信中称呼特鲁普是一个“了不起的胖家伙”，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特鲁普就像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解毒药，而且效果要比那么一大堆药丸灵验多了。”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似乎都曾经因为挫折而消沉过，也都是因为幽默乐天的特鲁普才重新振作了起来。 在汉密尔顿入校的头一个月，他就和特鲁普组织了俱乐部，他们每周都会凑到一起切磋写作、辩论和演讲技巧。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还有尼古拉斯·菲什（Nicholas Fish）、爱德华·史蒂文斯以及塞缪尔·尼科尔（Samuel Nicoll）和亨利·尼科尔（Henry Nicoll），这些人凑在一起，构成了汉密尔顿最初的朋友圈子。文学小团体的各种活动是那个时候大学生活的主要部分，学生们凑在一起撰写文章然后大声地朗读给大家听并听取大家的意见。汉密尔顿是这个小圈子中最耀眼的明星。“在俱乐部的所有活动中。”特鲁普说道，“汉密尔顿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天才和旺盛的精力。”随着北美殖民地和英格兰的矛盾加剧，俱乐部的辩论也因此主要围绕王室与殖民地的关系而展开。最初，汉密尔顿的观点同迈尔斯·库珀所赞成的保王党人的论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汉密尔顿起初是个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特鲁普断言道，“他一直醉心于英格兰的光荣历史，并且对他所崇拜的英国宪法原则了如指掌。”不过，汉密尔顿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而他也因为发表了一些大胆放肆抨击英国统治的文章逐渐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此时的他，通常都会利用在国王学院的小俱乐部的辩论来预先检验自己尚未发表的文章的观点。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的斗争在1773年12月16日（大约就是汉密尔顿刚刚进入国王学院就读的时候）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二百多名“暴徒”用煤烟将脸涂黑，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模样，爬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湾的三条货船，用印第安战斧将共计342个装满茶叶的箱子砸开，把里面的茶叶一股脑全倒进了海里。此外还有两千多个城里的居民在码头上叫嚷着支持他们的行动。远在马萨诸塞州布伦垂的詹姆斯·麦迪逊兴奋地高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波士顿茶党 之所以如此愤怒而充满爱国心地制造了这起倾茶事件，主要是因为不满英国当局的做法破坏了基本的贸易原则，从而断了波士顿人的财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能够通过走私的途径大量进口便宜茶叶，波士顿人对于当局开征的茶叶税并不怎么抵触。然而，英国国会在1773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成为事实上的茶叶贸易垄断者。走私商自然强烈反对这些措施，而波士顿当地的大商人——至少是那些没有被东印度公司选中作为代理人的商人——便和城里的那些激进的反英分子站到了同一阵线，开始激烈地抗议议会的政策。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四天后，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一路飞奔赶到纽约，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纽约公众，波士顿发生民众起义了。后来，特鲁普很坚定地说道，汉密尔顿在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到波士顿去了解第一手资料并采写相关报道。对一个一年级新生来说，发表文章并不容易，然而对于汉密尔顿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前商行职员非常熟悉有关进口税、违禁货物的规定以及欧洲的贸易政策，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全新的事情：西印度群岛的殖民者很早就开始反抗英国政府的印花税以及其他针对殖民者征收的苛捐杂税了。特鲁普回忆道：“汉密尔顿所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有关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在这篇文章里，汉密尔顿认为，波士顿人民所导演的倾茶事件是明智而必要的。”特鲁普所提到的这篇汉密尔顿匿名发表的文章或许就是刊登在约翰·霍尔特（John Holt）的《纽约杂志》（New-York Journal）上题为“对茶的保护和毁坏”的文章。按照特鲁普的说法，汉密尔顿试图缓解那些被倾茶事件吓坏了的商人对于自身财产安全的担心。他的这篇抚慰性的文章是非常及时的，在1774年4月22日纽约本地的“茶党”成立后，由一群船长组成的茶党在亚历山大·麦克道尔（Alexander McDougall）的带领下，同样身着莫霍克人的装束，突袭了停靠在纽约的英国货船伦敦号，把这条倒霉的货船上的茶叶都丢进了大海中。 在波士顿茶党组织了数次倾茶事件之后，愤怒的英国人对他们的那些北美同胞失去了耐心。英国议会的一位名叫查尔斯·范（Charles Van）的议员尤为愤怒，他怒吼道，波士顿这个城市应该像迦太基那样被彻底踏平 ：“在我看来，除非把那个蝗虫窝彻底铲除，否则的话，你就别想在那里恢复法律和秩序。”1774年5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英国报复性地制定了一些“强制法”（又称“忍无可忍法”），这些严厉的措施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直到当地居民赔偿因倾茶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此外，“忍无可忍法”还命令限制公众集会，缩小了由陪审团审判的范围，将波士顿所处的马萨诸塞州置于了粗暴的军事统治之下，波士顿的街道上因此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在耀武扬威。5月13日，托马斯·盖奇将军（General Thomas Gage）带着四个团的士兵在波士顿登陆强制执行“忍无可忍法”。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让波士顿这个热爱自由的海港城市忍无可忍了，那些曾经在英国人未经他们同意就对他们征税而忍气吞声的殖民者开始团结起来。在这个时候，各个殖民地的殖民者还都仅仅认同他们所处的每一个州是自己的祖国，并没有统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但是，在“忍无可忍法”的高压下，各个州的委员会开始互相联络起来，号召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抵制英国货物，并且呼吁在9月份于费城召开一次会议，即大陆会议。 即便是在北美亲英派的大本营纽约，当地的政治氛围也异常紧张，按照当时一位观察家的说法，“这里一片骚动，就好像城市被外国军队包围了一样”。对汉密尔顿来说，这可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一定经常逃课去参加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和散发传单。此时，那些主张彻底抵制英国货物的强硬派分子和那些认为抵制英货过于偏激并且是损人不利己的昏招的温和派市民，为了争夺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席位而打得不可开交。为了鼓吹抵制英国，一群属于“自由之子”（这是一个在抵制印花税法案时就集合起来的秘密团体）的武装分子开始在1774年7月6日下午集合到了国王学院旁边的考曼草坪上的那根“自由之竿”底下。 亚历山大·麦克道尔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提出了一套应对英国对马萨诸塞制裁的方案。按照民间的说法，在这次对于汉密尔顿的一生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中，汉密尔顿是这样走上美国历史的大舞台的：他先是自发在人群中说了几句，然后就被一些人簇拥上了讲坛。在讲坛上，这个有些孩子气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年轻人踌躇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声演说。这也是汉密尔顿后来一贯的风格，在演说之前，总要积攒一下气力，然后一下子爆发出来。汉密尔顿在演说中肯定了波士顿茶党的行为，对英国当局胆敢关闭波士顿港深表悲痛，他赞同北美殖民地应当团结起来对抗英国当局不合理的税赋的提议，并且坚定地支持抵制英国货物。在这次大获成功的演讲中，他断言，这些抵抗“将会被证明能够拯救北美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 否则“欺骗，强权和蛮横的压迫将取代正义、公理、社会幸福和自由”。 当汉密尔顿的演说结束的时候，整个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人们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迷人的演说者，然后，整个会场爆发出长久不息的欢呼。“这是个大学生！”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是一个大学生！”汉密尔顿，19岁，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还要小，这让他的演说变得更具感染力。从那时起，他就被人们当成了一个少年英雄，而像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约翰·莱姆（John Lamb）、马利纳斯·维莱特（Marinus Willett）和其他自由之子的领导者，也对汉密尔顿刮目相看。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这一次站到了工匠、技师所组成的激进团体的一边，而不是后来他长期所代表的“谨慎的”商人阶层。要知道，这是汉密尔顿从西印度群岛移民到北美后能够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他显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夜之间脱颖而出。从此之后，这个西印度群岛穷小子用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激动人心的辞藻牢牢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一旦汉密尔顿加入到了追求北美人民自由的洪流中，他的生活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一口气飞快地运转起来，再也没有停歇过。 当武装分子在考曼草坪聚会的消息传回学校的时候，迈尔斯·库珀博士一定大惊失色，汉密尔顿这个他一向最为宠爱的学生居然和那帮臭名昭著的人混到了一起。而在库珀眼中，“自由之子”根本就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放肆团体。当时的形势让库珀很是难堪，库珀此时唯英国当局马首是瞻，而汉密尔顿则对英国佬嗤之以鼻。就在三个月前，这位校长还刚刚给即将离任的英国总督威廉·特伦（William Tryon）写了一封充满了溢美之词、极尽谄媚的信，他奉承他的威廉·特伦大人道：“我们只能说，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特伦’这个名字都将永远作为人类的恩人而被大家顶礼膜拜。” 汉密尔顿坚持说，“自己非常依赖”库珀校长，而在平常，他或许还是库珀的好学生。库珀是一个幽默的诗人，一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学者，还是一个在俗事中信奉享乐主义的单身汉。在一幅出自约翰·辛格顿·科普里（John Singleton Copley）之手的肖像画中，库珀长着一张光滑而保养良好的胖乎乎的面孔，自鸣得意地向一侧望去，一幅自信满满的样子。在国王学院小小的教员队伍中，应该就是库珀本人辅导汉密尔顿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神学和道德哲学。 库珀是被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为国王学院的校长的，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创办了一所医学院，扩大了学校的图书馆，网罗了不少教授，甚至还开办了一间艺术收藏馆。和约翰·威瑟斯彭一样，库珀也为他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而深感骄傲：约翰·杰伊、罗伯特·R.利文斯顿、古维内尔·莫里斯、本杰明·莫尔（Benjamin Moore）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74年，库珀一直在谋求取得一张皇家特许状，试图将国王学院变成一所皇家大学，这样就能大大巩固他的校长地位。然而，独立战争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他一开始对骚动感到震惊不已，进而就大为光火，接着他就发现这场运动是对他的野心的最大威胁。他发现自己不能再继续作壁上观了，他开始用辛辣的文字抨击那些抗议的人群，宣称茶叶税并不苛刻。他抨击道：“波士顿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骗子，他们被陛下的政府制裁完全是自找的。”他的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迅速地让他成了全纽约人人喊打的保王党分子，也因此而一再遭到自己学生的质问。而塞缪尔·克劳西此时也受够了无休止的骚乱，悻悻地返回不列颠了。 殖民地的反抗活动逐渐开始有组织了。在1774年8月底，除了佐治亚州外的所有北美殖民地都派出了代表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包括约翰·杰伊和詹姆斯·杜恩（James Duane）在内的纽约州的代表也在人们的欢呼中启程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当时的一份报纸写道：“他们与纽约同在，他们与纽约人民同在，整个城市彩旗飘飘音乐阵阵，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在这所名为“木匠宫”的由红色和黑色砖头建成的建筑里开会的人并不是一群坐在温莎式的椅子上的教条的激进分子。这些参加大陆会议的各州代表并不倾向于寻求北美殖民地的独立，相反，他们凑到一块，试图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们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再次宣称他们都是忠诚的英国子民，希望能和伦敦的英国政府和睦相处，并且小心谨慎地指出应当用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然而，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确定了全面的贸易抵制，停止一切出口、进口，甚至停止消费英国产的原材料一直到“忍无可忍法”被废止。每一个州都被建议组织纠察委员会，来监督贸易抵制的执行情况，纽约州在11月份选出了纠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其中有许多汉密尔顿的好朋友，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就位列其中。 尽管在约翰·亚当斯看来，杰伊和杜安这些纽约人还太过胆小，然而，大陆会议的种种举措却大大刺激了纽约城那些保王党人的爱国情感。对于迈尔斯·库珀来说，这次会议根本就是煽动叛乱的邪恶的黑暗会议。于是，他在两本广为传播的宣传册里，激烈地抨击大陆会议及其政策，他告诫那些瞠目结舌的殖民地人民说“身为英国臣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库珀在他的文中只字未提议会严苛的法律，相反却宣称“北美殖民地的行动是不可容忍的”。紧接着，他就开始大肆抨击大陆会议的抵抗行动：“试图用武力手段或者让整个国家陷入饥馑的方式来达成目的根本就是极端无耻、无知、傲慢和愚昧的。”和许多人一样，库珀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北美人民能够打败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幻想和英国对抗完全是愚不可及的可怕想法”。 迈尔斯·库珀并不是唯一一个跟大陆会议唱反调的纽约牧师，他和后来的三一教堂的教区长的查尔斯·因革利斯（Charles Inglis）、时任威彻斯特镇教区长塞缪尔·西伯里（Samuel Seabury）组成了一个保王党写作班子。西伯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块头，同时满腹经纶，他曾在耶鲁和牛津接受过教育，擅长写那种充满着智慧同时还辞藻华丽的文章。根据一份王室颁发的特许状，威彻斯特镇享有许多特权，所以，当地的农夫非常担心贸易禁运会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在大陆会议休会之后，西伯里便和迈尔斯·库珀联络到了一起，用笔名“一位威彻斯特农夫”发表了一系列的宣传册。这个笔名幽默地应和了大陆会议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著名的反对议会苛捐杂税的宣传册《一个宾夕法尼亚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在“一位威彻斯特农夫”所写的宣传册里，西伯里指控大陆会议联合声明的官员们是一群“蛇蝎般的恶魔”，他们会“将我们赶尽杀绝”。西伯里建议，大家应该把这帮家伙捉住用胡桃木棍子狠狠地揍一顿。他聪明地警告那些农夫，说普通的农夫将会是同英国进行贸易战的直接受害者，如果商人抵制英国货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把卖给农夫的货物的价格翻上几倍。他写道：“殖民地停止对外出口之时，也就是农夫自掘坟墓之时，难道我们能够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却活下来吗？” 西伯里的恶言谩骂在詹姆斯·里文顿（James Rivington）主办的《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er）上开了第一炮后，立刻激起了造反派，特别是汉密尔顿新结交的伙伴们强烈的反对声浪：“我们可以向公众保证，在上一次‘自由之子’的会议上，‘农夫’的文章被我们传阅，在读了几页之后，大伙一致同意把它丢进火炉里烧掉，虽然，我们承认，没有牧师的帮助，我们是不会读和写的。”为了实践他们的诺言，“自由之子”将几本西伯里的宣传册涂抹上了沥青和羽毛，然后把它们粘到了用来捆绑受鞭刑的犯人的柱子上。无论如何，西伯里的宣传册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造反派也发现，他们在同保王党的笔战中开始处于下风，此时的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文笔出众的写手站在自己一边，为“自由之子”摇旗呐喊。 能刺激汉密尔顿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文章所需的因素在西伯里那儿可以找到：一个强硬、强大的靶子。汉密尔顿本能地倾向于制造争议，而且，事实上，他非常陶醉于存在的争议之中。在面对西伯里的时候，汉密尔顿或许非常享受这种秘密地同一个英国国教牧师，特别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写作班子里的一员大将笔战的快感。他偷偷地将自己的文章付诸报端，并且谨慎地隐去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绝大多数的政论文章都是匿名发表的）。此时的汉密尔顿急切地渴望博取声名，完全为一种在那个时代备受人们欣赏的雄心壮志所驱动。后来在提到自己当年的志向的时候，汉密尔顿将这种野心勃勃形容为“对名利的热爱、对高贵心灵的向往，会让一个人勇于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艰巨的事业”。雄心壮志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那么就将变成不计后果的野心，但是如果是为了高尚的原则，就是值得赞美的。这一次，汉密尔顿第一次在报纸上进行的伟大的演出，便是为了高尚的信念而将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行动。 1774年12月15日，《纽约公报》为一本新近出版的题为《对大陆会议决定的全面辩护》（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the Congress）的宣传册刊登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保证将正面回应“威彻斯特农夫”的挑衅，“农夫的诡辩将被曝光，农夫的责难将被驳倒，农夫的诡计将被识破，农夫的智力将被鄙视”。这篇35页的文章是汉密尔顿花了两到三个星期写出来的，正是在他刚刚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刻走入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的时候。汉密尔顿表现出了绝佳的骂人不带脏字的本领，也展现了完美的文学才能和与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称的对于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律的理解。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汉密尔顿将那时的自己形容为一个毫无畏惧而又盛气凌人的文字战士，在笔战中无往不胜。 在发表《全面辩护》一文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很少有移民会毫不含糊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或者全心全意地效忠自己的新国家，然而汉密尔顿却不一样。“我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农夫，我之所以写下此等文字，完全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纽约”。在汉密尔顿离开圣·克罗伊岛仅仅一年半，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全面辩护》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回顾了茶党的冒险和紧随而来的对波士顿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对英国军队“任意谋杀波士顿居民的授权”。汉密尔顿支持茶党的行动，同时严厉抨击了英国人对整个殖民地人民毫无区分地加以惩罚，而不是仅仅处罚直接的肇事者。他声援了人民大众对于北美殖民地在议会中没有席位却要被迫纳税的不公平待遇，并为大陆会议通过的贸易抵制政策做了辩护，汉密尔顿强调，英国政府应当为它的暴行付出代价。年轻的汉密尔顿宣称，英国已经在税收和债务中作茧自缚，这个国家已经在奢侈中腐化堕落了——这一论断，听起来是更像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后来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个汉密尔顿啊！ 《全面辩护》一文中有多处都是冗长的车轱辘话。汉密尔顿的成熟文风就是这样如同一个律师一样，总是以自然法、殖民地特许状和英国宪法作为辩论的依据。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已经对当前的种种半吊子解决方案失去了耐心，在他看来，这些软弱的措施只会让矛盾绵延不绝，而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当一个社群的政治命运前途未卜之时，也只有仰赖作为护卫者的那些人去施行具有正义、活力和有可能成功的措施了”。汉密尔顿对权力者的心理剖析是最为精彩的。他尤为尖锐地描写了当时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的心理状态： 首相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再安全地修正以前的政策：他太热衷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犯错的一开始就认识到错误并及时纠正过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只能对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弱点表示失望和遗憾，并且同他们激烈斗争下去，并且为他们变本加厉的错误而更加激烈地斗争。 在西伯里撰文反驳《全面辩护》一文之后，汉密尔顿立刻回以一篇《农夫一驳就倒》的文章，这篇长达84页的火力强大的驳文在1775年2月23日由里文顿出版刊行。《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足有《全面辩护》的两倍长，充分地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独到见解。西伯里曾经嘲笑汉密尔顿的文章稚嫩无知，现在轮到他为自己的轻蔑付出代价了。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攻击西伯里道：“在我看来，你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水准，根本就配不上你所获得的掌声。”在汉密尔顿眼中，实际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西伯里反倒成了一个无知的毛头小伙子，汉密尔顿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尖刻地抨击西伯里，说他的文章“幼稚而荒谬”，并且写道：“我不得不冒险地宣布，农夫的表演是在这场论战中人们所见过的文章中最最拙劣的。”汉密尔顿的这种尖刻的攻击使得他成为北美最可怕的辩论者，这也让他收获了和朋友一样多的死敌。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不同，汉密尔顿并不擅长用怀柔的策略和委婉机智的语言来征服敌手。 和绝大多数殖民者一样，汉密尔顿仍然希望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埋怨北美的殖民者正在拒绝成为一个拥有全部权利的英国臣民。为了论证北美人民抵制英国税收的正当性，汉密尔顿小心翼翼地指出，殖民地仅仅效忠于英国国王而不是英国议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殖民地仅仅效忠于国王的话，那么殖民地在理论上可以不受英国议会的控制，而同英国在整个大英帝国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与英国互为大英帝国平等的成员。事实上，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作一个“有限君主制的热心拥护者和英国王室家族的忠诚支持者”。汉密尔顿招牌式的风格便是在文章中堆砌大量的研究资料，他回顾了指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时代的有关北美的皇家特许状，指出这些法律文件显示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不应行使任何权力。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论述中，汉密尔顿诉诸殖民地人民的天赋权利：“人之为人所享有的神圣权利不应当仅仅从故纸堆中去寻找，它们出自造物主之手，就像阳光一样普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绝不能被人类的力量终止或者束之高阁。”汉密尔顿的这些主张响应了约翰·迪金斯的观点：后者强调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而不是哪个人赐予的。“我们的权利不是那些文件和印玺赐给我们的”。在汉密尔顿的笔下，这样的呼吁变得更加的动听了。 显然，汉密尔顿曾经读过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作品，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休谟对政府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一举一动除了私利别无他求的流氓”，政府的任务不是去徒劳地制止个人奋斗，而是要约束它仅仅服务于公共的利益。汉密尔顿在描述自己眼中的政府的时候显然受到了休谟对于政府的灰暗看法的影响。有一次，在谈到英国从掠夺殖民地所得到的好处的时候，汉密尔顿说道：“我告诉你，在这个自私而贪婪的世界，一点点的专断，最坏也不过是一点微小的罪。”“这个自私、贪婪的世界”这样冷酷的论断一定在汉密尔顿成长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回荡在他的耳畔。 通过《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这个西印度群岛的留学生雄辩地为了他自己选择的祖国的自由而鼓吹，并且强调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抵抗英国的压迫。“如果压迫者的剑可以任意砍掉我们的一个臂膀而不会遇到任何抵抗，那么它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将会很快把我们大卸八块”。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的宿命，他预言，北美殖民地终有一天会在经济上全面超越自己的母国。“如果我们放眼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产将会远远超过英国和它的其他领地的需求，我们的人口将会大大增加，我们本国的需求将会成倍地增长”。此时他已经对于一个高度分工的复杂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一切，都将在独立后逐步变为现实。 《农夫一驳就倒》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这篇文章闪耀着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当英国人叫喊着美国必须通过一场战争来赢得独立时，汉密尔顿精确地预言，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定会援助殖民地的斗争。这个21岁的年轻学生描绘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冒险的有可能击败英国军队的战争策略： 请大家记住，北美并没有适合两军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大平原……我们国家的环境让我们有幸可以避免激烈的会战。采取游击战的策略：经常地用伏击战骚扰敌人，一点点地耗尽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好过和敌人正面决战，因为在与敌人正面会战的时候，敌人便有机会利用他们在整体队列和单兵能力上的优势。美国人更适合那种因地制宜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 汉密尔顿所设想的这一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后来所采用的战略，坚壁清野，缩成一个“坚果壳”打游击战，这一方针在莱克星顿和协和镇的枪声响起前，就已经非常清晰明白了。它不仅仅是源自汉密尔顿早熟的知识积累，更多地反映了这个年轻人高度敏锐的直觉。 虽然坊间传言是年轻的汉密尔顿炮制了这两篇掷向“威彻斯特农夫”的投枪，不过包括迈尔斯·库珀在内的许多纽约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我记得在一次和库珀博士聊天的时候，”罗伯特·特鲁普回忆道，“库珀博士坚信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约翰·杰伊，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年轻后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其他人则相信这两本宣传册一定是出自像威廉·利文斯顿这样早已成名的人物之手。汉密尔顿一定在这种胡乱的猜测中被他的哥们儿奉承溜须，而他的那个文学小团体也一定因此多了很多娱乐的话题。在这个缺少共和派人士写手的城市，汉密尔顿真是生逢其时，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写作速度（两篇“农夫”文章加起来有六万多字）以及对自己论点的过人自信和熟练地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汉密尔顿是真正的革命之子：他伴随着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成长，他的智慧与力量，就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快速地增长着。 第四章 笔与剑 在汉密尔顿撰写《农夫一驳就倒》的时候，英国国会宣布马萨诸塞是一个已进入叛乱状态的地区，并且批准国王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恢复马萨诸塞对英国的服从。1775年4月18日，800名英国士兵从波士顿出发打算抓捕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并且试图收缴“爱国者”们在协和镇储备的大量军需品。在经过莱克星顿的时候，英国士兵遭遇到了一队身着平民服装的被称为“一分钟人”的武装民兵。在紧接着发生的交火中，英国兵击毙了8名民兵，随后又在协和镇击毙了2名民兵。当这支英国军队仓皇撤回波士顿的时候，他们一路上都遭遇到了当地居民在篱笆、墙、栅栏等掩体后的冷枪袭击。在这条血腥的路上，英军的损失达到273人，而“爱国者”的死伤也达到95人。 “莱克星顿的枪声”在四天后传到了纽约，民众要求起义的情绪迅速占领了整个城市。人们在酒馆或者街道上聚集在一起议论时局，而亲英派则大为震惊。亲英派人士托马斯·琼斯法官（Judge Thomas Jones）写道，兴高采烈的造反派涌上了街头，城市里“鼓声阵阵，旗帜飘扬，到处都是聚众滋事的黑人、男孩、海员和扒手，他们在呼吁全人类都拿起武器保卫‘被侮辱和损害了的美国的自由和权利’”。被群众声势壮了胆的“自由之子”则拥向了东河的码头，接管了波士顿英国驻军订购的船只，并打开了市政厅的武器库，夺取了超过一千件包括步枪、刺刀、弹药在内的各种武器。 民众的志愿武装力量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迅速遍布了整个北美殖民地。尽管英国人嘲弄这群衣衫褴褛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民兵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北美殖民者们还是认真地造起反来。当听到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已经揭竿而起的时候，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汉密尔顿就像拿起笔一样，迅速地拿起了枪。尼古拉斯·菲什回忆道：“就在莱克星顿的战斗过去后没有多久，汉密尔顿就立刻加入了主要由纽约的爱国青年所组成的起义军。汉密尔顿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支由弗莱明上尉所指挥的军队的训练，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国王学院青年志愿兵的骨干成员，菲什和特鲁普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在圣保罗礼拜堂旁边的教会墓地里参加军事训练。志愿兵的教官就是爱德华·弗莱明（Edward Fleming），他曾经在一个英国团队服役，娶了德·佩斯特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不过他却非常热心地站在北美殖民者这一边。弗莱明是一个作风硬朗、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也是汉密尔顿内心渴望效仿的对象。汉密尔顿的儿子曾经回忆道，虽然这支草草建立没多久的部队的正式番号是“科西嘉人”，他们却喜欢自称为“橡树之心”。“橡树之心”的小伙子头戴圆形皮帽，帽子上绣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每天都精神抖擞地在墓园训练，斗志昂扬地踏步经过一个个墓碑。他们还惹人注目地身着暖和的绿色短上衣做运动，另外，上衣上还配有宣称“上帝和我们的权利”的红色心形图案。 和在对待学业时所表示出的完美主义者般的热情一样，汉密尔顿对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训练也充满了热情。特鲁普强调汉密尔顿的心中也有一个“军人梦”，他“坚持不懈地出席训练并且十分渴望进步”。汉密尔顿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开始深入地接受军事教育。靠着他那过人的学习能力，汉密尔顿迅速掌握了步兵操典，阅读了大量的军事战术经典，并在一位退伍的炮兵下士那里学习了基本的炮兵作业和信号知识。在休·诺克斯的眼中，汉密尔顿虽然体格上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有着让人难以捉摸的坚韧，仿佛他正在进行的事情，远远不是简单的步兵训练。 4月24日，超过八千名爱国者在波士顿市政厅门口聚众示威。而当激进分子的行为越发过激的时候，许多心惊胆战的亲英派商人便坐不住了，他们纷纷预订返回英国的船票，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次日，一份匿名的传单指控迈尔斯·库珀和其他四位“让人厌恶的绅士”应当为马萨诸塞牺牲的那些爱国者的死负责。这份传单宣称，光烧掉几尊亲英派分子的雕像已经不够解气了，这五位亲英派人士被警告道：“你们带给自己国家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要么你们立即离开这片土地以求活命，要么你们就待在这里吞咽你们酿下的毒果！”这份火药味十足的传单的署名是“300万人”。然而对此威胁充满蔑视的迈尔斯·库珀依然在大学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5月10日夜晚的一次游行之后，数百名喝得醉醺醺的示威者手持棍棒，在政治言论的蛊惑下，突然袭击了国王学院，打算将迈尔斯·库珀“绳之以法”。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回忆道，库珀是“让人讨厌的亲英派，冲到国王学院的暴民打算在捉住他后将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或者让他骑在杆子上游街示众”。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奥格登（Nicholas Ogden）的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看到暴徒蜂拥至学院，径直冲向库珀的房间，让这位校长从后窗户爬出去逃命。由于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的房间就在库珀的附近，奥格登警告他们俩也赶快离开以免被暴徒误伤。“汉密尔顿立刻冲到库珀博士的公寓门口，站在台阶上，将暴徒们堵在库珀家门外，尽可能拖延时间，以便让库珀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逃离混乱的现场。”特鲁普后来回忆道。 当人群猛烈地敲打楼门，妄图冲进库珀的屋子的时候，汉密尔顿向面前的这群暴徒发表了一番热情的演讲，他告诉这些吵吵嚷嚷的示威者，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但不能证明他们的正当目的，相反却会“让自由的伟大与光荣蒙羞”。有人说，在汉密尔顿演说的时候，耳朵稍微有点聋的库珀博士从二楼的窗户上探出头来，发现汉密尔顿正在楼门口眉飞色舞地演讲，便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正在煽动暴徒们捉拿他而不是安抚激动的人们离去，于是便大叫道：“别理他说的话，他疯了。”另一位目击者则说，库珀当时冲那些暴徒叫喊道：“不要相信汉密尔顿说的话，他是个大傻瓜。”不过，更为可信的说法是，库珀校长在接到奥格登报信后，立刻就穿着睡衣逃之夭夭了。 汉密尔顿或许知道自己不可能单枪匹马挡住这伙暴徒，不过他知道自己为库珀赢得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这几分钟时间足够库珀翻过后院的栅栏跑向哈得孙河边。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库珀在河边整整流浪了一晚上。第二天，库珀登上了一艘开往英格兰的军舰。在这里，他可以继续安全地发表咒骂北美殖民者的文章了。后来，库珀专门就自己的这段逃亡经历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讲述了北美的那群乌合之众——一伙明火执仗的杀人犯——冲进了他的房间： 他们的诅咒声刺耳， 他们的长矛刺穿了睡床， 他们贪婪渴望着同类的鲜血。 对校长大人来说，这段对“嗜血的”暴徒的描写，要比老套地讲述他如何衣冠不整地在深夜从后院逃跑更合心意。从此之后，库珀就再也没有见过汉密尔顿，当英国最终输掉了同北美起义军的战争后，他潸然泪下，痛哭流涕了好久。他禁不住一再抱怨道：“我的生活的一切，都被这场该死的暴乱撕成了碎片。” 在汉密尔顿刚刚到北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中，他自发地保护迈尔斯·库珀的这段故事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汉密尔顿就是这样，政治上的敌对并不会妨碍他私底下的友情，他总是大度地宽恕对手，而不是狠狠地报复他们。汉密尔顿确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在保护库珀的时候，除了可能会遭受到一顿可怕的暴打之外，他在“自由之子”中树立的英雄形象也面临着破碎的风险，他总是非常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根本不考虑后果会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段插曲显示了汉密尔顿内心深处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他又惧怕民众非理性的情绪一旦沸腾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在这场他全力支持的起义中，他也经常会担心革命会让法律秩序荡然无存，让北美陷入暴民政治的汪洋大海中。和其他的美国国父一样，汉密尔顿更喜欢英国光荣革命式的社会变革，希望革命发生在法庭和议会的会堂上，由一群头戴假发、身着华服的天才演说家用辩论来完成。美国革命最终能够成功，也正是由于它一直是由一群杰出人物所推动的，而这些人清楚地知道，用来打倒暴政的革命激情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变质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在革命爆发前一年，约翰·亚当斯就曾异常焦虑，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这群乌合之众从此便公开地蔑视一切权威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汉密尔顿和其他的纽约爱国者来说，1775年的春天可以说是一个融汇了骄傲、恐怖、希望和迷茫的季节。当新英格兰代表在5月6日途经一个小镇前往费城的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时候，数千名纽约人拥挤到房顶上、楼梯和自家门口向代表们热情欢呼，而教堂的钟声也响彻天空，连绵不绝。由于亲英派人士控制的纽约公会拒绝派出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这个组织随即就被人们解散了，人们选出了新的纽约州议会。这个议会委派了一批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这其中就包括汉密尔顿未来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和汉密尔顿未来政治上的死对头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 大陆会议于5月10日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厅（今天的独立宫）召开，虽然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绝大多数与会者仍然期望能够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此时的大陆会议仍然缺乏作为一个完备的政府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军队、货币、征税权——尽管这届大陆会议最终以乱七八糟的混乱方式演变成了第一届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此时的大陆会议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是任命一位军队总司令，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但却沉默寡言的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他总是一副异常镇静的表情，身着一件上校制服，以表明他曾经参加了法国-印第安战争。一位众议员回忆道，乔治·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喜欢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冒失鬼，相反他总是那么的沉着、镇静而坚定”。6月15日，时年43岁的乔治·华盛顿因为过人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由于此时的战火主要局限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各州，即当时的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地区，因此，任命一位东部偏南区域的弗吉尼亚人担任大陆军总司令，表明了这场革命是北美殖民地的一次统一的正义行动，而不是地区性的骚乱。此外，由于弗吉尼亚州拥有北美殖民地五分之一的人口，一方面，弗吉尼亚人当仁不让地认为革命自然应当由他们来领导，另一方面，选择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实质上也是北方诸州为了取悦和拉拢南方各州所采取的手段。 两天后，在波士顿以北的邦克山——或者，实际上是在柏立德山——发生了一场对爱国者来说很难称得上是胜利的战斗。民兵从山上的堡垒中冲了出来，向英国军队发起了一次冲锋，结果有超过400人被杀死或者受伤。然而，无论如何，爱国者们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冷静，而英国人则损失了超过一千人，其中还包括数十位军官。约翰·斯塔克上校（Colonel John Stark）回忆道：“当时战场上真是尸横遍野。”邦克山战斗作为美国革命历史上爱国者同英国军队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打破了英军不败的神话，而且第一次迫使英国人开始考虑，他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少生命代价才能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在殖民地人民的非常规战术和毫不遵守绅士之间交战法则的行为中饱受折磨、举步维艰。一位被折磨得快要疯掉的英国士兵抱怨那些美国武装分子“藏在大树后面，瞅准机会就向我们的前哨士兵放冷枪，开完枪后，他们立刻就撤退。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交战方式啊”！ 在邦克山战斗之后，乔治·华盛顿在去往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接管他的部队的途中，在纽约逗留了几天。6月25日，华盛顿从霍博肯渡口渡过哈得孙河来到纽约，乘坐着由一队白马拉的马车沿着百老汇大街游行，这支得意扬扬的队伍大摇大摆地经过了国王学院。在那个耀武扬威的夏天下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毫不惹人注目地站立在狂热的人群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两年内就会成为他现在看到的这位华盛顿将军的最得力助手。此时的华盛顿正在菲利普·斯凯勒少将的陪同下，身着蓝色制服，肩披紫色的绶带，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以一副高贵而庄严的姿态，威风凛凛地经过两边欢呼的人群。 在第二次大陆会议处心积虑劝说加拿大殖民者也加入到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行列中的时候，汉密尔顿并没有闲着。在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那天，汉密尔顿在里文顿的《纽约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攻击在前一年刚刚通过的《魁北克法》（Quebec Act）的文章，他的第二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在华盛顿将军访问纽约的三天后也发表了出来。《魁北克法》将魁北克的边界向南延伸到了俄亥俄河，并且宣布保障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北美爱国者来说，这部法案可不是什么英国人宽宏大量的产物，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法国民法和罗马天主教势力径直出现在了渴望获取自由的北美殖民地的睡榻旁。汉密尔顿显然识破了英国人希望把加拿大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拉拢到他们一边来一同镇压北美革命的险恶用心。“这部法律是彻头彻尾的阴险黑暗的法律，它构成了系统性谋求将绝对的强权横加于北美的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汉密尔顿像自己那位胡格诺教徒的外祖父一样惧怕天主教教廷的势力，然而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他思想的主旋律却完全超越了教派隔阂：最好的政府应当是对宗教宽容的政府，而不是刻意赞助某一个特定教派的政府。 7月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签署了《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最后一次向英国政府表达了善意，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与英国的对立，避免进入更严重的敌对状态。这份文件再一次向国王效忠，并且机智地将矛头指向国王陛下的那些“狡猾而残忍”的大臣们。傲慢的英王乔治三世并没有屈尊答复殖民地的这封信，他的冷淡让大陆会议失望之极，并且开始着手加强战备了。8月23日，国王颁布了一道敕令，宣布他的北美臣民们开始“公然作乱”。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誓要彻底让它的那些不听话的海外殖民者臣服。 巧合的是，就在8月23日当天晚上，汉密尔顿也第一次尝到了英国军队的厉害。所有人都知道，四面环水的曼哈顿，如果没有海军协防，在英国舰队面前将不堪一击。所以，当英国战舰亚细亚号在那个夏天出现在纽约港湾里的时候，它显然是一件十分有效的威慑工具。纽约州议会同时也很担心位于班特利高点的乔治要塞的安危，这座放有 24尊加农炮的要塞有可能被英国人夺了去。汉密尔顿和其他15名国王学院的志愿者一起，参加了将要塞的这些大炮拖到较为安全的考曼区的“自由之竿”附近的冒险行动（学院的传说，后来宣称有两尊被汉密尔顿他们抢救出来的大炮就埋在校园的绿地下面）。抢在亚细亚号派出的一条停泊在岸边的登陆艇向他们猛烈射击之前，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学们用绳子硬是抢救出了超过十门大炮。随后，亚细亚号便开始用它的舷炮猛烈地向岸上轰击，大炮发出了雷鸣般震耳欲聋的声音，加农炮弹把弗朗西斯酒馆的屋顶炸出了一个大洞，让成千的市民哭着喊着从床上爬起来逃到了街上。 “亚细亚号向城市射击。”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汉密尔顿先生当时就在遭受炮击的现场，因为当我在用力地拖一门加农炮的时候，汉密尔顿先生走过来将他的步枪递给我，然后接过了绳子继续拖那门炮。”在汉密尔顿安顿好那门炮后，他跑向马立甘，索要自己的步枪。然而，马立甘裁缝告诉汉密尔顿，他把步枪落在了班特利——一个正好处在亚细亚号火炮射程半径之内的地方。“我告诉他我把枪丢在了那里。”马立甘继续写道，“汉密尔顿先生全然不顾当时仍然持续不断的炮击，返回去寻找那支枪，就仿佛敌人的战舰不在自己身边一样。” 到了秋天的时候，汉密尔顿并没有感到轻松，《纽约公报》的出版商詹姆斯·里文顿在这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时节，也遇到了麻烦。里文顿是个富有的伦敦书商的儿子，他是一个文雅但却积极的人，总是头戴银色的假发。他于1773年在华尔街创办这份报纸的时候，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报纸将保持政治的中立，发誓将容忍所有的观点。然而，实际上，他一直也没有放弃亲英派的立场。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几年中，亲英派的观点一直占据着里文顿的报纸的绝大篇幅，在批评“自由之子”和它的那些草根工人阶级成员的时候，里文顿从来都会把音调调高几个分贝，并且经常会专门发文批判“自由之子”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和艾萨克·西尔斯（Isaac Sears）。在1774年9月的时候，西尔斯给里文顿写了一封措辞异常严厉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相信你要么是个无知又无耻的冒牌货，要么就是一个低贱的奴才，愿意为了那些收买了你的恶棍干任何肮脏的勾当。”没多久，《纽约公报》的对头《纽约杂志》刊登了一份冗长的爱国者中的订阅者名单，这些爱国者都曾是《纽约公报》的订户，而他们都因为感觉自己被里文顿背叛，因而取消了订阅。在莱克星顿的枪声和协和镇的战斗打响后，里文顿的安生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曾经撵跑库珀校长的暴徒们这回把目光投向了已经被吓坏了的里文顿。里文顿跑到“鱼狗”号军舰上躲了整整十天，等到他回到自己的印刷厂的时候，他的苦难也并没有结束。1774年的夏天，纽约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任何帮助敌人的人都应当被解除武装、投入监狱甚至流放。西尔斯就根据这个命令来对付里文顿。 西尔斯的绰号是“街头的纽约之王”，他并非一个平凡的纽约市民。西尔斯是一个富有的船长，他在西印度贸易中积累了不少资产，又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带领一条武装私掠船发了一笔横财。11月19日，西尔斯在康涅狄格组织了一支将近100人的骑兵队，绑架了塞缪尔·西伯里牧师，在将他的这个亲英派战利品拖到纽黑文游街示众前，还恐吓了西伯里牧师的家人。虽然西伯里牧师身陷囹圄，他却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因为一系列文章招致汉密尔顿著名的反驳的“威彻斯特农夫”本人。西尔斯的小军队于是向南进发，闪电般袭击了里文顿在曼哈顿的印刷厂，打算让这个“反动堡垒”彻底关门。事后，汉密尔顿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用很大篇幅表达了对这种暴行的不满。或许是受到了休·诺克斯的邀请，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从纽约给千里之外圣·克罗伊岛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投了一组匿名稿件。这些至今才被发现的文章填补了汉密尔顿早期文集的空白，同时也让人们有机会一窥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期的生活。在一篇有关里文顿的报道中，这位匿名的记者写道： 上周的《纽约公报》的内容使得它的出版人里文顿先生，在11月23日那天出乎人们意料地被75名手持装有刺刀的明火枪的康涅狄格轻骑包围了，他们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闯进了里文顿先生的报社，彻底摧毁了所有的字模，使得里文顿先生的报社陷入了完全瘫痪的局面，使得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顷刻间化为了泡影。惊讶的市民在一旁围观，然而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位正在遭受迫害的先生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帮助。《纽约公报》的出版将会因此而中止，直到美国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控制局面的政府。 尽管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署名，但是除了汉密尔顿外，还有谁能在纽约向圣·克罗伊岛的报纸投稿呢？根据赫拉克勒斯·马立甘的回忆，在当时的所有旁观者中，只有一个人鼓起勇气为里文顿辩护，这个人就是汉密尔顿。“当里文顿的报社遇到一群武装分子袭击的时候，汉密尔顿先生愤怒地谴责我们这些康涅狄格邻居侵犯了大家的权利（尽管这家出版社被认为是站在亲英派一边的），他一个人冲到了事发现场，呼吁旁观的群众站出来跟他一起阻止那些闯入者掠走《纽约公报》的铅字模。” 就像暴徒们袭击迈尔斯·库珀时一样，发生在里文顿家的事情在汉密尔顿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群众性暴动的恐惧使得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在西尔斯的手下劫掠里文顿的报社后的几天，汉密尔顿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告诉杰伊在他看来里文顿的报社是危险而有害的，而里文顿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自己有义务谴责那些无法无天的暴行： 在目前发生的这些骚乱中，群众的情绪正在逐渐向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可怕的极端。群众的这种激情确实有利于打倒暴君和压迫；然而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理性和智识的引导，群众的激情就会滑向彻底蔑视一切权威的深渊。目前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理性了，更不用说那些毫无思想的普通大众。当人心不古之时，普通民众会变得轻率而乐于享受无政府的混乱。 显然，这个内心充满矛盾的21岁的年轻人一方面向往革命，另一方面却也担心混乱成为社会的常态，尤其是惧怕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大众的激情会让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可以说，汉密尔顿的身上并没有洋溢着忠诚的革命热情。他清楚地知道，自由越大，秩序越弱。辩证地来看，过度的自由，最终会导致失去自由。汉密尔顿一生的任务就是要尽力解决这一矛盾，以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报社事件的最终结局很值得一提。詹姆斯·里文顿仅仅暂时因此事而停业。后来他又以“国王御前出版人”的身份于战时在英国军队占领的纽约恢复了他的生意。表面现象总是容易迷惑人的，尽管在公开场合，里文顿在他控制的《皇家公报》（The Royal Gazette）上连篇累牍地抨击爱国者，但在暗地里，他却秘密地将英国海军的情报缝在书的封皮下面交给爱国者的间谍以转交给华盛顿将军。他理应获得人民的褒奖。 当里文顿由于自己的言论而被迫闭嘴的时候，汉密尔顿却为自己因此无处发表文章而焦躁不安。对于这个野心勃勃同时又可以娴熟驾驭文字的年轻人来说，发表文章抨击英国当局是一举成名的最佳捷径。1776年1月初，一位在两年前来到费城的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自学成才的英国移民，通过匿名出版一本《常识》（Common Sense）宣传册，为汉密尔顿树立了仿效的目标。这位从前的妇女内衣制造商和税官撰写的号召北美人民独立的宣传册唤起了大家的共鸣，到年底的时候，竟然卖出了12万本。 现在，汉密尔顿转而投向了由坚定效忠革命的约翰·霍尔特控制的共和派报纸《纽约杂志》，他或许通过威廉·利文斯顿会晤了霍尔特这位《纽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1774年，霍尔特去掉了报头的皇室标记，并代之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20年前为他那著名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Albany Plan of Intercolonial Union）所设计的标志：一条被斩为数段的铜斑蛇和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联盟或是死亡”（富兰克林的原话是“团结或者死亡”）。罗伯特·特鲁普回忆说，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发表在约翰·霍尔特这个热情的爱国者在纽约主编的那份报纸上”。此时的汉密尔顿并没有放弃诗歌创作，他时常会创作一些即兴诗和讽刺性的段子，并且给了特鲁普整整一捆这样的诗歌，不过这捆稿子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散失了。 有趣的是，后人在编辑汉密尔顿文集的时候重印了他在亲英派的里文顿控制的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却略掉了他在霍尔特那边写的东西。和汉密尔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知道汉密尔顿就是《纽约杂志》的那些笔锋犀利的社论背后的匿名作者。“我希望汉密尔顿先生能够一直忙着写文章。”约翰·杰伊在1775年12月5日写给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收到霍尔特先生主持的报纸了，因此也不晓得汉密尔顿在这三个月里又取得了哪些成绩。”实际上，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为《纽约杂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775年11月9日到1776年2月8日，一篇题为《观察家》（The Monitor）的文章在《纽约杂志》整整连载了14期，这或许是霍尔特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刊登的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组文章。在这14期文章中，汉密尔顿概括了他的那些“驳农夫”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北美殖民地仅对国王而非议会效忠。尽管汉密尔顿后来收回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观点，比方说反对维持常备军，同时也对他恶毒嘲笑王室、教会、僧侣而表示忏悔，这些文章仍然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写得最棒的文章。 在《观察家》一文中，汉密尔顿留下了很多可以证明自己是此文作者的线索。在 1769年写给他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的信中，他哀叹自己是一个“卑贱的”小职员，而他现在警告自己的同志，卑贱地逆来顺受会让大家“从自由人降格为奴隶”。他眼中的卓越领袖就应该像他自己的格言中所写的那样，坚定而果断。在汉密尔顿看来，“在公共事务中，没有什么能够比过分的谨慎、犹豫不决和拖沓迟缓还要糟糕的了”。此时，他又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述自己在“驳农夫”文中的老调，宣称英国的那些大臣“已经走得太远，早已声名狼藉，身处绝境，无法回头；他们的荣誉、信誉、官位乃至他们的生命，都取决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和其他许多多产的作家一样，汉密尔顿有时会在无意中再次说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观察家》系列文章说明汉密尔顿是一个匿名的革命者。起初，他在文章中大段描写了对革命成功后光明未来的憧憬，这无疑是激进的煽动文章惯用的套路。他热情地赞美美国革命，乐观地预言在战争之后，这片土地将成为“伟大、繁荣、强大的国度，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卑躬屈膝地屈服于强力之下时所不能获得的”。不过，这种乐观的预言依然在人性的弱点下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汉密尔顿一方面赞美他的同胞，另一方面却也禁不住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不得不承认，我们中的许多同胞的行为是对人性的极大讽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所看到是一个融合了矛盾、谎言、怯懦、自私和虚伪的混合体。”汉密尔顿同时还对献身精神着了迷，他对殖民地人民说道，他们应当发誓“要么带着尊严活着，要么光荣地战死”。这种想法让汉密尔顿异常着迷，他在《观察家》系列中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若是有人被死和命运俘获，那就让他死吧——为保卫故土捐躯，他死得光荣！” 汉密尔顿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就匆忙完成了《观察家》系列文章，这一速度非常惊人，要知道，他此时还是一个大学生，仍然执着地每天早上起来参加在圣保罗教堂公墓的例行训练。汉密尔顿的精力并没有全部用在撰写政论文章上，这位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初步的法律学习，每天都流连忘返于国王学院引以为傲的法律图书馆里，每天与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和爱德华·库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的作品做伴。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通过艰苦的努力”，他有资格取得学士学位，“而这段学习，为他未来从事法律职业打下了基础”。汉密尔顿或许在国王学院仅仅待了两年的时间，由于革命爆发的原因，他应当从来没有正式地从国王学院毕业。由于国王学院与迈尔斯·库珀的特殊关系，1776年4月6日，爱国者的军队接管了国王学院，将它变成了一所战时医院。 在2月8日发表完《观察家》的最后一篇文章之后，为了实现他斩获军功的理想，汉密尔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颇为光明的宣传册写手的前途，应征入伍，期望能够光荣地取得若干军功。2月18日，他给《皇家荷属美洲公报》写了一封信，宣布自己已经加入了军队。这封未署名的信充斥着牺牲精神的词句： 我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再给贵刊投稿了……我即将加入军队，或许我将注定为我的笔所维护的理念而血战到死。倘若结局果真如此，如果上天真的如此安排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战死沙场的，我的理性和良知告诉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和更好的理由了。 汉密尔顿之所以发表了这么一则声明，是因为纽约州议会决定募集一支炮兵部队以保卫纽约，这再一次给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西印度群岛小子一个向上爬的机会。和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样，美国革命给了无数局外人机会。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幸运的是亚历山大·麦克道尔负责组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的团队。麦克道尔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好斗的苏格兰后裔，他曾做过船长，同时也是威廉·利文斯顿的门客之一，或许就是利文斯顿将汉密尔顿介绍到了麦克道尔麾下。汉密尔顿还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他曾从麦克道尔那里借了一些宣传册来读，没想到这些书在他的房间被人偷走了，汉密尔顿为此还大为苦恼。 2月23日，州议会宣布：“麦克道尔上校推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生担任炮兵连上尉连长。”罗伯特·特鲁普后来说，麦克道尔让约翰·杰伊（此时他已是利文斯顿的女婿）说服汉密尔顿接受了这项令人垂涎的任命。于是，在接受了测验之后，汉密尔顿于1776年3月14日正式接手了麦克道尔的炮兵连队。当人们对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是否有能力指挥一支炮兵连表示怀疑时，麦克道尔和杰伊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就在汉密尔顿接受这项任命之前，他已经和代表斯特林勋爵的埃利亚斯·鲍迪诺特取得了联系。此时斯特林勋爵刚刚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且邀请汉密尔顿担任他的军事副官。当时汉密尔顿的头脑依然顽固不化，不想听命于任何人，因此拒绝了这个在其他人看来颇有诱惑力的职位。鲍迪诺特告诉失望的斯特林勋爵，汉密尔顿接受了一项担任炮兵连长的任命，“因此拒绝了在阁下的旅担任您副官的邀请”。 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声称，汉密尔顿的炮兵上尉的任命是有条件的，即汉密尔顿需要征召至少30名士兵。他吹嘘道，他和汉密尔顿两个人在一个下午就募集了25名士兵。在这个最终由68人组成的连队中，汉密尔顿注定要担当父亲般的责任。连队里的一部分士兵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于是他们在汉密尔顿那本用来管理士兵服装、粮饷和纪律的所谓的军饷花名册上按手印而不是签字。根据传统，汉密尔顿从资助他念书的圣·克罗伊岛的基金里拿出钱来装备自己的连队。他后来写道：“军事上的光荣是要靠不断的战功来激励和保持的，必须抓紧一分一秒来加强对新兵的军事训练。” 很快，这位21岁的上尉就因为能够和他的部下同甘共苦而深孚众望。他对不公平的对待异常敏感，积极游说给予他的部下和大陆军其他单位的士兵相同的军饷和配给。作为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汉密尔顿积极地支持纽约州议会从连队内部提升干部的规定。在他的部下眼中，汉密尔顿是一个强硬但却公道行事的领袖，以至于许多年后，汉密尔顿的一位部下还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律师，即使此时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成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当汉密尔顿问他这么做是否明智的时候，他的这位以前的部下回答道：“在战争时期，我曾在您的连队服役，我知道尽管我对您无理，您也会公正地对待我。” 在汉密尔顿从军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对军装非常挑剔，汉密尔顿坚持认为他的部下应当有最漂亮的军装。“没有什么比激发士兵的虚荣心更必需的事情了。”他后来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兵考究的着装便显得非常重要。否则，战士们就会被旁人嘲笑、奚落。”他的部队都穿着钉着铜纽扣，有着淡黄色领子的外套，斜挎着白色的绶带。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为他的士兵们弄到了75条鹿皮长裤，其中所需的一部分费用还是他自掏腰包支付的。相应地，汉密尔顿的连队的表现，和他们的军装一样漂亮。特鲁普回忆说：“在连队召集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不知疲倦地操练部队，以便让部队在每个细节都符合纪律条令的要求，没过多久，汉密尔顿的连队就成了整个军中的纪律样板。”后来，当汉密尔顿已经官至少将时，他还建议自己的部下像他当年一样，一定要亲自投入到士兵的训练中去。 汉密尔顿并没有犯新手们身上经常会出现的优柔寡断的毛病，因此，他给许多高级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加入了迅速增加的汉密尔顿的崇拜者的行列中。有一天，纳撒尼尔·格林将军（General Nathanael Greene）——一位前教友派信徒和罗得岛的五金商人——在途经考曼区的时候，汉密尔顿走进了他的视野中。他对这个年轻人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操练部队感到异常惊讶，于是停下来和汉密尔顿攀谈了起来。之后，他邀请汉密尔顿共进晚餐，对汉密尔顿能够拥有如此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感到大为震惊。格林将军仅有的正规军事经验仅仅源自曾经在部队服役过的两年，因此这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学成才的将军非常欣赏汉密尔顿的专业军事素养。“他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直觉，”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后来讲道，“在我们刚刚遇到格林将军的时候，他对军事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仅仅12个月后，他就和军中的其他将军处于同样的水平上了。”乔治·华盛顿对纳撒尼尔·格林将军的评价要比其他人高得多，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位格林将军是第一个在华盛顿面前夸赞汉密尔顿的才能的人。就像斯特林勋爵一样，格林将军很可能也给了汉密尔顿一个副官的职位，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又一次拒绝了别人的盛情邀请。 在波士顿于3月落入了大陆军之手后，英国人对此大为震惊，而这一胜利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爱国者的革命热情，纽约看起来就要成为战斗的前线了。整个城市都为了可能的英军入侵而紧张地准备起来。汉密尔顿已经早早地告诉他的那些远在圣·克罗伊岛的读者们：“在一片恐慌中，纽约城里一半的居民都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从3月份开始，斯特林勋爵指挥着4000名士兵，封锁了城市的主要街道，并且，在从哈得孙河到东河之间的整个曼哈顿，都布置了大量的大炮和堡垒。汉密尔顿受命指挥一个位于贝亚德山的由12门加农炮构筑成的要塞，这个要塞的位置现在就大致处在卡纳尔和马尔伯里街交叉的地方。 4月份，华盛顿从新英格兰南下纽约来视察当地的军事准备情况，将他的司令部安在了哈得孙河畔的一座名叫里士满山的大宅子里，这个房子后来成了亚伦·伯尔的家。巧合的是，此时刚刚从爱国者进攻魁北克的战斗中大败而归的亚伦·伯尔在6月份拜访了华盛顿，并且接受了华盛顿的邀请，成了他麾下的一名战将，或者说，如同更为人们所称道的，他成了“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位身出名门的伯尔公子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以为华盛顿能够对他委以重任。当伯尔发现分配给他的工作不过是一些平凡的琐事时，他很快就厌恶地退出了华盛顿的部队，并且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抗议说许多不合格的人得到的职位比他还高。于是，他转投到伊斯雷尔·帕特南少将（Major General Israel Putnam）麾下。亚伦·伯尔对于阴谋诡计的热情，缺少足够的服从精神，甚至还有他无休止地对美色的追逐，都激怒了华盛顿将军。亚伦·伯尔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前途，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与华盛顿冷淡的关系，就已经被决定了。与此相反，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比如说最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从华盛顿将军的提携中受益匪浅。 在这段日子里，华盛顿至少是从侧面了解到了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这个严厉的上尉以“叛变”的罪名，逮捕了一名中士、两名下士和一名二等兵，这几个人被军事法庭判处了较轻的刑罚，而华盛顿将军则宽恕了其中的两名主要的犯事的家伙。在华盛顿将军宽恕他们之前，他曾在1776年5月15日给汉密尔顿签发了几个命令。要求汉密尔顿将其连队“于下个星期日早上10点在考曼区”集合。我们从一个月后出版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可以读到，汉密尔顿在一天夜晚指挥大约100名士兵，勇敢袭击了纽约港外的桑迪·胡克灯塔。“我们用野炮和步兵武器对灯塔发起了进攻，进攻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位战地记者兼炮兵上尉写道，“当时我们处于灯塔和英国海军舰炮的两面夹击之下，没能动得了灯塔一根汗毛。”不过，汉密尔顿的部队在这场袭击中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把袭击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部队缺乏必要的补给，同时英国人在袭击开始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无论如何，汉密尔顿那成为军事领袖的理想，已经从梦想开始变成现实了。 回到曼哈顿后，年轻的上尉发现整个城市陷入了暴力迫害亲英派同情者的狂欢之中。很多亲英派人士都成了一种名为“骑杆子”的狂热仪式的牺牲品，他们被强迫跨坐在一根“锋利的杆子”上，由两个壮汉抬着被游街示众。被迫害的人的名字被大声呼喊着，传遍街头巷尾，人们为这些受害者蒙受如此的耻辱而纵情欢呼。一位看热闹的人写道：“我们在这个星期里将好几个亲英派的大人物都拉出来游街示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在被拖上杆子的时候，他们的衣服被扯掉了，身上、后背上都沾满了泥土……今天早上，大街上已经很难可以看到亲英派了。” 由于纽约曾是亲英派及其同情者的大本营，当地人非常担心，亲英派有可能正在密谋策划对华盛顿将军不利的行动，无论是逮捕还是刺杀华盛顿将军，都会是给英国人献上一份价值无法估量的大礼。实际上，纽约的前州长威廉·特伦确实在策划这样的行动。6月21日，也就是汉密尔顿从桑迪·胡克灯塔撤退下来的那天，一桩策划谋杀华盛顿将军并且组织一支亲英派军队的密谋暴露了。纽约市的亲英派市长，戴维·马修斯（David Mathews）被指控犯有“恶毒地谋划破坏北美联合殖民地自由和权利的谋反罪”。其他的一些被牵涉进这桩阴谋的人中还包括华盛顿将军的几名私人卫士，尤其是托马斯·希基中士（Sergeant Thomas Hickey）。马修斯市长承认他曾和英国军队有过联络，接着就被关进了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监狱。然而，目中无人的希基中士在军事法庭上并没有拿出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于是他被判处绞刑。 汉密尔顿兴奋地向他的那些圣·克罗伊岛读者报道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告诉他们：“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在亲英派分子中所揭露出的最野蛮的阴谋。”他向读者描述了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安在亲英派头上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他们在谋划着“谋杀所有的军官、炸掉弹药库，打算里应外合，将城镇都交给英国人”。6月28日，将近7万旁观者——几乎是仍然留在城里的所有人，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都涌到了鲍威利区附近的草坪上观看托马斯·希基走上绞刑架。囚犯没有丝毫悔意，而华盛顿打算用处决他来震慑亲英派，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希基拒绝了接受牧师最后为他祈祷的权利，他解释道“这些人都是杀人犯”。他一直表现出一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模样，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他却突然流下了眼泪。几分钟后，他的尸体便悬在绞刑架上摇晃了。在他被处决的时候，汉密尔顿大声地为华盛顿英明的决策而欢呼：“看来那些落在我们手里的恶棍到头来都会罪有应得。”此时，汉密尔顿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他的一个任务。实际上，在一个有趣但不合逻辑的推论里，这位未来的财政部长写道：“有谣言说用金属合金铸成的铜币将会退出流通领域，而被个头儿更大的新的北美大陆铜板所取代。”显然，这位年轻的上尉此时已经开始钻研货币政策。 在希基被处决的时候，乔治三世国王发现自己离征服他的这些桀骜不驯的殖民地还差得很远。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强国开始在桑迪·胡克附近集合起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运输舰在内的强大舰队，揭开了18世纪一场最大规模的两栖作战的序幕。英国人很快拼凑起了一支包括300艘军舰和32,000名士兵的大部队，其中还包括8400名来自德国的黑森雇佣兵（Hessian）。集结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显然是为了胁迫北美人民，通过这种武装大游行来吓唬那些不安分的老百姓，让他们恢复理智。英国人海上的这个浮动的城市里的士兵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爱国者的军队和留在纽约城里等着抵抗英国人的市民人数的总和。 华盛顿的部队集结在了南曼哈顿的战壕里，此时他手下只有不到2万名缺乏经验的士兵，而且一条军舰也没有。华盛顿一定为如何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而伤透了脑筋。华盛顿写道，他正在采取“一切手段”，来准备迫在眉睫的敌人的进攻，然而，他承认他的军队“极度缺乏武器弹药，而这严重打击了部下的士气”。为了应对严重的弹药短缺，纽约州议会决定把所有的铅从房顶和窗户上剥下来，熔化掉用来制造子弹。城里的树木都被当柴火烧掉了，没过多久，纽约就仿佛成了一座鬼城。“你看看街上有多少间房子大门紧锁，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城市已经基本上快被疏散干净了。”一位亲英派分子写道，“大街上已经很难看到妇女和儿童的身影了。” 7月2日那天，当威廉·豪将军（General William Howe）指示由他的兄弟，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Admiral Lord Richard Howe）所指挥的舰队起航穿过纽约湾海峡的时候，英国人的作战目的就非常明朗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兵在斯塔顿岛登陆。那些在曼哈顿码头和房顶上驻守的大陆军士兵被源源不绝的英国人大摇大摆的登陆场景吓得目瞪口呆。一个美国兵在看到英国军舰的桅杆“如同一片松树林一般”塞满整个海湾的时候，他说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敢断言伦敦一定是如我所见这样的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汉密尔顿和他的炮兵连此时就驻扎在班特利，他们居高临下，一定能清清楚楚地“欣赏”到敌人的耀武扬威。 对于这些受到威吓的北美移民来说，此时宣布独立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吉利的时刻，不过他们事实上却这么做了。面对从古罗马时代以来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们决意反击。7月2日，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独立，此时只有纽约做了弃权。两天后的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经过修订的《独立宣言》的最终版（事实上，直到8月2日这份宣言才真正被代表们签字）。不过，宣布独立并没有伴随什么激进的举动和骚乱。尽管当时已经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这些遵守法律的人们还是觉得有必要签发一份正式的文件，心平气和地陈述他们为什么要独立的理由。这一庄重而勇敢的行动公然挑战了历史。当时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地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脱离统治国独立，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清楚地知道，从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他们同样知道，“叛国”是一项最高可被判处绞刑的罪名，而当强大的英国舰队抵达纽约的消息传到费城的时候，这个可怕的罪名就显得一点也不抽象了。 《独立宣言》在美国建国后最初的许多年中并没有取得如现在般神圣的地位，甚至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它都没有被誊写到正式的官方文稿上。相反，一位名叫约翰·邓拉普（John Dunlap）的印刷工印刷了500份海报，并由专人快马散发到各个殖民地。7月6日，当汉密尔顿上尉正在如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他那丢失了的钱包的时候——他有时候是一个健忘天才——纽约地方的报纸宣布了独立的消息。两天后，华盛顿第一时间拿到了《独立宣言》的副本。第二天，纽约州议会确认了这份文件。当天下午6点，华盛顿将他手下的全部人马集合到了考曼区——就在汉密尔顿初次对公众发表演讲的同一地方——大声地向部下宣读了这份激动人心的宣言。这些全神贯注的士兵从他们的司令官那里得知，“联合殖民地”最近已经宣布各州成为“自由的独立国家”。 这句人们等待了多年的话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市民和武装分子迅速涌上了百老汇街，毁掉了包括酒馆门口悬挂的英国王室徽章标记在内的沿途所有带有英国色彩的痕迹。在百老汇街边的博林格林，人们摧毁了一座乔治三世国王身着罗马袍服骑在马上的镀金塑像，而这尊塑像当初是为了庆祝废除印花税法而树立起来的。约翰·亚当斯曾经对这尊塑像表达过无限的崇敬，他说：“在一片风景优美的椭圆形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尊骑在马背上的国王的雕像，底座是大理石，塑像本身是铅合金的，表面镶金，十分高大。”然而现在，出于象征性和实际的双重考量，人们将乔治三世的塑像从基座上推倒，并且在推倒它的过程中斩掉了“国王”的头颅。用来制作塑像的4000磅镀金的铅被立即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在那里，被送入熔炉，制成了42,088发步枪子弹。有人预测，国王的士兵“将很可能被熔化了的国王陛下击中”。 这一行动大大鼓舞了那些身处英军围困中随时面临危险的人们的士气。7月12日，英国决定给“反贼”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敬畏之心，顺带也测试一下他们的防御能力。于是，英国人派出的拥有44门大炮的战列舰凤凰号和拥有28门大炮的三桅炮舰玫瑰号在舷炮的怒吼中经过南曼哈顿。这两艘军舰根本无视岸炮的轰击，大摇大摆地驶进哈得孙河，向若干房顶倾泻了一通加农炮弹后，毫发无损地返回了舰队。房顶上空的炮声震耳欲聋，而此时的汉密尔顿正指挥着四门爱国者的武器库中最大的加农炮直面英军的攻击。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回忆道：“汉密尔顿上尉此时和他的连队驻守在班特利，他指挥着自己的炮兵向在哈得孙河上航行的凤凰号和玫瑰号开火，此时，他的阵地上的一门加农炮突然爆炸了，有两名士兵因此而丧生……他们后来被埋在了博林格林。”实际上，汉密尔顿的那门爆炸了的加农炮很可能夺去了至少六名士兵的生命，并且让其他四到五名士兵挂了彩。有人将这场灾祸归结到士兵平时缺少训练，不过，当时军中普遍的放纵吃喝嫖赌似乎更要对此负责。艾萨克·庞斯中尉（Lieutenant Isaac Bangs）在报告中写道，许多加农炮都被士兵丢在一边，“此时这些家伙都正在他们常驻的‘圣地’的窑子里推杯换盏”。在提到这次事故中所涉及的汉密尔顿手下的士兵时，中尉写道：“由于我们自己的炮兵的疏忽大意，六个人在事故中被我们自己的大炮夺去了生命，此外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据说，连队中死伤的几个士兵是因为喝醉了酒，醉醺醺地忘了擦拭和塞住出烟孔，所以当他们正在往里装弹药的时候弹药筒就开始着火了。”换句话说，这些兵在第一次开炮之后，根本没有清理引火装置和炮膛中残留的火药。汉密尔顿并未因此受到谴责，而他的军事声誉一直水涨船高，也说明他并未受到这次可怕的事故的影响。然而，这次事故对他的冲击，让他很快就认识到战争是一桩丑恶的买卖。 到了8月17日，纽约的居民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华盛顿将军敦促市民们立即离开这里。战前这座城市有25,000人，此时留在城里的已经不足5000人。理查德·豪勋爵的秘书，安布罗斯·赛尔（Ambrose Serle），毫不谦虚地嘲笑反抗军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军队：60岁的老头、14岁的小孩、黑人，完全是一帮穷鬼组成的乌合之众”。华盛顿将他的衣衫褴褛的部队分散到了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在渡过东河视察对岸地形后，汉密尔顿开始怀疑大陆军是否能在布鲁克林高地顶住英军有组织的进攻。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回忆道，此后不久，在他家的一次晚宴中，汉密尔顿和约翰·M.梅森神父都同意大陆军应当从布鲁克林战术性的撤退，以避免大陆军被英军彻底歼灭。“离开桌子之后，他们开始悲观地讨论长岛驻军所面临的形势，试图寻找一个最好的撤退办法。梅森先生和汉密尔顿先生决定给华盛顿将军写一封匿名信，向他提出一个最好的让部队全身而退的办法”。马立甘将他们的这个计划交给了华盛顿的一位副官，不过这一建议却石沉大海。 很不幸，汉密尔顿的预言完全准确。8月22日，数量庞大的英国登陆部队从斯坦顿岛出发，穿过纳罗斯海峡，在布鲁克林登陆。不出几天，长岛上的英军士兵和黑森雇佣军的总数就达到了2万人，而这是当地壮丁人数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在经过了数天表面的平静之后，英国士兵开始穿越一个个精巧的荷兰式或是英式的小村子，走过一片片沼泽和草地，一路向北进发。所到之处，他们荡平了房屋，拆除了篱笆，将路边田里的谷物连根拔起，大规模地屠杀那些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国士兵。这些英军兵分几路，从不同方向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布鲁克林高地的美军阵地——推进。尽管华盛顿将军从曼哈顿赶到布鲁克林增援当地守军，但布鲁克林战斗依然呈现出一边倒的结果，爱国者被杀得大败，有大约1200名美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或是丧生或是被俘，这远远超过了英国人的伤亡。此时，华盛顿的军队背后就是东河，正前方是虎视眈眈的英军，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此时，英国人只要狠狠地发动一个冲锋，就可以将叛乱荡平。 人们普遍认为，汉密尔顿并没有参加这场战斗，尽管有一位匿名的记者为《皇家荷属美洲公报》详细地描述了战斗中的经历。这位记者自称是“宾夕法尼亚部队”的普通一兵，但依然有人认为这则报道出自汉密尔顿之手。这支宾夕法尼亚部队，在当时和马里兰以及特拉华的部队一道，都受汉密尔顿的那位贪杯的前赞助人——斯特林勋爵的指挥，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在一位斯特林勋爵的传记作家笔下，“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肥胖的、患有风湿病、虚荣、华而不实、贪吃的酒鬼能以令人吃惊的热情投入到了战斗中”。那位记者高度评价了斯特林勋爵的部队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他们“几乎没有大炮”，在绝境中勇敢地坚守阵地。这位记者同时也揭示了华盛顿在8月29日晚上指挥部队夜渡东河这一著名撤退背后的战略意图，他认为华盛顿担心英国军舰会在第二天从河上游杀下来切断他们和曼哈顿的联系。这位记者以当事人的角度描述了他们在这样一个寒冷的雨天的经历：“我们在夜里两点接到了从阵地上撤退的命令，在我们几乎就要撤退到码头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命令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战线，而那里，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位业余记者的连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进退维谷，他们蜷缩在那些正打瞌睡的英军的步枪射程范围之内，幸运地被浓雾和黑夜掩护着。拂晓时分，记者和他的部队立即安全转移到了最后的几条即将离开布鲁克林河滩的军舰中的一条船上，安全撤退了。而在这场能够充分表现出华盛顿杰出的领导才能的教科书般的行动中，华盛顿本人是最后一个撤退过河的。 尽管美国人在英军眼皮底下偷偷溜走了，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似乎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他们的那些业余的美国敌手在英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似乎一定会被碾个粉碎。英国军队并没有紧紧咬住他们的敌人并彻底镇压他们的抵抗，相反，这些骄傲自大的家伙无所事事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从而错失了将这场冲突彻底结束的机会。9月15日星期日，英军慢吞吞地恢复了进攻，在那一天里，英国人对位于曼哈顿东边河滩的基普湾（大致就在今天纽约的37街和38街之间）的美军阵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炮击。炮声响彻天空，震耳欲聋，理查德·豪勋爵的秘书说：“这次可怕的炮击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即便是在海军和陆军中，也没有几个人曾经经历过。” 当十几条驳船将英军和黑森雇佣兵运到这片树木繁盛的多山地带的时候，爱国者的军队彻底丧失了斗志，他们在恐惧中开始四散奔逃，完全不顾任何伪装和纪律。愤怒的华盛顿将军试图制止眼前的这种毫无秩序的溃败。尽管华盛顿向来以其冷静沉着很少生气而闻名，但是当他真的发起怒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他愤怒地诅咒眼前的这些惊慌失措的溃兵，狠狠地用自己的马鞭抽打那些失魂落魄的不称职的军官。最后，他用力将自己的帽子扔到地下，愤怒地慨叹道：“难道这帮家伙就是要和我一起保卫美国的人吗？”由于英国人的拖拉，他们没能追上向北落荒而逃的美国人，所以，绝大多数的爱国者都成功逃到了地处荒郊野外的哈莱姆高地。 面对敌人的炮火，汉密尔顿倒是表现得非常平静。贫嘴的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再一次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故事：“汉密尔顿在纽约城边的邦克山的一个据点上和我军的预备队一起浴血奋战。”汉密尔顿后来间接证明了这段故事，他曾说过：“他是和最后一批离开纽约的部队一起撤退的。”汉密尔顿直到晚上才撤到了哈莱姆高地，他十分坚韧地在雷雨中徒步穿越了曼哈顿的森林。此时的他十分沮丧，后来，他对马立甘讲道：“在撤退的时候他丢失了自己的行李，并且还损失了一门加农炮，这门大炮在被拖拽的过程中散架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重炮，而他的连队现在也仅剩下两门可以被马或人力拖拽的野炮了。 在纽约落入英国人之手以后，汉密尔顿和衣衫褴褛的大陆军残部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将在七年后才能回到这个城市。英国大兵涌入了曼哈顿，开始疯狂地摧毁抵抗者遗留下的物件。他们将国王学院收藏的绘画和图书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将学校改成了一所医院。9月21日后半夜，班特利附近的斗鸡酒馆突然起火，这场大火吞噬了一座又一座房屋，等到火势熄灭的时候，整个纽约的房子有四分之一化为了灰烬。至今人们也无从得知这场大火到底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有人恶意纵火。英国人坚称起义者是这场大火的主谋，于是逮捕了将近200名嫌疑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美国间谍内森·黑尔上尉（Captain Nathan Hale）。他后来就在现在的第三大道和66街附近的地方被送上了绞刑架。当时，纽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成了一片烧焦的瓦砾堆，还有数千名亲英派分子从四面八方逃亡到了这个城市，使得纽约的人口数量猛涨，并让这座城市成为他们和后来返回这里的爱国者斗争的大舞台。 在被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华盛顿认为漫山遍野都是树的崎岖的哈莱姆高地是足以掩护他的部队的天然堡垒。他几乎在失望面前屈服了，面对这支放荡、松散，从军官到士兵都可以叛变的军队，他哀叹这些短期服役的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华盛顿恳求大陆会议批准组建一支常备军，汉密尔顿积极地附和他的观点，这让他们在未来的几年里成为了政治上的盟友。“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武装分子身上，就好像依靠着一根断了的栏杆一样危险。”据汉密尔顿儿子所说，在退守哈莱姆高地的日子里，汉密尔顿指挥士兵进行的工作也让华盛顿第一次发现了他那非同寻常的组织才能。同样也是在哈莱姆高地，汉密尔顿的连队第一次直接受华盛顿将军指挥。“华盛顿将军和汉密尔顿友好地交谈，将军邀请他到自己的帐篷里长谈，对他的军事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C.汉密尔顿写道。这显然又是一个证明汉密尔顿能力的绝佳例子，即便是面对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10月下旬，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在怀特平原并肩作战，这一次爱国者又打了一场大败仗。这场战争的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可笑的闹剧。爱国者们是一群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的乌合之众，而英国军队则总是身着整齐的军服，挥舞着闪闪发光的刺刀，踏着整齐的步伐，保持着良好的队形列队走进战场。在怀特平原，华盛顿将自己部队的主力集中在高地上，同时派了一支人数约为1000人的部队向西，待在俯瞰布朗克斯河的查特顿山。约翰·C.汉密尔顿说他父亲将自己连队的那两门野炮布置在查特顿山怪石嶙峋的峭壁上，不停向正在渡河的英军和黑森雇佣兵的纵队开火。“汉密尔顿的野炮一次又一次的轰鸣，将那些试图向山上爬的英军纵队阻滞在河边”。很快，英国人重新部署完毕，迫使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查特顿山的阵地，最终，美国人丢掉了整个地区。不过，无论如何，在怀特平原，英国人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多，这无疑大大鼓舞了华盛顿麾下的那些意志消沉的士兵的士气。 怀特平原战役之后，暴露在英军海军炮火之下的爱国者在曼哈顿只保有非常弱小的力量。到了春天，他们在哈得孙河两岸修建了两座遥相呼应的要塞：位于曼哈顿一侧的华盛顿要塞（Fort Washington）和位于新泽西一侧的李要塞（Fort Lee）。11月16日，当华盛顿将军在李要塞的一个观测点向河对岸望去时，他沮丧地看到大队的英军和黑森雇佣兵蹂躏华盛顿要塞。华盛顿要塞的陷落使得大陆军损失了大量士兵、步枪和补给品，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大陆军本来就很脆弱的士气的致命打击。由于没能保护好这些士兵的生命以及储存在要塞里的武器弹药，华盛顿将军受到了人们的猛烈抨击。四天后，爱国者不得不将李要塞拱手交给英军将领康华利勋爵（Lord Cornwallis）。此时华盛顿的部队已经锐减至不到3000名失魂落魄的士兵，他除了穿越新泽西后退外别无选择，与他相伴的，还有在他耳边嗡嗡作响的来自各方恶毒的抨击。 第五章 小狮子 恶劣的天气，低落的士气和背后紧紧咬住不放的追兵，让华盛顿伤透了脑筋，他带着手下这支残兵败将，退到了新泽西。大陆军在纽约屡战屡败的经历，愈发让华盛顿觉得同强大的敌军进行正面会战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他向大陆会议汇报道：“除非形势逼迫，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发动大规模战役或者任何无益的冒险。”取而代之的是，华盛顿选择了遍地开花的小规模偷袭。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积少成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游击战正是汉密尔顿在当年读大学时写的文章中大加推崇的。汉密尔顿一直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能够在英国军队的背后不断骚扰他们，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小规模的进攻”，英国人的处境将会变得“异常艰难”。的确，北美崎岖的地形和密布的森林使得英国人很难按照传统方式通过一次次大型会战解决问题。 在撤退的时候，华盛顿惊喜地发现了汉密尔顿的军事才能。他希望能够在新布伦瑞克附近的拉瑞坦河边停下来抵抗英军的进攻，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自己手下的这群残兵败将不大可能抵挡住敌人的一次进攻，于是决定继续前进。此时的汉密尔顿将大炮架到了河岸边的高地上，掩护爱国者的大部队撤退。据华盛顿的养孙描述，汉密尔顿“指挥着架在岸边的大炮向紧紧咬住美军撤退部队不放的英军前锋纵队猛烈地开火”，他所表现的“大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让华盛顿总司令“刮目相看”。在12月上旬写给大陆会议的一封信中，华盛顿虽然没有提及汉密尔顿的名字，但是却直截了当为掩护了他的部队成功撤退的“巧妙的炮击”大声欢呼。在另一次会战失利后，威廉·豪将军的军队进而占领了新泽西全境，不过华盛顿的部队却幸运地渡过特拉华河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再次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看着眼前这些筋疲力尽、衣衫褴褛的士兵，华盛顿在12月20日警告大陆会议：“再有十天，我们的军队就要被彻底消灭了。”由于许多士兵的服役期已经快要届满，华盛顿将军迫切需要激励这些缺少冬装、士气低沉的士兵们的士气。 在担任炮兵上尉的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汉密尔顿依然证明了自己的恒心和毅力，不过他一直被疾病所困扰。当华盛顿将军在圣诞节夜筹划着渡过特拉华河，对驻扎在特伦顿的那些防备松懈的愚蠢的黑森雇佣军发动一场反击的时候，汉密尔顿正躺在附近的一张床上饱受疾病煎熬。他后来曾经隐晦地提起那场“长期而严重的”折磨着他的疾病，不过不知何故，他依然强忍病痛离开病床参加了这场战斗。由于士兵大量战死和注意力不集中，汉密尔顿连队的人数已经锐减到了不超过30个人。作为斯特林勋爵的下属单位，汉密尔顿的连队接到命令，在午夜后开拔。他们挤上了一条冰冷的货船，渡过了寒冷的特拉华河。 在大雪中行进了13公里后，汉密尔顿和他的那支仅有两门加农炮的部队，已经看到了黑森雇佣军的一支小分队的金属头盔和寒光闪闪的刺刀。在他们交火的时候，汉密尔顿勉强躲避着从他耳旁呼啸而过的加农炮弹。大雪迅速覆盖了大陆军的脚印，华盛顿和他的部队成功偷袭了刚刚在圣诞节晚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黑森雇佣兵的大部队，抓了一千多个俘虏。从汉密尔顿连队的大炮那里发出的阵阵炮声让许多敌军士兵吓破了胆，大部队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虽然，单纯从军事意义来讲，这场胜利除了可以振奋人心外，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全北美的爱国者依然为这场胜利欣喜若狂。 华盛顿迫切希望能够扩大战果，于是他在1777年1月3日对普林斯顿的英军发动了一次极为成功的进攻——这是又一场在军事上不值得称道但是却非常鼓舞人心的胜利，而这两场胜利让人们恢复了对华盛顿领导能力的信心。当看到他的士兵们抓获了二百多英国俘虏的时候，华盛顿将军激动地大声叫喊着：“弟兄们，这真是一场愉快的‘猎狐’行动！”一位高级军官是这样描述汉密尔顿那支严重缺编的连队走进村子里的场景：“我注意到一个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瘦削，在一门大炮边踏步前进，他头上的三角帽遮住了眼睛，他当时陷入了沉思，他的手搁在炮身上，就好像对待他心爱的坐骑或者宠物一样，时不时拍打着那门大炮。”一束神秘的光照到了这位年轻的上尉身上，人们立即注意到了他。“哦，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汉密尔顿的连队进入普林斯顿的场景。”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支连队纪律严明，领头的确实是一个男孩。我怀疑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带领一支部队，让我惊讶的是，当这个瘦小的人扭头向我这边看过来的时候，他竟然是那个我们早已经十分熟悉的汉密尔顿。”此时，汉密尔顿再次置身于普林斯顿这个曾经在几年前拒绝过他的学院里了，只不过，这一次有一个团的敌军士兵占领了学院的宿舍楼。人们传说汉密尔顿在学校的院子里架起了他的大炮，猛轰那栋用砖砌成的建筑，其中的一发加农炮弹径直刺穿了挂在礼拜堂里的乔治二世国王的肖像。不过，最终我们所知道的结果就是，学院里的英国士兵最终投降了。汉密尔顿这时候已经相信，大陆军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团队精神，这些缺乏战争经验的爱国者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用智谋击败训练良好的英国军队。他后来指出：“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冒险就像是那阳光明媚的一天到来之前的第一缕阳光。” 这两次胜利使得华盛顿拯救了正面临敌人威胁的费城，并且为自己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得以补充兵员，重整旗鼓。他将自己的3000名士兵移师到离纽约50公里的新泽西州莫里斯镇，随后军队进入冬休期。这个小镇位于一个美丽的山谷里面，周围的地形正好构成了美军的天然屏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四位将军“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天才——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纳撒尼尔·格林、斯特林勋爵和华盛顿将军本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提拔汉密尔顿的那个人。罗伯特·特鲁普认为最直接施加影响的，是汉密尔顿名义上的长官，大陆军的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诺克斯曾经是波士顿的一名书商，他身上带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体重超过270斤，长着一个肉乎乎的圆鼻头，是一个热心肠的极富幽默感的乐天派。和汉密尔顿在这些年结交的大多数朋友一样，诺克斯也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他早些年也吃了不少苦头。诺克斯的父亲在他12岁的时候就撒手而去，于是他成为母亲唯一的依靠；和汉密尔顿一样，诺克斯也是一个好读书的人；和汉密尔顿一样，他也是靠着一边阅读大量的兵法战略，一边向到他的书店买书的英国军官请教来自学如何打仗的。 1777年1月20日，就在普林斯顿战役两周后，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张字条，个人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僚，担任侍从副官。五天后，《宾夕法尼亚晚报》（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现了这么一段话：“纽约炮兵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通过向本报发行人核实，可能听到了一些有关自己升迁的传闻。”这段隐晦的话一定指的就是华盛顿的那张字条。3月1日，这项任命正式公布，从那时起，汉密尔顿一下子就被晋升为中校。而此时汉密尔顿早已进入华盛顿帐下了。当时，华盛顿的司令部就设在位于莫里斯镇绿色村庄的雅各布·阿诺德的小酒馆。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22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的一个沮丧的小职员变成了美国最显赫的人的副官。不过，汉密尔顿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汉密尔顿所渴望的，是在沙场杀敌而不是被拴在办公桌边处理文牍。华盛顿曾经写过，汉密尔顿的日常工作便是“从早到晚接受各种申请，回复各类信件”。二十多年后，当汉密尔顿能够更坦率地和华盛顿交谈时，他告诉华盛顿，自己对当年的那个任命非常失望：“在1777年炮兵团的数量增加的时候，如果我没有离开原来的岗位，我本来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指挥其中的一个团，很可能我将来还有机会指挥更高级别的部队。”不过，汉密尔顿或许低估了1777年3月他的这次升迁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次升迁实际上使得华盛顿这个美国地位最高的人成为汉密尔顿事实上的后台，并且让他进入了军官的圈子，而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政党中的骨干力量。从很多方面来看，1789年的政府组成名单的任命，实际上在十多年前的革命之初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虽然病还没有完全好，汉密尔顿幸运地在战争的间隙期接受了华盛顿的任命。拖延时间对美国人无疑是有利的，但是英国人的进攻却一直不紧不慢。在汉密尔顿到莫里斯镇报到后的几个星期，他告诉自己的纽约同事，每天两军都有零星的交火，“不过这些冲突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汉密尔顿还给圣·克罗伊岛的休·诺克斯写了封信，告诉他自从这项任命后，好几个月里，“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战事”。尽管汉密尔顿在最初一段时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怎么有趣，不过他立即以其典型的高效率开始料理华盛顿的各种事务。3月10日，他给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准将写信，告诉他华盛顿将军生病了，因此自己很不愿意打扰华盛顿将军。而等到华盛顿康复之后，汉密尔顿写道：“我发现他每天要处理无数的事情，这让我很不好意思去麻烦他，尤其是我向他请示到的答案，或许是我自己能够做出判断的。”汉密尔顿是多么快地就有信心成为华盛顿将军的代理人啊！他已经开始用一种权威口气，在华盛顿不在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了。 在春季这段战争的间隙，汉密尔顿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自己的这位新老板，这个45岁的高个子弗吉尼亚人和他的那个22岁的小个子副官表面上的对比非常明显。华盛顿差不多要比汉密尔顿高至少15厘米。虽然汉密尔顿是在1755年才出生的，但他们俩这种外形上的差异，仍使得有些人恶毒地散布谣言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在1751年去巴巴多斯旅行时候留下的“野种”。华盛顿身上的贵族气质很可能会带来误导。尽管他是一个富裕的烟草种植园主的儿子（华盛顿的父亲在他11岁的时候便去世了，把华盛顿留给了专横的母亲），华盛顿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他从来没有进过大学，在少年时代就被训练成为一名测量员。后来华盛顿以花岗岩般的冷静闻名天下，实际上他也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小伙子。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曾给华盛顿的母亲写信：“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写道，这个16岁的男孩“经常会在盛怒下暴跳如雷，而实际上有时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值得他发这么大的火”。 华盛顿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作为局外人的不安，并且迫切地希望能够获得别人的尊敬，于是，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打入上流社会。他学习跳舞，琢磨如何正确地着装，并且根据一本礼仪手册学习如何文明的举手投足。和汉密尔顿一样，华盛顿也将军事成就当成自己向上爬的梯子。在2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弗吉尼亚武装部队中一名年轻的中校，并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我听到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飞过，”在一场战斗之后，他说道，“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华盛顿是一个对尊严非常敏感的人，他十分憎恶英国人对殖民地本地军官的轻蔑，而且永远也忘不了在粗鲁而愚蠢的猪头将军爱德华·布莱道克（General Edward Braddock）身边担任副官时的不愉快经历。华盛顿早年的这段与别人相处的灰色记忆使得他身上残留了那么一些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思想，这和汉密尔顿的人生观颇有些相似的地方。 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使得华盛顿从一个不得志的小军官变成了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在他从巴巴多斯旅行回来后，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的死让他成了家族财产——维农山庄——的唯一继承人。而当他在26岁的时候与富有的寡妇玛莎·丹德里奇·卡斯提斯（Martha Dandridge Custis）结婚后，他的前途便是一片光明了。尽管卡斯提斯在前一次婚姻时曾经育有两个孩子，但是她和华盛顿却没有孩子。于是便有人猜测，或许是由于华盛顿在巴巴多斯旅行时感染天花的原因，他实际上没有生育能力。或许是出于男人做父亲的本能，华盛顿在革命期间认了好几个干儿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和那个他常常用“我的孩子”指代的汉密尔顿。 事实证明华盛顿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在西部的投机买卖和在维农山庄经营种植园的买卖都做得很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从奴隶船上购买奴隶，到了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一共拥有超过100名奴隶和34平方千米的土地。华盛顿还是一个颇有些创新精神的农场主，他亲自发明了一种犁耙，同时还在维农山庄办起了实业，拥有一个面粉磨坊和一间服装作坊，他正是汉密尔顿欣赏的那类实业家。华盛顿在指挥部队的时候同时还运用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曾经在弗吉尼亚州议院担任了长达15年的议员，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出于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期间，他拒绝任何报酬，仅仅接受一些刚刚可以满足他日常花销的津贴。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关系是那样的重要——大概只有杰斐逊和麦迪逊那亲密的同志情谊可以相比——以至于很难想象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如果没有了这层友谊，历史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两个人的才能和价值恰好互补，他们在未来的22年中共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风波。华盛顿有着异乎寻常的判断力，意志坚定，会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那个有时还很任性的被保护人，他知道羽翼未丰的汉密尔顿需要一个靠得住的后台。相反，汉密尔顿有着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政策知识，华盛顿的手下还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他可以把初步的想法变成详细的计划，能够把革命的理想变成不朽的现实。这两个人团结到一起，便无坚不摧，要远远胜过将他们两个人的能力简单地做个加法。 无论如何，这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活泼好强的，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看起来更多的建立在惺惺相惜的互相尊重而不是真正的感情之上。当查尔斯·威尔森·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在1799年为华盛顿画像的时候，他笔下的华盛顿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自信的人物，有那么一点点的自大，带着一种指挥者的从容神情。实际上，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相反，他是一个要求严格，很容易就发怒的人。当他有了一个好主意的时候，他总是需要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并不鼓励别人和他套近乎，担心这会导致下级的松懈，他也总是板起脸来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流逝，华盛顿逐渐成了自己名望的囚徒，人们在有他出现的场合都不敢松懈。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注意到了华盛顿冷静外表下那难以抑制的坏脾气，在他后来的有关华盛顿的画像中，他在描绘华盛顿的眼睛时，隐晦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矛盾。华盛顿的这种自制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勉力而为并非天生性格使然，这让他很容易在愤怒的时候一下子将压抑许久的怒火彻底释放出来。“华盛顿的本性是高调而易怒的，只是理智和决心占了上风，压制了他的脾气。”杰斐逊充满理解地说道，“相反，如果，当他的愤怒超出了他可以容忍的边界的时候，那他就会一下子暴跳如雷。” 那些在公开场合遇到华盛顿的人通常都会为他的勇敢与乐观折服。在与华盛顿见面的时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曾经悄悄对约翰·亚当斯说：“绅士风度和士兵的勇敢看起来完美地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相反，由于汉密尔顿与华盛顿天天在一起共事，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华盛顿脾气暴躁甚至是根本无法控制情绪的那一面。华盛顿非常喜欢汉密尔顿，远远超过了对待其他的副官，不过他从来没有公开表达出这种感觉。汉密尔顿通常会称呼他“阁下”，他一直苦于自己无法看穿这位将军。不过拉法耶特侯爵提到，同样地，汉密尔顿也有所保留。那种认为汉密尔顿是华盛顿养子的说法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说得通的道理，不过它实际上没有能够真正概括这两个人之间心灵上的互动。如果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养子，那么他对华盛顿的感情就一定压抑着弑父情结。汉密尔顿是如此优秀，如此冷静，他一定比其他副官更能觉察到华盛顿身上的缺点。甚至有人感觉，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大家庭”中的诸多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想和这位将军较劲，或者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指挥这支军队的人。从汉密尔顿的天性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服从别人，即便这个人是杰出的乔治·华盛顿。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华盛顿是一个有着特殊才能的伟大领袖，也坚定地认为华盛顿是美国早期历史中最不可替代的人物。汉密尔顿没有陷入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但是他最为崇拜的人确实也就是华盛顿。他对于华盛顿作为一名军事领袖的能力有所疑惑——这位将军确实在独立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役里都吃了败仗——但是毫不怀疑华盛顿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自从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和华盛顿联系到了一起后，他和自己做了一项交易，从今往后，在他的余生中，他从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华盛顿，而华盛顿的形象是团结这个国家最有力的工具。 华盛顿在演讲的时候总是缺乏自信，约翰·亚当斯因此将他形容为一个有着“沉默天赋”的伟大演员。华盛顿显然知道自己不善言辞，一次，他写道：“我宁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我的计划，而不是通过口头表达出来。”然而，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却不得不在和大陆会议打交道的时候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同时还得充任代表们的调停人。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种种操作性问题——征募士兵、提升、分配军需品、军服、食物、供给、战俘——都堆满了他的办公桌。这样的一个人需要一个好笔杆子。而在华盛顿的副官中，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能和汉密尔顿相比。 做华盛顿的首席秘书并不仅仅是一份被动的、速记员般的工作。“现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案头。”华盛顿在9月份曾给大陆会议写信说道，“我为此不得不放下很多重要的工作。因此对我来说招募一些人来做我的参谋并且代为执行命令便是非常有必要的。”华盛顿进一步在他的信中解释道，他写的信通常都是由副官们起草，并经过他的审阅。因此，汉密尔顿的特长正是华盛顿迫切需要的。他能够想到华盛顿会怎么想，能够感觉到华盛顿要说的话，并将它们用娴熟老辣的外交辞令写出来。华盛顿通常都会给出一些提示，很快地，汉密尔顿就会在记录的时候整理出一份文件，这着实是一种本事。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战地命令都因此被汉密尔顿的笔记录下来了。罗伯特·特鲁普写道：“我们军队的笔就在汉密尔顿手中，华盛顿将军的这些信，都是那么的文字庄重、简明扼要、格调高雅，因此成为军队日志中最重要的部分。”汉密尔顿很不愿意承认，他曾担任过华盛顿的军事顾问，因为这会让人们怀疑他“老板”的军事能力。不过，汉密尔顿确实在很多方面为华盛顿提供了建议。华盛顿的另外一位副官詹姆斯·麦克亨利（James McHenry）说，汉密尔顿“在实践上，是在华盛顿将军的指导下学习军事的，他的建议在许多场合（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都帮助我们的领袖完善了自己的领导集团，而正是这种完善使得独立战争尽早结束”。 很快，这个22岁的小伙子就开始为华盛顿将军起草写给大陆会议、州长和大陆军那些最有权势的将军们的信了。没过多久，他就被获准接触所有的机密信息，并且被授权以华盛顿将军的名义，自行签发命令了。蒂莫西·皮克林少将后来很负责任地说，汉密尔顿远不是一个司令部里的首席抄写员那么简单：“在他担任华盛顿将军的副官的那段时间，在将军所有那些重要的通信中，汉密尔顿都不仅仅要写，还要花时间为将军思考。” 由于汉密尔顿已经从华盛顿将军的私人秘书演变成了类似于总参谋长的角色，因此，他在战场上总会骑马和将军并肩作战，并经常承担外交使命，对付那些顽固的将军、整理筛选情报、审讯逃亡者、参与战俘交换的谈判。这让汉密尔顿对于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有了多角度的认识，这也进一步加速了他知识上的进步。华盛顿既是爱国者的军事领导，又是政治领导，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了。他必须想办法安抚大陆会议，这个机构一直要求控制军队，同时也得协调那13个无休止争吵的殖民地。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因此都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北美共同繁荣，而此时其他的许多政客和将军却在为了局部利益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希望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陆军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可以调和地方矛盾的中央政府，他们两个人最初的这点想法在经过丰富和完善后，便成就了未来的美国的宪法和联邦党。和华盛顿一样，汉密尔顿也极度反感那些当将士在前方血洒疆场时，自己却坐在费城争吵不休的胆怯、贪婪而阴险的政客。 在他进入华盛顿帐下的最初几个星期，汉密尔顿开始构建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在纽约从政的基础的关系网。他同意不定时地向纽约的政客告知前方的战况，每两个星期向新近成立的纽约通讯委员会汇报一次，这让他和古维内尔·莫里斯、约翰·杰伊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这样的纽约政治领袖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77 年4月20日，当《纽约州宪法》（New York State Constitution）通过之后，汉密尔顿对这部宪法深感满意，在给莫里斯的一封评价这一宪法的信中，汉密尔顿提前描绘了他未来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州长应该经由“一小群自觉的精英人士选出，而不可能依靠人民大众的普选来推举”。另一方面，他也表达了在学生时代就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当时他担心一个由有产者选民独立选出的参议员，会“堕落为一个纯粹的贵族化的团体”。实际上，当奥尔巴尼的菲利普·斯凯勒将军在州长选举中被代表小农场主利益的乔治·克林顿将军击败的时候，纽约的那些贵族化了的大土地主就非常失望。斯凯勒这位汉密尔顿的岳父大人因为这次选举的失利而受到了很大打击，在对克林顿将军表示钦佩的同时，他还抱怨道：“按理说，他的家庭出身和亲戚关系不应该让他在竞选中取得这么大的优势！”未来的某一天，汉密尔顿也会面对这种围绕着他自己的斯凯勒—克林顿式的斗争。 在汉密尔顿加入华盛顿的麾下没多久，查里斯·威尔森·皮尔访问了华盛顿在新泽西的司令部，为汉密尔顿画了第一幅肖像——画在象牙上的一个微缩肖像：画中的汉密尔顿身穿一件蓝黄相间的制服，佩戴着金色的肩章和象征着副官身份的丝带；他一头短发，鼻子挺拔、修长，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观看者。此时的他，还不曾拥有后来使他的行为与众不同的那份优雅的自信。汉密尔顿的面庞在画中还显得瘦削而稚嫩，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脸也越来越宽，以至于后来他的头颅同他那匀称瘦小的躯体相比，要大得不成比例。 驻扎在雅各布·阿诺德的客栈里，汉密尔顿和他的军事大家庭里的新成员亲密无间。这是因为华盛顿为了便于随时召唤手下的这些副官，而特意安排他们住在一起的。有时候，在寒冷的夜里，华盛顿将军会裹上一床行军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问题，直到骑马匆匆赶来的信使将他从思考拉回现实。“当紧急信件被打开看阅之后。”华盛顿的一位养孙回忆说，“人们会经常听到将军冷静而低沉地向全神贯注地注视他的勤务员下达命令的声音，‘去叫一下汉密尔顿上校’。” 华盛顿的几位副官通常都住在一个房间，晚上，他们两个人睡一张床，而在白天，他们都日复一日地紧巴巴地围坐在一张小木桌周围处理军务。华盛顿一般都是会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小办公室的。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副官每天会撰写或抄写超过100封信件，偶尔举办的舞会、阅兵和评论都是他们劳累了一段时间后宝贵的放松机会。晚上的时候，这些副官就会停下手头的工作，围坐到餐桌边，饶有兴致地讨论各种议题。虽然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最年轻的幕僚，不过按照华盛顿的说法，他却是华盛顿“最主要也是知道事情最多的一个副官”。其他的副官们并不因此而嫉妒汉密尔顿，相反，他们都是汉密尔顿的铁哥们儿，汉密尔顿被他们亲切地唤作“哈姆”（Ham）或者“哈米”（Hammie）。对于一个从加勒比来的孤儿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成为一个精英“家庭”中的一员而幸运的呢？ 这个年轻移民的人生再一次出现了转折。尽管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埋藏着过去那一段可怕的回忆，然而，至此之后，他便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的顶尖阶层。这对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巨大转变。和那些深受传统的束缚，过多依赖贵族阶层的欧洲军队不同，华盛顿的军队给战士们提供了向上爬的空间。尽管华盛顿军队仍然不能算是完全的唯才是举，但是和历史上以往的任何军队相比，这支军队却是最重视天才和智慧的。汉密尔顿在大陆军高层服役的经历，大大加速了他从心理上归化为一个纯血统的美国人的速度。移民对自己的新祖国通常都会有种特殊的感情，大陆军作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坚强组织，让汉密尔顿这个移民成了鼓吹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最佳人选。 汉密尔顿因为他的智慧和快乐的性格而赢得了许多朋友。纳撒尼尔·格林将军回忆道，汉密尔顿就好像“黑暗中一缕明亮的阳光，在越黑暗的时候，就越见光明”。后来许多成为汉密尔顿朋友的人，都有着和格林将军一样的感觉。日后成为参议员的哈里斯·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是这样评价汉密尔顿的：“年轻的汉密尔顿直率、和蔼、聪明、勇敢，他是战士们中最受欢迎的人。”律师威廉·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也有同感，在他眼中，汉密尔顿是一个一流的雄辩家，品德高尚、坦诚直率，不过，他也提到，汉密尔顿并不因此而缺少敌人，“他有能力赢得最亲近的朋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敌人却既惧怕他，又对他恨之入骨”。汉密尔顿心思敏捷，巧舌如簧，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别人，他是那么的擅长辩论，以至于那些最聪明的人在他出现的时候，也会被他整得哑口无言，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汉密尔顿的身边，都是一群和他年龄相仿，性格相近的年轻副官，在这个集体中，他能感到家庭般的温暖。他和罗伯特·H.哈里森（Robert H. Harrison）互看对方的信件。哈里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镇，曾是华盛顿的邻居。汉密尔顿比哈里森要小10岁，哈里森非常喜欢他，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小狮子”。汉密尔顿的另外一位哥们儿名叫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他最初在费城的一个轻步兵连服役。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华盛顿都称他是自己“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华盛顿又夸他是“最为热心的公仆”和“谦虚而与人为善”的好人。理查德·基德尔·米德（Richard Kidder Meade）和汉密尔顿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加入了华盛顿的幕僚团队，汉密尔顿曾经热情地夸奖他道：“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值得尊敬，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和蔼可亲。我一旦碰到他，就无法抑制自己的喜爱之情。” 汉密尔顿每年夏天都会饱尝疟疾的折磨，这或许是他从热带地区带来的遗产。不过，在汉密尔顿加入华盛顿的副官团队的第二年，一位叫詹姆斯·麦克亨利的出生于爱尔兰，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人的到来让他缓解了病痛。这个华盛顿的新副官曾在费城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门下学习医学，让他有能力治疗包括疟疾在内的困扰汉密尔顿的诸多疾病。为了治疗汉密尔顿的便秘，麦克亨利建议汉密尔顿少喝点牛奶和葡萄酒：“你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有些节制，最好不要超过三杯，而且千万别每天都喝酒。”（从当时人们一次喝三杯葡萄酒被认为是有节制的情况来看，在汉密尔顿的时代，大量饮酒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麦克亨利还是一个热心肠的诗人，他很喜欢创作一些歌颂英雄的诗歌，同时，他也经常和汉密尔顿一起唱歌，为华盛顿的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汉密尔顿说：“他和我总是用那些动听的歌声来给兄弟们带来欢乐。” 麦克亨利的日记告诉我们，华盛顿手下的许多副官在那个无所事事的春天都没少和女人偷偷泡在一起。2月份，许多高级军官的妻子——华盛顿夫人、诺克斯夫人、格林夫人和斯特林夫人以及她的女儿凯蒂小姐——都来看望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这些女士每天晚上都会凑到一起，组织小型的派对。其中的一位女士，来自弗吉尼亚的玛莎·布兰德（Martha Bland）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年轻英俊的副官，她发现这些小伙子都是“彬彬有礼、擅长交际的绅士，他们让客人每天都过得很愉快”。有一天，布兰德小姐参加了由华盛顿夫妇组织的骑马派对，在那次聚会上，她完全被汉密尔顿吸引住了，她形容汉密尔顿是一个“明智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一个西印度群岛绅士”。在这个社交活动频繁的季节，汉密尔顿已经可以和那些出身高贵的夫人与小姐平等交往并向她们大献殷勤了。亚历山大·格雷顿上校（Colonel Alexander Graydon）回忆说，在一次晚宴上，得意扬扬的汉密尔顿身边围满了仰慕他的妇人们，“他表现得游刃有余、举止适当、轻松活泼，这让我对他的天才与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表现出的“才华会让最高贵的社交圈子也为之倾倒”。 在莫里斯顿，还有一件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那时的汉密尔顿绝对是一个有着旺盛性欲的疯狂追逐女色的家伙。在他的一生中，当身处不确定的状况时，汉密尔顿总是异常地喜欢拈花惹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轻率地乱搞男女关系。他一到华盛顿的幕僚团队，就开始追求他的老朋友凯瑟琳·利文斯顿，也就是他曾经的赞助人，现在的新泽西独立后的第一任州长威廉·利文斯顿的女儿。4月11日，在一封写给凯蒂的信中，汉密尔顿写了一段当时的那些花花公子在勾引女人时常说的话： 在清楚地知道您的品位和您究竟是对爱情持浪漫还是谨慎的态度后，我都将用这结果来约束自己。如果您选择做一个被人顶礼膜拜的女神，那么我将竭尽全力，发挥自己最大的想象力与自然抗争，使您梦想成真……但如果您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普通人，只想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而不奢求其他的话，那我就会像一个理智的人一样和您交谈。 不过，汉密尔顿和凯蒂·利文斯顿并不仅仅是逢场作戏，他在信中宣称，革命的胜利结束将会“为那个叫作婚姻的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扫清所有的障碍”。 当汉密尔顿收到凯蒂小姐对他早先一封信的迟来的回复时，他兴奋地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同僚传阅。“汉密尔顿！”一位副官大叫道，“当你给这位高贵的小姐写信的时候，一定是一副顶礼膜拜的神情，我相信，除了女神，没人能让你写出那么优美的文字！”在写给凯蒂的信中，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告诉凯蒂，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过分地沉溺于女色：“我用我的笔给你写信，冒着被吹毛求疵之人诅咒的危险，因为我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在如此琐碎、无关紧要的一个玩具身上，比如——女人。”显然，凯蒂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追求——汉密尔顿责怪她铁石心肠——他如哲人般地总结说，“我或许应该走一条正确的路”，告诉她，我的座右铭是“一切都为了爱”。我们可以从汉密尔顿对凯蒂时而奉承、时而蔑视的态度中揣测出他面对那些时髦的女郎时的复杂心态。在他在圣·克罗伊岛写下第一首孩子气的情诗的时候，他就矛盾地将女人想象为贞洁的女神或是火辣的狐狸精。他究竟偏好哪一种女人，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1777年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汉密尔顿和一个名叫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的年轻军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谊。劳伦斯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在10月份正式进入了华盛顿的幕僚团。在一幅油画中，身材并不魁梧的劳伦斯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紧握一把长长的弯刀的刀柄，充满自信地摆出了一副发号施令的架势。约翰·劳伦斯是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名叫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著名种植园主的儿子，亨利·劳伦斯在那年11月接替约翰·汉考克担任了大陆会议的主席。和汉密尔顿一样，劳伦斯的父母一方是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后代，另一方是英国后裔，他和汉密尔顿在信仰上有着相同的背景，就好像一对精神上的双胞胎。这两人都酷爱阅读并且野心勃勃，大胆而敢于冒险，渴望取得战功。他们两个人都充满了唐·吉诃德般的理想主义，甘愿为了正义的理由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汉密尔顿一样，劳伦斯对自己也是极为自信，因此，在那些与他观点不同的人眼中，他是一个唐突而专横的家伙。和汉密尔顿的其他朋友不同，劳伦斯是汉密尔顿的搭档，他们两个人曾经在革命中并肩作战，有许多共同的美好记忆。 劳伦斯出生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他比汉密尔顿早几个月来到人世，他是一个在全州最大的奴隶主之家长大的公子哥。1771年，当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辛苦地做小职员的时候，劳伦斯的父亲把劳伦斯送到了瑞士日内瓦的一所国际学校。在那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优等生，在剑术、骑术和绘画这样的课程上比其他同学要强得多。劳伦斯在日内瓦尽情地呼吸了共和的空气，决心做一名律师。1774年，他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法律。此时由于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在一个判决中宣布奴隶一旦被带到英国，他就自动获得自由，英国的废奴运动因而风起云涌。劳伦斯也就在此时转而赞同废奴主义，这使得他和汉密尔顿在意识形态上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在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之后，劳伦斯便嚷嚷着要回家，不过却被他那位脾气暴躁的父亲拦住了，他害怕自己的儿子会跑去参军打仗。亨利·劳伦斯总是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觉得自己的那个冲动的儿子会死在战场上。约翰·劳伦斯在1776年读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之后，迫不及待想要渡过大西洋回家干一番事业，然而此时他却陷在英格兰寸步难行。他把一个名叫玛莎·曼宁（Martha Manning）的少女的肚子搞大了，而曼宁那富有的父亲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却正是亨利·劳伦斯的好朋友。出于个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约翰·劳伦斯在1776年10月和曼宁举行了秘密的婚礼。四个月后，在玛莎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劳伦斯立即登上了一条回美国的船。在回南卡罗来纳没多久，劳伦斯就立即应征入伍，加入了大陆军并且取得了华盛顿的绝对信任。华盛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僚团队，并且委托他执行了许多极为机密的任务。“这些任务都是我绝对不能写在纸上的。”华盛顿后来写道。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两人立刻黏在了一起。汉密尔顿后来称赞劳伦斯“热情，聪明、勇敢无畏”。随着战争的延续，汉密尔顿对劳伦斯的邪念也越来越大胆，以至于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James T. Flexner）在他们的关系中嗅出了同性恋的味道。不过，由于18世纪的人们喜欢在信中大量堆砌华丽的辞藻，即使是写给同性朋友的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妨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倍加谨慎，尤其是在劳伦斯写给汉密尔顿的信通常都是热情但却得体的情况下更应谨慎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人们非常喜欢用“娘娘腔”来形容汉密尔顿——众所周知，汉密尔顿热衷军功，渴望冒险，因此这种形容难免让人惊讶不已。当约翰·C.汉密尔顿为他的父亲编纂权威传记的时候，他忽略掉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这样描述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关系的：“在这两个被称为‘革命骑士’的尚武年轻人的交往中，有着朋友间最深的喜爱，这种友爱近乎于男女之情。”汉密尔顿显然在孩提时代就接触过同性恋，因为有许多“鸡奸犯”和窃贼、扒手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一起，被运到了加勒比地区。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鸡奸曾是严重的罪行，所以，如果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真的是一对情侣——他们一定会异常小心才对。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汉密尔顿对他的老朋友有着青春期迷恋般的特殊感情。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与一位刚刚在1777年7月31日被任命为大陆军名誉少将的法国年轻贵族——拉法耶特侯爵，结成了充满活力的“三人帮”。当时只有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是一个时髦而热情洋溢的年轻贵族，他满脑子都是共和思想，迫切地希望能够献身于革命理想。“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参加的那个快活的三人帮完全是拉法耶特组织起来的。”汉密尔顿的孙子后来写道，“他们三个人的故事一定启发了大仲马创作他那著名的三剑客。”拉法耶特总是用最热情的话语来形容他的那两位美国朋友。对劳伦斯，他写道：“他的开朗、正直、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勇敢让我成为他最忠诚的朋友。”在描述汉密尔顿的时候，拉法耶特更加热情洋溢，他将汉密尔顿称为“和我情同手足的铁哥们儿，我为能成为他的好兄弟而感到骄傲和快乐”。艾丽萨·汉密尔顿后来证实说：“侯爵就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热爱汉密尔顿，他们俩的情谊是互相的。” 画像中的拉法耶特是一个苗条而英俊的青年，他头戴白色的假发，唇红齿白，弯弯的眉毛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和汉密尔顿一样，拉法耶特的生活也笼罩在儿时痛苦记忆的阴影中：拉法耶特的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他的母亲的去世使得在他和13岁的汉密尔顿一样大的时候也成了孤儿。16岁的时候，他娶了只有14岁的阿德里安娜·德·诺艾丽斯（Adrienne de Noailles），一个出身于法国最有权势家庭的女孩。拉法耶特让美国和路易十六那势利的宫廷取得了联系，这对美国来说是无价之宝。他的地位能在大陆军中扶摇直上，要归功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从巴黎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在信中，富兰克林指出要好好地招待这个在法国人脉很广的年轻人，他有着莫大的政治价值。拉法耶特自愿无偿为大陆军服役，他出资为美国装备了一条船，又慷慨地自掏腰包为爱国者提供服装和武器弹药。 许多人对拉法耶特非常热情，人们发现他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热情和自由的情操。富兰克林恳求华盛顿和那个“和蔼的贵族青年”做好朋友，并且非常担心人们会利用他的善良。不过，富兰克林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华盛顿对拉法耶特的情感。当这个法国青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华盛顿对大夫说：“请您把他当作我儿子对待！”而对拉法耶特来说，华盛顿就是以尊敬的父亲的身份出现的，他后来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起名叫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George Washington Lafayette）。不过，拉法耶特的耳边也没少回荡着批评的声音，人们指责他是一个虚荣、可疑的自私自利的家伙。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拉法耶特最无法让人容忍的地方就是“他最大弱点就是如狗一般的对名利充满欲望”。尽管汉密尔顿无比热爱拉法耶特，他也一样嘲笑这位侯爵公子满脑子都是反复无常的怪念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拉法耶特却用自己那令人吃惊的成熟与能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军官，这对他的崇拜者来说，是最好的奖赏。 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几乎在一瞬间就和拉法耶特成了好朋友，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专事联系这位法国贵族的联络官。和与约翰·劳伦斯的情况一样，汉密尔顿和侯爵的关系也同样暧昧而火热，以至于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怀疑他们俩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朋友了。汉密尔顿的孙子也曾提到过：“他们俩的友谊中有着一丝浪漫，这即便在当时也是非常特别的，对拉法耶特来说，特别是在他在这个国家逗留的期间，他和汉密尔顿保持着最最亲密的关系。”在战争后期，拉法耶特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在将军的诸多副官中，有一个年轻人是我最喜欢的，我以前曾向你提起过他。这个人就是汉密尔顿上校。”在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通信中，汉密尔顿一般都是更热乎的那一方。不过，当与拉法耶特写给汉密尔顿的文字的火热程度相比时，汉密尔顿写给劳伦斯的信就要相形见绌了。拉法耶特在1780年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场战役之前，我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可以说是对这个世界有着相同看法的亲密的朋友，但是在我从法国回来后，我对你的感情已经逐日增长，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它有多么深了。”拉法耶特的这番话究竟是当时流行的浮华的法式文体还是包含了真情实感呢？就像汉密尔顿和劳伦斯的关系一样，恐怕将永远是个谜。不过，汉密尔顿、劳伦斯和拉法耶特之间的通信中的那些让人看了心跳加速的肉麻文字，在汉密尔顿后来的信件中，再也看不到了。当然，这或许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们还只是稚嫩的年轻人并且是在战争期间出生入死的战友的缘故。不过，从更宽的视野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局外人，拥有着一般人身上少见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并且已经吸引了一票忠诚而有地位的铁哥们儿，正是这些人在后来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最高一层。 1777年7月初，位于纽约上州的提康德罗加要塞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这让乔治三世国王兴高采烈地拍手叫好：“我已经打败他们了！已经把所有美国人都打败了！”对爱国者来说，提康德罗加要塞的陷落很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英国人实际上打通了北美的南北走廊，约翰·伯格因将军（General John Burgoyne）和他的军队可以从加拿大南下直杀到纽约市，从而将革命军拦腰截成两段，新英格兰将因此与其他诸州隔绝开来，这可是英国人战略的关键。汉密尔顿因这场失败大为光火，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应当为这次失利负责的美军司令官菲利普·斯凯勒。“我向来都是斯凯勒将军的支持者，我也曾无数次地为他的行为辩护，”他在写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的信中愤怒地说，“然而我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做的却是不对的。”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斯凯勒要比他那个时代的人宽容得多，当时他的军队有大量的人逃跑，他手下的那些新英格兰人因为他是来自纽约，并且对军纪要求甚严，早就对他心怀不满。而英国人则早早就按照高明的作战计划，占据了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提康德罗加要塞的陡峭的山头，这就使得提康德罗加要塞不再是不可攻陷的堡垒。在经历了诸多责难后，斯凯勒被解除了大陆军北方军司令的职务，取代他的是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斯凯勒嘲笑说，盖茨是新英格兰人的“偶像”。尽管后来在斯凯勒主动要求召开的军事法庭审判中，他被宣判无罪，但是此后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够从这场败仗中恢复过来。 从汉密尔顿对提康德罗加的失败来看，这个不属于任何一州的外来者对纽约有着特殊的感情。汉密尔顿写信告诉利文斯顿，他对“有可能失去纽约，这个很大程度上被我当作政治的祖国的地方”而深感恐惧，“我同意您的观点，‘您的州’的陷落对于北美是非常致命的打击，这所带来的影响比威廉·豪将军可能向南进攻任何一个州所带来的影响都要大”。汉密尔顿用“您的州”这种说法，说明他此时还没有将自己的忠诚全部无条件献给纽约。 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对战略的理解。在夏天对英国军队观察了一番之后，汉密尔顿大胆做出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预测。首先，他认为伯格因将军会寻求沿哈得孙河到下纽约：“我估计，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冒险精神一定会被虚荣心煽动起来，让他不顾一切地贸然行事”，除非威廉·豪将军带领他的英国军队从纽约北面出发赶去增援他，否则，他的冒险就一定会给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汉密尔顿一点也不觉得威廉·豪将军会那么聪明，因为，英国“总体来看都表现得像一群傻瓜”。相反，他预言——后来同样被证明是惊人的准确——威廉·豪将军会“大胆地寻求和我们的主力会战”，并且一定会轻率地寻求攻占费城的机会。 在那个通信手段依然很原始的时代，即便是一支庞大的舰队也有可能在茫茫大海中迷航而耽搁行程。威廉·豪将军7月底从纽约港出发，指挥着267艘军舰和18,000名士兵，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一周以后，人们在特拉华湾看到了他的舰队，然而，没过多久，这支舰队又一次不见了踪迹，直到8月底，才重新出现在了特拉华湾。汉密尔顿非常希望大陆军能够用一场胜利阻挡威廉·豪将军进入费城，他激动地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我们的军队境况良好，士气高涨……我们不但要和英国人抵抗到底，我们还要主动出击，我向来信奉这样的格言，胜利的天平大多时候总是倾向于进攻的那一方。”不过，这一次，汉密尔顿过分乐观了。9月11日，英美两军在费城郊外的白兰地河发生了一场恶战，尽管爱国者毫不畏惧地奋勇作战，他们的抵抗仍然土崩瓦解，这场残酷的战斗最终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最终有一千三百多名美军士兵被打死、重伤或者俘虏，总数是英军伤亡人数的两倍。 从当前的战局来看，要想止住英国人向首都费城推进的步伐已经不可能的了。华盛顿派遣汉密尔顿和人称外号“小马哈里”的亨利·李上尉（Captain Henry“Light-Horse Harry”Lee）——罗伯特·E.李将军（Robert E. Lee）的父亲——和八名骑兵去赶在被敌人占领之前烧毁斯凯基尔河上的磨坊。当汉密尔顿和其他几个骑兵在戴维斯码头倾倒面粉的时候，他们的哨兵鸣枪警告说英国骑兵就快来了。为了保证能够顺利撤退，汉密尔顿事先在河边留了一条平底船。听到枪响，他和三名同伴立刻跳上船向远离河岸的方向划去，而“小马哈里”则和战友们迅速上马绝尘而去。李上尉后来回忆说，英国骑兵轮番用骑枪向汉密尔顿的小船射击，汉密尔顿手下有一个人因此而送命，另一个则受了伤。而此时的汉密尔顿正在船上“奋力同因为连日大雨而异常汹涌的河水搏斗”。汉密尔顿和他的人后来从船上跳入了水中，费了很大劲游到了安全的地方。在脱离了危险后，汉密尔顿顾不上喘一口气，便立刻跑到约翰·汉考克那里报信，敦促他立刻将大陆会议的代表从费城疏散。就在汉密尔顿返回司令部前，华盛顿从李上尉那里接到了“汉密尔顿已在斯凯基尔河战死”的消息。于是，当浑身都湿透了的汉密尔顿走进司令部的大门时，脸上还满是泪水的人们便一下子破涕为笑，大声欢呼了起来。 在大陆会议于当晚休会之后，约翰·汉考克阅读了汉密尔顿的信，在信中，汉密尔顿预测敌人会在拂晓时分突袭费城。于是，许多大陆会议的代表决定立刻放弃这座城市，并在午夜过后逃之夭夭。约翰·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说，自己是在凌晨3点被人叫醒，士兵向他告知了汉密尔顿的那个可怕的预测，于是他急忙胡乱抓了几件自己的贴身物品，跳上马，和其他一些大陆会议的代表在天亮前逃离了费城。“大陆会议就像一只被人追打的丧家犬，先是从费城被赶到了特伦顿，然后又从特伦顿被轰到了兰开斯特。”亚当斯用他那一贯的煽情天赋，写下了上面的这番话。 汉密尔顿的警告后来看是太早了，因为英国军队在进城之前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华盛顿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时间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由于此时的这支大陆军极端缺乏军装、毛毯和马匹，所以，华盛顿很不情愿地交给汉密尔顿100个士兵，授权他从费城居民那里征召补给品。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任命，华盛顿害怕如果处理失当，将会“毁掉整支军队，甚至整个北美”。就像他给汉密尔顿的命令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痛心不得不发布这样的命令并安排你付诸执行。我被迫要求你前往费城，并向那里的居民征集服装、毛毯和一切能够制作以上物品的原材料……你需要像做生意那样小心谨慎、杀伐决断。 华盛顿将军给汉密尔顿，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副官的这项特别授权，需要汉密尔顿同时具备老辣的手腕和坚定的决心。在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中，取得民心是重中之重。汉密尔顿需要想办法用足够狡猾的手段取得市民的同情而不是怨恨。他做小职员的经验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他非常仔细地记好每一笔账，并且向居民们认真地开立收据。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能将费城所有的马都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免它们落入英国人之手，于是，汉密尔顿便明智地起草了一份可以豁免于此项命令的人的名单：穷人，过路者，打算离开费城的人和依靠马匹为生的人。汉密尔顿为了以上的工作花了整整两天，中间没有休息一分钟，他最大限度地将所有的船只都塞满了军需品，“小心翼翼地、谨慎地”将这些物资运到了特拉华州，“城里的公共财产几乎没有一件落入了英国将军之手”，后来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如此评价汉密尔顿的功劳。依靠这些军需物资，华盛顿得以在10月4日和英军在日尔曼镇再次交手。尽管此战又有一千多名爱国者血洒疆场，但是威廉·豪将军被阻挡在了费城之外，因此无法向北增援伯格因将军。 从很多方面来看，被称为“绅士强尼”的伯格因——一个放荡，虚荣，沉浸于女色和香槟，喜欢追逐名利的家伙——更适合在和平时代吟诗作画而不是在战场上带兵打仗。当时著名的英国演员戴维·加利克（David Garrick）就曾在伯格因创作的话剧《橡树的女仆》（The Maid of the Oaks）在特鲁里街上演时担任剧中的主角。伯格因和他的军队在1777年10月初携带着大量累赘的仪仗器物沿哈得孙峡谷南下。伯格因携带了超过30马车的私人物品跟着他的部队一同穿越苍蝇肆虐的一个个沼泽，仿佛是去参加国王的加冕典礼而不是在美洲打仗。但伯格因却指责说他的部队的军官大多都是势利小人。在他看来，英国人对北美的这些乱臣贼子太过仁慈了，他曾在1774年说道：“我把北美看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已经因为对他太过放任而将他彻底惯坏了。” 英国人最初的作战计划是将新英格兰和其他叛乱的省份隔离开来，按照计划，伯格因应当从北面，巴里摩尔·圣·里格尔中校（Colonel Barrimore St. Leger）从西面，威廉·豪将军从南面同时向新英格兰地区施加压力，逐步缩小包围圈。然而，在威廉·豪将军夺取费城之后，伯格因发现自己的部队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独力在上哈得孙山谷和霍雷肖·盖茨将军的部队鏖战。最终，伯格因在10月中旬顶不住压力，率领他的总人数达5700人的军队在萨拉托加向美军投降，这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这是一场巨大的、振奋人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使得一直举棋不定的法国坚定地站到了爱国者的一边，介入了这场革命。 萨拉托加大捷意味着华盛顿可以从盖茨的部队那里抽调一些人马加强自己在南方摇摇欲坠的战线。此时他的军队已经因为士兵一年的服役期满而被大大削弱了——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在得知萨拉托加的好消息后不久，华盛顿就召集大陆军五位主要的将军和十位准将举行一次会议，汉密尔顿为他起草了这份命令。有谣言说这个年轻的副官远不是一个听话的书记员，宾夕法尼亚激进的大陆会议代表本杰明·拉什抱怨说华盛顿将军实际上放任自己被“格林将军、诺克斯将军和他的年轻的副官，只有21岁的汉密尔顿上校控制了”。在这次会议上，将军认为盖茨必须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移交给华盛顿，因为萨拉托加大捷已经极大地缓解了英国人对纽约的威胁。汉密尔顿作为使者，被派到盖茨那里，去通知他这个显然不会让他开心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是华盛顿第二次钦点他的这位年轻的副官去单独执行艰难的任务。在萨拉托加大捷之后，霍雷肖·盖茨一夜之间便成了民族英雄和新英格兰政客的宠儿，而这些只是加剧了他和华盛顿之间的互相厌恶。在取得萨拉托加大捷之后，盖茨甚至把华盛顿晾到一边，根本没有通知华盛顿胜利的消息。因此，汉密尔顿之行便充满了危险。汉密尔顿需要从此时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将军那里索要他的主力部队，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签发任何命令。他需要一个人骑马走500公里，在没有任何机会去请示华盛顿的情况下同一位将军讨价还价。显然，同一个无足轻重的22岁的年轻人谈判对骄横的盖茨将军来说是大大的有失身份。因此，汉密尔顿必须用最机智的手段和外交谋略完全靠自己来征服盖茨将军。 为了给汉密尔顿足够的权威，华盛顿专门给盖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这位副官，并且为他的任务做了定性：“他将在您面前陈述战争的全局和敌我双方所处的形势。他完全清楚目前的状况……并将向您传达我对目前我方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的看法。”华盛顿赋予汉密尔顿的裁量权是非常大的，如果汉密尔顿发现盖茨目前正指挥着华盛顿所需的部队朝着有利于爱国者的方向作战，那么“我不希望打乱他的计划”，华盛顿写道，但是如果实际情形不是那么有利，那么“我的命令是按照事前所提到的那样，立即行动起来，将他的军队编入我的部队，作为对我的增援。”如果说独立战争期间有哪个时刻需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并影响历史的进程的话，那就是这一次。 背负着艰巨的使命，汉密尔顿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前往奥尔巴尼，在人类身体极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连续五天每天坐马车飞驰将近100公里。在途中，他在哈得孙河东岸的菲什基尔停下来，自作主张向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宣布，需要他抽调两个旅向南去支援华盛顿将军。汉密尔顿一点也不会怯于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自作主张地要求帕特南将军保证向华盛顿额外提供700名新泽西武装人员。他向华盛顿解释说：“我认为您不会拒绝可以加强您的部队的任何措施，尽管，在那个时候，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是按照自己的猜测行事的。”为了赶时间，他告诉华盛顿，“一位军需官会为我提供一些新马。等到这些马备好后，我就立刻重新渡过哈得孙河追上河对岸的部队，尽我所能用最快的速度赶在那三个旅的部队开拔之前抵达奥尔巴尼”。 汉密尔顿在1777年11月5日到达奥尔巴尼后，他匆忙和霍雷肖·盖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汉密尔顿看来，萨拉托加大捷的英雄桂冠应该戴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头上，而不是被盖茨霸占。在他的眼中，盖茨是一个软弱、怯懦的不称职的将军，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汉密尔顿的判断。此时的盖茨头发灰白，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外号“盖茨奶奶”——他身材魁梧，和华盛顿相比，他的形象也同样令人难忘。盖茨是一位公爵的大管家的私生子，他曾在英国的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曾参加过法国-印第安战争。现在，他正处在由于这场伟大的胜利而带来的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他可不打算交出自己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汉密尔顿没有温顺地听盖茨训话，相反，他用一种没得商量的口气告诉盖茨，他需要盖茨划拨出多少部队。盖茨反驳说，英军在纽约的司令官亨利·克林顿爵士仍然有可能沿哈得孙河北上威胁新英格兰，拒绝汉密尔顿提出的划拨三个旅给华盛顿的要求。出于礼节性的安慰，盖茨最后同意分配一个旅去支援华盛顿，这个旅由一位名叫帕特森的将军指挥。会后，汉密尔顿四处打探消息，发现帕特森的这个旅只有600人。“是这里的三个旅中力量最弱的一个，”他坦率地写信告诉盖茨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接受那个旅是符合军事需要的，也无法相信现在的状况与华盛顿阁下给我的指示一致。”这是汉密尔顿非常谨慎地避免过于咄咄逼人或是恭顺驯服，他巧妙地打着华盛顿的旗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内心极其愤怒的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我费尽了口舌去劝说他给我们派遣援军，然而他却顽固地认为在他的地盘上至少要保留两个旅的大陆军部队。”后来，汉密尔顿严厉地责备盖茨是一个“厚颜无耻、流氓成性的蠢货”。 让盖茨非常苦恼的是，他不得不和这个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副官打交道。在一封打算写给华盛顿的信中，盖茨删掉了一段有关汉密尔顿的暗示性的话，而这段话恰恰说明了他对于当时的处境有多么的愤怒：“尽管在战争或类似的场合中，无条件服从司令官的副官口头传达的命令是合理甚至是完全必须的，然而我相信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居然允许一个小小的副官对在500公里外的一支军队发号施令。”最终，汉密尔顿从盖茨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保证：盖茨统一分配两个由汉密尔顿挑选的旅给华盛顿。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表现，他在其中表现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 在和盖茨形成紧张的僵局的期间，汉密尔顿在奥尔巴尼逗留了很久，这让他有机会和他的老朋友罗伯特·特鲁普见面，并有机会在菲利普·斯凯勒的府邸与斯凯勒将军本人共进晚餐。在把北方军的军权交给盖茨之后，斯凯勒将军感觉萨拉托加大捷根本就是对自己的嘲讽，因为是他为那场战役打下了胜利的基础。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盖茨“根本就是个走运的小孩”，而在他看来，“北方军的胜利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是注定了的”。在访问斯凯勒的府邸期间，汉密尔顿第一次遇到了将军的二女儿，当时20岁的艾丽萨。在两年后，他们将开始一段感情。 在精疲力尽地结束和盖茨的谈判之后，汉密尔顿沿哈得孙河南下打算返回司令部，然而，在路上，他发现自己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位于新温莎的府邸停留期间，他发现伊斯雷尔·帕特南将军承诺的两个旅的援军并没有启程，于是他又折返回去。帕特南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直率的胖乎乎的农民，他曾经经营过小旅馆。他的副官亚伦·伯尔对他无比爱戴，称呼他是“我亲爱的老将军”。很可能就是这位帕特南将军在邦克山对自己的部下说：“在你看到敌人的眼白之前不要开枪，一旦看到，就立即朝他下身开火。”当汉密尔顿发现帕特南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他立刻给帕特南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措辞激烈的信，全然不顾一个年轻的副官应有的谨慎，毫不客气地痛斥这位要比他年长一倍的老军官： 先生，我不得不承认我惊呆了。我很吃惊地发现，华盛顿阁下的命令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得到执行。那些我曾向您提起的，应该在华盛顿将军最迫切需要增援的时刻前去增援的部队，居然现在还按兵不动，而因此将美国的事业推入无比危险的境地。我的陈述或许过于直白而不够礼貌，但是它们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为的是这个大陆最根本的利益。 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向帕特南下达命令，要求他将自己手下除州民兵外的全部大陆军部队都立即派到华盛顿那里。其实，这件事并不全是帕特南的错，因为当时的那两个旅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士兵因此拒绝启程开赴战场。 由于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汉密尔顿在他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战战兢兢地告诉自己的老板他可能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行事。不过，华盛顿却对他的工作无条件地表示支持：“我同意你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我只希望你所做的努力能够和你的热情与高尚的目的相一致。”就像在9月时的费城一样，华盛顿又一次给他的这个少年得志的天才授予了便宜行事的全权，而这场赌博也同样取得了漂亮的回报。这位年轻的副官被证明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主见、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而不仅仅是将军的传声筒。对汉密尔顿来说，他和这两位冷酷的将军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更加确信，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央集权才是能够实现目标的不二法门。这种观点反映到政治观点上，就是他后来所强烈地主张的美国应当实行联邦中央集权而不是将权力分散到各个州去。 汉密尔顿的这段沿着哈得孙河来回奔波的生活严重伤害了他本来就脆弱的身体。11月12日，他从新温莎写信给华盛顿，解释他为什么会耽搁了返回司令部的行程：“我这两天由于发烧和严重的全身风湿性疼痛而在这里多逗留了两天。”尽管此时疾病缠身，汉密尔顿依然抱病指挥各路援军赶赴华盛顿的麾下，并且坐船顺流而下来到皮克斯吉尔，对帕特南的部队施加最大的压力。11月底，已经形容枯槁的汉密尔顿倒在了丹尼斯·肯尼迪（Dennis Kennedy）家的床上，似乎没有人能确信他一定能够康复。在一封写给克林顿州长的信中，I.吉布斯上尉（Captain I.Gibbs）说他担心感冒和发烧的并发症会要了汉密尔顿的命。11月25日，他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汉密尔顿“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正在被严重的感冒夺去生命，然而，在坚持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活了下来”。11月27日，当寒气再次从他的双脚侵入膝盖的时候，在场的医生认为汉密尔顿一定撑不下去了。然而，“他的那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然后就退烧了。从那时起，他的健康就一天天地恢复了”。由于汉密尔顿对盖茨将军过于的苛刻，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的康复欢呼。12月5日，休·休伊斯上校（Colonel Hugh Hughes）在一封写给他的好朋友盖茨将军的信中说道：“汉密尔顿上校在皮克斯吉尔由于神经紊乱而大病了一场，他之所以能够脱离危险，我相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脾气改得温和了一些。” 在圣诞节前几天，汉密尔顿开始启程，返回华盛顿的司令部，不过在莫里斯镇又一次病倒了。他被一辆雇来的马车送回了皮克斯吉尔做进一步休养，在这里他被羊肉、橘子、土豆、鹌鹑这样的丰盛的食物喂得饱饱的。直到1778年1月20日，汉密尔顿才回到了华盛顿的司令部，此时司令部已经搬到了费城附近的福吉谷——一个显然不会让这位刚刚康复的上校保持好心情的、冷得要命的地方。 在一些地方，由于霍雷肖·盖茨将军在萨拉托加所取得的无人可比的战功，所以人们谣传说他会取代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人们对于华盛顿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华盛顿在纽约和费城的表现与萨拉托加大捷相比要相形见绌。至于他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那两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已经被最近的在白兰地河和日耳曼镇吃的败仗取代了。华盛顿和盖茨的斗争反映了大陆会议里的政治分裂的局面。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和其他一些希望大陆会议能够加强对军队控制的人站到了盖茨一边。在那年秋天所写的日记中，约翰·亚当斯对华盛顿的指挥表示了不满：“神啊，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灵魂吧……请赐给我们一个充满活力的，有能力的人来结束眼前的混乱，拯救这个国家吧！”尽管约翰·亚当斯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条件地支持盖茨——他担心对华盛顿的盲目个人崇拜会导致军人统治——但他仍乐意看到萨拉托加大捷给总司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大陆会议的另一个团体中，约翰·杰伊、罗伯特·R.利文斯顿、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则希望能够赋予总司令更大的执行权力，因此，他们坚定地站在华盛顿一边。 盖茨手下最为积极的一名党羽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康威（Thomas Conway）的喜怒无常的爱尔兰人，他曾在法国接受教育，并曾在法国军队服役，在那年春天，他加入了大陆军。汉密尔顿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对这位新上任的准将的蔑视，他写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缺德、更喜欢诽谤中伤别人、更喜欢煽动闹事的坏蛋了。”康威毫无顾忌地在盖茨面前表达他对华盛顿的军事才能的不屑一顾。在萨拉托加大捷之后，他给盖茨写道：“上帝已经决定拯救你的国家了，否则它早已经被一个软弱的将军和一群愚蠢的顾问毁掉了。”盖茨并没有制止这种近乎叛逆的言论。当这封信的一个副本在11月落入华盛顿手中时，他给盖茨去了一份简短而充满愤怒的函件，信中引用了那句康威所写的有关他的话，并要求盖茨做出解释。 盖茨这一次被华盛顿抓了个正着，于是他试图将注意力从自己的不忠转到追查那个泄露了这封信给华盛顿的家伙。他的同事詹姆斯·威金森少校（Major James Wilkinson）认为这个“内奸”可能是罗伯特·特鲁普。盖茨回想起和汉密尔顿打交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往事，便认定华盛顿的这个年轻的副官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汉密尔顿上校曾独自一人待在那间屋子里。”他告诉威金森，“在这段时间里，他将康威的信翻了出来，誊写了一份还将这份副本交给了华盛顿。”现在，盖茨把矛头指向了当时仍然在皮克斯吉尔养病的汉密尔顿。盖茨说他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可以“迫使华盛顿将军赶走汉密尔顿”。 12月8日，盖茨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未加深思熟虑的信，在这封信中，他遮遮掩掩地指控汉密尔顿：“我恳请阁下给我提供一切帮助，以便找出那个把康威将军写给我的信摘抄出来交给您的人的真实身份。那些信是在被偷窃后复制的。”盖茨告诉华盛顿说，他有权“为了我和美国的利益，找出那个背叛了我并且严重伤害了您的权威的人”。事实证明，汉密尔顿是无辜的，而泄露这条消息的人恰恰就是卑鄙地指控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的詹姆斯·威金森。在执行一项大陆会议的任务时，威金森——这个喜欢炫耀的不可救药的酒鬼、阴谋家和牛皮匠——在宾夕法尼亚的雷丁停下来喝酒，他在酒桌上将康威写给盖茨的信的内容告诉了斯特林勋爵的一个副官。斯特林勋爵得知后，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汉密尔顿从此再也没有忘记盖茨曾经打算毁掉他的名誉这档子事。“我是他的私敌，”他在两年后写道，“因为他毫不公正地、无缘无故就攻击我的名誉。” 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策划取代华盛顿的阴谋——即所谓的“康威阴谋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绝佳素材。可以肯定，确实存在着一些暗地里的活动和松散的批评者联盟打算用盖茨取代华盛顿，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将此付诸实施。最初，这个密谋集团看起来是有可能成功的。在11月下旬，大陆会议任命霍雷肖·盖茨担任战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有权监督华盛顿的行动。到了12月中旬，尽管华盛顿强烈抗议，康威还是被晋升为总监军。汉密尔顿现在相信，这些“良心被吃了”的阴谋家已经威胁到了华盛顿。“从我见到你那时起，”他在给乔治·克林顿的信中写道：“我就发现了魔鬼的足迹，我并不怀疑它真的存在。” 很快，华盛顿一边的力量开始向康威这样的阴谋家反击了。1778年1月初，汉密尔顿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提醒他身为大陆会议主席的父亲亨利·劳伦斯，说现在有一个针对华盛顿的阴谋。亨利·劳伦斯则向自己的儿子保证：“我将注意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并且坚决地反对任何邪恶的企图，哪怕他们从表面看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归根究底，华盛顿在人们中的威望是无法动摇的，他的对手的喧嚣聒噪恰恰增强了华盛顿诚实的形象。到了1778年4月，大陆会议愉快地接受了康威辞去总监军职务的请求；而霍雷肖·盖茨在战场上也逐渐挥霍掉了自己的声望。这场阴谋的结局是，康威和盖茨都面对了决斗的挑战。詹姆斯·威金森背弃了自己的老上级，向盖茨发出了挑战，然而，当盖茨在决斗场上精神崩溃，跪地求饶的时候，决斗被取消了。由于康威仍然坚持不懈地诽谤华盛顿，他被约翰·卡德瓦拉德将军（General John Cadwalader）拉到了决斗场，后者一枪打穿了他的头颅，子弹从康威的嘴里射了进去，从头后钻出。不过，卡德瓦拉德一点也不后悔，当看到自己的对手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时，卡德瓦拉德说：“我已经在这个王八羔子的嘴上贴了封条，他再也不能胡扯八道了。”不知何故，康威成功地活了下来，但是他在大陆军的军旅生涯，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第六章 英勇无比 当汉密尔顿在1778年1月拖着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的躯体，重新回到了此时已集中在福吉谷的同志们中间时，他一定为眼前的泥泞不堪营地、破破烂烂的木头营和挤在篝火边瑟瑟发抖的士兵唏嘘不已。此时华盛顿的部队弹药奇缺，帐篷、制服和毛毯也极为不足。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战士们赤裸、瘀青的双脚在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已经腐烂的马匹的尸体横七竖八的遍布营区，天花、伤寒和坏血病在部队里肆虐，人们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华盛顿的幕僚也不能幸免，他们狼吞虎咽着数量有限的玉米面粥做早餐。“在过去的几天，军营里处在近乎饥荒的状态。”华盛顿在2月中旬心痛地说。在严冬结束之前，有2500名士兵——大约是华盛顿军队的四分之一——已经因为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掉了。为了忍受这样的痛苦，需要借鉴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一点淡泊主义，于是华盛顿安排在福吉谷演出他最喜欢的一部戏剧，来振作他手下疲惫不堪的士兵的士气。这部戏是英国《旁观者》的编撰者，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卡托》（Cato），讲述的是这位自我牺牲的古罗马政治家的传奇故事。 那个冬天，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一起在艾萨克·波茨（Isaac Potts）的石头房子里工作，波茨是福吉谷的铁匠铺子的老板，福吉谷这个地名就是因为这间铁匠铺子而来的。此时的华盛顿，一方面因为康威小集团的事情而麻烦缠身，一方面又因为手下军队的悲惨处境一直没能得到改善而焦头烂额，因此这段时间，他便尤其显得喜怒无常。“华盛顿将军的身体还好，只是他最近一直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焦虑而显得有些疲倦。”华盛顿将军的妻子玛莎（Martha Washington）告诉一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躁不安过。”华盛顿有时候会拿汉密尔顿撒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汉密尔顿一心希望能够到前线指挥作战，而华盛顿却不希望失去这个最有价值的副官。毕竟是汉密尔顿一次次地执笔向大陆会议写信陈情，申请那些迫切需要的被服给养，而这位年轻的副官也分担着华盛顿的挫败感。在被指定为部队征集运输车辆的时候，汉密尔顿给一位上校写信叹道：“亲爱的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尽力帮帮忙吧，我们正处在根本没有止境的窘迫中。”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汉密尔顿开始反思大陆军之所以会身处如此穷苦境地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北美殖民地被迫依赖英国生产的纺织品，爱国者因此缺衣少穿；由于北美殖民地依赖英国生产的军需品，爱国者因此缺少枪支弹药。汉密尔顿亲眼目睹了由于过度发行纸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危险。由于在与大陆军交易时要被迫按照票面价值接受那些实际已经贬值了的大陆会议和各州发行的钞票，因此北美的农夫和商人非常不愿意将食物与被服卖给大陆军，相反，在费城作威作福的那些肚满肠肥不愁吃穿的英国兵却是农夫和商人你争我夺的主顾。福吉谷的处境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美国士兵在最为肥沃的北美大地上正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汉密尔顿同样也怨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物资供应部门。他在2月中旬给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的信中写道： 就在今天，战士们愤怒地抱怨说已经有三四天全军得不到补给了，逃兵人数大幅度增加，而军队也露出了兵变的苗头。实际上，这些士兵们的忍耐能力已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了。如果我们不能马上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把部队凝聚在一起，或者让他们再参加另一场战役了。 汉密尔顿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场革命的。他对政客在革命中的投机行为异常失望，在他看来，爱国者们最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在他写给克林顿的信中，他嘲笑大陆会议对“上等人”的偏袒，批评他们毫不吝啬地给“每一个卖弄、吹嘘自己的‘战绩’和历史的小流氓加官进爵”。软弱的大陆会议根本无力执行它做出的任何征集粮饷、士兵的命令，它只能卑躬屈膝地乞求那些自私的，把军队当作看家护院的家丁的各个殖民地，能够向大陆军施舍一点钱粮、人员。大陆军引诱人们参军的唯一办法是向他们许以重金奖赏或者许诺将来会分配给他们土地。而当时那些共和党人对各州独立军队的偏爱，和对维持强大的统一中央武装力量的厌恶则为整个革命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醒悟了的汉密尔顿看穿了为什么当年炫耀自己是由无数优秀人才组成的大陆会议，现在却成了充斥着一群平庸的乌合之众毫无作为的机构。那些有能力的成员都到哪里去了？汉密尔顿得出的结论是，贤人俊杰们都被各州的政府吸引走了。“尽管为本州的宪法和平安贡献才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对克林顿说，“但是相比而言，拥有一个明智的联合委员会要更加重要……然而您不能指望美国各州的委员会去主动加强这个组织。”这样的论断反映的实际上就是汉密尔顿后来的国家主义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倾诉的对象——乔治·克林顿后来却成了他猛烈抨击的狭隘地方主义的典型。 此时只有23岁的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为州长们上公民课了。汉密尔顿的总司令此时也成了他的观点的代言人。当华盛顿不得不向大陆会议的一个委员会汇报计划中的大陆军重组方案时，他向自己的副官征求建议，而汉密尔顿一下子便抛出了一长串建议大陆军革除的弊端。他强烈敦促对那些假期结束后延期归队的军官进行军法审判；建议对岗哨进行突击检查以保持他们的警惕性；他甚至对大家睡觉的方式都提出了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枕着自己的干粮袋睡觉，如果身处危险的岗位，就应该枪不离手。”汉密尔顿上校将纪律看作重中之重，这让他看起来是一个严肃无情的人。他提出，任何在没有通知监军官的情况下允许他人骑乘自己战马的骑兵都应该“为这种过失挨100皮鞭”。 汉密尔顿在那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的政治未来了。那时，华盛顿需要指派人手去和英国人谈判交换战俘事宜。由于汉密尔顿曾经审问过很多英国和黑森的逃兵，他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了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他的搭档，是他以前的导师，时任战俘事务主任委员的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此时，大陆会议的一些代表不但反对和英国人谈判，还希望汉密尔顿在和英国人的谈判中失败，这样就可以让英国更加不得人心。汉密尔顿对这种两面三刀的行径大为吃惊，在写给乔治·克林顿的信中，他严肃地说：“有人认为和英国人交换俘虏是一项错误的政策，但是在我看来，那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将会更加可怕，它将腐蚀掉我们的民族性格。”汉密尔顿看到美国的真实本质在战争的剧痛中被毁掉了，这使得正直的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在汉密尔顿起草了那份军队重组报告之后没多久，一个面孔苍白无力，长着丰满的双下巴的普鲁士军人出现在了福吉谷。他自称是一位日耳曼男爵，并且滑稽地扮演起这个角色。尽管这个普鲁士人的男爵头衔和那个光荣的“冯”字都是虚构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奥古斯都·冯·司徒本（Frederick William August von Steuben）确实出身于军人世家，并且担任过腓特烈大帝的副官。他自费来到了北美，并且拒绝在爱国者取得胜利之前提供的任何报酬。华盛顿任命他为临时监军官，授权他将纪律性注入自由散漫惯了的大陆军。由于司徒本的英文并不怎么好，于是他只能将法语作为工作语言。因此，能够讲流利法语的汉密尔顿和劳伦斯便和司徒本有了直接的接触，而劳伦斯更是担任了司徒本的副官。尽管司徒本此时已经48岁而汉密尔顿只有23岁，他们却很快成了好朋友，联结他们的纽带是法语和对军事的喜爱。 很快，司徒本就大摇大摆在福吉谷四处走动了。他训练这支业余的部队列队起步，教他们怎样正确地给步枪装子弹、上刺刀。由于他在训练时候发布的命令总是伴随着花样繁多的脏话和用各种语言变着法喷出来的诅咒，普通大兵们因此都觉得他很亲切。一位年轻的列兵写道：“在我见到男爵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传说中的那些古代名将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在我眼里，他简直就是古希腊战神玛尔斯来在凡间的化身。他的战马的华丽饰物和样式繁多的手枪皮套，他的大块头和他强烈的尚武精神，都让他显得像是威武的战神。”司徒本在审查了军队的操典——蓝皮书——之后，为连长编写了一本训练指南，在此期间，汉密尔顿经常会被抽调过来担任编辑或是翻译。汉密尔顿对这位训练总监有着别样的感情。尽管汉密尔顿嘲笑司徒本“过分地迷恋权力和地位”，他依然表示，“他是那种我最为敬仰的绅士”。他从来没有怀疑司徒本为大陆军服务的热情，他后来告诉约翰·杰伊：“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纪律融入了我们的军队。”1778年5月5日，司徒本的巨大努力获得了承认，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在冬季的这段休整期，汉密尔顿一刻也没有停止学习，就像他马上就要肩负更重要的使命一样。“知识与意志的力量是他成功的本源。”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罗奇后来如此评价他。从担任炮兵上尉的时期开始，汉密尔顿就一直随身携带一本空白笔记本。而在华盛顿的幕僚团工作期间，写满了自己业余时间阅读心得的笔记多达112页。汉密尔顿是最合格的自学者，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他最欣赏并且也是立志想要成为的，是18世纪的那种典型的多才多艺的、贵族式的、在所有领域都能有所建树的全才型精英。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笔记本，我们才知道他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家的著作：培根（Francis Bacon）、霍布斯、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书，他还研读了希腊、普鲁士和法国的历史。尽管在华盛顿身边忙碌了一天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书了，汉密尔顿还是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自学，并且学以致用。当其他的美国人梦想在北美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抹去欧洲文明的一切腐朽痕迹的时候，汉密尔顿则虚心向欧洲文明讨教如何设立一个新政府。和杰斐逊不一样，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想过美国应该用大跃进的方式跑步超过旧世界，相反，他相信，新世界必须虚心向旧世界学习。 第一本让汉密尔顿着迷的书是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这是一本包含了有关税收、公债、货币和银行业文章的包罗万象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学著作。这本词典采取了对开本的形式，共有上下两卷，对于年轻的汉密尔顿来说，拖着这两本书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满世界转悠真是一件苦差事。汉密尔顿曾经称赞波斯尔思韦特是“最有才干的政治谋略高手”。波斯尔思韦特是制造业的积极支持者，他给了汉密尔顿最早的混合经济体的观念，在这种混合经济体中，一方面政府会适度地调控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鼓励每个人将自己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在汉密尔顿的笔记本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未来的财政大师已经掌握了金融学的初步知识。他写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多，则该国货币的汇价就会越高，反之则会越低。”此时，他也为自己储备了基本的世界知识，“欧洲大陆长4200公里，宽4500公里”“布拉格是波希米亚的主要城市，它的商业有很大一部分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他还从波斯尔思韦特的书中抄下了各个国家的人口死亡率、贸易平衡状况和经济总产值。他的这本笔记可以说是值得自学者仿效的典范。 和美国的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汉密尔顿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政治智慧。从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著名演说《斥腓力》（First Philippic）里，他摘抄了一段可以概括自己的领袖观的话——领袖不应当迎合民众任性的想法。“就像将军应该比他的部队看得远一样”，明智的政治家也应当“有先见之明，他们不应该等待事件发生后再采取措施，而应该采取措施，让事件发生”。而普卢塔克的六卷本《名人传》的摘抄则占据了那本笔记本的整整51页。从那以后，他总是将政治解读为普卢塔克笔下的那些有关贪婪、欲望和对权力的争夺这样的主题的传奇故事。由于汉密尔顿的政治理论主要基于他对人性的研究，因此他非常喜欢读普卢塔克的那些人物传记。同时，他也非常留心像元老院、僧侣和其他治理普罗大众的精英群体是如何产生和工作的。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很有兴致地研究如何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政府在专制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平衡了。通过的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了解了来库古（Lycurgus）的一生之后，汉密尔顿写道： 在来库古所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最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设立元老院，这个机构具有和国王平等的权力，通过它，一方面可以树立天才的王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把完全的专横与暴躁绑缚在公正与节制的边界内。在此之前，国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它要么倒向绝对的专制，要么倒向完全的民主。但是元老院的设立对共和国来说就好像在船底塞足了压舱物，让整个国家都处于平衡的状态。 汉密尔顿还非常喜欢读普卢塔克的那些传记中记载的爱情故事和奇怪的性风俗。他在自己的那个笔记本上记录了古罗马时期两个裸体的贵族青年是如何在牧神节的祭祀活动中鞭打年轻妇人的，以及“这两位少妇之所以欣然承受如此的折磨，是因为她们相信这样会帮助她们受孕”。汉密尔顿饶有兴致地记录道，来库古允许一个可敬的男人请求别人的丈夫让自己的妻子怀孕，这样，“在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后代将会继承父母的一切优点”。就是这个来库古，为了让已婚妇女“更加强壮并生下健壮的婴儿”，专门允许人们挑选一些处女和年轻人“在特定的节庆活动中出现时赤身裸体地跳舞”。 读了汉密尔顿的这本笔记本，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流的宪法专家、无人可以超越的财政部长和美国第一起著名性丑闻的男主角了。 汉密尔顿一边在案头不知疲倦地工作，一边渴望着能重返战场夺取军功，在1778年6月，他发现自己有了这么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年2月，法国人在萨拉托加大捷的影响下，决定承认北美独立，并且和这个羽翼尚未丰满的年轻国家签订军事与商业条约，这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热血沸腾的约翰·亚当斯代表美国人欢呼，大不列颠“再也不是统治大洋两岸的女主人了”。 为了应对法国参战这一形势，英国人撤换了威廉·豪将军的远征军司令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汉密尔顿一直看不上威廉·豪将军的指挥才能。“英国人只需要用25艘护卫舰封锁我们的港口，再用10艘军舰作为机动部队就够了”，他告诉一位法国客人，“然而，感谢上帝，威廉·豪将军没有这么干。”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克林顿将军，汉密尔顿更加瞧不起。有一天，亨利·李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绑架克林顿将军的方案。那个时候，克林顿将军就住在纽约市的百老汇，他的那栋房子的后院是一个大花园，可以从那里欣赏哈得孙河，每天下午，他都要在花园的凉亭里小睡一会儿。这无疑是绑架他的好机会。汉密尔顿却强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他告诉华盛顿，如果捉了克林顿做俘虏，“那会是我们的不幸，因为英国政府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和他一样不称职的人来继续他的任务了”。 当克林顿将军在6月中旬听说一支法国舰队正向美国驶来的时候，他担心这会让大陆军团结起来吃掉英国在费城的占领区。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他决定让英军撤离费城并集中到更容易防守的纽约。这一决定意味着总数高达9000人的英国部队将拖着1500辆装满军需物资的车辆——所有的这些车辆连成一列将长达20公里——以蜗牛般的速度缓慢地穿过异常危险的新泽西。由于补给线拖得过长以至于到了危险的程度，动作迟缓的英国人暴露在了大陆军的炮火中。华盛顿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猛烈打击脆弱的敌人，同时也可以检验自己的士兵在福吉谷接受司徒本的训练之后所取得的成绩。 华盛顿刚刚躲过了康威阴谋集团的挑衅，没想到他的权威却又遇到了查尔斯·李将军（General Charles Lee）的挑战。李将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官，他1776年曾被英国人在一间酒馆逮住，整整被关了15个月，直到最近，他才被放了回来。这位李将军身材瘦削，喜好与人争论，是一个行为有点古怪的单身汉，他能说四种语言，在意大利的一次决斗中失去了两根手指，并曾牵着自己的狗徒步周游世界。他曾和一个印第安妇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当地原住民莫霍克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开水”。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天才，坚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无人能比。他曾经傲慢而轻率地对伊莱亚斯·鲍迪诺特说道：“乔治·华盛顿连指挥一个卫兵的本事都没有。”对司徒本和汉密尔顿将专业化的军人素养引入大陆军的努力，他也同样嗤之以鼻。 1778年6月24日，华盛顿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是否向撤退的英军发动进攻。汉密尔顿负责会议记录。在会上，刚愎自用的李将军猛烈抨击华盛顿的方案，声称美国人将会被数量上有绝对优势的英国军队痛击，在法国盟友很快就要到来之前主动出击是有勇无谋的冒险。汉密尔顿打心眼里觉得李将军在“军事问题上纯粹就是胡说八道甚至更混账”。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军官居然都支持李将军的看法，并且嘲笑汉密尔顿“本来应该能在接生的行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虽然华盛顿一向喜欢在取得大家的一致意见后再做行动，但是这次他却决定不理会军官的投票结果，打算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立刻向士兵们下达进攻的命令。李将军拒绝在这场他看来完全是被误导了的行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直到华盛顿威胁让拉法耶特接替这一职位时，被逼到墙角的李将军才回心转意，同意走马上任指挥先锋部队。 接下来的几天，汉密尔顿作为拉法耶特的联络官，经常会在闷热的夜晚行动，侦查敌人的阵地或是为军官们传递情报。在6月27日晚上，英国人驻扎在了新泽西费里霍尔德的蒙茅斯法院。而李将军和他的部队距离此地仅仅只有10公里。华盛顿命令李将军必须在清晨向英军进攻，“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反对理由”。而华盛顿的军队则在15公里外，他们完全可以作为预备队随后投入战场。汉密尔顿在那个晚上起草了那份给李将军的命令，告诉他应当“和英国人交火，以便延缓一点时间，使后续部队可以及时赶到一同歼敌”。 1778年6月28日或许是人们不会忘记的一天，别的不说，光是酷热便让人印象深刻。气温超过了32摄氏度，有一些士兵干脆光着膀子骑马。那一天，无论是战马还是骑手都在高温下奄奄一息了。战斗应当是从李将军对英军的后卫部队发动进攻那一刻打响的。那天早上，当听到几声枪响后，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派去查看李将军的行动，他为眼前的混乱局面大为吃惊：在离英国人很远的地方，李将军的士兵就好像接到了撤退命令一样，乱哄哄地后退。汉密尔顿并没有回去向华盛顿汇报，相反，他策马来到李将军面前，大声说道：“我将和你并肩作战，我的将军，我愿意和你一起战死疆场！让我们勇敢地战死而不是后退吧！”再一次的，这个年轻的副官一点也不怵眼前的这个将军，相反把李将军当成和自己没什么两样的普通人。汉密尔顿发现附近有一支英军的骑兵部队有可能威胁到美军，他立刻越过李将军直接命令拉法耶特向那支英军进攻。 华盛顿风闻自己的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他立刻飞奔到李将军那里，怒气冲冲地问道：“先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这里的混乱和杂乱无章的含义！”李将军很不高兴地断然回复道“美国士兵挡不住英国人的刺刀”。华盛顿反驳道：“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你根本没有去试一下的勇气！”华盛顿极少说脏话，但是当在这天早上面对李将军的目无军令的行径，他大声咆哮，“直到树叶都被从树上震了下来。”一位将军后来回忆说。 美国人或许正是从蒙茅斯战役那一天才真正开始崇拜乔治·华盛顿的。华盛顿是美国最优秀的骑手，他最初骑的是一匹由时任新泽西州长的威廉·利文斯顿送他的白色战马，他就是骑着这匹马重渡特拉华河的。后来，这匹美丽的战马在酷热中气衰而亡，华盛顿换乘了一匹栗色的母马。完全是凭着意志的力量，华盛顿阻止住了后退的士兵，重新将他们集合起来，然后让他们立刻回过头去进攻。“停止后退！我的孩子们，勇敢地迎战敌人吧！”他大声吼叫着，“南方军正赶来支援我们。”华盛顿那坚定的态度立刻稳住了军心。他让李将军滚到队伍后面去，同时大声鼓励部队回过头来重返战场顶住英国人。亲眼目睹了这一传奇般的表现，拉法耶特对自己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伟大的人。” 汉密尔顿并不倾向于英雄崇拜，不过，他也被华盛顿那毫无畏惧的巨大勇气和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而折服。“我从来没有想到将军会是这样伟大。”他告诉伊莱亚斯·鲍迪诺特，“他的镇静和坚定让人由衷地敬仰。他立刻组织部队向敌人反击，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为重新部署就近的部队争取了时间……他完全凭着一己之力，用自己的坚韧不拔扭转了战场的局势，改变了那一天的命运……他用完美的方式指挥了这场战斗。” 汉密尔顿的勇敢同样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光辉的形象。他就像一个“勇敢的疯子”一样渴望投入战斗，李将军如此评价他。在这场战斗中，汉密尔顿仿佛无处不在。当他发现一个旅因为担心失去大炮而全线撤退的时候，汉密尔顿强迫他们沿着一道篱笆排成一排，给步枪装上刺刀然后向英军发起进攻。汉密尔顿没带护具，在烈日下往来驰骋，很快便在自己的坐骑中弹倒地的情况下耗尽了体力。他摔倒在地，身负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亚伦·伯尔和约翰·劳伦斯的战马也同样在那天被敌人开枪射死了。伯尔中暑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他的身体直到革命胜利时，都不能允许他继续在军中服役。伯尔被头痛和恶心折磨得精疲力竭，再加上他因为在华盛顿手底下一直得不到提升，便郁郁不得志地在10月份暂时离开了部队。 许多人都为汉密尔顿在蒙茅斯的表现深感震惊，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汉密尔顿所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勇气。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对死亡狂热的蔑视与满不在乎，反映的正是年轻的汉密尔顿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还”的热忱幻想。一位副官说，汉密尔顿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异常的勇敢”，在“我们身处异常危险的境地时，毫不退缩地向死神挑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约翰·亚当斯后来跟亨利·诺克斯将军讲了有关汉密尔顿在激情四射的蒙茅斯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故事。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汉密尔顿就是这样迅速变得激情澎湃到近乎狂热的境地。 蒙茅斯战役对于爱国者来说算不上一场彻底的胜利，英国人最终保持完整建制，全身而退。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场战斗算是平局，而衣衫褴褛的大陆军这一次打死打伤了超过1000名敌人，这是自身损失的4倍——这场胜利告诉那些在一旁风言风语叽叽喳喳的“布谷鸟”，大陆军有能力和第一流的英国军队作战。“我们的军队，在一开始由于错误的指挥而陷入混乱后，表现出比英国人大得多的勇气和更好的秩序。”汉密尔顿欣慰地说道，“我向您保证，我对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满意过。”李将军的错失良机，让汉密尔顿大为光火，当华盛顿以不服从命令和可耻地让部队撤退为由逮捕李将军的时候，汉密尔顿对此举欢呼雀跃。7月，在新布伦斯威克由斯特林勋爵主持的军事法庭上，汉密尔顿积极地作证攻击李将军。“无论军事法庭做出什么样的裁定，”汉密尔顿警告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相信并断言，他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不可原谅的。”亚伦·伯尔是查尔斯·李将军的同情者，因为再也没有机会打击人们对华盛顿军事才能的信任了，这让他非常沮丧。 汉密尔顿分别于7月4日和7月13日在军事法庭上出具了不利于李将军的证词，他回忆道，李将军即便是在接到华盛顿命令的情况下，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抵抗敌人的进攻。李将军让部队毫无秩序地抱头鼠窜，并且根本没有告知华盛顿前方部队已经撤退。最后，颇富戏剧性的，李将军逐条反驳了汉密尔顿，并且指控说汉密尔顿在战场上言行不一。“我根本没有。”汉密尔顿答辩道，“我在战场上跟您说了些话，这些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时您看起来一点都不打算冷静下来，而这种冷静无疑只能出自大无畏的精神。”汉密尔顿接着告诉李将军，当时他显得“有一点惊慌失措，而这看起来不是一种在那样的关键场合所必需的镇定与冷静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场有趣的碰撞：一位年轻的副官居高临下地斥责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不懂得什么才是战地指挥官理想的精神状态。 最终，查尔斯·李被宣判有罪并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法庭对他从轻发落——停止军职一年。10月份，这位名声扫地的将军向亚伦·伯尔保证说，他计划“告老还乡，卸去公职，回到弗吉尼亚种烟草去”。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一班走狗依然疯狂地诽谤华盛顿以及在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汉密尔顿。11月下旬，汉密尔顿不巧遇到了约翰·斯凯·尤西塔斯（John Skey Eustace），他是李将军的崇拜者，也是他的副官和半个干儿子。尽管尤西塔斯到处宣传说汉密尔顿在军事法庭上做了伪证，汉密尔顿还是打算上前跟他寒暄几句。尤西塔斯后来向李将军描述了他和汉密尔顿遭遇的情景： 汉密尔顿在我进屋的时候朝我走过来，向我挥了挥手——而我根本没有理睬他那客套的表现，没有向他还礼就径直坐了下来……他问我是不是从营地那边来——我简明扼要地回了“不是”两个字，而没有像通常那样起身答话并冠以敬辞“长官”。我对他再粗鲁不过了——我曾无数次地到处宣扬说我怀疑他在法庭上做了伪证，我真希望这个狗娘养的在遇到我的时候向我发起一场决斗。 12月初，李将军对华盛顿的攻击变本加厉，这次是付诸报纸了。约翰·劳伦斯敦促汉密尔顿出手反击：“朱庇特之笔就在你手里，我想你会毫不费力地将他的谎言和自相矛盾大白于天下，从而让他彻底闭上嘴巴。”或许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争议的一方，汉密尔顿这一次很不多见地保持了沉默，拒绝拿起笔和李将军对骂。于是，劳伦斯向李将军挑战，要求与他决斗，以教训他对华盛顿的诬蔑。汉密尔顿同意作为劳伦斯的助手，后来他渐渐参加了很多次这种“光荣的行动”。 决斗在大陆军中异常流行，当时的绅士觉得在自己受到别人侮辱时用来维护自己荣誉感的方式不应该是去法庭。一位法国客人声称：“这里的人对于决斗的迷恋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程度。”这种愚蠢的行为反映了掩盖在美国革命有关平等的花言巧语下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汉密尔顿总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怀有深深的危机感，因此他非常自然地为了自己的贵族意识而迷恋决斗这种“上等人”的游戏。由于他并非出自世家大族，家人也从来都不是什么巨商大贾。汉密尔顿因此终其一生都狂热地维护自己的名誉，他也把追逐名誉当成了头等大事。这个带着不名誉的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直到冬天来临，在1778年12月23日下午，汉密尔顿陪着约翰·劳伦斯来到了非常偏远的树林，这里是他们约好的决斗场所。李将军选择埃文·爱德华兹少校（Major Evan Edwards）作为自己的助手。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规则，劳伦斯和李将军应该面朝对方，向前大步走去，当两人相距五到六步时再向对方开枪。当劳伦斯准确地命中李将军之后，劳伦斯、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冲向将军，然而后者却将他们赶走，并要求第二轮决斗。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都不希望李将军继续决斗，然而，就像在他们第二天做出的共同声明中写的那样：“汉密尔顿上校不认为这场决斗应该继续下去，除非李将军心怀复仇之念。但是将军看起来坚持要继续决斗。出于对维护朋友名誉的考量，汉密尔顿并没有拒绝李将军的要求。”不过，第二轮决斗并没有发生。李将军像一个男人一样宣布他“敬重华盛顿将军”，并且承诺从此再不发表任何诽谤华盛顿的言论。对劳伦斯来说，这种结果已经足够。于是，这四个人离开了树林。在他们的声明总结陈词中，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赞扬了两位决斗者“表现出的高度的礼貌、大度、冷静和坚定，因此足以达成相互的谅解”。 这次决斗对汉密尔顿有什么影响呢？他看到的是两个绅士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个人仇恨而战斗，决斗的目标不是为了结束对方的生命而是为了尽快结束争执。劳伦斯和李将军在决斗的过程中都表现出高尚的尊严。这场决斗深深地震撼了汉密尔顿，这让他觉得决斗并非是野蛮的中世纪时代的遗物，相反却是对高贵荣誉的认可。这场决斗是查尔斯·李军事生涯的终结。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和他心爱的狗一起隐居了起来，他先是住在弗吉尼亚，后来又搬到了费城，并在1782年死于肺结核。 汉密尔顿没有和查尔斯·李笔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那年秋天，他刚刚导演了一场对大陆会议的马里兰代表塞缪尔·蔡斯（Samuel Chase）的口诛笔伐。塞缪尔·蔡斯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以及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身材高大，相貌丑陋，他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长得有几分相像，都有一张红彤彤的大饼脸，结果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咸肉蔡斯”。他性格暴躁，独断专行，整个职业生涯都受人争议。 汉密尔顿曾经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恶毒地咒骂了蔡斯一番，因为，他发现远道而来的法国舰队要被迫花双倍的价钱购买面粉。他在文章中宣称，是蔡斯这家伙泄露了大陆会议打算收购市场上所有的面粉以供应法国人及其盟友的机密计划，因此导致了面粉价格的大幅波动。为了揭露蔡斯，他又一次找上了自己的熟人，《纽约杂志》的出版商约翰·霍尔特，在英国人占领纽约期间，他将自己的阵地迁到了帕基普希，继续出版报纸。 在1778年10月到11月之间，汉密尔顿化名“普布利乌斯”——这是他一生的最爱——在霍尔特的报纸上接连发表了三篇严厉指责蔡斯的长信。蔡斯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华盛顿身边的人。这些文章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后来的这个汉密尔顿却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社会和利润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者。在呼吁为了爱国者高尚的理由而惩罚那些可耻的叛徒后，他写道：“还有一类至今尚逍遥法外的行为，这些行为与犯罪无异甚至要更为可恨，这便是那群整天筹划着依靠垄断整个市场牟取暴利并扼杀任何竞争的家伙。当贪婪在一个国家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国家便离崩溃不远了。让人震惊的是，我们的国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便染上了这一绝症！” “普布利乌斯”的第一封信宣称，贪婪会腐化一个国家，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因此而背叛了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他“应当被公众彻底鄙视，并且应被视为最为严重和危险的叛国者而接受人民的惩罚”。在第二封信中，汉密尔顿转而无理地对蔡斯进行人身攻击：“你如果不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瞧你这操行，你顶多也就是个默默无闻的下贱货。”他恐吓蔡斯，“这回该轮到你享受被所有人鄙视的滋味了。”在第三封信中，汉密尔顿露出了一点马脚，表现出了他那很典型的危言耸听的风格，他开始发表预言：“在我心中，一个杰出的国会议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不应该被仅仅当作一名立法者，他还应该被看作帝国的缔造者。”汉密尔顿希望有一天这个脆弱的北美邦联能够演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相信，当代政治家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深远。 在1778年秋天的时候，汉密尔顿确实有理由预见到一个伟大的美国，此时，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成了大洋两岸的一场世界大战。西班牙在谋求夺回直布罗陀的努力落空后，作为北美殖民地的盟友加入了对英国的战争。法国也决定向英国开战，不过法国人的参战的理由可不是为了呼应北美人民的革命理想——路易十六当然不想鼓励针对王室权威的革命——他们希望能够用这场战争推翻英国的霸权，甚至干脆就是为了他们输掉的那场法国-印第安战争而报复。此外，法国人也希望能够借此染指加勒比的蔗糖贸易和北美的港口。美国的盟友给汉密尔顿上的权力政治第一课就是“国家仅依其利益而非理想行事”——这在汉密尔顿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一再提醒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法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参战的。“法国人给我们的帮助显然是为了肢解不列颠帝国以达到削弱这个他们所憎恨的强大的对手的目的，”他在将近20年后写道，“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家会是因为对自由的信仰，或者是因为认同人民革命的原则而支持这一场革命的。” 据汉密尔顿国王学院的同学尼古拉斯·菲什讲，汉密尔顿曾经亲自参与挑唆拉法耶特从法国带一支陆军到北美。在让·巴普蒂斯特·德斯坦海军上将（Admiral Jean Baptiste d’Estaing）率领他的舰队在1778年7月抵达北美之前，汉密尔顿就一直利用拉法耶特的虚荣心，吹捧他如果能够率领一支法国地面部队在北美作战那就太伟大了。“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到美国欠了拉法耶特那么多，”汉密尔顿后来告诉菲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勇猛无畏和担任大陆军少将时的有益表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良好的地位以及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对法国宫廷施加影响。现在，法国军队来了，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法国人根本不会向我们伸出援手。” 在法国舰队抵达北美后，汉密尔顿被指派登上法国舰队那威风凛凛的旗舰去迎接德斯坦海军上将。此后，他便经常担任负责与法国人联络的特使。由于华盛顿将军并不会说法语，而且觉得自己年龄太大，没有希望再学一门新的语言，于是汉密尔顿便经常担任华盛顿的法语翻译。此外，他还用恰如其分的外交辞令，将大量外交信函完美地翻译成法文。就这样，和法国的结盟大大提高了汉密尔顿在大陆军中的地位。 许多跑到美国参加革命的法国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世家的贵公子，他们却大多倾倒于汉密尔顿的优雅、幽默与博学。J.P.布里索·德·窝里勒（J. P. Brissot de Warville）形容汉密尔顿是一个“果断坚定，坦率威武的真男人”，后来，他还提名汉密尔顿当法国国民公会的荣誉代表。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大为惊讶地说，这么一个年轻人，“言谈举止与其年龄远不相称，难怪华盛顿都对他赏识有加”。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则说，汉密尔顿集“尊严、同情心以及力量、决心、优雅的举止、快乐和惬意于一身”。与此同时，公爵还注意到，有些事情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是如此简单、不证自明。所以当别人不能快速掌握它们的时候，汉密尔顿就会很苦恼——这种聪明敏捷使得他不能容忍那些反应迟钝的人。 尽管那些身穿蓝色和猩红色皇家军队军装的法国军官对汉密尔顿敬仰有加，然而汉密尔顿却毫不客气地委屈、冤枉他们。对一个人的熟悉往往会导致对他的蔑视。汉密尔顿批评许多法国贵族都是爱慕虚荣、一心向上爬的家伙，他们投身革命不过是为了博取一些虚名。利用这段经历，他们回国后就可以连本带利地赚回来。此外，他还不得不在这些人对无能的美国人表现出轻蔑时保持沉默。“这些法国志愿者，从总体上来说，军事才能都平淡无奇，”罗伯特·特鲁普评价到，“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恺撒或者汉尼拔，觉得自己比美国军官强得多。” 自力更生惯了的汉密尔顿对于大陆会议对法国人的偏爱很恼火，这种偏爱在当时让大陆军中的很多军官都士气低落，要知道，是他们一直在这场战争中浴血奋战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大陆会议一开始在对待法国人的问题上表现得很不恰当。”汉密尔顿对一位朋友说，“大陆会议对每个跑到这里的法国冒险家都委任要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一张证明自己身份的介绍信都没有。”然而，自从在约翰·苏利文将军和德斯坦海军上将发生争执时担任仲裁者之后，调解盟友之间的矛盾的工作便落在了汉密尔顿的肩上。 让汉密尔顿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他不得不给大陆会议写无数封信，请求大陆会议给那些根本不够格的法国佬加官进爵。如果大陆会议拒绝了这样的申请，那他就不得不用油滑的恭维去抚慰申请者那受伤的心。汉密尔顿曾向约翰·杰伊抱怨说，为了不让那些被拒绝的法国人把矛头指向华盛顿，他不得不写了很多这样的信来平息他们的怨气。可以说，从个人角度而言，没有人比这个后来被政敌扣上“贵族”帽子的汉密尔顿对那些受到特殊优待的法国贵族更加不满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汉密尔顿也认识到，贵族阶级中同样也有许多积极进取的人，共和的理想并不仅仅存在于手工艺人与商人中间。 尽管汉密尔顿经常把这帮法国盟友看作是一桩麻烦事，但是他从未否认过法国人介入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意义。从一开始，他们就为爱国者走私武器弹药和被服补给。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汉密尔顿后来殷切地说这些人是“热心、勇敢的法国军事天才”。到1779年春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毫无保留地称赞这些有时候很让人讨厌的盟友：“他们的友谊对我们的安全弥足珍贵。” 出身低微的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他对华盛顿幕僚团中的不公正待遇也同样在意，即便是当他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享受到此种特权优待的时候，汉密尔顿也一样感到不快。1778年11月，就在亨利·劳伦斯卸任大陆会议主席之后，大陆会议为了表彰约翰·劳伦斯的勇敢而打算晋升他为中校。劳伦斯一开始拒绝了这项任命，不过在1779年3月大陆会议再次决定提升他的时候，他便接受了这项任命。汉密尔顿并没有劝说劳伦斯拒绝这项任命，虽然如此，他却并不怎么高兴。“在这件事中，我认为最不对的地方是，”汉密尔顿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大陆会议依据他们的行为……好像打算授予他们一种特权，一种荣誉，一种不公平的标志……而拒绝给这个军事大家庭中的其他绅士们这样的待遇，这意味着一种偏爱，尽管我们都能够真诚地说，我们喜欢你的性格，钦佩你的军事才能，但这种偏爱会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感觉不舒服。” 汉密尔顿和劳伦斯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成了生死之交。他们俩都是彻底的废奴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解放奴隶既是为了自由而战的大革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为了给北美释放出更多迫切需要的劳动力。“我认为，我们美国人，至少是南部殖民地的美国人，除非将奴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就在《独立宣言》签署前没几天，劳伦斯便向一位朋友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发表这样从自己父亲的角度来看离经叛道的言论，劳伦斯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的。从他加入华盛顿的大家庭那一刻起，劳伦斯便毫无畏惧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黑人奴隶如果加入大陆军服役，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最终，大约有5000名黑人曾在军中为爱国者服役，他们大多是在辅助性的非战斗岗位上。不过，由于极度缺少士兵，罗得岛州在1778年建立了一个黑人团，并承诺给予这些黑人士兵自由），对于这个计划，劳伦斯并不只是过过嘴瘾而已，他告诉自己的父亲，他会把自己继承的黑人奴隶编成一个营，给予他们自由，并让他们保卫南卡罗来纳。 在这一年的年底，劳伦斯计划的紧迫性大大增加了，英国人此时为了获得亲英派分子的同情和帮助，已经剑锋一转，将战火引入了南方各州。到1779年1月，英国人夺取了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威胁到南卡罗来纳。劳伦斯立刻从华盛顿的幕府辞职，打算回去保卫家乡。为了获取大陆会议的同意以组成二到四个大陆军黑人营，他在费城耽搁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汉密尔顿给当时刚刚接替亨利·劳伦斯担任大陆会议主席的约翰·杰伊写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在信中，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保卫着他的奴隶制度的：“我一点也不怀疑，通过适当的领导，黑人会成为优秀的士兵，我斗胆认为，劳伦斯先生正是指挥这支黑人军队的最佳人选。”汉密尔顿在信中还驳斥了黑人奴隶智力低下、天生低等，难当军中重任的谬论，“在我看来，这些黑人和我们一样，天生渴望成为有教养的人，他们在奴隶状态下养成的服从的性格，会让他们比白人居民更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接下来，汉密尔顿以他典型的方式，用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更为宏大的道德诉求，他强调，劳伦斯的方案不仅仅是人性的体现，同时，对于美国爱国者们也有巨大的利益： 我们对于黑人的蔑视都是建立在一些虚无的想象之上的，这些想象既不是理性的体现，也没有经验的证明；由于不想放弃这一大笔数量可观的财产，人们会找一千份合同来强调劳伦斯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并且是需要人们做出自我牺牲的有害的设想。然而，请考虑这样的问题，假使我们不利用劳伦斯方案，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有很大可能照抄劳伦斯方案，无疑，最好的避免这一情形产生的措施就是我们自己抢先采纳劳伦斯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部分是在分发给黑人武器的同时给予他们自由。这将确保他们的忠诚，激发他们的勇气，我相信，当我们为黑人的自由敞开一道门的时候，即便是对那些仍然身为奴隶的人，也有着正面的影响。 不幸的是，尽管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支持劳伦斯方案的决议，劳伦斯方案却没能通过南卡罗来纳的立法程序。南卡罗来纳在奴隶贸易中有着特殊的利益，而当地的查尔斯顿港是北美最大的奴隶进口港。像许多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这里的种植园主异常害怕奴隶起义，他们经常会突击搜查奴隶的住所，检查他们是否有私藏武器；同时，他们也很不情愿加入大陆军服役，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自己离开家，奴隶有可能起义并屠杀掉自己的家人。 北方诸州并不打算在奴隶问题上压制他们南方的同胞。自始至终，美国革命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各州都默认地区间的冲突应当让位于各州的团结这一原则上。这一共识使得有关奴隶制的讨论成为禁区。此外，还有一件大家都很忌讳提的事情是，很多奴隶主之所以参加这场革命，就是为了保卫奴隶制。1775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签发了一份通知，宣布任何效忠于英国王室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这一行动使得无数惊慌失措的奴隶主立刻投向了爱国者的阵营。塞缪尔·约翰逊因此在伦敦抗议道：“是什么导致这帮驱使黑人的奴隶主宣扬独立和自由的嗓音最高？”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也热烈地支持这种想法：“我相信，非洲人的灵魂此刻正在美洲人的刀剑下呻吟。” 爱国者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奴隶主立场的伪善。在《独立宣言》之前，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对当时的形势深感痛心：“让我感到最不公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正为之战斗的，却恰恰是我们从旁人那里夺走的东西，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理由拥有自由。”为了永远地将造反的爱国者们钉上耻辱柱，亨利·克林顿将军1779年6月宣布，所有逃亡到英国人这一边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劳伦斯计划的受阻让汉密尔顿感到非常沮丧。“我希望它能获得成功。”他在这一年晚一些时候写信给劳伦斯说道，“但是看起来希望很渺茫。偏见和私心会是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最大敌人。” 劳伦斯对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己的计划彻底绝望后，他回到南卡罗来纳，在威廉·莫特里（William Moultrie）的部队中服役。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处于后卫的他有勇无谋地自作主张，率领自己的部队试图强行渡过一条暴露在英军炮火下的河流，结果，他的部队损失惨重——莫特里后来称他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操的勇敢的士兵，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军官。他过于鲁莽和冲动”。关于劳伦斯，还有一个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当英国军队后来将莫特里和他的军队包围在查尔斯顿的时候，劳伦斯曾发誓，第一个打算向英国人交出这个城市的人必将死于他的剑下，他后来还拒绝服从向敌人投降的条款。 劳伦斯在南方逗留的期间，汉密尔顿给劳伦斯写了许多对他一生都颇有启迪作用的信。汉密尔顿知道南方正处于英国人的威胁之中，而交战双方都犯下了很多暴行。或许，当时他很担心是不是还能再见到自己的朋友。在1779年4月写给劳伦斯的一封信中，他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一位早期的编辑——很可能就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删掉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并在文件的抬头潦草地写道：“我一定不能将这篇文章完整地出版。”除了对劳伦斯表示好感外，汉密尔顿的这篇文章还流露出了这样的想法：由于少年时的不幸遭遇，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到任何人身上。 在工作中我冷若冰霜，对待朋友却热情如火。我希望——我亲爱的劳伦斯——我有能力用我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向你证明我对你的敬爱。我想告诉你，直到我们各奔东西后，我才发现，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我的朋友，这并不是件好事。你知道我一贯坚持的观点是，我是那么希望我可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希望我的快乐不是建立在他人的喜怒哀乐之上。你不应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便利用我的敏感，偷偷溜进我的感情世界中。 汉密尔顿写给劳伦斯的其他几封信所表现出的，则是一个妒火中烧、相思成灾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没有频繁给他写信的愤恨与责怪。“在你离开费城后，我给你写了五六封信，如果你能够给予适当的回复的话，我本来可以给你写更多的信。”汉密尔顿在9月给劳伦斯写道，“但是就像一个嫉妒的恋人，当我想到你漠视我对你的关心的时候，我的感情敲响了警钟，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那个夏天，除了劳伦斯的离开外，还有很多事让汉密尔顿烦躁。其中最让汉密尔顿气愤的是，爱国者目光短浅地拒绝在《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中赋予大陆会议强制征税的权力。而这一权力本来是在1777年11月15日就被确立为这个新国家之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则并提交各州审议的。结果，大陆会议只能被迫仰仗低劣的权宜之计——大肆借款并发行纸币——这很快便摧毁了美国的信用。最终，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因此，汉密尔顿第一次开始盘算通过私募和对外借款设立一家国家银行。 实际上，汉密尔顿对大陆会议的抨击要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凶猛得多。在7月初，他从约翰·布鲁克斯中校（Colonel John Brooks）那里收到了一封信，这位布鲁克斯中校告诉他，一位名叫弗朗西斯·达纳（Francis Dana）的大陆会议代表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大肆贬损汉密尔顿。据布鲁克斯讲，达纳说汉密尔顿曾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是人们跟着华盛顿将军一起起义，将大陆会议扫地出门的时候了。”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为了推销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指控，达纳进一步宣称，汉密尔顿先生对于保卫这个国家毫无兴趣，而将实现他的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作唯一的目标”。达纳的这些指控可以说是后来有关汉密尔顿的争论的先声。在一些人眼中，汉密尔顿这个“外来者”或者说“外国人”, 不可能具有生长于美国的那些人的精神动力，因此，他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计划。面对这种怀疑，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因此埋藏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便隐藏在他那自信的外表之下，当他遭遇到攻击的时候，他因此总会猛烈地还击。 很快，汉密尔顿就给达纳写信，要求他收回这一指控或者披露信息的来源。他宣布，如果达纳确实曾经发表过此种言论，他将要求与之决斗，汉密尔顿声称，“这样的指控是粗野的人身攻击，我因此不得不将它们同通常的那些争论区分开来”。在一番冗长的交流之后，汉密尔顿找到了谣言的源头，它出自一位名叫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的华盛顿的批评者之口。威廉·戈登是马萨诸塞州牙买加平原的公理会牧师。起初，他装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宣称自己不过是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他宣称，如果汉密尔顿发誓不寻求与他决斗，他将告诉汉密尔顿谣言的来源。按他所说，他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反对决斗这种行为。尽管汉密尔顿曾在劳伦斯和查尔斯·李的决斗中出任劳伦斯的助手，并且非常希望用决斗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他还是对戈登说： 我们的热情经常会与我们的理性相矛盾。如果不是这样，您应该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早已没有了骑士精神，而从您对决斗的态度来看，您本已经证明了您的理性与谨慎。当代社会的理性已经表明，为了证明您的无辜，或者攻击者的恶毒，而采取用剑刺穿他的胸膛或者用枪打爆他的脑袋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法。然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当您认为决斗与您的宗教理想相违背的时候，您应当慈悲地想到，别人也同样有理由相信，无根据地诬蔑一个人显然与宗教的精神不符。 由于意识到决斗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冲突，汉密尔顿总是在面对决斗的时候犹豫不决，这在后来的几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汉密尔顿后来一直没有和戈登在决斗场上相见，尽管他最终确认戈登确实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整个秋天，他都在和戈登往来通信，并在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说过那些被安在他头上的有关大陆会议的话。由于汉密尔顿在那一年中都一直攻击大陆会议无能、失职，他或许真的说过一些过火的话，这些话有可能经过了政敌的歪曲、加工而被到处宣扬，也或许，人们所转述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原话。 从汉密尔顿在那年秋天写给劳伦斯的信来看，当时的他正处于消极失落之中。他告诉劳伦斯，他仍然在为劳伦斯那善良的设立黑人营的方案奔走呼号，同时担心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和公共腐败会毁掉这个美好的方案。“我的朋友，所有的希望都可能只是黄粱一梦，”他用一种在他一生中经常会突然出现的绝望口气，警告劳伦斯说，“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德。促使各州诞生的商业动机已经成为美国人民的镣铐，而他们唯一希望的，便是这个镣铐变成金子做的。” 对这个只有24岁正在为光荣和理想而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想法是多么阴暗而消沉。对汉密尔顿来说，他的整个一生都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种种批评，让政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对汉密尔顿的判断，“他非我乡亲，必有所图谋”是正确无误的；敌人恶毒的指控在一些时候让汉密尔顿感到自己和他所热爱的国家异常疏远，又反过来让汉密尔顿相信，自己对美国的批评句句在理。 第七章 害相思病的陆军上校 尽管战争导致了严重的物资短缺，美国革命仍然让汉密尔顿的社交活动丰富多彩。这个喜欢找乐子的年轻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那些在大陆军司令部逗留的时髦妇人们寻欢作乐——也难怪玛莎·华盛顿给她的那只淫荡的肥公猫起名叫“汉密尔顿”——而这些妇人则欣赏汉密尔顿的乐观好动、机警善变和舞蹈天才。那时候，有一大群“随军夫人”和大陆军混在一起，约翰·马歇尔在9月份探访大陆军营地的时候，就对这群公然在军营中游荡的女人异常反感，他向一个朋友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放荡的场景。” 汉密尔顿曾跟一位朋友说，一个军人除了军事外，不应该有别的妻子，在1779年春天，当和法国联盟逐渐加强，美国革命露出胜利的曙光之时，他却开始谋划给自己娶一位妻子。汉密尔顿知道，等到战争结束后，他就将“无家可归”了。那年4月，汉密尔顿给约翰·劳伦斯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说自己需要一个妻子。可能是因为自己童年的阴暗记忆，汉密尔顿认为绝大多数婚姻都是不快乐的，因此，他非常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封信里有一部分内容读起来让人费解，因为在信中他淫荡地提及自己“鼻子”的尺寸——这在18世纪是对男人阳物的一种诙谐的说法——不过，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很有意义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汉密尔顿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稳定的婚姻了。 她一定要年轻、漂亮——我最看重的是身材一定要好；知书达理——念过一些书就可以了；有良好的教养——但是一定要对“时髦”这个词深恶痛绝；纯洁而柔弱——我对忠贞不移的女人有着狂热的爱好；慷慨大方且脾气好——她一定不能是个财迷，更不能胡乱骂人发脾气，因为我可受不了一个泼妇和守财奴。在政治上，她站在哪一边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想经过一番辩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她拉到我这边来；在宗教上，她一定要既相信上帝又厌恶圣徒，总之要有信仰，又不能太虔诚；说到财产，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你知道我的脾气和处境，因此我会特别关注“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尽管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冒任何风险堕入炼狱，然而钱财毕竟是这个世界上的快乐之源——因为我自己没有多少钱，而且从我的行业或者地位来看，我不大可能弄到太多的钱——因此我的妻子，如果我真的娶到一个，就至少得带上一笔足以维持她自己的奢侈开销的嫁妆。 在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汉密尔顿实际上在无意中为自己勾勒出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他正努力地试图寻找一种世俗与高尚之间的平衡。他坦率地承认，虽然自己并非贪欲的奴隶，但是他却确实很看重金钱。虽然他信奉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婚姻价值观，但是他却绝对不愿意做一个一本正经的卫道士。他愿意有一点适度的宗教信仰，但是他显然厌恶狂热信徒与假装神圣。虽然那些风情万种、率性而为的开放女子总是让他着迷，但是当他选择妻子的时候，他看重的却是那种通情达理、可靠而有一点迷人的良家女子。 在那年12月，华盛顿选择莫里斯顿作为自己部队的冬季司令部，汉密尔顿因而有了额外的时间详细勾画自己未来的计划。华盛顿和他的幕僚借住在已故法官雅各布·福特（Jacob Ford）家的大宅子里，这是一栋有着绿色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大宅子。汉密尔顿平常就在和这座大宅子连在一起的木屋里办公，晚上和坦奇·蒂尔曼、詹姆斯·麦克亨利睡在一间屋子里。那个冬天，大陆军最大的敌人便是寒冷。据说，那是整个18世纪最冷的一个冬天。在纽约湾，水面上的冰居然厚到了英国人可以拖着重炮在上面行走。而莫里斯顿竟经历了28次暴风雪，其中有一次暴雪足足肆虐了三天，暴雪过后，地上的积雪居然厚达两米。 对华盛顿来说，这是他在这场战争中处境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这个冬天甚至比在福吉谷的那段日子更加让人沮丧。道路被暴风雪阻断，大陆军因此断了给养。在冷如冰窖的小木屋中快要冻僵了的士兵到处都在争抢保暖物品，逃跑和叛变的士兵达到了惊人的数字。1780年1月5日，华盛顿给大陆会议递交了一份让人无比沮丧的报告：“士兵中的许多人已经有整整四五天没有吃一点儿肉了，面包也根本不够吃，士兵只能靠非常有限的补给维持生命。一些人已经被迫开始抢掠当地居民以弄口饭吃，我根本没有能力惩罚或制止这种行为。”华盛顿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还是大陆会议没有权力向各州征税并确立公共信用。福吉谷和莫里斯顿的记忆也因此极大影响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未来的政治议程，这两个人都曾同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所带来的种种缺陷而辛苦地斗争过很久。 由于华盛顿在1月拒绝允许汉密尔顿加入劳伦斯的队伍在南方前线作战，汉密尔顿因此异常沮丧。“尽管我非常失望和懊恼，但是我还是服从了。”他给劳伦斯写信说道，“简单说，劳伦斯，我讨厌除了你和少数几个非常诚实的人之外的整个世界，我除了尽快光荣地离开这个世界外，没有别的盼头了。我承认这是软弱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我与凡间的世界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这并不是汉密尔顿第一次暗示自己有自杀的想法或者有离开北美的打算并认为自己与美国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莫里斯顿的冬天却让人们的社交圈子变得异常活跃，这拯救了郁闷的汉密尔顿。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回忆说，在一次和乔治·华盛顿共进晚餐的欢乐晚宴上，活跃的汉密尔顿为大家斟酒添菜，不停地劝酒。一大群妇人冒着风雪，乘坐着雪橇跑来参加这次招待会。汉密尔顿报名参加了仓库边举行的“舞蹈聚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会参加的盛装舞会。华盛顿当时身着一件黑色天鹅绒外套，和妇人们翩翩起舞，在舞会上大出风头。司徒本在胸前挂满了勋章，而法国军官们则佩戴上了闪闪发光的金色织物和蕾丝花边。一反常规的是，此时那些头发上点缀着美丽的装饰，脚穿高跟鞋的女士却反过来向这些革命者大献殷勤。让“华盛顿大家庭”的大多数人感到高兴的是，汉密尔顿在1780年1月份和一个叫科妮莉亚·洛特（Cornelia Lott）的年轻女士坠入了情网。塞缪尔·B.韦伯上校（Colonel Samuel B. Webb）甚至为他写了一首幽默的小诗： 现在，汉密尔顿感到一切不可阻挡， 科妮莉亚填满他的心房！ 不过，花心的汉密尔顿没几天就移情别恋，看上了一个名叫波丽的年轻女人。1780年2月2日，紧跟在科妮莉亚和波丽后面出现在汉密尔顿生活中的，是刚刚跟着一队武装护卫来到莫里斯顿的艾丽萨·斯凯勒，她和自己的姑母一家住在了一起。她带着自己的父亲菲利普·斯凯勒将军的亲笔介绍信，来投靠华盛顿和司徒本这“军营中最英勇的两个男人”。将军的姐姐，格特鲁德·斯凯勒·科克伦（Gertrude Schuyler Cochran）是著名医生约翰·科克伦（Dr. John Cochran）的妻子，他们俩刚刚搬到了新泽西州的布伦斯威克，以便有个安全、惬意的场所帮助当地的老百姓预防天花。科克伦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他同时还作为华盛顿的私人医生，跟着大陆军南征北战，去了很多地方。拉法耶特给他送了个绰号“好医生博恩”——后来被任命为大陆军军医部的主任。在莫里斯顿的冬休期，科克伦和他的妻子住在他的好朋友杰贝兹·卡普菲尔德医生（Dr. Jabez Campfield）家。干净、整洁的白房子里，从华盛顿的司令部到他们家，只需要沿着街走400米就可以了。于是，后来斯凯勒会发现，自己与未来的丈夫，在当时离得并不远。 作为华盛顿的幕僚，汉密尔顿因此有机会可以和艾丽萨·斯凯勒平等地交往。当他在1777年为了让霍雷肖·盖茨将军将自己的军队交给华盛顿而旋风般地访问奥尔巴尼去和将军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已经见过了这位姑娘。即便没有这次相遇，汉密尔顿应该也有充分的机会和斯凯勒在同一场合出现，因为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汉密尔顿长久以来最喜欢与之调情的——凯蒂·利文斯顿。 25岁的汉密尔顿对22岁的斯凯勒一见钟情。他的同僚坦奇·蒂尔曼讲道：“汉密尔顿就是一个情圣。”没过多久，汉密尔顿变成了卡普菲尔德医生家那栋三层高的大宅子里的常客，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那里出现。每个人都注意到这位年轻的上校此时已经充满幻想，心猿意马了。汉密尔顿的记性经常会很糟，在心神不宁的时候尤为明显，有一天夜里从斯凯勒家里回来，他居然忘记了口令因此被哨兵堵在了门外。“这位‘大情圣’当时显得异常尴尬，”雅各布·福特法官14岁的儿子加百列·福特（Gabriel Ford）回忆道，“哨兵当然认识汉密尔顿，但是却严格履行职责。汉密尔顿按着自己的脑袋，试图将隐藏在大脑中某个角落的那几个重要的词揪出来，然而就像那位尽忠职守的哨兵一样，那几句口令死活就是赖在藏身之处不出来。”福特见汉密尔顿如此窘迫，出于同情，便把口令告诉了他。 到了汉密尔顿在3月初离开莫里斯顿前往新泽西州的阿莫博伊和英国人商讨交换俘虏事宜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斯凯勒已经决定结婚——此时距汉密尔顿向斯凯勒求爱还不到一个月。汉密尔顿一定为他和自己的爷爷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经历惊人的相似而吃惊不已——他们俩都娶了位叫“伊丽莎白”的姑娘，而这两位伊丽莎白都是显赫的名门千金。 对汉密尔顿来说，艾丽萨的头上顶着“斯凯勒家族”这个美丽的光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密尔顿不断对整个斯凯勒家族，包括他们家的三个儿子约翰·布拉德斯特利特·斯凯勒（John Bradstreet Schuyler）、菲利普·耶利米·斯凯勒（Philip Jeremiah Schuyler）和伦塞勒·斯凯勒（Rensselaer Schuyler），以及五个女儿安杰莉卡·斯凯勒（Angelica Schuyler）、艾丽萨·斯凯勒、玛格丽塔·斯凯勒（Margarita Schuyler）、科妮莉亚·斯凯勒（Cornelia Schuyler）以及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凯瑟琳·斯凯勒（Catherine Schuyler）示好。这几位聪明、美丽、好社交的富家贵小姐一定是汉密尔顿在梦中追逐的类型。她们每个人都会一种不同的乐器，在奥尔巴尼斯凯勒家的公馆里，她们的出现总会让客人快乐而难忘。在1776年4月和这家人共度了一周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心地说，他在斯凯勒家“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款待，而那些年轻女士的欢乐活泼更是让他感到轻松而愉快”。坦奇·蒂尔曼似乎同样地被这些女孩们俘虏了，“将军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几位女儿的身上有着特殊的魔力，可以让旁人一下子被他们吸引住并因此成了好朋友。当我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宾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轻松自由，一点也不会觉得拘束”。这五个女孩子都有着十足的勇气，她们中有四个人最后都私奔跑掉了，只有艾丽萨是个例外。科妮莉亚的私奔是最具有戏剧性的，她在一天夜里从卧室的窗户沿一根绳梯逃出了斯凯勒公馆，跳上一辆等在门外的马车，和一个名叫华盛顿·莫顿（Washington Morton）的年轻人一起远走高飞了。 如同童话故事般的神奇，汉密尔顿这个西印度群岛的穷小子在一夜之间攀上了一户在北美最有影响力和富裕的士族家庭。在看了艾丽萨的妹妹玛格丽塔的几张画像后，他就给玛格丽塔写了一封天马行空的长信。在信中，他向玛格丽塔倾诉了自己对她姐姐的爱慕之情： 我冒险悄悄地告诉你，通过某种方法，你的姐姐已经发现了为什么有关她的一切事情都让我着迷的原因……她的美是最具杀伤力的，而在她身上，却根本看不到矫揉造作的样子，这本来就应当是美人儿的特权。她那高贵的气质里一点也看不到虚荣与卖弄，这让她在一群矫揉造作的蠢货中显得是那么的鹤立鸡群。她性情温和、和蔼可亲、单纯活泼，身上具有一个绝代佳人所应有的一切优良品质。简单说来，她真是造物主的奇迹，美丽、德行和高雅的气质集于一身却毫无女性常见的那些缺点，而在很多欣赏者的眼中，这些缺点本来应是一个美妇人美丽光环下无法回避的阴影。 在这封信中，汉密尔顿对艾丽萨的评语和他在几个月前写给约翰·劳伦斯的那封信中所列的一长串理想伴侣的清单几乎完全一致：她容貌秀丽、通情达理、落落大方、性情温和、毫不虚荣造作。同时，由于她是纽约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庭的女儿，汉密尔顿因此不需要为老套的爱情与金钱的抉择而大伤脑筋。 伊丽莎白·斯凯勒出生于1757年——汉密尔顿经常会亲切地叫她艾丽萨或贝特西——在有关她丈夫的传记中，一直没有她的半点影子，在一定意义上，她大概是美国所有的“国母”中最为低调的一个。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让聚光灯完全对准自己的丈夫，而她自己在美国的先贤祠中却没能留下一个位置，这无疑是一大遗憾，而她实际上是一个有着纯正完美性格的女人。在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外表之下，艾丽萨有一颗忠诚、慷慨、幽默风趣、意志坚定、勇敢无畏而又充满慈爱的心。她个子不高，面容姣好，全无半点自负与狂妄，是汉密尔顿理想的伴侣。她给了终日处于风口浪尖的汉密尔顿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而在汉密尔顿写给艾丽萨的信中，愤怒、失望、暴躁的文字，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汉密尔顿对艾丽萨的评价绝不仅仅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所有的人都说艾丽萨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她肤色浅黑，一双深黑色的眼睛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这双眼睛所发出的光芒，让她的面庞都笼罩在慈祥之中。”坦奇·蒂尔曼在他的刊物中如是称赞艾丽萨。虽然出身世家，但是艾丽萨并没有那种骄奢淫逸的富家大小姐常有的病怏怏的样子。她喜好运动，身体强健，走起路来步伐坚定有力。在一起远足野餐的时候，蒂尔曼看到她一路谈笑间就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头，而比她稍差一些的女孩却需要男性的帮助才能气喘吁吁地向上爬。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喜欢她那“充满阳光的笑容”，而布里索·德·窝里勒则称赞她是“一位集迷人的气质与坦白直率的性格于一身的女人，身上有着美利坚女性典型的美德，与她相处，总是让人心旷神怡”。和其他几位一样，詹姆斯·麦克亨利也感觉到了艾丽萨低调、节制外表下涌动的激情，她本来应该是更加冲动的。“她是一个有深度和底蕴的女人，内心深处同样充满激情，尽管表面上她的热情被妇德所束缚，但是当遭遇一些非常情形时，她那在温良恭让外表之下的不断膨胀的热情就一定会一下子完全爆发出来”。 1787年拉尔夫·厄尔（Ralph Earl）为艾丽萨·汉密尔顿画了一幅颇值得观赏者玩味的肖像。在画中，她那黑色的双眸格外明亮——这是最吸引汉密尔顿的地方——眼神中流露出内心的坚强。她梳着最时尚的蓬松发型，头发上点缀着亮晶晶的小饰物——她的一位朋友称她的发型如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般引人注目。画中的她目光如炬，充满生气，仿佛要走出画框和观赏者亲切交谈一般。她那裹在用料考究的白色丝织晚装下面的身体匀称而富有韵味，并且还没有女性的弱不禁风。她的脸上仅仅略施粉黛，如果不仔细端详，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从画像上来看，她似乎强健而精力充沛，人们可以想象，或许那时的她就是一个假小子。总而言之，快乐、谦逊和积极进取在她身上完美统一在了一起。 从她在描绘玛莎·华盛顿时那充满敬意的语句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艾丽萨的谦逊。那年冬天，艾丽萨在莫里斯顿遇到了华盛顿夫人，她写道： 华盛顿将军和我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此，他的夫人非常热情地接待并亲吻了我。那时华盛顿夫人已经将近50岁了，但是依然美丽动人。她个子很矮，身材丰满，有着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她的头发业已花白，尽管在我眼中，她的地位是那样显赫，但是衣着却十分朴素。她身穿一件式样简洁的棕色土布长袍，系着一块很大的白围裙，头戴一顶干净的帽子。她的结婚戒指简单而朴素，然而，这枚金戒指已经陪伴她快超过20年了。在我眼中，她真的是完美女性的化身。 艾丽萨一到莫里斯顿，就拜会了玛莎·华盛顿，并送给她一对假袖作为礼物，作为回礼，玛莎送给斯凯勒一些脂粉。从那时起，艾丽萨和这位老妇人之间的关系就很亲密了，在某种程度上，颇有些母女之情的味道。 艾丽萨曾经在家接受过一些启蒙教育，不过从没有到学校念过书。她的拼写很糟，给自家人写信对她来说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情。人们很难想象她会像自己未来的丈夫一样，陶醉于休谟、霍布斯或是其他一些先哲的作品中。不过，另一方面，这个战士和政治家的女儿对于公共事务却异常熟悉，许多当时政坛的显要人物都是她的朋友。13岁的时候，她就陪着自己的父亲在萨拉托加参加了一次由六个印第安部落的酋长组织的秘密会议，还得了一个语义为“我们中的一员”的印第安名字。1776年4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前往加拿大执行外交任务时顺便拜访了斯凯勒将军，就在那个时候，艾丽萨从他那里学会了怎么下西洋双陆棋。和汉密尔顿一样，艾丽萨总是对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兴趣。 有关艾丽萨·斯凯勒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艾丽萨·斯凯勒是荷兰改革教会的积极分子，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徒。坦奇·蒂尔曼在一封信中还因此称呼她为“小圣人”。当听说放荡的汉密尔顿选择了这么一位虔诚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时，华盛顿的那一班幕僚都大吃一惊。在更早一些时候，汉密尔顿曾经也是个虔诚的少年，不过在革命期间，他却对教会组织并无好感。在认识斯凯勒之后没几天，汉密尔顿还为一位名叫门迪的随军牧师写过这样一封推荐信：“除了不吃喝嫖赌外，他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随军牧师的人选。”汉密尔顿接着写道，“无论你实际上到底能不能上天堂，在战场他都会拿起枪和你并肩作战，而不去唠叨着召唤你上天堂。”艾丽萨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的信仰，她非常喜欢汉密尔顿的那首早年在圣·克罗伊岛写的十四行诗《灵魂的升华》。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汉密尔顿却并不愿意从属于某个教堂组织，尽管他的妻子的宗教信仰异常坚贞笃定。 那个冬天，汉密尔顿用尽了各种甜言蜜语，疯狂地追求艾丽萨。他甚至为艾丽萨写了一首题为《告诉你，我为何叹息》（Answer to the Inquiry Why I Sighed）的浪漫的十四行诗。其中有这么几行： 以前无人知晓， 我的爱如此柔弱。 没有什么快乐能让我心潮起伏， 除非我的天使在我的臂弯。 尽管艾丽萨知道汉密尔顿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不过征服她的却是汉密尔顿的善良而不是他的才华横溢。汉密尔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亲爱的艾丽萨……我是很聪明，但是，感谢上帝，他还给了我一颗好心肠。”每当回忆起汉密尔顿的这句话，艾丽萨都会显得很开心。后来，当收集她丈夫的逸闻趣事时，艾丽萨·汉密尔顿给了记者一份长长的清单，清单上都是她想让大家知道的汉密尔顿的种种优点：“能屈能伸，知识渊博，机智狡黠，心地善良，节制而品德高尚。” 不过，在汉密尔顿于1780年3月30日写给约翰·劳伦斯的信中，他没有提及艾丽萨以及他打算和艾丽萨结婚这件事——汉密尔顿很少这么遮遮掩掩的。直到6月30日，汉密尔顿才打破沉默，向他的朋友们坦白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把我的自由交给了艾丽萨小姐。她是个好心肠的女孩，我相信她永远不会是一个泼妇。尽管她不是一个天才，但是却有着高贵的气质，让人心旷神怡；尽管她不是一个大美人，但却有着美丽的黑眼睛和端庄秀丽的面容，外表具备了一切足以让情人快乐的必要元素。”汉密尔顿知道旁人读这段话的时候并不会觉得他有多么激动，为了避免劳伦斯怀疑他是为了钱才和艾丽萨结婚的，汉密尔顿继续写道，“尽管我没有像一个狂热的骑士那样把自己的情人视作完美无瑕的绝代佳人，但是，请相信我，我对她的爱绝对是真挚而深沉的。”唯恐劳伦斯对这桩婚事感到嫉妒，汉密尔顿在几个月后接着写道，“尽管艾丽萨是那么的让人陶醉，但我依然会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并且仍然会是你最忠诚的朋友。”他保证婚后自己会和以前一样全心全意地对待朋友。 汉密尔顿很喜欢和艾丽萨的姐妹们一起相处。艾丽萨有一个妹妹叫佩吉，是一个非常美丽但却虚荣、浅薄的女孩。她嫁给了斯蒂芬·范·伦塞勒（Stephen Van Rensselaer），伦塞勒比她小6岁，是伦塞勒斯威克的第八代庄园主，他还是纽约州最大的地主。在刚到莫里斯顿过冬的时候，艾丽萨已经结婚了的姐姐安杰莉卡便如同磁石般吸引了汉密尔顿，在汉密尔顿生命中余下的日子里，他与艾丽萨和安杰莉卡的纠葛从来也没有断过，他亲昵地称这一对姐妹为“我亲爱的黑眼睛姑娘”。把这两个女人放到一起，便勾勒出了汉密尔顿理想中的女人的形象，也能够反映出他的性格中两种不同的取向。艾丽萨体现出的是汉密尔顿的使命感、决心和政治的品格，而安杰莉卡则展现出汉密尔顿世故的一面——狡黠，热情，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取悦于大众。 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之间的互相倾慕众人皆知，因此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俩是一对情人。或者，至少他们俩的友谊非比寻常。而事实上，如果安杰莉卡没有结婚的话，汉密尔顿求婚的对象，恐怕就不是妹妹艾丽萨，而是她的姐姐安杰莉卡了。相比艾丽萨，安杰莉卡和汉密尔顿更谈得来。詹姆斯·麦克亨利曾给汉密尔顿写信提到，说安杰莉卡“让所有连队中的人都着迷，甚至没有见过她的人。不论男女都被她吸引，没有人不喜欢她。因为你的那些优秀的品质，你才得以有幸成为她妹妹的丈夫。” 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画笔下的安杰莉卡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皮肤雪白，长长的鹅蛋脸，深色的眼睛，性感的嘴唇，衣着时髦，看起来要比艾丽萨更久经世故。在安杰莉卡身上，有着一种比她妹妹更加有韵味的神秘的女人味，更能让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流连忘返。安杰莉卡非常擅长用自己的魅力做武器征服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她能言善辩，爱弹吉他，喜欢与人研讨学术，评点时事。对于那个时代一些最聪明的政治家们而言，她就是缪斯女神的化身，这些人包括：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以及最经常和她打交道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杰莉卡是那个时代北美妇女中为数不多的，身处欧洲人的画室时依旧如在哈得孙河边的客厅里一样轻松自如的人。因此，性格如同欧洲女人一般大方的安杰莉卡的身边也少不了流言蜚语。不像艾丽萨那样不通晓什么外语，安杰莉卡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艾丽萨并不喜欢介入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活，相反，安杰莉卡却热情地赞扬汉密尔顿的雄心壮志，并且总是对每一条有关汉密尔顿政治成就的新闻充满了兴趣。 在接下来的24年中，安杰莉卡在几乎每一封写给自己的姐妹或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信中，都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汉密尔顿的好感。汉密尔顿也经常在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中和她“打情骂俏”。当汉密尔顿逐渐被国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安杰莉卡给了他一个表现自己孩子气一面的空间。在写给艾丽萨的信中，汉密尔顿的文字总是温柔体贴，但是他很少写自己的雄心壮志。汉密尔顿的婚姻生活也因此很难不让人留下这两个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的姐妹共事一夫的印象。安杰莉卡一定感觉到她对汉密尔顿的喜爱并没有让自己亲爱的妹妹感到不快或是威胁，这让她异常开心。这两个女人对汉密尔顿共同的爱反而让她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丽萨与安杰莉卡非比寻常的关系给了汉密尔顿对安杰莉卡表达爱慕的借口和伪装，如果换成是姐姐之外的其他女人，艾丽萨是肯定不会容忍的。 安杰莉卡这个对杰出男子有着致命诱惑力的大胆女人，在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时却做了一个奇怪的选择，她嫁给了约翰·巴克·丘奇（John Barker Church）。丘奇五短身材，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长期以来，他除了不断发胖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1776年，他被大陆会议派到奥尔巴尼去审计北方军的账目，然后便投入了斯凯勒将军麾下。在那段时间里，丘奇成功地追求到了安杰莉卡，同时也得罪了斯凯勒将军。丘奇有一个笔名叫约翰·B.卡特尔（John B. Carter），斯凯勒将军从中嗅出了一些可疑的气味。果然，将军的直觉是正确的：丘奇是在伦敦同一名亲英派政客决斗之后，改名换姓逃到了北美的。有证据表明，在伦敦时他已经因为赌博和股票投机的失败而破产，为了躲避债权人的纠缠，他才跑到了北美。当丘奇得知自己有可能会被岳父拒绝这桩婚事时，他便在1777年带着安杰莉卡私奔了，可想而知，斯凯勒将军会有多么愤怒。 在革命期间，丘奇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卡特尔先生是一个商业天才，”詹姆斯·麦克亨利告诉汉密尔顿，“我听说他的财产已经足以让这辈子过得逍遥自在了。”丘奇和他的生意伙伴耶利米·沃兹沃思（Jeremiah Wadsworth）获得了将补给品出售给法军和美军的巨额订单，这让他们有利可图。汉密尔顿对丘奇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个“正直的财主，意志坚定，严格要求，活跃热情，天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意人”。不过，从丘奇的信中看，他实际上是一个冷静的商人，对人并不热情，也没有什么幽默感。由于政治是他的财源，因此丘奇能够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位当时的观察家记得，在威廉·豪将军烧掉了一些北美的村庄和城市后，丘奇对英国人“充满了恶毒的仇恨”。丘奇曾经说过，他希望把捉到的英国将军的头都砍下来，然后“把他们的躯干腌在桶里，每次英国人烧一个村子，就把这样的一个人肉罐头寄给英国人”。丘奇并不是一个才子，他也不怎么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在安杰莉卡眼中，汉密尔顿要远比他更有魅力。不过另一方面，丘奇的财富却让安杰莉卡过上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生活，而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 汉密尔顿和自己的岳父的关系是他与艾丽萨·斯凯勒的婚姻中一段快乐的章节。当时已经46岁的菲利普·斯凯勒是一个瘦高个，他嗓门很大，鼻子就好像一个大肉球，在他作为国会委员会的主席，在4月前往莫里斯顿视察大陆军的时候，斯凯勒将军已经饱受风湿病的折磨。斯凯勒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强的人，然而，他却热情地接纳了汉密尔顿，无疑，这再次证明了汉密尔顿与人相处的天分。斯凯勒曾这么教育自己的儿子约翰：“对地位比你低的人要宽厚仁慈，对地位与你相同的人要和蔼热情，对比你地位高的人，无论他们是因为他们比你优秀还是仅因为出生于一个较高等级，你都应当不卑不亢。”也就是这个讲究等级出身的斯凯勒，在初次和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谋面时，便立即和他建立了友谊。汉密尔顿和斯凯勒都饱读诗书，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两个人都推崇军队的纪律精神，都对发展商业和国内基础建设（比方说开凿运河）感兴趣。此外，他们两个都对华盛顿无比忠诚，并且对大陆会议的无能而感到痛心疾首，尽管斯凯勒本人就是大陆会议的成员之一。 斯凯勒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他的祖先在1650年前后移民到了纽约（他们家的姓可能是个德意志姓氏）。斯凯勒家族是哈得孙河畔几大士族之一，拥有广阔的田产和富可敌国的财富。这些世家大族之间频繁联姻，在纽约形成了一张权力网，将纽约的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菲利普·斯凯勒的母亲就是范·科特兰（Van Cortlandt）家族的一位成员。斯凯勒家的那栋富丽堂皇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豪宅“牧场”，坐落在奥尔巴尼的一座山顶上，府邸周围有大约32公顷土地，点缀着一些谷仓、奴隶工棚和熏制室。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斯凯勒还在萨拉托加荒原边修了一座两层高的房子，在那附近，他兴建了四个水磨坊、一个铁匠作坊和一些仓库，雇用了上百名职工（这个小工业村逐渐演变为了现在的斯凯勒威尔村）。总的算下来，斯凯勒家的产业沿哈得孙河足足有5公里，总面积在400到800平方千米。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菲利普·斯凯勒还娶了凯瑟琳·范·伦塞勒（Catherine Van Rensselaer），一位继承了伦塞勒家位于哥伦比亚县克莱坞莱克的500平方千米的土地的姑娘。 对菲利普·斯科勒将军的评价因人而异。在他的敌人眼中，斯凯勒是一个冷酷、傲慢的家伙，当别人顶撞了他或者是让他觉得丢了面子的时候，斯凯勒会大发雷霆。亚历山大·格雷顿在革命期间的一次斯凯勒家的宴会上便和斯凯勒有着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一位新英格兰上尉临时找斯凯勒有公事，这位上尉唯唯诺诺的，一副只有最低级的官吏才有的奴颜婢膝的嘴脸。然而主人根本没有邀请他坐一小会儿，喝杯葡萄酒。相反，在他向主人汇报完毕之后，就直接被主人不耐烦地打发走了，仿佛他的出现打搅了主人的兴致”。然而，格雷顿承认，那个人可能是很无理地闯了进来。 斯凯勒将军的朋友觉得他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他对于自己同等级的人非常宽宏大量。在萨拉托加战役期间，英军首领伯格因将军烧了斯凯勒的住所，并且由于军事需要摧毁了他家绝大多数的房产。在伯格因战败投降后向斯凯勒道歉时，斯凯勒却大度地答复说伯格因的行为是交战规则所允许的，如果他站在伯格因的立场上，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黑森雇佣军司令官弗雷德里希·冯·雷德塞尔（Friedrich von Riedesel）的妻子雷德塞尔男爵夫人也十分欣赏斯凯勒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当我快到帐篷的时候，一个英俊的男子向我走来，他帮助我将孩子从马车上抱下来，亲吻和抚摸他们，接着，他伸出手搀扶住我。”斯凯勒将军邀请这位男爵夫人和被打败了的伯格因将军以及将军的20位随从住在自己位于奥尔巴尼的府邸，每天为他们奉上最精美的食物。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伯格因的军队在萨拉托加对他的房产的破坏已经让他几乎倾家荡产了。 汉密尔顿知道作为一群有时候异常桀骜不驯的女儿们的父亲，斯凯勒会非常严厉，而约翰·巴克·丘奇也刚刚由于和安杰莉卡结婚的事情而被迫远走高飞。因此，当汉密尔顿和英国人协商交换战俘一事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谨慎，只有在征得斯凯勒允许的时候，才会跟他的女儿们搭讪。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回味艾丽萨信里的话：“我无法告诉你，当我看到你的信所流露出的甜蜜温柔时是多么着迷。”他在3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贝特西，你的灵魂在字里行间都在倾诉，祝福我成为最幸福的人。现在我就是最幸福的，将来也是如此。” 1780年4月8日，斯凯勒将军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官腔很浓的信，信中说道，经过他和斯凯勒夫人的讨论，斯凯勒家同意接受汉密尔顿提出的求婚。汉密尔顿高兴极了。几天后，他给斯凯勒夫人写了一封信，感谢她能够接受自己对她女儿的求婚，并在信中极尽阿谀奉承道：“亲爱的夫人，我真心希望，你不会认为我说的话仅仅是一种表白。尽管我未能亲耳聆听您的教诲，但我对您的卓越品格仰慕已久，这都让我跟您女儿的结合更加幸福。” 斯凯勒将军曾经带着自己的妻子从奥尔巴尼来到莫里斯顿并在这里临时住了下来。直到大陆军在6月拔营起寨奔赴沙场时，他们才离开这里。汉密尔顿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去拜访斯凯勒夫妇，他和斯凯勒家的关系也因此逐渐密切了起来。到最后，居然是斯凯勒家觉得是汉密尔顿“选中了”自己的女儿，而不是自己家的宝贝大小姐“下嫁给”这个出身低微的西印度群岛的小职员。两年后，菲利普·斯凯勒给艾丽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夸奖这个了不起的女婿： 我很乐意和你一起回味通过你将我和亲爱的汉密尔顿联结在一起的美丽时光。在和他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带给了我数不清的快乐。每天我都能高兴地听到那些明辨是非的达官显贵对他的品德和能力的称赞。在别人眼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汉密尔顿是他所在的国家的最杰出代表。 与艾丽萨·斯凯勒的结合是汉密尔顿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汉密尔顿便获得了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在政治上对他的全力支持。在莫里斯顿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汉密尔顿满脑子都是金钱和爱情。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继续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飞快贬值，通货膨胀借着爱国的旗号在北美肆虐。在1779年的某个恐怖的阶段，大陆美元的价格在三个星期里跌了一半。银币在市场上消失了，市面上充斥着一文不值的纸币，各州政府也快要破产了。1780年3月，大陆会议试图通过发行新的美元重建金融秩序，按照大陆会议的规定，1元新币可以兑换40元旧币。这实际是一项将大多数美国人的储蓄一扫而光的措施。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因此愈发强烈了。詹姆斯·麦迪逊在一封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担忧地说道：“相信我，先生，在当前的处境下，如果各州消极对待回收旧币和着手建立储备以确立新币的信用这两件事情的话……一切就全完了。” 在空闲的时候，汉密尔顿一直在钻研各种金融条约。作为华盛顿的副官，他的身份让他不能方便地发表可能破坏大陆会议内部关系的那些富有争议的方案，因此，他匿名向一位大陆会议议员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个新的货币框架。“现在的方案，”他谦逊地写道，“的确是建立在阅读了一些商业与金融著作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建立者的懒惰，使它尚未经过严格的检验，同它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还显得不够成熟。”如果收信人希望能看到更深入的论证，汉密尔顿写道，“您可以通过莫里斯顿的邮局，给詹姆斯·蒙特古（James Montague）写信，这是一个安全的和我联系的管道，您的问题将会很快得到答复。”“詹姆斯·蒙特古”或许就是汉密尔顿用来掩盖自己身份的一个假名。 汉密尔顿的这篇6000字的文章表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在他看来，通货膨胀是战争期间物资短缺的结果，因此导致了货币的大幅贬值。时间一长，通货膨胀便获得了自我膨胀的基础。单单用经济学原理并不能解释这次通货膨胀，汉密尔顿注意到，通货膨胀还与人们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人们“被热情与偏见冲昏了头脑，丧失了作为一个经纪人应有的理性”，汉密尔顿写道，“流通中货币的数量显然是货币贬值的首要原因。但是其贬值的幅度却是它理应贬值幅度的5倍……超出正常贬值幅度的原因便来自于人们的预期，他们对市场显然缺少信心”。 如何挽救市场信心呢？汉密尔顿提出了12点计划，它高度提炼出了汉密尔顿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真知灼见。大陆会议应当创办一个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的一半股权应由政府掌握，另一半应由私人掌握。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公债并发放私人贷款。为此，汉密尔顿还举了欧洲先行者——英格兰银行和法国商业协会——作为例证。仅靠税收和内债并不足以维持战争的需要，汉密尔顿强调，他的计划中的核心思想便是应当举借200万英镑债务用以维持战争，“现在对外债的需求比以前更为迫切，而这已经成为拯救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在汉密尔顿看来，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在战争中举借外债的能力，而战力与融资能力的关系这一主题奠定了汉密尔顿整个论述的基调。 对汉密尔顿来说，美国革命是检验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的绝佳试验田，为汉密尔顿的整个职业生涯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1780年5月，他又有了新的理由思考大陆会议的种种失败，就在那几天，大陆军又吃了一个灾难般的大败仗：英国军队攻陷了查尔斯顿，俘虏了5400名美国士兵，其中就有约翰·劳伦斯。对爱国者来说，1780年是相当灰暗的一年。8月，康华利勋爵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让霍雷肖·盖茨将军的部队溃不成军，打死了超过900名美国士兵，还捉了一千多俘虏。在汉密尔顿看来，查尔斯顿河卡姆登的灾难表明大陆军应当延长士兵的服役期限，并且不能再简单地依靠各州的民兵。让他略感安慰的是，卡姆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盖茨怯懦地从战场上逃跑所造成的，盖茨的耻辱反倒让汉密尔顿感到很开心。“历史上有过像盖茨将军这样丢掉整个部队逃之夭夭的事情吗？”汉密尔顿幸灾乐祸地对纽约州的大陆会议代表詹姆斯·杜安说道，“在三天半的时间里跑了290公里，这在盖茨将军一生中恐怕都是一项难以逾越的成就吧。”这年10月，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接替了此时已经名声扫地的盖茨将军，担任了南方军的总司令。 对于大陆军在南卡罗来纳所遭受到的挫折，汉密尔顿的反应是既幸灾乐祸又高度坚忍克己。“这些不幸的失败对我的打击并不像其他人那么大。”他告诉艾丽萨·斯凯勒，“我不会因为以前的不幸而怨天尤人，而是会努力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整个体制做彻底的改革。而这种对体制的改革将由不幸所引发。”他并没有告诉艾丽萨自己刚刚匆匆写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给詹姆斯·杜安，在这篇文章中，美国未来政府的轮廓已经被他那高度发达的大脑勾勒了出来。其时，汉密尔顿正在寻找《邦联条例》的一个个毛病，在他看来，州权只会让整个联盟变得脆弱不堪。“最根本的缺陷便是各州在大陆会议中争权夺利。”他写道。汉密尔顿推崇的是国会应当具有战争、和平、贸易、财政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大陆会议的那些终日争吵不休的委员会应当为强有力的行政分支所取代，权力应当被赋予给战争、外交、财政和海军等部门的部长：“一个人会比一个委员会做出更多的决定，更多的安排，保守更多的秘密，并且更富有责任心。我们应当将君主制的某些优点和共和国的长处用一种快乐和有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汉密尔顿尤其主张应当将全部武装力量都置于国会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迅速的改革，大陆军必须被解散。它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是一支军队。现在的这支军队缺衣少粮，无力支付军饷，没有任何补给，没有任何精神，没有任何纪律”。因此，在一开始，汉密尔顿就比其他人看得更为长远，他已经开始呼吁召集一次会议来修改《邦联条例》。汉密尔顿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召开制宪会议的人，这比制宪会议的召开整整早了7年。当其他人还在战争的硝烟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把一切都看得非常透彻了。 在信的结尾，汉密尔顿向杜安道歉说自己的观点表达得过于草率。然而，真正的奇迹是，汉密尔顿居然把这些想法都记录下来了。在7月中旬，一支法国舰队抵达罗得岛的新港，这支舰队带来了5500名法国士兵，他们的司令官是一位五短身材，体格强健的德·罗尚博（De Rochambeau）。这支法国军队是汉密尔顿当年向拉法耶特建议游说的结果，拉法耶特成功从凡尔赛宫弄来了这支部队。法国人一到北美，汉密尔顿便肩负起许多极端重要的责任。在9月底于哈特福德面见罗尚博伯爵前，华盛顿要求他的这位副官起草同法国人联合进行武装行动的大纲。那段时间，汉密尔顿在白天一定忙于编写这本大纲，而在晚上又挑灯夜战，给杜安写那封长信，他一定是筋疲力尽了。 此时的人们已经相信，除非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否则汉密尔顿的前途一定会异常光明。他是华盛顿最得力的助手，很快就要和艾丽萨·斯凯勒结婚，正在起草规格非常高的战略文件，并且还在勾画着未来美国政府的蓝图。尽管在他斗志昂扬的外表下依然掩盖着一些西印度群岛生活时期留下的阴影，尽管他有时仍然会带着偏见甚至仇恨来看这个世界。或许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早了，汉密尔顿早早便找不到方向了。他对自己的同胞变得苛刻。“我亲爱的劳伦斯，”他曾在那个春天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道，“我们的国人像驴子一样蠢，像绵羊一样的温顺。”随着他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他发现自己并不需要担心身边会缺少敌人。9月12日，他告诉劳伦斯，所有人都看他不顺眼。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一名穷兵黩武之人”，而另外的一些人则斥责他在捍卫军队权力的时候表现得不够积极。“事实真相是，我是一个不走运的老实人，我只不过是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罢了。我跟你说这些，因为你是了解我的，不会无端地指责我。我恨大陆会议，我恨大陆军，我恨这个世界，我恨我自己。我的身边是一群白痴和流氓。只有你和理查德·基德尔·米德是例外”。 终其一生，汉密尔顿都有办法让自己出现于历史性时刻。1780年9月，他亲眼目睹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的叛变。阿诺德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诺维奇，他起初是个药剂师，也做过一阵书店老板，后来便从事投机买卖。在独立战争中，阿诺德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和不断进取的好学生，在无数次同英军的对阵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在萨拉托加战役之前，他曾经在冬天对魁北克的进攻中被一颗步枪子弹打成重伤，而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由于他依然奋不顾身地作战，再次挂了彩。在汉密尔顿和很多人眼中，阿诺德是不被承认的英雄，决定萨拉托加大捷的真正关键性人物是他，而不是盖茨。在爱国者占领费城期间，阿诺德是费城美军的最高长官，然而他却被指控有贪污巨款，阿诺德愤怒地反驳说这纯粹是恶意的“栽赃陷害”。在后来的军事审判中，虽然对阿诺德的主要指控并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但是仍然有两项次要指控被法庭宣布成立。虽然，阿诺德获得了华盛顿的特赦，但是从此他却对美国革命心存不满了，对于革命的前景也逐渐悲观起来，于是他走上了卖国求荣的不归路，他将美军的行动计划偷偷出卖给了英国人。在被任命为西点要塞的司令官之后，他又将要塞防御工事的部署情况透露给了英国人，让这座要塞立刻变得不堪一击。作为交换，英国人则许诺赏给他高官厚禄。 阿诺德在1780年夏天接手了西点要塞，然后便故意让西点要塞疏于修葺防御工事。在9月25日的一个早上，华盛顿和包括汉密尔顿、拉法耶特在内的一帮随从在哈特福德和德·罗尚博举行军事会议之后，打算在沿着哈得孙河谷返回司令部的时候顺便拜访一下阿诺德并视察西点要塞的防御。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克亨利被派去打前站，以便让阿诺德设在位于哈得孙河东岸的西点要塞南面几公里处的比弗利·罗宾逊府邸的司令部准备迎接华盛顿的事宜。 就在和这两位副官共进早餐的时候，心里有鬼的阿诺德接到报告，得知有个名叫“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间谍在纽约城北边被爱国者捉住了，人们从他的靴子里搜出了西点要塞防御工事的详细记录。汉密尔顿和麦克亨利对早餐上阿诺德的突然失态大为困惑。此时因为密谋失败而大为惶恐的阿诺德立刻丢下刀叉，跑到楼上和自己的妻子道别，然后溜出官邸，跳上停在河边的一条驳船，顺流而下逃到了一艘名叫“秃鹫号”的英国战舰上。没过多久，华盛顿和一班同僚便抵达了阿诺德的司令部，他们都为阿诺德的突然失踪大感疑惑，他们在吃过早饭后，便渡过哈得孙河，继续前往西点要塞。 汉密尔顿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行动，他留在阿诺德的司令部里整理信件，然而从楼上传来的阿诺德夫人的歇斯底里的号哭声却让汉密尔顿心烦意乱。于是，阿诺德的副官理查德·瓦里克（Richard Varick）便上楼看个究竟，他发现阿诺德夫人只穿着睡衣，头发凌乱。“瓦里克上校，”这个已经发狂了的妇人说道，“你已经下命令将我的孩子处决了吗？”然后，她便开始喋喋不休且语无伦次般地说什么有一个烧红了的烙铁正在烫她的头。玛格丽特·“佩吉”·希彭（Margaret“Peggy”Shippen）比她丈夫阿诺德整整小20岁，她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亲英派家庭。在一年前，18岁的希彭嫁给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她是一个身材瘦小，长着一头金色卷发的女人，虽然相貌平平，却十分有野心。当汉密尔顿上楼的时候，他看到阿诺德夫人正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孩子，并且疯狂地指责她视野中的每一个人都打算要杀掉她的孩子。 当天下午，华盛顿返回了阿诺德的司令部。他为阿诺德没有出现在西点要塞以及要塞防御的一团糟而深感恼火。汉密尔顿交给华盛顿一厚沓邮件，其中有一些是有关那个被捉住的“约翰·安德森”的事情。然后，他便离开了去和拉法耶特商量如何处理当前的局面。当这两个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那位平常总是镇定自若的司令官正强忍着泪水。“阿诺德背叛了我们！”华盛顿异常激动地说道，“我们现在还能相信谁呢？”华盛顿立刻派汉密尔顿和麦克亨利出发沿着哈得孙河向下游追去，希望能在阿诺德逃到英军控制地带之前追上他。不过，他们发现得太晚了：阿诺德已经安全地登上了“秃鹫号”军舰，并向纽约市逃去了。 此时，汉密尔顿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自信。他觉察到西点要塞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于是立即命令第六康涅狄格团去加强要塞的防务。再一次的，汉密尔顿丝毫不怯于向将军们发号施令。他给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下达命令道：“一场黑暗的叛国阴谋已经被揭发，我建议您立即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且派一个旅的部队来支援要塞。” 在收到一封阿诺德寄来的信后，汉密尔顿立刻动身前往华盛顿那里汇报。在信中，阿诺德指责美国人忘恩负义，他们应当对他的背叛负责，并且声称自己的妻子是无罪的：“她是一个像纯洁的天使一样善良的女人，她不会做任何错事。”此时的阿诺德夫人依然在发神经。在瓦里克带着华盛顿来到她的房间的时候，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儿的夫人拒绝相信站在她面前的就是华盛顿将军。“不，那不是华盛顿将军，那是一个打算帮瓦里克上校处决我的孩子的刽子手”。华盛顿还因此走到床边，试图安慰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实际上，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拉法耶特都上了这个女人的当。他们以为阿诺德夫人的疯狂表现是因为她丈夫的背叛让她深受打击，于是，他们便深信不疑地以为阿诺德夫人一定同样也是阿诺德的背叛的受害者。然而，阿诺德夫人并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实际上她也扮演着阿诺德与英国人之间沟通渠道的角色，而她在华盛顿面前的“失态”，只不过是想让自己摆脱干系的表演罢了。 尽管混迹于脂粉堆里的汉密尔顿对女人的那些骗人把戏并不陌生，不过他这次还是完全被阿诺德夫人厚颜无耻的骗局蒙蔽了。和通常一样，他对女性的诱惑异常敏感，并且尤其乐意向那些失意的贵妇人表现自己的骑士风度，在那天写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汉密尔顿是如何落入阿诺德夫人的圈套的：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最让人为之动容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彻底地丧失了理性……她一会儿大声咆哮，一会儿又泪流满面。再过一会儿，她又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哀叹因为孩子的父亲根本不计后果的轻率行动而给孩子带来了不幸。她的表现展现了一个美人的甜美，一个无辜者的可爱，一个妻子的善良和一个母亲的疼爱，我们因此陷入了对她深深的同情之中。她的遭遇是那样不幸，我真希望自己是她的哥哥，能够保护她不受伤害。 在面对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时，汉密尔顿彻底被她欺骗了。他对阿诺德夫人抱以感性的同情而不是战争时期应有的机警。他对这个“被抛弃了的”女人的关照或许是源于他少年时代对母亲的同情，而这桩心事也让他在遇到一个看起来同样是被抛弃的女人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 华盛顿为阿诺德夫人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允许她回到费城的家中。她在新泽西州的帕拉马斯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她住在一位名叫西奥多西亚·普雷沃斯特（Theodosia Prevost）的女人的家中，这位女主人的丈夫是一位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上校。这两个孤单的女人凑到一起，便开始聊各种八卦，阿诺德夫人告诉她的这位朋友，她是如何让华盛顿、汉密尔顿和其他人上当的，现在，她已经厌倦这种伪装表演了。她对爱国者的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烦，并一直对她丈夫吹枕边风，劝他向英国人献出西点要塞。这一故事在很多年后开始广为流传，而消息的来源就是西奥多西亚·普雷沃斯特的下一任丈夫——亚伦·伯尔。 汉密尔顿坚守骑士风度还表现在对待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事件的另一位关键人物：英军副官、阿诺德的联络人约翰·安德烈少校（Major John Andr？），他在执行任务时候的假名就是约翰·安德森。在等候最终判决期间，他被拘留在纽约州塔潘城的一间客栈里。尽管汉密尔顿比安德烈要小7岁，他却对这个勇敢的囚犯深表同情，并因此拜访过他几次。在汉密尔顿后来写给劳伦斯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位高贵、文雅的，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安德烈那近乎于崇拜的同情，仿佛安德烈所遭遇的这些不幸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梦魇一般： 安德烈饱读诗书，游历列国，他的心灵与行动都显得无比高贵，他的表现也让人愉快而惬意……正是因为他的这些高贵品质，他才取得了将军的信任，并且因此获得了快速的晋升，也斩获了人们的敬仰。然而在他职业生涯达到顶峰，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在一次执行对自己的一方异常有利的行动时从高峰跌入了低谷，他的雄心壮志顷刻间化作泡影，而他的一生也将因此而被毁掉。 汉密尔顿是否想过，他自己也会在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一下子被命运打倒呢？ 安德烈少校的命运成了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激烈辩论的话题。他究竟是一名间谍还是英军司令与阿诺德将军间的联络人呢？这一名分之争有着实际的意义。如果安德烈是一名间谍，他就可能会像一名普通刑事罪犯一样被送上绞架处以绞刑。相反，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倒霉的军官，他就会像一个绅士那样被枪决。这一区别对安德烈和汉密尔顿都很重要。汉密尔顿向华盛顿争辩说安德烈并非间谍，因为他本打算在中立地区与阿诺德将军见面，只是因为受到了阿诺德的引诱，才违背自己的意志，前往爱国者的地盘的。然而，华盛顿召集的一班将军却不同意汉密尔顿的辩护，他们认为由于安德烈使用了假名，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爱国者控制区，这是一种间谍行为，也就因此应当像一个间谍一样被绞死。华盛顿同意了将军们的决定。他坚持认为安德烈的使命会毁掉这场革命，而对他的任何宽恕都不足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或许就是汉密尔顿在9月30日秘密给亨利·克林顿写了一封信，提议用安德烈交换阿诺德。写信的人竭力隐藏自己的笔迹，并且署名“A. B”（巧合的是，亚伦·伯尔名字的简写也正是这两个字母）。然而，克林顿不带任何怀疑地坚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汉密尔顿，他在信上草草地批注了一句话：“汉密尔顿，华盛顿的侍从副官，收信于安德烈死后。”克林顿拒绝同美军达成这项交易，因为将阿诺德交给那些愤怒的爱国者就意味着提前给他宣判了死刑。 汉密尔顿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无条件地支持华盛顿的决定，然而，在处决安德烈的问题上，他却公开地坚持表达个人的不同意见。“安德烈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两年后写信给亨利·诺克斯少将时提到了这段往事，“然而这始终和真正的正义有一段距离。”汉密尔顿的这次公开表达不同观点违背了他一直坚持的对华盛顿的绝对服从的隐忍，从此以后，汉密尔顿的这种对华盛顿坦率表达反对意见的行为便代替了以往的低调隐忍。 安德烈少校勇敢而光荣地迎接着自己的死亡。在委员会做出死刑判决的当天下午5点，他被带到了塔潘城外山顶的绞刑架前。当他看到绞刑架的时候，他轻微地犹豫了片刻，说道：“我接受对我的死刑判决，但是我抗议这种处决方式。”没有借助任何外力，他自己走上了一口安放在绞刑架下马车里的棺材。带着极大的尊严，他将绞索紧紧地绕在自己的脖子上，用自己的手绢遮住了眼睛。接着，马车被拉走了，安德烈一下子便被绞索吊在了空中。然后，他便被就地掩埋了。汉密尔顿对他的死写了一段感人而浪漫的话： 在即将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向每一位在拘留期间认识的人鞠躬道别。安详的笑容表明此时他的内心依旧平静而坚强……当被告知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的时候，他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请求，只是希望您能告诉这个世界，我是如一个勇敢的人一样死去的。” 汉密尔顿的这段描写说明他一直对一种壮美、高贵的死亡情有独钟。“我发现一个品行高洁的绅士只有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才会将自己的高尚品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在一封写给劳伦斯的信中说道，“围绕在他身边的乌云恰恰反衬出了他那高贵的品质。” 约翰·安德烈少校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汉密尔顿的理想。在这种仰慕的反面，则是非常少见的巨大的不满足。尽管汉密尔顿才华横溢，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不安。他经常不得不同自己的欲望、忧郁和童年时代的创伤痛苦地搏斗。只有面对约翰·劳伦斯和艾丽萨·斯凯勒的时候，他才会吐露心声，不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就在安德烈死去没多久，汉密尔顿给斯凯勒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也希望能够取得和安德烈一样的成就： 亲爱的，我不是假装谦虚。我很清楚地了解我有哪些优点。我知道我才华横溢、心地善良，但是为什么我的相貌没有那么英俊呢？为什么我不具备那些能够包装我自己的元素呢？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好运气让我可以不必苦苦奋斗就能让自己具备这一切呢？ 在1780年12月汉密尔顿的婚礼的前几个月里，他有时候会害上一阵相思病，陷入神魂颠倒的状态中。“爱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神经错乱一般。”他告诉斯凯勒，“在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着我对你深深的爱。”在许多封写给斯凯勒的信中，他一再向这个“美丽的小可爱”发誓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她。“这真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从一名勇敢的士兵变成了一个弱小的求爱者，我的心彻底被你这个一副傻乎乎模样的女孩霸占了”。他告诉艾丽萨，每当想起她时，即便身处闹市，他也全然不会感知到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只会自顾自地失魂落魄地向前走，眼前的所有画面，都是她那美丽的容颜。“你一定是一个让我中了毒药的女巫，自从我的魂魄被你勾走之后，除了你，以前那心旷神怡的一切，如今已经味同嚼蜡了”。 随着婚期的临近，汉密尔顿开始变得对未来愈发焦虑，在这段时间里，他给艾丽萨写了无数封在他这辈子从未如此坦白露骨的信。他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乐观起来。他相信，在法国海军的支援下，大陆军或许在年底以前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倘若是爱国者输掉了这场战争，汉密尔顿则建议他们俩“搬到一个更尊重人权的地方生活”，并提出日内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接着他开始忏悔，“我曾经发誓说自己要与美国的自由同生死，然而我的贝特西却让我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正是这位恬静而害羞的艾丽萨小姐让汉密尔顿终于从长久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自我毁灭的幻想中解脱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神经兮兮的汉密尔顿开始对这桩婚事能否如其所愿而不安起来。一直以来，他都为艾丽萨的美貌、直率、富于同情心、通情达理所倾倒。现在，他已经不满足于这些了。“我恳求你，我的小可爱，请你一定不要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请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多花一点时间在阅读上。因为上天的眷顾，你有着过人的天赋，请你一定不要辜负上天对你的垂爱，多努力一些，让你自己能够从众多平凡的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人们的尊敬吧”。在辅导艾丽萨的时候，他很担心艾丽萨对他的爱会逐渐冷却下来并最终拒绝和他结婚。在一封信中，他告诉艾丽萨，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天他回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发现她正睡在草地上，身边有一位模样奇怪的男人拖着她的手。“你能够想象得到。”他写道，“我立刻冲过去愤怒地责备他为什么胆敢染指我的爱人。”让他稍稍放心的是，在这个梦的结局里，艾丽萨醒来后，便立刻投入了他的怀抱，用一个深深的吻打消了他的全部疑虑。 那些认为汉密尔顿不过是为了图谋艾丽萨家的财产才打算与之结婚的人吃惊地发现，汉密尔顿并没有把艾丽萨家的钱放在心上，相反，他在一封信里恳求艾丽萨能否考虑和他一起忍受结婚后寒酸的生活。当提到那笔由圣·克罗伊岛的赞助者们设立的基金时，汉密尔顿哀怨地指控那些基金管理人“流氓般的”行径：“在他们手里，那笔钱已经缩水了一半，更可气的是，现在他们告诉我，那笔钱的数目还会继续减少。”对此，艾丽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你在未来所可能取得的成就对我来说是一次完美的赌博。你有可能在将来出人头地，也有可能陷入穷困的境地，从你的性格来看，后者发生的可能性看起来要更大一些。”针对这个问题，汉密尔顿进一步问道： 告诉我，我的小可爱，你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在将来日复一日相夫教子吗？你真的已经冷静地考虑过跟着一个贫穷的人一起苦中作乐吗？你真的觉得粗茶淡饭要好过锦衣玉食，拥挤嘈杂的牛车要好过整洁精致的六人马车吗？你真的会在你的朋友炫耀自己的奢侈生活而你自己除了享受做一个好妻子的快乐而别无乐趣时依然能够处之泰然吗……如果你不能，我亲爱的，那我们俩就是在演出一场充满着荒谬的滑稽闹剧，而你现在还有机会在我们这对注定不会幸福的人走到一起之前及时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这些信中，艾丽萨仿佛并不是汉密尔顿所描述的那个有着“庞大的财产与个人魅力，在北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绅士的女儿”。这是因为汉密尔顿的自尊让他并不愿意提起斯凯勒家的财富——虽然后来事实表明斯凯勒家其实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有钱。 汉密尔顿的婚前焦虑症还缘于他年轻时不愉快的经历——绝望的婚姻，他见得确实太多了。在另一封信中，他愤世嫉俗地对男人和女人都表达了不满，并且质问艾丽萨，她是否安于和自己一起过苦日子： 请相信我吧，我的小天使，你同样也是女人，你的心思和别的女人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我很乐意相信一切能如您所说变得美好，但是按照我对人性的了解和我以前的经历，我对此还是有些保留。你的性别本身就决定了你必然会渴望恭维、喜悦、尊重、友谊和感动，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实际上都有无数的缺点。这让我们无比脆弱。尽管我相信我的感觉和判断，你应当是一个例外，但是我无法承受当我更深入了解你的脾气和性格时，发现你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请不要——我乞求你——以为我面对女性的种种缺点都能处之泰然。我自己有一个更糟糕的判断。 在这些通信中，我们总能看到乔治·华盛顿的影子。“我本想接着写下去，不过，将军通知我就要出发了。”汉密尔顿在一封信的末尾这样写道。由于他和华盛顿对于军中不守纪律的现象深恶痛绝，因此汉密尔顿并没有抽空去会见艾丽萨。当汉密尔顿在1780年11月前往奥尔巴尼举行婚礼的时候，这居然是他在五年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休假。 奥尔巴尼被建在一座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山上，当时这座城市只是一个仅有4000居民的简陋的小镇，在小镇的居民中，有十分之一是奴隶，一排木栅栏便是这个小镇的城墙。即便是在英国人的势力接管了纽约市的情况下，奥尔巴尼仍然保留着早期的荷兰风格，镇上到处都是有三角墙的房屋。荷兰语仍旧是当地的通用语言，斯凯勒一家会在星期日都去当地的改革派教堂，从头到尾坚持听完冗长的布道。从很多方面讲，艾丽萨和她那一代的典型的荷兰女孩一样，都喜欢缝纫和园艺，她们都拘谨内敛，勤俭持家，憧憬着养一大群孩子。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了解汉密尔顿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岳母凯瑟琳·范·伦塞勒的。在法国-印第安战争期间，伦塞勒嫁给了菲利普·斯凯勒，在她婚后不久的一幅肖像画中，我们看到的是有着深色的眼睛、修长美丽的脖颈和挺拔的胸部的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一位同时代的人形容她是一个有着“惊人的美丽、玲珑的线条和优雅的气质的高贵夫人”。然而，到汉密尔顿结婚的时候，斯凯勒夫人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身材矮胖的荷兰家庭主妇。当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在那个多雪的12月访问斯凯勒家的时候，斯凯勒夫人给这个法国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她就像一头统治整个房间的恶龙，完全控制了自己的丈夫。于是，这位机灵的法国人认为“对她最好不要太过有骑士风度”，他下结论道，斯凯勒将军在妻子不在场的时候，要和蔼可亲得多。如果说当时47岁的斯凯勒夫人对人并不怎么热情的话，可能是因为那时她已经有7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怀的是她最小的女儿，凯瑟琳。这也是她12次忍受怀孕之苦的终结。她是挺着大肚子来参加女儿的婚礼的。 汉密尔顿没什么人可以邀请来参加自己的婚礼。他的兄弟詹姆斯·汉密尔顿此时仍然健在，很可能就在圣·托马斯岛，不过他没有参加婚礼。汉密尔顿也通知了自己的父亲，他此时正在格林纳达的贝基亚岛。不过他也没有出现在婚礼上，这或许是因为在战争期间英国籍公民的旅行受到了很大限制的缘故。在婚礼前，亚历山大告诉艾丽萨： 我亲爱的，我跟你说，在以前我给你写的一封信中，我曾经跟你提到过，我给我的父亲写过一封信，但是却一直得不到他的回音……我曾经建议他在战事结束后搬到美国来住。最近有位先生要到父亲住的那个岛上去，这让我有机会再给他写封信。我会再次告诉他有关他的那位黑眼睛的儿媳妇的事情，告诉他，他的儿媳妇正热忱地盼着自己的公公能够在婚礼上出现，并给她以祝福。 无论是出于自卑、疾病还是贫困的原因，詹姆斯·汉密尔顿从来都没有见过艾丽萨、自己的亲家公婆和自己的孙子孙女，尽管汉密尔顿一再真诚地邀请他到美国来住。 1780年12月14日中午，25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23岁的艾丽萨·斯凯勒，在斯凯勒官邸的东南角的大客厅，正式举行了婚礼，结为夫妻。这栋两层高的大宅子内部宽敞明亮，有着旋转楼梯和精雕细刻的美丽的栏杆。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这个大客厅或许由于窗外的雪地的反光而较平日更加明亮。婚礼按照荷兰人的风俗，仅有双方的家人参加，在新娘家举行。在当地的荷兰改革教会，书记员很简洁地记录道：“汉密尔顿上校和艾丽萨·斯凯勒结为夫妻。”婚礼之后，客人很可能都聚集在一楼大厅里，这座有着宽大窗户的大厅足有17米长，6米宽。除了詹姆斯·麦克亨利，汉密尔顿在华盛顿麾下的那些朋友都因为军务过于繁忙而没能参加这次婚礼。尽管大家都欢欣愉快，情绪高涨，但是所有人都注意到男女双方的巨大反差，斯凯勒家族的成员来了一大群，此外还有来自范·科特兰家和范·伦塞勒家的亲戚，然而孤独的新郎官这边却没有一个亲戚能来出席婚礼。 这对新婚夫妇在帕斯彻斯度过了蜜月和圣诞节假期。和他们一起旅行的还有四位罗尚博军中的法国军官，这些军官是乘坐雪橇穿过冰封的哈得孙河来到帕斯彻斯的。即便是以挑剔而闻名的法国人，也对这里精美的食物、甘醇的马德拉白葡萄酒和迷人的同伴赞不绝口。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次蜜月可谓是一次完美无缺的经历。几周之后，他给艾丽萨的妹妹佩吉写了一封信：“要么就是你的姐姐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可爱，要么就是我已经坠入情网无法辨别方向，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她现在一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汉密尔顿或许在那个时候也一样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和艾丽萨的结合让他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也让他进入了纽约州的盎格鲁-荷兰贵族圈子。他的不幸身世并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仇富的愤青，相反却让他一直念念不忘恢复自己父亲失落的贵族地位。通过和艾丽萨的婚姻，汉密尔顿获得了一个重要的起点，从此之后，他便成了哈得孙河畔最有势力的家族的一员，这让他的政治抱负有了实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人生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汉密尔顿与菲利普·斯凯勒的友谊在后来被证明对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一开始向艾丽萨求婚的时候，汉密尔顿显然就坦白地告诉了斯凯勒将军自己是私生子：“我很高兴我喜爱的人能对我推心置腹。”斯凯勒在回信中写道：“当你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想我能够读懂你的灵魂。”虽然汉密尔顿和斯凯勒来自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但是他们两个却有着类似的政治观点，并且成为美国政坛最坚定的盟友。和汉密尔顿一样，斯凯勒对大陆会议和《邦联条例》的虚弱无力而深感恼火，并主张为了打赢这场独立战争，应当在必要的时候赋予华盛顿独裁者般的权力。他并不相信那些选择民粹分子乔治·克林顿而不是他来担任纽约第一任州长的自耕农和工匠们。由于觉得自己是提康德罗加要塞陷落的替罪羔羊，斯凯勒要求汉密尔顿替他强硬地反击那些对自己个人的指责。他曾写道：“一个男人的尊严绝不能被他人肆意的玩弄，快乐会远离那些平白无故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而他们本来是不该承受这样的痛苦的。”这样一个自尊心如此强的男人，看来是不会劝说汉密尔顿改一改他那好斗的性格以及对决斗的热忱的。 汉密尔顿的婚礼或许加剧了他作为华盛顿身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副官所带来的挫败感。华盛顿将军是一个爱发脾气的老板，汉密尔顿经常会见到他在公众场合大发雷霆。一位观察家评论道：“革命的艰巨性让华盛顿那用自己的热情建立起来的对部下的驾驭能力动摇了，他手下的军官和幕僚因此不得不经常忍受这个脾气暴躁和对每一个细节都斤斤计较的司令官。”汉密尔顿太骄傲了，而且又有天赋，因此十分渴望能在军中更上一层楼。此时的他，已经不能再顺从于那个已经和他快乐地共事4年的长官了，尽管，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华盛顿将军。 汉密尔顿此时依然渴望能够在前线建功立业。他向往的是在炮声中挥舞军旗和敌人刺刀见红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忙于案头工作。在那年10月，当拉法耶特打算组织一次对斯塔腾岛的突袭时，他向华盛顿询问是否能够允许汉密尔顿指挥一个营参加这场战斗。然而，华盛顿拒绝了这项提议，声称自己离不开汉密尔顿的协助。就在婚礼之前，汉密尔顿再次申请指挥一次针对位于北曼哈顿的英军据点的进攻。“在去年秋天，我曾向阁下您提出到南方参加战斗。”汉密尔顿提醒华盛顿道，“我曾向您坦白地讲过，我渴望能够取得一些战功，能够亲身经历一些冒险，让我的品质更像一名士兵，而不是一个平庸的人。这一直都是我的人生目标。”结果同以往一样，华盛顿再一次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请求。 在亚历山大·斯卡梅尔（Alexander Scammell）以准将头衔退役之后，两位将军——纳撒尼尔·格林和拉法耶特侯爵——向华盛顿提出由汉密尔顿来接替他的职位。华盛顿拒绝了这项动议，他声称自己不能让这个年轻的中校比上校们更早得到提升。华盛顿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他手下有很多军官，但是没有哪个人能像汉密尔顿那样精通法语并有能力起草措辞严谨、充满深意的文件。在与华盛顿几乎是日夜相伴的四年里，汉密尔顿已经变成了华盛顿的影子，完全能够领会他的想法，也因此成为华盛顿成功背后的牺牲品。 这段时间是汉密尔顿在政治上颇为失意的一段时间。就在他的婚礼前，大陆会议决定派一名特使前往凡尔赛的宫廷去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为美军筹集贷款和战争物资。提议向法国借款的约翰·苏利文将军（General John Sullivan）向大陆会议建议由汉密尔顿担当这一使命，拉法耶特也十分热心地支持这项建议。然而，就在汉密尔顿婚礼的三天前，大陆会议却一致选择约翰·劳伦斯而不是汉密尔顿出使法国，尽管劳伦斯自己也强调汉密尔顿要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命。劳伦斯认为，汉密尔顿的提名没有获得通过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大陆会议并没有什么名气。而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当劳伦斯为汉密尔顿谋得一个到法国担任大使秘书的职位时，汉密尔顿自己解释了为什么要拒绝这个职位：“在这个国家我是一个外人，我在这里没有房产，没有亲戚，就算我有天赋和正直的情操……在这个时代，它们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这些失望让汉密尔顿更加坚信，精英政治而非贵族政治，才是最完美的政府治理形式。 在汉密尔顿的婚礼之后，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陆会议议员约翰·马修（John Mathews）提名汉密尔顿担任驻俄国大使，然而，这次提名仍然没有能够获得通过。现在，汉密尔顿开始担心，在这场革命中，他将永远被拴在办公桌旁，现在，这种工作对他来说无疑已经是一桩毫无尊严的苦差事了。他希望自己能有一次机会在战场上取得一点荣誉，在战后的政坛上，这将是一张非常惯用的通行证，而和斯凯勒家的联姻也让汉密尔顿有了胆量向华盛顿挑战并谋求独立。无论如何，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不再是那个一文不名，没有任何财产和关系的年轻移民了。 在1781年1月重新返回部队服役之后，汉密尔顿雇了一位向导，带着他向南穿过狭窄的山路，来到华盛顿位于哈得孙河边新温莎镇的一座荷兰农场的司令部。艾丽萨很快也来到这里和他相聚，并和他一起在附近的村子里租了一座房子。这位年轻的新娘经常与玛莎·华盛顿一起为军官提供帮助。艾丽萨对华盛顿的记忆，仍然是当年的那个威风凛凛的响当当的大英雄。她曾经亲眼目睹过华盛顿在一场火灾中的英雄气概。当时，与华盛顿的司令部相连的棚子着了火，华盛顿立刻从二楼办公室跑了出来，从农场主的老婆手里抢过了全是肥皂水的洗衣盆，将这一盆水都倒在了火上。然后来来回回地打水、扑火，直到这场火灾完全熄灭。而此时，艾丽萨的新婚丈夫对华盛顿却没有那么倾心崇拜了。他已经无数次失去了被提拔的机会，已经开始考虑公开向华盛顿表明自己的立场了。他毅然决然地说道，“如果我和华盛顿不得不决裂的话”，他决心“那么我再也不会接受任何中间人的调停”。 对汉密尔顿来说，此时和华盛顿发生任何冲突都是不明智的。大陆军再次进入了让人憎恶的冬天。那年1月，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部队发生了兵变，这些士兵已经有一年多没有领到军饷了，而服装、军鞋、马匹、车辆、肉、面粉和弹药的短缺总是如同噩梦一般纠缠着他们。许多三年服役期满的士兵想立刻回家，但是他们的军官却阻止他们这么做。军队的士气严重低落，以至于许多军官担心他们的士兵会投向英国人那一边。华盛顿用暴风雨般的手段镇压了叛乱，并且拒绝在叛军放下武器之前同他们谈判，汉密尔顿为此而大声地欢呼。2月4日，汉密尔顿给劳伦斯写了一封信讲道：“我们粗暴地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并绞死了那些教唆他们造反的首恶分子。” 在这场叛乱被镇压之后，汉密尔顿决定向华盛顿摊牌了，而此时的华盛顿仍然处在军队叛乱所带来的狂怒之中。2月15日，为了准备写给住在新港的法国军官的函件，这两个人一直工作到了午夜。第二天，当疲惫不堪的汉密尔顿下楼打算离开的时候，华盛顿在楼上随意地叫住了他，说他想跟汉密尔顿谈谈。汉密尔顿点了点头，将一封信交给了坦奇·蒂尔曼，在扭头上楼之前和拉法耶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公事。在两天后写给菲利普·斯凯勒的信中，汉密尔顿向他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华盛顿将军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待在自己的屋子里，我在楼梯口看到了他，在那里他气冲冲地训斥我道：“汉密尔顿上校，你让我在楼梯口等了你足足有10分钟，我必须告诉你，先生，你对我非常无礼。”我并没有因此而发火，而是心平气和，但充满决心地回答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先生，但是如果您认为确实有必要这么跟我说话，那么好吧，从今以后，我就从您这里消失。”“很好，先生，如果这是你的选择。”或者说了具有同样效果的话。于是，我们便分道扬镳了。说实话，不超过两分钟，我便带着不愉快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是华盛顿宽宏大量地主动做出了求和的姿态，在口角之后一个小时，他就派蒂尔曼去找汉密尔顿。蒂尔曼说，华盛顿很后悔自己的坏脾气所造成的影响，他希望汉密尔顿能够回来，回到以前的状态。汉密尔顿，26岁，已经有了巨大勇气，或者说是如城墙拐角般厚的脸皮，对总司令大人冷眼相向。当其他人还拜倒在半神般的华盛顿脚下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对华盛顿的性格弱点了如指掌了。“我要求蒂尔曼先生告诉华盛顿将军，我已经做出的决定是不可能收回的。由于谈话无非就是双方互相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解释，尽管将军希望见我时我绝对不会拒绝，但是如果他允许我拒绝他的要求，我会对此而感到很开心”。于是，华盛顿颇为不情愿地尊重了汉密尔顿离开他的幕僚团队的决定。 汉密尔顿知道菲利普·斯凯勒无疑会为这些事感到震惊，因为，斯凯勒将军是华盛顿的好朋友，在不久前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副官成为他的女婿的时候，斯凯勒将军还曾经很是激动过一阵。汉密尔顿告诉斯凯勒，自己希望能够指挥一支炮兵部队或者轻装步兵部队，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给岳父大人更深入的解释。他坚持说自己这么做绝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他告诉斯凯勒，自己不能忍受那种因自己的职务关系而导致的对华盛顿个人的依赖已经很长时间了，并且他发现华盛顿的坏脾气已经远远超过了他那尊贵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范围。他们俩之间的工作关系已经“粗暴地伤害了我的感情”，于是汉密尔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华盛顿想和他走得更近，而他却拒绝了华盛顿的企图。 在过去的三年和他共事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和他之间有友谊存在，并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我们两个人是朋友关系。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并不投缘，我这个人的风格就是绝不说谎。实际上，当他主动向我示好的时候，我至少是无意迎合。我希望我能够依靠我的战功而不是和华盛顿的私人关系在这个国家立足。你虽对人性有着精准的判断，但也没看出我是如何对待一个全世界都为之倾倒的人的。 在同一天，汉密尔顿给詹姆斯·麦克亨利写了一封信，信里的口气更为激烈，显示出他对华盛顿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并且已经厌倦了天天被训斥的生活：“这个伟人和我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他至少应当改改自己的臭脾气。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他就公开地侮辱我，指控我对他无理。”汉密尔顿知道人们对华盛顿的热爱对于爱国者是必要的，于是他保证自己不会公开自己与华盛顿的龃龉，但是他显然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离开的主意。 和华盛顿的关系的破裂反映了汉密尔顿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度的自负和急躁的性格，这或许也是汉密尔顿人生中诸多对情况和时机的错误判断的开始。华盛顿大度地给了汉密尔顿改变主意的机会，然而这个过度敏感的年轻人却决心在美国革命期间给总司令一个结结实实的教训。在这件事中，汉密尔顿表现出了年轻人的鲁莽和令人忧虑的自大。从另一方面来讲，汉密尔顿相信他已经牺牲自己的军事野心太长时间了，而且已经为了未来出名的机会而耐心地等待了四年。不过，汉密尔顿毕竟是希望能够为这个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如果他真的像政敌们所攻击的那样，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者，那么他显然不会傻到和那个在革命成功后必定会领导这个国家的人决裂。 万幸的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承认彼此在战争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绝对不能受到一点点恼人的琐事的影响的。尽管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但是华盛顿仍然坚定地对汉密尔顿保持忠诚，在他眼里，这个年轻人有着过人的能力和智慧，尽管有的时候他会犯错误；人们可以感觉到，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尽管这种感情很少公开流露出来。同样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改变过自己对华盛顿的看法，他也从未因为二人之间的间隙而低估华盛顿的审慎品质、爱国主义精神和领导才能。归根究底，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在革命期间形成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个人好恶的私情，而更多是为了美国的未来而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之情。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两个人得出了相同的决定：美国需要一支国家军队；需要在各州之上确立一个中央政府；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官和民族的团结。他们在战争的磨炼中形成的相同的政治观点，一直是将他们两个人联系起来的纽带，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依然能够长久地维持。 第八章 光荣 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决裂之后一个月，两个人都表现出了高姿态，向对方致歉，就仿佛他们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3月初，汉密尔顿向华盛顿要了两匹马——一匹他自己用，一匹用来放行李——和华盛顿一道，前往新港和罗尚博将军及其他法国军官一起开会，这是汉密尔顿最后一次担任翻译工作。3月8日，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在落日时分骑马检阅了法国舰队，在同一天，汉密尔顿起草了最后一封由华盛顿署名的信件。几天后，华盛顿返回了他那位于新温莎的“沉闷的家中”，而汉密尔顿则义无反顾地前往奥尔巴尼斯凯勒家的官邸去了。美国革命历史上一段精彩纷呈的合作就此落幕。 华盛顿本想在汉密尔顿求他任命一个职位的时候趁机缓和二人的关系，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汉密尔顿早已经做好了自己是一匹“害群之马”的思想准备。4月中旬，他和艾丽萨在哈得孙河东岸的德·佩斯特定居点的一处砖石结构的荷兰式房子中租了间公寓。别有用心的是，汉密尔顿的对岸，正对着的就是华盛顿在新温莎的司令部。更有甚者，汉密尔顿还租了一条船，这样他就能每天时不时到河对岸去逛逛。一安顿下来，汉密尔顿就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写了一封信，说他正在寻找任何“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机会，当然，我指的是军队中的机会”。在这段日子里，汉密尔顿在新温莎几乎无处不在。一天晚上，一个来自新英格兰的客人，耶利米·史密斯（Jeremiah Smith），发现汉密尔顿正在当地的一家小酒馆里和一群陌生人大聊热带地区的奇闻逸事。“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让我吃惊不小……那个看起来主导谈话的人的思辨能力之强让人咋舌。他们讨论的内容是我闻所未闻的，甚至完全超出了我所知道的概念。当这群人散伙之后，我发现原来刚才那位侃侃而谈的人就是我一直非常敬仰的汉密尔顿上校”。 4月27日，这个神奇而固执己见的年轻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正式函件，要求在一个即将开赴南方的大陆军先头部队中给自己安排一个职位。为了提醒华盛顿自己当年曾经是一位炮兵上尉，他写道：“我是从第一线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如果我一直在战斗部队服役，公正地讲，我的军阶应当会比现在高很多。”可以想象，华盛顿在给汉密尔顿回信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汉密尔顿仍然在为自己的军阶而耿耿于怀；而华盛顿则不得不想办法处理这颗烫手的山芋。华盛顿在回信中写道：“你写给我的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尴尬。”接下来，华盛顿提及以前每当自己越过那些资历较老的军官而破格提拔年轻的低级军官时，就会引发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唯恐汉密尔顿误认为自己拒绝对汉密尔顿的任命是因为他们俩之间曾发生过那次不愉快的冲突，华盛顿小心翼翼地写道：“我很担心你会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拒绝你的申请是因为我所说的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 在等候任命期间，汉密尔顿一点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开始系统地思考当时各州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随着北美纸币体系的崩溃，被逼到绝路上的大陆会议对一位财政部长所带来的中央集权的恐惧让位于现实的需要。实际上，此时大陆会议各个委员会的权力已经逐渐让渡给了各个专业部门的首脑——战争、外交、财政莫不如此——而这正是汉密尔顿当年向詹姆斯·杜安热情建议的模式。约翰·苏利文将军在大陆会议的支持下，提名汉密尔顿担任新的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试探性地向华盛顿询问汉密尔顿是否胜任这项工作。难以置信的，华盛顿一方面坦言自己从来没有和他的这位前副官讨论过有关财政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主动说道：“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在他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或者比他更为正直和更具有操守。”这便是一个和汉密尔顿朝夕相处整整四年的人对他毫无保留的赞扬。 不过，最终苏利文还是放弃了对汉密尔顿的提名，因为绝大多数议员们认为罗伯特·莫里斯是更适当的人选，他在1781年5月走马上任。莫里斯出生在利物浦，曾经在大陆会议工作过，并且极不情愿地在《独立宣言》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的相貌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张大圆脸，圆鼓鼓的肚子，一副靠着精明与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商业巨子的模样。莫里斯住在费城的一栋极尽奢华的大宅子里，日常起居都由一群身着制服的管家来照料。据说，他是费城最有钱的人。莫里斯的身份对于这个新的职位来讲其实颇有益处，此时的大陆会议没有对北美各州的征税权，也没有中央银行，爱国者所能依靠的只有私人的信用。和其他任何人相比，莫里斯都更能让人们相信，他自己的私人信用足以保证为大陆军甚至是政府雇用的间谍开支发饷。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他利用自己的政府关系，为自己谋利。 和令人敬畏的莫里斯相比，位卑言轻的汉密尔顿希望能够赢得新任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能力的认可。在给莫里斯写信之前，汉密尔顿重新复习了一遍有关货币的问题，为此，他让蒂莫西·皮克林上校给自己捎了几本书：大卫·休谟的《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英国牧师与辩论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宣传册以及他的那本全能读本，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1781年4月30日，汉密尔顿给莫里斯写了一封马拉松般的长信——整整有31页——在这封信中，汉密尔顿就如何提高美国的信用提出了一整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并且主张建立一所国家银行。这封冗长的信有好几页是由艾丽萨代写的（其中包括了她那频繁出现的拼写错误），这很可能是因为汉密尔顿写到手发酸而不得不将笔交给他的妻子。汉密尔顿的开场白仿佛出自一个害羞的小学生之口：“我不敢夸口说我是一个有才干的金融家……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素材以做出精确的计算。”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开始用旁观者的口气，声称美国需要用一场金融改革来完成革命，“最终实现我们革命的目标不是靠在战场上打多少胜仗，而是要在美国建立金融秩序，即恢复公共信用。” 汉密尔顿预计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在400万到500万美元，他认为单靠外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的方案是成立一所国家银行。为此，汉密尔顿回顾了威尼斯、热那亚、汉堡、荷兰和英格兰的荣耀，指出这些地方的银行起到了增强国家权力，促进私人贸易的作用。他再一次指出，英国强大的真正根源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坚船利炮和勇敢善战的英国士兵，相反，这些军事成就都植根于英国政府“巨大的信用……仅凭借此，英国政府就能够威胁我们的独立”。因此，在汉密尔顿看来，美国并不需要在会战中取得对税收负担沉重的英国的一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通过消耗战来逐渐瓦解英国的信用就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爱国者所应当作的是让英国的债权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产生疑问：“如果我们能够在战场上遏制英国人的攻势并让他们陷入疲于防守的境地，这样，我们就能打碎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信心，而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当局正是利用这种信心来维持战争的资源的。”对一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年轻人来说，能提出这样成熟而高明的主张无疑是超越了他的实际年龄的，即：美国可以在债券市场而不是在战场上轻松地击败英国人。他一方面欣赏英国的金融机制，另一方面又在为脱离英国谋求独立而战。在信的末尾，汉密尔顿断言，美国应当效仿英国的做法，通过举债来获取力量：“如果举借国债的数目并不过量，那么这笔债务将成为国家的福音，成为我们的联盟的基石。” 显然，汉密尔顿已经为在将来执掌美国的金融系统而做好一切准备了。5月底，莫里斯给汉密尔顿回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告诉汉密尔顿，他信中的很多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大陆会议通过了莫里斯设立北美银行的方案，根据莫里斯的设想，这家商业银行应当在战争后迅速扩展业务，以繁荣商业促进贸易。这次通信开始了一段异常重要的友谊。在未来的几年中，汉密尔顿和莫里斯都将为了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建立在一个理想高效的基础上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汉密尔顿照例对直到1781年2月27日才被最后一个州批准的《邦联条例》大加抨击。在他看来，这个松散的架构不过是一种僵硬的规定而已。邦联没有跨州的司法权，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没有全国性的征税权，没有对北美人民的直接权力，每个个人都仅仅是本州的国民而非邦联的公民。每个州在大陆会议都只有一个投票权，邦联如果想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就必须要征得至少9个州同意才可以。因此，《邦联条例》只不过确立了13个小共和政体之间的一种的脆弱的同盟关系而已。汉密尔顿警告说，如果摇摇欲坠的联盟还幻想大陆会议已经有了足够的权力，那么，“在战争这一非常时刻，这种认知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对于战后巩固各州的联盟也丝毫没有用处”。汉密尔顿因此再次呼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促成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政府。 13个州应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统一为一个国家，这在当时来讲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实际上，由于担心加入大陆军的本州士兵丧失对本州的忠诚，各州政府都在明里暗里地抵制诸如长期服役这样的重要军事措施。人们依然将本州当作自己的“祖国”。在当时，那些没有参过军的人离家旅行通常不会超过一天时间。然而，革命本身，尤其是大陆军，实际上已经成为潜在的将各州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美利坚民族的助力。当谈到参战对自己的影响时，约翰·马歇尔的话或许就代表了大多数士兵的想法：“我已经习惯于将美国看作我的祖国而将大陆会议认作是我的政府。”在战争期间，民族团结的情感已经逐渐渗透进了许多美国外交官、行政官员、大陆会议代表以及更多的团结在华盛顿身边的军官的心中。这些人大多都对《邦联条例》的种种缺陷而深感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便成为了鼓吹北美各州应当团结在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之下的热心号召者。 在身为华盛顿的大家庭的一员的时候，汉密尔顿发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理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由于他童年所受的挫折，出生于外国的身份以及笼统的国际化视野，汉密尔顿并没有陷入战前各州内部政治的纠葛之中，这让他成为新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最自然的代言人。在他离开华盛顿的幕僚阵营之后，他立刻就将自己的私人想法变成中肯的报纸社论。1781年7月到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The New-York Packet）发表了四篇题为“大陆主义者”（The Continentalist）的文章，署名为A.B——和那封写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提议用安德烈少校来交换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信的落款别无二致。 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发表的四篇文章反映的正是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所鼓吹的精神。汉密尔顿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针砭时弊的文章那样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发表吹毛求疵的评论，相反，他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架构做了系统的批判：革命时期动荡的社会自然需要与和平时期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一旦战争结束，新的观念应当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要么服从权威，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对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一切人民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很少有哪个经历过革命的社会可以幸免于难。当我们追溯那些直接威胁革命理想的种种乱象的根源时，我们会发现，都是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在作祟。在当今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人们在大陆会议中对权力的追逐”。革命在本质上是抵制过度的政府权力的，然而对权力的蔑视达到一定程度同样是异常危险的，“就像过度的权力会导致专制一样，政府如果毫无权力，那便会导致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种情形对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 汉密尔顿宣称，除非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否则各州就一定会积极攫取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让现在的邦联陷入风起云涌的分裂运动，分裂为若干个小型联盟或者干脆爆发内战。他尤其担心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州会纵容各种分裂势力，并通过向小州施加战争威胁，从商业竞争或者边界纠纷中占便宜。他接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指出，大陆会议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应当逐一按照清单所载事项来加强邦联的权力。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有，邦联应当有权调控贸易，从人民收入和土地中征税，只有邦联政府才有权为了战争目的向国外的那些冲动的债权人举债。在文章的结尾，汉密尔顿热情地赞扬了莫里斯提出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他认为，这将使得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政府的资源联姻”。而这一联盟会巩固现在已经摇摇欲坠的政府。 汉密尔顿后来的全部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在四篇文章中已经被总结出来了。从此之后，尽管经过了不断地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实和完善，他的理论的核心思想也不曾有过变化。弗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后来评价道：“汉密尔顿的思想成熟甚早，在他还不到25岁的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的原则看起来就已经完全确立了，自那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在是否坚持这些原则的问题上动摇过，更没有发表过任何与这些原则相悖的主张。”让人惊讶的是，当独立战争激战正酣时，汉密尔顿更多考虑的却是如何解决战后的那些问题。 在1781年春夏之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华盛顿那里谋得一份军职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仍然固执地拒绝承认自己当初确实顽固不化。5月份，他诚实地告诉华盛顿：“看来我确实不能指望通过苦苦乞求来实现我的目标。”艾丽萨担心如果汉密尔顿真的接受了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位便有可能在战场上丢掉小命，而她的姐姐安杰莉卡却热情地支持汉密尔顿实现自己的野心。当安杰莉卡的老公约翰·巴克·丘奇风闻坊间传言说汉密尔顿有可能获得一项任命的时候，他悄悄地告诉自己的这位妹夫：“某女士迫切地希望能够尽早听到你的好消息，并能够以你为荣。” 7月初，仍然吵吵嚷嚷着索要一个战场职务的汉密尔顿再也坐不住了，他孤注一掷，将一封装有自己当年的委任状的信寄给了华盛顿，无声地威胁道，如果他仍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那他就打算“挂印而去”，就此辞去公职了。然而，华盛顿并没有对这种无礼的冒犯表达一点点轻蔑，相反，他看中的是汉密尔顿过人的才华，他派坦奇·蒂尔曼去安抚汉密尔顿。“今天早上，蒂尔曼以他（华盛顿）的名义来找我，劝我不要辞去公职，并向我保证，华盛顿将军会竭尽所能给我安排一个职务。”汉密尔顿这样告诉艾丽萨，那时艾丽萨已经回到奥尔巴尼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尽管我知道如果我拒绝这一提议，我的内心会非常开心，然而我的荣誉感让我无法满足我内心的要求。”到了7月31日，汉密尔顿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愿望，他收到了一纸令状，任命他担任一个纽约轻步兵团的司令官，同时还任命他在国王学院时的同学尼古拉斯·菲什担任他的副手。此时，美国革命已经接近最高潮，汉密尔顿心里很清楚，这是华盛顿赐给他的人人都垂涎的一次获取战争英雄桂冠的机会。 如果艾丽萨为汉密尔顿的健康担忧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告诉她自己很好无疑是对她的关心的最好回报，尤其是听到艾丽萨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而此时，住在奥尔巴尼的纽约殖民者正饱受亲英派分子和印第安人的袭击之苦——在1778年的一次臭名昭著的屠杀中，亲英派残忍地杀害并肢解了32名爱国者。斯凯勒将军在1781年5月写给自己女婿的一封信中哀叹道，奥尔巴尼地区已经成了“一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人间地狱”。斯凯勒本人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那年春天，斯凯勒发现，英国人在纽约有一个效率非常高的间谍网络，他们正谋划着来一次斩首行动，在他家绑架自己。他急忙掏钱雇了一名奥尔巴尼保镖以备不测。 8月7日，有大约20名亲英派分子和印第安人闯入了斯凯勒的官邸，制服了熟睡中的保镖，从地窖里抢走了一批武器，并包围了斯凯勒家的房子（有一天，安杰莉卡发现她的小儿子正在摆弄一支枪时，便急忙将一些武器放到了地窖里）。斯凯勒退到了楼上的卧室，在那里，他向窗外放了一枪来召唤帮手，这是他预先定好的应急方案。斯凯勒夫人和他们的女儿们都吓坏了——“有的紧紧抱住斯凯勒将军的胳膊，有的则搂住将军的双膝，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迷茫”，一位目击者如此这般描述道。将军陷入了自己家人的纠缠之中，突然，女人想起来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凯瑟琳被落在了前门旁边的摇篮里。由于艾丽萨和安杰莉卡此时都有孕在身，他们的妹妹佩吉便急忙跑到楼下去找那个身处险境的婴儿，而此时，袭击者的头目手持一杆步枪，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这个婊子给我站住，你的主人躲哪里去了？”他问道。 “到镇上叫帮手去了。”头脑异常镇静的佩吉回答道。 偷袭者担心斯凯勒会从镇上带一支军队来剿灭他们，惊慌之中，他们便溜之大吉了。有传说称，当佩吉怀抱婴儿向楼上跑去时，一个印第安人竟瞄准她的脑袋丢出了一柄战斧。而直到今天，屋内楼梯的桃木栏杆上还保留着据说是那次袭击留下的损坏痕迹。听到这个消息时，汉密尔顿大为震惊，“我收到你的信，我亲爱的贝特西，我才知道你的父亲在这次袭击中躲过了一劫。他在这次袭击中的表现镇定，让人尊敬……我的心肝……当我知道你自己和你的父亲正处于一帮恶棍的威胁中时，我异常的担心和恐惧。” 直到8月初，华盛顿都一直计划着包围纽约市，因此，汉密尔顿不用担心自己会在艾丽萨怀孕期间在离她太远的地方执行军务。8月中旬，华盛顿得知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舰队司令德·格拉斯伯爵计划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湾。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与另一则消息合在一起，意味着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即将发生。拉法耶特通知华盛顿，康华利将军正在三面环水的约克镇构筑防御工事，从防守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地形貌似可以构成非常易守难攻的坚强要塞，但是从进攻者的角度来看，这却足以构成一个完美的陷阱。华盛顿曾打算在纽约给英国军队以致命一击，夺回他当年丢失的曼哈顿和长岛。然而，罗尚博伯爵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指出，纽约外港海水很浅，不利于大舰队行动，而曼哈顿已经完全被英国人要塞化了，不易于进攻。于是很有些不情愿的，华盛顿同意孤注一掷派更多的人到切萨皮克和拉法耶特以及德·格拉斯伯爵的舰队会师，扼住康华利将军的咽喉。 8月下旬，汉密尔顿小心翼翼地告诉艾丽萨，他和一部分军队要开赴弗吉尼亚（这次调动是军事机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部队或者请假回去看自己的妻子——“我必须立即出发，没有时间见你了”。在纽约军队南下三天后，他写信告诉艾丽萨：“我没有跟你拥抱道别就匆匆离开了。唉，我是非走不可啊。”然而，此时他依然如新婚璧人一样满脑子美丽的幻想，“我是那么贪婪地渴望着你的爱”，要比一个吝啬鬼对自己的金子还要来得热烈，“你的爱是我希望的原动力，是我的全部目标，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快乐”。 9月6日，汉密尔顿向艾丽萨泄露了这次调动的目的地——“明天我们就要将胜利的旗帜插上约克镇了”——汉密尔顿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汉密尔顿总是用充满诗意的浪漫腔调（虽然他从来没有打算付诸实施过）向艾丽萨戏言，为了她，自己宁愿抛弃世间的一切财富：“每天我都确信自己会放弃一切公共生活，把我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你。让其他人浪费自己的青春与宁静的生活去追逐权力与荣耀吧，我心甘情愿希望和我的小天使一起平静而悠闲地享受生活。”和美国其他的国父一样，汉密尔顿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野心到底有多大，唯恐招来人们对他投身革命的目的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在这场为了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革命中，又有谁敢承认自己参与其中是出于私心，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呢。 华盛顿对约克镇战役同样心存疑虑，因为他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说服那些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士兵们拖着沉重的双腿，沿着泥泞的道路向约克镇进发却不让英国人觉察到他们的真实目的。他颇为高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自己的部队排成两路纵队向南前进，错列地间隔开，这让敌人无法看出华盛顿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华盛顿知道，自己唯有协调好各路军队和船只，才有可能给英国人以致命一击。毫无延误的，华盛顿的2000名士兵，德·罗尚博的4000官兵和29艘大型战舰，德·格拉斯司令官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的3000名援军以及早已驻守在会师地点的拉法耶特指挥的7000名美国士兵顺利会师。值得庆祝的是，德·格拉斯司令的舰队甚至是提前抵达的，这让一贯沉稳的华盛顿都开心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当华盛顿登上司令官的有着三层甲板和120门大炮的壮观的旗舰“巴黎市”号的时候，法国人戏谑地称呼他这个人高马大的美国同行：“亲爱的小将军！” 9月底，汉密尔顿和他的轻步兵团抵达了前往约克镇的集结地威廉斯堡，在这里他开心地遇到了许多久未谋面的好朋友：刚刚从疟疾中康复的拉法耶特；刚刚从巴黎带着一大批本杰明·富兰克林争取到的武器弹药和经济援助回到北美的劳伦斯；他在伊丽莎白镇学院念书时的校长弗朗西斯·巴伯中校（他曾在蒙茅斯受过伤并英勇无畏地经历了整个战争）。 9月28日，汉密尔顿和他的部下开始向约克镇进发，一路上经过茂密的森林和一片片的玉米与烟草地。当他们于次日抵达约克镇时，对城里英军的围攻才刚刚开始。从8月开始，康华利将军就开始在一片高地上精心构筑工事，他动用了数千名投奔到英国人这边希望能够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来修筑炮楼。总共算下来，他一共在城外修了10座炮楼，其中的两座一下子就吸引了汉密尔顿和他的士兵的注意力：第9号和第10号炮楼距离法美联军的阵地比其他炮楼要近得多。也就是在这里，汉密尔顿终于有机会取得他一直苦苦期待却一再被推迟的在战场上立功的机会。 到10月6日，法国工程专家在秋天怡人的天气的配合下，从距离英国阵地大约600米的地方，开始挖掘两道平行的深堑用于将康华利的那支饥饿难耐、情绪失控的军队陷入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在第一道堑壕完工的时候，根据军事习惯，联军应当在现场组织一次小型庆祝活动。汉密尔顿和他的部下就被调来担任这项光荣的任务。他们赶在英国人向他们开炮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躲在堑壕里听着耳畔传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此时，汉密尔顿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命令，或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士兵并没有处于英国人的小型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他让自己的士兵走出堑壕到空旷的地带，并命令士兵在那里排好队开始进行队列操练，这让城墙上的英国人大吃一惊。幸运的是，英国人没有——或者根本没办法——将这帮不要命的家伙送上西天。对于这件不负责任的事情，汉密尔顿的一位部下，詹姆斯·邓肯上尉（Captain James Duncan）在日记中写道：“汉密尔顿上校下达了这些命令。尽管我尊敬他，认为他是美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但是我还是不能苟同他那种毫不吝惜自己部下生命的做法。” 从10月9日起，法美联军开始炮击康华利的部队，华盛顿亲自施放了第一发加农炮弹。从此，无论昼夜，饱含着无情怒火的炮声就从来没有间断过。皇家海军的一位中尉写道：“看上去天堂都好像要被撕成两半了”，随着炮声逐渐变为“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这位英国军官发现“身边到处躺的都是缺胳膊少腿，身负重伤甚至身首分离的人。而伤者那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叫喊和房子已成一片火海的居民们的悲痛”更加剧了无处不在的恐惧感。 10月14日，第二道堑壕也几近完工，只要攻下英国人的第9号和第10号炮楼，第二道堑壕就可以合围了。这两座炮楼外围都构筑了由削尖了的树干所围成的栅栏，尖端正对着胆敢从外面攻进来的入侵部队。华盛顿对部队发表了演讲，向官兵们解释道，除非攻克这两个炮楼，否则对约克镇的围攻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而任何时间上的延误都有可能导致英国援军会及时赶来将康华利的军队撤到海上去。华盛顿将军做出了决定，由法国人和拉法耶特手下的各一个旅去分别攻占这两个炮楼。在拉法耶特这边，他指派自己的私人副官让·约瑟夫·德·吉玛特（JeanJoseph de Gimat）担任这次进攻的先锋，这个选择显然不会触及华盛顿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着的法—美同盟的和谐。 对汉密尔顿这个从在圣·克罗伊岛做小职员时就开始梦想着这一天到来的人来说，拉法耶特选择吉玛特执行这次任务仿佛就是要从他手里夺走最重要的一次参战机会。于是，他将自己的一腔热忱全部诉诸文字，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向华盛顿请求，能否任命他在这次进攻中担任吉玛特的直接指挥官，这样，他就可以作为策划这次进攻的军官，能够分享攻克敌军要塞的战功。这一次华盛顿考虑到，一方面汉密尔顿一直都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另一方面，确实，任命吉玛特作为大陆军的指挥官出战，也有点让法国人过于占了上风。那时候，尼古拉斯·菲什和汉密尔顿同住一个帐篷，他还记得自己的这位好朋友在从华盛顿那里回来后欢呼雀跃的样子。“我们成功了！”汉密尔顿叫喊着，“我们成功了！”这一次，汉密尔顿受命指挥三个营进攻英军的炮楼，这三个营的营长分别是吉玛特、菲什和劳伦斯。 汉密尔顿的这项任命招致了不少低俗的流言，这些流言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约翰·亚当斯散布的。很多年后，亚当斯还跟他的朋友本杰明·拉什说，汉密尔顿为了获得这项任命而恐吓、要挟了华盛顿：“汉密尔顿陷入了狂热的偏执之中，他向司令官要求取得那次战斗的指挥权，并且威胁说，如果华盛顿拒绝的话，他就会将华盛顿将军的行为写进宣传册里揭露出来。”诚然，汉密尔顿在一些场合对华盛顿的军事才能流露出了不屑，然而，他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说对华盛顿不利的话。说汉密尔顿会恐吓华盛顿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华盛顿将军和他根本不可能在未来的18年里一直保持非常亲密的合作。 在亚伦索·查佩尔（Alonzo Chappell）的一幅肖像画里，身处约克镇围城战前线的汉密尔顿摆出的姿势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站在一门加农炮旁边，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帽子，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神情凝重，正陷入沉思之中。画面中的汉密尔顿，仿佛不是一个正在指挥战斗的军官，倒像一个正在思考的哲人，一点也不像是要面对枪林弹雨的样子。在即将直面敌人的炮火前的两天，他给已经怀有5个月身孕的艾丽萨写了一封信，为了不让艾丽萨过分担心，这封信的文字故意显得很轻松，他抱怨自己在过去的七个星期里给艾丽萨写了20封信，艾丽萨的回信却不怎么积极，并表示，艾丽萨“改过自新”之路只有“等我回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给我抱出来一个大胖儿子。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不可以是女儿，这是因为，我非常担心咱们的女儿会兼有你的迷人魅力与我的任性偏执，这会让她成为众多男人的杀手，异性们会被她奴役、折磨，玩弄于股掌之间”。 为了加快攻城的速度，华盛顿决定派步兵通过强攻直接攻入第9和第10号炮楼而不是用不间断的炮击迫使敌人屈服。法国人被指派去攻占左边的炮楼，而汉密尔顿的轻步兵则被安排进攻右边的炮楼。在10月14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盟军连续炮击了一段时间，火光点燃了天空。汉密尔顿和他的士兵随即从战壕中跃起，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冲向英国人的第10号炮楼，勇敢地跑过了大约有400米长的敌人的炮火可以覆盖的空地。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以及出于士兵荣誉的考虑，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步枪上子弹，而是打算仅仅用刺刀来结束这场战斗。在安全地通过敌人的火力网之后，他们如同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已经呆若木鸡的敌军面前。“他们的喊杀声震耳欲聋，”一个黑森雇佣军回忆说，“就仿佛猛虎下山一般。”汉密尔顿的士兵跑得如此之快，甚至赶上了正在前面清理藩篱，为他们开道的工兵。汉密尔顿爬到一名跪在地上的士兵的肩膀上，翻过了敌人的围墙，然后便命令自己的部下像他这样过来。一个美国兵说，那天他们的暗号是“罗尚博”，回答是“好家伙”，因为，“罗尚博”这个词在快速念出来的时候，听起来很像“冲啊，小伙子们”。 当部队攻入炮楼内部后，汉密尔顿立刻将自己的部下重新集合起来，迅速让他们恢复了队形。整个行动总共花费了不超过10分钟，汉密尔顿以相当微小的代价轻松地攻占了这座炮楼。法国人的旅却在同时进行的战斗中遭遇到了英军顽强的抵抗，人员损失惨重。汉密尔顿对待敌人的态度非常值得人们敬佩。他的一些部下大声叫嚷着要拿英国战俘出气来报复英国佬，一个上尉正打算用自己的刺刀刺穿一名英国军官的胸膛，此时汉密尔顿上前制止了这一血腥的杀戮，避免了流血事件。他后来自豪地报告道：“我的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最近的种种不快而丧失了理智，做出任何野蛮行为，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停止抵抗的敌人。”除了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之外，汉密尔顿对他的战俘的仁慈也表明了他的信仰，即战争和决斗一样，是绅士之间根据神圣而永恒的规则进行的光荣的仪式。 攻克这两座炮楼让美法联军能够在上面架起榴弹炮并完成第二道堑壕。而在汉密尔顿和亨利·诺克斯巡视这座刚刚夺取的炮楼时，他们两个人还颇为滑稽地在间歇的时候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学术辩论。华盛顿曾经命令，士兵一旦看到炮弹向自己飞来，就一定要大叫：“炮弹来了！”汉密尔顿认为这个命令会让人觉得他不够勇敢，而诺克斯则觉得它反映了华盛顿对士兵生命安全的谨慎态度。就在这场辩论精彩继续的时候，两枚敌人的炮弹在炮楼中爆炸了。现场的士兵大呼小叫道：“炮弹来了，炮弹来了！”出于本能反应，汉密尔顿立刻拽上肥胖的诺克斯当掩体。诺克斯没办法，只好一把将汉密尔顿推开，“现在你怎么想呢？汉密尔顿先生？到底该不该大喊‘炮弹来了’呢？”诺克斯向汉密尔顿训话道，“我告诉你，以后甭想拿我做垫背的！” 第二道堑壕的完工彻底压垮了支撑英国人抵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康华利对这场战役彻底绝望，他下令让黑人感染天花，然后强迫他们向敌人的阵地走去，幻想能够用传染病来削弱敌军的战斗力。他很清楚，这只不过是在徒劳无益地自掘坟墓，在写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信中，他写道：“我所面对的局势异常严峻。很快我们就必须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已经被摧毁的工事，在相当不利的位置上面对敌人的进攻。”在10月16日夜幕降临之后，康华利试图通过海路撤走自己所有的部队，但是午夜时分不期而至的一场风暴让他的计划落空了。而就在同一时间，美法联军的炮兵正毫不留情地向他的阵地倾泻着炮弹。 在10月17日温暖的早上，一个身着英军红色军服的少年鼓手出现在城墙上，身后跟着一名挥舞着白色手帕的士兵。枪炮声一下子消失了。康华利投降了。“明天，康华利和他的军队就要服从于我们的指挥了。”汉密尔顿在次日给艾丽萨的信中高兴的写道，“两天后，我就很有可能启程前往奥尔巴尼了，不出3个星期，你就能再次出现在我的怀中了。”上万名旁观者打着哈欠目睹了康华利的军队垂头丧气地伴随着一首名为《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英格兰民歌从城里三三两两地鱼贯而出。列队站在他们两旁的，是红光满面衣着光鲜的法国士兵以及伤痕累累，衣衫褴褛的美国子弟兵。 汉密尔顿平静地在马背上出席了这最后的庆典。他和许多战败的英国士兵的交谈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他向诺阿里斯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诉说道：“我注意到军队正因为胜利而忘乎所以，从许多迹象中可以看出来，人们变得傲慢而无理。”英国士兵叫嚣着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狠狠地报复美国，这让汉密尔顿出离愤怒，“渴望复仇的怒火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他们所渴望的、对北美的一切，根本就是愚蠢的妄想。”尽管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法美联军在约克镇所取得的大胜，让胜利的天平最终毋庸置疑地倒向了美国人一边，英国人依然占据着纽约市，并在西印度群岛进行着坚贞不屈的抵抗，这场战争依然拖了两年之久才彻底结束。 汉密尔顿上校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赶到奥尔巴尼与艾丽萨相会。一路上的马不停蹄让他累倒了自己的坐骑，不得不从别人那里雇了一匹马。这五年来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军旅生涯让汉密尔顿身心俱疲，因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一直都在卧床休养。1782年1月22日，艾丽萨赐给了汉密尔顿一个儿子，汉密尔顿给他取名为菲利普来讨好自己的岳父。“汉密尔顿太太给我带来了一个胖儿子。”汉密尔顿高兴地给诺阿里斯子爵写信说道，“他的出生，就像你可能会想到的那样，将预兆着未来所能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为了防止战事重起，汉密尔顿当时并没有立即辞去军职，而只是向华盛顿暂时请了几天假。直到3月他前往费城拜会华盛顿之后，他才真正退役。汉密尔顿除了保留自己的军衔之外，“放弃了自己因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为大陆军服务期间所应得的一切津贴”。在其他的各种补偿中，汉密尔顿还主动放弃了一笔最终相当于五年全额薪水的退休金。汉密尔顿的这一做法非常值得人们赞美——他希望能够避免哪怕是最轻微的利益冲突，因为当时军队已经解散，而军队成员未来的补偿金正在激烈的讨论之中——不过这个决定却让他的遗孀和孩子们不得不在未来后悔他当初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并且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推翻它。 由于在约克镇战役中表现勇敢，汉密尔顿成了公认的战争英雄。大陆会议没有对汉密尔顿的勇敢做出过任何褒奖，而与此同时，路易十六却为另一个与汉密尔顿一样夺取了一座炮楼的军官授了勋。不过，尽管汉密尔顿的英雄行为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他却得到了对自己未来政治生涯中更加重要的东西：传奇的经历。在约克镇，汉密尔顿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形象：这个充满浪漫色彩、毫不畏惧死亡的年轻军官，奋不顾身地向敌人的炮楼进攻。如果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话，汉密尔顿或许会被人们奉为华盛顿身边最卓越的副官，但是没有人会把他视为英雄；如果没有这次战役中所立下的功勋，他后来也完全不可能被授予少将军衔。 美国革命使得汉密尔顿从一个毫无地位的局外人变成了北美政治圈子中的一员，让他娶了斯凯勒将军的女儿，并且能够轻松自如地和大陆军的达官显贵打交道。在一封他后来写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信中，汉密尔顿讲了很多与革命相伴而来的个人机会。他说这些机会“公允地讲，带来了一些好处，但这绝不仅仅只是补偿。它们还激发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和高尚品德，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些聪明才智和高尚品德可能早就消磨殆尽了，或者只是发出散乱暗淡的微光”。又有谁会怀疑，这段评论不是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评价呢？ 第九章 波涛汹涌 由于在约克镇陷落后英国人依然占据着纽约市，所以接下来的两年里，汉密尔顿把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当作了自己的临时居所。当1782年5月他正式成为纽约州的市民时，汉密尔顿终于结束了一生的漂泊。在奥尔巴尼，他一边轻轻地晃动着摇篮，一边逗弄小婴儿菲利普的时候，这个27岁的战场“老兵”全然是一副心满意足的家长模样。“你无法想象我现在变得是多么顾家。”他告诉华盛顿的前副官理查德·基德尔·米德。在一封随意写下的信中，汉密尔顿对7个月大的儿子菲利普描述如下： 在所有方面我们都一致认同，他长得很帅气，仪表堂堂。他的眼睛不但非常富有表现力，而且还充满了仁慈。他的坐姿在别人看来是十分优雅的，他挥手的方式预示着将来会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站立的时候尽管有点笨拙，但他的双腿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纤细无力……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他就会嘻嘻地笑个不停。 汉密尔顿尽情地享受着家庭角色带给他的这种不寻常的天伦之乐，他告诉米德：“我对事业上的追求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除了渴望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别无所求。”米德一定知道汉密尔顿是在说胡话，在狂热的内在推动力的驱使下，汉密尔顿的事业会继续向前发展。他在加勒比海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独立战争用去的五年，因此当他重新开始在国王学院延期已久的法律学习时，他希望能够坚持执行那个提速的时间表。对汉密尔顿而言，法律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制宪会议中有34个代表来自这一职业——并且还能够使他过上一种还说得过去的，甚至是富裕的生活。通常，纽约最高法院规定，想成为律师的人必须学徒满三年才能出庭从业。然而，那年的1月，由于亚伦·伯尔的申请，为了回报那些在战前就学习过法律的退伍军人，这个规定被临时取消了。由于在国王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废寝忘食地读完了所有主要法学泰斗的著作，汉密尔顿符合了这一条件，因此他便迅速开始熟悉掌握法律实践业务。 与同时代的其他那些有抱负的律师不同，汉密尔顿拒绝在一个开业律师的手下当职员，而是计划自己单干。在华盛顿手下当差之后，他可能不希望自己再屈从于另一个老板，也不能忍受为某个自以为是的指导者抄写法律文书的情形。他有权进入奥尔巴尼最好的法律图书馆查阅，而图书馆的主人正是他本人的朋友詹姆斯·杜安，书架上堆满了英国法的相关论述，与当时的纽约法律非常接近。“与其他州相比，在纽约州，我们的司法体制与英国的更为相似。”汉密尔顿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3篇中写道。对汉密尔顿和其他学习纽约法的人来说，英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保守的、亲英派的影响。其中特别有影响力的是10年前在美国第一次出版的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这本书详细且系统地论述了英国法。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评论说：“布莱克斯通教给汉密尔顿对法律本身要有一种可敬的热情……而且，正如布莱克斯通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本书彻底解决了汉密尔顿所感受到的自由与法律之间的那种紧张状态。” 在那个时代，学法律的学生经常制作一些指南宣传册，按照法律先例、法规和处理流程等分类收集和整理。约翰·马歇尔就有这样一本长达238页的摘要，其中涉及70多个主题，并且他在实践中广泛地利用它们。汉密尔顿也准备了自己的手册指南，题目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执业程序”。这份有177页底稿和38个主题的纲要是幸存的最早的论述，它记录了纽约法律从英国和殖民地模式转变而来的发展过程。汉密尔顿并不只是转录这些干巴巴的摘要，他还给它们添加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法院最近得到了“某种模糊的观点，即诉讼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诉因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沉湎于技术性术语营造的网窝之中”。后来，尽管关于法律的尊严也说过一些著名的论断，但汉密尔顿可能对于他所选择的职业也颇有微词，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正忙着“照看孩子以及研究如何‘敲诈’邻居的艺术”。汉密尔顿的“执业程序”归纳总结得如此专业，其中的许多资料信息都被严格地加以归类，以至于好几年的时间里，它在学习法律的纽约学生中间被争相抄阅、流传。直到1794年，它才被威廉·威奇（William Wyche）的手册《纽约最高法院庭审实践》（New York Supreme Court Practice）所代替，这个手册本身有一部分就是以汉密尔顿的大纲为基础的。即便是在那时，一些开业律师仍然更倾向于采用汉密尔顿的原始版本。 汉密尔顿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他的学业。到了7月，正好是他开始自学的6个月后，他通过了律师考试，获得了律师资格，可以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为案件做些准备工作了。10月，他进一步有了“法律顾问”做资格，可以在法庭上辩论了，这个身份类似于英国的出庭律师。他必须要签署效忠誓言，从中也可以看出在《邦联条例》辖下各州所拥有的极高自主性的程度：“我声明放弃……对大不列颠国王的所有效忠；并且……对作为自由而独立的纽约州保持绝对的信任和忠诚。” 在获得这些证书方面，汉密尔顿比亚伦·伯尔晚了六个月，在1782年7月，亚伦·伯尔就已经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除因为战争而牺牲掉的时间以外，两个年轻人都急于确立自己的业务，因为众所周知，爱国派的律师会分享战后的法律业务。1781年11月，这个消息得到了确认，因为纽约立法机构颁布了一个法规，禁止亲英派律师在州法院开展业务，这对美国爱国派的律师而言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汉密尔顿激烈反对这种反亲英党的偏见，但在这个法规四年多的有效期里，他和其他一些爱国派律师还是从该法中获益匪浅。 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奥尔巴尼时就往来颇多，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在汉密尔顿还在约克镇的时候，伯尔就已经出现在斯凯勒的家门口了，并且带着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的介绍信：“这封信将由陆军中校伯尔带给您，他到奥尔巴尼去是希望能够得到在我们的法院从事业务的许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怀孕的艾丽萨才第一次微笑着和这个将来会杀死自己丈夫的刽子手握手。汉密尔顿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正在奥尔巴尼和他的朋友伯尔一起为律师考试而努力学习，他们两个人同时拿到了许可证。在1782年夏天的这段时间里，特普鲁就住在斯凯勒的住处，在汉密尔顿需要的时候给他法律方面的帮助。 这样，在他们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汉密尔顿和伯尔就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在一种竞争的位置上。两个人都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机智而又温文尔雅，对女人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两位年轻的陆军上校都有着军人的沉着冷静，喜欢炫耀自己的头衔，仿佛要计划着确立他们在纽约律师界的杰出地位。然而在政治领域，伯尔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现在汉密尔顿是约克镇的英雄，并且沐浴在华盛顿将军的光环下惬意自得。他依然居住在富丽堂皇的斯凯勒的豪宅，而伯尔却满足于过一种节俭朴素的生活，直到他有了自己的业务客户。那年7月，伯尔在斯凯勒夫妇常去的荷兰改革派教堂与佩吉·希彭·阿诺德的闺中密友西奥多西娅·普雷沃斯特结婚（西奥多西娅的前夫，那位英国军官，前一年秋天死于牙买加）。第二年，这对新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取名叫西奥多西娅。年长的西奥多西娅比伯尔大10岁，从来没有人把她当作美女，但是她依然很娇媚迷人，令人感到愉快，并且熟悉法国和英国文学。和同时代的其他男人差不多，伯尔也欣赏那种精明、多才多艺的女人，这使得他的崇拜者们对他后来的那些不同于同时代者的流氓无赖般的滑稽动作感到更加无法理解。 汉密尔顿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该三年完成的法律训练，这足以让人惊叹，可是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立刻着手多种文章的写作。在约克镇之后，他对《大陆主义者》的四篇文章又增加了两部分，不过当时他可能弄丢了或者是放错了地方，因为《纽约信报》在1782年4月介绍《大陆主义者·第五篇》时是这样说的：“A.B.先生最近重新找到了它们。”报上说他发表这些文章“更多的是想要结束他的计划，而不是幻想时代的发展趋势会接纳他的观点”。在对大量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全面的阅览之后，汉密尔顿向人们描述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政府是如何开始鼓励贸易的，路易斯·科尔伯特（Louis Colbert）是如何成功当上路易斯十四的财政大臣的。在赞同政府对贸易加以引导的时候，他提到了大卫·休谟的文章，休谟认为贸易是可以自我调控和自我纠正的，汉密尔顿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倡对进口货物征税是美国财政收入的最好形式，这简直就是他在财政部任职的预演。对一个仍在对茶和其他进口货物的不公正征税进行改革的国家而言，说得再婉转，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那些害怕沉重税负的人而言，汉密尔顿辩论说，预计到了20世纪晚期，世界将会是“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他说政府官员“不会受到诱惑而滥用这种权力，因为国家税收的目的会抑制它自身的各种极端。经验表明，适度的税负比高税负更加具有生产力”。 当时，许多州议会都不情愿把对进口货物的征税权转移给大陆会议，汉密尔顿担心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竞争会威胁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罗伯特·莫里斯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也深感忧虑，他勾画了一个计划的大体轮廓——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偿还战争债务，结束通货膨胀——这是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长的预兆。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莫里斯决定在每个州任命一名独立于地方官员的征税官。在1782年5月2日，他要求汉密尔顿担任纽约州的大陆税税务官。作为奖励，他允许汉密尔顿可以把收上来的任何钱的四百分之一装入自己的口袋。汉密尔顿感觉受到了羞辱，断然拒绝了他。汉密尔顿回应说：“对我而言，时间是如此宝贵，我绝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中断我的目标，除非是为了对大众和我自己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汉密尔顿很可能是考虑到纽约州还有五个镇仍然控制在敌人的手中，这份工作可能不会像想象的那么有利可图。在6月初，莫里斯做出更大的让步来说服汉密尔顿，保证从应收的税款中拿出一定百分比给他，而不仅仅是已经收到的那些钱。这一许诺显然说服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提议，而且后来汉密尔顿还自愿去游说那些州的立法机构来接纳莫里斯的税收措施。不管自学成才的汉密尔顿是否知道——有人怀疑他肯定知道——现在他已经稳稳当当地会继承莫里斯的位置，成为美国财政界卓越的领袖人物了。 汉密尔顿花在设法征税上的几个月再一次证明了《邦联条例》摇摇欲坠的形象。各州认为他们对国会缴纳的款项实际上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缴纳之前，它们经常会因为地方上的用途而挪用掉。这种情形，再加上缺乏独立的联邦税收收入，迫使爱国者要么是通过借款要么是发行纸币来负担革命的经费。7月4日，在第六篇《大陆主义者》文章中，汉密尔顿对莫里斯的做法表示同意，并欢呼说联邦海关官员和税务官的任命将会“在各个州内部产生有利于邦联政府的极大影响”。这篇文章清楚地指出，在战争逐渐减弱的日子里，汉密尔顿不得不同认为美国可以完全免除税收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做斗争：“打消这种错觉，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真相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如此有害且不切实际的期望上倾注的心血太多太多了。” 7月中旬，仍然在为下一次律师考试而辛苦准备的汉密尔顿来到了普克普斯，成功地请求州立法者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加速征税的进程。在与菲利普·斯凯勒一起工作的同时，他让立法机构采纳了一份决议（很可能就是汉密尔顿本人起草的），号召国会应该拥有更多的征税权，并且倡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来审查《邦联条例》——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公众人物发出这种呼吁。汉密尔顿坚定的改革主张获得了莫里斯的支持，在与汉密尔顿的通信中，莫里斯放下戒心，向汉密尔顿倾诉了对国会不称职的不满。而汉密尔顿对他的坦白直率也给予了回应。“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为什么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会为它的愚昧而哭泣。”汉密尔顿写道。在看到纽约州立法机构的懦弱和为了自身的利益退缩时，他写道：“我们一再重复的疑问在于，什么会暂时取悦于人们，而不是什么会长期让人们受益。”他告诉莫里斯，“在这样的一个政府里，只有暂时的权宜之计、变化无常和愚蠢。”汉密尔顿越发对纯粹的民主政治感到绝望，对只是迎合大众意愿的政治家感到失望，越来越喜爱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能够启发人们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的领导者。 无论他对州立法者的蔑视如何，在普克普斯时，汉密尔顿还是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法学家、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回忆说：“他活泼生动、富有教诲的谈话，在情感、语言、礼貌风格方面远比一般的演讲还要出众，他的坦诚直率和果断的行为举止吸引了我的注意。”汉密尔顿的表达如此抓住了立法者的心，以至于他被选为参加11月召开的邦联会议的纽约代表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凭着一贯的灵巧和机敏，汉密尔顿从一名税务官变成了一个在国会拥有一席之地的人。 对汉密尔顿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更加真诚地热爱这个国家或者是更加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了。在1782年的l月，当英国人仍然占据着查尔斯顿和南美大草原的时候，劳伦斯就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为他那不幸的征募黑人军队的方案做着最后的努力。那年7月，劳伦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汉密尔顿，表达了这种愿望，希望他的朋友“能担任国会中最高等级的职务”（我们再次看到，劳伦斯这封信的某些部分找不到了，很可能是汉密尔顿的家人处理掉了）。在信的结尾说道：“再会了，我亲爱的朋友，虽然时局让我们远离，但我恳求你不要收回你的信所起到的安慰作用，你知道你亲爱的劳伦斯那不变的情感。”汉密尔顿热诚地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和劳伦斯，就会像古代的那些经典人物一样，共同着手从事一场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以便为一个可靠的共和政体联盟打下基础。在8月中旬，他告诉劳伦斯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名其参加国会。他用振奋人心的话语鼓动他的朋友加入自己：“停止使用你的宝剑吧，我的朋友，穿上你的制服，到国会来吧，我们对彼此的情操了如指掌，我们有相同的政治观点。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让美国获得了自由。现在就让我们手拉手共同争取让她幸福吧。” 我们无从得知劳伦斯究竟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在1782年的8月底，来自查尔斯顿的一个英国探险队正在科姆巴黑河附近搜寻大米，冲动的劳伦斯藐视军令、不听指挥，企图以较少的兵力伏击他们。没想到敌人得到了消息，事先蹲伏在高处的草丛中等待着他。当他们站起来开火的时候，劳伦斯马上开始冲锋并让他的人紧随其后，他立即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约翰·劳伦斯是为美国革命最后牺牲的几个人之一。许多人认为，在真正的正面对抗已经结束的时候，劳伦斯还用弱小的兵力对抗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企图以少胜多，拿自己和士兵们的生命冒险是十分愚蠢的。他的死验证了华盛顿的判断，即爱国的劳伦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英勇无畏、轻率鲁莽”。许多人对劳伦斯的死表示了哀悼，他们认为他做到了一个杰出领袖应该做到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十分有前途的人物，然而，为理想而献身是值得的。”约翰·亚当斯这样安慰约翰·劳伦斯的父亲亨利·劳伦斯。 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个消息令他难以接受。“可怜的劳伦斯，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冲突中他成了热情冲动的牺牲品。”他悲痛地写信给战争时期他们的三人帮中的另一位成员拉法耶特，“你知道我是多么真诚地热爱他，你能感受到我对他的死感到多么遗憾和悲痛。”劳伦斯的死让汉密尔顿失去了政治上的同盟、坚定的同事，这是他在为巩固联盟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中所必需的。他享受与詹姆斯·麦迪逊的短暂协作，也绝不缺少华盛顿坚定且超然的庇护，但是没有了劳伦斯，他更像一个孤独的改革者，缺乏一个亲密的陪伴一生的同盟者，就像麦迪逊和杰斐逊之间的那种。从个人角度而言，这种损失则是更加令人痛心的。尽管有一大群崇拜者，汉密尔顿却再没有轻易地与谁建立深厚的友谊，再没有像对待劳伦斯那样对别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公众场所他变得更加健谈，但在私下里不知何故很少剖析和展示自己。从此以后，他那些坦白忏悔的话都只能讲给艾丽萨或者安杰莉卡。在约翰·劳伦斯死后，汉密尔顿关闭了情感中的某一扇窗，再也没有打开过。 1782年11月底，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奥尔巴尼骑马一路兼程来到了费城，接受他在邦联国会里的任职。他所看到的这个拥有四万人口的城市比纽约或者波士顿都大得多，也富裕得多。从小在海边小城长大，在挂着高高的桅杆的船和大飞轮的港口，他一定发现了某些令人愉快的熟悉而又亲切的东西。与纽约的喧闹和混乱相比，费城是一个更加有序的地方，随处可见隐藏在院墙后的雅致整齐的房屋。在阳光明媚的天气，穿着时尚的女士撑着太阳伞在街头闲逛漫步。许多有树荫的街道上都有砖砌的人行道，卫生部门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鲸油灯会把道路照亮。曾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游客，在晚上11点抱怨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会比费城更安静。才11点，但除了巡夜人，你走遍大半个城市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虽然汉密尔顿把艾丽萨和儿子菲利普留在家里，但他依然是一个过分乐观的新婚者，并没有在街头徘徊以寻求黑夜里的冒险。在抵达费城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向自己的妻子保证“在忠诚和爱情方面，没有那个丈夫能和你的丈夫相比”。起先，他还可以忍受艾丽萨不在自己身边的日子，也没有十分渴望想与她见面，直到1783年1月初，当他开始安排她到费城的时候——他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见不到你，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痛苦万分，我总是半宿都睡不着觉，”他告诉她，“快来吧，我的心上人，减轻我的痛苦。把我心爱的儿子也带到我的怀抱里来吧。” 在费城，汉密尔顿发现自己成了他一直因其不足而加以嘲笑的国会的一分子。整个国会组织杂乱无章：不计其数的特别委员会，允许州政府对重大措施行使否决权的投票规则，在6年期限内不能有人连续任代表一职达3年以上……国会怎么可能不瘫痪呢？正如汉密尔顿抱怨的那样，不民主的投票规则使得“一个小团体就可以延迟甚至是阻止最有效的措施的实施”。对一个崇尚效率的人而言，这是一种令人气愤的局面。1782年11月30日之后，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当时美国的和平专员与大不列颠签署了一个临时《和平条约》，以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地方上的领导者，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亚当斯、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都明确主张州的主权独立。州政府的诱惑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邦联国会的许多成员不想去参加国会，使得召集人开会都难以进行。代表们的才干得不到发挥，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和意见不合激怒了汉密尔顿。 是詹姆斯·麦迪逊把他从失望中解救出来，麦迪逊是一个和汉密尔顿具有相似目标的人，同样预见到美国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汉密尔顿一样有着聪明博学的头脑。他们对邦联国会的前景持相同的看法，享受着同样的使命感，他们一起在许多的委员会里工作。由于很小的时候就要依靠自己的智慧谋生，27岁的汉密尔顿远比过着被溺爱生活的31岁的麦迪逊更加世故。另一方面，麦迪逊从1780年就在国会工作，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立法者了。他是如此尽责，以至于他创造了一个持久保持的国会纪录，在连续三年的任职期间几乎没有缺席过一天。法国部长评价麦迪逊是“国会里判断最合理的人……他的观点几乎都是很公平的，所以他赢得了同事们的一致掌声”。 在许多方面，麦迪逊在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中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们早期的合作以及后来的争吵在汉密尔顿的一生中划分出截然不同的阶段。人们往往是要么拥护汉密尔顿，要么就痛恨他；麦迪逊则因为能在这两个通常的极端之间左右逢源而显得格外突出。身材矮小、略带羞涩的詹姆斯·麦迪逊具有令人敬畏的头脑，但在举止和相貌方面却不吸引人的注意。他通常都是一身黑衣，具有学者所特有的苍白面孔，表现出一副忧郁的样子。在公共场合他很少笑，一个弗吉尼亚政治家的妻子责骂他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呆板的家伙”。另一位女性观察家发现麦迪逊私下里很愉快，但通常他是“沉默、冷淡而且排斥他人”。他不会设法获得公众的注意，缺乏如自信的汉密尔顿天生成为领导者的那种超凡魅力的光彩。如果说汉密尔顿似乎生来就是要成为领袖的话，那么麦迪逊也似乎生来就注定是来反衬这种领袖的。尽管如此，麦迪逊的缺乏自信是具有欺骗性的，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那不屈不挠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智力上自信到了近乎狂妄自负的程度，社交上却又胆怯笨拙。虽然并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对社交场合驾轻就熟，言谈举止毫无拘束、流畅自然，但在一群热情的共事者中，他也能让人感到幽默有趣，而且他是一个极善于讲故事的人，甚至偶尔也会讲一点黄色笑话。在他们相遇的时候，麦迪逊还是一个自负的单身汉，对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也从来没有关于麦迪逊私生活的闲言碎语来损害他的正直形象。 一个世纪以来，麦迪逊的家族都安乐地生活在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高原地区，他们家与当地的许多大地主都有联系。麦迪逊的祖父有29个奴隶，到他父亲时奴隶增加到118个，从而成为奥林奇县最大的奴隶主。他们家在奥林奇县还拥有超过一万亩的田地。作为10个孩子中的老大，直到50岁的时候麦迪逊在经济上还要依赖他的父亲，甚至是在国会任职时还要依靠家庭种植园的收入。和杰斐逊一样，他无法摆脱自己对奴隶制度的依赖，不管他个人的担忧是什么。在国会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告诉自己的父亲，除非代表能够获得加薪，“否则我就必须卖掉我的一个奴隶了”。 靠着黑人在田地里辛勤的劳作，麦迪逊度过了自己默默无闻的童年。由于得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回忆往事时思想混乱的癫痫症，他时常显得有些忧郁，和许多生病的孩子一样，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他接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五年的寄宿制学校生活，接下来的两年在自己的种植园里聘请私人老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他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每天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曾经拒绝过汉密尔顿入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威瑟斯彭评价麦迪逊说：“整个在校期间他一直在我的指导下学习，我从没有听说他做过或者是说过一件不好的事情。”麦迪逊始终保持着一个学生的样子，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前总是把自己沉浸在艰苦的学习中，不发表任何观点而明哲保身。 由于健康状况欠佳，麦迪逊只是在奥林奇县的民兵队做过短暂的团长，然后就成为弗吉尼亚州参议院的议员和地方长官的顾问班子里的一员，在1780年被任命为国会最年轻的成员。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代表了战后美国新一代的领袖，他们的职业生涯与新共和国的成长完全融为了一体。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接合点，他们对政府所需要的结构改革具有相似的预期。麦迪逊主张建立常备军队、永久的海军，以及其他一些和汉密尔顿思想相关联的立场。如果说有任何事情是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更加积极的话，那就是麦迪逊竭力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并且希望国会能够有权使用武力处置那些拒绝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州。 不考虑这些棘手的复杂问题，对这两个立志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正如麦迪逊在1783年4月所表达的那样，美国正在主张的权利“是人性固有的权利”，她的公民“有责任对一个政治社会给予最大的信任”。为了使新国家更快地步入正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把精力集中于急切需要解决的税收问题上。约翰·亚当斯在1782年6月11日从荷兰协商了一大笔贷款，只是稍微减轻了一些国会的负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都认为国会需要有一个长久的、独立的税收来源，不再依赖各个州反复无常、时有时无的缴纳。只有到那时，国会才能清偿巨大的战争债务，才能遏制声势渐隆的邦联分裂运动。汉密尔顿在一份决议中强调了这一点，读起来有点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国会的意见很明确，现在无法给予美国的债权人完整的公正，受到影响的政府信用也无法立即恢复，未来战争的急切军需也无法提供，除非建立一套由国会负责征收并在全美国运行的永久性的财政制度。 汉密尔顿加入了麦迪逊提出的关于联邦关税的运动——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那将会使国会在货币事务上有了自治权。对汉密尔顿而言，最终的目标是确立一种联邦征税制度。面对反对意见最激烈的罗得岛州，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几乎完全是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重申了他们的一贯观点，说明了政府信用对国家声望的重要性。然后他们又发表了一份影响更大的声明：“事实在于，没有了在执行中影响成员政策的那些权力，联邦体制就无法存续。” 汉密尔顿正在解决一个难题：中央政府必须有权颁布法律取代各州的法律，直接处理与公民有关的事务。在1月底，他发表了一个更激进的演说，意图向各州指派一名联邦税务官，以“渗透和团结”各州。对于汉密尔顿的直言不讳，麦迪逊感到很惊讶，他指出，有些议员虽然表面上听取了汉密尔顿的演说，暗地里却幸灾乐祸地表示“汉密尔顿先生说漏嘴了”。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汉密尔顿绝非是那种善于耍阴谋诡计的阴谋家，在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直抒己见。他无法容忍国会为了避免争端而采取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他极力反对将于4月颁布的一项妥协性法令，该法令限制了关税的征税范围并把征税权留给各个州。汉密尔顿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关于关税的争吵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以至于两个人都互相仇恨对方，这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汉密尔顿以后的政治生涯。 现在国会急需要钱来平息大陆军中那些军官的不满——那些军官威胁说要在位于纽约州的纽伯格的冬季露营地发动暴乱。临时的《和平条约》加剧了军队有可能解散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的发生，如果军官不能拿到他们的欠薪——有些人甚至被拖欠长达六年——或者是许诺的养老金，那么军队就有可能解散。军官们闹哄哄地威胁要集体辞职，他们派出一个三人代表团来到费城商谈解决方案。1783年1月6日，他们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他们的满腹委屈：“我们已经忍受了所能忍受的一切——我们的财产都花光了——我们的私人资源也耗尽了。”一些士兵由于战争和货币贬值已经负债累累了，以至于他们害怕从军队服役完回家后会被送进监狱。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与不满的军官见了面，并且被指派到一个小组委员会以寻求解决方案。这两个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劝说国会拨款偿付全部的国家战争债务，满足士兵以及其他债权人的要求。令人悲哀的事实是，由于没有了真正的征税权，除了口头上的安慰，国会能提供给士兵们的东西少得可怜。 汉密尔顿对各州会补充常规的资金来满足军官的要求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带着他悲观的想象，他详细阐述了目前形势所固有的各种危险，他担心内部冲突，甚至是分裂会随之而来。在2月中旬，他担心地给州长克林顿写信，大致描述了一个计划来重新安置纽约州的军官们：“我希望立法机构能够留出一部分土地，对每一个会成为本州公民的军官和士兵都留一些余地。”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大陆主义者”, 汉密尔顿知道这样的一个建议很可能看起来与他的想象背道而驰。“团结统一的局面能够得以继续，是我内心的第一愿望。”他解释道，“但是联合是如此薄弱，谨慎的人会真的依赖于它吗？如果发生分裂，任何一个查看地图的人都会明白，为自己的安全做准备对我们的州而言是多么必要。”这一次，克林顿听从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向愿意来纽约的军官赠送了价值不菲的土地。 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在难以控制的军官和虚弱无力的国会之间的这种势不两立的僵局的最终裁判者是乔治·华盛顿，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和华盛顿通信了。2月13日，在他们以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密信。他以同僚而非昔日下属的口吻，向华盛顿大胆建议如何处理可能来临的暴动。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果能够刺激有发言权的国会加强国家财政的话，那么这场暴动就是有积极意义的：“军队的要求言辞温和，但立场却很坚定，这或许能对国会中优柔寡断的成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做出某个判断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认可这个决定，而是因为不堪其扰……但是，必须把这支饱经磨难、怨声载道的军队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使华盛顿在军队和人们中间保持他的威望，汉密尔顿建议他指定某个代理人去敦促国会做出决定。 汉密尔顿正在哄骗华盛顿涉足一个危险的游戏，假装是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却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对国会施加压力。这封信表明汉密尔顿正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在这个策略上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费城的古维内尔·莫里斯也正在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写信说各个州是不会给军队报酬的，“除非军队团结一致并决心为此斗争到底”）。汉密尔顿担心谨慎小心的华盛顿可能会遭到更强硬的军官的拒绝，并且告诉华盛顿军队里有些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大家都说他并没有“拿出足够的热情”来关心士兵们的利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观点是多么错误了，但是这种错误的危害却是巨大的。” 一个星期之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斯（Thomas FitzSimons）的家中会面，一起讨论如何平息军队内部的骚动。麦迪逊的记录让我们原封不动地看到了在那个时候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早期他说华盛顿时常易怒，脾气急躁但绝对个性正直不谋而合： 汉密尔顿先生说，自己和华盛顿将军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他十分了解将军的为人，将军极端保守，有时还有某种程度上的脾气暴躁，据说后来这两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他的声望日渐降低。但是将军的品质，将军的爱国热情，将军的坚定执着……将军宁愿让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也决不允许自己参与到任何不光彩的行动中。汉密尔顿先生知道那是将军的真性情，并希望将军能够成为他们寻求改革计划中的指挥者，统率他们向正确的目标前进。 在3月4日，华盛顿对汉密尔顿开诚布公的来信表示了感谢，并且承认说他对美国财政的深不可测缺乏彻底的了解。他提到了自己“沉思了几个小时”斟酌士兵的报偿问题，深感形势的严峻：“一方面是一个怨声载道的军队所经受的苦难，一方面是国会的无力和各州的拖沓，这将是一场灾难的源头。”接着华盛顿隐晦地回绝了汉密尔顿有可能产生误导的建议，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逼迫国会对公共财政采取行动，说这样做有可能会“引发猜忌并导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华盛顿向来深谋远虑，他深知军事力量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控制这个原则。 纽伯格的形势只能变得更加紧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封匿名信在军营中流传开来，煽动军队反对华盛顿并鼓动军官以武力来威胁国会。一份文件恶毒地警告说：“注意那个建议你们行动适度并继续忍耐的人。”看起来似乎这个新的国家正在朝着军事暴动的方向发展。3月12日，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恐慌的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他将会在3月15日参加一个军官的会议来阻止他们“让自己陷入全面恐慌、无路可退的漩涡里”。华盛顿保持了他一贯的镇定，试图阻止军官们鲁莽行动的同时又恳求国会给予及时补救。“因此我恳请你，”他告诉汉密尔顿，“认真对待这个事件，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我敢肯定，这些绅士们的情形已经让人苦恼到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 3月15日，华盛顿向军官们发表了讲话，决定在国会推行一个方案。生平第一次，华盛顿的跟随者们对他产生了敌意。华盛顿严厉地斥责了叛乱的说法，他说这会对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产生威胁，起义只会“为内战打开大门，使我们新生的国家陷入血战当中”。随后他便上演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富有戏剧性的举动。他打算读一封国会议员的来信，但那些单词他有些看不清楚。于是他在口袋里找自己的眼镜。“先生们，”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效忠我的国家，我不仅白发丛生，视力也开始衰退了。”那些暴动的士兵莫不为之动容，对他们反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羞愧，逐渐恢复了自己的理性。华盛顿同意代表这些士兵的利益去游说国会，由汉密尔顿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同意给军官们一个养老金报酬，金额相当于每位士兵五年的饷金。当然，在没有征税权的情况下，国会是否真的会实现这样的一笔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听了华盛顿精彩的演讲，汉密尔顿就对他大加赞赏：“在我看来，阁下此举甚为明智。最好的方式不是试图阻止它发生，而是要转移注意力。你的举动恰巧和我认为你应当采取的适当行动不谋而合。”华盛顿听取了汉密尔顿发挥督导作用的建议，但毅然抛弃了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火上浇油的想法。汉密尔顿始终认为一次军事力量的虚张声势能够起到迫使国会行为的作用，但那也是他的最坏的选择。他承认，任何一种武力摩擦，都会引起内战的恐慌，可能以这个国家的毁灭而结束，当然也会毁灭军队。 随着对纽伯格的兵变的担忧加深，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他们两个都认为，必须彻底修改《邦联条例》，国会的权力要得到加强。“在我指挥期间所经历的一半以上的混乱局面和军队几乎所有的困难和不幸都源自于此。”华盛顿在提到国会的软弱时说。与此同时，华盛顿在汉密尔顿身上看到一丝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倾向，他坦率地告诉汉密尔顿，军队里有人抱怨国会把士兵当作“筹集经费的木偶”。他训诫汉密尔顿说：“军队……是一个危险的玩弄对象。”华盛顿一定已经意识到尽管汉密尔顿有着睿智的头脑和过人的胆量，但有些时候会缺乏正确的判断，所以必须小心地给予他指导。另一方面，汉密尔顿被迫耍了花招，正是为了达到那个华盛顿本人也向往的目标。 1783年的春天，28岁的汉密尔顿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几乎已经处在一个顶峰的位置。他在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要职，在邦联政府的支持下策划了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军队计划。4月初，国会任命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和平时期各方面的安排，他受命进行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用麦迪逊的话说，是包括调查研究各种方法，“建立一个系统，管理外交事务、印第安人事务以及陆军和海军事务。”当月，国会批准了与英国的临时《和平条约》，标志着长达八年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个消息只是增加了那些想拿到薪水而后回家的士兵的焦虑和不安。“在这一点上，我亲爱的汉密尔顿上校，”华盛顿写道，“我向你保证，军官能获得的报酬，不及他应得的六十分之一，而政府的公务人员却能拿到全额的薪金。想要让士兵相信这是公平的，比压制暴风雨中的巨浪更加困难。”虽然那年4月国会颁布了一个新的进口税制度，汉密尔顿仍然担心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安慰军队的情绪。当罗伯特·莫里斯在5月份威胁说要辞去财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时，汉密尔顿希望他能够留下直到军队被安全解散。他提出了一个应急方案，要求各州给邦联国库缴纳资金，这样士兵们就能拿到报酬复员回家了。 6月中旬，华盛顿曾警告过的狂怒的波涛依旧汹涌澎湃。费城的军队给国会送去了一封请愿书，以威胁的语气要求国会支付他们的报酬。两天后，有消息称8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向费城进发，索要他们的欠薪，并在前进中逐渐扩大着队伍。现在作为国会的一员，考虑到各种因素，汉密尔顿快速地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应对这种威胁。他和他的同事呼吁费城的最高执行委员会派地方上的民兵在这些士兵到达费城之前阻止他们，并且要和地方军队联合起来协同作战。当各州拒绝采取行动时，愤怒的汉密尔顿毫不畏惧地填补了职位上的空白，他命令战争部助理部长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在那些士兵到达城市边界线之前截住他们。“你可以用冷静而不是恐吓的语气向他们说明这种非常规做法的错误性，”他继续说，“以及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这样不理智的举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而军队对杰克逊根本就不加理睬，6月20日，他们蜂拥着进入费城，与城市军营里那些容易挑拨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几个兵工厂。第二天，汉密尔顿以前的赞助人，时任国会主席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来处理日益恶化的危机。那天早上，鲍迪诺特听到报道说反叛军队可能洗劫当地的银行。当大约400名叛乱的士兵手持刺刀包围了国会和州最高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参议院的各个房间的时候，国会议员们再也坐不住了。事情看起来有些不妙：叛军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门口负责守卫的士兵人数。这种情形的象征意义也让人感到担忧：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叛军组成的乌合之众，在签署《独立宣言》的建筑物里围攻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 国会议员们并不害怕“这种预谋的暴力”，麦迪逊说，“但是据说邻近的酒馆不断有人提供给士兵免费的酒，这可能会导致士兵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斥责国会里的代表，如果他们的要求在20分钟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会放出一群“暴怒的士兵”。代表们拒绝屈从于这样的胁迫，不同意缩短他们的会议或者是与叛军进行谈判。 三个小时后，被围困的国会议员开始走出会场，面对暴乱者们的讥笑和嘲弄。当汉密尔顿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曾经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士兵堕落成了一群正在胁迫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的暴徒。就像三个月前华盛顿所做的那样，汉密尔顿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军队必须服从于人民的代表。“军队的肆意妄为，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梦魇，”他后来评论说，“在一个共和政体中，军队需要受到特别的制约，如果军队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权利，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形让他再次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的民主国家产生对法治的持久尊重呢？ 当天晚上，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把国会议员召集到自己家中。他们通过了一项挑战性的决议，由汉密尔顿执笔，声称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暴徒的“严重侮辱”并且要求“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支撑政府的权威”。如果费城坚持消极懈怠不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国会就会迁到特伦顿或者普林斯顿——爱国战役的胜利之地。第二天早上，汉密尔顿和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向现任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翰·迪金森递交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费城不能够保证国会的安全，那么国会将取消此后所有在费城举行的会议。 在与委员会发生冲突之后，汉密尔顿对各州会派遣民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着重提到叛乱者已经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官员来表达他们的怨愤，并得到了使用武力的批准，甚至威胁说“他们将誓死捍卫自己的要求”。对费城的领导者在应当当机立断的事情上的“软弱和虚伪”感到惊骇，汉密尔顿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他们会在星期四之前转移到普林斯顿。国会同意了汉密尔顿的结论。 国会迅速地越过州边界线，在普林斯顿建立一个流动政府。代表们住在狭促的临时住所里。在一个大约9平方米的屋子里，麦迪逊和另一个代表共用一张床。最让这个酷爱读书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屋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我不得不在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地方写东西。”他抱怨说。普林斯顿的住处是如此简陋，以至于一个月后，就像法国中世纪狩猎季节的朝廷一样，国会再一次卷起铺盖搬到了安纳波利斯，一年后又搬到了特伦顿，在1785年又搬到了纽约。对于国会这种东奔西跑、四处流亡的状态，本杰明·拉什说它备受人们的“辱骂、嘲笑和诅咒”。汉密尔顿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旦采取行动，士兵的叛乱就会烟消云散。费城的宾夕法尼亚最高执行委员会缓慢地召集起了500名民兵，叛乱者听说一支特遣部队正在向他们逼近，就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缴械投降。于是，兰开斯特特遣队又返回了自己的总部。 汉密尔顿始终是吸引争议的一块磁石，有人指责说作为他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汉密尔顿早就密谋把首都从费城迁到纽约。事实上，汉密尔顿曾担忧，国会的流亡会削弱它在国民中的权威地位，并污损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7月2日，他对国会应当搬回费城的决议表示赞同，并且催促麦迪逊澄清一个事实：他其实尽可能延缓了逃往普林斯顿的行动。像一个律师在诉讼中收集证据一样，汉密尔顿问他的同事：“在你看来，当时我是希望尽早撤离呢，还是我已经表现了延迟撤离的坚定信心呢？”麦迪逊只能被迫说：是的，汉密尔顿拖延到最后一刻。这样，对声誉极为敏感的汉密尔顿再次迅速反驳针对自己的谣言，证明自己并非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他深信政界是崇尚表象，而不是事实。因此，他决不允许任何对自己的错误印象存在，哪怕这些错误的印象只是昙花一现。 费城的兵变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因为它引发了这种观念，即中央机构应该坐落在一个特别的联邦管辖区内，那里是不受任何州政府的管辖和支配的。对汉密尔顿而言，这个小插曲只是增加了他对国会的失望以及他们依赖州民兵的愚蠢。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履行它的职责方面，国会受到了不公正的职责，因为一直以来国会就被剥夺履职的手段。国会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软弱来源于它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其管理方式。 到费城的叛乱者解散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在国会煎熬了七个月，这段时间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耐心。纽约的五个代表中，有三个代表大部分时间都缺席会议更加重了他身上的负担。他断言说，因为地方和州政府的强大影响力，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修正滑稽可笑的《邦联条例》。当7月在普林斯顿停顿不前的时候，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个决议，再一次呼吁召开会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这份预知性的文件浓缩了美国1787年《宪法》（Constitution）的许多特征：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的联邦政体，有权征税和建立军队的一个国会。汉密尔顿再一次对自由贸易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对贸易加以调整。他认为政府这样做可以使“有害的商业部门受到抑制，有利的部门受到鼓励，并且使有用的商品和制造业得到促进”。汉密尔顿已经用他那极度活跃的头脑把美国未来政府的样子充实得有血有肉。 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主张州主权独立的提倡者要求废止国会作为永久性常设机构，认为目前的国会过于强大。托马斯·杰斐逊说，“希望用一个临时的委员会来取代国会。”不可避免的，在希望建立一个积极的中央政府的人和那些希望把权力归还给州的人之间一定会逐渐展开一场战斗。当汉密尔顿的决议草案被否决时，他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日渐衰落、士气低落的国会里游手好闲地待下去了。7月22日，他通知艾丽萨说，一旦达成最后的《和平条约》，他就会去和她团聚：“我的天使，我将带给你喜悦，你的国家所参与的这个重要的工作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目前，我希望我们就可以幸福地在纽约定居了。” 汉密尔顿被迫骑马返回了奥尔巴尼，因为严肃执拗的斯凯勒夫人坚持要绕道纽约城看一看。在这次停留中，汉密尔顿初次感受到返乡的爱国者和亲英派之间的紧张气氛，心里烦闷之极。仅仅四月，就有7000位亲英派商人乘船逃往了新斯科舍，汉密尔顿担心这样大规模的逃离很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当回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受到震撼的汉密尔顿写信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我听说许多中等财力的商人乘船出逃，他们每个人会带走8000到10000几尼 。这些人并非是会引起政治动荡的重要人物，但这次逃离的风潮会给我们的国家经济带来至少20年的影响。” 1783年11月25日，被纽约城作为“撤退日”纪念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一天，英军在纽约长达七年的统治和军事管制结束了。在曼哈顿岛的南端，当最后一批英国士兵等待被小艇送到海港的运输船上去时，这些愠怒的英国士兵怀恨着在要塞的旗杆上涂满了油脂。当英国人放弃了他们所占领的最后一个要塞时，亨利·诺克斯将军带领的美国军队鱼贯而入，将军在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轻骑护卫着乔治·华盛顿和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克林顿骑着马并排进城，他们后面跟着由8排民众和士兵组成的队伍。此时，加农礼炮鸣13响，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长长的胜利队伍一直延续到班特利，伫立在街道两旁狂喜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美国终于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是一种漫长的让人不堪忍受的经历——除了越南战争之外，持续8年时间的独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在金钱和流血方面的代价极其巨大。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指出，这场战争大约造成了2.5万名士兵牺牲，在数量上仅次于南北战争，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牺牲的士兵数量几乎占到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当华盛顿凝望人群的时候，他一定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看得到战争留下的残骸。英国人一直没有重建在1776年9月那场巨大的火灾中遭到毁灭的那些地区。这个城市现在是以临时搭盖的帐篷和简陋的小屋为主，到处是散布着骸骨的废墟和挖空的住处。牛在布满杂草和垃圾的街道上闲逛。当未来的市长詹姆斯·杜安看到他的这些陈旧的财产的时候，他抱怨说这个城市“看起来就好像是被野人和野兽居住过的地方”。为了给英国军队提供柴火，城市里的栅栏和树木都被征用了。码头堆满了垃圾和腐烂的鱼虾，一位游客说：“每当水位降低时，恶臭的气味就从船坞的淤泥里散发出来。人们紧紧挤在一起，就像木桶里的鲱鱼，不时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脏兮兮的，生病的人也不在少数。”汉密尔顿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一个战后重建计划了。他不主张修补那些被遗弃了的房屋或在空地上建造临时居所，而是希望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和工匠能够发现“建造巨大而优雅的大厦是一项有利可图而又持久的职业”。 随着和平的到来，城市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这种感觉并不显著，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英国取胜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亲英派人士都蜂拥到护送的船上逃到了英国、加拿大和百慕大群岛。与此同时，大批爱国者流入这座城市，并让纽约市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撤退日”时，纽约市有1.2万居民，到了两年之后，纽约市人口就增长到了2.4万人。人口激增，使纽约急速发展为一个在规模上超过了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大都市。大量居民的涌入使得食品、燃料和住房的价格急剧上升。 华盛顿在纽约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挽救了几个曾为爱国者从事过间谍活动的亲英派人士的声誉。不知是不是巧合，这其中有两个人是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的老熟人。进入纽约的第二天早上，华盛顿与过于健谈的裁缝赫拉克里斯·马立甘一起共进了早餐，马立甘曾暗中向到过他店里的英国军官探听情报。为了消除对马立甘的忠诚的任何怀疑，华盛顿说他是“自由的真正朋友”。 华盛顿还到过彬彬有礼的印刷工詹姆斯·里文顿的书店，当汉密尔顿还在国王学院的时候，里文顿曾受到艾萨克·西尔斯和“自由之子”的抨击。随着战争的结束，里文顿从他的报纸名称中删除了“皇家”这个单词，去掉了报头的英国纹章，以求继续经营，但最终不得不暂停了出版。实际上，他曾对爱国者提供过忠诚的支持和帮助——偷出了英国舰队的旗语手册，并把这本书送到了海军上将格拉斯伯爵的手中。在以商讨农业书籍的掩护下，华盛顿和里文顿一起进入了一个密室，在那里华盛顿奖励了里文顿一袋金币。 12月4日，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处的弗朗西斯酒店，华盛顿向他的军官们挥泪告别，并再一次强调说军官只是共和国的仆人。华盛顿拒绝了让他成为国王的呼吁。没有证据表明汉密尔顿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告别，虽然战争的四年期间他一直站在华盛顿的身边，华盛顿当然不会缺乏宽宏大量而偏偏不邀请他。汉密尔顿的缺席，表明了他仍然在抚慰由于华盛顿对他的态度所造成的某个隐藏的伤口。后来，在一群仰慕者的簇拥下，华盛顿穿过白厅大街并登上了一条把他带到了新泽西州海岸的驳船。 就在几天前，在离弗朗西斯酒店不远的地方，汉密尔顿、艾丽萨和他们的儿子菲利普一起，在华尔街57号（后来门牌变更为58号）租住了一个房子。生平第一次，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流浪来的年轻人有了一个真正的故乡，一个长久、固定的住址。按照当时的标准，华尔街是一条宽阔优雅的大道，许多著名的商人都居住在这里。汉密尔顿一家住在富人比较少的街东边，那里店铺林立，有很多办公场所。而亚伦·伯尔和西奥多西娅住在华尔街时髦的3号豪宅——“和市政厅中间只隔一个门”，正如伯尔骄傲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房子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交汇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生命就像两条平行线：两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奥尔巴尼通过律师考试，现在他们又都居住在纽约的同一条街道上，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各自经营律师事务所。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后，汉密尔顿有一种赚钱的迫切愿望，他希望尽可能摆脱全职的政治生活。“撤退日”一个月后，汉密尔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他被提名为纽约立法机构的一员，随后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份荣誉。“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了，”他写信给报纸说，“我认为应当尽早表明我的决定，以避免分散选民们的选票。”以当地平民为基础的“自由之子”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胜利，这也导致一系列针对亲英党派的报复性措施。作为对这种报复行为的坚决反对者，汉密尔顿忙于为这些受到迫害的亲英党人辩护，力争停止对他们的流放和排挤。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纽约市未来的影响且不必说，单凭他对纽约战后复苏所做出的贡献，或许就无人能比。他注定要在即将崛起的美国商业和金融中心展示卓越的才能。虽然他的观点还不够完美，但他已经全面地预见了这座城市广阔的前景。在“撤退日”不久后的一次午宴上，汉密尔顿和注定成为这个城市未来领导者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投资当地的房产还是投资偏远的未开发的林地。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约翰·杰伊赞成在纽约市内投资，并在那里购置了几处房产，他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保有自己的土地。他的投机活动让他发了财……其他一些人，包括我的父亲，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纽约北部的县镇购买了一些土地。那些荒芜的土地每公顷卖几分钱，但是它们并没有很快被开发。 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概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倾向于在偏远的北部林地购买土地，因此错过了在曼哈顿岛购买便宜的不动产的机会。这应当算作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错误的经济判断之一。 第十章 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 从战后在纽约开始成为一名年轻律师那一刻起，汉密尔顿就是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尽管他衣着并不过分浮华艳丽，但却整洁而时髦。他的账簿反映出他对时尚的关注，他会定期到一个法国裁缝那里去，在汉密尔顿的肖像画中，能看到他衣着的精美。在一幅画像中，他穿着一件有双排黄铜纽扣的对襟上衣，金边的翻领，脖子上优雅地系着一个有褶饰边的蕾丝饰带。一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他属于这个穿着丝质的长筒袜并系着漂亮的鞋扣的讲究文明举止的时代。”对自己那红棕色的头发，他像廷臣在觐见国王时的要求一样。他的儿子詹姆斯记录了汉密尔顿每天与理发师之间的习惯：“我回想起在纽约时到我父亲办公室的情形，那时他一般都在理发（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他后面的头发很长，被编成一个棒状的大辫子，然后用一条黑色的丝带系起来。他前面的头发则抹着润发油，搽上粉，然后不停地梳来梳去。”许多给汉密尔顿画过肖像画的艺术家都注意到了他红润脸颊上洋溢着的静谧微笑，以及他那双折射出睿智的思想、愉悦的心灵和坦率的个性的湛蓝双眸。他的五官轮廓十分清晰，尤其是高挺的鼻梁和坚毅的下巴，使他的脸庞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家人认为詹姆斯·沙普尔斯画的一个轮廓——而不是肖像——是所有画像里面与汉密尔顿本人最相似的。 汉密尔顿的朋友对他的魅力大加赞赏。与他一起拥护联邦制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谈起他的为人处世时称赞说：“一个真真正正的朋友……他影响了我一生。”詹姆斯·肯特法官说，汉密尔顿“有一种非常亲切、慷慨、温柔而又仁慈的性格，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朴实简单的人，让人没法不喜欢、不尊敬、不赞美他”。然而近距离的观察者也发现了某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汉密尔顿的性格非常善变，能从严肃庄重迅速转变为欢笑高兴。波士顿律师威廉·苏利文记录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休息的时候，他脸上是一副严肃思考的表情，然而谈话的时候，立刻就换成了一脸吸引人的微笑。”这种严肃与顽皮的混合体正是他的本性所在。在汉密尔顿的孙子的记录中，他的个性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和无限温柔的友善的混合体”。 在那几年，汉密尔顿的大多数业务都是来自于纽约律师俱乐部式的小圈子。1786年，纽约的姓名地址名录在标题“律师、庭审律师和公证人”下列出了大约40个人，许多亲英派律师的离去为那些有能力、野心勃勃而且年纪尚轻的人扫清了道路，这些人中就包括亚伦·伯尔、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罗伯特·特鲁普、约翰·劳伦斯和摩根·刘易斯（Morgan Lewis）。他们经常一起出入法庭。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和法官们一起忍受简陋的马车，经过偏远且崎岖不平的道路，完成巡回审判的工作。他们住在拥挤的、充满烟熏味道的小旅馆里，经常不得不共用一张床，于是久而久之，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在许多政治斗争之后，仍能保持的同志友谊。 汉密尔顿经手的案件大多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比较少。他与巴尔塔扎尔·德哈特（Balthazar de Haert）一起开了一家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三年的共事期间，德哈特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业务经理。尽管他自己也是刚刚通过了律师考试，但汉密尔顿依然提出大量的项目来训练和指导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律师。汉密尔顿先后培养过许多名人的儿子，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作为一个严厉的老板，汉密尔顿对那些年轻的属下要求甚严。一名直接从耶鲁招来的新培训生德克·坦恩·布罗克（Dirck Ten Broeck）给他以前的同学写过一封意志消沉的信，谈起了给这个精力充沛的人当助手的不易：“现在，我忙于学习法律，不能享受曾经离我如此近的幸福，要学好法律就要牺牲我所有可能的娱乐，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对我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压力重重的。” 虽然后来散布的流言蜚语说汉密尔顿偷偷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但相对而言，他对金钱的态度似乎很淡漠，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对他那相对低廉的收费表达了惊愕。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评论汉密尔顿说：“对钱不太感兴趣，这虽然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有的，但在美国就更加罕见了。这也是大家都认同的汉密尔顿先生的显著特点之一。尽管他近来的业务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我听他的委托人说，他们对汉密尔顿唯一的建议就是他应该大幅提高收费。”罗伯特·特鲁普说，如果委托人给的费用比汉密尔顿自认为应当收取的多，那么他就会拒绝接受。而且汉密尔顿更赞成以仲裁或者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诉讼。 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讲述了两个事件来表明他父亲在法律上的审慎。有一个案例，一个长岛不动产的指定遗产执行者试图让汉密尔顿保护他免于被其他的继承人起诉。为了笼络汉密尔顿，这个人在陈述案子前把一堆金币放到汉密尔顿的写字桌上。当他这么做之后，“汉密尔顿又把金子推还给他并说道‘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帮助你。带上你的钱，回家去吧，别拖延时间了，与其他继承人协商解决吧，因为公平地讲你确实应该这样做’”。另一次，他断然拒绝了一个名叫戈文内尔的先生的生意，因为汉密尔顿发现对方蔑视律师行业，这个人把虚报开支的做法称为“如同律师的行为”。在一封言辞犀利的短信中，汉密尔顿谴责戈文内尔，说他的行为“不会让这个行业里的任何人感到高兴，并且任何一个明理的人都应该拒绝与他合作”。 作为生活在一个活跃的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律师，汉密尔顿要处理数不清的涉及汇票和海上运输保险的诉讼，他也喜欢受理那些涉及宪法重大争议的案子。汉密尔顿并不是一个带着像云彩一样光环的毫无人情味的律师。有些时候，在某些刑事诉讼中他会代表穷人的利益，无偿为他们提供服务。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弱点，那就是会尽一切力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性。1786年12月，他为被指控偷了风扇、缎带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的未婚妇女巴巴拉·兰萨默（Barbara Ransumer）做辩护。汉密尔顿回忆道：“我问她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回答说没什么要说的。”与许多律师不同，汉密尔顿通常只为自己认为清白的委托人辩护，但是在兰萨默一案中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汉密尔顿的当庭演说充满了对被告的同情，最终说服陪审团判她无罪。汉密尔顿后来总结说：“女人们是柔弱的，她们需要男人的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我尽量唤醒陪审团的同情心，最终我成功了，使她得到了一个‘无罪’判决。不过从那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接手我确信不应该赢的案件了。”同一年，汉密尔顿为乔治·特纳做辩护律师，特纳被指控“参与决斗、斗殴、扰乱和平”。这再一次表明了汉密尔顿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所表现出的那样反对决斗。 汉密尔顿被认为是共和国最早从事律师事务的人之一，所以他在纽约十分出名。曾看到许多法学泰斗在法庭上打过交道的安布罗斯·斯潘塞法官（Ambrose Spencer）称赞汉密尔顿是“这个国家培养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从推理能力来说，汉密尔顿和大律师、连续担任三届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不相上下，再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好；在创造力上，汉密尔顿则比韦伯斯特还要出色”。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也热情洋溢地赞美汉密尔顿：“我听塞卿尔·德克斯特（Samuel Dexter）、约翰·马歇尔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汉密尔顿的思想高度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和他在一起他们就像是小学生一般。煤油灯怎么能和正午太阳发出的光芒相比呢？” 这种传奇般的名誉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呢？汉密尔顿喜欢在法庭上制造戏剧性的效果。他的声音悦耳动听，他的眼神似乎能催眠别人，他的演说激情澎湃……他让所有听众为之倾倒。1785年1月，法学家詹姆斯·肯特目睹了汉密尔顿与州首席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对战法庭。利文斯顿在一桩诉案中为自己辩护，以求在哈得孙河南部广阔的地产之外额外获得一些土地。作为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中的一员，利文斯顿个子很高，充满自信，举手投足总有一副天生的贵族气派。相比之下，汉密尔顿的风格似乎接近狂热。“他看起来在紧张地思考，”肯特回忆道，“他不停喃喃自语，在利文斯顿向法庭致辞期间，他运笔如飞。当利文斯顿讲完之后，他庄严地起身，高谈阔论约两个小时，将自己的观点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讲话流畅生动、充满热忱、声情并茂。” 汉密尔顿的演讲能力丝毫不逊于他的写作能力。在纽约的法庭上，汉密尔顿的肺活量或许是最大的，他能够口若悬河地说上几个小时。但是有一个思如泉涌的大脑也并非总是好事。罗伯特·特鲁普抱怨说，滔滔不绝的汉密尔顿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我曾告诉过他，即使迎头痛击了对方，他仍不会满足。直到让对方哑口无言时，他才肯善罢甘休。”特鲁普还推测说，后来公共事务分散了汉密尔顿的精力,以至于让他再没有机会深入研究法律。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对的。另一方面，琐事缠身也迫使汉密尔顿不得不避轻就重、直击要害。“对其他人而言，法律是一个职业，而对他而言，法律是一门科学。”费舍尔·埃姆斯说道。汉密尔顿总是迫使对方律师走进自己的节奏：以详尽地解释条款为开端，然后陈述一长串判例。他在法庭上经常援引权威的法学著作和拉丁文献。汉密尔顿的知识来源包罗万象、神秘莫测。曾经整理汉密尔顿法学文集的法律编辑小朱利乌斯·戈贝尔评论说：“汉密尔顿的阅读并不局限于英国法，因为除了引用基本的罗马法原文之外，我们还发现他征引了一些其他国家法律学者的作品，比如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荷兰人阿诺尔德·维纽斯（Arnold Vinnius）以及西班牙人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等等。” 一种在法律事业上友好的竞争关系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之间产生了。有时他们会在同一个组工作，更多时候是为对立的双方工作。汉密尔顿从不会把政治上的不和带到宴会和休息室里，因此他是诚挚地和伯尔交往的。后来，汉密尔顿说在他与伯尔的早期关系中，“在政治上总是相对立的，但也总是能和睦相处。我们在同一时间开始从事法律事务，政治立场却不相同。伯尔招呼我跟随他的立场，而我则建议他和我站在同一战线。我们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伯尔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克斯顿（Thomas Truxtun）证实了他们这种在非政治事务上的和谐：“我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总是能发现这种性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能让相处的时光变得令人惬意……在他们彼此的家中和朋友家中都是如此。”伯尔和汉密尔顿还在彼此的家中共进晚餐，伯尔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还拜访过艾丽萨。在1786年，这两个人还帮助佛兰特布斯的伊拉兹马斯霍尔学院筹措资金，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兹马斯霍尔中学的前身，今天这个中学已经成为纽约州最古老的中学了。 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出现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生活中，然而这两个人的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伯尔体现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存在很久的贵族政治，汉密尔顿则是体现了新生的精英政治。伯尔在1756年2月6日出生，比汉密尔顿晚一年，他一直为拥有杰出的血统而感到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受人尊敬的加尔文教派的神学者，新英格兰最主要的传教士。爱德华兹的第三个女儿埃斯特（Esther）嫁给了老亚伦·伯尔牧师，一个正统的学者和神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亚伦·伯尔本来应该拥有一个安全而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然而却忽然陷入了恐怖之中。伯尔出生的时候，新泽西学院正在从内瓦克搬往普林斯顿，1756年的年末，他们一家人居住在给校长的新房子里。而后发生了一系列不幸的事情。1757年9月份，42岁的老亚伦·伯尔突然去世，五个月后，由他的岳父乔纳森·爱德华兹代替他担任了校长。在到任后不久，爱德华兹获悉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康涅狄格州的牧师也去世了。后来普林斯顿受到天花的侵袭，爱德华兹也因为接种不及时感染了天花，在来到普林斯顿两个星期后离世了。再然后轮到了伯尔的母亲埃斯特，她也因为天花而病倒了，两周后随她的父亲而去。威廉·希彭医生（Dr. William Shippen）把成为孤儿的伯尔和他的姐姐带到了自己位于费城的家中。当外祖母爱德华兹来接回两个孩子的时候，她又感染了恶性痢疾，很快也去世了。这样一来，到1758年的10月份，年仅两岁的亚伦·伯尔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和外曾祖父。尽管伯尔的脑海中对这些可怕的往事压根就没有任何记忆，但他同汉密尔顿一样，是让人同情的孤儿。 伯尔从小是跟着他的舅舅，尊敬的牧师蒂莫西·爱德华兹（Timothy Edwards）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德克布雷德和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长大的，他待过的那个长老会学院也是后来汉密尔顿学习过的地方。13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伯尔迅速成为一名一流的学者，在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建造空中楼阁”的演说，极力反对把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面。伯尔跟随他的姻亲兄弟，康涅狄格州的法理学家泰平·里夫学习法律，随后在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 和汉密尔顿一样，穿着讲究的伯尔也给人一种文雅的印象。他有一双熠熠生辉的黑眼睛、丰满的嘴唇以及十分明显的弯眉毛。他机智幽默，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对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种无法抵挡的魅力。尽管后来他曾对杰斐逊的支持者阿谀奉承，但伯尔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某种贵族的傲慢自大、享乐主义倾向，他极其鄙视热心赚钱的孜孜求利者。他认为只有自制克己，才能够学会如何去管理他人。由于这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泰然自若，他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而非一个说话的人。汉密尔顿容易激动，而伯尔却总是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一副高深莫测的外表下。当有人为违法作恶行为开脱时，伯尔就会冷静地说：“不要道歉或者是解释。我憎恨它们。”与汉密尔顿不同，伯尔可以长时间地把委屈和不平埋在心底。 终其一生，汉密尔顿对缺点过错从来都是坦率直言的。而伯尔却是一个死不开口的保密者。伯尔对自己像斯芬克司一样的名誉引以为荣，他曾以第三人称描述过自己：“他是一种严肃、沉默而又奇怪的动物，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由什么构成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伯尔常常和某个人说过一次话后，就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与之联系。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伯尔就给他姐姐和同学写带有密码的信，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自我保护的习惯。他自己在纸上写东西时也是如此。参议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评论说，“伯尔从未在纸面上表达过真正的自我，这种习惯让他在写作的时候慎之又慎。”正如伯尔曾经告诫他的法律职员时所说的那样，“书面的东西是会被保存下来的”。这种谨慎反映了伯尔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个主要品质：他是一个变色龙，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尽量避免鲜明的立场，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在他那刻薄的世界里，一切都简化成了戏语。他喜欢用戏谑的口气谈论不幸的事情。“我和你当然会很快死去，”当纽约爆发黄热病时他写道，“但是史密斯太太今天早上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因此总人口数量上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写的东西严肃深沉，令人读完之后希望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点亮心情。 令人不解的是，亚伦·伯尔有时也会被归入开国元勋之列。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都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记载了他们影响深远的渊博学识和思想。他们都在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相比之下，伯尔的编辑倾尽全力，也才整理出两卷信件集，而且其中许多信都是闲聊、杂谈、奇闻轶事以及他自己做的那些猥琐的两性之间的越轨行为。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政策、宪法或政府制度的重要文章。汉密尔顿经常是对政策比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伯尔似乎只对政治感兴趣。在意识形态分歧巨大的年代，伯尔一直扮演一个灵活的投机主义者，游走于那些具有坚定的政治观点的同事中，不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汉密尔顿曾质问伯尔：“难道没有原则也值得夸耀吗？有做事有条理、聪明能干，但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吗？我认为没有。”汉密尔顿曾经更严厉地指责伯尔说：“他从来没有计划或者是帮助实施任何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 伯尔聪颖博学，但却对国家政策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件令人颇为费解的事情。伯尔博览群书，纽约社会图书馆的记录表明，在1790年，伯尔阅读了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的九部著作。然后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总共44卷的《现代通史》（Modern Universal History）。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去阅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主义者的宣传册《为妇女权利而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呢？更不用说四处热心推荐了。“你要相信，”伯尔对自己受过教育的妻子西奥多西娅说，“她是女性权益的坚定鼓吹者，在我看来，这是天才之作。”然而，正是这个伯尔也会对他的妻子说出冷酷无情的话，在给西奥多西娅的一封回信中，伯尔尖酸刻薄地评论说：“这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愚蠢的信之一了。” 如果当初不是想做政治家而钻研法律的话，伯尔很有可能成为一名卓越的律师，与汉密尔顿在纽约律师界一较高下。他承认尽管汉密尔顿有时候会夸大其词，但他的演说能力比自己更优秀。他还指出，如果有人胆敢与汉密尔顿比试笔头功夫，那么一定会自取其辱。然而，一些和伯尔合作过的人却认为伯尔才是更好的律师，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作为一名律师还是一名学者，伯尔都毫不逊色于汉密尔顿。”伊拉斯塔斯·鲁特将军（General Erastus Root）强调说：“伯尔至少在推理能力上，是能够和汉密尔顿平分秋色的，不过他们的辩论方式大不相同……我常常说起他们，如果他们在法庭上成为对手，那么伯尔半个小时所说的话汉密尔顿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说完。伯尔讲话简明扼要，令人信服，而汉密尔顿则语言流畅，让人着迷。”汉密尔顿以无懈可击的辩驳压倒对方，伯尔则以巧计和陷阱让对手自投罗网。 汉密尔顿承认伯尔在法庭上足智多谋，但他指出这个外壳之内其实空无一物。“可以肯定地说，伯尔在法庭上能够胜出，依靠的是机智灵巧，而非合理的判断和严密的逻辑。”在另一个场合，汉密尔顿更为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他的论点简明，他的致辞令人愉快，他的举止则更令人欣赏——它们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但当我分析他的论点时，我从来都无法洞悉他的‘伟大’究竟存在于何处。”汉密尔顿敬仰法律，而伯尔则常常流露出对法律的厌倦和藐视。他说：“法律就是驳倒对方，保护自己。” 事实上，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这种竞争，是起源于他们从事法律业务的初期。伯尔早期的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James Parton）讲述的一则故事证明了这一说法。某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为一个客户辩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先说，谁做最后的陈词。协议规定由首席律师做最后的总结陈述，汉密尔顿希望自己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伯尔对汉密尔顿这种自负的行为十分生气，以至于在他一开始发言，就把汉密尔顿可能说的要点全都讲了出来。很显然，伯尔这一招非常奏效，尴尬的汉密尔顿在最后几乎无话可说了。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它应该算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数不多的几次无话可说的情形之一了。 作为纽约的一名律师，汉密尔顿很愿意帮助这个国家从充满希望的革命年代顺利过渡到依靠严肃的法律统治的战后平稳时代。他知道和战争时代一样，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暴戾倾向能被疏导为有益的力量吗？独立战争把各种团体团结在一起，如果战时同志情谊未能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阶级对立、区域差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会让这个新生国家四分五裂吗？这些问题在英军曾经的大本营——纽约显得尤为急切。即使是在战前，纽约的革命积极性似乎就不如其他地方热烈，并且这个州被英军占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汉密尔顿明白，许多纽约市民在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或者是完全的亲英分子，他们对英国人的离开感到遗憾。他对罗伯特·莫里斯说，他认为在战争爆发时，纽约市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希望英国继续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现在可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内心还是站在敌人一边的”。 许多爱国者发现，对亲英分子施以同情是很困难的，这些人通常都是富裕的英国国教徒商人和旧社会的中坚分子。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纽约城已经目睹了许多英国人的暴行。一大群美国士兵被囚禁在停泊在东河上的英国监狱船里，船上虱子肆虐。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船上的1.1万名爱国者由于污物、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而死去。许多年来，死者的尸骨都在岸边受着海水的冲洗。纽约人如何能够宽恕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呢！ 1783年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游历期间，街道角落里的混战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主要是一些退伍的老兵要求在战争期间占用了他们财产的居民支付欠租或损害赔偿金。对于爱国者来说，亲英派是十足的叛国贼，他们会和任何试图阻止他们复仇的人进行斗争。 很不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成了那个靶子。长期以来，对他甘愿承担这种苦难的动机众说纷纭。有人怀疑，他拥有一份富有的亲英分子的名单，为了那些金币，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另一种说法将他描述成为思想进步、支持独立的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惧怕战后激进主义发展到一个高潮，希望与保守的保皇党人联合起来。毕竟，如果爱国者能够夺取保皇党人的财产，难道他们自己的世袭土地就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吗？哈得孙河岸的许多显贵在战前就一直和富有的亲英分子保持社交和商业上的往来，并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战后的同盟者。而且后来汉密尔顿实际上也确实是把进步的大地主和以前的亲英分子的联盟锻造成了纽约联邦党的核心。 汉密尔顿保护亲英分子的动机的真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认为美国的特征是由它如何对待被自己征服过的敌人来定义的，他希望战争时期痛苦的怨恨能够逐渐转化为宽大仁慈的和平心态。复仇总是让汉密尔顿心生恐惧，阶级妒忌和民众暴力一直是他惧怕的妖魔鬼怪。他的这种立场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觉得与亲英分子决裂而导致资产上的损失是十分惋惜的，他还担心贸易关系上的牺牲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未来的主要港口城市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汉密尔顿主张，国家的存亡要依赖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人现在正受到迫害，遭到唾弃，正在被从纽约赶出去。 汉密尔顿替受到伤害的亲英分子说话的行为，同样也有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渴望美国能在国际上得到尊敬。“在有些国家，亲英分子也像他们在我们国家所遭遇的一样备受指责，也是值得同情的，”身处法国的约翰·杰伊这样劝告他，“因而对他们采取的不适当的严厉措施是失策的，也是不正当的。”对汉密尔顿而言，纽约州的反英立法也违反了与大不列颠签署的《和平条约》。条约规定国会应当“认真地建议”各州的立法机构归还那些亲英分子们被没收的财产，并避免以后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没收。亲英分子所遭受的对待使得汉密尔顿对于允许州法律代替国家条约这种特殊的危险异常敏感，也使得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的迫切需要更加明显。于汉密尔顿来说，对纽约亲英分子们的深仇大恨危及到他为美国所勾画的政治、经济和宪法的高楼大厦。 战争期间，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剥夺了亲英分子的财产和特权。 1779年的《没收法》（Confiscation Act）规定了对亲英分子的不动产进行查封，1782年的《引证法》（Citation Act）使得英国的债权人要想从共和国的债务人那里收账变得更加困难。1783年3月，立法机关颁布了汉密尔顿最关注的《反侵权行为法》（Trespass Act），允许爱国者控告曾经占有或者损坏他们财产的任何人。其他一些法律限制了亲英分子的职业，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些法令有一大批狂热的拥护者。他们一边高谈自由，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处购买房产，牟取暴利。报复、贪婪、怨恨、嫉妒和爱国精神，构成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群体。 到1784年年初，纽约城已经陷入了一股报复亲英分子的热潮。爱国者的舆论声称，那些战争期间倒向英国的人，应当自愿离开纽约或者是被驱逐出去。担心亲英分子会冲动行事，汉密尔顿做了在危急时刻他总是会做的事情：他拿起笔，在他的第一封《福基翁的来信》（Letter from Phocion）中抗议反对亲英分子的这种立法，此信发表在《纽约信报》上。在从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摘取福基翁这个名字时，汉密尔顿巧妙地提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福基翁是一个出身可疑的雅典士兵，他来自另一个国家，成了一个伟大的将军的助手。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将军，打破旧习的福基翁喜欢与被雅典打败的敌人和解。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说，作为一名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他“深刻地知道独立战争的不易，不愿意看到革命的果实被一些冲动鲁莽或者是没有原则的人的暴力所毁灭，至少也要对他们的企图加以抗议”。他怒斥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听证或者审判，就驱逐所有亲英分子，悲剧将会重演。如果真的如此，“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内讧的无辜受害者。以自由之名应用于这样的政府，是对常识的嘲弄。” 汉密尔顿对主张驱逐亲英分子的那些人的巧辩进行了反驳，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受到“仇恨、私心和卑劣的情感”的驱使。对于那些想通过驱逐亲英分子而得到好处的人，汉密尔顿警告说，这种策略对于商人和工人而言都是会自食恶果的。“他们会对商人说，‘你会被亲英分子商人的巨大资金压垮的’；对技工他们又会说，‘由于亲英分子工人的干扰，你的工作获利较少，你的薪水也会不合理’”。实际上，汉密尔顿指出，商人会丧失以前亲英商人给他们提供的信用，而工人也会发现，暂时的高工资或许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纽约，也或许会对他们的服务提出更严厉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的工资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汉密尔顿强调，现在正受到磨难的亲英分子将会被证明是这个新政府忠实可靠的朋友，时间会证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是正确的。 许多人会感到震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以前的副官，现在竟然从事起帮助亲英分子的事情来了，即使是华盛顿本人也开始告诫大家应该对以前的敌人施以同情。汉密尔顿的行为突然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被指责背叛了革命，断送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他需要勇气来面对这样狂怒的情绪。一首匿名的诗出现在报纸上，讽刺汉密尔顿是“来山得 ，曾经最有前途的名望宠儿”。作者是汉密尔顿以前的一个追随者，但他悲痛地说自从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之后，汉密尔顿就开始堕落成亲英分子的一个走狗： 来山得，你会在这荣耀的时刻急流勇退吗， 忘记你的丰功伟绩，还有你对声名的渴求？ 屈尊学习法律，和它的技巧， 一心只想着它能提升你的名望！ 尽管汉密尔顿一直恳求宽容，但对亲英分子的迫害还是愈演愈烈。“自由之子”重新活跃了起来，在3月的一个礼拜日的会议上，演讲者煽动人们在5月到来之前把所有的亲英分子都驱逐出去，并且要求州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对民众的这种骚动感到惊慌失望，汉密尔顿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写了他的第二封《福基翁的来信》。他提醒他的市民同胞，现在采取的行动在未来会产生反响：“政府也和个人一样，最初的印象和早期的习惯会对以后的脾气和性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这个全新的共和政体的试验能否成功，“我们为自由而做的高尚斗争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如果美国采取明智的举动，汉密尔顿相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会，反驳那些民主政治的怀疑者，注定让任何地方的君主专制都走向灭亡。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这两封福基翁的文章都没有阻止复仇这匹脱缰的野马。1784年5月12日，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了大多数亲英分子在未来两年的投票权。对于汉密尔顿来说，这一举动无疑违反了《和平条约》，对美国国内的和谐统一和在海外的关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因受到胁迫而就此保持沉默。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在应对争论时，有着顽强的勇气和倔强的乐观，他从不放过任何一场精彩的战斗。 在撰写第二封“福基翁”的文章时，汉密尔顿正在一个诉讼中为一个富有的亲英分子做辩护，他试图向世人展示，他在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时到底能走多远。他不是一个寻求声望的政客，而是一个决心改变大众思想的政治家。 1776年，一个爱国的寡妇，伊丽莎白·拉特格斯（Elizabeth Rutgers）从英国占领下的纽约逃走，放弃了她家族位于梅登巷的庞大酿酒厂和酒馆。当时拉特格斯家族他们的酿酒厂产业已经占地数公顷。两年后，两个英国商人本杰明·沃丁顿（Benjamin Waddington）和伊夫林·皮尔庞特（Evelyn Pierrepont）在英军的授意下接管了这个酿酒厂，并且任命乔舒亚·沃丁顿（Joshua Waddington）担任监管人。到那个时候，拉特格斯家族的这些财产已经缩水为“除了一个旧铜壶、两个旧抽水机和一个都是洞的铅制蓄水池之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本杰明·沃丁顿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为了重新装修和重新开张闲置的酿酒厂，新的经营者花费了700英镑建造一个新仓库、马厩和木棚。1780年，他们开始向英军支付租金。1783年11月23日，也就是华盛顿进入纽约市的前两天，一场大火把酿酒厂烧成了灰烬，对战争时期它的所有者造成了将近4000英镑的损失。援引《反侵权行为法》，伊丽莎白·拉特格斯在纽约城的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乔舒亚·沃丁顿支付8000英镑的欠租。 作为一个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寡妇，拉特格斯夫人的遭遇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同情心，汉密尔顿被人们当作一个堕落的变节者和隐蔽的亲英分子。但他认为拉特格斯一案是对《反侵权行为法》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一个理想的案件。与许多在战争期间对所占财产造成破坏的亲英分子承租人不同，乔舒亚·沃丁顿接管时财产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他还花费了相当可观的费用来修复它。当拉特格斯夫人计算乔舒亚·沃丁顿应支付给她的欠租时，她并没有扣除这一笔花费在维修上的投资。而且，当纽约城服从于戒严法的控制时，乔舒亚·沃丁顿是在英军的明示权限下管理酿酒厂的。 1784年6月29日，拉特格斯诉沃丁顿一案的争论摆在了5位市政委员会委员们的面前，其中两位是汉密尔顿非常熟悉的人物：市长詹姆斯·杜安和城市书记员（副市长）理查德·瓦里克。约翰·亚当斯形容杜安有着“一双狡猾的，能洞察人的眼睛，虽然他稍微有一点斜视……我认为他很有判断力，很机灵”。杜安是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精明律师，与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结了婚，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汉密尔顿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允许汉密尔顿自由使用他的法律图书馆。理查德·瓦里克的个子高高的，很有威严，秃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曾是菲利普·斯凯勒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助手，当阿诺德夫人在哈得孙河上演疯狂的一幕时，他就和汉密尔顿在一起。汉密尔顿带着两位能干的助理律师——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和摩根·刘易斯——正装出席。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团队阵容强大，包括她的侄子，州检察长格伯特·本森（Egbert Benson），还有约翰·劳伦斯以及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面对这些杰出的律师，汉密尔顿做出了一番令人信服的演讲。后来成为本森的法律助理的詹姆斯·肯特说：“真可谓是登峰造极，听众们对他激情澎湃的辩论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詹姆斯·杜安的会议厅大步行走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有力地表达了他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详细阐述的一些基本观点，一些对美国法学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观点。在把财产租借给沃丁顿时，他宣称，英国遵守了《国际法》，即在战时有权使用被占领地区的财产。纽约的《反侵权行为法》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还违背了1783年国会批准的对英《和平条约》。在强烈要求法庭宣布《反侵权行为法》无效时，汉密尔顿详细解释了至关重要的司法审查权——最高法院有权对法律进行审查，如果有必要时，还可以宣布它们无效。为了真正体会这个观点的创新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兴的国家仍然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司法体系。多数人认为，州立法机关能够最完美地表达民意，应该享有最高司法权。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再三强调州立法的至高无上，国会法案无权制约纽约州立法，实际上，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面对的是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治权力的一些根本问题。经国会批准的条约优于州制定的法律吗？司法部门可以凌驾于立法之上吗？美国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发挥作用，还是只是一个松散的州的联合体？汉密尔顿毫无疑问地指出，各州应当服从于一个中央政府：“必须承认，州的立法机构不能否定美国的法律。” 当杜安在8月中旬宣读判决的时候，他对汉密尔顿和其他的律师表示赞赏，称赞双方的辩论“阐述详尽，引经据典”。他宣布了一个折中的判决，要求沃丁顿向拉特格斯夫人支付欠租，但是只支付在1780年他向英军支付租金之前的那一个时期的欠租。考虑到隐藏在这个案件背后的不满情绪，汉密尔顿建议自己的委托人与拉特格斯夫人协商解决争端。拉特格斯夫人最后只要求对方偿还800英镑，她最初要求的8000英镑被大打折扣。高举《国际法》旗帜的汉密尔顿大获全胜。在“撤离日”9个月过后，他便帮一位富有的英国人打赢了一位美国女性，虽然没有赢得全部，但却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汉密尔顿知道这个案子将会对他的法律业务大有帮助，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处理了45起关于《反侵权行为法》的案子以及另外20起涉及《没收法》和《引证法》的案子。赢得官司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可以预期的恶名。一些激进的报刊严词谴责他为“最遭受遗弃的……全世界最无耻的恶棍”提供帮助，有人密谋刺杀汉密尔顿的传闻四起。热衷于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的记者詹姆斯·奇塔姆（James Cheetham）评论汉密尔顿说，“纽约州绝大多数讨回财产的亲英分子，都要感谢这位能言善辩的律师。” 政治舆论的腔调突然变得尖刻。某种毒药被投放到美国的政治空气中，其毒性在经历一代人之后才慢慢消散。每逢革命结束，纯粹主义者就对意识形态倒退和背离唯一信仰的迹象虎视眈眈。18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疯狂地参与政治迫害，惩治那些被指责为“企图窃取胜利果实”的叛徒。对那些激进主义者而言，革命的彻底性就意味着让软弱的行政和司法黯然失色的强势立法。但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只会导致立法霸权。当他希望详释司法享有与政府其他两个分支同等地位的原则时，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给了他第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使得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为城市政治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那么在纽约银行的建立中，他扮演的则是一个更加妥协的角色。纽约银行是纽约市的第一家银行，在它创立时，未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市正在崛起。在当时的美国，银行仍是新鲜事物。第一家此类特许机构于1781年在费城成立，汉密尔顿已经详尽地研究了它的业务。这家银行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想法，它的两个最大的股东是汉密尔顿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和他的生意伙伴杰里米·沃兹沃思。这两个人如今正在为他们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1783年，丘奇携安杰莉卡及4个孩子坐船去欧洲，厘清战时美国与法国政府的账务。在离开美国的这段时间，丘奇委托汉密尔顿代理自己在美国的业务。在未来几年里，这件事情将会占用汉密尔顿大量时间。 当丘奇和沃兹沃思委派他做代表在纽约成立一家私人银行时，汉密尔顿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能帮助恢复纽约的商业。但是，罗伯特·R.利文斯顿的一个提议又让汉密尔顿陷入了沮丧之中。利文斯顿建议成立一家“地产银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希望大部分贷款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但汉密尔顿认为这个想法是“疯狂和不可行的一个计划”。因为土地不是一种流动资产，在紧急情况时不能很快地转化为现金，所以汉密尔顿更倾向于建立一个保守的银行，专门经营纸币和金银币业务。 当利文斯顿恳求纽约的立法机构给予特许状的时候，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动员纽约的商人反对这种行为。他通知丘奇说，他已经游说了“一些有头脑的商人，他们目前能够正确地看待问题并采取行动，推翻这项计划”。汉密尔顿的影响力超出了他自己的预计，不久之后，一个由商业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就与他接触，并出资建立“货币银行”，来对抗利文斯顿的“地产银行”。“我有一点局促不安，不知到底该怎么办，”汉密尔顿难为情地向丘奇坦白说，“但从总体上而言，我认为最好是赞成他们的意见。”汉密尔顿放弃了建立一家独立银行的想法，决定代表丘奇和沃兹沃思进入了新银行的董事会。滑稽的是，在这家后来隆重纪念他的银行，他仅拥有一股股份。 1784年2月23日，《纽约信报》宣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现在看起来在这个城市依据自由的原则成立一家银行是绅士的集体意愿……他们因此被邀请参加明天晚上6点钟在商人咖啡厅举行的聚会，商讨如何行事。”在会上，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被投票选为新银行的主席，汉密尔顿被选为董事之一。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汉密尔顿忙里偷闲，独自为这家新机构起草了章程——这种艰难的任务对他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作为纽约市第一家金融机构的设计师，他在白纸上轻松地勾画出一张蓝图。这份文件后来被许多银行作为章程模板，由此定义了美国银行业的初级阶段。 在纽约州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这家银行在该州北部农村引起激烈争议，农场主想要一家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产银行，并认为货币银行会牺牲他们的利益，只为城市商人带来好处。但在市区，那些为处理战时没收财产而争执不休的激进分子和亲英分子，却因为纽约银行的建立得以和解。麦克道尔是公认的革命英雄，做事认真、出生于苏格兰的出纳员威廉·西顿（William Seton）则是一个战时的亲英分子，为了凸显两派的团结，名气最响的三位“自由之子”——马里纳斯·威利特、艾萨克·西尔斯和约翰·兰姆，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了许可证申请书中。作为新银行的倡导者，汉密尔顿在银行中担任三个重要职务——董事、章程起草者和律师——位居经济权力中央。 汉密尔顿支持银行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要把秩序引入混乱的美国货币领域。到战争结束时，购买价值1美元的金币和银币要花费167美元大陆券。尽管这种无价值的货币已经被新的美元所取代，但是各州还在各自发行钞票，大批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淹没了曼哈顿。店主不得不成为真正的数学奇才来计算流通中的各种各样的纸币和硬币不断变化的价值。1785年，国会采用美元作为官方的货币单位，但是多年来纽约的店主依然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报价。这个城市充斥着各种来自不同国家的名字奇怪的硬币：西班牙的达布隆、英国和法国的几尼、普鲁士的卡洛里、葡萄牙的莫艾多。更糟糕的是，各个州的兑换率也各不相同。汉密尔顿希望纽约银行能够通过发行自己的纸币来制止这种混乱，同时为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货币制定一个通用的兑换率。 许多美国人仍然把银行业看作一项毫无希望的、黑暗神秘的行当，州北部的平民尤其反感。有些人指责纽约银行是被英国资本家利用的工具。汉密尔顿向州立法机关提交的许可证申请被拒长达七年之久，因为乔治·克林顿州长受制于农业选民的偏见，他们认为银行会使得商人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而农民们则被排除在外。克林顿不信任所有股份制的公司，将其斥为针对平民的阴谋，这也为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规划埋下伏笔。1784年6月，纽约银行在缺乏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私人银行的形式开业了。他最初位于圣乔治广场（现在的纽约珍珠街）的沃尔顿大厦，一幢配有褐色边饰的三层黄砖建筑，三年后它搬到了汉诺威广场。这里保存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的个人银行存款，成为汉密尔顿最持久的纪念馆之一，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历史最悠久的股份公司。 第十一章 幽灵 在度过了沉闷的童年时代之后，汉密尔顿需要的是一个轻快活跃的大家庭，汉密尔顿的家庭医师塞缪尔·巴德医生（Dr. Samuel Bard）帮助艾丽萨不停地把一个又一个小汉密尔顿接到这个世界上来。1784年9月25日，汉密尔顿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安杰莉卡，以向艾丽萨的姐姐表示敬意。1788年，汉密尔顿有了他的第四个孩子。这个受宠的男孩最先接受洗礼，被命名为詹姆斯·亚历山大，用以向远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汉密尔顿的父亲致敬。汉密尔顿从来没有以他母亲的名字蕾切尔来命名自己的孩子，也许这暗示着他对母亲还残留着某种痛苦的回忆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在20年的时间里一共生了八个孩子。结果可想而知，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艾丽萨要么是身怀有孕，要么就是忙着抚养照顾孩子，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汉密尔顿对女色的沉溺吧。 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亚历山大于1786年5月16日出生后，汉密尔顿夫妇做出了一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慈善之举：他们收养了一个孤儿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爱德华·安特尔上校（Colonel Edward Antill）是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老兵，战后当过律师，经营过农场。当他的妻子于1785年去世后，他忧伤过度，还要拉扯六个孩子。到了1787年的时候，在一场大病之后，他希望汉密尔顿夫妇帮忙照顾两岁的女儿范妮。两年后，爱德华·安特尔也去世了，因此汉密尔顿和艾丽萨就一直抚养着范妮，直到她12岁的时候和她另一个已经结婚的姐姐生活在了一起。“在所有方面，她所受的教育和待遇都和汉密尔顿的亲生女儿一样，她嫁给了亚瑟·塔潘（Arthur Tappan）——纽约有名的慈善家。”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说道。远在伦敦的安杰莉卡也对她妹妹艾丽萨的高尚行为表示赞许，她告诉汉密尔顿说：“你对我的所有赞美在我妹妹收养孤儿这一慷慨而慈善的壮举面前都黯然失色。”艾丽萨自己嫁给了一个孤儿，又收养了另一个孤儿，还与人合办了一所孤儿院，这些事实强调了她对被抛弃的孩子怀着一种特别的同情和怜悯，这或许可以解释，除了她那些明显的优点外，她为什么能牢牢吸引住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夫妇在华尔街居住了10年的时间。从现在能看到的素描画上，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的华尔街是一条繁华的大道，街道两旁是一排排用砖砌成的三层建筑。在纽约市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土路的时代，四轮马车在铺满鹅卵石的大道上疾驰，穿着考究的人们在砖砌的人行道上闲逛漫步。尽管汉密尔顿的账目显示，朋友借给他们无数笔小额贷款，资助他们渡过难关，但这对小夫妻依然过着惬意的生活，并且经常参加社交娱乐活动。离开军队后他的第一次购物显示出他是一个懂得享受的人：他买了细颈的盛水瓶、两个啤酒杯和一打葡萄酒杯。当约翰·杰伊和萨拉·杰伊夫妇在1784年从法国回来，并在百老汇大街8号安顿下来后，活泼的汉密尔顿夫妇在他们家所编写的“晚餐和宴会客人名单”中位居前列。由于十分喜爱戏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还是百老汇帕克剧院的常客。 尽管经常穿着昂贵的衣服出席社交活动，但和她的丈夫一样，生活中的艾丽萨也是十分朴素节俭和勤勉刻苦的。艾丽萨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主妇，她会自己制作手提包和咖啡壶衬垫，会插花，会自己编织桌子上的桌布，为家具设计样式，制作精美的甜食和可口的糕点，为孩子们缝制内衣，等等。她制作蜜饯和馅饼，常常用羊肉、禽肉、小牛肉配以土豆和萝卜为家人准备美餐。汉密尔顿夫妇还会收到从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家中定期送来的新鲜货物，汉密尔顿家也从来不缺大瓶的好酒。 汉密尔顿夫妇早期婚姻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遗憾——由于大西洋的阻隔，他们经常要与安杰莉卡分居大洋两岸。从1783年到1785年，约翰·巴克·丘奇就一直逗留在巴黎处理美国与法国政府商业上的事务。所有见过安杰莉卡的名流都会对她一见倾心，她也很快就与当时同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国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为朋友。她祈祷着某一天汉密尔顿能够来到欧洲，接替本杰明成为驻法国公使。当她的丈夫在伦敦的萨科威尔大街买了一栋住宅，而后又在温莎附近买了一栋乡间住宅的时候，安杰莉卡感到十分懊恼。在1785年夏季这一段时间里，丘奇夫妇暂时返回了美国，在回到英格兰居住之前，他们拜访了正因公出差费城的汉密尔顿。后来，汉密尔顿像被遗弃般地写信给安杰莉卡： 我担心，你已决定离开美国和这里爱你的亲人。我看到你离开费城时带着罕见的不安，好像预示着你再也不回来了一样。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除非我们能在欧洲相遇，否则我将再也无缘相见。这是我们共同的想法。想象一下这给那些爱你的人所带来的痛苦吧，当然还有给我带来的痛苦，你那善良、挚爱你的妹妹艾丽萨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我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表面上，安杰莉卡在伦敦和巴黎的名流们社交聚会的豪华沙龙里过得舒心快活，似乎是那个奢侈浮华世界里的天生居民，然而她从来没有克服思乡的情绪，她一直渴望着能回到艾丽萨和汉密尔顿的身边，回到她在美国的故土。 由于丈夫终日忙碌，照顾家庭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艾丽萨的身上，并担负起教育孩子的任务。詹姆斯·汉密尔顿留下了一篇令人愉悦的短文，说明她每天早上是如何教他们学习的。他记得母亲总是“坐在桌子的一边——那是她的习惯——膝盖上铺着一张餐巾纸，把面包切成片，然后为孩子们涂上黄油，他们站在她的旁边，依次阅读《圣经》里的一章或者是戈尔德史密斯的《罗马》中的一部分。当功课做完后，她就喊爸爸和哥哥姐姐们吃早饭，吃好饭后，孩子们就收拾好东西去学校了”。和玛莎·华盛顿一样，艾丽萨从来不公开谈论政治，也不鼓舞她丈夫的野心。与此同时，她从未偏离丈夫的政治理念，与他默契配合，并且把他的政敌当作自己的敌人。 作为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妇女，艾丽萨坚信自己的孩子要接受宗教思想的教育。1788年10月12日，她和汉密尔顿来到华尔街西面的三一教堂，为三个最大的孩子——菲利普、安杰莉卡和亚历山大——施行洗礼。斯凯勒夫妇、冯·司徒本和来访的安杰莉卡·丘奇见证了这场受洗。自1790年开始，汉密尔顿一家租下教堂的第92排座位。汉密尔顿为三一教堂（也就是后来纽约圣公会贵族聚集的地方）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与多年前那个在国王学院每天两次虔心跪拜祷告的年轻人相比，汉密尔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新教徒，他并不明确地从属于任何教派，也没有经常去教堂或参领圣餐。像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更多地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提倡宗教的理性基础，不相信上帝会主动干涉人类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也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并把基督教当作一种道德和正义的普世性体系。 汉密尔顿对人性负面的看法并没有让他对家庭生活心生沮丧，反而让他更加珍惜。他的八个孩子似乎从未对他们的父亲说出不敬的话。必须承认，由于他英年早逝，这种评判方法显然是吹毛求疵，但是，我们在他们的家信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任何对他的抱怨。到家的那一刻，他会抛下一切公务，进入孩子的想象世界中。他的儿子詹姆斯说：“和善的秉性让他的房间成了孩子们和朋友们最愉悦的场所。当女儿安杰莉卡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时，他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他与孩子的交流总是充满温情和信任，由此让孩子们充满自信和热情。” 汉密尔顿涉猎广泛，不知满足地收藏各种书籍。这个靠自学成功的人从未停止过学习。他更喜爱来自英国的那些智者、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托马斯·霍布斯、霍勒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其中他最珍惜的书籍是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合著的一套八卷本的《旁观者》；他经常把里面的文章介绍给年轻人阅读以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和道德情操。他从未停止过对古圣先贤们的思索，从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到西塞罗，还有他敬爱的普卢塔克，他的书架上总是堆满了法国的文学作品：伏尔泰和蒙田的散文、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莫里哀的剧本。为了让孩子精通法文，这位后来严厉谴责法国大革命，激发全美国义愤的政治家专门请了法语家教。 从汉密尔顿住在纽约开始，他就为当地的许多公共机构做着贡献。为了改善纽约州的教育质量，他经过多方努力创立了教育评议委员会，并且从1784年到1787年在委员会任职。当时国王学院已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以示完全摆脱英国王室的影响，他成为母校的理事，并被学校授予荣誉文学硕士学位。他还参与了数不清的社区规划项目，包括向市议会申请重新安置威廉·皮特的雕像，因为这座雕像被放置在华尔街的中间，阻碍了交通；他还努力改善街道的卫生设施，要求委员会“垫高街道的中间部分，这样雨水就可以自然往街道两边流了”。 汉密尔顿多次向朋友伸出援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司徒本，国会曾口头向司徒本承诺，如果爱国者能够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当战争胜利而国会背信弃义时，汉密尔顿把司徒本带到自己家中并教他如何向立法机关写申诉书。他们罗列了美国对这位落魄勇士的种种没有偿付的贷款条目，最终司徒本获得了纽约州北部65平方千米的土地。 汉密尔顿和艾丽萨还援助了一个35岁的画家拉尔夫·厄尔，他画了许多革命时期的战斗场面。之前，他在伦敦跟随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学习，在1786年返回纽约后，由于肆意挥霍的生活习惯，厄尔把钱都花得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被送进了专门关押债务人的监狱。汉密尔顿同情厄尔的遭遇，劝说艾丽萨“到债务人监狱去，让厄尔给她画一幅坐着的肖像，艾丽萨又说服了其他一些女士也这样做。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艺术家赚到了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债务”。詹姆斯·汉密尔顿后来这样记录。为了表达对汉密尔顿夫妇资助的感激之情，厄尔为艾丽萨画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肖像，画中的艾丽萨坐在一张椅子上，腕上戴着华丽的饰品，詹姆斯·汉密尔顿认为，这幅画出色地捕捉到了这位“诚挚、活泼、睿智的女士的所有特点”。 到30岁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成了纽约的杰出人物和北美大陆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从西印度群岛的穷少年到现在的声名显赫，他跨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距离。偶尔地，他烦恼的过去还会意想不到地闯入他的脑海。约克镇战役之后，汉密尔顿被告知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彼得·拉维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去世了，他给汉密尔顿兄弟——哥哥詹姆斯和弟弟亚历山大——各留下了100英镑的遗产。拉维恩和他的这两个同母异父的私生子兄弟的关系是如此疏远，以至于在他的遗嘱中称呼他们是“西印度群岛中圣·克罗伊岛‘现在’或‘以前’的居民……亚历山大和罗伯特（原文如此）”。彼得·拉维恩之所以想起汉密尔顿，是因为对方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还是因为他得知这位“私生子”兄弟奇迹般地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副官呢？ 事实上，汉密尔顿并没有被这种迟来的悔过而感动，相反，他轻蔑地指出彼得·拉维恩把自己的大批财产——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圣·克罗伊岛的土地——留给了他的三个关系密切的好友，而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从汉密尔顿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艾丽萨的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判断汉密尔顿早就知道在这场遗产分割中受到了欺骗。“你知道这一情形，这减轻了我的悲伤，”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然而，我的内心告诉我，这是我作为他的兄弟的权利。他死的时候很富有，但是却把财富转让给了陌生人。我听说他给我留了一份遗产。但我根本没兴趣知道那是多少钱。”通过充当威廉·约翰逊爵士的遗嘱纠纷的律师，我们同样可以得知汉密尔顿对于这个遗赠的态度。威廉·约翰逊爵士碰巧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彼得，还有八个私生子女。汉密尔顿在一份严厉的裁定中指出：“我的观点是，八个私生子女中的在世者都有权分享原本仅属于彼得的遗产。” 回顾往事必定让汉密尔顿痛彻心扉，所以他几乎与旧日相识断绝了联系。战争期间，他曾写信给圣·克罗伊岛的导师休·诺克斯，诺克斯对他的成功感到十分自豪，对他和华盛顿之间的亲密感到惊讶不已，并恳求他撰写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但是，到了1783年，诺克斯哀伤地给汉密尔顿写信，抱怨昔日的弟子用三年的沉默来回答自己。诺克斯述说了自己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当你在军营中风餐露宿，耳边响着密集的炮弹声的时候，你还会每隔五六个月忙里偷闲给我写信；而现在是和平时期，风平浪静，你却好像连两分钟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你是不是现在太富足、太骄傲，以至于丧失了记忆力……我希望你快点解释一下这种奇怪的现象吧！” 汉密尔顿赶紧回信安抚诺克斯，解释说他从没收到这些信件。诺克斯随即笑逐颜开地回复：“你的回答不仅令我释怀，而且让我有意外的收获。”此时，诺克斯的脑中一定浮现出那个柔弱但却坚定的少年，因而他叮嘱汉密尔顿不要过度工作而让自己筋疲力尽。尽管汉密尔顿这次修复了与诺克斯之间的裂痕，但诺克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再未收到汉密尔顿的来信。汉密尔顿没有兴趣重游圣·克罗伊岛，也不想带艾丽萨回顾他的童年生活。他是否想从精神上远离西印度群岛，从而在美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七年后，惊闻诺克斯去世的消息，汉密尔顿必定悔恨没能与他敬爱的导师再见一面。在《皇家荷属美洲公报》的旧文章中，汉密尔顿颂扬诺克斯“挚爱着全人类”。很明显，诺克斯的确对汉密尔顿表示出了一种特别而又持久的爱护。 1785年5月，汉密尔顿久未露面的哥哥小詹姆斯来信向他借钱。从汉密尔顿回信的地址上看出，小詹姆斯已经迁居到了托马斯街（接下来的一年他很可能死在那里，死因不明）。汉密尔顿的回信令人震惊地揭示了他和这个做木匠的哥哥还有他的父亲变得有多么疏远，尽管他曾努力与他们保持联络。汉密尔顿对于小詹姆斯没有收到六个月前自己寄给他的信感到惊讶，他还温和地责备了一下他的哥哥，说这是许多年来他从小詹姆斯那里收到的第二封信。我们无法得知小詹姆斯是如何看待他这个飞黄腾达的弟弟的，难道他没有一丝嫉妒？原谅了哥哥不写信的行为，汉密尔顿也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帮助他的愿望：“你所描述的处境让我感到难过，没有比这更让我痛心的了，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同时汉密尔顿也说了他自己的前景是“还是不错的”——这是他唯一一次谨慎地提到他的巨大成就——他还说自己希望帮他定居在美国的农场里，但是目前自己无力向他提供更多的援助： 我对你的爱不允许我忽略你的幸福，我希望时间将证明我会做一个弟弟能够做的一切。现在我只能恳求你在你现在的地方再继续努力一年或两年，到那时，我应该能够把你安排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更加舒适的地方。请允许我提醒你，如有可能，尽量避免陷入债务中。另外，你是否结婚？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希望你暂时保持单身，这也许对于你目前的生活是有益的。 汉密尔顿对于他哥哥小詹姆斯到底是结婚了还是单身毫不知情，这一事实暗示着他们两兄弟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当汉密尔顿转而谈到他们那不负责任的父亲时，他那充满辛酸的言辞更加让人心碎了： 我们亲爱的父亲到底怎么样了？虽然我曾给他写过几封信，但我收到他的回信或是听说他的事情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唉！我都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了。一想起他的不幸和经济上的拮据，我就心如刀绞。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说，可能他的兄弟已经帮助了他，现在他已经过着平静而惬意的生活了；有时候我又担心也许他正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如果你知道，我恳请你告诉我，消除我的疑惑。如果他还活着，请告诉我他现在如何或者人在何处，如果他去世了，也请告诉我他在哪里去世的以及去世的原因。但愿他还健在。如果你还能联系到他，希望你能告诉他，我时刻准备着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让他过上幸福的日子。请他给我写封信吧。 这封信证实汉密尔顿对父亲的状况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活着。他猜测哥哥与父亲仍有联系。除此之外，这封信也清楚表明了汉密尔顿对自己的父亲更多的是怀着一种关切和悲伤而不是愤怒。 汉密尔顿一生中一直与之保持联系的圣·克罗伊岛上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汉密尔顿的表姐安·莱顿·文顿，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读书时，她一直为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当安·莱顿·文顿的丈夫于1776年去世时，她终于从这个不幸的婚姻中逃脱出来。四年后，她嫁给了苏格兰人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第二年米切尔申请破产，迫使他们离开了圣·克罗伊岛。三年后，他们搬到了新泽西州的伯林顿。对于安来说，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她在1796年抱怨说她和她的女儿“还在经受由于贫穷所带来的每一次艰难”。汉密尔顿有时会在费城遇到米切尔先生，每次都尽力为他提供经济和法律上的帮助，但是后来他却挑剔说汉密尔顿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减轻他的困苦，为此汉密尔顿十分苦恼。 汉密尔顿从孩童时就一直保持的唯一真正快乐的联系是和他最好的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1777年，史蒂文斯在爱丁堡完成了医学学业，用拉丁文发表了一篇关于胃消化方面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灵感来源于他在街头目睹一个会吞石头的卖艺人。1778年，在24岁的时候，史蒂文斯成为皇家医学协会一等初级会长。与休·诺克斯一样，他对于汉密尔顿能成为华盛顿的副手感到十分激动，甚至有些许渴望。“谁能想象，我的朋友，”他在1778年用法语给汉密尔顿写信说，“一个像你这般‘尺寸精致’、貌不惊人、秉性淡泊的人能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登上战神广场呢？你做到了。”（强调汉密尔顿的“尺寸”很可能另有不雅之意。）在1783年，史蒂文斯回到圣·克罗伊岛结了婚，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跟汉密尔顿一样，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在自己尝试的领域取得成功。“史蒂文斯医生涉及的领域很广，收入丰厚，在业内有口皆碑。”休·诺克斯在圣·克罗伊岛上说，“史蒂文斯不时谈起去美国会如何如何，我认为，他若是在那边的某座都市发展，也一定会卓尔不群，因为他能说会道、品格高尚、心灵手巧。”史蒂文斯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关系像一根坚韧的纽带，这正是汉密尔顿和父兄之间所缺失的。 在西印度群岛那段童年的记忆留给汉密尔顿的，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奴隶制的憎恶。在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坚定地支持约翰·劳伦斯为解放南方奴隶所做的徒劳无功的努力。汉密尔顿很早就表达了黑人应该和白人平等的决然信念——这跟当时的很多人不一样，比如杰斐逊向来认为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这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振聋发聩的，而这恰恰是他从个人童年时代的经历中得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独立战争让许多美国人对奴隶制产生了一定的抵制心理，毕竟奴隶制和他们所追求的共和制理念格格不入。在一份废奴主义者撰写的宣传册中，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写道：“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多么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平等……这是多么野蛮粗俗、寡廉鲜耻的不平等。”早在1775 年，费城的贵格会教徒便已经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对奴隶制的组织，后来南方和北方的各州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不幸的是，奴隶制已经渗入了呼唤自由的中坚力量的内心，这些大力宣扬自由的人完全看不到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任何联系。 汉密尔顿与斯凯勒家族的结缘可能让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微妙了。曾几何时，菲利普·斯凯勒使用多达27名奴隶照料奥尔巴尼的住宅和萨拉托加附近的田地和磨房。每一种家务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做饭、修整花园、喂马、补鞋、木工、洗衣甚至捕鱼。艾丽萨与这些奴隶有着直接的联系，也正基于这种情况，她的后代曾大胆地猜测艾丽萨“很可能是她母亲在管理奴隶上的得力助手”。这一想象是极为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艾丽萨是一名奴隶制的坚定反对者。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在汉密尔顿文稿中的三处内容暗示他和艾丽萨可能也拥有一到两名家庭奴隶。在结婚五个月后，汉密尔顿给乔治·克林顿州长写信说：“我希望海上校回来之后，我能拿到足够的钱，为克林顿夫人交给汉密尔顿夫人的女人做出偿付。”传记作家福里斯特·麦克唐纳认为这一交易只是涉及家庭佣人的雇佣，而不是奴隶的买卖。他指出所谓“足够的钱”指的是一名副总军需官尤迪·海上校（Colonel Udny Hay）拖欠汉密尔顿的款项——这笔钱在当时远不足以买到一名奴隶。在1795年，菲利普·斯凯勒通知汉密尔顿“黑人男孩和黑人女奴已经准备好了”。很明显，汉密尔顿在其现金簿上记下来了来年春天要向其岳父支付250美元，用途是“他为我买的两名黑人奴工”。但是，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笔钱很可能是汉密尔顿代丘奇夫妇支付的：1797年5月29日，约翰·丘奇购买了一个女黑奴和一个黑人男孩。在1804年，安杰莉卡还心疼地提到没有奴隶帮助艾丽萨准备汉密尔顿发起的一次盛大宴会。 奴隶制已经绝不限于南方了，它还侵蚀了北方很多地方。在1784年，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康涅狄格诸州或者宣布奴隶制为非法，或者通过法律让奴隶制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废止——至少，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不再允许有大型种植园了——但是纽约和新泽西州仍然保留着数目可观的奴隶人口。特别是在纽约城，奴隶制几乎成了它的传统：它在18世纪50年代依然举行奴隶拍卖会，依然通过制糖厂与西印度群岛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纽约城中五分之一的家庭依然保有家庭奴隶，这在那些希望拥有厨师、女仆和管家的小康商人中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并且将拥有奴隶看成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独立战争后，即使在这一崭新的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也很少会有美国人愿意去做这种与“卑贱”联系紧密的工作）。在哈得孙河边的土地上，奴隶和佃农一起耕种土地，一位英国旅行者注意到，“许多年老的荷兰农夫拥有20到30名奴隶，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归奴隶照管”。 北方对奴隶制的依赖从未达到南方那样的程度，在南方，奴隶制必然反映在烟草和棉花经济中。当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40%的人口是奴隶。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人数甚至超过了白人人数。南方奴隶制的发展程度对汉密尔顿的一生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他所谓的贵族式的经济制度最恶毒、最吹毛求疵的批评皆来自最贵族化的南方蓄奴者，他们摆出一副平民主义者的姿势，抨击与汉密尔顿有密切关联的北方诸州的金融和商业利益，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自己的罪恶需要上转移开了。我们将会看到，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应当搁置奴隶制的问题——足以表明南方种植园经济成了政治讨论禁区，但是，汉密尔顿的体系却不得不接受彻底的审查。 汉密尔顿始终如一地反对奴隶制并为废除它鞠躬尽瘁——这一事实揭示出那种认为汉密尔顿只关心财富和权力的语调是多么荒谬。的确，约翰·亚当斯从未拥有过奴隶，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也洁身自好，并且还将奴隶制斥为“人性上的毒瘤”。然而亚当斯也未能在实践中贯彻他的信念。据他的传记作者约翰·弗林（John Ferling）说：“亚当斯做律师时捍卫过奴隶制，但当他成为政治家时却没做任何努力去为这种束缚松绑。”由于担心南方的反对，亚当斯反对释放奴隶以便让他们加入大陆军的计划，他不允许使用黑人士兵，在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过程中还抵制过解放奴隶的法案。“没有证据能够显示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针对奴隶制问题吐露过一个字，或是跟南方的朋友就此问题展开过对话。”这就是弗林的结论。 本杰明·富兰克林晚年或许显得更为激进，作为宾夕法尼亚反奴隶制协会的主席，他胆识过人、坦率真诚。然而，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他在自己的费城印刷所里做过买卖奴隶的经纪人，替贩奴者发布过广告，为自己和其他人买卖过奴隶。很长时间里，他始终保有一名或者两名家庭奴隶。传记作者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曾经指出富兰克林与奴隶制的渊源，“直到生命的晚期，这一制度才开始敲打他的良知”。 来自弗吉尼亚的几位国父认为，废除奴隶制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蓄奴与他们的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乔治·华盛顿是一名非常和善的芒特弗农奴隶主，他手下的奴隶超过100个。他曾坚决地抓捕逃亡奴隶，但仍称得上一个仁慈的奴隶主。他没有公开抨击过奴隶制，但是毕竟饱受良心的煎熬，并且后来付诸行动了。在 1786年，在他拥有的奴隶数量超过200名时，他承诺拒绝拆散别人的家庭并发誓不再购买奴隶了。他告诉罗伯特·莫里斯，“活着的人中没有人比我更真诚地希望看到一份废奴方案了”。华盛顿在遗嘱中写下释放他的奴隶，甚至专门拿出钱帮助这些被释放的奴隶和他们的子女。 作为一个在蒙蒂塞洛拥有约200名奴隶和其他产业的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当然清楚革命的崇高口号与奴隶制的血腥事实之间的差距。在独立战争的早期，他就起草过一份禁止进口奴隶的计划，当国会删除《独立宣言》中他谴责乔治三世贩卖奴隶的一段文字时，他感到心灰意冷。在18世纪80年代前期写成的《弗吉尼亚笔记》一书中，他列出了一份详细的废止奴隶制的渐进方案，其中提到将解放的奴隶安置到北美大陆的中部。（担任总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倾向于将奴隶送回到西印度群岛。）1784年，他提出在西北地区禁止奴隶贸易，并设定了16年的缓冲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杰斐逊屈从于无限期推迟废除奴隶制的懦弱政策，希望将这一问题推托给下一代人，并幻想奴隶制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与华盛顿不同，杰斐逊只解放了部分奴隶，其中包括他那位众人皆知的情妇萨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兄弟。 麦迪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看法与杰斐逊相似。对他那继承而来的120名奴隶来说，他相对而言算是一名仁慈的主人。有一次他还训示一名监工，要求他“对待黑人仁慈和友善一些，必要的服从和工作就可以了，不要对他们过分苛刻”。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还支持过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的一个缓慢废除奴隶制的议案，但他很快就避开了这个尖锐的政治问题。麦迪逊从不认为奴隶制是道德的——在制宪会议上，他称奴隶制是“有史以来人对人所实行的最残酷的统治压迫”——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尽力去消灭它。传记作家杰克·雷克文说，归根结底，“麦迪逊和他的家族所从属的那个巨大的种植园主阶级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还没有准备好过没有奴隶的日子”。在麦迪逊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美国殖民协会工作，任务就是解放和安置以前非洲的那些奴隶。但是，在弗吉尼亚州和全国的政治压力下，麦迪逊最终不得不在对奴隶制话题的支支吾吾中苟延其政治生命。 随着结束独立战争的《和平条约》的签订，奴隶制问题变得亟待解决。在亨利·劳伦斯的推动下，《和平条约》的第7条款设置了一个禁令，禁止英国人在战后“运走任何黑人或者其他财产。”这条含混不清的条款是由奴隶主提出的，旨在让英国人归还战争期间逃到英方领地的黑奴，否则就要支付赔偿金。而英国人则声称以前的奴隶在越过英国边界后就已经获得了自由。尽管从法律上说英国人违反了《和平条约》的第7条款，但汉密尔顿拒绝为奴隶主辩护，并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做出评述： 在解释《和平条约》的时候，我们不应考虑任何可憎的和不道德的事物。在官方宣布保证给予他们自由的情况下，黑人被劝诱离开了自己的主人，现在又要使他们再次回到主人的束缚之下变成奴隶。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可憎并且不道德的事情。它之所以可憎不仅仅是因为它对约定双方中的一方施加了一种背信行为，更因为它还迫使那些曾经获得自由的人再一次被奴役。 这个私有财产的热情捍卫者，这个认为合同是神圣庄严的契约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清晰明了地否认了任何剥夺人身自由的协议的神圣性。 在纽约，对于第7条款的争论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战后，来自其他州的许多奴隶主在纽约的街道上搜寻，试图找到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偷偷带回去。因此，在1785年1月25日，19个人聚集在旅馆老板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的家中成立了一个社团，目的是保护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且为那些依然遭受奴役的黑人赢得自由。这个团体被称为“纽约促进奴隶解放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Manumission of Slaves）。奴隶主在纽约街头绑架获得自由的黑人，并把他们卖为奴隶的卑劣行为尤其激怒了协会的成员。罗伯特·特鲁普和一个来自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商人兼土地投机者梅兰克顿·史密斯（Melancton Smith）被任命共同起草协会的章程。10天后，一次协会的扩大会议在商人咖啡厅举行，这一次汉密尔顿和亚历山大·麦克道尔也加入进来了。尽管拥有五个奴隶，约翰·杰伊还是被选举为协会的主席。杰伊坚信，“除非美国采取渐进的方式废除奴隶制度，否则任何上帝祈求自由的祷告都是不虔诚的。”拥有两个奴隶的罗伯特·特鲁普大声地朗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恰似《独立宣言》的回音： 仁慈的造物主和人类之父给予了人们平等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地球上的任何统治力量都无权剥夺这些权利中的任何一个。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在这个城市安分守己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但是，抓捕和贩卖自由黑人的事件最近却在这个城市频繁发生。这些暴力行为必将激起每一个有博爱之心的人的愤慨，这种行为应当受到惩罚。 后来被简称为“纽约解放协会”（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的纽约促进奴隶解放协会，随后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来抵制奴隶制度，他们发表演讲、印发传单，而且还成立了一个注册处以防止自由的黑人再被拖入奴隶制度。它设立了黑人自由学校，为黑人学生提供基础教育，训练他们遵守纪律，而且采取家长式统治，防止他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或者养成闲散懒惰、无所事事的习惯”。大一点的男孩子则教给他们木匠和航海工作，大一点的女孩子就学习缝纫和刺绣的技术。在一次早期会议上，协会还决定向州立法机构申请逐步消灭奴隶制。当时作为州众议员的亚伦·伯尔同意帮助他们。一份提案建议，在未来某个日子后出生的所有黑人将自动被认为是自由之身。为了加大力度，伯尔引入了更极端的条款，即在未来某时彻底终止奴隶制。激进的提案被否决之后，伯尔改为支持原先较温和的方案。最终，立法机构制定了一个不强制实施、纯粹出于自愿的措施，即允许奴隶主释放年龄在21到50岁之间的奴隶。 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伯尔也做得不够：他家一直有4个或5个家庭奴隶。尽管他在法案中对他们表示同情，但他的信中从未透露出任何准备释放他们的意愿。当他进入杰斐逊的支持者的阵营时，伯尔觉得不用再打着废奴主义者的幌子，也能给他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利益。直到1831年，他仍然试图阻止高举反奴隶制大旗的《解放者》的出版人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加里森回忆起伯尔时说，“他的举止是自认为高人一等，屈尊俯就的，他盛气凌人……从我的是非感判断，我认为他是毫无任何固定原则的人”。 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伯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奴隶同时又提倡废除奴隶制度的人。实际上，纽约解放协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这个矛盾是如此普遍，协会的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本身就拥有奴隶。作为协会的成员，这些人希望能够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这种道德堕落，但是该怎么办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呢？在1785年2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协会请求汉密尔顿、特鲁普、怀特·马特洛克（White Matlack）商讨一个解决方案。会议的备忘录显示，汉密尔顿并非一个名不副实的人。作为一个天生的行动家，他鄙视畏首畏尾的措施，他想要发布一个英勇无畏、毫不含糊的声明。 1785年11月10日，由汉密尔顿主导的委员会公布了有关协会成员应当如何处理自己奴隶的提议。这份提议规划了详尽的时间表，令很多成员猝不及防。这个计划建议28岁以下的奴隶，在他们35岁生日时获得自由；年纪在28到38岁之间的奴隶应该在七年后获得自由；超过45岁的奴隶应当立即获得自由。很难想象，如果汉密尔顿夫妇拥有奴隶，在没有想过释放这些奴隶的情况下，他会推行这样一个不留余地的强硬计划。该提议还强调，成员们需要“释放”他们的奴隶，而不是“卖掉”，以免这些奴隶被运到比纽约条件更加恶劣的地方。 汉密尔顿的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解决了协会的一个大难题，巧妙地平衡了现在和未来对奴隶的释放问题。梅兰克顿·史密斯——后来作为州权的支持者，在纽约制宪会议中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的对手——在这份明确的奴隶释放时间表面前畏怯退缩，他恳请将这份提议推迟到下季度的会议上讨论，由此破坏了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特鲁普和马特洛克制定的文件太过激进，令其他人无法接受。不久之后，他们的委员会也草草地解散了。接任者组成的新委员会指责以前的计划很可能导致成员们“停止为协会服务，并逐渐瓦解整个协会”，新委员会建议协会成员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释放奴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协会不会给予任何干涉。 受到挫折的汉密尔顿没有气馁。三个月后，在1786年的2月，当协会游说州立法机构停止从纽约输出奴隶时，汉密尔顿成为协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用一本名为《非裔和其他人关于奴隶制的对话》（A Dialogue on the Slavery of the Africans etc.）的宣传册向州和联邦的立法者发出呼吁。那年3月，汉密尔顿的名字又出现在一个号召州立法机构停止纽约的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上，对于黑人们“像牛和其他商品一样被运到西印度群岛和南部各州”的处境表示悲痛。请愿书呼吁要求停止这种“与仁慈相悖，与自由和正义相矛盾的行为”。请愿书进一步提出，“停止这些行为，这才是一个自由和文明的民族应当做的”。 许多杰出人物都在这个请愿书上签署了名字，遗憾的是，这些废奴志士很快就因为宪法和其他因素分道扬镳。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杜安依然与罗伯特·R.利文斯顿、梅兰克顿·史密斯和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在浏览这个请愿书的署名者时，你也许会感到震惊，有那么多的人会在18世纪90年代加入联邦党人的行列，被南方的种植园主诬蔑为“贵族”。再深一步探究，人们会感叹解放协会中与汉密尔顿长期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是如此之多，他们中包括罗伯特·特鲁普、尼古拉斯·菲什、赫拉克利斯·马立甘、威廉·利文斯顿、约翰·罗杰斯、约翰·梅森、詹姆斯·杜安、约翰·杰伊和威廉·杜尔。18世纪80年代纽约解放协会和其他州的反奴隶制协会的建立代表了美国种族关系的一段光明时期，它恰好出现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之前。之后的联邦政府强调“和谐高于一切”，甚至连奴隶制的话题也不能再讨论了。 汉密尔顿参加纽约解放协会，显现出他对受压迫者的同情。然而，他参与的另一个社团却使他遭到了谴责，人们指控他纵容那些企图给美国强加一种贵族世袭制的勾当。1783年的春天，亨利·诺克斯将军提议为那些服役超过三年的军官创立辛辛那提协会（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这个友爱的协会的名称是为了纪念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一位两次保卫祖国，两次放下手中的权力归隐田园的古罗马将军——这个团体有崇高的政治目标（促进自由，维护各州团结）、慈善目标（为穷困的军官家庭提供帮助）和社交目标（帮助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军官保持联络），一切看起来都是值得称赞的，而且乔治·华盛顿被推举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汉密尔顿当时已经离开军队，所以不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由于他特有的活跃性，在他的朋友冯·司徒本领导的纽约分部表现非常积极，不久就成为协会的领导者之一。 这个协会的章程引发了一场争议，因为它规定会员的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会员资格，恰似继承贵族封号那样。当时的美国人正竭力摆脱一切与“颓废的欧洲”有关的印记，因此辛辛那提协会被人们视为军事阴谋或世袭的贵族统治的幽灵。塞缪尔·亚当斯——独立战争早期波士顿的代表人物，也是约翰·亚当斯的堂兄——很快就谴责协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向军事贵族世袭制迈进了一大步”。对协会的反应，显示出为赢得战争而通力合作的人们之间其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并预示即将到来的分裂。富兰克林、杰伊、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都猛烈地抨击协会的这个章程，认为它危险而又荒谬。 华盛顿被这种刺耳的争执弄得十分痛苦，所以在1784年5月，他在第一次协会常务会议上，竭力劝说协会修改世袭成员资格的章程。各州在这项提议面前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汉密尔顿受纽约分部的委托，起草一份意见汇总报告。在1785年12月，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写信给汉密尔顿，恳求说：“如果辛辛那提协会想要和普通市民和平共处，他们必须遵从第一次常务会议上被提出的修改意见。”始终善于调和矛盾的华盛顿担心会爆发致命的党派分裂，所以希望这个新协会是居于政治冲突之上的。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把辛辛那提协会看作一个潜在的让各州融合成一个稳定的统一国家的有利工具。 1786年7月，纽约分部的会长冯·司徒本和副会长菲利普·斯凯勒主持了两场会议。第一次会议吸收了一批新成员，显得空洞且浮华。冯·司徒本在铜鼓和小号的响亮声中阔步走进了房间。司库和代理司库紧随其后，手里捧着两个白色的绸缎垫，第一个人呈上的是金鹰徽章，第二个人呈上的是为新成员准备的羊皮纸入会证明。在开幕致辞中，汉密尔顿向协会的批评者发起挑战：“我们向上天，向我们的心起誓，我们要为任何对我们的中伤进行辩护。”他强调说，协会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维系友谊，并帮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战友。按照当时的风格，人们无数次举起了酒杯，喝光了杯中的酒来向美国国会、法皇路易斯十六和华盛顿表达敬意。与此同时，在每一次举杯之后，13门礼炮就隆隆鸣响。第八次举杯的祝酒词带有鲜明的汉密尔顿特色，体现出他明确的政治意图：“愿国会拥有足够的权力，维持国家的统一。” 两天后，协会在城市旅馆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汉密尔顿发表了关于协会改革的报告。一些人曾将汉密尔顿看作头脑简单的贵族代理人或特权主义代表，听闻这次演讲，他们必定大吃一惊。汉密尔顿宣称，如果辛辛那提协会没有世袭制度，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也反对长子继承制，因为它“容易招来反对之声——长子继承制意味着人的一生取决于出身，而不是功绩。这是与我们这个建立在友谊和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的精神特质相冲突的”。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汉密尔顿明白家庭中的长子并不一定就是最有能力的那个人，而且他对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苏格兰领主的第四个儿子所带来的悲哀再熟悉不过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明确地把推动一个世袭制协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授让给功绩，而不是出身，并希望把这个原则推广至整个社会。正像将来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推崇的以功绩为基础的精英理论，被他的敌人曲解成了一种对贵族制的秘密崇拜。 第十二章 威严而又令人尊敬的议员 独立战争之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但因为债务膨胀、资金缺乏以及贸易日益萎缩，这种繁荣景象慢慢减退，到1785年，纽约的经济已经停滞不前了。商品价格的下滑对负债的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被迫用日渐缩水的收入来偿还他们的贷款。作为纽约银行的董事，汉密尔顿担心有些债务人会因为贫困而拖延偿还义务，使债权人遭受损失。后来，他这样形容每况愈下的商业环境：“当货币交易的信心被摧毁时，工业的兴起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幻想，他担心穷人会通过起义来夺取富人的财产。有产阶级会被那些债务人和失业者挟为人质。认识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汉密尔顿告诉利文斯顿家族中的一名成员说：“那些关心财产安全的人或者是关心政府繁荣的人”必须“想方设法使那些原则不坚定的人处在立法机构的管辖之下”。尽管汉密尔顿必将加入即将到来的喧闹的新民主政府，但目前他仍不准备竞选州立法委员。当他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1785年4月《纽约信报》公布的州立法机构候选人名单中时，他急忙要求发行人把他的名字划掉，他说“在目前的时刻”暂不考虑竞选这个职位。汉密尔顿不想提前做出决定，很有可能是希望在一个更合适的时刻登场。 在汉密尔顿看来，对纽约州来说，主要威胁现在可以归结于一个人：州长乔治·克林顿。作为独立战争时期的州长，克林顿是在战时脱颖而出的，他受欢迎的程度无人能及，所以连任了两届州长。克林顿是一个身材矮小、肩宽背厚、大腹便便的人。他粗浓的眉毛、蓬乱的头发、肥胖的面颊，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强壮的鱼贩或是搬运工。 关于他的所有事情都表明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于汉密尔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而言，乔治·克林顿都是纽约一个不变的存在，是他政途中隐约显现的一座难以越过的大山。虽说在相貌上显得笨拙粗野，但在政治上克林顿却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克林顿最终连任七届州长，成为两届副总统，因为他代表着后来成为美国政坛的一支主要力量：地方平民主义者的领袖，既不过度审慎，也不过度放纵，被民众视为“自己人”，受到广泛的爱戴。正如为他编写传记的作家约翰·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所说：“乔治·克林顿的朋友认为他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他的政敌则认为他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 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乔治·克林顿早年在阿尔斯特县做律师，也是纽约立法机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曾在大陆会议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时期，克林顿作为陆军准将保卫哈得孙高地。在当地自耕农心目中，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能保护他们抵抗那些统治纽约的贵族：利文斯顿家族、斯凯勒家族、伦塞勒家族，以及哈得孙河地区的其他贵族。带着老练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西奥多·罗斯福后来评述说，克林顿知道如何利用“农村自有土地者冷淡、怀疑的情绪”和他们“目光短浅”的嫉妒心。然而，尽管有着共和党人坦诚的气息，但克林顿并非是一个真正品格高尚的人。他自己有八个奴隶，并且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他生活很节俭，但那是因为他人尽皆知的吝啬，而不是因为他真的缺钱。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身兼数职的人总喜欢炫耀他那自命不凡的头衔——“乔治·克林顿阁下，绅士、州长和民兵总指挥、纽约州海军舰队总司令”。 汉密尔顿与克林顿的关系并非以冲突作为开端。尽管克林顿年长汉密尔顿16岁，二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书信往来，并一致认为支持国会很有必要。汉密尔顿很赞成华盛顿选择克林顿指挥在哈得孙流域作战的美军。但是随着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斯凯勒结婚后，汉密尔顿追随自己的岳父，成为克林顿的死敌。到1782年的时候，尽管汉密尔顿仍然称赞克林顿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他逐渐认识到克林顿是在卑劣地迎合大众，“尤其是在新一届选举临近之时”。随后10年，汉密尔顿对克林顿的批评变得越发刻薄。他发现这个州长粗暴无礼、脾气败坏，他所谓坦率的举止其实是对自己的算计和城府的掩护。克林顿“做事谨小慎微、狼顾狐疑”并且很少“没有预先策划和设计”就盲目行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乔治·克林顿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并非仅仅由于克林顿的执政理念。汉密尔顿担忧美国的民主政治会被一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所破坏，这些政客会装腔作势地说一些平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来隐藏他们的专制主义。乔治·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伦·伯尔的行为都逐渐显现出令汉密尔顿担忧的特征。克林顿也不赞成设立银行，认为银行只不过是让投机者敛财的工具，把钱从辛苦劳作的农民手中转移到了投机者手中。更让汉密尔顿坐立不安的是，克林顿在战后采取站在了严惩亲英分子的立场上。一位亲英分子历史的编撰者这样评价克林顿：“他用最残酷无情的方式审讯、侮辱、囚禁和惩罚亲英分子。在他的命令下，亲英分子身上被涂满焦油、粘上羽毛，装在车上游街示众，被施以鞭刑。他还在向他们收取极高的罚金后将他们驱逐出境。简而言之，一切残酷的手段——包括死亡——这个‘暴君’都用到了。” 汉密尔顿或许可以容忍克林顿的所有缺点，但有一项例外：克林顿支持纽约州自治，反对国会统一管理。克林顿对汉密尔顿的爱国热情十分了解。他曾略带讥讽地评论汉密尔顿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想要迫不及待地实施他的毁灭性计划，企图联各州合并在一起”。可以说，汉密尔顿对各州政治活动的冷嘲热讽与他对乔治·克林顿的失望密切相关。在纽约州州长的敦促下，纽约州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货物强行增加了一项关税，由此激怒了城里的商人和货主。许多进口货物都销往邻近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如今却被纽约州额外征收了高额的税款。不仅如此，纽约州还对来自新泽西州的农产品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木材设置了一项“进口”税。克林顿沉湎于贪得无厌的金融掠夺，不愿与其他州分享利润。最终，当邦联国会建议向进口商品征收5％的邦联关税时，汉密尔顿双手赞成，而克林顿却坚决反对。 州际关系在贸易上的紧张状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1786年被任命为国会主席的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担心，纽约州和邻近州的冲突最终会演变成内战。同样的，其他拥有海港的州与通过他们的港口进口货物的邻近州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贸易纠纷。这些州都在攫取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贸易政策的制定权。这种情形让汉密尔顿相信，除非建立一个对海关税收拥有垄断权的新联邦政府，否则国家必将分崩离析。由于各个州在税收上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不可能为了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牺牲。 1786年4月，随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汉密尔顿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同意纽约立法机构选为任期一年的议员。后来，他告诉自己的一个苏格兰亲戚说：“邦联政府的软弱导致公共事务混乱不堪，局势召唤我再次参与公务生活，尽管我很无奈，但我不得不参与其中。”事实上，从他展示出的改革热情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勉强。他被明确的目标所驱使，立志制定一项重大的长远计划。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之所以愿意参选州议员，是因为他计划“参加下一届州立法委员会”，他打算在政府结构的问题上，让州立法委员会“屈从于他所构思的改变”。实际上，汉密尔顿参选州议员只是导致制宪会议召开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步。 通向召开制宪会议的道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这条路的开端始于1785年的芒特弗农。当时，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委员们解决了关于波多马可河航行的争端，他们希望这个解决的方案成为解决其他州际争端的一个范本，并且在1786年初呼吁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一个大会，目的是“制定一些对促进共同利益有必要的贸易规则”。詹姆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让各州恼火的贸易和边界争端感到沮丧。1786年3月，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随后写信给在巴黎的美国公使，讲述了“目前我们商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和拥有主要港口的州正在榨取邻近州的利益。害怕各州立法机构制定只顾自己的自私法律，麦迪逊提醒杰斐逊说，这些州“如此频繁、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让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都感到忧虑”。 1786年5月，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任命了六名委员到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是最终，只有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纽约州的首席律师埃格伯特·本森参加了会议。这次表面上不太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对汉密尔顿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如果他错过了安纳波利斯会议，他或许会与制宪会议失之交臂，或许也无法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了。罗伯特·特鲁普后来宣称，汉密尔顿明白安纳波利斯会议将成为做更大事件的前奏，“除非把这次会议看作通往制宪大会的铺路石，否则他对商业贸易类会议毫无兴趣”。不知是由于运气、事先策划，还是一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本领，汉密尔顿神奇地出现在美国早期历史的每个重要转折点。 9月1日，汉密尔顿自己掏腰包起程前往安纳波利斯。经过了漂泊的青年时期和战时的颠沛流离，汉密尔顿对旅行几乎不再有兴趣，现在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在行军的士兵。由于在旅程中身体欠佳，汉密尔顿延误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安纳波利斯。艾丽萨最近又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小亚历山大，所以汉密尔顿十分想念他的孩子们。他一到马里兰就匆忙给艾丽萨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刻骨的思念： 我很高兴孩子顺利出生了，然而我却不能回家，不能在你和我亲爱的小家伙们身边。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弥补我所错过的天伦之乐，我的心绪无法安宁……实际上，我对家的依恋，使我不适合在外出差或者度假，一想到我会在这里将逗留十天八天，甚至两个星期，就让我充满了焦虑，我的贝特西同样急切地盼我回去，她必能体会我的心情……请像我温柔思念你那样记挂我，我们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很明显，自从求爱时期以来，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之间的爱情就从未冷却，婚姻让这个不羁浪子成为一个恋家的男人。 对于选择相对隐蔽僻静的安纳波利斯作为会议的召开地点，麦迪逊解释说，会议的组织者是有意避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国会所在的区域，目的就是防止代表们受挟于外部党派。委员们被安排住在乔治·曼恩的城市旅店——城市旅店是一个有100多张床铺的大型旅馆——在州议会大厦陈旧的公共会议室里召开工作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少——只有来自5个州的12位代表露面。不过代表稀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摆脱那些反对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人。这个国家主义者团体的密切团结使得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商业争端到对支离破碎的《邦联条例》的批判，都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早几天抵达安纳波利斯。他为参加这次会议所做的全面、专业的准备，几乎无人能及。筹备会议之初，杰斐逊就给他寄送了大量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论著，此时在麦迪逊的头脑里一定塞满了关于共和政体和邦联政府的种种先例。自从在邦联国会共事以来，汉密尔顿可能一直未见过这位朋友。在这段时间内，麦迪逊研究法律，并一直在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里任职。麦迪逊身材瘦小、谢顶、眼睛深陷、眉毛浓重，好学上进，富有书卷气。汉密尔顿一定很高兴与这位故人叙旧。尽管我们不太知道安纳波利斯会议的细节，但看起来很确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已经开始共同进行哲学思考，开始酝酿两年后《联邦党人文集》的问世。在这一刻，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州权主义者。 安纳波利斯的与会者很快达成共识，各州之间在商业上的争端是政治结构上的潜在缺陷的外在表现。他们达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催促各州派出代表，在5月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以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汉密尔顿撰写了结论激情澎湃的开篇，由于言辞过于辛辣，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要求汉密尔顿把它撕毁。汉密尔顿当然勃然大怒，义正词严地回绝了他。此时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拉到一边，力劝他做出战术上的退避。“你最好是顺从这个人的意思，”麦迪逊告诫汉密尔顿，“否则的话，全弗吉尼亚州的人都会反对你的。”汉密尔顿冷静下来后，终于答应做出让步。 最终的定稿版本解释说，委员们冒险超出他们最初的授权是因为“调整贸易的权力涵盖广泛而全面”，以至于决定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同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更加细密的研究，他们发现现行体制的弊端比原来想象的要“更大、更多”。安纳波利斯决议指出，政治系统是一个精细构建的体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必定关系微妙。这明显是汉密尔顿发出的声音，反映出他倾向于从系统层面解决问题，重视事物之间的微妙影响。 当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返回各自所在的州，要求州议会对安纳波利斯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进行考虑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麦迪逊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给予了热情的称赞并且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团的领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所在的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克林顿扮演了扫兴者的角色。对于这种决定，他表示“强烈反对”。他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断言“现在的《邦联条例》能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目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乔治·克林顿所领导的立法机构里许多议员开始赞同安纳波利斯决议，但他本人却一直对改革加以阻挠。 早在1776年，约翰·亚当斯就准确预言，战后“最复杂、最重要、最危险、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汉密尔顿现在全身心投入其中，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战略上的准备。为了向汉密尔顿表示敬意，纪念他为增进国家团结所做出的努力，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在自己关于制宪会议的经典著述中写道：“在那些早早就开始为改革而奉献的人中，有3个人贡献尤为突出——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这三个人当中，有证据显示，汉密尔顿是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的最强大力量。”当然，麦迪逊的支持者可能会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经济问题贯穿于《邦联条例》引发的所有矛盾中，美国实质上已经破产了，邦联政府和州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偿还独立战争留下的巨债。在欧洲的证券交易机构中，投资者纷纷表示出对美国信用能力的怀疑态度：他们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抛售美国的债券。“美国命悬一线。”古维内尔·莫里斯如是说。 许多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一样负债累累。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召开之时，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村发生骚乱，几千名负债的农民抗议剧增的税收和他们的土地赎回权被取消。他们拿着棍棒和干草叉，关闭了法院，使用武力阻止对他们土地的查封。正如汉密尔顿担心的那样，经过了8年的战争，用暴力来抗议权威已经成为习惯。因这次骚乱的首领名叫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所以这次起义被称为“谢斯起义（Shays Rebellion）”。丹尼尔·谢斯，曾经的民兵队长，一夕之间成了平民英雄。 美国独立战争似乎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内战。起事者穿着昔日大陆军的制服，还按照1776年的做法，在帽子上别上了铁杉树枝条的花纹。1787年2月，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减轻债务的立法，尽管这时州民兵已经平息了骚乱，但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起事件的余波。许多债权人和有产者都对州政府日渐扩大的权力感到不安，并对疲软的邦联政府感到失望。邦联政府已经廉价出售了自己的最后一艘战舰，整个邦联政府的军队也被缩减到仅仅700人。 此前，在罗得岛州就曾爆发过农民起义，激进分子鼓吹废除债务以及财富均分。正当人们好奇这些起义者能走多远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就传来了谢斯起义的消息。这些起义暴露的问题，正是汉密尔顿善于解决的经济问题。 “我的天啊。”华盛顿这样评价叛乱，他对一些起义者把美国的土地当作“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感到惊骇。詹姆斯·麦迪逊向他的父亲表达了类似的对叛乱者的恐惧：“虽然他们自称目标仅仅在改革宪法和阻止行政暴行。但是，我强烈怀疑他们还想取消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并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麦迪逊认为软弱的共和政体是暴乱的真正原因，而杰斐逊对此事的反应却是沉着泰然。“我认为偶尔发生一些小混乱是一件好事情，”他从巴黎写信告诉麦迪逊，“对于政界也同样必要，就像在自然界一定会有暴风雨一样。”杰斐逊安慰威廉·史密斯上校的话，后来成为经常被引用的名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汉密尔顿时常担心混乱循环往复，最终导致恶果，但暗自得意的杰斐逊却认为周期性的暴行是能够自我纠正的。 通常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对谢斯起义却罕有地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缄口不言是因为同情农民所遭遇的不幸，可是却轻视他们的行事方法。汉密尔顿希望邦联政府能够接管各州战时留下的债务。相反，马萨诸塞州议会解决自己的债务的办法就是给农民施加更繁重的税负。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六卷，汉密尔顿写道：“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税务压力的产物”“如果谢斯不是被债务逼上了绝路，那么马萨诸塞州是否会陷入内乱，是值得怀疑的”。农村的骚乱和起义，证明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的正确性，即邦联政府必须拥有税务分配权，公平地分担各州的税负负担。 许多美国人怀疑脆弱的邦联能否承受住富人与穷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日积月累的矛盾。1787年2月，为了遏制国家财政日益恶化的势头，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立法会上表明了自己英勇无畏的立场，支持国会提议的5%的进口税。汉密尔顿不指望仅通过一次进攻就击垮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们，因为他们维护州权的口号深得人心。立法委员塞缪尔·琼斯在评论汉密尔顿的这次行动时说：“在开会期间他告诉我，民众都期盼着他，他不应该让他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在州立法会议上重提此事了。”汉密尔顿发表了一个长达1小时20分钟的马拉松式演讲，向人们展示了邦联统治之下美国的严酷面貌。他指出，国会依赖于13个州自愿上缴税款，但一些吝啬的州缴纳的只是他们规定税额的一小部分，甚至直接抵赖。由于邦联国库空虚，没有剩余的钱支付债务或建立美国的海外信誉。就算国内的债权人会表现出耐心，但是国外的债权人则不会如此。“邦联政府应该有权强制执行他们的要求，”汉密尔顿警告说，“迟早他们会这样做。”汉密尔顿认为邦联权力处于无序和错位的状态：“如果这些州不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邦联政府之下，他们相互之间绝对会发生战争，他们之间的分歧会使他们遭到外国势力和阴谋的伤害。” 汉密尔顿精辟的阐述遭到了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无情地轻视，他们用无礼的方式做出回应，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而无需费力去反驳汉密尔顿的演讲。正如汉密尔顿预期的那样，邦联国会的税收计划彻底落空了，他一贯流利的口才也由于身体上的筋疲力尽而不得不屈服。尽管他很快就因支持者的欢呼而支撑了下来，恢复了元气并且到剧院去看了一场戏。“在参议院那次著名的支持进口税的演讲之后，汉密尔顿去剧院看戏，”玛格丽特·利文斯顿（Margaret Livingston）告诉她的儿子，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当他进门的时候，有人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有人说他比克林顿更适合当州长。” 在立法机构任职期间，汉密尔顿对两项措施进行过投票表决，反映了他关于自己孩童时代的一种矛盾的感情。最奇怪的是，他赞同一项禁止因通奸离婚者再婚的议案。西印度群岛也曾有一项类似的苛刻法令，便是致使汉密尔顿的父母无法将他立为合法的婚生子的原因。如果说这次投票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母亲潜藏的怨恨，那么另一次投票则流露出对她的爱意。当时，立法院正在讨论一项阻止未婚生子的母亲杀害刚出生的子女的议案。这个议案的目的是禁止那些非婚生子女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将其杀死。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规定，如果孩子死亡，未婚的母亲必须有证人证明孩子出生时就是死胎或者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死的。这意味着未婚的母亲不得不公开承认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汉密尔顿对此不敢苟同，有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反映了汉密尔顿的恻隐之情： 汉密尔顿先生评论说，这个条款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希望从议案中删除这一条款。为了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充满情感地描述了一位不幸女人的尴尬遭遇……通过隐瞒她的失贞事实，她的不幸可能会到此为止。她就可以改过自新再一次被这个道德社会所接纳。这个条款是在强迫她向全世界公告她的羞耻，因此她很有可能甘愿承受隐瞒所带来的惩罚，也不愿意公开她的过失。 当塞缪尔·琼斯支持这个措施的时候，汉密尔顿用“滔天的辩词”对他进行了反驳，并且说服立法机构站在了自己这一边。汉密尔顿为了这个措施如此费力地争辩，意味着加勒比海残留的骇人记忆仍然在他的脑海中不安地徘徊。 汉密尔顿在关税措施上遭到痛击后不久，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立法机构，派五名代表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大部分人都希望制宪会议仅是单纯地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不是彻底改革它的基本结构，但汉密尔顿设想了某些更加大胆的事情，希望这次大会能产生一种更稳固、更长期的团结。两天后，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让汉密尔顿陷入了困境，他们把代表名额缩减到了三人。由于汉密尔顿是纽约州主张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因素，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当然不能不把他算在代表名额之内；此外，他们派了两个极度反对邦联权力的人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样可以减弱他的影响力。奥尔巴尼市的市长小约翰·兰辛（John Lansing, Jr.）是一位富足的地主，罗伯特·耶茨（Robert Yates）是纽约州最高法院一个自命不凡的法官。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赋予邦联政府独立的征税权。此外，他们俩还是一对牢固的搭档，这两个人是通过婚姻产生联系的，而且年纪较轻的兰辛在少年时期还曾在耶茨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汉密尔顿非但没能带来一个精诚合作的代表团，反而被降级为一个来自持反对意见的州的少数派代表。 汉密尔顿在1787年5月18日抵达了费城，在第四大街印第安女王旅馆与其他代表会合。麦迪逊于几天前到达费城，他向华盛顿吐露自己的担忧：“兰辛-耶茨联盟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绊脚石’。”和其他代表一样，麦迪逊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他相信即使看不见任何曙光，但即将在会议上被制定的文件将是会“永远决定共和政体政府的命运的”。由于法定出席人数不足，会议又拖了一周才正式开会。在屋外潺潺的雨声中，华盛顿被全体代表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汉密尔顿曾经努力劝说华盛顿走出芒特弗农，参加制宪会议。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对软弱的中央政府感到不安，他担心“来自地方或各州的政治势力，会过多干预那个更自由和全面的政府计划，但这个计划从理性和长远来看，是一定要实现的”。 尽管华盛顿在会议上沉默寡言，但大家知道他倾向于建立更有效的中央政府。 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乔治·威思（George Wythe）和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组成一个小型的委员会，为大会草拟规则和程序。为了防止自己被兰辛和耶茨掣肘，汉密尔顿提议进行个人记名投票。但是，委员会原本采用的是一州一票制度，如此一来，汉密尔顿的投票可能湮没在两位纽约州同事的不同意见中。为了鼓励坦率直言，委员会倾向于采用保密形式，准备进行无记名投票，委员会还决定“在这座议会大厦里，大家所说的话会被记录，也不会被发表，而且未经允许也不能传播”。议会大厦的门口设有岗哨，新闻记者和好奇的观众被挡在门外，代表们在进入大厦之后要起誓对外界守口如瓶，不会透露半点口风。代表不能走出大厦，只能去二楼休息，以确保会议的机密性。在这个闷热的费城的夏天，面对着成群的让人备受折磨的苍蝇，大厦二楼的窗户紧闭，百叶窗关闭了，以保证绝对不受到干扰。麦迪逊当时所做的笔记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众。 为什么这个为了寻求民主的会议会采用如此不民主的规则？许多代表认为他们是文明、独立的公民，关注的是大众的福祉，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派别中的成员。“如果会议期间我们考虑的问题被公开，那么派别之间的争吵将会阻止我们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汉密尔顿说道，“采取会后公布的方法，我们才能获得更丰硕的成果。”在这次非公开的会议上，代表们不受抑制地辩论，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最光辉的文件之一。与此同时，会议的保密性也成为流言蜚语的源泉，给汉密尔顿后来的政坛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会议的召开地点是红砖砌成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铁灰色的东厅，《独立宣言》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对于这些公正的共和党人而言，它具有特别的严肃性。代表们坐在当时流行的一种名为温莎椅的细骨靠椅中，以华盛顿的那把木椅为中心，围成一个扇形，在铺着绿呢子布的桌子上记着笔记。绿色的窗帘遮住了高高的窗户的上半部。整个房间的布置都凸显出这个会议的保密性。与圆形剧场里讲演的演讲者不同，这些代表在一个空间大小适当的场所开会，发言人能与每位代表进行眼神交流，用一种正常的声音进行交谈。 坐在前排中央的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坐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做着会议记录。“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能听到所有人的发言……我从未缺席任何一场会议，也从未随意离开座位。我不可能错过任何一次单独发言，除了一次简短的插话。”一位评论家说道，这个俯身记录的矮小的弗吉尼亚人有“一副沉着的表情，一双敏锐的蓝眼睛，看起来像是一个思想家”。 来自乔治亚州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对汉密尔顿的描述最为详尽。这位青年才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33岁左右，个头较小，身材瘦削。他的举止略有些僵硬，有时候还表露出令人不快的自负。”与那些伟大的演说家相比，汉密尔顿的声音不够洪亮，但他能言善辩，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在发言前，他必定准备好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他做事情绝不会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一定会穷根究底，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皮尔斯指出，汉密尔顿语气多变，时而沉重，时而诙谐。他的“讲话方式并不总是一成不变，他有时像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那样富有说教意义，有时又像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一样轻快流畅”。 这场被本杰明·富兰克林狂热地描述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威严最崇高的会议”有哪些贤明的人参加？除去抵制这场会议的罗得岛州委派代表之外，12个州的55名代表，基本覆盖了当时美国的全部国土。他们都是白人，男性，大部分是富有的有产者。许多人是律师，因此对先例非常敏感。普林斯顿的毕业生（9人）远远超过了耶鲁的毕业生（4人）和哈佛的毕业生（3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2岁，这意味着当时32岁的汉密尔顿和36岁的麦迪逊都是与会者中的“年轻人”。汉密尔顿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代表，但他并不孤独，因为有另外12个人都来自国外，或曾在国外求学。许多代表都和汉密尔顿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处理公共债务。代表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公共债券，它们的价值将戏剧性地受到在这里将要做出的决定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很少出席，但这也是当时的典型的情况。许多代表在自己家乡与费城之间往来奔波，55名代表中只有大约30人在会议召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场。 这次会议让汉密尔顿有幸遇见另一位美国开国元老：当时81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共同参加制宪会议，是这二人人生轨迹中的唯一交点。这位双下巴的费城老人当时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只有两侧还有一些稀疏的头发。他正在遭受痛风和肾结石的折磨。富兰克林常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桑树旁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代表谈话，有时他喜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也会在旁边。据说体弱多病的富兰克林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时，他是坐着由四名从沃纳特监狱召集的犯人抬着的轿子到达会场的。然而，这位老人为与会代表做出了表率，在长达四个月的会期中，他没有缺席任何一场会议，有时他还会请身边的人大声转达他的想法。汉密尔顿抵达费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富兰克林表达敬意。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反对给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加薪，希望这样一种措施能造就心系人民的公众领导，而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其他人认为，此项措施会抑制有识之士担任公职的愿望，而导致那些闲散的有钱人担任公职。但汉密尔顿对这个不切实际的主张表示支持，很可能是出于对这个老人的尊重。麦迪逊评论说，一些人对这个建议“心怀尊敬，并不是因为它让人信服或具有可行性，而是针对这个建议的提出者”。 理论上，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但是，仅看到这一短视目标的代表刚一发言，就被他人予以纠正。5月30日，埃德蒙·伦道夫提交了一份由麦迪逊起草的计划，目的是对条例做全面彻底的改动，以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弗吉尼亚方案”与过去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并描绘了未来美国政府的基本蓝图。它设想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两院均采用比例代表制（作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弗吉尼亚将在这种方式中获益），额外的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实行领导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主席），任期7年，而不是激进分子所喜爱的委员会。为了强调三权分立，它还设想了一个全国性的司法系统，由最高法院统领。毫无疑问，该计划的意图是，各州在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同时，服从于邦联政府。 伦道夫陈述完毕后，汉密尔顿向代表们指出了核心问题，那就是这个新政府是要继续作为一个邦联存在还是组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实际讨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有一个政府”或每一个州是否需要“独立存在，只靠邦联制联接”。汉密尔顿明白一个有着最终支配权的全国性政府的重要性。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积极回应，这说明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多数与会者同意“建立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政府”。罗伯特·耶茨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发言，这一举动也暴露了纽约代表团内部不可挽回的裂痕。如果当时约翰·兰辛也在场的话，他肯定也会投出同样的反对票。 对许多代表来说，联邦权力的分立是一回事，削减州权则是另一回事。对一些人口较少的州来说，两院制立法和两院都是按照人口比例来选举令他们十分不安。6 月15日，新泽西州的代表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向大会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不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政府，而是希望对《邦联条例》加以“修正”并保留基本的州主权；不是采取两院制国会，新泽西代表提议国会仅设一个议院，且各州均只有一票表决权。他们还希望保留令国家财政举步维艰的自愿“征款”体制；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以取代总统一职，若大多数州长同意，即可废除该委员会。很明显，许多大的州都倾向于赞成弗吉尼亚方案，而较少的州则赞同新泽西方案。 虽然小约翰·兰辛所代表的纽约州人口数量在全国排在前五，但他还是对新泽西方案表达了强烈的赞美，因为它“维持各个州的主权”。他责骂弗吉尼亚方案说：“各州永远都不会为了一个全国性政府而牺牲它们的基本权力。”兰辛对麦迪逊的方案是如此反对，以至于他说如果纽约州提前获悉会议打算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的话，是绝不会派代表到费城来的。兰辛的发言证实了汉密尔顿在代表团处于少数派地位，这削弱了他在会议上的影响力。 对那些熟悉汉密尔顿的人来说，在会议最初的3周里他被动消极的态度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他表现得像个毫不关心会议议程的局外人。当会议的代表们因为分别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而分裂成两个阵营时，汉密尔顿与双方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罗伯特·耶茨在6月15日的记录中写道：“汉密尔顿上校不肯说他同意哪方的观点。”麦迪逊则记录道，汉密尔顿说自己不喜欢出风头，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冒犯那些“能力、年龄与资历均高于自己的人，他不愿向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代表团意见不一。 不难预料，一旦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打破沉默的时候，一定会震惊其他人。面对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僵局，他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计划。6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汉密尔顿，这个32岁的旷世奇才在会议上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在这个闷热、密闭的房间里侃侃而谈。他一口气说了长达6个小时（中间都没有停下来吃午饭），展现出精辟的见解和过人的胆略，但事后回想，其中也不乏轻率之处。他向立法机构承认说，他将会勾画一个并非反映与会成员意见的方案。“我的立场不讨人喜欢，”他承认道，“但是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所保留是应受责备的。”人们对“民主”的热情令人厌烦，他们所说的民主无非是直接代表制，甚至是暴民统治，而不是通过受过教育的代表过滤公众舆论。“弗吉尼亚方案是什么？”他问道，“是否就是让一个民主的参议院和一个民主的行政部门来制约一个民主的众议院？这样的方案与《邦联条例》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像普通猪肉和加了作料的猪肉。”在所有的美国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可能是最不信任群众智慧的一个，他希望选出的精英领导者给予民众指引。这正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点中最矛盾的地方：他对美国的乐观看法与实际上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共存。他对美国人的信心从没有和他对美国本身的信心很好地匹配在一起。 以自我为中心、超前的想象和非凡的才智是汉密尔顿的典型特点，他无法满足于仅仅是对他人的方案修修补补。他的头脑里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政府规划，而不只是分散的几个方面。大会的讨论过程被严格保密，由此才能确保代表们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尽情展开辩论，提出争议性观点。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的那些谣言中，他的演讲占据着恶魔般的地位，为那些认为汉密尔顿在政治上变节的政敌提供了令他们满意但却使汉密尔顿身败名裂的证据。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次发言的书面文稿，但汉密尔顿、麦迪逊、耶茨、兰辛和鲁弗斯·金（Rufus King）所留下来的笔记内容大体一致。自从1780年9月给詹姆斯·杜安写信以来，几年间汉密尔顿一直天马行空地思考着一种全新的具有君主政体的连续性和共和政体的自由性的混合政府体制，这个体制既能提防无政府状态也能提防暴政专治。在会议上，汉密尔顿建议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参议院，他们虽是选举产生的，但若“行为检点”便可任职终身。汉密尔顿建议的行政首脑有异于世袭君主，因为他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行为不端，可被撤职。在汉密尔顿慷慨陈词的时候，麦迪逊潦草地写道：“该建议可能会遭到反对，这样的一个首脑将会是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会产生一种以君主政府为特征的混乱。汉密尔顿解释说，‘君主’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既不表明权力的程度也不表明权力的持续时间。”在汉密尔顿的私人笔记中，他评述这种君主：“他应当是世袭的，并且具有如此多的权力，冒风险来获得更多权力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汉密尔顿在他的演讲中修正了这一说法，然而，却从没有公开提倡设立世袭君主政体，正如麦迪逊提及“选举的君主”时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在汉密尔顿的大量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支持世袭制君主。即使是在这里，在他最极端的陈述中，他仅是提倡设立一位最终受制于立法机关的行政长官。无论他的言辞被怎样曲解，都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倡导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政体，即国王拥有永恒的、自主的世袭权力，凌驾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上。 尽管汉密尔顿倡议的参议院由选举产生并任职终身，但相比之下，他设计的众议院则极其民主——由全体有选举权的男性公民每三年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因此，参议院代表贵族，众议院则代表平民。汉密尔顿担心，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被拉开之后，参议院和众议院可能会设法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彼此：“把权力都给予多数人，他们就会压迫少数人；把权力都给予少数人，他们就会压迫多数人。”这个体制需要一个公正的仲裁者，不受阶层冲突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在这里汉密尔顿搅了浑水，他用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君主”：“这一制衡力量就是一个君主……政府应当有一个能抵制民众偏见的人。”汉密尔顿对贵族和平民都感到担心，他希望既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多数人也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少数人。“煽动民众的人并不永远是不可取之人，”他在演讲中回应了麦迪逊的一个观点，“贵族常常就是煽动民众的人。”为了避免进一步地滥用职权，汉密尔顿推荐成立一个最高法院，由12名法官组成，只要法官的行为妥当便可终身任职。用这种方式，每个部门都能与民众的狂热保持一段有益的距离，只留下一个明显的例外——众议院。汉密尔顿总结说：“想要确立的主要原则是：必须有一个永久的章志。” 让某些听众感到激愤的是汉密尔顿对于“以前祖国”的评价。麦迪逊记录道：“他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国的政体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如果美国的政府缺少英国的模式，会变得面目全非。”对未来的那些阴谋家而言，汉密尔顿只要肯承认这一点，他们就能确定汉密尔顿是一个危险的叛国者，时刻准备着出卖美国使它重新回到不列颠的束缚中去。实际上，会议的代表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赞赏是十分普遍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曾评论说，代表们“经常会不加考虑地欣赏英国议会的优点，无论有道理或没道理的都会模仿英国”。但是汉密尔顿的恶意批评者却把他的这种观点解释成对英国体制的一种卑躬屈膝的崇拜，并意图将它引入到美国来。 汉密尔顿演讲完毕，会场礼貌性地响起掌声，没有人想要争论什么。也许代表们是希望早点离开这个闷热的房间，回到自己的住所。古维内尔·莫里斯称赞汉密尔顿的发言是“他听过的最出色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演讲”。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说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了每一个人的称赞，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数年后，约翰·昆西·亚当斯称赞这个方案是具有“伟大才华”的方案，甚至从理论上而言，这个方案比最终被采纳的方案还要好，可是却被错误地放在了当时美国这个环境之中。 汉密尔顿是如何搞砸这次演讲的呢？汉密尔顿与大多数代表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对暴民统治的恐惧，而在于这种恐惧的心理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他忙于将反复无常的公民置于相互制衡的机制中，却无暇考虑公民的潜力。汉密尔顿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他从不支持贵族和世袭的头衔，或其他贵族政治的繁文缛节。他也没有说过君主政体的一句好话。尽管如此，他仍然不确定共和国政府能否经受住民众的激情，他想给民众灌输一种尊重法律、服从权威的意识，这种意识来自君主本位体制，却能保障自由。他经常把政治目光投向过去，希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替缺乏教育的平民做决定。这与他那先进的经济思想是矛盾的。在经济问题上，汉密尔顿却认为应当有一套流动的精英领导模式，不排斥像他这样有才干的局外人。 由于根深蒂固的坦诚正直，汉密尔顿必定认为应该提供迥异于“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的新计划，因为这两项方案势必失败。他必定认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的演讲就能被擦去灰尘，它的优点迟早会更好地得到赏识。直到那时，他还依赖于会议的保密性一吐为快。 汉密尔顿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轻率意见的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休·威廉森（Hugh Williamson）一度声称：“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国家迟早会有一个国王。”有四个州的代表甚至投票赞成汉密尔顿提出的“选出一个总统，只要行为妥当便任职终身”的建议，尤其是包括詹姆斯·麦迪逊、乔治·马森、埃蒙德·伦道夫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当后来遭到杰斐逊的支持者的辱骂时，汉密尔顿开心地提醒他们，杰斐逊的盟友麦迪逊也赞成设立这样的总统职位。如果说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话，那么麦迪逊也是。而且麦迪逊还支持授权邦联政府可以对州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就像大不列颠国王以前拥有的权力那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希望成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和执行委员会来代替总统，他反对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认为那样会导致行政腐败“直到以君主统治收场”；约翰·迪金森希望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希望成立一个3人组成的“总统组”，每一个人代表美国的一个不同部门。尽管不作为任何一个州的代表，约翰·亚当斯倾向于认为世袭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的船最终一定会停靠在那个岸上”。 对大多数代表而言，汉密尔顿的演讲只是让激战正酣的各路人马休战一日。第二天早上，甚至没有人花费时间对汉密尔顿进行反驳。麦迪逊担心汉密尔顿的演讲会在关键时刻疏远那些小州。实际上，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方案”可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演讲而获益，因为相比之下现在它看起来似乎更温和适度一些（一些学者争论说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演讲的真正意图所在）。当麦迪逊站起身来发言的时候，他把汉密尔顿的演讲搁置脑后，只字不提，转而对新泽西方案进行了无情的驳斥。 尽管汉密尔顿的计划破灭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在代表们散去后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汉密尔顿去世时，他的对手们还在挖掘这次演讲，就好像它包含了那个真正的、神秘的汉密尔顿一样，就好像他在最虚弱的一刻突然表露出了真实的自己。事实上，在为新宪法而战的过程中，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加努力，也没有人比他更富有成效，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支持新宪法的决心。6月18日的演讲被证明是他职业生涯中所犯的3个明显错误之一。每一次，面对有争议的主题他的发言都是大胆、详实、直率的，好像在某种压制之下努力想要表达他心底的想法；每一次，他都是惊人的固执、鲁莽，始终坚信他是对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这个唠叨的、桀骜不驯的、信口开河的人为代表他政敌的那些阴谋家提供了素材。 经过了那次有争议的演讲之后，当大州和小州在一个紧张的僵局上摆出攻击的架势时，汉密尔顿保持了沉默。似乎有分歧的会议可能开不下去了。当富兰克林在 6月28日建议每次开会前大家都应该进行祈祷，向上天祈求帮助时，汉密尔顿表示异议，因为这会促使公众想象“会议陷入僵持和争议”。据说，汉密尔顿还开玩笑地反驳富兰克林说会议不需要“外人的帮助”。因为在会议进入议程的阶段里，上帝没有显灵。还有一个或许是虚构的故事，有人问汉密尔顿为什么新的宪法中省略了“上帝”一词，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们忘记了”。然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 6月29日，汉密尔顿又有了讲话的欲望，表达了对陷入僵局的会议的严重忧虑：“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保持平静和自由的商议。期望奇迹会再次发生是一个愚蠢和疯狂的想法。”汉密尔顿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阐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观点，指出国家应当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时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驳斥关于美国应当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够稳定和强大，无法令我们在海外得到尊严，那么它也不会在国内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幸福。”他还戳破关于大西洋能保护美国未来不受战争侵扰的幻想。汉密尔顿向当时感情用事的政治孤立主义泼了一盆现实主义的冷水。 在表达完这些想法之后，第二天汉密尔顿就整理行囊返回了纽约照顾他的私人生意。这次会议“严重而又深刻地刺痛了他”，他写信给华盛顿时这样说道。当他经由新泽西州返回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信念的结论，即只有强硬的、勇敢无畏的措施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混乱。“我担心我们会错过把美国从分裂、混乱和贫穷中拯救出来的绝好机会。”他告诉华盛顿说。 内部敌对的纽约代表团不久就解散了。到了7月6日，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也离开了费城，以此表达对会议的憎恶。参加会议的成员们以前也是来来走走的，但这两位纽约州代表是首批一去不复返的人。华盛顿感到十分苦恼，他写信给汉密尔顿说：“我近乎绝望地看着一项如此有益的议题被搁置一旁……我后悔参加这次会议。”他痛骂那些“气量小的政客们……处在地方观念的影响之下”，他们打着保护民众的幌子，自私地阻碍“一个强大的、积极的政府”。华盛顿似乎并没有因汉密尔顿6月18日的演讲而感到有所不安。“我很难过你走了，”他告诉汉密尔顿，“我希望你能回来。” 7月16日，当代表们对一个重大的协议表示同意时，费城浓厚的阴云终于散开了，这就是所谓的《康涅狄格妥协协议》（Connecticut Compromise），是由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等人提出的。会议上的主要冲突可能不在于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对比问题，而是联邦议员的席位如何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代表们解决了这个令人烦恼的难题，他们决定所有的州在参议院中享有同等的代表席位（对小州而言是一种安抚），与此同时，众议院的代表席位则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加以分配（对大州而言是一种安抚）。这个方法打破了僵局，尽管参议院的组成将为人口较少的州带来持久的政治优势。 耶茨和兰辛把汉密尔顿推向了深渊，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就在纽约和费城之间来来回回地游走。“耶茨和兰辛从未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与汉密尔顿投出一样的票，对此汉密尔顿十分苦恼。”乔治·马森告诉托马斯·杰斐逊说。“当开庭时间到来时，耶茨法官和兰辛律师均返回纽约处理他们的业务，汉密尔顿这才回来。”即使是耶茨和兰辛走了，汉密尔顿依然不能够投票，因为每个州至少要有两名代表出席才有投票权，因此他成了一个无权投票的与会人员。不过他再也不用费力来安抚自己本州的代表的怒气了。汉密尔顿对耶茨和兰辛表现得非常谦卑，告诉他们，“出于礼节与民意”，他乐意陪同二位回到费城。从实际情况看来，耶茨和兰辛两人谁都没有采纳汉密尔顿的这个提议。 耶茨和小兰辛离会后，便违反了会议的保密令。他们向克林顿州长简要说明了费城的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应该对这个会议中的任何体制都提出反对……所有体制的核心都是将美国各州政府合并为一个政府。”感觉到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克林顿发表了公开声明，据汉密尔顿回忆说，克林顿在声明中称，任何新宪法都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汉密尔顿对这种违反大会保密性的行为感到愤怒，汉密尔顿说克林顿不给费城会议一个公平的机会，并且“企图激起谣言，粉碎会议提出的任何计划”。 当纽约开始传播种种关于费城发生的事件的谣言时，汉密尔顿真想挑起一场斗争。当一个传闻说代表们正在共谋把约克公爵，乔治三世的第二个儿子从英国带到美国来做美国君主的时候，汉密尔顿追查到这个荒谬的说法的源头是寄给“城里的詹姆斯·雷诺兹（James Reynolds）”的一封信——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人，这个人的妻子便是后来迷惑他的女人。7月21日，汉密尔顿在纽约的《每日广告报》（Daily Advertiser）中将枪口对准了克林顿州长。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他指控克林顿毒害选民的思想，反对费城正在进行的工作，并提出质疑：“这样的行为出现在一个身居高位的人身上，表明他更在乎他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公众利益。我们有强烈的理由怀疑他会反对任何削弱他权力的计划，无视这个计划是否会促进公众的利益。”正如在他一生中经常见到的那样，汉密尔顿对纽约最有权势的人的攻击——这正是他赢得纽约州对新宪法投出支持票的第一枪——看起来就等同于勇敢无畏和鲁莽。 在攻击克林顿的时候，汉密尔顿一针见血。随后，克林顿的支持者们展开了猛烈的还击，到处散播对汉密尔顿的诽谤。就在汉密尔顿谴责克林顿倚势弄权的时候，他的对手们也诋毁了他个人的名誉。他们知道华盛顿是汉密尔顿的强大后盾，因此企图混淆视听，玷污二人的关系。在一篇署名“检查员”的文章中，克林顿的一名忠实党羽写道：“我还知道一个自命不凡的律师把他自己置身在一个伟大的好心人身后，把自己当作一个非凡的天才，在这样一个保护伞的保护之下，他立刻变得出名并且受到尊敬了……然而最后大家会发现他是一个浅薄自负的花花公子，理所当然地被他的保护者抛弃。” 汉密尔顿非常气愤。这个出生时不光彩的人对他政治名誉的任何微小的损害都极度敏感。作为一个外来的美国人，他认为自己不能听任这样的诽谤盛行而不予理会，所以他向华盛顿求助，请求他纠正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我必须承认，这种说法伤害了我的感情，如果大家相信他的话，我就需要对此加以反驳。”他告诉将军说。由于对汉密尔顿和克林顿都很友好，因此华盛顿不愿偏袒任何一人，他只是安慰汉密尔顿说，一切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绝不相信汉密尔顿会试图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骗取一官半职，至于最终导致汉密尔顿离去的纷争，“你的放弃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多少年来，汉密尔顿费尽精力来反驳那些像令人窒息的藤蔓一样围绕在他身边的谣言。然而不论他如何努力地想要砍断这些虚构的谬论，它们仍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疯长。或许，对一个惊才绝艳、真挚坦率、无比自信的人来说，这些传言是不可避免的。 在返回费城之前，汉密尔顿阻止了英国商人约翰·奥尔德（John Auldjo）和少校威廉·皮尔斯之间的一场决斗，前者是汉密尔顿的朋友，后者正好是这次制宪会议的佐治亚州代表。汉密尔顿给皮尔斯的助手写信，恳请皮尔斯原谅奥德约在生意纠纷中的无礼，并说“极端行为只应该在和解被证实行不通时才付诸实施”。这是常有的事，决斗可能产生的后果让双方冷静下来，最终他们达成协议而不必诉诸流血来解决。 8月6日，费城会议再次召开，开始了对宪法进行完善的艰巨任务。汉密尔顿于8月13日返回费城，投入了一个让他充满热情的讨论：移民政策。他反对将国会议员资格限定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身上，也反对居住期达到一定年限的移民才有资格竞选议员。他告诉立法机构“鼓励外来移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等财富的欧洲人会喜欢到美国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和一等公民处于同等地位。我提议对此进行修改，仅要求公民身份和居住情况”。这一立场再一次与汉密尔顿对平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形象相矛盾。然而，他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竞选众议员必须达到7年的居住期，参议员需要9年，总统需要14年。有人曾猜测，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是汉密尔顿在讨论移民政策时悄悄添加的，从而使自己有资格竞选总统。宪法定稿规定，总统必须年满35岁，并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在宪法实施之时是美国公民”。然而，这个条款是在汉密尔顿离开费城期间被提出的，看起来他没办法对这个条款施加任何影响。 正如麦迪逊承认的那样，奴隶制困扰着制宪会议，他指出：“各州被划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是根据他们的范围大小，根本上是按照他们拥有或没有奴隶来划分的……冲突不是存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存在于北部各州和南部各州之间。”对许多南方人而言，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他们支持弗吉尼亚方案以此来保护他们的黑奴制度。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认为，“如果没有奴隶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就无法存在。”这个问题变得过于敏感，以至于宪法不得不避免使用“奴隶”一词，而是用委婉的说法“提供服务和劳役的人”来代替。 蓄奴的各州想知道，他们的这些“人类财产”，按照国会规定的分配比例该如何计算。北部各州最终同意，在统计各州人口时，五个奴隶等同于三个白人，这就是声名狼藉的“联邦比率（Federal Ratio）”，并且一直沿用了80年。这个公式对南部各州极为有利，人为扩大了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和投票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初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弗吉尼亚州。这种总体上的不公平在最终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战胜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同意，1808年后停止奴隶的进口，这给人一种幻想的希望，奴隶制某一天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汉密尔顿郁闷地总结说，如果没有了联邦比率，“就不可能形成联邦政府”。确实，费城会议所确立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是停靠在那个不稳定、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对奴隶制的容忍让汉密尔顿郁郁寡欢，或许他内心的郁闷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8月13日对移民问题提出声明后，他便从费城会场神秘地消失了。实际上，他回到纽约市，参加了纽约解放协会的一次会议。汉密尔顿可能把费城会议将对奴隶制问题做出决议的消息呈送给协会，因为纽约解放协会会员们向协会组织者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以“促进这个协会达到目标”。费城会议在奴隶制问题上做出妥协之后，汉密尔顿加大了他在纽约解放协会里的工作力度。第二年，在写出了51篇的《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推动国会开展批准宪法运动的同时，他仍然出席协会的会议，抗议从纽约州输出奴隶的行为，怒斥“掘出已经下葬了的黑奴尸体的暴行”。那年晚些时候，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解放协会的4名法律顾问之一。 到了9月6日的时候，汉密尔顿又回到了费城，心平气和地接受新宪法。麦迪逊记录道，汉密尔顿告诉代表说，“他抑制自己从反对计划的角度参与讨论的欲望……有新宪法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但他希望能稍作调整”。在9月8日，汉密尔顿加入了编排和筹备委员会，负责整理宪法的条款，润色它的行文。这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由威廉·塞缪尔·约翰逊担任主席，还包括鲁弗斯·金和詹姆斯·麦迪逊，但它的成功多半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朋友古维内尔·莫里斯。由于一次意外的马车事故，35岁的莫里斯安装了一条假腿，还要靠拐杖才能走路，这些装备令他的出席引人注目。和汉密尔顿一样，身为贵族的莫里斯对暴民统治感到恐惧，他赞成仅仅由大地主组成参议院。他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邪恶的制度”，那些奴隶制盛行的州会招来“上帝的诅咒”。尽管在会议上莫里斯代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但他在纽约州的莫里萨尼亚长大，族产多位于纽约。莫里斯个子较高，文质彬彬，是一个勇敢坚定的爱国者，这个有礼貌的绅士的眼睛里时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在会议上他创下了一个纪录——一共发言173次，以致威廉·皮尔斯惊叹于他是“多么具有吸引力，不知不觉中将所有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里了”。 通晓数种语言的莫里斯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喜欢美食的人，他公开承认自己“喜欢享乐”。在国王学院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论述“智慧与美貌”以及“爱情”。像许多魅力四射但却放荡不羁的才子一样，在古板守旧的人看来，这位“高个子男孩”是肤浅、颓废的。约翰·亚当斯评价莫里斯是一个“睿智、充满诗意但却相当轻薄的人”。莫里斯的木假腿非但没有减少他对性的诉求，反倒可能增强了他的性欲。所以约翰·杰伊做过类似的贬损：“莫里斯的腿一直是我心头的负担，因为我希望他失去另外那样东西。” 汉密尔顿和莫里斯在愤世嫉俗之余能感受到相互间的惺惺相惜之情。莫里斯即便责备汉密尔顿“不稳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也还是很推崇汉密尔顿的睿智。投桃报李，汉密尔顿则称莫里斯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尽管有时喜欢幻想，表现得不成熟，但他还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人”。在另外一个场合，汉密尔顿曾这样评价莫里斯：“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就他的才情却超越了这个国家的其他人。” 在制宪会议上，据说汉密尔顿和莫里斯之间有一段精彩的趣事，虽无事实根据，但听起来很真实，很能表现莫里斯那戏谑自信的风格。华盛顿曾暗示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适当距离，不要太过亲密。汉密尔顿与莫里斯饶有兴致地讨论这个问题。汉密尔顿打赌莫里斯不敢拍着华盛顿的肩膀与他说话，莫里斯欣然接受了挑战。莫里斯看到华盛顿站在客厅的壁炉旁边，于是走向前，亲切地搂住华盛顿的肩膀说：“我亲爱的将军，看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华盛顿则冷冷地回头看了莫里斯一眼。这次打赌让莫里斯后悔接受了汉密尔顿的怂恿。 尽管汉密尔顿对新宪法有诸多不满，但是作为编排和筹备委员会的一员，他仍展示出团队精神，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考虑到汉密尔顿的文学造诣和写作速度，选择他担当此任实在是明智之举。很难想象，编排和筹备委员会只用了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对新宪法的雕琢，给后人留下一份需要绞尽脑汁去诠释的作品。他们的目标是篇幅简短，易于变通，语言张弛有度，既不会造成曲解，又留有发挥空间。作为主要的执笔人，莫里斯将最初的23个条文缩减为7个，并为新宪法写就了一段掷地有声的开头：“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后来，麦迪逊高度赞扬了莫里斯的才能，他写道：“人们给予编排和筹备委员会的褒扬其实都应该归功于莫里斯先生的生花妙笔。” 1787年9月17日，将近4个月的艰苦努力之后，来自12个州的39名代表在新宪法上签字。通过废除《邦联条例》，把各州归属于强大的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会议取得的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兰辛和耶茨不肯让步，汉密尔顿成为唯一签署新宪法的纽约州代表（所有代表署名前的各州的名称是汉密尔顿手写的）。华盛顿当晚在日记中欢欣地写道：“在此次大会上，宪法获得了12个州的所有代表的同意，外加来自纽约州的汉密尔顿上校。”这一次，一向倔强的汉密尔顿从大局出发，不再固执己见。在签名时，他宣布自己对宪法无条件支持，并呼吁其他代表一致通过。麦迪逊记录道： 汉密尔顿先生表示，他迫切希望每位成员都签名表示同意。因为任何人反对或者拒绝签署新宪法，都可能会引燃支持制宪会议的热情背后潜藏的暗火，热情总是转瞬即逝，所以暗火一旦点燃，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所有与会者中，他的想法是与新宪法的差距最大的。然而，一方面是无政府状态和暴乱，另一方面是新宪法至少有实现美妙结果的可能性。或许他在签字前仔细权衡过两者间的利弊。 在签署完毕后，代表们来到约翰·亚当斯称为“美国最雅致的旅店”的城市旅店举办告别晚宴。欢乐的气氛中隐藏着无言的担忧，甚至连华盛顿都怀疑新的中央政府能否持续20年。 代表们决定，如果九个州的宪法审批大会表示赞同，宪法将立即生效。基于策略上的考虑，审批大会避开州立法机关，以独立、自发的形式召开。这不仅能防止有敌对情绪的州政府扼杀新联邦政府，而且能确保新共和国的合法性直接来自全体公民，而不是州议会，让联邦法律的效力高于州立法。 恐怕除了詹姆斯·麦迪逊，也许再没有人能在促成制宪会议召开时展示出比汉密尔顿更大的影响力，也没有人在之后保障宪法顺利通过时付出比他更大的努力。他在制宪会议上的行为本身那是另外一回事。长久以来看似乎都非常矛盾——对杰斐逊派而言，则是非常可疑——汉密尔顿竟然能够支持一份他曾不遗余力反对的文件。当然，汉密尔顿在会议上的表现另当别论。终其余生，汉密尔顿坚守着他的诺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保宪法的贯彻实施。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下里，他都没有食言。但因为在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曾竭力反对过宪法，所以在杰斐逊党人眼中，这尤为可疑。事实上，每位签署者都对宪法做出过一定的妥协，这种灵活性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熟，但汉密尔顿的让步却招来阴谋论的曲解。其实，宪法中有大量的内容与他自1780年以来发表的关于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疑虑的并不是新宪法，而是新宪法赋予的这些权力的行使者。总之，在将生命投入到这份羊皮纸文稿，并使之成为美国政府活生生的律令的过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付出的，无人能够与之匹敌。 第十三章 普布利乌斯 在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之后，独立战争终于将美国的13个州统一起来，将它们联合成一个虽然还不稳固但却充满希望的国家。相比之下，制宪会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制造了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让政治观念、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两极分化。汉密尔顿署名在宪法上的四天后，《每日广告报》让纽约市民第一次看到了宪法的真面目，很多人被震惊了。这部新宪法与议会修改《邦联条例》的初衷指示完全背道而驰：它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政府。过去的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作为曾经坚定的“自由之子”，现担任纽约治安长官的马里纳斯·威利特和克林顿州长的其他属下一样感到震惊，他攻击新宪法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带着畸形巨齿，似要吞噬一切的怪物”。 在巨大的骚乱和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国家开始分裂成两派。支持新宪法和主导性中央政府的人有点不合逻辑地被称为“联邦党（Federalists）”，要知道这个称呼通常被用来称呼那些支持一个松散的邦联的人；反对新宪法，担心州的权力受到侵蚀的人现在反而被称为“反联邦党（anti-Federalists）”。双方不约而同地抛出了“如果对方获胜，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噩梦”的言论。联邦党人提到的是分裂、内战、私通外国、拒绝清偿债务以及无情掠夺他人财产；反联邦党人则不无担忧地提到专制主义、君主政体、富人特权以及完全废除州权的建制。双方都以夸张的言辞对战，我们必须清楚其中的关键所在。独立战争关注的是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却回避了当时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美国应该成为怎样的社会。独立战争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还是维持以往的状态？包含一个主导性的中央政府的新宪法难道不是跟爱国者奋起反抗的英国统治模式很相近吗？简洁、笼统的新宪法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释。关于这个政府的未来似乎是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幻想，这也给妄想者可乘之机——妄想者思维是所有革命的后遗症——他们开始四处搜索自己不认同的宪法解释。 像弗吉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州，对新宪法进行了有计划、有策略的抗议活动，看样子要使宪法得到批准恐怕比登天还难。由于生性多疑的公民往往在街巷酒肆间研讨这份文件，许多人一听就予以全盘否定。制宪会议的严格保密增加了人们的猜疑，认为这是在暗箱操作，帕特里克·亨利就是一例。他抨击说“这是费城的专制”，将新宪章比作“乔治三世的暴政”。引起抗议的宪法条文既有积极进步的（支持颁布《人权法案》，强制轮换总统），也有保守落后的（保护地方政客，奴隶制不受联办政府的干预），应有尽有、层出不穷。关税问题在纽约州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关税收入使这里的其他税收变得可有可无。根据新宪法规定，关税征收将成为联邦政府的垄断权力。到1787年秋季，纽约人还在如火如荼地讨论新政。用一家报纸的话来说：“这一季度流行的话题是‘杰克，孩子，你是哪边的呢，联邦党还是反联邦党？’” 这场唇枪舌战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造谣中伤的“黄金年代”。这场战争全无礼节可言，也根本没有任何惯例去界定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边界在哪里。双方都撰写有明显派别特征的匿名讽刺文章，这类文章往往不注重事实的准确性，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在反对英国时风靡一时的修辞精妙的写手们，这回掉转了枪头指向国内的政敌。 当年仲夏时分，汉密尔顿对州长的猛烈抨击深深刺痛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们。他们的愤怒之情终于在9月初被一篇文章引爆了，当时报纸上一篇署名为“拉夫·卡弗（Rough Carver）”的文章戏称克林顿为“反对一切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自私自利、呆头呆脑、三心二意的头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爆发了长达数星期的媒体大战。署名“一个共和党人（A Republican）”的克林顿支持者回应了“拉夫·卡弗”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了汉密尔顿和“贵族派”，说他们妄图“建立一套只对贵族政治理念有利的制度”。随即，一篇以公元2世纪雅典哲学家“雅里斯底德（Aristides）”为署名的文章，站在联邦党人的角度刻画了汉密尔顿光辉的形象，反驳了“一个共和党人”。文章说汉密尔顿是“受纯粹原则驱使的”的伟大的人，是他针对《邦联条例》的危险发出了“庄重、爱国的警示”。 汉密尔顿从不闪避争议，他承认那个夏天的一篇攻击克林顿的匿名文章是他写的。他的这一行为，非但没有化解仇恨，反而让斗争升级了。对汉密尔顿来说，克林顿就是旧的邦联的种种弊端的一个缩影，他谴责说：“一个位高权重之人使出种种可鄙的阴谋诡计，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不惜以美国的统一、和平以及幸福为代价。”汉密尔顿将自己描述为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典范——这种策略在之后对他造成了困扰。他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向对手发出挑战：“若他们恶意编造汉密尔顿先生曾做过任何有失正直和光明的事情（无论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他将做出有力的反驳。” 乔治·克林顿在两个层面上回应了汉密尔顿的挑战宣言书。几乎可以肯定署名为“卡托（Cato）”——华盛顿最喜欢的一部戏剧的主角——七篇理由充分的反对宪法的文章作者就是州长本人。“卡托”希望有一个更强势的国会，众议院中有更多的议员，和一个任期只有一届的弱势总统。此外，还有两篇署名“检查员（Inspector）”的文章，对汉密尔顿进行了恶毒、憎恨的咒骂。汉密尔顿被描画成傲慢自大的“汤姆·狗屎（Tom Sh*t）”，并且被称为“杂种”——一个白人和一个具有四分之一白人血统的黑人所生的子女。这是汉密尔顿的政敌第一次用他种族混血的身世攻击他。在独白中，汤姆，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甘愿成为英国人奴才的人说道，“我亲爱的主人，我为您效劳，不辞辛苦……考虑到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了您，我离开了原本属于丹麦的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不远万里来到北美，并自称是一个北美人。”汤姆以古雅典将军“福基翁”为署名，撰写文章支持被迫害的那些亲英分子。鉴于这篇文章和当时英国国王的御用媒体所发表的内容口径一致，而被民众大加指责。在严厉斥责了汉密尔顿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叛国贼之后，作者提到华盛顿是汉密尔顿“纯洁无瑕”的父亲。由此形成一种毫无根据却流传至今的谣言：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私生子。 “检查员”似乎完全知道汉密尔顿于6月18日在制宪会议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但是议程是保密的，不可能有任何内容被直接出版。因此，在下一篇文章里，他编造了一则寓言：一个“哥伦比亚女士”问“汤姆·狗屎”如何管理她的种植园。汤姆回答道，种植园的管理者应该任职终身而不应该四年一个任期。作者总结道：“身份卑微的汤姆已多次用这种手段让自己一夜翻身，他认为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显然，克林顿的支持者认为一举击溃汉密尔顿让其束手就擒的时机已到，他们就他的国外出身、种族身份、私生子地位以及假想中与英国国王的关系等方面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在汉密尔顿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攻击形成了一个定式。由于批评者发现很难在智力才识方面打败他，于是他们就实施了人身攻击。 9月末，汉密尔顿字迹潦草地写了一些对宪法的反思性文字，不过没有发表。虽然心中仍存有芥蒂，但他满心希望有产者齐心协力，为了阻止“民主狂热对私有财产造成破坏”。他还认为迫切希望政府归还债务的债权人也会支持宪法。另一方面，他担心失去权力的各州政客和害怕承担新的税负的公民将会抵制宪法。如果宪法未被通过，汉密尔顿预料“邦联将四分五裂，君主专制会出现在分裂出的各个州”或在几个共和主义联邦中产生。如果国家陷入内战，他预测有可能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之下：“由于普遍不喜欢一种混乱的状态，重新与大不列颠修好并非不可能，但也不用太担心（据推测，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势下，最合情合理的选择是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政府设立一个类似英国君主国的子机构。” 在这些担心的驱使之下，汉密尔顿投入了全部身心来捍卫宪法。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可能的世界”里求索，将“存在的世界”而非“希望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还经常猛烈地批评拘泥于尽善尽美的教条主义者。律师职业让他轻而易举地从宪法的重要反对者转变为最激烈的支持者，因为这份职业让他知道如何为不完美的客户争取最好的判决。他并非唯一经历此种转变的人：费城所有的代表都本着妥协的精神通过了最终版本的宪法。他们认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综合各种因素后的最佳方案。杰斐逊在谈及乔治·华盛顿时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汉密尔顿身上：“他经常对我说，他认为我们的新宪法是对共和制政府的可行性进行的一场实验。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实验将会得到公正的评判，并表示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它。我觉得华盛顿将军对我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信心并不是很足。”汉密尔顿同样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样执着，当然也同样感到疑惑。 到1787年10月初，汉密尔顿构思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以帮助联邦党人的代表踏入纽约州宪法批准大会：全方位地诠释整部宪法，由若干纽约人写给一个纽约读者看。在此期间，詹姆斯·肯特在奥尔巴尼斯凯勒家中举办的宴会上偶遇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正在那里参加纽约州最高法院的秋季会议。当时，菲利普·斯凯勒事无巨细地阐述一个全国性的财政收入制度的必要性，而汉密尔顿则在一边静静地倾听。“汉密尔顿先生似乎对斯凯勒的话有点心不在焉，”肯特回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完全沉浸在《联邦党人文集》这一不朽杰作的构思之中。”据说汉密尔顿是在跟艾丽萨从奥尔巴尼返回纽约后在哈得孙河的一艘船上写就了《联邦党人文集》这一鸿篇巨制的第一部分的。艾丽萨回忆，当时是逆流而上而非顺流而下，并说汉密尔顿在他们航行的时候想出了这一计划的大体轮廓：“我亲爱的丈夫在北河的一艘船的甲板上写出了《联邦党人文集》中他那部分的大纲。这是在他去奥尔巴尼途中的事，在当时这一航程大约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的时间被公务占满了，不得不在旅行的过程中研究与写作。”无论他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想象：当高高的单桅杆的帆船划过哈得孙高地和悬崖的时候，汉密尔顿记下了他的写作计划。第一篇论文刊登在1787年10月27日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Journal）上。 汉密尔顿负责整部《联邦党人文集》的编撰工作。他构思、罗列参加者名单，亲自写下大部分文章，并负责监督出版。他的第一个合作者是约翰·杰伊，这个高高瘦瘦、几乎谢顶的人，一副忧郁苍白的脸庞，两只凹陷进去的眼睛闪着机警的光芒。尽管在画像中，杰伊像个苦行僧，面容枯槁，但他有时能够展现出智慧的火花。杰伊出身于胡格诺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富商。杰伊曾经是纽约州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道，他参与了终止独立战争的谈判，长时间担任《邦联条例》设立的外交部长一职。考虑到他那一流的头脑和无可置疑的正直，他是合作这一写作计划的极佳人选。 汉密尔顿和杰伊又邀请了其他三名作者。麦迪逊写道：“此事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詹姆斯·麦迪逊提议的，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他们，杰伊先生则负责将其贯彻落实。威廉·杜尔也被囊括在最初的计划中并写了两篇或者更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富有见地但却没有持续下来，也没有成为刊印出来的合集的一部分。”汉密尔顿也有意延揽古维内尔·莫里斯，但后者说“汉密尔顿邀请他协助写《联邦党人文集》，他备感荣幸”，但是他俗务缠身，无法答应。汉密尔顿邀请莫里斯和麦迪逊说明他希望这些匿名文章能够从制宪会议的内部工作成果中汲取营养。他认为，制宪者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他说，“公正地说，若由宪法创制者来阐释宪法，那么它就能让人充分相信，这种解读与创制者在整理条款时的遣词的意图是一致的”。 每一位作者据其所长各得一个领域，杰伊自然处理涉外关系问题。曾在共和与邦联的历史上有所论述的麦迪逊则负责历史这一领域。作为“弗吉尼亚方案”的作者，他也负责阐释新政府的一般构造。汉密尔顿承担了那些最适宜他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参议院的某些部分。随着事情的进展，他还负责军事和税收问题。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最初刊登在报纸上。作者不得不用笔名掩盖他们的身份，以免被控泄露制宪会议的秘密。起初，汉密尔顿计划用“纽约公民（Citizen of New York）”的名字发表这些作品，但是在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加入到这一计划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选择了“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这是他在1778年批判塞缪尔·蔡斯战争时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时使用过的笔名。这是一个极为贴切的选择：普布利乌斯推翻了罗马最后一个国王，奠定了共和政府的基础。汉密尔顿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份计划到芒特弗农，但没有指明自己是这份计划书的作者。“对于普布利乌斯剩下的文章，我得感谢你，”华盛顿回应说，“我相信作者对这个话题处理得当。”杰伊写了接下来的四篇，然后由于严重的风湿不得不中途放弃。在最终的统计中，《联邦党人文集》一共有85篇文章，汉密尔顿写了51篇，麦迪逊写了29篇，杰伊只写了5篇。由于汉密尔顿对杰伊的病情始料未及，而且本来期待莫里斯和杜尔也能够加入，所以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和麦迪逊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能够写出这么多的文章——总共大约有17.5万字——也没料到《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是仅有两个人合作完成的。由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合作，纽约市成为争论政府新计划的主要战场。 在数量上，这个写作计划的篇幅远远超出计划。正如负责装订和出版这本书的汉诺威广场的出版商阿奇博尔德·麦克莱恩（Archibald McLean）所指出的那样，他感觉陷入了困境。“当我答应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向罗伯特·特鲁普发牢骚说，“它只有20篇文章组成，或者最多有25篇。”代替了原来计划好的200页的一卷本，麦克莱恩抱怨说，《联邦党人文集》最后达到了大约600页，不得不做成两卷本。更为严重的是，这个运气不佳的出版商还有几百本卖不出去，他满腹牢骚地说自己在这次整个生意上赚的钱还不到5英镑。对阿奇博尔德·麦克莱恩而言，《联邦党人文集》是一次可怕的失败，是最好忘记的一次不幸的出版冒险。 为了保证匿名的安全性，汉密尔顿早期的文章是通过罗伯特·特鲁普在报纸上发表的。如果汉密尔顿不在城里时，他会把它们交给艾丽萨，可能是由艾丽萨再把它们转交给特鲁普。后来，当“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在纽约政治圈里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的时候，报纸发行人塞缪尔·劳登（Samuel Loudon）直接到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获取最新的版本。许多人都知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但是这三个人只向特定的少数人表明了他们的作者身份，主要是在1788年3月第一个装订本出版之后。麦迪逊用密码向杰斐逊提供了相关的名字，而汉密尔顿把成书送给华盛顿的时候说：“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书的作者……主要是麦迪逊先生和我，杰伊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帮助”。然而更为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谁写了那些文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达成了一个约定，只有在经过互相的同意之后他们才可以透露出去，这引起了人们对其中的15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学术争论。两人都信守诺言，没有对这个问题透露任何信息。 《联邦党人文集》被赞誉为文学和政治上的杰作。西奥多·罗斯福评价说，在应用政治学方面，“它基本上可以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了。”它的完成则更加令人惊奇，因为它是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下写成的。第一阶段的宪法批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确定在11月底开始，这使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很少有机会仔细斟酌或做新的研究，他们同意每周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每人两篇），换句话说，每个人大约间隔三天就要写一篇文章，留给修改的时间少得可怜。这些文章之后会出现在纽约的时家报纸上（纽约当时共有五家报纸）。一直压迫着的交稿日期，意味着作者们不得不依靠早就准备好的构思或是笔记中的那些信息、观点和引文。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有好几年的写作锻炼。麦迪逊向杰斐逊解释说：“尽管发表的文章是连贯一致的，但作者并不是对彼此的所有观点都负责的，在交给出版社之前，除了作者自己以外，我们甚至很少有时间去熟读一下彼此的文章，有些时候甚至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时间细读自己写的东西。”时间进度是如此折磨人，麦迪逊说，经常是“打印机正在打印某篇文章的前一部分的时候，作者正在写另一部分，而且要及时交给出版社”。最终，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在出版后才第一次读到对方写的那一部分文章。 麦迪逊的写作依赖于他在制宪会议上的记录和以前阅读时留下的摘抄。他承认，没有这些学术上的支撑，“写出来的文章肯定会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状态”。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他法律业务缠身，不得不在时间表上挤出时间来写作，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副业一样。罗伯特·特鲁普记录了汉密尔顿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的忙碌：“所有汉密尔顿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成的，因为总是有一大堆的法律事务占据他的大部分精力。”特鲁普记得他看到塞缪尔·劳登“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等待，希望汉密尔顿一写好文章，他就能拿到墨迹未干的稿子，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在麦迪逊返回弗吉尼亚之后的巨大的间隔期间内，汉密尔顿在两个月里艰苦地写出了21篇连续的文章。有两次情形值得一提，一次是他一个星期里发表了5篇文章；另一次是写有关税收方面的文章时，在一个星期里他发表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六篇文章。 汉密尔顿的头脑总是以超自然的速度工作着。他写作的作品在数量上是如此让人目瞪口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一个人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竟然创造了这么多的文字。文字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武器，他的账本几乎全是购买文具的记录，包括数以千计的毛笔、羊皮纸、小刀、石笔，大量的纸张和蜡。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能像莫扎特那样条理清晰地表达千头万绪，而且无须修改，有些时候，他也会对文字稍作润色，但一般不会改变逻辑思路。他写作的时候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下笔时信手拈来，一气呵成。 要理解汉密尔顿写作上的效率，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是时政论文，往往由某个争议性话题引发。他从来没有像一位遗世独立的哲学家那样，写一些脱离时代的迂阔之论。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评论说：“他的口才……似乎总需要有反对意见才能使它发挥到极致。”这种时政论文的影响并非转瞬即逝，因为它抓住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永恒规律。不管是简明扼要的法律条款，还是持续不变的辩论术，他都希望诉诸理性以让人们信服。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工作能量，他的新思想总在冲突中猛然迸发。他惊人的产量来源于超人的毅力、智力和相当程度的重复之间的相互影响。 汉密尔顿自己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写作方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他在头脑中构思句子的时候来回走动。威廉·苏利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汉密尔顿这种热情的写作方法的一个极好的小插图。 一个了解汉密尔顿学习习惯的人会这样说汉密尔顿：当他有一个严肃的目标要完成的时候，他的习惯就是先对它进行一番思考。当思考完毕后他就会睡觉，无论是否是在晚上，大约睡六七个小时后，他会在起床之后先喝点浓咖啡，然后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在那里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他的笔飞速地书写出来的东西，出版社几乎不用再做什么修改。 由于汉密尔顿一直以来在写作上的一个毛病就是文章冗长而啰唆，《联邦党人文集》急迫的写作时间和报纸对文章长短上的限制可能有益于他的作品趋向简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实质上是一个思想上的孤独者，他常常以与大众对立的观点感到荣耀。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与麦迪逊和杰伊的紧密合作产生的伟大的文学成就。离开费城的制宪会议之后，麦迪逊返回了自己在曼哈顿梅登街19号的临时住处，在那里他和弗吉尼亚的其他代表住在一起。尽管后来被尊称为“宪法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但事实上麦迪逊对宪法还是有许多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州在参议院中的平等席位数量上。起初，他很高兴看到其他人去品评宪法。他也认为最好让其他人对会议的工作进行评估。但是，10月下旬，当看到宪法被怪诞地扭曲，纽约媒体正在挑起众怒，他开始坐立不安。这也是他会同意与汉密尔顿一起完成《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常常会感到好奇，这一时代是如何产生出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样的超凡人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独立战争渴求一批富于开创精神的思想家和善于表达的语言大师，这些思想的最直接功用就是滋养了一代开国者。民主实验的命运掌握在那些在其他时代可能被忽视的政治知识分子手中。 在这个合众国的转折期，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纽约街道上看起来肯定是奇怪的一对：32岁的汉密尔顿像孔雀一样，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36岁的麦迪逊则像乌鸦一般，习惯性地穿着一身黑衣，带着从容的、沉思的表情。当法国的新闻记者布里索·德·窝里勒那年遇到他们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苍白的年轻学者的人反而是年长的麦迪逊，而汉密尔顿似乎是一个长者，更加世故一些。“这个共和党人看起来只有30岁刚出头的样子，”这位法国人这样描写对麦迪逊的印象，“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很疲倦，可能是由于他最近全身心投入的过度劳动所致。他的表情活像一个严厉的检查员，他的谈话透露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面容一看就是有才干和有责任心的人。”他这样写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先生是麦迪逊先生值得敬重的对手也是他的合作者。他看起来有38岁或者40岁，个子不高，有一副坚决、坦率、勇敢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正确的推理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最终，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成了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目标对立的对手。然而，在写《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他们在风格和见解上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学者发现很难挑选出哪些文章是麦迪逊写的，哪些是汉密尔顿写的。一般而言，麦迪逊的风格是深奥难懂的、庄重的，汉密尔顿的风格则更加优美和流畅，然而他们有一种类似的才能，就是都会说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警句和发表具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在这个阶段，麦迪逊的文章里通常有汉密尔顿的影子，反之亦然。后来被看作美国宪法的“严格的诠释者”，麦迪逊提出了默示权力理论 ，汉密尔顿用这个理论来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正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这样写道：“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建立的原则，只要有需要，就获得了授权。”在这个接合点上，他们能够在增强联邦政府的必要性上联合起来并且抑制不受管束的州的弊病。 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理性之人，他们都假定民众经常由于野心和贪婪而非理性地行事。麦迪逊写道：“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那么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两个人都对人类的天性有一种悲观的理解，尽管汉密尔顿的看法更灰暗一些。他们都希望设立一些屏障来反对非理性的普遍冲动和抑制少数派和多数派。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认为应当由头脑清醒的怀疑论者来净化公众舆论。尽管汉密尔顿主张精英论，麦迪逊最著名的文章也即《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的出发点是，人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导致了财产和阶级冲突和利益的不同划分。在一个庞大的、由不同层级组成的国家里，麦迪逊争论道，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会互相压制，阻止权力的滥用。“野心必须要用野心来对抗。”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 如果说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则显露出更加丰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由于他颠沛流离的背景，他运用了商业、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专门技能去推进他的理想。在对政治经济的讨论中这一点尤其显得真实，对这方面的理解，他远胜过麦迪逊。麦迪逊对宪法中对行政部门的专横做出约束比较感兴趣，而汉密尔顿则赞成激励政府采取活动。在《联邦党人文集》涉及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有关文章中，汉密尔顿竭力推行政府部门需要活力和权力的论点，这是在他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注定要骑上的一匹旋转木马。与此同时，他总是小心地使对秩序的需要和对自由的渴望相协调。伯纳德·贝林曾写道：“在创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方面，《联邦党人文集》认为宪法并没有背叛希望能够有更大的政治自由的独立战争。恰恰相反，它通过确立为保卫国家存在和捍卫人民及州的权利所必需的权力，彻底实现那些愿望。” 让我们暂停片刻，回顾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吧，尤其关注汉密尔顿所写的那些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证实了他思想的非凡宽度。作为气势恢弘的开篇的作者，汉密尔顿把这些文章献给纽约州人民。他写道：“致纽约州人民：在了解了目前残喘的邦联政府有多么无能之后，诸位想必已深有体会。为了美利坚合众国，我呼吁大家仔细考虑这部新宪法。”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依靠机遇和暴力确立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汉密尔顿慷慨激昂地指出，宪法的批准会议的结果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宪法的拒绝将会是“全人类的不幸”。 汉密尔顿对那些反对宪法的人的动机表示怀疑，他未来政治生涯的梦魇正是来自这两类人：一类是各州政客（如乔治·克林顿），他们害怕自己的权力会受到侵蚀；一类是那些煽动者，他们在国家的混乱中利用民众的无知，鼓吹民权，同时攫取权力（杰斐逊后来就充当了这一角色）。汉密尔顿警告说：“危险的野心多半隐藏在热心于民权的虚伪外衣之下，而非主张建立稳固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中。”奠定基调之后，汉密尔顿对未来的文章制订了一个大体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具体指明它们的篇幅。 在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中，约翰·杰伊阐述了邦联体制在外交事务方面是多么软弱和易受攻击。而后汉密尔顿又贡献了四篇文章，阐述了如果《邦联条例》继续存在以及各州之间继续相互争吵将会在国内造成怎样的不利后果。为了呈现灾难性画面，汉密尔顿引用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先例，从古希腊到谢司起义的可怕例证。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篇中，他嘲笑那种认为民主的共和制必然是和平的观点是痴心妄想：“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的利益的驱使吗？”这位全球贸易的先知还驳斥贸易必然促进各国团结的空想：“迄今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一样，不都是让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吗？”对美国将是一个由上帝统治的伊甸园的说法，汉密尔顿质问道：“现在难道不是应该让人们从黄金时代的欺人迷梦中醒来的时候吗？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一样，距离完善的智慧和道德的幸福王国还很遥远，难道现在还不应该把这一前提当作指导我们政治行为的准则吗？” 从《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七篇开始，汉密尔顿罗列了许多事例。缺乏强韧联合的各州将陷入的种种争端。缺乏防御工事和常备军，只会加剧各州之间的战争，诱使较大的州对较小的州进行无休止的掠夺。由此而引发的混乱将会导致反联邦主义者所担心的专制军国主义，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会逐渐促使人民不仅把军人看作他们的保护者，而且还看作他们的人民的上级。”在承认共和国在过去曾产生过混乱状态的同时，汉密尔顿指出，“政治学”的进步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防止大多数弊端的原则：权力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划分、采用立法上的相互制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经人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作为代表，等等。当杰伊生病的时候，麦迪逊极为有利地占据了这个空缺，写出了他最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0篇，也是他所有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赞成孟德斯鸠认为民主只能在小州幸存的理论。为了使人们彻底改变对这一理论的看法，麦迪逊表明了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共和国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相互制衡，从而避免多数派实施暴政。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1到第13篇中，当解释新的联合整体对商业和政府收支的好处时，汉密尔顿展现出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才干。关于美国的商业前景，他预言，心怀嫉妒的欧洲国家将试图剪断美国的翅膀，因为凭借这双翅膀，“美国将腾飞，并令他们感到威胁”，他揭示了美国的商业命运。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美国就会达成更有利的商业协议并且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为美国的商人、农民、工匠、制造业者、各阶层的劳动人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繁荣景象”。在对经济前景的快速展望中，他预言了21世纪的货币理论：“一个国家的税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经常同该国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现在经济学家称之为“周转率”）成比例。”受益于一个强大的联合，政府就会更有效率地征收进口税，因为不用再花费精力阻止各州之间的非法交易，并且只需要在大西洋海岸巡逻守卫就足够了。同样的，美国也会由于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可能滋生分裂的分散邦联而节省钱财。所有这些都是对孟德斯鸠认为庞大的共和国无法幸存观点的进一步辩驳。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5到第22篇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对邦联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汉密尔顿的价值体系中，无论是个人价值还是政治价值，自豪和荣誉总是显得那么突出，他对独立战争后国家的退化和尊严上的损失感到忧伤。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受蔑视的国家，遭到外国的嘲笑：“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国库，也没有政府。”土地和财产的价值急剧下跌，货币变得缺乏，公共信用遭到严重毁坏——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权力。中央政府之所以缺乏权力是因为在税收上必须依赖于各个州，而各州又相互对抗，导致他们希望为中央政府提供尽可能少的钱。 只有通过直接与市民打交道并且不害怕各州的阻碍，联邦政府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府。在第17篇中，汉密尔顿不同意国家的官员可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各州人民。州政府在对人们的影响方面总是比联邦政府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权力的滥用更有可能在地方层面上发生。汉密尔顿对古代和现代的邦联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表明了它们是如何趋向瓦解的。当他得知麦迪逊已经从事了这个工作的时候，汉密尔顿把他关于第18到20篇的笔记给了麦迪逊。麦迪逊所写的这几篇文章带有书生气，并以一个自卫性的口吻结尾：“我对这些邦联的先例做了如此冗长的论述，但并不会因此向读者致歉。如果对经验做出的反思毫不含糊，那它必然蕴涵着明确而神圣的真理。” 为了使他对《邦联条例》的彻底批判更加完美，汉密尔顿又增加了两篇文章来说明现在的中央政府在执行法律方面的软弱无力。回想起谢司起义，他问道，“如果政治煽动者由一个恺撒或是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汉密尔顿此次以及后来无数次对恺撒进行贬低，使得杰斐逊关于汉密尔顿尊崇罗马独裁者的谣言落空了。）他赞同联邦政府管制贸易，并打消人们担心中央政府征收繁重关税的疑虑：“关税过高会导致消费萎缩，甚至征不到税，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关税限定在一个适度范围内。”他谴责说邦联政体缺乏全国层面上的司法机关：“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详细说明和解释其真正意义和作用，就是一纸空文。”最后，汉密尔顿以废除《邦联条例》这个可憎的政体做结束语，称它是“人们糊里糊涂所创立的最恶劣的政府形式之一”。 在接下来的14篇（23～36）文章中，汉密尔顿逐字逐句解读宪法，提出理由证明一个积极的政府也需要有和平时期的军队和税收，这两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英国的体制，因此又遭到激进的平民主义者的咒骂。他指出，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管理如此广阔的一个国家。为了获得所必需的兵力，政府需要招募军队，而不是依赖作用被夸大的州民兵：“战争和其他大多数事情一样，是一门需要通过努力、时间和实践来获得和完善的学问。” 当其他人认为一个宽广的海洋使得美国隔绝了来自欧洲的威胁的时候，汉密尔顿意识到美国正处于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本来相距遥远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近邻。”他还说到了经济实力需要和军事力量同步增强：“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贸易……我们就必须尽快为建立一支海军而努力。”至于担心联邦政府会积聚过多的权力，汉密尔顿再一次向读者保证说：“中央政府会随时准备着阻止州政府的谋权篡位，而州政府对中央政府也具有同样的部署。”类似的，州的民兵也可以阻止任何国家军队的可能的弊端，以维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这种权力平衡。 在第30篇中着手处理棘手的国家税收问题时，汉密尔顿形容征税权是“每一种政体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没有了征税权，邦联政府“就会逐渐陷入一种萎缩状态，直至最后灭亡”。税款不但能作为政府支出，而且还能够使国家还清它的债务，恢复国家信用，并且在战时能够筹集到巨大的贷款。从他对人类历史的解读中，汉密尔顿后来总结写出了一些文章，认为战争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对战争的毁灭性狂热流淌在人类的血液中，其效力远远胜过对和平的温情。” 在第30到第34篇中，汉密尔顿开始讨论至关重要的默示权力理论，他声称在政治上“手段应当与目的相称……宪法不应该限制为达成某个目标所需要的权力”。他希望新宪法是一份具有灵活性的文件：“应该有一种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准备的能力。”此外，汉密尔顿强调了一个关键细节，他否认了联邦政府将会独占全部的征税权，指出各州将仍然享有向公民征税的权力，因为宪法的“宗旨在于团结或巩固”。唯一的例外就是联邦政府对关税的垄断权，这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各州之间存在紧张和不公的主要原因。 有时我们可以窥见，在潦草地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过程中，汉密尔顿正幻想自己能成为财政部长。在第35篇中他写道：“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没有一个部门像征税业务那样需要广泛的信息和充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在下面的文章中，在接下来的一段叙述里，他似乎在描述自己：“每个阶级都有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能够在不利的形势下脱颖而出，凭借自身的优秀建功立业，不但得到了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颂赞，而且还能获得全社会的颂赞。大门应该公平地对所有人敞开。”与此同时，汉密尔顿还认为主要由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国会能够有效地为大众制定法律。 1788年1月11日，麦迪逊接手第37篇。在接下来的20篇文章里，他论述了新联邦的基本结构。汉密尔顿此时已经回到了奥尔巴尼，可能正努力投入最后10篇的筹备中了。直到此刻，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的思想与他早期的战时信件或《大陆主义者》中的观念如出一辙。只是当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涉及到像选举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才稍微改变了想法，但依旧是围绕自己的旧观点寻找新的立场。那些批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从事宣传活动的人必须要认识到，他的这些文章与之前和日后的著述是一脉相承的。 当麦迪逊在第37篇中评论了联邦体制的这种“混合性质”的时候，他和汉密尔顿之间微妙但却重大的差别开始显现出来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在第41篇中，麦迪逊对常备军以及维持它要花费的繁重的税款表达了保留态度，并且对英国议会的腐败感到愤世嫉俗（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听起来比汉密尔顿更像是一个狂怒的亲英者）。麦迪逊挑剔《邦联条例》模糊不清的语言，欣赏新宪法的精确，希望借此来限制联邦的权力。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却认为新宪法语言笼统，具备灵活性，并试图利用这个特点来扩展政府权力。 到写第59至61篇的时候，汉密尔顿从奥尔巴尼返回了纽约，开始从事国会选举和规则方面的议题。尽管被看作北部商业利益的代表，但汉密尔顿强调说，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土地的耕种者……基本上也必须要在政府中占优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0篇中，他提出众议院应当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体，同时注重代表的广泛性。汉密尔顿谨慎地指出，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制造业将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辅助作用。 关于参议院的五篇文章（62～66）体现了《联邦党人文集》中最具有合作精神的部分，麦迪逊写了前两篇，杰伊再一次加入写了第64篇，汉密尔顿完成了后两篇总结性的文章。在第62篇中，麦迪逊坦率地说，众议院所采取的按比例分配席位和参议院所采取的平等席位所达到的这种平衡来自政治妥协，而不是完善的理论。在第63篇中，他对那种认为小型的、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参议院会变成“残暴的贵族统治”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当他说“自由的滥用和权力的滥用都会危及自由本身……前者实例之多也并不亚于后者，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前者比后者更让人担心”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完成这篇文章后，麦迪逊在3月回到了弗吉尼亚，在家乡为宪法辩护。在杰伊完成了第64篇论述了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之后，汉密尔顿单枪匹马地写完了接下来的21篇文章 （65～85），其中包含一部分对参议院的论述，还有对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完整论述。 在第65篇关于参议院的弹劾权的精彩论述中，带着异常的远见卓识，汉密尔顿提出了当一个联邦官员遭到控告，全国群情激愤、党派偏见使参议院分裂时将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进而阐述，宪法极具智慧地做出规定，当参议院对总统提出弹劾时，仅仅由首席大法官一人，而不是整个最高法院主持审判。参议院将会从首席大法官丰富的司法知识中受益，并能避免高等法院以此作为未来的判例。承认弹劾的程序并非是完美的，汉密尔顿强调说，宪法已经提出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最好的折中办法：“如果人们下定决心不肯就政府体制达成一致意见，除非人们用世间最严苛的要求规范自己，让自己臻至完美，否则社会必然很快陷入一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也就会回到史前的荒芜时代。” 在致力于对行政部门的论述中（67～77），汉密尔顿写了在政府部门中他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他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驱动部分。正如他在第70篇中所表达的那样，“衡量一个好政府的首要特征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他嘲笑对赋予总统的那些权力的言过其实的担心，并且说到就某些方面而言，总统比纽约州州长的权力都要少。汉密尔顿大段引用自己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对“选任的君主”和国王进行了区分。他指出，英国的国王是世袭的，是不可能通过弹劾程序罢免的，而且国王对两院的法律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并且可以解散议会、宣布战争、缔结条约、授予贵族头衔、任命教堂的公职，等等。看到评论家将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相提并论，汉密尔顿火冒三丈。 在他关于行政部门需要活力的文章中，汉密尔顿强调英国的王权是美国应该竭力避免的，尤其是考虑到君主毫无责任感可言。每一位总统都“应当对自己在职时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在第71篇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他的理论，认为总统作为领导人应当为了大众的长期利益负责，因为民众有时候会被眼前利益所蒙蔽。汉密尔顿争论说，政府各部门的分离并不仅为了互相限制，更为了彼此独立：“如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被构建成一心一念为立法机关服务的模式，那么将它们从立法机关分离又有什么意义？” 与在费城的发言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现在开始称赞总统的四年任期制（以及允许连任）的好处。这样会让在职总统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并“在一个精巧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确保政府具有稳定的优势”。在评论总统权力的文章中（73～77），汉密尔顿称赞总统的否决权是牵制立法机关，抵消一时狂热的一种方式。平民主义者担心行政部门可能会压倒立法机关，恰恰相反，汉密尔顿担忧立法机关的权力过大。在第74篇中，他提出了呼吁，希望给予总统颁布赦免令的权力：“从人道与德政观念出发，对此项特赦权应尽量少设限制与障碍。各国都有严酷的刑法，如对不幸偶犯刑事案件，难求例外宽恕，则司法将失于残酷。”这段话令人联想到年轻的汉密尔顿中校曾恳求华盛顿将军宽恕约翰·安德烈少校。 尽管对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有所偏爱，汉密尔顿还是赞同对总统权力进行种种限制。为了保护国家不出现一个受外国政府部门腐蚀的总统，汉密尔顿对要求“总统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订立条约”这一规定表示支持。他也赞成总统有权任命大使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也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这将会限制“总统的偏袒”。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对权力制衡的喝彩声与他对联邦权力本身的呼声一样高亢，似乎他终生都在为平衡自由与秩序而奋斗。归根到底，他认为最能保证个人自由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 在为第二卷装订本所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八篇（78～85），是第二卷的总结。汉密尔顿在前六篇中论述的都是关于司法机关方面的问题。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他对独立的司法部门表现得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是对少数人权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政府三个部门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它既不能指挥媒体也不能指挥军队。它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他尤其渴望联邦司法机关能够制约任何滥用立法权力的行为。在第78篇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在宪法中从未明确的基本概念：最高法院应有权解释宪法，并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 在费城，代表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对比的问题，而不是法院是否可以认定立法无效的问题。在这里，汉密尔顿坦率地断言道：“没有哪一种立法行为……违法了宪法还能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为后来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所确立的司法审查理论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当汉密尔顿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州法官正在进行初步的试验，废除由州议会通过的几项法律。 汉密尔顿十分尊崇伟大的法官，在接下里的文章里，他思考的问题是最有资格的人如何被法院征募和留任。他赞成给予法官足够多的薪水，反对年龄上的限制，反对除了通过弹劾程序以外任何开除法官的权力。他随后略述了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以及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各自的权限范围。在第82篇中，汉密尔顿解决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之间如何划分权力。在他的分析中，他主张司法权力必须归属于联邦法院。尽管他认为在审判中要有陪审团参与，但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反对陪审团主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天真想法。他感到特别不解的是在涉及外交关系的案件时，看到陪审员也应该介入其中的设想。因为陪审员往往不了解国际法，他们的无知很可能给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报复和发动战争的机会”。 许多反对宪法的人都要求有一个“人权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在第84篇中，汉密尔顿说那将是多余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倘若政府无权处理此事，又何必规定‘不得如此处理’呢？例如，既然并未授权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又何必声明‘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呢？”他还认为，宪法已经保障了包括人身保护权到陪审团审判的许多权利。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经常看起来像先知一般，但在“宪法修正”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有点不着边际，这也成为文章的一处败笔。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篇中，汉密尔顿热情地支持禁止宪法授予贵族头衔的规定：“此举堪称共和政体的基石。只有废除贵族爵位，政府之属于人民才能安全无虞。” 在最后的一篇文章也就是第85篇中，汉密尔顿提醒读者说，宪法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文件，并引用大卫·休谟的话说：“只有时间和经验能够指引人圆满实现政治上的成功。想象法律的制定者能立即做到尽善尽美的判断是愚蠢的。”《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几行满怀希望，但又带着一丝悲观： 一个国家无一全国性的政府实为岌岌可危之状况。值此和平时刻，经全民自愿批准制定宪法堪称千秋伟业，我以急切的心情期待其完成。 如果汉密尔顿是用这样振奋人心的话来作为结束语，那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因此，相反的，他是用带有预兆性的警告说： 据悉，本州和他州的某些权势人物对建立一切可能形式的全国性政府一概予以反对。 至此，《联邦党人文集》，这部为捍卫宪法所写的极具说服力的文集就全部完成了。一直到2000年之前，它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评论中被引用了多达291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由于《联邦党人文集》的紧迫出版需求让汉密尔顿终日伏案疾书，他把自己变成了书桌的囚徒。他没有休息的时间，更无暇消遣。在1788年1月22日被纽约州的立法机关再一次选为州议员，但直到2月25日前，他甚至都没有机会递交自己的证明书。那年春天，用政治龙卷风横扫一切之后，他为自己一直没能和古维内尔·莫里斯联系，而向他道歉说：“事实的真相是，我是如此忙于种种副业，以至于几乎拿不出一点时间来和朋友分享。”在他众多的工作中，汉密尔顿还密切关注着怀孕的艾丽萨。在4月14日生了他们的第4个孩子詹姆斯·亚历山大后，艾丽萨和她的家人在奥尔巴尼度过了夏天，并遇见一位不速之客：汉密尔顿的姨妈安·福塞特·莱顿的长女，比汉密尔顿大12岁的表姐安·米切尔。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对美国宪法最早的解释和说明，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很容易让人忘记它的初衷：为了汉密尔顿所在的纽约州能够批准宪法而写作的。当时，《联邦党人文集》在纽约州以外仅仅只有十几家报纸曾发表过，它更大的影响是长期的。在它确实发表过的地方，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妙语连珠的口才征服了读者们。12月中旬，费城的一个严阵以待的反联邦者哀叹这种无休止的猛攻：“普布利乌斯已经写了26篇了，足以使任何可怜的反对者头脑疲惫不堪了……因此，现在他应该停下来休息了，让人们有时间喘口气了。”另一个反联邦者抱怨说，普布利乌斯“用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孜孜不倦地推广一种信念”。然而，联邦主义的支持者却对这些文章无止境地赞赏。作者的名字开始泄露出去了，当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卡林顿（Edward Carrington）把第一卷的装订本寄给在巴黎的杰斐逊的时候，他带着怀疑但却极其准确地猜测道：“据我的观点，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麦迪逊、杰伊和汉密尔顿。” 费城会议曾决定，一旦九个州的公民大会批准，宪法就生效。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2篇中阐述了宪法应由州公民大会批准的理由：“美利坚的政体应当构筑在‘人民的认同’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在1787年12月的公民大会上批准了宪法，乔治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在1788年1月批准了宪法，马萨诸塞州在2月初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宪法。在后来的宪法批准过程中，《联邦党人文集》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当它的第一卷装订本在3月22日出版之后更是如此。当4月纽约州开始挑选参加宪法批准大会的代表时，汉密尔顿就位列其中。詹姆斯·肯特回忆说在一次任命会议上“根据我们的判断……很快大家就普遍认为汉密尔顿上校是广为流传的那两卷书的唯一作者或主要作者”。麦迪逊把成百的复印件送给了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其中就包括约翰·马歇尔。《联邦党人文集》在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大州是维持联邦长期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 虽然《联邦党人文集》最初的目的是影响纽约州的代表选举，但在这一目的上它是失败了。当参与公民大会的最终人员名单公布后，对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来说前景是极其糟糕的：他们仅仅获得了纽约城19个代表的席位，以州长克林顿为首的北部反联邦主义者的人数是46人。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汇集了众多人的智慧，反联邦主义者还是在纽约州纠集了一支精明圆滑的队伍。 到5月底的时候，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批准了宪法，这使批准宪法的州达到了八个，再有一个州批准，就能使宪法通过了。但要在剩余州中争取最后胜利却困难重重。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都对这个计划表示蔑视，而新罕布什尔州正在犹豫不决。因此为批准宪法而进行的斗争看起来要归结于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争夺，它们的公民大会在6月开始。 对支持者而言幸运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的第2卷在5月28日刊印了，其中就包含汉密尔顿所写的8篇新文章。这些额外的文章也将在6月14日到8月16日期间见诸报端。当纽约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宪法的时候，每隔几天就会发表一篇新的文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保持密切联系，向对方汇报各自州的动向。因为弗吉尼亚州的批准大会比纽约州早两个星期开始，汉密尔顿告诉麦迪逊要马上通知他任何有利的消息，因为如果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宪法可能会刺激不太情愿的纽约人也跟着做出同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我们之间保持准确的信息沟通是极其重要的，”汉密尔顿告诉麦迪逊说，“一旦具有决定性意见的问题产生，如果可能，我请求你给我发一个快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就算是换马，也要尽快送给我。”怀着同样焦虑的心情，汉密尔顿也安排了敏捷的骑手从新罕布什尔州跑到纽约州传达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他承诺支付相关的费用。 尽管《联邦党人文集》格调高尚，但汉密尔顿深知纽约州的宪法批准大会将要受到严峻的政治考验。一位有名的反联邦主义者甚至对汉密尔顿宣称：“我宁愿冒险支持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异教徒的政府，也不愿采纳宪法。”汉密尔顿知道这样的狂热行为是不会被说服的，尤其是代表团是由反联邦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乔治·克林顿所带领。“由于克林顿是他所在的政党的真正首脑并且顽固倔强，所以我根本不指望通过讲道理的方式战胜反对意见，”汉密尔顿向麦迪逊透露说，“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9个州提前批准了宪法，这或许会撼动他的追随者的决心。” 尽管已经有8个州批准了宪法，但这一旅程的最后一段绝不是平坦的。“阴谋家正加速行动，”乔治·华盛顿在5月底告诉拉法耶特侯爵说，“还有短暂的几周将决定美国的政治命运。”汉密尔顿的看法很悲观，他担心纽约可能会推迟一年再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他向麦迪逊反复表达了他担心纽约州的大会结果会导致“一种最终的分裂和内战”。 与纽约州北部的农民不同，州内的商人热情地支持宪法，当联邦主义者的代表在6月14日动身前往普克普斯市参加会议的时候，商人还兴高采烈地为他们送别。当由詹姆斯·杜安带领的代表团登上哈得孙河上的一艘单桅帆船驶向上游，开始120千米的旅程时，人群向他们挥手致敬。这个杰出的团体包括汉密尔顿、杰伊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团体在智慧上的出众弥补了人数上的不足。由于在普克普斯，汉密尔顿是唯一一个已经签署了宪法的人，他注定要享受特殊的拥戴，但他明白反对乔治·克林顿那个可怕的政治领导集团将会是一场艰苦的、持久的战斗。 纽约州的宪法批准大会在普克普斯的法院举行，那是一个带有炮塔的两层建筑，下面有一个关押犯人的可怕的地牢。州长克林顿被选为大会的主席。虽然看上去一本正经，他却不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7篇中，汉密尔顿就已经严厉谴责克林顿建立了“卑鄙、危险的个人政治势力”。克林顿担心汉密尔顿想要消灭各州，但他确信，在纽约州他有足够的投票来压制宪法或者是用诸多的条件来阻碍宪法，使得接受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在会议开始时，汉密尔顿就对大会的规则引入了一个技术方面的规定，这对联邦主义者而言是幸运的战术：在举行全体投票前，必须对宪法逐条辩论。这可谓神来之笔，联邦派由此获得了战略优势。在对宪法原文进行准确而严密的分析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汉密尔顿相竞争，而且这种按部就班的步骤能够拖延会议的进程，为弗吉尼亚或新罕布什尔的送信人争取更多的时间。一旦获得这两个州批准宪法的消息，纽约州也将被迫妥协。 州长克林顿召集了几个能说会道的反联邦主义者，其中最机敏的人就是梅兰克顿·史密斯，他的表情冷冰冰的，说话单刀直入，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家伙。他是一个极具蛊惑性的辩论家，懂得如何诱使对手陷入他布好的逻辑陷阱中而难以脱身。史密斯把汉密尔顿看作一个贵族派系的傀儡，他告诉立法机构说：“感谢上帝，他是一个平民。”然而，尽管他发现汉密尔顿说话啰唆，但还是对其才能充满了敬意。“汉密尔顿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向一位朋友承认道，“他频繁地讲话，而且滔滔不绝，措辞激烈。” 汉密尔顿在大会上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舌灿莲花的本领，然而，这是一场孤独的论战。“我们的对手在数量上极大地超过了我们。”汉密尔顿在抵达后告诉麦迪逊，但当他面对着一群充满敌意的面孔时，他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勇气。他的发言多达26次，比其他任何联邦主义者的发言都要多得多，而且一直坚持了六个星期。事实上，他早已疲惫不堪，因为从1787年10月以来，他已经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51篇文章，同一时间里又要处理相当多的律师业务。 汉密尔顿的决心不容动摇，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赢得胜利。当一个朋友问他要传达什么消息给克林顿的支持者的时候，汉密尔顿回答说：“告诉他们，除非宪法被采纳，否则大会就不会结束。”对那些拥挤在法院走廊中的听众而言，汉密尔顿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詹姆斯·肯特参加了每一次例会，他后来告诉艾丽萨说，她的丈夫“反应敏捷、热情洋溢、精力充沛，论点和例证丰富。他讲话的时候都是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而且带有相当多的手势”；他的头脑“充满了在那个时刻需要的那些知识和案例”，使得他能够无数次地发表即兴演讲。汉密尔顿时而用充满希望的观点吸引听众，时而用恐惧来激怒他们，一位听众在之后评论道：“汉密尔顿慷慨激昂的演说既像辣椒一样辛辣刺激，又像奶油一样润滑香甜。” 在普克普斯的那些日子里，汉密尔顿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讲。他否认联邦主义者夸大了《邦联条例》的缺点：“不，我相信这些缺点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孕育着更大的破坏性，不断削弱我们的国家。然而，不管我们的国家有多么软弱，我都不希望牺牲我们的自由。”而后他又巧妙地消除对手的疑虑：“因此，如果经过充分而公正的讨论，被提议的这个制度（宪法）显示出限制民众自由的倾向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拒绝它吧！” 6月20日，汉密尔顿第一次向对手发起了酝酿已久的攻击。并不是仅仅依靠理性的判断，他还论证了对纽约州的安全而言加入新的联盟是多么必要：“你的资产暴露在每一个虎视眈眈的侵略者的眼皮底下，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他们都能到达。在西北方向上，我们也随时有可能遭遇强敌入侵。”在新的中央政府的保护之下，他主张说，税负会比以前分配得更加公平。他还向纽约市的居民保证，州权力仍然能够牵制联邦权力。这时，汉密尔顿的体力达到了极限，不得不中断了演讲。“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讲，”他道歉说，“但我现在不得不停下来，我感觉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因此请允许我现在搁置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第二天，汉密尔顿恢复了体力。有人质疑众议院只有65个人，代表人数过少，可能会沦为富人的控制时，汉密尔顿对此予以反驳。在他看来，代表不必精确地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层；有钱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自然会关心公众的利益。如果代表更多地来自家境较富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基本不会妨碍公正。汉密尔顿并不认为富人就是圣人。他说，他们同穷人一样背负罪恶，只不过“相对于穷人而言，他们的罪恶更有利于国家繁荣。并且，他们的道德沦丧程度更低。”作为债权人，若新政府能持久，他们将获得更多好处，他们的权力将受到民意的制约，“在事物的一般进程中，大众的观点甚至是偏见将会引导统治者的行为。” 同一天，克林顿州长辩称，美利坚合众国覆盖了如此广阔的领土，拥有不同的民族，“没有哪种政府能以一概全地适合于所有的州。”在对他的反驳中，汉密尔顿略述了他的美国国家主义的观点，表明了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具有统一的文化，是由最初是殖民地的不同团体和区域融合而成的。在本质上，“从新罕布什尔州到乔治亚州，美国人民在利益和习惯上是一致的，就像任何欧洲国家一样”。一种国家利益和国家文化已经覆盖了13个州，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见解：如果美国人民已经建立了一种政治文化，那他们必定需要一种新秩序来证明那种事实。这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 反联邦派私下比较了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的反动演说和他现在展示出的对民意的力量通情达理、头头是道的支持，很明显地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操纵者，一个两面派的伪君子，而不是由于政治妥协做出合理让步的人。“如果以前有人告诉你，君主主义者汉密尔顿想要改头换面，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你一定会大吃一惊。”查尔斯·蒂林哈斯特（Charles Tillinghast）讽刺地告诉另一位反联邦主义者。“但现在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汉密尔顿的对手一口咬定他戴着面具，他们将竭尽全力揭发这个君主主义的叛徒。 对克林顿主义者而言，尤其痛恨宪法所倡导的参议院，他们担心它会成为贵族政治的秘密会议，他们建议允许州立法机关撤销其参议员。这个主张触动了汉密尔顿的神经，他认为参议院应该被看作能制约反复无常的民意，所以需要政治上的隔离。这个建议促使汉密尔顿发表了一次演讲，论述美国长期维持革命心态的危险性。汉密尔顿相信，如果革命被美化成一种恒久的心态，它最终会以暴政收场。为了平衡对自由的追求，人们要有一种妥协的精神和对秩序的关注： 在革命推翻暴政之际，民众被嫉恨之心左右，这再自然不过……对自由的渴望最终会支配人们的情感。在建立我们的邦联时，这种渴望促使我们推翻专制政府。这种目标当然是颇有价值的，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但是，先生们，还有另一个目标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却很少关注它。我指的是，我们的政府变得强大、稳定，让我们的政府运作充满力量。 独立战争后的美国过渡到另一种政治文化，将健全、高效的政府视为最可靠的自由守护神。在引导思想变迁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称这种努力是“我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一个目标”，他说这一目标也是“能让人类获益良多的最重要的目标”。 就在汉密尔顿讲这些话的同一天，有消息传到普克普斯的会议现场：新罕布什尔州已经成为批准宪法的第九个州，这意味着现在宪法生效了。这则意味着宪法启动的消息让纽约州的会场上风云突变，大会议题从宪法原则的解释和辩论，陡然转换到纽约州加入联邦之后的政治利益——如果继续反对宪法，纽约州就要冒着政治上被孤立的风险了。然而，克林顿主义者仍然企图对宪法添加各种苛刻条件。汉密尔顿明白，只有弗吉尼亚州也批准了宪法，这些人才会最终屈服。“我热切地等待着来自你的进一步的消息，”他在6月27日迫切地写信给麦迪逊说，“因为我们认为成功的唯一机会只能依靠你了。” 第二天早上，在普克普斯，所有被压抑的情感都转变成了愤怒的情绪。克林顿主义者声称除非被强迫，否则他们不会加入联邦，这一举动激怒了汉密尔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弃他们而去，克林顿党人感到颜面扫地。在一次精彩的演讲中，汉密尔顿详细解释新宪法下各州能保留的权力，比如联邦政府无权制定诸如针对谋杀和偷窃等罪行的刑罚。对在制宪会议上与汉密尔顿同行的代表约翰·兰辛而言，汉密尔顿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忍无可忍，控诉汉密尔顿在费城是一套说法，在普克普斯又是另一套理论。他尤其指责说，汉密尔顿此前力争废除州权，如今又把州权当作联邦权力的陪衬。 这种指责引发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峙。参加制宪会议的纽约整个代表团——汉密尔顿、兰辛和耶茨——不再顾及什么礼貌，开始赤裸裸地攻击对方。《每日广告报》报道说，汉密尔顿指责“兰辛先生的暗讽漏洞百出、混淆黑白、有失体面”。兰辛先生站起来反唇相讥，他请求罗伯特·耶茨公布汉密尔顿先生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笔记。汉密尔顿大吃一惊：兰辛正在请耶茨违背在费城所做的庄严的保持沉默的宣誓。罗伯特·耶茨翻阅自己的笔记，证实汉密尔顿在费城竭力阻止各州蚕食联邦政府的权力。“它们应当被缩小到一个更小的比例，只能被授予类似于社团的权力。”汉密尔顿开始将怒火倾泻到耶茨身上，以一种公诉人的口吻反复询问耶茨：“难道耶茨先生不记得汉密尔顿还说过州是有用的和必要的吗？难道耶茨先生不记得他说过在弹劾案中，各州首席法官应该与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密切合作吗？”此时，耶茨不情愿地点头表示记得。 州长克林顿意识到他必须站出来阻止这场争论，于是宣布休会。整个纽约都在谈论这场带有强烈人身攻击色彩的争论。法官耶茨的一位家庭成员说，兰辛和汉密尔顿都“变得极其激动，因为兰辛被对方斥为卑鄙虚伪之徒”。另一个与会者说，两人之间的言语从激昂辩论演变成对个人的侮辱，似乎二人随时都会决斗：“兰辛先生先拿私事攻击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起初还在进行严肃地争辩，但后来两人都不顾斯文了。”两天后，会议依然在这个问题上吵吵嚷嚷。 当汉密尔顿和兰辛互相争论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弗吉尼亚州在6月25日成了批准宪法的第10个州。那里的反联邦主义者同纽约州的一样，都戴着无畏的平民主义者的面具，实质上却大多是富有的奴隶主。为首的反联邦派的领导者帕特里克·亨利警告那些支持宪法的代表说，“他们会释放你们的黑鬼。”乔治·华盛顿指出了许多拥有奴隶的反联邦主义者的伪善：“让人感到些许奇怪的是，南部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应当比我们东部这些‘真正民主的人’更担心宪法会产生一种贵族统治或者君主体才对。” 7月2日中午，一个骑手来到普克普斯法院，交给看门的人一封寄给汉密尔顿的急件。不久，一阵低语如潮水般淹没了乔治·克林顿的声音。汉密尔顿大声地阅读着一封麦迪逊写给他的信，戏剧性地宣告弗吉尼亚州已经批准了宪法。这对汉密尔顿而言一定是个让他热血沸腾的时刻，也是他与麦迪逊的合作关系的一个高潮。兴高采烈的联邦党人跑出屋子，在法院前围成一圈庆祝胜利，还伴着军乐的演奏。如果纽约不批准宪法，现在它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受到新联邦排挤，就会和已经被遗弃的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一样了。 但是，冲突进一步白热化。奥尔巴尼在7月4日国庆日的游行中因一本宪法被当众烧毁而爆发了一场骚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主义者正面发生了冲突，造成1死18伤。克林顿阵营转攻为守，要求颁布《人权法案》和其他修正案，企图以迂回战略击败宪法。汉密尔顿对他们的诡计了然于胸，在7月12日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说，表示无条件支持宪法。在一家报纸称之为“最斗志昂扬、激情澎湃的演说”中，汉密尔顿强调代表们应该“在决定如此重要的事项之前权衡一下他们要做的事情”。 7月中旬，双方依旧没有和解。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因为有些历史学家把汉密尔顿在普克普斯的杰出表现说得几近于无了，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弗吉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通过了宪法才使得纽约州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然而，即使在10个州批准宪法之后，纽约的敌对情绪依然不减，克林顿州长仍然在考虑内战的可能性。法国外交官维克托·杜邦（Victor du Pont）在给塞缪尔·杜邦·德·尼莫斯（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的信中写道，如果宪法在纽约州受到阻挠，愤怒的联邦派人士会在克林顿及其党人回家途中袭击他们，“在他们身上涂满焦油，再粘上一层羽毛，让他们游街过市”。7月17日，汉密尔顿预测，如果宪法被拒绝，纽约市有可能从纽约州脱离出来。克林顿指责汉密尔顿说，依他所在的职位不应该发表如此“轻率且荒谬”的警告。汉密尔顿则把自己沉浸在巨大的感伤之中，召唤着“逝去的爱国者”的幽灵和活着的英雄，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数天后，梅兰克顿·史密斯终于打破了僵局，他表示，如果国会承诺考虑做一些修订，他就支持宪法。史密斯并未直接向汉密尔顿表示敬意，而是声称自己改弦更张是出于“绅士的理性”。7月26日，史密斯和数十位反联邦主义者转而投了支持宪法的票，这才勉强凑够了多数。纽约州最后的投票结果是30票支持宪法对27票反对宪法，这是各州宪法大会中优势最小的胜利，也预示着汉密尔顿将来会遇到许多棘手的政治问题。克林顿州长固执己见，但他容忍了那些叛变的追随者。人们预见到纽约州将通过宪法，提前三天在纽约市组织了一场大型游行，表达他们对新政府的热情支持。游行庆典于清晨8时开始，在绵绵细雨中，60个行业的5000名代表——从假发制造商到砌砖工人，从花匠到木工——在许许多多的彩旗和花车的簇拥下沿着百老汇街浩浩荡荡游行。虽然宪法曾被谴责是富人的阴谋，但如今市里的工匠是坚定的联邦派，并制作了一些展示品寓意新联邦给他们带来的福音。糕点师高举3米高的“联邦蛋糕”，酿酒者拖出了300加仑一桶的麦芽酒，制桶匠拖着由13块桶板组装的橡木桶……汉密尔顿的很多朋友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罗伯特·特鲁普跟一些法官和律师一道参加了游行，手中挥舞着新宪法。从圣·克罗伊岛来的汉密尔顿的旧相识尼古拉斯·克鲁格穿了一套农夫的服装，赶着6头牛拉的犁耙。 人们将时下的英雄——从占多数的反联邦主义者手中夺取胜利的人——奉若神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崇拜者甚至想把纽约市更名为“汉密尔顿市”。汉密尔顿一生之中难得会沐浴在民众的赞美声中，这次是其中之一。制帆工挥舞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头戴花环、手持宪法的汉密尔顿，寓言中的名望之神在空中吹着号角。但是，献给汉密尔顿最宏伟的礼物让这面旗帜相形见绌。沿着百老汇街走下去，10匹马拉着的便是一艘长8米的微缩版的护卫舰——“联邦战舰汉密尔顿号”。一位观众说，这艘船高于其他任何花车，“帆脚索，船帆迎风招展……帆布垫如波涛起伏，触碰船舷”，并盖住了拖运车辆的车轮。车上的人挥动着旗帜，口中呼喊着：“瞧这声名远播的联邦船，我们称它‘汉密尔顿号’。它让每个人都有工作，车夫当然也同样开怀。”当“汉密尔顿号”抵达班特利时，站在贝阿德酒店门口的国会代表接受了这件礼物，为了寓意从《邦联条例》到《美国宪法》的过渡，战舰在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更换了领航员。这次游行标志着联邦派与城市手工业者联合的顶峰。汉密尔顿从未主动讨好民众，之后也再未享受这般殊荣。高高地骑在新宪法的羽冠上，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在这个城市占据了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 第十四章 让机器动起来 围绕宪法爆发的混战让人们看到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隔阂和间隙。美国需要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人担任首任总统，来履行新共和国的诸多承诺。他必须像圣人一样，能够超越党派之争，他不仅是行政首脑，还要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所有人都知道，乔治·华盛顿正是这样一位超越政治的政治家。很多人之所以勉强认可新宪法，也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华盛顿将领导第一届政府。 在普克普斯会议召开的数周里，汉密尔顿以一种追求恋人般的热情，力促华盛顿登上总统宝座。很久以前，他就把自己与将军的职业生涯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他比其他美国人更希望华盛顿成为总统。他和华盛顿都对无能的国会和贪腐的州政客感到气愤，认为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在1788年8月中旬，汉密尔顿在送给华盛顿两卷本的《联邦党人文集》时提起了总统的问题。他不再介意透露他、麦迪逊和杰伊共同享有这本书的著作权，并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阁下，您应该遵从国民对新政府的普遍呼吁，我不得不说，由您来领导第一届政府是众望所归，如果在一项制度创建之初不给它施加最重要的影响，恐怕建立这项制度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 华盛顿回应说，《联邦党人文集》对宪法所作的注释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并预言“导致这场危机的短暂、多变的环境终将消失，但这项工作将被后人铭记”。这份评价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首任总统需要听取内阁宪法专家的意见，了解何种行为是允许的。华盛顿谨慎地向总统宝座迈进。18世纪后期，政治家往往否认自己的野心，假称公共服务纯粹是一种自我牺牲。因此，华盛顿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微妙的声明，表示他将推迟决定参选总统事宜，并指出他更愿意留在芒特弗农：“你很清楚，当我告诉你我最大也是唯一的愿望是在我自己的农庄里平和悠闲地生活到死时，这绝不是做作。” 自独立战争以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再次坦诚相见，经历了严峻考验之后，他们的关系依然像以往那样牢不可破。他们的关系即便经过最严酷的考验也从未有过裂痕，华盛顿敞开心扉，吐露了自己对未来的设想；汉密尔顿知道，新共和国在其第一届政府时必将遭遇严峻的考验，所以他担心平庸之辈占据高位。他警告华盛顿，如果第一届政府管理不当，“所有的指责都将集中到制度本身上去。它的创建者将不得不为此蒙羞，因为他们在政府中进行了一场革命，却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他们摧毁了一个空想的国家，却建立起另一个空想的国家”。 华盛顿含蓄地感谢了汉密尔顿的坦诚，这让他抛开功利主义的表象，考虑参选总统事宜。华盛顿非常诚恳地说，一想到要成为总统的事，他就觉得“这让他感到一丝忧郁”，并指出如果他成为总统，“他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怯懦和勉强”。感觉到有必要温和地刺激一下华盛顿，汉密尔顿强调说，美国的光荣使命要求他履行义务：“除了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有效充分凝聚民意，或者在政府成立之初给这个职位足够的权威。”听到别人也持同样观点后，华盛顿最终决定丢掉疑虑，答应站出来竞选总统。 汉密尔顿在第一次大选中全力支持华盛顿，引起了敏感自负的约翰·亚当斯的不满。根据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说法，自1788年6月从欧洲返回后，亚当斯觉得副总统以下的任何职位都“委屈了他”。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根据宪法，每个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有两张选票，但他们不会标明自己选择的总统是谁，副总统是谁。最后得最多选票的人当选总统，第二名成为副总统。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的情况：两者票数相等，这就使得决定权转到了众议院。更糟糕的情况是，副总统候选人可能意外地当上总统。“所有人都知道宪法的这一缺陷，这会让本来竞逐副总统的人可能在事实上成为总统。”汉密尔顿在1789年初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党人詹姆斯·威尔逊。如果亚当斯获得全票而华盛顿又“被暗中隐匿”了几票，汉密尔顿说，那么亚当斯就可能挤掉华盛顿赢得总统之职。汉密尔顿不相信脾气暴躁的亚当斯能团结一个濒于分裂的国家，或者给新政府提供走向成功的驱动力。在汉密尔顿看来，整个美国实验的成功与否完全是以华盛顿能否当上总统为转移的。乔治·克林顿也意外地成为总统候选人，这加剧了汉密尔顿的担忧。汉密尔顿担心在自己的运作之下，选举人放弃选择克林顿，但这些人可能转而支持亚当斯而非华盛顿。如果是这样，那他就等于在无形之中帮助对手击败了自己心中最佳的总统人选。 在1788年秋天之前，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之间都没有任何私人往来。在亚当斯因外交工作长年驻外期间，汉密尔顿已经成了国内声名卓著的人物了。亚当斯知道汉密尔顿是一名声誉极高的律师，但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只是赶上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末班车。汉密尔顿则一直对亚当斯抱着比较复杂的情感。他依然能清楚地回想起马萨诸塞的亚当斯家族和弗吉尼亚的李家族同情“康威阴谋集团”，企图让霍拉肖·盖茨将军取代华盛顿。汉密尔顿告诉一位马萨诸塞盟友说：“李家族和亚当斯家族有攻守同盟的传统，因此有可能形成给政府管理制造麻烦的小集团。”与此同时，汉密尔顿也绝对相信亚当斯无可置疑的爱国心、他的“正确的理解力”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热忱”，他肯定不会“扰乱华盛顿政府的和谐”。汉密尔顿推心置腹地跟麦迪逊说，亚当斯在支持新宪法方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成为副总统，还可以与来自弗吉尼亚的总统形成地域上的平衡。 不过，汉密尔顿还是担心亚当斯可能——或出于偶然，或出于苦心经营——在投票阶段超过华盛顿。因而他接触了康涅狄格州的两名选举人、新泽西州的两名选举人和三到四名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人，要求他们别投亚当斯的票以确保华盛顿当上总统。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担心过度了。当69名选举人在1789年2月4日开会时，华盛顿得到了全票，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任总统；亚当斯得到了34票，排名第二，顺理成章成为副总统（其他10名候选人瓜分了剩余的35票）。这次投票情况对亚当斯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他哀叹这是自己人格的一个“污点”，甚至出于自尊想放弃副总统职位。此时，他还尚未得知汉密尔顿拉走他几票的做法。得知抢走自己选票的“龌龊、肮脏的阴谋”发端于纽约州时，他被激怒了。“这样卑鄙的行为都会发生，岂知我的当选是祸非福？”亚当斯向本杰明·拉什抗议道。在亚当斯眼中，汉密尔顿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事实上，汉密尔顿只接触了七八名选举人，所以对亚当斯的35票的差额影响有限。他想帮助华盛顿，而不是去伤害亚当斯，而且他还认为后者是副总统的最佳人选。当汉密尔顿得知亚当斯误解了他的行为，把这些行为看成是羞辱他并贬低他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时，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描述这件事作为亚当斯“极端利己主义”和虚荣心的证明：“当我知道亚当斯先生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获得与华盛顿将军同等的机会时，我惊讶至极，备感遗憾。”这只是共和国初期，这两位巨头之间诸多的致命误解的第一例。 汉密尔顿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乔治·克林顿，克林顿已经担任纽约州长12年之久了，并且在1789年春再次连任。克林顿主张总统实行轮换制，但却毫无顾虑地把纽约州长一职变成了他的个人世袭职位。汉密尔顿担心克林顿会试图削弱新政府。在发动否认其总统候选人资格的运动之后，汉密尔顿现在试图将他从州长宝座上拉下来。马萨诸塞的联邦党人塞缪尔·奥蒂斯（Samuel Otis）告诉一个朋友，汉密尔顿和菲利普·斯凯勒计划动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从政治上干掉州长”。 1789年2月11日，汉密尔顿在百老汇街他经常光顾的巴丁酒店主持了一次会议，目的是推举一名候选人挑战克林顿。与会的数百人选择了罗伯特·耶茨法官，这个结果令人惊讶。汉密尔顿对这位昔日劲敌的推举，是因为汉密尔顿认为他有能力将纽约州南部支持联邦党的人和北部反对联邦党的农民成功地联合起来。这也彰显了汉密尔顿扳倒克林顿的决心。此外，耶茨在纽约州批准宪法之后对其坚定不移地支持，也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还答应建立一个委员会寻求支持。耶茨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反联邦党的亚伦·伯尔也出现在巴丁酒店，并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 汉密尔顿一选定耶茨，就决心以强劲的手段打击克林顿（好斗可能是其苦涩童年带来的后遗症）。他建议一位支持者：“政治如同战争，先发制人便等于赢得了一半。”汉密尔顿习惯性地以一系列犀利的文章开始了他的战斗，这次是在《每日广告报》上，接连以“H.G.”之名发表了16篇文章。跟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一样，汉密尔顿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写下了这些文字。在1789年2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其中的八篇。 从第一篇署名“H.G.”的文章开始，汉密尔顿便把毒镖投向了克林顿。在回顾了州长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后，汉密尔顿指责他“目光短浅、生性偏执、脾气急躁，还有私心杂念”。他还质疑在独立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准将的克林顿的勇气和胆量：“经过仔细调查，我至今无法确认克林顿先生参与过哪怕一次真刀实枪的战斗。”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将参加革命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真真切切对公共福祉感兴趣的人”；另一类是“没法安守本分的不安定的人”，比如克林顿，“他只是希望趁机中饱私囊而已”。进而，汉密尔顿指控克林顿在第一次州长竞选中从菲利普·斯凯勒手中盗走了州长的位子，他强迫他统率的士兵投他自己的票。 在“H.G.”后来的文章中，汉密尔顿站在了更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分析了克林顿对宪法坚持不懈的反对，发现让人无法原谅的是，州长一直坚持一条“对本州和联邦的安宁，对民众福祉充满危险”的道路。汉密尔顿希望纽约继续成为国家的首都，因为自1785年1月以来纽约就一直担当此任。他指出，克林顿反对纽约作为国会的驻地，理由是他认为这样会助长本地的奢靡之风。“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国会是推动我们这个州的财富的重要来源。至于有人担心会促进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气，我认为，过去若干年我们都没有看到比国会进驻纽约期间更勤俭节约的风气了”。不只是心胸狭隘、利欲熏心、刚愎自用，克林顿还被汉密尔顿描述为粗鲁野蛮、有失风范，他面对邦联国会的最后两任主席，甚至最基本的招呼都不打。 联邦党人为这些掷地有声的评判感到欢欣鼓舞。“从未有文章能让人怀着如此渴望的心情来阅读它们。”汉密尔顿的一位拥趸写道。另外一名拥趸说：“汉密尔顿上校非常踊跃地支持耶茨法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心所向。我看克林顿这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很快就要下台了。”年迈的克林顿并没有亲自上阵，而是找了别人来反驳汉密尔顿，他们的辩解很快也充斥着媒体。在3月初，一个署名“菲尔帕斯（Philopas）”的人抗议“H.G.”的文笔“粗俗不堪”，“即使是比灵斯门 的人看了也会脸红”。另外一位作者说，这次选举的真正问题在于“籍籍无名的平头百姓”克林顿敢于对抗名门望族斯凯勒家族的远大抱负。如果耶茨击败了克林顿，这位作者预计，耶茨将在下一次选举中被弃之不用，这样“父子二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显然是指菲利普·斯凯勒及其女婿汉密尔顿。尽管对克林顿展开了尖刻的人身攻击，汉密尔顿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其他人。他对自己受到的批评异常敏感，却从不思考自己的攻击之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他灵魂中的特质。 3月底，谩骂升级，有人以“威廉·特尔（William Tell）”之名发表文章称汉密尔顿是一个十足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侮辱他是一个为权力发了疯的政客，因为有“一群溜须拍马的人，一些野心勃勃的亲戚，和一些富人的”撑腰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随后，“威廉·特尔”对汉密尔顿提出了比单纯的野心更恶劣的指控：“你的私生活比你的公共生活猥琐百倍。多行不义必自毙，因为你连一切义务中最神圣庄严的义务都不遵守！*******”这七个星号必定是指“婚姻（wedlock）”这个词，这意味着汉密尔顿第一次在书面文献中被指通奸。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这一指控会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是有原因的。 跟其他国父一样，汉密尔顿寄居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既有宪法辩论中超俗感人的形象和庄严崇高的言论——许多人更愿意从这方面缅怀这个伟大人物——还有混乱的私生活、阴谋诡计、通俗小报式的人身攻击。建国初期的这种论辩文化既是美国政治表达的巅峰，又是它的低潮，在从独立战争的崇高理想主义到日常政治细节的过渡中，这种矛盾现象可能是在所难免的。1776年和1787年的英雄在为自己在新政府中争取个人权力和利益时，注定要变得更加渺小和更加伪善。 对其他参与州长竞选活动的人，汉密尔顿只是向选举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在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集会中，汉密尔顿的文章被不屑一顾地放在桌子底下。在斟酌对投票人最终的吁请时，汉密尔顿说克林顿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把富人拿出来谩骂一通，并且警告说，共和党主义者把富人当成让他们受到损害的替罪羊：“在当权派对有产者发动彻底批判时，他们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公共利益的敌视。” 这样的论证并没有说服投票人,克林顿州长干净利落地击败了耶茨法官。这次针尖对麦芒的选举在汉密尔顿和克林顿之间留下了深深的裂痕，他们俩再也没有机会重新修好了。纽约依然处在分裂状态，这有利于政治上的运作。诡计多端的克林顿知道，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根基，于是在9月，他让自己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的亚伦·伯尔出任纽约州的司法部长。汉密尔顿第一次感觉曾为耶茨呐喊助威的伯尔背叛了他。亚伦·伯尔的政治才华就在于能够想出无穷无尽的办法从他家乡州的政治角逐中获益。三年以来，他未曾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现在他那沉睡已久的政治野心开始苏醒了。 新政府在盛大的庆典中成立了。1789年4月16日，乔治·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出发，踏上了通往纽约的长达8天的旅程，在那里要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庆祝大会。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城市都会用礼炮向新总统致意。华盛顿走过不知多少凯旋门，在特伦顿还经过了一座铺满花瓣的小桥，13名年轻的女子撒着花瓣欢迎他。如果认为这似乎是王室出游，那只能说人们被表象所误导。华盛顿当时债务缠身，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完成这次旅程。当他抵达新泽西的伊丽莎白城时，他登上了豪华的专用船，横渡哈得孙河来到了纽约城。华盖遮阳，清风拂面，这艘专用船由13名水手操纵着前行。在华尔街的一端，克林顿州长和杜安市长在欢呼的人群面前热烈欢迎当选的总统。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停靠在码头上的船只把旗帜升起来了，礼炮也响了13次，然后华盛顿步入了他的新住处，樱桃大街10号的一幢三层砖结构的建筑物。那天晚上，这个城市被窗前的蜡烛照得通红，州长克林顿设宴款待华盛顿。汉密尔顿很不情愿在州长面前卑躬屈膝，而华盛顿却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汉密尔顿将是整个民族的领袖。 在被选为新联邦政府的临时驻地之后，纽约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准备工作。由于希望能够成为永久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必要设施的完善上投入不少。市议会延聘了后来设计华盛顿特区的法国建筑学家和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来重新装修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路口处的市政厅。郎方把它变成了一幢雅致的新古典风格的联邦大厦，上面覆盖着一个玻璃穹顶。改建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自当地市民，但大部分来自汉密尔顿建立的纽约银行。当新国会于4月初第一次开会时，从“联邦战舰汉密尔顿号”上取来的旗帜飘扬在这幢大厦的上空，它的正中是一个美国鹰的标志。 4月30日，乔治·华盛顿早早就起床了，往头上喷了点粉，准备迎接他的伟大日子。中午时分，在议会人员的陪同下，他登上一辆黄色的马车，来到了联邦大厦宣誓就职。超过一万名兴高采烈的纽约人挤到周围的街道上目睹这一历史时刻。与其他任何一个促使这一历史时刻发生的人一样，汉密尔顿远远地从华尔街上的家中看着这一切。一开始，57岁的华盛顿便注定要给人一种皇室的威严和共和主义的亲切之间的中庸形象。随身带着一把华丽的象征权力的宝剑，华盛顿身穿用哈特福德一家裁缝店织成的绒面呢做成的纯棕色礼服。汉密尔顿的未来已经在这套行头中有所暗示了：美国应当鼓励制造业，尤其是被大不列颠垄断的纺织业。华盛顿希望，不久之后，“绅士身着产自美国本土的服饰出现在各种场合，应该成为一种时尚”。 打扮妥当的弗吉尼亚人在二楼的阳台上宣誓，蓝色的背景上点缀着金色的星星，俊朗的立柱侧立左右。约翰·亚当斯站在他的旁边，华盛顿在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的主持下宣誓，然后亲吻了深红色垫布上的圣经。这一时刻是令人欢愉的，但并非完美的。当华盛顿在参议院会议厅向国会朗读一份可能是由詹姆斯·麦迪逊撰写的简短的就职宣言时，他把左手放在口袋里，用右手来翻演讲稿，这留下了一个古怪的形象。他因紧张而哆嗦的演讲几乎让人无法听清楚。一位观众调侃这位美国的英雄说，华盛顿“比以往被大炮或步枪瞄准时更为焦躁和窘迫”。随后，首任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从百老汇大街上游行到圣保罗教堂为美国祈祷，附近就是汉密尔顿上过学的国王学院。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参加了5月7日的第一次就职舞会。艾丽萨成了新政权时期社交活动中的一颗明星，回顾那些日子时，她动情地说: 由于我比玛莎·华盛顿年轻，我更积极参与了那天的庆祝活动。我参加了总统就职舞会——所有舞会中最耀眼的一次——那是5月初在华尔街往北的百老汇街上的礼堂中举办的。参加的人员有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大部分国会议员、法国和西班牙公使、军方和地方的首长以及他们的妻女。华盛顿夫人那时还在芒特弗农，未能到纽约来，直到三个星期后才姗姗来迟。在那次舞会上，每一位到场的女性都得到了一把在巴黎就准备好的扇子，象牙镶边，打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酷似华盛顿的头像。 作为菲利普·斯凯勒和汉密尔顿的密友，华盛顿其乐融融地跟艾丽萨攀谈并在就职舞会上跟她跳了舞。艾丽萨与华盛顿之间很友好，但其实并不太熟。艾丽萨说，即使是在跳舞的时候，华盛顿也从未彻底放松下来，可能一直想着他是总统吧。跟华盛顿在许多晚会上见面多了，艾丽萨后来描述了如下情形：“他总是会选择一个舞伴，准确无误地走完这些舞步，但他从不跳起来。他最喜欢的是小步舞，这种优雅的舞蹈符合他尊贵和严肃的形象。”这跟一名评论家的评论相吻合，那位评论家说华盛顿不苟言笑，即便是被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包围着，华盛顿的面容“也从未缓和下来，或者改变其惯有的严肃”。 华盛顿上任之后的每项举措都被赋予重要意义，因为他是在设定先例，在开历史之先河，为政府奠定基调。他一宣誓入主政府，关于礼仪的问题便引发了一场似无必要的争论。总统该如何演讲？他应该接待来访者吗？由于许多反联邦主义者确信汉密尔顿及其党羽企图确立君主制，他们也因看到背信变节的苗头而急切地参与到这种争论中来了。但是此时的汉密尔顿，尽管反对贵族式的头衔，但他其实是在思考，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庄重的形式而继续激发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其他国家的缔造者也在做大体类似的思考。在1789年5月，富兰克林告诉本杰明·拉什说：“我们一直在提防着旧有的国家可能带来的恶果——统治者权力的过度膨胀。但我们今天的危险似乎在于民众中遵纪守法意识的欠缺。” 新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摆出一副王公贵族般的气派，这彻底激怒了共和党人，甚至连华盛顿都调侃他“是对王室风范引人注目的模仿”。亚当斯一家租住在众所周知的景色秀丽之地“里士满山庄”，那里可以很好地俯瞰哈得孙河，后来这座豪宅成了亚伦·伯尔的家。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都登上造价不菲的四轮大马车，由身着制服的车夫接送，戴着略施粉黛的假发主持参议院（他经常由刚从哈佛来的次子查尔斯伴行。由于当时尚未得知汉密尔顿对他的选票做了手脚，亚当斯在7月还问其子愿不愿意跟汉密尔顿学法律；汉密尔顿也接受了亚当斯讨好似的请求）。5月，当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讨论到头衔这样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时，亚当斯建议华盛顿被称为“阁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以及自由的保护人”。这给人们攻击亚当斯提供了口实，人们说他是能言善辩的小丑，他立刻被冠以诸如“尊贵的胖子”或者“布伦特里公爵”等绰号。亚当斯只是希望吸引人们尊重新政府，但他对礼仪形式的关注可能让人认为他想建立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把自己当成国王，把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立为王储。随后众议院打击了参议院，众议院决定称呼最高行政长官为“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可以了，参议院最终接受了这项提议。 在5月初，华盛顿向汉密尔顿咨询他对总统礼节的看法。跟亚当斯一样，汉密尔顿认为这一职位必须保持庄重严肃的形象，他建议华盛顿在每周一次的招待会上接见来访者，但最长不超过半小时，并且不回访。他认为同立法人员以及其他官员私下聚餐应当限制在六到八人，而且总统也不应该在餐桌前逗留太长时间。他也直言不讳地建议华盛顿只接见参议员而不要接见众议员。显然，汉密尔顿希望总统被塑造为一个高贵的形象，淡化他平易近人的风格。 华盛顿基本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在每周二下午召开事后被证明是单调乏味的例会。即使在气氛轻松的时候，华盛顿也不会笑逐颜开，严格的接待规则束缚得他如同一尊蜡像。他身披褐色的绒大衣，戴着黄色的手套，腿穿一条黑色的缎子裤，一把装饰作用的利剑插在剑鞘中。然后他要极其缓慢地在来访客人中间转上一圈，向他们微微欠身，但并不握手，也不向大家表示敬意。客人不可以打呵欠，也不允许皱眉头。戴假发的男仆在不再让人感到开胃的宴席两旁垂手而立。“总统看上去面容有点忧郁，”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William Maclay）写到这一场景时说，“没有一丝明亮的阳光穿透严肃氛围带来的阴霾。每次吃饭间隙，总统都要把刀叉放到桌子上。刀叉在他手中简直就是一根鼓槌。”既出于性格也出于策略，华盛顿选择了不苟言笑，他曾经对他的养孙说：“沉默是金。任何时候成为敌人总比成为朋友来得容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一个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的总统跟夸夸其谈的汉密尔顿形成了一个异常鲜明的对比。 华盛顿试图塑造出一个既不严肃也不随意的形象，用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说，“他彬彬有礼，和蔼的时候没有拘谨，冷淡的时候没有倨傲，严肃的时候没有严厉，总之是一个温和、睿智和善良的人。”尽管如此，反联邦主义者还是从华丽的皇家服饰中，发现了预示着君主政体的蛛丝马迹。当华盛顿坐车出席各种公众场合，穿过许多猪猡到处跑的未铺砌的街道时，他经常坐着橘黄色的四轮马车，由两个车夫带着他去。马车由用亮丽的白石膏擦拭过的六匹白马牵引着；它们的毛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即便在黑暗中也能闪闪发光。同时，为了取得共和党人的信任，华盛顿每天下午两点出来散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华盛顿最失当的举动是从芒特弗农运来了七名黑人奴隶协助他的白人仆佣工作。 以前美国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纽约市的贫富差距也不是很明显。经历数年的战时紧缩之后，当地的商人开始炫耀财富。布里索·德·窝里勒评论道：“如果说美洲大陆还有一个城市充斥着英国奢侈品，那就是纽约……从女性的穿着上，你会看到亮丽的丝绸、薄纱、帽子和假发。饰品不多却非常讲究。”有社会地位的男人也模仿欧洲贵族，身着天鹅绒大衣和有褶皱饰边的衬衫大步流星地走路。对担心这个国家将会回到贵族统治时代的共和党人来说，这种纨绔子弟般的着装带着旧社会颓废的味道。他们担心，如果首都就设在纽约，美国的天真古朴会被这座城市的享乐主义涤荡得无影无踪。与此相比，许多立法者住处狭小，生活贫困，根本无法享受铺张奢侈之举。拉尔夫·伊泽德（Ralph Izard）抱怨说，收入菲薄的参议员不得不住进“家庭旅馆，在阴暗狭小和隐秘的地方寄宿，没有像样的随从，无法妥帖地进行社会交往，以至于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人格”——这种境况只能加深他们对纽约的厌恶之情。 汉密尔顿始终对新国会保持着警惕，因为他知道国会早期的决策将深刻影响美国的财政，进而影响到行政和司法系统。尽管原计划定于3月初开始工作，但众议院和参议院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召集到法定的人数。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议院在联邦大厦一楼举行了会议，并向公众开放。汉密尔顿作为观众出席了1789年4月1日的首次会议。詹姆斯·肯特回忆道：“汉密尔顿上校对我说，第一天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观众们急不可耐，这充分证明他们的好奇心有多么强烈。”与此同时，带着神秘色彩的参议院在楼上一间没有观众席位的房间里开会。在最初的5年里，参议员就这样秘密地履行着他们的职务。 宪法并没有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做出规定，也没有提及内阁。在就职后的数月里，乔治·华盛顿就是行政部门的全部。行政管理依然是一个云里雾里的概念，不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麦迪逊遗憾地说：“我们处在荒无人烟的地带，没有哪怕是一个脚印指引我们。”新政府的财政状况尤其一团糟。美国已经中止了向国内外的债务利息支付，美国债券继续在欧洲市场上以极低的折扣进行交易，这表明人们对新政府具有的偿还能力几乎不抱任何信心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抚慰紧张不安的债权人。 华尔街上小贩的叫卖声，牛铃的叮当声和大车的隆隆声常常淹没了联邦大厦里演讲者的声音，尽管如此，在那年夏秋之际，新政府依然缓慢成型。在众议院，詹姆斯·麦迪逊将各州大会对宪法提出的多处修改意见压缩成12条修正案；各州批准的前10条修正案就是众所周知的《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在参议院，奥利弗·埃尔斯沃思正在领导一个团队起草司法条例，规定最高法院将由六人组成，下设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在5月19日，来自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城的众议员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汉密尔顿的资助者——提议国会应该设立一个金融部门。从这个后来所谓的财政部引起的争吵可以明显看出，这的确是新政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者担心欧洲式的专制会在这个部门扎根。立法委员指出，英国财政大臣利用庞大的税官队伍征收苛捐杂税，独立战争就是由英国滥用征税权引发的。为了预防这种集中起来的权力，埃尔布里奇·格里希望财政部的领导权是授予一个委员会而非个人，但只有麦迪逊坚持认为，应当由一个拥有各种必要权力的部长指挥领导这个部门。 规定财政部职责（包括它需要对其权力范围内的事项向国会汇报）的法律带来了无休止的争吵。反对者认为，这种国会监督形式并非有效，不足以把财政部长置于民众的监控之下。有英国的先例存在，他们担心这可能给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幕交易打开大门——事实上，这种指责在汉密尔顿在职期间一直困扰着他。 1789年的春天对具有爱国精神的斯凯勒家族而言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将丈夫和四个子女抛在一边，安杰莉卡·丘奇远涉重洋从英国出发，及时到达了美国，见证了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她非常想念家乡，尤其牵挂深受痛风折磨的父亲。她还想能够陪伴一下亚历山大和艾丽萨。汉密尔顿依然对他的妻姐念念不忘，经常讲一些趣闻和她开玩笑或逗她开心。面对安杰莉卡，他又成了一个活力四射旦有骑士精神的年轻人。“我很少给不可能成为爱人或情人的女士写信，”他在写完《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后对她说，“但对于你，最乏味的话语也会变得趣味盎然。” 约翰·巴克·丘奇的政治野心却让安杰莉卡一辈子郁郁寡欢：一位美国将军的女儿要成为英国议员的妻子。为了勉为其难地接受这种情形，安杰莉卡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有你这样的口才”，她会很乐意看到她丈夫进入英国下议院。汉密尔顿回答说，他更愿意看到连襟当选美国议员。丘奇在1790年于温多弗镇当选为议会议员。在距温莎城堡不远的道恩庄园，丘奇夫妇周旋于文化名流和政坛显贵之间。一位在那里做客的远亲觉得人见人爱的安杰莉卡“简直就是一位天使，对一个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其宅第的远亲都关怀备至”。然而在丘奇家的社会生活里，酗酒、沉迷赌博、暗中通奸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威尔士的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英皇乔治四世，他极度爱慕安杰莉卡。圈子的另一个中心人物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英国辉格党领袖，跟约翰·丘奇同样嗜赌如命，经常为了挥霍，从丘奇那里大举借债。丘奇夫妇在特鲁里街剧院有一个私人包厢，并在那里结识了挥霍无度的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他是《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的作者，曾经拒绝向债权人还钱，还振振有辞：“还钱只能鼓励他们继续借给我钱。”丘奇夫妇还与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关系密切，曾资助他跟随本杰明·韦斯特以及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学艺。 尽管许多方面都是令人羡慕的，但安杰莉卡在旅居欧洲期间还是时常感到孤独忧郁。在后来带着哀伤的笔调写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她讲述了去剧院碰巧王室成员也在那里的情形，然后说：“对见过华盛顿的美国人来说，英国国王和王后又算得了什么！”她接着跟她的妹妹说：“我真羡慕你能跟三个谦谦君子在一起。你谈起我的父亲，我的男爵（冯·司徒本）和你的汉密尔顿。多么迷人的夜晚，多么惬意的交谈！而我的社交圈里只有阴郁冷淡的英国人。”在另外一封信中，安杰莉卡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她写道：“再见了，我亲爱的艾丽萨。祝幸福快乐！还请在你的欢笑中记住我这个渴望走进你幸福的人。热烈拥抱汉密尔顿和男爵。” 第一起针对汉密尔顿的绯闻发生在1789年3月下旬，当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返回纽约。这个城市正沉浸在与新政府有关的种种社交活动中，汉密尔顿和妻姐相互倾慕，这在他们参加聚会和晚宴时显露无遗，必定会引起人们窃窃私语。在一次舞会上，安杰莉卡掉落一条吊袜带，汉密尔顿殷勤地帮她从地上拾起来。安杰莉卡灵机一动，戏谑地说，可惜，他还没有成为嘉德骑士 。安杰莉卡淘气的妹妹佩吉接过话茬说：“如果他能成为一个骑士的话，他会是一个‘床笫骑士’。”这可能都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但是这样的故事却成了当地人茶前饭后的谈资。 安杰莉卡在纽约市一直住到11月，后来收到了约翰·丘奇的来信，说几个孩子都病了。她立刻预定了回英国的航程。无论安杰莉卡待在纽约的这段时期里汉密尔顿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压根就没发生什么，艾丽萨对她亲爱的姐姐的离开还是感到伤心欲绝，甚至不忍为她送行，冯·司徒本男爵费了好大的劲才同其他人一道安抚好她。汉密尔顿、他的长子菲利普和男爵送安杰莉卡到甲板上，然后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的船只从港口越行越远渐渐消失了。“想象一下我们的感觉吧，”汉密尔顿给安杰莉卡写信提到这一离别的场景时说，“我们注视，我们叹息，我们哭泣。”即使司徒本这个坚强的老战士站在那里的时候也热泪盈眶了。“可爱的安杰莉卡！”汉密尔顿最后说，“你怎么就这么让每一个人挂念呢？我们中好几个人对你的离开都感到哀伤，并且一定会一直哀伤的。”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十分喜爱安杰莉卡，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安杰莉卡和我晚上谈论的是你，清晨谈论的还是你。”那些谈论亚历山大和安杰莉卡之间的暧昧关系的人，如果见到艾丽萨写给她姐姐的温柔的离别信很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挚爱的安杰莉卡： 虽然我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的心因你的离开而难过得无以言表，我的眼里满含泪水以致我没法给你写太长。但是我亲爱的姐姐，记住，一定要记住你的保证，你说你肯定会回来，尽可能让你离开的时间变得短一点。告诉丘奇先生，对我而言，如果他把你带回来，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幸福。喔，不单单是我，还有挚爱你的父母、姐妹、朋友和我的汉密尔顿，他对你的感情就如同一母同胞的兄弟一样。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见，再见。 E. H. 似乎是象征着新政府的脆弱状态，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6月染上了一种几乎致命的怪病。起初是感冒，后来是左大腿软弱无力，很快又发展成肿胀和“恶性红斑”。总统体重骤减，无法坐直，在床上躺了几天，几近病危。除了总统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人知晓病情的严重程度，更不用说知道它可能致命了。无论是炭疽病还是肿瘤，都要进行无麻醉手术切除（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农场主或者种植园主从动物身上感染炭疽病菌的现象十分常见）。主刀的外科医生似乎很享受这次切除手术，他高声说道：“切掉，切得深点，再深点，再深点。不要害怕。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很好地坚持住！”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如此难以预料，以致詹姆斯·杜安市长禁止车辆经过华盛顿的宅邸，还在人行道上铺上稻草以消除行人走路时可能惊扰他的声音。 华盛顿痊愈后，依然没有力气参加辛辛那提协会在圣保罗教堂举办的美国独立纪念日庆典。独立战争期间的革命军官提前聚集在城市旅馆里，然后在炮兵部队和军乐队的陪同下朝着教堂进发。当他们经过总统府邸时，华盛顿身着军队制服，在门口向他们表示问候。玛莎·华盛顿代表丈夫前往圣保罗教堂参加他们的活动，这是自总统就职典礼以来最盛大的名人聚会了。亚当斯副总统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的陪同下也参加了这场盛事。扣眼上别着鹰形徽章、胸前挂满勋章的辛辛那提协会会员是最夺人眼球的队伍。整个活动的高潮是汉密尔顿对3年前故去的朋友纳撒内尔·格林将军致悼词。一家报纸写道，从走廊看下去，“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士”站在露台上注视着汉密尔顿。 干净凉爽的教堂装饰着雕花玻璃的吊灯和柯林斯风格的廊柱，尽管稍微有点滑稽，但对这种场合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演讲者站立的布道坛装饰着插了6根羽毛的王冠——从此我们可以依稀看到英国对这个城市的统治的最后痕迹。汉密尔顿曾称赞格林，“除了学历之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第一人”。现在，他再次对格林进行由衷的歌颂。跟汉密尔顿一样，格林也出身贫寒，靠自学掌握了战争的知识。我们也许能在汉密尔顿对格林的颂扬中，看到汉密尔顿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在引起社会震动的伟大革命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人的本性都会被带往最光明的一面，反之亦然。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辉，以弥补它导致的罪恶。 作为独立战争期间南方军的最高指挥官，让康华利勋爵感到头痛不已的格林将军以善于以少胜多而名扬四海。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公开嘲弄曾在格林麾下效力的州民兵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在评述格林的功绩时，汉密尔顿轻蔑地把民兵称为“伪军人”。汉密尔顿说，格林统率的民兵在前线溃不成军，后来被英勇果敢的大陆军后援部队救出。汉密尔顿可能都不怎么记得了，他对南方军的评论得罪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埃达纳斯·伯克（Aedanus Burke），一个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的爱尔兰后裔。那个时候，汉密尔顿还不是联邦机构的官员，因此伯克没有对他的讲话做出公开回应。此外，在纽约州批准宪法大会之后，汉密尔顿的声望如日中天，伯克不敢向他挑战。他后来解释说：“汉密尔顿先生是那时的英雄，受到民众爱戴。如果我伤及他一根寒毛，我肯定会被绑起来在纽约市游街，然后被扔进东河。”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伯克对这一过节怀恨在心，等待着一个绝佳的报仇时机。汉密尔顿的另外一次声明也让伯克和其他南方人大为愤怒：“大批奴隶被摧残人性的法律所束缚，无不对主人心怀怨恨，南方各州的爱国行动也因此受阻。”汉密尔顿认为，奴隶主遭到奴隶的怨恨是罪有应得，因为这些人在情感上同情英国，拒绝同爱国者合作。这种想法定然会受到南方奴隶主的厌恶。 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似乎总能引起争议。纽约州仍然没有选定两名联邦参议员代表。根据宪法，决定权将被交给州议会，以确保当地官员对此事拥有不同比例的表决权。如同在殖民地时期一样，纽约的政局依然操纵在极少数几个有权势的家族手里。某位伯尔的传记作者的话极为形象：“克林顿家族有权力，利文斯顿家族有数量，斯凯勒家族有汉密尔顿。”作为家族的领袖，菲利普·斯凯勒将军当然拥有一个参议院的席位（斯凯勒的另外一位女婿，极其富有的斯蒂芬·范·伦塞勒在同年被选入纽约众议院）。斯凯勒向旗鼓相当的对手利文斯顿许诺，他将支持因婚姻进入利文斯顿家族的纽约市长詹姆斯·杜安竞逐另外一个席位。有了这样的联合，斯凯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有可能分享纽约州的权力，孤立乔治·华盛顿，甚至有可能阻止杰斐逊在某一天将触手伸入该州，由此改变美国政坛的整个格局。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汉密尔顿犯了一个天大的政治错误。由于担心杜安市长的继任者可能是“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人物”，其政治主张可能“对城市造成危害”，汉密尔顿决定反对杜安竞争第二个参议员席位。在公然冒犯强大的利文斯顿家族之后，汉密尔顿全力支持刚刚迁到纽约的34岁的朋友鲁弗斯·金——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曾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律师。金娶了一位有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玛丽·埃尔索普（Mary Alsop），夫妇俩都与汉密尔顿熟识。作为一个妙语连珠的演说家和激情四射的奴隶制批评者，金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了制宪会议，并跟汉密尔顿一起共事于编排和筹备委员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金成为纽约市社交界不可或缺的人物。罗伯特·特鲁普告诉汉密尔顿，“像新光派传教士被会众追捧那样，我们的金受到各种聚会的欢迎。”汉密尔顿说服菲利普·斯凯勒放弃他原本支持的杜安，转支持金。出于轻率和狭隘的心理，汉密尔顿决心让他的岳父和他的朋友成为代表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 凭借极敏锐的政治嗅觉，乔治·克林顿明白汉密尔顿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秘密地帮助金获得了候选资格，试图在斯凯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之间制造裂痕。当纽约在1789年7月16日选举第二位参议员时，鲁弗斯·金排在首位。正如克林顿所猜想的那样，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被激怒转投州长的阵营。优雅体面的利文斯顿已习惯了受人尊重，感到汉密尔顿这个外来的小辈对他处处掣肘。汉密尔顿在家乡的势力由此被削弱，并失去了最终进军总统宝座的一个重要跳板。这件事也为亚伦·伯尔在州政治斗争中不幸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年夏天，让汉密尔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关系更加紧张的是，两个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同一份让人眼馋的职位上：财政部长一职。这个职位不久将由华盛顿指派，必定会成为第一届政府中最有权势的职位。 在乔治·华盛顿反复思考人选时，他知道正是糟糕的财政状况导致13州邦联（1781～1789）的灭亡，财政部长是一个重要的任命。他首先想到的是“爱国金融家”的代名词——罗伯特·莫里斯，一个为了革命抵押了自己个人信用的费城商人。华盛顿的养孙说，在4月参加就职典礼的路上，华盛顿曾在莫里斯的豪宅中小歇片刻。“莫里斯，财政部长当然是你的职位，”华盛顿认真地说，“由于你在独立战争中作为一个财务官所做的无法估量的工作，没有人能跟你角逐财政部长一职。”但是，莫里斯现在濒临破产的边缘，甚至有可能锒铛入狱，因此，他谢绝了任命。 “但是，我亲爱的将军，”他向华盛顿保证，“你不必为我拒绝财政部长一职感到失望，因为我能为你推荐一个远比我更聪明的人担任你的财政大臣，此人就是你以前的老部下汉密尔顿上校。” 沉思了一会儿，华盛顿回答说：“我一直知道汉密尔顿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但从未想到他也通晓财政金融。” “阁下，他无所不晓，”莫里斯说，“有他那样的脑袋，什么都不会出错的。”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华盛顿询问莫里斯如何处理巨额政府债务，莫里斯建议：“在整个美国也只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怎么办：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罗伯特·莫里斯成为美国的第一届参议院成员。 在华盛顿与莫里斯会面的同时，汉密尔顿正在纽约的大街上散步，突然碰到了亚历山大·达拉斯，费城的一名律师。“哎，将军，您能告诉我谁会成为内阁的成员吗？”达拉斯问道。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先生，”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也不能告诉你谁会成为阁员，但我很乐意告诉您一个不会进入内阁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下。” 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不久，华盛顿告知汉密尔顿，说他打算提名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的部长。想必汉密尔顿几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时刻，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吧。汉密尔顿必定对这个时刻期盼已久，否则他为什么会在独立战争期间认真研究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仔细阅读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尼克（Jacques Necker）三卷本的回忆录？好几年来，他一直在构思详细的金融计划，仿佛在为这份工作进行预演。被升为财政部长，似乎是他青云直上的仕途生涯中理所当然的一步。他相信自己能胜任此项工作，并告诉华盛顿愿意接受任命。 朋友们提醒汉密尔顿不要去接手财政部，因为这将激起人们对英国统治的回忆。当古维内尔·莫里斯告诉他，财政部长肯定会遭人咒骂时，汉密尔顿回答说：“这是能够让我大显身手的最佳位置。”在讨论宪法问题时，争议最多的就是联邦税和税收征集问题。作为最高级别的税务官员，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怒气发泄的对象。事实上，汉密尔顿打算把美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努力——设立中央银行、长期债务体系、铸币厂和海关，并为制造业提供补贴——无不遭受过猛烈的批评，说它们是在模仿英国的模式。 在同华盛顿交换意见之后，汉密尔顿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罗伯特·特鲁普，并询问特鲁普是否愿意接手自己的法律业务。特鲁普非常感激，但他认为汉密尔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区区3500美元的财政部长年薪远不及当时汉密尔顿开展律师业务时的收入，这会让汉密尔顿蒙受经济上的损失。特鲁普回忆说，他告诫过汉密尔顿：“放弃律师业务会对他的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个时候，汉密尔顿的财产非常有限，而他的家庭却在膨胀。”汉密尔顿对特鲁普说，他深知这会造成财务损失，但“他认为在财政部行使权力，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益处，其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他的私人利益”。作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汉密尔顿在职期间切断了除薪水之外的所有收入来源，在这一点上，无论华盛顿、杰斐逊还是麦迪逊都是不曾做到的。 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在财政部工作是他长久以来捍卫宪法的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事业规划的一部分。他说：“我认为，我有义务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华盛顿总统的邀请，担任财政部长一职。”除了一些好朋友，汉密尔顿没有告诉其他人自己将担任财政部长这个结果，当时他的竞争对手还在积极运作谋取这份工作呢。5月底，麦迪逊告诉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汉密尔顿“或许是最有资格做这类工作的”，并且胜算还更大一些。在失去了财政部的工作机会之后，利文斯顿又想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最终却输给了约翰·杰伊。如果算上他的家族在竞争纽约州参议员席位上的失败，利文斯顿必然将汉密尔顿和斯凯勒看作自己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倘若不考虑整个华盛顿政府的话。7月份的时候，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建议，派利文斯顿去欧洲主持商讨欧洲贷款的谈判，但这个橄榄枝并没有弥合两人之间的间隙。 整个夏天，随着汉密尔顿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传言越传越广，新英格兰等地的仰慕者欢欣鼓舞。但是正式的声明要等到华盛顿在9月2日签署创建财政部的法案之后才能到来。1789年9月11日，星期五，34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同一天，参议院同意了这项任命，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第二天，汉密尔顿从纽约银行为联邦政府借来5万美元的贷款。第三天，星期日，他在财政部位于百老汇街的新办公室（在三一教堂的南面）忙了一整天。他急匆匆地向费城的北美银行发出请求，希望再获得5万美元的贷款。汉密尔顿清楚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意味着什么。正如他在战争期间所写的那样，“如果政府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那这就是激发其他人产生同样信心的最可靠途径。”由于某些州对宪法仍然阳奉阴违，汉密尔顿知道，狡猾的敌人在等待时机摧毁它。为了成功，政府不得不树立起权威，为了达此目的，他准备快马加鞭地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从未陷入人类普遍的惰性之中。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心，他总能为最复杂的问题找到了最理想的解决办法。 从一开始，他就面临着压力，小心谨慎的债权人等着看这位年轻的财政部长是否能奇迹般地复活美国的信用体系。汉密尔顿被任命之后仅仅过了10天，汉密尔顿被众议院要求准备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期限为110天。有这样一股风在背后吹着，汉密尔顿大踏步一跃进入了华盛顿政府中的核心决策层。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像当时那样，为汉密尔顿的卓越天赋提供一个绝佳的展示舞台。新政府是一块可以在其上任意挥洒年轻人精力的白板，而华盛顿的行政队伍需要去勾画所有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汉密尔顿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改革家，一位美国政坛所能培育出的行政大师和杰出公仆。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汉密尔顿是一个行政管理天才”，他“对华盛顿内阁所发挥的影响力，在美国内阁制度发展史上无人可比”。这个职位要求在职者既是思想家和行动者，又是技艺精湛的行政家、政治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度的建筑师。它还要求此人能够建立一个符合宪法原则的体制框架。实质上，所有问题都会被归结到宪法的基本层面上，因此，汉密尔顿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素养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对宪政的思考，设计出了高效的政府机器，同时阐述它的理论基础。 鉴于宪法没有提到有关内阁的问题，所以华盛顿不得不自己创造它。起初，执行委员会只有三个人：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国务卿杰斐逊、国防部长亨利·诺克斯（国防部当时被称为战争部）。甚至第一任司法部长，36岁的弗吉尼亚人埃德蒙·伦道夫都不在此列，他没有行政办公室，只充当一个顾问角色，因此只能拿到1500美元的薪金。由于被视为政府的法律顾问，高大俊朗的伦道夫希望能保留私人客户以弥补他微薄的薪水。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大部分时间被排除在华盛顿的决策圈之外，权力的缩水加剧了他对汉密尔顿的忌恨。 内阁的概念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成熟的。在作为总统的前三年，华盛顿很少召集他的部长们开会——汉密尔顿后来告诉英国公使，“我们没有内阁，各部的部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开会”——华盛顿更喜欢单独地询问各部长的意见。由于只有三个执行部门，因而每一个部长手中的权力都相当大。更何况，各部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清晰的界定，这就使每一个部长都涉足宽泛。由于华盛顿经常就一个问题向所有的部长询问意见，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了。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汉密尔顿频繁插手杰斐逊的辖区，令后者感到难堪。事实上，汉密尔顿的建议之多，影响之大，因而有很多历史学家把他看成一个类似首相的人物。如果华盛顿是国家的元首，那么汉密尔顿就是政府的首脑，行政部门中的主要推动因素。 如在独立战争期间一样，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具有互补性的才能，任何一个人离开了对方都无法取得他们在一起时的成就。有时为了强调总统礼节性的一面，华盛顿想成为一个超越党派之争的人物，保留着作为独立战争化身的光环。他的超然风格为积极进取的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尤其是在汉密尔顿愿意担当重任的金融事务方面。如果说华盛顿缺乏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那样的卓越才智，但他拥有的却是超乎寻常的判断力。面对选择，他几乎总是能选出最正确的那个。他从来不是批评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汉密尔顿的傀儡”，他经常推翻他的财政部长的意见和做法。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组成一个特殊团队，因为他们彼此抵消个人弱点。华盛顿可能对批评过于敏感，从来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斥责，但他已能很好地控制情绪，这让他成为火暴的汉密尔顿的有价值的衬托。汉密尔顿可能不圆滑，容易挑起事端，而华盛顿则是一个生性稳重的人，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不苟言笑的天赋”。汉密尔顿思维活跃，雷厉风行，但容易做出草率的决定，华盛顿的管理风格则与其完全相反。汉密尔顿后来提起总统时说：“他咨询很多，考虑充分，决断缓慢，但决断坚定。”华盛顿能够权衡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并能冷静地评判政治影响。杰斐逊则说：“或许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在没有成熟地权衡每一种情况或每一种因素之前从不采取行动；如果他看到有一个疑点，就会克制自己做出判断，但是一旦他决定下来，无论有什么阻碍他都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样一个人应该可以缓冲他的财政部长的过激行为。 或许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能如此和谐地在一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都希望看到13个州能紧密结合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美国。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华盛顿给13个州的州长传阅了一封信，阐述了建立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完成的四件事：各州在强大的全国性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及时偿还它的债务；创建陆军和海军；人民内部的安稳和谐。汉密尔顿列出了同样的清单。 由于总统支持，汉密尔顿不懈地推动这一进程，这位年轻的财政部长获得了仅次于华盛顿的无限权力。杰斐逊指责汉密尔顿操纵华盛顿，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处理基本的政治事务上，相比杰斐逊，华盛顿只是与汉密尔顿更为默契。出于这个原因，当汉密尔顿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又最有争议的人物时，华盛顿甘愿充当他的政治保护伞。 第十五章 罪恶的交易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始编织关于构建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宏伟计划之时，处于草创阶段的行政部门显得有些局促。到任财政部的第一天，汉密尔顿面对的是一套空荡荡的房间，不过他很快添置了一张精致的桃花心木办公桌，纺锤形的桌腿上以女像装饰。他将在这张桌子上完成数量惊人的工作。汉密尔顿的演讲、文章和报告从不假他人之手，他留给后人的信件几乎全都是亲笔写就的。 乔治·华盛顿在芒特弗农的仆役远比他在纽约市当总统时要多得多。新政府成立后，汉密尔顿掌管着最大的部门，其职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39人。当时，国务院只有5名职员，这种对比直接引发了一种恐惧，大家认为汉密尔顿在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打造庞大的追随者队伍。与国防部相比，财政部的势头热火朝天。“当亨利·诺克斯到达纽约时，”传记作家诺思·卡拉汉（North Callahan）写道，“上任初期几乎无事可做，这位战争部部长的全部属下就是一名书记。”身为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不得不设计有关簿记、稽核和审计的基本体系，其中的许多制度历经时间的考验，被沿用了许多代。汉密尔顿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这些最平凡的工作中，似乎在享受管理方面的挑战。在过往行人的眼里，这位财政部长可能是一个性格孤僻、若有所思的男子，他把自己封闭在思想的深渊里，极少与陌生人的眼神接触。一家纽约报纸戏言，任何人要想当上财政部长，都得“偶尔现身于街头，并低头仔细地盯着人行道，就仿佛陷于沉思遐想中一般”。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极少有闲暇时间来缓解工作压力。安杰莉卡返回英国后，艾丽萨和孩子们回到了奥尔巴尼，留下汉密尔顿一人在纽约处理堆积如山的公务。“没有你们在身边，我非常孤独，”他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越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我们的团聚。”当月，艾丽萨回来后，她和汉密尔顿随乔治·华盛顿夫妇一同前往约翰大街剧院观看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的喜剧《批评家》（The Critic），这对他俩而言是一次激动而难忘的经历。看到华盛顿入场，乐队奏起了《总统进行曲》（President’s March），全场掌声雷动。伊丽莎饶有趣味地记得一件事，某位名叫麦基弗的女士头戴巨大的鸵鸟毛饰物出席玛莎·华盛顿的招待会，后来这个时髦的头饰被支形吊灯点燃了。当时任总统助理的威廉·杰克逊迅速冲到这位女士身边，双手拍打羽毛，将火焰扑灭。 在汉密尔顿最初的那些公务缠身的日子里，这种娱乐是极其少见的。他必须创建海关，因为海关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任第二天，他向所有海关征税员下发通知，要求上报每个州累计关税的准确数字。当下面反馈上来的一些数额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时，他猜想东海岸一定盛行走私，由于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多少了解到一点走私的内幕，这引领他走向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告诉一位记者：“我正在考虑设立巡逻艇队的问题。”这可能是最早关于海岸护卫队的记载。 汉密尔顿获取信息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他向港口负责人详尽地询问了关于灯塔、导航台以及浮标的情况。他让海关征税员提供货物装船清单，以便他能够确定出口货物的准确数量和种类。在他的指挥下，政府的基础统计系统逐渐成形。他还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要求所有海关税收不仅可以用金银，还可用纽约银行和北美银行的票据支付，这个创举推动了美国从使用硬币向有效的纸币体系的过渡。 汉密尔顿一向守时——他曾经说过，“我讨厌工作上的拖延”，他迅速组建了一支具有强烈公众服务意识的一流团队。在他被提名的当天，就已经确定了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审计师奥利弗·沃科特（Oliver Wolcott）在内的5名助手。当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梅雷迪思（Samuel Meredith）被任命为出纳主管时，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训诫他说：“你应该马上开始工作，这件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汉密尔顿选中了自己的朋友，机敏、优雅、活泼的威廉·杜尔担任第一任部长助理。威廉·杜尔娶了斯特林勋爵的女儿凯蒂小姐为妻。选择杜尔做自己的助理将给汉密尔顿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杜尔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投机者，他后来的种种丑闻玷污了汉密尔顿的声誉。杜尔在英国长大，后来在伊顿公学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其父去世后，少年杜尔开始在孟加拉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健康严重受损。杜尔曾在安提瓜岛的家庭种植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纽约州北部，离斯凯勒在萨拉托加的地产不远的地方，杜尔买下了一块林地，并向英国海军出售木材。由于他在英国时与迈尔斯·库珀交上了朋友，所以杜尔还在国王学院上学时，他就认识了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为何要选择将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杜尔做助手呢？ 这令许多朋友迷惑不解。事实上，这两人的政治观点和奔放的性格是一致的，并且杜尔的履历显示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还在英国时，杜尔就公开表示过殖民地人民的不公平待遇，极力赞同改革以避免叛乱。独立战争时期，他向大陆军供应物资，在大陆会议任职，并参加了草拟纽约州宪法的会议。杜尔相当聪颖，汉密尔顿曾邀请他加入《联邦党人文集》编撰团队，但最终没有采用他的两篇文章。得到汉密尔顿提拔时，他在旧财政委员会担任秘书一职的3年任期刚刚届满。1789年，汉密尔顿特地为他设立了助理部长的职位，想方设法地让他留任。 令人遗憾的是，威廉·杜尔的道德品质异常低劣，总是在公务与私利之间浑水摸鱼。那年秋天，汉密尔顿要做出将极大影响未偿付政府证券价值的决定，因此他身边的同事必须要做到保密和廉洁。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杜尔一直拿政府债券进行豪赌。轻佻的杜尔还向密友泄露了汉密尔顿对政府债务进行融资的计划，这则重大内幕消息引发市场震动。在汉密尔顿任职的一周后，诺亚·韦伯斯特就给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投机商送去了关于财政部长融资计划的机密细节，并将消息来源注明为“与部长助理杜尔的户外交谈”。参议员威廉·麦克莱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他记录了关于国会议员参与国债投机的种种流言，并指出：“毋庸置疑，一切混乱都溯源于财政部，罪魁祸首就是杜尔。” 可悲的是，杜尔的行为引发了一种不公正的传言，即新成立的财政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事实上，汉密尔顿一上任就建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并发布了职员不得参与政府证券交易的政策，为美国公务员行为准则树立了一个关键性的先例。汉密尔顿自己放弃了所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商业投资。即便在后来，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他仍说自己“小心谨慎”地避免同“那些所谓的投资行为发生关系”。这一切越发令人困惑，为何汉密尔顿竟然被杜尔的无耻诡计所蒙蔽。汉密尔顿对于人格品性具有出众的洞察判断力，威廉·杜尔事件是他敏锐的眼光被蒙蔽的少数几个案例之一。 由于杰斐逊还没有到达纽约就职国务卿，汉密尔顿就毫不客气地代理了他的工作。一位名叫乔治·贝克威思（George Beckwith）的英国外交官，兼任加拿大总督的副官，他有意与美国新任财长举行非正式会晤，就此事向菲利普·斯凯勒打探口风。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是人所共知的。10月份，他与贝克威思的秘密会面安排得非常谨慎，因为英国还没有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双方的讨论具有非官方的性质，虽然汉密尔顿再三向贝克成思强调，自己的言辞反映了“这个国家最开明人士的观点。我非常自信地向您保证，他们中间包括华盛顿将军，还有参议院中的大多数人”。出于安全考虑，贝克威思在发回伦敦的关于本次会面的报告中，用密码“7”指代汉密尔顿。后来，这项保密措施成为汉密尔顿是英国代理人的荒谬证据。事实上，华盛顿知道这次秘密会谈，并收到了汉密尔顿呈送的会议备忘录。 汉密尔顿与贝克威思就诸多领域交换意见。谈到与英国签署一份通商条约的前景时，他明显流露出个人情感倾向：“相比其他国家，我更愿与贵国保持联系：我们都使用英语，在偏见和偏好上都存在相似性。”贝克威思称，麦迪逊向国会提交的歧视英国商船的议案让他感到不安，汉密尔顿表示自己也有同样的苦恼。谈到麦迪逊，汉密尔顿说:“事实上，这位先生是个智者，虽然与时代有些脱节，但他既不腐败，也不会被收买，对此我深信不疑。” 汉密尔顿建立美英商贸联系的计划非但不是为了曲意讨好英国，而是附着了种种微妙的威胁与诱惑。他在预言未来美国之壮大时，明确表示英国应当认真对待美国的购买力：“我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是贵国的主要客户。”他承认美国当前的国际地位不及英国，但有朝一日必将成为能与之抗衡的经济大国：“尽管必须花费数年时间，我们的国民经济基础才能从农业转化为制造业，但我们是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家。”汉密尔顿指出，美国作为原材料生产地，目前已形成了与制造业巨头英国的完美配合；另一方面，北方各州已经开始在制造业领域有所作为，如果英国阻挠美国，这种对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将迅速增长；倘若英国拒绝合作，美国完全可以与法国结盟，进而威胁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产业。 汉密尔顿非但不是亲英走狗，更不是高级间谍，他在每一个回合中都顽强地捍卫着美国的利益。他和贝克威思讨价还价，决不卑躬屈膝。他坚持美国应当有权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他希望英国能够尊重《和平条约》，放弃在俄亥俄河谷的西部要塞。汉密尔顿唯一背离官方政策的地方，就是他赞同英国拒绝移交在革命中叛逃投敌的奴隶。他对贝克威思说：“既然已经向这些人承诺了要保护他们，再要将他们送交给他们原来的主人，这是不可能的。”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汉密尔顿暗示，美国很快将派出使者前往英国，以继续讨论本次会谈所涉及的问题。10月7日，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讨论了任命，并接受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将古维内尔·莫里斯派往英国。正式就任为财政部部长之后的数周之内，汉密尔顿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作为政府对外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地位。 汉密尔顿能分神处理外交事务着实令人称奇。与贝克威思的会面是那年秋天汉密尔顿不得不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国会希望在次年1月看到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他必须概括出美国的财务窘境，并就如何解决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巨大公共债务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正如完成51篇《联邦党人文集》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投入了与孤独而艰巨的劳动的持久较量。他日复一日地潜心研究，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草拟出了一份4万字的论述——一本宣传册，其中所有复杂的数学计算都是他亲自完成的。 正当革命一代的其他人憧憬着美国乐园的时候，汉密尔顿继续在英国和法国历史中钩沉思想。他极度崇拜法国财政大臣雅克·尼克，此人曾提出政府举债增强军事实力的观点；但在公共财政方面，真正指引汉密尔顿的北极星是英国。早在17世纪90年代，英国就已成立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颁布法令对酒类征收消费税，为公共债务融资（也就是说，抵押某些收入，以保证其债务的偿还能力）。18世纪，英国大量扩展了公共债务。债务非但没有削弱英国的国力，反而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公共信用使英国有能力组建皇家海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维持全球商业帝国的地位。同时，为偿付债务而发行的政府债券刺激了经济发展，因为债权人能够用政府债券作抵押以获得贷款。汉密尔顿效仿英国的实践，但并不像批评家所指责的那样，他无意于把美国变为前母亲国的附庸。他的目标是推动美国的繁荣与自给自足，最终使这个国家更少地依赖英国资本。汉密尔顿希望施用英国的方法，从经济上战胜英国。 汉密尔顿在准备报告时，对原始资料的选择采取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态度。他仔细地钻研了大卫·休谟的《政治论》，休谟认为公共债务能够激发企业活力。孟德斯鸠则指出，国家应当尊重财政义务，“因为一旦公共信任破裂，就不可能只涉及局部，而是会殃及全局”。托马斯·霍布斯则强调证券转让合同是神圣的，自愿交易的人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观点也对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独立战争中，汉密尔顿的行囊里总背着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现在它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波斯尔思韦特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诱人的利率不断借入资金。除非债权人可以自由购买和出售它的债券：“政府信贷的本质，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钱借给国家，除非他们拥有购买和出售其公共债券的权利，以应不时之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正是汉密尔顿希冀在美国奉行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 汉密尔顿为报告的事情殚精竭虑地拼命工作着，期间也征询过同一时代几位杰出人士的意见，包括曾断然拒绝他跳级要求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彭。这位教育家谦恭的回复一定让汉密尔顿忍俊不禁：“阁下认为，敝人可以就阁下目前承担的重要职责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敝人对此深感荣幸。”汉密尔顿深知，美国革命已经引发了全民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他问麦迪逊：“下一步征什么税，人们的抵触会少一点呢？”此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还保持着一种政治同盟的关系。有位女士记得，曾经看见他们一起“逗弄一只爬到邻居院子里的猴子，笑得前俯后仰”。但就在这时，麦迪逊写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第一次预示了两人宿命的分裂。麦迪逊不赞成长期政府负债，他担心政府债券会落入外国人手中：“由于他们比美国人有钱，而可投资的有效途径又相对要少，他们能够并将大量囤积美国人手中的债券。”麦迪逊写下这无声的异议时，汉密尔顿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很快将葬送他们的友谊。 如果汉密尔顿只是专注于竭泽而渔的财务问题，那么他的《公共信用的报告》（Report on Public Credit）永远都不可能赢得如此深远的历史声誉。相反地，他以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为视角，描绘了一幅政府财政机制的详尽蓝图。汉密尔顿在卷首提醒读者，政府负债是自独立战争继承而来的“自由的代价”，理应由国库偿还。在一场反抗苛捐杂税的叛乱中，各州征税遭到了纳税人的抵制，而国会也缺乏征税的权威，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现在，未偿还债务的数额非常巨大：国家负债5400万美元，加上各州负债2500万美元，总计7900万美元。 汉密尔顿认为，自由与财产安全是不可分割的，政府应当尊重自己的偿债义务，因为契约构成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基础：“国家和个人一样，谁信守承诺，谁就会得到尊重和信任，出尔反尔则会众叛亲离。”为妥善处理政府负债，美国应当以可承受的利率发行新债，并使之成为刺激经济的强心剂。政府债券作为抵押贷款的功能和货币一样——汉密尔顿指出，削弱经济并导致土地价值严重缩水的原因是资金匮乏。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轻国度，它缺少的只是流动资本，而政府债务恰能弥补这一供应的缺口。 管理政府债务的奥妙在于通过定期留存一部分的收入，以偿还本金和利息。汉密尔顿驳斥了那种认为其资金积累计划将会滋生投机行为的指责，恰巧相反：如果投资者确信政府债券会得到偿付，则证券价格的波动就不至于太大，投机者就失去了可利用的机会。重要的是，人们相信政府能够进行偿付：“表象在事关信用的问题中的意义最为重大。人们的评价是它的灵魂，而这同时受到表象和事实的影响。”汉密尔顿凭直觉意识到公共关系与公共信任的建设将是未来每一任财政部部长的特殊使命。 究竟怎样为这些债务提供资金，将成为最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富裕的公民投资于债券，很多退伍军人的津贴也被债券所取代。但是在13州联邦成立以后，债券的价格急转直下。正直的爱国者或因生活所迫，或确信他们永远无法获得偿付，被迫以1美元面值兑换15美分的低价售出自己的债券。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融资方案的实施以及受到保障的政府偿付，这些债券能够告别颓势，恢复足额票面价值。 然而，这一令人愉悦的前景却陷入了政治窘境中。如果债券升值，投机商是否应该将这意外横财收入囊中？或者这些钱应当返还给早在数年前就卖出了贬值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者？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参加了独立战争的英勇的士兵。汉密尔顿明白，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特性。汉密尔顿必定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确信地写道，就酬劳原始持有人和惩处当前投机商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持否定态度，因为那样“将会使公共信用毁于一旦”。部分原因是这种有利于债券原始持有者的“歧视性措施”难以操作，政府将不得不追本溯源，找到当前拥有者之前所有的过手投资者，然后确定其买入和卖出价格——就管理而言，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汉密尔顿完全可以到此为止，避开政治问题，搬出技术术语做挡箭牌。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改变了辩词。他说，最初的持有者并不完全是高尚的受害者，而当前的买主也不单单是掠夺成性的投机商。原始投资人在需要现金时已经得到了现金，并且显示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缺乏信心。而投机商用自己的钱财承担了风险，他们理应为此得到酬劳。通过这种方式，汉密尔顿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并确立了美国证券交易的法律和道德准则：证券可自由转让和交易，投资者自行承担交易损益。汉密尔顿认为，“政府不能回溯干预金融交易”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短期利益。为树立“证券转让”的概念，如果有必要的话，汉密尔顿宁愿让唯利是图者得到好处，而让爱国的好公民蒙受损失。通过这场豪赌，汉密尔顿为美国未来卓越的金融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报告的继续进展，汉密尔顿一步一步踏入了布满重重政治陷阱的领域。下一个敏感问题是，有些债务是13个州所欠，有些是联邦政府所欠。汉密尔顿决定将所有债务合并为一体，称为“联邦债务”。他写道：“经过对该问题的反复思考，部长得以确信，由联邦承担各州的债务，并对其提供与联邦债务同样的资金供给，将成为健全政治和真正公平的度量衡。”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反响，其广度与深度不亚于汉密尔顿为巩固美国政府而付诸的其他任何努力。 为什么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是如此关键呢？首先，这更有效率，因为整体性的债务解决方案可以取代许许多多相互竞争的小规模方案。另外，这还蕴涵着意义深远的政治逻辑。汉密尔顿知道，债券持有人会维护对他们负债的政府。如果负债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债权人的忠诚就会投向中央政府。汉密尔顿更感兴趣的是保证政府的稳定与生存，而非让债权人致富或培养特权阶层。沃尔特·李普曼后来这样谈及汉密尔顿：“他利用有钱人来达到一个比增加国家和个人财富更伟大的目的。”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天真地认为，富人具有更广泛的公共责任感，会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利己主义，追逐集体利益。 承担各州债务还有其更深远的好处。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征收进口税的独家权利。如果各州必须自行偿还债务，他们就会对这一垄断权利提出抗议，并试图从进口税中搜刮钱财，从而再度上演《邦联条例》实施时期的混乱局面。汉密尔顿相信自己的计划将使各州失去与联邦政府争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会。 汉密尔顿还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各州负债是否应当按照原始利率进行偿付。他知道如果不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这就不可能实现，而强硬的税收政策也许将引发暴乱，乃至削弱整个国家的力量。他也不希望让那些从小投资人手中低价收购国债的投机商得到过于慷慨的奖赏。于是他决定，对利率仅为4%～5%的外债足额偿付；而如何处理利率为6%的国内债务，则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汉密尔顿决定对这部分国内债务采取赖账的办法，虽然他没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把赌注押在债权人身上，认为他们会接受以相对更低的利率换取更稳定的债券，该债券在利率降低时，政府不得回收（即现代术语中的“不可赎回债券”）。为吸引国内债权人，他提供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供其自愿选择。例如，债权人能以6%的原始利率得到部分偿付，其余部分则以西部土地作偿，借此他们将得以分享边境土地升值的好处；或者，他们可以接受利率稍低，但支付周期更长的付款方式。为了增加类似选择的吸引力，对投资者的偿付可以按季支付，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按年。最重要的是，债权人可以用债券来抵扣税款。这个计划中的大部分选项是汉密尔顿独创，没有先例的。汉密尔顿的支持者褒扬这个计划蕴涵着令人惊叹的巧妙构思；对于他的反对者而言，这个计划充斥着专为蒙蔽公众而设计的难以捉摸的胡言乱语。 为了确保债务的偿付，汉密尔顿知道必须向国外举债，并增加除已在控制之下的进口税之外的其他国内税种。他提议在美国境内对葡萄酒和酒精饮料征税，以及征收茶叶和咖啡税。汉密尔顿指出，首批“消费税”中，被征税的产品“全都是奢侈品，大部分都是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其中一些，如果过度使用，还是有害的”。汉密尔顿深知，这样的税收有可能会抑制消费及减少收入，但他对是否一定会导致如此后果持怀疑态度，因为“每一种奢侈品都牢牢地抓住了人类的嗜好，而人类很难远离奢侈，特别在其成为习惯之后”。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汉密尔顿重申，保证金充裕的负债应当是保卫美国繁荣的“国家福祉”。他担心，这一陈述会被曲解为主张永久性的公共负债。他的担心后来成为现实。穷其余生，汉密尔顿将为自身观点被故意歪曲而备感沮丧。他谴责对手忽略了他报告中关键的一页，在这一页中写道，他“热切地期望，在美国公共信用系统中，贯穿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举债措施应当与清偿手段如影随形，债务的产生应该伴随债务的消灭”。部长认为这条准则是“开展公共信用的真实而不朽的奥秘”。三年后，汉密尔顿暴躁地提醒公众，他在“专门论述公共债务”的“最初的信息交流中”就提出要清偿债务，“这份报告中的一些语句，现在被曲解为‘倡导公共负债即公共福祉’的理论”。实际上，在汉密尔顿的文章中，对沉重负债的警告，远远超过了对公共负债作为流动资本来源的赞美。在呈交第一份报告的五年后，余怒未消的汉密尔顿警告说，不断累增的负债，“可能是所有政府的先天顽疾。除此之外，很难找出引发阵发式的全国性爆动的其他原因了”。 为确保债务按时清偿，汉密尔顿提议建立资金蓄水池（资金蓄水池是一个与总预算分离的收入储备，专门用于偿还债务），由邮政收入提供资金，政府要员实施管理。它可以使收入与贪婪政客的突发奇想绝缘，后者时常为了短期利益，萌发挪用财政部款项的念头。资金蓄水池每年偿付5％的债务，直到全部偿清为止。由于未偿付债券当时的交易价格低于原始票面价值，一旦证券价格上扬，政府将从这种回购中受益。因此，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一样能够在证券价格上涨中获得利润。汉密尔顿得出结论：“作为部长，我认为政府应当实施一定的政策，尽快提升股票价值，使其达到真实水平。”他浑然不知，成功将来得如此之快，而成功的后果将招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甚至就在汉密尔顿编纂这些目录的时候，政府债券的交易价格迅速上扬，心理预期的作用比汉密尔顿所期望的更为强劲在财政部长眼中，这证实人们对新政府的强烈信心。利率止跌，并出现上下浮动，这表明债权人对美国信用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汉密尔顿报告的准确内容一直保密到1780年1月。国会会议召开时，所谓的债券经纪人——或富有的证券交易商——聚集在联邦大楼外，拽着议员们刨根问底，想方设法地要打探出汉密尔顿计划的细节。投机商如果能正确地预测汉密尔顿的意图，就能赚取巨额利润，所以在纽约的各种晚宴上，他们竖起耳朵，不漏掉汉密尔顿所说的每一个字。很多富商已经安排代理人前往未开发的南方地区，大量收购贬值的州政府债券，一旦联邦政府承担这些债务，这些债券将会立刻升值。汉密尔顿周围弥漫着一种颇具传染力的贪婪氛围，但对于企图从他口中探知口风的任何尝试，他都婉转地予以回绝。1779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亨利·李来信向汉密尔顿询问能否透露一点计划。李在信中表示，希望自己的请求不会太失礼。汉密尔顿的回信展现了一位审慎的财政部长的典型形象： 当你说不愿使我为难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并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解答了你的全部疑问。但是，请你记住那句谚语：“恺撒之妻，须置身于怀疑之外”。我认为其要义适用于任何关系到国家金融管理的人。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怀疑永远无处不在，哪怕最无辜的事情也容易招致曲解。 在提交报告的前夜，汉密尔顿心神不宁、寝食难安。他在给安杰莉卡的信中写道：“明天，我将公布预算，你能想象得到，今天我有多忙，并且相当紧张。”安杰莉卡很快从伦敦的书店里给他寄去了财政方面的专著。情绪激动并跃跃欲试的汉密尔顿此刻明白，他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吵，而立法机关中的敌人们正在磨刀霍霍、蓄势待发。当他告知国会，自己已做好提交报告的准备时，一场关于报告应该由其本人亲自宣读还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争论就爆发了。由于担心汉密尔顿干扰立法部门的工作，国会没有批准他亲自阐述报告。于是这本51页的宣传册于1月14日在众议院由他人代为宣读。报告很长，读到最后，很多议员像木偶一样僵坐在椅子上。 很久以后，丹尼尔·韦伯斯特盛赞汉密尔顿的报告：“罗马神话里的密涅瓦（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脑中诞生，也比不上美国金融体系从汉密尔顿的灵感中涌现那样妙不可言。”这个观点将经受历史的考验，成为现代人的共识。但在当时，诽谤中伤者立即叫嚣起来。他们被汉密尔顿复杂的计划及其供债权人选择的多种排列组合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反对者感觉到，汉密尔顿的行动过快，令他们难于领会其意图。他所设计的经济机制如此精巧，其啮齿与车轮完美地相啮合。要想损害任何部件，就必然会毁掉全部。后来汉密尔顿谈到这个独创性的结构时说：“信贷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息息相关。一旦枝条受损，整棵树都会腐烂。” 当时，公众内心深处有一种错觉：任何与英国稍有相似之处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或许，这才是汉密尔顿需要克服的最固执的偏见。此外，还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会打破政府内部的权力均衡状态，害怕天平将向行政部门倾斜，而不是“民意机构”众议院。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写下了他对汉密尔顿计划的恐惧：“他建议无区别地对待债权人，并且以英国大臣的风格自上而下地递送其议案。”除了关于财政部权力的断言，批评家还害怕立法者被行政执行部门贿赂。麦克莱和其他人甚至怀疑有几名议员已经购入了政府证券。“这种罪恶的交易，”麦克莱总结道，“将使作为部长的汉密尔顿万劫不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的靡菲斯特的荒诞谣言由此诞生了。在麦克莱眼中，纽约的金融家都是与汉密尔顿相勾结的邪恶党羽，他们妄图建立“建国以来最猖獗的投机狂潮”。 汉密尔顿否认议员参与政府证券投机一事。他向华盛顿保证，“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名立法机构的成员能称得上股票经纪人或证券交易商”。对于那些确实拥有证券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在战争时期已持有证券——汉密尔顿不认为他们有任何过错：“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持有本国债券被视为腐败和犯罪。我相信，拥有债权的国会议员屈指可数。” 麦克莱嘲笑汉密尔顿的声明，并认为国会与纽约的投机商结成了邪恶的联盟：“几乎整个城市都奔忙于此，所有人都竭力对国会的评判态度施加影响。在这项肮脏的工作中，没有哪个国会议员能真正与这件肮脏的事情脱离关系……从今往后，我们可以将投机视为国会的一项工作。”麦克莱的疑虑发乎内心，但与汉密尔顿的许多反对者一样，他对财政知识基本上一无所知。当资金蓄水池开始在下半年回购政府债券时，麦克莱只注意到这是一个让投机者大捞一笔的机会，却未能意识到，这种市场运作减少了负债并降低了利率，从而使经济整体受益。汉密尔顿打造的系统不一定奖励公正或善良，就这一点而言，麦克莱和其他批评者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该系统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债券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国流通起来。罗伯特·R.利文斯顿评论道，投机热潮“使所有人为之发狂”，甚至感染了顽硬如铁的反联邦派人士乔治·克林顿和梅兰克顿·史密斯。众议员詹姆斯·杰克逊震惊于投机行为的猖獗，形容这些人是“贪婪成性的狼，四处搜寻可供饱餐之猎物”。1月末，杰克逊站在国会大厅中抗议汉密尔顿报告所产生的“浩劫、投机和毁灭”，并控诉说，很多投机商因为事前得到消息而获利。他宣称，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有三条满载投机商的客船从纽约港出发，前往南方扫荡州府债券，其目标是那些对汉密尔顿计划还不知晓的债权所有者。他响亮地宣布：“我的灵魂为这种贪婪堕落的卑鄙行为感到愤慨。” 另一位批评者，费城的本杰明·拉什，则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示出一种出于无知的义愤。拉什夸张地认为，国会目前是在“为英国国民立法”，他不仅反对公共债务，而且把一切形式的负债都当作对社会有害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重视公共信用，”他警告说，“其之于国家，无异于私人信用和贷款机构之于个人。它滋生债务、奢侈、腐败以及破产……每一次想到部长孤注一掷的报告将必然给我们年幼的合众国带来罪恶时，我都感到无比难过。”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汉密尔顿的报告使潜在的南北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独立战争期间，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多为南方人，后来，北方人从他们手中低价“骗取到了这些债券”。这是一个重大误解。汉密尔顿否认曾发生过这样的地域转移，认为目前债券之所以集中在北方，是因为大部分战事发生在这里，有更多的北方士兵曾获得债券。然而，关于狡诈的北方商人蒙骗了善良的南方农民的印象丝毫没有得到改观。雪上加霜的是，汉密尔顿自己社交圈子中的纽约人——詹姆斯·杜安、古维内尔·莫里斯、威廉·杜尔、鲁弗斯·金——都囤积了数目可观的政府债券。菲利普·斯凯勒一人就拥有金额达67,000美元的债券；传闻说，参议会对汉密尔顿方案的中伤令他非常惊慌，以至于“竖发冲天，仿佛印第安人向他开火射击”。看来，汉密尔顿并没有完全兑现那句格言：立法者，譬如恺撒之妻，应当置身于猜疑之外。我们可以窥见农村居民对城市金融家的恐惧，这种心理将长期渗透在美国政治之中，其开端正是关于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争议。 汉密尔顿知道，当前很多能从其措施中获利的债权人远非高尚之辈。然而，他的目光始终看向美国的未来，而不是此刻的口诛笔伐。他正在为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打下根基。“关于财产的基本原则，以及所有形成社会联系的基本原则，往往在其日常运行中遭遇特别的艰辛与伤害。”他对华盛顿说，“然而，公共秩序和普遍幸福要求这些原则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容忍局部的罪恶总要好过违背基本原则。” 1790年2月18日，众议院开始讨论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这次讨论占用了第一届议会第二个会期的大部分时间。麦克莱的日记告诉我们，焦躁不安的汉密尔顿早在一周之前就在议员中间展开了不停的游说：“就我所知，汉密尔顿先生为自己的债务融资系统心神不宁。他很早就来等候发言人，并且我相信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在议员间奔走。”汉密尔顿的执着影响了许多议员。除了不知疲倦地四处游说，他还动员某些组织及权威人士为自己的计划摇旗呐喊。议会讨论开始的第二天，一位汉密尔顿的早期顾问，神学家约翰·罗杰斯博士造访了麦克莱，博士竭力为汉密尔顿创设的制度声辩，“就仿佛他自己身在讲坛。辛辛那提（协会）也是（汉密尔顿操纵的）一部机器，整个纽约城都是”。不久，气愤的麦克莱痛斥汉密尔顿派出的“傀儡”和“爪牙”，说他们不知悔改地纠缠并诱劝他。美国人已经拒绝了英国模式的议会制度，禁止行政官员参与立法，而汉密尔顿在国会里无处不在的身影，仿佛要打破这一观念。 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到大家认可，汉密尔顿曾寄希望于弗吉尼亚现任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华盛顿总统自宣誓就职以来，从社交礼节到大使选派等各种问题，都会定期向麦迪逊进行咨询。凭借其在宪法起草大会中的元老地位以及对《人权法案》和《联邦党人文集》的贡献，麦迪逊无疑是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议员。 汉密尔顿以为麦迪逊会支持他的计划。然而，当1790年2月11日这个弗吉尼亚人发表攻击债务融资方案的演讲时，汉密尔顿才恍如雷击般幡然醒悟。麦迪逊能够容忍政府债券现时持有人从其过去的升值中获利，但至于汉密尔顿方案将带来的未来升值，麦迪逊仍旧希望利益落在原始持有人身上，不管后者是在多早以前卖掉了证券。在麦迪逊看来，这些原始持有人并非如汉密尔顿指责的那般，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只是在万般绝望中卖掉了证券。麦迪逊认为无辜的爱国者正在成为牺牲品，而投机商从无知的村民手中收购债券。麦迪逊把这一点视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叛。 汉密尔顿大吃一惊。他已经展示了导致这种“区别待遇”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所有障碍，特别是追溯原始持有人所需的文件可能遗失不全。而麦迪逊的提议，将会损害“证券投资人有权获取未来所有股息和利润”这一重要原则。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干预这一权利，无异于将私有财产充公。麦迪逊的理念显示出爱国老兵的强烈情感诉求，汉密尔顿的思想则更加切合实际。 随着讨论的延续，联邦大厅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结果的投机者，对麦迪逊的提案进行表决时，气氛变得紧张。2月20日，阿比盖尔·亚当斯告诉她的姐妹，她将旁听这场关于“区别待遇问题”的伟大辩论：“大家认为，明天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的一天……为此，我将第一次前往众议院。”汉密尔顿有效地调动了自己的势力，而事实证明麦迪逊行动笨拙，缺乏灵活性。2月22日，失望的麦克莱写道，麦迪逊“傲慢地拒绝作任何沟通。他的固执让推翻汉密尔顿计划的希望成为泡影”。当天，国会以36票反对对13票赞同否决了麦迪逊的提案。但在13张赞同票中，有9张来自人口最多的弗吉尼亚州，这对汉密尔顿而言，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麦迪逊开始逐渐疏远汉密尔顿。虽然他声称自己反对的仅仅是汉密尔顿方案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在私下里，他却承认还有更多本质性的不满。他告诉记者：“我笃信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灾难的源头。”尽管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组成的“普布利乌斯”小组已经指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各州的层面，但现在，麦迪逊却将刀锋直接对准这位能干的财政部长手中的联邦权力。约翰·亚当斯和其他人一样，似乎看清了麦迪逊作为议员的一面。“麦迪逊先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4月间，副总统亚当斯告诉朋友说，“但是他作为实干家的声望就像是法国泡芙。他那些最失败的措施和最愚蠢的议案会令他声名狼藉。” 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攻击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背叛。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一，公理会牧师兼投机商梅纳西·卡特勒（Manasseh Cutler）告诉朋友说，汉密尔顿把麦迪逊对其方案的背叛视为“对自己曾神圣宣誓捍卫的原则的背信弃义的叛逃”。这次冲突将不仅仅是一场个人恩怨，因为汉密尔顿与麦迪逊的分裂催生着美国两党体制的开端。债券融资之争结束了在新政府中昙花一现的政治共识。接下来的五年里，美国的政治风云是以人们赞同或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计划来评判的。 就在麦迪逊兵败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计划时，一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奴隶制的好戏在国会上演。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友递交了关于废止奴隶交易的陈情书，而由84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领导的“宾夕法尼亚州废除奴隶制度促进会”则呈上一份更激进的倡议书，呼吁彻底废除奴隶制。这一敏感问题自然在南方代表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南卡罗来纳州的埃达纳斯·伯克谴责贵格会“为骚动滋事而吹号鸣笛”，并要求旁听者退场，以免他们被这种异端邪说所蛊惑。乔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声称，《圣经》本身已经证明了蓄奴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南方立法者以其过激态度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忍任何妥协。南卡罗来纳的威廉·劳顿·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则提醒诸位同僚，南方各州对宪法的认可是建立在不干涉蓄奴制度的前提之上的，任何违背这一保证的企图都会危及联邦的生死存亡。 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这种喧嚣不仅仅是一个脚注：在北方各地，蓄奴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而在南方经济中，它却年复一年地深入骨髓。正如马萨诸塞州的费舍尔·埃姆斯向朋友抱怨南方的愤慨态度那样，“所用语言下流、粗俗、狠毒，在南方的重要性以及奴隶制问题上，这些绅士被他们急躁的脾气、固有的偏见和可笑的自负所左右”。 废奴主义者的陈情书提交给了众议院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3月份的书面回复里，引证了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奴隶交易的20年宽限期，这意味着国会在1808年之前不具备废止奴隶交易的权威，更不可能解放奴隶。无论这是出于不情愿的实用主义，或彻头彻尾的怯懦怕事，废奴一事就这样被正式地判了死刑。众议院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刚刚策划了《人权法案》的麦迪逊告诉埃德蒙·伦道夫，南方应该用息事宁人的方法来隐藏奴隶制问题。他写道：“南方成员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让事情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进行。”麦迪逊在对废奴主义的理智同情与对南方反应激化的担忧之间犹疑不定。无论其动机是否倾向于挽救联邦而胜过保护蓄奴制度，麦迪逊都在巴结讨好他的弗吉尼亚委托人，因此他的观点将越来越富有个人主义和地区私利的色彩。 将蓄奴问题束之高阁曾是1787年成立联邦的先决条件，而现在的情况与1790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汉密尔顿虽然激烈地批判奴隶制度，却深知这个极具煽动性的问题有可能颠覆联邦。他不能同时担当至高的国家主义者和至高的废奴主义者两重角色。显然，如果他为奴隶问题推波助澜的话——这很可能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斗争，他就无法推动自己力主的备受争议的债务融资计划。于是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虽然他很可能在随后一年对蓄奴者发起秘密的沉重打击。历史学家菲利普·马什（Philip Marsh）认为，汉密尔顿曾以“西维斯”的笔名，在1791年2月23日的报纸上挖苦过麦迪逊和杰斐逊：“至于黑奴，你们必须更加温柔地对待之……谁最热衷于讨论自由和平等？难道不正是那些一手摸着《人权法案》，一手将皮鞭挥向惊恐万状的黑奴的人吗？”如果以上文字确是汉密尔顿所写，那么他是参考了英国激进分子托马斯·戴（Thomas Day）在1776年写下的讽刺文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确实荒谬的话，那就是美国的爱国者，一只手签署《独立宣言》，另一只手却挥舞着皮鞭，抽打惊恐不安的黑奴。” 国会继续将奴隶制问题束之高阁，使南方的经济制度免遭舆论抨击，这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全部批判力量都瞄准了北方经济以及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和制造业体系。这一点在关于他的债务融资系统的白热化争论中迅速凸现。南方奴隶主宣称北方的金融家是邪恶的家伙，而南方的奴隶主则是正直善良的民粹主义者、植根土地的诚实公民。这正是政治天才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所需要的证词，他们将汉密尔顿建立的体系诬蔑为邪恶的化身，使其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南方奴隶制这一可怕现实的注意力。他们猛烈抨击北方商人集中化的财富，而显然南方奴隶种植园才是财富集中的最可耻形式。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大型种植园主以“小农场的护民官”自居，肆意谴责股票、债券、银行和制造业，这些正是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 平息废奴请愿之后，3月份，国会重新开始审议汉密尔顿的《公共信用的报告》，对于汉密尔顿方案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多南方人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愤怒。如果财政部长通过该计划把各州凝聚成一个强大的联邦，难道他不会用扩大之后的联邦权力去插手奴隶制吗？南方难道没有必要抵制汉密尔顿的计划，并增强各州的权力？这年春天，埃达纳斯·伯克的古怪行为戏剧性地展现出南方的愤怒程度。伯克有一头蓬乱浓密的白发，鼻子又长又尖，锐利的凝视目光表明了他暴躁的天性。这年春天，他发现由于支持许多南方同胞所反对的汉密尔顿债务承担方案，自己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窘境。 为了换回政治声誉，伯克狡黠地采用了迂回战术。1790年3月31日，他在众议院发表了长篇累牍的慷慨演说，驳斥九个月前——1789年国庆日——汉密尔顿所作的关于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悼词。他从悼词中摘出了汉密尔顿将人民自卫队称为“对军人义务的模仿”的词句。伯克认为这一说法带有侮辱性，并有悖于“许多南方人民自卫队民兵牺牲在自由的神圣祭坛前”的事实，“他们现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坟墓散落在我们的林地与沼泽中”。说罢，他把视线投向旁听者聚集的走廊——由于走廊上挤满了漂亮女士，他猜想汉密尔顿也坐在其中——他不再顾及政治礼仪，语锋直指财政部长：“当着与会者和在场观众的面……我要揭穿汉密尔顿的谎言。”这种明目张胆的公然冒犯令人震惊，议员赶紧维持会议秩序，打断了伯克歇斯底里的爆发。 他们震惊的主要原因是，伯克给汉密尔顿贴上“骗子”的标签，已经冒犯了汉密尔顿的个人荣誉感。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汉密尔顿生活于两个世界：以宪法为基石的现代世界和基于荣誉和尊严的古老封建秩序。任何对于个人荣誉的直接挑战，除非被收回，否则都必须在法律王国以外的荣誉战场——决斗场地上予以解决。当时，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在众议院门前偷听这场辩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伯克法官对汉密尔顿发起了粗劣的人身攻击，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决斗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旁观者对伯克的行为并不在意。威廉·劳顿·史密斯认为伯克“说话的方式以及他的粗鲁只会落为笑柄”。然而，汉密尔顿却笑不出来。一些立法委员尚不了解他好斗的天性，也不知道他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声誉。费舍尔·埃姆斯指出，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看重诚信和荣誉，就连以丝毫不能触犯著称的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也不及他。“在触及或仅仅是似乎触及尊严与荣誉的所有问题上，汉密尔顿都无比强硬。”当史密斯与汉密尔顿讨论这场纠纷时，汉密尔顿指出了伯克对其政策的批判与人身攻击之间的区别。史密斯写道：“汉密尔顿对我说，作为财政部长，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忽视有关他财政部长身份的任何偏见，但是，对于伯克的这一次，他却无法宽恕。”史密斯还指出，伯克与州长乔治·克林顿交往甚密，据传伯克正在追求克林顿的一个女儿。他还猜测：“克林顿对汉密尔顿恨之入骨，因此很有可能是他怂恿伯克这样做的。” 就在第二天，汉密尔顿向伯克发出了一封简短而激昂的信件。他宣称，从悼词中节选的语句完全是断章取义，事实上整个句子的意思是格林将军“为人民自卫队志愿者中的少数逃兵而感到困窘，他认为他们是在模仿军人的义务”。他说的不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民兵，而是北方不守军规的志愿者：“在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之后，将由您来判断，您采取何种行动来解释这件事情。” 当天晚些时候，伯克剑拔弩张地回信，继续向汉密尔顿施压。他别有用心地赞扬南方民兵的勇敢。他知道必须对为何拖延了九个月才发表谴责做出解释。他辩称，鉴于汉密尔顿当时的声望，如果当时就那样做，“将是彻头彻尾的卑劣行为”。在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中，争论进入了白热化，并形成不同的派系。麦克莱说：“整座城市因伯克和汉密尔顿之间可能发生决斗而感到焦虑，许多人对此事的关注，可能真的会引发两人间的愚蠢决斗。” 由六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对这起纠纷进行最后的仲裁。他们得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汉密尔顿，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南方民兵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另一封来自伯克，后者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向汉密尔顿致歉。这次仲裁巧妙地与“决斗”的潜规则合拍。接着，流言开始转向伯克开火，事情的结果是，伯克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变得更低了。 然而，对于汉密尔顿而言，这一事件也说不上是胜利。在其缅怀格林将军的纪念演讲中，他无端地攻击了南方士兵，也没有表现出对平民政治的虔诚。伯克让他感到公众意见如芒刺在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汉密尔顿为自己不必要的轻率而付出代价，而这次挫折再一次表明，在战无不胜的外表下，汉密尔顿仍然是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异常敏感的年轻人。他的好斗总是超出单纯的政治考虑，他着魔一般捍卫自己的荣誉不受侵犯。这位极端的理性主义者，比其他任何开国元勋都害怕暴民的激情。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激情四溢，有时无法控制情感的人。 第十六章 潘格罗斯博士 1790年3月1日，正当汉密尔顿深陷偿债基金方案的重重矛盾冲突之中时，托马斯·杰斐逊从蒙提塞罗出发，前往纽约就任国务卿。杰斐逊于1789年10月起程离开巴黎，结束了为期五年的美国驻法国公使一职。11月末，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诺夫克靠岸时才收到华盛顿邀请他在内阁任职的信件。在此之前，参议院已批准了这项提名——当时的参议院尚处于容易轻信的婴儿期。与亢奋的汉密尔顿欣然受命，并迅速展开工作不同，杰斐逊整个冬季都在犹豫是否要去国务院工作，直到1790年2月中旬才接受任命。 同样的，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捍卫宪法时，杰斐逊则对美国的新宪章拿不定主意。有时候，他似乎表明他的观点：更赞同《邦联条例》的拼凑版本。“其中有些条款很好，但有一些非常糟糕，”他在巴黎评判新宪章时说，“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好的多还是糟糕的多。”他还向麦迪逊表示，他喜欢政府分为三大机构，同时对他最热衷谈论的权力——行政权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在费城时，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总统表现良好的话，就应该终身任职，而杰斐逊则反对任何形式的总统连任。他告诉麦迪逊：“我承认自己不太适合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总觉得它是压迫性质的。”这样一个人，注定要与汉密尔顿针锋相对，并对是否在新政府中任职还心存疑虑。 1789年春天，国会首次召开会议时，杰斐逊在宪法问题上立场仍然暧昧。当被问及究竟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时，杰斐逊避而不谈，反倒表示自己反对一切党派标签。“我向诸位声明，我不是联邦党人一派，”他对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独立宣言》签署者弗兰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解释道，“但是我更不属于反联邦党人。”不过，尽管有许多保留意见，托马斯·杰斐逊还是决定进入新政府工作。 1789年，法国雕塑家让·安托万·乌东（Jean Antoine Houdon）为杰斐逊塑了一座半身雕像，塑造了一个冷静自信的英俊男子。这个雕像警醒的眼神泄露出杰斐逊本人行动缓慢、行事小心、凡事都是三思而后行的特征，紧闭的双唇传递着隐藏在贵族悠闲外表下面的神秘感。和伯尔一样，杰斐逊在神秘和沉默中找到了力量。他害羞、孤僻，极少与听众眼神交流，但在志趣相投的朋友小圈子里，他却表现得热情而有魅力。这个精干的男子懂得如何通过在谈话中穿插睿智的总结来加深听众的印象。他具有一种安静的魅力和不卑不亢的气度，深谙在以珍馐美肴、美酒佐餐的晚宴中征服众人的技巧。 杰斐逊身材瘦削，脸上有淡淡的雀斑，眼睛呈淡褐色，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大理石塑像没有捕捉到的——懒散拖沓的举止。威廉·麦克莱与这位新任国务卿会面时，后者懒散的形象似乎缺乏部长的体面。麦克莱埋怨说：“他的坐姿近乎躺卧，通常重心歪在一侧，一侧肩膀抬得比另一侧高出许多……（他的）整个身体充满了懒散而拘束的暗示。”他衣着随便，甚至可以说有些马虎。杰斐逊不拘小节的外表让人着迷，这使得他能够让很多人对自己敞开心扉，倾吐秘密。简朴的打扮、温和的举止以及毫不做作的态度，正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要把自己塑造为普通百姓代言人的完美伪装。 杰斐逊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因此他注定不是泛泛之辈。他的父亲彼得·杰斐逊（Peter Jefferson）是烟草种植园主、大法官、弗吉尼亚州国民议会成员，他的母亲简·伦道夫（Jane Randolph）则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彼得·杰斐逊辞世后，留给他的几个孩子60多个奴隶、25匹马、70头牛、200头猪和3平方千米土地；这丰厚遗产的三分之二都归于大儿子托马斯·杰斐逊。 彼得·杰斐逊让这个大儿子接受了全套古典教育。5岁时，杰斐逊开始在家接受私人教师的教导，9岁时上了寄宿学校，在那里打下了全面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基础。传记学家认为，对于杰斐逊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远比基督教圣徒或现代历史人物更真实”。他从弗吉尼亚培养贵族的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也进入了律师行业。和汉密尔顿一样，杰斐逊狂热地执迷于自我完善。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高效率地利用每一个小时，每天学习15个小时以上。杰斐逊的习惯极其有条理，他喜欢图书所提供的心灵庇护，并且他的兴趣爱好涉猎广泛。他告诉自己的女儿：“如果我们一直工作，那能够完成的事就会非常多。”无论是骑马、拉小提琴、做建筑设计，抑或发明新奇的小机械装置，托马斯·杰斐逊似乎总是得心应手。像许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孜孜不倦地修炼自我，并不屑于政治生涯的晋升。这种自我满足和哲学反思使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政治家。他曾经写道：“摆脱痛苦、得以安宁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辞去公职、自我隐退，满足于自身的幸福。” 杰斐逊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他记得儿时经常被放在马背的鞍垫上，由一个奴隶护送。他从未试图为奴隶制度辩护，也从未说过他热切地期待某一天，“当机会来临，将废除这令人叹息的罪恶”。当弗吉尼亚议会否决了他关于停止向州内“进口”奴隶的提议时，他曾对于“公众意识不能忍受这样的倡议”表示遗憾。然而，无论杰斐逊怎样指责奴隶制度的“道德和政治堕落”，他的政治生活优越的贵族习惯仍旧无法离开奴隶制。比如修建位于蒙提塞罗山顶的府邸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奴隶将建材运到山顶所要承受的艰辛劳动。 1769年，当14岁的汉密尔顿还在梦想着脱离圣·克罗伊岛时，26岁的杰斐逊已经入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议会。杰斐逊是那种具有清晰晋升路线的贵族。28岁时他与年轻寡妇玛莎·韦利斯·斯凯尔顿（Martha Wayles Skelton）结婚，玛莎的父亲死后，她继承了135个奴隶。长达10年的恩爱婚姻因为多次孩子的早夭而受到伤害——六个孩子中只有两个长大成人。1782年，玛莎也去世了，终年34岁。杰斐逊当时仅有39岁，他比自己的妻子多活了44年，但从此再未婚娶。他变得孤僻且难以捉摸，从此沉迷于书籍、发明和实验之中。 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不曾爆发，托马斯·杰斐逊可能会是一名种植园主和哲学家，在蒙提塞罗山顶的豪宅中安享余生。对杰斐逊而言，令人憎恶的独立战争打扰了他的清梦；对汉密尔顿而言，它却是一个逃离厄运和进取的良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都通过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言辞而实现了政治上的崛起——充满阳光和乐观的言辞征服了一个新国家。再没有人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理想予以如此高尚的解释，也再没有人对普通人的智慧具有如此虔诚的信念。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善于给平凡的观点赋予庄严的色彩。新政府成立时，《独立宣言》还没有获得“美国圣经”的地位（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基本上是匿名的，直至18世纪90年代，当他发现由此产生的政治便利后，才予以公开）。因此，1790年汉密尔顿初识杰斐逊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认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杰斐逊对国家的贡献比起自己来黯然失色。汉密尔顿不仅仅是拿自己在宪法方面所做的工作来做比较。除了处理华盛顿的信件，汉密尔顿沐浴了五年战火，多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而杰斐逊从未踏上过战场半步。甚至在1779年，杰斐逊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时，还曾表示非常讨厌这个职位并希望辞职。这也致使埃德蒙·彭德尔顿（Edmund Pendleton）向麦迪逊抱怨：“在这么忙乱的时期提出辞去公务，真是有点懦弱！”1781年1月，叛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放火抢劫里士满时，尽管华盛顿已经警示过杰斐逊，但里士满仍毫无防备。杰斐逊州长早早地逃跑了，一枪未开就放弃了里士满，并让军需物资和政府档案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6月，当杰斐逊的州长任期即将结束时，英国人突袭了夏洛茨维尔，差点就俘虏了在此聚会的弗吉尼亚议会的全体人员。随后，听闻英国骑兵正在逼近蒙提塞罗，杰斐逊迅速爬上马背逃入丛林之中。他被指控玩忽职守，未将权力妥善移交给继任者。虽然弗吉尼亚议会证明杰斐逊并无任何过错，但怀疑杰斐逊怯懦胆小的人也绝不止汉密尔顿一个。汉密尔顿后来不无嘲讽地写道，当真正的危险来临之时，“掌握古老统治权的州长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怜而胆怯的哲学家——他非但没有召集他勇敢的同胞，反倒从轻骑兵身边逃走以求安全——可耻地背弃了他肩负的信任”！ 独立战争留给杰斐逊的是对英国人刻骨铭心的厌恶，他认为这是一个“油光满面、骄横跋扈、恃强凌弱、粗鲁好斗的食肉动物”种族。除了厌恶英国腐化的君主制之外，他还有一长串的私人恩怨。康沃利斯的部队掠夺了杰斐逊家的一个农场，屠杀牲畜，放火烧庄稼，还掳掠了30个奴隶。杰斐逊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一样，拥有大量土地却缺乏现金，因此长期欠着英国债权人的钱。有一次，他尖酸刻薄地评价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是“附属于伦敦某些银行的财产”。18世纪80年代末，由于烟草价格直线下滑，为了偿还伦敦债权人的旧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纷纷要求英国军队归还被抢走的奴隶。虽然杰斐逊宣称反对奴隶制度，但亏欠英国银行家的巨大债务使他不得不保留数目庞大的奴隶劳动力。1787年，杰斐逊对自己的美国监工说：“我不得不忍受心灵的折磨，直到我不再欠任何人一先令为止，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他不会卖掉土地来清偿债务，“我也不会出售奴隶，只要他们还能通过劳动帮我偿债”。然而，奢侈铺张造成的债务负担可能使得托马斯·杰斐逊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甚至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他还与英国债权人有着高达7000英镑的典当关系。在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他仍未偿清这笔巨款，所以他的家人不得不在六个月后卖掉蒙提塞罗的130名奴隶。这并不是一位平民哲学家愿意留给后人的印象。 1784年，当杰斐逊前往法国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担任美国公使（Minister）——特使（Ambassador）一词由于带有帝制余痕，所以被禁止使用，这让他对专制政府有了切身体会。他告诉朋友说：“伏尔泰指出的永恒真理告诉我们，在法国境内，每个人要么是铁锤，要么是砧板，没有第三种，别无选择。 ”他明确告诉乔治·华盛顿：“我来欧洲之前一直对君主制怀有敌意，待我亲眼看到这里的真实情况后，我的痛恨增加了万倍。”旅居法国的经历使杰斐逊变得更加激进了，他认为任何对贵族或帝制的同情，都可能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损害，所以他的疑心更重了，而这些猜疑最终都将凝聚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身上。 杰斐逊虽然鄙视法国的政治格局，却很醉心于自己在这个颓废社会中的生活。他坚持认为法国是美国兄弟般的盟友，并写信告诉麦迪逊：“我们应当不惜余力地争取这个国家的亲近。”他热爱巴黎的居民、美酒、女人、音乐、文学及建筑。尽管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倾向日益明显，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沉溺于贵族式的享乐。杰斐逊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人，一个不受外来影响的人，而不是他本来真实的样子：贵族、美食家、享乐主义者，以及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他一方面痛惜法国社会的不公平，一方面又居住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富丽堂皇的德朗雅克酒店里，这座酒店原本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位部长为情妇修建的。杰斐逊从时尚用品供应商那里购买新古典主义家具，用来装点这座府邸。这位头发上扑着粉的哲学家雇佣了一个马车夫、一个侍从、一个贴身男仆，甚至还包括一个专职擦地板的仆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地板擦得闪闪发亮。杰斐逊在巴黎狂欢般地大肆购物——他买了2000本书、63幅油画，这也能看出他对于自身背负的巨大债务傲然不屑的态度——而他在美国的奴隶则为这些债务辛勤劳作着。杰斐逊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似乎与他的政治观点相悖，但他在当地受到了一群具有同样矛盾特质的启蒙主义贵族的欢迎。 杰斐逊在巴黎出任公使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一道前往与之共同生活。年幼的波利于1787年，在14岁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陪伴下来到巴黎。萨莉肤色较浅，在蒙提塞罗时被称作“活力萨莉”，后来又被另一个奴隶描述为“肤色几乎是白的”“又长又直的头发垂在后背”“漂亮极了”。杰斐逊是从他妻子那里继承了赫明斯一家的，现在有人推测萨莉·赫明斯是杰斐逊的妻子玛莎同父异母的姐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杰斐逊与萨莉的浪漫史是始于这个时候，还是在他回到美国之后。杰斐逊是一个对女人高度敏感的鳏夫，不过他虽然赞美婚姻生活，却不忌讳与有夫之妇谈情说爱。1786年，43岁的杰斐逊与金发碧眼、装扮妖艳的英国女画家玛丽亚·科斯韦（Maria Cosway）在巴黎结伴游玩。26岁的玛丽亚出生于意大利，她的丈夫理查德·科斯韦（Richard Cosway）也是一位画家，但却常常不在家。杰斐逊与科斯韦夫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足够让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密友安杰莉卡·丘奇有机会接触，后者当时刚把科斯韦夫妇的作品引入自己繁忙的沙龙。 杰斐逊第一次见到安杰莉卡·丘奇是在1787年末，是科斯韦夫人将她引荐给杰斐逊的。通过那年圣诞节科斯韦夫人写给杰斐逊的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她自己对婚外出轨行为的态度。“你见到可爱的丘奇夫人了吗？我若不是那样爱她，就不会把她引荐给你了。我会担心她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与我争抢你。但是，我允许你自由地去爱她。”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样，为干练、性感的安杰莉卡痴迷。杰斐逊喜欢她的活泼热情和“温婉平和”的脾气。约翰·特朗布尔曾为杰斐逊画过两幅微缩画像，这位美国公使把其中一幅送给玛丽亚·科斯韦，另一幅则给了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还附上一张便笺：“特兰布尔绘制出了我最卑微的一面，却无法用线条勾勒出我对你的深情。”安杰莉卡的回复同样令人肉麻，她说，她和科斯韦夫人“因为有机会给你写信，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很高兴能分享你的真知灼见”。虽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结婚并育有四子，杰斐逊仍无法自拔地坠入了爱河。1788 年，得知安杰莉卡将于次年返回美国，杰斐逊邀请她前往蒙提塞罗做客，或者他可以去纽约拜访她，然后两人可以结伴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当时杰斐逊与安杰莉卡的关系相当亲近，杰斐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扉页上有令人惊讶的献辞：“致安杰莉卡，你的妹妹，伊丽莎白·汉密尔顿。”显然，安杰莉卡把艾丽萨送给自己的书转送给了杰斐逊。 最终，安杰莉卡·丘奇还是拒绝了杰斐逊的邀请，两人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恩怨迫使安杰莉卡必须在他们两人中选择自己支持的一方，她理所当然选择了自己的妹夫。然而，这一短暂的交往还是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1789年，安杰莉卡·丘奇留在纽约时，肯定告诉了汉密尔顿关于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韦的纵情逸事以及杰斐逊提议与安杰莉卡共同在美国旅行的挑逗邀请。她甚至可能还对萨莉·赫明斯提出过质疑，而萨莉的儿子后来宣称：“在巴黎时，我的母亲就是杰斐逊先生的情妇了，当他被召回国时，她已经怀孕了。”关于杰斐逊巴黎生活的流言使得汉密尔顿对这位新国务卿的印象与其竭力在世人面前扮演的苦行僧形象截然不同。后来，汉密尔顿发起过一场揭露杰斐逊真面目的行动，称对方是欺世盗名的好色之徒。他从安杰莉卡的讲述中摘取了杰斐逊的桃色事件，使杰斐逊的浪子形象更为鲜活。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把对方视为假道学、登徒子，互相冷嘲热讽。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沉默寡言的杰斐逊始终隐藏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两个世纪，才部分证明了他与萨莉·赫明斯的绯闻。 天性乐观的杰斐逊以为，法国将在美国的影响下挣脱专制主义的枷锁。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国贵族看到美国的解放之后，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完成类似的改革。1788年11月，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描述了一个飘着希望的法国：“这个民族已经被我国的革命所唤醒，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启蒙，他们光芒四射，他们将大踏步前进。”他还相当愉快地告诉詹姆斯·门罗，不出两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价，法国就会有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直至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似乎仍然没有感受到法国民众高昂的革命情绪，他对麦迪逊说：“今年的法国局势将保持平静，因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制定未来的宪法。”他说这话时，绝望的法国农民正在抢劫运粮车。一个月后，巴黎工人听闻一名墙纸制造商准备削减工资，立刻包围他的住所，呼喊着“让富人去死，让贵族去死”。随后对抗议者的镇压行动，最终导致了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或许令人颇感荒谬，长期以来都亲眼见证法国政治的杰斐逊居然对于杀戮的洪流无知无觉；而汉密尔顿，从未踏入欧洲半步，却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起初，杰斐逊的过分乐观还可以理解。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宪制政体，将立法机关更名为“国民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呈交了一份杰斐逊精心审阅过的《人权宣言》。接着，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长矛挑着头颅，满街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人头被吊在街灯上晃来荡去。对于那些希望探究其意义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来已经书写在这些溅满血污的画面中。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曾经评论道，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种以为在1789至1791年，法国沉浸于某种自由欢乐气氛的观点，在竖起的断头台面前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幻想。” 从高度主观的视角出发，杰斐逊宁愿描述法国局势充满希望的一面，而忽视其他。1789年8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简直不可想象比在巴黎所发生的风暴更巨大的动荡，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动荡能够只造成这样一点小小的伤害。我每天都在经历这场动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些暴民，以确认他们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静的时刻……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一切不能以美好结束，那我宁愿像伪先知那样被乱石所掷。 杰斐逊向玛丽亚·科斯韦讲述了一个关于处死贵族的小笑话：砍头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每个人早晨醒来都会看一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肩膀上。杰斐逊几乎不存疑义地相信，法国革命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杰出续篇：“我是个十分幸运的人，14年间亲历两场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就在那年秋天，杰斐逊起程离开法国的时候，成千上万贫苦绝望的妇女正在朝着巴黎西南边的凡尔赛宫聚集，决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 许多美国人兴奋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在欧洲催生了一个遵循类似规律的继任者。1789年10月6日，汉密尔顿写信给已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领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汉密尔顿则提出了更具有预见性观点。这位新任财政部长此时正坐镇纽约，为《公共信用的报告》辛勤地工作着，但他对法国局势的洞察远比已在法国定居五年的杰斐逊来得深刻。“对于在你的国家近期发生的事件，我喜忧参半，”汉密尔顿以此为这封字斟句酌的信开了头，“作为人类和自由的朋友，我为你们争取自由所付诸的努力而欢欣，同时更担心这些尝试的最后结果，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运。”汉密尔顿知道拉法耶特会对他为何感觉到“不祥之兆”而迷惑不解，于是列举了四条理由。首先，存在着无法调合的分歧；其次，法国人民热烈的性格；再次，贵族阶层对于自己所必须付出牺牲的抵制。而第四点理由可能是最突出的：“我担心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耽于空想，却在此时此刻具有极大影响力，还有那些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只想着如何精致完美，而不考虑是否符合人类天性以及法国民族的构成。” 未来的国务卿正是这样一个忽略人类天性的“纯理论的政治哲学家”。此刻，他正扬帆归来，即将对汉密尔顿发起进攻。汉密尔顿后来向一个政治同僚解释道，杰斐逊“沉湎于法国的宗教、科学和政治哲学。杰裴逊从巴黎归来时，正值动荡时刻，他的气质和立场都感染了法国人的狂热和激情”。当对法国革命还记忆犹新的杰斐逊在纽约露面准备就职时，迎接他的将是一场最意想不到的震惊。 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迁入了位于处女巷的住所，其生活条件远远超出了共和党人奉行的“朴素”的范畴。他从巴黎打包运来86箱昂贵的法国家具、瓷器、银器，以及书籍、油画、版画，甚至还有288瓶法国美酒。为了慰藉自己对法国美食的渴望，他还把曾师从巴黎厨师，厨艺精湛的奴隶詹姆斯·赫明斯（James Hemings，萨莉·赫明斯的弟弟）带回了纽约。担任国务卿期间，杰斐逊仍保留着5名仆人、4匹马和1个从巴黎请来的管家。 似乎与这种贵族做派相矛盾的是，杰斐逊对美国式的田园牧歌心怀冀想。从他早一些时候在巴黎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上，可以看出杰斐逊对美国生活的设想：“夫人，实际上，我知道没有比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可爱的地方了。有识之士都认为它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我相信这些人，但令我信服的并不是他们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经过改善的纲领之上的。欧洲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是一个粗加工的半成品，统治者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杰斐逊自己下榻在富丽堂皇的巴黎宅邸中，同时却又哀叹质朴的美国人沉醉于奢侈的生活。他对一名记者说：“我认为，虏获国民的穷奢极欲是比战争中的亲英派主义更加有害的罪恶。” 由于很长时间不在国内，现在杰斐逊急于评估美国的“思想基础”。在纽约，杰斐逊很快就认定在他远离故土期间，美国已经彻底腐化堕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结论是，在富裕的纽约人中间，“推崇君主制胜于共和政府显然已成为流行观点”。在各式晚宴间，许多商人的亲英倾向以及他们妻子奢华的礼服与珠宝令他大吃一惊。这个城市带给他巨大的震撼，亲英分子和贪婪的政府证券投机者无处不在，他们似乎都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1776年的英雄已经让道给1787年的“权贵朝臣”，后者的立场变得更为亲英，汉密尔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于是，杰斐逊指责英国的行事方式与制造业已经腐蚀了共和国的纯洁。 汉密尔顿比杰斐逊小12岁，之前未与之谋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汉密尔顿还是一个地位卑微的炮兵上尉；而汉密尔顿的闪耀崛起，恰巧是在杰斐逊旅居海外的那几年。汉密尔顿可能从安杰莉卡·丘奇和詹姆斯·麦迪逊口中获知过关于杰斐逊的轶事，或许正是麦迪逊介绍两人认识的。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来说，他们不可能初次相见就形同水火，事实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汉密尔顿和艾丽萨为这位新来的客人举办了欢迎晚宴。杰斐逊身着蓝色外套和深红色及膝短裤出席，他深情满怀地谈论起法国人民以及他们对消灭君主独裁的渴望。杰斐逊和艾丽萨也相当熟悉，6月间他写信责怪安杰莉卡没有经常给他写信时，用开玩笑的语气叹息说，“我只能指望从汉密尔顿夫人那里探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新国务卿和财政部长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 杰斐逊从未低估汉密尔顿的出众才华。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杰斐逊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政府原理的最佳诠释著作”。他也不曾轻视汉密尔顿身上的美德。多年以后，当两位伟人之间史诗般的战争成为历史，杰斐逊指出：“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具有敏锐理解力的非凡人物，他在一切私人事务中公正廉洁、诚实正直、可敬可佩，在社会上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私生活中也适当地对德行予以尊重。然而，他却被英国的模式所蛊惑和误导，彻头彻尾地坚信腐败贪污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关于腐败，杰斐逊更多的是指通过荣誉、任命，以及其他额外的职务津贴来造成对立法者执行力的不良影响，而并不一定是指赤裸裸的报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腐败的英国内阁通过任免权和养老金贿赂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横征暴敛，并剥夺他们古老的英国自由公民的身份。杰斐逊一直通过这面令人不安的透镜来审视汉密尔顿。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麦迪逊已在是否区别对待债权人的投票中落败了，美国财政部长正在迅速推进他的债务融资计划。杰斐逊一定为回来得太晚而感到懊悔。他毫不怀疑，政府债券原始持有人应得的利润被那些“以欺诈手段购得债券”的投机商赚取了，“从穷人和不明真相的人手中窃取巨款，使财富又集中到那些之前使他们身陷贫穷的人手中”。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是有其哲学根源的。在他看来，政府越小，越能维护自由。设立一个中央政府是有必要的，但他希望增强国会的权力，削弱行政部门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杰斐逊希望保留各州主权，反对联邦干预。汉密尔顿则主张强化中央政府，削弱立法部门，壮大行政机关，限制各州权力，这些都与杰斐逊的观点背道而驰。 杰斐逊担心，债务融资计划会让那些因此致富的人成为汉密尔顿的忠诚追随者。后来他告诉华盛顿，汉密尔顿扶植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些人随时准备响应财政部长的示意与号召。他坚信，国会议员正在参与政府证券的投资，“即便是在我们政府诞生之初，有些成员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肮脏的性格，他们为一己私利牺牲公务，关心个人利益胜于公共利益”。杰斐逊也不相信汉密尔顿真的打算偿付政府债务。杰斐逊对华盛顿说：“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还清这些债务，而他则希望债务永远不被偿还，永远是用以腐化和控制立法机构的手段。”这种无期限债务的指责全然不顾汉密尔顿的承诺，并把债务融资方案臆想成一种专权的手段。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公开的敌意。在共事内阁的初期，这两位旷世才俊多次私下交流，由此也让杰斐逊有机会收集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日后攻击他的武器。身为追求完美举止的尊贵绅士，杰斐逊总是回避争执和分歧。和尽享争辩之乐的汉密尔顿不同，杰斐逊痛恨争论，在袒露个人思想方面的戒备之心远胜于汉密尔顿。他的言辞总是逢迎不同场合，投听众所好，谈论一些听众希望听到的东西。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其他人发言。杰斐逊深谙保持深不可测的缄默的好处，然而固执己见、率直得近乎鲁莽的汉密尔顿对这种缜密的风格一窍不通。约翰·亚当斯同忆起与杰斐逊在大陆会议共事时的情景时说：“我从没听到他连续说过三句话以上。”还有一次，亚当斯把这个弗吉尼亚人称为“阴影中的人”，并比喻他的性格如同“深不见底、无声无息的大河”。而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和笔的汉密尔顿，其自我袒露的习惯终将把自己置于高度自我控制的杰斐逊的刀俎之下。 差别对待债权人提案遭否决后，杰斐逊心怀不满，他与已经成为众议院言论领袖的麦迪逊达成了共同的目标，而这将形成合众国初期第一次重大的政治结盟。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对美国未来方向产生的变数，正如之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的合作一样意义重大。谈及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相当神秘的联合时，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这是“一个类似于物质世界中磁铁神秘而无形运动的现象”。由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合作是在思想方面的，当两人在政治观点上产生分歧时，并无多少私人感情来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然而，对汉密尔顿而言，麦迪逊的反对对于汉密尔顿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撰写《公共信用的报告》初期，汉密尔顿还曾征询过麦迪逊的意见。他非常尊敬麦迪逊，后来还曾说起，如果不是相信能够得到麦迪逊的倾力支持，他决不会接受财政部的职务。 杰斐逊抵达纽约时，围绕着债务承担问题的争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汉密尔顿计划让联邦政府承担2500万美元的各州债务。与这次对抗的激烈、恶毒相比，关于债权人差别待遇的争论就显得相当文明了，杰斐逊后来将这次对抗定义为“亘古未有的最激烈、最愤怒的国会辩论”。1790年2月24日，看到麦迪逊改变立场，反对债务承担计划时，汉密尔顿完全震惊了。麦迪逊放弃了自己以往一贯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抱怨他自己家乡所在的州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的战时负债，如果“在已经各尽其责的情况下”，他们还得“为那些没有尽责偿债的各州分担”，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汉密尔顿认为，麦迪逊此举是在为他的弗吉尼亚州选民说话，而并不是像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那样捍卫整个国家利益。汉密尔顿对于其计划面临的对抗反应视而不见，只是认为麦迪逊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不厚道的打击。汉密尔顿清楚地回忆起，在制宪会议期间的一次“午后散步”途中，他和麦迪逊讨论债务承担时的情形：“我们曾就这个措施的便利性和合理性达成了完美的一致。” 麦迪逊的外表——苍白而不苟言笑的面容、孤僻的神情和矮小的身段——传递着一种个性怯懦的印象。并且，一些政治同僚相信，众所周知，麦迪逊缺乏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的统率力和决断力。与干劲十足的汉密尔顿相比，他缺乏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天赋。国会议员爱德华·利文斯顿告诉自己的兄弟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在我看来，麦迪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最大缺点在于缺乏决断，以及夸大对手实力的倾向。他总是要到完全迫于事件压力，逼不得已时才能下定决心行动，并且随后又会后悔他疏忽了一些更好的机会。”这种怯懦的表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许多观察家确信，比杰斐逊小8岁的麦迪逊一定是受控于这位精明的良师益友的影响力。“麦迪逊先生对于杰斐逊先生的才华、学识以及美德向来推崇备至。”汉密尔顿后来写道。但他认为，两人结盟后实际上增强了杰斐逊反对债务融资计划的决心：“杰斐逊到任伊始即轻率地公开表示对麦迪逊主张的赞同。我之所以说轻率，是因为就任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绅士是不应当心存偏袒而反对其他部门同仁的。” 所谓“杰斐逊控制麦迪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不仅仅是因为麦迪逊早在杰斐逊回到纽约之前就已经背弃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善于利用敏锐微妙、委婉含蓄的技巧隐蔽在阴影中行动。他学者般的气质掩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对信念的狂热。后来在杰斐逊和麦迪逊分别担任总统时，接任财政部长一职的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这样形容麦迪逊：“在需要鲜明立场时他往往较为迟缓，但在暴风雨来临时他都行动坚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麦迪逊具有比杰斐逊更灵活、更富创意的思想，对宪法要义的理解更为深刻。倘若说18世纪80年代的麦迪逊是最显赫的哲学家，那么18世纪90年代的麦迪逊则是一位可怕的实践型政治家，他手段娴熟地削减对方的谈判条件，以至于被称为“大刀”。因为畏惧麦迪逊主导选票的能力，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后来称麦迪逊为“将军”，称杰斐逊为“大元帅”。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泽弗奈亚·斯威夫特（Zephaniah Swift）后来证实，麦迪逊缺乏汉密尔顿那样的活力可能是一种伪装： 他没有火焰，没有激情，没有活力，但他拥有无限的谨慎和勤奋。在表面的坦诚之下，他细致到极致地算计每一件事。在众议院中，他毫无疑问地拥有最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他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华。他是世界上最虚伪、最处心积虑的人。 在1790年2月到7月间的4个不同场合中，工于心计的麦迪逊都尝试了反对州债承担方案。有人向汉密尔顿透露，说麦迪逊妒忌他的权力，窥伺他的职位。时间证明，与政治分歧相比，个人私虑显得微不足道。汉密尔顿的举债计划将各州的忠诚问题推到了表面。有些州，如马萨诸塞和南卡罗来纳，正在为沉重的债务而挣扎，因此非常乐意得到中央政府的解救。而另一些州，如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由于已经偿付了大部分债务，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援助其他州。这种差异使得大陆会议来之不易的脆弱共识濒临破裂的边缘。 在捍卫自己的计划时，汉密尔顿并没有简单地卖弄枯燥的金融术语。他谈到了公正、平等、爱国主义以及民族荣誉感。他的债务融资系统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债务由于革命而产生，所有美国人都同样地从革命中受益，所以他们应当为革命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各州债务是不同的，在战斗中付出的牺牲亦然。在赞扬负债累累的马萨诸塞州的巨大付出时，汉密尔顿指出，“说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中枢，并不为过。”他评价有些州以卑鄙的手段偿还了债务。例如，纽约州拒绝支付利息，压低债券的市场价格后，再以低价赎回。汉密尔顿还进行了精确、复杂的论证，指出如果不采取债务承担方案，负债的各州就不得不提高税收，而运转良好的各州将降低其税负。这将导致大量人将从高税州向低税州迁移，造成十分危险的“各州间人口的巨大紊乱”。 汉密尔顿拿州债承担方案孤注一掷，但它的前景却不容乐观。汉密尔顿回忆道，“麦迪逊先生和其他一些南方知名人士开始反对债务承担。在那个季度，反对派认为自己有望取得成功。”汉密尔顿以其一贯的激情投入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他不得不在没有华盛顿支持的情况下领导进攻——总统虽然支持债务承担，但并不希望背负支持派系的罪名，因此在发表公开言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雪上加霜的是5月时，华盛顿身染肺炎，卧病在床，虚弱不堪。杰斐逊说，“在场的3位大夫中有两位宣称，华盛顿危在旦夕，已无药可医……你无法想象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惊慌。” 5月10日至6月24日，华盛顿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写下一条日记。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似乎在履行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首脑的职责。汉密尔顿在此期间写下的未经发表的言论中，指责杰斐逊企图在空位期谋夺总统之位： 杰斐逊先生担心汉密尔顿先生今后将成为自己争夺总统职位的强大竞争对手……杰斐逊正式上任后，总统遭受病痛的折磨，令每个爱国者都心如油煎，而国务卿却表现出勃勃野心，试图清除每一个妨碍他的危险对手。愁云惨淡的状况令他看到问鼎总统宝座的机会。他若要以继任者的身份吸引公众注意，就需要解决风头正劲的财政部长这只拦路虎。 汉密尔顿之所以隐藏这段回忆，可能是因为其中泄露了他自己和杰斐逊一样做着总统梦。 华盛顿患病期间，汉密尔顿及其属下展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们游说众议院，使其赞同债务承担。财政部长成了联邦大厅里无处不在的人物。威廉·麦克莱无比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责骂汉密尔顿，称之为“陛下”，还有一次称之为“该死的恶棍”（其实汉密尔顿的待遇还算不错，麦克莱觉得约翰·亚当斯像“刚刚穿上裤子的猴子”）。由于汉密尔顿像龙卷风一样令人生畏，所以他遭到了那些害怕执行机构过于强大的众议院成员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行为让人想起 1720年的英国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沃波尔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成为第一个获得“首相”称号的人。费城的本杰明·拉什谴责汉密尔顿的高压游说：“我怀疑是否有更多不光彩的手段被用于推动财政部长的报告。这些手段曾被一个英国大臣使用过。在纽约市，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夜访、许诺、牺牲，还有恐吓威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通过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来保护联邦，然而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要进一步扩展它的分界线。如果政治首先是一门折中与妥协的艺术，那么汉密尔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不称职的。他希望成为一名勇于前行的政治家，而不是总在妥协的政客。他提出一揽子财政措施，希望立即被所有人接受，却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方法。 正当反对汉密尔顿的媒体逐渐增加时，麦迪逊的支持者嗅到了胜利的气息。4月8日，威廉·麦克莱对汉密尔顿追随者的焦虑感到幸灾乐祸：“今天下午在众议院里，绝望和茫然的情绪蔓延在财政部长党羽中间，如此消沉的场景，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鲁弗斯·金）看上去就像一个受了鞭打的孩子。”事实证明麦克莱的振奋是对的。4月12日，众议院以31票对29票否决了汉密尔顿的债务承担计划，两周以后又投票决定停止一切有关该问题的争论。6月初，一切迹象都表明债务承担计划似乎即将被人遗忘。于是，汉密尔顿不得不寻求妥协，以挽救他的财政计划。 汉密尔顿抓住了关于首都选址问题的分歧。在制宪会议上，代表们决定在某个地点设立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这个决定引发了戏剧性的想法。有些人害怕这会形成享有特权的飞地，因而觉得建立独立的首都是个非常危险的主意。乔治·克林顿州长把这26平方千米的联邦特区想象成被玷污的总统“宫廷”，充斥着败坏形象的皇家服饰，以及“懒惰的野心、傲慢的粗俗、对不劳而获的渴望……阿谀奉承……叛国投敌……背信弃义，首当其冲的是对美德的嘲弄”。 确定首都的问题使争论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参与竞争的各州而言，这是一个里程碑般的重大决定，因为获胜州将得到巨大的财富、权力和人口。更重要的是，这将影响到联邦政府的风格，因为联邦政府无疑将吸取所在周边地区的某些政治氛围。在这样一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大国里，当地公民的声音更容易传入联邦立法委员的耳中。 使得争论愈加复杂的是，有人期望在永久性首都被选定之前，应当先寻找一个临时性首都，例如纽约或费城，作为政府的暂时落脚点。尽管汉密尔顿具有国家主义者的倾向，但他仍希望纽约至少能够成为临时性首都。1788年8月，他与自己的昔日导师、新泽西州的州长威廉·利文斯顿联络，表示自己震惊于对方落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圈套”，支持费城作为第一届国会的临时首都。东北各州害怕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并且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永久性首都，宾夕法尼亚州由此获得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汉密尔顿向威廉·利文斯顿许下一个诱人的承诺：如果利文斯顿支持纽约作为临时首都，那么汉密尔顿将认可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作为永久性首都。 随着华盛顿就职日期的临近，汉密尔顿愈发渴望纽约市成为首都。1789年2月，他为正在竞选议员的纽约市朋友约翰·劳伦斯发表了激情洋溢的竞选演说，并强烈呼吁：“对于纽约市而言，成为国会的所在地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代表应当具有出众的演讲技巧，足以证明这座城市是这一光荣机构的最佳港湾。”1790年1月17日，围绕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宣传影响力不断扩大，威廉·麦克莱相信，汉密尔顿深受自己羽翼渐丰的权力的鼓舞，决心要让纽约成为首都：“我以最细致入微的方式，观察了汉密尔顿和纽约人的种种行为。我认为他们缺乏诚意，但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国会。” 在这场争斗之中，纽约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选项。它与汉密尔顿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汉密尔顿的敌人将纽约市称作“汉密尔顿城”。对于很多南方人而言——特别是杰斐逊——纽约是一个充斥着银行家和商人的亲英派堡垒，这些人将破坏共和政体的实验。这些批评者将纽约市等同于“邪恶的伦敦”。费城的拥护者本杰明·拉什告诉麦迪逊说：“我们的城市在对抗财政部长提出的不公与腐败的体系，我对此深感自豪……费城在这方面拥有比纽约市更好的基础。” 首都选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应当选择城市化还是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化。许多南方人认为，定都北方将有益于名商富贾的城市利益，而无益于农耕生活。虽然这与南方蓄奴的现实大相径庭，但杰斐逊的关于一个由许多小型的、独立的农场组成的国家的田园牧歌式梦想，在精神上对于美国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实际上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希望在波托马克河畔，离芒特弗农不远的地方定都。对杰斐逊而言，国都安置在乡野田间的背景之下，可远离废奴主义者势力的威胁以及“任何发育过度的商业城市”的诱惑。而对于麦迪逊而言，因为和亨利·李在波托马克河附近做着土地投机的买卖，所以他巴望着这一地区被选作首都，好赚取一笔飞来横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问题需要考虑——首都是否应该靠近美国的人口或地理的中心？从纽约到这个国家的最南端和最北端的距离实在相差太远——24名元老议员中有16名来自这个城市以南，这将给不得不长途跋涉的南方代表造成很大的麻烦。此外，首都之选还被看作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发展的公民投票。对于那些相信国家应当向西拓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在南方各州中尤为流行，他们的西部边境正是国境的哨岗——定都北方对美国未来政治蓝图裨益甚少。在随后的辩论中，这些不断扩大的争端全部暴露了出来。 1790年春天，关于债务承担和首都选址的争吵演变得如此尖刻，甚至有人怀疑联邦可能因为这些议题而分崩离析。南方竭尽当初攻击英国人的辱骂之能事，变本加厉地炮轰汉密尔顿。亨利·李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为停止债务承担的争斗，使他想起了革命时期：“在我看来，我们南方人必须马上斩开戈耳迪之结 ，否则将会沦为实质上的奴隶。”杰斐逊一直记得那年春天，绝望的情绪像瘴气一样笼罩在纽约市上空：“国会日复一日地开会、休会，然而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各方都满怀怒火，合作难以维系。” 在汉密尔顿力主推行的两条政策中——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债务，选择纽约作为首都——债务承担对他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是将各州结合为永久联盟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当看到麦迪逊控制了阻止债务承担计划通过的票数时，汉密尔顿开始考虑以放弃纽约竞争首都为条件，去交换南方对债务承担计划的支持。早在5月16日，菲利普·斯凯勒写给斯蒂芬·范·伦塞勒的信中，已经闪烁着各州都在寻求交易的信号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动迁政府栖居地的计划，但我们理解，如果债务承担计划不被采纳，南卡罗来纳州可能要（为了实现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目标）与那些希望迁都的人谈判。”九天以后，威廉·麦克莱记载了疯狂的谈判内幕：“纽约人现在正忙于和弗吉尼亚人筹划交易，他们希望用他们对波托马克成为永久首都的支持，来交换对方对纽约成为临时首都的支持。” 1790年6月2日，众议院颁布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议案，但其中没有关于债务承担的部分。汉密尔顿知道自己必须迅速策动一场即时可行的交易。由于他自己不愿意表现出任何妥协的立场，所以只能依靠委托代表来完成调和建议的工作。在合众国早期，政治家难以操纵立法——虽然这在后来成为常态，因此汉密尔顿派遣使者前去试探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倡议定都费城的领袖人物罗伯特·莫里斯。莫里斯说：“虽然我并不信任他们，但我还是写了一个便条让他们交给汉密尔顿，告诉他早晨我会在炮台附近散步，如果汉密尔顿有任何提议的话，可以在那里见到我。”让莫里斯惊奇的是，当他到达时，汉密尔顿已经站在了约定地点。汉密尔顿的交易很简单：如果莫里斯能为债务承担在参议院赢得1票，在众议院赢得5票，他将支持费城附近的日耳曼敦或特伦顿，而不是费城作为首都。作为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汉密尔顿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以首都选址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彼得·米尔伯格告诉本杰明·拉什：“毫无疑问，现在财政部长领导着东部方阵。” 有可能破坏汉密尔顿交易的因素是，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共识：费城作为临时首都，而波托马克将成为永久性首都。这正是汉密尔顿千方百计要避免的结果，因为它否决了纽约的角色，还将首都长期置于南方。而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之所以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地预感到，一旦费城成为临时首都，再迁走的话会非常困难，所以最终不会有其他的永久性首都。6月18日，汉密尔顿放弃了定都于特拉华州的希望，逐渐倾向于选址波托马克。当天，威廉·麦克莱报告说，汉密尔顿“告诉莫里斯先生，新英格兰人会讨价还价，将永久首都选在波托马克或巴尔的摩”。 这样一个双方达成新共识的背景有悖于杰斐逊所讲述的“关于将首都定于波托马克的晚餐”的著名传闻。根据杰斐逊所述，当他在华盛顿的府邸外面遇到衣衫不整的汉密尔顿时，北方各州正经历着“分崩离析”的威胁。通常，汉密尔顿都衣冠楚楚、整洁优雅；此时，让杰斐逊惊讶的是，他意志消沉、不修边幅：“他看上去忧郁、憔悴、沮丧……甚至他的衣着也拙劣而不加修饰。”汉密尔顿似乎深陷绝望之中了。 在总统门口，他在我面前来来回回地走了半个小时。他以哀婉的情绪诉说立法机关的倾向，债权州的可憎之处，党派成员退出和各州分裂的危险性。他认为政府成员应当采取共同的行动。虽然这个问题不归属我的部门，但共同的职责应当使其成为我们共同的关注点……这个问题仅仅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如果我能呼吁一些我的朋友，那么很有可能会带来投票表决的变数。 汉密尔顿暗示，如果债务承担计划夭折，他可能不得不引咎辞职。杰斐逊温和地告诉汉密尔顿，他对于债务承担的“整个主题完全是个门外汉”——杰斐逊非常娴熟地将自己装扮为一个政坛新人，实际上，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这场争辩，并且刚刚写信给乔治·梅森，催促就此事进行折中处理。甚至已经拿定主意，邀请财政部长第二天来家中共进晚餐。 如果我们相信杰斐逊所讲的故事，那么，决定未来首都位置的时刻就是1790年6 月20日位于处女巷宅邸举行的晚宴上了。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晚餐了，客人包括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可能还有其他一两个人。一个多月以来，杰斐逊一直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但他仍以无可挑剔的礼节主持了晚宴。尽管他不喜欢债务承担计划，但他知道在债务融资方案上形成僵局可能会使联盟破裂。同时，身为国务卿，他也害怕美国在海外的信用受到不利的影响。 麦迪逊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即债务承担计划不利于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已经适时清偿了债务的各州。同时他表示，如果用某些东西来交换，他也许会改变立场。杰斐逊回忆道：“大家评论说……由于这剂药对南方各州来说很痛苦，因此应当做点什么来安慰他们。”安抚措施就是把费城作为临时首都，为期10年，之后永久迁都到波托马克附近。出于对其家乡州有利的考虑，麦迪逊好像还为弗吉尼亚州争取了一个在与中央政府的最终债务清偿中的优惠待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同意竭尽全力促使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代表同意接受费城作为临时首都，而将波托马克某地作为永久的首都所在地。 这次晚宴所缔造的交易离成功已经不远了。可悲的是，汉密尔顿，一个典型的纽约人，在交易中放弃了这座城市成为另一个伦敦、巴黎，成为国家的政治、金融和文化首都的机会。他所做出的艰难妥协验证了他赋予债务承担计划的重要价值。这个决定令许多纽约人非常不满。当汉密尔顿告诉鲁弗斯·金，他“已经决定”要舍弃让纽约成为首都的机会以保全债务融资计划时，金被激怒了。对于金而言，汉密尔顿的行为独断而隐秘。私下里，他咆哮着说：“伟大而有益的计划不应当通过密谋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 汉密尔顿履行了晚宴上的承诺，向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施展了他的煽动力。麦克莱的日记再一次成为追溯这些密谋的无价之宝。当他发现汉密尔顿将其债务融资计划的“可恶之处”与首都波托马克联系在一起时，他斥责华盛顿是一个受汉密尔顿摆布的傀儡，是“每一桩肮脏投机交易的擦桌布”。6月23日，在参议院里，麦克莱留意到罗伯特·莫里斯被人叫出了房间。“最后，他回到房间里，对我耳语：‘终于成交了。汉密尔顿放弃了纽约作为临时首都的地位。’”第二天，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折中的办法，费城将在未来10年成为美国的临时首都。 为了敲定这笔交易，6月2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一同与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共进晚餐。麦克莱关于这次晚餐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很有帮助。麦克莱觉得杰斐逊拘谨而正式，姿态“高傲庄重”。他更喜欢长得胖胖的脾气随和的诺克斯。诺克斯可能喝过了头，麦克莱说他在“发酒疯”，却努力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气质。对于汉密尔顿，麦克莱的形容充满了诋毁之词：“汉密尔顿的举止带有幼稚的轻率，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人很可能称呼他为‘skite’。”《牛津英语辞典》中将苏格兰单词“skite”定义为“指代虚荣、轻佻和放荡的女孩”。这些词汇的使用，暗示着隐藏在汉密尔顿军人仪态下面的某种女性化气质，或者所谓的“中性气质”。他的描述还表明，汉密尔顿由绝望无助转为心花怒放，他的债务承担计划最终获得了支持。 1790年7月10日，众议院批准了《首都选址法案》（Residence Act），指定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波托马克方圆26平方千米的地界作为随后的永久定都地点。幻想破灭的麦克莱现在认为汉密尔顿无所不能：“他的‘爪牙’……在这个地方浪费了我们数月时间……所有的一切，甚至一个委员会的提名，都是由汉密尔顿和他的投机团体预先安排好的。” 7月26日，众议院勉强通过了债务承担议案，著名的晚餐交易发挥了政治戏法的作用。麦迪逊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措施，但安排了四名分别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议员投票支持债务承担计划。 回顾往事，这是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辉煌时刻。他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政治家风格的解决方案，避免了联邦的瓦解。然而，这种妥协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共和国早期引起了一片咒骂。任何私下交易都会滋生腐败，而立法者们忧心忡忡地等候着公众的反应。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的托马斯·菲茨西蒙斯（Thomas FitzSimons）害怕“回到费城后会被乱石所掷”，因为他赞同了选择波托马克为首都。此时纽约城里全新的总统大厦已经破土动工，在纽约的街道上，宾夕法尼亚人忍受着路人呼喊的充满敌意的绰号，因为纽约人正因为与临时首都失之交臂而心生愤懑。菲利普·斯凯勒便是这些最为沮丧和委屈的纽约人当中的一员，他哀叹“这座城市的公民为国会的饮食起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理应得到庄重的殊荣，但现在它却遭到了侮辱”。 杰斐逊应该向后世承认，他参与了这场交易。或者，他可以辩称，面对联邦分裂的危机，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争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决定让汉密尔顿一个人成为替罪羊。关于他自己同意债务承担议案的情形，他告诉华盛顿说：“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像个傻瓜一样推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方案。在我政治生涯所犯下的所有过失中，这一次令我感到最深重的悔恨。” 1818年，杰斐逊提出更加生动的论据：通过债务承担议案，汉密尔顿将有利可图的诱饵抛向“从事证券经纪的乌合之众。这大大增加了财政部长的信徒，于是，部长主宰了立法机关的每一张表决票，最终使政府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符合他的意图”。杰斐逊追溯两个主要政党的形成——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和联邦党——正是在汉密尔顿债务承担计划获胜的时候。在杰斐逊看来，这一事件将国会分为两派，一派是道德高尚、纯粹的共和党人，一派是“唯利是图的方阵,原则上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在此原则之下理所当然地拥戴汉密尔顿作为领袖”。 为什么杰斐逊试图在回忆中弱化自己在通过债务承担计划的交易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他当时知道该计划比他自己承认的要更好，但他可能并未像汉密尔顿那样，清楚地看到这项计划将为政府权力奠定不可撼动的基石。从此，联邦政府抓住了美国大部分的税收权力。与之相比，国都位于何处就是次要的问题了。杰斐逊并未遭受蒙骗，因为汉密尔顿已经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只是被汉密尔顿的智慧胜过，后者在其债务融资计划中注入了一个永久性的政治体系。那年9月，在一篇题为《致公共债权人》（Address to the Public Creditors）的未署名的登报文章中，汉密尔顿一语道破了他的治国之道，并因此深深激怒了杰斐逊：“任何对我们政府性质具有洞察力的人都会看到，尽管在有益的措施获得采纳的过程中总是存在障碍和延迟，但是这些措施一经采纳，很可能就是稳定而永恒的，撤销它们将远比实行它们更为艰难。” 批准债务承担计划及确定在波托马克建立首都的晚餐交易是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最后一次合作推动一项议程。自此以后，他们将发现自己置身于不断升级的公开冲突之中。 第十七章 美国第一城 债务融资方案通过以后，汉密尔顿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喘口气。似乎是作为对年轻时代教育匮乏的补偿，他的脑海仿佛上了发条一般，新的想法不断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承诺竭尽所能处理美国面临的困境。汉密尔顿做任何事都全心投入：他对于自己所定居国家的命运的关注太过炽热痴迷，太过感同身受。 他意识到，即使凭借自己杰出的大脑，也很难在职业生涯的重大要求和日常生活的细小变化中获得一种平衡的摆动。从他笔端流出的无数信件通常都是精简而缺乏意象的。他几乎从不描述天气或风景、所遇之人的服饰举止、所住之处的居室家具。他也鲜有提及休息日、假期以及闲暇时光。他在一封信里告诉安杰莉卡，他的“夙愿”是有一天能游历欧洲，但实际上他从未离开过美国，也几乎很少在奥尔巴尼和费城之外的其他地方出现。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他才会在信中生动地讲笑话或闲聊。与其说汉密尔顿是在书写历史——虽然他肯定明白自己在更为广阔的全景框架中所处的位置——不如说他宏伟的计划留给平凡思绪的空间实在寥寥无几。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之后不久，菲利普·斯凯勒告诉了艾丽萨一个关于她丈夫心不在焉的幽默故事。当时汉密尔顿正赶往奥尔巴尼，途中在纽约州北部的市镇短暂逗留。他一直徘徊在一位姓罗杰斯的先生的商店门口，但脑子里肯定是在构思一份法律纲要或演讲。有一位目击者描绘道： 他显然沉浸在深思之中，口中念念有词，就好像在和什么人交谈似的。他走进商店，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要换成零钱。罗杰斯拒绝兑换，这位绅士（汉密尔顿）就走出了商店。商店里的人问罗杰斯，那钞票是不是假币。他回答说，不是。商店里的人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帮那位绅士换零钱呢？罗杰斯说，因为这位可怜的绅士失去了理智。另一个人说，但是他看上去非常正常啊。罗杰斯回答道，那是因为他可能也会有间歇的清醒。我看到他在我的店门前走来走去有半个小时，并且自言自语。如果我给他兑换零钱，他又把钱弄丢，我会受到大家指责的。 身为新的美国政府的主要建筑师，汉密尔顿通常都骑马上班。斯凯勒一家经常重复的话题是艾丽萨应当劝自己的丈夫呼吸些新鲜空气，做些运动，以放松他负荷过重的大脑。1791年，亨利·李从弗吉尼亚给汉密尔顿送来一匹马，这样，“出于对健康的考虑”，他可以“每天骑骑马，兜兜风”。虽然在马背上度过独立战争时期的汉密尔顿是一位优秀的骑手，他却要求李挑了一匹特别温顺的马给他。汉密尔顿受着反复发作的肾病的折磨，一位朋友形容这是他的“肾脏老毛病”，这也使得颠簸剧烈的马车旅行对他而言无异于痛苦的煎熬。在华盛顿的第一届任期中，安杰莉卡·丘奇听说汉密尔顿由于操劳过度而体态臃肿起来。“贝克威思上校告诉我，我们亲爱的汉密尔顿由于过多地伏案写作，又缺乏锻炼，变得很胖。”她向艾丽萨抱怨道，“我讨厌这个词和这个事实，你要照顾他的健康以及良好的外表。天哪，等我回来时，难道会看到他变成一个呆滞、沉重的家伙！” 这个为工作狂热卖命、精疲力竭的男人，在下班后仍然能够充满心灵的欢乐。威廉·苏利文留下了一段关于汉密尔顿的文字描写，强调了他身上男子气概的坚韧与近乎阴柔的敏感的矛盾混合体： 他中等个头，身体单薄，但其行为举止相当挺拔威严……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梳，扑着粉，在脑后拢成一束。他的肤色非常白皙，双颊透着女性般的玫瑰色。无论轮廓或肤色，他的面容都可称得上是罕见的英俊。 在描述某一次他们共同参加的社交聚会时，苏利文说汉密尔顿轮番地扮演着深邃思想家和诙谐健谈者的角色，特别是在女士们崇拜地望着他的时候： 当他走进房间时，众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个大人物。他身穿一件配有发亮纽扣的蓝色外套，外套下摆超乎寻常的长。迎接他的绅士把他介绍给在场的客人，好像他们素不相识一般。他向每一个人正式地鞠躬，身体躬得很低，没有行握手礼……晚餐时，只要他加入谈话，每个人都留意倾听。他讲话的方式是深思熟虑和严肃认真的，他的声音动人而愉悦。在同一天的晚上，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男人和女人的性格混合体，而晚餐时展示出的安静从容让位给了轻松嬉趣的社交举止，仿佛在这方面他也定要独树一帜地胜过他人。 很多人都发现和汉密尔顿相处非常愉快。苏利文写道：“那些有幸在公开和私人场合的最佳时机观察他，并对其举止予以评价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一个坦诚、和蔼、高尚、慷慨的绅士……在朋友私下的交流中，大家都说他特别亲切，大家都真挚地爱他。”而那些关于汉密尔顿个性的不太好听的描述往往来自他的政敌，这也不足为奇。汉密尔顿具有令人敬畏的智力和强势独断的意见，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如果你和汉密尔顿意见相左的话，你将很难和他相处下去。汉密尔顿知道自己有独断的倾向，有一次以第三人称开了自己的玩笑：“无论汉密尔顿的品质好坏，他都缺乏灵活性。”约翰·亚当斯大概在映照自身虚荣和浮夸的铜镜中，看到了汉密尔顿的身影。后来他告诉杰斐逊说，汉密尔顿是一个“傲慢的花花公子，很少拒绝美酒相伴的美妙聚会，并且还喜欢愚蠢地夸耀自己的管理能力，就像年轻女孩在炫耀自己的假首饰一样”。 另一方面，汉密尔顿也拥有众多忠诚的朋友：古维内尔·莫里斯、鲁弗斯·金、尼古拉斯·菲什、埃格伯特·本森、罗伯特·特鲁普、威廉·杜尔、理查德·瓦里克、小奥利弗·沃科特、伊莱亚斯·布蒂诺特、威廉·贝阿德（William Bayard）、蒂莫西·皮克林，以及詹姆斯·肯特等等，举不胜举。他的孙子评论说，在汉密尔顿的一生中，他身边聚集了“被他的幽默、近乎女性化的特征所吸引的”众多同伴。詹姆斯·威金森在历经战时与汉密尔顿的冲突之后，又与其重归于好，他曾对汉密尔顿说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从未在别人身上发现过能够如此令人如痴如醉的东西和如此愉悦心灵的言行举止”。政敌四处散播汉密尔顿的冷酷形象，与此同时，他的很多慷慨之举随着他的信件飞到各地。摩根·刘易斯在感谢汉密尔顿“无私友谊”时说：“千真万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事）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头一桩。”汉密尔顿借给詹姆斯·蒂拉利一笔钱使其免于破产，这位纽约的医生向他脱帽致敬：“您在我受困时借钱帮助我，现在我怀着万分的感谢把钱还给您。”汉密尔顿也帮助身份低下的人，他曾诙谐幽默地向华盛顿的秘书推荐自己的理发师约翰·伍德：“他渴望为你家中之人的脑袋和下巴服务，所以我给了他地址……希望能为你们牵线搭桥。” 鉴于汉密尔顿身负巨大责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艾丽萨的支持，他如何能够享受温馨快乐的社交生活。他们营造了一个雅致而简朴的居所，房间里摆设着美观的家具，其中有路易十六风格的椅子和一张美国风格的红木沙发。其他的装饰物，包括一个弗雷德里克大帝使用过的陶瓷鼻烟盒（冯·斯托伊本男爵所赠）、一幅路易十六的肖像画（法国大使的赠礼），后来还添有了由吉伯特·斯图亚特所绘的乔治·华盛顿的庄严画像。有安杰莉卡·丘奇从伦敦给他们捎了许多精致的玩意儿，例如嵌金浮雕的陶瓷餐具和镶有蓝边和金边的法国花盆。艾丽萨更乐于沉浸于不受干扰的私人生活，但她善解人意地顺从了丈夫职业的需要。在玛莎·华盛顿举行的茶会上，总能看到她轻快灵巧的身影。多年以后，年事已高的她回忆道： 那时候我几乎没有私人生活。华盛顿夫人和我一样，也对家居和家庭生活充满了热爱。虽然她经常向我抱怨她无奈地忍受着“对时间的浪费”：“他们称我为国家第一夫人，我想我必须非常高兴才对，可是我觉得他们要是叫我国家第一囚犯可能更为恰当。”我比她年纪小一些，当时参加的社交活动就更多了。 玛莎·华盛顿的行事风格对艾丽萨产生巨大的影响，她逐渐成为一位美丽、高雅、谦逊的女性。艾丽萨留下的个人物品不多，其中有一双粉红色的绸缎拖鞋，这是玛莎·华盛顿留在斯凯勒寓所的，艾丽萨心存感谢地将其珍存下来。 艾丽萨和她丈夫一样精力充沛，她从未对家庭需求有过抱怨。汉密尔顿当上财政部长时，她已经生下了他们8个孩子中的4个。艾丽萨是一个优秀的主妇，把这个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詹姆斯·麦克亨利揶揄汉密尔顿说，艾丽萨“作为你的财务主管，和你作为美国财务主管一样优秀”。汉密尔顿很感激艾丽萨在他生活中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他经常写信给她，总是用热切而盛情的语气向她问长问短。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只字不提，似乎希望庇护妻子远离政治的狂暴与混乱。 由于汉密尔顿忙于政务，所以培养孩子的重任大部分落在了艾丽萨的身上，使她成了一位严厉而慈爱的母亲。有一次，她对家里的朋友说：“孩子们单独过夜难免感到惧怕，所以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需要有一位朋友可以照顾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建议。”但是即便公务缠身，汉密尔顿也并没有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推到艾丽萨身上。当他们两地分居时，他常常把年纪稍长的儿子带在身边，晚上还会抱着他入眠，而小一点的孩子们则由他们的母亲照看。汉密尔顿对于家庭有一种潜在的牵挂与担忧，这种情绪很可能源自他的童年时代。安杰莉卡曾向艾丽萨评论她的妹夫：“他的敏感来自对你和孩子的焦虑。” 汉密尔顿很喜欢教导孩子，他满腔热忱、望子成龙。就天性而言，汉密尔顿是一个严厉、克己的人，但现在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耐心和关爱。1791年，他的大儿子菲利普年满9岁时，去特伦顿就读寄宿学校。菲利普写了一封信给汉密尔顿，说自己是多么快乐满足。汉密尔顿回信说： 你的老师也告诉我，在上学的第一天你就背诵了课文，他非常满意。我期望着他的每一封信都能向我证实你所取得的进步，因为我知道只要你愿意，你能做许多许多的事。我也相信，你拥有取之不尽的勇气与热情，你会竭尽全力地让我们每一天都为你而感到骄傲。 汉密尔顿并没有设想他的孩子要仿效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去改造他们的天性与禀赋，他所做的是顺其自然地铸造他们的性格。他的女儿安杰莉卡9岁时和外祖父斯凯勒一起住在奥尔巴尼，汉密尔顿忙中偷闲地为她写下了这封充满温情的短笺： 我亲爱的女儿，我很高兴你就要开始学习法语了。我们希望，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你的行为都能为你周围的人带去善意与尊重。如果你不巧冒犯了别人，一定要诚恳地道歉。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保持礼貌、细心和良好的举止，希望在你身上永远不会发生需要道歉的事情。深爱着你的父亲，还有你的母亲。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我最亲爱的女儿。 鉴于汉密尔顿本人飘摇动荡的童年，他作为父亲所流露出的敏感与智慧就显得尤为不简单。除此之外，他特别注意对孩子信守承诺。 汉密尔顿爱好艺术，并和孩子们分享这一爱好。他很喜欢音乐，让安杰莉卡·丘奇在伦敦为他的女儿安杰莉卡搜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钢琴。二重唱是父女俩最喜欢的消遣。汉密尔顿对艺术也很有鉴赏眼光。“我知道，汉密尔顿非常喜欢美的事物，”安杰莉卡·丘奇曾对艾丽萨说，“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都会令他陶醉。”汉密尔顿向玛莎·华盛顿提供关于购买油画的建议，他自己也在搜集木刻画和铜版画，包括曼特尼亚和丢勒的作品。18世纪80年代，他和艾丽萨从囚禁债务人的监狱中救出了拉尔夫·厄尔，后来他们又为威廉·温斯坦利——一位擅长描绘哈得孙河景色的英国画家——寻找工作。汉密尔顿借钱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他的努力下，温斯坦利的两幅画成为华盛顿家的收藏品。 汉密尔顿个人生活的另一个主旋律是他对于教育和学术的一贯支持。1791年1月21日，他获准加入美国哲学协会这一全美最古老的学术机构。这个从未正式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获得了很多学术荣誉。除哥伦比亚学院理事外，在40岁之前，他还陆续获得哥伦比亚学院、达特茅斯大学、新泽西学院、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由于汉密尔顿在教育美国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当地有一所学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独立战争时期，菲利普·斯凯勒曾和奥尔巴尼附近的印第安部落谈判，以保证他们的中立态度。作为斯凯勒的翻译和使者，这段时间汉密尔顿经常与牧师塞缪尔·柯特兰（Samuel Kirkland）合作，后者是易洛魁族6个部落联盟的传教士。柯特兰与奥奈达人非常亲近，他恳求他们站到了爱国者这边。汉密尔顿赞成对印第安人采取仁慈文明的政策。当地产投机商想将印第安人驱逐出纽约州西部时，汉密尔顿警告州长克林顿说，印第安人的友谊“就足以保卫我们边境的和平……企图完全驱赶他们，不仅是空想，而且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他对边民掠夺印第安人的做法感到气愤，在后来为华盛顿起草的一份演讲稿中，他写道，政府的政策“在保护印第安人免受边疆居民的非法暴行方面，是相当薄弱的”。每当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升级时，他一贯主张先通过谈判寻求和解，而不是诉诸武力。 正因为怀着对印第安人处境的同情，1793年1月，当柯特兰邀请汉密尔顿加入一所位于纽约州北部、教育白人和原住民的新学校的理事会时，汉密尔顿欣然应允。在这所学校里，原住民将学习英语和印第安语两种语言。柯特兰在日记中写道：“汉密尔顿先生很高兴地同意成为该学校的理事，并将提供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同月，纽约州议员批准了汉密尔顿-奥奈达学院（Hamilton-Oneida Academy）的特许状。第二年，冯·司徒本男爵作为汉密尔顿的代表，为学校奠基。汉密尔顿从未实地参观过这所学校，但他给予了极大的赞助，所以在1812年获得新的特许经营状时，该学校更名为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 1790年7月国会通过的《首都选址法案》，将费城指定为临时首都，命令所有政府部门要在10月初之前迁往该地。联邦政府没有立即整体搬迁，而是散乱无序地分批赶赴宾夕法尼亚州。1790年8月12日，国会最后一次在纽约联邦大厦召开了会议；8月末，华盛顿总统登上一艘驳船，向曼哈顿挥手作别。9月1日，当杰斐逊和麦迪逊乘坐一辆四轮马车逃离这座“罪恶”的城市，准备向南穿越新泽西时，他们肯定惬意地长舒了一口气。阿比盖尔·亚当斯似乎对于南迁闷闷不乐，她直到11月才动身，她声称自己一定会尽可能适应和欣赏费城，但“那里再好，也变不出另一个百老汇”。 事实上费城也是一个大都市，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游客称赞它是“世界奇迹之一”“美国第一城”“可以与欧洲的任何城市媲美”。实际上，费城比纽约和波士顿都要大，而且拥有10家报社和30家书店。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描述，它拥有引以为傲的文化和市政设施，包括两座剧院、一座图书馆、一支志愿消防队和一家医院。 作为财政部的领导，汉密尔顿以近乎军事化地精确执行了这次向费城的转移行动。8月初，他在费城的栗树大街和胡桃街之间的第三大街上找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汉密尔顿每天早上9点至12点间接待来访者，客人们发现，尽管该建筑是美国最大的行政部门的所在地，但它看起来却像一个临时居所。一位法国访客，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t. Méry）“被部长办公地的简陋震惊了”。他很惊讶地看到，“一个步履拖沓的老家仆前来开门。汉密尔顿的书桌是一张铺着绿色桌布的普通松木桌子。桌板和支架上都摆着档案和文件，在桌子的一端放着一个中国花瓶的赝品，上面有一个搁着眼镜的盘子……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里简陋得像古罗马时代”。 尽管财政部刚搬来时条件比较寒酸，但它的办公室却急剧扩增，最后占据了整个街区。1791年的费城地址簿对这个飞速发展的部门进行了解析：汉密尔顿办公室里有8名职员，审计室有13人，审计办公室有15人，数字登记室有19人，出纳室有3人，处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账目的办公室有 14人，第二大街上的海关办公室有21人，额外还有122名分布在各个港口的海关征税员和检查员。依照当时的标准，这象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人们批判它是一个迅速成长的怪物。在批评者眼中，这个部门将变成财政部长的私人间谍力量和战争机器。由于海关业务的膨胀，财政部薪水簿上的人数剧增，自汉密尔顿以下的职员超过了500人；而作战部亨利·诺克斯麾下仅有12名公务员；杰斐逊除了在欧洲有两名代办之外，在美国国内的属下只有微不足道的六个人。肥胖的诺克斯和他的全体下属挤在财政部综合楼西侧的狭小房子里。不可避免地，领导着规模数十倍于其他政府部门总和的机构的汉密尔顿，无论作风如何谨慎，都将招惹敌意与对立。 这位工作勤恳的部长告诉商人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他想为家人找一所房子，“尽可能地离我的办公室近一些”。虽然他在热带长大，现在却已经成为地道的北美居民，并且认同自己纽约人的身份特征。“对一个纽约人来说，凉爽的环境和对房屋朝向的喜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提示斯图尔特，“房子必须至少有6个房间。宽敞的餐厅和客厅也至关重要。我喜欢院子里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至于租金，当然越低越好，但前提是房子合适。”10月14日，汉密尔顿在第三大街和胡桃街附近安了家，这里距他的办公室很近，似乎他希望一爬出被窝就直接踏进办公室。这次搬家也表明他是个尽责的人，以及他的日程安排是多么紧张。 在财政部长任期内，汉密尔顿以精妙绝伦的政府报告闻名遐迩，但掌管财政部的第一年，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筹建海关总署上。这个才智超群的人奋笔写下了远比其他任何主题更多的关于灯塔建设的信件。在他人看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似乎非常奇怪，直到他们明白进口关税占到政府收入的90%：没有海关收入，就无法实施政府规划——正因如此，汉密尔顿一直保持着对任何有利于贸易的事物的敏感。 国会已授权汉密尔顿负责“几个州的灯塔、导航台、浮标和公共码头的修缮维护”。他雇用专员负责维护这些设备，并经常监督他们的工作。同时，他拥有审查导航设备合同的权力。在建造沿大西洋海岸导航系统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审查每份合同，再呈交华盛顿批准。这一套行政程序涉及的细枝末节多到令两人感到窒息。在那次关于债务承担和定都何处的著名晚餐之后的第二天，汉密尔顿请求华盛顿签署一份“关于原木、板材、钉子和工匠”的合同，用于在纽约港外的桑迪胡克灯塔附近建立一个导航台。汉密尔顿成为处理那些折磨人的凡俗琐事的专家，譬如用什么样的鲸油、灯心和蜡烛最棒，最能提高灯塔光束的亮度，等等。 一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走私都是爱国者对英国人进行挑衅的爱国行为，所以殖民地居民都根深蒂固地厌恶海关征税者。现在，汉密尔顿必须纠正这些有悖于法律的习惯。1790年4月，他请求国会授权，让一支被称为“税收巡逻快艇队”的单桅船队在近海水域巡逻并截获走私交易。8月初，华盛顿签署了法案，批准设立这支就是后来“海岸护卫队（Coast Guard）”的船队。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建议，通过在“国内各地”建立首批10支缉私快艇队以示公平。为了给即将出台的产业政策做铺垫，汉密尔顿提出用国产布料制作船帆，摒弃进口面料。汉密尔顿再次展现出天才般的执行和指挥能力。他下达了详尽细致的指示，要求每支巡逻艇配备10支步枪和刺刀、20把手枪、2把凿子、1柄大斧和2个灯笼。凭借丰富的航海知识，汉密尔顿指示海关征税员，缉私船可能被大风吹离航线，“甚至被刮到西印度群岛，为了在意外发生后能生存下去，要在船上储备足够的咸肉、饼干和水，有备无患”。这肯定要归功于他早年在加勒比海的生活经验。 在建设海岸护卫队的问题上，汉密尔顿坚持严厉的专业作风和万无一失的操作。他知道，如果税收巡逻艇的船长以傲慢无理的态度搜查船只，那么这种蛮横的行为将会葬送公众的支持，所以他强烈要求一种克制、温和的行事原则。他提醒船长们：“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检查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都是自由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哪怕带有一丁点儿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因此，你们要克制自己做任何透着傲慢、粗鲁和冒犯的行为。”汉密尔顿关于登船搜查外国船只的指引也很有技巧，这些技巧甚至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仍然被美国的巡逻艇应用。 汉密尔顿作为海关首脑的权力已超过了管理其雇员的范畴。同样重要的是，他在一个幅员辽阔、通信落后的国家，获得了关于经济活动的全面看法。财政部里，将近90%的职员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工作，他们源源不断向汉密尔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杰斐逊的首席政治幕僚之一，约翰·贝克利（John Beckley）斥责这个信息网是一个“以征税员为主构成的有组织的间谍侦察系统”。为监控政府的收入情况，汉密尔顿坚持让征税员每周提供一次数据，这样他就能够追踪每一艘途经美国港口的船只。由于他那无穷尽的好奇探究之心——他希望了解船只的尺寸、长度和结构，它们的日程表、贸易路线和货物情况——他甚至首创了收集问题使用的调查问卷。 汉密尔顿运用法律知识，解决了运货商之间的无数次争端。有一次，巴尔的摩的海关征税员请示汉密尔顿，是否应当对马匹征收进口税时，汉密尔顿认为马匹和其他牲畜都符合应税贸易对象的条件。然后他进一步评论道：“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黑人不在我考虑征收进口税的对象之列。”关于如何对待奴隶的问题，竟然是由对马匹征税的询问所引发的，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评论。 海关业务也让汉密尔顿对美国货币系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数额惊人的真金白银从他的手上流过。有一个弗吉尼亚人为此心神不定，他警告麦迪逊：“我个人并非不了解这个掌管着收入部门的绅士……但每当我想到他掌管着860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相当于全美国的全年收入时，就会不寒而栗。”实际上，汉密尔顿妥善且合理地掌控着美国的现金流。财政部收入的四分之三来自与英国的商贸关系。与以前母国的贸易是汉密尔顿的工作重心。无论是为筹资还债，扶植银行，还是促进制造业、巩固政府，汉密尔顿都需要保持与英国的良好贸易关系。他明白美国国内存在对英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情绪，因为英国人拒绝美国船只进入其占据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获许进入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只能运送美国货物。然而对汉密尔顿而言，在更重要的政策考虑面前，这些令人恼火的障碍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已决意依靠海关征税，这意味着对英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依赖。这一主要经济事实促使汉密尔顿不断地侵犯杰斐逊在国务院的职权领地。财政部和国务院相交叠的事务领域，在两人之间引发无数次纠纷。 汉密尔顿希望通过国内税收实现收入源流的多元化。1790年12月，他就附加税的必要性向国会做报告，并指出进口关税已经达到可承受的极限。事实上，进口关税已损害了沿海商人的利益，这些商人是汉密尔顿在纽约的社交圈和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加税的提出，意味着分摊税负的痛苦时刻即将来临。 由于没有紧迫的危机催生新的资金需求，1790年末，汉密尔顿已经踏踏实实地攒下了数额可观的政府盈余。政府证券的价值在他的管理之下翻了三倍。而与《邦联条例》时期的混乱无序相比，他实施的政策缔造了健康蓬勃的经济增长。一名波士顿记者说：“在我看来，此前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充满着灿烂阳光的繁荣时期……确实令人欣慰，我们看到了洋溢在联邦各地每一个阶层公民中的心满意足……我们的农业让人开怀大笑了，我们的商业让人快乐无比，我们的制造业也繁荣活跃。”但是，在汉密尔顿的竭力主张之下，联邦政府现今承担了各州的债务，如果没有一个辅助的收入来源，汉密尔顿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偿还这些债务。汉密尔顿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美国人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征税的厌恶和抵制。对人或马匹征收直接税是很多人的心头之恨，慑于农业利益集团和房地产投机者的坚决抵制，关于征收土地税的法案又是绝对不可能颁布。那么，还有什么税种可征收呢？ 1790年12月，汉密尔顿排除了其他选择，回想起了他在《公共信用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对威士忌和其他酒类征收消费税。他知道，这一措施会遭到那些靠着私酿烈酒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地区的抵制，但他认为相比土地税，对酒类征税可能更能让人接受。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坦言在征收酒类税背后的隐蔽的政治动机：他希望“赶在各州政府之前，把如此宝贵的税收资源抢到手”。就像债务承担计划一样，他想截留各州税收，巩固联邦政府。汉密尔顿是以技术性的外壳包装政治目标的。在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下面，深藏着隐蔽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则是他会与位居高层的同僚交流时分享，但并不一定会让公众知晓的。 令汉密尔顿高兴的是，麦迪逊支持对酒精饮品征收消费税。麦迪逊断言：“由于直接税会招致更普遍的抵制，而进口税负担已经达到了可承受范围的极限，所以征收消费税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在所有的项目中，对酒精饮品的征税可能引起的抵制相比之下是最小的。”麦迪逊认为，威士忌税甚至可能具有间接的良好社会影响，因为它能“提高人民的清醒度，从而预防疾病和过早猝死”。 也许是数年后的“威士忌暴动”从遥远时空传来的第一声惊雷，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抗议汉密尔顿征税的运动。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山区洼地，家酿酒坊是当地文化中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政府的干预引发了居民强烈的愤怒。看到汉密尔顿极力鼓动通过酒类税，威廉·麦克莱再次斥责他是国会“邪恶巫师”。当麦克莱想向议员们展示关于国内酒厂的统计资料时，他发现汉密尔顿抢在了他的前面：“我走到委员会会议室的门口……却发现汉密尔顿还和他们在一起，我只好转身离开了。”参议院通过消费税时，麦克莱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出了一个心灰意冷的精确预言：“战争和流血是这一切最自然不过的结果。”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也无力在本州西部那些“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执行消费税。 汉密尔顿并未对威士忌税将招致的反抗心存幻想，所以决定赋予部分巡查员强制的执法权。在《公共信用的报告》中，他已经概述了这些巡查员所拥有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允许他们在任何时候进入民宅和仓库没收藏匿的酒类。酒类交易商甚至是流动商贩也被要求出示合法证书，并保持精确的销售记录。在1791年5月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汉密尔顿公布的规则似乎详细得过头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对征税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的国家而言。他希望巡查员“至少一天两次地”巡视所有的酿酒厂并整理报告，“在这些报表中需要详细说明酿酒厂每一个所有人或管理者的姓名，酒厂所在城市、乡镇或村庄，每个酒厂拥有的蒸馏器的数量，以及他们的产出量，他们通常采用的蒸馏原料，还有它们的使用时间”。 不久以后，轰轰烈烈的叛乱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爆发了。1791年7月，消费税一经实施，当地人就开始躲避，甚至威胁巡查员。汉密尔顿以为他在限制巡查员权力时已经很小心谨慎——他们“不能完全不加区别地搜查和巡视所有与酒业有关的房屋建筑”，但是很多酿酒人还是觉得巡查员的工作方式是在“恃强凌弱，骚扰平民”。随着对酒类税不满情绪的高涨，反对者开始扩大批评的范围，将目标瞄准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方案和他的所有政策。 汉密尔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要支持联邦政府，他必须恢复公共信用。要恢复公共信用，他必须设立不受欢迎的税种，而此举却“使敌人获得攻击联邦政府的机会”。然而，所有其他的替代税种，都会被证明比酒类税更不受欢迎。关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骚乱的报告不断回传到费城，但汉密尔顿没有放松执行力度。他认为实施不受欢迎但具有必要性的政策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即便这会有损他的个人声望。汉密尔顿不是那种能够容忍违法行为的人，而且他也无意放弃将要提出的一长串争议性政策。 第十八章 贪欲与进取心 1790年12月14日，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提案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后的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递交了另一份开创历史先河的报告，这一次他吹响了批准成立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合众国第一银行的号角。整个国家尚未消化财政部长在短短15个月间层出不穷的各种方案计划，正逐渐了解汉密尔顿的头脑是多么高产。他正在为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添砖加瓦：公共信用、高效的税收制度、海关业务，现在还有强大的中央银行。在其所有不朽的计划中，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提案引发了对宪法的最深层探讨。 在时间上，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余波与18世纪晚期的两次巨大变革恰巧重合。政治领域中出现了对皇权统治的批判，涌现出尊重个人自由、多数统治和有限政府的全新思潮。除了汉密尔顿，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在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然而，如果说到该时期并行的经济巨变——工业革命、全球贸易的扩张、银行和证券交易的发展——汉密尔顿是无可匹敌的美国先知。在其他开国元勋中，没有谁能横跨这两个领域，只有富兰克林还稍微接近一点，这也离不开汉密尔顿的创新与伟业。他清醒地预见美国经济的未来，他提出的愿景令多数人着迷，也有人为之深感不安，但这愿景终将迎来成功的一天。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分水岭中现代化的一侧，这使他看上去似乎与其他开国元勋格格不入。他惹来如此众多的恐慌和混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美国对商业的态度在赞美和批判之间变化，汉密尔顿的声誉也经历了时盛时衰的大起大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写道：“虽然19世纪晚期美国人尊汉密尔顿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创建者’，但到了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尊荣却变成了他的污点。”所有的矛盾情感都是由资本主义引发的，比如它惊人的效率和显著的不平等，这些都与汉密尔顿的形象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市场经济的首席代理人，他必须刺激利益的驱动力，接受利己主义作为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同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头脑的商业鼓吹者，他清楚地知道，对财富的渴求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有害的贪得无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当讨论到繁荣如何促进贵重金属的流通时，他将黄金和白银比作“人类贪婪与进取心的心爱的物品”——这句话巧妙地概括了他对个人逐利行为的矛盾心理。 在这个人民白手起家的国度，汉密尔顿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因为他相信政府应当鼓励自我实现、自我进步和自力更生。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关于社会变革的杰出范例，而他永不枯竭的精力则证明，他虔诚地相信工作对于促进人们的心智和体格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力。身为财政部长，他希望为企业家争取空间，因为他认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富兰克林一样，他凭借直觉知道美国独特的商业天赋：“在任何依赖于进取之心的事情上，我们不必担心会输给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取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元素。” 比起他为创建美国市场经济所做的工作，汉密尔顿在促使美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的投入更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中，它必须通过可执行的契约及建立法律规则，尊重私人财产，创建可信赖的行政机构以裁断法律纠纷，并提供专利权以及其他权益的保护措施以鼓励发明创造。《邦联条例》最大的败笔就是它未能提供这些条件，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推动宪法的主要动机之一。“众所周知，”他写道，“州政府在财产和信用方面的散漫管理是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前困扰我们国家的恶疾之一，也是公众舆论导向宪法实施的核心原因。”汉密尔顿使新宪法成为创建经济发展所需法律框架的灵活手段。他通过激活三个未定形的条款，以达到这个目的——必要及适当条款、公共福利条款和贸易条款。他努力让这三个条款成为经济领域政府能动性的基础。 华盛顿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经济事务，而这正是汉密尔顿卓尔不群的领域。伍德罗·威尔逊公允地评论说：“当我们回顾第一届政府的政策时，我们更多地想到的是汉密尔顿先生，而不是华盛顿总统。”汉密尔顿拥有一个无人能够企及的信息存贮库。由于金融“科学”对于美国来说是全新的，所以费舍尔·埃姆斯评述道：“即便是一位绅士，也可能好心办坏事。”在这些绅士中，拥有政治远见，却在金融领域倒行逆施的，是18世纪90年代最凶猛地批评汉密尔顿的3个人：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这些开国元勋固守静止不动的陈旧世界观，不屑于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来，汉密尔顿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代表，而他的批评者则是保守派。 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成员，杰斐逊和麦迪逊发自内心地鄙视市场的价值，认为商业是肮脏可耻的寄生虫。正如自古以来拥有土地的地主那样，他们对商业和金融投机表现出一种势利的鄙视。杰斐逊终生梦想着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农业国家，只有少数家庭发展制造业。他崇尚乡村生活的平静，而不是汉密尔顿津津乐道的生机勃勃的喧嚣城市。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当保持数世纪以来的美德，因为我们还是以农耕为主的……如果我们效仿欧洲那样拥挤在大城市，我们就会像欧洲那样腐化堕落。”在杰斐逊看来，银行是欺诈穷人、压迫农民的工具，还会导致一种破坏共和质朴之风的奢侈风气。相当令人奇怪的是，身为大奴隶主的他，竟然认为农业是平等主义的，而制造业将造成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 身为新英格兰地区商业社团的代表，约翰·亚当斯也许有可能赞同汉密尔顿的经济体制，但是，他也喜欢回归更简朴的时代。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告诉杰斐逊：“持有钞票的贵族和法国或英国的贵族一样邪恶。”对亚当斯而言，银行系统就是富人剥削穷人的一个骗局。他指出：“美国的每一家银行都是用来搜刮人民手中的财富的巨大税项。”并轻蔑地将银行家称为“骗子和窃贼”。“我向来憎恶我们的整个银行系统，”另一次亚当斯宣称，“我将继续憎恶并至死憎恶……每家收取利息或从借款人身上榨取利润的银行。”亚当斯非常精明，他并不认为可以彻底取缔银行。相反，他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各州分支机构的中央银行，而不是私人银行。杰斐逊和亚当斯都讨厌依靠倒卖金融票据赚取财富的人，很久以后，当亚当斯发表一篇激愤的演说，抗议银行系统的不公正时，杰斐逊赞同地认为，商业就是“无休止的……盗窃”。至于银行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功能——它们能够产生繁荣，在富裕少数人的同时，也润滑了商业贸易前进的车轮——对两人而言，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他们把汉密尔顿描述为魔鬼时，我们必须谨记，他们认为银行业务和其他金融活动都是“地狱里的诡计”。 汉密尔顿从未怀疑过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紧迫性，由于缺乏能在各州通用的统一货币，国家只能忍受外币泛滥的痛苦。所以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机构，以扩大货币供给，为政府和商业提供信贷，集中收入，负责偿债支付，处理外汇事务，以及为政府基金提供储蓄。汉密尔顿平静地宣布，任何人只要当上一个月的财政部长就会产生“绝对坚定的信念”，那就是，“银行是政府财政运转的基本手段”。 汉密尔顿熟悉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私人银行，但这些具有地区性质的机构能为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提供的参考指南实在有限。幸运的是，他对欧洲银行所创下的先例耳熟能详，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警报声和远征途中，他努力自学了金融史知识。1780年9月，他曾给詹姆斯·杜安写过一封具有惊人前瞻性的信件。当时这25岁的汉密尔顿偶然间闪现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逐渐完善，形成了他现在的中央银行理论——公共和私人钱财的有效混合：“英格兰银行把私人信用和政府权威及信任结合起来……阿姆斯特丹银行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建立这样一个美国的银行呢？”这种混血特性——依靠政府权威支持，实质上却是私人银行——将用来定义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 为更深入地了解欧洲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开始研究马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和安杰莉卡从伦敦寄给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然而，他主要的初级读本却是创建于1694年威廉三世国王时期的《英格兰银行章程》（Charter of the Bank of England）。他放了一份副本在书桌上，在拟写建立银行的报告时随时翻阅参考，但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照搬，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汉密尔顿的银行将为政府服务并鼓舞经济，并且他一直强调更为广阔的公共利益，以免银行被误解为被少数投机私党操纵的不公正的工具。 在报告的开篇，汉密尔顿强调了自己追赶欧洲经验的愿望：“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公共银行在那些数一数二的、最文明的商业化国家获得了支持和保护。它们不断地在意大利、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获得认同，也将会在美国获得成功。”汉密尔顿意识到了普遍存在的对银行的偏见，他知道必须说明银行的优点。他效仿亚当·斯密，说明被紧锁在商人的柜子里的黄金和白银是无法增值的。然而，如果把它们存进银行，这些没有生命的金属就会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温床”，使市场得到复苏的活力，形成比堆在银行保险库中的钱币总数大好几倍的信用供给。用当今的话语来说，汉密尔顿希望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由于货币匮乏，很多交易都是以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在南方，烟草的仓库收条常常兼具货币的功能。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提供流动资金，以促进商贸的便捷、自由发展和提高效率。 对于银行的憎恶显然非常普遍，这正是汉密尔顿殚精竭虑想要对抗的力量。例如，他不得不就银行是否总会滋生证券业的投机狂潮进行辩论。他断言，正在增强的对政府的信心将逐渐减少政府债券上的投机行为。与此同时，他承认投机的弊端只是“一种影响公共利益的偶发性疾病”，不会压过银行贷款的各方面好处。他辩解道：“如果把一件有益事情的滥用作为对其定罪的理由，那么几乎所有社会繁荣的根源都会被迅速铲除。”考虑到投机热潮即将爆发，我们需要先了解汉密尔顿对银行的强有力的陈述：“尽管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银行有时仍会受到诱惑并释放出错误的贷款，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能够促使诚实勤奋的小人物或缺乏资金的才干之士从事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事情。” 出于政治和法律原因，汉密尔顿必须触及“货币”这一具有危险性的话题。宪法规定各州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因为所有人都记得独立战争期间国会统一发行的大陆币最后变得一钱不值。那么现在，联邦政府是否应当发行纸币呢？由于害怕通货膨胀的危险，汉密尔顿否定了这一想法，他认为一些人所想的“货币的运作原理远比税收的产出容易，一个发行纸币的政府能够控制在紧急情况下超发货币的风险”是不正确的。汉密尔顿选择了另一个方式，即通过合众国第一银行发行可用金银币赎回的纸币。他认为这将使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系统运转起来：如果银行发行过多的纸币，纸币持有者会对纸币的价值产生怀疑，并将其兑换为黄金或白银；而这将迫使银行缩减纸币供应量，恢复纸币价值。 汉密尔顿希望，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能够有充足的盈利以吸引私人投资者，并且能为公共利益服务。他知道，银行董事会的构成将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董事会将由“一小部分经过精心选择的人”组成。为避免滥用信任，汉密尔顿建议实行强制轮换制度。对合众国第一银行董事的相关事宜采取“必要的保密”，因为“人们推断这些人是否有失误或可能失误，这将产生无止境的想象空间。所以把‘人员变动的必要性’列入银行章程，就是这种不能回避的保密行为的一个充分理由”。但是，谁将执掌这座神秘的金钱堡垒？这个银行的1000万美元的资本，要比美国所有银行的资金总和高出好几倍，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汉密尔顿希望银行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为此他提出一种理论，后来被全球中央银行奉为真理——货币政策极易被滥用，因此它需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与政治家的干预绝缘：“若要让这种性质的机构享有公众的充分信任，那么在它的结构中应该有一个核心因素，那就是它应当处于私人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政府管理；它应该处于个人利益的指引之下，而不是公共政策。”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担心银行由于脱离政府控制而发生滥用权力的情况。为捍卫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成为银行的小股东，并能够在选举投票时有权赞成或否决某位董事。政府将被授权购买1000万美元银行股本中的200万，所占股份足以让政府进行杠杆调节，但又不能发号施令。财政部长则将收到关于银行经营活动的周报，并保留检查其账目的权力。 在汉密尔顿作为财政部长的成就中，贯穿着一种特性，那就是他的每一个计划的设计都与其他的计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独立而具有连锁性的整体。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也不例外。在由私人投资者认购的800万美元银行资本金中，四分之三将用政府债券支付。因此，汉密尔顿巧妙地将他的银行与公共债务计划交织在了一起，这也让政府放弃一个计划而保留另一个变得非常困难。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如同钟表构件一般错综复杂，紧密啮合，这愈发让他成为对手心中的恶魔与噩梦。 1791年1月20日，关于申请批准合众国第一银行20年经营权的议案在参议院轻而易举地通过。这时，美国政坛即将上演的分裂还没有任何预兆。直到2月初，众议院慎重讨论银行议案时，人们才意识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之间由于消费税而重建起来的友好关系，这一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麦迪逊等人反对该提案仍然是出于地方利益。一些合众国第一银行的批评者认为，银行机构将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代价来增强北方商人的实力，而麦迪逊恰恰来自于最大的农业州。汉密尔顿否认有任何城市的偏向，他告诉华盛顿说，但凡建立银行的地方，“都会给农业、制造业和商贸业带来新的活力”。即便果真如此，汉密尔顿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即农民本质上是债务人，因此他们对于银行家和其他债权人怀着蔑视的情绪。南方种植园主尤其痛恨银行家。“在他们眼里，银行业不过是在滥用金钱以获取不法利润，”历史学家约翰·C.米勒（John C. Miller）写道，“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誓说，他宁愿去妓院，也不愿意踏进银行半步。” 汉密尔顿希望合众国第一银行设在费城。他告诉华盛顿说：“显而易见，一个拥有大量资金和生意的商业大都市肯定是这家银行的最佳落脚点。”但麦迪逊担心，将银行设在费城将使国家资本永远扎根于此，永久首都也将随之变更为费城，从而违背迁往波托马克的约定。来自罗得岛州的议员本杰明·伯恩（Benjamin Bourne）推测，如果不是“来自南方的绅士”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不利于国会向波托马克搬迁”的话，麦迪逊也许不会表态反对银行。出于类似的原因，帕特里克·亨利公然谴责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是“我向来害怕的一个制度——为北方的利益而牺牲南方——的组成要素”。 比地域分歧更显著的是，宪法是否容许中央银行存在。麦迪逊在执笔《联邦党人文集》时，赞成对宪章进行弹性灵活的阐释。但现在，站在众议院发言时，他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否认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其中未列举穷尽的权力，“回顾《宪法》，我们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关于联邦拥有建立中央银行的权力”。汉密尔顿引述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这一包罗万象的条款授予国会为实施所述各种权力而制定一切必要与适当的法律的权力。麦迪逊谴责汉密尔顿是滥用该权力及“铲平所有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各州政府权力的障碍”。由于害怕头脑灵活的汉密尔顿会设计出无穷无尽的方案并使之具有“必要与适当”的合理性，麦迪逊重新将自己定位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论者。 对于麦迪逊而言，汉密尔顿正成为窃取联邦权力的贵族阶层的官方代言人，他感到自己被老朋友背叛了。但事实上却是麦迪逊背离了他们两人曾经对宪法的解读。令麦迪逊颇为尴尬的是，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在国会朗读了从《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摘取的关于宪法“必要与适当”条款的章节，汉密尔顿很可能向这位老朋友透露了，这些文字正是麦迪逊所写： 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建立的原则，没有一个比在需要目的的地方和授予手段的地方更加清楚了；在授予全权去做一件事的任何地方，进行此事所需的每种特别权力也就包括在内了 。 2月8日，国会以39票对20票通过了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法案，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特别甜蜜的胜利。在刹那间，他似乎完全掌握了政府，但这胜利却产生了令人困扰的问题。几乎所有来自波托马克以北的议员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而他们的南方同僚们却如出一辙地予以反对。随着政治观点与地域利益不断契合，可以看到两个党派的轮廓正在形成。如果将个人议题集结成束，就会看到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人彼此对立。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其《乔治·华盛顿生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中，把美国政党的起源追溯到关于合众国第一银行的争论。他说，那场争端使得“有明显区别的派系形成完整的组织，他们胜负难料、旷日持久的权力冲突……削弱了联邦政府”。 汉密尔顿似乎无所不能的威力让麦迪逊惶恐不安，因为这将进一步扭曲后者信奉的“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适当平衡”。对于1787年的许多议会代表来说，国会理应是政府的领导机构，是防止英式专治暴政的普遍自由的捍卫者。这也正是立法权限位列宪法第一条的原因。基于这样的观点，麦迪逊认为财政部长应当作为国会的助手，向议员提供有助于形成法案的报告。杰斐逊也对汉密尔顿既递交报告又以此为据起草提案的做法有所犹疑。相反，在汉密尔顿的设想中，执行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引擎，是能够给予政策以力量与方向的唯一机构，时间已充分证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汉密尔顿尚未预见到关于中央银行的提案将成为宪法危机的导火索。杰斐逊和麦迪逊开始害怕汉密尔顿不仅仅是在构建一个足以毁灭原则的机构，还想让这种做法永远持续下去。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权力的广阔愿景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先例一旦建立，以后要想再更改是很难的。汉密尔顿事后承认，中央银行提案代表了他对联邦权力的最伟大扩张。新政府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 麦迪逊希望华盛顿阻止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并投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否决票。为了弄清楚这个法案究竟是否符合《宪法》，华盛顿与其内阁成员展开了彻底的研讨。首先他征求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的观点，伦道夫写来理由苍白的回信，称设立央行属违宪行为。华盛顿又转向杰斐逊，而杰斐逊一直厌恶垄断并认为公司是英国国王授予的特权；他不可能怀着真正的共和主义精神来认同银行。杰斐逊也越来越为自己在华盛顿内阁中的相对弱势而烦心，还担忧商业化的北方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会站在农村化南方的绝对上风。他对乔治·梅森说：“对于我们现存政府形态中的腐败，唯一的矫正手段是增加众议院成员的数量，以便获得更多的视农业利益高于商业利益的农业代表权。” 杰斐逊用精确的评价攻击第一合众国银行是违背《宪法》的，其理由是汉密尔顿滥用了“必要与适当”条款。杰斐逊说，一项措施要通过宪法的检验，不能仅仅是为了联邦政府行使其权力的方便：它必须确实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可缺少的。杰斐逊逐字引用宪法中关于国会权力的叙述，并预言说：“超越已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一点点……实际上就是占有了无边无际的权力，并且从此不再拥有被界定的可能。” 杰斐逊对新银行的反对究竟有多激烈，从第二年间他写给麦迪逊的一封怒火中烧的信中可见一斑。亨利·李州长想在弗吉尼亚州开办一家地方银行，承担汉密尔顿中央银行分行的角色。杰斐逊担心任何措施都可能赋予中央银行合法性。从他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没有认识到联邦权利高于各州立法这一《宪法》中最为重要的原则： 联邦政府并未被授予建立银行和公司的权力，《宪法》把这些权力留给了各州。任何人对外来立法机关（指美国国会）的赞同，都是一种叛州的背信行为。无论何人，如果做出任何打着外来立法机关幌子的事情，不管是发行或流通货币，或是就任董事、出纳，或任何有关的职位，根据州立法庭的判决，都将被判定为叛国罪并处以绞刑。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州去反对的，也是唯一有法律效力的……我真的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换言之，这是《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在劝告《美国宪法》的总设计师，任何与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作的弗吉尼亚银行工作人员都将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处以绞刑。 虽然华盛顿倾向于支持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但他受到杰斐逊和伦道夫所发布的负面论断的影响而产生了动摇。2月16日，华盛顿将两人的意见抛给汉密尔顿做评定。华盛顿有10天时间来决定是签署还是否决这项措施。《华盛顿文集》的一位编辑说，汉密尔顿的回复是“美国政治文献中有关《宪法》广义阐释的最精彩论证”。一如往常，汉密尔顿想将自己的敌人埋葬在他连珠炮似的论证攻击之下。整理思路之后，他向费城律师界最著名的律师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讨教，整整一个下午，两人在刘易斯的花园里散步，斟酌汉密尔顿的论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精力充沛的汉密尔顿交出一篇近1.5万字的论文——后来这些文字在其文集中差不多占了40页。2月21日，星期一，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汇报说，他“正在勤勉地”准备他的辩护，将于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上午呈送。他轻描淡写地说，希望就这个问题做“一次全面评估”。直到最后期限，他才完成这篇文章，并在周三上午送给华盛顿。疲惫不堪的汉密尔顿表示，昨晚，他几乎彻夜不眠，终于完成最后的草案。 艾丽萨·汉密尔顿也记得那个无眠的夜晚，当时，她的丈夫对《宪法》的一个持久性原则进行了流芳百世的阐述。当她已是披着寡妇黑纱的老妪时，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年轻人听，后者将其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原文如下： 年迈的汉密尔顿夫人——体态活跃，思想清晰——亲切地谈起华盛顿、杰斐逊和其他建国之父。我告诉她我非常感兴趣……关于她丈夫与政府的关系，她说：“他缔造了你们的政府，缔造了你们的银行。我整晚坐在他身旁帮他完成这件事。杰斐逊认为我们不应当建立中央银行，华盛顿总统也这么认为。但我丈夫说，‘我们必须建立中央银行’。我坐了整整一晚上，抄写他的文稿，第二天早晨他把它送到华盛顿总统那里，于是我们有了一家中央银行。” 汉密尔顿本人曾提及那天晚上他度过了一个“伟大”的不眠之夜，由此证实，在经过一些激动人心的润色，一些灿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灵感迸发之后，他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正如他的许多惊世之作一样，这篇文章也是他强健大脑缔造出来的伟大成果。 汉密尔顿使自己的捍卫银行法案的辩词兼具论文的博学与宣言的热情。其精髓是政府必须拥有能够达到其既定目标的手段，为了让政府摆脱《宪法》的制约，汉密尔顿创造了“默示权力”原则，也就是说政府有权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实施《宪法》提及的权力。 在起草他的观点时，汉密尔顿声称制宪会议的议事录能够为他对默示权力，即“必要和适当”条款的文字解释提供“充分的证明”。出于不愿违背制宪会议关于保密誓言的考虑，他最后决定删掉这段内容，转而让《宪法》自己说话。他告诉华盛顿，如果他们的意见被采纳，“国务卿和司法部长所支持的那种解释《宪法》的方式，将对合众国理应拥有的、不可或缺的权力产生致命的威胁”。接着，汉密尔顿用十分显眼的斜体字，宣布他的主要议题：“现在，在财政部长看来，总的原则天然存在于《宪法》对政府的特殊定义之中，美国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它。政府被赋予的每一项权力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这个词语本身就包括了一种为实现创设此权力，而采取各种手段的权利。”如果杰斐逊和伦道夫的观点被认同，那么“美国将出现一种没有主权的政治社会，或没有政府统治人民的奇异景象”。 汉密尔顿不赞成有关《宪法》没有明确提到银行的说法：“不能否认《宪法》中存在与明示权力相同的默示权力，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被有效授权的。”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也据理力争，他提出，如果一切政府政策都必须经过“是否为履行特定职责所‘绝对必需’”的严格检验，这将会让政府瘫痪。谁能百分之百确定地说有什么是绝对必需的？汉密尔顿指出，在组建海关业务时，他督查了灯塔、导航台、浮标的建设，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并非必需，但同样对社会有用。他所正在编制的，正是关于未来众多联邦权力形式的基本行使原理。 第一合众国银行将使政府实现《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四项权力：征税、举债、调节州际商业以及维持舰队和军队的权力。杰斐逊希望剥夺联邦政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而汉密尔顿认为此举将严重损害未来的美国商业利益。在那个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很稀少的，它们大多以修路为主要业务。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察觉到了这一经济形式的巨大效用，于是不厌其烦地向华盛顿解释，为什么股份有限制比私人合伙制优越。最后，他对银行法案的论证不仅基于他对《宪法》的阐释，还有他对历史的解读：“在自然界的所有问题当中，人类的实践应当比理论更加重要。” 汉密尔顿写完这一权威的论述后，于2月23日星期三的上午将其交给了华盛顿。第二天，华盛顿研读了其中的观点，虽然还有一些疑虑未能驱散，却被深深打动，并把它送给了杰斐逊。此后第二天，他签署了这一银行法案。 汉密尔顿关于银行的诉求在美国历史上得以延续生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所产生的影响。1819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为合众国第二银行在法庭上辩护时，引述了汉密尔顿 1791年写给华盛顿的关于“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备忘录。马歇尔的言辞显然与汉密尔顿的观点相呼应，他说“必要”并不意味着“不可或缺”，甚至是“恰当”。显然，这是对汉密尔顿提出的默示权力论的回应。汉密尔顿对“必要”这个词的灵活定义，使政府在处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时不必束手束脚，它由此在美国历史上频繁出现。亨利·卡伯特·洛奇后来将汉密尔顿阐释的默示权力理论形容为“‘宪法兵械库’中最可怕的武器，能够赋予联邦政府几乎一切范围内的权力”。汉密尔顿并不是《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该殊荣当然属于詹姆斯·麦迪逊。然而，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一直到他在财政部的任期，当汉密尔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对《宪法》做出阐释的时候，他都是《宪法》最重要的阐释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宪法》的每一个音节赋予生命。为此，历史学家克林顿·罗塞蒂（Clinton Rossiter）坚持认为汉密尔顿的“著作和言论在塑造今日的《宪法》方面所做的贡献，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要重大得多”。 在许多艰深晦涩的学科中，汉密尔顿必须掌握的是铸币。美国在这一方面实在太落后了，以至于华盛顿就职后，尽管邦联国会已经采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但其日常开销仍然在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各州的商人继续以不同的价值兑换仍在自由流通的外国钱币。由于许多金币和银币都被掺入廉价金属，商人担心受骗，因而在交易中缩手缩脚。伪造钱币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时，伪造货币罪在纽约州可被判处死刑。 即便在撰写银行报告之时，汉密尔顿也在潜心钻研关于外国造币制度的书籍，特别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认真查看皇家铸币局总监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为英国财政委员会准备的表格，其中详细说明了英镑兑贵重金属的精确价值。之后，他下令对外国硬币进行检测，以确定合金中金、银、铜的含量。 1791年1月28日，就在参议院批准其银行法案之后的一个星期，汉密尔顿又向焦头烂额的议员们递交了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他指出：“在国家经济事务中没有什么比保持货币单位内在价值的统一更重要的问题了。财产的安全和稳定价值都由此决定。”他宣布美元为基本货币，按十进制将其分割为更小的硬币单位。由于很多美国人仍在进行易货交易，汉密尔顿希望鼓励硬币的使用。作为其市场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汉密尔顿建议采用更多种类的硬币，包括1美元的金银币、10美分的银币，以及1美分或0.5美分的铜币。他并不是只为富人考虑，要知道，小面额的硬币将使穷人受益，“因为他们能以较小的份额、更合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必需品”。为了激发爱国主义，他提议硬币上铸刻总统头像或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以展示美丽和工艺：“‘尽善尽美的硬币可以防止假币’是一个合理的看法。”出于对细节的习惯性关注，汉密尔顿建议硬币应小而厚，而不是大而薄，使其更耐磨损。 论及硬币应该用金还是用银铸造，汉密尔顿同时选择了两者，由此引发了无止境的争议。他开启了“金银复本位制”的潮流，后来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诅咒。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他害怕如果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金属作为唯一的货币金属的话，将一时间“削减这种金属流通介质的数量”，而此时他的首要目标是扩大货币供给，复苏经济活力。他力图补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当时美元在各州并无固定价值。汉密尔顿以其典型的严谨作风，尝试确定每个硬币中贵重金属的分量，打个比方说，银币美元应含有“三百七十又千分之九百三十三格令（约24.036克）的纯银”。 汉密尔顿起草“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之时，他和杰斐逊仍在彬彬有礼地交谈，并就货币问题交换了意见。货币制度是杰斐逊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去年夏天他曾向国会提交过有关报告。事实上，汉密尔顿在准备自己的报告时借鉴了杰斐逊的观点。仅此一次，他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杰斐逊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报告之前告诉他：“我将《关于铸币厂的报告》归还给你。我已认真阅读，非常满意。”杰斐逊在巴黎担任公使时，曾参观过法国皇家铸币厂，并对瑞士发明家琼·皮埃尔·德罗斯（Jean Pierre Droz）所设计的机器大为惊叹，这台机器能同时在硬币正反面印铸图案。 让汉密尔顿感到遗憾的是，当美国铸币厂终于在1792年春天由国会建立并开始生产第一批联邦硬币时，华盛顿将其划到了国务院杰斐逊的管辖权限之下。铸币厂是杰斐逊的兴趣所在，他曾向总统毛遂自荐接管这家机构，而华盛顿顺从了他的要求。总统相信，财政部长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不幸的是，杰斐逊对铸币厂的经营很糟糕。后来汉密尔顿曾试图用财政部管辖的邮局与国务院的铸币厂进行交换，却未能如愿。尽管有一个糟糕的开局，但铸币厂还是成为费城的固定产业，当1800年联邦政府迁往华盛顿特区时，它继续留在临时首都。 那种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使论战白热化并使国家出现两极分化的人一定忘记了1791年的7月4日。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在费城，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正式认购，公开面向翘首以盼的公众，公众变得疯狂。很多人都推测股票将支付12％乃至更高的红利，于是人们在第一次发行的前一个星期就提前凑足了钱。民众被压抑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一夜暴富的幻想让他们目眩神迷。他们冲进大楼，涌向工作人员。央行股票获得数倍的超额认购，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售罄，许多空手而归的投资者愤愤不平。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门罗：“银行一开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汉密尔顿期望通过这些公开交易的股票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但绝没想到竟然这样嘈杂无序。6月末，关于大量资金即将流入股票认购的报告不断涌入他的办公室。“从所有的表象看来，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认购将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汉密尔顿向一位国会议员保证，“即使在一周内全部售罄，也不足为奇。”然而，即使是汉密尔顿也没有想到市场反应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小时不到全部发行就结束了。 股票交易一经开始，这些证券的价格立即飞涨，展现出美国人从未见过的金钱狂热。投资者并不是直接购买股票。为创建一个生机蓬勃的市场并扩大持股人范围，汉密尔顿同意最初用认购的形式出售银行股票。具体操作方式是：投资者支付25美元的预付定金，获得一张以面值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认购证，然后在18个月的期限内付清认购款即可。认购证交易进行的如火如荼，以至于许多投机者的资金在几天内翻了一番，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认购证狂热（scrippomania）”。 这种狂热迅速传染到其他城市。专门的快递员疾速奔赴纽约，报告费城和波士顿飙升的股价，报纸则记录股票每一次新的价格上扬。麦迪逊当时正在纽约，他惊慌失措地观察了这一席卷曼哈顿的交易狂潮。在这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眼中，投机骚乱绝非美好的景象。7月10日，他告知杰斐逊，“这里银行股票的价格和费城一样迅速攀升”，并严厉反对正在迅速发展的市场，认为它是“一场对众多公共战利品的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更多地把“投机的狂热”看作是浪费金钱，而不是对汉密尔顿的赞辞。他告诉华盛顿：“目前尚未可知，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就难以发展商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但资金已经从这些有益国计民生的领域中撤出了，被投入到投机和赌博之中。” 汉密尔顿将现代金融业引入了美国，随之而来的也有令人不安的影响。他本想广泛地扩大银行所有人的范围，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令南方人更坚定地猜疑他是北方阴谋的魁首。费城进行了首次银行股票的公开发行，许多投资者带着黄金和白银前来认购。汉密尔顿还安排马萨诸塞银行和纽约银行发售银行股票的认购证。因此，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市的股票认购证所有人比例要高得多，这看上去更像彻头彻尾的私心偏袒。但汉密尔顿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银行作为交易中介。汉密尔顿后来对这种所有人的分布格局感到很遗憾，他的往来信件证实，他很早前就曾写信给居住在美国南部的人，试图说服他们购买银行股票。 北方投资者恼人的比例优势，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北方寡头政治正在忙碌运转的印象。大多数认购者是商人和律师（部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追随者），还有一些人是明显的投机客，汉密尔顿的下属威廉·杜尔就是代表之一。当杰斐逊和麦迪逊准备监察立法机构中的英式腐败时，他们发现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甚至作战部部长诺克斯都购买了银行认购证，这一事实对汉密尔顿尤其不利。 汉密尔顿深知，证券投机热潮会腐蚀他精心打造的系统。他所欢迎的是热情、理性的投资者，而不是疯狂的投机者。汉密尔顿在年初就警告：“过分的投机会伤害政府乃至整个公共信用系统。”汉密尔顿从来都不是金钱的奴隶，相反，他想把金钱垫在新生国家的利益下面。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财富能赋予人独立公正的判断能力，并希望债权人给政府带来开明、无私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屈从于投机并破坏了稳定的系统，怎么办？如果他们从事了毁灭性的短期行为，无视对国家利益的长期监管，又将怎么办？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会损害汉密尔顿的整个政治纲领。 正如任何投机泡沫一样，当人们对银行临时股票的合理信任发展为极度亢奋之后，惊马的缰绳将难以被拉住。7月31日，费舍尔·埃姆斯还从波士顿写信给汉密尔顿夸赞银行认购证：“这里的人都充满了狂喜与感激。”之后，8月初，价格直线上升。8月8日，麦迪逊向杰斐逊表达了他的震惊之情：“股票投机商将成为政府首脑，他们既是政府的工具，也是政府的暴君，既为政府的慷慨所贿赂，又通过制造混乱和彼此勾结对政府施加压力。”杰斐逊则在反思美国道德层面受到的伤害：“赌博精神一旦虏获了一个人，就很难治愈。一天之内就得到数千美元的裁缝，即便第二天就赔个精光，也再不可能满足于靠针线活慢慢赚取不多的收入了。”本杰明·拉什报告说，费城也出现了疯狂逐利的熙来攘往。每个人，无论商人还是职员，都把日常工作抛在一边，在认购证上下赌注：“费城在数天内变成一个大赌场……我从未见过如此普遍的狂暴与骚乱。在所有的公司里，就连那些对认购证不感兴趣的人，所谈的话题除了认购证，还是认购证。”参议员鲁弗斯·金后来告诉汉密尔顿，纽约城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因为所有人都在忙于对银行股票的赌博：“商业形势令人担忧，修理工放弃他们的店铺，零售商低价甩卖货物，很多商人都对这个城市正常的商业盈利不屑一顾了。” 终于，1791年8月11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发行有价证券的崩盘爆发了。银行认购证在一个月前还卖25美元，现在陡然涨到了300多美元。当银行家拒绝为主要投机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时，泡沫破裂了。于是看空者开始抛售，股价暴跌。市场紊乱的状态把身为金融调控指挥官的汉密尔顿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全无先例可循。原则上，他尽量不介入市场，并认为自己就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也相信，他有义务维护金融体系，于是他即兴发表了讲话。8月15日，鲁弗斯·金告诉汉密尔顿，试图打压银行股价的投机商在引述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认购证价值被严重高估了：“他们所说的低于目前市场行情的价格，正是你权威认可的那个价格。” 该传言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汉密尔顿自己曾承认，他确实暗示了目前的股价太高：“我想，说出来是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判断，与我的事业有关的泡沫是我不得不担心的诸多敌人中最为可怕的……对我而言，阻止妄想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权宜之计是冒一些风险来缓解这种疯狂的局势。”用现代术语来说，汉密尔顿巧妙地“看空”市场，以避免发生更糟糕的暴跌。同时，他强调，他提出的“认购证适当的价格水平”并非像投机者操纵的价格那么低。 8月16日，汉密尔顿给纽约银行司库威廉·西顿写信，指示他买入15万美元的政府有价证券（今天我们称之为“公开市场操作”）。汉密尔顿希望，随着此类证券价格的上涨，有利影响能惠及银行股的市场。他的这一策略奏效了。汉密尔顿关心的与其说是投机者受到的损失，不如说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他担心证券交易商现金周转困难，会转变为大量抛售股票，导致股价自行下跌。他指出：“我的主要目的是在陷入困境的交易商抛售股票时，避免股价过分下跌。” 当时纽约最显赫的投机商正是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学习时就结识的好友威廉·杜尔，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杜尔曾担任了七个月的财政部长助理。离职后，他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掌握的财政部运作知识用于投机市场，开始囤积各州债券，并向偏僻地区派遣收购代理。杜尔为进行银行认购证巨额交易而大量借债，而汉密尔顿知道，杜尔将给局势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 8月17日，汉密尔顿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给杜尔，谴责他的伎俩，并提起了1720年的南海泡沫 。他告诉杜尔，人们在私下议论杜尔和他的合伙人操纵银行认购证市场，通过“虚假交易”诱使容易上当的公众购买更多的股票。汉密尔顿客气地说相信杜尔不会作奸犯科，但他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待这些议论的严肃态度：“坦白地说，我承认自己非常为你担心，为你的钱袋，也为你的名誉，正是出于对二者的焦虑，我才如此郑重其事地写信给你。”汉密尔顿的信件表现了他惯有的正直，流露出他作为朋友对杜尔的关心，以及对证券市场健康的担忧。后来汉密尔顿做出了妥协，向杜尔指点迷津，提出了银行股票的适当价格：“我希望它能维持在190美元左右，我衷心希望你能够支持它。”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利用纽约银行来支撑股票价格是一回事，而征募一位老朋友兼大手笔的投机商作为中介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杜尔当然对一切坏事都矢口否认:“那些将股票价格上涨到超出其真实价值点的行情却归罪于我的人，对我是极大的不公正。”汉密尔顿的来信只能是使杜尔更大胆地相信，他能够从内部消息中牟利，于是他继续吹嘘自己和财政部长的私交，让信任他的投资者相信他能探听到政府计划。 此时，汉密尔顿采取的措施阻止了金融市场的下滑，扭转了一场灾难性的价格崩溃。认购证价格回落到了更为理性的每股110美元，随后在9月又重整旗鼓攀升到每股145美元。汉密尔顿演示了金融监管机构如何通过灵巧的幕后操作稳定恐慌的市场，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不幸的是，他错误地相信了威廉·杜尔，而后者对于汉密尔顿要求他停止投机的警告无动于衷。 汉密尔顿的批评者队伍在不断壮大。这些人认为，证券市场的混乱证明汉密尔顿的金融巫术具有腐蚀性。纽约商人塞思·约翰逊（Seth Johnson）对银行股票交易泛滥导致的行为表现感到痛心：“那些赚了钱的人想赚得更多，那些赔了钱的人则期待时来运转。”对于杰斐逊而言，认购证狂潮使其对汉密尔顿系统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他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这个纯净的农业国家。他在那年夏天写道：“船只都停泊在码头，建筑工地停工了，商业、制造业、艺术和农业中的资金都被抽调出来进行赌博。美国独一无二的公共繁荣浪潮被遏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迷梦。”在杰斐逊看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仅是在行事指令上大错特错，更重要的是，他正成为美国共和试验的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清除。 第十九章 未来之城 在与杰斐逊和麦迪逊关于公共信用、债务承担以及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小冲突中大获全胜之后，1791年夏天，汉密尔顿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如此夺目的成功可能滋生了他无往不胜的迷醉与兴奋。但是他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也使得他成为共和国早期“不受欢迎的人”，国内一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派已动员起来与他对抗。这本应使得他特别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声誉。但相反，他却陷入了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绯闻之一，与一位名叫玛丽亚·雷诺兹的已婚女子有染；虽然他的英名未被永远玷污，这桩绯闻还是让汉密尔顿在有生之年蒙羞。他一下子从高贵政治家的顶峰跌回到了谷底，令人联想起他在西印度群岛少年时代的肮脏世界。 费城对感官之乐有自己的偏好。虽然法国游客认为这座城市具有清教徒的古怪而不喜欢它，美国人却乐在其中。汉密尔顿和其他政府官员有机会参加各种社交聚会、舞会、戏剧演出等。当地上流社会的交际女王是安妮·威林·宾汉姆（Anne Willing Bingham），巨富威廉·宾汉姆（William Bingham）之妻，他们在邻近第三大街和斯普鲁斯的3层楼高的奢华府邸举办宴会。以阿比盖尔·亚当斯的话为据，18世纪90年代的费城社交聚会不仅谈不上端庄，反而到处是袒胸露乳的女人。当看到社交聚会中女性暴露的身体时，她被惊呆了：“服饰风格……简直是对所有庄重礼仪的侮辱，袒胸露乳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从胳膊一直裸露到肩膀，她们不穿束腹衣和紧身胸衣……在我看来，大多数（女人）简直衣不蔽体，胸部露出太多。她们不满足于乳房的自然形状，而是采用夸张的手法，使自己看起来就像哺乳期的母亲。” 活跃的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与宾汉姆一家以及其他富有的夫妇有诸多交际往来。可能是在那年春天，艾丽萨感到了社交应酬所带来的过度疲劳，需要时间调整恢复。1791年5月中旬，费利普·斯凯勒请求艾丽萨和四个孩子——三个亲生孩子，加上收养的孤儿范妮·安提尔（Fanny Antill）——前往奥尔巴尼和他一起消夏。为避免流行疫病，很多人在闷热的天气里都会离开费城等大城市。“我担心，如果她继续留在那里，炎热的天气将会进一步损害她的健康，”斯凯勒向汉密尔顿谈起艾丽萨，“因此，请允许我让她尽快出发。”于是，在斯凯勒的体贴关心下，艾丽萨和四个孩子在7月4日银行认购证顺利发行之后，很快离开了费城，并且一直待到夏天结束时才回家。 艾丽萨在这个时候放任汉密尔顿是相当危险的。他此时正是所有目光关注的焦点，此外，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令女人着迷。约翰·亚当斯挑剔他的“不文雅的乐趣”；哈里森·格雷·奥蒂斯（Harrison Gray Otis）告诉他的妻子，汉密尔顿在一次晚宴上与一位已婚妇女“眉来眼去”；而后来成为华盛顿公共建筑检察员的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则冠之以“处处留情的浪子”之名。这些描述虽然夸张，其中却可能蕴含着一个基本事实：汉密尔顿对漂亮女人的魅力缺乏免疫力。 和许多专注于事业的人一样，汉密尔顿缺乏足够的闲暇时光。1791年查尔斯·威尔森·皮尔为汉密尔顿画像时，他具有一种政治家居高临下的气度，双唇紧闭，眼睛微眯，炯炯有神。他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欢乐的痕迹。隐藏在严格控制的躯体之内的，是他闪烁不定的个性。 汉密尔顿无论何时与女人打交道，都会抛开公事公办的风格，恢复昔日的奇思异想。就在银行股票认购开始之前，汉密尔顿收到一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默西·沃伦（Mercy Warren）的戏剧诗篇《卡斯蒂伊的女人们》（The Ladies of Castille）。汉密尔顿回复了一封言辞浮夸的感谢信：“毫无疑问，在《卡斯蒂伊的女人们》中，女性将有机会获得新的胜利。我自己不是诗人，因此我并不太会为产生以下想法而感到羞愧难当——至少在戏剧创作方面，美国女性的才华已经超过了男性。”他向女性展示出的机智往往带有调情的味道。当他的朋友苏珊娜·利文斯顿（Susanna Livingston）询问关于她拥有的中期国库券的事情时，汉密尔顿回信为自己的拖延表示歉意，并且说道，他“将遵守所有的骑士规则，按照您指定的任何方式给予最充分的赔偿。您当然还要记得，我是一个已婚男人！” 身为一个“堕落女人”的儿子，汉密尔顿往往对处于困境的女人颇有骑士风范。就在赞美沃伦的第二天，他写信给住在波士顿的一位名叫玛莎·沃克（Martha Walker）的寡妇。这位寡妇向国会申请救济，声称独立战争期间她的丈夫为革命献出了在魁北克的大量财产。递向国会的陈情书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从文件堆里单单挑出了这一封，并向沃克保证：“我将怀着对遭受贫困与不幸的女士的深切同情，专心致志地投入调查工作之中。”给沃伦和沃克的这些信写于艾丽萨即将启程前往奥尔巴尼之际，暗示着汉密尔顿不仅接受女人的投怀送抱，他自己也会主动示好。 六年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回忆起1791年的那个夏天，公开讲述他与当时23岁的玛丽亚·雷诺兹令人震惊的越轨行为。姿色撩人的玛丽亚·雷诺兹突然来到汉密尔顿位于第三大街南79号的红砖寓所。以此，他开始了他闻名遐迩的解释陈词：“1791年夏的某个时间，一个女人敲响了我在费城住所的大门，并请求和我私下交谈。我回避了家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接待了她。”雷诺兹用丈夫詹姆斯·雷诺兹薄情寡义的故事欺骗了汉密尔顿：“他长期虐待她，不久前又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让她陷于极度困顿的境地。虽然她很想回到朋友们的身边，但却毫无办法。”因为玛丽亚来自纽约，而汉密尔顿是纽约公民。汉密尔顿继续写道：“她冒昧前来寻求我的帮助。”她以“雷诺兹夫人”这个神秘称呼突然出现在1791年的费城地址簿中，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这似乎证明她来费城的时间并不长。 玛丽亚·雷诺兹一定知道，当时36岁的汉密尔顿从不对身陷绝境的弱女子袖手旁观。他告诉她，“她的处境很让人同情”，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帮助她。但她来得不是时候（意即艾丽萨在家）。他自告奋勇要在当晚送“一小笔资助款”前往她位于第四大街南154号的家中。汉密尔顿对那次会面的叙述带着某种小说般的技巧： 那个晚上，我往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银行支票，然后前往那所房子。我打听雷诺兹夫人，于是有人带我上楼，在楼梯口她迎接了我，并领我进了一间卧室。我从口袋里拿出支票递给她。一番谈话过后，很快就显示出，金钱之外的安慰会更令人满意。 这次艳遇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数次偷偷趁着黑夜溜去探望雷诺兹中的第一次。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后，他干脆把情妇领回家。在他们第一次幽会之后，汉密尔顿回忆道：“我经常和她见面，大多数时候是在我自己家中。”没过多久，雷诺兹突然告诉汉密尔顿，她和丈夫和好了，而汉密尔顿后来声称这是他劝说的结果。但是玛丽亚·雷诺兹并非普通的荡妇，她的行为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她告诉汉密尔顿，自己的丈夫参与了政府有价证券的投机，并利用财政部的消息获利。 汉密尔顿与詹姆斯·雷诺兹见面时，后者指出威廉·杜尔即是消息来源。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汉密尔顿一直以来竭力博得作为财政部长的清名，现在却看不出自己已经危在旦夕，并极有可能遭到勒索。玛丽亚·雷诺兹把汉密尔顿作为落难时期自己所遇到的仁慈无私的救世主介绍给丈夫，而詹姆斯·雷诺兹也假装对此表示感谢。但是，当雷诺兹说到道要前往弗吉尼亚，问汉密尔顿是否可以在他折返后帮他谋求一份政府工作，汉密尔顿不置可否。 在回忆中，汉密尔顿承认，他对行为卑劣的詹姆斯·雷诺兹了解得越多，就越想结束这段私情。他正在准备伟大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但他同时也处于一种隐秘而强烈的性冲动之中，而玛丽亚·雷诺兹知道如何用伪装的爱意将其玩弄于股掌间。他写道：“强烈的依恋和了断一切带来的恼人沮丧相互搏斗。虽然这并没有令我完全为其中的阴谋所愚弄，却也让我陷于举棋不定之中。我的敏感，或许是我的虚荣，让我承认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并使得我采取了逐步冷却的计划，而不是可能会造成痛苦的一刀两断。如果存在真爱，至少要尽量避免彼此伤害。”正如大多数情种深埋的例子，这种“逐步冷却”的臆想只不过为更多更持久的放任提供了聊以自慰的借口。 在他后来写的宣传册中，汉密尔顿尽力辩称玛丽亚·雷诺兹可能是真诚地喜欢他。他对这桩风流韵事的描述表明，有时候他觉得这种关系真的十分浪漫。他永远都不能确定，玛丽亚是否一开始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后来才变成了敲诈，或者她自始至终都和詹姆斯·雷诺兹串通一气。也许，正如汉密尔顿的自白那样，他的虚荣心使他不能接受被卑劣骗子所愚弄的事实。这个被敌人指责心计深不可测的男人，其实可能是一个容易上当的人。每次当他兴趣稍有衰退的时候，玛丽亚·雷诺兹就会重新博得他的同情，诉说丈夫又在虐待她，或者更明目张胆地，说丈夫威胁她要把这事儿捅到艾丽萨那里。在汉密尔顿眼里，玛丽亚·雷诺兹一直是一个集悲喜剧人物和狡诈女人于一身的奇特混合体。 无论玛丽亚·雷诺兹的初衷如何，与她那粗鄙丈夫相比，汉密尔顿肯定显得优雅、迷人、庄重。可以想象，发自汉密尔顿内心的一些真情实感偶尔也会拨动她的心扉。她给汉密尔顿写了数不胜数的信件——汉密尔顿悲哀地称她为“伟大的三流作家”——因为这些信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都糟糕透顶，甚至有些信好像通篇是由一个没有分割的句子组成。在这些信中，玛丽亚·雷诺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单相思的可怜人，渴望再次看到汉密尔顿以排遣寂寞。虽然这些信件也许能说服汉密尔顿相信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他们的荒唐行为却应该能提醒他，他是在同一个危险、善变的女人打交道。 现在的世人对玛丽亚·雷诺兹的背景知之甚少。只知道她于1768年出生在纽约州的达切斯郡，出生的时候叫玛丽·刘易斯（Mary Lewis），15岁时嫁给詹姆斯·雷诺兹，两年后生了个女儿，取名苏珊（Susan），不知什么时候，她把名字由玛丽改为玛丽亚。她告诉汉密尔顿，她姐姐苏珊娜嫁给了吉伯特·J.利文斯顿（Gilbert J. Livingston），使她与哈得孙河谷的名门望族有了亲戚关系。有一位费城商人彼得·A.格罗特简（Peter A. Grotjan）形容她聪明、敏感、具有上流社会的气质，但这与理查德·福韦尔（Richard Folwell）在法庭上的书面陈述不符，后者的母亲是雷诺兹在费城居住时的第一个房东。福韦尔对玛丽亚·雷诺兹的刻画与汉密尔顿的记录更吻合，这是一个性格善变的女人： 她在这个时候情绪多变，喜怒无常，因为她几乎会在同一分钟内宣告她对丈夫的尊重并绝望到哭泣，但转瞬间眼泪就会消失，开始恶毒、刻薄地诅咒她的丈夫。这种不稳定和轻佻都源于烦乱、幼稚，或者说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混乱。在一两次发作中，她对我说，雷诺兹品行恶劣，声名狼藉，以至于命令她，并坚持认为她应该利用自己的姿色攀上某些具有影响力的高层人物——设法和他们幽会，并通过出卖贞操从他们那里捞钱。 玛丽亚和詹姆斯·雷诺兹搬出福韦尔的房子后住在费城的北格兰特大街，他们俩分居两床（或者两个房间），玛丽亚开始出卖肉体。男人们在她门口留下字条儿，福韦尔说：“到了晚上她就飞跑出去，应该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了。” 福韦尔的证词证明了玛丽亚·雷诺兹身上混杂着真诚和显而易见的伪善。毋庸置疑，她以娴熟的演技扮演绝望的女人来接近汉密尔顿是敲诈勒索计划的一部分。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她太过驾轻就熟，甚至不需要任何剧本。由于鄙视自己的丈夫，她可能产生过幻想，认为汉密尔顿会拯救她，尽管她是在实施欺诈。现实和幻想在她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混在了一起。汉密尔顿后来这样评价他的情妇：“这个女人所能变出的形象之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玛丽亚·雷诺兹与坚定、明智、忠诚的艾丽萨是相对立的人物。翻阅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写给艾丽萨千方百计要阻挡她归来的信，人们或许会更加沮丧。8月2日，汉密尔顿对她安全抵达奥尔巴尼表示满意，并流露出对他们3岁儿子詹姆斯生病的关心（“照顾好我的小羊羔”）。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竭力劝说她留在奥尔巴尼：“我非常渴望你能完全恢复健康，所以我愿意为之做出巨大牺牲。”一次，当艾丽萨流露出要匆忙返回的迹象时，汉密尔顿担心自己会被抓个措手不及，于是劝说她：“让我提前知道你的计划，我好到纽约来接你。”8月末，当她的归期似乎迫在眉睫时，汉密尔顿又建议：“我是如此渴望这一幸福时刻，但我也同样极度渴望你的康复，这使我愿意你在那里多待一些时间……想着我、梦着我、爱着我，就像我爱你那样。”终于，当9月里汉密尔顿又犯了肾病，得靠热水浴缓解疼痛时，艾丽萨决定和孩子一道返回。最后一次地，汉密尔顿劝说她：“不要太惊慌，也不要着急，别对自己和孩子造成伤害。” 这样的欺骗很容易让人窃笑并得出结论，认为汉密尔顿对妻子的所有感情都是虚假的，但这可能掩盖了他在婚姻中堪为楷模的另一面。艾丽萨·汉密尔顿对自己的丈夫始终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回报她的爱深沉持久，即使并不完美。问题是，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完全满足这个童年动荡多变的复杂男人的全部需求。正如他在年少轻狂的早期写下的诗句那样，他仿佛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爱：一种是忠诚、温驯的爱，另一种则是被禁止的、禁忌的爱。 在后来的陈述中，汉密尔顿称害怕詹姆斯·雷诺兹把真相告诉艾丽萨，他试图以此为借口来解释自己的疯狂。他是这么说的：“没有哪个关心自己娇妻幸福的男人会盼望妻子由于真相揭露，特别是公开揭露而承受折磨，这将是无比痛苦的。那些最了解我家庭生活的人一定能体谅促使我做出如此考虑的动因。事实是……我极其惧怕被揭露……我愿意为避免这种情况而做出巨大牺牲。”结果，他不想伤害艾丽萨的愿望反倒伤她更深。 那年秋天，当艾丽萨返回费城后，汉密尔顿不能再在自己的住所接待玛丽亚·雷诺兹了，于是他又开始经常光顾她的家。（汉密尔顿一家搬到了邻近总统官邸的市场大街。）他如何能够在起草“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同时，为无数次情欲偷欢挤出时间，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至于他竟然在如此紧凑的日程表中见缝插针地安排了这些幽会，则更加深了一种印象，即汉密尔顿中了情迷色诱的圈套。似乎在栖居高度文明世界多年之后，汉密尔顿又重返了童年时代的那个放荡纵欲的世界。他的故事中又一次出现了狄更斯式的情结：年轻的主人公逃离了俗世的生活，却又被一对寡廉鲜耻的骗子引诱回到其中。 如果汉密尔顿认为自己犯有通奸罪却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当那年秋天詹姆斯·雷诺兹再次出现时，他才明白事情没这么简单。独立战争期间，雷诺兹是哈得孙河上一艘单桅帆船的船长，为爱国部队供应给养，因而结识了威廉·杜尔和其他承办商。后来他出海当了水手，然后在纽约定居，并于1789年试图在新的财政部谋职。虽然他从罗伯特·特鲁普那里骗取了一封推荐信，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这很可能给了他一个向汉密尔顿复仇的额外动机。第二年，一些纽约投机商派雷诺兹前往南方，收购政府应向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退伍军人兑现的偿付权利。 1791年12月15日，就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后的10天，他早先建立的与詹姆斯·雷诺兹的神秘友谊突然结束了。“一天，我收到（玛丽亚·雷诺兹的）一封信……表示她丈夫发现了（这种性关系），”汉密尔顿回忆说，“对我来说，究竟真的是偶然发现，或是这个阴谋酿成大祸的时辰到了，颇值得怀疑。”詹姆斯·雷诺兹的来信时机恰到好处：围绕制造业报告的喧嚣，使得此时此刻成为对频频见报的汉密尔顿施加威胁的最佳时机。 1791年12月15日是个星期四，在一个令人无法忘却的下午，玛丽亚·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说，她丈夫写了封信给他，如果收不到回复，“他将会写信给汉密尔顿夫人”。玛丽亚表现得像往常一样激动：“天哪，我全心全意为你，但愿我从来就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不曾带给你这么多烦忧，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很快来找你的线索，不让他掌握你的任何把柄。玛丽亚。”汉密尔顿确实收到了一封来自詹姆斯·雷诺兹的赤裸裸的勒索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很遗憾地发现，我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做出这一切的是我认为最好朋友的人，而不是我的敌人。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作为一个蹩脚的编剧，雷诺兹告诉汉密尔顿，玛丽亚一直以泪洗面，这让他起了猜疑，于是跟踪送信的黑人，发现她写信送到了汉密尔顿家。他和玛丽亚当面对质，“这个可怜的伤心女人”坦白了这段私情。随后，詹姆斯·雷诺兹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切齿之恨： 你非但不是我的朋友，还扮演着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你让一个完整的家庭陷入了痛苦。原本除了我之外，她不会关心这个世上的其他男人，而你却使她对我的感情变得冷淡。她是个女人，是我的天使，是我的幸福所依，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来让她幸福，现在我却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那天下午，汉密尔顿把雷诺兹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并不知道雷诺兹是真的掌握了私通的证据，还是空口诈骗，所以他采取了谨慎巧妙的态度。后来他写道，他既未承认也没否认私通，“如果他认为我对他造成了任何伤害，而他有为此得到满足的权利，他可以指出来……显而易见，他想要钱，为了避免大动干戈，我决定满足他……他也承诺不再追究。”汉密尔顿处理这种事情并不成熟，他允许詹姆斯·雷诺兹出现在办公室里，就已经让勒索者占了上风。 12月17日，星期六晚上，詹姆斯·雷诺兹写信给汉密尔顿，谴责他疏远玛丽亚的感情：“我的妻子总在哭泣和祈祷，我从来不会让她这样，这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如果你没有令她崩溃。这一切不会发生。”雷诺兹要求他为自己遭受毁灭的婚姻做出补偿，还要安排第二天和汉密尔顿见面。汉密尔顿感到很担心，他写了一张便条给一位未提名字的记者：“此刻我将赶赴一个约会，我预感其中包含着一个对我不利的最严重的阴谋……由于任何灾难性的事件都可能事关我的名誉，我捎信给你，因为我觉得这有助于推断事情的真相。” 在两人的会谈中，雷诺兹显得非常有条理，汉密尔顿让他开个价钱。第二天，雷诺兹说1000美元将会比较适合来慰藉他那“受到伤害的荣誉”。他表示自己再也无法赢回妻子的爱情，所以计划带着女儿离开这座城市。汉密尔顿不得不分期支付这笔对现在的他而言数目不菲的敲诈金，第一次付款在12月22日，第二次在1月3日。别看詹姆斯·雷诺兹胸无点墨，他却能看透汉密尔顿对他妻子的迷恋，以及他对于丑闻曝光的恐惧。 此时，汉密尔顿尝试着终止这段不光彩的韵事，这已经成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辉煌生涯的绊脚石。他暂时地中断了和玛丽亚的一切联系。这使得詹姆斯·雷诺兹很担忧，生怕摇钱树很快就凋零枯萎了。1792年1月17日，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力劝他登门拜访，把他的妻子当作“一位朋友”。他突然不再是备受委屈的配偶，摇身一变成了关心妻子幸福的慈善家；不再是极度忧伤的丈夫，而是妻子的无耻皮条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汉密尔顿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没有当机立断地结束这种关系。对于雷诺兹的邀请，他回忆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没有立即接受邀请，即便是在收到了几封雷诺兹夫人非常急切的信件之后。”这对夫妻不断的来信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要赢得我的热情，同时还要刺激我对于事件暴露的恐惧”。 汉密尔顿在误入桃色陷阱的同时，也在构想一个未来的工业城市，一个与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相对立的工业社会的缩略图。当时，20个美国人中就有19个是从事农耕的。汉密尔顿担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纯粹的农业经济，它将会在与欧洲社会的比拼中永远处于下风。 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科学奇迹重塑经济并推动生产力的时代了。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进蒸汽机，到18世纪80年代飘过法国上空的热气球，再到18世纪90年代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棉机和可替换部件的使用，这个时代充满了技术奇迹。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Sir Richard Arkwright）设计了被称为水力纺织机的设备，利用迅猛水流产生的能量同时进行多股纱纺。当汉密尔顿宣誓就任财政部长时，阿克赖特在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纺纱厂雇用了1300多人。 英国财政部、皇家海军，还有英格兰银行，这些工业上的突破以强劲的动力将英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领先位置。英国把这些经济发明奉若珍贵的国家机密，极其警惕地予以保护，避免落入竞争国手中。政府通过了禁止出口纺织机械的法律，如果船只装载着违禁货物，在海上就会被截获。在纺织工厂工作的高级技师不得移民，否则将受到罚款或监禁的惩处——因为就算他们不能将设计图纸私运出国，却可以记在脑子里并把这价值重大的信息在海外散播。汉密尔顿着迷地关注着这些事情。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评价汉密尔顿说：“在当时的美国，的确没有其他人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英国工业制度变化中蕴含的意义，以及新的秩序将为这个国家准备多大的财富蓄水池。”财政部长凭直觉感到，未来的国家实力将根据其工业实力来划分，他为美国工业的早期萌芽感到欣喜，无论它是宾夕法尼亚州生产羊毛帽或玻璃器皿的企业主，还是康涅狄格州的钟表匠。 汉密尔顿虽然被人们误认为是英国人的走狗，但与此相反的是，汉密尔顿很早就参与了一项挑战英国纺织业霸主地位的计划。1789年1月，兴奋的投资者挤在华尔街的罗森酒馆享受美酒和点心，宣布成立纽约制造业协会。两个月后，一家计划开在曼哈顿下城区王冠街（后来称自由街）的新毛纺厂的特许证上出现了汉密尔顿的名字。最终，这家工厂由于水力不足的致命缺陷而在一两年后关闭，但这次经验引领汉密尔顿进入了新工业秩序的神秘世界。 几乎就在此时，一位名叫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年轻人逃脱了英国政府为保护纺织业而布下的天罗地网。斯莱特曾是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的学徒，曾发过誓永远不泄露老板的商业机密。然而，他最终却违背承诺，漂洋过海来到纽约，与罗得岛州的贵格会摩西·布朗（Moses Brown）取得了联系。在斯莱特的管理下，布朗复制了阿克赖特的纺织厂，在罗得岛州筹资建设一间纺纱厂。汉密尔顿接到了关于这一成功举措的详细报告，很快，新英格兰的河面上就建起了许多水闸。布朗怀着爱国主义的自豪对汉密尔顿说：“一年内，工厂和机器将在各个地方建成，生产美国所需的全部棉纱。” 汉密尔顿的政策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提出的经济自主、平等贸易的口号相一致。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殖民，因为殖民限制了他们的制造业发展，强迫他们把原材料供给宗主国，压制了他们的经济潜力。在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实施了一部法律，禁止向美国出口任何与棉麻毛丝生产有关的工具。英国的帽子、钉子、钢铁以及火药制造商，早已扼杀了美国力争生产同类商品的努力。在汉密尔顿的设想中，美国应当是与英国旗鼓相当的制造业巨头，而不是杰斐逊幻想的自耕农社会。 1790年3月，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接替威廉·杜尔担任财政部长的助理，预示着汉密尔顿未来工业政策的形态。这次变动具有众多的象征意义，因为考克斯是著名的制造业倡导者，渴望破解英国的工业秘诀。那年2月，他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长信，赞扬美国在工业方面的初步成就，并指出由于资本家和大规模资金的短缺，延缓了节省劳力的机械的引进。他感到很遗憾，由于英国对纺织业技术优势的积极保护，美国还不能“完全拥有工人、机器和实际操作的秘密”。 汉密尔顿和考克斯联手对英国的工业秘密发动大胆的袭击，考克斯认为，获得与英国平等的工业地位的最好方法，是吸引经验丰富的英国纺织工到美国来，即使这意味着对英国法律的公然挑衅。在加入财政部之前，考克斯派了一个叫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的人前往英国，四处打探工厂，暗中制作纺织机械的模型。此外，1790年1月11日，考克斯与英国纺织工乔治·帕金森（George Parkinson）签署了协议，后者也曾师从阿克赖特，并公开自诩“对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专利机器的所有秘密装置了如指掌”。作为对其前往费城旅费的交换，帕金森同意向考克斯提供一个能够体现阿克赖特设计的亚麻碾压机模型。1791年3月24日，美国政府向帕金森的亚麻碾压机授予专利，虽然后者承认，这些技术“是对英国的……工厂或机械的改进”。显然，美国政府纵容这种行为，即现在所说的工业间谍活动。有此先例为鉴，汉密尔顿指挥财政部全力支持对英国工业机密技术的剽窃。 1791年4月，汉密尔顿利用个人声望帮助考克斯成立了一个制造业协会，该协会是一家获得政府支持的营利机构，也是一个试点项目和创新实验室。这个协会——创建有效制造业协会（Society for Establishing Useful Manufactures，简称为SEUM）——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赞为“美国早期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工业试验”。在考克斯的协助下，汉密尔顿为协会撰写了意义深远的计划书，并于4月29日发表。他展望美国的未来，不容置疑地写道：“理论和实践都不约而同地证明，一个国家……除非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否则不可能拥有大量财富。” 协会要创建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它规划了一个完整的制造业基地，投资者将从工厂产出及相关的地产增值中获利。计划书列举了协会可以制造的众多货物，包括纸张、帆布、棉麻、女鞋、纱线、毛袜、帽子、缎带、毛毯、地毯以及啤酒。汉密尔顿希望，借由“榜样的力量”，协会能够孕育出大量具有竞争力的国产经济。此前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资金匮乏”，而现在资本短缺的问题通过政府的债务融资得以解决。汉密尔顿再次利用一项计划在不断扩张的经济活动网络中创造另一种财富。协会需要50万美元的原始资本，计划书声明该基金的一部分将以政府债券支付，此举将同时推动公共债务和工业城市的发展。“这是我一直渴求的资源。”汉密尔顿夸赞道。计划书中还声明，“应当采取手段，获得欧洲的熟练技工以及在我们这里尚不具备的足够精良的机器和工具”，汉密尔顿准备洗劫欧洲工业机密的意图昭然若揭。 汉密尔顿在为这个计划动用自己的声望时，并没有舍近求远。1791年7月——就在投资者疯狂抢购银行认购证、汉密尔顿开始与玛丽亚·雷诺兹的罗曼史的同一个月——他前往纽约，为协会的第一次股票发行争取支持，结果股票一售而空。随后，8月他参加了在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举行的认股人的首次会议。当年末，在选举董事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愚蠢地听从了他那恣意妄为的朋友——投机商威廉·杜尔的意见。他以地方金融家组成了董事会——七名董事来自纽约、六名来自新泽西——而不是力求更广泛的地域代表。除此之外，在急需工业人才的时候，董事会里面却挤满了金融家。 最初，汉密尔顿和考克斯选择了新泽西作为这一大胆尝试的理想基地。这个州人口密集，拥有廉价的土地和丰裕的森林，并且便于吸纳纽约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它周围水系丰富，河流众多，能够带动水轮机叶片和水车的运转。那年秋天，汉密尔顿派遣了调查员前往勘探这些水路。当地的地主们把调查员围住，向他们兜售临河的地产。后来，很大程度上基于杜尔的坚持，新泽西州北部帕塞伊克河大瀑布附近的地区被确定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位置”。 汉密尔顿熟知这个幽僻之所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某一天，他和华盛顿、拉法耶特在瀑布之畔野餐，享用了一顿由冷火腿、牛舌、饼干组成的“简朴大餐”，置身山野之间，将战争的思绪暂时抛诸脑后。大瀑布是帕塞伊克河上风景如画的景点，飞流直下的河水——每天将近76万立方米——从20多米的高处坠入幽深狭窄、布满深褐黑色岩石的峡谷之中，激起的水雾幻化成一道道彩虹。协会决定将新城命名为帕特森，以取悦新泽西州州长威廉·帕特森。1791年11月22日，作为回报，州长授予协会许可证（大约出自汉密尔顿的手笔），给予其垄断地位以及10年的免税期。协会收购了大约280公顷的土地，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地块，其着眼点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是一座全新的工业城市。后来，这里成为了新泽西州的第三大城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汉密尔顿的日程表安排得越来越满，他还亲自招聘了首家棉纺厂的主管。那个窃取英国麻纺机械设备秘密的乔治·帕金森担任荣誉顾问兼工长，其生活费由财政部提供。7月，汉密尔顿收到了来自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另一个叛徒雇员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函，他把有关英国纺织的另一些秘密带到了美国。他向汉密尔顿吹嘘自己曾在阿克赖特的德贝郡大纺织厂担任督导，去年秋天他曾“带着侦探的眼光”再次参观这家工厂：“我踏遍他的工厂，因此深谙每一处现代化的改进。”马歇尔毫不迟疑地将偷取来的英国制造方法贡献给协会的各个项目，并建议，“掌握全部或大部分英国现时流行时装款式的编织领域的专家将发挥很大作用。”同年8月，汉密尔顿与英国的纺织业叛逃者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合同，其中包括擅长织物染色与漂白的威廉·霍尔（William Hall），以及曾在约克郡建立棉纺厂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earce）。10月，当协会董事会召开会议讨论新的经营人员时，全盘采纳了汉密尔顿的建议。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新泽西的河岸上开辟美国制造业的试验田。他强烈地盼望把自己1791年12月5日递交国会的经典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的理论付诸实施。这一举措是他诸多胸怀壮志的国情咨文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在他脑海里已盘桓多时。大约是在两年前，众议院就曾要求他准备一份关于美国应该如何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报告。现在，汉密尔顿对联邦政府如何振兴经济有了完全成熟的想法。该报告是美国选择性工业发展规划方面的第一个由政府赞助的计划，用一位研究汉密尔顿的史学家的话说，在这个领域中，汉密尔顿“预言了内战后美国的大部分状况”。 该报告的主要推动力从本质上看是军事和战略。华盛顿在国会中语惊四座，提出“自由的人民”应当“推动制造业发展，如同为获得本质上的独立而努力一样，特别是在军需供给方面”。汉密尔顿对大陆军当初从弹药到制服样样匮乏的状况记忆犹新——这是英国对大多数制造业进行殖民垄断的附带结果——他知道对于外国制造业的依赖将在战时削弱美国的实力。“美国在战争后期的尴尬情形，如丧失供给能力等，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他在报告中指出。 为了开展这一研究，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深入咨询了制造商和征税员，向他们询问各自区域内生产情况的细节。和往常一样，他渴望了解一切：每个区内工厂的数量、货物的产量、价格和质量，以及州政府对于生产的激励与检查。为了得到关于美国产品的直观认识，他甚至希望亲手触摸和感觉。他告诉征税监管员：“如果能方便、无偿地获得样品，我将非常高兴。”汉密尔顿积累的样品不断增加——从康涅狄格的毛织品到马萨诸塞的地毯，他以颇具技巧的展示才能，将这些样品陈列在众议院的会议室里，他仿佛在举办一个小型商品展示会，这是一种全新的游说方式。 汉密尔顿的前一份有关铸币的政府报告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他从不雇用写手代笔，然而，在撰写“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时，他接受了坦奇·考克斯至关重要的帮助，后者起草了一份粗略的纲要，敦促美国在火药、黄铜、铁和其他物资上实现自给自足。最后的结果是，汉密尔顿认为考克斯是一个自以为是、过分高估自己才能的偏执之徒。汉密尔顿说：“这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屡屡犯错，他的意见毫无价值。”但是在此时，考克斯的专业意见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密尔顿修改并详细阐述了考克斯的初稿。他在考克斯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辅之以深奥的经济理论，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了制造业发展后的美国政治力量的未来。“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远不止是一份技术文件，它更是一份关于美国民族特性的远见卓识的陈述。 汉密尔顿深知，在倡导制造业的过程中，他将遭遇激烈的抵抗，这些抵抗来自那些害怕工厂会伤害农业、危及共和政府的人。他的反对者以土地富饶、资本和劳力不足为由，认为美国应当保持乡村式的民主政治。杰斐逊曾预言美国的民主和农业之间持久的平衡状态。从法国返回美国前不久，他写道，现实环境使得“在现时任何一个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美国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国家”。 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强调他并不是要用工厂取代农场，况且农业“从其固有价值上而言，具有高于其他产业的强势地位”。制造业非但无意伤害农业，它还将为过剩农作物开创国内市场。他提出的建议是农业不应当享有“独尊地位”。由于农业和制造业适用不同的经济周期，两者的低迷和上升时期可以互相补充。在报告中，汉密尔顿向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农业是最具生产力的人类劳动形式，并谴责政府试图操纵经济。汉密尔顿反驳了他们所谓农业在本质上是最具生产力的，而制造业是“无用的、低生产力的”这一观点。凭借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深入研究，汉密尔顿阐明，制造业并不比农业差，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因为它把工作分解为更简单的操作，有助于实现机械化。他坚持认为，美国对农业的关注在本质上不是地理条件造就的，而是欧洲的贸易惯例强加给美国的。 汉密尔顿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经济，与他的敌人控诉他想推行的停滞不前的、阶层分明的社会大相径庭。他心目中的美国将是一个具有无穷多样性的精英社会，其多元化市场能够包容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才。虽然报告里没有提到奴隶制度，但汉密尔顿的理想经济体制中是绝对没有南方种植园的封建暴行的。汉密尔顿所列举的制造业的好处形成了一个精致完美的美国式闭环：“为原本与商业无关的社会阶层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促进外国移民的迁移；为各具特点的多样化的才干与天赋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事业进取开辟更为丰富多样的天地。”制造商和劳动者会聚集在一个原材料富饶、税率较低、河流湍急、森林茂密、政府民主的国家里。而这种劳工流入将消除掣肘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最紧迫阻碍之一：高工资。 汉密尔顿对“多样性”的强调也许能顺应现代人的观点，但他提倡雇佣童工的声音听上去则颇为刺耳。说到英国多产的棉纺厂时，他评论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体上看，由于有了制造业的设施，妇女和儿童与过去相比变得更有用了，工作者的年龄可以进一步降低。”在英国的棉纺厂里，“据计算，近七分之四的人是妇女和儿童，其中绝大部分是孩子，而许多孩子还处于幼年”。汉密尔顿的言论听起来冷酷无情，批评他对19世纪工厂的暴行缺乏预见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当时在农场和作坊中童工很普遍——汉密尔顿自己也是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做店员，他的母亲也曾经工作过。汉密尔顿并没有认为自己对穷人施加了严酷的惩罚，而是认为给予他们获得合理工资的机会。对于汉密尔顿而言，工作是一种获得尊严的体验：“当社会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工业时，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并将激发出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活力。”汉密尔顿并没有把雇用童工和女工视同剥削。 在有关未来世界的各种美好蓝图中，汉密尔顿偏爱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后来他写道：“在工业的问题上，人类的进取心无疑应该自由发展，不应被太多的法规束缚。但是，务实的政治家懂得，从政府的角度予以审慎的帮助和鼓励将对其产生有益的刺激。”时值美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汉密尔顿认为侵略性的欧洲贸易政策逼迫美国不得不以牙还牙地做出回应。因此，他支持在一段时间内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以此提高美国经济上的独立性，创造贸易顺差和更多的硬通货。对于一个要在欧洲强国林立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的年轻国家来说，强权政治是优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的。 汉密尔顿不希望被动地采取事后的市场补救措施。他知道，政府应当对投资发挥导向作用，他必须对此进行令人信服的辩护。当时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是：难道没有政府的推动，精明的企业家就无法发现获利和投资的机会？汉密尔顿认同企业家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行动，但是出于心理因素，有时他们反应的步调相当迟缓。他写道：“这与某些因素有关，如习惯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对企业失败的恐惧，以及第一次与强手竞争所必然面临的实际困难。”年轻的国家不得不与重重障碍做斗争，因为别的国家已经布关设卡，圈住了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工业发展需要“政府的特别援助与保护”。由于外国政府向本国公司提供津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直面竞争。 完成了关于政府推动制造业的耗时费力的基础研究后，汉密尔顿列举了他希望促进的所有产品的清单，从铜、煤、木材，到谷物、丝绸、玻璃。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津贴、奖励金和进口税，以保护这些尚处幼儿期的工业。凡有可能，汉密尔顿更喜欢利用财务动因，而不是政府指令。例如，考虑到关税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为生产者创造垄断利润，汉密尔顿希望这些税种在比例上适度，在性质上是临时的，并能够尽快地废止。他推崇使用补贴，因为这不会带来价格的上涨。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期望更低的关税——例如针对原材料的关税——以鼓励制造业的发展。此外，为了加速创新，他打算实施发明专利保护政策，并出台类似英国用于阻碍新型机械出口的自我保护法案。 汉密尔顿认为，联邦政府有权鼓励经济发展，同时也有权在必要时对其予以遏制。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评论的那样：“汉密尔顿认为个人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通常需要被政府监管和控制的信念所调和。”例如，他认为政府对制造品的检验能够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并拉动销售，他甚至预见到直至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时代”才制定的监管政策：“这有助于保护本国消费者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商免受欺诈之苦，从而提高质量，维护国家制造业的信誉，有助于实现迅速且利润丰厚的销售，并有效防范来自其他方面的竞争。”他建议政府在所有港口对出口面粉进行检验：“以改善销售到任何地方的美国面粉的质量，并提升我们国家面粉在外国市场的声誉。”汉密尔顿还认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激进主义，他声称，公路和运河网络对英国工业起到了最重要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力主对美国国内环境的改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将美国分散的区域性市场铸造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体。 虽然只写了两段关于火药制造的简短评论，汉密尔顿却从未忘记，这篇报告正是源于武器自给的需要。为了避免在战争爆发时遭遇武器短缺的窘境，汉密尔顿支持“军事武器的年度采购”，以推动“军工厂的建设”。考虑到事关国家安全，汉密尔顿并不排斥由政府拥有军工厂。 在报告结尾处，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他所描述的这些积极方案并非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而是为美国发展的早期阶段设计的：“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的国家里，国家可以依靠爱国人士的捐款。但是在形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国库必须弥补私人资金的不足。” 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最终只停留在纸上。与他关于公共信用、铸币、中央银行的宏伟的国情咨文有所不同，这份报告为政府勾勒出了总体方向，却没有就紧急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众议院将报告列为缓议事项，汉密尔顿也没有尝试让它起死回生。尽管没有最终转化为法案，但该报告阐述的宽泛联邦权力却引发了异常的忧虑。一如既往地，汉密尔顿为其计划引用了诸多的宪法依据，援引了赋予国会“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职权的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汉密尔顿的权威解释，该条款具有了重大意义，政府由此得以制定推进社会福利的计划。 这些论证让麦迪逊感到万分惊恐。他说，迄今为止，那些看上去对《宪法》自由性的解释，仅仅是为了在《宪法》中确立明确目标，所以采用的手段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宪法并没有提及制造业也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如果手段和目标都是毫无限制的，”麦迪逊感叹道，“还不如立即把《宪法》的文本付之一炬呢。”杰斐逊也隐藏不住他对这份报告的恐惧，因为报告中对权力的要求甚至超过了银行法案。在和华盛顿的一次早餐后的谈话中，杰斐逊神情阴郁地提到了汉密尔顿的这篇最新报告，疑惑于美国人民的政府是否还是一个掌握有限权力的政府。他害怕汉密尔顿对宪法的宽松阐释将助长政府的权力。杰斐逊指责说，“打着为鼓励特定制造业的幌子而放宽权力”，汉密尔顿试图潜移默化地使得“公共福利条款允许国会将与公共福利有关的一切事物置于他们的管理之下”。在杰斐逊看来，这无异于为政府激进主义打开了闸门，从此洪水将一泻千里。 1791年夏天银行认购证风潮产生投机泡沫时，汉密尔顿在局势失控之前及时让蔓延趋势停止下来，但市场的平静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汉密尔顿热情洋溢的领导下，美国商品的出口量出现了增长，欧洲对于美国债券的需求急剧上升，美国国内新注册公司数量猛增，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亢奋情绪孕育了对政府债券和银行临时股票的又一次抢购狂潮，并在1791年冬天将证券价格推至新高。 这次事件的主角依然是汉密尔顿的老朋友威廉·杜尔。在杜尔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永远流动着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血液。杜尔的妻子凯蒂夫人，长期以来都为丈夫不能自拔地沉溺于赌博而气愤不已。她曾警告杜尔：“我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将由于你所从事的千变万化的生意和投机而备受困扰……使你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杜尔的朋友，马里兰州的塞缪尔·蔡斯曾怀着同样的担心恳请他控制自己的贪念：“我了解你心里想要什么，但我对你的观点感到恐惧……你的计划没有止境……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对自己的欲望设定一些限制。” 然而，不幸的是，没有谁能够治愈杜尔的投机癖好。他现在是纽约金融市场的显赫人物，杰斐逊不无嘲讽地冠之以“华尔街国王”的称号。1791年末，为了操纵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市场，杜尔和富有的地产投机商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达成了秘密的合伙关系。当时，汉密尔顿刚刚选中杜尔担任制造业协会的会长，而麦科姆也在协会中担任董事。现在，孤注一掷的杜尔为操纵股票融资，以个人名义借入大量资金，并把其他制造业协会的投资人加入到所谓的“百分之六俱乐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计划掌握6%的政府债券。 1792年1月，坐镇纽约监控金融市场的汉密尔顿已发觉不祥之兆。关于纽约第三家新银行组建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刺激本已过热的银行认购证交易猛然上蹿。除了纽约银行和计划组建的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分行之外，当时的纽约没有别的银行。百万银行将由麦科姆和汉密尔顿在纽约审批会议中的老对头梅兰克顿·史密斯负责组建。在银行带有政治色彩的当时，百万银行被视为州长乔治·克林顿囤积财富的工具。詹姆斯·蒂拉瑞（James Tillary）对克林顿说：“银行热潮正疯狂洗劫这座城市，它是一个帮助州长连任的工具。”由于银行狂热笼罩了整个城市，1月16日银行股票发行时，在几个小时之内认购数就超额了10倍。紧随其后，关于设立州立银行和一家商人银行的议案被通过，并最终形成把三家银行合并为一个庞大机构的总议案。 身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当然希望刺激银行业的发展，但他不会让这些新银行成为一群厚颜无耻的投机者的赚钱机器。听到有关百万银行的消息后，他立即给纽约银行的威廉·西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后者曾帮助他平息了去年夏天的恐慌势态。汉密尔顿警告：“关于对投机的过度渲染，令所有清醒的公民心生厌恶，让疯狂的气氛笼罩一切事物。它确实在伤害政府以及整个公共信用体系……我衷心希望纽约银行不要与这个新生怪兽合并。”这证明他对于纽约经济中“危险肿瘤”所感受到的“无比痛心”。西顿回复说，百万银行幕后的那些“疯子”正在企图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强迫纽约银行接受一桩有害的合并，他们的策略是从纽约银行抽走足够的资金使它摇摇欲坠。他说：“当前肆虐的愚蠢与疯狂对我们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对于正在形成的信用投机冒险，汉密尔顿并非视而不见。他警告西顿：“信用的上层建筑相对其基础而言，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必须引导其在更加合理的规模内发展，否则它将毁于一旦。”后来汉密尔顿承认，股票交易“滋生了赌博精神并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但是，必须看到这种融资渠道所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对于托马斯·杰斐逊而言，如果“银行热”出现在其他合理的体系中，它并非一种不可克制的缺陷，但是，如果出现在汉密尔顿的计划里，它就是一种致命的弊端。他警告华盛顿，纸币正在“使得我们的公民远离……有益的产业，他们倾其所有，投入到一场彻底颠覆道德的赌博之中，这场赌博把自身的毒害注入到了政府之中”。我们可以理解杰斐逊的担忧，只不过他经常担忧得不是地方。他怀疑杜尔利用内部消息进行交易，并错误地假设汉密尔顿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杜尔的长期同谋。杰斐逊致信华盛顿，指控汉密尔顿“安排他的朋友在他希望的时间，以他希望的方式交易财政部的证券”。他的控诉毫无根据，但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还将这个滑稽的控诉不断重复。 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受到信用的支撑，价格一路攀升，1792年1月末达到了顶峰，超过了所有合理的估价标准。汉密尔顿后来回忆道：“迅速而不同寻常的上涨……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的莽撞，是没有经过任何谨慎的概率计算的。”随即，股票价格突然开始连续五个星期下滑，欢欣雀跃转变为困惑，困惑又转变为绝望。为了弥补亏空，孤注一掷的杜尔筹措了更多资金，并通过各种途径买来了数目可观的股票。他从富有的纽约商人那里弄来了条件宽松的贷款，从屠户和店主处搜罗来零碎的现金。据一名商人说，他甚至向大名鼎鼎的妓院老板“麦卡蒂夫人”借钱。他在个人账户名下借入了50万美元。“无论寡妇、孤儿，还是商人、技工，都是他的借款对象。”罗伯特·特鲁普如是告知汉密尔顿。一旦闻到血腥的味道，杜尔的债权人立即以高利贷的利率来压榨他，月息飙升到了6%。杜尔曾押注股价上涨而大量买入；利义斯顿家族的3名成员则率领着一群卖空的证券投机商，通过从银行大量提取存款，制造更严重的信贷短缺，使投机者的贷款利率达到惊人的每日1%。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杜尔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不得不抛售股票来偿还贷款，由此加速了证券价格的下跌。 3月9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杜尔停止向一些债权人偿付借款。他的债务如此之大，债权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一人的失败就足以导致整个金融业受到重创。市场恐慌情绪随之蔓延开来，第二天，25名纽约金融家宣告破产。杜尔毁灭的原因是他亏欠政府大笔资金。从担任财政委员会秘书期间起到现在，杜尔累积的欠款金额已高达23.6万美元。3月12日，经汉密尔顿批准，财政部审计员奥利弗·沃科特写信给纽约区的律师，指示其从杜尔处追回欠款，要不就对杜尔提起诉讼。杜尔听说此事后，立即明白自己已是死路一条，除非他能阻止这封信。心惊胆战的杜尔匆忙地向汉密尔顿送去了一封便函：“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动用一次您的影响力，设法推迟这封信，等到我抵达之时，这封信也将没有必要了……每一厘钱都能立即解释清楚。对此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如果诉讼公之于众，我就彻底完蛋了。” 汉密尔顿一直等到3月14日才回了信。他想告诉杜尔，沃科特的指令在他能够召回之前就已经发出了。在写给杜尔的便函中，汉密尔顿没有做任何妨碍诉讼的事情，他廉正地拒绝了任何妥协。念及两人的友情，他表示，他对杜尔的困境感到焦虑：“因为你的缘故，我的心灵备受煎熬。希望温暖的友情能够让你得到鼓舞。”之后，他对杜尔进行严厉批评：“你应该怀着坚定的信心和荣誉感去行动。如果你看不到脱困的希望，就不要越陷越深。应当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尽你所能首先偿还公共机构，然后是所有的债权人。”这封信再一次批驳了讽刺汉密尔顿唯有钱人利益是瞻的论调。与此同时，杰斐逊还在向自己的女婿抱怨：“国家的信用和命运似乎都悬于无耻赌徒的孤注一掷和万丈深渊之间。” 汉密尔顿没有拯救杜尔，而是让财政部在市场上购买了大量政府证券。通过这种办法，他稳定了市场，而且以低价赎回了政府债券。购买债券的钱来自他为偿付公共债务而建立的资金蓄水池。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汉密尔顿让威廉·西顿在商人咖啡屋举办的一天两次的证券拍卖会上买进少量债券，“虽然每次购买的数量不多，但通过持续性的频繁买入，可以稳定大家的情绪”。他还希望西顿对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允许各种猜测与传言，以放大影响效果：“你在公众前露面，极有可能引起各种猜测。对于这些猜测，不必予以承认，随它去吧。”汉密尔顿本能地感觉到，有意为之的这种模棱两可对于正在处理危机的他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前一年夏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或指导，但他的泰然镇定宛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央行行长。他暂时恢复了市场的平静，尽管波澜不惊的上下波动一直持续了整个秋天。 威廉·杜尔事件就像一幕公共闹剧，令纽约人目瞪口呆。杜尔的寓所前总是有人集会，试图将他从债权人手中拯救出来。“这个可怜的人已经陷入了近乎癫狂的状态，”特鲁普告诉汉密尔顿，“他的状况对于他所有的朋友而言，都是无以言喻的悲痛的源泉。”杜尔把自己描绘成一只被无情的债权人所伤害的无辜羔羊。最后，他在冯·司徒本家处避难时，情绪激昂，有时候语无伦次，徒劳地等待着汉密尔顿的暂缓执行命令。凭借自欺欺人的能力，杜尔向一个朋友保证：“我现在很安全，敌人伤害不了我，我心中充满圣洁，我傲然面对整个世界。”就在做出这一勇敢宣言后的第二天，杜尔因无力偿还政府债务而锒铛入狱。不久，亚历山大·麦科姆也宣告破产，同样进了监狱。 此时，杜尔也许乐于在狱中躲避一心复仇的暴徒，他们叫嚷着要将杜尔千刀万剐。他们的仇恨如此深重，不免让人担心他们会袭击监狱，对杜尔施以私刑。4月18日夜里，数百名受害的债权人和投资者包围了监狱，并投掷石块。报纸上报道，他们发出“不断的怒吼和威胁”，很多人“大声呼喊，‘交出杜尔，他拿了我们的钱’”。这些话必定让狱中的杜尔万分恐惧，让他以为，受到伤害的市民的复仇马上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杜尔仍在幻想得到汉密尔顿奇迹般的宽恕而获得自由。实际上，财政部长已经决定要拿杜尔开刀，杀一儆百，他告诉一位朋友：“应当有一个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限，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基金交易者和毫无原则可言的不折不扣的赌徒。公开丑闻的作用是必须制止法律所不能制止的事情。”几个星期以来，汉密尔顿目睹着由于市场恐慌而遭遇灭顶之灾的人们的挣扎，他写给威廉·西顿的信件中混杂着悲伤与惊骇。 批评者幸灾乐祸地认为，这些事件印证了他们对汉密尔顿财政体系的批判。在蓄奴制度仍然盛行的南方，这无疑是北方堕落腐化的如山铁证。杰斐逊猛烈抨击“证券体系的罪恶”，他说人们应当回归“朴素纯洁的正常理性”。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幸灾乐祸，算出投机者的损失总值达5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纽约房地产的总值。麦迪逊心满意足地评论道：“这个赌博体系……正在暴露出其爆炸性的毁灭力。杜尔，这个‘投机者部落的王子’已成为财政体系野心的牺牲品。”麦迪逊断言，汉密尔顿为稳定市场而购进政府证券时，故意造成高价成交以肥投机者。汉密尔顿对此非常震惊，他实在难以容忍对其高超运作技巧的完全曲解，他对一位弗吉尼亚的朋友说：“任何人都清楚，麦迪逊先生是受到个人私怨和政治仇恨的驱使才如此认为的。” 汉密尔顿并没有夸大麦迪逊的报复情绪，南方议员的表现在阿比盖尔·亚当斯写给她姐妹的关于市场恐慌的信中可见一斑：“南方的议员下定决心，如果可能的话，要干掉财政部长，摧毁他已建成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将给予债务融资系统致命一击。”她的丈夫当时担任副总统，曾设法“调和”参议院，但似乎未能阻止南北积怨。她写道：“我深信，如果我再多活10年，我将看到南方与北方的分裂，除非天下多一些坦诚，少一些阴谋诡计，但我对此不抱希望。” 威廉·杜尔的破产暴露出汉密尔顿所创立的证券市场的庞大，同时它也表明，坑蒙拐骗之徒通过制造谣言、利用股票交易的拍卖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对政府债券市场的非法操纵。5月17日，为了构建更有秩序的市场，20多位经纪商聚集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下，起草了管理证券交易的规则。这一历史性的《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奠定了经纪商佣金的最小值，也为后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奠定了基础。它证明汉密尔顿单枪匹马创立起来的资本市场具有非同凡响的活力，尽管这活力有时候存在被人利用的危险。 时隔一年，由于政府债券的交易发展迅猛，梧桐树团体搬迁到了唐提咖啡屋楼上的房间。这是一座三层的砖石小楼，位于华尔街和沃特街的交界处，离汉密尔顿在纽约的住所很近。这个团体的第一任主席是拥有东河大厦的阿齐巴尔德·格雷西（Archibald Gracie），东河大厦后来成为了纽约市长的安居之地。由于汉密尔顿推出的银行认购证大大促进了股票交易的规模，当地有识之士将唐提咖啡屋命名为“认购证城堡”，以表敬意。从此，“华尔街”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再不仅仅是位于下曼哈顿的一条又短又窄的小巷。它象征着一项产业，一个经济部门，一种精神状态，并且成为了美国金融业的同义词。 1792年7月4日，市政厅里挂起了一幅汉密尔顿的全身肖像画，这幅画是心存感激的纽约商人们委托画家约翰·特朗布尔所绘。汉密尔顿接受了此番好意，但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画中“所表现的内容不要和我的政治生涯有任何关系”，以免显得过于自我膨胀。特朗布尔经常为汉密尔顿画像——两幅原创肖像和八幅临摹作品——这次他所刻画的主人公正当盛年，微微显露出双下巴的迹象。财政部长凝视着远方，眼神中充满梦想和信心。他身着浅色外套，优雅地站在书桌旁，体态匀称，一只手扶着桌子，另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拿着脱下来的另一只手套；他的黑色斗篷搭在不远处的椅子上。为了突出汉密尔顿的文学造诣，桌子上有一支蘸在墨水里的笔。汉密尔顿的脸上绽放着友善的微笑，浑身散发着宁静和轻松愉快的活力，似乎正准备着迎接更多更大的成功。 创建有效制造业协会以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的提交，是汉密尔顿希望借以照亮美国制造业的前景并鼓舞公众的两个宏伟计划，然而接踵而至的就是1792年的金融恐慌。两项计划的前景都因为恐慌的来临而被严重破坏了。股票恐慌中最恶劣的罪魁祸首包括扶植有效制造业协会的多名董事——威廉·杜尔、亚历山大·麦科姆以及纽约的经纪商约翰·杜赫斯特（John Dewhurst）、罗亚尔·弗林特（Royal Flint）——以至于听上去整个协会都参与了投机活动。由于杜尔曾是该协会的会长及最大股东，是协会股票发行的主要推动员，所以他的声名狼藉所带来的恶果尤为严重。汉密尔顿委派自己的朋友尼古拉斯前往探监，与杜尔沟通，而这位强硬的杜尔却拒绝辞去协会会长的职务，也拒不解释协会资金的去向。由于协会良好的声誉遭到玷污，那些承诺购买协会股票的人如今都对协会避而远之。 协会的其他董事翻箱倒柜地找出账簿以评估损失几何，结果惊慌失措地发现，杜尔已将协会的银行账户掏空以供一己之用。汉密尔顿曾在一封信中警诫杜尔：“我相信它们没有被滥用，这件事情牵涉公众利益和我的声誉。”当恐慌爆发之时，杜尔手中掌握着1万美元的协会资金，而这些钱现在一下子都蒸发掉了。他还从协会金库拿走了5万美元的巨额贷款（虽然他在售出作为抵押的股票后已经偿还了其中大部分金额），而另外5万美元应用于购买纺织机械的经费则到了约翰·杜赫斯特手中，他已携款潜逃到宾夕法尼亚州。4月，当协会的董事会在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威克召开季度会议时，纽约的董事颇感无所适从，因为局面混乱，出席者寥寥无几。副会长阿齐博尔德·默瑟（Archibald Mercer）请求汉密尔顿“尽可能地动用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业务运转”。 为了恢复董事会的士气，汉密尔顿答应尽力为协会筹措贷款，并建议协会从欧洲雇用必需的技工。显然，现在的董事会充斥着对制造业一无所知的金融家。默瑟在请求汉密尔顿参加5月中旬举行的一次协会特别会议时，直言不讳地予以坦白：“就我而言，我承认自己对于制造业相关的所有职责都相当无知。”一心要挽救这项事业的汉密尔顿从繁忙的财政部工作日程中挤出了几天时间与董事会进行商讨。 资金被杜尔洗劫一空的协会究竟该为帕塞伊克河畔的财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汉密尔顿私下与纽约银行的威廉·西顿说，以低至5％的利率安排5万美元的贷款。他用了诸多高尚的理由，其中包括公共利益，以及建成跨越哈得孙河的制造业重镇对于纽约城的有利之处。除此之外，他还谈及风险：“尊敬的阁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向您保证，纽约银行决不会因为向协会提供正在讨论之中的种种支持而遭受任何风险。但对我来说，协会与我个人的名誉是息息相关的。”汉密尔顿知道，协会一旦崩溃，将殃及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向西顿承诺，将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保障纽约银行，如果纽约银行因为提供给协会贷款而出现财务损失，将得到全额补偿。他随意地混淆了自己的公职和个人角色。 1792年7月初的几天里，汉密尔顿和协会的董事们在一起讨论新的计划。“几乎在任何计划中，坚定不移总好过变化无常和迟疑不定。”他用这句可以称得上自己座右铭的话训诫一位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协会批准了涉猎广泛的业务内容：一个棉纺厂、一个纺织印花厂、一套纺纱和织机系统，为50名工人修建了占地1000平方米的住所。汉密尔顿从不吝惜提供自己的专业意见，他甚至规划了工厂的精确位置，位于在独立战争期间曾以壮美景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瀑布脚下。 协会根据汉密尔顿的建议聘用了建筑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担任协会建筑工程的管理以及未来之城帕特森的规划工作，此人刚刚完成在波托马克河畔建设新首都的规划。与此同时，汉密尔顿的固执性和焦虑，促使他习惯像工头那样监督协会的管理细节，这时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一位财政部长。例如，他指挥董事们拟出每个工人的工具清单，并声明，如果任何工具被损坏，应当将损坏的部件收回，“向管理员报告并在正确的栏目中予以登记”。由于声誉受到威胁，汉密尔顿甚至动用有限的个人资金来资助该企业，向技工预付了1800美元的工资。尽管杜尔遭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有效制造业协会终于还是开始了纺纱、纺织和印花业务方面的运作。 协会后来的档案记录读来令人沮丧，汉密尔顿不断受到各种麻烦的困扰。朗方是一个错误的人选，他不但没有尽力为捉襟见肘的协会节省经费，反倒设计出铺张浪费的方案，用一根长达11公里的石头凿成的沟渠来引导水流。他迷恋仿照道路系统四通八达的华盛顿特区的初期模式，创建一个宏大的工业城市，而不是简单地修建一座工厂。1794年初，朗方退出了项目并拿走了图纸，以此讨价还价，要挟协会。此外，为找到合格的纺织工人，协会派遣专员前往苏格兰，并承担工人来美国的路费。而工人们则嚷嚷着要提高待遇，协会的会议记录显示，一些由汉密尔顿亲自招聘来的技工也心存不满，开始偷机器、搞破坏。整个故事最令人悲哀的部分是关于童工的使用。无论汉密尔顿让孩子一边从事有益劳动，一边接受教育的构想是多么充满希望，但实际上这些孩子没有时间也没有钱上学。董事会为了补救，聘用了一名老师，每个星期天给工厂里的孩子上课——汉密尔顿一定也心知肚明，这个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796年初，汉密尔顿仍在董事会任职时，协会放弃了最后的业务，停止了工厂运作，出售了棉纺厂。汉密尔顿的丰裕之梦留下的只是矗立在河畔的一群废弃建筑物。在当时看来，这个项目已经彻底失败了。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国内没有一家制造业协会获得批准。直到1800年之后，运河的一个“水渠”系统开始向纺织厂和其他形式的制造业提供动力，在帕特森发展纺织工业的信心才重放光彩。直到今天，在大瀑布历史区仍能看到这些水渠、纺织厂的痕迹。后来，汉密尔顿协助建立的这座城市因宽泛的制造业务闻名，包括铸造厂、纺织厂、蚕丝厂、机车厂以及柯尔特枪械厂。只不过在当时，汉密尔顿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了错误的主办人。在聘用杜尔和朗方的问题上，他做出了很糟糕的判断。他发起了太多的倡议，一个接一个地挤得太紧，似乎他想一刹那就能重塑整个国家。 1792年的恐慌之后，有效制造业协会的问题又出现了，汉密尔顿的政治命运开始急转直下。他无休止的报告和创新让这个国家不停地忙碌着。杰斐逊派的一名作家在杜尔落入法网后说，汉密尔顿“总是对他们讲进口……资金……银行……和制造业，把这些看作国家最重要的优势。而自由、独立……已经从美国人的字典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的象形符号”。1792年9月，纽约律师伊莱沙·鲍迪诺特（Elisha Boudinot）——伊莱亚斯的兄弟——告知汉密尔顿，反对有效制造业协会的政治抗议不断升温，并警告，费城正在组织一个“反财政部长”的“强大组织”。他说，一位身份不明的弗吉尼亚人对此事非常狂热，正“为让他下台”不惜一切地努力。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汉密尔顿的各种计划的博大与丰富组成了一幅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未来美国的画面。 华尔街的骚乱以及威廉·杜尔的溃败凸现出汉密尔顿政治理论中一个刺眼的缺陷：有钱人视自身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汉密尔顿总是流露出一种对商人的特别关注，虽然并非本能的或不加批判的，并视其为合众国的潜在中坚力量。他曾这样写道：“那个富有的公民阶层构成了公众福利的一个如此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值得给予每一项实际的、合理的豁免和宽容。”他希望商人能够拥有一种更开明的觉悟，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但他却经常为富人遭到的谩骂与攻击忧心忡忡，以至于有时候会低估富人可能采用的阴谋诡计。威廉·杜尔戏剧性的故事暴露出汉密尔顿政治视野中的明显局限性。 威廉·杜尔的下场如何呢？1792年的恐慌之后，他坐了七年牢——最后死在狱中。直到最后，他还给汉密尔顿写一些令人心碎的便条，请求10美元或15美元的小额借款，对此，汉密尔顿也总是不予回绝地借给他。在一次黄热病流行期间，为了避免杜尔受到传染，汉密尔顿把他安置到监狱另一侧的房间。杜尔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锒铛入狱而责怪老朋友，而汉密尔顿似乎也原谅了这个毁掉了制造业协会，并差点毁掉他名誉的人。1799年杜尔临终前，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给汉密尔顿：“我对你的感情，我关注所有和你的幸福相关的点点滴滴，都是真诚的；你对我的任何疏远的迹象都让我感到痛苦。” 第二十章 反目成仇 尽管发生了金融恐慌，制造业的发展也停滞了，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依然才思泉涌，步伐敏捷，他在华盛顿政府中的地位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满脑子都是大胆的想法，而且大张旗鼓地把它们付诸实践。让杰斐逊和麦迪逊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个妄图将美国引入歧途，并且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人，竟是华盛顿的左膀右臂，国家机器的运转似乎完全由他操控。 早在1791年5月，杰斐逊和麦迪逊就开始组织力量，扼制这位财政部长的高歌猛进。在汉密尔顿获得第一合众国银行的成功之后，这两个弗吉尼亚人开始了一次以研究植物为幌子的看似无害的旅行，他们横穿纽约城，沿哈得孙河而上，抵达乔治湖，然后再穿越新英格兰西部——这是汉密尔顿最受支持的地区。正如杰斐逊所指出的那样：“国王和贵族的拥护者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尽管他们两人就树木和开花植物做了大量记录，也从湖里捕捞过斑蛙鱼，但是这些伪装都是为了掩饰此行的真实目的。众所周知，当时美国政治存在区域分裂，杰斐逊认为只有南方先向北方发起攻势，才能遏制汉密尔顿支持者的盲目崇拜。实际上，在出发之前，杰斐逊就曾告诉罗伯特·R.利文斯顿：“南方的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出来。” 途经纽约时，这两个弗吉尼亚人与利文斯顿、亚伦·伯尔进行了磋商，伯尔曾取代菲利普·斯凯勒成为了纽约州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机警的罗伯特·特鲁普觉察到了一个从后路包抄袭击、削减汉密尔顿势力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杰斐逊和麦迪逊待在纽约的时候，他们与首席法官（利文斯顿）、伯尔热情地相互奉承以取悦对方，”他告诉汉密尔顿，“Delenda est Carthago，我想，这是他们专门针对你的座右铭。”Delenda est Carthago意即“迦太基必须毁灭”。这句援引自罗马历史的战斗性名言，标志着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漫长斗争的开始，这场争斗也许会瓦解华盛顿内阁，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这场争斗实际上不仅仅是华盛顿麾下两个才华卓越的官员的私人矛盾，还代表着美国政府中长期共存的两种政治见解。根据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rick）当时所做的记录：“在美国成立的最初岁月里，与政治生活相关的诸事当中，没有什么能比18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深重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冲突更惹人注目的了，这在整个美国历史的记录上都是罕见的。”两人间的长期不和、权谋暗算和不断的争辩愈演愈烈，最终几乎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最初有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很不错的人，”杰斐逊回忆道，“但是作为政治家，如果两个人政见相反，就很难相互容忍。”面对汉密尔顿对内阁的强大影响力，温良儒雅、讨厌正面冲突的杰斐逊明显处于劣势。“我不喜欢麻烦，”他对约翰·亚当斯说，“我喜欢宁静，希望尽我本分的职责，但是我对这些诽谤感到愤怒，我被迫要放弃我一贯的处事原则。”与之相反，狂妄自信的汉密尔顿却好像在这场争论中泰然处之。他依然行动敏捷，判断自如，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依然谈笑自若，引人注目，就好像杰斐逊已引退休息了一般。早在1792年初，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之间连基本的寒暄也没有了。杰斐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每天像两只好斗的公鸡一样在内阁里斗智斗勇”，一直到他们离任，两人几乎都不能容忍对方出现在自己眼前。 如今，两党制度被奉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然而其创始者却认为，政党或者他们所谓的“派系”是帝制的余骸，在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汉密尔顿对政党有极大的恐惧感，认为政党可能把政府置于死地，所以希望美国可以废弃这些团体。后来，詹姆斯·肯特写道：“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各种演讲中都表示过，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派系之争会毁掉我们，而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平衡能力来抵制其倾向以及控制其专制和恣意妄为。”在《联邦党人文集》的诸多篇章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猛烈抨击了恶性的派系纷争，虽然汉密尔顿在第二十六篇中也承认：“党派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必然会影响一切政治团体。”他认为派系与各州的局部利益相关，并设想联邦立法者应当具有更宽宏的气度：“尽量避免沾染党争精神，摆脱那些偶然的感情冲动或一时的偏见和偏向的影响。这些情况在比较小的社会里往往会损害公众商议问题，造成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不公和压迫。”他在第二十七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汉密尔顿本人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党雏形的焦点人物。他的各种计划引发的白热化论战炸碎了关于美国成为无党派国家的美好幻想。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把他的追随者团结在了自己周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所谓的“联邦党人”。通过强调宪法支持者所用的术语，联邦党人巧妙地暗示，他们的敌人是反对宪法的。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大银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公理会和圣公会教友。 与此同时，对汉密尔顿心存惧怕的杰斐逊和麦迪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也聚集成为反方，开始自称“共和党（Republican）”。这样的自我标榜相当聪明，它暗指古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联邦党人并非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是君主主义者。共和党人通常都是浸礼会教友和循道宗信徒，他们的支持主要来自南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小农场主。他们信仰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汉密尔顿体系的惧怕，并利用反汉密尔顿的言论作为体现他们团结一致的简略的表达方式。杰斐逊是这样来区分这两个政党的，他说联邦党人相信“行政部门是政府中最需要支持的机构”，而共和党人认为，行政管理部门“像英国政府中的类似机构一样，按美国宪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已过于强大，因此，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倾向于支持立法机关”。 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把“政党的出现”描述为“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并追溯其起源于1792年左右。他们认为联邦党人代表贵族而共和党代表平民的观点是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的：“实际上两党纷争跟富人和穷人没有本质的联系。”詹姆斯·T.弗莱克斯纳曾谈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他说：“这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抗争和较量，双方都期望增强自己一方的经济实力。”实际上，联邦党人中间有很多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律师，比如汉密尔顿本人；而共和党人的两位领导者杰斐逊和麦迪逊生来就继承了大量财产。此外，在蓄奴制盛行的南方，政治文化以财富和地位的极度不均衡为特点，这种经济状况的不平衡要比北方严重得多，而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都来自所谓的“联邦党贵族”。 政党的突然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制造了尖锐的政治氛围。由于很多政治家认为政党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拒绝加入任何一方，又为别人指责他们隐藏真实政见而感到愤怒，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别人态度中的虚伪成分。由于政党在当时还是一个令人惧怕的崭新事物，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邪恶的阴谋，让政治言论带有偏执狂的味道。联邦党人以结束美国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为己任，而共和党人则认为他们自己是在拯救美国于反革命思潮之中。双方都误解甚至扭曲了对方的观点，而对自身怀有一种理想化的自我感受。两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礼节或文明行为可讲了，也看不到两党和平共处、轮流执政的可能性。一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出现了，那就是一党建立与存在的同时，对方应当永远消失。最终，他们都无意反对当政的政府。随着政党思想进一步尖刻起来，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认为大部分反对他们的声音都是对政府的不忠，甚至是本质上的背叛。 早期的政党体系还有最后一个特征值得一提。当时出现的这些政党并没有形成固定群体，也没有严明的纪律可言。他们仅仅是由意识形态和地域忠诚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当代的眼光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信徒。似乎政党只是个别政治家的投影——在联邦党这一边是华盛顿、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在共和党这一边则是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因此，核心人物的声望就成了政治论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像汉密尔顿这样平时就非常关心自身名誉的人，现在由于党派的出现，使得他对个人荣誉更加谨小慎微了。 从国内情况来看，如果说是汉密尔顿的政治韬略促成了政党的出现，这和欧洲的政治动荡一样具有煽动性——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政策应当倾向于英国还是法国。很多激烈的争辩源于殖民者在对英战争中与法国结盟的事实。除去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英国和法国变成了国内论战中美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的两个代名词。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的亲英倾向，而是汉密尔顿会复制他们厌恶的英国政府模式；而汉密尔顿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误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须引以为戒。 杰斐逊长期以来对英国都持否定态度。退回到1786年，杰斐逊曾在伦敦遭到英国官员的冷遇，而且英国那种冷冰冰却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给他留下了无法平复的不满情绪。“这个国家憎恨我们，他们的大臣憎恨我们，他们的国王又比其他人更加憎恨我们。”杰斐逊在英国只待了两个月就如此谴责英国。显然，对于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没有像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那样亲身体验过这种傲慢的汉密尔顿来说，亲近英国相对要容易得多。此外，除了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信贷的依赖之外，汉密尔顿认为某些南方人对英国的敌意也要追溯到战争时期的经历：“事实确实如此，战时英国军队在我们的南方地区所行不义，使得这里的人民对英国政府的仇恨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要深重。” 由于对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许多美国人对英国的态度都很警惕，汉密尔顿不得不竭力让人信服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英国比法国更适合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当时美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脱离对英国的依赖，将近一半的美国出口商品是由英国消费的，并且美国进口商品的四分之三来自英国。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依赖性，因为从英国进口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餐具、陶器之类，而法国主要是葡萄酒、白兰地、女用针织品以及其他奢侈品。作为在外交事务上的商业现实主义倡导者，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最好暂时先成为英国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初级伙伴，而不是为了试图摆脱英国，去跟法国联盟。 汉密尔顿的成长背景使他对于英国人保有积极的心态。他的父亲是苏格兰贵族之后，想必给儿子讲过许多不列颠群岛的传说。这个私生的男孩也许已经认同了父亲的没落贵族传统。在对英国的亲密情感中，汉密尔顿从未觉得孤单。美国革命实际上是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其中交织着一切矛盾的情感。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使得他们奋起反击。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人口混杂的多样化，但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优势地位。 杰斐逊经常谈起1791年在费城时他与亚当斯、诺克斯和汉密尔顿的一次晚餐讨论，主题是英国的政治。他们讨论到英国政治体系的“腐败”——王室赞助和养老金，选区规模的不平衡等——并交换了不同意见： 亚当斯先生指出：“清除其宪法的腐败部分……那将是人类智慧所创建出的最完美的宪法。”汉密尔顿在稍许沉默之后说：“清除其腐败部分……那将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政府。现在的政府虽然存在各种缺陷，但仍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 杰斐逊对此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曲解，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说王室需要利用任免权来对抗议会的财权。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六篇中，汉密尔顿描述过英国和其他国家议会有妨碍政府行政机关的趋势。对英国未成文的宪法和代表政府的羡慕一直都是殖民地茶余饭后经常的话题。约翰·马歇尔谈到革命前的美国时指出：“虽然英国宪法的优越性是一个丰富的辩论题材，但每个殖民地居民却都认为自己有权利用它的优势。”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七个月以前，杰斐逊写道：“请相信我，尊敬的阁下，在大英帝国管辖范围内，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真诚地热爱英国。”在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帕特里克·亨利称赞英国的宪法优于美国版本的新宪法。对于把英式理想倾注在新政府上的爱国人士来说，看到理想被肆意践踏而如此评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专政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因此汉密尔顿对英国的高度评价并不是杰斐逊所伪称的异端。 在杰斐逊看来，汉密尔顿有时候好像并不满足于掌管财政部，而且想要涉足国务院的事务，扩大自己的地盘。其中部分原因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事业野心，也因为华盛顿内阁的规模有限。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汉密尔顿的政策依赖于关税，而关税大部分来源于进口的英国货物。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事务很难明确分割开。正如前文提及的，1791年初，正当杰斐逊为与法国建立紧密贸易关系而游说之时，汉密尔顿却已经与英国的非正式使者乔治·贝克威思建立了友好联系。 汉密尔顿曾经告诉贝克威思，若要解决英国的问题，不妨给予美国完全外交地位，委派官方大使。自独立战争以来，英国没有再向美国派驻过任何代表，这让美国人颇为难堪。汉密尔顿的暗示很快就见了成效，1791年底英国正式派遣了28岁的乔治·哈蒙德（George Hammond）来美国费城。哈蒙德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外交官，他首先与汉密尔顿进行了私人会谈，这样的会谈今后还会有很多。哈蒙德在写回伦敦的信中说：“我和汉密尔顿先生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会谈……在谈话过程中，我完全被他公正而自由的思考方式所折服。”然而，直到美国同意向伦敦派出使节，哈蒙德才将使节国书递交给了华盛顿。 乔治·哈蒙德抵达美国之时是一个紧要的十字关头，当时英美两国正在为谁先违背了和平条约而相互攻讦。美国谴责说，英国并没有真正放弃西北要塞，也没有就他们拐走的奴隶对种植园主进行赔偿；而英国则抱怨，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向债权人偿清战前债务。汉密尔顿对哈蒙德强调了英国放弃要塞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英国要求偿还历史债务的要求是合理的。汉密尔顿没有去积极推动解决的问题就是解放了的奴隶的赔偿问题——对杰斐逊而言，这是头等大事。当哈蒙德弱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时，他欣喜地发现，汉密尔顿“对于他的论述似乎有些默许了”。 汉密尔顿也许不应当介入杰斐逊与哈蒙德的公事领域，但显然也正是他挽救了杰斐逊将要毁掉的会谈。杰斐逊对哈蒙德的冷淡态度与当年他自己在伦敦受到的冷遇如出一辙。哈蒙德抱怨国务卿说：“我们之间如此冷漠完全是他的错。他老是喜欢唱反调，所以我们总是意见不一致。”当杰斐逊老调重弹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时，汉密尔顿很失望，他“为他同事放纵的鲁莽”向哈蒙德致歉，并说杰斐逊的观点“绝对不是美国政府态度的真实体现”。由于杰斐逊的亲法倾向，在他的国务院任期中，英美关系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写道：“当英国大臣想要了解事情是否符合情理的时候，他会发现财政部长是比国务卿更好的顾问。” 汉密尔顿则对杰斐逊与法国洽谈贸易条约进行暗中干扰。汉密尔顿其实是受到了杰斐逊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由于这两位雄心勃勃、强硬冷静的政界英雄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运转濒于停滞。在从偿还战争债务到建立国家银行的许多事情上，华盛顿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了汉密尔顿，而不是汉密尔顿的反对者——杰斐逊和麦迪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一起分享有价值的想法，倚重他渊博的知识，往往也听从他的意见。这一点让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华盛顿仍然是美国的英雄人物，不可撼动的政治灵魂，直接攻击他无异于政治自杀。而汉密尔顿和华盛顿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汉密尔顿就必然成了遭到讨伐的政治魔鬼。 杰斐逊怎样才能把汉密尔顿赶下台而无须自己动手呢？身为一个老练的政治演说家，杰斐逊善于假他人之口而自己闭口不言。他选中了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作为传播自己观点的代言人。共和党人一直被《美利坚合众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所困扰，其主编是汉密尔顿的崇拜者，曾在波士顿当过校长的约翰·芬诺（John Fenno）。汉密尔顿在1789年就建议芬诺开办这份报纸，后来还筹措资金，帮助它渡过财政难关。这是一份半官方性质的报纸，因为芬诺确实在为联邦政府工作，甚至在1791年的费城人名地址录中被列为美国的政府官员。杰斐逊公开抨击《美利坚合众国公报》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报纸，其中散布君主政治学说，完全排斥人民的力量”。杰斐逊和麦迪逊决定包装弗雷诺，让他担任一份共和党报刊的主编，与芬诺唱对台戏。 在革命爆发之前，弗雷诺和麦迪逊同在普林斯顿上学，也是相熟的朋友。战时弗雷诺在武装民船上当船员，后来被英国人俘虏，并经历了六个星期的船上囚禁的悲惨遭遇，从此他对英国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这个所谓的革命诗人因其对英国王权的犀利讽刺而闻名，比如他曾经刻薄地把乔治三世描述为“大不列颠的暴君卡力古拉（Caligula）”。他还狂热地把华盛顿歌颂为“又一个狄俄墨得斯（Diomedes）”，说他的成就可能让“罗马英雄或者希腊诸神”都感到敬畏。 1791年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汉密尔顿的《银行法案》，三天之后，杰斐逊应麦迪逊的要求，试图劝说弗雷诺前往费城，担任国务院的翻译，年薪250美元。弗雷诺其实只懂一门外语——法语，并且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汉密尔顿认为提供这个闲职是为了掩盖其真实企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杰斐逊暗示弗雷诺说，这份翻译工作“其实没什么事可做，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工作就行”。1791年杰斐逊和麦迪逊进行植物考察之旅时，他们曾与弗雷诺共进早餐，那时候他们就催促弗雷诺去费城开办反对派报纸。杰斐逊自告奋勇地表示为报社引入一些国务院的琐碎工作，比如印发法律公告，为的是能够给这份报纸增加一些收入（他后来否认曾经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汉密尔顿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尖刻的描述，他这样评论：“杰斐逊知道如何让一个人陷入他策划好的境地，帮助他达到既定目标，还能避免直截了当告诉对方的尴尬场面，‘阁下，我是想利用你达到这个目的。’”1791年7月，弗雷诺同意担任国务院翻译的工作；10月31日，《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创刊号正式出版。这份为所欲为的报纸很快就成了共和党在美国最重要的机关报。 和其他18世纪90年代的报纸一样，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并没有假装中立。由于人口分布非常分散，报纸就成为赤裸裸的党派机关报，为团结初期各个小派系提供了主要聚合力。美国是一个喜欢阅读的国家，有几十种报纸繁荣发展。这个国家的报纸人均占有量可能比其他国家都多。通常，一期报纸有四页，上面密密麻麻印满了文章和小广告，配上很少的图片或插图。这些报纸的事实部分往往很短——几乎没有“突发性新闻”报道——大量篇幅都留给了评述。所以它们更像是发表言论的刊物而不是新闻日报。这些报纸经常不假思索地暗示某某匿名的政府官员挪用公款或是与外国势力串通，其语言阴损粗俗，谬误百出，与事实不符。“报纸上写的东西根本就不能相信，”杰斐逊后来说，“一旦被刊登在这种肮脏的传播工具上，即便是真理也会遭到怀疑。”当时的美国，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什么是负责任的新闻行为。 当时署名文章也相当少。汉密尔顿可能是这个时期最多产的作者，但他也很少署上真名，而是采用了一大堆令人困惑的笔名。这种笔名有时候是一种透明的面具，公众很容易辨别出是哪位显赫的政治家。这种匿名攻击的流行使得政治言论也流露出极度的愤怒情绪，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报纸上的野蛮评论也会被定期刊登出来。这些报纸的残忍粗鲁使得政治成为痛苦的伤害与折磨。当时有评论家指责报纸出版者：“就像妓女一样……他们得到自己党派的暗示或提供的素材，以此愚弄公众。这时，我们自由选择的基本公民权利反倒成了祸害之源。” 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是《国家公报》的发起者，但杰斐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谨慎，而麦迪逊则可以更公开一些。麦迪逊甚至恳请他的朋友都去订购这份报纸，他说这样做仅仅是“希望通过帮助弗雷诺得到尽可能与其价值相当的利润，证明我对弗雷诺的尊重和友谊”。麦迪逊对《国家公报》作为机关报的作用寄予厚望，这一点在他写给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的信中清晰可见，信中他盛赞弗雷诺是“一位天才”，并且说确实需要一份报纸来“矫正那些为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服务的流行言论学说”。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其实就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标准代号。 杰斐逊用来让汉密尔顿蒙羞的主要武器之一是他自己对于政治智慧的不知满足的欲望。在每次成果显著的讨论之后，杰斐逊都会把讨论的内容飞快地记录在便条纸上。1818年，他把这些零散的政治闲谈结集成了一本宣传册，他称之为他的“名言集”，即闲言碎语汇编本。在这些篇章之中，汉密尔顿的角色是华盛顿政府的戏剧化恶魔，他的名字在不少于45个条目中出现。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关于汉密尔顿的可怕传言一直被反复研究，同样也深深地印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读者的脑海当中。不幸的是，这些传言往往都严重歪曲了汉密尔顿的形象，并且对他的名誉造成了不小的损害。杰斐逊深谙留下书面记录的威力。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杰斐逊公开第一本“名言集”的时候，恰好是在弗雷诺接受国务院职务之后。杰斐逊总是容易轻信有关汉密尔顿的传言，并且相信存在一个由汉密尔顿召集的亲英派保皇主义邪恶组织。他在“名言集”中指出，汉密尔顿是个傀儡，被一个想要击败宪法、建立英式君主政体的阴谋集团所利用——他根本没有理会汉密尔顿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大多数文章，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使宪法在纽约得以批准。杰斐逊不动声色地搜集汉密尔顿的草率之举。譬如，杰斐逊记录了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当时对英国宪法的称赞之词，也记录了汉密尔顿在纽约圣安德鲁协会的晚宴上疑似致乔治三世的祝酒词，还记录了汉密尔顿有一次在宴会上宣称：“除了君主政体以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可能拥有稳定和安全。”这些传说的可疑之处从杰斐逊讲过的一则汉密尔顿轶闻中可见一斑。那是1791年汉密尔顿前往杰斐逊府上拜访的时候，他问起墙上的3幅肖像画，杰斐逊说：“他们是我最崇拜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三大伟人——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约翰·洛克。”据说，汉密尔顿回答道：“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尤利乌斯·恺撒。”如果不是完全失实的话，这段传说也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因为汉密尔顿的论文集中涉及尤利乌斯·恺撒的轻蔑之词不计其数。实际上，每当汉密尔顿指责杰斐逊是平民政治煽动家时，总是把他称作尤利乌斯·恺撒。可以推测，如果这是对汉密尔顿原话的准确引述，那么当时他是在和杰斐逊开玩笑。 “名言集”的问题并不在于杰斐逊自己的信口雌黄。有时他对二手的闲言碎语也照单全收。经过他看似不经意的评论，芝麻小事都能放大成异常恐怖的描述。有些时候，他也会疏忽那些可能赋予了事件不同理解的细微差别。他提及汉密尔顿公开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汉密尔顿一直在考虑宪法是否能够持久地保护社会，怀疑君主立宪制或许是一条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他发誓要在任期内竭尽全力让新政府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杰斐逊在“名言集”1791年8月13日的记录中，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转述汉密尔顿的话说：“在我们完全放弃共和政体之前，我们必须为新共和国而不懈努力。如果作为纯粹共和主义基础的平等政治权利与社会秩序能够兼得，那么过早放弃它是一种堕落的想法。”显然，这是对之前引文的纠正。然而，在其他时候杰斐逊并不总是如此小心，他会公然宣称汉密尔顿“不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而且其崇尚的君主制还是以贪污腐败为基础的”。 然而，关于汉密尔顿的最具诽谤性的传说还不是来自杰斐逊，而是很久以后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回忆录》（Memoir of Theophilus Parsons）。帕森斯曾经是约翰·亚当斯钦点的总检察长；这本书是1859年由他的儿子出版的——此时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已过世46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辞世55年了。作者讲述，在新宪法颁布后不久的一次纽约晚宴上，某位不知名的客人正极力称赞美国人民的智慧。据说汉密尔顿将拳头狠狠往桌上一击，大声地说：“您的人民，阁下，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作者在这里补充说：“这件事情是一位朋友讲给我听的，他则是听当时在场的一位客人说的。”正如斯蒂芬·F.诺特（Stephen F. Knott）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持久不衰的神秘》（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yth）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件发生在71年前的事件的描述，某人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别人又是从别人那里转述而来的，而凡是寻找一切机会玷污汉密尔顿名誉的人都会不遗余力、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此事。事实上，那句呼喊出自多米尼加修道士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一首平民主义诗歌，它把人民比作沉睡中的怪兽，认为人民必须觉醒，并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实际上，汉密尔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充满无赖和傻子。如果他当时真的喊出“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那么，说话者的基调或本意可能与某些人意图强加的那种大相径庭。 1792年2月28日下午，杰斐逊打着讨论邮局问题的幌子来找华盛顿。杰斐逊的真实目的是要警告华盛顿，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正对政府产生着破坏性威胁。杰斐逊希望将邮局置于国务院的掌控之下，因为“财政部已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足以吃掉全部行政权力，以后就连总统……也不一定能够和财政部直接抗衡”。一如既往地，杰斐逊虔诚地表示自己对权势无欲无求，还说他打算辞职，并暗示说汉密尔顿从来没有要离职的意思。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华盛顿力劝杰斐逊留下来。杰斐逊无视整体的繁荣，他把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都归咎到一个根源，那就是汉密尔顿的制度与政策，他还谴责汉密尔顿引诱国民陷入金融赌博之中。对于杰斐逊这些离间行为，汉密尔顿毫不知情。 杰斐逊越来越执着于诽谤与中伤汉密尔顿。在4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说他会尽量满足国会对于财政部内部文件的要求，但是要保留不予提供部分敏感文件的权力。他说：“某些人查探秘密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招惹是非。”对于杰斐逊而言，汉密尔顿是在寻找托词。他在“名言集”中表示：“我认为（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惧怕他们会继续调查财政部职员和政府其他人员涉足股票和银行领域的程度究竟有多深。”5月间，杰斐逊警示华盛顿说，菲利普·斯凯勒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晚餐上鼓吹世袭制政府。同月，杰斐逊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旨是说汉密尔顿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为从当前的共和政府过渡到君主政体铺平道路”。华盛顿与汉密尔顿15年前就认识了，并且相知甚深，他并不轻信谣言，也有足够的智慧将这些非难与指责抛诸脑后。 麦迪逊和杰斐逊一样，都是汉密尔顿的死对头，他认为这个邪恶的敌人必须被打倒。正如加里·威尔斯所评论的那样：“麦迪逊常常以为，那些与他自己所奉若真理的意见相对立的人都怀有险恶用心。”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将英式腐败根植到美国来，是在为君主制做准备。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为麦迪逊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每月报纸上都会变本加厉地刊登他匿名撰写的诋毁汉密尔顿的文章。1792年2月，在杰斐逊从内阁内部不停地攻击汉密尔顿的同时，麦迪逊严厉指责说：“政府受到腐败的影响，已经开始公私不分了。”到了3月份，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更加不分青红皂白：汉密尔顿宠信投机者，使得国债膨胀；他还歪曲宪法，试图把贵族制度引入美国等。 作为一位立法策略大师，麦迪逊被认为是众议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反对派领导者，而且大部分的南方人是他坚实的后盾。麦迪逊憎恨汉密尔顿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觉得汉密尔顿已经取代了他作为华盛顿私密顾问的地位。为了能够牵制汉密尔顿，麦迪逊竭力利用立法来控制财政部的权力，百般阻挠财政部为即将开始的西征军队筹措经费。麦迪逊没有如愿以偿，但是整件事情让汉密尔顿感到震惊，为什么曾经的朋友会如此激烈地设法剥夺他的权力。后来他说，麦迪逊“非常清楚，如果此举成功的话，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我必须辞职”。阿比盖尔·亚当斯认为，这种反汉密尔顿的运动起源于弗吉尼亚州。“所有针对财政部长和政府的攻击全部都来自那个地方。”她告诉她的姐妹：“但是我想，如果人们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事态就不会扩大。”费舍尔·埃姆斯也觉得有组织的反汉密尔顿的行为来自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州正在统一行动，”他告诉朋友，“他们的党派纪律就像普鲁士人一样严明。脱党者无一幸免。麦迪逊已经成为孤注一掷的政党领袖。” 那年春天，汉密尔顿严密地监控着《国家公报》。弗雷诺吹捧杰斐逊是“杰出的爱国者”，也是“引导自由的巨人”，而对汉密尔顿大肆挖苦讽刺，比如嘲讽他是被宙斯降罪的泰坦巨神阿特拉斯。5月初，他再次用诗句奚落汉密尔顿：“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祸根。对战士来说，其糟糕程度无以复加！在投机者手中，它们恰似天赐福音！”甚至连华盛顿也未能幸免于弗雷诺的冷嘲热讽。当汉密尔顿天真地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放在新的货币上的时候，弗雷诺认为这是保皇派在行动：“华盛顿，我最爱的孩子，难道也跻身傲慢君主之列？” 由杰斐逊的国务院出钱雇佣来的翻译职员所出版的这些反政府的谩骂与诽谤终于让汉密尔顿忍无可忍了。他得出结论，杰斐逊和麦迪逊早就串通好了要协同作战让他下台。他不仅仅是被指责，而且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在猜疑方面的想象力不逊于杰斐逊，他认为有一个号称平民主义的阴谋想要毁掉他。身为财政部长，历经数年的克制与容忍，现在汉密尔顿的思想和情绪似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792年5月26日，汉密尔顿给弗吉尼亚州的征税检察员爱德华·卡林顿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真正意义上地向杰斐逊和麦迪逊宣战了。在信中，汉密尔顿放弃了慎言的习惯，敞开了心扉。他告诉卡林顿，早在关于债务融资的争论展开之时，人们就已经察觉到麦迪逊对他的敌意了，只是他自己还不敢相信。而现在事实就摆在他的眼前。“一直到最近一次会议，我才似乎开始确信以下真相：麦迪逊伙同杰斐逊领导着一个与我和我的部门敌对的派系，在我看来，其动机与观念对于一个好政府的法则而言是颠覆性的，对于统一、和平和国家幸福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有计划的对抗”，汉密尔顿宣称：“我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我的覆灭一直是他们的目标。” 相较而言，麦迪逊的背叛似乎比杰斐逊的敌对更令汉密尔顿难以接受。时至今日，汉密尔顿仍认为貌似温和的杰斐逊实际上是一个对他心怀宿怨的狂热分子，如果说这种敌意不是针对联邦政府的话。而他始终觉得麦迪逊更有才华也更值得尊敬。现在，他唯一的解释就是麦迪逊受到了杰斐逊的蛊惑。“我不能说服自己，我和麦迪逊先生，曾经有过相同的政治见解，而现在却在关于采取适当手段的观点上分道扬镳，”他告诉卡林顿，“我承认，我曾经认为麦迪逊先生拥有直率、坦诚、正直的品格，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他的个性颇为虚伪，令人捉摸不透。” 汉密尔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反驳那些稀奇古怪的猜想，比如认为他隶属于一个作为推动共和政府垮台的过渡性的“君主主义政党”。他承认自己和僚属所具有的平民主义精神不像麦迪逊和杰斐逊那样浓厚，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暗中破坏国家共和体制的企图是大逆不道和异想天开。他希望给予宪法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我也诚心信奉共和理论。我最渴望看到的是消除所有世袭级别的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而这是通过与社会秩序和幸福相协调的实证才能牢固建立起来的。” 汉密尔顿说，如果他想在美国建立君主制的话，就会照搬平民主义煽动家善用的经典套路：“我就会骑上流行言论的旋转木马，高声呼喊诸如篡位和自由面临危险等口号。我会竭尽全力拖垮国家政府，发起动乱，然后临危受命，为大家在风暴中导航。”他始终不相信麦迪逊也参与其中，但对“满怀抱负，满腔激情的”杰斐逊表示怀疑。为避免卡林顿误以为自己的上述观点需要绝对保密，汉密尔顿暗示说他已经向杰斐逊和麦迪逊摊牌：“他们俩都间接地从我这里得知了我对于他们所持观点的想法。”秘密的冲突时期结束了，公开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内阁的不和让乔治·华盛顿颇为失望。战争年代那个年轻气盛的将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他是一个相貌粗犷、满脸皱纹的老人。他灰色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显得更小了。他长期受到风湿病的折磨，由河马的尖牙打磨成的全副假牙和他仅存的一颗健康的牙齿相互摩擦，也使得他疼痛难忍。威廉·麦克莱指出，华盛顿“面色苍白，确切地说应该是惨白。他的声音显得空洞，而且含混不清，这大概是因为他上颌装了假牙的缘故”。 华盛顿一直保持着理想的总统形象——超越党派意识的公民首领。然而现在面对一个几近分裂的内阁，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姿态是越来越困难了。杰斐逊私下诋毁华盛顿，说他是一个虚荣自负、思想封闭、容易被阿谀奉承所左右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掌声，所以他根本不能容忍未经允许就提出的反对意见甚至是建议，”杰斐逊对朋友抱怨，“因此我一直在想，为了共和党的利益，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对他百般顺从，看法一致的时候奉承他，如果意见相左就保持沉默。”杰斐逊不相信汉密尔顿是凭借有力论据赢得内部辩论，他的结论是华盛顿一定被蒙蔽了。即便华盛顿没有过人才智，他也完全有能力独立做出判断而不会被哄骗或为人所迫。后来，当杰斐逊指责华盛顿完全沦落于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之下的时候，华盛顿气愤至极地反驳道：“你自己很清楚，在许许多多的实例上为什么我决定赞同的不是你，而是你含沙射影所指的那个人（汉密尔顿）。”到了1792年7月初，显然华盛顿不能再在阻止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斗争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者无为而治了。已经拖延太久，以致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委婉的中立姿态愈发加剧了这两个被委以重任的手下之间的派系纷争。 菲利普·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上的诽谤与夸张现在更是登峰造极。为了纪念7月4日国庆日，弗雷诺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举出了一长串“把美国从有限的共和政府变为无限的世袭政府的规则”。同时还指出汉密尔顿的各项计划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紧接而来的文章也充斥着同样严厉的指责，暗示汉密尔顿及其同党企图让美国沦落到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之下。为了进一步激怒总统，弗雷诺每天都要给华盛顿送去三份《国家公报》。 在前往蒙提塞罗避暑之前，杰斐逊再一次坐在华盛顿面前，试图让总统相信，汉密尔顿掌握了“国会中一大批腐败的投票人”，他们投汉密尔顿的票只是因为他们持有银行股票或者政府证券。华盛顿现在对杰斐逊关于保皇主义阴谋的警告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他平静地声明，他认可汉密尔顿的政策。如果任何人有别样想法，他告诉杰斐逊，一定是认为总统“要么太粗心，不能明察秋毫；要么太愚蠢，不能洞悉真相”。 7月25日，汉密尔顿在芬诺主持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对杰斐逊发起了连珠炮式的公开反击。在这封署名T. L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弗雷诺及其在国务院领受薪水的简单问题：“支付他这份薪水是因为他的翻译工作呢，还是因为他公开发表的意在诋毁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那些人的文章呢？”这封信只有一段，却具有再重要不过的意义：财政部长正在以匿名的方式对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汉密尔顿又重回到了直言不讳的雄辩者的老行当，而弗雷诺则尽情享受着报复的机会。三天后，他把自己的同行，联邦党的约翰·芬诺形容为“卑鄙的马屁精”，说后者为美国参议院发行刊物，从政府得到的钱比他还多。 华盛顿被这种极度的喧嚣与吵闹弄得很沮丧。令人厌恶的报纸大战推动事态迅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7月29日，华盛顿从芒特弗农给汉密尔顿送来了一封注有“私人、机密”的信件，上面列举了他在回家途中听说的21桩对政府的不满之词，大家都承认现在的国家繁荣昌盛，同时也表现出对一些具体措施的担忧。尽管华盛顿假装认为乔治·梅森是这些担忧意见的主要代言人，但是很显然杰斐逊才是根源。华盛顿不想令汉密尔顿不快，信中巧妙地只字未提这21桩不满都与汉密尔顿的政策有关。现在，这些长篇累牍的抱怨已经是人人共知的了：沉重的消费税，过高的国债，投机活动诈取了本该用于生产的资本并且腐蚀了国会。最后，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谣言还说这一系列倡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从当前政府的共和形式到以英国政体为榜样的君主制形式的过渡铺平道路”。 8月3日，当汉密尔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提前向芒特弗农发了一封信，力劝华盛顿争取连任，并警告，如果不能连任，“将是国家值此紧要关头的最大不幸”。汉密尔顿担心敌人对政府虎视眈眈，杰斐逊正在策划篡权，华盛顿的来信肯定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在给华盛顿回信之前，他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杰斐逊的尖刻的批评文章。这次，汉密尔顿加大了赌注，署名“一名美国人”，开始指名道姓地抨击他的敌人。他宣称，弗雷诺的报纸是为了支持杰斐逊的政治观点而创办的，而麦迪逊是介绍弗雷诺来费城的中间人。汉密尔顿颇为恶毒地嘲笑说，弗雷诺身为翻译，懂得的唯一一门外语就是法语，而杰斐逊本人就通晓这门语言。随后，他直接谴责杰斐逊对政府的不忠不义：“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人，杰斐逊先生怎么可以去赞助一家以谴责政府及其施政方针为目标的报纸呢？”当时的很多读者一定已经猜到这个署名为“一名美国人”的作者的真实身份了。 在这场冲突之中，汉密尔顿于8月11日和18日又以“一名美国人”的署名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杰斐逊和弗雷诺之间这种不适当的关系：“这位官员身边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他对政府的重要施政措施予以责难，甚至可以说是怀着即便称不上下流，也极不慎重的热心。”汉密尔顿在全面开火的同时，又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达14,000多字的信，为他任职财政部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他承认，这些针对他的不实指控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可以容忍别人对其观点的批判，但是不能忍受对其人品的怀疑。“我感到我对他们而言好像丝毫没有价值，有时一些愤慨之词会脱口而出，尽管我一直在尽力克制。”汉密尔顿列举了他在职期间的业绩。他谈到美国偿还债务利率的大幅下降（从6％降到了4%），外资引入对商业和农业的资本支持。现在已经有充裕的资金来发展传统业务，甚至投机行为也证明了其政策体系的稳定性，因为“在不稳定的体系下，股票是一种太不确定的投资品种”，人们不会参与投机。汉密尔顿否认有任何国会议员“称得上是股票经纪人或者证券交易商”，虽然有的官员确实购买了国债。很多人都是在第一合众国银行建立以后才购买了银行股票，他认为这无可厚非。令汉密尔顿气愤的是，杰斐逊标榜自己是唯一秉持公德道义的人。对此，汉密尔顿向对手发起了如下反击：“说到对自由和对国家的热爱，你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胜于我。从今往后，请你不要再把所有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的美德都作为你和你的党派的标签。” 汉密尔顿的信中激情闪耀，想必更加重了华盛顿对政府中这种分裂状况的担忧。8月末，他给汉密尔顿回了信，信中充满忧郁，恳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能够相互宽容。目睹他们在报纸上交相攻讦，华盛顿为这些“中伤”和“指责”感到非常遗憾，他希望采取“拯救措施”重建和谐。总统担心，如果这种刻毒尖酸的口舌之争持续下去的话，联邦将不攻自破。 此时，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景象。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领导人的才干远远超过未来美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的憎恨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于一流的思想意识与低级的诽谤攻击的并存该做何解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对立双方都认为美国的未来危如累卵。到了1792年，两派政党都将对手视为对革命传统的致命威胁。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和谩骂诅咒的奇特混合正是源于其创始人的背景与经历。这些革命时期无私的战士和制宪会议的智者不得不走下神坛，适应每天都要忙于具体政务的粗鄙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培育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昔日的荣光能派上用场。所以，这些创始人就会以两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崇高和平凡，无私和自私，英勇和乏味。经过1776年和1787年脆弱的统一之后，他们之间渐渐展开了广泛的竞争，甚至彼此产生了嫉妒的心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他们最尖刻的言辞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笔下也绝非偶然。 汉密尔顿没有理会华盛顿提出的停止攻击杰斐逊的请求，相反地，他进一步增强了出击的力度。越来越痛苦的他无法做到华盛顿要求的忍耐与自制。在9月9日给华盛顿回信的前一天，又一批新鲜出炉的爆炸性文章向汉密尔顿袭来。一个署名“阿里斯蒂德（Aristides）”的作者——阿里斯蒂德是古希腊时代一个热爱祖国而且不唯利是图的雅典人的名字——把杰斐逊神化为“贵族统治、君主政治、世袭制、贵族头衔等级和其他貌似庄严的君主政府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他暗指汉密尔顿认同这些理应憎恶的东西，虽然实际上汉密尔顿一直是对其持谴责态度的。提到汉密尔顿总是进行匿名诽谤时，作者把财政部长描述成“一个懦弱的刺客，总在黑暗中出击，放心大胆地伤人，因为黑暗中别人看不见他”。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仍然把联邦党人斥责为“君主党”“有钱的贵族派”和“独裁主义者”——这些似乎并不能在汉密尔顿的心中引起懊悔自责的情绪。 在9月9日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汉密尔顿称赞了华盛顿希望双方和解的努力，随后强调这些争斗并不是他挑起的，他是受害方，他也不会就此进行谴责。他非但没有让步，反而进一步建议华盛顿把杰斐逊逐出内阁：“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为了公共利益而更换您的内阁成员的时刻即将到来。”汉密尔顿说，在一切尚未危及政府的时候，他宽容了杰斐逊的种种卑鄙下作的伎俩。而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我坚信《国家公报》是他（杰斐逊）为其政治目的而创立的，首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地让我和所有与财政部相关的措施都显得可憎至极。”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揭穿这个反政府团伙，并且“揭开其主要参与者的面纱。在这个强烈的驱动之下……我屈服了”。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不可能停止在报纸上对杰斐逊的反攻，其措辞令人震惊：“我发现自己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在这之前，汉密尔顿从来没有像这样直截了当地拒绝过华盛顿；即使他不再担任华盛顿的战时参谋之时，他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自内心地坚持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甚至就在告诉华盛顿自己会尽力克制、避免对抗的时候，他已经在为下一篇言辞激烈的媒体文章做准备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争斗如暴风骤雨般，已经演变成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深仇大恨，此时，华盛顿也无力阻止了。 对于华盛顿希望双方克制、容忍的请求，杰斐逊也一样是充耳不闻。在对总统的答复中，他换了一种形式来批判和否定汉密尔顿体系。他说：“（汉密尔顿的体系）来源于违背自由的原则，旨在通过建立财政部对立法机关成员的影响力，从而破坏和推翻共和政体。”他指责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赞同君主制和英国式的国会上议院——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对汉密尔顿的误解。他还试图从更为“中立”的角度抱怨汉密尔顿未经批准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使节会晤，但是言辞之间却流露出了他一向刻意隐藏的丑陋的优越感：“我不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背负他的诽谤诋毁。这个人的历史，从我们的国家屈就垂青于他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斥了各种反对国家自由的阴谋诡计，而正是我们的国家接纳了他，给了他生路，并且赐予他无上的光荣。”这样的说法似乎带有一点轻视白手起家者的贵族式傲慢。实际上，纵观美国历史，再没有哪位移民的贡献能够大过汉密尔顿了。 汉密尔顿似乎已经被这些争辩弄得有些精神紧张了。在依然隐秘的雷诺兹事件中，他已经显现出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现在他经常当众表现失控，似乎是受感情驱使，他情不自禁地要对攻击做出回应。无论何时，只要他试图去抑制自己的情绪，总是反过来会被排山倒海般爆发的情绪所淹没。整个秋天，好争辩的财政部长更换着不同的罗马笔名不断发表火药味儿十足的文章。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撰写针对财政部的连载评论文章。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名誉和国家命运都危在旦夕，于是使出浑身解数，竭尽言辞之利，试图力挽狂澜。一次又一次地，汉密尔顿犯下了职业生涯中同样的政治错误：他永远不懂得见好就收，随之而来的过激行为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莽撞与轻率之中。 在新的战斗中，汉密尔顿甚至把战场搬到了他敌人的阵地——《国家公报》上去了。就在告诉华盛顿他无法停止与杰斐逊的争辩的两天之后，他在弗雷诺的报纸上出现了两次，署名为“西维斯（Civis）”。他说存在一个杰斐逊派的阴谋团伙企图在下一次竞选中获胜。在“第一个事实”中，他纠正了长期以来杰斐逊派对其观念“国家债务可能是对国家有益”的曲解。他不认为公债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并认为：“只有在特定的、阶段性的情况下可能带来一些好处，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同时，他也谴责了杰斐逊派的伪善，他们反对税收和债务方面的政策：“有些人竭力要摆脱债务，同时却又反对一切为了筹钱还债而开征的税收。”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他的思想家园——芬诺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用“卡图卢斯（Catullus）”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新文章。他公然对自己大加赞赏，说财政部长根本不怕别人对其行事动机进行任何问讯：“如果他会畏惧别人针对他的政治策略和措施进行最严格的检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是看错人了。”如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形容杰斐逊是一个伪装巧妙的暴君，用共和的朴素形式隐藏着他的狼子野心。他认为，杰斐逊一开始是反对宪法的，后来为了谋求私利又开始拥护宪法。汉密尔顿一边攻击杰斐逊的政治立场，一边诋毁其个人声誉。汉密尔顿暗示说，自己对杰斐逊的私生活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并宣称杰斐逊关起门来是个行为放荡不羁的人：“迄今为止，杰斐逊先生都装扮成一位平静、谦逊，即将退休的哲人，一位平和简单、清心寡欲的共和党人。现在，破天荒地把他视为诡计多端的煽风点火者，狂暴激烈的竞争对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卡图卢斯”说杰斐逊的本性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但是，伪装出来的热忱与慎重无论多么精心，终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当假扮斯多葛派的面具从伊壁鸠鲁的脸上撕开的时候，当教友派信徒简朴的服饰从隐藏至深的酒色之徒身上剥下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恺撒羞怯地拒绝皇冠只不过是对服饰的拒绝，实际上仍要牢牢掌握皇权的时候，一切昭然若揭。 汉密尔顿更进一步地将矛头指向杰斐逊的个人生活，其资料来源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处了解到的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暧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又一次地把尤利乌斯·恺撒比作暴君的极致代表，而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对于华盛顿希望两人克制容忍的回应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汉密尔顿自己拿起了笔，而杰斐逊则雇用了多个代言人。1792年9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刊登了六篇标题为“杰斐逊先生的辩护词”的文章。其中的五篇为来自弗吉尼亚，受杰斐逊庇护的参议员詹姆斯·门罗所作，另一篇则是麦迪逊所写。他们两人曾在蒙提塞罗与杰斐逊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了七封信，而门罗在写文章时大量引用了其中的内容。门罗试图为杰斐逊洗刷反对宪法的罪名，同时对国债提出严厉批评。在一篇题目为“一个多党派的公正国度”的文章里，麦迪逊说汉密尔顿派“偏袒富人阶层”，还说他们就是想要通过“贵族头衔、金钱和报酬的魔力以及军队的恐怖”来指挥整个政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麦迪逊就从众议院的办事员约翰·贝克利那里得到消息说，汉密尔顿已经明确宣布麦迪逊是他“个人和政治上的敌人”。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5年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共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他们断然是料想不到现在的局面的。 1792年10月1日早餐前，杰斐逊和华盛顿在芒特弗农见了面，并再一次地试图让华盛顿相信，汉密尔顿指挥着一个建立君主制的阴谋集团。根据杰斐逊的说法，汉密尔顿曾经告诉他：“宪法空洞无味，就像只有牛奶和水，它不会长久，顶多是通向更好出路的过渡。”现在，华盛顿对杰斐逊及其无中生有的所谓阴谋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告诉杰斐逊：“他相信在整个美国找不出10个具有言论影响力的人会赞同把美国政府转变成君主制的想法。”同时他坦白表示自己支持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政策，因为它颇见成效。杰斐逊后来写道：“在华盛顿先生的感受中，他已经对我们之间的事感到绝望了，也不再信任我们了，这一切极其迅速而又超乎寻常地达到了顶峰。”华盛顿说，他并不介意某些议员拥有政府债券，因为在任何政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利己主义。 由于总统站在了比杰斐逊年轻许多的对手的一边，杰斐逊恼羞成怒地做出结论：总统由于年事已高，头脑也衰退了，他的意见说明“他希望有人代他行事，替他做主”。失望的杰斐逊重申了要在华盛顿的第一届任期期满（1793年3月）时辞去国务院职务的想法，但一直到那年年底，他依然经常出现在国务院。汉密尔顿在工作中绽放出了活力，并在其中找到了自我价值，而杰斐逊却痛恨文案工作，他厌倦了每天对政府策略进行无休止的争辩，憧憬着重返蒙提塞罗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这份公职使他陷入了政敌的重重陷阱之中，他明白，在离任以后重新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会更容易一些，再去劝说乔治·华盛顿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胜出了。 第二十一章 东窗事发 1792年一系列狂暴喧嚣的事件——政党的兴起，报纸大战，和杰斐逊之间激烈的内部争斗——本应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于危及自己名声的事情加倍小心谨慎。37岁的财政部长正处于事业的鼎盛时期，敌人虎视眈眈地捕捉着他的任何一丁点儿的失误。但他却无视于此，仍然跟玛丽亚·雷诺兹私通，继续付给詹姆斯·雷诺兹封口费。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道德观念松弛，还荒谬地甘愿冒着被曝光的风险，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谜。 一个新的威胁者的出现增加了游戏的危险性。雅各布·克林曼（Jacob Clingman），他是詹姆斯·雷诺兹的朋友，曾担任前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发言人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Frederick Muhlenberg）的办事员。有一天他来到雷诺兹家，吃惊地发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正要离开。几天以后，克林曼撞见了另一幕梦幻戏剧般的场面。他正单独和玛丽亚·雷诺兹在一起，这时听见了敲门声，然后财政部长就走了进来。也许是没料到克林曼在场，惊慌失措中，汉密尔顿很滑稽地谎称自己是来送信的。他递给玛丽亚一张纸，说是她丈夫让他送来的，然后就离开了。反应迟钝的克林曼感到大为不解，詹姆斯·雷诺兹怎么可能指挥得动美国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对于他的疑问，玛丽亚·雷诺兹只好夸口说汉密尔顿给了她丈夫“1100多美元”。詹姆斯·雷诺兹也如法炮制地向克林曼吹牛说他从汉密尔顿那里拿钱从事投机。克林曼本身是汉密尔顿政策的主要批评者，因此他先入为主地把这些钱当作汉密尔顿与投机商暗中操作政府证券的证据。一次，克林曼陪詹姆斯·雷诺兹去拜访汉密尔顿，他在门外等着，这时同伴拿着100块钱出来了。这证实了他对汉密尔顿受贿的怀疑。 汉密尔顿说他曾试图与玛丽亚·雷诺兹断绝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但是每次当他提出分手时，这位“红颜祸水”都会唉声叹气，呜咽呻吟，做戏般地掉眼泪儿。她还会央求最后再见他一次，并且要挟说如果她的愿望被拒绝，后果将不堪设想： 先生，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请求你来找我了。我已经卧床两天了，现在我能坐起来了，但是你的离开却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我。现在，我知道我什么都不害怕了。我只想结束，不想再见到你，不想诉说我的绝望，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已经伤痛破碎的心慢慢平静。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很久以来我就处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中。我在想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拼命地为自己找借口，可是没有用，我找不到半点安慰。 玛丽亚的女仆整个晚上都忙个不停，传送这些荒唐的字条。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汉密尔顿身上的冷汗，他是多么害怕正怀着他第五个孩子的艾丽萨发现这一切。 詹姆斯·雷诺兹也参与了这些事情，他的恐吓信往往与汉密尔顿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事件保持着时间上的吻合。雷诺兹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道德堕落的政客，他曾经拿钱给威廉·杜尔参与投机，并且从这种非法关系中秘密地赚了三万美元——他把这种不实信息传递给了克林曼。1792年3月底，当汉密尔顿正在奋力挽救纽约金融危机的时候，詹姆斯·雷诺兹迫使他在个人生活上也陷于混乱之中。杜尔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詹姆斯和玛丽亚·雷诺兹分别写信给汉密尔顿，收紧了套索。他们的配合相当得完美：詹姆斯，强硬而委屈的丈夫，汉密尔顿令他失去了妻子对他的爱；玛丽亚，轻浮善变而烦恼重重的妻子，绝望地遭到了情人的打击，成天为自己悲惨的命运哀叹呻吟。不知道汉密尔顿看到玛丽亚在信中称呼自己为“汉密尔顿上校”和“先生”时是怎样的感受，是痛苦还是只觉得有点奇怪？ 玛丽亚·雷诺兹在杜尔被拘捕后所写的信中，口无遮拦地胡言乱语，说她“命中注定要饮下痛苦的滋味”，以及她是“多么希望能够一死了之”。她又一次重复了希望能再见一面的请求。与此同时，詹姆斯·雷诺兹又向汉密尔顿说，自己不想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只是为自己失去家庭幸福要求补偿。“我觉得她每一次跟你在一起都很开心，”詹姆斯·雷诺兹说，“但是只要你一不在，她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只喜欢一个人独自待着。”这一点让詹姆斯·雷诺兹很懊丧，当然，是作为爱她的丈夫的角色才会如此。玛丽亚已经告诉了汉密尔顿，她丈夫希望第二天晚上可以见他一面；詹姆斯·雷诺兹以伪装得相当精心的谦恭态度向汉密尔顿解释，他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说明“我真的不希望让您不快，我希望大家都快乐，而不是增加大家的痛苦”。 不管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都让詹姆斯·雷诺兹有胆量勒索更多的钱了。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还有点畏缩和谦卑，一周之后，这个滥用词语的大师写信给汉密尔顿：“阁下，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这么频繁地打扰您。让您你知道我的窘困真是让人感到难堪。如果您你能借我30美元的话，我将感激不尽……阁下，我只是想用这些钱来给家里面买点生活必需品。”为了给敲诈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他假扮成了一位需要钱来使全家渡过难关的好丈夫。他甚至还给汉密尔顿打了欠条，说将来他一定会偿还“借款”。四天之后，他又来要钱了，这一次要借45美元；这个敲诈者是越来越厚颜无耻了。汉密尔顿写了一封没有称呼语也没有署名的回信，告诉雷诺兹自己手头暂时“没有钱”，然后很生气地说，“明天才能借给你”“今天确实是不行”。从不曲意逢迎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汉密尔顿，现在却不得不向卑鄙无耻的詹姆斯·雷诺兹屈服。后来汉密尔顿深有感触地描述詹姆斯·雷诺兹是一个“阴险、卑微而又厚颜无耻的人”。詹姆斯·雷诺兹让他害怕，所以他写信都用伪装的笔迹，以免雷诺兹借此破坏他的声誉或者是做其他用心险恶的事情，汉密尔顿说道。 1792年4月17日，雷诺兹对汉密尔顿说，汉密尔顿与他妻子的奸情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她对我太残忍了，实在难以形容。她还决定再也不要做我的妻子了。”雷诺兹故意做出谦卑的姿态，他说他不会责怪汉密尔顿：“我完全原谅你，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给你带来半点恐慌或痛苦。”同时，他又说汉密尔顿应当做出一定的赔偿，还说他会去汉密尔顿的办公室——这肯定让汉密尔顿不寒而栗。6天以后，雷诺兹又开口索要30美元，还说他会在汉密尔顿办公室等待答复。从雷诺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渐渐地省略了那些伪装的所谓友谊的表白，开始赤裸裸地切入正题了。 1792年5月2日，詹姆斯·雷诺兹写给汉密尔顿一封信，让后者完全警觉到了自己职业生涯正面临着可怕的威胁。汉密尔顿的政治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正准备参加一个关于拯救被威廉·杜尔挪用资金所拖累的制造业协会的紧急会议。詹姆斯·雷诺兹在信中说，他曾经希望玛丽亚对汉密尔顿的这段愚蠢的感情能够慢慢消逝。现在既然事与愿违，雷诺兹宣称，他将阻止他们两个见面。他还责备汉密尔顿总是从他家后门偷偷溜进来，仿佛耻于拜访他们似的。雷诺兹过分地故作可怜状，他问道：“是不是因为我品行不好，所以你不愿意从正门进来，以免被人看到？”汉密尔顿这才明白勒索计划背后可能隐藏着政治因素：他记得有一次曾在雷诺兹家与雅各布·克林曼“不期而遇”。这是他的敌人给他设下的圈套吗？几年后，汉密尔顿回忆起1792年5月2日的这封信，将其称为“詹姆斯·雷诺兹的杰作”：“作为丈夫的他禁止我跟他的妻子继续会面，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地避免事情公开。实际上极有可能的是，为了实现更隐秘的针对我的阴谋，我必须被目击出现在他家里。由于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无论我如何小心谨慎，克林曼还是会偶然地看见我。”令人奇怪，甚至难以置信的是，像汉密尔顿这样愤世嫉俗、老练世故之人，居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看透其中的危险。 汉密尔顿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对他的事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对身怀六甲的妻子的愧疚，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最后他还是痛下决心，坚决抵挡住玛丽亚·雷诺兹不断的恳求。她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792年6月2日：“亲爱的先生，我再一次提笔请求我们能够再见一面！汉密尔顿上校，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所以你才这样拒绝我？”继这张语无伦次的字条之后，詹姆斯·雷诺兹又写了一封信，索要300美元用于投资兰开斯特收费公路的股票。 这一次汉密尔顿没有满足雷诺兹的要求，而是写给他一封简短的回信，说：“你对我的要求实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现将你的信返还给你。”遭到拒绝的雷诺兹把要求的金额降到了50美元，并威胁说，当天晚上会在汉密尔顿家门口等他回来。财政部长付了这笔钱，但这也是雷诺兹对汉密尔顿的最后一次成功敲诈。 汉密尔顿可能认为整个梦魇般的插曲已经结束了，然而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让这桩风流韵事发生在首都的市中心，并且历时近一年之久。在那年9月写给一名联邦党政治家的信中，汉密尔顿还继续标榜自己是美德的典范：“我向你和我的每一位朋友保证，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官员，我的一切行为都经得起你们最为严格的审查，审查的结果将证明我的完美无瑕。”事实证明，财政部长言过其实了。 1792年夏天，汉密尔顿一直忙于揭穿弗雷诺与杰斐逊、麦迪逊之间的勾结并最终赢得了这场两败俱伤的内阁大战。他显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继续与玛丽亚·雷诺兹周旋，这使得詹姆斯·雷诺兹的计划落了空。这对敲诈行骗的夫妇搬到了瓦因街上的一所大房子，离第五大街路口不远，打算把房间出租给“上流社会的房客”（雷诺兹语），以此维持生计。他们唯一的困难是没有足够的钱来布置这些房间。 一如既往地，詹姆斯·雷诺兹继续丧心病狂般地捕捉时机。8月22日，艾丽萨·汉密尔顿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John Church Hamilton）。“汉密尔顿夫人刚刚给我生了个小男孩，母子平安。”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的秘书托拜厄斯·利尔（Tobias Lear）。也许詹姆斯·雷诺兹认为喜得贵子的汉密尔顿可能更容易屈于胁迫。8月24日，他写信说需要200美元。一周之后，他很沮丧没有收到回信，就又写了一封信。汉密尔顿已经不再跟他妻子有往来了，所以詹姆斯·雷诺兹失去了凌驾于他的法力。而汉密尔顿，也许是在玛丽亚·雷诺兹的事情上对妻子心怀愧疚，现在常常待在家里，在那年秋天写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一直陪伴着他，现在却被他冷落的家庭”。 如果不是后来詹姆斯·雷诺兹和雅各布·克林曼因为诈骗政府400美元而在11月中旬被提起诉讼的话，雷诺兹事件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这两个诈骗犯谎称自己是已故老兵伊弗雷姆·古迪纳夫（Ephraim Goodenough）财产的指定遗嘱执行人，古迪纳夫具有要求政府偿付的权利。按照计划，雷诺兹和克林曼收买了一个叫约翰·德拉巴尔（John Delabar）的人，让他发伪誓，为他们的谎言作证。古迪纳夫的名字是从一份拥有对政府债权的士兵的机密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从财政部偷来了这份名单。告发他们的人是奥利弗·沃科特，他于此前一年受命担任财政部的审计员。汉密尔顿很赏识他的正直与学识，于是说服华盛顿任命了他，而不是杰斐逊力捧的另一名竞争候选人。 雷诺兹和克林曼被关进了费城的一座监狱。由于是财政部提起的诉讼，所以詹姆斯·雷诺兹怀疑是汉密尔顿在向他复仇。他向汉密尔顿写了两封求救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汉密尔顿后来从沃科特那里得知，雷诺兹含沙射影地扬言他将“揭露一些丑闻，使得某个部门的头儿名誉扫地”。汉密尔顿很清楚他的意思，他建议沃科特在指控结束之前不要把雷诺兹释放出来。 雅各布·克林曼被保释出来以后，找到了他所认识的最有权势的人寻求帮助：他的前老板，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这位前众议院发言人同意出面为克林曼进行调解，但是拒绝替相传是个“无赖之徒”的雷诺兹说话。他决定在纽约州参议员亚伦·伯尔的陪同下与汉密尔顿进行交涉。在会谈中，慎重的汉密尔顿答应说他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说服奥利弗·沃科特同意以下解决办法：如果雷诺兹和克林曼将他们从政府诈骗的钱完璧归赵，奉还他们窃取的士兵名单，并且指证泄露资料的财政部雇员，那么对他们两人的诉讼就会撤销。显然，这两个人在1792年12月初就符合了这些条件。后来汉密尔顿写道：“对于公众而言，更重要的当然是查出财政部内部不诚信的雇员并予以开除，以防止造成将来更多的危害，而不是简单地让两个无足轻重的人蒙羞和受到惩罚。” 如果不是克林曼一直向米伦伯格隐晦地提示说他掌握了有关汉密尔顿的毁灭性信息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也许就到此结束了。米伦伯格回忆说：“克林曼经常不请自来，不断地向我暗示，雷诺兹掌握着可以狠狠打击财政部长的内幕消息，而且雷诺兹还了解汉密尔顿的几笔不正当交易。”起初，米伦伯格对此嗤之以鼻。后来克林曼告诉他，汉密尔顿对投机交易相当在行，向詹姆斯·雷诺兹提供资金也正是出于这一违法之目的。最让米伦伯格心动的是，雷诺兹认为：“他所掌握的证据足以让汉密尔顿被绞死。”米伦伯格认为自己不能对如此重大的信息有所隐瞒，于是他在12月12日星期三的早上，找到了另外两名共和党人，参议员詹姆斯·门罗和众议院议员亚伯拉罕·B.维纳伯尔（Abraham B. Venable），两人都来自弗吉尼亚州。门罗最近在《国家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加入这场风波对汉密尔顿非常不利。虽然我们不太清楚汉密尔顿是否知道门罗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但他肯定知道门罗与杰斐逊、麦迪逊关系密切。 克林曼通过玛丽亚·雷诺兹得到了一些汉密尔顿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无署名便条，米伦伯格把这些便条又给了门罗和维纳伯尔。两个弗吉尼亚人正苦于对汉密尔顿的控诉找不到证据，所以即刻便赶往了詹姆斯·雷诺兹被关押的牢房。在押的雷诺兹对他们百般暗示，言语含糊又撩人心急，他说：“我手中捏着一名高官的把柄，并且已经掌握了很长时间了。”他还进一步暗示说，这位神秘人物与“沃科特先生同属一个部门”“并推断沃科特是其属下”。尽管显然他暗示的就是汉密尔顿，但老谋深算的雷诺兹却提出条件，在获释之前他不会再透露更多的消息了。 与此同时，玛丽亚·雷诺兹也在积极周旋。这个工于心计的24岁女人似乎擅长迅速地达成与高级官员的约会。她去见了宾夕法尼亚州长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这个人对她的境遇表示同情。言谈之中，玛丽亚·雷诺兹向米夫林提到了她与汉密尔顿的私情。她也利用这一机会，拜访了她出类拔萃的旧情人，后者保持了公职人员的礼貌，并小心地保护着自己。一方面，汉密尔顿响应沃科特的主张，要求克林曼和詹姆斯·雷诺兹向财政部交回他们盗走的名单以及非法得来的钱款。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催促玛丽亚·雷诺兹烧毁所有他写给她丈夫的毁灭性信件。这个搅乱费城政治的妇人非常清楚这些信件是最好的安全保障，所以不动声色地留下了其中的几封。 米伦伯格和门罗对汉密尔顿的私情一无所知，他们于12月12日的晚上前往拜访玛丽亚·雷诺兹，想找到一些关于汉密尔顿与她丈夫在财务上勾结的信息。一开始她并不怎么说话。后来她渐渐地说到生意往来的情况，以及她烧毁了很多汉密尔顿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署名信件。她说汉密尔顿答应要帮助她的，还催促她丈夫“离开这里，永远也不要回来……那样的话，他会给（她）一些好处”。她故意吊他们的胃口说，她丈夫“如果说出真相，会让某些政府首脑不寒而栗”。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是可信的，她向他们出示了前一周汉密尔顿亲笔写给她的信。 1792年12月14日，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生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那天早上，他得知一些有影响力的议员在前一天晚上对詹姆斯·雷诺兹进行了讯问。午夜过后，数小时之前已经获得自由的詹姆斯·雷诺兹派了一名年轻的女信差到汉密尔顿家里。他和克林曼一直在外面溜达，等待汉密尔顿的回复。送信的女孩回来了，说詹姆斯·雷诺兹可以在天亮后一早去拜访汉密尔顿。太阳刚一出来，雷诺兹就见到了汉密尔顿，几近发狂的财政部长给他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印象，他“极其愤怒了，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一会儿拍打额头，一会儿又捶大腿；他说自己在事业上有一些敌人，但希望能够与他们在公平的战场上交锋；他还请求（雷诺兹）不要待太久，以免引起别人注意”。尽管詹姆斯·雷诺兹的言行向来不足为信，但是强迫性地来回踱步和紧张的姿势确实都是汉密尔顿的典型特征。这次会面之后，詹姆斯·雷诺兹立即就从费城消失了，逃离了债权人和进一步的诉讼。他曾答应门罗和维纳伯尔在那天早上10点钟向他们坦白实情，但是现在这两名弗吉尼亚议员发现他“已逃之夭夭，不知所终了”。 詹姆斯·雷诺兹的潜逃更加剧了米伦伯格、门罗和维纳伯尔对汉密尔顿在公职中行为不当的怀疑。他们准备把这些令人震惊的证据呈报给华盛顿，并且已经起草了一封写给总统的信。但是，他们认为，在把这封信送出以前，他们有责任先和汉密尔顿当面对质这些指控。于是12月15日一早，由米伦伯格带头，一行三人来到了汉密尔顿的办公室。据汉密尔顿回忆：“他直接切入正题，告诉我他们发现了我和一位雷诺兹先生之间不恰当的联系。他的这种开场白伤害了我，于是我打断了他的陈述，并抑制不住言辞间的强烈义愤。”看到汉密尔顿愤怒的反应，他们三人便一再向他解释，说他们并不是在指控，只是希望在向华盛顿报告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当他们把汉密尔顿亲笔写给詹姆斯·雷诺兹的信拿出来时，出乎意料的是，他立即承认了其真实性。他说如果当天晚上他们愿意再来家里拜访的话，他会给他们看一些文字材料，消除疑团，证明自己的清白。奥利弗·沃科特也在当晚邀请之列。 那天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自己家里向三位共和党议员讲述了一段风流韵事，这与他们料想的那些丑闻大相径庭。他收集了雷诺兹夫妇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也讲述了他跟雷诺兹夫人私通的历史。要是换一个人的话，也许会将叙述尽可能地简化。恰恰相反，似乎是出于发泄解脱的需要，他向他们描述了种种令人恶心的细节，譬如这位丈夫怎样担当妻子卖淫的老鸨；这些敲诈勒索是如何得逞的；这对夫妇又是怎样地让他感到厌恶；以及他如何摆脱他们的最后希望。当三位议员发现这场丑闻事关不忠的婚姻，而与政府腐败无关时，至少其中一位“巧妙地让我不必再说下去了”。汉密尔顿回忆说：“我坚持要讲完全部经过，并全部说出来了。”他们知悉了玛丽亚·雷诺兹痴情的来信，以及詹姆斯·雷诺兹贪得无厌的勒索要求。看上去似乎汉密尔顿不仅完全是无辜的，并且还同时为此而鞭挞自己。 这个小审讯团对汉密尔顿的讲述似乎感到很满意，但也被这种尴尬的局面弄得有些狼狈。他们为侵犯了汉密尔顿的隐私而向他致歉。当汉密尔顿回顾过往时，他察觉到几个人的反应中有些细微但不难分辨的差别：“特别是米伦伯格先生和维纳伯尔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敏感。比较而言，门罗先生比较冷静，但非常直率。”在次日撰写的备忘录中，门罗写道：“我们让汉密尔顿相信，我们的怀疑都已经消除了。他知道我们这样对待他是公正而宽大的，所以他不会对此有什么抱怨。”这样一来，他们写给华盛顿的指控信也就束之高阁了。在之后的一次散步中，米伦伯格把沃科特拽到一边，怀着非常真切的同情说道，他希望当时自己不在场，宁愿不要见证汉密尔顿在如此隐秘的私事上进行如此羞辱的辩白。与其相反的是，门罗却继续跟雅各布·克林曼会面。1793年1月初，克林曼向门罗抱怨汉密尔顿被免除了涉嫌职务贪污的指控。门罗后来写道：“他还进一步告诉我，他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雷诺兹夫人，后者听后大为震惊，并失声痛哭起来。” 米伦伯格、门罗和维纳伯尔都发过誓要对这件事严守秘密。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的政界，小道消息无孔不入，汉密尔顿一定也怀疑过他们是否真的能信守诺言。两天后，他醒悟过来，向三位问讯者索要那些曾向他们出示过的文件的副本。汉密尔顿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允许他们抄写副本，而门罗又将这个任务派给了众议院的约翰·贝克利。贝克利——一个狡猾的，供杰斐逊使唤的忠实追随者，在反对汉密尔顿的阴谋活动中总有他一份——他决定自己也保留一套文件副本。后来，门罗至死都否认自己违背了向汉密尔顿许下的保守秘密的誓言，也不承认自己向贝克利提供了文件。1792年12月17日，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得知汉密尔顿和三位议员当面对质一事。杰斐逊借机故意曲解了事情的真相，不仅把此事当作对汉密尔顿跟玛丽亚·雷诺兹之间私情的证实，还将其歪曲成为汉密尔顿利用政府证券投机和贪污的证据。而这恰恰是汉密尔顿竭尽全力要洗刷清白的问题。贝克利由此开始不断地利用门罗和杰斐逊制造大量关于财政部长的捕风捉影的谣言。 还有一个同样不利于汉密尔顿的情况，那就是那些文档原件是由詹姆斯·门罗负责保管的。不久以后，他就声称他已经“把这些文件存放在一位朋友那里”——这位朋友十有八九就是托马斯·杰斐逊。1793年1月5日，詹姆斯·门罗发表了“杰斐逊先生的辩护词”的最后部分。詹姆斯·门罗借这篇文章警告汉密尔顿，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毫不迟疑地把雷诺兹事件曝光：“在文章的结尾我想说，众望所归，这位作者（即汉密尔顿）应当向公众充分展示自己，他自恃清高廉洁、完美无瑕，实际上全是伪装出来的。”汉密尔顿很清楚所谓的“清高廉洁”是在含沙射影。在其财政部长任期的剩余时间里，这阴影总是挥之不去，因为他随时感觉敌人掌握着关于他私人生活失检行为的证据。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挂在头顶，为何汉密尔顿从未真正地为继任华盛顿总统之位而付诸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段风流韵事之后，汉密尔顿夫妇的婚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詹姆斯和玛丽亚·雷诺兹之间的状况就不同了。1793年5月，玛丽亚恢复了婚前的名字“玛丽”，在纽约提出离婚申请，而她偏偏又挑中亚伦·伯尔作为自己的律师。她把詹姆斯·雷诺兹形容成一个道德败坏的无赖，指控他在1792年7月10日与纽约达切斯郡的艾丽萨·弗莱文尼尔（Eliza Flavinier）通奸。这个日期很有意思，正好是汉密尔顿拒绝再被詹姆斯·雷诺兹敲竹杠之后的一个月左右，说明玛丽亚对詹姆斯·雷诺兹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在雷诺兹夫妇的婚姻宣告结束的同一天，玛丽亚便嫁给了雅各布·克林曼。在代理玛丽亚·雷诺兹离婚案的过程中，亚伦·伯尔有幸瞥见了有关汉密尔顿混乱私生活的一鳞半爪。后来，当汉密尔顿质疑伯尔行为不端时，伯尔此次瞥见的秘密开始在他的心中发酵。 对于自己丧失判断力而遭致的后果，汉密尔顿有何反应？我们在汉密尔顿夫妇之间的往来信件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桩丑闻的只言片语。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汉密尔顿的文章，则会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找到他个人对此的看法。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写于事发几个月之后，文章谈论的是美国需要在外交事务上保持中立的问题。文中他一再重申他对婚姻忠诚的信念，以及通奸破坏家庭，不仅伤害被欺骗的另一半，也伤害通奸者。 任何一个冷静善良的美国公民都不会心安，除非自己站在其他国家的立场上……打个比方说，他会将自己的祖国视作自己的妻子，他理当只对她一人忠贞不渝，满怀挚爱。他会警惕自己，以防内心产生任何偏向其他国家的倾向，这就像是情妇，会毁掉他对爱情的忠贞，破坏他的幸福。遗憾的是，我们中间确实就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外国情妇偏爱有加，还爱得不同寻常的猛烈——而深陷这突发爱情的人，也许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享受这种片刻温存是以牺牲政治家庭的真正利益为代价的。 雷诺兹事件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令人遗憾、不可原谅的错误。他身居要职，自命清高，却多次错失了断私情的机会，况且身边还有对他情深义重且怀孕在身的妻子，这一切都令他的过失备受谴责。 第二十二章 暗箭 尽管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愈发不和，但双方都恳求华盛顿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也许这是当前唯一能让这两个死对头联合起来的纽带了。他们都明白，其个人恩怨很可能会让依然脆弱的政府分崩离析，而只有华盛顿才能稳住局面。“只要有你在，南方和北方就不会分立。”杰斐逊告诉华盛顿总统。除此之外，汉密尔顿之所以希望华盛顿连任，还有其他动机。总统是他不可或缺的后盾，是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还赋予了他在内阁的显赫位置（同年秋天，华盛顿起草国会年度报告时，向所有内阁成员征求了意见，最后却把起草讲稿的任务交给了汉密尔顿）。如果华盛顿能够连任，还有助于汉密尔顿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随着国会中反对他的势力不断壮大，他对立法机关权力垄断的恐惧与日俱增。 华盛顿连任似乎已成定局，大家关注的焦点继而转向了副总统的竞选。由于不能把靶子直接对准深受大家爱戴的总统，共和党人试图将副总统的选举行使投票权。汉密尔顿一直坚定地支持约翰·亚当斯当选副总统。1792年10月，汉密尔顿在写给一位联邦党国会议员的信中承认：“亚当斯先生和普通人一样，自有其缺陷和不足。”实际上这些缺陷在汉密尔顿自身也暴露无遗。他也承认两人在某些方面观点不一。尽管如此，亚当斯“诚实、坚定、忠诚、独立，深爱祖国，笃信真正的自由……没有谁比他更刚正不阿，也没有谁能证明自己比他更无私无畏，更爱国”。素来挑剔的汉密尔顿很少给人以如此嘉许之词。 汉密尔顿天生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老是忍不住要给亚当斯这样那样的建议。身为副总统竞选者的亚当斯，虽为联邦党人，却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并且以特立独行、置身“党争”之外而自诩，并不觉得有与汉密尔顿结盟的必要。听闻克林顿州长可能会对副总统构成威胁的传言，汉密尔顿很焦虑，于是在1792年6月亲自找到亚当斯，警告后者说这“似乎是一个破坏政府的阴谋”。亚当斯经常长时间不待在费城。9月初，汉密尔顿担心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家宅流连过久可能会威胁到选举的机会，于是他写了封信，委婉地催促亚当斯尽快回到首都。他写道，如果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待太久的话，“可能会授人以柄。尽管我知道您自身对所谓竞选事务毫不在意，但我仍然心存希望您并非如此，因为这事关我们对未来政府的缔造”。 事实上，亚当斯对选举结果还是非常在意的。约翰·弗林（John Ferling）指出：“毋庸置疑，亚当斯已经认识到当选副总统是接替华盛顿的最佳路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很快做出了选择，远离了搽粉的假发，远离了礼节性的佩剑，而且还远离了他的宝马香车。”出于对汉密尔顿建议的反感，亚当斯没有立即返回费城。他相当直白地告诉阿比盖尔，乔治·克林顿这样无论在学识，还是在公务资历上处处逊色于他的人，居然也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威胁，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亚当斯自恃颇高，由此可见一斑，他在竞选期间对儿子约翰·昆西说，他的一生堪称“几乎史无前例的”成功楷模。但是竞选结果将证明汉密尔顿的危机感具有先见之明，亚当斯过于骄傲轻敌。 就在给亚当斯送信后不久，汉密尔顿又警觉到一个比乔治·克林顿更大的威胁。亚伦·伯尔到处散布传言，说他准备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亚当斯竞争副总统。36岁的伯尔在北方有大量积极的拥护者，比如本杰明·拉什就曾经对他说：“你的朋友们都期待着你能够积极作为，铲除政府中的君主制杂碎。是时候振臂疾呼了，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在南方，情况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伯尔加入竞选是瞎捣乱，令人不快。与亚当斯相比，伯尔一无深度，二无经验；南方人更愿意支持克林顿。伯尔突如其来的试探在南方诸州联盟中激起了种种猜疑，将近10年以后这些联盟才得以巩固。 向汉密尔顿报信的是纽约的议员鲁弗斯·金，他第一个告诉汉密尔顿，伯尔正在新英格兰地区拉拢其关键支持者。金担心伯尔可能会分流亚当斯总选票中的10张选票，那么以亚当斯微妙脆弱的自负心理，他一定会由此而感觉受到侮辱，并拒绝就职。“如果敌人是隐秘而团结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输掉亚当斯先生，”金提醒汉密尔顿，“再没有什么事更能如此鲜明地证实对手根深蒂固的敌意与宿怨了。”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华盛顿和亚当斯分别当选第二任总统和副总统。头一年的种种事端已经让汉密尔顿很清楚，必须处处留神亚伦·伯尔这个被亚当斯描述成“胖得像鸭子，脸红得像公鸡”的人。在竞争参议院职位时，伯尔击败了对手菲利普·斯凯勒，也并不与汉密尔顿交好。伯尔是一个自行其是又变化多端的人，可以为了短期利益而临时拉帮结派。在参议院，他与杰斐逊一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盟友关系，并且狂热支持法国大革命——这正是汉密尔顿所不容的。1792年初，伯尔决定试探一下是否能够挑战乔治·克林顿当选第六任纽约市长。他的策略是拉拢反对克林顿的一派和联邦党人，然后改组纽约的政治格局。由于害怕伯尔此举会扰乱联邦党阵营，汉密尔顿阻止了这次联合行动，也从此成为伯尔政治野心的绊脚石——类似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并最终点燃了伯尔心中的怒火。 1792年春天，纽约州的选举阴谋重重。伯尔发现自己的计划破产了，立即不动声色地转而支持克林顿州长。另一方面，联邦党人的投票看上去似乎完全出自汉密尔顿之手，因为大部分联邦党人选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为州长，以及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为副州长。总之，联邦党人的投票与汉密尔顿的关系让人浮想联翩，竞选似乎变成了某种对于汉密尔顿政策的投票。选举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僵局。在纽约北部三郡，选票纷争不下，大家征求亚伦·伯尔和鲁弗斯·金对争议选票的意见。伯尔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票投给了克林顿，后者因此获得了并不光彩的胜利。汉密尔顿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说伯尔不过是被克林顿利用的工具而已，并谴责伯尔“糟蹋了自己的才能……模棱两可、强词夺理就是他的本性”。这样的信息让汉密尔顿更加确信，伯尔是一个道德沦丧、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 汉密尔顿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同时他认为伯尔很可能是克林顿州长放出的烟幕弹，于是他四处写信，劝说人们不要再支持伯尔。汉密尔顿是这样一个深沉坚定、坚守原则的人，伯尔要跟他作对，只能不顾道德、孤注一掷了。在写给一位记者的信中，汉密尔顿居然突然发现了克林顿的优点，他说克林顿是个“人才”，在私生活中也很“正直”。但对伯尔他就没什么好话了： 恐怕另一位先生（伯尔）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缺乏原则。当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他总是骑墙观望。实际上，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他关心的只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我还坚信，他正计划一步步让自己成为政党领导人，甚至爬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总之竭尽所能地往上爬。我能确定他这套混淆视听的政治把戏的真实目的，我感到自己必须义不容辞地反对并阻止他的把戏。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抨击之词与当年用在杰斐逊身上的差不多，他警告：“美国正孕育着一个小恺撒，那就是伯尔。”然而，如果说杰斐逊是一个狂热盲信的人，他毕竟还恪守自己的原则——因此汉密尔顿能够容忍。伯尔之过在于完全缺乏原则，这一点是汉密尔顿所无法原谅的。 此时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担忧，在后来看还纯属多虑。10月16日，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核心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提案。伯尔，这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也审时度势，准备接受失败，他日再战了。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美国选举中党组织雏形的先例之一，尽管当时的与会者都极不愿意被称为“政党”。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州，这确实反映了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家的聚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牵头人是看似无处不在的众议院书记员约翰·贝克利。共和党核心会议结束后不久，贝克利向麦迪逊报告，汉密尔顿在竞选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贝克利说，在副总统的竞选中，财政部长“无论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取得非同一般的成果……他具有一种超凡的睿智，他视野开阔、头脑缜密、足智多谋、目标坚定，他所有的谋划都是因时因事而动，而且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在聚合之后形成更大的能量”。贝克利始终坚信汉密尔顿有所不轨，所以他暗示麦迪逊说，他掌握了可能扳倒财政部长的爆炸性的新证据：“就此而言，我想我掌握的线索绝不仅仅是构成怀疑，出于审慎，暂时还不宜揭露出来。”贝克利暗指的就是早些时候了解到的雷诺兹事件。 汉密尔顿仍然一如既往地奋力维护自己正直诚实的形象，随时准备反击各种诽谤。那年的初秋，他得知在马里兰的一次议会竞选活动中，现任议员约翰·F.默瑟（John F. Mercer）针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抨击。默瑟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曾经是查尔斯·李将军的副官。狂妄自大的查尔斯·李在蒙默思郡战役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默瑟坚决反对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曾在制宪会议上舌战群雄（杰斐逊形容他“被一种对辩论的病态狂热所折磨”），后来没有在决议文件上签字就离开了费城。 默瑟的竞选演说重温了过去所有针对汉密尔顿的指控：汉密尔顿是富人阶层的工具；高价回购政府债务，肥了投机倒把者的腰包；操纵议会立法；把向西征军供给的有利合同交办给威廉·杜尔作为犒劳；还有开征可恶的酒类消费税。默瑟还回忆了1790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在财政部门口遇见了汉密尔顿，要求赔偿在内战中死于他枪下的马匹。汉密尔顿调侃地回答说，如果默瑟投票支持他的债务承担议案，那么他就自己掏腰包来赔偿马匹。默瑟把这句不经意间的玩笑话作为汉密尔顿贪污的证据。最后，默瑟奚落汉密尔顿是个暴发户，“一个昙花一现的累赘”，根本不配他现在所获得的显赫地位。 对于事关自己荣誉的中伤与诽谤，汉密尔顿向来是火暴脾气。汉密尔顿盛怒之下写信给默瑟，言辞间流露决斗之意，要求后者收回关于他为投机商人牟利而高价回购政府公债的不实指控。默瑟稍微收敛了一些，承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为个人利益而购买过政府债券。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坚持认为汉密尔顿在工作中施展手段，“让政府成为有钱人利益的代言人”。为了彻底解决此事，汉密尔顿当年12月亲自登门造访默瑟，要求对方彻底收回所说的话。这一次的结果令汉密尔顿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故意损害您的诚实正直的话”，默瑟做出了退让——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决斗就这样化解了。正如汉密尔顿后来所说，原则上他可能是反对决斗的，但他自己本就火暴脾气，“为荣誉而战”正是让他的敌人闭嘴的有力武器。无论何时，一旦遭遇诽谤，汉密尔顿都会积极采取行动，战斗到底，直到对方收回那些诋毁之词。 1792年12月5日，各州总统选举团的成员分别在当地进行了投票。选举的结果与汉密尔顿的预期如出一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大家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国家总统；而亚当斯赢得了77票，轻松坐上了副总统的位置。乔治·克林顿体体面面地得了50票。一向喜欢添油加醋的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写道，参议员约翰·兰登（John Langdon）说起过亚当斯得知选举结果后的表现。按照兰登的说法，亚当斯当时咬紧了牙，大声喊道：“去他的，去他的，去他的！你瞧着吧，什么选举制，一点用处也没有！” 表面上看来，这次选举好像是国家统一的鲜明标志，实际上这只是长期纷争的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华盛顿的个人威望掩盖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派之间愈来愈深的矛盾与分歧。就在选举之后的第三天，詹姆斯·门罗重新开始在报纸上为杰斐逊辩护，同时猛烈地抨击汉密尔顿，说他是一个“不可信的，诡计多端的君主政治拥护者”。然而，比这些长篇累牍的陈词滥调更值得一提的是，破天荒地，华盛顿这次也遭到了攻击。他似乎不再拥有圣人的光环，不再与批评绝缘。菲利普·弗雷诺把污水泼到了华盛顿的身上，指责他在总统礼节上效仿皇室传统：“某种贵族特征得到了颂扬，诸如午后接见会、休息室、用庄重的点头礼代替握手礼、职务头衔、与群众保持距离等。”由于华盛顿本人并无意连任总统，说这些话更显得十分不妥当。亚当斯也表示对报纸上这些“酸腐不堪、气急败坏、牢骚满腹、谎话连篇的文章”感到很悲哀。 显而易见，华盛顿连任总统期间的政治气氛比其第一个任期更加严峻。就在圣诞节前夕，汉密尔顿不无失落地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对那些自己无力阻止的无休止的诋毁与攻击感到十分厌倦了。他告诉杰伊，政府公务的重担以及追查对其不利的议会阴谋的无奈让他感到压抑。但是他的这种“重负与困惑”还隐含着更为邪恶的源头：“就是这些恶毒的阴谋暗箭伤人，使我不得不时刻保护自己，这让我心烦意乱，以至于无法善待朋友情谊，因为我自己的处境已经令人不堪忍受。”这些消极的评语是在汉密尔顿与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三人会面后的第三天所写下的。当时他一定已经预感到玛丽亚·雷诺兹事件并未了结，并将不断激起层层波澜。 当1793年初华盛顿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之时，争斗不休的内阁仍然一直困扰着他。但他还是一再规劝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应该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和谐共处。杰斐逊向总统保证，他会为统一而战，他“已经远离了针对政府的一切阴谋和联系”。然而，他紧接着却又开始了对汉密尔顿的新一轮攻击。华盛顿终于忍无可忍而大发雷霆，据杰斐逊所言，他“描述了他在位时的极度不幸，然后抱怨了有关午后接见会的礼仪”。这实际上是华盛顿对杰斐逊的间接指责，因为华盛顿所抱怨的贵族式“午后接见会”是由弗雷诺负责的。 尽管杰斐逊信誓旦旦地说要捍卫和平，暗地里他却和麦迪逊联手以工作失误之名将一位内阁成员踢出局外，这种协作性的假公济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之后他们又把矛头转向了汉密尔顿，无根据地将其视为共和党的巨大威胁，说他是意在毁灭共和制的君主主义者。《国家公报》公开发表言论，说汉密尔顿“自认为是政府运转的轴心，丝毫不理会……总统、议会乃至宪法本身”。为了发起对汉密尔顿的全攻势，杰斐逊和麦迪逊不遗余力，施尽了手腕。 为掩人耳目，杰斐逊和麦迪逊雇用了一个傀儡——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威廉·布兰奇·贾尔斯（William Branch Giles），此人性情暴躁，后来追求过杰斐逊的女儿。早在1792年春天，汉密尔顿就察觉了弗吉尼亚代表团内部的阴谋，并且也认识到“贾尔斯先生和其他人，不过是反对派的工具而已，其背后的主使者是麦迪逊”。贾尔斯嗓音沙哑，平日里不修边幅。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弗吉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他和这个州的大多数人一样，憎恨银行和现代金融，认为“北方的一个小派系”妄图破坏国家的统一。作为杰斐逊的日常代言人，他为渲染宪法赋予各州的权利而竭尽好斗善辩之能事，绝不放过联邦党派的任何人。他甚至还指责华盛顿显露出“一种忽视国家的贵族做派”，其证据是“为了一派的利益而牺牲了另一派的需求和希望”。 贾尔斯试图炒作汉密尔顿使用政府的欧洲借款一事来毁坏汉密尔顿的名誉。这条线索来源于杰斐逊暗地里写给麦迪逊的备忘录。汉密尔顿想用外债来偿还政府所欠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债务——200万美元，这笔钱是银行借给联邦政府用以购买银行自家股票的。也许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许多杰斐逊党人都害怕这笔钱最后由于美国偿还债务而流向法国。以前汉密尔顿也曾经使用外债来偿还国内债务——这是一桩很有技巧的违法行为，但他声称是经过华盛顿亲口同意的。现在，那些本来就心存不满的人开始怀疑汉密尔顿从欧洲借钱来偿还国内银行，是为了帮助投机商。这些反对的声音中有一小部分人，包括杰斐逊和麦迪逊，已经知道雷诺兹事件的结局，也知道汉密尔顿正面临假公济私的指控。1792年12月下旬，众议院两次要求汉密尔顿交出详细的外债记录报表。尽管被雷诺兹事件调查搅得心神不宁，汉密尔顿还是设法在1月3日拟出了一份详尽的财务报告。四面楚歌的汉密尔顿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形压力在向自己逐渐汇集，他开始担心自己已成靶心，一个组织严密的计划正在企图彻底毁坏他的名誉。 为了进一步拖垮汉密尔顿，贾尔斯在1月23日向众议院提出了五项议案，提议应该让汉密尔顿提供有关外债的更加全面的信息。由于是经过贾尔斯精心策划的，这五项议案实际上给汉密尔顿提出了大量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中要求汉密尔顿提交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财政收支的完整账目，以及偿还政府债务的偿债基金的详细清单。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包括贾尔斯的传记作者，都认为这五项议案是杰斐逊唆使，而由麦迪逊执笔写出来的。由于国会会期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众议院要求汉密尔顿3月3日前上交资料，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期限。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汉密尔顿交不出来的话，就算是证明他有罪的初步证据了；而联邦党人都深信汉密尔顿终会证明自己是清廉的。 汉密尔顿的敌人严重低估了他超人的毅力。他乐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五项议案激起了他的斗志。2月19日，他惊人的勤奋终于呈现在人们眼前：他提交给众议院好几份内容翔实的报告，其中有表格，有明细，还有准确的数据，这一切都清晰全面地呈现了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全部工作。在其中一篇长达两万字报告的结尾处，汉密尔顿说自己是冒着身体崩溃的危险完成这份报告的。“显然我是竭尽全力，拼着命在赶工，就是为了能尽早完成众议院提出的要求。”但是汉密尔顿的报告并没能让他的敌人有所动摇，他们的目的仍然是让他曝光，而不是跟他辩论。而印证他卓越才干的每一次事实，都让他显得愈发有威胁性。 与华盛顿要求两人休战的愿望背道而驰，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短兵相接是愈演愈烈了。2月25日，杰斐逊向华盛顿递交了关于对汉密尔顿和财政部进行正式调查的建议，但是被华盛顿当面否决了。而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应该离开内阁，公开领导反对派，而不是藏在内部暗中捣乱。作为回应，托马斯·杰斐逊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草拟了一系列责难汉密尔顿的议案，并悄悄塞给了威廉·布兰奇·贾尔斯。杰斐逊现在倒像是共和党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口口声声指责汉密尔顿插手国会事务、妨碍三权分立的人，现在却为了攻击政府内阁成员而越权编撰国会议案。 2月底，布兰奇·贾尔斯提交了对汉密尔顿的9项指控议案，但并没有坦白说这些议案的基础是杰斐逊的草稿。（这些搬弄是非的原始文字材料直到1895年才浮出水面。）有人指出，布兰奇·贾尔斯的这些指控是对汉密尔顿“最尖锐的攻击之一”。这些议案指控说汉密尔顿对国会言行粗鲁，把外债和国债混在一起也是错误的做法。布兰奇·贾尔斯删掉了杰斐逊提出的两个更加荒诞的说法：一项说汉密尔顿想要造福投机商，另一项是要求部长办公室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在杰斐逊的众多议案中，有一项暴露了他对汉密尔顿的恨意背后的真实企图：“很显然，汉密尔顿玩忽职守，已有乱政之罪，所以国会的意见是，国家总统应该免除其公职。”在国会即将休会的前夕，布兰奇·贾尔斯才把这些议案提交上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汉密尔顿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辩驳。尽管有麦迪逊的支持，但是国会彻底否决了这些议案。杰斐逊对这次的失败早有预料，但是他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会在空气中散布开来。如他所言，这些议案会让人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共和党竞选活动的失败几乎等同于对汉密尔顿清白声誉的证明。由弗吉尼亚州立法委员提出的九项指控在3月1日全部被否决。汉密尔顿的“罪名”充其量不过是：为了确保政府按时偿付利息，在调配账户款项时过于独断。他在专款专用方面并非总是慎之又慎，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汉密尔顿为了私利挪用过公款中的一分一厘。 联邦党人为共和党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拍手称快，波士顿的一位联邦党人说：“谁都没想到，这场胜仗以及汉密尔顿的声望是如此光彩辉煌。”然而，汉密尔顿已经预见到攻击并未结束。“我心里很清楚，毫无疑问，”他对鲁弗斯·金说，“他们发起下一轮进攻时，将会筹划得更加系统周密。”此时，殚精竭虑的汉密尔顿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伤害。有时候，他写文章宣泄愤怒，然后将这些文章紧锁在抽屉里。在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中，汉密尔顿愤怒地称杰斐逊是个“老谋深算的伪君子”“诡计多端、自甘堕落的冒牌货”。他评论说，“伪善和背叛”成了“政治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似乎冥冥中注定，许多国家都会错把敌人引为朋友，将拍马溜须者视作忠诚的仆人”。他认为，自己为了国家而做出的巨大牺牲是费力不讨好的。 汉密尔顿的预感是正确的，杰斐逊和他的同党无意放弃对他的攻击。他现在还察觉到米伦伯格、维纳伯尔或是门罗——也许是三个人——都背叛了对雷诺兹事件严守秘密的誓言。1793年5月初，汉密尔顿的老战友亨利·李从弗吉尼亚写来一封信：“要是能够和你见面的话，我会紧闭门窗和你促膝长谈，因为我听到的谣言使我感到非常痛苦。” 国会为汉密尔顿的辩护让杰斐逊和他的同党更加坚信，只要涉及汉密尔顿的问题，立法者就无法进行独立自主的判断。杰斐逊让约翰·贝克利提供给他一份“持券人名单”——即拥有银行股票或政府公债的国会议员的名单。杰斐逊设想这些议员存在利益冲突，继而进一步假设，这就是汉密尔顿之所以被宣判无罪的原因。麦迪逊也将决议遭到否决归咎于议员们从汉密尔顿的金融工具中获利而被收买了。至此，杰斐逊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和汉密尔顿的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不仅仅是政府内部的斗争，也关系到自己的生死荣辱。 从挫败中清醒过来之后，共和党卷土重来，试图挖掘出对汉密尔顿更具毁灭性的信息资料。这次，他们找到了一名曾在财政部工作过的职员，牢骚满腹的安德鲁·弗朗西斯（Andrew Fraunces）。初步看来，他似乎是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了解汉密尔顿的工作内幕而又对其心怀不满。他从1789年财政部创立之初就在这里工作，直到1793年3月被开除。搬到纽约后，弗朗西斯手头很紧，因此也非常想找机会报复汉密尔顿。1793年5月，他向财政部出示了两份邦联时期的付款凭证。新政府建立之初，财政部的工作人员通常机械地执行这些书面要求，但是当他们逐渐发现前任留下的书面文件字迹过于潦草时，后来的某些票证就被拒付了。曾供职于财政部的弗朗西斯当然了解这一段历史。但是，当他的付款申请被拒绝后，他却抗议是财政部长在惩罚他，并纠缠汉密尔顿和华盛顿，要求付款。 6月初，弗朗西斯回到了费城，并且找到了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让他重新写一份书面申请。孤注一掷的弗朗西斯不知不觉间陷入了仇视汉密尔顿的阴暗世界。很快，他就在纽约和玛丽亚·雷诺兹的新丈夫雅各布·克林曼见了面。他向克林曼信口开河，其言辞之夸张程度不亚于6个月前的詹姆斯·雷诺兹：“他真巴不得把汉密尔顿给吊死。”克林曼仍然在想办法证明一个荒谬的想法——汉密尔顿与威廉·杜尔联手操控政府证券市场，而此时弗朗西斯投其所好地谎称自己掌握着资料，可以证明汉密尔顿和威廉·杜尔的罪恶投机有直接关系。 克林曼和弗朗西斯之间的会谈情况传到了约翰·贝克利的耳朵里，后者又将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报告给了杰斐逊。贝克利向来乐于相信一切诽谤汉密尔顿的传闻，即便荒谬到极点的他也相信，诸如汉密尔顿为证券的事给了弗朗西斯2000美元，说这正好显示汉密尔顿和杜尔有千丝万缕的金钱利益关系。弗朗西斯甚至活灵活现地编造说他认得帮他们二人来回传送钱款的快递员。贝克利声称玛丽亚·雷诺兹已经做好准备要彻底坦白她前夫跟汉密尔顿之间的事——好像素来口无遮拦的玛丽亚·雷诺兹之前一直都三缄其口一般——这样的话激起了贝克利极大的兴趣。 虽然雅各布·克林曼很清楚安德鲁·弗朗西斯是个令人讨厌的角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相信弗朗西斯所编造的故事。贝克利记录了当时克林曼的反应：“他认为弗朗西斯是个毫无原则的人，但他又相信弗朗西斯是通往杜尔事件的关键人物，……他告诉我，弗朗西斯嗜酒、贪财，只要适当地抓住他这两个欲望之一，就能让他交出汉密尔顿和杜尔的来信，并且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相。”贝克利正愁找不到汉密尔顿的丑闻，于是他专程赶到纽约，与弗朗西斯会面，以“揭穿不公正的内幕”。当贝克利试图从弗朗西斯那里搞到能够证实他对汉密尔顿的无稽指控时，跟往常一样，他还是落得两手空空。 这些谣言又只字未漏地传到了国务卿的耳朵里，他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了每一句话，尽管他已经得到了关于贝克利心存偏见的相当充分的证据。根据其“名言集”中关于1793年6月7日的记载，贝克利曾讲过一个非常离谱的故事：英国人已向汉密尔顿承诺，一旦他在美国恢复君主制的计划失败，将向他提供庇护。根据英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追述，杰斐逊对该传言是这样评论的：“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根本对此不屑一顾。”杰斐逊就此对其主要的政治智囊做了一个深入的评价：“贝克利本人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通常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他对于道听途说过于轻信。”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把贝克利从克林曼和弗朗西斯那里听来的故事，不加筛选地全部加到了亲自执笔的关于汉密尔顿的庞大卷宗之中。 7月初，汉密尔顿得知敌人在对自己进行暗中调查，并且还试图从安德鲁·弗朗西斯那里挖掘资料。他也知道整个秘密侦查行动是由杰斐逊麾下的贝克利一手操控的。7月伊始，汉密尔顿迈出了暗含危机的一步：邀请雅各布·克林曼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得以大概知晓汉密尔顿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因为所有对话都被克林曼转述给了贝克利。汉密尔顿就像律师巧妙地盘问证人一般，试图套克林曼的话，问他是否认得安德鲁·弗朗西斯，是否曾住在他家里，一同吃过饭，或者去过他的办公室。但是克林曼承认他和安德鲁·弗朗西斯只吃过一次饭，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于是汉密尔顿就让克林曼告诉他安德鲁·弗朗西斯说过些什么话，“因为他老是喜欢酒后胡言”。汉密尔顿的怀疑看来是正确的，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克林曼，是否曾经会见过约翰·贝克利。克林曼说他只是在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他以前的老板家里曾偶遇过贝克利。这些信息无一例外地都证实了汉密尔顿最深的恐惧。 也许是因为知道有人曾经成功地勒索过汉密尔顿，所以8月初弗朗西斯写信给汉密尔顿，威胁说如果他的两份付款凭证得不到支付的话，他就会把一切曝光。收信后几小时内，汉密尔顿就做出了充满愤怒的答复。他不会再重复像对待詹姆斯·雷诺兹那样的错误了：“你以为用公之于众来威胁我就可以迫使我放弃我被赋予的职责吗……我蔑视你和你的同谋。”第二天，汉密尔顿却又做了一件不符合他一贯作风的事情：他写了一封语气较为缓和的信给弗朗西斯，为他冲动鲁莽的反应道歉，并婉言声明他之所以对这些付款凭证不予支付，是因为这些凭证可能“动机不纯”。汉密尔顿这么快就明显转变了态度，可能是因为弗朗西斯同时还给华盛顿写了信，华盛顿要求汉密尔顿就此给一个说法。这一定使得汉密尔顿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处理公务，而并非仅对他个人的威胁。汉密尔顿给了华盛顿一个满意的解释，同时他给弗朗西斯的律师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信，警告他们如果凭空捏造谣言来对付他，那么他们将自食其果。 弗朗西斯并没有被汉密尔顿吓退，8月底，他将自己与汉密尔顿、华盛顿的往来信件集结成册，公开发表。10月11日，愤怒的汉密尔顿在纽约当地的两份报纸上发表了声明，告知公众他一再要求弗朗西斯就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但是弗朗西斯却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汉密尔顿说他的这名前雇员是“卑鄙可耻的中伤者”。第二天，顽固不化的弗朗西斯在另一家对立的报纸上进行反击，说：“如果我是一个卑鄙可耻的中伤者，那么很不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这些习惯都是在汉密尔顿先生的栽培下养成的。”弗朗西斯继续着诽谤与中伤，罗伯特·特鲁普和鲁弗斯·金则只能四处搜集各界人士的书面证词，以证明汉密尔顿的清白。一个以酗酒而臭名昭著的政府老职员，由于私利而心怀不满，居然能够对汉密尔顿的公众声誉造成如此持久的伤害——这恰是对那个时期恶劣的党派纷争的写照。这也证明了汉密尔顿无法容忍自己的名声受到丝毫玷污，为了捍卫个人荣誉，即便是不顾脸面地在公开场合与小人对骂，亦在所不辞。 这位前财政部职员最终把诉状递交给国会，以控告汉密尔顿不正当地处理了他的付款凭证而告终。正如汉密尔顿所知，这些控告毫无根据。1794年2月19日，国会通过了两项驳回弗朗西斯指控的决议，并赞扬了汉密尔顿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公正与清白。 第二十三章 公民惹内 在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宣誓连任总统。跟口若悬河的财政部长不同，他崇尚简洁明了，发表了只有区区两段文字的就职演说。当他在参议院演讲的时候，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祥和气氛截然不同，此时美国政局的裂痕开始显露出来。总能敏锐地捕捉这种场景的费舍尔·埃姆斯调侃道：“党派利益……必将导致一场危机。”他判断，国会的共和党人会抛弃他们对华盛顿第一任期相对克制的批评：“他们渴望复仇。财政部长就是他们准备砍杀的牺牲品……总统也未能幸免。他越是受人欢迎，他们越想毁掉他，因而总统也遭受了肆无忌惮的攻击。” 华盛顿第二任期被煽动性的外交政策议题所缠绕。法国大革命迫使美国人反思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意义，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支持者对此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巴黎持续的骚乱增加了汉密尔顿派的担忧，他们正努力扑灭国内的星星之火；而杰斐逊党人则欲让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根据法国的情势判断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了：或者强调他们跟法国大革命的一致性，或者表达他们对大革命的种种行径的厌恶之情。这样，法国大革命既让美国政治中的两个党派联合在一起，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鸿沟。 大多数美国人颂扬法国大革命是他们自己革命的有意义的承继者。1792年8月，国民议会在巴黎授予“乔治斯·华盛顿”“N.麦迪逊”和“简·汉密尔顿”荣誉公民称号，以确立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当汉密尔顿收到了法国内务部长发来的确认此事的信件时，他很不屑地在背面写下了这样潦草的文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信，给我寄来一份公民证书，还弄错了我的教名……真奇怪，法国竟然会这样做。”但是巴黎接下来发生的流血转折让在那里的美国代表着实吓了一跳。在1792年的夏天，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杰斐逊驻巴黎的私人代表，当时在荷兰海牙——写信给杰斐逊说道：“法国那些疯狂堕落的人以自由之名彻底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他还说，巴黎的街头“简直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肖特还向杰斐逊描述了暴徒冲入王宫囚禁了路易十六的情形。8月末，在法国的杜伊勒里宫附近架起了一座断头台，当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驱赶教士、保王分子、出版商、法官、流浪者以及妓女——所有被视为国家敌人的人——的活动。当1400名政治犯在被称为“9月大屠杀”的事件中被杀戮的时候，陷入自我陶醉中的罗伯斯庇尔宣称，这是“能给人类增光添彩的革命中最壮美的一次革命”。马拉也附和道：“让卖国贼流血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 很长一段时间，杰斐逊党人对有关这些暴行的报告不屑一顾，将其视为恶意的宣传。法国大革命的豪言壮语感染了这些人，他们模仿“雅各宾人”，以“公民”或者“女公民”称呼彼此。1792年9月20日，美国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举办了各种各样的酒会、游行等活动表示对法国的支持。在给威廉·肖特的回信中，杰斐逊指出法国大革命鼓舞了美国共和党人并削弱了汉密尔顿派的“独裁统治思想”。他说，他对在巴黎失去生命的人表示遗憾，但冷漠地为大革命辩解：“整个地球的自由维系在斗争这个问题上……我宁愿看到世界有一半的地方荒无人烟，也不愿看到革命失败。”对杰斐逊说来，重要的不只是法国或者美国的自由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问题。在他的脑海中，这样一个普世的目标可以原谅任何导致流血的手段。 尽管法国大革命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浪漫续篇，但更多的恐怖事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这种说法。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他曾经帮助过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爱国者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庆祝他的生日——因为谋划反对革命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卡佩（失去了皇帝头衔的路易十六）的死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学生欢呼雀跃，将他们的帽子扔向空中，并舔舐着国王的血，而一个刽子手则靠出卖国王的头发和衣着而大发横财。这位国王的头颅被夹在他冰冷的双腿之间，塞在篮筐内，其他部分被放在一个未加整饰的盒子里。英国人对此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小威廉·皮特将其斥为“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最愚蠢、最残暴的行径”。2月1日，法国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很快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 法国国王被斩首的消息于1793年3月底传到了美国，对杰斐逊派而言，这可真不是时候，他们刚才还在强调法国的道德比英国的优越。他们会诅咒这一行动还是会美化这一行动呢？答案在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刊登的《路易·卡佩丢了脑袋》一文中揭晓了。作者举重若轻地庆祝了国王之死：“因为我使用了俏皮语，可能显得我轻视他的命运。的确如此，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跟其他罪犯被处决对我的影响一般无二。”作者说，杀死国王是一个“伟大的正义之举”，如果一个人对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感到吃惊，那也只能表明他对“王权的深深依赖”，表明他属于“王权分子”。换言之，他们就是“汉密尔顿分子”。曾经，托马斯·杰斐逊还称赞路易十六是“一个好人”“一个诚恳的人”。现在，他却断言“君主们应该像其他犯罪分子一样受到严惩”。 麦迪逊虽然坦承对巴黎的种种“愚蠢及野蛮行径”感到不安，但是总体在崇拜法国大革命的狂热程度上，他并不亚于杰斐逊，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过程是完美的，结果是了不起的”；他把大革命的敌人贬斥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杰斐逊认为如果他们的法国同志失败了，那将注定美国的共和主义也要失败。麦迪逊对此深有同感。麦迪逊并不认为处死国王有什么不妥。他说：“如果国王是一个卖国贼，他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领受惩罚。”跟杰斐逊一样，麦迪逊滤除了法国方面那些恼人的事实，将谈论国王无辜和“敌人嗜血”称为“虚假”新闻报道。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边是共和党人由衷地为法国大革命感到高兴，并喋喋不休地提及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斗过的法国军官对他们的恩情；一边是这些军官成为革命暴力的受害者。现在身为美国驻法公使的古维内尔·莫里斯在国王被处决之后告诉汉密尔顿：“真是巧了，相当比例的在美国服役过的法国军官，要么在初期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要么后期自发地感到不得不放弃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处在被监禁的状态，财产也被充公了。”随着君主制度的倒塌，拉法耶特侯爵也被指控为卖国贼。他逃亡比利时，被奥地利人抓捕。在随后的五年间，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间。由于常年的禁闭，最后他脸色苍白，虚弱无力，连头发也几乎掉光了。拉法耶特的亲人在恐怖时期的遭遇更为残酷。他妻子的姐姐、母亲和祖母都被处死了，并被丢在同一个墓穴里。其他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革命狂热的淫威之下：罗尚博伯爵被囚禁在监狱里，海军总司令德斯坦被斩首。 如果说共和党人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联邦党人亲英的倾向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早在1792年3月，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抱怨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记得，在我得到国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后，我首先在会议上告诉了他。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丧不安”。华盛顿确实憎恶法国发生的血腥杀戮，因而这加深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裂隙。约翰·亚当斯对法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先见之明，并为许多美国人对“那个反复无常、天马行空、激动狂热的民族所作所为的无知、盲目和热情”感到懊恼。他警告：“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是性情暴烈之人。祸根已经在法国种下，他日将一发不可收拾。” 没有人比汉密尔顿在法国革命的问题上发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言语了。汉密尔顿后来告诉拉法耶特，君主制的暂时消灭和9月大屠杀“浇灭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期盼”。汉密尔顿拒绝宽恕巴黎的屠戮，反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汉密尔顿认为革命不应该一夜之间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或者彻底废弃原有的法律、秩序和传统。“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其本身而言是崇高的，”他说，“当与高尚、正义和人道联系起来时，它应该尊重每一位朋友，把它当作人。但是如果被犯罪和肆无忌惮所玷污，那它就失去了人们的尊重。”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自由、自然、深思熟虑后的行为”，并且本着“正义和人道的精神”。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写在羊皮纸上的革命，是通过文件、请愿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义的。 真正让汉密尔顿绝望的不只是法国背叛了革命的希望，还有美国的革命辩护者把“玷污人类历史的最残酷、最血腥、最暴虐的事态”正当化的做法。对汉密尔顿来说，法国乌托邦式的革命过于强调自由，而排斥了秩序、道德、宗教和财产权利。他们迫害的银行家和商人恰恰是汉密尔顿视为渐进改革的中间力量。他把法国的混乱局面看作在美国的凶兆，如果人们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置秩序保障于不顾的话。他最大的梦魇此时正在横跨大西洋——一场充满希望的革命让位于混乱的恐怖状态和威权统治。他的结论也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道德中仍有某种东西是永恒的，那么，对大革命的鼓吹意味着令人蒙羞的时刻必将到来。” 直到4月初，法国向英国和其他君主制国家宣战的报道才到达美国。汉密尔顿立刻告知了当时在芒特弗农的华盛顿：“似乎，战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华盛顿匆忙赶回费城制定政策。他倾向于立刻表明中立立场，在听到美国的船只准备好辅助法国参战的传闻时他脸色都变了。在华盛顿抵达之前，汉密尔顿反复斟酌，拟定了一份中立宣言，并与约翰·杰伊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进行了磋商，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后者渐渐被忽略了。4月17日抵达之后的第二天，华盛顿让他的顾问们仔细考虑一下次日上午在其官邸召开的会议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便是最主要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发布一份中立宣言吗？剩下的12个是关于法国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应该接纳法国派来的大使吗？早前签订的条约是否还能继续适用？法国挑起的战争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些问题暗含对法国的怀疑，杰斐逊认为它们出自汉密尔顿的笔端，实际上这是华盛顿苦思冥想的成果。 跟他一贯坚忍不拔的品质相符，汉密尔顿认为保持中立是唯一恰当的措施，并且反复提醒华盛顿“持久的和平，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的热切的愿望”。与华盛顿看法相同，与其说这是出于对战争的顾虑，不如说是相信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参战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与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甚至还没有一支常备的海军。汉密尔顿说，在这样的关头，战争“对可能卷入其中的国家将会产生不一样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战争比我们赖以建立独立国家的战争只会具有更大的危险和灾难”。尽管杰斐逊同情法国，汉密尔顿同情英国，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中立是唯一切合实际的政策。然而，两位部长在究竟采用何种形式表示中立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有了后来三天的激烈辩论。 在4月19日颇具戏剧色彩的会议上，华盛顿在静静地听着。杰斐逊反对立刻宣布中立，甚至不宣布中立，他希望从英国的让步中坐收渔利。他认为，为什么不能推迟一下呢？让其他国家过来求着美国中立。而汉密尔顿则认为美国的中立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让演讲更有说服力，他甚至搬出国际法权威的案例——胡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和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来打动听众。汉密尔顿占了上风，内阁决定颁布一份声明：“禁止我们的公民在海上参与交战国之间的敌对行为。”杰斐逊对终止美法1778年签订的若干条约的做法感到震惊。汉密尔顿争辩说，法国帮助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只不过是希望借机削弱英国而已。他还说，法国已经废掉了路易十六，政府就算是发生了更迭，因而此前的条约就失效了。可以料想，他反对友好地接待已经于近期抵达美国的法国公使，以免美国成为法国的棋子。会议还是做出决定，接待新任法国公使不需要获得额外批准。杰斐逊很高兴看到自己摘到了一个胜利果实，华盛顿也再次显示出他并不是汉密尔顿的玩偶。 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舌战数日后，4月22日，华盛顿颁布了他的中立声明。虽然在发布一份正式、迅速执行的宣言这一主要问题上，汉密尔顿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但杰斐逊却赢得了几个关键点。杰斐逊特别担心“中立”这个字眼会表示直截了当地抛弃法国，因此文件采用的说法是美国人民需要对交战各方保持“友好、公正”的态度。这一声明给独立、骄傲的美国开了一个好头，成为美国摆脱欧洲纠缠的思想庇佑。关于这一声明，亨利·卡伯特后来写道：“华盛顿领导下的联邦党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份声明了。美国的未来也因而最直接地烙上了汉密尔顿的印记。”在发布了中立声明之后，汉密尔顿继续解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应该以自身利益而非情感上的好恶为基础；想象中的利他主义往往掩藏着卑鄙的动机；个人经常为慈善之举，但是国家却绝少如此。”这种朴素的讲究实际的世界观可能源于其在西印度群岛时对欧洲国家的观察。 中立声明还引发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另外一场小小的争论。国务卿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所采取的形式，并向门罗表达了他的愤慨：“如果我们拒绝继续提供后续支持给大不列颠，汉密尔顿会感到惊慌失措。”麦迪逊也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英国情结”感到愤怒，并斥责这一声明是一个“最为不幸的错误”。他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在篡夺本属于立法机关的国防权力。难道国会自身没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吗？他哀叹汉密尔顿“摆脱”美法协议的做法是一个“同样卑鄙愚蠢的”阴谋。麦迪逊赞成美国给予法国以支持，抱怨华盛顿屈尊于“违背历史潮流的英国佬的事业”。他依然视法国大革命为争取自由的精神斗争，并愤怒地质疑，不明白乔治·华盛顿“对别国争取自由的成功经验到底担心什么”。 1793年4月8日，法国新任的驻美公使乘船驶入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上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他的名字是埃德蒙·查尔斯·惹内（Edmond Charles Genêt），但历史记住他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式的名字——公民惹内（Citizen Genêt）。短小精悍的身材，气色红润的面庞，这位而立之年的外交官头顶着热情似火的红发，微微倾斜的额头，还有一个鹰钩鼻子。古维内尔·莫里斯对他不以为然，认为他“举手投足间流露着暴发户的气息”。尽管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以为他是政治的门外汉，但他的履历还是非常不错的。他6岁精通希腊文，12岁翻译过瑞典文的历史著作，能讲7门外语，还是一个颇有造诣的音乐家，并且已经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见习过外交工作。由于他跟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st）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国王的脑袋被砍掉之前，曾有这样的猜测：公民惹内可能护送王室成员去美国。 在此种社会情势之下，这位年轻活跃的使者本是颇有魅力的，但他竟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外交官应有的审慎。的确，如果汉密尔顿决定找一位公使来演绎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他恐怕想不出能比虚荣狂妄的惹内更好的人选了。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高调介入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纷争。 公民惹内到达之际就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希望美国给予法国更多的资金支持，提供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军需物资。更有甚者，他希望能重挫西班牙和英国在北美的资产，甚至为达此目的已经准备好要雇用特工人员了。杰斐逊成为其私下里密谋的共犯，杰斐逊曾给过惹内一封信，在信中他炫耀自己把一位名叫安德烈·米肖（André Michaux）的法国植物学家引荐给了肯塔基的州长。米肖计划武装肯塔基州人，在西班牙占领的路易斯安那的前线阵地上挑起事端。实际上，杰斐逊的援助违背了中立政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与乔治·贝克威思的非官方会谈倒更显得无害。 最让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快的是，惹内随身携带的背包内装着一些空白的“捕拿特许证”。这些文件是为私人船只准备的，将授权它们变成私掠船，使这些私人船只有权捕获没有武装的英国商船作为“战利品”，让被捕获者提供金钱，向法国提供军事帮助。惹内希望招募美国和法国的海员。在南卡罗来纳州一落脚，他就颁发许可证给私掠船只，让它们从美国的港口出发劫掠英国船只，并召集了一支1600人的军队进攻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汉密尔顿远在费城痛斥这一举动为“极端傲慢”的表现，并揣测他的真实意图：“惹内来到我们国家可能并没有把我们拖入战争的想法，但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间接把我们拖入其中了。”汉密尔顿确信，惹内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他是在贯彻执行官方的政策。很快，汉密尔顿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果然在抵达美国10天后，公民惹内跋山涉水赶往费城，准备向华盛顿递交国书。惹内在沿途的各种宴会上受到热情款待，似乎他更像是一个政治候选人，而不是外国的外交官。他的6个星期的旅程也被抹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在许多城市，惹内频繁出现在“共和”和“民主”组织的活动中，它们的成员互相问候和拥抱，以“公民”相称。这些团体担心，一旦欧洲势力推翻了法国大革命，孪生的美国将成为它们的下一个进攻对象。联邦党人担心这些组织会模仿已经在巴黎酿成混乱局面的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s）的“俱乐部”。在这些组织相互联络的时候，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可能会效法“自由之子”触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方法。谨慎起见，他告知海关关员，一旦发现他们的船坞里的商船被凿出了枪眼（这表明它们被改造成私掠船），就立刻告诉他。 在惹内北上的日子里，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共和党人越是赞美，联邦党人便越是非难。就在惹内旅行的时候，“恩布斯卡德”号护卫舰在美国海域抓获了英国船只“格兰其”号，并将其拖到费城。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向托马斯·杰斐逊强烈抗议，指出这种行为简直视华盛顿的“中立声明”为儿戏。国务卿私下里赞同这种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当“格兰其”号抵达费城时，杰斐逊再也掩饰不住他的兴奋了。“它已进入我的视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码头上，”他告诉詹姆斯·门罗，“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当看到英国旗帜被撤下来，法国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候，他们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杰斐逊被惹内折服了，他告诉麦迪逊说，惹内“为我们奉献一切却不求回报……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的使命感更崇高，更让人感动的了”。 1793年5月16日，公民惹内抵达费城，在礼花绽放礼炮齐鸣中，他受到州长托马斯·米夫林的欢迎。共和党人希望对惹内的滔滔敬仰之情能夯实法美关系，两国的国旗并排飘扬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同情法国的人租下费城最大的宴会厅准备举行一次“优雅的公民聚餐”，带着“自由之冠”，高唱《马赛曲》。新任大使甚至加入了费城的一个雅各宾俱乐部。杰斐逊喜气洋洋，他告诉麦迪逊：“战争点燃了两党的热情，这是我们自己办不到的。”一位联邦党的作家对惹内受到的礼遇感到难以置信：“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人们如何拥抱他、亲吻他。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乎都未能逃脱人们的礼遇。” 然而，在别人看来手足情深和激昂情绪的地方，汉密尔顿却察觉到推翻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接待惹内的组织者“恰恰是清一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敌人和捣乱者”。费城是共和党精神的大本营，核心人物在此宣泄着他们的亲法情绪。约翰·亚当斯对为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干杯之类的祝酒词感到惊讶，他回忆米夫林州长所举办的一个酒会时说：“法国的实权派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与他们结盟，对英宣战。”有时，亲法的情绪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亚当斯担心联邦党人会受到暴力侵害。亚当斯若干年后责怪杰斐逊时说：“你肯定感觉不到1793年惹内所带来的那种恐怖气氛，当时有1万人走上费城街头，当时的人日复一日地威胁着要把华盛顿从家中揪出来，他们要求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者迫使政府为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对英宣战。”尽管身为副总统，亚当斯还是感觉到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而在从国防部办公室到他家的小路上偷偷地藏了一些武器，这样他就可以保护他的家人、朋友和侍从。全新的共和国依然是一片是非之地，充满了外国阴谋、内战、混乱和分裂的忧虑。 在跟乔治·哈蒙德的私人谈话中，汉密尔顿允诺他将尽力反对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预测，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再向革命政府提供贷款，他还延迟向法国清偿债务。在一封发往伦敦的急件中，哈蒙德指出，汉密尔顿将会捍卫美国的中立地位，因为“任何可能威胁美利坚合众国和平的事件，对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创建的制度而言都是致命的，对于他的个人声望和他的雄心壮志而言也是致命的”。如果汉密尔顿与哈蒙德的非官方会晤明显表示出其对杰斐逊的不友好的话，那么杰斐逊则表现得更加不义。惹内抵达费城后不久，便将他跟国务卿开诚布公的谈话转告给了巴黎的上司：“杰斐逊给了我一些关于当权者的真实看法的有用信息，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走的是英国路线，他们对总统的决断影响最大，以及他要想制衡他们的努力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难。” 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和合法性把握不准，汉密尔顿建议给予惹内较低的外交身份。华盛顿没有同意，但指示杰斐逊得体地接待这名大使时不用太热情。杰斐逊把这种保留意见理解成华盛顿让汉密尔顿的观点做出了“微小的牺牲”。在惹内初次抵达时，杰斐逊抵制住了将惹内在查尔斯顿武装起来的私掠船驱逐出去的意见。其他内阁成员——华盛顿、汉密尔顿、诺克斯、伦道夫——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尊重，试图把这些船只驱逐出去。6月5日，杰斐逊不得不告诉惹内停止武装私掠船，禁止强征美国公民为他们服务。在这一点上，惹内再一次暴露出寡廉鲜耻的嘴脸。离杰斐逊的警告仅仅过了10天，惹内便将一艘捕获来的英国商船改造成一艘私掠船，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小民主”号。比改装事件更令人愤怒的是，惹内公然蔑视了费城的法令，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汉密尔顿和诺克斯希望将船还给英国或者由美国管理，华盛顿采纳了后一种做法，没有理会杰斐逊的抗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汉密尔顿于6月21日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他希望在1794年6月，下次国会会期结束之际辞职的意思。他想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他已经启动的项目，去为自己在威廉·布兰奇·贾尔斯主导的质询案中正名，但他现在被职务占用的时间过多。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些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文章，然后将其锁入抽屉。 在汉密尔顿写好了给华盛顿的辞职信后的第二天，公民惹内告知杰斐逊，法国有权在美国港口改造船只——更何况，美国人民同意他的意见。汉密尔顿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径震惊了，称这些用词是“一个外国使者向其驻在国所发表的最具冒犯性的言论”。数天后，汉密尔顿与惹内有了一次紧张的会谈，汉密尔顿告诉他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是侵略者，这就是说美国不必再恪守他们之间此前签订的防御条约。当汉密尔顿为华盛顿宣布中立的权利辩护时，惹内反驳说，这是行政机关侵犯了立法机关的特权。这一场景道出了这场闹剧的核心：公民惹内正在教训《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作者该如何解释美国宪法。 7月6日，公民惹内终于铸成了大错，让其之前所有的失言失态都相形见绌。惹内趁华盛顿还在芒特弗农时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外交秘书亚历山大·J.达拉斯（Alexander J. Dallas），他不满意美国的中立政策，准备越过华盛顿直接呼吁美国人民，请求他们帮助装备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私掠船。惹内不再仅仅局限于此前的警告了，他开始拙劣地抨击美国政府，并且公然冒犯了一个不能被冒犯的人：乔治·华盛顿。达拉斯向米夫林州长讲述了这件事，米夫林又转告了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最终传到了华盛顿那里。突然之间，杰斐逊和惹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消失了。“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哪任法国公使像现任这么糟糕，”杰斐逊向麦迪逊抱怨，“头脑发热、充满幻想、缺乏判断能力、容易冲动、不尊重他人，甚至在书面和口头的沟通交流中对总统恶语相向……他让我非常尴尬。” 尽管汉密尔顿也出奇愤怒，但又十分小心，觉得这是惹内给了他一件武器让他对付法国。于是在7月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在州议会大厦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小民主”号，缺席的华盛顿已经下令说，停靠在美国港口的武装私掠船应当被禁止行动或者强制扣押。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想把离特拉华河几公里远的小岛作为一个战略要塞，布控武装力量以防止“小民主”号逃脱。杰斐逊倾向于从宽对待此事，建议仅仅考虑如何安置美国籍的水手而非该船本身。尽管没有正式许诺，惹内还是告诉杰斐逊，在华盛顿回来之前，该船不会驶离费城。并不信任惹内的汉密尔顿希望采取武力行动阻止“小民主”号离去。在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很容易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对一个政府而言：缺少自尊和自信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汉密尔顿的同僚们并不为其所动。 华盛顿在7月11日回到费城。“小民主”号在7月12日溜走了，并顺利通过了特拉华河上的小岛。汉密尔顿当即就提议要求法国政府召回惹内，这一次即使杰斐逊似乎也并未反对。数天后，“小民主”号出现在茫茫大海上。 目睹了惹内的卑劣行径之后，汉密尔顿渴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公众。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能静观事态变化而默不作声的人。到6月底，汉密尔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赶紧将文字付梓。1793年6月29日，署名“帕西费库斯（Pacificus）”的作者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7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捍卫“中立声明”。整个7月，汉密尔顿的文章一周发表两篇，它们的影响也因惹内的所作所为而越来越大。 当时，人们认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因此也只有国会才有权颁布“中立声明”。在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批驳了那种观点。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有权发动战争，那么行政机关就有义务在战争爆发之前维护和平状态。”这样，汉密尔顿再次扩张了行政机关在外交方面的权限，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他还认为在中立问题上纷纷攘攘的真正原因是反对派希望削弱华盛顿的职权，甚或将其赶下台去。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中立声明”违背了美法之间的防御同盟条约的看法。汉密尔顿认为，该条约并不适用于侵略性的战争，而法国的战争恰恰是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挑起的。在第三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讨论了如果美国被拖入战争，去帮助法国所可能产生的恶果。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可以从美国内部发动“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来攻击美国。同时，“由于海岸线狭长，又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并且总人口不超过400万”，美国或许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陷入一场不均衡的斗争。 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帕西费库斯（即汉密尔顿）指出，路易十六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美国真挚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富兰克林的多次申明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指出，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是来源于国王及其政府高层而不是大众：“如果在做出支援美国的决定中有什么恩情需要我们报答法国的话，那就是路易十六的恩情。他的心就是这种恩情的源头。”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此表达对一个死去的国王的同情是需要勇气的，也因而被辱骂为一个隐藏很深的君主主义者。在帕西费库斯最后一篇文章中，他为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辩护理由是，这个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舰艇的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参与战争的地步。为了广泛宣传他的观点，汉密尔顿还组织了群众集会以证明“中立声明”是有群众基础的。 汉密尔顿很喜欢他以“帕西费库斯”之名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展示了他冷静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很好地传达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洞见。后来他将它们收入了1802年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还自豪地告诉出版商“他的几个朋友认为这些文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文章”。汉密尔顿想必很高兴将它们跟《联邦党人文集》放在一起，因为它们激怒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合作者詹姆斯·麦迪逊。杰斐逊曾怂恿麦迪逊在“中立声明”上为难汉密尔顿。杰斐逊读了帕西费库斯的第一篇文章后大为不悦，决定找个人驳斥汉密尔顿。在7月7日，他敦促麦迪逊同财政部长较量一下：“如果没有人回应他，那么他的学说就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先生，请拿起你的笔来，揭穿最显著的歪理邪说，当着公众的面把他撕成碎片。再没有别人有能力与他过招了。” 杰斐逊想必认为，麦迪逊不会浪费这一大好时机，肯定会跳起来抵制“中立声明”所体现的行政权力的扩张。然而，杰斐逊失算了，麦迪逊并不愿意。在弗吉尼亚种植园里，他写信给杰斐逊抱怨，他没有充分的书籍和文章去反驳帕西费库斯，还喋喋不休地诉说弗吉尼亚的夏天气温太高。他还说访客络绎不绝而且逗留时间过长。难道麦迪逊也对正面与汉密尔顿发生冲突感到发怵吗？当他再也找不到借口时，他不情愿地告诉杰斐逊：“我强迫自己完成任务去反驳他。说真的，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不愉快的任务。” 终于，麦迪逊署名“赫尔维迪乌斯（Helvidius）”炮制了五篇文章批驳汉密尔顿。第一篇文章便反映出《联邦党人文集》的两名合作者之间的深仇大恨：“最近发表的几篇署名帕西费库斯的文章使亲者痛仇者快，作者一定憎恨我们的共和政府和法国大革命。”麦迪逊指责帕西费库斯“中立的面具”里面是“对英国的极端热爱”。他痛斥作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因而才为“中立声明”辩护。他说，这样的特权是“英国政府里的王权”。 在这些比汉密尔顿的写作平淡得多的文章中，麦迪逊带着一种严格解释的观点看待中立问题。他希望在外交政策上的全部权限都属于国会而不是总统，除非宪法明确授予总统某些专门权限。麦迪逊还透露了一些杰斐逊提供的内阁秘密，看来杰斐逊是在拼尽全力、毫无保留地攻击一份总统发布的声明。 作为这些抨击自己政府的文章的作者，杰斐逊当然知道它们会让华盛顿感到不快。他虽然同情总统，但还是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在6月份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 总统身体不是太好。小小的发热已经缠了他一个星期或者10天了还不见好转，让他面容憔悴。他最烦心的是那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抨击。我觉得他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在意这些东西。看到这些文章我感到非常抱歉（然后杰斐逊表示华盛顿把这些抨击的文章给他自己看了）。他原本被假惺惺地崇拜着，他本没有这些烦恼，但是，他被包裹在王权的外衣中，很难在撕碎这些外衣的时候，不会留下创伤。 在1793年那个多事的夏季，行政机关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7月23日，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内阁会议。总统希望向法国提出召回惹内而又不冒犯法国。这又使得汉密尔顿针对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发表了长篇演说。汉密尔顿暗示有一个“派别”希望“推翻”政府，还说要想摸清楚其进展，行政部门应该公开惹内不同寻常的行为背后的故事；否则，人们会很快加入到“煽动者”的行列中去。让这一戏剧性场面显得如此荒诞不经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派别的精神领袖正端坐在这间屋子里——托马斯·杰斐逊。 那个夏天，杰斐逊发现汉密尔顿既让人难以忍受又摆脱不掉。除了他在财政部的工作，汉密尔顿还当上了全职的匿名报纸撰稿人。在7月末，《美国每日广告报》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反对雅各宾》，这是汉密尔顿在随后四周的九篇系列文章中的首篇。他在开头便呈现出雷霆万钧之势：“这个城市中公然流传着一种说法，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威胁说要越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直接鼓动人民。”关于惹内对华盛顿的傲慢无礼的消息从秘密转为公开了，这对公众的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汉密尔顿继续抨击惹内干涉内政：“一个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公民成为恶毒的、骇人听闻的阴谋的鼓吹手，是多么卑鄙下流啊！” 8月1日，杰斐逊发现自己再次在内阁会议上中了汉密尔顿的圈套。汉密尔顿简直就是一台语言机器，能在每一个场合中非常自然地流淌出完美的演讲。财政部长再次语出惊人，指出有必要披露跟公民惹内往来的所有破坏性的通信。从杰斐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小内阁会上采取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汉密尔顿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疲惫不堪的杰斐逊在其记录中写道，“摇唇鼓舌，铿锵激昂，就好像是在对着陪审团发表演说一样。”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杰斐逊与这位出口成章的财政部长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奈。“我们又一次见面，”杰斐逊第二天记录说，“汉密尔顿再次发言45分钟。”汉密尔顿反复宣讲欧洲君主国对法国的控诉，指控法国意欲把革命输出到别国。杰斐逊暗自斥责汉密尔顿是共和政府的叛逆。“这对自由之事业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原来还有你啊，布鲁图斯’ 。”他在日记中写道。 到了这个时候，杰斐逊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照旧反对政府公开与惹内之间的交涉，并警告，对惹内来美国后兴起的“民主”组织实施打击有百害无一利。如果政府压制这些社团，杰斐逊认为，更多人将会加入这些社团，只为“确认自由结社权的存在”。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丧失了总统对他的信任，并在后来戏剧性地发现了这个后果。 虽然华盛顿以异常的忍耐能力尽量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视同仁，但他再也无法忍受阁僚的内斗了。华盛顿是一个隐忍但却敏感的人，再也不能忍受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对他的谩骂攻击了。5月份的时候，在该报编辑写了一篇文章说华盛顿之所以签署“中立声明”是因为“英国佬”威胁砍掉他的脑袋之后，他要求杰斐逊从国务院解雇弗雷诺。杰斐逊固执地认为是《国家公报》将美国从君主制中挽救出来，因而拒绝遵从华盛顿的要求。现在，在内阁会议上，亨利·诺克斯碰巧谈及题为“乔治·华盛顿的葬礼挽歌”的政治讽刺诗，描述华盛顿像路易十六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篇侮辱性文章被认为是弗雷诺的手笔。诺克斯提及这件事点燃了华盛顿心中的怒火，似乎一向沉静的总统一下子变成了火药桶。在杰斐逊的“名言集”中，他是如此描述这非同寻常的一幕的： 总统火冒三丈，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苦恼情绪中，他对自己曾受到的侮辱喋喋不休，咒骂每一个在其任内基于不纯动机搞过小动作的人。他说自己很后悔错过了辞去职务的时机，并且自此之后想起来就后悔；说如果按照神的意思，他现在更应该在坟墓里而不是在这个职位上；说他宁愿在他的农场中恬淡地生活也不愿意被当成这个世界的主宰，然而这样人们还会指责他想当国王。那个蠢蛋弗雷诺还每天给他送去3份报纸，像是把他视作报纸经销商。在他眼中，这些报纸的内容空洞无物，只有对他的放肆侮辱。他在愤怒中结束了这一段谈话，中间停顿了一下。后来想要重新继续我们之前谈到的话题都有点困难了。 那个8月，杰斐逊在内阁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记录。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作为中立国，美国不能允许交战国在其港口中武装私掠船只或者给它们庇护。身为海关领导人，汉密尔顿负责惩罚进犯者，由此能更多地插手外交事务。与此同时，杰斐逊却在暗中谋划削弱汉密尔顿的权力。8月11日，他给麦迪逊发去一封密信，指出共和党的代表将在新一届众议院中更加强势。到那时，分两步削弱汉密尔顿权力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了：在海关和国内税收局之间分裂财政部，然后切断第一合众国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如果杰斐逊不能消灭这个人的话，那他就会选择消灭这个职位。 尽管对不可救药的惹内越来越灰心，但杰斐逊依旧阻止了阁僚披露惹内种种鲁莽行径的努力。他曾于9月底威胁着要辞职，对华盛顿说他已经厌倦了周旋在“富裕贵族、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以及投机商、暴发户中间”，并再次指出了正在图谋把美国带入君主制国家的那些措施。他答应待到年底，前提是华盛顿答应为惹内惹人讨厌的举动保密。但他的阁僚还是不同意他的意见。“汉密尔顿和诺克斯一直在压迫人民的热切渴望，以一种我从未看见过的渴望。”杰斐逊对麦迪逊说。 汉密尔顿还是间接地把事情捅出去了，他让参议员鲁弗斯·金和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惹内被激怒了，他向华盛顿抗议，要他立即“消除恶劣影响”。他信中的口不择言适得其反，徒增人们的猜疑，结果杰斐逊也只好于8月16日写信给法国政府要求召回惹内。 杰斐逊承认关于惹内的种种说法并非联邦党人的杜撰。“你将听说太多关于惹内威胁要向人民控诉的种种猜疑和反驳，”杰斐逊告诉麦迪逊，“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事实。”在整个8月份，麦迪逊和门罗一直忙于起草答谢法国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提案。在华盛顿与公民惹内闹翻之后，麦迪逊沮丧地说它“会给笃信自由信念的文明朋友带来莫大的痛苦，因为这些自由信念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菲利普·弗雷诺也不承认法国革命已经发生了邪恶的转折。在9月上旬，他还在强调两国革命的相同之处，相继印发了法国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和《美国宪法》。 然而，巴黎的局势正与这个主题背道而驰。1789年春天，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并很快成为传送恐怖的主要工具。在6月份，惹内所属的温和的吉伦特派遭到了激进的雅各宾分子的清洗和软禁。汉密尔顿意识到，雅各宾派的这次胜利已经使法国官员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召回惹是生非的惹内的请求了。这些官员指责惹内冒犯了一个友好的国家。在罗伯斯庇尔的带领下，雅各宾派扫除了对其恐怖统治的一切障碍。到秋季的时候，夜间搜查民宅，无缘无故的拘捕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反基督运动中，教士被控诉，教堂被破坏，以致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大教堂被改名为“理性之殿（Temple of Reason）”。在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或者叫“卡佩的遗孀”，这是别人给她起的名字——被从牢房中拖出来，塞到一个农场手推车上，拉到挤满起哄的人群的街上游行，最后被处死。断头台超负荷工作：仅仅10月31日就有21名吉伦特派人物被处决。 汉密尔顿料到公民惹内返回巴黎后定遭杀身之祸，因而恳请华盛顿悄悄允许惹内留在美国，以免共和党人指责华盛顿把法国友人逼上了绝路。华盛顿答应给惹内提供庇护。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公民惹内成了美国公民。他娶了科妮莉亚·克林顿（Cornelia Clinton）为妻，汉密尔顿一生之敌乔治·克林顿州长的女儿，并在纽约北部度过了他的余生。华盛顿没有遂汉密尔顿的愿，公开了惹内与美国政府之间发生龃龉的详情。但汉密尔顿也得到了他想从惹内事件中获得的东西，其中最大的厚礼是：托马斯·杰斐逊年底离开内阁。 第二十四章 不合心意的交易 1793年8月，正当华盛顿在思量公民惹内何去何从的时候，费城陷入了一种远比法国公使更让人担忧的威胁之中。一些居住在码头附近的居民生病了，并且伴随着让人惊骇的症状：全身抽搐、肌肉疼痛、眼睛发红的患者从腹腔中呕吐出带血的黑乎乎的东西，他们的皮肤变成黄疸病人常见的肤色。黄热病——迄今为止这个年轻的国度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危机——的传播可以找到很多源头。那年这种疾病在西印度群岛肆虐横行，可能是圣多明各奴隶起义后大量的难民涌入了费城；异常炎热干燥的夏天也可能助长了这种疾病的传播；在市镇的许多地方，公共卫生条件糟糕透顶，许多居民把垃圾倾倒在恶臭熏天流通不畅的水沟里，喝着从被户外厕所污染了的水井里取出来的水。 截至8月底，每天大约有20人因为这种流行病停止了呼吸，据说总共有4000多人死于非命，这造成了政府和商业彻底歇业。棺材商在市政厅前面叫卖着他们的产品。人们并不知道这种疾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只是以为跟患者接触就能致病。人们见面不再握手了，走路的时候坚持在路中间走以免碰上其他行人。一些人用醋浸泡过的手巾捂住鼻子，还有一些人嚼着大蒜，难闻的味道几米以外都能闻到。最稳妥的办法是逃离这个城市，有两万人就是这么做的，其中也包括一些政府雇员。到9月初的时候，汉密尔顿的财政部中有六人，海关部门中有七人感染了这种疾病，另外还有三个邮局的雇员也感染了。 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医生就是意志坚定的本杰明·拉什——用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乐观向上、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他在这次瘟疫中几乎彻夜不眠，勇敢地挨家挨户出诊，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在满载着成堆的尸体的马车轮子压过鹅卵石道路时，车夫会高声喊道：“把你们家的死人抬出来吧！”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呢？拉什在受瘟疫影响的房屋的外墙上贴上了警示标记。为了治疗黄热病，拉什采取了现在听上去比较野蛮的方法：给患者放血，然后清洗干净肠道，这看起来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过程。他在放掉400毫升血液以降低脉搏之前，用一种饮剂和灌肠剂混合起来的胶状物反复冲洗患者的肠道4到5次。为了取得好的效果，他还给病人轻微地催吐。这样的疗程一天要重复2到3次。拉什是一个极有胆量的人，然而，他是在拯救生命，还是在削弱病人的自然抵抗力从而加速其死亡，则有待商榷。 1793年9月5日，汉密尔顿也感染了黄热病。他和艾丽萨到他们的夏季住所去休养，这个地方就叫费尔希尔，离城市4公里远，归费城商人约瑟夫·P.诺里斯（Joseph P. Norris）所有。孩子则被安置在隔壁一幢房子里，为了安慰他们，艾丽萨会出现在窗前朝他们招招手。很快，艾丽萨也病倒了，于是孩子们就被送到了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夫妇家中。或许在故事书中才会出现的场面在现实中上演了，汉密尔顿孩童时期的朋友，圣·克罗伊岛的爱德华·史蒂文斯出现在费城，他赶来照顾汉密尔顿夫妇。身为一名收入可观并且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史蒂文斯在圣·克罗伊岛行医已有10年有余，直到他的妻子年前去世。后来他又娶了一名富有的寡妇，名为赫斯特·艾默里（Hester Amory），移居到了费城。 史蒂文斯在岛上治愈过一些黄热病患者，他不同意美国放血和洗肠的治疗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只能让患者更加衰弱。他主张采用兴奋剂和补药来治疗。为了增强患者体魄，史蒂文斯开出了猛药：富含奎宁的金鸡纳树皮和陈年马德拉白葡萄酒。他让人们浸泡在冷水中，然后给他们一杯添加了烤肉桂粉的白兰地。他允许患者在夜间少量服用鸦片（鸦片酒）以保持镇定。为了止住呕吐，患者大口喝下由黄春菊花、薄荷油和薰衣草精华制成的气味浓烈的混合物。 当华盛顿夫妇得知汉密尔顿的病情时，马上来信表示慰问，同时还送来了六瓶上好的葡萄酒。总统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写道：“得知你刚刚感染了这种流行的黄热病，我在此表示万分牵挂。”而托马斯·杰斐逊在得知汉密尔顿患病后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心怀鬼胎地给麦迪逊写了一封信，指责汉密尔顿懦弱、多疑和虚伪：“他的家人认为他处在危险之中，这都是他自己过分担忧造成的。几天前他就一直痛苦不堪，深信自己也将会感染上此病。一个像他一样胆小如鼠的人无论是在船上、在马背上，还是在病中都是会胆怯的，如果说他真有勇气（在军事方面他就是靠它赢得声名的），那倒真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了。而那些没见到他的朋友怀疑他只是患上秋季常发的普通热病而已。”杰斐逊颠倒是非，对这位病人造成无情的伤害。汉密尔顿不但真的感染了黄热病，而且他在独立战争期间的确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而反观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一州之长，却在向英国部队进军之前抱头鼠窜，逃进森林里去了。 爱德华·史蒂文斯对汉密尔顿夫妇的治疗效果非常好，5天之内便让他们痊愈了。相信了一个可能是汉密尔顿亲兄弟的人，汉密尔顿夫妇奇迹般地被挽救过来了，然而还有无数的人死掉了。自从国王学院以来，汉密尔顿一直对医药感兴趣；他让他的孩子接种疫苗预防天花。他不满足于做一个消极的病人。史蒂文斯一把他治好，汉密尔顿就希望推广他的治疗方法。艾丽萨对这种治疗方法反应也很好，于是汉密尔顿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内科医师学会，希望消除“导致城市的人口减少了很多，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业务都几近停滞的恐慌情绪”。汉密尔顿赞扬了史蒂文斯，他说他的朋友将会很乐意把他的治疗方法告诉医学院。 汉密尔顿的公开信产生了轰动效应。即使在病中，他也还是被一些争议包围着，因为他隐晦地批驳了本杰明·拉什。拉什也尝试着使用了几天史蒂文斯的方法，将一桶桶的冷水浇到患者身上，并向他们喂食金鸡纳树皮，但并未收到史蒂文斯那样的结果，于是他又回到放血和洗肠的老路上。不幸的是，这场医学观点之间的合理碰撞被涂上了政治色彩。拉什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一个热情如火、心直口快的改革者。他后来还针对精神疾病发表过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他更是一名坚定的杰斐逊派的信徒。所以，当汉密尔顿称赞史蒂文斯的黄热病治疗方法优于“标准”方法时，拉什或许心中感到了一丝不快。 于是，在拉什的“共和党”方法和史蒂文斯的“联邦党”方法之间爆发了一场本不该有的医学上的争执。拉什不惜用政治话语来描述这场争执：“汉密尔顿上校的治疗方法在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受欢迎的，正如他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财政制度一样。”他还认为，汉密尔顿的公开信暴露了汉密尔顿对他的政治偏见：“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或者麦迪逊和杰斐逊的朋友，那他在使用我的治疗方法时，可能遇到来自汉密尔顿上校的阻挠会比较少。”拉什跟杰斐逊一样，拒绝相信汉密尔顿感染了黄热病，说那只不过是言过其实的感冒而已。“汉密尔顿上校的信让我们这个城市损失了几百名居民。”他告诉伊莱亚斯·布迪诺特，并断言汉密尔顿“除了因受寒而非传染所致的普通发热外并无其他问题”。尽管本杰明·拉什指责汉密尔顿应为黄热病致死的事故负责，但公众却最终指责了拉什。在1797年黄热病再度流行，放血量加大之后，拉什医死了太多的病人。为了拯救拉什的前程，亚当斯总统派他去美国铸币厂出任司库。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非常期待在奥尔巴尼与孩子团聚。为了确保他们已经彻底痊愈，他们在9月15日离开费城之前乘着马车外出放松了两三天。他们把可能已经被感染的衣物全都置之一旁，只带了一些崭新的衣服。这是一个长长的令人疲倦的旅程。在第一段旅程中，他们停在一个挤满了费城逃出来的难民的小酒馆前面，难民拒绝汉密尔顿夫妇入内，直到酒馆的主人一再坚持让他们进去，他们才得以入住。过了一个市镇又一个市镇，他们不得不与那些欲将潜在的受感染的费城人拒之门外的障碍做斗争。纽约甚至在城门口贴出告示，阻止来自“疫区（首都）”的人进入。 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在奥尔巴尼发生了。9月21日，奥尔巴尼的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摆渡人将来自黄热病疫区的人摆渡过哈得孙河。菲利普·斯凯勒不得不为汉密尔顿能够顺利抵达而与奥尔巴尼的市长小亚伯拉罕·耶茨磋商。9月23日，汉密尔顿夫妇被困在一个与奥尔巴尼隔着哈得孙河相望的村庄里。一个医生代表团过河为他们体检，最后宣布他们健康状况良好。把他们的随从和行李丢在东岸，汉密尔顿夫妇过了河，被安置在斯凯勒家中。关于他们的到来，一时流言蜂起。有一种说法是，拥抱了艾丽萨后，菲利普·斯凯勒赶紧用醋消毒剂漱了漱口，然后洗了洗脸，就好像她仍然能传染别人一样。耶茨告诉斯凯勒，他担心汉密尔顿的马车、行李、仆役以及衣物都可能传播黄热病。他甚至想在斯凯勒家驻扎卫兵以防止汉密尔顿夫妇和当地人接触。反对者看到汉密尔顿像瘟神一样遭到排斥，必然乐不可支。 感觉受到侮辱的斯凯勒告诉耶茨市长，汉密尔顿并没有把衣物和仆役带到河西岸来，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防范措施。斯凯勒许诺他的家人不会进入这个城市，要求卫兵把食物送到他们家中：“因为我完全相信，让我和我的家人饿死不是我的市民同胞的意图。”更有意思的是，他暗示卫兵把食物放在房间和正门之间。直到9月26日汉密尔顿才得知，为了接纳他们夫妻俩，他的岳父甘心忍受如此苛刻的条件。旋即他便愤慨地写信给耶茨，强调他和艾丽萨一直恪守着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不让他们到城里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他要开始处理一些事情，“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他”。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和艾丽萨在新鲜空气和锻炼的帮助下恢复了以往的体力和精力。他从华盛顿的秘书那里得知，在新英格兰关于汉密尔顿死亡的报道引起了“深深的哀悼和无限的悲痛”，当报道得到更正后，便是一番“欢欣鼓舞、愉悦的”景象了。当奥尔巴尼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敞开城市大门接纳任何离开费城至少已经14天并且身体健康的人之时，关于汉密尔顿的争议就消失了。由于离最后出现在费城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因而汉密尔顿夫妇可以随意走动了。 无论是身在芒特弗农的华盛顿还是身在奥尔巴尼的汉密尔顿，都热切地希望重新开始已经停滞的政府工作。汉密尔顿不在职期间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小奥利弗·沃科特回到了斯凯基尔河边的豪宅中，只留了两三个助手在硫黄熏蒸过的市区办公室继续工作。华盛顿筹划在费城附近的德国城或者其他没有黄热病的地方举行内阁会议，可是却又碰到一个宪法问题：他有权临时改变政府的驻地吗？华盛顿于是求助于他的智囊，他告诉汉密尔顿：“因为没有人能给出更全面的看法，我只好认为这个问题上较少偏颇之见……请你详细列出几条理由。”汉密尔顿非常善于解决此类法律难题。他告诉华盛顿，宪法允许国会为了特殊目的在别处集会，“疫区不能充当开会的地点”。他非常巧妙地解决了华盛顿的问题，说总统能够发布“命令”在其他地方开会，并且汉密尔顿也认为德国城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几位为了安全起见已经逃到纽约去的财政部职员对沃科特让他们回去工作的要求置之不理。10月中旬，汉密尔顿开始从奥尔巴尼往回走，顺路还找到了几名这样的职员。10月26日，他和艾丽萨来到了罗伯特·莫里斯位于斯凯基尔的庄园希尔山庄。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以躲避费城局部依然存在的黄热病。在11月的前三个星期里，内阁会议在德国城召开，直到严寒的天气使得危险解除之后才回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 在汉密尔顿夫妇感染了黄热病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后遗症依然非常明显地缠绕着他们。“汉密尔顿上校身体不适，被送往纽约找史蒂文斯医生治疗去了，”本杰明·拉什在11月3日幸灾乐祸地说，“他仍然采用金鸡纳树皮和冷水浴，谎称我采用的疗法在西印度群岛已经被废弃了。”那个11月中有几天，一贯勤勉的汉密尔顿没有参加内阁会议，并且感到脑子有点乱——这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在12月11日，他给杰斐逊写了一封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短信：“汉密尔顿先生向杰斐逊先生问候。有点事情他记不太清楚了，因此特地写信前来询问。似乎之前在给予某人奖励一事上取得过共识，但当时他的健康状况让他彻底忘记了这事。如果杰斐逊先生还记得并告诉他的话，汉密尔顿先生将会万分感谢。”在12月末，汉密尔顿告诉安杰莉卡·丘奇，他几乎已经彻底摆脱了那可恶的让他倒下的疾病：“这个病留下的最后痕迹是我精神上有点乱，但由于合理的衣食起居安排、一定程度的锻炼以及彻底克服它的决心，使得这点痕迹也快消失了。” 在这场黄热病流行过程中身亡的人还有小约翰·托德。他的遗孀多利·佩恩·托德（Dolley Payne Todd）在第二年嫁给了托马斯·麦迪逊。另一个受害者是《国家公报》。这场流行病让这家报纸消耗了大量金钱，跟弗雷诺鼓吹公民惹内时的情况一样。在10月11日，弗雷诺卸任国务院翻译一职，两个星期之后宣布报纸停刊。紧接着在11月，汉密尔顿和鲁弗斯·金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支持他的竞争对手约翰·芬诺及其境况不佳的联邦党报纸《美利坚合众国公报》。身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利用职务之便，向合众国第一银行行长托马斯·维林（Thomas Willing）寻求帮助，后者对汉密尔顿几乎有求必应。汉密尔顿这样做似乎有失检点，因为他经常指责杰斐逊滥用职权扶持弗雷诺。 或许《国家公报》在汉密尔顿那年最称心如意的事件——1793年12月31日，托马斯·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一职——之前停刊是一个巧合。由于汉密尔顿得到总统的庇护，这个弗吉尼亚人无法将他逐出内阁。杰斐逊向女儿倾诉说，很长时间以来，他感到在内阁中受到了排挤，并以不愉快的心情工作，这是此前他从未经历过的。对安杰莉卡·丘奇，杰斐逊抱怨费城“了无生气的商业景象”，还说“没有人比我更讨厌这些景象了”。他渴望回到他热爱的蒙提塞尔，他要“从可恶的政治工作中解脱出来，沉浸在我的家人、我的农庄和我的书籍中”。杰斐逊宣称，现在的他是政治的“局外人”，只会就一个话题做出评价：国会中“无耻的腐败现象”和“议员们对财政部的盲从”。 杰斐逊营造了一个沉思哲学家的形象，渴望山居退隐，但是，他是否暗藏野心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激烈的讨论。共和党人认为，杰斐逊的归隐体现出他的清高和谦逊。这种观点令约翰·亚当斯感到厌烦：“杰斐逊认为通过这一步可以让他赢得好名声：谦卑、温和、亲切，没有一点野心和虚荣心……如果能站在将来看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将会发现他有着奥利弗·克伦威尔一般的勃勃野心，连他自己都有这样的感觉。”亚当斯认为杰斐逊辞职是一种精明的战略，是为日后竞选总统做铺垫。在杰斐逊从费城离开之后，约翰·亚当斯写信给阿比盖尔说：“杰斐逊昨天离开，谢天谢地。” 汉密尔顿也一样知道杰斐逊隐而不发的野心。在1792年春，他就写道：“显而易见，杰斐逊先生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总统的位子。”当汉密尔顿的儿子约翰写他父亲的传记时，他在文章中披露了一则小故事。这则轶事的真假不能确定，但它和汉密尔顿说的其他事情倒是相一致的。这个故事说，在杰斐逊宣布辞职的计划之后不久，有一次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单独在一起，恰好杰斐逊从窗前走过。对于杰斐逊想从公共生活中隐退以及埋头于文学和山林之间，华盛顿感到十分遗憾。汉密尔顿带着怀疑的假笑盯着华盛顿问：“阁下，你认为这就是他唯一的动机吗？”华盛顿看着汉密尔顿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敦促他有话直说。汉密尔顿说，他很久之前就怀疑杰斐逊的人格了，但是作为同事他必须克制。现在他觉得可以不再受到这些顾虑的约束了。汉密尔顿提出了他的预测，其总结如下： 从一开始，杰斐逊就是污蔑和谩骂行政机关和总统的幕后主使。他是政界最有野心也最有城府的人。退休不是他的动机，他从美法纠纷事件中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必须对与其政党目标相冲突的公共政策承担责任的位置上，并因此而退休。他的真实意图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如果将来的事件没有证明汉密尔顿关于杰斐逊人格的这一判断的话，他（汉密尔顿）就不配说自己了解人性。 约翰·C.汉密尔顿继续写道，在18世纪90年代末，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自从我退出政府工作之后，我没有一天不想起那次谈话。如今发生的每件事都证明你对他的人品评价是正确的，你预见了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确，在华盛顿最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杰斐逊并没有和将军有信件往来，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对汉密尔顿而言，战胜杰斐逊是一场喜忧参半的胜利，他甚至几乎没有时间去品尝其中滋味。他受到政敌的围攻，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感觉公众似乎也不欢迎他。在给安杰莉卡·丘奇的一封信中，年近39岁的汉密尔顿再次表达了厌世的思想：“尘世间所有事情的安排是多么奇怪。我在我不想在的地方。我知道我能够更快乐一些，但是环境束缚了我。”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相信我，我真的厌倦了我的处境，就等着有机会体面而又不对公共事务造成不良影响地摆脱它。” 共和党人在1793年12月份召开的国会中占据了大多数席位，将对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的所作所为做出最后裁决。汉密尔顿已经告诉了华盛顿，在澄清他的声名之前，他会一直工作下去。在1793年12月中旬，汉密尔顿罕见地要求众议院发言人米伦伯格重启贾尔斯对财政部的调查。尽管被第一次调查宣布为无罪，但毕竟时间有限，匆忙中得出了结论，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彻底解决，不留一丁点儿的疑惑。无论对安杰莉卡·丘奇私底下发泄什么样的牢骚，他表面上依然斗志昂扬，他跟米伦伯格谈起调查时说：“越广泛细致，对我越合适。” 共和党人乐意帮这个忙。在认真着手调查之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艾伯特·加勒廷已经提交了若干份议案，要求全面调查财政部的运作。他要求汉密尔顿提供大量的文件，从国内外的负债表到具体而微的收入清单。后来外国出生的艾伯特·加勒廷因被控未能满足参议员必须有9年公民资格而失去了在参议院的席位，这次咄咄逼人的调查才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对贾尔斯的拖延战术感到恼火，曾一度威胁要辞职，但贾尔斯直到2月底才重启财政部调查案。 这一时期，汉密尔顿可以说身陷重围，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困扰着他。他依然收到应接不暇的有疑问的诉状，经常受到欺诈或者丢失文件的困扰，还有人要求他为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提供的服务赔偿。他对参议院指责他存在过失的指控非常不理解，于是在2月22日，他在一封极度痛苦的信中向副总统亚当斯抱怨。汉密尔顿约略提到了无穷无尽的诉讼请求，黄热病的干扰，还有国会对其行为无休止的调查。作为一个勤勉的人民公仆，他认为自己应该免于对其处理诉状的琐屑的审查：“我只想说，只有尽最大努力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服务中才是让我宽心的镇静剂，即使有损我的健康也在所不惜。任何相反的看法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九天之后，汉密尔顿针对至少30份请求战争赔偿的诉状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决定。 在2月24日，众议院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全权调查财政部。受到新一届国会构成的影响，该委员会大部分人都是共和党人。这些人制定了一份拖沓烦琐的日程安排，简直要榨干汉密尔顿的最后一点精力。他们计划在任务结束之前，每周二、周四晚上和周六上午都要开会。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坚持按照这个苛刻的时间表办事，汉密尔顿在一半以上的列席会议上作证。除了要提供大量官方的信息，汉密尔顿还被迫提供他在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纽约银行的私人账户信息，因为共和党人试图证明汉密尔顿利用职权勒索这两家银行。 该委员会在发现很难找到汉密尔顿的失职证据时，便回到了贾尔斯提出的那个指控上：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转移政府基金的过程中，汉密尔顿行使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当该委员会问汉密尔顿将外国的钱转移到第一合众国银行中是否有授权时，他说既有总统的“口头授权”，还有总统一封信中的书面授权。这个委员会怀疑汉密尔顿在虚张声势，要求他提供证据，于是汉密尔顿就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支持他的说法。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回了一封说话拐弯抹角的信：“根据我对这件事整个过程的回忆，我并不怀疑事实正如你所陈述的那样。”这封信如此不肯定以致削弱了汉密尔顿的说服力。他的政敌开怀大笑。“总统的信无形之中让汉密尔顿颜面尽失，”麦迪逊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准确地体现出你一直以来描绘的他的处境。” 颇为沮丧的汉密尔顿小心翼翼地提醒华盛顿，这封信可能让人觉得是不冷不热的嘲讽挖苦。汉密尔顿担心“虚伪狡诈之徒”会用它来“增加对我的质疑和不信任”。事实上，华盛顿当初对汉密尔顿违规转移资金的要求有所保留。或许是认为杰斐逊党人的政见有一定的价值，或许是想顺从民意，华盛顿微妙地与汉密尔顿保持着距离。他再次证明自己并没有盲从汉密尔顿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也不愿拒绝财政部长的要求，并且希望帮助国会。最终，委员会并没有发现汉密尔顿为个人目的挪用欧洲贷款。 在5月底发布的最终报告中，共和党人主导的这个委员会无法给出此前他们所渴望的结果。相反，他们承认对汉密尔顿提起的所有指控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正如财政部长一直坚持的那样。那么杰斐逊分子无休止含沙射影地指责汉密尔顿利用公职牟取私利又如何解释呢？报告最后结论说，似乎“财政部长没有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以任何公共款项为基础，从上述两家银行（纽约银行和合众国第一银行）为本人或者其他人士获取现金和信贷。所涉公共款项无论何时都在他的指示下妥当存放”。这份报告如此彻底地洗刷了他的声名，所以汉密尔顿就收回了他为时甚久的辞职声明，他在内阁的地位也比以前更加牢固了。不过，如此耗时耗力的调查结束之后，他的政敌依然对一些陈词滥调喋喋不休，这多多少少让他感到沮丧。汉密尔顿也从中汲取了关于政治宣传的教训，意志消沉的他自嘲：“无论你多么正直，没有人能够经受住众口铄金的攻击，无论它们是多么荒谬。”如果某种指控足够频繁，到最后人们就会以为：“那个经常受到指控的人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 我们再次从汉密尔顿给安杰莉卡·丘奇的推心置腹的信件中找到了发现汉密尔顿情绪的最好线索。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对公共职务的性质向丘奇表达了古怪悲观的看法。这封先前被忽视的信包含在汉密尔顿的儿子詹姆斯的文集中，他把信裁开了，去掉了其他部分，这也留下了一个谜团：是否这封信里包含着一些能证明盛传已久的汉密尔顿与其妻姐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内容呢？汉密尔顿在信中写道： 的确，做一个政治家是一件痛苦的差事。当这个职务迫使一个人牺牲自己的快乐时，要取悦其他人对他来讲也是不可能的事，让人十分痛苦……我是在拿经验说话。你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不辞去这个职务呢？可是，我怎么能够辞去呢？我的声名和荣誉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了我，这个国家将是怎样的啊？有时我非常严肃地告诉自己，我不能，也不应该这样想，但你知道，让他人认可我们的价值绝非易事。除此之外，如果离开这个职位，你就感受不到叫妹夫为“财政大臣”的乐趣。 第二十五章 血流成海 杰斐逊离开内阁后，华盛顿并没有着手清理共和党人。相反，以团结统一为主导思想的总统先生看中了最显赫的国会共和党人詹姆斯·麦迪逊，将其作为接任国务卿的第一人选。直到麦迪逊拒绝任职之后，华盛顿才委任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后者的原职由费城的威廉·布拉德福德接任。这一系列动作并没有消除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不满，华盛顿被指责是诡计多端的联邦党人的俘虏。 杰斐逊通过麦迪逊维持着在国会的影响力。启程离开的前夜，杰斐逊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对美贸易政策的长篇报告。他展开了长篇累牍的控诉——从对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业不公平的支配地位到对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美国船只的禁令——来支持自己认为英国歧视对待美国贸易的观点。根据这些证据，杰斐逊倡议对相关的英国方面实施商业报复，另一毫不令人惊奇的倡议是同时扩大与法国的贸易关系。 1794年1月3日，麦迪逊提出了七项国会决议，把杰斐逊的主要思想升级为一套强硬的抵制英国的贸易政策。十天以后，联邦党人威廉·劳顿·史密斯为驳斥麦迪逊，发表了一篇15000字的有说服力的演讲，巧妙地粉碎了他的论点。史密斯指出，对于美国而言，中断与一个构成其贸易份额绝大部分的国家的贸易关系，无异于自取灭亡。杰斐逊浏览了史密斯的讲话稿，立即明白这是他的老对头发起的反攻。“对于谁是史密斯讲话稿的作者，我有十足的把握，”他告诉麦迪逊，“除了序言部分，其余每一个字都是汉密尔顿写的。” 作为对麦迪逊巩固对法关系的企图的回应，汉密尔顿启用了久经考验的老办法。他用“阿默里纳斯（Americanus）”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法国大革命之恐怖的激昂评论。他谴责那些为“正在法国上演的恐怖和令人厌恶的场景”辩护的人，并把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称为“手上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早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出场之前，汉密尔顿就预言，经过“血雨腥风的艰难跋涉……最后，法国可能发现自己沦为大获全胜的……新恺撒的奴隶”。 不幸的是，尽管汉密尔顿鼓吹英国是信守规则的同盟，但英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待美国的恃强凌弱、盛气凌人的态度甚至超过杰斐逊党人。英国拒绝承认传统规则“自由船只运输自由货物”——意即中立国的船只有权运送除军需品之外的所有货物进入交战国的港口。1793年11月6日，威廉·皮特内阁宣布，英国船只可以拦截任何出入于法国西印度属地的中立国货运船。不费吹灰之力，英国舰队就捕获了250多艘美国商船，并扣押其中的大部分货品作为战利品。英国还在海上强登美国货船，掳掠水手，宣称他们是叛变和逃跑的英国水兵。这些强暴行为在美国国内激起了一片哗然，似乎真有可能在独立战争之后再爆发一场反抗大不列颠的战争。 联邦党人感到被出卖了，他们震惊而愤怒。“英国人是不折不扣的疯子，”费舍尔·埃姆斯气急败坏地说，“他们的敌意对这个国家的秩序的威胁不亚于法国的友谊。”当汉密尔顿得知英国强取豪夺的行径时，他并没有充当英国利益的爪牙。相反，他为华盛顿起草了数个临时预案，召集两万人的部队负责沿海城市的防御，实行部分的贸易禁运。“承受痛苦是为了保护和平，”他告诉华盛顿，“其中包括相应的职责，即应为备战而承受同样的痛苦。”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再一次地达成一致，认为行政部门应当担任国家紧急关头的中坚领导。 财政部长一面继续着与顽固的国会调查者的较量，一面指挥着海关征税员加固港口，以防外来侵略的可能性，同时联邦党人也在向国会递交关于设立临时军队的计划。当消息传开，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汉密尔顿有可能执掌这支新的军队时，共和党人从中嗅出了另一场阴险隐蔽的权力角逐的气息。麦迪逊对杰斐逊说：“您非常清楚这幕后的游戏规则，对其中的老把戏自然也洞若观火，他们想让每一次偶然的可能性都变成集聚其政府势力的源泉。”麦迪逊和其他共和党人反对联邦党人成立军队以及为国防提高税收的计划。当联邦党人提出美国应当尽快建立自己的海军，以抗击北非地区海盗对美国船运的劫掠时，麦迪逊却一本正经地建议美国应当雇用葡萄牙海军。 对英战争如箭在弦，一些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在参议员鲁弗斯·金的会所举行集会。他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应当向英国派遣特使，并提议汉密尔顿是最佳人选，后者也自认为如此。如往常一样，仅仅是提到他的名字就已经让联邦党人心悦诚服了。“除了汉密尔顿，还有谁能完美地实现我们所有的希望？”埃姆斯问道。起初，华盛顿倾向于选择汉密尔顿，后来当埃德蒙·伦道夫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还有些愤慨。伦道夫认为，汉密尔顿责难法国的声音太响，很难相信他在对英谈判中会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共和党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以阻止华盛顿任命这个“魔鬼”作为本国的代表。众议员约翰·尼古拉斯是参议员詹姆斯·门罗的姻亲兄弟，他对总统评论说：“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定，对汉密尔顿委以如此重任是不安全的……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仅仅牺牲他一个人，就有可能结束美国的分裂？”杰斐逊还发掘出另一个政治阴谋，那就是将“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置于英国政府的保护伞下，更不用说把汉密尔顿派到国外是个相当巧妙的方法，可以保护他免受“迟早要落到他头上的耻辱和公众的憎恶”。最后，华盛顿得出结论，汉密尔顿缺乏“国人的普遍信任”，因此最终选择了另一个党派特色不那么鲜明的人。 4月14日，汉密尔顿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悲伤的长信，自动放弃了自己作为该职位的考虑人选。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被打垮了，并告知杰斐逊，他们的对手已经背负着“巨大的羞辱”倒下去了。然而，汉密尔顿一定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是一个造成分裂的选择。他也有众多留守本土的理由：他担心，如果他不在场的话，华盛顿会顺从共和党人的影响力；他还得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为自己的名誉而战；另外，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反对他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抗议越来越声势浩大，他也必须去应对处理。 在他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汉密尔顿就对外政策提出了几项具有长期意义的观点，特别是“把战争作为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的思想。他说，他属于“希望在维护国家荣誉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平”的阵营，只有在所有的补救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战争。他警告，共和党人想要破坏与英国的关系，加强与法国的亲善，并把所欠英国的债务一笔勾销。这样一来，英国将采取报复行动，封锁对美商品的出口，造成海关关税的毁灭性下滑。这将使得“财政部完全停止支付……从而从源头上葬送信用体系”。汉密尔顿常常被誉为理性的对外政策的典范，其理性的基础是对国家利益冷静的分析。4月14日的这封信表达出他坚定不渝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在强烈的感情驱动下，往往错误地衡量自身利益：“更多的时候，战争的爆发是源于愤怒和不恰当的激情，而非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冷静分析。”对英战争可能会释放出普遍的暴力幻想，点燃“动荡的激情”，而这一切将通往法国模式的过激主义，将美国推向“组织无序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正如汉密尔顿许许多多的辩证观点一样，这封信用炽热的言辞捍卫了冷静的政治策略。 汉密尔顿退出特使的竞争后，推荐了约翰·杰伊作为理想的接替人——“唯一值得充分信任的人选，我认为非他莫属。”作为高等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不像汉密尔顿那样具有政党首领的鲜明特点。汉密尔顿一向赞赏杰伊，但也有所保留。他曾说杰伊是“一个渊博睿智、诚实正直的人，不过他性格多疑”。与汉密尔顿充沛的活力相比，杰伊经常一身素黑，沉默寡言，并且有些孤僻。尽管如此，菲利普·斯凯勒却曾说过，杰伊是让他产生“近乎爱的情感”的少数朋友之一。 杰伊同意接受前往英国的使命，但不辞去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共和党人认为，比起汉密尔顿来，杰伊更容易让人接受一些，但还远不是严守中立的选择。在他们的眼中，杰伊是另一个受到英国蛊惑的联邦党人。尽管如此，参议院还是批准了对他的任命。为平衡对杰伊的任命，华盛顿决定选择一名共和党人接替古维内尔·莫里斯担任美国驻法公使，并选定了詹姆斯·门罗。亚伦·伯尔和一些共和党同僚猜测是汉密尔顿劝说华盛顿否掉了伯尔；对伯尔而言，这是汉密尔顿粉碎他升职梦想的无数次中的又一次。事实上，华盛顿一直不信任伯尔，认为他是个缺乏诚信、挥霍浪荡的人，这一点并不需要汉密尔顿来提醒。 虽然汉密尔顿不能去伦敦，但他也会在国内开展自由外交。在杰伊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之前，汉密尔顿就与傲慢的英国驻美公使乔治·哈蒙德会谈了两次。再一次地，那些认为汉密尔顿对英国溜须谄媚的人惊奇地看到，他对待哈蒙德的态度竟然如此针锋相对。哈蒙德回到伦敦后向上级说，财政部长“做了内容相当丰富的陈述，历数英国巡洋舰带给这个国家商业贸易的种种伤害，并且对美国人民要求政府维护他们权利的正当主张予以辩护”。汉密尔顿希望那些在英国西印度属地被截获的美国船只得到赔偿，哈蒙德对汉密尔顿显示出的“激动情绪”感到震惊。 在与杰伊和其他联邦党人参议员的会议以及提交给华盛顿的后续事项备忘录中，汉密尔顿概述了杰伊作为特使的任务，这使得汉密尔顿成为最终达成条约的主要设计师。除了赔偿之外，汉密尔顿还希望解决1783年和平协定的未尽事宜。然而，在他的议事日程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打造一个新的贸易联盟，其中每一个国家都能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地位”——这就是说，相互之间的贸易货物享受尽可能最低的关税。据粗略推测，这将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经过一些修改之后，内阁采纳汉密尔顿的指导性意见作为杰伊的随身文件。在杰伊出发前，汉密尔顿与他频繁会面，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把英国惯坏了。由于美国人民的义愤填膺，汉密尔顿希望杰伊态度强硬并要求“实质性的补偿”。与此同时，他还希望杰伊向英国人展示一幅迷人的前景，那就是更进一步的英美关系的诸多好处。 5月12日，数千名纽约人聚集在码头上，心怀避免战乱的期盼，欢送杰伊出航英国。那年夏天，虽然共和党人心怀恐惧，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仍采取了巧妙的中立路线。美国政府拒绝了法国私掠船在美国海港寻找庇护的多次企图，同时增强美国军事力量以备对英战争之需。华盛顿下令建造6艘护卫舰——这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汉密尔顿为海军所需的许多配备洽谈合同：加农炮、炮弹和弹壳、铁质压舱物、帆布以及制造火药的硝石。 共和党人对杰伊的出使深感怀疑。麦迪逊凭直觉感到，杰伊可能对英国妥协退让太多并断绝美法关系。共和党的报纸一直怀着恶意的幻想，认为杰伊会去协商关于将美国重新置于英国君主统治之下的问题。新的谣言出现了，说汉密尔顿卷入了一场立乔治三世的第四个儿子肯特公爵为美国国王的邪恶阴谋。一位共和党人借此打趣，英国皇室应当通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繁衍一个新的世系。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因此英国君主无需担心美国后嗣无人。 虽然法国镇压行动滋生出越来越多新的恐怖暴行，共和党人却仍然流露出对法国革命的温情。尽管麦迪逊也为以自由之名犯下的血腥事实心烦意乱，但当约瑟夫·福谢（Joseph Fauchet）作为公民惹内的继任者当上法国公使，宣布“革命坚如磐石”的时候，他仍然感到精神振奋。杰斐逊仍然透过“乐观的眼镜”观察法国，能够把恐怖事件神奇地转化为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壁画。“我坚信他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1794年5月他曾这样说过，并谴责“让法国人身陷如此邪恶与暴力”的“入侵暴君”的过分嚣张，而不是谴责法国本身的过分行为。流血不仅没有让杰斐逊感到厌恶，他还在等待着“国王、贵族和教士”统统被送上“他们制造血海的断头台”的那一天。 1794年初夏，血流成河。仅在巴黎一地，每月执行处决竟高达近800起，实在令人发指。事实上，当杰斐逊一手提拔起来的詹姆斯·门罗抵达法国时，他拥抱了国民议会的主席，并且赞美了法国军队的“威猛英勇”，这显然令杰伊感到沮丧。 杰斐逊认为，这场杀戮虽然令人遗憾，却是通向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汉密尔顿却为之备感心痛。法国大革命中无神论的萌芽重新唤醒了他自国王学院时期就已休眠的宗教意识。“神的存在遭到质疑，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否定，”他写下了关于法国人攻击基督教的警告，“虔诚的职责被奚落，人的希望取决于他现世的短暂生存。死亡被解释为永久的睡眠。”汉密尔顿认为，法国大革命已经蜕变成了异端学说的纲要，其中的观点包括认为道德能够脱离宗教而存在，人性能够通过革命而完善，“政府本身将变得毫无用处，因为社会将挣脱其束缚，自行生存与繁荣”。 汉密尔顿总有办法足不出户而洞察天下。为保持对法国时局动态的了解，他订阅了法文报纸期刊，并在费城请了家庭教师M.多尔纳（M. Dornat）帮助自己精进法语。同样重要的是，他从成群结队大批逃往美国的贵族难民那里获得了法国大革命的目击实证。在难民潮的顶峰时期，每10个费城人中就有1个是法国人；某位流亡者把费城称作“法国人的诺亚方舟”。汉密尔顿和这些优雅的、具有改革意识的贵族在一起感觉很惬意自在。“汉密尔顿先生的法语说得很流利，并且由于我们并不赞同那些把流亡者驱逐出家园的革命分子，所以许多有教养的移民都特别喜欢他。”艾丽萨回忆道。“他个子不高，仪态非常沉着，眼睛特别小，在他的目光中有种略显诡秘的东西，”莫罗·圣梅里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他讲法语，但错误很多。他富有机智，高度关注自己，并且……特别勇敢。”除他之外，没有谁挑剔汉密尔顿的法语水平。另一位从法国避难而来的德拉迪潘夫人谈到汉密尔顿时说：“虽然他从未在欧洲待过，但他用我们的语言说话时就像一个法国人。” 很多法国贵族是安杰莉卡·丘奇引荐给汉密尔顿的，她曾在伦敦盛情款待过他们。她向他介绍了拉法耶特的姻亲兄弟诺艾尔斯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此人曾加入了约克镇的兄弟会，并且很了解汉密尔顿。和其他难民一样，诺艾尔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曾对革命寄予厚望，但当革命沦为彻底的暴力时，他们开始不安地退缩。安杰莉卡还向汉密尔顿引荐了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这位忧郁的公爵是一名启蒙贵族及社会改革家，建立了一个示范农场和两个工厂；在前往英国寻求庇护之前，这位公爵曾竭力保护国王免受暴徒的袭击。在费城生活的日子里，他开始崇拜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先生是在我见过的美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后来写道，“他思路开阔，头脑清晰，善于表达，消息灵通，性格活泼、温和、有教养。”尽管汉密尔顿对法国人颇有微词，这些没落贵族依然对他心醉神迷。 大多数的法国难民都生活在绝望的谷底，经历着地位与财富急转直下的衰落。曾经富裕的法国人现在靠教法语课、当厨师或者开小商店来勉强维持生计。“我但愿自己是个大富豪，”汉密尔顿告诉安杰莉卡·丘奇，“这样，我就能给那些不幸的孩子提供可靠的保障，这将多么让人高兴。但是现在，同情和宽慰的话以及偶尔的一顿晚餐，就是我能贡献的一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汉密尔顿都对无依无靠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努力为贫困的法国难民筹集捐款。汉密尔顿一向容易被妇女的不幸状况所打动，他从1793年开始记录带着孩子在美国流亡的法国母亲的名录。他在一份名单上写着：“1.勒格朗夫人，三个孩子，住在小市场附近的彼得先生家中，法国帽商，处于极度贫困中；2.戈万夫人，三个孩子，住在第二大街北83号，处于同样的贫困之中……”附后的捐赠人名单中，最大的捐助者一目了然：“艾丽萨·汉密尔顿——20美元。”艾丽萨给流亡者家中送去成包成捆的食物和衣物，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这和她后来在纽约城献身于助寡和儿童事业是一脉相承的。 在所有流落于费城的法国移民当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当属法国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即著名的塔列朗。他在幼时不幸摔坏了腿，走路有些瘸；他总是用讥讽的眼光解析这个世界。在大革命的前夜，国王任命他为奥坦的主教，作为对其掌管教堂财务，而不是宗教虔诚的奖赏，但这个授命没有妨碍他的风流快活。古维内尔·莫里斯描述中的塔列朗“狡黠、冷静、奸猾而野心勃勃”。他尖酸机警，而由于树敌众多，他也必须如此。法国革命政治家米拉博（Mirabeau）曾评价塔列朗说：“他会为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可以用粪土交换黄金。”拿破仑对这一观点的表达更为简洁，他把塔列朗比作“丝袜里的一堆粪便”。 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的男人，塔列朗最初希望法国大革命创建一个基于法律、秩序和健全财政之下的生机勃勃的新国家。他一直支持大革命，直到1792年9月路易十六被推翻以及随后的大屠杀抹杀了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他待在英国，冷眼旁观海峡对岸的祖国接连而来的恐怖事件，并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共谋罪。英国保守派对他冷落怠慢，而由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领导的反对派辉格党却很欢迎他，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也属于这一个社交圈子。 1794年1月，塔列朗得到通知，他必须在五天内离开英国，否则将被驱逐出境，于是他做出决定，加入了在费城生活的其他失去祖国的移民行列。丘奇夫妇资助了塔列朗的旅费，安杰莉卡还提前为他和他的旅伴博梅斯骑士（Chevalier de Beaumetz）铺平了道路：她写信给艾丽萨，介绍这两位绅士是追求自由的殉道者，“为了适度自由的事业……亲爱的艾丽萨，我把这两个有趣的陌生人交给你照顾。在我回到美国之前，我把他们借给你。到时候我并不是要完全收回我的朋友，而是要和你以及和蔼可亲的亚历山大共同分享他们的友情”。 安杰莉卡很遗憾艾丽萨不会讲法语，而塔列朗也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塔列朗因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交流，这让汉密尔顿的流利法语有了用武之地。4月塔列朗抵达之后，汉密尔顿谨慎地就接见塔列朗的问题，试探了华盛顿。塔列朗自己排除了非正式会见的可能性。“如果我不能进入正门，”他宣称，“我也不会从后门进去。”塔列朗当时是法国的弃民，所以时任法国驻美国公使的约瑟夫·福谢向巴黎的上级说，塔列朗和博梅斯与汉密尔顿的同盟正谋划着“一场恶毒的阴谋”。福谢告诉华盛顿，法国不赞成他接见塔列朗，于是华盛顿拒绝了会见，以免在共和党人中激起诽谤批评的骚动。华盛顿说，“我的想法是……要避免得罪与我们交好的国家，不要在对待他们放逐的公民问题上令他们感到不快，”并建议汉密尔顿以私人身份接待塔列朗。 塔列朗很快就有了一个黑白混血的情妇，他公然在费城的大街上充当护花使者。这困扰着上流社会中某些古板的人，但不包括汉密尔顿。艾丽萨可能也对塔列朗心生厌恶：“他的身体显然有些畸形，一只脚瘸着，他的举止丝毫谈不上优雅，说话的语调让人很不愉快，而穿着方面他也不修边幅。”她在暮年这样回忆道。福谢则评论道：“汉密尔顿先生经常和他会面，虽然他很钦佩这位精明的外交家出众的才能，却也厌恶其彻底缺乏原则。”由于福谢已经认定汉密尔顿与塔列朗是一伙的，因此汉密尔顿并没有因为会见塔列朗而招来政治麻烦。如果说汉密尔顿和塔列朗还称不上密友的话，那么，他们至少算得上是相互吸引的伙伴。 在塔列朗逗留美国的两年间，他很珍视和汉密尔顿一起度过的时光，并留下了一些流传后世的非同寻常的颂词：“我认为拿破仑、福克斯和汉密尔顿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3个人；如果我必须在这3个人当中做出选择的话，我将不假思索地把汉密尔顿排在首位。他预言了欧洲的未来。”关于汉密尔顿，他告诉一位美国的旅行作家：“我认识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显赫人物，但我从未见过能真正与之（汉密尔顿）比肩的人。”汉密尔顿尽情享受着与这位玩世不恭的外交家的交往，为表敬意，还送给他一幅椭圆形的自己的微缩肖像画。 汉密尔顿和塔列朗都是冷静务实的人，都反感那些爱幻想、更激进的同胞的乌托邦式空想。正如一位塔列朗的传记作家所述：“他们都醉心于政治，都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观察政治，都蔑视无病呻吟的言论，他们才不管这些言论出自罗伯斯庇尔，还是杰斐逊。”两人都渴望创建拥有强有力的执行机构的单一民族大国，两人都想扭转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遭到排斥与憎恶的局面。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塔列朗同意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最能保障美国对于长期信用和工业产品的需求的国家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塔列朗后来生动地回忆起汉密尔顿是怎样斩钉截铁、热情洋溢地预言美国的经济命运的。在他们的交谈中，汉密尔顿说，他预见到了“往昔存在于古老世界的庞大市场将在美国建立。那一天可能并不非常遥远”。塔列朗坦言自己只发现了汉密尔顿的一处不足：他过度热衷于和当时的名流显赫交往，忽略了艾丽萨的美丽。 塔列朗非常感谢安杰莉卡·丘奇为自己打开了汉密尔顿一家的大门，他告诉她关于艾丽萨的友善以及汉密尔顿独一无二的头脑与风度。因此安杰莉卡给艾丽萨写了一封意义非同寻常的信，内容是关于这个长期以来让她们姐妹俩着迷的男人。安杰莉卡·丘奇几乎直截了当地承认，她不仅仅是为汉密尔顿欣喜若狂。她一直向往妹夫的政治光环，现在她喊出了对他的崇拜和希冀： 我亲爱的艾丽萨，我从我可敬的朋友M.德塔列朗处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感谢我引荐他认识了你和我可亲的人。你当然知道我可亲的人指的就是你的丈夫，因为我很爱他；如果你能像古代罗马人那样慷慨的话，你会把他暂时借给我一会儿的。但是请不要妒忌，我亲爱的艾丽萨，因为我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更热切地盼望着成就他的雄心壮志，我唯愿他可以达到任何真正荣耀的顶峰。只要他乐于和我聊聊天，并偶尔说起“我想要是我们亲爱的安杰莉卡在这儿”就好了……啊，我的天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女孩，既得到聪慧美丽，又得到了一个好的伴侣。 第二十六章 邪恶的西部叛乱 1794年5月下旬，在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为汉密尔顿洗脱嫌疑之后，因预感战争即将爆发，汉密尔顿告知华盛顿自己暂时不会辞职。最终，他确实参加了战争，但不是与欧洲强国开战，而是对付美国边疆的拓殖者。那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是一场反对征收国内蒸馏酒精消费税——俗称“威士忌税”——的武装反抗，该税种的颁布是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组成部分。威士忌税可以称作美国历史上第一项“罪孽税”，因为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二篇批评说：“可能再没有一种东西像烈酒一样，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浪费。” 威士忌税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必然让美国人联想到《印花税法案》以及可憎的英国税收征收制度。然而，这个税种构成了联邦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汉密尔顿是决不会放弃的。如果取消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税种，他就必须提高关税，从而可能造成更多的走私和逃税行为，刺激国外的贸易报复。政府还需要军费用于征服印第安人，在受到威士忌税影响的边疆地区，如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这些军事行动尤其活跃。 威士忌税获得通过后不久，联邦征税员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还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蒙住眼睛，遭到鞭打。1792年5月，汉密尔顿试图通过降低税率来安抚反叛者，但收效甚微。那年夏天，菲利普·费雷诺印刷了极具煽动力的信件，把汉密尔顿征收的税种比作在英国统治下独断妄为的苛捐杂税：“美国政府诸事都想模仿大不列颠宫廷的腐败规则，从征消费税开始了其可耻的道路。”1792年8月，汉密尔顿最不愿意看到的暴民统治噩梦成为现实，抗议者用恐怖手段威胁威廉·福克纳上尉（Captain William Faulkner），因为他把房子租给了威士忌税检查员约翰·内维尔上校（Colonel John Neville）。汉密尔顿接到关于这起事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他们手持餐刀逼近福克纳，威胁说如果他不能发下毒誓，保证这里不再是检查办公室驻地的话，就会剥掉他的头皮，给他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最后还要把他的房子和财产都化为灰烬。”第二天，30个骑在马背上的武装分子涂黑了脸，闯进福克纳的房子里，想要抓住内维尔并杀死他。 大概就在此时，匹兹堡正在举行一场大型集会，试图赋予这种公开违法行为以合法性。集会书记员是出生于瑞士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艾伯特·加勒廷，他曾在哈佛大学教法语，说话带有明显的高卢口音。加勒廷个子很高，身材干瘦，窄脸、鹰钩鼻，性格是出了名的懒散。决议很可能就是加勒廷起草的，宣称抗议者将“把每一个可能阻碍（消费）税法运行的措施坚持到底，直到我们能够完全废除它”。同时，征税员应当遭受“他们应得的耻辱惩罚”。后来，加勒廷把自己在这次会议中充当的角色描绘成“我唯一的政治过失”，然而，汉密尔顿对这样的过失总是记忆犹新。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1793年末，加勒廷宣誓就职美国参议员后，很快摇身变为坚定不移的汉密尔顿批评家。 汉密尔顿拒绝容忍非法行为，也不认为狂暴的抗议者像后来的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伟大，他请求华盛顿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否则“违抗精神将自然而然地扩散，政府权威将会衰竭”。汉密尔顿当时态度异常坚决。他担心联邦权威在偏远地区仍然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稳固地加以确立——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允诺，如果必要的话可诉诸武力。他希望华盛顿发布声明，警告逃税者罢手，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将要派遣部队镇压。华盛顿的应对方式更为温和一些。他发出了遵守税法的呼吁，但他认为使用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并很犹豫是否要调用部队来对付国内的反对者。他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派遣部队，批评家们只会声称：“真相大白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了什么目的而筹建军队了。”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预言。 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大部分苏格兰、爱尔兰后裔把酒类视为最钟爱的饮料，其自制蒸馏器的人均保有量是美国最高的。在有些地方，威士忌普遍到了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地步。在偏远闭塞的农村，农民大量种植小麦，却没有办法解决阿勒格尼山脉的运输问题，因为山上只有狭窄的马道。他们最终找到了出路：把粮食蒸馏成为威士忌，倒入小桶，驮在马背上，翻山越岭地运到东部市场。也有一部分威士忌通过船运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当地农民相信，让他们承受汉密尔顿消费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是不公平的，他们怨恨一切对其家庭酿酒的乐趣的干涉。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矛盾在1794年再次激化，当时汉密尔顿正受到家庭问题的痛苦折磨。他的第五个孩子，当时不满两岁的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病得很重，这让再度怀孕的艾丽萨非常忧郁。虽然汉密尔顿几乎从不休假，但这次他恳求华盛顿说：“请允许我去乡下旅行几天，看看新鲜空气能不能对孩子有所帮助。”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艾丽萨和他们“深爱的约翰尼”都不见好转，汉密尔顿延长了假期，并在母子俩前往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寓所时，送了他们一程。勤勉的汉密尔顿向华盛顿道歉：“当时汉密尔顿夫人虚弱的健康状况与孩子的状况息息相关，我相信他们值得我付出拖延假期的代价。”在玛丽亚·雷诺兹事件之后，内心愧疚的汉密尔顿继续扮演着对孩子百般宠爱的家长角色。 正当汉密尔顿照顾家人之时，威士忌消费税的反抗者大肆毁坏着那些遵守消费税的邻居的蒸馏器。他们再一次地恐吓坚守岗位的威士忌税征税官约翰·内维尔上校。内维尔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他给逃税的农民发了传票；当愤怒的农民包围了他的住所时，他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请求民兵支援。十几个民兵试图拦住500名暴民。反抗者向内维尔的房屋持续射击一个小时，还烧了他的粮食、畜棚、马厩和篱笆。他们还绑架了该地区的政府执行官戴维·伦诺克斯（David Lenox），直到他发誓决不再向逃税者发传票后才被释放。最后，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都逃离了这个地区，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们走的时候“迂回行进，以免遭到袭击并至暗杀”。 8月1日，6000名叛乱分子聚集在匹兹堡郊外布拉多克的土地上，从此自发随意的暴力变得更具系统性。一个叫戴维·布拉德福德（David Bradford）的组织者陶醉于《匹兹堡公报》（Pittsburgh Gazette）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把罗伯斯庇尔吹捧成群众的光辉楷模。他强烈要求仿照雅各宾路线创建“公共安全委员会”，并于几周后力劝他的同志们搭起断头台。为了得到武器，叛乱者决定袭击位于匹兹堡的政府卫戍驻地，布拉德福德还吹嘘：“我们将打败从山那边过来的第一支军队，并缴械他们的武器和辎重。” 在时常被暴乱梦魇缠绕的汉密尔顿眼中，这不仅是民众的反抗，而且他看到了反政府的叛国阴谋。这个极少优柔寡断的人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7500字的说明，回顾了自消费税实施以来征税官所遭受的报复性暗杀。汉密尔顿希望撕掉暴力表面所谓可容忍的“民间违抗”的外衣，并且证明它们规模浩大、性质恶劣、有所图谋。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洞察到更深远威胁的人。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认为西部暴乱是“成系统、有秩序的计划，目的是削弱，甚至可能是颠覆整个政府”，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希望动用“一支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平息动荡的局面。华盛顿认为反叛构成了对宪法秩序的直接威胁，于是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宣布匹兹堡周边地区进入无政府状态。 到了法律强制执行的阶段，汉密尔顿相信军队绝对优势的展示往往能避免诉诸武力：“一旦政府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就应该像大力神一般展示力量，从而起到震慑作用。与所获得的益处相比。这场行动的开销不值一提。”在8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当汉密尔顿与国务院官员会面时，他建议他们向西部派遣部队。他劝说华盛顿组建一支12000人的跨州民兵队伍，以镇压预计有7000名武装分子的反叛。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反对派遣军队，理由是害怕这样只会促成反叛者的团结统一，他呼吁“调解的精神”，这个观点得到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认同。 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好战与伦道夫的求和之间做出了颇具政治大家风范的折中决定。他发布了声明，告知叛乱者必须在9月1日之前停止，否则政府将出动军队。与此同时，他宣布将由一个三人专门小组与当地公民协商谈判。威廉·布拉德福德被选为三名专员之一，就在他启程前往西部之前，汉密尔顿告诉他，他准备采取“任何合理的变革”以使消费税能更合乎民意。“因为事实上，”他告诉布拉德福德，“一切未得采纳的政策微调都和这个部门的意愿相一致。”8月17日，三名专员与忧心忡忡的匹兹堡居民进行了会谈，居民说“人多势众、极端暴力的”激进分子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消费税抵制到底。专员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强制执行法律必须动用“国家武力”。 在武力冲突若隐若现的时刻，诺克斯告诉华盛顿，他必须去缅因州处理一些紧急的地产事务，虽然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推迟行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竟然同意了让诺克斯在此危急关头离开，而这意味着作战部的职责暂时又落到了汉密尔顿已不堪重负的肩膀上。这又一次昭然若揭地证明了华盛顿对于汉密尔顿的多面能力，以及汉密尔顿主张动用军队的坚定立场的充分信任。 汉密尔顿发现自己陷入了异常痛苦的困境。他被众多紧急事务包围着。“我几乎腾不出片刻时间。”他对艾丽萨说。当时他正在向军用供应商分配合同，为宾夕法尼亚西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忙于订购马匹、帐篷以及其他军用储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推掉这些本不该由他做的工作。然而，艾丽萨从奥尔巴尼捎来的消息令他非常悲痛：尽管对小约翰尼采取了鸦片酒和石灰水疗法，他的病情仍在恶化，艾丽萨腹中胎儿的情况也很不稳定。每一次撕开来信时，汉密尔顿的手都在颤抖，他担心信中会带来儿子的死讯。“唉，我亲爱的，我的担忧如此沉重，我的伤心如此剧烈，”他告诉艾丽萨，“我日益感受到这个孩子对我是多么珍贵，我不停地向上天祈求他的康复。”汉密尔顿的信件体现出他对家庭的热爱以及他渊博的医学知识。对于孩子情况恶化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给予了艾丽萨详尽的指令： 如果他的情况恶化，你应该停止使用鸦片酒，试试冷水浴——更确切地说，逐步停用鸦片酒，在夜里而不是早晨使用，然后再彻底停掉。晚上把凉水放在厨房，早晨先让孩子把头浸到水里，然后是全身，把头部包好，迅速离开水中，用毛巾把身上擦干，给他穿上法兰绒睡衣。在他从水中出来的同时，迅速给他喝两茶匙白兰地，其中混上足够的水，以免让他喘不过气来。仔细观察他的嘴唇。如果有发热的迹象，就继续用冷水浴。如果他打寒战，就停用这个办法。 这听上去不仅仅是书本知识。他通过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许是少年时代的军旅经历，掌握了相当多的照顾病人的常识，因而被他照顾的病人都觉得他非常体贴。这个月末，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开始恢复，汉密尔顿把妻子和病中的孩子送到纽约城，在那里有尼古拉斯·菲什和伊莱沙·布迪诺悉心地照顾他们。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事态急转直下，朝着与政府公开冲突的方向发展。 1794年8月23日的早晨，费城的《美国每日广告报》的订阅者读到了一封署名“塔利（Tully）”的言辞激昂的警告信。这位作者忧心忡忡地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骚乱破坏宪法秩序。他声称，联邦政府的敌人非常狡猾，因此他们不会直接攻击政府，而是故作温和，并利用消费税作为借口挑起事端。尽管身体状况欠佳，汉密尔顿在接下来的9天时间里又写了3篇署名“塔利”的公开信。同往常一样，他那富于警觉的头脑详细阐述了种种可怕的后果：“无政府状态一旦开始，必然导致君主专制。”汉密尔顿认为，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在于“对宪法和法律的不可侵犯的尊重”。他相信，对新政府实力的最大考验即将来临。 “塔利”刚刚开始发表言论，3名专员就已经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归来，向华盛顿内阁提交了前景暗淡的评估报告。经过长达8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伦道夫决定，由州长亨利·李统率召集弗吉尼亚州的全体民兵，并另外征召一支15000人的部队备战。会后，汉密尔顿又开始为组织额外的军需供给而奔忙。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担心有一个制造混乱的派别企图推翻政府，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宪法。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迟了派遣部队的时间。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民兵军官唆使支持了暴动者，法官为抵制消费税而开脱辩护。他断言，宾夕法尼亚州的官员从未惩罚过任何践踏威士忌税制度的人。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动乱的恐惧可能会蔓延到各州。当马里兰州召集民兵执行消费税法时，士兵突袭了他们的长官，并在法院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的旗杆；亦有传说叛乱者将要洗劫国家兵械库以掠夺武器。 9月9日，华盛顿再也无法按捺情绪。“如果法律遭到践踏而冒犯者免受任何惩罚，如果少数支配多数，那么对于共和政体的政府来说，其结局就是死路一条。”他担心寒冷天气即将来临，便命令部队开始向宾夕法尼亚西部进发。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一直不愿镇压起义，因此招募的民兵来自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汉密尔顿同时肩负着财政部和作战部的重任，时时奔忙，片刻无歇。他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订购皮鞋、毯子、衬衫、外套、医药箱、水壶、步枪等物品，完成了整个部队的装备。按照他的习惯，他对每一项都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述，特别是在制服的问题上。“上装应当采用水手服通常使用的材料，”他指示道，“并且应当像水手服那样，不要下摆，但长度要足以保护身体。裤子，更确切地说是背带裤，也应当采用牢固粗糙的便宜的毛纺材料。” 华盛顿虽身为西部远征理所当然的统帅，但他不希望介入太深。“总统的行动视情况而定，”汉密尔顿对鲁弗斯·金说，“如果事态有扩大趋势，他会率兵出征。反之，他会留守。”汉密尔顿自己从未放弃对军事荣誉的热爱，并且非常渴望参与其中，“如果允许，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作为消费税的发明者，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由他陪同军队是有好处的：“在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中，如果某项措施对同胞有所威胁，而其公认的顾问或提案人亲身参与到威胁当中，这必然能带来良好的影响。”华盛顿同意了汉密尔顿的请求。然而，国务卿伦道夫感到自己有义务提醒华盛顿：“外界对汉密尔顿中校随军出征之事议论纷纷，汉密尔顿总是陪伴统帅左右也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汉密尔顿一直牵挂着身怀六甲的艾丽萨。在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前一天，他试图用轻松的口气安慰他的孩子：“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不会打仗，并且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不过是一次惬意的骑马旅行，我想这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9月30日的清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优雅地开拔赴战去了。他们在市场大街登上一辆马车，向西行进赶上了大部队。他们很快就穿越了一片祥和的农田。如果说乘坐马车似乎显得不够英雄气概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到华盛顿已是62岁高龄，禁不起连日的马上颠簸之苦。汉密尔顿为总统安排了旅程，并且小心翼翼地宣布，如果总统在私宅下榻，而不是当地小旅馆，他一定要支付费用。在汉密尔顿照顾华盛顿的过程中，将军和他昔日的副官一定都重温了某些似曾相识的回忆。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从前侍候将军的日子。另一方面，39岁的汉密尔顿已经凭借自身的声望与头衔成为强有力的人物。与华盛顿成为总统相比，他的前任副官跃升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10月4日，两人抵达了他们与大部队的集合地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南部阵列的卡莱尔，此地距匹兹堡还有一半的路程。他们检阅了3000人的队伍，随后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到了12000人。当素来非常高效率的汉密尔顿听说衣服和军火还没有运到的时候，他大发雷霆，并对负责人予以训斥：“看在老天的分上，派个可靠的人去催促他们吧。这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卡莱尔扎营的时候，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使者在昔日的织工、现任国会议员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的率领下，试图说服他们打道回府。使者说，现在西部乡村的居民无须强制就会自愿缴纳消费税。华盛顿的答复是，如果他的军队不会遭到炮火袭击，那么他也不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不会就此止步。汉密尔顿的态度更为强硬。当芬德利提到一个自称重建秩序的人时，汉密尔顿说：“如果看见他，就用刺刀捅死他，或枪毙他，或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汉密尔顿把这次远征视为对政府意志的头等考验，自然无意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军队驻留在卡莱尔时，有一个名叫大卫·钱伯斯（David Chambers）的年轻人捎来了州长亨利·李的消息。此人后来留下了关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的生动描述： 一听说是李将军的公文到了，汉密尔顿立即拿起来仔细阅读，他看上去是个很杰出的人。华盛顿则较为矜持地与我谈论道路情况和路程问题。华盛顿显得低沉、冷漠、严峻，而汉密尔顿则表现得亲切、有礼貌、率直。汉密尔顿亲自准备了公文的回复函，并鼓励我快速、忠诚地履行此次使命。与此同时，（他）从钱包里掏出了赏钱。 后来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脉时，钱伯斯又遇到了汉密尔顿，后者以“一个父亲的亲密与仁慈”带他亲历了一次行军。 汉密尔顿喜欢军营的男子汉气概。他先为自己搭起一个很棒的帐篷，然后四处大步巡视，和士兵们交流独立战争时期的故事。汉密尔顿向来不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人，但他坚持纪律，决不宽恕违规失检的行为。他常常在天黑之后在营中巡视，突然出现在值班的岗哨面前。有一次，汉密尔顿发现一个出生于有钱人家的年轻哨兵懒洋洋地坐着，步枪斜靠在身上，于是责备了哨兵的懒散。当这个年轻人抱怨士兵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时，“汉密尔顿扛起枪，来回正步走，直到换班才下岗，”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后来写道，“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军营，从此再不需要重复这样的教训。”汉密尔顿与这支非正规民兵队伍打交道的经历，坚定了他长期以来坚信中央政府需要常备军的信念。“在对西部叛乱分子的远征中，”他后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唯恐军中相当一部分人会突然想到掉头回家，而不是继续向前进。”声势更为浩大的联邦军队却是共和党人所害怕的，麦迪逊向杰斐逊报告，费城现在的“时髦语言”是常备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巩固法律所必需的”。 华盛顿决定，如果军队状态良好，他此行的终点就是卡莱尔。于是，10月末他返回了费城，留下汉密尔顿和李将军掌管这支比他自己在独立战争时期所领导的军队还要庞大的部队。士兵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泥泞的道路前行。尽管条件恶劣，汉密尔顿的身体反而康复了。他甚至在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中拿自己的英勇行为开起了玩笑。在一封标注着“费城以西300公里”的信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安杰莉卡，我现在身处如此遥远的地方，正在赶路前往西部，打击和征服那些邪恶的叛匪，但是我不会承诺在你脚下堆满战利品。浩浩荡荡的军队已经让那些疯子的勇气冷却下来，现在唯一的问题似乎是如何最有效地预防返程的激动与忙乱。” 华盛顿只不过让汉密尔顿执掌了军队的一翼，共和党报纸的想象力就已经开始肆意驰骋了。威士忌叛乱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妖魔化的汉密尔顿成了马背上的军人，军事行动背后就是专制统治。此时弗雷诺的报纸已经彻底败北，反汉密尔顿情绪的主要来源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在当时即将扬名于世的报纸《黎明报》（Aurora）担任编辑。正当汉密尔顿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泥泞不堪、车辙累累的路上行进时，贝奇却从他的统率中看到了阴谋：“有些人私下议论他不请自来，许多人甚至敏感地猜测到，他指挥部队仅仅是迈向更隐秘计划的第一步，不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促进一己私利。”并未因此受到困扰的华盛顿把这篇冗文寄给汉密尔顿，后者回复：“我早就知道人云亦云的看法毫无价值。” 远征军在暴动地区并未遇到公开抵抗。许多拖欠税款的酿酒商被围捕，其余的要不投降，要不逃进了山里。有时候，粗暴的酗酒士兵的行为比威士忌叛乱分子还要令人担忧，至少有两名无辜的平民死于民兵之手。华盛顿将这些士兵送交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审判，由此设立了重要的先例。 汉密尔顿为所到之处显露出的敌意与疏远感到惊骇，这更使他坚信必须把革命倾向彻底根除。他希望罪犯流离失所，甚至遭到驱逐——这是他宽容的移民观点中重大转变的开始。“不能草率处理这些问题，”他对鲁弗斯·金说，“宾夕法尼亚州政治腐败之严重远超出我的想象。”通过选举上任的官员也参与叛乱的情况特别让他感到烦乱。 镇压威士忌叛乱的联邦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争议。威廉·芬德利相信，汉密尔顿乐于见到这个炫耀政府力量的机会。他留下了一系列事件的记录，尽管是一面之词，从中也可窥见汉密尔顿审讯暴乱首要分子时的冷酷无情和审问手段。汉密尔顿对待那些他认为是领导者的人特别苛刻。有一次，他审问一个名叫梅杰·鲍尔斯（Major Powers）的人关于艾伯特·加勒廷在叛乱集会中的角色。鲍尔斯的回答非常不配合，汉密尔顿建议他花一个小时恢复记忆力。芬德利说，鲍尔斯被扔回集体牢房时，有人用刺刀指着他的头。一个小时以后，汉密尔顿“突然展现出所有的恐怖手段，（他）告诉梅杰·鲍尔斯，自己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一个有着诚实本性的人却不愿说出真相。汉密尔顿表示，自己已经从别的地方知道鲍尔所掌握的事情”。鲍尔斯被军事管制了8天之后无罪释放。 另一名由汉密尔顿亲自审讯的嫌疑犯休·亨利·布拉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也遭遇了礼貌而严厉的对待。“他想对我彬彬有礼，但很快就觉得颇为尴尬，因为意识到我处于俘虏的困境并正在被监禁。”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问布拉肯里奇是否策划推翻政府。在两天的审讯中，汉密尔顿记下了详细的笔录，然后释放了布拉肯里奇，宣布他是被人诬陷的。财政部长肯花费两天时间判定一个人无罪，这种行为起到了表率作用。但威廉·芬德利却只谈到汉密尔顿“施予”布拉肯里奇的种种“恐怖行为”。布拉肯里奇本人认为，武力威胁能使联邦政府兵不血刃地平息威士忌暴动，这与汉密尔顿的预见完全一致。 芬德利讲述了自己落在汉密尔顿手上的审讯过程。汉密尔顿认为芬德利在报纸上发表了13篇反对他的匿名文章。芬德利说：“他高声指出，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曾说过中伤他的话，还写文章诬蔑他。”汉密尔顿非常愤怒，身为民选议员的芬德利和加勒廷，竟然教唆支持肇事者。“汉密尔顿对当地民众如此信任外国人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加勒廷和我都是外国人，本不足为信。”令出生于爱尔兰的芬德利大惑不解的是，偏偏是汉密尔顿从所有人中跳出来反对他的移民背景：“我想，任何对汉密尔顿部长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他反对其他人的外国人身份而感到吃惊的。” 舆论对于华盛顿在镇压威士忌叛乱中对于坚定与温和的平衡把握赞许有加。行动中死亡人数很少。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政府赢得了新的威望，并且展示了一个民主社会无须诉诸专制手段就能处理公众混乱状态的实力。与欧洲智慧的信条正相反，民主政治并不一定会退化成无法无天的混乱。汉密尔顿希望处罚一些作奸犯科者，杀一儆百，但亨利·李颁布了特赦令，除150名据称已承认“罪孽深重”的犯人以外，其余人都免予起诉。有两名造反者被指控叛国通敌罪并且罪名成立，然而华盛顿以其一贯的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汉密尔顿担心这种仁慈只会助长无法无天的气焰。 在后来的一次公开检讨会上，华盛顿谴责了紧随公民惹内到来而萌芽的民主共和党社团。总统的意见激怒了詹姆斯·麦迪逊，他评价说，这些言论也许是华盛顿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并进一步证明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傀儡。麦迪逊愤怒地说：“他们的策略是把民主政治和对暴动的憎恶联系起来，把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和那些组织联系起来，并且把总统搁在另一个党派之首的位置，以对付两者。”麦迪逊认为威士忌叛乱是建立常备军的序曲，而这将限制美国的自由精神。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样，认为这场起义再一次印证了汉密尔顿的权力野心及其对于华盛顿思想的魔鬼般的控制。杰斐逊向来讨厌“邪恶的”消费税，并且武断地称之为“汉密尔顿暴动”。杰斐逊把华盛顿比作“躲在船舱里的船长”，年事已高，昏睡之间“已被一个无耻的领航员引入了敌人的港口”。 汉密尔顿的朋友蒂莫西·皮克林后来评论说，消费税仍然是“威士忌爱好者特别讨厌的东西”，而杰斐逊废除该税的誓言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因此可以这么说，毫无疑问，是威士忌爱好者让杰斐逊先生当上了美国总统。” 汉密尔顿知道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民众对他心怀怨恨，因此当11月末他离开匹兹堡时，他要求安排六名士兵骑马实行特殊护卫。经过近两个月的路途劳顿和日晒雨淋，他一路疾驰奔向费城，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艾丽萨——她正体验着十月怀胎的艰辛，并由于他不在身边而备感孤独。就连远在伦敦的安杰莉卡·丘奇都知悉了这紧急的情形。她写信给艾丽萨：“亲爱的，我知道，在他远行的这段时间里，你很不快乐。你是多么令我牵肠挂肚。”11月24日，亨利·诺克斯对汉密尔顿讲述了艾丽萨为他的归来而做出的真挚祈祷：“看上去她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流产的危险，这让她非常紧张。”汉密尔顿一家的“医护天使”爱德华·史蒂文斯在此时出现，对艾丽萨进行了护理，并让她放心，她并没有危险。尽管如此，诺克斯告诉汉密尔顿，她“非常渴望你能在身边。为了让她安心，这封信在总统的要求下送达”。 后来艾丽萨确实流产了，汉密尔顿为此深深自责。“我心爱的艾丽萨最近一直身体不好，”12月初他写信给安杰莉卡·丘奇时，没有直接提到这次流产，“感谢上帝，她现在恢复得不错，只是还有些虚弱。这都怪我由于远征而不在她的身边……你将看到，尽管你可能会鄙视我，我还是要对她做出补偿。”自从玛丽亚·雷诺兹的丑闻曝光以后，汉密尔顿竭力呵护自己的家庭，但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无休止需求没有留给他自己必要的时间，如今，他的离家远征酿成苦果。 汉密尔顿相信，他要做的伟大工作已经完成。1794年12月1日是他返回费城的日子，他告诉华盛顿，他将于1月末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有人怀疑，这样仓促的决定是否与艾丽萨的流产有关。艾丽萨对汉密尔顿的爱是无私的，但她不喜欢以政治为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也为丈夫所遭受的无休止的攻击而感到厌恶。看到丈夫所做的牺牲并未得到承认，她很痛苦。安杰莉卡·丘奇听说汉密尔顿要离职的传闻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信给艾丽萨：“这个国家将失去她最好的朋友，而你，我亲爱的艾丽萨，将是唯一一个需要或者乐于这种变化的人。我倾向于相信，是你的影响促使他想远离公共事务。”丘奇知道汉密尔顿兴趣广泛，所以赞成汉密尔顿暂时远离政治稍作休整，她对艾丽萨说：“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和我们谈论政治。他那些轻松可爱的闲聊对我们都有好处。” 对华盛顿而言，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是一个转折点；是他让汉密尔顿成为了新政府的原创者。后来，得到授权撰写华盛顿传记的约翰·马歇尔读到华盛顿的往来信件时，非常震惊于其中汉密尔顿来信“所占的比例”。在批复汉密尔顿辞呈的信中，华盛顿写下了他前所未有的至高赞美： 你所展现出的每个方面都让我看到，我对你的才干、努力和正直的信任是恰如其分的。我能坦率地向你表达我的赞扬，因为我所说的一切皆有大量信息为据，而这些信息是不会欺骗我的，同时也令人心服口服地证明了你值得公众的尊重与爱戴。我最真挚地祝愿你幸福快乐，我的祝福将伴随你引退后的日子。 这封信说明了为什么华盛顿往往不太重视杰斐逊派对汉密尔顿的诽谤中伤。无论是身为将军还是位居总统，华盛顿有无数机会观察汉密尔顿，并且他看到的都是能力、奉献和正直。作为给汉密尔顿的另一份礼物，华盛顿让他在财政部的副手小奥利弗·沃科特接任部长职务。 汉密尔顿渴望声名清白地离任，他迅速地将离职计划告知众议院发言人米伦伯格。他希望留给特别调查委员会一些时间来完成所有刨根问底的调查，以免有人会说三道四，怀疑他有什么隐藏的问题。悄然隐身幕后并不是汉密尔顿的风格，他为1月19日提交众议院的最后一份关于政府金融的大部头报告鼓足了气力。他希望描画出广阔未来的方针。华盛顿不久以前要求国会赎回公共债务，并“避免不断累积的债务最终殃及政府”。国会就具体的提议展开了争论，而不是着眼于总体计划。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汉密尔顿一成不变地把公共债务看作公共福祉，这种误解让汉密尔顿很是恼火。他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债务可能是公共祸根。“法国的负债招来了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财务窘境的后果就是走向推翻政府之路和随之而来的所有可怕场面。”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汉密尔顿并不能改变别人的偏执成见，认为他始终赞成大量的公共负债。杰斐逊对一个朋友谈起公共债务：“两派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共和派希望明天就清偿债务，而财政部（联邦党人）一派希望债务永远存在，因为他们发现这对腐蚀立法者非常有帮助。” 债务理应受到关注，因为消耗在债务成本上的联邦支出高达55%，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汉密尔顿致国会的临别赠言——“关于进一步支持公共债务的计划的报告”——接受了共和党的挑战，并提出了三年内偿清公共债务的方案。他希望开征新税种，稳定旧税种，并且他努力表明自己一直在为尽快减少债务而奋斗。他不能忍受为威士忌暴乱平反正名，他指出，征收酒类消费税的所有盈余全都直接用于降低公共负债。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一个多月之后，他的计划得到国会批准，变成法案。然而，亚伦·伯尔等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令汉密尔顿愁眉不展，他认为这些修改损害了他的方案的“精髓”。他对鲁弗斯·金说，这种行为让他“很受折磨”，并斥责这是“对国家荣誉的可恶暗杀”。他感到迷惑，为什么当他这个来自异乡的移民为国家命运呕心沥血之时，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居民却对此漠不关心。 眼看政府和国家沾上一个难以去除的污点，我的心非常痛苦。难道我比那些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人更像美国人吗？为什么我感到如此痛苦，而其他人却冷眼旁观？到底是因为我是一个傻瓜、一个浪漫的堂吉诃德，还是因为美国人天生有心智缺陷？如果不是因为有你，还有少数人……我们当中存在轻视众生的风气……我毫无保留地向你袒露我的心声。我万念俱灰，愁容满面。我认为一个好政府的目标就是面对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这封言辞夸张的信件中，汉密尔顿再一次地流露出了自己对于美国前途的绝望心情。言行不再受到公职约束的他愈发经常地陷入愤怒的深渊。在汉密尔顿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本性的疏远性，他一直有一种悲伤，感觉自己虽人在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无根可依的局外人。最终，国会基本上未加改动地实施了汉密尔顿的方案，否决了伯尔提出的修改意见。汉密尔顿面对威胁的反应有些过激了，他表现出一种抑郁的特质，一种夸大问题的倾向。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从事公共事务的专家，他却始终不能培养起自我保护的外壳。 尽管失望重重，40岁的汉密尔顿在离开费城时，心中一定还是充满了成就感的。威士忌暴动已被平息，国家财政繁荣，关于他的调查也以响亮的无罪宣告而终结。几乎在所有由他发起的重要项目中，他都大获全胜——无论是银行、债务承担、公共债务融资、税务系统、海关业务，还是海岸护卫队——尽管约翰·昆西·亚当斯多年以来对汉密尔顿恶言相向，后来却也评论道，他的财政系统“运作起来就像是为重建公共信用而施展的魔法”。在汉密尔顿就职时已破产的美国，现在享有的信用等级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相上下。他为自由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并帮助实现了总统角色从被动的行政长官到积极的政策制定者的转变，为美国未来的崛起建起了运行机制的总体框架。他展示了政府的创造性功能，并促进了各州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他清晰阐述了其宪法基础，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关键原则，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维护巩固了华盛顿政府。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我们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能在同样的时间段里，对我们的机构和历史产生如此直接和持久的影响。”汉密尔顿的成就无可比肩，他适逢政府的初生时期，得以在这张白纸上自由发挥。如果说华盛顿是“美国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那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无疑就是“美国政体之父”。 第二十七章 糖球与玩具 在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于1795年2月中旬离开费城之后，他们在纽约市租了几间房子逗留数日，之后他们动身前往斯凯勒在奥尔巴尼的住处，期望能在那里过上安宁的生活。汉密尔顿发现，他还是难以获得一些私人空间。纽约市的富商巨贾热情款待他，场景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在2月下旬，商会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足足有200人参加，“没有能容纳更多人的房间了”，一家报纸是这样评论的。这是一次愉快的盛宴，商界和农界人士都表达了他们对汉密尔顿的祝福。他本人则接受了9次全体敬酒，先前华盛顿和亚当斯每人才得到3次。纽约市逐渐取代费城和波士顿，成为美国的主要港口，汉密尔顿被尊为当地繁荣的守护神。在祝酒词中，汉密尔顿向当地的商界人士表达了他的敬意：“纽约的生意人们，愿你们永远享有船长的荣誉、领航员的技能和港口的财富。”两个星期之后，纽约市长理查德·瓦里克授予汉密尔顿荣誉市民称号。与众多在纽约市找到新身份的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对曾经收留自己的这座城市怀有特别的感情。“在我曾经收到的诸多同胞对我的珍贵赞许中，”他告诉瓦里克，“没有哪个能比得上我现在得到的荣誉。” 在汉密尔顿辞去政府职务之后，英国艺术家詹姆斯·沙普尔斯（James Sharples）为他创作了一幅彩色蜡笔画，从这幅画像可以看出，虽然曾在费城劳心焦思，曾遭到杰斐逊党人的恶毒谩骂，但汉密尔顿仍然保持愉悦的心情。沙普尔斯刻画出了一个有着锐利的双眼，神情愉悦的睿智男性，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英挺的鼻梁，发际线却已经后移。纵然心底深藏绝望，汉密尔顿仍然处于盛年，有能力规划自己的宏图大业。 汉密尔顿辞职的消息引发了对其前途的种种猜测。一些捕风捉影的人认为他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实是其老谋深算之处，他想接替华盛顿继任总统。那些恶意的批评者和虔诚的赞美者都没能想到，他的初衷只是希望过上一段宁静的生活。在州长克林顿先生于1月宣布他将不参加重新选举之后，媒体便认为汉密尔顿可能是未来的州长，他的老上司尼古拉斯·克鲁格会成为副州长。汉密尔顿让菲利普·斯凯勒澄清这一猜测，他不希望自己被塑造成一个野心家。当一位纽约律师问汉密尔顿，是否允许自己提名他竞选州长。汉密尔顿没有作答，只在备忘录上写下了以下内容：“这封信也许不怀好意。关于未来我不会回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与当时充满疑忌的气氛十分相称。 实际上，真相很简单。汉密尔顿身负重债，急需赚钱。这一事实足以驳斥那些说他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员的传言。如果汉密尔顿真的犯下什么错，那就是他渴望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他离职时比他入职时还要穷，在执掌整个国家的财政之后，他告诉安杰莉卡·丘奇：“我得稍稍照顾一下我自己了，事实上我需要更多照顾。”他打算“远离我的政坛并认真照顾我自己的小家”。汉密尔顿任职财政部长时，每年赚得3500美元，这远远不足以支付他那日渐繁茂的家庭所需的各种消耗，当然也比不得他做律师的收入。他拥有的只是一些日常家具，他估计自己需要五六年稳定的工作才能够将外债还清，从而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这种负债生活的方式与杰斐逊等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人不同，因此他只有辞职了。在汉密尔顿辞职之后，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其间流露出对汉密尔顿的些许不满：“报纸大张旗鼓地声明是贫困让他回到律师界生活的。” 汉密尔顿对于自己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倒从不避讳。华盛顿总统收养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提斯（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讲述了汉密尔顿在提出辞呈之后出现在总统大楼时的情景。当汉密尔顿面带微笑进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助手们已经在那里了。“祝贺我吧，我的好朋友们，”他说道，“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公众人物了。总统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辞呈，我再次成为一个普通人了。”汉密尔顿注意到他们沮丧的神情，接着说：“我的全部身家连500美元也不到。我把青春年华奉献给这个收纳我的国家。现在，我的家庭有权对我提出要求。”汉密尔顿拿起桌上的一本宣传册，将它打开。“嗯，是宪法，”他说，“现在，请记住我说的话。只要我们仍然是一群崇尚美德的年轻人，这份文件就会以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福祉和共同的幸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然而，如果我们垂垂老矣，腐化堕落，它将很难把我们长久地联结在一起。”这种对美国未来的惶恐观点预示汉密尔顿不会满足于在财政部所取得的成就，他将重返政界。 在艰辛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汉密尔顿并非对财富的吸引力无动于衷，他也想生活得舒适一点，但是他不想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取财富。他在离职之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他故地重游纽约之时，他的老同学罗伯特·特鲁普找到了他，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特鲁普“习惯借些小钱给他（汉密尔顿），好让他补贴家用”。友善的特鲁普当时已经发迹，现在是著名地产商查尔斯·威廉姆森（Charles Williamson）的代理，后者代表了一批在美国投资的英国富商。1795年3月末，特鲁普力劝汉密尔顿参加一个在西北地区购买房产的项目：“我可以说，我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成为帮助你这样的绅士累积财富的经纪人了。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活得潇洒自在，他就不可能被人当作绅士。”特鲁普还说，法律这个行当将会使汉密尔顿疲惫不堪并且10年以后他甚至无力养家糊口。 如果汉密尔顿贪恋金钱，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真诚的朋友热切地希望他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致富。然而，尽管为特鲁普的关心所打动，汉密尔顿还是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得当的信，婉拒了他的盛情邀请。在汉密尔顿做出决定时他充分考虑到了威廉姆森代理的是外国人这一事实，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一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希望自己断绝与国外的一切瓜葛。汉密尔顿担心，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恐怖行径也许很快就要登陆美国了，断头台以及其他东西或许都要来了，他本人可能也会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即将要玩的游戏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对特鲁普说，“它可能就是真正的自由、财产、秩序、宗教，当然还有脑袋。特鲁普，届时我将尽力保全你我二人的性命。”他并不奢求“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只要能在乡间安然度日，已经心满意足”。于是，汉密尔顿拒绝了为赚钱去冒险。最终，他接受了查尔斯·威廉姆森提供的律师职位，但是却没有参与土地交易。 那个春天，汉密尔顿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尔巴尼与艾丽萨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的，不时穿梭于这个小小的临时家园和曼哈顿松柏大街63号的办公室之间。他还憧憬过去欧洲旅游一次（这将是他到达北美以来第一次出国），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宝贵的时间花在家人身上。从公职中解放出来，汉密尔顿看起来比过去几年轻松了不少，与艾丽萨说话时的语气也变得诙谐起来了。一天，没有及时订到从纽约去奥尔巴尼的马车车票，他告诉艾丽萨：“我得试试渡船，我明天就去，我必须祈祷和煦的春风把我迅速带到爱人的怀抱。”5月份，汉密尔顿甚至休了一个星期的长假，与他的朋友亨利·格兰（Henry Glen）一起从纽约的斯卡奈塔第到撒斯奎哈那河坐马车走了一个来回。然而，汉密尔顿并不能轻松多久，夏天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纽约，参加一个包括许多纽约名流显贵在内的顶级诉讼客户见面会。由于设在下曼哈顿的这个据点，汉密尔顿离国家政治中心费城的距离，并不像实际的地理距离那么遥远。 汉密尔顿离开美利坚政坛是如此迅速，以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即便法律事务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的，他也没有放慢写作的步伐，并且还积极投身于他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大争论之中，那就是《杰伊条约》（Jay Treaty）引发的骚乱。约翰·杰伊在前一年夏天一抵达伦敦，汉密尔顿的个人代表安杰莉卡·丘奇就主动接待了他，并邀请他参加她的社交晚宴。像其他精力充沛的男性一样，杰伊为安杰莉卡·丘奇的魅力所倾倒。他告诉汉密尔顿：“安杰莉卡真是一个性情温柔、令人愉快的女人。”在参加了一些社交圈子受到真诚款待之后，杰伊知道，他即将谈判的条约会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他提醒汉密尔顿：“我们不可以达成一个会遭到误解的条约，那会毁掉我们民族的团结，并且会让不和谐的种子生根发芽。” 当与英国订立的所谓《杰伊条约》的草稿传到费城时，汉密尔顿仍然是俗务缠身。杰斐逊宣称，汉密尔顿第一眼看到这份文件时，私下批评该条约“很糟糕”，还说它“婆婆妈妈”。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无法确定。但我们知道的是，汉密尔顿对这份条约草案做出了非常睿智的评论，他针对第十二条向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条约第十二条对美国同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设置了太多的限制条件。 1794年11月19日，杰伊正式签署了条约。他没有在冬天挑战北大西洋，而是在英国一直待到春天，因而条约的官方文本随着他直到1795年3月7日才到达费城。这并不是一份能取悦美国人的条约，华盛顿决定在“绝密”（麦迪逊语）中将它掩饰起来。也许因为杰伊是一位热情的废奴主义者，他没有强迫英国赔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带走的奴隶。他也没有为被英国海军俘虏的美国海员争取一个满意的赔款方案。美国人民原以为他能坚持战争时期一个中立国的传统特权，然而他似乎把这个基本立场都遗失了。对共和主义者而言，杰伊犯下的最不可容忍的错误是他给了英国在进口商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而英国却没有对美国的进口做出相应让步。不过，杰伊还是取得了一些细微但却显著的胜利。不列颠同意撤除西北的边界贸易站，允许美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的情况下采取仲裁措施，有限制地允许美国小型船只进入西印度群岛。对杰斐逊的支持者而言，从最初的形式上看，《杰伊条约》是联邦党人向英国霸权屈辱投降的条约，背叛了同法国源远流长的联盟关系。 然而，在联邦党人的眼中，杰伊在最重要的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首先，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引爆战争无疑是自取灭亡，而杰伊与英方的谈判终于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外，通过把国家的命运与海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杰伊也确保了美国的贸易能够直通海外市场。关于这一条约，作家约瑟夫·伊利斯（Joseph Ellis）曾经评论道：“它将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与英国的舰队联系起来，这在整个19世纪都对美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保护作用。” 5月末，也就是杰伊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华盛顿召集参议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秘密讨论这一条约。汉密尔顿对后果心急如焚。“各行各业的商人的普遍观点是，”他对鲁弗斯·金说，“不批准条约将会在总体上阻塞经济计划和公司运营。”汉密尔顿并不赞成与英国重新谈判，他只是希望参议院能就是否删除对美国不利的第十二条达成一致意见。亚伦·伯尔率先表示反对，他希望独立战争后被掠夺的黑奴以及其他财产“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赔偿”。他还对其他10个条款表示了反对。参议院最终不顾伯尔的反对在6月24日以微弱的赞成票优势通过了《杰伊条约》，还增加了一个附加条款：对第十二条内容做部分保留。 由于担心公众对条约的反应，华盛顿仍然拒绝让公众审查条约的文本。汉密尔顿则向华盛顿建议，希望能够面向公众公布条约，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公众的过度恐慌。7月1日，由共和党的一名议员泄露出去的完整文本刊登在费城的一家报纸上，引起了美国政坛前所未见的骚乱。麦迪逊称这一令人震惊的后果就像“电流传遍合众国的各个角落”。杰伊首当其冲，成为共和党人发泄愤怒的替罪羊。他刚刚辞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职——汉密尔顿回绝了替代杰伊就任大法官的建议——并且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举为纽约的州长，而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出任副州长。杰伊遭到恶意报复。在他纽约的住宅附近，各个大厦的墙上都写着一些巨幅的咒骂文字：“约翰·杰伊，去死吧，那些不诅咒约翰·杰伊的人都去死吧，那些不在屋里点起灯彻夜诅咒约翰·杰伊的人统统都去死吧！” 《杰伊条约》重新点燃了公民惹内两年前激发起来的怨恨情绪，斯坦利·埃尔金斯和艾瑞克·麦克基特里克曾经写道：“尽管实际上人们从该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份国际条约受到如此多的指责。”横扫各大城市的怒潮再一次暴露了美国两个主要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许多的城市焚烧了杰伊的肖像。杰伊自嘲地说，借着这熊熊火光照路，他可以走遍美国。对汉密尔顿而言，这些抗议确实应验了他的预言，杰斐逊的追随者的确是改头换面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在7月14日，查尔斯顿的市民庆祝了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他们拖着英国国旗走街串巷，最后在英国领馆馆前付之一炬。 这样嘈杂无序的游行让人们想起了革命中的巴黎，虽然长矛上没有串上保皇党人的头颅，但也足以震惊首都。小奥利弗·沃科特记录下了这样一幅场景：“有人把条约抄本扔到人群中，他们把它放到竿子上。大约300人组成的队伍朝着法国公使的官邸进发，那里正在举行庆典活动。暴徒后来又去了乔治·哈蒙德家，在欢呼和喝彩声中烧掉了条约。”约翰·亚当斯当时目瞪口呆，后来才回忆起华盛顿的住宅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人包围着，一天又一天，吵着嚷着，要求对英国开战的，咒骂华盛顿的，为法国爱国人士和道德高尚的共和党人喝彩”。 在此事发生之前，离任的汉密尔顿基本上没有打扰以前的内阁同僚，与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是，华盛顿现在想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汉密尔顿对贸易以及其他问题拥有全面的知识和见解，他的地位难以替代。华盛顿完全明白，《杰伊条约》注定不受共和党人欢迎，他希望至少能说服自己该条约是有益的，并知道该如何辩护。在7月3日，他曾经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信上标明了“私密”字样，他请汉密尔顿评估一下条约。他毫不吝啬地恭维汉密尔顿，称赞汉密尔顿对贸易政策的认识“科学、深邃、全面”。华盛顿还道歉说，他让汉密尔顿从律师业务中分心了，如果他实在太忙的话完全可以拒绝这一请求。华盛顿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一定在暗笑，他知道汉密尔顿一定会尽快给出一份非常正式的分析意见。果然，7月9日、10日、11日，汉密尔顿分别给华盛顿寄去了三份翔实无比的条约分析意见。他肯定了旨在解决《1783年和平条约》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前十条，并指责限制美国同西印度群岛贸易的第十二条，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条约的第十八条，因为第十八条列出了一份长得让人无法想象的不列颠可以从美国船只上没收的违禁物品清单。然而，《杰伊条约》总体精神是有益的，让人难以拒绝的，它的目的是为美国争取和平。“有了和平，我们的贸易就能迅速发展。如果这一时期发生战争，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发展和繁荣。” 如此迅速收到汉密尔顿的意见，华盛顿着实吃了一惊。他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你的研究和阐述如此详细，给你增添这么多麻烦，我备感惭愧。”华盛顿只是在一两点上与汉密尔顿稍有不同，在其他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他给汉密尔顿的信件再次确认了杰斐逊的追随者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总统从不回避与汉密尔顿的意见分歧，但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们俩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他失去了乔治·华盛顿有力的支持，失去了与之相伴时那份可贵的理智和分寸感。从先做副官，然后到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代理人一直得按照他的礼节行事。现在，他不再是华盛顿的下属了，汉密尔顿甚至能更快地察觉到威胁和挑战，并且在争论中采用一种舍我其谁的口气。某种至关重要的制约消失了。 这在汉密尔顿为《杰伊条约》发动的论战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参议院通过了，可是华盛顿还没有在上面签名。条约引起的战争对汉密尔顿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稀松平常的政治冲突了。他把这场战争当作决定美国命运的末日之战，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美国的命运而战。那年夏天，他觉得自己在纽约是置身于半战争状态的氛围之中。法国的三色旗甚至在商界精英聚会之地——唐提咖啡屋上空高高飘扬。在他比较担心的时期，汉密尔顿仿佛看到杰斐逊党人的死囚押送车载着他和其他联邦党人驶向美国制造的断头台。“尽管无法确信，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们的‘雅各宾分子’为一些人准备好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汉密尔顿在写给小奥利弗·沃科特的私人信件中说，“事实上，这个城市的民兵是靠不住的，从他们长官的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突发事件中的一种资源，我们只好求助于军事驻地中的正规部队。” 要让汉密尔顿相信他的反对者也同样胸怀坦荡是越来越难了，他把他们视为一种蓄意破坏的邪恶力量。早在春天的时候，海军准将詹姆斯·尼克尔森（James Nicholson）——亚伦·伯尔的密友艾尔伯特·加勒廷的岳父——已经对他提出恶意指控。尼克尔森声称，汉密尔顿在作为财政部长期间，在伦敦一家银行藏匿了10万英镑的资金，他公然指责汉密尔顿一边领取政府薪金，一边与英国暗中勾结。汉密尔顿的一位友人为他打抱不平，要求对方拿出证据。镇定自若的尼克尔森回应说，如果汉密尔顿本人提出请求，他自然会公布证据来源。“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汉密尔顿并不曾提出这样的要求，”约翰·贝克利告诉麦迪逊，似乎这就成了汉密尔顿有罪的证据，“尼克尔森亲自告诉我这些细节，还说，一旦汉密尔顿的名字出现在公职候选人的名单上，他就会立刻将内情公开。”共和党人能够将这样的流言蜚语当作绝对正确的事情，难怪汉密尔顿疑心有人密谋陷害他。 汉密尔顿和尼克尔森之间的争执成为1795年7月发生的几件大事的背景。在纽约市，雪片般的传单飞舞了数日，敦促市民在7月18日中午到市政厅集合，“讨论一种向总统表达他们对这一亲英条约不满的恰当方式”。波士顿的市民一致表达了对《杰伊条约》的谴责，汉密尔顿担心会出现连锁反应。民主俱乐部的领导人也正在曼哈顿的街角处发表言辞激烈地反条约演讲。为了想出办法消除抗议，民主俱乐部于19日晚间在唐提咖啡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汉密尔顿和鲁弗斯·金在《杰伊条约》上签下了他们的名字表示支持。他们号召支持者第二天也到市政厅集会，举行一个反游行示威的活动。 第二天，当钟声敲响12点的时候，汉密尔顿出现在主街西侧历史悠久的荷兰大厦的露台上，正好面对市政厅。500多人蜂拥而至挤在这个十字路口，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的宣誓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但是6年前和谐的一幕如今却见证着合众国早期发生的丑陋的冲突。在露台上，汉密尔顿大声呼喊着，要求对方报出集会领导者的姓名。恼怒的人群也大声回应道：“让我们选出一个主席。”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S.史密斯（William S. Smith）被选举为主席，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主持集会。彼得·R.利文斯顿站出来批判《杰伊条约》，汉密尔顿粗暴地打断他，质问他是否有资格第一个讲话。经过投票后，现场的绝大多数人赞成利文斯顿第一个讲话，他才重新开始讲演。但是，现场人声鼎沸，太嘈杂了，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于是他建议条约的反对者沿着华尔街向三一教堂出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条约反对者都跟随着他，当汉密尔顿响亮地陈述其辩护意见时，有500多人阴沉着脸在听他讲。一家报纸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强调“在市民得以形成他们的意见之前需要充分讨论，然而人群发出的鄙夷的声音、咳嗽声还有嘲骂声淹没了他的声音，彻底打断了他的讲演”。这真是一幅不同寻常的场景：前财政部长屈尊从奥林匹斯山下来向反抗者表达自己的想法。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说道，当他父亲要求游行示威者表现出点尊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有人向他投掷石头，其中一块击中他的前额。他一边低头躲闪，一边说，‘如果你们用这种方式反驳他人，我这个律师也只好辞职了’”。另一位联邦党人塞思·约翰逊证实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一些石块朝着汉密尔顿先生扔了过去，其中一块击中了他的头部。而另一位愤怒的联邦党人则说道，‘雅各宾分子企图打伤汉密尔顿的脑袋，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把他的智商降到跟他们同一个水平。’”很长时间以来，条约的反对者就在策划这样的斗殴场面，他们围成一圈，仪式性地烧毁《杰伊条约》。当杰斐逊得知汉密尔顿在大街上受到石块攻击时，他并不感到恐怖或者悲伤；相反，他有点得意洋洋，对麦迪逊说：“利文斯顿的支持者用石头和棍棒攻击他，这说明他的党派已经脱离群众了。”显然，杰斐逊认为这会使《人权法案》的撰写者——麦迪逊欣喜若狂。 作为一个身份如此尊贵的人，汉密尔顿遭受了莫大的侮辱。反对和抗议最终演变成他所惧怕的骚乱。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行为也有一些挑衅的色彩，有失体面。当他让“那些遵守秩序的朋友”跟着他上街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答应了。汉密尔顿等人在街头遇到一场争执，冲突双方是联邦党人律师乔赛亚·奥格登·霍夫曼（Josiah Ogden Hoffman）和几个月前诽谤汉密尔顿的詹姆斯·尼克尔森。当时，汉密尔顿希望能够阻止这场争执，但是却再次受到尼克尔森的挖苦指责，尼克尔森说他是一个“亲英分子的教唆犯”，说汉密尔顿根本没有权力打断他们的争吵。汉密尔顿试图将这个与己结怨已久的人赶回家。尼克尔森又说，他不需要听汉密尔顿的话，还指责汉密尔顿曾经逃避过一次决斗。这对任何绅士来说无异于投下了一颗燃烧弹，怒火在汉密尔顿心中燃烧。“没有人能断言你说的是真相。”汉密尔顿反驳，他还希望尼克尔森能答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场所来一次决斗，他希望“给尼克尔森先生点颜色瞧瞧”。 汉密尔顿堂而皇之的表演还没有结束。离开尼克尔森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的家门前停了下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就是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最小的弟弟，后来成为纽约的市长，汉密尔顿称其是一个“鲁莽、愚蠢、放纵且顽固的”人。霍夫曼和彼得·利文斯顿正在这里就《杰伊条约》舌战。讨论越来越激烈，到最后爱德华·利文斯顿和鲁弗斯·金要求大家另找地方解决争议。“汉密尔顿走了进来，”爱德华·利文斯顿后来说，“宣布如果论战双方愿意通过个人途径进行较量的话，他是非常乐意的，还说他愿意经受对方的车轮战，一个一个来吧。我正要跟他说他的决定有失体面，但他却转过身去，抬起一只胳臂，说他准备好与整个‘可恶的小集团’成员一个一个较量了。”利文斯顿觉得汉密尔顿必定是“因为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影响力而恼怒，竟然言语粗鲁，甚至企图动用街头暴力”。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惊人之举：汉密尔顿竟然不顾身份，准备与他的反对者在街头大打出手，好像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恶棍一样。彼得的兄弟马图林·利文斯顿（Maturin Livingston）沉静自若地告诉汉密尔顿，他愿意接受汉密尔顿的提议与他决斗，“时间在半小时以内，地点由他决定”。汉密尔顿说，他已经约了另外一场决斗了，但是一旦他和尼克尔森的决斗解决之后，他会抽出时间与利文斯顿决斗的。显然，汉密尔顿完全不担心连续接受两场致命的挑战。他一向在乎自己的名声，懂得如何利用这种荣誉之战来震慑敌人。 共和党人的报纸《阿耳戈斯报》（The Argus）呼吁两天以后再来一次大规模抗议《杰伊条约》的集会。此次集会通过一项反对条约的决议，之后，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纷纷效仿。对汉密尔顿来说，这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周，他还得去最高法院为马车税的合法性辩护，那是他在任职财政部长时启动的一项税收政策（最后，这个案子直到第二年2月才进行辩论）。在遇见尼克尔森两天后，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信给他，约定一个星期以后决斗：“我在星期天无故受到你的侮辱和嘲讽，这使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再安排一次与你见面的机会，见面的目的你应该心知肚明。”汉密尔顿根本就没有致歉，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挑战。他的老朋友尼古拉斯·菲什作为他的助手起草并向尼克尔森送去了这封信。没过多久，性格冲动的尼克尔森就草拟了一篇回复，同意与汉密尔顿决斗，并建议在第二天早上把事情了结。他声称，如果拖延决斗，汉密尔顿的家人必定非常惶恐，况且事情可能会泄露。回信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丝轻蔑，“但愿您能轻易平复家人的紧张情绪”。汉密尔顿认为在下个周一之前百事缠身，无暇过早决斗。他的口吻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因被迫与一位贱民谈判而感到恼怒。很显然，汉密尔顿感觉自己稳操胜券，能够任意摆布尼克尔森。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各自的助手行色匆匆地跑来跑去，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十有八九，汉密尔顿认为尼克尔森只是装腔作势，会在最后关头妥协。但是，汉密尔顿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让特鲁普做作遗产执行人，并写信告诉他修订遗嘱之事。汉密尔顿尤其关心一沓手稿，他将它放在一个皮箱里，上面标注着“JR，转交奥利弗·沃科特”。根据推测，JR指的是詹姆斯·雷诺兹，在必要时，这些有关雷诺兹事件的资料会交给沃科特保管。 汉密尔顿在1795年立下的遗嘱，有助于解开一些谜团。包括汉密尔顿与他父亲的关系，后者五年前移居到圣文森特岛。他们从未彻底断绝联系，断断续续有一些书信往来，只是语气不太自然。詹姆斯·汉密尔顿在给他著名的儿子的一封信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向汉密尔顿夫人和你们的孩子们致敬。”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詹姆斯·汉密尔顿从他儿子那里借过七百块钱。汉密尔顿现在担心，如果他在决斗中死掉了，他的债主会向年迈的父亲讨债。他告诉特鲁普他已经考虑给他父亲一种特殊保护，使他免受债权人的骚扰，不过后来又反悔了： 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在遗嘱中添加一些内容，以保证我父亲的生活。然而，现在看来，这或许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不能确定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所以我什么都没做。我唯恐他们向他讨债，增加他的负担。尽管有人告诉我，他在苏格兰拥有高贵地位，但他在西印度群岛经商的时候已经破产了，现在生活拮据。我曾劝他投奔我，可他年迈体衰，恐怕不能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 汉密尔顿似乎在压抑一些没有明说的敌意。在他的叙述中只有怜悯却没有任何温暖，他将听任债主摆布他的父亲。尽管现在从财政部的繁忙公务中脱身，但是汉密尔顿从未表达出想要去探望一下圣文森特岛的年迈父亲的意思。 这份遗嘱再次显示出杰斐逊党人的想象是多么荒唐：汉密尔顿利用公职谋取了一笔财富并将这笔钱存于一家英国银行。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还欠他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5000英镑，他还担心无法偿还债务：“劳碌了一生，万一我有什么差池，只能拜托他人关照我的家人了。”汉密尔顿说过，一旦他未能将债务还清就死去，他完全信得过约翰·巴克·丘奇的“友谊和慷慨”。 最终，汉密尔顿得到了尼克尔森的致歉信，是尼古拉斯·菲什让尼克尔森在逐字审阅了自己草拟的致歉信后签上了名字。至于汉密尔顿提出的7月18日的第二场决斗，因为对方的妥协得以化解。马图林·利文斯顿否认自己曾散布过汉密尔顿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谣言，也没有指责过他是胆小鬼。虽然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的反对者挑起的这两起事关名誉的纠纷中笑到了最后，但是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他让自己的好斗本能信马由缰地驰骋，表现出他缺乏正确的判断力。没有华盛顿的指导或者公共职务，他再次暴露了桀骜不驯的火爆脾气，这对他而言是无益的，而且降低了他的威信。他也再一次让人们看到，在为美国社会塑造一个全新的法律和司法结构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人骨子里依然潜藏着旧式的族斗意识。当发生激烈的个人冲突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不是本能地求助于法院，而是借助于决斗场。 在街上遇到《杰伊条约》的反对者4天之后，汉密尔顿公开发表了一些意见。共和党人早就以罗马名字为笔名对这一条约进行过批判了，比如罗伯特·R.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卡托”，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使用的是“德西乌斯（Decius）”和“辛纳（Cinna）”，汉密尔顿则撰写了《辩护》（The Defence）系列文章，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发表了28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尽管这些文章存在争议，但这恐怕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作品。和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一样，《辩护》系列文章喷涌而出，有些时候甚至每个星期都有两到三篇文章。统计下来，汉密尔顿前前后后写出了10万字左右的文章，这期间他竟然还在做全职的执业律师。这些作品在争议声中迅速完成，是又一部汉密尔顿风格的鸿篇巨制。 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辩护”被认为是几人合作完成的。汉密尔顿原计划只讨论《杰伊条约》的第一部分，主要针对与《1783年和平条约》有分歧的条款，总计28篇文章。鲁弗斯·金撰写了另外10篇关于商业和海事的文章。杰伊州长一直与此二人保持密切联系，但是却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之后再添点什么。“杰伊原本准备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或许由于个性散漫，或许他认为不在作品上留痕迹更明智，也可能是他发现这些作品已经很完美，故而放弃了最初的想法，这是鲁弗斯·金亲口告诉我的。” 汉密尔顿采用了曾经使用过的大胆策略，他先在敌人的阵地《阿耳戈斯报》上发表了首批21篇文章，这份报纸曾经刊登过罗伯特·利文斯顿署名“卡托”的文章。汉密尔顿选择了来自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的罗马将军卡米路斯（Camillus）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这位罗马将军可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一个睿智而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同胞却误解了他，认为卡米路斯没有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无畏的卡米路斯揭示了令人不悦的真相，最终为他的正直付出了被流放的代价。后来在高卢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人们想起他，将他从流放中召回，以拯救他们的城市，由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笔名的选择非常能够告诉我们汉密尔顿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说明他察觉到自己没有从民众那里得到应有的认同。 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写作起来非常平和，他将草稿给詹姆斯·肯特过目，令肯特惊诧的是，汉密尔顿在交稿时间迫近的巨大压力下仍然不忘稽考，“他所写的几篇文章在付印之前给我看了看，我的注意力被精辟、严谨、一语中的的写作风格所吸引，一切观点都有他的调查研究做论据。比如，他并不满足于直接引用格劳秀斯所引用的论述，而是查阅拉丁文原著进行考证”。 在7月22日他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抨击了《杰伊条约》的反对者的动机，他看出他们想推翻《美国宪法》，让美国站在法国一方卷入到战争之中，并把他们自己的人推向总统宝座：“在公众的眼中，如果总统卸任的话，有三个著名的人物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继任者——亚当斯先生、杰伊先生和杰斐逊先生。”汉密尔顿断言，共和党批评家之所以如此贬低条约，是为了破坏杰伊当选总统候选人的机会。由于亚当斯也是一位联邦党人，所以实际上，汉密尔顿在清晰地暗示：对条约的抗议是为扶助杰斐逊竞选总统的策略。非常有趣的是，在阅读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华盛顿从芒特弗农写来了一篇嘉许性的评论：“就首篇文章来看，我断定这部作品必定出神入化。相关问题有望得到鞭辟入里、令人叹服的解释。” 华盛顿曾批评说，《杰伊条约》被“恶毒的解释”和“错误理解”歪曲了，因此汉密尔顿打算逐一剖析这些条款。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更广阔的政治背景讲清楚。同英国发生战争并非无稽之谈，汉密尔顿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经济计划。他告诫人们，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贸易、航海和商业资本无疑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他批评共和党人是“战争党”，认为年轻的国家需要一段和平岁月。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强盛国家的萌芽状态”，欧洲势力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会扼杀这个年轻的国家：“如果有某些外国势力怀着嫉妒和恶意看着我们日渐强盛繁荣，它们必定清楚，如果要想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幼年时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美国最好以谈判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过早地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辩护》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汉密尔顿克制、冷静的一面，他认为除非面对赤裸裸的侵略或者人民受到屈辱，否则不应该轻易开始战争。 汉密尔顿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卡米路斯”的名字写作。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见诸报端的两天之后，他就在同一份报纸以“菲洛·卡米路斯（Philo Camillus）”的名字开始发表一系列类似的文章。接连几个星期，菲洛·卡米路斯都在赞扬卡米路斯，并抨击共和党对手。多产的汉密尔顿热衷用新的化名给他自己化名写的文章做评论。他还以“贺雷修斯（Horatius）”为署名，称颂了另外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指责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观点唯唯诺诺，屈从任何来自法国的言论”。在这样一个狂热的时期，汉密尔顿还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在威廉大街的会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诫他的支持者：“如果条约没有通过，我们可能迎来一场国际战争；如果条约通过，我们则可能迎来一场国内战争。”并不只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心爆发内乱，从费城传来了财政部长沃科特的报告：“我不认为会发生危险的骚乱，但这一个月足以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在第三篇《辩护》里，汉密尔顿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态度诚恳，我们必须怜悯他们的无知；如果他们动机不纯，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虚伪。”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向普通民众抵御欺骗的能力致敬，“这些人把他们当作孩童，幻想用小糖球和玩具博取信任和依赖”，民众会令这些人失望的。 在评论《1783年和平条约》时，汉密尔顿指出，《杰伊条约》将创设一个双边委员会，解决债务、英国掠夺美国船只以及美国与加拿大国境等纠纷。他认为，英国唯一拒绝的条款是支付近3000奴隶的赔偿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尊严问题，汉密尔顿认定不值得为这个问题牺牲条约。这个立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写道：“抛弃这些曾被允诺给予自由的黑人，给他们重新戴上镣铐，这种做法是丑陋和可憎的。”汉密尔顿不避忌讳，大胆提出自己的言论，认为美国和英国都违反了《1783年和平条约》。至于《杰伊条约》是否会让美英缔结“联盟”关系，汉密尔顿说：“这样的观点是对人民理解力的一种侮辱。”然而，论及条约不会让美国和英国联系得更紧密，以及这个条约是商业性的，且缺乏政治内涵时，他显得不够坦率。汉密尔顿的亲英观点带有深厚的感情色彩，这是他不愿承认的，因为这有悖于他的实用主义政治倡导者形象。与此类似，他对法国的抵制也源自他情感上的嫌弃和对美国利益的清醒评估。麦迪逊确认该条约当然会损及美国的中立国身份：“我担心，条约批准以后，会使我们立即跟法国决裂……我担心同法国交恶会成为国内战争的导火索。” 批评家们认为，杰伊在他的条约中奉献了合众国的一切，回报却甚少。汉密尔顿反驳说，不列颠也做出了相当让步，修改了它长久以来的“殖民独占制度”，并向美国做出了任何第三国不曾得到的让步。他认为，这将使美国的海外贸易激增。大胆、自信、具有世界眼光的汉密尔顿认为，美国不必惧怕与其他国家建立商业关系。“美国的基本准则是乐于和全世界发生联系，”他写道，“它们无须担心商业机构间不受控制的竞争，只要允许它们平等竞争即可。” 待到汉密尔顿完成八篇“辩护”以及三篇以“菲洛·卡米路斯”之名写的文章之时，华盛顿已经不顾媒体的反对在1795年8月中旬签署了《杰伊条约》。人们最初对条约的期望并不高，但是美国的经济却在同英国的贸易中蒸蒸日上，同法国的贸易却从1789年巴士底狱风暴以来下降了一大半。在条约被肯定以后，汉密尔顿仍然笔耕不辍。条约需要“辩护”成为其最权威的解释。 汉密尔顿成为无可争议的条约捍卫者。费舍尔·埃姆斯认为他比共和党的批评家高明多了，他写“辩护”完全是在大材小用，浪费才干：“朱庇特的雄鹰利箭在爪，猛掷出去，箭头并未指向大力神，而是麻雀和老鼠。”尽管有不同的政治说辞，杰斐逊也承认，共和党人无法解除汉密尔顿投下的蛊毒。对杰斐逊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他正在蒙提塞罗，终日饱受风湿之痛。他也在阅读约翰·贝克利转给他的“辩护”系列文章，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他担心汉密尔顿会在论战中取得胜利，9月21日，他终于坐不住了，转而求助于麦迪逊，请求麦迪逊再次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在信中，杰斐逊表达了对汉密尔顿才华的敬畏，以及美国历史上最笨拙的赞美，他告诉麦迪逊： 对反对共和党的人来说，汉密尔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不记得有多少次，他单枪匹马就成为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好几次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很可能就此毁灭。但是，共和党给予汉密尔顿充足的时间，让他得以运用他的才能和斗志帮助自己绝处逢生。所以我们也许适当地反对他一下，会更好，而不是穷追猛打。事实上，当他继续前进时，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手。 在杰斐逊寻求帮助之前，麦迪逊在他对汉密尔顿的言谈举止进行的批评中已经流露出骄傲自大的情绪了，他说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卡米路斯的言论中体现出来的亲英色彩跟条约本身一样邪恶和脆弱。”现在杰斐逊请他反驳汉密尔顿的那些言论，麦迪逊反而畏缩不前。 尽管麦迪逊从与汉密尔顿的言辞争斗中退缩了，但是他仍然在发动一场强大的立法斗争来反对《杰伊条约》。他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对《宪法》所做的解释是不符合传统做法的，这会引起全面的宪法危机。事情还要退回到他们同心协力合著《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逝去的岁月，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起阐述了为什么宪法赋予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任期长，成员学识渊博。现在麦迪逊觉得论证《杰伊条约》是否得到批准在众议院的职权范围之内也是可以的，因为众议院有权规范商业活动。关于这种令人吃惊的观点，传记作者加里·威尔斯认为，这不仅仅“是在松动《宪法》架构的基石，更是在篡改《宪法》的本意”。 还有一次，杰斐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遵循平民主义的众议院应该保持对经济事物的控制，因为涉外事务被分派给了贵族化的参议院。为了抵制条约，他现在改变了立场：“我相信我们立法机关的平民主义分支不会赞同它，并且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千夫所指的法案。” 汉密尔顿从《杰伊条约》受到的立法威胁意识到，众议院的否决权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平衡。幸运的是，汉密尔顿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他能够重新发动一场支持条约的运动。鲁弗斯·金刚刚完成就条约中的商业问题而做的几篇“辩护”文章，这让汉密尔顿抓住了机会，顺手在系列文章中加入有关《宪法》的新话题。在1月初，他用“辩护”系列的最后两篇文章揭示了让众议院扼杀条约是多么荒唐可笑。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先例，“即使有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总统还是不能签署商业或结盟条约。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可能没有什么条约不会与那些反对者的原则发生冲突”。如果麦迪逊的新理论能站得住脚，联邦政府将无法管理同外国的国际关系，也不得不将此类职权交给争吵不断而又专横武断的众议院。 这个年轻的国家在最基本的统治问题上似乎遇到了另外一场冲突，这就是一场关于宪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的斗争。在麦迪逊的领导下，共和党人似乎想冒着一切危险扼杀这一条约。约翰·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国家的各种活动停滞不前……一切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争论中来了。”如果共和党人依旧“一意孤行，并且不可理喻”，他警告：“《宪法》将变成一纸空文……除了政府解体、立即爆发战争外，我看不出其他的可能性。”在这一争论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中，美国的商业发展缓慢，物价下跌，进口衰退。 在力挺条约的过程中，联邦党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资源是乔治·华盛顿，他是美国人生活中统一的化身。对杰斐逊而言，联邦党是一支仅仅依靠总统的特殊地位来苟延残喘的衰弱力量，而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共和党人认为敲碎不能批评华盛顿这一禁忌的时机已经来临了。共和党人的媒体再次有意无意地将行政部门和不列颠君主国之间联系在一起。果然，1795年12月26日，菲利普·弗雷诺写道，华盛顿想通过批准《杰伊条约》，将自己提升为国王，“他的诸多愿望（通过条约可以看出），只有在一个世袭君主国和贵族院中才能得到满足。”这种恶语中伤也曾经发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但现在矛头指向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总统对一些流言蜚语也已有所耳闻，比如杰斐逊正在领导一伙人诋毁他，将他说成是一个老糊涂的人，又说他容易成为汉密尔顿及其君主政治制度阴谋的牺牲品。杰斐逊一再向华盛顿申明，这类令人气愤的言语并不是从他那里流传出来的。然而，约瑟夫·伊利斯却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历史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杰斐逊正是这一场诽谤诬蔑活动的组织者，最主要的实施地在弗吉尼亚，而它的总部却在蒙提塞罗。” 在华盛顿早期的总统生涯中，詹姆斯·麦迪逊是他最可靠的顾问，也是他最信得过的心腹。现在，在1796年的3月初，麦迪逊冒着与华盛顿决裂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支持国会的一项要求：总统得公开他向杰伊发出的命令，即杰伊谈判磋商的秘密指令。汉密尔顿在相当程度上也曾经参与讨论这些命令。汉密尔顿非常愤怒，强烈要求华盛顿保护相关讨论资料的私密性。不愧是汉密尔顿，他一下子为这些行政特权的正当性列出了13条理由。如果麦迪逊得逞，“必须在众议院公开所有应该保密的讨论”。一旦开启这样的先例，“将对政府的谈判力量造成致命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周，汉密尔顿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3月末，他向华盛顿建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理睬众议院。汉密尔顿警告，如果众议院取得否决条约的权力，那么行政权就会垮塌，“它会在行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全能的立法机关”。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再次陷入了直接的对抗，即执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究竟是行政部门还是立法部门呢？ 当华盛顿拒绝向国会提供在条约问题上的命令以后，汉密尔顿如释重负。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之后，麦迪逊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许诺将在实施条约所必需的拨款上设置障碍，以期迫使条约无法实施。汉密尔顿希望华盛顿向国会提出严正抗议，他举例说：“他们这样做肯定会给我们的对外关系留下深深的创伤，必定会让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政府彻底失去信任。”或许是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之下，联邦党人组织了几次会议，宣传请愿事宜，以推进条约彻底实施。“我们必须让公众了解我们的观点。”汉密尔顿告诉鲁弗斯·金。对条约持对立看法的双方都以过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许多城市组织的集会演变成支持或反对条约的表决大会。当纽约市召集大规模反对条约的游行示威时——就在同一个场所，汉密尔顿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初次演讲——汉密尔顿激烈抨击了那些参加者。他回忆起华盛顿、杰伊以及其他被指责向英国出卖灵魂的人战争时期的光辉岁月：“我试问一下，你能相信这些人一下子变成了大不列颠的傀儡，而背叛他们的祖国吗？” 麦迪逊坚信大多数议员支持他，但目前来看，联邦党人的运动让许多议员改变了立场。亚当斯提到，麦迪逊因失败而心绪不宁：“麦迪逊先生看起来愁容满面，脸色苍白，形容枯槁。”1796年4月30日，联邦党人在国会中以51对48的微弱优势勉强取得了胜利，成功地为《杰伊条约》的执行争取到资金。汉密尔顿的几篇“辩护”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传记作家布罗德斯·米切尔（Broadus Mitchell）总结道：“可以这么说，汉密尔顿为条约所做的论证改变了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天平。”对麦迪逊而言，投票结果验证了华盛顿的能力，也证明联邦党人的恐吓战术是成功的。他相信投票背后暗藏阴谋，认定北方商人和银行家贿选，他没有意识到，或许正是因为美英贸易的蓬勃发展，普通市民才赞同该条约。 在《杰伊条约》问题上的争吵让麦迪逊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与华盛顿的友谊。华盛顿对麦迪逊的口是心非感到非常愤慨，他将大陆会议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公开，向世人表明，包括麦迪逊在内的起草者曾拒绝赋予众议院阻挠行政机关缔约的权力。麦迪逊认定这是汉密尔顿在捣鬼，是他唆使华盛顿做出这一“毫无教养可言的举动”，尽管这的确是华盛顿本人自己做的事情。华盛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原谅麦迪逊，没有咨询过他的意见，没有邀请他重回芒特弗农。对这位身材矮小、学识渊博的共和党领袖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挫折。联邦党人的宣传册的作者威廉·科博特（William Cobbett）幸灾乐祸地说起麦迪逊：“作为一名政客，麦迪逊已经气绝身亡，四肢冰冷而僵硬，被掩埋在人们永远的遗忘中。”然而杰斐逊却不肯承认《杰伊条约》的通过是由于其本身的优点，更不愿意承认是汉密尔顿发人深省的文章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将联邦党人的胜利归结为华盛顿的声望，“这个人对民众的影响超过了所有人”。 逐渐看清杰斐逊和麦迪逊的真面目之后，华盛顿对汉密尔顿流露出更多暖意。尽管汉密尔顿不再是内阁成员了，但他依然是一个可以帮助华盛顿使其政治权力符合《宪法》的人。这两个人一起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他们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行政部门执掌对外政策这一原则。就在众议院针对《杰伊条约》投票之前不久，华盛顿感谢过汉密尔顿，感谢“他在研究这一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并向汉密尔顿表达了他“热情的友谊和诚挚的敬意”。华盛顿此前从未如此强烈地向汉密尔顿表示过他的友好之情。对汉密尔顿来说，《杰伊条约》的胜利代表着他与华盛顿合作的巅峰。在解决了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所有棘手问题之后，这一条约搬掉了最后一块阻碍同英国改善关系以及持续繁荣的绊脚石。 第二十八章 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 从汉密尔顿在《杰伊条约》中所展示出来的领导才能看，他并非仅仅是联邦党人最重要的理论家，他更是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和组织者，他可以通过无以计数的信函、演讲和文章来动员他的支持者。最让人吃惊的是，政治工作不是他忙碌生活的全部，甚至算不上是最耗时的部分。“我埋头于商业活动中，几乎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离职两年之后，他是这样对鲁弗斯·金说的。大家都承认，他是纽约最好的律师，他的客户都是奥尔巴尼以及整个纽约州的社会精英。“在每一个重大案件或者每一个商业案件中，人们总是聘用他做律师，”詹姆斯·肯特说道，“他是纽约商界最著名的律师。”有了这份利润丰厚的工作，他现在的收入是其担任财政部长时的3到4倍，但是他并不想一味追求高回报。有一次，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特揶揄他：“我听说，钱在你脚下你都不会弯腰去捡……你天生是个政治家，永远会心系政治。” 汉密尔顿的政治生命和律师生涯经常出现交集，他处理过许多因国外势力捕获美国船只而发生的海事保险案件。他也在著名的《宪法》案件中做辩护。1796年初，他去了费城，在最高法院为自己任职财政部长期间开征的马车税的合法性做辩护。“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一家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他的整个论证条理清晰、扣人心弦，堪称经典。”法院最终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即国会有权管理“除出口之外的一切应征税资产”。最高法院不仅支持汉密尔顿关于联邦政府拥有征税权的观点，同时首次就国会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做出了裁决。 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因此，汉密尔顿没有时间像杰斐逊那样发展自己在科学、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兴趣。汉密尔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度操劳，渐渐开始变得健忘了。在离职几个月后，他写信给第一合众国银行，想知道自己的账户余额，因为他把存单丢了。这是该银行的传办人讲的。汉密尔顿的确没有给自己放几天假。1795年夏天，他做了一次长达三周的旅行，去了纽约州北部的偏远地区，参观了卡育加湖的几个印第安部落。从他保存的一个粗略的日记中似乎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商业旅行，涉及一宗土地买卖，由部落领导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氛。1796年秋天，汉密尔顿与两个朋友在长岛度过了五天的美好时光，他们狩猎、骑马，这次旅行可能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此前他因肾功能紊乱被迫戒掉了香槟酒。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说：“我们打了一些松鸡，并让他骑了马，以期他能有个好胃口，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好转。”汉密尔顿对旅游的兴趣仅限于此。一个通过自己的财政政策将整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竟然从来没有安排一次环游美国的旅行，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汉密尔顿的旅程从未涉及欧洲，甚至是美国南部，一来是因为工作繁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家庭的眷恋。在其长岛之旅后，他为了一桩案子匆忙赶往奥尔巴尼市。他在从斯凯勒家写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回到你身边，出现在亲爱的孩子们面前。每次被迫离开你们，我都心情沉重。上帝保佑你，我的爱人……无限爱你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给艾丽萨写过许许多多如此情意绵绵的信件。无论身上有什么缺点，他始终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深情的丈夫，时常牵挂家人的健康和生活。玛丽亚·雷诺兹事件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妻子和孩子们身边。 汉密尔顿夫妻身体力行地长期照顾一些孤儿。1795年10月1日，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也就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儿子，同他的导师隐姓埋名来到纽约。汉密尔顿对拉法耶特侯爵印象极佳，并认为法国大革命浪潮过去之后，他还能在法国重获民心。但是拉法耶特儿子的到来给乔治·华盛顿提出了难题。拉法耶特侯爵依然被奥地利人监禁在奥尔米茨，而侯爵的儿子希望美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将侯爵解放出来。出于对其父拉法耶特的尊敬，华盛顿非常渴望接受他的儿子，但是《杰伊条约》引发的骚乱却使事情变得复杂。华盛顿被指责有反法倾向，而拉法耶特，尽管是美国独立战争无可争议的英雄，却已经被贴上法国革命叛徒的标签了。 对华盛顿而言，在个人情感和政治需要之间，他的确是感到进退维谷，难以取舍。他想让汉密尔顿把这两个年轻人送到费城，但为了谨慎起见，汉密尔顿认为推迟几天更好，于是把这两个年轻的法国人带到了家中。艾丽萨回忆说：“总统及华盛顿夫人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家里款待他们，但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他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样做。于是那个小家伙和他的导师就在我们家度过了一个夏天。”事实上，他们一直住到冬天。在这6个月中，汉密尔顿一直在安慰日渐憔悴、情绪低落的年轻人。终于，1796年4月《杰伊条约》的危机结束时，年轻的拉法耶特被允许去见华盛顿。 这时离拉法耶特侯爵从监狱获得释放尚有一年多的时间。在经历了“死一般寂静的5年”之后，他给华盛顿写了封信。怀着激动和欣慰之情，汉密尔顿给拉法耶特写了封长信，信中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将历经政治变迁和人生沉浮而长存……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个国家是如何爱戴你，希望你能幸福。如果这个国家未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情感，我也不会爱它”。如果拉法耶特去美国寻求庇护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两党唯一没有分歧的事情就是对您的热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少在一封信中使用三次“爱”这个字。 在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之后，共和党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变本加厉。在反对派看来，他能够从纽约操纵政府。汉密尔顿对外地的内阁成员的影响日渐加强，这倒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与他们之间大量的信函往来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不是通过粗暴简单的手法介入内阁，而是谆谆不倦地引发他们的独立思考，这一点也实属显然。 汉密尔顿同他的继任者小奥利弗·沃科特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早在1795年4月，汉密尔顿确实自愿指导沃科特如何维护美国的信用，他对沃科特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给我写信。”当时政府费用在增加，财政赤字高居不下，共和党人多有怨言。汉密尔顿乐意在幕后保持这种影响力，但主要还是沃科特视汉密尔顿为上级，想求教于他。沃科特不断向汉密尔顿请教技术性问题，从法国的私掠船只到政府贷款，无所不包。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中，沃科特问了汉密尔顿7个关于财政管理的难题。他尚未走出汉密尔顿的光环，甚至哀求：“麻烦您简要回答一下下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吧。无论多么简短，我都不会在意。对于您亲手建立的体系，您的意见会让我的行动多些果断，少些犹豫。我真的需要帮助，这里没有审计官。”在另一封信中，沃科特坦言：“公共事务当然举足轻重。我还不是很清楚，如何理顺财政部门的公共事务……能收到你的建议，我将不胜感激。”面对这些问题，汉密尔顿可能会觉得自己似乎仍是执政官。关于在新政府中应该如何施政，汉密尔顿仍站在答疑解惑的权威位置。 1795年9月，汉密尔顿恭恭敬敬地给华盛顿写信：“阁下，如需差遣，请您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有顾虑。”华盛顿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在10月底，他让汉密尔顿帮他准备一下国会开幕式上的年度讲话，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份讲演稿，好像他还在领着政府的薪水一样。 问题的关键是，华盛顿第二任期的内阁成员要比第一任期的差好多。联邦主义者威廉·普卢默比较过汉密尔顿和沃科特：“前者真是一个天才，并且具有坚定不移的品质；后者是一个诚恳的人，然而其才智远在其前任之下。”关于其他内阁官员，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断。华盛顿身边的确缺乏可以咨询的合格人选。当时，社会舆论对政治派系颇有微词，从而削弱了有识之士服务政府的积极性。华盛顿尴尬地向汉密尔顿提及，他正在物色接替埃德蒙·伦道夫的人选。他还绝望地说：“国务卿的位子空着，我该怎么做？”已经有四个人拒绝了该职位。“我诚恳地向你请教，希望你能友善地谈些意见。”华盛顿让汉密尔顿试探一下鲁弗斯·金的意见，结果金成了第五个拒绝为国务院工作的人。汉密尔顿对华盛顿说，鲁弗斯·金拒绝是因为“肮脏恶毒的谣言的矛头”一再指向政府官员。 华盛顿找到第七个人时才最后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人就是脾气火暴的蒂莫西·皮克林，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不折不扣的汉密尔顿的崇拜者。跟沃科特一样，皮克林也经常向汉密尔顿请教。当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部队里结识的老朋友詹姆斯·麦克亨利接管国防部长一职时，汉密尔顿在内阁里一下子有了三位至交。内阁清一色由联邦党人组成，这绝非偶然。华盛顿告诉皮克林，让并非全心全意拥护自己施政方针的人进入内阁无异于“政治自杀”。在与杰斐逊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教训，放弃了超越政治派别的天真想法。现在，他和联邦党结成更坚实的同盟，其中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看到总统身边汇集了汉密尔顿的信徒，反问杰斐逊：“现在，共和党人的真理能透过什么样的官方渠道到达总统的耳朵里呢？” 避免被共和党口中的“真理”所骚扰，也许正是华盛顿的本意。从执政后期的肖像画来看，他显得心浮气躁，早年的平和冷静荡然无存。他看上去精力耗散，目光浑浊，军人气质也不复存在。总统深受背痛、假牙和风湿的困扰，拜访者经常看到他面容憔悴、疲倦不堪。共和党人的攻击使他怒不可遏。他后来希望退隐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不再被“一些声名狼藉的三流作家在出版物上谩骂和诬蔑”。 华盛顿决定放弃三连任是一件大事。他原本没有任期限制，许多美国民众期待他终身执政。在领导者都渴望攫取更多权力的年代，他却选择了放弃。辞职是他能向共和党批评者所做的最为庄严的回应。在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之时，他曾让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一份告别演讲稿，当他决定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就将这份演讲稿存放起来了。现在，在1796年的春天，他公开了这份草稿。就像在美国独立战争接近尾声时一样，华盛顿希望能做一个临别陈述，这或许会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持久性原则以具体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了让麦迪逊的草稿符合新形势，他转而求助汉密尔顿。此时，他不再掩饰对这位曾经下属的喜爱，在送给汉密尔顿的手写便笺上皆标注“私人”字样。他越来越把汉密尔顿当成平辈至交，而汉密尔顿也以感激作为回应。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华盛顿竟然让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曾在制宪会议上拥护总统终身制——来起草这份告别演说。汉密尔顿协助建立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种先例，即总统任期最多两届，这个先例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才被打破。在1796年中旬，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寄去了一份潦草的稿件，一部分内容是麦迪逊写的演讲词，一部分是华盛顿为了显示出过去四年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变化而加上去的内容。他让汉密尔顿按照他的意思以另外一种形式修改一下，最好能把旧的演讲词弃之不用。华盛顿希望汉密尔顿能用言简意赅的文风，尽量避免提及个人或者使用有争议的表达。这一目的是创作出一份超越时代束缚的文稿，使美国走出损害公务的党派之争。华盛顿添加的材料中提到：“报刊充斥着谩骂。他们不顾事实，恶意捏造，曲解我的政治观点。”这一回，脾气急躁的汉密尔顿谨慎地删去了这些激烈的言辞。 汉密尔顿倾尽全力完成了这项任务，对华盛顿列出的包罗万象的主题做了深刻而又杰出的阐述。那个夏天，他为华盛顿准备了两份文件。其中之一是润色麦迪逊和华盛顿的草稿，另一个就是他本人写就的演说词。华盛顿更喜欢后一份文件，于是最后的定稿就是在这份文件的基础上改定的。但是，总统觉得汉密尔顿的草稿有点长，他希望能够优雅和简练一些，以便报纸能够毫无删减，全文刊登。“我想，任何一家公报专栏恐怕都无法一次容下这篇讲稿。”他告诉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老练的代笔人了，于是汉密尔顿飞快地将他的草稿缩减得更简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对演说词进行反复的琢磨和润色，直到它得到一致认可。偶有几处，汉密尔顿式的声音透过字里行间传了出来，比如在控诉派系斗争时，写道：“这些争斗可能成为一种助力，使狡黠奸诈、缺乏原则的野心家颠覆民众权力，凌驾于政府统治之上。”然而，整体而论，他们两个人的意见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诞生了一篇文学史上的“奇文”。如果汉密尔顿是语言大师的话，那么华盛顿就是指引方向的守护神。这篇文章在开篇之处感谢了美国人民，这感人肺腑的一部分恐怕不是汉密尔顿写出来的。相反，气势如虹的中间部分，还有对政治事件洞若观火的体察无疑体现了汉密尔顿的特长。 很难分清这篇文章的哪些部分出自华盛顿，哪些部分出自汉密尔顿，因为二人的许多观点是重合的。两人都对《杰伊条约》引发的争端表示痛心，对法国威胁派出外交使节和舰队感到义愤填膺。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若不是因为国内在条约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吵，他更希望坦率地向法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应当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在决定中立并对交战各国严格遵守中立国规范之后，我们不会受天底下任何国家的政治派别的指使，除非我们和一些国家签署的条约要求我们这么去做。”告别演说词提到了这件事。 告别演说的核心是号召美国保持中立，抛弃个人和党派的标签。但是，其中却充满汉密尔顿曾用于推进《杰伊条约》时的争议性言辞，在告别演说的公正的气氛中，汉密尔顿批评了杰斐逊党人对法国的浪漫幻想。当提及一个国家期待另一个国家的无私支持是愚蠢的想法时，他重申了驳斥杰斐逊的一个旧论：法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帮助美国，只是为了打击英国。在谈及美国应该避免与外国长久结盟这个主题时，他指出：“一个国家沉溺于习惯性的仇恨或喜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奴性。”这个论述呼应了他早先的观点，即共和党有亲法反英倾向。关于宗教和道德，他的评述在定稿时稍有改动。即使如此，他仍对主张“无神论”的法国大革命表示担忧：“宗教和道德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具。一个试图颠覆或损害它们的人不可能被称为爱国志士。” 演说中有关国内事务的部分基于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意图的透彻理解，他恳请大家保持团结，并列举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他提到派系斗争可能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呼吁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以保护自由；申明公共信用和控制赤字的必要性；提到了遵守宪法的神圣义务。在一个被纷争撕裂的国家，汉密尔顿勾勒出一幅和谐的蓝图：农业和商业是互利互惠的。北方和南方，西部边陲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是互补的。将这些因素转化成优势唯一所需要的事情就是国家的统一。 这篇告别演说词将用于出版，而非公开演讲，因此华盛顿还就刊印的时机和地点征询过汉密尔顿的意见。1796年9月19日，这篇文章被刊登在克莱普尔的《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并马上被其他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对美国政策的冷静阐述；另一方面是对共和党扰乱国内和谐的抨击。凭借登峰造极的艺术手法，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从关于《杰伊条约》、威士忌叛乱以及其他事件的争论中提炼出了一个主题，并赋予它普世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背景的事件逐渐黯淡下去，留给那些名言警句的是神谕一般的力量。对中立国身份和一项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所做的论证影响尤甚。“这是首次全面、权威地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这样写道。一个世纪以后，这份文件已经变成了经典文本，如今美国国会每年在华盛顿生日之时都会高声朗读这份演说词。 尽管现在的美国人对这份演说词顶礼膜拜，但当时共和党人的反应却是满怀怨恨，忽略了它对统一的迫切要求。一份报纸指责华盛顿的文字是“脑子有问题的人写出来的废话”。在《黎明报》上，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又将荒诞无稽的老调翻出来重谈：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与英国沆瀣一气。贝奇还做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举动，他把《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写给华盛顿的信公开发表出来，这封信诅咒华盛顿快点死亡，并说“世人难以判断你到底是个变节者，还是个骗子；你到底是放弃了原则，还是根本就没有原则”。虽然汉密尔顿并非谦恭忍让之人，但为华盛顿和国家效力时却甘愿隐身于幕后。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知道这篇演讲稿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比如艾丽萨、罗伯特·特鲁普和约翰·杰伊。艾丽萨埋怨丈夫不肯居功，时常提起这篇文章的由来。40多年之后，她证实了演说词的确是汉密尔顿写的： 他写这篇文章时，是访客少的时候，或学徒不在的时候，以免有人打扰他。他会让我坐在身边，边写边读给我听，他说，这是为了知道文章读起来是否能够引起共鸣。他说：“亲爱的艾丽萨，你之于我就好比莫里哀的老保姆之于他。” 他曾给我读过整篇文章，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我见证了大部分文字的出炉。 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词面世之后，又以宣传册的形式在各地出售。艾丽萨非常高兴地回忆起她和丈夫在逛百老汇大街时，一个老兵和他们搭话，想卖给他们一本。汉密尔顿买了一本，笑着对妻子说：“他不知道我掏钱买的是自己的作品。” 汉密尔顿将演说词的核心作用一直对外保密，因为华盛顿的崇拜者担心泄露这个秘密，可能把华盛顿从神坛上拉下来。他们成功了。在汉密尔顿死后，他的演说词底稿和与华盛顿的所有通信都委托给鲁弗斯·金保管。在19世纪20年代，艾丽萨和他的孩子们不得不提起诉讼，请求鲁弗斯·金归还这些文件，最终，金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手稿。后来，艾丽萨撰写了关于这篇演讲稿的回忆录，以便“我的孩子们能熟悉了解他们的父亲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他在华盛顿将军执政期间给予他的帮助。他们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自主和安定团结”。 尽管华盛顿在位期间，人们对他争议不断，但历史学家认定他与亚布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最杰出的三位总统。华盛顿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合理的公共信用、中立的外交立场、稳定的政府，以及切实可行的《宪法》。作为久居权力中心的行政管理天才，汉密尔顿应该能分享华盛顿很大一部分荣誉。然而，汉密尔顿为什么没有在1796年或其他时间成为总统候选人呢？在总统候选人是由政党精英推举的年代，作为联邦党的重量级人物，他具备明显优势。但汉密尔顿从未提及自己是华盛顿的接班人，也从未在总统选举中获得过一张选票。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拥有卓越治国才能的人竟然从未登上过权力的巅峰，甚至没有参与总统竞选，这个矛盾如何解释？谜团的部分答案在于，当时的政治人物从未结盟支持汉密尔顿。显然，他不可能挑战华盛顿的总统资格，并且就像约翰·亚当斯对阿比盖尔所说的那样：“无疑，我才是接班人。”亚当斯说得不错。汉密尔顿自己也说过，就本身的条件而论，亚当斯、杰斐逊和杰伊才会被视为总统职位的有力竞争者。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汉密尔顿已经离开政府重操律师旧业了。更何况，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仅仅提及他的名字就能引发辩论。他的追随者崇拜他，而他的敌人却视他为一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虚张声势的人。 还有其他理由也能说明为什么汉密尔顿没能获得那种荣誉。尽管有幸拥有一个伟大的行政头脑，也有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汉密尔顿始终没有学会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样收放自如。他的领导理念高尚，但有局限性：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必要时不能屈从于民意，而要帮助民众摆脱幻想或自我陶醉的状态。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单纯的道德世界，不擅长与人妥协或达成共识。华盛顿和杰斐逊都善于回应民众的呼声，而汉密尔顿则对普通人的好恶缺乏兴趣。尽管是一个公认的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杰出人物，但他还是缺乏伍德罗·威尔逊在定义“政治领袖”时所提及的一种关键品质：“对他所领导的人抱有深切的感情，这种情感来自洞察力而不是智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缺乏的就是这种与美国民众的玄妙的联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麦迪逊一直说“汉密尔顿永远不可能获得总统一职”的原因。 还有一个根本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汉密尔顿为什么不愿意竞选总统。在1796年选举期间，诺亚·韦伯斯特，当时是联邦党派的编辑，在他的报纸《密捏瓦报》（The Minerva）上暗示汉密尔顿是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按照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詹姆斯·T.卡伦德的说法，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共和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急急忙忙向纽约派遣了一位信使面会汉密尔顿，告诉汉密尔顿：“如果韦伯斯特再发表类似文章，我们会立即把玛丽亚·雷诺兹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这一消息的确被传达给汉密尔顿了，因为此后，《密捏瓦报》就沉默了。 汉密尔顿知道自己不会接替华盛顿，但他并不打算在1796年扮演被动角色，毕竟那一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也是第一次由各党派控制的选举。当时，人们还不习惯候选人出面拉票或撕去矜持的伪装，因此政党领袖的影响力被放大。于是，麦迪逊为杰斐逊摇旗呐喊，杰斐逊则躲在朋友身后。同样，联邦党的领头人物约翰·亚当斯也宣布：“我决定当一名这场愚蠢而又不道德的游戏的沉默观众。” 起初，汉密尔顿告诉一位记者，他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杰斐逊当选总统：“所有人必须抛却一切个人恩怨和偏见，所有事务都必须让位于摒除杰斐逊。”“考虑到联邦党在弗吉尼亚州的势力较弱，他甚至打算支持与当地共和党越来越疏远的帕特里克·亨利，以分散杰斐逊在南方的支持率。”当亨利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之后，他转而找到了另一个异军突起的南方人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一位独立战争时代的英雄，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曾经是美国驻西班牙和英国的外交官。 汉密尔顿对平克尼的支持似乎会冒犯亚当斯，因为亚当斯认为自己才是继任总统的最佳人选。联邦党人内部也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亚当斯是总统候选人，平克尼是副总统候选人。汉密尔顿并未明说更支持平克尼，因为根据当时《宪法》的规则，选举人投票时不用区分总统还是副总统。一些联邦党人准备不投平克尼的票，以确保亚当斯当上总统，这让汉密尔顿非常担心，杰斐逊有可能渔翁得利成为总统或者副总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华盛顿有可能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当不上第一任总统时汉密尔顿的心情）。作为一个党派的首领，汉密尔顿依然坚持着他的正式立场，联邦党的选举人投票时应把亚当斯和平克尼一视同仁。这个提议看似中立，实际上却有利于平克尼。平克尼在南部地区支持率较高，如果他和亚当斯在北方得票数相当，他的总票数会超过亚当斯。 汉密尔顿押错了赌注，以致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程。在作为财政部长时，他同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层之外的约翰·亚当斯只有过有限的几次接触。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一段距离。汉密尔顿后来说，在华盛顿即将离职之时，“联邦党中影响最大的几个人开始怀疑亚当斯是不是担任总统的合适人选”。因为亚当斯脾气急躁，性情易变。然而，在亚当斯“三番五次的请求之后，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他抱有希望”。 在汉密尔顿心目中，理想的总统性格应当像华盛顿一样“多协商，勤思考，慢决策，不犹疑”。相比之下，约翰·亚当斯脾气暴躁，气质阴郁，喜怒无常，与华盛顿的稳健形成了鲜明对比。汉密尔顿将平克尼“谨小慎微、中庸”的性格与亚当斯“虚伪自私、常常嫉妒以及无法捉摸”的性格做对比。这些文字写于选举之后，能够说明汉密尔顿当时深藏内心的一些看法。 起初，亚当斯并未觉察到汉密尔顿在竞选活动中的表里不一。他告诉朋友，汉密尔顿屡次向他提醒，他的一些弱点可能将杰斐逊推上总统宝座，汉密尔顿支持平克尼也只是在他不能赢得大选时的备选方案。当杰斐逊写信告诫亚当斯：“就继任总统这件事而言，您可能被纽约州的朋友算计了一把。”麦迪逊曾劝说杰斐逊不要发出这封信，以免被人们说成是刻意引发联邦党人的内乱。然而，在12月底，埃尔布里奇·格里给亚当斯提供了一份从亚伦·伯尔那里取得的“证据”，说明汉密尔顿私下争取让平克尼而非亚当斯当选总统。亚当斯夫妇都惊呆了。“每当我看到那个好争吵的人时，我总是会想起‘当心那个惹是生非的卡西乌斯 ’这句话。我一直留意着他。”阿比盖尔这样向她丈夫评论汉密尔顿。 约翰·亚当斯回答说：“我不会再关注他的幼稚举动，会像过去一样和他保持距离。”这只是约翰·亚当斯无休止地谩骂汉密尔顿的一个开始，他称汉密尔顿为“一个极其虚伪的小人。我蔑视他在选举中所做的小动作”。他认为汉密尔顿因为平克尼更能顺从他的野心，能够组建“一支唯汉密尔顿马首是瞻的兢兢业业的队伍”，所以才支持他的。麦迪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汉密尔顿是担心像亚当斯这样的人“太有主见，不会甘当傀儡”而无法实施自己的“幕后阴谋”。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他迅速将愤怒上升为人身攻击，称汉密尔顿为“克里奥尔（Creole） 杂种”。亚当斯任总统期间，对汉密尔顿的谩骂从未停止，让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雪上加霜。 1796年10月15日，众议院的书记员约翰·贝克利提醒詹姆斯·麦迪逊注意《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署名为“福基翁（Phocion）”的系列文章。贝克利猜测，汉密尔顿就是该文的作者，并猜测他有两重用意：诋毁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杰斐逊；对亚当斯表示一下不冷不热的支持。在10月14日到11月24日这段时间，犀利而多产的福基翁总共发表了25篇关于选举的评论性文字。尽管约翰·亚当斯已经认定汉密尔顿就是作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汉密尔顿的文集和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些文章。文章无疑有着汉密尔顿的典型风格：戏谑、机智、篇幅巨大，有时甚至吹毛求疵。在内容上，作者同样对杰斐逊及血腥的法国大革命颇有微词。汉密尔顿似乎无意掩饰身份，照搬了之前发表的字句。比如，1792年9月29日，汉密尔顿用笔名“卡图卢斯”发表文章，把杰斐逊比作“故作姿态扔掉王冠的恺撒”，称他想“牢牢抓住帝王权杖”。现在，“福基翁”也把杰斐逊比作恺撒，一边“故作姿态扔掉王冠”，一边“牢牢抓住帝王权杖”。汉密尔顿再次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隐藏在共和党朴素外衣下的酒色之徒。 福基翁回顾了杰斐逊的政治生涯：在做弗吉尼亚州长时，英军到达之前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此前，汉密尔顿也曾指出过杰斐逊类似的懦夫行径，说他曾在国家危难时刻离开总统内阁。似乎是在标榜汉密尔顿。福基翁说：“与他相比，那位精力充沛的伟人汉密尔顿有哪些不同？”汉密尔顿问道，好像在为他没有退却做宣传。“他也希望能像那位蒙提塞罗的哲学家一样退休。他有一个大家庭，他的微薄财富在昂贵的城市生活中迅速消散。但是由于他所宣称的罗马精神，尽管他也希望退休，但只要他的国家面临战争危险，他就会一直坚守岗位。” 福基翁的文章包含对杰斐逊所做出的最令人难堪的批评，指责他曾是一位奴隶主，并暗示知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去蒙提塞罗的客人都注意到那里有一些皮肤颜色较淡的奴隶。1786年的一个客人，沃尔尼伯爵非常震惊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一个肤色跟我一样白的孩子被叫作黑人，而且被当成黑人对待，我感到很吃惊。”理论上，杰斐逊可能是赫明斯的全部孩子的父亲。传记作家福恩·M.布洛迪（Fawn M. Brodie）有过这样的记录：“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住得根本不‘远’，她育有7位子女，在每个孩子诞生前，杰斐逊都和她生活了九个月。而杰斐逊不在蒙提塞罗时，她却没生过孩子。”杰斐逊生前只释放过两个奴隶，在遗嘱中释放了另外五个奴隶，这几个人都是萨莉·赫明斯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解放萨莉。萨莉在弥留之际，告诉她的儿子麦迪逊，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杰斐逊的孩子。在1998年，DNA检验证实了杰斐逊（或者其家族的某位男性）很有可能是萨莉·赫明斯的孩子埃斯通的父亲。阅读福基翁的行文，人们猜测，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那里获知了关于萨莉·赫明斯的事情。 在福基翁的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列举了杰斐逊为人称道的8项品质，然后逐条加以批驳。杰斐逊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吗？汉密尔顿挖苦说：“如果能证明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暴力……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的品质将会是他担任美国总统的一个宝贵因素。”杰斐逊在技术方面有什么发现吗？汉密尔顿幽默地让人们想象出蒙提塞罗的一个空想哲学家，“为了民众和全人类的利益，把蝴蝶和昆虫制成标本，或敲打出一张旋转椅”。然而，与指控杰斐逊是一个伪善的奴隶主相比，这些讽刺只不过是热身。汉密尔顿指出，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初创作《弗吉尼亚笔记》时，曾经赞成释放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并将他们运往别处。杰斐逊实际的想法是把奴隶“出口到更偏僻的地区，他们或者全部遭到杀害或者成为更低等级的奴隶”。汉密尔顿讽刺杰斐逊认为黑人天生就比白人低劣的言论是伪科学。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谈及黑人时说：“他们不是通过肾脏分泌，而是通过皮肤腺体，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强烈的非常难闻的气味。”汉密尔顿继续引用：“首先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异就是肤色：‘无论这些黑色是来自皮肤内的网状薄膜，还是皮肤本身，无论是来自血液、胆汁，还是其他分泌物，它们在性质上都和我们迥异。这种差别是如此真实，仿佛上苍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 汉密尔顿还奚落杰斐逊在种族问题上自相矛盾，杰斐逊居然怀疑黑人是否属于人类，把他们定义为：“比人类低级、比猩猩高级的特殊动物……是一种迄今仍难以名状的高级牲畜。”杰斐逊还在这篇文章中表示：“黑人喜欢白人女性，甚于喜欢自己的种族；猩猩喜欢黑人女性，甚于喜欢母猩猩。”随后，汉密尔顿自信地触及杰斐逊最害怕的话题——主人和奴隶的性关系。最后一句话似乎暗示他已经知道萨莉·赫明斯的事情了。 这一刻，他（指杰斐逊）非常渴望解放奴隶，以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在另一刻，他发现黑人与人类不属于同一种群，因而如果要解放，必须立刻将他们驱逐到别的地方，以免玷污了其主人的血统。他完全忽略了不该忘记的事：这种血统混合早在黑人还是奴隶的时候已经发生。他必定从自己身上看到了血统被玷污的充足证据。 在这里，汉密尔顿既讽刺了杰斐逊的偏执，又指出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关系有违社会禁忌，若非是他，这件事可能会沉睡两个世纪。人们或许会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拍手称快。然而，很不幸的是，人们越是深入研究福基翁的文章，汉密尔顿曲线操纵南方投票的痕迹就越明显。他问南方奴隶主是否希望有一个“通过法令迅速释放奴隶的”总统。他打算从两方面打击杰斐逊：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意欲指出杰斐逊对奴隶的同情不够真诚；作为联邦党人，他想恐吓奴隶主，让他们认为杰斐逊可能会出于同情而解放奴隶。 在福基翁笔下，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约翰·亚当斯光芒四射，显然比杰斐逊有优势。汉密尔顿向亚当斯表示了敬意，将他说成是“就其早期所做的勇敢无畏、忠诚可信、坚持不懈而且非常有益的贡献而言，他是一个杰出的公民，也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十分纯净没有污点的人，更是一个完全有资格得到其民众尊重、感激和信任的爱国者”。在1792年，汉密尔顿就已经以“卡图卢斯”为名对亚当斯做出过类似的评价。他还表扬了亚当斯30年来完美无瑕的公共服务操守，认为共和党人的媒体歪曲了亚当斯的政治品格，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就我而言，”汉密尔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是一个南方种植园主，拥有黑奴，在杰斐逊先生热切的解放奴隶的愿望和亚当斯先生的制衡体制之间，我会对前者抱以万分的警惕。” 乍一看，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褒扬似乎暗示着一种无条件的支持，看起来也跟汉密尔顿声称的联邦党人应当平等地投亚当斯和平克尼的票这一立场相一致。然而，有人疑惑这是否仍是损毁亚当斯的计谋。汉密尔顿明白，如果他能够发动南方的奴隶主因为解放奴隶问题而放弃杰斐逊的话，他们也同样不会选择亚当斯这样一个废奴主义者，而是会选择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提起奴隶制的问题对亚当斯在南方不会有一点好处，而他又恰恰需要那里的选票。 当1797年2月唱票时，结果几乎平分秋色。亚当斯以71票当选总统，杰斐逊68票当选副总统。平克尼得到了59票，伯尔由于在南方惨败，只得到30票。新英格兰选举人的行为与汉密尔顿的计策背道而驰。有18张票没有投给平克尼。新英格兰数州非常坚决地把票投给了亚当斯，而南方则投给了杰斐逊。亚当斯原本打算，如果自己再次当选副总统，或者因为平票需要众议院裁定时，将立即辞职。然而，他觉得以微弱优势取胜对他的自尊心同样是一个打击，于是迁怒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拥护者。他后来顾影自怜地写道：“那两个政党都无必胜的把握，所以最终亚当斯以一两票的微弱优势胜出。他们准备在下次选举中牺牲他。因此，他的执政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党派的支持，但却受到两个党派的蔑视和辱骂。”亚当斯把自己的这种以微弱优势胜出的责任更多归咎于汉密尔顿而不是杰斐逊，因而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想方设法地惩罚汉密尔顿。 杰斐逊并不介意得票多少，自从辞去国务卿之职以来，他就一直在远离喧嚣的蒙提塞罗山上离群索居。“从1793年到1797年，我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偶尔来几个访客，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我最终感觉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对自身思想有消极的影响……思想完全脱离社会，与世隔绝。”他告诉女儿。凭着对把握机会的感觉，杰斐逊认为当时并不适合共和党人出任总统。法国的局势依然纷乱扰攘，他乐于让亚当斯去应对麻烦。他确定历史的车轮很快将转向自己，因此颇有先见之明地劝麦迪逊多些耐心。 许多共和党人喜欢亚当斯胜过华盛顿，或许唯一的原因是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不那么亲密。支持杰斐逊的《黎明报》庆祝亚当斯如愿获胜，顺便委婉地打击了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下：“无疑，亚当斯不会是一个傀儡——他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他会自主行动，而不是听命于其他人。”同样，杰斐逊也祝贺亚当斯当选总统，因为“这或许是唯一一道能阻碍汉密尔顿渗透的屏障”。虽然当时杰斐逊和亚当斯关系疏远，但在巴黎时他们算是好友。大选一结束，他就积极向当选总统的亚当斯示好，并细数汉密尔顿的选战阴谋，唆使亚当斯反对汉密尔顿。他曾对一位心腹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亚当斯在疏远汉密尔顿，可能背离后者的政见。”汉密尔顿认真观察了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友好和睦关系。他对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说：“亚当斯先生是总统，杰斐逊先生是副总统，我们的雅各宾分子说他们很满意，狮子和羔羊要躺在一起了。”汉密尔顿不相信双方就此偃旗息鼓，他认为杰斐逊注重意识上的差异而不会轻易妥协。 汉密尔顿也收到警告，说亚当斯准备就他在选举中的不忠行为报复他。那年1月，汉密尔顿在巡夜时腿部受伤，卧床静养。他的夜间巡逻是为了配合众人扑灭一场可能与奴隶叛乱有关的神秘大火。波士顿的斯蒂芬·希金森（Stephen Higginson）告诉汉密尔顿，“盲目或虔诚的亚当斯的党徒”指责汉密尔顿领导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在竞选时为有利于托马斯·平克尼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你和杰伊先生是这个所谓‘政治集团’的首领，还认为是你们两个想要阻止亚当斯坐上总统的宝座。”就这样，汉密尔顿从华盛顿总统无可替代的亲信变成被亚当斯总统完全排斥的人。考虑到亚当斯坚信汉密尔顿有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保留华盛顿的内阁班底的做法让人费解。因为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汉密尔顿的朋友、崇拜者以及以前的同事。亚当斯会慢慢后悔这一决定的，就像他任职时做的其他决定一样。 第二十九章 琥珀人 像汉密尔顿一样，约翰·亚当斯也曾被人批评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跟杰斐逊和麦迪逊不同，并不是在一个贵族化的舒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亚当斯自小家境贫寒，如今却被他们迅速扣上了这顶帽子。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雷茵特里（Braintree），父亲是一个辛勤劳作的人，夏天种地，冬天做鞋，勉强营生。尽管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生活艰辛，但他们家的先祖却值得夸耀。他的祖上是1630年第一批从英格兰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我的祖辈生活在布伦特里，全是自立的乡绅。” 亚当斯是沐浴在新英格兰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德行中完成教育的：崇尚节俭、勤奋、自律、服务大众和谨言慎行，反对炫耀和浮夸。亚当斯年轻时写道：“高谈阔论总是招来蔑视，即使这个人天赋异禀，富有才华，工作勤奋。”他经常用紧张甚至是痛苦的奋斗，追求那些可遇不可及的人生目标。他渴望出人头地、被人肯定，内心却从未真正获得满足。 亚当斯的正式受教育始于6岁。15岁那年，亚当斯进入了哈佛大学，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曾在伍斯特的一所学校短暂任教，随后进入律师行业。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结婚，阿比盖尔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才思敏捷、口齿伶俐，喜好政治和读书。当约翰·亚当斯肩负外交使命周游世界时，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在家里打理农庄，抚育子女。在汉密尔顿来到北美之前，亚当斯就抵制过《印花税法案》，他还曾为在1770年波士顿惨案中杀害五位殖民地居民的英国士兵辩护。这次办案显示了亚当斯最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之一：刚愎自用。 这项法律工作展现了亚当斯那有悖常理的独立性格，这也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之一。他天生就像小说《牛虻》（The Gadfly）的主角那样，总是对主流正统思想持怀疑态度。像汉密尔顿一样，他对革命有矛盾的感情，既不满英国王权的压迫，又看不惯造反的殖民地人民。他清楚地知道正义的事业很容易变成暴行。在美国独立之前，他扪心自问，如果殖民地的居民无视皇室权威，“那些暴徒和乌合之众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在日记中坦承：“我有种说不出的焦虑。” 在大陆会议上，高呼独立的最富激情的声音来自约翰·亚当斯，他跳起来，滔滔不绝地演讲。这个在当时初出茅庐又争强好胜的律师一直担心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无政府或暴乱的状态。1776年他对一个朋友说：“亲爱的先生，有一件事情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否则我们都得完蛋。那就是必须强调对各级领袖的尊敬和仪态。”他在邦联国会承担的责任多如牛毛：他是90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其中25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他自诩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伯乐——发掘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总司令，邀请杰斐逊执笔《独立宣言》。亚当斯还抽出时间为马萨诸塞州起草了一部宪法，并出版了一本《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对其他州的宪法产生了影响。 亚当斯先后出使伦敦、巴黎及阿姆斯特丹等地。1782年，他说服荷兰承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并向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借来200万美元贷款。在巴黎期间，他与富兰克林、杰斐逊交往密切。但与他们相反，亚当斯拙于社交，难以适应当时的氛围。他的朋友乔纳森·修厄尔（Jonathan Sewall）有点担心，“他不会跳舞、喝酒、游戏、恭维、脏话、与绅士聊天、与淑女调情，关于社交，他一窍不通”。此外，富兰克林的享乐主义也令亚当斯反感，他发牢骚说：“他的生活都不够体面。”然而，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声望对亚当斯的自尊心造成了打击，因为亚当斯一直自认为高人一等。 富兰克林对亚当斯的描述入木三分：“他对国家有贡献，诚实可信，时常显示出智慧，但有些时候在一些问题上却绝对缺乏判断力。”富兰克林是最早点破亚当斯有点妄想症的人之一，这在后来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负面影响。在1783年，富兰克林抱怨亚当斯时常“胡言乱语”，怀疑自己和法国外交大臣德·维吉尼斯伯爵（Comte de Vergennes）“阴谋对付他，这完全是他胡乱想象的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同样，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后来也看出亚当斯“对侮辱异常敏感，无论是出自想象，还是确有其事。他觉得外界对他和他所热爱的美国事业充满敌意。敌人似乎无处不在”。 敏感的亚当斯对杰斐逊却有一种亲切感，即使后者那高深莫测的神秘感令人不安。跟汉密尔顿一样，亚当斯觉察到，杰斐逊那哲学家般安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庞大的野心。然而，杰斐逊也指责亚当斯的急躁脾气。他对麦迪逊说：“他憎恶富兰克林，憎恶杰伊，憎恶法国，也憎恶英国，他会拥护谁？他的性格特点之一是‘唯我独尊’，我差点就没看出来。”四年后，杰斐逊又对麦迪逊说起亚当斯，这次评论更为激烈。杰斐逊认为亚当斯“目中无人、易怒、看不清局势，不考虑自己的动机对他人的重要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有这些看法，但总的来说，杰斐逊还是很欣赏亚当斯热心和欢乐的精神，认为他是一个守传统、有道德底线的人。两人从1791年开始交恶。当时，杰斐逊盛赞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并将之与“在我们中间产生的政治异端邪说”做比较，矛头直指亚当斯的《论达维拉》（Discourses on Davila），认为亚当斯在为总统世袭制摇旗呐喊。在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之后，他和亚当斯在随后的3年中几乎没有信件往来。 约翰·亚当斯相貌平庸，他身材不高，大腹便便，一张圆圆的脸，还有双下巴，肤色苍白。不过他的眼神富有穿透力，肥厚的眼皮下目光如炬。他思维活跃，口中老是念念有词，但富有想象力，比如他曾用极度夸张的笔法评论托马斯·潘恩：“上了年纪的好色之徒……野猪和母狼产下的介于猪和狗之间的杂种。”因为他在日记和信件里将自己内心的所有想法都和盘托出，所以较之其他国家缔造者，我们更能深刻了解他。人们把无数形容词用于约翰·亚当斯身上：反复无常、固执己见、讨人喜爱、过分敏感、率真诚实、博学多闻、口无遮拦、慷慨大方、行为乖张、目光短浅、脾气暴躁、明哲保身、勇敢无畏、生性好战、刚愎自用、异想天开……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他的人生就是一个经常变化的万花筒。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恰如其分地评论他这位千变万化的祖父：“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能够积极加入别人的谈话，然而一旦被激怒，他会变得‘极端狂暴’。” 亚当斯有许多心理因素导致的身体疾病，他时常痉挛、颤抖，这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他曾对别人说：“我的体质就像一个玻璃泡。”根据他的病史，他有过头痛、乏力、胸闷、视力下降以及失眠等症状。在1776年，他说自己“面如土色，视力下降，两眼红肿，走路颤颤巍巍”。他在阿姆斯特丹时似乎就有些神经质，畏惧社交，还经常发脾气。后来，他一直抱怨“手发抖”。牙周炎让他掉了几颗牙，随后他讲话开始含混不清了。等他成为总统时，61岁的约翰·亚当斯已经成了一个矮胖的瘪嘴老头。 但是最破坏其形象的并非他那日趋衰老的年龄，而是他的虚荣心。他年轻的时候承认：“我知道，爱慕虚荣是我最主要的缺点，也是我的最蠢笨之处。”至少有30次，他故作姿态让人给他绘制肖像，再对结果吹毛求疵。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劳神苦思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他担心对手会让自己相形见绌，或窃取自己应得的荣誉。这种虚荣心使他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1812年，亚当斯告诉本杰明·拉什：“从1761年以来，已经50多年了，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中。”传记作者约瑟夫·伊利斯在研究亚当斯时说：“深埋在他心中的是对个人功绩疯狂到无法控制的欲望。他痴迷地追逐名望，固执地认为历史会对他做出不公正的评价。这种念头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应该被载入史册的伟人，倒更像是一只困兽，一个可怜的疯子。” 缺乏安全感也滋生了亚当斯对其他开国元勋的妒忌。他甚至为华盛顿的“无神论”感到哀叹，说他是一个被别人的阿谀奉承冲昏了头脑的“老笨蛋”。他认为，华盛顿更适合被称为“英雄”而不是“领袖”。在后期的文章中，他又挑剔华盛顿的才干，说他“不拼错单词就写不出句子……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只有肤浅的认识”。类似的，成为总统后，亚当斯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浮夸、好色、诡计多端，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在华盛顿政府中不合理地凌驾于自己之上。 回顾亚当斯的任期，有两三个特点值得格外注意，因为这正是汉密尔顿批评的焦点。亚当斯羞怯、敏感、易怒，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总体上说，我的脾气相当平和，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极其愚蠢，或者欺骗、伪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之类的事情，也会暴跳如雷。”他不善于应对压力，通常会强压怒火，直到耐心尽失，骤然爆发。他告诉本杰明·拉什：“我经常感到焦躁不安，因此未考虑自己的言行或文字可能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 大多数时候，他会注意谈吐得体、举止端庄，讲一番场面话或恭维话，但仍会不时流露出好斗的情绪。上了年纪之后，他谈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拒绝在沉默中忍耐，我会叹息、抽泣、抱怨，甚至会尖叫。我必须羞愧地承认，有时我甚至会说一些粗俗的脏话”。 如果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在处事风格或脾气秉性上再接近一点的话，他们也许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亚当斯说：“深得人心永远都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过去或是将来我都不是一个广受欢迎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明白，一个人必须对民众的错误有正确的判断力，并对他们予以监督，有时甚至需要承担他们不满意而带来的种种风险。否则，长远来看，他不可能为人民做出什么有益之事。”像汉密尔顿一样，亚当斯深信民众渴望自由，但怀疑他们是否愿意用一套牢固的权力制衡体系来约束他们的代表。两人皆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都欣赏英国的制度，反对乌托邦思想，不相信民主能够净化人性的浪漫想法。他们认为，平民和国王都可能成为暴君，都担心法国大革命在美国重演。在亚当斯眼中，法国的一系列事件散发着“血腥、恐怖，充斥着谋害和杀戮，不乏野心和贪婪”。 另一方面，亚当斯缺乏汉密尔顿那样的经济头脑。他更支持小农场主，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持保留意见，认为它体现了“商业的唯利是图”。他不喜欢银行，认为汉密尔顿的制度将会不知不觉掏空穷人们的口袋，并使“贪婪的坏习气”污染美国的整个气氛。亚当斯任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漠视现役军队建设，罔顾加强美英关系——这与汉密尔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无论两人的政治观点是否一致，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在性格方面截然不同。汉密尔顿在社交场合圆滑机智、八面玲珑。他要比亚当斯文采飞扬多了。传记作家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说，亚当斯年轻时“不习惯娱乐环境，他身处其中时常感到尴尬，觉得周围人在嘲笑他。有时人们的确如此，令他备受伤害”。年轻的亚当斯害怕别人的嘲笑，而年轻的汉密尔顿却因感受到命运的鼓舞而情绪高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亚当斯贬低汉密尔顿，认为他是一个自鸣得意、目空一切之人，蔑视他没有经历18世纪6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洗礼。费舍尔·埃姆斯指出，亚当斯往往把不是在独立战争中“打拼出来的”的名誉不当回事。按照这个标准，汉密尔顿是一个中途闯入者，一个好吹嘘的迟到者，压扁身体挤进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荣誉榜。亚当斯直到死时还把汉密尔顿看成是一个“野心太大导致精神错乱的人。在亲英分子支持下他的虚荣心膨胀起来。他的眼睛里只有美国的最高职位。对于妨碍他的人，无论长幼，他都怀恨在心。” 虽然亚当斯在本质上是一位耿直的爱国人士，但他对汉密尔顿的攻击却显得有些卑劣。他关注的是汉密尔顿的私生子身份，以及在国外出生这一事实。他描述汉密尔顿“出生在一个比科西嘉更小的地方，其祖先不但猥琐，而且声名狼藉”。有一次，借用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话，他生动地将汉密尔顿形容为“苏格兰小贩的浑蛋小崽子”。还有几次，汉密尔顿成了“尼维斯岛的苏格兰克里奥尔人”或者“克里奥尔败类”。亚当斯声称，作为一个外国人，汉密尔顿缺乏美国人性格的知识，也不能够真切地理解独立战争支持者的情感，“他几乎不可能把握美国人民的观念、情感和原则”。对于汉密尔顿自我奋斗的传奇，亚当斯毫无敬佩之感。他告诉本杰明·拉什：“汉密尔顿有个非常大的缺陷，他的祖先臭名昭著，他的出生地和教育又是外国的，他的人生财富就是无尽的贫穷。”在亚当斯的嘴里，汉密尔顿的不幸更像是他的个人缺陷。 实际上，所谓汉密尔顿玩弄女性的传言大多出自古板的亚当斯。他说：“我所知道的汉密尔顿是一个妄自尊大、野心勃勃的凡夫俗子，却偏要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他荒淫放荡，和老富兰克林是一丘之貉。”他甚至说汉密尔顿“性器官过于发达，连妓女都难以满足他的淫欲”。“他的通奸和乱伦的行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显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提及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丘奇关系暧昧）”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斯越来越反感汉密尔顿，致使他相信了所有贬低汉密尔顿的流言。而且，唯有亚当斯一人指责汉密尔顿在财政部就职期间玩忽职守，将工作推给下属，自己在费城逍遥快活。在一封信中，亚当斯暗示，汉密尔顿之所以能够效率极高地写作，口若悬河地演讲，其实是因为他长期吸食毒品。晚年时，他冷漠地告诉一位朋友：“戴达姆的教区牧师蒙塔古曾经跟我说过——尽管我无法保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汉密尔顿在写作时，或在酒吧及其他公共场合演讲时，嘴里总是嚼着鸦片。”尽管如此荒唐地造谣中伤汉密尔顿，亚当斯依然把自己当成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告知默西·沃伦：“我从不中伤我最痛恨的敌人，也不鼓励任何人这样做。” 亚当斯担任副总统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参议院度过的，在那里，他创下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纪录——31次投出全场唯一的反对票。虽然就职位而言，联邦政府中只有华盛顿一人高于他，但他却时常发牢骚说，这是“人类已经发明的或者所能想到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最后，华盛顿几乎不向他咨询，把他放逐到权力的边缘地带。 在亚当斯1797年3月4日作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宣誓就职之时，他身着灰色套装，头发扑粉，手持一柄礼剑。华盛顿显示出一个成功的离任总统的安静从容，而亚当斯似乎显得不太自信。他后来告诉阿比盖尔，当时一直担心自己会突然晕倒。 在许多方面，亚当斯十分腼腆，不喜欢把自己当作权力的象征。他对阿比盖尔说：“我厌恶公众演讲，回答记者的问题，宣读公告；讨厌被别人评头论足、指手画脚……我不喜欢招待会，也不喜欢正式接见活动。我不愿意在上千人面前讲话，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继承华盛顿留下的重担，亚当斯还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虽然从政多年，他却从未执掌州政府或联邦政府。有一段时间，美国几乎因党派纷争而四分五裂了，亚当斯因此讨厌所有政党。作为总统，亚当斯是联邦党的名义领袖，但他却梦想成为一名超越党派的总统。看到他放弃政党领袖的责任，渴望权力的汉密尔顿非常乐意担当这种角色。亚当斯后来承认，他知道与“联邦党的教皇”汉密尔顿分道扬镳时，会招致汉密尔顿的“手下发动整个政党来诅咒并驱逐我”。在担任总统期间，亚当斯经常夹在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并不多见的情况——出任美国总统，却不愿担任党派的领袖。 第一次总统权力交替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内战、专制和外敌入侵的恐惧。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为了安抚联邦党人，亚当斯表现出政治家风范，保留了华盛顿内阁的核心成员，其中包括三位后来被他斥为“叛国者”的政要：蒂莫西·皮克林留在国务院，小奥利弗·沃科特留任财政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留任国防部长。这三个人都与汉密尔顿过往甚密，都属于联邦党内顽固的亲英派，被称为联邦党的高层。为什么亚当斯会迁就这样一个可能后患无穷的格局？他说：“华盛顿已经任命他们了，如果我把他们撤了，有人会闹翻天的。”渐渐地，亚当斯开始对其内阁成员心生不满，他感觉自己像无助的猎物，被汉密尔顿及其亲信愚弄戏耍。汉密尔顿却不认为亚当斯能轻率地逃避责任：“当总统提名内阁成员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替换。如果身边的人无论能力还是品行都让他不信任，那么问题一定出在他自己身上。” 约翰·亚当斯讲过两个自相矛盾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他认为自己是个无辜的边缘人，长期被深受汉密尔顿影响的内阁成员遗忘在一边。他说，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敌人的帮助，他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清除异己。在另一个故事中，他声称早就知道汉密尔顿操纵内阁，因为汉密尔顿在华盛顿任总统期间已是一手遮天：“事实是，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真正适合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职的人选不肯接受这两个职位。”华盛顿“只能任命愿意担任此职的人。我认为，这种无奈正是他卸任的真正原因。他并不是心甘情愿退休的”。按照亚当斯的说法，华盛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是“受制于汉密尔顿的管家”而已。亚当斯后来又写道：“我所认识的所有拒绝效忠汉密尔顿的人，最后都引火烧身了……我很快发现，如果事先得不到各个部长的同意及汉密尔顿先生的认可，我的议案多半会在参议院遭到否决。” 亚当斯就职后，汉密尔顿曾上书总统，为新政府的政策建言，这个举动激怒了总统。亚当斯说：“这封枯燥的长信，包含了一系列对总统、参议员及众议员的说教。我读完之后，觉得此人一定是疯了。我非常不喜欢这封信，所以直接把它扔了。”华盛顿眼中的珠玉却被亚当斯视为敝屣。毫不奇怪，汉密尔顿渴望维持自己在华盛顿执政时期享有的决策影响力，他仍想成为总统的智囊，为这个国家出力；又或许，他是想试探一下在亚当斯当政时他能享有多大的权限。后来，在他写给皮克林、沃科特和麦克亨利的诸多信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汉密尔顿失去权力之后的失落。 华盛顿在咨询其内阁的意见时总是表现出关心和谦卑。相比之下，亚当斯经常不尊重内阁成员，把朋友和家人——尤其是阿比盖尔——当作值得信赖的顾问。内阁感觉亚当斯冷若冰霜，反复无常，习惯发号施令，而不是集思广益。小奥利弗·沃科特——他同亚当斯关系比较密切——是这样冷嘲热讽的：“亚当斯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就像朱庇特统治下的奥林匹斯山一样。（总统）忽略朋友或敌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被要求倾听、恭敬和服从，不得有违。” 作为大陆会议的一员以及出使欧洲的外交官，亚当斯曾非常勤勉，也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忍受了与妻子长达五年的分离，堪称典范。但后来，阿比盖尔身体欠佳，特别是在亚当斯任副总统后期时，她风湿痛频发，只能留居马萨诸塞。亚当斯因此经常告假，每年都有九个月时间不在办公室。在一次外交危机中，华盛顿向内阁抱怨这位逃避责任的副总统：“由于副总统离开办公室去了波士顿，所以我没有机会征求他的意见，否则……否则我还是希望跟他商量商量。” 担任总统后，亚当斯的私人安排同样满满当当，似乎经常不在总统府，他经常莫名其妙地避居于马萨诸塞的宅邸中，这致使他与内阁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执政第一年，他在昆西待了四个月，而华盛顿第一年担任总统时，无论公私事务，总共外出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亚当斯还时不时草率地逃离自己的政府，最多的一次他在马萨诸塞住了七个月，一直通过信函遥控管理国家。华盛顿对这种行为无法理解并抱怨：“这会让朋友心生不满，敌人将开怀大笑。”当然，在亚当斯看来，让自己和内阁疏远的罪魁祸首是汉密尔顿。他苦涩地说：“我是总统，但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很显然，内阁的不忠与亚当斯经常缺席有关。大卫·麦卡洛指出：“亚当斯能在重大事情上出面是当时内阁成员的最大愿望，他在与不在肯定会有所不同。” 对联邦党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利的局面。共和党领导人杰斐逊和麦迪逊则表现出严格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判断力。这两个弗吉尼亚人精明能干，彼此亲密无间，都有非同寻常的耐心和自控力。曾在华盛顿领导下团结执政两年的联邦党则面临分裂，因为它的两位领导人——汉密尔顿和亚当斯虽然出类拔萃，却无法停止相互对抗并相互憎恶。两个人都是急躁且容易冲动的人，往往做出不计后果的判断。两个人还都擅长抨击他人，可惜这种才能被用于了内耗。 第三十章 飞近太阳 那年春天，汉密尔顿收到苏格兰寄来的一封长信，这封迟到几十年的信给他带来莫大的宽慰。信是他父亲的一个弟弟威廉·汉密尔顿所写的，信中非常亲切地讲述了他的苏格兰亲戚的相关情况，这标志着42岁的汉密尔顿终于与他的父系家族联系上了。尽管没有直接同他们打过交道，他还是非常重视他的苏格兰祖先，并在纽约州圣安德鲁协会做过长官。 汉密尔顿热忱地回信，简洁地勾勒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个人的一贯作风，寥寥数笔，言辞含蓄。他以为，叔叔知道其父早年在西印度群岛的霉运，它让一家人再难聚首。但是汉密尔顿的信证实了他的父亲詹姆斯·汉密尔顿后来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因为汉密尔顿不得不告诉他的叔叔詹姆斯依然在圣文森特岛受苦：“我强烈地要求他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样他也许会颐养天年。但是他不来，因为他的医生建议他注意气候变化。”汉密尔顿给人一种见多识广、安全可靠、谦虚谨慎的印象。他的满足之情溢于言表：“我和妻子生活幸福，我们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已年满15岁，他们茁壮成长，让我深感宽慰。”他讲起了因为承担公职所做的经济上的牺牲，以及削弱行政权威的令人烦恼的派系观念：“这些因素再加上家庭的考虑，我决定，一旦时机成熟，将辞官归隐。” 汉密尔顿似乎渴望与失而复得的亲戚保持联系。这一愿望多少有点感伤，因为汉密尔顿没有看清楚威廉叔叔突然主动联系他的个人企图。苏格兰的汉密尔顿一家人从未试图帮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贫穷孤独的状态中走出来，也从未对汉密尔顿在美国的崛起表示过祝贺。威廉现在写信给汉密尔顿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过去曾经是一个成功的烟草和糖果商，但是他的生意已经败落了，现在正需要帮助。很快，汉密尔顿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受，他收到了堂弟给他发来的客客气气的信。堂弟也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位梵文学者，因为其父亲生意失败从印度回到了苏格兰。第二年，苏格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出了通信背后的真实原因：想请汉密尔顿帮忙，为弟弟罗伯特找一份工作。罗伯特是个海员，希望加入美国海军，并成为美国公民。显而易见，这些苏格兰的族人在厚颜无耻地利用汉密尔顿的显赫身份和地位。虽然汉密尔顿饱受家族遗弃和身份不明之苦，但他还是让罗伯特在家中待了五个月，还陪同这个年轻人游览纽约市，并最终帮助罗伯特成为美国海军上尉。心存感激的苏格兰亲戚把汉密尔顿的肖像挂在他们的壁炉架上——这是对一个幼年时遭到放逐的人最令人欣喜的待遇——但是他们从未努力帮助汉密尔顿远在圣文森特岛的父亲，哪怕是对他一点点好奇都没有。汉密尔顿继续帮助他的苏格兰亲戚，但是他们却从未给汉密尔顿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回馈。 与同苏格兰的宗亲取得联系相比，更让汉密尔顿高兴的是约翰·丘奇和安杰莉卡·丘奇回到了纽约。多年以来，安杰莉卡一直渴望回家，只是她丈夫在英国国会的事业阻碍了她。“你和我亲爱的汉密尔顿绝对不要去大西洋对岸，”她后悔地对艾丽萨说，“我再也不离开这块土地了，倘若我们只能在天堂长久相聚，这将多么让人伤感啊。”在汉密尔顿辞去财政部长之职，与艾丽萨在百老汇大街25号建造房子之后，他请求他妻姐回到纽约。“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爱你，”他像通常那样彬彬有礼地写道，“在你那个地方不可能有人如此爱你了。有什么能与打心底里的爱意相媲美呢？”安杰莉卡也希望能重新和汉密尔顿夫妇团聚，她让艾丽萨放心：“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能跟你一起度过，也就是说，你是否愿意帮忙，允许我加入我的兄弟（汉密尔顿）的社交圈？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他，多么崇拜他。我们天天都会看到对方。”艾丽萨在时尚方面建议安杰莉卡注意纽约社交界的严格要求：“记住，你的胸衣必须短小而衬裙应该很长，头巾应该适当高一些，总体说来就是希腊式。” 丘奇一家迁往纽约要比预期迟了一些。在1795年末，他们汇款给汉密尔顿让他物色一栋豪宅。尽管日理万机，汉密尔顿还是抽时间考察了一下当地的房产，为他妻子那边的亲戚在百老汇上买了一块地皮。“我知道我给你添了太多麻烦，”安杰莉卡写道，“但是你如此慷慨，你会原谅我的。你知道，有人答应过我，如果回到美国就会得到他的爱和照顾，而我正是照着这些劝说去做的。”安杰莉卡依然在用一种轻佻的语调给汉密尔顿写信，认定“他是智慧和优雅的主宰者”，他也高兴地投桃报李。汉密尔顿在回信中问安杰莉卡：“你是如何设法让所有看到你的人为你着迷的呢？也许有人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的不太好的故事，但是当我听见别人说起你，他们只是夸赞你的善良、慈爱和温顺。”尽管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关系密切，却没有影响到她们姐妹的关系，似乎还有助于加深她们的情谊，等待安杰莉卡返回纽约市的期间，汉密尔顿对安杰莉卡说，他和艾丽萨唯一的竞争就是“我们俩究竟谁会更爱你，而你又会把苹果给谁” 。如果艾丽萨察觉到丈夫和姐姐之间有什么僭越之举，她对姐姐的感情就不会如此深厚，也绝不会允许汉密尔顿如此口无遮拦。在一封透露了内情的信中，汉密尔顿说，艾丽萨“对任何事都没有异议，只要我不像爱她那样爱你”。安杰莉卡总是精心地把他们两个人都扯到三角关系中来。“真诚地拥吻我亲爱的汉密尔顿，”1796年夏天，她在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有时我的举止或言辞可能稍欠妥当，但请相信我深深地爱着你们。” 在令人沮丧地耽搁了几年之后，丘奇一家在1797年5月迁到了纽约。约翰·巴克·丘奇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显赫地位，他拥有令人惊愕的财富，成了纽约最有名的保险代理人。“他的用具以及生活方式超越了我们这个圈内其他人好几个档次。”罗伯特·特鲁普惊呆了。安杰莉卡开始频繁出入奢靡的宴会，在这样的宴会上，客人都用纯银的盘子进餐。安杰莉卡通常打扮得雍容华贵，迷住很多参加社交活动的名流和绅士。 不过，丘奇夫妇似乎要把伦敦那灯红酒绿的生活移植到纽约。安杰莉卡高谈阔论那些出格的欧洲时尚，让纽约市的夫人们惊骇不已；约翰·巴克·丘奇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经常玩扑克玩到凌晨两三点。丘奇家宴会的特点是纸牌、纸牌和纸牌。作为这些宴会上的常客，汉密尔顿总是流连在安杰莉卡的身边，而安杰莉卡则报以倾慕的眼神，这般情形难免又引发一些风言风语。 这并非那年夏天汉密尔顿身上的唯一一件绯闻。在长达4年半的时间里，玛丽亚·雷诺兹的暧昧之事一直在共和党的谣言工厂里非常秘密地传播着，汉密尔顿斥之为“见不得人的传闻”。巧合的是，丘奇一家回到纽约恰恰就在那些传言正要付印的时候，于是，关于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的绯闻就成了火上浇油了。这样的巧合让人觉得蹊跷。6月底，汉密尔顿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一套宣传册的广告，这些宣传册后来被结集出版，还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1796年美国历史实录》（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Year 1796）。这则广告声称，这些宣传册会公开一些材料，以证明汉密尔顿的品行是否配得上财政部长职位。汉密尔顿找到了第五部分，其中涉及假公济私的旧话题，并引用了詹姆斯·雷诺兹和雅各布·克林曼提供的材料。 7月8日，汉密尔顿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承认所用文件的真实性，但指出他们的指责是错误的，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此二人皆为世上最挥霍放荡之人，他们处心积虑勾结起来，只因他们有罪在身，想借此免受牢狱之灾。”这些宣传册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的第五或第六部分的确谴责了汉密尔顿私生活不检点。 这些宣传册的始作俑者就是在苏格兰出生的詹姆斯·托马森·卡伦德（James Thomson Callender），一个丑陋畸形的小人，以到处施放恶毒的谣言营生。他是个受人雇佣的落魄文人，几年前因煽动叛乱的言论受到英国政府的指控，被迫逃离爱丁堡。他谴责英国国会是“唯利是图者的家园”，英国宪法是“富人对穷人的阴谋”。在美国，他卷入共和党的漩涡，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黎明报》写作。虽然后来杰斐逊曾谴责卡伦德是“一个可怜虫……忧郁症患者、酒鬼，一贫如洗，缺乏道德底线”，但在这一次，当卡伦德把矛头投向联邦党人时，杰斐逊盛赞他是“天才”“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逃难之人”。在1797年6月末，杰斐逊对卡伦德的作品非常满意，在经过他租住的房屋时曾经拜访他并向他道贺，还买了几本充斥着“谩骂与流言的历史书”。 在装订起来的宣传册里，卡伦德藏藏掖掖地提到雷诺兹绯闻事件。他在抨击汉密尔顿之前首先回顾了1796年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现在我们要讲述一件隐秘玄奥之事。”卡伦德说，他看不惯联邦党人对待詹姆斯·门罗的方式，尤其愤恨联邦党的核心人物汉密尔顿。门罗是美国驻法公使，汉密尔顿还有其他人曾呼吁华盛顿召回门罗，因为他明目张胆地支持法国革命。而此时正是门罗刚被召回费城的时候。回家之后，门罗与杰斐逊、伯尔以及艾伯特·加勒廷聚到一起，他们都对门罗遭到解职表示愤慨。“对门罗先生无端指责的直接动机，促使我要即刻把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卡伦德如是说。事实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汉密尔顿对门罗在卡伦德计划中的纵容和默许之意十分清楚，他们坚信门罗没有实现保守秘密的承诺，将雷诺兹的文件泄露了出去。 卡伦德向读者许诺，他将揭穿汉密尔顿优越的道德面具，说：“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个道德宗师，尽管为人父为人夫，但也坦言与另一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卡伦德公布的这些材料告诉人们，汉密尔顿曾对自己的放荡之举供认不讳。但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勾起人们对旧闻的记忆，即贾尔斯针对汉密尔顿是否在财政部长任期内非法投机政府债券所展开的调查。事实上，自以为是的卡伦德冒冒失失地又犯下了最初在1792年12月误导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的那些错误：汉密尔顿支付给詹姆斯·雷诺兹的钱是由于徇私枉法，而不是为了掩盖私情。 卡伦德的诽谤似是而非，值得探究。他把汉密尔顿委托给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的全部珍贵文件整理出版了。“这么多信件不可能全部都与通奸有关，”卡伦德说，“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雷诺兹夫妻也确认它们和某些投机行为有关。”曾有人指出汉密尔顿的出轨行为是出于彼此的倾慕，卡伦德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有人说玛丽亚·雷诺兹是汉密尔顿先生的红颜知己，这似乎没有任何证据，除了财政部长没人会这样说。”卡伦德否认了玛丽亚·雷诺兹给汉密尔顿的情书的真实性，据他推测，那是汉密尔顿伪造的，故意留下几处拼写错误，以便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他认定这样一个精明能干、工于算计之人不可能长时间受制于人，为情所困，也不可能愚钝到用钱来息事宁人，由此他推断付给詹姆斯·雷诺兹的钱肯定和非法投机有关。汉密尔顿长期受小人勒索，这件事的确令人费解。 卡伦德和他的朋友为什么会在那个夏天揭露雷诺兹绯闻，这是一个吊足了人们胃口的谜。卡伦德提到了门罗被召回，但是还存在其他原因。对共和党人的宣传册作者而言，现在是攻击联邦党人的最好时机。卡伦德想阻止汉密尔顿像对华盛顿那样对亚当斯施加同样的影响。他还想玷污华盛顿的名誉，让人们看到他一直是一个傀儡，一个汉密尔顿拟好词语的发声器。卡伦德认为，汉密尔顿曾拿到华盛顿带给他的秘密包裹，里面是请汉密尔顿重写的演讲稿。“‘打开邮包之后，’汉密尔顿先生说，‘你觉得里面是什么呢？’‘亲爱的汉密尔顿，把这份文件改成我的风格。’汉密尔顿可能会这样评价：‘经过我重新改写的讲话稿或者信件被装到信封里，把它寄回去，然后那个老笨蛋当作自己的东西发表出来。’”卡伦德显然听说了这样的闲言碎语：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词大部分都是汉密尔顿代笔的。 针对卡伦德揭批的时机，另外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这与前一年秋天汉密尔顿借“福基翁”之名发表的文章有关，这些文章第一次公开讨论杰斐逊的私生活。回想起来，1796年10月15日，汉密尔顿似乎提到了萨莉·赫明斯。10月19日，汉密尔顿以更加犀利的语气说杰斐逊的“简朴和谦逊只不过是一个一戳就破的假面具，很多证据表明他是一个纨绔子弟，耽于肉欲和享乐”。10月23日，支持杰斐逊的《黎明报》发表了一篇匿名的回应性文章，其间首次小心翼翼地提到了雷诺兹绯闻事件。这篇文章还涉及财政部长沃科特，问他在1792年12月是否也是雷诺兹绯闻的揭露者。“他是否对当时大家质疑的情形有所耳闻？毕竟涉及的是他的朋友、后台兼前任的不当行为，他可能会在此事的调查上分外谨慎。”作者还威胁抖出细节，“公开当时的交易情形如果有助于政党的荣誉和名声，为什么这件事还会长时间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呢？”汉密尔顿也看到了这则消息。在福基翁后面的几期文章中，他突然在杰斐逊私生活的问题上缄默了。 在《黎明报》发出警告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约翰·贝克利，他在近期被罢免了众议院秘书长一职。或许出于报复联邦党人的心态，他把雷诺兹的文件泄露给了卡伦德，或许辞职之后，他觉得不必再受应该保持沉默的良心约束了。门罗也指出这一切是贝克利所为。“你知道，我推测是贝克利公开了这些文件。”门罗对亚伦·伯尔说。然而，我们也应该想起，正是门罗最先把文件交给了贝克利，他也向亚伦·伯尔承认，他没有向贝克利提出保守秘密的要求。 阴险老辣的贝克利仍然活跃在共和党的幕后舞台上。他是一个熟悉政党秘密的典型代表：潜伏在权力者的休息室里收集有价值的信息。贝克利最早是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秘书长；时任州长的杰斐逊称他是这个国家最能干的秘书长。作为第一任众议院秘书长，贝克利是众议院发言人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的门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卷入到雷诺兹绯闻事件中来。贝克利虽职位不高，但影响力不可小觑。麦迪逊、门罗、贾尔斯和其他当权的共和党人都曾聚在他家讨论问题。根据汉密尔顿之子的说法，他们在汉密尔顿病倒之际，曾经卑鄙地为他倒下而干杯庆祝：“祝汉密尔顿永垂不朽。” 贝克利对政治情报有着无法满足的贪欲。本杰明·拉什说他“有一个关于各种人和事情的信息储备库，对他的这一做法更为有利的是，他还深得两位杰出的爱国人士的信任——杰斐逊先生和麦迪逊先生”。贝克利一直努力挖掘负面信息来满足共和党人的痴心妄想：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策划过建立一个亲英君主国的阴谋。杰斐逊从不回避他对贝克利的赏识。当他本人当选总统后，他让贝克利重新坐上了众议院秘书长的位子，为了给他更多的荣誉，还任命他为国会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也是卡伦德披露材料的背后合谋者。杰斐逊的秘书，威廉·A.伯韦尔（William A. Burwell）说，在玛丽亚·雷诺兹的事情败露出来前后，汉密尔顿威胁过杰斐逊，要公开许多年前的关于他的风流韵事。那时，杰斐逊一而再再而三地设法勾引伊丽莎白·沃克（Elizabeth Walker），即杰斐逊的朋友和在弗吉尼亚的邻居约翰·沃克（John Walker）的妻子。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杰斐逊一边资助卡伦德，还一边要求他不要再攻击汉密尔顿了。卡伦德说，杰斐逊曾“请他不要公开这些文件……但是他的介入来得太晚了”。 卡伦德的指责发表之后，汉密尔顿立即面临一个寝食难安的困境：究竟是对这些指责不屑一顾呢，还是公开反驳呢？朋友建议他视情况保持沉默。沃科特建议汉密尔顿暂时不要回应，“跟那些散布这一流言的卑鄙小人斗”有失体面。杰里迈亚·沃兹沃思认为，任何辩护都毫无意义，并劝告汉密尔顿：“那样很容易招致新的流言蜚语，并且你必须继续不停地回应。”汉密尔顿并没有理会这些建议，最后决定奋起反击。当他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总是更倾向于接受自己内心的驱使，而不是朋友的建议。他告诉同事，一般情况下他会对那些流言不屑一顾，但是卡伦德暗示，1792年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都不相信汉密尔顿付钱给詹姆斯·雷诺兹是因为通奸而被敲诈的缘故，这让他无法容忍。卡伦德押上了更大的赌注，他警告汉密尔顿，如果汉密尔顿只公布他与那三个人的通信，就会被人指责他隐瞒真相。在7月12日的一封公开信中，他奚落汉密尔顿：“长久以来公众把你视为一个杰出能干的政治家，此刻，他们肯定会对你的情夫新角色感到好奇。” 汉密尔顿打算使用他最有力的武器——用言语把指责他的人淹没。在7月中旬，他和一个朋友，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躲在费城的一个家庭旅馆里，混在众多的店客中间。汉密尔顿在承认过错时，或许不愿面对自己的家人。按照史密斯的说法，汉密尔顿伏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充满激情和兴奋。史密斯说：“虽然境况复杂，但他身体健康，精神处于亢奋状态。”早在几个月前，汉密尔顿还向史密斯抱怨过自己孱弱的身体呢。现在他披坚执锐，准备迎战所有的敌人。 这次狂热写作的结果就是一本95页的小书：37页个人的忏悔，还补充了58页的信件和宣誓书。这本小书被称为《雷诺兹手册》（the Reynolds pamphlet），但是全称是《驳关于“1796年美国历史实录”第五、第六部分中某些文件的考察，其中涉及对前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无辜指责，本人自撰》（Observations on Certain Documents Contained in No. V & VI of“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Year 1796,”In Which the Charge of Speculation Against Alexander Hamilton, Lat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Is Fully Refuted. Written by Himself）。在探讨专门针对他的指责之前，汉密尔顿把卡伦德的宣传册放在政治大环境下，认定真正的敌人是 “激进共和主义”。美国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堕落到恶意诋毁他人声誉的地步，“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要让那些有能力或倾向于抵制他们的重望高名之人身败名裂”。于是，汉密尔顿努力把个人的辩护上升到挽救民族所进行的另外一场圣战的高度。 汉密尔顿为担任公职牺牲了开业律师的丰厚收入，现在却被人谴责为见利忘义，这让他觉得遗憾和可笑。他自称：“我对搜取财富没有太大的兴趣，更谈不上财迷心窍，这是性格使然。”然后，他直奔整件事的症结：“对我的指控和一个叫詹姆斯·雷诺兹的人有关，此人意欲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钱财。我真正的罪过在于和他的妻子有私情。有一段时间内，他知晓并默许这段私情的存在。此夫妇二人很有可能是合谋敲诈我的钱财。”即便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汉密尔顿还是不能确定，玛丽亚·雷诺兹究竟是从一开始就和丈夫串谋好了，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要敲诈他。汉密尔顿揶揄说，即使自己真的贪婪，也肯定会挑选一个比詹姆斯·雷诺兹更能干的同谋：“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门的领导，不顾原则，牺牲别人的信任和正直的品质，但却没有和远比詹姆斯·雷诺兹重要得多的人联合谋取更大的目标，这有点说不通。”并且如果他和雷诺兹合谋的话，他怎会只付给对方区区50美元？ 汉密尔顿的策略很简单：他准备牺牲在私生活上的名声以保住他在公共领域获得的荣誉。他知道这对艾丽萨而言是最苛刻的折磨。他不是刚刚才告诉威廉·汉密尔顿，自己最幸福的莫过于拥有一个娇妻吗？而现在他又让她面对丈夫不忠的事实，无异于一个恐怖的梦魇。他在写到指责他的人时非常生气：“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向一个男人发泄怒火，他们不惜破坏一位与世无争、善良谦和的妻子的宁静生活。”我们无从知道汉密尔顿事前是否同艾丽萨讨论过他的小书。在承认通奸后，他做了如下声明：“我感到羞愧难当……我强烈谴责自己给一颗善良的心造成巨大的伤害。这颗心容纳着我所有的感激、忠诚和爱。但是现在，这颗心将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它知道，我必须彻底消除对个人名誉的更严重玷污，因为它也无比珍爱和看重这个名誉。” 忠贞不移的艾丽萨的确有可能赞成汉密尔顿洗刷名声的愿望。但读过这本宣传册的人肯定会疑惑：为什么汉密尔顿不是简短地道歉或诚恳地认错，而是像写小说一样详细描述这件事？在他的描述中，玛丽亚·雷诺兹在1791年夏天来到他家门前，当天晚上又把他带回她自己家里，邀请他去了卧室。这样的描述尽管极大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但对艾丽萨而言却是徒增烦恼。汉密尔顿那些捶胸顿足的悲痛语言——“我已经为蠢事付出了巨大代价，每每回忆起来，总是满怀懊恼和自责”——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让艾丽萨在公众面前蒙羞受辱。 汉密尔顿为什么做这次洋洋洒洒的忏悔呢？他因性格上的诸多缺陷而为人们反感，因此决定这一次一劳永逸地将这些缺陷公开。他希望能做出全面的说明，既能囊括所有事实，又不给敌人留下歪曲解释的余地。更何况，卡伦德还警告过他只发表部分情节的危险。其实，汉密尔顿根本不具备杰斐逊等人的马基雅弗利式精明，他的过度坦诚再次让他饱受挫折。“再没有人比他更鄙视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了，也没有人比他更坦率了。”费舍尔·埃姆斯说。汉密尔顿不擅长明哲保身。或许他觉得为自己正名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所有细节都展示给公众，就像在政治斗争中一样。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拿起得心应手的文字武器发起反攻。他更多地把自己视作正义的化身，受到了诡计多端的敌人的恶意中伤，所以他要把敌人掀翻在地。 多年来，汉密尔顿屡屡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尤以此次为甚。“极其丢脸”是亨利·诺克斯的评价。罗伯特·特鲁普则认为，汉密尔顿的“欠考虑的小书给他本人带来了无形的伤害”。威廉·劳顿·史密斯认为汉密尔顿驳倒了卡伦德，“然而，让人心痛的是，看到如此伟大的人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下被拖到公众面前，并且不得不向一个冷冰冰的世界承认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忠不贞”。诺亚·韦伯斯特感到纳闷，汉密尔顿这般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公布他的私生活史，降低所有善良之士对他的评价，并且为了洗刷自己身上那些无人相信的指责去让一个家庭蒙羞”。还有一小部分人对汉密尔顿家后来把留在市场上的小书全部买下然后销毁而感到吃惊。 共和党抓住这本宣传册大做文章。他们利用它搬弄是非，把汉密尔顿描述成一个粗鲁好色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鲁莽之举令卡伦德大喜过望，他对杰斐逊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臭名远扬。他这样自曝家丑，效果比美国最棒的50位写手联合指责他还要有力度。”卡伦德写道：“这本书里所有的说法都基于一个幻觉，即‘我是个浪子，因此我不会是个骗子’。”《黎明报》的反应也基本类似，它是这样转述汉密尔顿的话的：“我被草率地指责为一个投机者，然而我只是一个通奸犯。我没有违背第八条戒律……我违反的仅仅是第七条戒律而已。” 在汉密尔顿的想象中，牺牲私德至少可以换取无瑕的公德。如果看到杰斐逊的反应，他一定会灰心丧气的。在给弗吉尼亚的一名政客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信中，谨慎的杰斐逊说，汉密尔顿“一厢情愿地找来通奸这一借口做辩护，似乎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人们的猜疑：难道他真的投机倒把？”麦迪逊更是敏锐，“这些出版物是其作者独创性的愚蠢行为的一个标本。” 对早已把汉密尔顿看作浪子的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亚当斯而言，他们的怀疑完全被证实了。在小书问世之前，阿比盖尔对其丈夫聊起汉密尔顿时说：“我从他那邪恶的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心。心中充满了邪恶的淫荡。”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回忆说，在亚当斯当选总统后不久，阿比盖尔访问过皮克林夫人，并让皮克林夫人坐她的马车一起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只要话题涉及女人和性，亚当斯夫人必定大谈汉密尔顿如何好色。”当绯闻被披露出来的时候，与汉密尔顿的行为本身相比，亚当斯夫妇可能对他如此坦率承认的做法更为震惊。1797年11月，亚当斯夫妇在离开费城四个月后返回，阿比盖尔评论这件事时说：“啊，啊，这就是人性的弱点。”约翰·亚当斯还翻出了汉密尔顿做华盛顿下属时的种种流氓行径，说他“在纽约和费城纵情声色，喜欢厚颜无耻地追逐那些名门淑女”。 很难想象这些针对汉密尔顿行为放荡的指控最终都指向玛丽亚·雷诺兹。毕竟在绯闻事件发生的时间（1791—1792）与被披露出来的时间（1797）之间，只有零星的文献提到了汉密尔顿的多情或者好色，而卡伦德发表了他那肮脏的作品之后，相关文章大量涌现，汉密尔顿的好色之名顿时广为人知。难道成年的汉密尔顿真的沉迷于招蜂引蝶吗？在通奸这件事上尽管有种种含沙射影的说法，但是人们应当看到他并非滥情，并且我们也只能肯定他和玛丽亚·雷诺兹有这样的关系。关于安杰莉卡·丘奇的许多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1783年到1797年间，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国外，而且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她与汉密尔顿之间的相互爱慕是否以性收场。对这种赤裸裸的通奸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是，汉密尔顿生前一直受到艾丽萨和整个斯凯勒家族的爱戴。如果汉密尔顿一直与艾丽萨的姐姐有不当关系，他们会容忍他吗？汉密尔顿去世之后，约翰·贝克利称汉密尔顿是“双面奸夫”——可能是指玛丽亚·雷诺兹和安杰莉卡·丘奇吧——但他也说不出第三个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公众人物。如果他还有其他女人的话，为什么热衷流言蜚语的共和党媒体也没有提到别的风流韵事呢？如果其他女人为数不少，她们的身份不可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深藏不露。并且，如果汉密尔顿私生活如此杂乱，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他有私生子女呢？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口诛笔伐，汉密尔顿的政治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害。虽然雷诺兹宣传册给杰斐逊等人提供了大肆嘲讽的材料，但联邦党人并未完全抛弃汉密尔顿。正如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法官大卫·科布告诉亨利·诺克斯的那样：“汉密尔顿眼下是跌倒了，但是即使传言他与纽约和费城的每一个女性通奸，也不能妨碍他再次崛起。因为在政坛上混迹过一段时间以后，纯洁的人格对争取公众的支持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后来，约翰·亚当斯公布了他与威廉·康宁安（William Cunningham）的通信，后者说汉密尔顿的朋友并没有因背叛妻子而与他绝交，并以罗马史上的爱国者卡托做了类比： 据说卡托无节制地纵情声色，同时他也很重视自己正直的品质。但是卡托的朋友却因那只是他的偶尔行为对他评价颇高。我想，汉密尔顿也是如此。他坚信自己的诚实会战胜承认私情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他决定用自己的原则来遮盖瑕疵。 也许对汉密尔顿的麻烦最有力的回应来自华盛顿，他比其他公众人物更了解汉密尔顿。在8月21日，他突然给他内外交困的朋友送了一件礼物，另外还有一张小字条，但是没有提到绯闻。 物件虽小，却代表我对你诚挚的问候，代表我对你的友情和关怀。期望你收下这个可容纳4瓶葡萄酒的冰镇桶……我请你向汉密尔顿夫人及其家人转达我以及华盛顿夫人的美好愿望，并且在你会同意的每一个观点上，我都是你最亲爱的朋友，为你效劳是我极大的荣幸。 在这封信里虽然有些东西没有说出来，但却意味深长。它证实了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受到了迫害，并且他想表达他们之间的团结。冰镇桶一直被艾丽萨·汉密尔顿视若珍宝。她如此珍惜这一礼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她在玛丽亚·雷诺兹绯闻事件上的看法。 在汉密尔顿及其后代的眼中，这件事的幕后黑手是詹姆斯·门罗。汉密尔顿的孙子指责他将雷诺兹的事情公开，认为“主要是门罗设下的可鄙的陷阱”。在1797年夏天，汉密尔顿迅速判断出是门罗在1792年把雷诺兹的文件泄露给了约翰·贝克利。在《1796年美国历史实录》中，卡伦德戏剧性地再现3位议员在1792年12月15日与汉密尔顿的对质，并援引他们的话说：“我们令汉密尔顿感觉到我们不再怀疑他了。”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相信汉密尔顿。更具杀伤力的是卡伦德公开了门罗1793年1月1日写下的一份私人备忘录。它记录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雅各布·克林曼告诉门罗，一般所认为的汉密尔顿和玛丽亚·雷诺兹之间的风流韵事是编造的，这是为了把汉密尔顿在财政部时的不当行为掩饰过去。门罗未做任何评论，似乎默许了这个说法。 汉密尔顿立刻给这3位议员写信，请他们澄清卡伦德对1792年会谈的曲解。米伦伯格友好地回了一封信，对雷诺兹文件的曝光感到遗憾，并肯定他相信汉密尔顿当时的说明。维纳伯尔的回应尽管有点不耐烦，但仍指出当时三人接受了汉密尔顿的解释。他还透露了最关键的一点信息，雷诺兹的文件是委托给门罗保管：“我不知道这些文件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泄露出去，除非有人（指约翰·贝克利）复制了一份。” 门罗在准备去纽约访问他的姻亲科特莱特夫妇时收到了汉密尔顿的来信。他没有立即回信，而是想与米伦伯格和维纳伯尔聚一聚。汉密尔顿认为这是门罗的拖延之计，得悉门罗就在纽约市的华尔街，与自己近在咫尺时，汉密尔顿大为光火。7月10日，他给门罗留了个口信：“汉密尔顿先生希望在明天上午，门罗先生方便的时候与他面谈。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门罗先生肯定会携一位朋友作为见证，如果门罗先生愿意，也可以再多带一个朋友。”除了冷冰冰的礼节之外，还特意提到带见证人，表明事关荣誉。面对挑战，门罗同意汉密尔顿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到他的公寓来。这次会面将成为汉密尔顿喧嚣的一生中最激烈的冲突之一。 詹姆斯·门罗身材高大，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举止却有些笨拙。与机智的汉密尔顿不同，门罗显得语言乏味，才智平平。杰斐逊和其他同仁看重的是他的真诚。“把他灵魂的从里到外翻个遍，也找不到一点污点。”杰斐逊曾经跟麦迪逊这样说。与汉密尔顿一样的是，门罗，一个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木匠之子，也是出身卑微之辈。他追随华盛顿穿越特拉华州，在特伦顿战役中被子弹击穿了肺部。到战争结束时，门罗已经是杰斐逊的得力助手，杰斐逊还鼓励他学习法律进入政坛。这两个弗吉尼亚人都认为应该推迟解放奴隶，获释的奴隶应该在某日被运回非洲。作为18世纪80年代早期邦联会议的一员，门罗与麦迪逊走得很近，但是在弗吉尼亚会议上却投票反对批准宪法。 在参议院，门罗对共和党人的事业目标表现出特殊的热情，就像麦迪逊在众议院的所作所为那样。他斥责不列颠是一个腐败盛行、摇摇欲坠的国家，批评联邦党人对英国俯首帖耳，指责汉密尔顿“故意想把政府抬高到人民之上”。在门罗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敌人”与美国“支持君主制的党羽”是一丘之貉。在门罗作为美国公使抵达巴黎后5天，罗伯斯庇尔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这种血腥的屠杀并没有让门罗对法国革命的迷恋冷却下来。他经常和法国政府搅在一起，建议他们不用理会华盛顿这个“亲英分子”。他还反对《杰伊条约》。鉴于他的拙劣行径有悖国家利益，华盛顿在两年后将其召回，并斥责他是“被法国政府玩弄于股掌的木偶”。 汉密尔顿在7月11日上午带着约翰·巴克·丘奇准时到达，门罗则邀请了纽约商人、共和党政客大卫·盖尔斯通（David Gelston）。盖尔斯通生动详细地记录了前财政部长和未来总统之间的这场冲突。汉密尔顿怒气冲冲地闯进去。借用盖尔斯通的话，他“看上去非常愤怒”，然后汉密尔顿就1792年12月的会谈发表了长长的看法。即使在盖尔斯通不偏不倚的记录中，人们也能感受到当时极度紧张的气氛。双方都从对方脸上读出了怒气。汉密尔顿指出，他给门罗、米伦伯格和维纳伯尔3个人同时写过信了，并且“希望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能够立即收到回复，他的性格、家庭的和睦和名声都使得他对此非常关注”。门罗回答说，如果汉密尔顿“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他会给他一个诚挚的回复”。 汉密尔顿问道，是不是门罗把雷诺兹文件泄露出去的，或者没能保护好它们。门罗回答道，他想这些文件应该还在弗吉尼亚的一个朋友手中，保持密封状态，还说他无意出版它们，而且在从欧洲回来之前他对它们的面世一无所知。听了这话，汉密尔顿放下礼貌的架子开始斥责门罗，说：“你的陈述简直是一派胡言。”根据盖尔斯通的记录，两个人一下子站了起来。门罗说汉密尔顿简直是“无赖”，而汉密尔顿立刻换上了正式决斗的架势：“我会像一个绅士那样对付你的。”门罗迅速作答：“我准备好了，拔手枪吧。” 这两个人就像一对吵架的中学生一样一触即发，盖尔斯通和丘奇不得不把他们拉开，让他们克制一下。尽管二人很快坐下了，盖尔斯通看到汉密尔顿依旧愤恨难消，盖尔斯通记录道：“他显得非常生气。”而门罗换了冷冰冰的蔑视口吻，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立刻冷静下来，自己会做出解释的。会谈一个小时后，盖尔斯通提议，待门罗与费城的维纳伯尔和米伦伯格会面后，再答复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勉强应允。 这样，汉密尔顿和门罗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年底，但是汉密尔顿却从未获得过满意的答复。门罗与米伦伯格见面之后（维纳伯尔已经启程去了弗吉尼亚），两人联名致信汉密尔顿，指出他们在1792年12月相信了汉密尔顿的说辞，再未怀疑他以权谋私。这封信解决了争论的焦点之一，让米伦伯格得以开脱。但是，汉密尔顿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1793年1月1日，门罗在一份声明中似乎同意了雅各布·克林曼的歪理邪说。汉密尔顿去费城找到门罗，又给了他一封措辞尖锐的短信，试图让他否认那份声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赏光驾临这个城市，”《黎明报》满心欢喜地报道，“他当然不是来呼吸新鲜空气的。”由于门罗确实对文件的泄露负有责任，汉密尔顿谴责他：“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聪明人，您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阻止事态发展，以免给我带来困扰。可您却没有这样做。”汉密尔顿接着又使用了预示着一场决斗的语言：“我觉得结论就是你存心诽谤和败坏我的名誉。” 门罗告诉汉密尔顿，如果真要把这场冲突转换成个人恩怨，用决斗来了结，他乐意奉陪。门罗用一个非常细微的区分来躲避指责。他坚称，在记录克林曼的声明时，未给予任何评判并不代表自己认同那个说法。汉密尔顿迅速反驳说，门罗记录并秘密保存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充分表明他别有用心。 在7月末这个关口上，门罗的固执显然把汉密尔顿往极端上推了一把。他对门罗说：“我被迫公开解释，让公众来为我们裁决，这样做或许会让我痛苦，但在最核心的问题上能实现我的目标。” 在8月初，汉密尔顿和门罗的纷争转变成荣誉之战。两个人都说不想决斗，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欣然接受。如何解释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在他们那个夏天无休止的信件往来过程中，门罗本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说克林曼观点的真实性，是以克林曼是否诚实为基础的，这可以让汉密尔顿停止纠缠。但是门罗依然为他自己被不光彩地从巴黎召回而感到不快，因此他不想轻易放过对方。另外，汉密尔顿不依不饶，也令门罗难以找到保全脸面、完身而退之策。 在8月6日，门罗给亚伦·伯尔送了他与汉密尔顿的一封信，试图借助他的帮助避免决斗。显然，他认为伯尔同汉密尔顿关系不错可以充当中间人。门罗的意图很明显，尽管他不畏惧决斗，但是如果能“正大光明”地避免决斗，他也不会拒绝这么做。就像汉密尔顿认为门罗此举有党派的目的在里面一样，门罗也认为汉密尔顿是受到了“党内朋友”的怂恿。“事实上，我无意折磨这个人，”门罗告诉伯尔，“尽管他受到这样的折磨也算是应该的……文件的公开真的与我无关，我也感到很遗憾。然而，看看他做了些什么，大肆吸引公众注意，搅起诸多事端，真是鲁莽之极。”门罗不理解，作为私生子的汉密尔顿对可能影响他荣誉的事情有多么担心。在通过伯尔转达的一封信中，门罗告诉汉密尔顿，自己无意挑起决斗。汉密尔顿见状也退后一步，表示不会采取不恰当的做法。 这场争论中最公平的建议是亚伦·伯尔提出来的，他似乎摆脱了心胸狭窄的缺点。与杰斐逊派的人不同，他毫不怀疑汉密尔顿的品德。那年8月，他告诉门罗，他希望把门罗与汉密尔顿的通信烧掉：“如果你和米伦伯格真的相信（我是相信的，并且认为你也必定相信），任何指责汉密尔顿伙同雷诺兹投机倒把的事都是在让无辜的汉密尔顿蒙羞的话，我认为你们应当发表联合声明，那将充分反映你们的大度和公正。如果能够给反对的人以公正……还对手以公正，那么怨恨自消。”如果他早就憎恨汉密尔顿，伯尔完全可以怂恿门罗挑起置汉密尔顿于死地的决斗。恰恰相反，他有风度地呼吁公平对待汉密尔顿。他是整个事件中唯一一个不偏不倚保持公正的人。 在8月末，解释雷诺兹事件真相的宣传册面世，重新激起汉密尔顿和门罗的纷争，口水战又持续了几个月。在仔细阅读过这本宣传册之后，麦迪逊非常肯定地对门罗说，这本宣传册威胁不到他的名誉。但是门罗未听从他的劝告。在12月初，他给汉密尔顿发了一封挑衅性质的信件，再次激活了已经沉寂下去的斗争。“根据我的判断，”他告诉汉密尔顿，“你或者是对我向你做的解释感到心满意足，或者可以邀请我到决斗场上去。”伯尔甚至被他选作任何一场决斗的见证者，但最终他并未有所行动。他觉得汉密尔顿不会真的去决斗。在日后与汉密尔顿对峙时，这个错觉也影响了伯尔的决策。实际上，汉密尔顿在1798年1月给门罗起草了一封回信，表示如有必要会接受挑战。所幸对抗没有升级，汉密尔顿也没有将它发出去。通过这件事以及其他方面与门罗的交道，伯尔逐渐对门罗有了看法。当门罗的名字作为候选的总统竞选人出现时，伯尔草草写下了对门罗的尖刻批评： 天生又呆又蠢；优柔寡断；胆小如鼠，当然也非常伪善；遇事没有主见，总是受最坏的人的支配；自诩熟谙军事，却从未指挥一兵一卒……作为一名律师，门罗也远达不到一般的水平。 汉密尔顿的小书在7月31日的《美国公报》上刊登了广告，但直到8月25日才正式出版。汉密尔顿迫不及待地要为自己辩护，为何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呢？或许，他需要时间搜集证据，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更为简单：艾丽萨怀着第六个孩子。由于她此前流产过，这将是他们五年来的第一个孩子。汉密尔顿想必担心他的活动会引起艾丽萨再次流产。三年前，当他骑马平定威士忌叛乱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汉密尔顿推迟宣传册的发行时间也让艾丽萨有足够的时间准备。1797年8月4日，艾丽萨生下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取名威廉·斯蒂芬·汉密尔顿（William Stephen Hamilton），德高望重的牧师本杰明·莫尔在三一教堂为他洗礼。在收到华盛顿送来的冰镇桶后，8月末，汉密尔顿在回信中说：“汉密尔顿夫人给我们家添了一丁，母子平安。”这个孩子的名字可能是为了庆祝汉密尔顿新近与苏格兰的叔叔取得联系，并作为送给其妹夫副州长斯蒂芬·范·伦塞勒的礼物，他当时正沉浸在丧失长女的痛苦之中。 共和党媒体则抓住雷诺兹事件对艾丽萨极尽折磨之能事。“你是一名妻子吗？”《黎明报》问她，“看看他，你选中的这辈子的伴侣，正懒洋洋地躺在婊子的怀中呢！”艾丽萨从未在公开场合谈论过雷诺兹绯闻事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只言片语中推断出她的总体反应。7月13日，汉密尔顿还在费城时，约翰·巴克·丘奇给汉密尔顿写了封信，讲述了艾丽萨对卡伦德刚刚发表的公开信的反应：“艾丽萨很平静。她把刊载詹姆斯·托马森·卡伦德给你的公开信的报纸递到我手中，面不改色，只是认为所有反对你的人都是流氓恶棍。”这让我们理解了以下几点：艾丽萨对评论汉密尔顿的言论非常愤怒；她也认为敌人在酝酿一个阴谋；她还对丈夫的人品深信不疑。当然，在这个时候，汉密尔顿还没有公开他本人的小书，而从这本小书，我们可以看到耸人听闻的奸情。《黎明报》后来惊呼：“他居然承认，他践踏了圣洁的家庭，在他妻子和家人与他分离期间带了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到床上。”但是，艾丽萨已经显示出对丈夫的忠诚——在未来的寡居生活里，她用这种忠诚照亮了自己的心灵。丘奇在信中还提到安杰莉卡病倒了：“我的安杰莉卡身体不太好。她说喉咙有点痛。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当汉密尔顿在费城尽情倾吐他的忏悔时，他对艾丽萨牵肠挂肚。他知道，这本小书至少暂时会粉碎他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肯定心头一阵惊悸。他给艾丽萨写了封信，他非常渴望“艾丽萨的拥抱，也渴望能有我们亲爱的安杰莉卡的陪伴。我对你们两个都非常担心，担心你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担心她，则是因为丘奇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安杰莉卡抱怨得嗓子都哑了。我让你们平安幸福，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幸福所在。再见，我的爱人”。两天后，汉密尔顿又写了封信，说他第二天返回纽约。他写道：“替我向丘奇和安杰莉卡表达我的爱，我将满载着对你——我珍爱的黑发美人——的深情归来。” 艾丽萨决定去奥尔巴尼。满心愧疚的汉密尔顿护送妻子登上逆哈得孙河行驶的单桅帆船。他没有一同前往。或许他的存在只会让艾丽萨更伤心。下船后，汉密尔顿见到了安杰莉卡。安杰莉卡给艾丽萨写了一封短信来劝慰她。以一个熟知人情世故的大姐的口吻，安杰莉卡关切地称呼艾丽萨“我亲爱的孩子”，她知道纯真的艾丽萨容易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安杰莉卡愿意宽恕这个妹夫： 当汉密尔顿从船上回来时，无精打采的，整个晚上都在谈论你。凯瑟琳（安杰莉卡的女儿）为他演奏了大键琴。10点整，他起身回家了。我亲爱的艾丽萨，让你那宽容而仁慈的心灵平静下来吧。我从丘奇那里得到确切的保证，给我们带来不安宁并且伤害你情感的那些肮脏的家伙最终会闭嘴的。美德和才智必定会有敌人，总是会遭人忌妒。因此，艾丽萨你就等着那些人受到惩罚吧，公正永远站在正直温和的人一边。如果你嫁给一个不是像太阳般光辉夺目的人，你可以免遭这些痛苦。但是，那些荣誉、快乐和无法言传的满足，你必定也无法体会。 安杰莉卡在落款时写下：“奉上我的全部真心和万倍亲情。”艾丽萨并未在重压之下崩溃。人们可能会想象，在没有如此公开绯闻之前，她可能对汉密尔顿隐秘的风流韵事视而不见。她眼中的生活是安杰莉卡所说的那样，嫁给一个如此卓尔不群的人，意味着在拥有他的爱、才智和魅力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遭受巨大痛苦。从她的后半生，我们可以看出，事实的确如此。汉密尔顿的小书公开发行了，当艾丽萨发现玛丽亚·雷诺兹是多么丑陋和没有教养，汉密尔顿在整个事件中是多么轻松地就骗过了她时，她必定在暗地里痛不欲生，这让她决定继续留在奥尔巴尼疗养。然而，无论受过多大痛苦，艾丽萨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信念：自己的丈夫是一个高尚的爱国者，他理应得到国人的尊重，并且他已经被一伙穷凶极恶的人钉到十字架上了。她后来写给子女的著作，花几十年时间编辑丈夫的作品并校订他的传记，谈到丈夫时总是笑容满面，对华盛顿送的冰镇桶引以为豪，她为争取汉密尔顿对告别演说词的著作权所做的斗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证明了她对丈夫永世不渝的爱。另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她对门罗至死未灭的憎恨。 就在汉密尔顿出版关于雷诺兹事件的小书后一两个星期，他的长子菲利普大病，让汉密尔顿虚惊一场。这似乎是老天对汉密尔顿任性行为的报应。15岁的菲利普是一个非常英俊、聪明的孩子，是汉密尔顿所有孩子中有望最有出息的一个。在9月初，他“高烧不降，很快就出现了伤寒的症状”，大卫·霍塞克医生说，他是哥伦比亚学院医学和植物学教授，被汉密尔顿找来给孩子诊断病情的。汉密尔顿必须动身前往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代表纽约州在联邦法院出庭参加诉讼。他一到在纽约市北50公里的拉伊，就惴惴不安地给艾丽萨写信：“我亲爱的艾丽萨，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很好，但是很担心亲爱的菲利普。愿老天保佑他顺利康复，也希望能在任何事情上给你支持。”他建议试一下洗冷水澡的办法进行治疗，跟爱德华·史蒂文斯用来医好他的黄热病的办法一样：“我的艾丽萨，在这个时间和你分开，我是多么无奈。什么时候我才能不必丢下亲爱的家庭不管呢？上帝保佑你，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菲利普的病情每况愈下，霍塞克开始对他失去信心。艾丽萨也变得心慌意乱，因此这名优秀的医生让她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以免“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去”。他赶快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信让他从哈特福德赶回来，这样在儿子死之前，他还可以见上一面。这边，菲利普已经不省人事了，没有脉搏，完全昏过去了。霍塞克把他浸在添加了金鸡纳树皮和朗姆酒的热水里，孩子居然奇迹般地苏醒了。医生赶紧给他披上暖和的毛毯子。霍塞克后来描述了汉密尔顿回家时的情景，认为这是他作为医生所见到的最令人感动的时刻之一： 那天晚上，汉密尔顿将军回到家中，以为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让他惊喜的是儿子还活着。当他知道了儿子的救治方法之后，他立刻来到我的房间，我当时还正在睡觉呢。他摇醒我，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他说：“亲爱的医生，我若不首先来到你这里向你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无法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你挽救了我的儿子，对我们家有莫大的恩德。” 汉密尔顿似乎表现出母性般的关爱，霍塞克称赞他“柔情”和“细腻”。为了照顾儿子，汉密尔顿既当护士又当医生，其间所表现出来的医学知识以及对孩子的柔情蜜意都让医生吃惊不小。霍塞克回忆道：“从那时起，他心无旁骛地照料儿子，又是拿药，又是喂饭。我要补充一句。一旦有家人身染疾病，他总是这样做。”显然，汉密尔顿从未想过抛弃这个家。无论是出于对雷诺兹事件的反省，还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艾丽萨和孩子们始终真情以待，无微不至。 第三十一章 地狱的使者 汉密尔顿担心雷诺兹事件的影响的一个原因在于，有迹象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很快就会与专横的法国爆发战争了。如果美法冲突加剧，汉密尔顿有意承担责任，因此不能承受哪怕一点儿丑闻。法国已经针对《杰伊条约》展开了报复，允许法国武装民船扣押携带违禁品驶往英国的美国商船。这完全在许多共和党人的意料之中。当拿破仑称雄于法国军界的时候，汉密尔顿几乎不怀疑拿破仑的部队会将专制主义传遍欧洲。借用“亚美利库斯（Americus）”之名，汉密尔顿在1797年就警告说，法国正“打着开启民智、改革内政的幌子掩盖征服其他民族的勃勃野心”。汉密尔顿预计，法国将成为“一种恐怖力量和众民族的祸水”。 就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后不久，约翰·亚当斯获悉，统治法国的五人执政内阁驱逐了新任美国公使查尔斯·平克尼，并发布有关交战国的新命令，打击美国海上商船。到春天的时候，法国已经捕获了300多艘美国船只。为了提升国内的士气，汉密尔顿向国务卿皮克林建议进行一天全国祈祷，“以强化对抗中的宗教观念”，帮助美国民众“抵制法国侵略者以及他们所宣扬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除了将希望寄托在上苍之外，汉密尔顿还提出其他一些更有力的措施，最主要的是组建一支新的海军部队和一支2500人的临时部队。汉密尔顿绝对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希望尽量采取外交手段。他建议小奥利弗·沃科特说：“我的意见是穷尽磋商谈判手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还对威廉·劳顿·史密斯说：“自身的坚固可以让一切迎刃而解，而到处炫耀则会让一切成为竹篮打水。”“我的计划永远是既强调力量……又强调适度的。” 亚当斯总统决定做两手准备：通过谈判磋商保持美国中立国地位，同时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谈判失败。他真诚地希望，能够在亲英的联邦党人和亲法的共和党人之间牵线搭桥。像亚当斯一样，汉密尔顿也希望能通过外交手段保持与法国和平共处的局面，甚至可以按照《杰伊条约》的模式，缔结一份商业性的条约。他为这个想法感到高兴，他力促一个两党共同设立的三人委员会，并高姿态地提议让老对手麦迪逊担任谈判代表：“麦迪逊先生必须亲自去，其他人没有什么优势。”尽管受到联邦党内部的一些人极力反对，汉密尔顿依旧认为，缺少著名的共和党人的任何代表团，都不会让法国人产生信任。他也渴望唤起共和党人的诚意，并表示出联邦党人为维护和平已经倾尽全力了。然而，汉密尔顿统领的亚当斯总统的三名内阁成员，皮克林、沃科特和麦克亨利，虽然被视为汉密尔顿的傀儡，但此时，他们却坚决反对选择一名共和党人。沃科特的反应尤为激烈，他威胁说，如果亚当斯总统这样做，他将立即辞职。不出汉密尔顿所料，麦迪逊对这次跨洋航行心怀恐惧，他和杰斐逊均拒绝加入访问法国的代表团。 自亚当斯政府遭遇首次危机后，汉密尔顿便开始回复来自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的问题。他们寻求他的指导，并与他共享内阁内部文件。端坐在曼哈顿的律师办公室中，汉密尔顿对费城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亚当斯对他们之间的联络充耳不闻。汉密尔顿最初的表现堪称典范，他并没有对亚当斯总统及其内阁说三道四。“我相信，现任行政部门地位稳固，”他告诉鲁弗斯·金说，“如果不是被谗言所累，他也不需要谨慎行事。”相比之下，副总统杰斐逊则已经在筹划一场秘密战争，破坏亚当斯在法国人心中的形象。法国驻费城的领事约瑟夫·莱特贝在1797年春与杰斐逊举行了4次秘密会晤，跟汉密尔顿与英国公使乔治·汉蒙德之间的会晤一样，这些都是非官方的会谈。莱特贝用杰斐逊的话向他在巴黎的上司汇报说：“亚当斯先生无能且多疑、刚愎自用，从不听取他人的意见。”杰斐逊向莱特贝预测，亚当斯只能任职一届，并敦促法国进攻英国。杰斐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不忠，他竟然建议法国以种种方式拒绝美国派往巴黎的使节：“耐心聆听他们的想法，尽可能拖延谈判，在会谈时以谦恭有礼的态度平息他们的抱怨，最后用繁文缛节让他们感到无可奈何。”杰斐逊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怂恿法国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站在他们一边，由此最终导致了法国五人执政内阁对美国新政府的强硬态度。 1797年5月16日，亚当斯总统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谴责法国驱逐查尔斯·平克尼，并跟踪美国的舰船，斥责他们“在美国的胸口上制造创伤”。他同时宣布了准备扩充海军，支持发展民兵组织。在《黎明报》看来，这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战争态度。在亚当斯发表意在追求和平的就职演说之后，该报围绕亚当斯刊登了一篇社论：“依我们看，他是狐假虎威，恃势凌人，他全副武装，准备向地球上最强大的对手发出挑战。”因此，亚当斯一定是英国利益的代理人，“我们认为，他把自己当成亲英阵营的领队，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是作为乔治三世的代表在招兵买马”。 为了回击共和党的庸俗不堪的论调，亚当斯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建议，宣布了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去巴黎的计划。三人代表团将包括两名南方的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平克尼，还有一名北方的共和党人——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他一度是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亚当斯对格里说：“法国当前的共和政府没有领导法国的能力。费城街头的积雪在阳光下只能存在一周，法国共和政府的寿命会更加短暂。”汉密尔顿的意见与传言中受制于他的内阁成员的观点大不相同，他这次由衷地支持亚当斯。他对沃科特说，“我非常赞同政府在与法国的争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但他对使团可能达成的结局却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亚当斯犯下了一个错误：没有派遣一位南方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的参与会让法国人相信，美国政府在谈判前没有做任何手脚。同时，他也怀疑法国官员能否尊重美国代表，他认为法国人是“降临在这个地球上的最具野心也最可怕的暴君”，还指责共和党人会“使我们匍匐在法国那些暴虐的不讲原则的领导人的脚下”。 当美国的代表团成员于1797年8月抵达法国时，欢迎他们的是一位跛脚的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德塔列朗前些年遭政府遗弃，流亡费城时与汉密尔顿有过交往。在法国恐怖专政末期，德塔列朗恢复名誉回到法国。汉密尔顿知道他贪得无厌，把公职视为攫取财富的工具。这个愤世嫉俗的法国人有一次告诉他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我觉得很奇怪，像他（汉密尔顿）这样一位拥有出众品质和天赋的人，竟然会从政府部门辞职，并且给出的理由是作为部长他无法赚到足够多的钱养活八个孩子。”在汉密尔顿回到纽约之后，一天晚上，德塔列朗在赴晚宴的途中瞥见律师办公室的烛光中的汉密尔顿正在辛勤工作。他非常震惊地说：“我看到一个为整个国家赚取过财富的人正在为了养家糊口而通宵达旦地工作。”在1797年7月担任法国外交部长之后，他为那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感到高兴。“我要好好利用这份工作，”他推心置腹地对一位朋友说，“我一定要从中赚取一大笔财富，真真切切的巨额财富。”仅仅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前两年里，德塔列朗便攫取了大约1300万到1400万法郎的财富。 三个美国代表抵达巴黎的时候，拿破仑已经在意大利击溃了奥地利军队。接着，9月初，法国五人执政内阁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政变，驱逐和逮捕了很多议员，关闭了40多家报刊。约翰·马歇尔悲观地对皮克林说：“现在，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那些对我们采取敌对措施，并激起我们抗议的人手中了。”长期以来，腐败一直是法国官员的通病，在法国五人执政内阁统治期间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当德塔列朗在10月份接见三位美国代表的时候，他在15分钟的接见时间里表现得谦恭得体。但是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他们竟然没有从他那里收到任何信息。后来，德塔列朗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冷淡而生硬，他解释说，五人执政内阁被亚当斯总统5月16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涉及法国的言论彻底激怒了。随后，德塔列朗迫使三个美国代表与他的三个属下交涉：琼·康拉德·霍廷格尔（Jean Conrad Hottinguer）、皮埃尔·贝拉米（Pierre Bellamy）和卢西恩·豪特瓦尔（Lucien Hauteval），来自这三个人的外交信件分别被编为X、Y和Z，这是他们在被派往费城从事外交活动时使用的代号。通过这几个属下，德塔列朗提出了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亚当斯总统需要收回在其激烈而又强硬的演说中引起争议的那部分内容，美国需向法国提供一笔贷款，甚至要求美国偿付法国私掠船在掠夺美国船只时造成的损失。德塔列朗的副官更是得寸进尺，要求美国人只有在交出数目可观的贿赂之后才能开启谈判。德塔列朗玩着猫抓老鼠的游戏，他一再推迟同美国代表的会谈，以留出时间让他的中间人榨取钱财。 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平克尼无比愤慨，想立即结束磋商——平克尼公开表示抵抗，说：“宁可花费数百万美元来修建防御工事，也不会拿出一美分给法国人。”然而亲法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却劝他们要有耐心。马歇尔开始着手写两份长长的说明性文字寄给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他们所遭受的屈辱。由于冬季没有横穿北大西洋的班船，美国代表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费城。在亚当斯等待结果的时候，杰斐逊依然挑拨离间，唆使法国拖延同美国代表的谈判。“副总统依然在说，五人执政内阁要见风使舵才能获取这里的一切，并且他不停地跟我重复说道马基雅维里的格言——‘平心静气才能成就大事’。”莱特贝是这样对他的法国上司讲述的。 直到1798年3月4日，马歇尔那具有爆炸性的叙述才摆到了亚当斯总统的桌子上。信件解密后，内容令人惊骇。这次任务是一场灾难，带给这个国家的只有屈辱。汉密尔顿了解到德塔列朗如何耍弄花招后，对皮克林说：“关于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我希望总统向参众两院传达信息时既要心平气和，又要态度严肃，但我们决不能妥协。”汉密尔顿仍然不希望彻底关闭谈判的大门，但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他告诉皮克林：“我们最好采取冷静的反抗态度。” 亚当斯总统在国会发表政治讲话，宣布代表团任务失败，为避免激起民愤，他省略了谈判期间发生的一些不快。他要求全方位军事备战，此时，共和党人的判断出现严重失误，他们给亚当斯打上了“好战分子”的烙印，宣称法国的表现要比亚当斯总统看到的好得多。杰斐逊副总统私下把亚当斯的演讲称为“一派胡言”。1798年3月29日，汉密尔顿的老对手，弗吉尼亚的威廉·布兰奇·贾尔斯表示亚当斯隐藏了能够表现出法国友好一面的文件，他和其他共和党人要求公开外交文件的全部内容，众议院表示支持。汉密尔顿非常高兴，法国终于可以现出其本色了。美国人“应该知道法国政府对我们的代表团的所作所为，了解那个政府令人憎恶的腐败行径以及对金钱的巨大需求。这些事情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会让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知晓之后感到震惊”。 当XYZ的文件公开时，它们给联邦党人带来了好运，约翰·亚当斯作为总统也达到了最高的受欢迎程度。尽管他没有军事背景，但他现在会戴着军事徽章露面，并劝告他的支持者采取一种“为战争时刻准备着的态度”。5月下旬，亚当斯与来自纽约的爱国者代表团共进晚餐，阿比盖尔给每个人颁发了一个黑色丝带结帽徽——这个帽徽成为支持亚当斯政府的象征。罗伯特·特鲁普在XYZ的信件公开之后说道，“这一活动产生了共和党人所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法国统治者的憎恶情绪突然之间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爆发出来”。国会迅速批准了加强东部沿海港口的防御力量和扩大陆海军的计划。 共和党人想方设法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解释。杰斐逊向麦迪逊发牢骚，说亚当斯在其“诈骗活动”中犯下了“诽谤法国政府罪”。他也认同德塔列朗很可能组织设下敲诈勒索的圈套，但是“要说法国五人执政内阁知道其中的一切事情，这却是既没有被证明，也无法被证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杰斐逊愈来愈确信“XYZ事件”是联邦党人策划的一场骗局。整场闹剧就是“约翰·马歇尔烹调的一道菜，法国政府被误认为是骗子”。XYZ事件也并没有促使麦迪逊重新评估法国大革命。听到德塔列朗对美国代表团的所作所为之后，麦迪逊不能相信法国的外交部长竟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他认为“和解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是亚当斯总统，而非法国的执政内阁，并指责联邦党人使用“卑鄙的谩骂侮辱和造谣中伤”的手段煽动美国同法国的战争。 一些共和党人的报纸则鲁莽地因XYZ事件而迁怒于汉密尔顿。《黎明报》认为，这场失败是由于汉密尔顿和德塔列朗的关系所致：“德塔列朗是人人皆知的反共和派人士……他是汉密尔顿先生和其他几位举足轻重的联邦党人的密友，很可能是由于德塔列朗发现了联邦党人对法国所抱有的敌意，才使那个国家的政府将我们视为趁火打劫的对象。”这些评论肯定让汉密尔顿难以接受。多年来，他一直指责法国背信弃义。XYZ事件已经确证了他的判断，然而共和党人不但不承认自身的错误反而强词夺理地怪罪于他。 像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将7篇报纸连载文章合并刊印出来，取名“立场（The Stand）”，在这本宣传册中，他主张组建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打败法国的入侵。在几年前，可能同大不列颠爆发战争之时，汉密尔顿一直表现为愿意妥协和磋商，以避免直接对抗。但是他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却是会随着情势的变更而发生变化的，现在当法国可能变成交战国时，他采取了一种远比此前强硬的语气。 在“立场”的写作中，汉密尔顿把枪口对准了为法国人的无礼行径辩解的共和党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所有同胞的厌恶，毫无疑问，假以时日他们肯定会因为践踏法律而受到公正处罚。”杰斐逊认为，XYZ事件理应受到责备的是德塔列朗而非法国五人执政内阁。汉密尔顿无情地嘲笑了他，他指出，德塔列朗是这个世界上“最谨小慎微的人”，如果没有法国五人执政内阁的支持，他绝不会做出这样卑劣的行径： 这个可怜的借口，恰恰暴露了说谎者的预谋，在所有事件上都在为法国开脱，让人们屈服于暴行，服从法国的意志。作为专制的法国五人执政内阁的支持者，让美国沦为法国统治下的一个省，可能就是那个煽动民众、背信弃义的人的最终目标。 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想法感到愤怒是有理由的，但是要说杰斐逊想把美国变成法国的行省，或者他的想法属于刑事犯罪，则确实有些过头了，不禁让人怀疑汉密尔顿是否在为自己受到的那些最恶毒攻击寻求报复。 《立场》那尖锐的口气反映了美国在法国危机事件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当时，美国民众矛盾激化，杰斐逊告诉一位记者，“一辈子的亲密至交在穿过马路时把头扭向一边，唯恐彼此照面后不得不打招呼”。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已经濒临内战的状态，这场战争将这个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似乎乘了联邦党人的东风，他们的运气在当年秋季大选中得以改善，此前他们一直在参议院占据绝对优势，现在又横扫众议院，甚至还获得了南方各州的席位。然而，充足的权力也给联邦党人带来危机，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缺乏必要的自制力，无法控制专制的冲动，为滥用权力埋下隐患。 在直面美法可能发生的冲突之前，亚当斯必须先正视美国民众对战争的矛盾心理。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居民，他们一直以来恼怒于不得不给英国士兵提供补给，也还记得派来负责实施那些令人憎恶的法律的人的傲慢自大。美国独立曾给民众带来美好的幻想，甚至以为美国从此将与战争绝缘，不需要再配常备军队。“在我们的独立战争结束之时，”汉密尔顿写道，“每一个人的眼前都跳动着永久和平的幻影。”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曾评论道：“既然战争是帝王的野心、膨胀的官僚作风以及专制君主的常备军催生的，那么清除君主专制就意味着清除了战争本身。”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则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 许多共和党人反对建立常备军，认为那是暴虐的君主们慑服人民的立法机构的工具而已。《独立宣言》反对殖民地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备军，在大陆会议上，埃尔布里奇·格里淫秽地将常备军比作肿胀的阴茎，说它是“国内安宁的极佳保障，却也是对外发动战争的危险诱惑”。杰斐逊希望在《人权法案》中禁止常备军。他认为，国家的民兵和小型的炮艇足以保卫美国的海岸线。共和党人向来认为民兵足以保卫国家，没有必要维持一支常备军事力量。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当然担心，战争会催生一个汉密尔顿喜欢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麦迪逊看来，“战争是军队之母，由此便会产生债务和税收；人们都知道，军队、债务和税收是将多数人置于少数人统治之下的工具”。与许多联邦党人不同的是，约翰·亚当斯同样认为，海军和民兵将足以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他担心，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会成为一个“贪婪的怪物”。在对联邦军队怀有这样厌恶的态度之下，这个国家常规部队的数量不断削减，以至于到华盛顿离职的时候，整个美国的常备军队人数只剩下区区几千人。 在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对美国不得不依赖民兵作战备感失望，他逐渐认识到应该重视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的优势。在担心同法国爆发战争的日子里，他看到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机会来了，于是提出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建设5万人常备部队的计划：2万人常规军外加3万人后备军。但亚当斯总统对此颇不以为然。“5万人组成的部队……听起来就像是堂吉诃德的疯话。”亚当斯后来写道。他又喋喋不休地提起汉密尔顿在国外出生的事实：“对于美国人民的情绪和感受，汉密尔顿先生的了解并不比他对外星人的了解更多。”对亚当斯而言，“汉密尔顿的嗜好就是建设军队”。 看见法国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美国商船，汉密尔顿血脉偾张。1798年5月，一艘法国私掠船在纽约港外面捕获了几艘美国小船。“这真是奇耻大辱，”汉密尔顿向国防部长麦克亨利抗议，“我们的商人们已经非常愤怒了，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会认为，我们的政府已经彻底臣服于法国了。”就在5月份，在担心法国即将入侵的惶惶不安中，国会决定创建一个由12艘崭新的护卫舰组成的独立的海军部，并组建一支1万人的“临时部队”。采用“临时部队”这样的委婉称呼至关重要，因为一支永久性军队或常备军在当时很难让人接受。7月，国会又组建了一支“补充部队”，由12个步兵团和6个骑兵连组成。这些部队虽然没有达到汉密尔顿预想的规模，却已超出了亚当斯的设想。亚当斯总统抱怨自己就像一位被动的观众，眼看着汉密尔顿设法通过了组建庞大军队的提案：“这就是汉密尔顿先生在国会的影响力，即使总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他们仍然通过了组建军队的法案。”随着人们对战争的想象愈演愈烈，同法国的贸易也被禁止了，美国海军舰艇被授权可以向任何威胁美国贸易的法国船只发起进攻。美法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状态”。 事实证明，将战争同国内的党派纷争完全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共和党人担心，逐步加强的军事力量建设背后那些未被承认的待议诸事项，这些事项与其说是让美国抵御法国的进攻，不如说是联邦党人以拯救美国的名义打压不同政见者。有时候，汉密尔顿也无法在头脑中将这两件事情割裂开来，因为他认为，如果法国入侵，许多杰斐逊的支持者将会帮助这些入侵者，会“聚集在法国的旗帜之下，这样镇压其他人的反抗就易如反掌了”。 在此期间，汉密尔顿徘徊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同时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和软弱。一方面，他感到可以支配很多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孤立无援。他是一位没有任何公职的律师，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比总统更有影响力。他和内阁有着特殊的联系渠道，经常给他们写信。他的建议会被内阁成员转述给总统，当然他们不会说出那些话都来自于汉密尔顿。同时，汉密尔顿也希望能在他与玛丽亚·雷诺兹幽会的事情曝光之后挽回他的名声。在罗伯特·特鲁普写给鲁弗斯·金的信中，提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况：汉密尔顿的法律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并且收入不菲”，但是他仍然处在流言蜚语的包围之中。“在过去的12个月，这个可怜的人——我是说汉密尔顿——遭受到了最为猛烈的谩骂和侮辱。他那不甚明智的小书已经给他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或许有人认为，当国会批准组建新军队后，汉密尔顿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欢呼。他确实被提名为指挥官。然而，在给艾丽萨的私人信件中，他再一次表达了对政治生活的厌倦，渴望能过上平静而平凡的生活。艾丽萨在1798年6月初动身前往奥尔巴尼，留下他与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时，汉密尔顿心头有一种难言的孤独。“一直以来，我都能感觉到你对我来说是多么不可或缺，”他给她写信，“但是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环顾四周寻找那只有你能给予我的满足感，然而却是徒劳无功。”相比他们相爱以来的其他时期，这一次汉密尔顿尤为突出地表现出他对妻子的依赖。她给这个不再着迷于政治生活但依旧心潮涌动的男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港湾。“我发现其他追求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写信给艾丽萨，“你和家庭在我心目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人们猜测，亚历山大和艾丽萨已经修复了雷诺兹事件带来的伤害，她原谅了他，他们又恢复到以往亲密无间的关系。或许，正是通过这次绯闻，汉密尔顿才认识到他的妻子是多么重要，是她为他饱受争议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个抚慰之所。 1798年，很多人都试图让汉密尔顿重返政坛。纽约州的一个参议员席位空出后，州长约翰·杰伊向汉密尔顿推荐这个职位。“如果在认真考虑之后，你想拒绝这个任命，”他亲切地对汉密尔顿说，“那么，请你和我们一些最贤明的朋友商议，提出最合适的人选，将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国会议员罗伯特·G.哈珀（Robert G. Harper），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党人，经常在汉密尔顿面前描绘对方升任战争部长的美好前景，并暗示已经打探过亚当斯总统的口风。对于上述两个机会，汉密尔顿都婉言谢绝，因为他在寻找更好的机会。对雄心万丈的汉密尔顿而言，既然总统职位无望，那么新军队的统帅无疑是难以拒绝的诱惑。费舍尔·埃姆斯说，汉密尔顿热切渴望的不是金钱或者权力上的声望，而是军事声威，“他比同龄的其他人都更有资格展现一个伟大将军的禀赋”。许多联邦党人认为，如果法国攻击美国，华盛顿会领导人们进行战斗，汉密尔顿则会忠诚地与之并肩作战，激动人心的独立战争场景将重现。“我们的老首长将会再次带上武器，”罗伯特·特鲁普激动地向鲁弗斯·金汇报说，“如果真有一场冲突，华盛顿又受到邀请的话，他会接受的，汉密尔顿也会如此。” 在军事问题上，约翰·亚当斯总是手足无措，没有主见。虽然他在大陆会议上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并且极力促成美国海军的建立，但他毕竟没有经历过具体的战斗，或许也从未感受过战场上的荣耀。“哦，我当时是一名战士！”他在1775年写道，“我将来也是。我正在阅读军事方面的书籍，每一个人必须、将会并且应该是一名战士。”华盛顿与旧日袍泽情同兄弟，但这个精英团队不包括亚当斯。就战争知识而言，没有人能超越备受尊崇的华盛顿；但凡涉及新军队的问题，都需要向他咨询。 在国会授权成立临时军队之后，汉密尔顿恳请华盛顿担任军事首领。他再次展示出高超的游说技巧。“尊敬的先生，您也应该明白，”汉密尔顿写给华盛顿的信上说，“如果与法国公开决裂，公众的声音会再次呼唤您指挥您国家的军队。”华盛顿的朋友们都不希望他现在引退，“我曾经和大家商议，我所交谈的所有人的意见都是您必须做出牺牲”。 66岁的华盛顿自认廉颇老矣，他认为，部队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而又精明能干的人。他推心置腹地对汉密尔顿说，如果他同意加入部队，“我想提前知道谁将会是我的助手，如果我需要帮助，您是否愿意积极参与到其中来”。在信的落款处，华盛顿写的是“您亲爱的朋友和恭敬的随从”——这意味着两人之间的新伙伴关系。华盛顿不动声色地把汉密尔顿的合作参与作为领导新军队的一个前提条件。 6月2日，汉密尔顿告知华盛顿，除非担任第二号职位，否则自己不会加入军队：“如果你做总司令，我有望最能发挥作用的职位是司令部中的监察长。如此，则我就接受任命。”监察长将会是军中的二号人物，领少将军衔和薪水。华盛顿预料，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军队的保守作风相比，法国侵略军会更加灵活和大胆，因此他认为监察长理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汉密尔顿是他的不二人选。 在随后数周，汉密尔顿给亚当斯内阁发送了有关备战的一系列信件，他挥笔拟就这些急件，俨然是一位不在内阁中的总统。像往常一样，他的看法层出不穷。他告诉财政部长沃科特，美利坚合众国应该增加税收，获得巨额贷款，并成立“一个学院，进行海军和普通军事方面的教育”。他详细描述了他所憧憬的新海军：6艘能在一线作战的战斗船，12艘护卫舰，20艘小舰艇。在他的建议书中，汉密尔顿表现出一贯的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和果敢坚决。为什么亚当斯内阁成员对汉密尔顿在行政方面的能力怀有好感，变得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亚当斯对他干政感到愤怒，亦不言自明。蒂莫西·皮克林后来详细记叙了在谁应该监管新部队的问题上，他与亚当斯进行的三次焦躁不安的谈话： 亚当斯：“我们应该任命谁为总司令呢？” 皮克林：“汉密尔顿上校。” 一天之后。 亚当斯：“我们应该任命谁为总司令呢？” 皮克林：“汉密尔顿上校。” 第三天。 亚当斯：“我们应该任命谁为总司令呢？” 皮克林：“汉密尔顿上校。” 亚当斯：“噢，不，如此重要的职位还轮不到他。我会尽快任命盖茨或者林肯或者摩根。” 亚当斯倾向于用这三位在萨拉托加大捷一役中表现突出的高级将领。皮克林不耐烦地向亚当斯解释说，身体状况不佳的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已经“一只脚踩进坟墓里了”；哈罗修·盖茨（Horatio Gates）已经快变成一位“老女人了”；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总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后来，皮克林对汉密尔顿之子总结经验教训说：“我这才得知亚当斯先生对你的父亲极端厌恶，甚至恨之入骨。”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过去两年之后，亚当斯开始逐渐“觉察到了”汉密尔顿对自己内阁的影响。 6月22日，亚当斯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措辞含混不清的询问信，请求华盛顿在新部队的领导人上给他一点建议：“尽管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但是我一定会组建一支部队。到底是请老将军重新出山，还是起用年轻将领，我有些举棋不定。”亚当斯对华盛顿说，他希望能够定期咨询华盛顿。亚当斯在政治上不够圆滑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华盛顿尚未有时间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亚当斯已经提名华盛顿领导新部队了。7月3日，参议院匆忙通过了他的提案。除了几次显著的例外，汉密尔顿一直对华盛顿毕恭毕敬，他对亚当斯未征得华盛顿同意就做出任命的做法感到困惑。7月8日，他从费城给第一任总统写信：“我十分惊奇，对您的任命竟然没有事先征得您的同意。”然而他还是力劝华盛顿接受下来，“只要相信他的动机是好的就可以了，考虑他们的做事方式是否得体毫无意义。” 为了确保华盛顿能够接受，亚当斯派詹姆斯·麦克亨利去芒特弗农做了三天的说服工作。国防部长随身携带了一些公文函件，包括华盛顿的委任状和一封总统亲笔信。亚当斯不知道的是，麦克亨利还给华盛顿带来了汉密尔顿的意见，信中在评价现任总统时口吻不太友好，还对他的军事素养提出质疑：“当今总统在这些问题上一无所知，他对军事问题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是错误的……就高级职位而言，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候选者的能力和品德。”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华盛顿不想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上任，所以他的第一副手将成为实际的战地指挥官。麦克亨利和皮克林都知道亚当斯不喜欢汉密尔顿，因此试图秘密说服华盛顿选择汉密尔顿。事实上，华盛顿并不需要被说服，他告诉麦克亨利，自己只接纳汉密尔顿或查尔斯·平克尼为副手。在一封密信中，华盛顿非常坦率地告诉皮克林，“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证”汉密尔顿加入部队。在麦克亨利返回费城之前，华盛顿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提到3个人，华盛顿希望这3人能成为他手下的少将，依次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查尔斯·平克尼和亨利·诺克斯。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华盛顿把3位将军的任命作为自己接受司令职位的前提。 这份看似稳妥的名单实际上包含着天大的麻烦。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指出，围绕这份名单引发的争执，实际上是显示联邦党内部纷争的第一个重要迹象。华盛顿理想的目标，是希望3个人的职位按照他所列出的顺序确定，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将优先成为副指挥。但现实更加复杂，尤其是亚当斯想改变顺序，让诺克斯或平克尼取代汉密尔顿。在亚当斯眼中，这直接体现了总统的特权。毕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从未提拔过自己的下属。然而对华盛顿来说，这似乎是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违反了他接受任命的基本条件。 尽管华盛顿认为汉密尔顿的才干优于诺克斯和平克尼，但他能理解为什么这两个人获得总统的偏爱。在独立战争期间，诺克斯就已经是少将了，平克尼也是准将，而汉密尔顿只是一个职位很低的中校而已。华盛顿说，过去的军衔不再有效了。却未曾想到这句话惹恼了一向热心和蔼的亨利·诺克斯。这个200多斤的前国防部长在汉密尔顿还在炮兵连时，就已经是准将了。诺克斯从很早的时候就提拔过汉密尔顿，或许正是在他的斡旋下，汉密尔顿才得到了在华盛顿的团队中工作的机会。汉密尔顿曾告诉麦克亨利，对于自己和诺克斯之间出现的任何摩擦，他都会感到痛苦，“因为我感觉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欣赏他身上的优点”。两人的地位在随后几年发生了变化。在华盛顿内阁中卓然超群的人是汉密尔顿，而诺克斯则被缅因州的房产交易搞得焦头烂额。他后来再三向汉密尔顿表示感谢：“我不在的时候，你为国防部所做的一切我会永远铭记。”尽管如此，当诺克斯获知华盛顿将他的名字写在汉密尔顿和平克尼之后时，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事实上，华盛顿最关心的问题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能否被争取过来。他预计法国可能会率先入侵美国南部地区，以得到当地亲法分子的配合，并将那里的奴隶武装起来。他邀请一位南方人加入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只是担心平克尼会拒绝屈居汉密尔顿之下。 亚当斯似乎被他周围疯狂的权力争夺弄得晕头转向且愤怒不已。1798年7月18日，他按照华盛顿提出的顺序向参议院提交了高级将领的提名，请他们对军衔做出调整。在一个星期之内，当汉密尔顿接受任命担任监察长之时，共和党人震惊了。《黎明报》因亚当斯提拔了已经承认是玛丽亚·雷诺兹的情夫的汉密尔顿，而狠狠奚落了他的信仰和道德：“他任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部队的监察长，而这位汉密尔顿出书证明自己是一个奸夫……亚当斯先生自此以后应该对法国式的道德规范保持沉默。” 亚当斯躲到了昆西市，在那里一直待到争吵结束。他抱怨说，内阁挖下陷阱把汉密尔顿硬塞给他。他视自己是一个正派但无助的人，只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老奸巨猾，自己陷入他所布置的阴谋。这场纷争的热度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拒绝成为汉密尔顿下级的亨利·诺克斯在8月8日向麦克亨利发牢骚说：“汉密尔顿先生的才华禀赋在经过大范围比较之后被认为是如此杰出，但当他获得提拔时，意味着所有军衔更高、年纪更长的军人都被降级。”愤怒的亚当斯通知麦克亨利，虽然3人的任命已经确定，但他仍想让诺克斯牵头：“就情理而言，诺克斯将军完全有资格成为华盛顿将军的第一助手，其他任何安排都无法令人心悦诚服。”另外，他补充说，平克尼“必须排在汉密尔顿前面”。9月初，奥利弗·沃科特提醒亚当斯，华盛顿早就把汉密尔顿的任命作为他担任司令的前提条件，并由此断定，“华盛顿将军的意见和公众的期望是汉密尔顿将军将仅次于总司令成为二号人物”。 亚当斯对沃科特的回答是，他要让所有的愤怒表现在一篇针对汉密尔顿的措辞激烈的长篇演说中。即便汉密尔顿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部队为他的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亚当斯仍以他出生在国外而排挤他。在亚当斯眼中，他是一个恶魔般的人。 如果我同意任命汉密尔顿为第二号人物，那我就做出了一生中最不负责任、最难以解释的行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只是一个外国人。我认为，他居住的时间不是很长，在北美生活的时间顶多和艾伯特·加勒廷一样多。他以前的军衔相对较低，他对一个政党的功绩就像是主张宗教改革的约翰·加尔文那样：有些人把他看作是天国降临的天使，而其他人却认定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我知道，诺克斯即便在马萨诸塞也并没有广受追捧的声望；但是我也知道，汉密尔顿在美国的哪个角落都不受欢迎。 宣泄情绪后，亚当斯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发送这封有失公允的信。他真正给詹姆斯·麦克亨利的信是这样写的：“随信附上同日签署的3位将军的任命书。”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是一场胜利，而对亚当斯来说，则是难堪的屈服，难怪亚当斯后来抱怨说：“我像监狱中的犯人一样没有任何自由。” 华盛顿被亚当斯的表现刺痛，他单刀直入地对亚当斯说：“把第一位放到最后，把最后一位换到第一，这样你是不是就感到满意了？”提及汉密尔顿的军事履历能否让他胜任高级将领职务时，华盛顿指出，作为自己战时的主要助手，汉密尔顿“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广阔，相比之下，那些师旅级高级军官却对总司令下达的重要命令、指示以及总参谋部的各项事务毫无见地”。换言之，在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担任的是华盛顿的参谋长，而不是高级助手。亚当斯对汉密尔顿有偏见，给了华盛顿一个高度赞扬汉密尔顿的机会。华盛顿说，一些人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个危险的人。我同意说他有抱负，但也正是这种值得称赞的品质，才让他在所从事的任何事上脱颖而出。他勤勉、敏锐，并且他的判断非常了不起”。简言之，失去了汉密尔顿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亚当斯并没有削弱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信心，反而让两位昔日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10月15日，亚当斯不情愿地任命汉密尔顿为监察长。诺克斯拒绝在汉密尔顿手下任职，但查尔斯·平克尼接受任命，并赞扬了汉密尔顿。“我知道，汉密尔顿在战争中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麦克亨利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能够提出周密细致的军事方案，具有恪尽职守、勇敢勤勉的精神，并能将其贯彻实施。” 在汉密尔顿任职问题上的失败，增加亚当斯对这个年轻人的厌恶，一想起这件事情，他便恼羞成怒。的确，汉密尔顿运筹帷幄，出手迅捷，将亚当斯置于尴尬的境地。但亚当斯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该把总统的名望投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斗，华盛顿和杰伊等大多数人都认为汉密尔顿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 在试图阻止汉密尔顿当上监察长的同时，亚当斯希望任命他的女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为准将。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给约翰·亚当斯夫妇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伤心事。他因为投机钻营而长期负债累累，并在一年前一度遗弃了他们的女儿。不过在华盛顿总统的关照下，他工作还算清闲，薪酬却十分丰厚。后来，他被收监两次：一次因为债务问题，一次因为参加一个支持解放委内瑞拉的计划。尽管史密斯不负责任，劣迹斑斑，亚当斯仍想以美国准将的军衔来抚慰他。华盛顿闻讯大惊，他问国务卿皮克林：“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准将任命（指史密斯）呢？据我所知，除了屠杀印第安人，此人从未做过任何出彩的事情。” 皮克林试图说服亚当斯放弃这个荒诞的决定，皮克林回忆说，执拗的总统“认定他的女婿是一位远比汉密尔顿优秀的军事人才”。套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皮克林说，“亚当斯先生一直认为，只有他家的鹅才是天鹅”。皮克林秘密游说参议院，让他们否决这一提案——他这样做虽然情有可原，但这无疑是他对总统不忠的又一个例证。当参议院真的否决了史密斯的时候，阿比盖尔打听到了“发挥作用的秘密源头”。后来，皮克林声称，亚当斯对他的蔑视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的。 两年以后，亚当斯再次试图提拔自己的女婿为团职指挥官。汉密尔顿谨慎地向亚当斯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任命看起来可能是任人唯亲：“有人会想这一做法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我想你一定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的这番话不会被误解。” 亚当斯愤怒地回应道：“仅仅因为他娶了我的女儿，就把他排除在所有部门之外，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理由或是正当性可言。他的同事现在要么是大使，要么是将军，而他却什么都不是。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对此久久不能释怀。1800年5月9日，本杰明·古德休（Benjamin Goodhue），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参议员，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火冒三丈的总统，这一次会面让他永生难忘。亚当斯又提到了参议院否决了威廉·史密斯做准将的事情，并谴责了古德休、皮克林和汉密尔顿。总统这次发怒与平时不同，竟称“我们的做法害死了他的女儿（比喻）；汉密尔顿是罪魁祸首，从他到皮克林，再到我，最终影响到其他所有人一同投了否决票（咆哮）”“史密斯上校是美国军事知识最渊博的人，这次任命得到华盛顿将军的推荐（华盛顿的信表明他在说谎）”。古德休接着说，亚当斯“对参议院在的这项投票的愤恨似乎是无法平息的，他说，这些事情的唯一结果就是伤害了他及其家人的感情”。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古德休说，亚当斯展示出“情绪激动，精神错乱的一面，我从未想到总统会是这个样子”。围绕亚当斯无法自我约束的愤怒，联邦党人内部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故事。 另外一场错综复杂的官职任命斗争涉及的则是亚伦·伯尔。伯尔一年前离开美国参议院，重新回到了纽约州议会。出于讨好共和党人的目的，亚当斯想晋升伯尔为准将。为了防御法国入侵，汉密尔顿当时正在加强海防，他和伯尔共同领导了地方军事委员会，以增强纽约市的防卫能力。当时，朝三暮四的伯尔与联邦党人打得火热。罗伯特·特鲁普非常兴奋，伯尔，一个热衷于法国大革命的人，如今也在帮助武装这个城市，防备法国可能的侵扰。特鲁普告诉鲁弗斯·金说：“伯尔的行为与你所能猜想到的截然不同。有人推测，他正在转变立场。”这个阶段，伯尔和汉密尔顿在公开场合显得比以往和睦得多。 汉密尔顿原本怀疑伯尔是否真的会抛弃他的共和党伙伴，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让他感到满意。他必定对前一年秋天伯尔调停自己和门罗的冲突心存感激。当年夏季一位军人来到纽约市，他问汉密尔顿，如果他去拜访伯尔，汉密尔顿是否会曲解他的行为。汉密尔顿笑着回答道，尽管党派不同政见不同，但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想，他现在开始认识到他过去在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了，而我是正确的。”于是，汉密尔顿认真提出了他的看法，伯尔可能正在考虑转变党派，他希望谨慎地对此表示鼓励。 伯尔在他的军事迷梦里，把汉密尔顿作为榜样，在新军任职的想法对他颇有吸引力。这可以解释他与汉密尔顿之间在政治上短暂的友谊。“我有理由希望当局可以对他表现出诚实和尊重。”汉密尔顿在1798年6月下旬伯尔起身前往费城的时候写信给沃科特，显然有点袒护伯尔，“他将成为一名有用的合作伙伴，这并非不可能。我知道，事情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但这次值得试验一下”。大约在这个时候，关于职位任命的问题，汉密尔顿同伯尔有过一次畅谈。汉密尔顿知道伯尔与华盛顿之间的旧隙，他问伯尔是否能效忠将军，伯尔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鄙视华盛顿，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才能的人，是一个连普通的英语句子都说不完整的人”。 亚当斯曾就汉密尔顿和威廉·史密斯的任用问题与华盛顿发生争执。尽管华盛顿和伯尔之间的摩擦众所周知，但亚当斯仍固执地要求华盛顿提拔伯尔为准将。华盛顿拒绝了他，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伯尔上校的确称得上是一位果敢、干练的军官，但问题是，他的阴谋诡计也同样闻名。” 数年后，亚当斯仍然对华盛顿当时的答复感到气恼：“我该如何向你描述当时的感觉和反应呢？华盛顿迫使我提拔那位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美国最不沉稳、最缺乏耐心、最矫揉造作，恬不知耻且毫无原则的阴谋家，做他军队的二号人物，让他凌驾于林肯、克林顿、盖茨、诺克斯，还有其他一些人，甚至平克尼之上。现在不过是将一个略有心计的人提升为准将，他却心存忌惮。”在卸任之际，亚当斯想到，如果伯尔在1798年成为准将，或许能够牵制一下联邦党人，也就确保他在1800年能再次当选。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的想法是正确的：华盛顿只提拔联邦党人担任军事高官，这是一个错误，而亚当斯曾希望能纳入两名共和党人准将——伯尔和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如果部队能更好地照顾到两个党派，多点复杂性，可能会更受欢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现在被尊称为汉密尔顿将军，这个称谓被载入纽约市地址簿。由于天生就喜欢制服，于是他就让一名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画家P.T.韦弗（P. T. Weaver）给他画了一幅肖像。在这幅肖像画中，汉密尔顿的神情更加坚毅，目光也越发炯炯有神。他对这幅画像十分满意，很情绪化送给了圣·克罗伊岛的老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 就任指挥官后，汉密尔顿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军队的组建工作中。时隔20个月，华盛顿身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欢呼声中返回首都。在1798年11月和12月的五个星期中，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在费城召集会议。查尔斯·平克尼和国防部长麦克亨利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汉密尔顿为这支即将成立的部队做了事无巨细的周密规划，为团、营、连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文字中，汉密尔顿是这样写的，“每个连分为两个排，每个排分为两个小队，每个小队分为两个班，每个班包括4个纵列，每列3人，或者6个纵列，每列2人”。他给军官分配了职衔，设立了招兵站，补充军火库，并且起草多部规章。 那时，华盛顿授予他充分的权力。汉密尔顿对一名将军说，由于华盛顿“拒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成为真正的指挥官，这就决定了部队的一切事项都在平克尼少将和我的监管之下”。不但新部队，就连驻扎在西部前线的旧部队也归于汉密尔顿直接指挥，而平克尼则监管南方的部队。汉密尔顿从位于曼哈顿格林威治大街36号的一间小办公室中发号施令。他最初的工作没有酬劳，直到11月才开始领取薪水，一个月只有区区268.35美元，这是他干老本行做律师时收入的四分之一。当他被任命为监察长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客户由于担心他会分身乏术而弃他而去。汉密尔顿无法拒绝为政府服务，也不甘心经济受到损失。他向麦克亨利提出加薪的要求，他说：“为自己开口申请补偿总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情，但是一个有一妻六子，财产甚微且年过不惑的男人，不得不打消这种顾虑。换作其他情形，他的体面不会允许他如此行事。” 那年冬天由于健康问题经常卧病在床，汉密尔顿不得不在一名副官的帮助下规划部队，此人是年仅20岁的菲利普·丘奇（Philip Church），安杰莉卡的长子。菲利普·丘奇长相出众，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说，菲利普的出现“让那些在寻找男友的女士喜不自禁”。这个年轻的英裔美国人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在伊顿公学与年轻的贵族一起接受教育，作为实习生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法律，现在又在美国部队中为一名少将做助手。在对亚当斯总统吹捧他那无能的女婿表示不屑一顾的同时，汉密尔顿在此也有任人唯亲之嫌。他对总统坦诚地说道，丘奇的任命是“我个人的喜好”，并补充说，“我希望能够恳求你的理解，阁下，我以后再也不会以类似的理由推荐任职人选了”。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给詹姆斯·麦克亨利施过压，要求他任命斯凯勒的几名亲戚为中尉。 汉密尔顿一直注重礼仪，他现在开始考虑士兵着装的细枝末节，表现出对军务的无限热情。即使最苛刻的裁缝也难以比汉密尔顿做出更为精确的操作指示了：“立领蓝色外套，衣领加衬垫，浅黄色袖口，黄色纽扣，金色肩章，每个肩章缀三颗星并挂有金穗。衣领、袖口、口袋盖布锁边，各类扣眼也要锁边。”关于华盛顿的军帽，“是传统三角帽，镶一排黄色饰扣，黑色徽章中央有一只金鹰，还插着一支羽毛”。关于华盛顿的靴子，“是笔挺长筒靴，高至膝盖骨正中，由整块黑皮制成，上端露出红色摩洛哥山羊皮”。汉密尔顿对其他制服的描述也是如此一丝不苟。 汉密尔顿的头脑里装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为不同军衔的将官设计了临时营房，中校的营房长7米，宽4.2米；少校的营房长6.6米，宽4.2米。“经考虑，我认为临时营房应由宽而薄的木板铺顶，除非较厚的板材价格极其便宜。”在独立战争期间从司徒本那里见识了训练手册的价值之后，不知疲倦的监察官也编写了一本这样的手册。例如，当指挥官喊道“向右看”时，士兵该做些什么？汉密尔顿的答案是：“就在口令最后一个字话音刚落的一刹那，士兵把他们的头转向右边，同时轻盈地——而非用力地——把他的左眼对齐马甲上的右边纽扣的位置，右眼顺着右边紧临的士兵的胸膛看过去。”他聘用了德国出生的约翰·德·巴思·沃尔巴克（John De Barth Walbach）考察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军中使用的骑兵体系，从中挑选出最适合美国的一种。为了确保部队行进时步幅和步速完美，他分别用每分钟摆动75次、100次和120次的绳摆进行试验。 凭借广博的军事知识，汉密尔顿为整个军事系统制定出框架。在他眼里，新组建的军队将成为永久性军事力量的核心，美国不再需要依靠各州的民兵。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军官队伍，他和华盛顿议定建立一所军事学院。与很多同胞的想法正好相反，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在军事方面需要向欧洲学习。他向杰伊哀叹道，“自给自足，蔑视科学和别人的经验是这个国家盛行的观点”。（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感到沮丧，因为杰斐逊和其支持者相信，美国有太多的东西要教给这个世界，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向这个世界学习。）他催促法国一家权威军事机构提供“组建军事院校的简要方案”，声称“这是我心中最重要的目标”。汉密尔顿希望这所军事院校位于河道旁边，可经由水路便捷地通往火炮厂和小型兵工厂。数周后，他匆匆奔赴西点要塞视察。汉密尔顿周密计划希望建立5所学院，分别专攻军事科学、工程、骑兵、陆军和海军。他随即缜密地列出了教官的配置：包括两名制图教员、一名建筑师和一名骑术教员。对于课程的设置，他明确指示，工程学院应当教授“微分学、圆锥曲线、水利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力学”。在亚当斯离职之前，汉密尔顿和麦克亨利已经在众议院提出了“关于建立军校的法案”。有意思的是，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杰斐逊争辩说宪法没有赋予总统建立军校的权力，但后来，西点军校却是在杰斐逊任总统期间成立的。 汉密尔顿还制订计划，设立军医院和退伍军人管理机构，以照料负伤的战士及其家人：“公义和人性不允许我们抛弃那些贫困和不幸的人。作为军人，他们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国家，有些人甚至因为伤残而失去了赖以谋生的能力。” 汉密尔顿有太多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异常艰难，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老朋友麦克亨利能力一般。从一开始，小奥利弗·沃科特就警告汉密尔顿，如果汉密尔顿希望成为监察长，那就应该使自己接替麦克亨利，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因为麦克亨利“没有且无法掌握演讲和沟通的技巧”，他仅有的“判断力、勤奋和美德无济于事”。华盛顿的意见大致相同，麦克亨利的“才能算不上出色”。新军队深受官僚主义困扰，汉密尔顿最后给麦克亨利宣讲了如何掌管一个政府部门。他劝诫麦克亨利下放更多的权力，“我看到你将全部精力耗费于大量的琐碎事务”。作为麦克亨利的老朋友，汉密尔顿并不想对他弃之不顾，但麦克亨利的无能着实让人无法忍受。汉密尔顿悄悄对华盛顿说：“我的朋友麦克亨利完全不能胜任他的职位，更不幸的是，他本人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汉密尔顿经常给倒霉的麦克亨利下达指令，对方却并不在意汉密尔顿的颐指气使，这不禁让人怀疑他对汉密尔顿言听计从是因为缺乏自信。遗憾的是，麦克亨利并不是一位悟性很高的学生，汉密尔顿逐渐厌倦了对他的培养。不久，汉密尔顿开始在信中发牢骚。他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指导继任财政部长的沃科特去帮助麦克亨利管理战争部。这些关系让汉密尔顿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亚当斯内阁的工作。但是，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汉密尔顿试图控制总统内阁或离间总统与内阁的关系，这只是说明他确实需要一位人才执掌战争部。 当汉密尔顿在1799年招集部队的时候，官僚主义大行其道，不时有新兵开小差。汉密尔顿似乎重新体验到独立战争时期的痛苦，那时，疲软无能的国会对大陆军的请求充耳不闻，士兵领不到军饷，衣物短缺，汉密尔顿向麦克亨利抱怨，他担心士兵可能会因心存不满而发生哗变。但是，他遇到的障碍不仅仅是麦克亨利等人造成的政府无能，真正的问题是难以驾驭的政治。 共和党人长久以来都把汉密尔顿视为一个潜在的独裁者，但是只要他在为乔治·华盛顿工作，就不足为虑。作为华盛顿战时大家庭及其内阁的一员，汉密尔顿中规中矩，从不越雷池半步。现在，华盛顿退居为二线。随着汉密尔顿逐渐脱离华盛顿的监管，以及对亚当斯的公然挑衅，他的举止更符合共和党眼中的好战分子的身份，看阿比盖尔·亚当斯给他起的外号就能一窥当时共和党对汉密尔顿的忌惮：“小战神”和“拿破仑第二”。汉密尔顿的这股战争热情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希望解放欧洲列强在南北美洲的其余殖民地，可惜这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白日梦。一旦与法国公开决裂，他希望能与英国联手接管西班牙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殖民地，同时夺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领地。1798年，在与麦克亨利争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密西西比河东侧的所有领土都必须归我们，包括东西佛罗里达。” 这种热衷领土扩张的行为和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的人有关。米兰达出生于委内瑞拉，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加入西班牙军队与英国作战。1784年，米兰达在纽约市逗留期间，努力说服一贯谨慎的汉密尔顿参与解放委内瑞拉的计划。米兰达生活奢侈，沉迷女色，发表演说时喜欢来回踱步。汉密尔顿给他提供了可能对他的计划感兴趣的美国军官的名单。在随后的年月里，四海为家的米兰达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并试图强迫英国加入到振奋人心的南美解放战争中来。失败之后，他穿越海峡，成了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将。在那里，他彻底看清了法国大革命的真面目，告诉汉密尔顿法国已经被骗子和白痴以自由的名义接管。1798年初，离开法国之后，米兰达继续投身于他所谓的“正义运动”，试图联合美英把西班牙驱逐出拉丁美洲。 米兰达是亚当斯的女婿威廉·史密斯的好友，或许他希望在美国找到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听众。在伦敦，他同美国公使鲁弗斯·金有过几次密谈，后者把谈话内容告诉了蒂莫西·皮克林。米兰达也写信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汉密尔顿，但汉密尔顿没有回信，只是在信头批注了一句非常潦草的话：“几年前，这个人在美国，对把南美洲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计划抱有极大的热忱……我认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冒险家。”只是在成为监察长之后，汉密尔顿才给米兰达回信，提醒他除非这个计划“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否则将流于空谈。尽管如此，汉密尔顿在其回信中还是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他预见到会有一支由英国舰队和美国军队组成的联合部队，他特别提到自己正在招募一支1.2万人的部队。汉密尔顿希望该计划在冬季落实，并告诉米兰达，届时他将“开心地在自己的办公室从事惬意的工作”。在寄信的时候，汉密尔顿在回信时采取了奇怪的保密措施，他让6岁的儿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代他书写，这样这封信就不会显示出他的字迹。这个孩子还誊写了一封寄给伦敦的鲁弗斯·金的信函，表示支持米兰达的荒唐计划，并建议联军中的陆地部队全部由美国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指挥权会自然而然落到我的身上，我希望我的预想不会落空。”汉密尔顿写道。 与那本解释雷诺兹事件的小书一样，这些秘密信函显示，一旦失去了华盛顿的督导，我行我素的汉密尔顿将失去判断力。他的失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对外宣称对英法保持中立，私下却试图和英国一同发起侵略行动；他为了保卫美国、防止法国入侵而招募军队，却又考虑把这支队伍派往南美洲；他通过秘密渠道鼓励米兰达，却未将情况上报给亚当斯总统。他与总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计划得以实施，自封总司令的汉密尔顿就能从长久保留军队和拒绝与法和谈中获利。在1798年给华盛顿写的信中，汉密尔顿说，新部队应当被长时间保留，因为“或许会出现一个伟大的时刻，需要开创符合这个国家长久利益的不世之功，届时当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1799年初，汉密尔顿公开呼吁在南美洲开展军事行动，他告诉身为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哈里森·格雷·奥蒂斯，“如果法国仍谋求统治世界，我们就把南美洲从西班牙手中分离出来，截断把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输送到法国的通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阻止法国称霸全球的步伐？现在总统应该因势利导，促使这项计划成为现实”。正如后来被证实的那样，总统正确地认为这是一个可怕而愚蠢的计划，会让整个国家被瓜分。“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针对这个已经制订好的计划，亚当斯发表意见时说，“米兰达的计划是痴心妄想，就像让天鹅拉着马车到月球远足一样荒唐。”亚当斯符合情理地推断一个阴谋已经成形，他告诉埃尔布里奇·格里：“他认为汉密尔顿和一些人正努力筹建一支由汉密尔顿指挥的军队，他们随后会宣布由汉密尔顿执掌政府大权，为美国成为附属于英国的一个省做好准备”。亚当斯后来发誓说，他当时宁愿辞职也不会批准米兰达的计划，否则“从佐治亚州到新罕布什尔州，整个国家会揭竿而起”。 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当抢先占领西班牙统治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以免它们落入虎视眈眈的法国人之手。为了做好准备，他命令詹姆斯·威金森集结一支25条船的舰队。威金森是马里兰州一位种植园主的儿子，他整日醉醺醺的，唯恐天下不乱。他后来被证实收受西班牙政府的贿赂，旨在煽动肯塔基臣服于西班牙。罗阿诺克市的约翰·伦道夫称威金森是“一头丑恶的猛犸象……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威金森衣饰华丽，镶边的制服上挂着勋章，金色纽扣闪闪发亮。即使去渺无人烟的边疆地区，他仍会挂上金马镫，带上金马刺，坐在豹皮鞍褥上四处炫耀，他很高兴能在汉密尔顿的扩张计划中贡献一份力量。威金森打算在美国西部建立一长串要塞，这个计划在汉密尔顿眼中都觉得过分。“西班牙政府在密西西比问题上的低能，与法国狂热分子在路易斯安那的疯狂一样显而易见。”威金森告诉汉密尔顿，“西班牙政府在密西西比的无能和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狂热都是显而易见的。”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执行过夺取路易斯安那或佛罗里达的计划，更不用说征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计划了。由于组建军队最初的理由——防御法国的入侵——因和平谈判而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这个计划愈加显得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汉密尔顿一生中判断力不足的最为有名的一个例子，这一段事情仍然流传了下来。 第三十二章 女巫的统治 约翰·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美国政治陷入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野蛮状态，偏执使得两党彻底放弃了互信。与其他好战的联邦党人一样，汉密尔顿越来越多地把不同政见抬升到“叛国”的高度，夸张地进行抨击。例如，在一张报纸上，他攻击杰斐逊的支持者“与其说是美国人倒不如说是法国人”，并断言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复仇的渴望，他们已经准备好“把他们国家的独立和福祉作为牺牲品摆放到法国的祭坛上”。共和党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把不喜欢的政策说成是与英国结盟的人的背叛行径，说他们重新向乔治三世卑躬屈膝。双方别无二致地使用贬损对方的标签——共和党人被称为“雅各宾分子”，联邦党人则被称为“英国佬”，这些称呼都是身怀恶意且异常偏激的情绪的直接反映。在那一段低沉的日子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似乎都走下了神坛，成了很容易犯错误的凡夫俗子。 1798年，国会大厦发生的一件小事预告了这种充满仇恨的情绪。来自佛蒙特州的众议院议员，一名顽固的共和党人马修·莱昂（Matthew Lyon）开始嘲弄来自康涅狄格的联邦党人罗杰·格里斯沃尔德（Roger Griswold）对贵族政治的认同。当格里斯沃尔德反过来奚落莱昂在独立战争期间被说成“胆小鬼”时，盛怒之下的莱昂，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并向对方吐口水。格里斯沃尔德抄起一根山胡桃木棍准备上前痛打莱昂，结果后者用火钳予以还击。两名国会议员最终像市井流氓一般在地上厮打起来。“党派之间的敌对在不同政见的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隔离墙”，杰斐逊在给安杰莉卡·丘奇的信中忧郁地写道。 XYZ信函的公开导致费城的气氛更为紧张。配有粗纱带黑帽章的联邦党人和佩戴法国三色帽章的共和党人之间经常大打出手。高唱《马赛曲》的歌手被嘘声赶下舞台。一伙联邦党人袭击了共和党人的报纸《黎明报》，不但砸碎了编辑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窗户，还给他敬重的祖父的雕像抹上泥巴。城里传言亲法破坏分子可能会四处纵火，约翰·亚当斯在总统宅邸外面布置了卫兵，并且在府内储存了大量武器。 1798年的六、七月间，亚当斯总统的声望滑向低谷。就在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就华盛顿麾下几位少将的排名纠缠不清时，国会颁布了4部臭名昭著的法案，以求消除分歧，威逼共和党人服从政府。这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文件合称《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6月18日通过的《归化法》（the Naturalization Act），把居民加入美国国籍、拥有选举权所要求的居住期限从5年延长到14年；6月25日通过的《外侨法》（the Alien Act）赋予总统不用听证会，甚至不必给出合理解释，就可以将被视为威胁治安的在国外出生的居民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6日通过的《外国敌对势力法》（the Alien Enemies Act）赋予总统另一项权力，他可以将任何向美国宣战的国家的公民归入外国敌对势力的范畴，这加速了到法国移居者的外流；接着就是这一系列腥风血雨的最高潮，7月14日的《镇压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该法规定，凡是诽谤美国政府和国会，或者蔑视、诋毁其名誉的意图、宣传被认定为犯罪，发表“任何虚假的、造谣中伤的或者用心险恶”的文字也会被定为犯罪。如果被判有罪，罪犯可能面临最高200美元的罚金和两年监禁。 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受到党派利益的驱使，暴露出不得体的本位主义。联邦党人想遏制爱尔兰移民的流入，因为后者通常亲法，追随共和党人的事业。来自波士顿的国会议员哈里斯·格雷·奥蒂斯非常尖锐地宣称，“考虑到在颠覆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又扰乱了我们安宁的秩序”，美国“不希望成群结队的野蛮的爱尔兰人以及世界其他动乱地区的人打乱我们的宁静生活”。 联邦党人普遍遭受的另外一种痛苦是媒体轻率的不计后果的行为。18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报纸的数量翻了一番还多，一些党派支持的小报专门负责人身攻击。杰斐逊承认，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而言，这些报纸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引擎就是媒体，”他告诉麦迪逊，“每个人都必须在财力和智力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约翰·亚当斯从很早就厌恶共和党媒体中的许多人物。1798年，年仅29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死于黄热病，亚当斯曾把贝奇说成是“心狠手辣的诽谤者”，并说“黄热病让他停止了罪恶的一生，送他去见他祖父。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对我的肮脏嫉妒和复仇怨恨”。 由于对那些针对她丈夫公开发表的喋喋不休的文字深感痛苦，阿比盖尔·亚当斯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支持《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在国会通过《镇压叛乱法》之前，她曾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共和党人报纸进行“缺德、卑鄙、恶意的谩骂”。她接着说，“如果换成其他国家，贝奇和他的报纸早就被查封了”。她希望《外侨法》将会被用来驱逐麦迪逊离任之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导人艾伯特·加勒廷。她认为加勒廷及其杰斐逊派的同事都是“国家的卖国贼”而已。同时，她也不相信移民，断言“应该更为谨慎地密切监管外国人”。 当然，最令共和党的新闻记者头疼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8年5月21日，纽约的共和党律师威廉·凯特尔塔斯（William Keteltas）对汉密尔顿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他对养育其至青年的祖国忘恩负义。凯特尔塔斯把他比作恺撒：“因为恺撒野心勃勃地要奴役整个罗马，布鲁图刺杀了他。暗藏狼子野心之人对美国的威胁不次于恺撒对罗马自由的威胁，难道不是吗？”在次日的同一份报纸上，汉密尔顿做了回应，他对作者做了大胆的推测：“从他提及恺撒和布鲁图来看，他显然在暗示会有暗杀活动。” 约翰·亚当斯总是试图回避对《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责任，通过这些法律是他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失误。诚然，他没有授意国会通过这项惩罚性法案，但法案在他任期内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并得到了他的默许。在汉密尔顿去世之后，亚当斯毫无顾忌地指责他应该为这些糟糕的法案负责。亚当斯1797年刚就职的时候，就强调，他收到了汉密尔顿建议实施针对外国人和叛乱分子的新法备忘录。1809年，亚当斯在回忆录中添油加醋，声称实际上自己坚持了原则，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建议，“我从未举荐过相关建议，国会却采纳了这些措施，考虑到当时需要这两部法案，我便批准了。虽然颁布这两个法案被看成是战争举措，是为了抵制亲法分子或意欲向法国妥协的人，我却对它们可能引起的轩然大波感到惴惴不安”。亚当斯再次同时站在两个立场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批评家和一个《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不情愿的支持者。但真实的情形是，在亚当斯就职之后，汉密尔顿起草的备忘录从不赞成推行这样的法案。 那么，汉密尔顿究竟如何看待这些臭名昭著的法律呢？他担心美国的“内奸”，因此赞成打压移民的活动。“我的意见是所有的外侨都应该离开美国。”这就是美国最著名的在外国出生的公民所表达出来的令人失望的态度，他一度是为移民奔走呼号的颇具影响力的代言人。当然，他主张凡事都要适度，他告诉皮克林，“我们对待侨民时，不能过于残忍”。形成对照的是，他第一眼看到《镇压叛乱法》的时候吓了一跳，随即向财政部长沃科特抗议说：“我粗略看了一下，该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太过分了，这些条款除了能引发内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我衷心地希望，这件事能从长计议。我们不要建立专制政体。活力与暴力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 不幸的是，在经过一次修改之后，汉密尔顿还是选择支持《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在其他事情中，他对苏格兰出生且披露“雷诺兹丑闻”的詹姆斯·I.卡伦德一直耿耿于怀。到了1799年底的时候，汉密尔顿力劝参议院议员乔纳森·戴顿起诉这些外国出生的新闻记者，声称：“他们即使公开藐视并违反法律，却还能被允许继续从事破坏性活动，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难道这类法律形同虚设？”汉密尔顿从来不是一位不假思索的批评家，他一直反对媒体的不正之风。他公正地支持《镇压叛乱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值得称赞的思想：在诽谤案件中，应当把言论的真实性作为抗辩事由。此前起诉方只需证明被告的言论毁坏他人名誉就可以了，不必证明那些指责是否是真实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涉及美国新闻自由的一起重要案件中，汉密尔顿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说：“虽然现在《镇压叛乱法》被冠以令人反感的别称，但总有一天，它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有价值的特征。”然而，对共和党人而言，《镇压叛乱法》最鲜明的特征是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共和党人明白这些新法律具有鲜明的党派特色。“参议院提出的《外侨法》是一个永远让其父母蒙羞的怪物。”麦迪逊告诉杰斐逊。而杰斐逊也立即应和道，“该法案是一件令人无比恶心的事物”。杰斐逊不再愿意主持让他心生怨恨的参议院立法工作，他悄然离开费城，躲在蒙提塞罗长达4个半月。愤怒之余，杰斐逊坚定地相信，人民的常识会纠正这些错误。他告诉弗吉尼亚的一个同事，“耐心点，我们就会看到女巫的统治结束了，他们的魔咒会消失，人们在明白是非后会让政府执行正确的原则”。他相信，虽然乔治·华盛顿牵制了联邦党人最危险的倾向，但在亚当斯的统治之下，联邦党还是已经“登上阿波罗的太阳车，并解开了缰绳，就像法厄同一样，鲁莽而疯狂 ”。 杰斐逊的预测惊人得准确，他察觉美国走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联邦党人表现出的专横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异己。他断定，如果联邦党人继续这样鲁莽行事，最终将失去他们通过XYZ事件赢得的优势。或许执掌了近10年的权力已经让联邦党人感到疲倦了，盘踞在他们心中的不再是希望，而是恐惧。他们曾经建立了一个持久稳定的政府，但现在却不信任他们创建的如此优秀的机制的力量。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尽管杰斐逊在批评联邦党的施政措施时心生怨恨，他却以乐观的态度描述了未来——《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让共和党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而联邦党中，亚当斯的支持者和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间愈演愈烈的争斗从本质上削弱了该党的力量。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采取行动，而是坐等联邦党自我毁灭，正如詹姆斯·门罗所说，“如果我们对联邦党听之任之，它会更快覆灭”。杰斐逊和麦迪逊缺乏这样的耐心，尤其是在汉密尔顿成为新军队的监察长之后。杰斐逊认为，共和党人有义务阻止《镇压叛乱法》，他后来解释说，该法案“显然毫无意义，国会就像是在命令大家跪拜一尊金身塑像”。随着联邦党人逐渐控制了政府，这位政治魔术师联手麦迪逊，要为两个州的立法机关起草法律提案，宣布《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违反宪法。两人隐匿作者身份，试图制造一种公众反对浪潮风起云涌的假象。杰斐逊为肯塔基州的议会起草了决议，麦迪逊则为弗吉尼亚州起草。肯塔基的决议案在1798年11月16日通过，弗吉尼亚的决议则是在12月24日获得通过。杰斐逊的传记作者杜马·马隆（Dumas Malone）提到，如果当时杰斐逊的行为被人发现，这位副总统或许就会受到煽动叛乱的指控了，甚至可能会被处以叛国罪。 在起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的时候，杰斐逊使用了甚至连麦迪逊都觉得过分的语言。关于《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他警告说：“除非扼杀在襁褓之中，否则这些法案必然将美国推进革命和流血的深渊。”他不是在号召人民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予以反击，他是在号召必要的时候对自己就任副总统的联邦政府进行革命。在润饰杰斐逊的文字时，肯塔基立法机构删掉了他宣称法律“无效”的字眼。较为温和的麦迪逊说，在对抗惹人讨厌的法律时，州政府应该“介入进来，以阻止邪恶进一步扩散和发展”。对于一个在制宪会议上主张联邦政府应当对州的法律拥有否决权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的提案中，杰斐逊和麦迪逊提出了激进的州权理论，事实上已经损害了美国宪法的地位。 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没有觉察到，他们支持的法案同《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一样有害。加里·威尔斯写道：“如果其他州也效仿他们拒绝执行联邦法令，这种做法对自由的威胁远远大于误入歧途的《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因为在众人的嘲弄和选举的双重压力下，后者很快就失去了力量。”“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在理论上的危害是深刻且长久的。汉密尔顿及其他一些人争辩说，联邦宪法高于州法，它直接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宪法才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开头，并得到专门会议而不是州立法机关的批准。现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竟然诉诸一个过时的理论：即《美国宪法》是各州的协定，而非全体美国人民意志的体现。照此逻辑，倘若各州认为联邦法律违宪，就完全可以不加遵守。这无疑会导致各州之间灾难性的纷争，最终使美国分崩离析。乔治·华盛顿对“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感到震惊，以致他对帕特里克·亨利说：“如果有组织地顽抗下去，他们最终将‘肢解联邦或制造独裁’。”强调州权的原则，特别是杰斐逊起草的方案流毒甚广，直到南北战争之后还有一定的追随者。这场纠纷结束之际，未来的美国总统，俄亥俄州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写道：“‘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种下了州立法机构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甚至脱离联邦的祸根，我们今天正在吞食它的苦果。” 对汉密尔顿而言，“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威胁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这些提案把每个州塑造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他无法接受各州可以违反联邦法律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剂“毒药”，并直接断言这剂毒药会导致“政府被更换”。他询问一名联邦党的高官西奥多·塞奇威克（Theodore Sedgwick）：“尊敬的阁下，您会怎么处理弗吉尼亚这件事？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求政府展示足够的智慧和果敢。”汉密尔顿希望“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能够提交给一个特殊委员会审议，那将暴露出它们将会如何破坏宪法，并为“一贯阴谋推翻政府”提供证据。就像杰斐逊相信共和党人能够将《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转化为己方优势一样，汉密尔顿也认为，联邦党人也可以从错误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提案”中获益。“如果运作得当，”他对鲁弗斯·金说，“这事将会由坏变好。” 在这个意在封杀不同政见的4部法案中，《镇压叛乱法》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共和党的编辑因伪造不足信的指控而被起诉。因为高举“取消《印花税法》”“取消《镇压叛乱法》”“取消《侨民法》”“取消《土地税法》”“美国暴君下台”“要求和平，总统引退”的旗帜和标语，一些人被控犯有重罪，送交法庭。一名共和党编辑错误地把汉密尔顿计划组建的部队称为一支“常备军”，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千美元的罚金和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另一位编辑大胆发表“异端学说”，指责政府一味扶持富人，牺牲平民利益，他最终在铁窗内度过18个月。佛蒙特州国会议员马修·莱昂因为批评总统“对可笑的浮华、愚蠢的谄媚和利己的敛财怀有无限渴望”，而获致四个月的监禁。最奇特的案件是对新泽西州卢瑟·鲍德温（Luther Baldwin）的起诉，他在醉酒状态下，说期盼迎接亚当斯的礼炮直接落到总统的屁股上。共和党最有影响力的6家报纸中，有5家被联邦党控制的司法机构依据新法取缔。 在《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生效期间，长期以来被绯闻纠缠不清的汉密尔顿对纽约最重要的共和党报纸《阿耳戈斯报》提出了诽谤诉讼。在发行人托马斯·格林利夫1798年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安·格林利夫（Ann Greenleaf）接过了他的旗帜，继续对亚当斯政府发起挑战。由于《镇压叛乱法》的撑腰，绰号“挥向雅各宾主义的鞭子”的国务卿皮克林要求纽约地方法官审查《阿耳戈斯报》，看它是否“胆大妄为地诋毁政府”。由于该报发表了“联邦政府腐败无能，无意维护民众自由”的煽动性言论，安·格林利夫受到起诉。1799年11月6日，她的罪名又增加了一条，《阿耳戈斯报》发表文章称，汉密尔顿为了让费城的《黎明报》保持沉默，试图以6000美元的价格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遗孀玛格丽特·贝奇手中买下该报。玛格丽特·贝奇声称，她极端愤怒地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坚持说她永远不会把它出售给联邦党人而让自己的丈夫蒙羞。除了自己从未投标这个事实外，令汉密尔顿深感烦恼的是《黎明报》对资金来源进行了一连串复杂的推测。该报质问，汉密尔顿既然无力支付詹姆斯·雷诺兹1000美元，他哪里来的6000美元？《黎明报》的作者给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这笔钱来自于“英国的秘密活动经费”，并宣称“汉密尔顿先生也许会以一种更好的办法压制《黎明报》，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只会令人感到卑劣”。 数年来，汉密尔顿都在努力消除绯闻带来的影响，维护他的声誉。现在，他确信，随着“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的发布，所有这一切都经过周密策划，是推翻政府计划的一部分。在《阿耳戈斯报》刊登那篇冒犯他的文章的那天，他给纽约的首席检察官乔赛亚·奥格登·霍夫曼写信，要求他对诽谤者提起刑事诉讼。他把愤怒发泄到这封信的遣词酌句中，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承受着“最恶毒的诽谤”，但他没有提起诽谤的起诉，只是“以鄙视回应怨恨”。他接着说：“但现在，出于公众利益考虑，我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做法。对方推翻我们政府的企图变得日益清晰，后来竟然形成体系，令人不寒而栗。他们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散布无耻的谣言，摧毁人们对政府要员的信心。”次日，助理首席检察长卡德沃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拜访了安·格林利夫，通知她被起诉了。安·格林利夫辩解，她只是从其他报纸上转载了引起争议的文章。但科尔登指出，根据《镇压叛乱法》，她的报纸仍然从事了诽谤行为。安·格林利夫随后采取了另外一种辩护方式：她声称自己根本不参与报纸的经营。 文章的编辑大卫·弗罗辛厄姆（David Frothingham）最终成了诉讼的对象，他狡辩称自己是《阿耳戈斯报》的印刷工，试图借此逃避起诉。尽管要履行繁重的监察长职责，但最终汉密尔顿还是亲自参加了庭审，渴望有机会出庭做证。根据一家报纸的描述，首席检察官告诉法庭，汉密尔顿的“名誉（是否保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即将做出的庭审判决。名誉对汉密尔顿而言，比他的财产或生命更重要”。根据普通法，法院不允许汉密尔顿当庭证明对他的指控是否真实——这也许更坚定了他修改《美国诽谤法》条款的决心。他已经在许多公开场合表示，自己从未向《黎明报》做出任何报价，在被问及《黎明报》是否敌视美国政府时，汉密尔顿斩钉截铁地说“是”。最终，弗罗辛厄姆被判有罪，处以100美元的罚金，还被送进布赖德韦尔监狱服刑4个月。 对共和党的媒体而言，弗罗辛厄姆被判有罪具有一项无可估量的价值：它给出了一个重新全面讨论雷诺兹事件的机会，而对这样的事情，读者是永远不会厌倦的。在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中，汉密尔顿被称为“多情将军”。《阿耳戈斯报》和《黎明报》都把他歪曲为一个无情的流氓，先以保护玛丽亚·雷诺兹为借口与她调情，后来又冷酷地起诉寡妇贝奇。《黎明报》嘲弄这位“向女士大献殷勤的尊贵男士”，并补充说“这个人的心必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另外一家共和党报纸则暗示汉密尔顿追击《阿耳戈斯报》，是为该报披露了雷诺兹事件而复仇。在说起汉密尔顿时，这家报纸称：“他之所以愤怒，是因为《阿耳戈斯报》向世界公布了他如何展现对落难女性的友情。作为一位慈善之神，他善于将镇痛剂喷洒在穷困潦倒的已婚妇女的伤口之上。这个权势熏天的人竟然愿意屈尊大驾，去减轻那些漂亮的受难女性的伤痛和悲哀。”如果汉密尔顿的目标是摧毁《阿耳戈斯报》，那么他成功了。第二年，安·格林利夫在全国大选前夜关闭了报社，出售了设备，让共和党失去了一个重要喉舌。 汉密尔顿的强硬行动不仅仅涉及这起诽谤诉讼案，招致更多质疑的是，他想组建新军队来对付国内骚乱。共和党人自始至终担心，向美国发起进攻的是汉密尔顿的军队，而不是拿破仑。《黎明报》像往常一样发出警告：“人们有理由相信，‘应声虫内阁’建立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将完全被用于对付国内普通民众。”在某些方面，汉密尔顿的威胁被夸大了。他的军队更多地存在于想象而非现实之中。他从未调动过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动用这些人马之前，他需要得到亚当斯总统的批准。 但是，有证据显示在这位监察长的脑海中除了外忧，还有内患，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提案”通过之后。在1798年12月27日给哈里森·格雷·奥蒂斯的信中，汉密尔顿再次反对裁军，并指出“仅仅针对国内可能出现的动乱，目前正规部队的数量还不是很充足”。从弗吉尼亚州关税征收员、联邦党人威廉·赫斯那里，汉密尔顿得知一起针对联邦政府的武装叛乱可能正在酝酿之中。赫斯说：“如果您问，‘你们州的共和党分部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无非是分裂，以及砍掉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许还有其他少数人的脑袋。”赫斯的报告误导了汉密尔顿，他认为弗吉尼亚的执法机构正在购买武器对抗联邦政府。 到此时为止，汉密尔顿认为，可能有必要镇压弗吉尼亚州的叛乱，这与他以国家军队取代各州民兵的主张完全一致。“无论什么时候，试图靠民兵来降服一个难以控制的强大的州，”他告诉西奥多·塞奇威克，“事情的最终结果将会使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蒙羞。当一支高机动性的军队被组建起来之后——已出现明显的出兵理由，就将他们派往弗吉尼亚——然后根据法律采取行动，让弗吉尼亚州尝尝对抗政府的滋味。”杰斐逊密切地关注汉密尔顿。他告诉一位支持者：“我们的拿破仑，可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给予我们‘政治救助’。” 对联邦法令的暴力抵制并没有如汉密尔顿所预见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发生，而是在宾夕法尼亚东部出现。抵制活动集中在费城北部的3个县——巴克斯、北安普敦和蒙哥马利，这里是德意志移民的聚居地。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教育，容易受到谣言蛊惑，例如他们相信亚当斯总统正打算筹办自己的儿子与乔治三世女儿的婚礼。当地居民对征收联邦财产税以资助对法战争感到不安，并且拒绝重新评估不动产。这一抵制活动的头领是约翰·弗莱斯（John Fries），他过去是箍桶匠、拍卖商，曾担任过民兵上尉，并且有10个孩子。在司法官员逮捕了一群抗税者之后，弗莱斯带领150名武装起来的民兵袭击了伯利恒监狱，并解救被逮捕者。亚当斯总统在1799年3月12日决定派遣军队镇压骚乱，发布公告命令军队镇压“普通司法程序不能制伏的强大团体”。宣布完这一紧急事项之后，亚当斯在同一天离开费城，躲到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市。 由于汉密尔顿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他不得不着手处理所谓的“弗里斯叛乱”。没有总统的领导，他感到处处掣肘。“关于这次叛乱，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指示，”他向华盛顿抱怨，“就如何进行弹压，各方意见莫衷一是，立场摇摆不定。”财政部长沃科特对总统在这场危机中不合时宜的“外出”，感到十分沮丧。他从费城写信给汉密尔顿说：“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却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这或许会助长更恐怖的叛乱。总统不在现场指挥，政府的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让它的朋友气馁。” 为了对付骚乱，汉密尔顿集结了一支部队，既有民兵又有联邦政府的常规军。与以往一样，汉密尔顿始终认为良好的心理意味着成功的一半，因此他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活动。就像平定“威士忌叛乱”一样，他仍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往宾夕法尼亚东部。大军押着60名犯人回到费城，首犯在庭审中被定为叛国罪。1800年春，亚当斯总统改变了立场，不顾内阁的一致反对，赦免了弗莱斯和其他两名已经定罪的骚乱者，称他们是“无知、可怜的德国人，他们对我们的语言和法律一无所知”。亚当斯认为把叛国罪的指控用在宾夕法尼亚骚乱者的身上太重了。他这种做法可能是因为担心德裔美国人会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倒向共和党。亚当斯的行为让人回想起华盛顿在“威士忌叛乱”之后所表现出的仁慈。但汉密尔顿对此次赦免十分沮丧。 从汉密尔顿失落的神态中，亚当斯总统嗅到了军国主义倾向和独裁统治的气息。他说：“汉密尔顿先生的大脑中，总是摆脱不了可怕的怪物或幻象，他称之为‘危机’，并因此经常做出鲁莽之举。”在后来的几年，总统庆幸自己约束了汉密尔顿。“若非因为我，他可能会让美国卷入对法战争或内战之中。”亚当斯不肯承认的是，自己未能履行强有力的领导责任，听任他与汉密尔顿及内阁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逃回昆西老家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内部冲突的办法。 第三十三章 神圣和世俗 1799年6月3日，詹姆斯·汉密尔顿死在圣文森特一个小小的火山岛上，享年约80岁。老汉密尔顿的命运从没有得到改善，最终被困在一个令人生厌的小岛上。在此前四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岛见证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从1795年开始，加勒比土著秘密勾结法国居民在这个英属岛屿上发动起义。英军残酷地镇压了叛乱，居民遭到屠杀，甘蔗种植园被焚毁。这想必就是孱弱老迈的汉密尔顿晚年的生活场景。在老汉密尔顿人生最后的34年里，亚历山大没有去探望过他，这不禁使人重提一个旧话题：这位老人究竟是不是亚历山大的亲生父亲？莫非是因为老汉密尔顿抛弃家人，让亚历山大沦为孤儿，从而使他疏远这位不称职的父亲？也可能是汉密尔顿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到这个小岛？姑且不管这个谜团的答案到底如何，汉密尔顿每年都要给父亲汇两次款，孝顺地接济他，最后一次汇款是在1798年的圣诞节。 与很多自我奋斗的移民一样，汉密尔顿彻底地抛弃了自己的过去。他从来没有流露过重返故里的愿望，他的成长经历也成了一个禁忌话题。然而少年时的景象可能继续影响着他看待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奴隶制问题。1795年，汉密尔顿离开财政部的时候，奴隶制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各州已经开始衰退了。罗得岛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已经决定废除奴隶制。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蓄奴现象也明显减少。于是在1798年1月，汉密尔顿重新建立了在此前几乎中断的与纽约解放协会的联系。在被选为协会的4个法律顾问之一后，当其他州的奴隶主挥舞着契约，试图从纽约市街头抓走获得自由的黑人时，他帮助这些黑人，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1799年，该协会取得了重大胜利。纽约州议院以68对23的结果颁布法令逐步废除纽约州的奴隶制度。（尽管亚伦·伯尔在随后数年仍然保留了奴仆，但他与大多数联邦党人站在同一阵营。）到了1804年，新泽西州也以纽约州为榜样，保证其北部地区在30年内根除奴隶制，为后来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奴隶人口的迅速膨胀和轧棉机的发明，奴隶制在南部各州中变得根深蒂固。那些沉醉在奴隶制将慢慢消失的幻想中的美国开国元勋的想法，被证实只是一厢情愿。 汉密尔顿的名字突然出现在解放协会1799年3月会议的记录中。该协会正在努力为一个被从马里兰州带到纽约州的奴隶萨拉争取自由。结果，让汉密尔顿尴尬的是，这名奴隶属于他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会议记录没放过这一令人难堪的场景，也没妄加评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丘奇的事务代理人。”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在他们返回纽约之前就要求汉密尔顿为他们购买奴隶。在下一次会议上，有记录说丘奇夫妇突然恢复了萨拉的自由。这一事件证实了人们的直觉，即汉密尔顿1796年到1797年期间的两次奴隶交易是替丘奇夫妇进行的，而不是为他自己。前文中提到，1795年年末的时候，汉密尔顿曾为准备回来的亲戚寻找住房了。 解放协会的工作远未结束。协会创办了一所可以容纳100个黑人孩子的学校，教他们拼写、阅读、写作和数学。协会还对一种日益猖獗的现象提出抗议：纽约州的奴隶主正绕开州法律，把奴隶运往南方，再转运到汉密尔顿自小就熟悉的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汉密尔顿从未放弃过解放奴隶的工作，随着个人名望的上升，他为之付出的努力也越来越多。他长期担任该协会的法律顾问，直至去世。这或许是他通过纠正早年围绕他的那些不公来承认过去的一种独特方式。 在18世纪90年代末汉密尔顿从事反对奴隶制的工作的同时，艾丽萨也在从事与之相似的工作，她把生命的后50年全部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因为艾丽萨·汉密尔顿是一名温和而又不喜欢出风头的女性，她烧毁了自己的信件，尽量避免历史书中出现自己的名字，这造成她的能力和贡献均被后人所忽视。她的儿子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说：“她因活泼快乐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她早期替穷苦大众排忧解难的工作，几乎被忘得干干净净了。“她是一个热心、精力充沛且聪明伶俐的女人，”她的儿子詹姆斯说，“作为寡妇救助会和孤儿救助会的负责人，她从未中断自己的工作。” 艾丽萨·汉密尔顿的慈善事业与一位了不起的苏格兰寡妇密切相关。丈夫死于黄热病后，伊莎贝拉·格雷厄姆于1789年从安提瓜迁至纽约市。格雷厄姆是一位虔诚的长老会信徒，育有三个女儿，她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神的工作”。她与华尔街的两位牧师约翰·罗杰斯和约翰·梅森交好，这两位牧师正是汉密尔顿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在这些教会领导人的帮助下，格雷厄姆创建了一所学校，传播基督教美德，并给时尚新女性提供良好的教育。她那当时已经嫁给富商理查德·贝休恩（Richard Bethune）的女儿乔安娜也给了她不少帮助。女儿的美满婚姻使格雷厄姆从学校管理事务中脱身，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穷人。1797年12月，母女俩共同创业，成立了携幼寡妇救助会。这个传教救助会由来自不同教区的女基督教徒组成，可能是纽约市首家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社会服务机构。救助会的志愿者给生活拮据的寡妇送去食物和药品，仅第一年冬季就救助100名贫穷的妇女。艾丽萨以“汉密尔顿将军夫人”的称呼出现在救助会的成员名单上。携幼寡妇救助会让她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慈善领域。在乔安娜·贝休恩儿子的记忆里，艾丽萨“身材娇小，体态优雅，亮晶晶的黑眼睛使她显得温婉可亲，散发着在随后的生活中展露无遗的精神和机智”。 在18世纪90年代末，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繁重的家务使得艾丽萨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工作之中。1799年11月26日，她生下了她与汉密尔顿的第7个孩子——小艾丽萨，但是，这没有妨碍她对孤苦儿童的收容，这种做法从她和亚历山大收养范妮·安提尔时就开始了。1795年，艾丽萨的兄弟约翰·布拉德斯特里特·斯凯勒去世了，留下幼子菲利普·斯凯勒二世。这个孩子平日和汉密尔顿家的男孩们一起到斯塔滕岛上学，周末则与亚历山大姑父和艾丽萨姑母一同度过。因此，艾丽萨家里经常挤满了需要他们照顾的孩子。 艾丽萨没有机会忘却雷诺兹事件，因为共和党报纸一有机会就重提旧事。1799年12月，《黎明报》用轻快的笔调写道，其旧情人在首都现身后，汉密尔顿将军最近频繁光顾费城。《黎明报》在暗示这件风流韵事并未终止：“雷诺兹夫人，即玛丽亚，那个令人难忘的多愁善感的女主角再次出现在费城，她就是绯闻中的那位玛丽亚。但是，自去年年初进城后，她不知羞耻地把自己当作贤妇贞女。”事实上，汉密尔顿再也未曾与他昔日的情妇有任何来往。为了在费城立足，这位玛丽亚嫁给了一名法国医生。现在，玛丽亚·雷诺兹已成为寡妇玛丽亚·克莱门特（Maria Clement）。然而，共和党报纸总是兴致勃勃地翻出陈年旧事，暗示她与汉密尔顿仍然藕断丝连。 汉密尔顿发现，百老汇26号的家给自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乐趣。有人认为，他和妻子艾丽萨难舍难分是出于内心深处的相互需要。“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每当我外出奔波之时，只有频繁的书信才能给你热情而焦虑的心灵带去慰藉，我愿意为你这样做，”他在一封信中告诉艾丽萨，“你也有权利得到我的一切。我无法补偿对你的亏欠，但是，我今后将加倍努力，让你获得更多的幸福。”他对政治和人性越是绝望——他的世界观从一开始就不是乐观的——他就越感激忠贞不贰、朴素大方的妻子。他从费城给她写信：“你真是我的守护神，古代哲学家称之为‘知己’的贤妻良母，你非常清楚我很乐意每天尽可能地与你在一起。”最后他写道，“再见，最好的妻子和最优秀的母亲。”对汉密尔顿来说，艰辛的军旅生活曾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现在它不再奏效。“我发现自己对军务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他告诉艾丽萨，“我的健康状况和对舒适生活的渴望，要求我应该尽可能待在家里，在那里，我总从你的臂弯里找到甜蜜的呵护，免去我的担心和痛苦。” 然而，汉密尔顿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安杰莉卡·丘奇的宠爱。有一次，他和姻亲在奥尔巴尼聚餐，他发现自己吃饭的时候正好坐在约翰·特朗布尔绘制的安杰莉卡和她的儿子菲利普的肖像对面。于是，汉密尔顿给安杰莉卡写了一封很诙谐的信，妙趣横生地描述了他如何与一位“沉默的女性”共进晚餐： 我坐在她的对面，整个晚餐中，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她吸引。尽管没有像往常那样展现自己的魅力，但是她仍显得饶有风趣。沉默并非她平时的品质，但这一时刻，在这种场合保持沉默，并不是她的错误。尽管我喜欢听她说话，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以致我不想让她打破这种沉默。你可以想象，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赞赏。 汉密尔顿快45岁了，或许感受到了时间的威力，他仍然背负着众多的责任，生活紧张而劳碌。作为监察长，他一个人承受着整个军队的负担，同时努力与那些难缠的法律客户保持着联系。“律师业务几乎抛弃了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抛弃了律师业务，”罗伯特·特鲁普对鲁弗斯·金说，“他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然而，汉密尔顿的生活逐渐失去了如时钟般的精准，抑郁的情绪再次击败了他。在1798年11月住在小奥利弗·沃科特家中的时候，汉密尔顿目睹了处于疾病晚期的沃科特夫人日渐消瘦，他向艾丽萨坦言，他陷入情绪低谷，无法自拔：“我很好，但我知道忧郁盘踞在我的脑海，恐怕只有和家人团聚才能摆脱它们。从来信得知你和宝贝们一切都好，我感到宽慰。”在后来的一次旅行中，他告诉安杰莉卡·丘奇，在离开纽约之后他感到“满心的悲凉”。这些直白的话语罕见于字面上，因为汉密尔顿常常掩饰内心的想法，很少坦白自己的焦虑。 尽管菲利普·斯凯勒饱受痛风和腹痛的折磨，但他仍在担心女婿过于苛求自己。1799年初，他再次劝说汉密尔顿要放松一些： 丘奇夫人给我写信说，你缺乏运动。这种情形以及无休止地操劳会严重损害你的健康。我相信很难让一个活跃的大脑暂停对事业的关注，但是，我亲爱的先生，为了健康，你必须做出一些牺牲。因为对所有你珍爱的人和敬爱的国家来说，你的健康非常重要。我请求你多锻炼身体，不要太过劳神。 斯凯勒还建议艾丽萨每天给汉密尔顿的马装上马鞍，让他骑着马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汉密尔顿的确开始做一些户外休闲活动了。近来他买了一支来复枪，喜欢和一只名叫“老佩吉”的猎犬外出打猎，还会带着他那“打鸟的家什”——在枪托上刻着“A.汉密尔顿，纽约”字样的猎枪，在哈莱姆森林里打鸟散心。其他时候，他会到哈得孙河垂钓，看是否能撞见一条鲈鱼。他依旧是剧院的常客，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他还参加百老汇雪花旅馆的慈善音乐会。汉密尔顿兴趣广泛，他缺的只是时间。 汉密尔顿还曾有一次恶作剧，这与他在公众面前的严肃形象截然不同。在访问纽瓦克期间，汉密尔顿的助手菲利普·丘奇遇到了一位波兰诗人，朱利安·聂姆策维奇（Julian Niemcewicz），他是塔得兹·考斯丘什科将军（General Tadeusz Kosciuszko）的一位朋友。聂姆策维奇坚持说考斯丘什科教给了他一项魔法，能够召唤坟墓中的幽灵。汉密尔顿立即产生好奇之心，邀请这位波兰诗人参加周五的社交晚会。为了证明法术的真实性，聂姆策维奇请汉密尔顿走进隔壁一个房间，观察即将发生的事情。随后，一位客人在卡片上写下一个死去的战士的名字——参加过约克镇战役的德维奥曼尼尔男爵（Baron de Viomenil），让这位波兰诗人用魔法召唤男爵的魂灵。聂姆策维奇摇着铃铛，嘴里念念有词。法术结束后，汉密尔顿跨进大厅，并“宣布德维奥曼尼尔男爵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他面前，穿着跟以前一模一样，而且两人还做了交谈，关于谈话的内容他不方便透露”，州长的儿子彼得·杰伊讲道。关于汉密尔顿与已故战友对话的事，立即引起纽约各界的关注。最终，汉密尔顿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和菲利普·丘奇以及聂姆策维奇共同导演的一场骗局，“只想吓唬一下来宾，并且本来永远都不想公开这个秘密的”。 1798年，夺走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和联邦党人约翰·芬诺生命的黄热病大面积暴发，让寡妇救助协会的工作再度紧张起来，因为许多妇女失去了他们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人。“只有亲眼目睹，”伊莎贝拉·格雷厄姆写道，“才知道有这么多勤劳善良的女性遭受苦难，她们从未想过向上帝乞求面包。”然而，亚伦·伯尔却从这场灾难中窥到了商机，他试图在纽约市创立一家另类机构：曼哈顿公司。 为了理解亚伦·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关系的这一段极为关键的时期，我们必须知道那年秋天横扫纽约市的传染病有多么严重。9月，每天有多达25位受害者死亡，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甚至临时搬到离市中心数公里的地方居住。罗伯特·特鲁普是这样描述纽约发生的恐怖的瘫痪景象的：“我们的法庭被迫关闭，我们的商业全部停滞，我们很少有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业务……我每天去汉密尔顿家一次，我们互相鼓励，决心抗击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蚊子是传播这种疾病的元凶，它们在城里的沼泽和积水中疯狂繁殖。稍微富裕一点的居民逃到了农村，而穷苦的人只能听天由命。大约有2000名纽约人死于传染病了，他们被埋葬在一块新的墓地，就是今天纽约附近的格林威治村。 亚伦·伯尔的姻亲兄弟约瑟夫·布朗医生将黄热病的蔓延归咎于不洁的水源——当时，纽约人依然从易受污染的井中取水，并向市议会递交了一份从布明克斯河引水的计划。布朗想在市立法机关授权下成立一家私营水务公司。在那时，自来水像万灵药一样广受欢迎，除了饮用外，它还能满足市民的其他需求：能用于灭火，还能用于冲刷恶臭的街道。尽管市议会赞同成立水务公司，却认为应该由公有公司来负责这项业务。 事实上，布朗方案是伯尔策划的一个阴谋，伯尔只想设立一个属于共和党的银行，根本不关心是否有洁净的水源。汉密尔顿及其联邦党同事在纽约享有诸多优势，尤其是对当地银行业的实际垄断。1799年，纽约市根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设想成立了仅有的两家银行：纽约银行及合众国第一银行纽约分行。这些银行对共和党商人的排斥让他们耿耿于怀。一名共和党的新闻记者指责说，“宣传共和党观点的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而不蒙受经济损失，已经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共和党人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银行却变本加厉地对他们实施排外措施”。共和党商人是否确实受到影响尚不清楚，但是质疑普遍存在。汉密尔顿反对18世纪90年代州立银行激增的风潮，这并非出自狭隘的政治动机，而是担心银行间的竞争会破坏信用标准，轻率地放贷给投机客户。 作为纽约州众议院的成员，伯尔知道，任何打破联邦党在银行业垄断地位的政客，都将在共和党中获得英雄般的地位——至少在那些不把银行视为魔鬼工具的人中间。伯尔现在入不敷出，对这样一个穷奢极欲、不可救药的人来说，创办一家银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797年年初，当他在美国参议院任期接近尾声时，他的财务问题日益尖锐，令他无法安心履行立法职责。为了在纽约市成立一家银行，他必须越过重重障碍。州立法机关负责颁发银行许可证，但是它在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在那时候，纽约每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都需要一张立法机关颁发的特许状。正当诡计多端的伯尔在寻找一个能让他越过联邦党，偷偷搞到一张银行特许状的计策时，他突然发现了这个不太有把握的规避手段：用提案中的水务公司做挡箭牌。 伯尔动用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找到了六名在两个党派中都得到认可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联盟——三名共和党人，三名联邦党人——作为他的私营水务公司方案的发起人向市议会提交议案。其中的联邦党人，他找的是纽约银行的主席古利安·维普兰克（Gulian Verplanck），商会主席约翰·默里（John Murray），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为什么会和伯尔搅到了一起呢？伯尔最近与联邦党人眉来眼去，并与汉密尔顿合作，加强纽约市防务，以防法国入侵。当时，两人立场接近，汉密尔顿幸运地躲过黄热病的侵袭，对这项能让纽约市免受传染病困扰的计划自然是举双手赞成。另外，汉密尔顿也可能在为约翰·巴克·丘奇考察工作机会。安杰莉卡促使她丈夫放弃了在英国议会的工作回到了美国，虽然衣食无忧，但丘奇却不愿待在纽约市虚度光阴。汉密尔顿指出：“他无所事事，时间在他手上很沉重。”丘奇后来担任曼哈顿公司的董事，这或许是汉密尔顿参与其中的前提条件。“无论汉密尔顿的初衷如何，”伯尔的一名传记作者写道，“为了尽可能让亚伦·伯尔在纽约州立法机关中获胜，六人委员会中没有人比汉密尔顿工作更卖力的了。” 1799年2月22日，汉密尔顿和伯尔一起走进市长理查德·瓦里克的办公室，商谈成立水务公司的事情。在与英国管道工程师交换了意见之后，汉密尔顿拿出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笔记，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水利工程的范围，内容除涉及建立自来水厂外，还包括排干市区的沼泽、安装城市下水管道等系统工程。在被汉密尔顿说服之后，市议会同意把最终的决定权提交给州立法机关。伯尔想必很享受这一情形：他在利用汉密尔顿，征召敌人的御用笔杆为共和党的秘密事业服务。这正是智计诡谲的伯尔希望看到的笑话。他还请汉密尔顿给州立法机关写了一封支持私营水务公司的信件。3月末，州立法机关批准成立曼哈顿公司；4月2日，没起任何疑心的州长约翰·杰伊签署了相关法案。在发生火灾时免费提供消防用水，以及修复铺设管道时损毁的街道，这些都是曼哈顿公司设立时的承诺，也是其他州水务公司合同中的标准条款，但上述条款在议案定稿中被伯尔偷偷地删除了。 如往常一样，魔鬼总是隐藏在细节中，在这届州议会的最后时刻，许多议员已经启程回家了，而其他人又懒得检查那些蝇头小字，所以，没有人发现伯尔在提案中添加了一条，在未来允许无限扩大公司经营活动的简单规定。这些意义重大的文字是这样写的：“该公司可用其剩余资本购买公共债券或其他股票，或从事与纽约州法律法规不产生冲突的任何货币交易。”“剩余资本”这个漏洞，将允许伯尔把曼哈顿公司当成一家银行或其他任何种类的金融机构使用。联邦党人恰恰在这一把戏上打了个盹，他们一直以为共和党人反感银行，更何况伯尔狡黠地把联邦党的著名人物诱入联合阵营。 事实证明，伯尔聪明反被聪明误。尽管一些共和党人敬慕他，视他为州众议员的合适人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民都这样认为。4月底，伯尔竞选连任州众议员时，选民们认为他的欺诈行为性质恶劣，没有把票投给他。汉密尔顿在认识到伯尔欺骗了自己之后，他立刻脸色铁青。后来他对伯尔表达不满时说：“当初他坚决反对银行系统，反复引用杰斐逊的观点，我当时也在场……然而他最近通过阴谋诡计创办了一家银行，完全不符合他一贯的原则，却是一条能够带来利润和影响力的捷径。”即使最坚定的共和党分子都对伯尔的诡计感到震惊。对于伯尔做出这种名誉扫地的行为，彼得·利文斯顿评论说：“几乎不用怀疑他们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利，因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能够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伯尔的编辑玛丽-乔·克兰（Mary-Jo Kline）已经看出，曼哈顿公司的项目“变为个人敛财的工具，这样的做法终止了伯尔的政治生命，使他失去了一直适合他的公职”。 4月22日，当曼哈顿公司的股份开始发售时，立刻被抢购一空。9月初，该公司抛弃主营水务的幌子，高调在华尔街开设了“贴现和储蓄办公室”。这家银行机构立即给纽约银行带来竞争性威胁。那份意义模糊的特许状，成为曼哈顿公司拓展业务的魔毯，它被允许募集2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任何地方开业，可以永久经营下去。相比之下，纽约银行只有不到100万美元的募股额度，营业网点仅限于市区，并且特许状将在1811年到期。为了拉拢不同的政治派别，伯尔将该公司的12个董事职位做了精心的分配，给了共和党9个（考虑到地域因素，分配给了克林顿的人、利文斯顿的人和伯尔自己的追随者），给了联邦党3个，其中就包括约翰·巴克·丘奇。 在成立曼哈顿公司这件事情上，从汉密尔顿和州议员那里骗取银行许可证，或许只是伯尔犯下的最小的一宗罪过。更令人气愤的是，他居然是用创建水务公司的名义。约瑟夫·布朗制订的计划是通过配送新鲜水，让纽约市摆脱黄热病，但是经过伯尔的移花接木，该计划成了一个幌子。1799年7月，被蒙在鼓里的布朗悲愤地给伯尔写信：“我期望多做点事让公众尤其是立法机关满意，让大家知道成立该公司并非出于投机目的，而是能为纽约市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布朗医生很快就醒悟过来了。曼哈顿公司迅速抛弃了从布朗克斯河引水的计划——董事只是在为银行募集“剩余资本”——相反，曼哈顿公司依然从老水井中用木制水管汲取不清洁的水。那年夏天，黄热病再次猛烈地袭击纽约市。伯尔的公司非但没有提供洁净水，还导致其他合理计划停滞不前，其中包括成立一家公有水务公司。 曼哈顿公司在华尔街开业的第二天，它的两名董事，亚伦·伯尔和约翰·巴克·丘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一事件：决斗。丘奇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他是固执己见却又争强好胜的人，在斗争面前从不退缩，也不反对决斗。在独立战争前夕，他以“约翰·卡特”的假名从英国逃到北美，有人推测正是由于他在伦敦的一次决斗中杀了人。 据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两人结怨是因为丘奇在“市里的私人餐会”中，对伯尔“信口雌黄”。丘奇指责伯尔向荷兰公司提供非法服务，该公司代表荷兰的多家银行在美国进行投机生意。鉴于纽约对外国人拥有土地限制过多，荷兰公司请伯尔出面游说。伯尔从不相信人性的完美，他建议委托人拿出5000美元，打点州立法机关。金钱创造了奇迹，后来出台的《外国人拥有土地法》（Alien Landowners Act）消除了原来的法律障碍。在荷兰公司的账目上，付给伯尔的报酬没有被写作“贿赂”，而是一笔未偿还的“欠款”。作为荷兰公司的律师，汉密尔顿很可能知道这件不光彩的事情，并把它告诉了约翰·巴克·丘奇。 在讨论伯尔的行为时，约翰·巴克·丘奇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当着诸多人的面使用了“贿赂”这个词。9月初，特鲁普写道：“一两天前，丘奇先生对一群朋友说，伯尔在立法机关任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法案通过，许可荷兰公司拥有土地，并为此收受贿赂。”特鲁普还补充说，大家对这些针对伯尔的言论深信不疑。伯尔一听到丘奇这番贬损他的评论，就立即向他发出了决斗邀请。丘奇是一个从不拖泥带水而且果敢的人——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他“意志坚定、一丝不苟、积极主动，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曼哈顿公司事件发生后，汉密尔顿对伯尔深恶痛绝，如今伯尔又火上浇油。 伯尔向约翰·巴克·丘奇发起的挑战乍看上去有点草率，只有知道伯尔把目光放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上，才能理解其中的玄机。伯尔与联邦党人的短暂蜜月已宣告结束。曼哈顿公司事件让他在竞选州众议员时受到挫折和羞辱，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名声出现新污点，与汉密尔顿的连襟决斗能够让他在共和党内部重塑形象。这次决斗与他后来和汉密尔顿的决斗是有区别的。伯尔如此痛快地下达战书，表明他没有谋杀意图，只是为了政治影响。这次决斗与一年前发生在当地的另一场荣誉之战也截然不同。共和党人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在炮台公园散步时，受到联邦党人詹姆斯·琼斯的袭击。琼斯猛扑过来，用拐杖打歪了他的鼻梁。为了报仇雪恨，利文斯顿把琼斯邀到新泽西的决斗场，击毙了他。 1799年9月2日，伯尔和丘奇渡过哈得孙河，准备在日落后决斗。两人在决斗场上散步、聊天，没有丝毫敌意。一位旁观者说，在那块地上，“在决斗场上，伯尔的举止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与他们关系融洽时完全相同”。丘奇选择了有效制造业协会的前财务官阿比加·哈蒙德（Abijah Hammond）作为他的助手；而伯尔则让汉密尔顿的老对手埃达努斯·伯克作为他的助手。伯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认为伯尔在利用这场决斗拉拢南方的共和党人。 事实有别于传说，两人在决斗中并没有使用丘奇带来的那对手枪，那对手枪后来出现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中。我们知道那对手枪，是因为决斗场上发生的滑稽事件：伯尔私下向伯克解释说，自己带来的子弹相对手枪而言过小，需要用抹了油的鹿皮包裹一下。就在决斗开始之前，伯尔看见伯克用一块石头轻敲推弹杆，想把枪管内的弹药夯实。伯克轻声向伯尔道歉：“我忘了给鹿皮涂油。但是，你看，他（指丘奇）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别让他等了。先试一下再说，我会给下一张鹿皮涂油！”伯尔冷静地告诉伯克不必担心：“如果第一枪没有打中丘奇，第二枪我肯定不会失手。”伯尔持枪向伯克鞠躬，然后和丘奇拉开10步的距离。伯尔肯用一把装弹有缺陷的手枪射击，这说明决斗场上并非真的杀气腾腾。对曼哈顿公司而言，如果在举行盛大开业仪式的第一周，就有一位董事谋害了另一位董事，显然它是做了一次不高明的广告。 两个人举起他们的手枪，同时开枪。丘奇打掉了伯尔外套上的一枚纽扣，伯尔则完全没有打到丘奇。在两名助手给两支手枪重新装弹药时，丘奇向前走了走，为他的话向伯尔道歉。按照特鲁普的说法，“丘奇明确地说，他考虑得不是很周到，为此甚感抱歉”。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若收回原话或彻底认错，只是表明丘奇知道自己缺乏指控伯尔受贿的确凿证据。他们似乎非常渴望能结束这次决斗，伯尔对他的这种态度表示满意。于是两个人握了握手，结束了决斗，主战人员和两位助手皆大欢喜，划船回了纽约市。 丘奇和伯尔之间的决斗与后来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决斗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这场决斗安排得非常轻率，缺乏重要决斗前令人筋疲力尽的谈判。另外，这次决斗被提早中止了，事实上双方似乎都有意放弃，赶紧返回曼哈顿。丘奇证明自己枪法精准，而伯尔或者是个蹩脚枪手，或者故意这样做。最重要的是，与五年后发生在威霍肯渡口的决斗截然相异，当事人双方并没有无法控制的冲动和愤恨，场面也没有变得不可收拾。有人猜测，汉密尔顿或许基于这场决斗获得对伯尔的长久印象，但事实上，这次决斗中伯尔的表现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这场决斗中，伯尔表现得枪法糟糕却不失理性，不是一个可能来到荣誉的决斗场就准备置对方于死地的训练有素的神射手。 第三十四章 罪恶时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一支强大的临时军队有一个简单的前提：敌对的法国放弃与美国的谈判，两国可能发生战争。1798年冬天，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然而，意识到XYZ事件铸成大错后，法国人不想再和亚当斯总统对抗下去。在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从法国回到美国之后，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埃尔布里奇·格里还留在巴黎。像大多数共和党人那样，格里担心同法国开战会将美国推向大英帝国的怀抱。格里的怪异性格妇孺皆知，他身材矮小、斜视，喜争好辩，却受到口吃的困扰，他经常冒犯人，也善于迷惑人。例如，他主张设立两个首都，让不知所措的议员奔走于两地之间。阿比盖尔对他的评价是：“可怜的格里头脑里总是存在痴心妄想”。然而，尽管有种种古怪癖好，埃尔布里奇·格里还是有一个衷心的仰慕者——约翰·亚当斯，他正因日益攀升的军事备战费用和公众对上缴财产税的不满而心烦意乱。因此，当1798年10月格里告诉亚当斯主张和谈的消息时，亚当斯对此格外重视。 汉密尔顿和他的内阁朋友们并没有理会这条消息，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战术策略。“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令我震惊。”亚当斯后来写道。实际上，当时他也对法国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我什么都没说，决意不受他人左右，我对格里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亚当斯很清楚，领导军队的人希望格里颜面尽失，“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热衷于传播和散布对格里先生的这些偏见了”。 1798年12月初，当着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面，亚当斯向国会做了语气较为温和的致辞，宣称法国政府已经“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宣布，他们愿意为了重铸双方的信任，而希望与美国一位部长级人物会晤”。联邦党人见亚当斯向法国伸出橄榄枝，不由得大吃一惊，而许多共和党人依然觉得总统太好战了。作为为消除法国威胁而组建的部队的总设计师，汉密尔顿自然对看起来能降低危险的举措摇摆不定。他坚持，如果法国的威胁消退了，那也只是由于迄今为止所做的军事上的努力。汉密尔顿对哈里森·格雷·奥蒂斯说，如果到8月初仍在谈判中看不到法国的诚意，就应该赋予总统宣布同法国宣战的权力。然而，亚当斯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国防部长麦克亨利告知汉密尔顿，他和亚当斯视察新部队的建设进度时，总统“似乎在旁敲侧击地暗示这件事不必操之过急”。得知军队组建缓慢的根源来自亚当斯后，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一个奇特的障碍阻止我们高效、成功地处理军队问题”。 因为新部队的领导人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所以才激发了亚当斯的好斗本性、猜疑和无法满足的虚荣心。1799年2月初的一天，众议院即将上任的发言人西奥多·塞奇威克，向亚当斯提出了一个表面上看来无伤大雅的问题：华盛顿在新军队的军衔是否应为“将军”。这个问题点燃了总统心中的怒火。“什么？难道你要把他任命为高于总统的将军不成？”亚当斯提高声调问，“我看到那些自称政府朋友的人结党营私，妄图僭越总统的基本权力。”总统急不择言的事情最终传到了汉密尔顿的耳朵里。 1799年2月18日，亚当斯总统激起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用大卫·麦卡洛的话说，“这是他在总统任职期间内做决定最快的一次”。亚当斯给副总统杰斐逊送去一封信函，杰斐逊在参议院大声宣读了来自总统的惊人消息。亚当斯决定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任命了美国在海牙的公使威廉·范斯·默里（William Vans Murray）担任美国驻法国的特命全权公使。这是典型的亚当斯式的决定：独断、冲动、离奇。在突然决定之前，他没有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内阁成员此前已经告诫过他，这样的举动将会“自取其辱”。国务卿皮克林告诉汉密尔顿：“我想让您知道，这完全是他的主意，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沟通，也没有让我们参与。”时间将证实亚当斯的决定是英明的，但他做出决定的方式却只会加剧其与内阁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当部长们对法国提出的和平建议表示怀疑时，亚当斯决定考验他们的忠诚度。传记作家约翰·弗林写道：“他怀疑内阁中存在隐秘的背叛行为，这个阴谋集团寻求的目标是废弃宪法授予他的权力。”但是，亚当斯坚持自己的古怪方针，做出了一个既保留但又不理会那个他不信任的内阁的奇怪决定。他本可以与内阁磋商，或者干脆将其解散。 亚当斯的决定撕碎了诸多联邦党人和总统表面上的和谐关系。震惊之余，一个议员代表团请总统解释默里的任命。亚当斯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正如皮克林所叙述的那样，当他们告知了拜访目的的那一刻，“亚当斯先生暴怒，非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反而责备对方询问这种问题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最终，这次对话以西奥多·塞奇威克和总统的互相咆哮收场。塞奇威克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一个虚荣、忌恨、疯狂的大脑完全丧失了理智”。在这次两败俱伤的冲突之后，亚当斯匆匆回到昆西，在那里连续住了7个月。他抽出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腓特烈大帝的作品集。南卡罗来纳的联邦党人罗伯特·G.哈珀诅咒说，希望他在途经昆西的时候，能看到总统的马受惊后把主人的脖子折断。 亚当斯的外交倡议对建立一支伟大新军队的计划造成威胁，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比来自总统府的这个消息更令人惊骇的了。”总统改弦更张的方式也让他感到烦乱。他认为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仔细思考，而是“一时冲动迸发出的”。他相信，亚当斯本该咨询他的内阁，而任何和谈都该在美国的土地上展开。 汉密尔顿对马里兰的律师威廉·范斯·默里印象欠佳。“对于这样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默里显然不够强硬。”汉密尔顿四处游说，提议向法国派出一个包括默里在内的3人代表团。汉密尔顿的建议最终被采纳，亚当斯不情愿地同意让另外两名特使陪同默里前往巴黎，他们是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奥利弗·埃尔斯沃斯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联邦党人威廉·戴维（William Davie）。为了显示忠诚，联邦党人支持这个代表团，但党内的团结已经受到极大伤害。亚当斯再次嘲弄了他的内阁和国会中的联邦党人，并抛弃了把整个党派团结在一起的那个唯一的事项——雅各宾主义的威胁。所以，亚当斯在1800年谋求连任的大选中得不到联邦党人的支持的原因，也就不证自明了。特鲁普的观点与很多联邦党人一致，他说：“如果总统最近的任命是为了重启与法国的谈判，它会让所有人都产生反感……如果亚当斯先生成为下届总统候选人，他当然很难获得支持。”围绕总统那飘忽不定的行为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一些人甚至质疑他的心智是否健全。 另一个让汉密尔顿感到难堪的变化是，乔治·华盛顿对新军队的热情正在衰减，他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在强烈抗议XYZ事件时组建新军，征募士兵不会有问题，但“现在大家对此态度冷淡，连那些曾参与其中的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后来，华盛顿写给汉密尔顿的一封信态度甚至变得悲观：“在部队的现状中，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部队的雏形，我所了解的任何事情都预示着我们可能不会走得太远。” 汉密尔顿垂头丧气，但是他仍然坚持实施新军队计划，不管其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他担心拿破仑向美国的港口发起偷袭，担心国家疏于防范。汉密尔顿还常常为一些琐事感到烦恼。他告诉麦克亨利说，自己对定制的三角帽的质量感到十分失望和苦恼。他卖弄学识似地告诉麦克亨利，三角帽的3条边必须翘起，“而收到的三角帽只有一边翘起，并且帽梢过窄，不仅外观难看，而且毫无用处。此外，这些帽子缺少帽徽和环带”。 自从去年秋季开始，汉密尔顿变得更加抑郁，常常因补给采购问题对麦克亨利大发雷霆。作为一位完美主义者，汉密尔顿总是抱怨经费紧缺，仿佛再次陷入了大陆军经历的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除了菲利普·丘奇，他只有一名秘书，所以诸多书信必须亲自处理。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和麦克亨利是多年的朋友，汉密尔顿给他写信的口吻却变得傲慢甚至有类似虐待狂一般的语气。这些发泄脾气的语句让麦克亨利读起来极不自在，因为对方的语气听起来就像一位严厉的校长在训斥一个愚钝的学生。“事实是，你的机构在后勤供应的管理方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劲”，汉密尔顿在一封信中跟他说。他不停地指出麦克亨利办事程序中的错误，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与之纠缠在一起的麻烦事还有财政部长沃科特不愿意提供装备军队的资金。麦克亨利告诉汉密尔顿，他和皮克林“无法消除财政部长对扩充军队的反对和偏见”。汉密尔顿回信说，“我们的政府迄今仍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令人感到悲哀和羞耻”。 汉密尔顿仍然在考虑让新军队参加各种军事活动，他说，“除了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我们应当考虑占领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南美洲。”汉密尔顿一度鼓励内阁成员服从亚当斯。在与亚当斯分道扬镳后，他又怂恿这些人直接反对总统。“如果总统的行为过于荒诞，”他告诉麦克亨利，“他的部长们应当更加团结、坚决和镇定地采取合理措施。”似乎是要和亚当斯竞争，或者是妒忌亚当斯的权力，汉密尔顿更加热情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干涉总统内阁事务。1799年6月底，他或多或少地公开告诉麦克亨利，如果总统没有正确的意见，就不应该把他当回事。 无论是说汉密尔顿彻底背叛了亚当斯，还是说亚当斯背叛了汉密尔顿，其实都说得通。国会授权总统把军队再扩充10000人，而亚当斯却从来不对征兵伸出援手，结果到1799年夏末的时候，只招到了不足2000人。汉密尔顿招募的新兵从未达到授权人数的一半。到了10月，许多部队已经6个月没有发放军饷了，经费短缺直接威胁到征兵计划。 这样的挫折似乎并非尽头。紧接着，汉密尔顿陷入了个人财务窘境。军队的监察长虽然职位很高，但收入很低，而他又不再接受有利可图的律师工作。他告诉麦克亨利，“我不能既是一名对得起政府的监察长，同时又成为一名对得起自己的律师”。他垫付军队办公室的灯油费和差役费，但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再为其他必要开支掏腰包。“不要以为我贪得无厌，”他告诉麦克亨利，“我的性格没变，但是，作为一位指挥官，我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招待军官。”除了这些，他还得考虑“妻子和6个无论在抚养还是在教育上都必须精心照顾的孩子”。这段在亚当斯领导之下担任军职的时期，汉密尔顿的总体感觉是有损尊严、受到忽视、未被赏识。 1799年的春夏两季，当亚当斯为逃避责任躲到昆西时，他的心情还是郁郁寡欢。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在那里待上如此长的时间。尽管亚当斯正在照顾身患风湿、身体状况不佳的阿比盖尔，但是作为总统他不应该如此奢侈地将7个月的时间花在照料妻子上。传记作者约瑟夫·伊利斯认为，亚当斯意欲在法国国内状况改善后再启动和平使命。无论情况如何，总统变得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缺乏耐心都是不争的事实。约瑟夫·弗林形象地描述了在这期间亚当斯变得多么神经兮兮： 有时，他是这般容易发怒，以致阿比盖尔认为允许他看政府文件都是件不明智的事。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乖戾的老人，经常呵斥妻子和仆人，以轻蔑或粗鲁的态度对待熟人和祝福者。诺克斯将军携另外两人拜访他时，他拒绝参与他们的谈话，独自躲在角落看报纸，令访客们面面相觑。一天早上，几名海军军官和哈佛学生从波士顿骑马而来，希望能见上总统一面，并希望如果有幸的话能跟总统谈几句话。他的确在前门现身了，却厉声责备他们傲慢无礼，未接到邀请就私自来到他家。阿比盖尔写道，连她都为他感到难为情。 1799年秋季到来之前，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刻意避开对方以免相互摊牌。但他们两人在那年秋天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海军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Benjamin Stoddert）恳求亚当斯结束自我流放回到首都来，因为首都有一些“狡猾的阴谋家”正在试图推翻他提出的与法国的和平动议。亚当斯最终在10月启程返回费城。在回来的路上，他在纽约市逗留数日，与儿子查尔斯在纽约市的会面，令他痛心疾首，查尔斯酗酒成性，已倾家荡产。亚当斯曾经斥责他的儿子为“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花花公子”。他甚至还在查尔斯面前发誓说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在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会面之前，这场不愉快的父子相见令总统的心情更加郁闷。 费城再次爆发了黄热病，政府不得不临时迁往特伦顿，一时间，这个小城挤满了政府雇员和军人。由于重感冒，亚当斯总统下榻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凑合着使用一间小卧室和会客厅。亚当斯来到特伦顿是希望打破与法国和平谈判的僵局。有迹象表明，当年夏天，法国五人执政内阁正在酝酿新的阴谋。亚当斯总统为此深感烦恼，他告诉皮克林，“法国内阁的政变，各种社团和秘密组织的复兴……突然打消了我们的热情，我们不必匆忙派遣特使了”。然而，10月15日，亚当斯突然召集内阁成员，讨论并批准成立和平委员会。会议一直持续到半夜。第二天一早，他就命令3位特使在11月初启航。汉密尔顿决定押注最后的努力，以求改变总统的想法。一场令人永远无法释怀的冲突在所难免。 提及这场激烈争执的根源，亚当斯宣称，汉密尔顿得知内阁的决定时，正在纽华克训练他的部队。他说汉密尔顿未经召唤，在两天内骑马赶到特伦顿市，根本就没顾及到礼仪。汉密尔顿的出现“是始料未及的，不请自来的，并且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他一贯鲁莽无礼的一个典型事例”。然而，汉密尔顿的回忆则截然不同。他说，受战争部召见后，他在10月8日就抵达特伦顿，与威金森将军进行了会谈，主要涉及加强西部防御的问题，后来就一直住在市内。亚当斯暗指他前往特伦顿，是为了“一个秘不告人的阴谋”。汉密尔顿否定了亚当斯的说法。在特伦顿期间，他听说了内阁向法国派遣和谈特使的决定。作为为抵御法国入侵之目的而组建的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自然希望能够向总统建言。但作为总统本身所属党派的实际领袖，以及一个相当自负的人，他觉得有权让总统倾听自己的意见。亚当斯则认为汉密尔顿好出风头，而且非常傲慢专横。他把汉密尔顿的举动看成是对总统特权的践踏，是危险的军人干政行为。他还担心汉密尔顿想用他的新部队对付他南方的对手。阿比盖尔·亚当斯甚至担心汉密尔顿可能对她丈夫的政权发动政变。 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交锋可能发生在总统住所的会客厅，这场会谈持续了数小时，按照亚当斯的描述，“这个小个子男人”口若悬河，“情绪激动……像一座不断喷出灼热岩浆的火山”。亚当斯可能并未夸大其词：在这段时间，汉密尔顿经常陷入激动或沮丧的情愫，无法自拔。亚当斯回忆说，他冷静地对待汉密尔顿，好像是在纵容一个疯子：“我权当对方在开玩笑，尽管我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听一个人像疯子一样说话。” 汉密尔顿试图让亚当斯相信，法国五人执政内阁的变化预示着路易十八有可能在圣诞节前复辟重登法国王位。亚当斯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与其相信这种事情，倒不如相信太阳、月亮和星星会从天际坠落了。”亚当斯说对了：在未来15年之内，路易十八都不会登上王位。但另一方面，他错误地认为欧洲会在冬季保持和平。“我自始至终都对他彬彬有礼，”亚当斯最后说，“但在他离开以后，想到他对欧洲，对法国、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无知，我有些忍俊不禁。” 亚当斯对法国的立场发生如此转变，让汉密尔顿感到吃惊。仅仅过了一个月，总统对大革命后的法国政府从密切关注变成漫不经心，甚至漠不关心，汉密尔顿告诉乔治·华盛顿：“总统决定派特使前往法国，无视那里的变化。我对此举感到遗憾。”当汉密尔顿指出亚当斯并没有征求他的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的意见时，华盛顿也表现出批评的态度。“我对此做法感到不解，他以这种方式还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呢？”他告诉汉密尔顿，“整件事发生于一个不幸的时刻，伴有不祥的征兆。” 在特伦顿会面之后，汉密尔顿回到了纽约，中途还去新泽西州的斯科奇平原视察了在冬季营区的部队。在特使启程前往法国时，汉密尔顿一定对他那尚未成气候的部队将会持续多长时间而感到疑惑。他责怪亚当斯的外交政策，因为这威胁到了他的部队，但实际上，这个组建新军的计划也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选举人不想缴纳新的税收，也不想举债维持一支花费不菲的部队，还担心汉密尔顿可能会把军队用在别的什么用途上。汉密尔顿最忠实的支持者察觉到民众对新军队的热情正在减退。西奥多·塞奇威克担心，“遍布南方的部队是非常不受人欢迎的，而且越来越不受欢迎。”财政部长沃科特告诉费舍尔·埃姆斯说，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军队普遍遭到嫌弃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加强防御的南方各州也是如此……北方各州的民众要么不担心法军入侵，要么认为这么一丁点人马在入侵者面前是无济于事的”。当汉密尔顿还在为其部队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美国民众的备战兴致却突然冷却。亚当斯12月初在国会上发表讲话，根本没有呼吁征召步兵或海兵。 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在特伦顿的冲突宣告两人关系彻底破裂。亚当斯无法容忍汉密尔顿的盛气凌人，得不到总统认同的汉密尔顿也是满腹怨气。这两个自负的野心勃勃的人似乎都要把对方最丑陋的一面揭露出来。不过汉密尔顿并不打算裁减军队，反而提出更加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放眼全球可能面临的威胁，认为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机会微乎其微。他给新泽西的乔纳森·戴顿起草了一封长信，预示灾难即将来临，并阐述了联邦党的新计划。这份文件表明，汉密尔顿彻底失去洞察力，判断力也降至最低点。虽然其中不乏创见，如建立军事学院，筹建工厂生产军服和其他军用补给物资，开凿运河促进各州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更多的却是反映了他对动乱的病态恐惧。他认为弗吉尼亚的“敌人”企图分裂联邦，整个国家已处于内战的边缘。他希望有更多的税收去建造船只、引入更长的兵役的期限。他越来越不相信公众的判断力，建议加强各州民兵的力量，以随时召唤他们“镇压非法集会和叛乱”。他原来对《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的前景充满疑虑，现在则高调支持，激昂地表示有必要惩罚在国外出生的居民，尤其是那些对政府官员含沙射影的人：“变节的外侨不止一次在美国发表最具煽动性的言论……为什么不遣送他们？”为了削减弗吉尼亚州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甚至不切实际地提出肢解大州：“大州自恃有力量与首府抗衡，更有可能兴风作浪……将大州分成若干小州应该成为联邦政策最重要的内容。” 这封阴暗的信件充斥着报复的欲望，显然与汉密尔顿最近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挫折密不可分。在华盛顿就任总统时，汉密尔顿已经习惯于获得权力和尊重。亚当斯总统摧毁了这种专属权，汉密尔顿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在特伦顿发生的事件，证明汉密尔顿对总统已经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再加上雷诺兹绯闻的公布令汉密尔顿无地自容，嘲讽了他对个人美德的自我标榜，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他还陷入了敌人对他无情的抨击中而不能自拔，深感痛苦。现在，他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忧郁之中，甚至有人怀疑他因意志消沉而丧失判断力。他早年任财政部长时的生机和活力似乎正在慢慢消逝。 与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紧张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世纪最后几年，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相互尊重，结下深厚友情。1799年12月12日，华盛顿给汉密尔顿写了封信，赞成他为美国军事学校拟订的总体规划：“我一直认为这样一个机构的创立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首要的目标。”这是乔治·华盛顿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随后他骑马外出遭遇了暴风雪，高烧导致的咽喉感染使华盛顿在两天后辞世。华盛顿并没有机会亲眼看见政府在1800年之后，搬到以他命名的新首都。他生前担心自己在未去世时被活埋，因此要求家人在他去世数天后才能将遗体葬在芒特弗农的墓穴中。 华盛顿离世后与他生前一样备受尊敬。尽管他也役使奴隶，但他一直痛恨奴隶制。现在，他在遗嘱中立下了规矩，在妻子玛莎死后，他的奴隶便能获得自由。他还给年幼或年迈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奴隶留出了专门的生活费用。在美国九个拥有奴隶的总统当中，包括华盛顿的继任者弗吉尼亚人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只有华盛顿把他所有的奴隶都释放了。 华盛顿的死成为对汉密尔顿的愿望和抱负一个沉重的打击。在23年的时间里，他们风雨同舟，汉密尔顿现在更迫切地需要来自华盛顿的帮助。在华盛顿死后，汉密尔顿向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袒露心迹：“就个人角度而言，或许他的朋友中没有谁，能比我更有理由对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了……我的天空很阴暗，我的心情很悲伤。”汉密尔顿在给华盛顿的秘书托拜厄斯·利尔的信中写道:“我对将军的与人为善感激不尽……他是我不可或缺的保护伞……如果一个人的美德能够保证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幸福，那么他现在必定是幸福的。”由于不想在服丧期打扰玛莎的心情，汉密尔顿等了将近一个月才给玛莎·华盛顿写信：“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所失去的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也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您那锥心刺骨的痛楚。”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去世感到无比悲伤，也让他变得更加忧郁。 举国上下向这位开国领袖表示哀悼，党派纷争也暂时平息。1799年12月26日，心情抑郁的汉密尔顿随同政府要员、步兵和骑兵，将华盛顿生前乘骑的白马从国会大厦护送到德意志路德教堂。在教堂里，弗吉尼亚的亨利·李称赞华盛顿是“战争第一人，和平第一人，国民心中的第一人”。在随后几个月里，汉密尔顿军队里的将士一直佩戴黑纱臂带进行悼念。尽管副总统杰斐逊坐在蒙上黑纱的椅子上主持参议院，考虑到他一直对华盛顿心存芥蒂，人们拒绝他参加追悼会。众人对已故前总统的颂扬令亚当斯妒火中烧，他后来指责联邦党人“在军事、政治、宗教和道德方面，把华盛顿奉为他们的教皇，把一切都归功于他，由此给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 亚当斯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联邦党人太依赖华盛顿，期望他能结束党争，这使得他们在华盛顿死后尤其是在总统大选在即的时候非常脆弱。汉密尔顿周围的许多高层联邦党人想放弃亚当斯，华盛顿去世之前，古维内尔·莫里斯草拟了一封给他的信，请求他再次竞选总统。汉密尔顿深知，华盛顿的离去将摧毁原本就不牢固的联邦党阵线，“这位伟人的辞世给我们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大好局面顿时失去控制”。追随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面临两难的窘境：要么默认现行政府的恶政，要么冒险让党内出现分裂。 华盛顿的去世使得军队总司令的位置出现空缺。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资格执掌帅印。“如果总统拒绝任命汉密尔顿，”菲利普·斯凯勒说，“人们会怀疑此举是否慎重和得体……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汉密尔顿得到任命。”汉密尔顿为了组建一支由6个骑兵连和12个步兵团组成的新部队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并且个人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在任命汉密尔顿为军队的二号人物之后，亚当斯后悔万分，他并不准备把最高职位给汉密尔顿，这个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而汉密尔顿接替华盛顿成为辛辛那提协会的主席。 汉密尔顿已经没有时间实现他的军事抱负。1800年2月，国会终止了征兵工作，意味着不再需要他去筹建新军。在同一个月，美国获悉拿破仑·波拿巴在去年11月废除法国五人执政内阁，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官。然而，汉密尔顿预言的应验却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拿破仑的政变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因此，联邦党人没有必要针对这个原本推行雅各宾主义的国家的潜在入侵进行军事准备。看到筹建新军的梦想烟消云散，汉密尔顿告诉一位朋友：“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职业不能给人以激励；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根据现行计划，我目前在军队的身份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汉密尔顿依然不能从他对美国军队的憧憬中走出来。在活跃思维的驱使下，他起草了一个有关创办军事学院的提案，内容涉及对陆海军将士和陆军工程兵的培养。他还对陆军训练手册进行了修订，具体到正确的行军速度：“齐步走”每分钟75步，“跑步”每分钟120步，但汉密尔顿这样做只能是徒然耗费时间。5月中旬，国会授权总统解散大部分新军的建制，亚当斯急不可耐地采取了行动。这时的亚当斯认为汉密尔顿的部队是一个可憎的事物，他后来回忆，新军“一点也不受欢迎，就好像它是一只松了绑的凶残野兽，趴在国家身上贪婪地汲取国家的营养”。亚当斯冷冷地嘲讽说，倘若让汉密尔顿这个危险人物执掌军权，即使解散了这支新军，他还会再拉一支人马。 汉密尔顿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深处却因这支命运多舛的军队而备受煎熬。他告诉艾丽萨，他不得不玩“强颜欢笑的游戏，但是……这是一个虚伪的游戏。在我灵魂最深处充满了绝望”。他不习惯失败，在这里他把一年半的时间耗在一支半途而废的部队上。1800年5月22日，汉密尔顿从他在斯科奇平原的营帐中走出来，最后一次视察这支即将在6月中旬解散的军队。阿比盖尔·亚当斯当时也在场，尽管她不喜欢汉密尔顿，但这支军队却让她印象深刻。她告诉自己的姐妹，“他们对军官以及他们自己都有着无上的敬意”。7月初，汉密尔顿关闭了设在纽约的司令部，通知国防部长他卸任了，正式终止了他的军事服务。这个沉重且让人灰心的故事结束了，但有一点还没有结束：他对总统满腔的愤怒还没有发泄出来，因为他认为总统应该对这个不光彩的结果负责。 第三十五章 怒火中烧 即使在履行新部队监察长职责的同时，汉密尔顿仍会抽空料理一些案件。刑事案件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他比较喜欢内容涉及宪法问题的民事案件或者能产生丰厚律师费的商业案件。在偶尔承接的刑事案件中，他通常会为劣势方免费提供律师服务，这再次说明，历史上把汉密尔顿描述成一个骄狂的势利之徒是不正确的。1800年春天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名叫利维·威克斯（Levi Weeks）的年轻木匠被错误地指控谋杀。如同在战后一些涉及亲英派案件中的表现一样，汉密尔顿无法接受公众要求，对当事人实施残酷报复。 在纽约的犯罪记录中，利维·威克斯一案经常被称作“曼哈顿水井惨案（Manhattan Well Tragedy）”，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在这起案件中再次相遇。乍一看，案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纯洁少女被流氓男友无情抛弃的老故事。1799年12月22日那个下雪的夜晚，22岁的古里尔马·桑兹（Gulielma Sands）离开了她在格林威治大街的住所。她寄居在亲戚家，房东是贵格会中令人尊敬的凯瑟琳和伊莱亚斯·林夫妇（Catherine and Elias Ring）。人们相信她跟她的男友利维·威克斯私奔了，威克斯也是这栋房子的租客之一，并且有人看到她离开前与他在谈话。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威克斯独自一人回到了伊莱亚斯·林的家，询问桑兹是否已上床睡觉，却惊讶地发现她压根儿就没回来。1月2日，人们在曼哈顿公司所属的一口水井内发现了桑兹的尸体，死者衣衫完好。或许是因为他创办了这家公司，因此亚伦·伯尔和汉密尔顿还有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为利维·威克斯辩护，否认谋杀指控。 古里尔马·桑兹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尸斑，脸部和胸部瘀伤严重。公众被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震惊了，街头小报猜测她已经怀孕才被威克斯谋杀的。伊莱亚斯·林和凯瑟琳夫妇对这一猜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莱亚斯回忆说，桑兹失踪的那个晚上，威克斯回家时，“看起来面如死灰，浑身上下就像一个簧片那样不停抖动”。林夫妇甚至在其经营的家庭旅馆举办了令人感到恐怖的展览。他们将棺材中桑兹的尸体展示了三天，然后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搁了一天，以满足人们残忍的好奇心，让他们自己判断她是否怀孕（验尸陪审团说她没有怀孕）。声讨利维·威克斯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据一名当地人的日记记载“人们几乎不谈论别的事情，只有曼哈顿公司水井里有一个可怕的幽灵的流言在满天飞舞”。对威克斯的诉讼带着浓重的女巫般的复仇情绪。起诉书中说道：“在他的眼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却被魔鬼的怂恿所驱使和诱惑”，威克斯在谋杀之前“毒打并辱骂了”桑兹，然后将她推进了水井里。 人民诉利维·威克斯（The People v. Levi Weeks）一案3月31日在华尔街上旧的市政大厦，也就是华盛顿第一次就职演说时的联邦大厦里开庭。参加的群众人山人海，治安官不得不将“无聊的看客驱逐出法庭”。利维·威克斯能够听到群众在外面要他以血还血的高呼声：“处死他！处死他！”该案在汉密尔顿的律师职业生涯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当时作为法庭书记员，也就是后来担任《纽约晚间邮报》（New-York Evening Post）主编的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速记稿，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尽管科尔曼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由哪位辩护律师发言，我们仍可以有根据地做出一些猜测。比如，以华丽的风格开始辩护的那名滔滔不绝的律师，让人更多想到是汉密尔顿，而不是平时说话较为简洁朴实的伯尔。 我知道，有一股前所未有的势力图谋摧毁被告的名誉，意欲不经庄严公正的审判就将其作为宗教迫害的祭品……我们已经见证了为激发群众热情并将公众愤怒的矛头指向被告人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为什么尸体要以一种最无耻最令人震惊的方式在大街上展示几天呢？通过这种方式，先生们，舆论开始不利于被告，这位年轻人早在当庭审判之前就受到了众人的谴责。 利维·威克斯竟然能够聚集一个由3位纽约著名大律师组成的团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经历了曼哈顿公司骗局之后，汉密尔顿恐怕不会对伯尔有多少好感。他接手辩护工作可能是出于他与利维的兄弟埃兹拉·威克斯（Ezra Weeks）的友谊，他曾雇用埃兹拉在纽约市北部为自己修建一幢周末度假住宅。汉密尔顿会与伯尔合作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审判是在将会对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选举的前夕进行的，3名律师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想错过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刑事案件中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审判速度之慢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55名证人花了3天的时间出庭作证，庭审每天都持续到深夜。精力充沛的辩护团队为利维·威克斯构建了可靠的不在场证据，声称他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与埃兹拉在一起吃饭。在用餐期间，汉密尔顿新宅的建筑设计师小约翰·B.麦库姆（John B.McComb, Jr.）也来了。他们看到利维精神很好，很快乐，把丰盛的食物一扫而光。根据医学专家的说法，辩护人也得出了对他们有利的意见：古里尔马·桑兹尸体上的瘀青很可能是由于浸泡或者由于尸体解剖本身所致，因此死者也有可能是自杀。（验尸官的报告已经断定，死因是溺水而非殴打。）辩护律师也对伊莱亚斯·林夫妇的证言表示质疑，他们证实男主人伊莱亚斯·林可能已经与古里尔马·桑兹私通，另外，桑兹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天真少女，她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林家的形象由一个被破坏了的上流社会成员云集之所，变成了一个类似暗娼流莺聚合的地方。 随着审判的进展，辩护人对理查德·克劳奇（Richard Croucher）提出了怀疑。他是一个品行值得怀疑的女装商人，他一直极力煽动民众对利维·威克斯的怨恨。克劳奇一年前从英国来到纽约市，也是乌烟瘴气的林宅中另一个声名狼藉的房客。他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之一，似乎在迫不及待地传播利维·威克斯和古里尔马·桑兹之间的暧昧故事。在辩护律师的质问下，他承认曾与威克斯发生争吵，从而引发人们对其证词可靠性的质疑。 庭审中的一段插曲后来成为流传于汉密尔顿崇拜者当中的一段传奇。当克劳奇出庭做证时，汉密尔顿在对方脸庞的两侧放置蜡烛，让他显得面目狰狞。据说，为了威吓克劳奇认罪，汉密尔顿言之凿凿，“陪审团将留意他面部的每一块肌肉和游移不定的眼神。我恳请你们从这个人的外貌看透他的内心”。然而，亚伦·伯尔后来声称是自己从辩护席上抓起烛台，拿着它走向克劳奇，戏剧般地宣布“仔细看看杀人犯吧，先生们！”心虚的克劳奇魂飞魄散，惊恐地逃离了法庭。我们通过科尔曼的速记稿可以看到，这个著名的时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一名证人证实了克劳奇令人生厌的性格，随后，“被告的一名辩护律师托着烛台靠近站在人群中的克劳奇的脸，询问证人说的是否为站在人群中的这个人。证人回答‘是’”。汉密尔顿或者伯尔很可能快速地把蜡烛放到克劳奇前面，在烛光因晃动而产生的摇曳中，克劳奇看起来因为心虚而退缩了一下，但他从未承认犯罪。克劳奇的嫌疑在三个月后被增强：他在藏污纳垢的林家住宅中强奸一名13岁女孩，被人当场抓获。 案件拖到1800年4月2日凌晨一点半时终于结束了。被告连续受审44个小时，身心俱疲。汉密尔顿提到，在座者似乎都已“累倒”，因此他放弃结案陈词的权利，只是说“相信人们会根据事实做出公断”。汉密尔顿很自信，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繁冗的解释”了。他和他的同伴们让人信服地证明了利维·威克斯的确不在命案现场，这一点无懈可击。负面证词或者不值一提，或者不足为惧，并且被告也不存在残忍杀害未婚妻的作案动机。陪审团对此表示认同。威廉·科尔曼在速记稿的末尾写的是：“陪审团休庭商议，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做出裁决：无罪释放。”这份裁决宣告了辩护律师的胜利，却让林夫妇颜面扫地。汉密尔顿大步走出法庭时，凯瑟琳·林挥舞着拳头咆哮：“如果你今后能善终，我将认为上天也缺失正义。” 当汉密尔顿和伯尔在华尔街法庭慷慨陈词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为选举州立法机关而在4月底进行的地方选举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纽约政治：它可能会决定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由于约翰·亚当斯牢牢地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而托马斯·杰斐逊同样在南方也是如此，因此选举的关键就在靠近大西洋的中部州的选票，尤其是有12张选票的纽约。根据宪法规定，各州有权决定如何选出本州的总统选举人，纽约州的方法是由州参众两院联合投票。联邦党人在两院中均占大多数，然而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共和党和联邦党却平分秋色。从某种程度上讲，纽约市的投票结果会影响到州立法机关席位的平衡，进而影响纽约州的选举人名单，最后影响到总统选举。 杰斐逊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3月初对麦迪逊说：“如果纽约市的选举结果偏向共和党人”，则全国大选的最终获胜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在汉密尔顿身边的联邦党人也认为，4月的选举给了他们一个阻止亚当斯连任的重要一步，希望能够找一位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联邦党候选人。罗伯特·特鲁普在给鲁弗斯·金的信中说：“这次选举将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亚当斯先生旧日的盟友中弥漫着嫌弃他的情绪。” 纽约市选举的重要性为善于钻营的投机政客亚伦·伯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知道共和党人希望从北方地区选出一位副总统候选人，以求在地域上平衡全国的投票。如果他能让纽约投入到共和党的阵营，他可能就会成功地利用这一功绩，要求一个仅次于杰斐逊的职位。伯尔知道，在美国当时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北方的一个叛逆者如果与南方的共和党势力联手，可能会成为扭转乾坤力量。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心中一直担心的梦魇：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共和党势力在选举中达成某种交易。 在那年春天纽约市的选举中，汉密尔顿和伯尔不顾身份，亲自投身到下曼哈顿选区的政治洪流中。4月15日，汉密尔顿与他的联邦党盟友在唐提咖啡馆聚会，大致确定了竞选州众议员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大多是非典型的纽约市民代表，包括一名陶工、一名瓦匠、一名船具商、一名杂货商及两名书商。这可能是想战胜共和党的迂回战略，也可能是反映了许多富有的联邦党人不愿意付出时间去做收入微薄的州立法者，尤其是现在的纽约州首府还搬到了奥尔巴尼。伯尔则以他惯用的以静制动策略，耐心地等待汉密尔顿先披露名单。当伯尔看到一张写满联邦党候选人名字的纸片时，他“非常认真地通读了一下，接着把它折好放进口袋，最后说‘我会让他彻底完蛋的’”，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道。 伯尔的候选人个个老谋深算，地位显赫。他劝说离任的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克林顿复出，还把曾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哈罗修·盖茨也列了进去，伯尔最近的律师合伙人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亦在邀请之列。伯尔深谙政治结盟艺术，可谓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与克林顿家族及利文斯顿家族都达成协议，缔结了强大的统一战线。看见这份耀眼的名单，汉密尔顿以为伯尔不过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因为这些人根本无意在州议会任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共和党的总统选举人如何产生。 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不同，伯尔深谙选举大战的窍门，并乐于采用为别人所不齿的拉票伎俩。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即便热衷于选举，也绝不愿承认参加选举是因为它能给自己带来“乐趣、荣誉和利益”。然而，伯尔在那年春天组织的竞选活动中用尽各种技巧和手段，其中很多方法甚至沿用至今。选举中的一条规则令联邦党人占据了优势，即合格选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不动产。为了绕过这道障碍，伯尔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让居民们把不动产集中起来，然后声称他们的共同财产符合让他们投票的条件。为了得到德语区的选票，他还专门派出了精通德语的说客。在一个竞选可随意为之的时代，伯尔能让年轻的追随者在选战中表现出与自己一样的热情。他们列出了纽约市的投票者，并用了很长的篇幅列举其政治倾向、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愿意参加志愿活动等。伯尔派选战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筹集竞选资金，传授他们应对不同的潜在捐款者的技巧。“不要问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他会说，“如果我们开口要钱，他会很生气，拒绝为我们工作……把这个人的预期捐款额度增加一倍。如果能让他免于出力，他肯定愿意慷慨解囊。”尽管拥有贵族血统，伯尔却是一个乐于推销自己并精确估计目标的人。他在几个时政问题上捕捉到获胜的机会，于是公开抨击《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以及被用来支持汉密尔顿军队建设的不受欢迎的赋税。“伯尔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意志，勤勉果断远远超过了他的同辈。”海军准将詹姆斯·尼科尔森对艾伯特·加勒廷如是说。 那年4月，外出散步的纽约人常常会看到汉密尔顿或亚伦·伯尔在街头对着人群发表演说，有时在同一地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人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但在争取选民支持时却各不相让。共和党报纸恐怕很难相信汉密尔顿的工作其实并不顺利，他们只看见他像将军召集士兵去参加战斗那样呼吁支持者：“汉密尔顿不知疲倦地向吃惊的人群发表演说。每天都看到他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赶路。有时，他对一个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促膝长谈，给予其勇气；有时，他又和一群人笑逐颜开……他大谈百折不挠的意志，大谈美德！”看到身为贵族的伯尔屈尊俯就，深入曼哈顿的大街小巷拉票，联邦党媒体表现出同样的惊讶：“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否应该以这种低姿态走上街头拉拢每一位选民呢？”伯尔家的大门对竞选团队完全敞开，不仅提供茶点，还在地板上摆放了一些卧具，供工作人员休息。一位纽约商人在日记中记录到道：“伯尔上校将他的家敞开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种委员会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在他家开会。” 在三天的投票期内，伯尔继续展现出活力。为了防止联邦党人耍花招，他在各个投票站安排人专门把守，每个投票站都有人10小时不间断地值班。一名地方的国会议员告诉詹姆斯·门罗：“伯尔主持得很周全，他工作投入，连续24小时奔波在市内各个投票点，不分昼夜。”为了确保选票数，他专门安排马车接送共和党的支持者到现场投票。在这3天内，汉密尔顿也同样刻苦。他骑着马奔走呼号，发动支持者，完全无视共和党地盘上的一些反对者对他高喊“坏蛋！恶棍！” 1800年5月1日午夜，当地政界获悉，这场激烈的选战终于有了结果：共和党人在纽约市大获全胜，把汉密尔顿控制下的联邦党地盘变成了共和党的堡垒。这预示着美国政治将发生逆转，因为杰斐逊有望得到纽约州的12张选举人票，而1796年他却未能从这里拿走一张选票。最终以仅仅三票的差距输给了亚当斯，这一变化真是令人意外。伯尔为他的胜利深感自豪，的确他也有理由自豪。他向一名情绪低落的联邦党人说：“我们通过更为优秀的管理击败了你们。”西奥多·罗斯福评价说，一位“注重政治细节且手法娴熟的政客，击败了具有政治家风范的汉密尔顿，虽然后者也毫不犹豫地放低姿态，投身于谦卑的政治选举活动之中”。 5月4日，选举失利的汉密尔顿和联邦党同任举行了一次党内核心会议，会场内混入了共和党媒体人。《黎明报》报道说：“失落的与会者神情萧索，甚至有些绝望。”一想到杰斐逊可能成为总统，他们手足无措。在汉密尔顿的倡议下，他们决定恳请州长杰伊召开州议会，出台推选总统选举人的新规定。他们试图以各地区公投的方式来产生总统选举人。在对这一建议进行激烈讨论时，《黎明报》指出，“当有人说这可能会导致一场内战时……在场的一个人竟然说导致内战也比杰斐逊当总统好”。 汉密尔顿的这项提议可能是他官场生涯中最专断、最不民主的一次行动。一年以前，伯尔曾带头向州议会提出修改现行的推选总统选举人办法：不是由州议会推选，而是由各地区民选。被联邦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把这份提案否决了，但现在汉密尔顿又痛苦地重拾了这种想法。5月7日，汉密尔顿告诫杰伊，最近的选举将很有可能让“宗教上是信仰无神论，政治上是激进狂热”的杰斐逊就任总统之职。他将共和党形容为一个具有危险因素的混合物，其中一些人支持“通过剥离政府的一些权力推翻政府，还有一些人希望效仿拿破仑进行一场革命”。汉密尔顿承认共和党人必定会全体反对他的提议，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一时代，过于谨慎就会一事无成。严格遵守规则，就很容易牺牲社会的本质利益”。很难想象这些话竟出自一位把毕生奉献给法律事业的人。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涯由此沾上无法抹去的污点：“事实上，这个建议无异于以法律的名义进行欺诈，将会置该州绝大多数投票人的意志于不顾。”汉密尔顿似乎没有意识到，请杰伊用逾越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法治是自相矛盾的。作为一名具有严格操守的政治家，杰伊被汉密尔顿的信吓得目瞪口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从未予以回应。在信纸的背面，他不以为然地写道：“为某个政党的目的提出一项议案，不是我的作风。”杰伊的沉默是对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批评。 汉密尔顿如何评价自己这个不光彩的提议呢？他认为杰斐逊对宪法缺乏热情，一旦当选总统，可能会解散联邦政府，把美国带回《邦联条例》的混乱时代。汉密尔顿这样想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让人感觉他似乎想废除宪法或对宪法做出重大调整。“正确的宪法理论是这样的，”杰斐逊对吉迪恩·格兰尔（Gideon Granger）说，“我们宪法的真谛就在于各州平时互相独立、自成体系，战时又结成一个整体。”如果这套理论付诸实施，汉密尔顿殚精竭虑建立的一系列联邦体系都要被取消。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汉密尔顿应该知道杰斐逊是在夸大其词。一个狡猾务实的政客往往隐藏在狂热的言论之下。 伯尔感到他所觊觎的奖赏似乎近在咫尺：共和党副总统提名。由于在纽约州议员选举中战绩辉煌，共和党人在费城召开核心会议，认为副总统候选人应从纽约州产生。尽管也曾考虑过乔治·克林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但毕竟是伯尔一手策划了这场胜利，大多数人认为他才是不贰人选。杰斐逊和伯尔暂时消除了芥蒂。伯尔还记得在上一次总统选战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全力支持自己，但最终只给了他一些不痛不痒的支持。杰斐逊后来承认，他在1800年曾利用伯尔来成就自己的梦想。他在书中写道：“伯尔上校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很快就对他的种种行为感到鄙夷，并习惯性地提醒麦迪逊先生不要过于信任他。”伯尔在纽约州选举中的出色表现为自己赢得了候选人位置。杰斐逊说：“我提名他担任更高级的职位，主要是尊重他在纽约州选举中为共和党立下的汗马功劳。”事实上，杰斐逊对伯尔缺乏敬重，更谈不上欣赏。如果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合作关系将维持下去。仅此而已。 汉密尔顿相信，联邦党1800年春天在纽约市的失败让约翰·亚当斯对他的连任前景感到如此担忧，促使他下定决心清除内阁中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以迎合更多的共和党选举人。在5月3日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杰斐逊看出纽约的选举结果已经对亚当斯造成沉重打击。杰斐逊称：“他的情绪明显受到影响。他走过来对我说：‘好吧，我知道你会在这场竞选中胜过我。我只能说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效忠于你。’” 约翰·亚当斯后来声称，1800年5月，他幡然悔悟，认识到汉密尔顿不怀好意地控制了他的内阁。实际上，这个想法早就埋在他的心底，关于内阁分裂的传闻在前一年夏天已经传开了。当华盛顿试图终止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媒体大战时，他采用的是命令的方式。与华盛顿的做法迥异，亚当斯满腹牢骚，气急败坏，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亚当斯是一个专于内心的人，好像不太合群，”约翰·弗林写道，“而华盛顿则是一个精力旺盛、雷厉风行的商人和农场主，他用在读书上的时间相对较少，喜欢用行动说话。”华盛顿在部下心目中有威信，熟知部下的秉性，这些都是亚当斯难以企及的。 亚当斯越来越频繁地公开指责皮克林和麦克亨利是英国人的棋子，蓄意反对自己与法国议和的计划。财政部长沃科特在1799年12月告诉他的一个同事，亚当斯总统“认为皮克林上校、麦克亨利和我自己是他的敌人，他对汉密尔顿将军也非常不满。他认为在美利坚合众国内存在着一个英国党”。亚当斯显然会忘记自己说过这些诋毁之词。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George Cabot）告诉沃科特，“总统否认他曾经称我们为‘英国党’，他记不起自己有说话如此放纵的时候，认为他是被误解了或者别人的转述有误”。众议院发言人塞奇威克也曾对汉密尔顿说过类似的事，证明总统贬低他的联邦党同仁：“他经常指责那些他上任之初信任的人是英国党。”塞奇威克说，亚当斯经常大声呵斥他的内阁，警告他们“别想控制他”，怀疑“这个以汉密尔顿为首的派系……试图让美国陷入对法战争，并与大不列颠建立更亲近的关系”。费舍尔·埃姆斯说，亚当斯独断专行，就像是“中了邪”。 亚当斯脾气暴躁，容易动怒，这并非汉密尔顿的一面之词。除汉密尔顿之外，还有许多人见识过他的心浮气躁、肆意宣泄，甚至是暴跳如雷。特拉华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A.贝阿德（James A. Bayard）告诉汉密尔顿说，亚当斯这个人“很容易情绪爆发，这让他完全不能理性思考问题。这是我亲眼所见。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支持者的利益，还是国家的利益，皆被他抛之脑后”。共和党内部也流传着亚当斯性情暴烈的说法。杰斐逊回忆说，亚当斯曾满口脏话地对内阁成员大声咆哮，气急败坏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甚至“把他的假发扯下来摔到地板上，狠狠地跺上几脚”。杰斐逊的盲目追随者詹姆斯·卡伦德在一系列文章中攻击亚当斯，后来被搜集整理为一本书叫《我们的前景》（The Prospect Before Us）。他指出：“亚当斯先生的理政方式就是一场从未停歇的狂风暴雨。无论他开口还是动笔，皆是威胁和咒骂。”卡伦德因自己这番指责性的发言而入狱9个月。他得到杰斐逊的暗中支持，但直到卡伦德将杰斐逊写给他的信件公之于众之前，杰斐逊一直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 许多作为汉密尔顿左膀右臂的联邦党高层更倾向于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竞选总统。平克尼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律师，来自商人势力强大的南卡罗来纳州。独立战争时期，平克尼升任准将，后来又参加过制宪会议。考虑到他在XYZ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新部队中作为汉密尔顿的高层同僚，平克尼的候选人资格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由于抛弃现任总统有一定难度，联邦党人计划推选平克尼出任副总统。联邦党众议员在费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平等地支持亚当斯和平克尼，从而让我们摆脱杰斐逊的魔掌”。但是如果平克尼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得到的票数比亚当斯高，他可能在联邦党人的支持下轻松成为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亚当斯认为，平克尼的高涨人气，是汉密尔顿一手策划的阴谋，意图是用更听话的人来替代自己。汉密尔顿则认为亚当斯不可靠，而平克尼的性格脾气更适合总统一职。他支持平克尼是一个有风险的战略，因为亚当斯是一名在任的总统，而且美国人民呼吁查尔斯·平克尼当总统的声音不可能太高。 显然，亚当斯准备清洗内阁，并非因为他刚刚意识到汉密尔顿控制了内阁，而是他猛然醒悟到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劣势，正如纽约州选举所证明的那样。几乎没有人责怪亚当斯清理内阁中的庸人和不忠诚的人，他早就该解雇他们了。但是，他整肃内阁的手段过于专横，无异于一场政治屠杀，由此加深了联邦党高层的裂痕，再次证实了汉密尔顿对其不得体行为的怀疑。 内阁清洗始于5月5日，亚当斯将蒙在鼓里的詹姆斯·麦克亨利从晚宴上匆匆召回。爱尔兰出生的麦克亨利不太适合国防部长的职位。他是个敏感、温和的人，喜欢诗歌，说话的声调总是抑扬顿挫。作为内阁成员之一，他也对总统喜怒无常的脾气和难以捉摸的决定感到困惑。他曾说，亚当斯的“高兴、幽默、机智、友善、冷酷、醉酒、清醒、生气、平和、呆板、猜忌、警惕、自信、内向、开放，总是用在错误的场合或者针对错误的人”。 亚当斯召回麦克亨利，假意与他讨论国防部的一些事情。就在麦克亨利要离开的时候，亚当斯突然对纽约市选举结果表示愤慨，指责麦克亨利密谋反对他。尽管毫无证据，亚当斯却指责汉密尔顿故意让联邦党人在纽约州议员选举中失利。目瞪口呆的麦克亨利说：“我从未听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做过这些事情，我相信这不是事实。”对此，亚当斯回答说：“先生，我知道真相，我希望你想一下，然后去告诉汉密尔顿。”接着，亚当斯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 汉密尔顿是个阴谋家，是全世界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一个无赖，并且跟加勒廷一样都是外国人。杰斐逊先生和他相比更像个男人，也比较明智。我相信如果担任总统的话，杰斐逊先生会做得更加得体。我知道这一点，我宁愿在他的手下当副总统，甚至一个常驻海牙的公使，也不愿让汉密尔顿之流就任总统……你就是汉密尔顿派来的走狗。他控制华盛顿，如果有可能，还将继续控制下去。华盛顿硬塞给我3个图谋控制我的部长，但我不会乖乖就范。 他继续喋喋不休。论及汉密尔顿去年秋天在特伦顿市的现身，他责怪麦克亨利没有事先提醒自己。他指责麦克亨利对国防部管理不善，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最后他说：“先生，您不能再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 麦克亨利如木雕泥塑一般，与其说是因为被突然解职，还不如说是因为亚当斯那些“无礼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语”。他告诉他的外甥，总统“说话的态度像是在劝对方相信自己是个精神病人”。麦克亨利刚刚在即将成为政府驻地的华盛顿特区购买了豪宅，离职对他而言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 亚当斯后来对“伤害了麦克亨利的感情”表达了歉意，但是汉密尔顿知道麦克亨利不是唯一一个领教过总统发火的人。他写道：“大部分部长和国会两院的一些杰出议员都曾遭受过总统呵斥和羞辱”。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麦克亨利一直未能忘记他的伤痛。后来，在看到亚当斯为他自己的那一届政府辩护时，他跟皮克林说，“他仍然自诩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依我看，亚当斯会带着他的虚荣、愚蠢以及那些我们看到却不为公众所知的缺点踏进坟墓”。 在驱逐麦克亨利后五天，亚当斯写信给蒂莫西·皮克林，试图让国务卿主动提出辞呈。没想到，这位昔日的大陆军军官，哈佛毕业的高才生性格非常固执，不听从任何摆布，即便对汉密尔顿也是如此。汉密尔顿承认他的“性格有点偏激和固执”。他一直坚定地支持《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并强烈反对派代表前往巴黎议和。阿比盖尔·亚当斯把皮克林描述为一个“脾气不好报复心极强的人”；亚当斯则认为他心怀鬼胎，冷酷无情，“脸上总是戴着一副面具，有时是丝质的，有时是铁打的，有时是铜制的”。亚当斯认为，皮克林一直是汉密尔顿在其内阁中的主要心腹，是一个极其可恶的家伙。作为一个废奴主义者，皮克林崇拜汉密尔顿，甚至想为他写一本授权传记。亚当斯指出：“皮克林先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海关税收员，但他还不具备担任国务卿的资格。他把汉密尔顿视为偶像，无法不偏不倚地判断美国总统的意见和感受。”当皮克林得知亚当斯的这番评论时，他决定不让亚当斯如愿以偿，因而拒绝主动辞职。亚当斯开除了他，并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无私、最慎重、最高尚的举动”。 与亚当斯近距离接触三年之后，从皮克林口中流传出诸多关于总统辱骂汉密尔顿的故事。“有一次，当有人向亚当斯（总统恨他）提到汉密尔顿上校的名字时，亚当斯说：‘从他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记得了这个年轻的浑蛋。’”亚当斯向皮克林抱怨说，之所以同意汉密尔顿担任监察长，因为参议院把“汉密尔顿塞到了我喉咙中”。皮克林则认为，是亚当斯害怕汉密尔顿，是因为对手比他聪明能干。他说，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憎恨已经到达了内心最深处，因此就连提一下汉密尔顿的名字“似乎都足以掀起隐藏在内心的怨恨。关于汉密尔顿好色的传言，也许正是出自亚当斯之口”。 亚当斯接连罢免了两位汉密尔顿的亲信，令共和党人欣喜若狂，却让联邦党人摸不着头脑。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皮克林认为，亚当斯愚蠢地先后驱逐两位要员，是因为他和共和党对手达成某种协议。“如果他与法国议和，并把我和麦克亨利革职，他们就支持他连任总统。”联邦党的一些媒体附和这种观点。特伦顿市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写道，亚当斯这样做是因为与“杰斐逊先生达成了政治协议，是一项最神秘、最重要的协议”。 罢免内阁要员的风波还没有平息，亚当斯又将新军遣散，这种行为暴露出他对汉密尔顿的报复心理和其心胸的狭隘。汉密尔顿说：“这个人比我以前想象得还要疯狂，我不得不说一些类似他疯了之类恶毒的话”。除了感觉自尊心受伤以及壮志难酬，汉密尔顿还认为亚当斯在玩弄权谋。他更欣赏一个诚实的对手，而非虚伪的盟友。汉密尔顿告诉西奥多·塞奇威克，“我将不再对亚当斯负责，即使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杰斐逊当选。如果我们必须对政府的首脑心怀敌意的话，就让他是一个我们能够反对且我们不对其负责的人吧”。汉密尔顿天生不会妥协。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准备毁掉联邦党而让杰斐逊成为总统，也不愿意与约翰·亚当斯和平共处。 亚当斯直接针对汉密尔顿进行的一系列人身攻击，让本已混乱不堪的局势雪上加霜。6月2日，麦克亨利秘密致信汉密尔顿，添油加醋地描写了5月5日自己与亚当斯的冲突，声称总统指责汉密尔顿是外国出生的私生子。汉密尔顿像往常一样对其出身极为敏感，尤其是听到波士顿一家共和党报纸说：“他出生于英属小岛，有一个令人生疑的父亲。这些因素将让他永远无法登上总统的宝座。”汉密尔顿必定对亚当斯的这些话火冒三丈，他立刻给战友威廉·杰克逊写信：“从没有人像我这样受到如此不公平的迫害，作为公众人物，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最恶毒的攻击，我的出身也成为羞辱我的话题。”接着，他主动提到自己的父母，说父亲长期经商失利，母亲曾嫁给约翰·迈克尔·拉维因，后来离异。他撒下了一个心酸的谎言，说他的父母结婚了，但是由于他母亲先前离婚时的一些条件限制而不被法律所接受。随后，这个满心伤痛的人自豪地补充：“事实上，要论家庭出身，我比大多数利用先祖来标榜自己的人更有优势。” 汉密尔顿没有把这封信寄给杰克逊，而是与厄姆斯·麦克亨利分享了其中的内容。麦克亨利聪明地给他提出建议： 我真诚地相信，您的朋友都认为那些围绕您出身的话题不过是捕风捉影，另有企图。我们不会因为敌人对您的攻击而减少对您的关心和尊敬。我想，最谨慎、最宽容的做法是让您的传记作者或知道真相的朋友来解释这件事。 一个像汉密尔顿这般拥有崇高地位的人，不得不在事业的这个阶段为自己的出身辩护，可以想象，听到亚当斯不停地挖苦自己的家庭和身世，汉密尔顿的内心有多么痛苦。 麦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职后，汉密尔顿开始更大胆地实施驱逐亚当斯的计划。大多数联邦党人不愿公开反对亚当斯，但有些人乐意在某些地方让他失去一两张选票，从而让他的竞选搭档查尔斯·平克尼获得更多优势。6月，借口向即将解散的军队告别，汉密尔顿在新英格兰逗留了3个星期，探查当地联邦党人的立场，事实上，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平克尼拉票。在马萨诸塞州的牛津市，汉密尔顿视察了一个步兵旅。波士顿的一家报纸报道，汉密尔顿“对部队纪律明确表示赞赏，对属下的进步深感高兴，对他们注意着装和礼仪表示欣慰”。这次视察令人回想起华盛顿告别大陆军的情景。在牛津挂满彩旗的长廊下，伴随着铿锵的军乐声，汉密尔顿设宴款待那些行将离别的军官。他举起酒杯向华盛顿致敬。然后侃侃而谈，发表了一篇“令在座者无不动容的演讲”。 共和党的《黎明报》紧盯汉密尔顿的举动，该报撰文称，汉密尔顿正跟“著名的贵族们”在一起旅行，当他们的马车在波士顿散架之后，这家报纸将这一偶然事件解释成“美国贵族政治垮台”的一个征兆。当他在波士顿受邀出席一个欢迎晚宴，当地的联邦党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他必定对受到如此款待得意扬扬。一家报纸评论：“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小镇举行的集会中，这一次是规格最高的，到场的都是城里的达官贵人。”汉密尔顿所到之处，听众的脑海中都会被召唤出法国式革命发生在美国的可怕景象。他甚至告诉一位听众，谁成为下一届总统并不重要，“如果他不是胜利之师的头领，他的脑袋待在肩膀上的时间不会超过4年”。这听起来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是，汉密尔顿确实相信，如果雅各宾派在美国掀起一场屠杀，噩梦将会成真。 在昆西度过了夏天和初秋，约翰·亚当斯夫妇清楚汉密尔顿此行的政治意图，我们不难理解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切齿之恨。费舍尔·埃姆斯说，亚当斯说自己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停”，他措辞“激烈，甚至破口大骂”。阿比盖尔把汉密尔顿贬为“小麻雀将军”，形容他的旅程“纯粹是一场竞选宣传活动，为了感受新英格兰数州的动向，让那些可能在其影响下给平克尼投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对阿比盖尔来说，汉密尔顿“粗鲁无礼，厚颜无耻”，是丈夫身边的一个政治暴发户。她说，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昨天还是一群乳臭未干、不成气候的小子，现在却试图推翻一位将身家性命置之脑后、克己奉公的可敬人物。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害群之马”。说这话的时候，她似乎忘了汉密尔顿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亚当斯夫妇咬定汉密尔顿党人是阴谋家，称他们是“埃塞克斯派”。这些“阴谋家”大多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县，包括费舍尔·埃姆斯、乔治·卡伯特、本杰明·古德休、斯蒂芬·希金森、约翰·洛厄尔（John Lowell）和蒂莫西·皮克林。 汉密尔顿此行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大获全胜。他宣称“第一流的人”支持平克尼，“第二流的人”支持亚当斯，但是他碰到的更多的是后者，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许多拥戴亚当斯的人直接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坚持推选平克尼的话，他们会把投给他的票收回来以确保亚当斯的胜利。与亚当斯反目成仇的汉密尔顿并不理会这些警告。虽然是一名无与伦比的行政家和高明的理论家，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却缺乏相应的天赋。 汉密尔顿不擅此道的一个最明显例证是游说罗得岛州州长亚瑟·芬纳（Arthur Fenner）。芬纳说，汉密尔顿在一群军官的前呼后拥之下来到他家，随后直奔总统选举的话题。汉密尔顿强调，只有平克尼才会赢得广泛的支持，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而亚当斯不可能再次当选。芬纳大发雷霆，“我当时质问他，亚当斯先生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应该把他排除在外”。芬纳支持前往法国议和，认为麦克亨利和皮克林是罪有应得。汉密尔顿指出：“亚当斯已经没有希望，平克尼和杰斐逊才是下一届的搭档。”多少年来，汉密尔顿一直将托马斯·杰斐逊视为魔鬼的化身，如今，他却宁可选择杰斐逊，也不愿选择亚当斯，这意味着对亚当斯的强烈憎恶已经让他失去了洞察力。 汉密尔顿漠视外界批评，加紧为平克尼拉票。朋友们警告说，他正在挑起一场危险的仇恨，但他置若罔闻。7月，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党议员小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 Jr.）访问罗得岛州，听到一些关于汉密尔顿的负面传闻。拉特利奇告诉汉密尔顿：“罗得岛州的许多居民都猜忌和怀疑您。他们认为您反对亚当斯先生是出于个人原因。如果当年您在华盛顿将军去世后被任命为新军队的总指挥，您肯定会继续坚定地拥护亚当斯先生。您努力让平克尼将军当选，因为他会遵循您的意愿来管理政府。”朋友劝汉密尔顿悬崖勒马，因为拉票活动的效果已经事与愿违，但他对这些忠告仍置之不理。他从新英格兰之旅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一心要去启迪那些“无知”的选民认识到亚当斯的劣迹。他的惯用方法只有一个：滔滔不绝地演讲，展示所有的细节。 第三十六章 准备战斗的情绪 在措辞严厉地撰写一份针对约翰·亚当斯的控诉书时，汉密尔顿做了一件形同政治自杀的错事，从而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正如当年的雷诺兹宣传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天生就具有强烈的自残倾向，能够不假思索地向悬崖迈进。18世纪90年代末的那段时间，最能显现出他的这些性格。古维内尔·莫里斯曾经评论说，汉密尔顿“一旦形成某个想法，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 汉密尔顿发现很难消除心中的仇恨。如果他不喜欢某个人，他会一直想着，最终会通过付之于文字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评论说：“他天性率直，一旦对公众人物或政策形成某种看法，他总是不吐不快，这种脾气有时会让他引火烧身。”即便是艾丽萨，在后来也承认她那受人崇拜的丈夫的性格“对于民主社会而言，或许过于直率和独立”。 在汉密尔顿担任监察长期间，他一直克制着压抑在心中的对亚当斯的怒火，但是到了1800年7月，他的部队被解散了，他在脱下军装后，开始随心所欲地抨击总统。他要报复此前遭受的所有冷落和诋毁，所有对自己私生子身份的羞辱。在麦克亨利和皮克林被解雇后，汉密尔顿不仅仅对他们表示同情，还鼓励他们保存能揭发总统的内部文件。“请允许我提个建议，”他对皮克林说，“你们应当保留这些文件的副本和摘录，从而能够向世人揭露杰斐逊和亚当斯的真面目。”皮克林赞成汉密尔顿的计划：“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必要无所顾忌地将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呈现在大家面前，也许我有能力提供一些事实。”由于怀疑亚当斯和杰斐逊达成了秘密的竞选协议，汉密尔顿告诉麦克亨利：“请尽可能提供你看到的他与杰斐逊先生联手的迹象。” 汉密尔顿最终与那些牢骚满腹的内阁成员合作，包括三人内阁小组中未被解职的小奥利弗·沃科特，能干但没有魄力的财政部长。即便亚当斯认为沃科特比麦克亨利和皮克林更忠诚，沃科特还是认为总统是一个火药桶。关于亚当斯，他告诉费舍尔·埃姆斯说：“我们知道他性如烈火，睚眦必报……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暴躁、自私。”沃科特反对亚当斯跟法国和平共处的提案，认为那是纯粹为了拉选票而设计的“外交游戏”。然而，沃科特有时也对汉密尔顿曝光亚当斯的想法不置可否，他认为“人们已经相信他们的总统是疯狂的”。最终沃科特确信亚当斯会垮台，于是告诉汉密尔顿，必须有人写点东西，“揭露那些将亚当斯塑造为一个高贵形象的人是多么愚蠢”。 在对亚当斯的长篇控诉中，汉密尔顿大量参考了麦克亨利、皮克林和小沃科特提供的资料。汉密尔顿知道，这三个人会被亚当斯指责为叛徒，然而，如果缺乏这些文件的支撑，他的宣传册就失去了可信度。在联邦党高层，关于亚当斯神经质的故事或许已是耳熟能详，但它们在圈外却鲜为人知。汉密尔顿还强调亚当斯无礼对待内阁成员，以免读者误以为他对亚当斯的指责仅仅是出于对解散军队的私人怨恨。亚当斯对前内阁成员的行为感到震惊，他的三名离职的阁员竟然出卖了他。“在汉密尔顿宣传册中，”他对一位朋友说，“有许多材料应该是只能由我和内阁成员传阅的”。在这些揭发文件中，亚当斯看见了“背叛和出卖”的影子。 8月初，汉密尔顿处于战斗的心境。7月12日，《黎明报》刊登了一篇指责他的文章，称这位“道德高尚、人品端方的财政部领导”在职时，成立了一个操控媒体和政府雇员的“阴谋集团”。汉密尔顿对这篇胡说八道的文章很生气，他告诉沃科特说他可能提起诽谤之诉：“你瞧，我现在有多么好斗。” 汉密尔顿的斗志有多强？这在1800年8月1日就已经很清楚了，听说亚当斯称他为“英国走狗”，汉密尔顿整个夏天都处于暴怒之中。他用盛气凌人的口吻给总统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 不断有人告诉我，您在不同场合宣称国内存在一个英国党，其中包括联邦党的很多领导者或有影响力的人物，您明确指出我是此派系的一员。阁下，我不得不指出，您不应该在未经验证的前提下，就做出可能会伤害别人的断言或暗讽。 汉密尔顿要求对方出示相关证据。正如亚当斯从以上措辞中所获知的那样，汉密尔顿向美国总统发起了一场荣誉之战。很多战斗都始于一方专横地要求另一方对某些谣言做出解释。由于对方语气傲慢，也可能是深知难以证实自己的指控，亚当斯没有回复。汉密尔顿料定亚当斯不会理睬自己。10月1日，他又给亚当斯发去了一封继续追问此事的短信，称那些不利于他的断言是“卑鄙、恶毒、导致别人痛苦的诽谤之语，甚至缺乏一个托词来掩饰操纵者的愚蠢和卑劣”。这些言辞用在一位总统身上绝对属于无礼，由此断绝了二人再有任何交往的可能性。 一旦付诸行动了，具有战斗精神的汉密尔顿就不会停下。猜到汉密尔顿即将发表公开信，联邦党骨干疑虑顿生。乔治·卡伯特告诉汉密尔顿，对亚当斯谨慎又不失温和的批评会让胜利的天平向平克尼倾斜，但要联邦党人废弃亚当斯只恐为时已晚。他担心汉密尔顿的过激行为会引起猜忌和纠纷。“尽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从揭示亚当斯的不当行为中获得一些利益，”卡伯特写道，“我仍认为您不应当把个人声誉押在这场斗争中。这会让对手得渔翁之利，并指责您是一名危险分子。”左右摇摆的沃科特也提醒汉密尔顿，他的信可能会引起联邦党人的分裂，但汉密尔顿并没有被吓住，还是义无反顾发出了他的信。 汉密尔顿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反对亚当斯的文字会弄得满城风雨。起初，他认为这只是一封会流转于新英格兰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党权势人物之间的私人信函，他希望那里的选举人能够帮助平克尼战胜亚当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黎明报》和其他图谋不轨的共和党报纸很快就获得了他的信，并节选刊登在报纸上。 他们是如何获得汉密尔顿的信件的呢？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是伯尔拿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有选择地向报刊提供了节录。事实上，披露玛丽亚·雷诺兹宣传册的那个约翰·贝克利很可能是向《黎明报》输送消息的渠道。共和党人知道，发表汉密尔顿的信件会加深联邦党内的分裂。贝克利幸灾乐祸地看着汉密尔顿的失误，并希望给他的前程致命一击。“他妄图篡夺华盛顿的军事指挥权，掩盖丑恶的罪行，他的生命必将在耻辱中终结。”贝克利对一位朋友这样说。亚当斯的外甥威廉·肖（William Shaw）证实，那封信函“立即被送给身在费城的前众议院书记员贝克利，他将其中的节录发表在《黎明报》上，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这件事”。 那些出现在《黎明报》和其他共和党报纸刊登的摘要迫使汉密尔顿改变计划，以宣传册的形式公开发表自己的信函。他更希望人们能阅读整篇文章，而不是敌人别有用心的节选。此外，汉密尔顿也把这些文字作为对亚当斯未回复质问的一种反击。因此，与惯用的匿名做法相反，汉密尔顿这次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份54页的宣传册在1800年10月24日发行，汉密尔顿当时正在奥尔巴尼的纽约最高法院参加一个案件的辩论。现在这些文字已经在全国人民中传播了，而不是局限在特定的范围。 在“雷诺兹宣传册”中，汉密尔顿暴露的仅仅是自己的有勇无谋；在亚当斯宣传册中，他却同时展现了自己的错误判断和亚当斯的反复无常。麦迪逊兴冲冲地致信杰斐逊：“我们欢庆吧，共和党人或许会大获全胜。”《黎明报》的主编威廉·杜安更是欢呼雀跃，“对相关党派而言，这一本宣传册的杀伤力就超过了美国所有报社员工的努力”。联邦党人对汉密尔顿的糊涂行为目瞪口呆。诺亚·韦伯斯特说，汉密尔顿的“野心、自负和傲慢”，让他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枭雄”的危险。对宣传册的咒骂声在几代人甚至在最崇拜汉密尔顿的人中间都余音不绝。亨利·卡伯特·洛奇将这封信诋毁为“一件冲动之下的荒唐事，在紧锣密鼓且前途未卜的总统竞选行将开始之前，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疯了”。 《汉密尔顿关于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公共行为与品性的信函》，是对亚当斯私人生活和总统职责的无礼审查。作者称，他曾欣赏亚当斯：“无数人崇敬亚当斯先生在革命初期的作为，我也不例外。”然而，18世纪8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国会任职期间，亚当斯的光环消失，因为后者“不幸”表现出“一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一种是极端的自负，一种是足以让任何人失色的嫉妒”。汉密尔顿把担任总统后的亚当斯描述为“一个是与非、才智与荒谬的复杂混合体”。尽管承认亚当斯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家，但同时批评了他在处理对法关系时出尔反尔的行为，叙述他怎样凌驾于内阁之上，以及对詹姆斯·麦克亨利“充满羞辱的非难与苛责”。 汉密尔顿不满足于列举亚当斯对政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开始倾倒个人宿怨。他抱怨说，总统在华盛顿去世之后不任命他为总司令，并引证说：“亚当斯先生肆无忌惮地对我恶意凌辱……称我丧失了一切道德准则……并且诬蔑我是‘英国党’的领导人。”如此专门的申辩让汉密尔顿显得小肚鸡肠，更像一个藏怒宿怨、斤斤计较之人，而不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政党领袖。 宣传册的最后部分似乎尤其荒唐。在抨击亚当斯的不端行为后，他又支持亚当斯连任总统，并建议选举人在亚当斯与平克尼之间公平投票。他预言，如果联邦党人团结起来支持二者，那他们一定能“把忠诚的联邦党人确信不适合参选的第三个人排除在外”，矛头直指杰斐逊。对于一个有着汉密尔顿这般无与伦比的才智的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部疯狂的拙作，只是一纸怨言而已。 然而，无法否认，汉密尔顿对亚当斯的素描全部来自他的见闻。亚当斯并不像汉密尔顿断言的那样已经“发疯”，但他的确放纵自己做出有失体统的行为。这些行为中，有胡说八道的疯话，有诅咒，有下流的评论，还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形。汉密尔顿引用杰斐逊、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人对亚当斯的私下议论，并综合了内阁成员和其他联邦党人所目击的有关亚当斯的古怪、善变的行为。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尽管汉密尔顿有政治偏见，但“他提出了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萦绕在亚当斯的名声周围的问题：如果一位开国元勋在性格稳定性上有极大的缺陷，人们会怎么想”？ 一些联邦党人证实了这些描述的准确性。马萨诸塞的本杰明·古德休赞叹了汉密尔顿的勇气：“在涉及亚当斯先生的问题上，明哲保身的策略一直迫使我们保持沉默。公众亦因此形成对他有利的看法，当然也就反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了。”来自马里兰州的前参议员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同样也在为这封信叫好：“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本宣传册的观点是真实的。毋庸讳言，亚当斯先生不适合担任总统，所有选举人和民众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我认为，对公众隐藏他的不称职是一种叛国行为。”也有一些联邦党人，比如新罕布什尔州的威廉·普卢默，低调地说汉密尔顿以文字形式公开宣传实属鲁莽之举：“亚当斯先生执政期间的确有很多不合规范或时宜的行为。他故意忽视或者毫不掩饰蔑视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或许是他随心所欲的证明，但也可能是岁月削弱了他的才智和耐心。” 总的来看，只有一小部分政客支持汉密尔顿，大多数联邦党人和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这篇言辞冲动的文章，令人遗憾地让汉密尔顿显得虚伪和轻率，尤其是当人们把他再次与雷诺兹宣传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罗伯特·特鲁普说，汉密尔顿的信遭到了一致谴责：“就轻率这一点来看，它和之前汉密尔顿发表的涉及自身隐私的宣传册相同，我们的朋友无一例外谴责他的鲁莽，我们的敌人更是欢呼声一片。”特鲁普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恐怕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杰斐逊当选总统，他坚信，这本宣传册会损害汉密尔顿对忠诚的联邦党人的影响力。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杰斐逊也相信这本宣传册让亚当斯连任的梦想化为乌有。 看到自己的私人信函被广为传播，汉密尔顿起初感到手足无措，稍后又声称乐于看到它被传播。和亚当斯一样，他被骄傲冲昏了头。乔治·卡伯特告诉汉密尔顿，就连他最“值得尊重的朋友”都指责他不该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自我和自负”。当特鲁普说他害怕对联邦党的事业造成冲击时，汉密尔顿则坚持认为它正被人们以“极大的热情”阅读着，并且将“给我们带来好处”。汉密尔顿严重偏离了常识，他甚至向麦克亨利和皮克林征求“最新秘闻”，试图再发表一篇拓展性文章。看到自己的言论被擅自公开，麦克亨利惊呆了。小奥利弗·沃科特对汉密尔顿的“续写计划”很警惕，敦促麦克亨利给他写信，“责令”他不要做出此类行为。经过慎重考虑，汉密尔顿总算打消了这个念头。 毋庸置疑，亚当斯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他对这本宣传册不屑一顾，以免抬高它的身价。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对作者的遗憾比对我自己的遗憾更深，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对他的伤害更甚于我。”亚当斯落井下石，再次对汉密尔顿做出荒谬指控：汉密尔顿曾敲诈华盛顿，威胁说要发表“关于他的品性和行为的宣传册”。对亚当斯而言，在全国大选前夕公开回应只会加重联邦党高层的混乱。阿比盖尔·亚当斯私下给汉密尔顿取一些经常被用来形容她丈夫的绰号，并嘲笑他“软弱、自负和野心勃勃”。 亚当斯的确写了一篇驳斥汉密尔顿宣传册的文章，却听任它躺在抽屉里覆满灰尘。然而，他和汉密尔顿一样无法长时间保持沉默，在汉密尔顿去世之后，他公开了这篇文章。汉密尔顿死的方式并没有让亚当斯感到不安，他说：“不允许自己的品性蒙受无耻的诽谤，即使中伤自己的人被一颗子弹击中脊柱，在愧疚中死去，也不能平息他对自己的伤害。”1809年，亚当斯开始利用《波士顿爱国者》（The Boston Patriot）刊物为自己的总统生涯做精心辩护，每周一期的连载持续了将近三年，亚当斯表现得完全就像汉密尔顿多年前就声称的那样变化无常。他完全否定汉密尔顿的宣传册，声称它“出自凭空的臆想、混乱的谣言和伪造的材料”。他并不满足于消除宣传册的影响，展示出汉密尔顿所声讨的另一个特征：睚眦必报。亚当斯重提汉密尔顿生于外国，与美国人的性格格格不入，指责他并非真正的爱国者，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子，批判他幼稚浅薄，对军事知识一知半解，甚至谩骂他是一名无能的财政部长，只会整天正襟危坐地撰写“充满野心的报告”，推诿部下去操持部门工作。跟大多数人一样，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对别人身上的缺点异乎寻常的敏感，事实上，这些缺点他们本身都有。 尽管联邦党人同室操戈，他们却在总统竞选中出人意料地几乎与共和党人平分秋色。杰斐逊和伯尔每人得到73张选票，打了个平手，而亚当斯和平克尼也分别拉到65张和64张选票。不出所料，新英格兰各州无一例外都支持亚当斯，而杰斐逊则几乎笼络到整个南方州县的支持。曾让汉密尔顿和伯尔陷入政治闹剧的1800年纽约州选举，对大选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纽约州将全部12张选票一致投给共和党人，使其占据了绝对优势。大卫·麦卡洛指出了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杰斐逊，这位痛恨城市的农业立国论倡导者，所获得的最后政治胜利却要归功于纽约这个大都市。” 约翰·亚当斯坚信，是汉密尔顿的宣传册葬送了自己的总统生涯。亚当斯后来说：“如果汉密尔顿的目的是击败现任总统，那么他选择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还有一次，亚当斯斥责汉密尔顿及其朋党是“先自杀然后指控我谋杀”。后来，有一些学者质疑过宣传册对投票产生的直接影响。要知道，在汉密尔顿发表宣传册之前，大多数州的总统选举人已由州议会选出。在那些尚未选出选举人的州，其最终结果也和事先预料的差不多。汉密尔顿曾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使查尔斯·平克尼在其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获得支持，但共和党人却将整个州的选举名额收入囊中。 许多评论家认为，汉密尔顿逐渐消耗了自己的声望，他的宣传册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特鲁普说，“我相信，他的宣传册没有改变选举中的任何一张票”。它所暴露出的“极其不冷静”属于汉密尔顿而非亚当斯。联邦党人并未遵从汉密尔顿的建议，即为确保平克尼当选，减少给亚当斯的选票。这是汉密尔顿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以及在联邦党内无可争议的地位。不过，纵然这本宣传册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轻如鸿毛，它还是加速了联邦党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的崩塌。亚当斯确信，汉密尔顿的“野心、诡计和密谋会摧毁联邦党的事业”。联邦党将继续存在一二十年，但除新英格兰之外，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联邦党的衰败粉碎了汉密尔顿重获高层领导权的任何机会，更不用说当总统了。 为什么汉密尔顿导致了联邦党人内部的这场混乱呢？像往常一样，他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全国性的危机状态，要么是法国的侵略，要么是内战，并确信亚当斯会玷污联邦制。还不如踢开亚当斯，让杰斐逊管理一段时间，以免联邦党的纯正意识形态被掺入杂质。在评述亚当斯对联邦党的领导时，汉密尔顿说：“如果要为一个少德无才、刚愎自用的人牺牲我们的事业，我将退出该党，独自展开行动。”汉密尔顿确信自己有能力收拾残局。他未曾料到的是，在侵扰亚当斯美梦的同时，他也毁坏了自己的事业。联邦党自此一蹶不振。 1800年总统选举中的这场喧嚣，隐藏着重塑美国政体的需求，并导致了共和党成为多数党的意识形态巨变。由于汉密尔顿的信没起到任何作用，在角逐联邦众议院席位时，共和党人以更大的优势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得到65个席位，联邦党人则获得41个。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联邦党人一连串不得人心的行为的失望：《杰伊条约》，《侨民法与镇压叛乱法》，敌视法国的政策，汉密尔顿麾下的庞大军队，以及为军备征收的税款。1800年选举第一次揭示了美国政治中真正起作用的核心力量——民意，它排斥任何被认为是极端行为的事件。 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之争还揭示了联邦党存在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它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这或许可以解释联邦党最终的消亡。詹姆斯·麦克亨利向小奥利弗·沃科特抱怨他们的领导人说：“这些人只是相互通信，在引导民心方面却毫无建树。”联邦党人只是向选举人大声疾呼，却从未尝试发动一场基础广泛的民众运动。汉密尔顿意欲主导选举人，他想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而不是征询民意。他采取了强硬的、永不妥协的立场，并因在一个渴望简单的政治文化中拥有深奥思想而沾沾自喜。汉密尔顿是一位成功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却不是普通选民的合格领导者。他过于聪明，以致无法吸引大众的好感。费舍尔·埃姆斯在谈及汉密尔顿时说：“普通人不想要一个‘因天赋和教养而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作为开国元勋中一位理性的智者，汉密尔顿总是扮演着“败兴者”的角色，他经常给民众泼冷水，从不相信人性是可以不断完善的，并再三违背美国政治的第一信条：对选民发表演说时，必须时刻保持乐观。对那些奉承美国民众是地球上最优秀、最文明的人，对否认他们需要向欧洲社会学习的言论，他总是退避三舍。他不善于谈论那些成为美国政治主流的令人振奋的主题。作为第一位伟大的“美国例外论”怀疑者，汉密尔顿拒绝相信这个国家无须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如果说汉密尔顿是从阴暗面来审视世界，能够更清醒地看到人类的局限性，那么杰斐逊则是透过“乐观的眼镜”来观察万物，并对人类的潜能充满信心。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相信民主，但前者对被统治者更加不信任，后者则对统治者持较多的怀疑态度。作为空想家和老练政客的怪异混合体，杰斐逊擅于拿捏积极乐观的语汇和满怀憧憬的主题，他的那些词汇和主题成了美国政治的主流。他频繁地向民众的智慧致敬。在1800年大选前，联邦党人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把杰斐逊的竞选方式比作“谎言神龛里飘来的香甜，用于取悦自以为是的狂人和蠢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解释了为什么杰斐逊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说亚当斯一直“像皮条客那样迎合大众的激情”。我们应将现在美国独立日中那些自我庆贺的言辞，以及“美国是全人类灯塔”的狂热信念归功于杰斐逊。杰斐逊告诉约翰·迪金森，“我们的革命及其成果将会改善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至少在报纸上，杰斐逊对民众的理解似乎比汉密尔顿更面面俱到，后者总是担心民众变化无常和难免犯错。 在讲了这些之后，必须补充一点，将1800年的大选结果简单地视为“进步的”杰斐逊战胜“反动的”汉密尔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联邦党当政时期的3任总统取得了令畏惧联邦政府权力的共和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炫目成就。在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的指引下，联邦党人留给美国一个稳固的联邦政府，包括一家中央银行、偿债基金、高评级信用、税收制度、海关系统、海岸警卫队、海军，以及其他一些保证能够维护自由的机构。他们激活了重要的宪法原则，为美国宪法引入灵活性，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并为行政部门的内外政策设定了积极的基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密尔顿以共和党人不敢想的方式，用一系列财政计划巩固了这个国家。当乌托邦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热情在杰斐逊的诸多追随者中盛行之时，汉密尔顿为这个国家树立了法律原则和资本主义文化。出于对国家权力的畏惧，对中央权威的憎恶，以及对宪法的狭义理解，共和党人会发现，他们即使有机会，也很难创立这些彪炳千秋的历史功勋。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项前瞻性议程：建设一个拥有市场经济和强大中央政府的现代民主国家。在更广阔的经济层面上，他的精英主义视角为民众带去杰斐逊在政治层面上积极维护的自由。在被对手冠以“贵族”头衔的保守联邦党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废奴主义者，这绝非巧合。他们或许信奉精英主义，但他们是开放的、流动的精英，是基于品质和金钱的精英，而非基于出身和血缘，这与南方种植园主阶层形成鲜明对比。北方的经济制度将民主和资本主义融为一体，并逐渐构成美国的立国之本。1800年大选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正义对邪恶或平民对贵族的胜利。 共和党在1800年大选中的胜利也意味着南方蓄奴州获得了优势地位。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这3名弗吉尼亚州奴隶主将领导白宫24年。这些拥护“民主”的贵族不仅拥有成百上千名奴隶，还利用宪法中最不民主的规定牟利：奴隶制的合法性以及南方各州在计算选票时可以将被奴役人口的五分之三包括在内。（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联邦比例”，约翰·亚当斯就可以在1800年大选中击败托马斯·麦迪逊。）宪法不仅包容奴隶制，甚至还鼓励这种制度。蒂莫西·皮克林猛烈抨击“黑人总统和黑人国会”，指责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五分之三规则”。这种偏见也加剧了美国南方对北方的对抗，也深刻地损害了杰斐逊派所倡导的“民主”形象。在华盛顿卸任之后的72年间，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占据总统职位长达近50年。在这些蓄奴的平民主义者中，许多人被后世颂扬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与此同时，崇尚自我奋斗的汉密尔顿，一位热情的废奴主义者和精英政治的忠诚信徒，却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成为替富人和特权阶层辩护的反面人物。 第三十七章 僵局 事实证明，在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这一问题上，汉密尔顿、亚当斯及其他联邦党人比易于轻信的共和党对手更为现实。汉密尔顿已经在许多场合下都预言，革命的混乱状态将孕育着独裁统治。这一预言在1799年11月9日得到证明。拿破仑·波拿巴靠政变中攫取的权力，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当常青树般的外交部长德塔列朗提出，解决美法分歧正当其时，拿破仑同意了。 1800年10月3日，美国特使与法国在蒙特风丹城堡缔结条约，结束了这场令亚当斯总统饱受折磨的“准战争”。多数美国人已经越来越厌烦这个不甚明朗的战争了，都很高兴结束了这种状态。这项外交突破终于在11月登上了美国的报纸，条约直到12月中旬才呈报给国会。与许多死心塌地的联邦党人不同，汉密尔顿支持这一条约，或者至少认识到即使反对也毫无意义，他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其结果是，对于联邦的理想而言，可以说‘联邦政府指引舰队穿越由欧洲战争引发的狂风恶浪，驶向平静的港湾’”。由此可以看出，汉密尔顿乐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冲突。 对公然反对联邦党高层而坚持自己政策的约翰·亚当斯来说，在与汉密尔顿的武力恐吓主张针锋相对之时，他为外交斡旋的奏效做出了绝佳辩护。他确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即富有技巧的及时外交手段能够避免动用军事力量。事实上，亚当斯赢得了如此重大的一场外交胜利，以致许多历史学家原谅了他之前的那些荒谬行为。即使汉密尔顿的传记作者布罗德斯·米切尔，也认为亚当斯“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英雄。他那前后矛盾、惹人讨厌的行为将不再有人注意，因为当需要决议的时候他是正确的。他将这个国家从与法国的战争中挽救了出来，正如汉密尔顿和其他人就在不久前将美国从与英国的战争中挽救出来一样”。亚当斯将他总统任期内对和平的维护形容为“我王冠上最耀眼的钻石”，并且请求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下面这些话：“这里躺着的是约翰·亚当斯，在1800年以一己之力维护了美国与法国的和平共处。”亚当斯后来提到了汉密尔顿及其同伙们的“非常狠毒的阴谋诡计”，争辩说，他为了争取与法国的磋商谈判，“牺牲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并长期遭受他们的愤恨”。 亚当斯的成功来得太晚了，未能影响总统选举的结果，因此又沾上一些苦乐参半的味道。时运不济致使他认为自己不走运、不被喜爱也没人欣赏。他的拥护者附和他的观点，认为他表现出自我牺牲的高风亮节，实际上，亚当斯的动机并不纯洁。在执政早期，他对法国采取了当时主流的强硬立场，然后在1800年大选时，他却做出倾向和解的姿态以迎合共和党人。通过这样做，他在几个比较关键的州中颇受选民欢迎。乔治·克林顿说过：“向法国派遣了一个特别使团并实现了和平的亚当斯，差一点就成功阻止杰斐逊先生当上总统了。如果共和党人没有提名杰斐逊参选总统，我们就会支持亚当斯先生。”向法国派出的和平使团无疑是亚当斯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胜利，但它证明了他的智慧的同时，也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狡黠。 到1800年12月中旬，杰斐逊和伯尔将获得相同数量的选举团投票，这把总统职位的竞争推到成员即将大量离职的众议院那里，此时众议院仍由联邦党人掌控着。尽管缺乏宪法机制来区分对总统和副总统的投票，但在共和党人的理解里，杰斐逊是总统候选人。杰斐逊不允许共和党选举人为确保他当选总统而减少给伯尔的选票。一开始，伯尔以高姿态面对与杰斐逊票选平局的状况，这也正是杰斐逊期望看到的。他给共和党人塞缪尔·史密斯写信，宣布放弃挑战杰斐逊的不敬念头，“我与杰斐逊先生获得同样的票数是相当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结果就是如此，任何熟悉我的人都应该知道我绝对会放弃竞争”。 然而，至少有一位英明远见之士怀疑伯尔动机不良，那就是汉密尔顿。他意识到，国会中的联邦党人或许更偏爱伯尔，而非杰斐逊。得知出现平局后，他立刻给小奥利弗·沃科特寄去一封信，以防患于未然： 至于伯尔，他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个人的性格连大多数偏爱他的朋友都不为之辩护。他破产了，而且无法挽回，除非洗劫他的国家。他的政策没有别的动机或目标……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破坏我们的制度，为自身攫取永久权力和财富。确切地说，他就是古罗马时期叛变者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的现代美国版。 这是一份有力的控诉书：在古罗马，喀提林因其私生活上的放荡不羁和意图破坏共和国的叛国阴谋而臭名昭著。为了阻止伯尔，汉密尔顿决定支持他的老对手托马斯·杰斐逊，并告诉沃科特说，杰斐逊“远不是那么危险的一个人，个人品德也算正派”。他还认为杰斐逊远比那个被高估的伯尔有天分，后者是“比明智狡猾得多，比能干笨拙得多。在我看来，在实干能力上他也逊于杰斐逊”。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支持，是最不可思议的倒戈。面对汉密尔顿必须在他的两个敌人中选择而不是选择约翰·亚当斯所造成的困境，没有人感到高兴。“这个——应该说是这两个——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嫉恨的人现在凌驾于他之上。”亚当斯带着我们可以理解的心情，幸灾乐祸地说。 即使在那年夏天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汉密尔顿也注意到了伯尔在新泽西、罗得岛和佛蒙特的竞选阴谋，并断言他是佯装听命于杰斐逊。唯有伯尔曾参与公开拉票活动，杰斐逊、亚当斯和平克尼皆保持绅士风度，坚持回避巡回演说。伯尔和杰斐逊结盟是一桩将纽约州纳入共和党阵营的权益婚姻。“的确，我从未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杰斐逊后来谈到伯尔的时候说，“只是将他视为一支扭曲的枪或一件变形的武器，他的目标你永远捉摸不透”。杰斐逊两次寻求这支扭曲的枪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足以显示他的玩世不恭和通权达变。反过来，伯尔依然认为在1796年大选中杰斐逊食言而导致自己在弗吉尼亚州只获得一张选票。“至于我的杰斐逊，”伯尔刻薄地写道，“在上次竞选发生那些事之后，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再出现在争议之中……若必须如此，我显然不应该再次被人玩弄”。 尽管伯尔宣布他会把总统的职位让给杰斐逊，联邦党的领导人还是纷纷给汉密尔顿写信，谈及支持伯尔，以此终结弗吉尼亚政治主导地位的权宜之计。因为伯尔对金钱和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跟他达成一笔交易。与伯尔的道德沦丧相比，他们更担心杰斐逊的无神论（牧师告诉他们的会众，如果杰斐逊成为总统，他们将必须把圣经藏起来）和乌托邦思想。很多联邦党人认为，机会主义者要胜过一名危险的思想家。费舍尔·埃姆斯担心，杰斐逊“荒唐到完全相信自己的胡言乱语”，而伯尔至少还可能“给这个国家一些活力”。约翰·马歇尔及其他人也认为，伯尔比杰斐逊更安全，杰斐逊有可能会重新制定宪法，让其符合“雅各宾派”的原则。 如果不得已必须做出选择，汉密尔顿更喜欢选择一个有原则的错误之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原则的人。“与伯尔利用联邦党人的扶持当选总统相比，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政治事件会更令我痛苦。”汉密尔顿告诉沃科特。如果联邦党选举了伯尔，人们将看到“莫大的耻辱和失败，因为他们竟然试图将政界最卑劣的人扶上政府第一把交椅”。汉密尔顿从未用这样的言辞形容过亚当斯或杰斐逊。“任命伯尔为总统将使我们的国家在国外蒙羞，”他告诉塞奇威克，“与他达成的一切协议都不能够信赖”。与其他联邦党人不同，汉密尔顿不认为伯尔将是一个疏于政务但毫无害处的总统。“他乐观到对一切事物抱有希望，大胆到敢于尝试任何事情，恶劣到不对任何事情有所顾虑。”汉密尔顿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从律师圈子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身背巨额债务，很可能愿意接受外国政府的贿赂。他向联邦党人详细讲述伯尔与荷兰公司的肮脏交易，以及曼哈顿公司背后的可耻骗局。 担任监察长之时，汉密尔顿曾与伯尔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将之复述给罗伯特·特鲁普和另外两个朋友。“监察长阁下，你现在处在军队领导人的位置上，”伯尔跟他说，“您拥有无上的才华和广泛的影响力。我们的宪法只是可悲的造纸机。您有权废除它，并给我们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也是您应该为您的朋友和国家做的事。”对此，汉密尔顿回答说：“首先，伯尔上校，我手下这点人马不足以达成您所提到的事；其次，即使足以达成，我也会因考虑到一种叫作‘道德’的东西而放弃这个企图。”当时已成为杰斐逊党人的伯尔重提美国的对法事宜，蔑视汉密尔顿前瞻后顾的态度，他说：“监察长阁下，对伟大的灵魂来说，世间一切都是有道德的！” 汉密尔顿坚决反对伯尔，他告诉联邦党内的友人，如果他们选伯尔出任总统，他将立即从该党，甚至从公务生活中退出。汉密尔顿警告说，倘若支持伯尔，那么联邦党人等于“亲手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他还担心伯尔会排挤自己在政党中的领导地位，甚至召集对两党不再抱希望的人，试图组建另一支党派。无论如何，汉密尔顿都担心自己会遭遇冷落。难道他以政治生命为赌注去阻止亚当斯连任，只是为了给伯尔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到1800年12月末，正如汉密尔顿事先警告的那样，伯尔改变了主意：他不会刻意谋求总统职位，可是，倘若众议院选择他而不是杰斐逊，他也不会推辞。伯尔告诉塞缪尔·史密斯，他对别人说他即便当选为总统也会放弃的说法很生气。共和党人拥护他成为副总统，现在却不愿看到他当选总统，这个事实令他愤愤不平。伯尔以挑衅的姿态将事情推到危机的边缘。1月初，汉密尔顿听说伯尔获得了联邦党人的支持。到1月末的时候，他又听说联邦党人一致决定支持伯尔对抗杰斐逊。 面对伯尔登上总统宝座这可怕的一幕，汉密尔顿不得不对杰斐逊做出最坦率、最客观、最诚恳的评价。在1800年大选中，联邦党人将杰斐逊贬损为懦夫，指责他挥霍无度、纵情享乐，热衷于煽动民众。联邦党人罗伯特·G.哈珀嘲笑杰斐逊适合去做“大学教授或者哲学协会的主席，但不应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首席执政官”。但现在，汉密尔顿不得不与自己早先时候宣扬的、如今已根深蒂固的观念做斗争。 在一封信中，汉密尔顿承认自己曾说过许多不利于杰斐逊的言论：“我承认他的政治主张有些盲目和狂热……他城府很深，冥顽不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忽略事实真相，是一名可鄙的伪君子。”同时，他认为杰斐逊空谈多于行动，可能会抛开自己的信念，成为一名谨小慎微的总统。汉密尔顿准确地预言，杰斐逊对法国的偏爱一旦失去政治价值，将会被无情丢弃（1800年1月29日，杰斐逊在获悉拿破仑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时写道，“美国人有必要明白，他们的品性和处境与法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言论被汉密尔顿念叨了10年）另外，他不相信杰斐逊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偏袒国会权力。汉密尔顿尖锐地指出，无论何时，杰斐逊都会支持总统权力，似乎是知道自己某日会继承总统职位，因此他不愿削弱行政部门的力量。汉密尔顿告诉特拉华州的詹姆斯·A.贝阿德：“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把自己视为享有期待权的人（也就是，对将来的继承有法定权利的人），他热切希望得到这个总统的职位。” 围绕杰斐逊和伯尔的激烈辩论混杂在一堆关于联邦党人拒绝放弃权力的杂乱报告中。共和党人的一个设想是，穷途末路的联邦党人会阻挠两名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亚当斯会挑选一名继任者来领导临时政府。汉密尔顿的对手之一，参加过“威士忌叛乱”的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甚至猜想汉密尔顿将在僵局中控制住政府的军队突然袭击首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凯恩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共和党人在大选中的胜利被否决，那么有20000名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将开赴首都，逮捕所有另择他人为总统的众议员。伯尔表示赞成，任何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联邦党人都应该被“武力镇压”。 听闻有人企图采取非法手段，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为不安，他认为任何干涉选举的行为都将是“最危险的，最不合适的”。联邦党人对共和党的阴谋抱有自己的想象，汉密尔顿稍后声称，如果杰斐逊没有当上总统的话，共和党的各个团体已经串通好了要“剥夺重要联邦党人的领导权并掌握政府”。一份联邦党报纸引证，杰斐逊的党羽正在酝酿令人毛骨悚然的阴谋，如果伯尔成为总统，“我们将进军首都，将他作为篡位者赶下台”；如果联邦党人胆敢“把总统的位子给蒙提塞罗的哲学家以外的人，10000名共和党精兵将即刻利剑出鞘，捍卫被侵犯的民权”。当众议院试图缓解杰斐逊与伯尔之间的僵局时，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只会火上浇油。直到1801年2月11日，各州总统选举人投票的情况在参议院正式公开，确认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杰斐逊和伯尔各自得到了73票，打成了平手。 此时费城作为临时首都期满，联邦政府已迁入新首都波托马克。宣布选举结果的那一天飘着雪，被选定的作为首都的地方还是一个布满泥沼的破败村庄，几幢民居环绕着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亨利·亚当斯挖苦说，这是“没有身体的双翼”），白宫附近也是如此。国会大厦的北翼楼尚未封顶，宾夕法尼亚大街散布着一根根树桩。鹌鹑和火鸡到处乱跑，不时响起猎人的枪声夹在建筑施工的声音中。这是个典型的南方市镇，居住了大约10000名白人市民，700名自由的黑人，还有3000名奴隶。实际上，将白宫和国会大厦建立起来的600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奴隶，他们的工资都被主人们克扣了。联邦政府的规模依然很小，他们从费城搬离时，所有的行政档案加起来只装了8个箱子。 在计票完毕之后，闹剧的高潮从参议院转移到了众议院。16个州各投一票，以反映各州代表团的多数意见，最后的胜利者需获得多数票也就是9张票以上。联邦党人在即将换届的国会中仍占有多数席位，他们对伯尔的偏爱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联邦党人的选票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各州，所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在第一轮投票中，6个州投了伯尔，8个州投了杰斐逊，后者只差一张票就能胜出。其余两个州，佛蒙特和马里兰的代表团中代表们的意见势均力敌，没有选出多数意见，最终弃票。由于伯尔和杰斐逊都没有得到9票，僵局为更多的流言打开了大门。有传闻说，弗吉尼亚州的国民护卫队已经整装待发了。 在汉密尔顿那抨击亚当斯的宣传册面世之后，汉密尔顿在联邦党内的势力一落千丈。他的判断现在也受到了质疑，他的行动被归因于个人恩怨。第一轮投票的僵局证实了他的感觉：自己的权威正在变弱。罗伯特·特鲁普写道：“汉密尔顿对此非常懊恼！为了挫败伯尔当选，他已经竭尽所能了，但一切都是徒劳……汉密尔顿声称，他在联邦党内的影响力一去不复返，他不再有用了。”尽管如此，汉密尔顿也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已经告诉古维内尔·莫里斯说，他能够很理智地支持杰斐逊，如果后者“确保以下几点：维护当前制度，尤其是关于政府信用的主要规章；维持一支海军；保持中立。那么他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杰斐逊”。杰斐逊似乎拒绝任何交易。在合众国早期，关起门来达成的秘密协议，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君主制的残余。然而，汉密尔顿的策略是迂回前进，以求最终胜出。 在国会大厦上演的最终对决是一段漫长难熬的历程。第一次会议枯燥地持续了20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休会。茶点被端到口干舌燥的与会人员座位上。一些人披着外衣打盹，甚至有人直接躺在地板上小憩。一位起初因病缺席的众议员也被冒着风雪接过来了，安置在隔壁房间的一张行军床上，等着在必要的时候投票。在这让人筋疲力尽的五天里，议员们煎熬了35轮投票，结果一直就是最初的8票对6票。旷日持久的进程不禁让人担心，绝望的联邦党人会将选举拖延到既定的3月4日就职典礼之后，再把他们指定的候选人送上总统宝座。 杰斐逊和伯尔事后都发誓说，他们在这35轮投票中都很清白，没有耍任何手段。近来美国史学界倾向于为伯尔开脱，认为他并没有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徇私舞弊，也未与人达成私下交易。在他投票前数周写的信件中，浪漫的情书似乎要比关于总统竞选的信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他的妻子，西奥多西娅于1794年死于胃癌）。除了桃色关系，伯尔还忙于纽约教区的政务，以及为自己唯一的掌上明珠西奥多西娅筹办婚礼。尽管如此，伯尔并没有像人们看到的那样消极等待，他的沉默和怠慢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他将违逆共和党选举人的意图，挑战总统职位。乔安尼·弗里曼写道，伯尔犯下了“一个实质性的错误是，他一点都没有掩饰他对该职位的兴趣”。汉密尔顿毫不怀疑伯尔正在谋求总统职位。罗伯特·特鲁普对鲁弗斯·金说：“汉密尔顿常说，他能够证明这一点，并且让任何法庭和陪审团都满意。” 这种局势简直就是为杰斐逊而设计的，他善于开展隐晦、迁回的行动，坚决否认自己将为打破僵局而妥协，并告诉詹姆斯·门罗：“我已经向联邦党人非常明确地宣布，我不会通过投降来获得执政地位，我不会将双手绑起来入主白宫。”无疑，杰斐逊相信自己所言属实，实际上，他对自己撒的谎要比对别人撒的还要多。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谈到杰斐逊时说：“他的记忆总是迎合自己的意愿，在开始欺骗别人之前，他似乎先欺骗了自己。”他现在对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他拒绝了与联邦党人的谈判。 帮助代表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人是詹姆斯·A.贝阿德，一名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人。贝阿德是一名体格健壮的律师，因穿着讲究而出名。他在联邦党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投票给伯尔，已经重复了35次。作为一个小州的唯一代表，他的地位相当特殊：如果他改变自己的投票，那就意味着特拉华州的立场发生了逆转。整整两个月，汉密尔顿接二连三写信给他，将伯尔的缺点和异端逐一列出。在信中，汉密尔顿争辩说，伯尔非但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而且不断利用“群众一时的热情”：“我曾听他以赞成的口吻，说法国的体制，是将人的思想解放出来，让它有自然赋予的力量；当他挖空心思反对银行体制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场。” 贝阿德不愿看到选举陷入僵局，但又无法抗拒联邦党人支持伯尔的声浪。当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暗示为了宪法他可能会投票给杰斐逊时，立刻有人呵斥他为“逃兵”！自那次会议以后，贝阿德私下会见了杰斐逊的两个朋友——弗吉尼亚州的约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as）和马里兰州的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很可能受到汉密尔顿密集的来信的影响，贝阿德提出了联邦党人支持杰斐逊的一些前提条件：他必须保持汉密尔顿的财政制度不变，维持海军，留用内阁以下的各级联邦党官员。在与杰斐逊交谈之后，史密斯向贝阿德转达了杰斐逊的意见，说联邦党人不必担心上面提出来的几点，肯定能做到。这看起来像是一场交易，贝阿德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作为一名做事滴水不漏的政客，杰斐逊漫不经心地将自己与史密斯的会谈称作“一次私人会面，没有产生任何政治结果”。每一个涉及此事的人都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蒂莫西·皮克林声称，“某些众议员”把选票卖给杰斐逊，作为回报，他们得以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伯尔也处在同样的位置，做出同样的许诺”，他将会取代杰斐逊成为总统。 也许是受到汉密尔顿的影响，贝阿德后来声称他早就怀疑伯尔是在利用联邦党人。在国会进行第36轮投票时，他提交了一张空白票，同时，佛蒙特州和马里兰州的联邦党人把原来的弃权票给了杰斐逊，杰斐逊获得了10票，明显取得了胜利。被两党同时抛弃的伯尔将在被人遗忘的政治角落度过余生。虽然他获得的票数排名第二，赢得了副总统一职，他同时也招致了总统当选人杰斐逊的憎恶。杰斐逊可能将他的胜利归功于汉密尔顿，也同样归功于其他一些政客。汉密尔顿先用宣传册给了亚当斯当头一棒，虽不致命却也给他留下了伤疤，接着又阻挠伯尔向总统宝座逼近，并为联邦党人和杰斐逊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未能取得连任资格的在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有了创造先例的机会，并很体面地结束了他的任期。但是在他任职的最后几天中，他独自沉思，哀悼不久前死去的酒鬼儿子查尔斯，尽管他拒绝再与儿子见面。1801年3月4日，亚当斯，这个秃顶瘪嘴的坏脾气老头，在清晨4点爬上一辆公共马车，于杰斐逊宣誓就职前八小时动身前往马萨诸塞州。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拒绝参加其继任者就职演说的总统。“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哀叹道，“上帝保佑，但愿不要随之而来一个恐怖的时代。” 在那天早晨10点，亚伦·伯尔在参议院大厅宣誓就任副总统，然后退到那张他将坐满四年的椅子上，开始管理参议院。临近中午，杰斐逊在亚当斯内阁的陪同下现身。为了显示出共和党人的朴素，新总统身穿普通的服装，在一队态度谦卑的民兵后面游行。大获全胜的杰斐逊相信他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完全可以在就职演说中展示宽宏大量。在安抚的语气中，他用温柔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发表讲话：“我们各有其名，却是原则一致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正如约瑟夫·伊利斯说过，在杰斐逊演说的手写稿中，他并没有把“共和党人（republicans）”和“联邦党人（federalists）”的首写字母大写，这使得他的著名演讲所展现的雅量大打折扣。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杰斐逊说要“把联邦主义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杰斐逊似乎又表达了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观点。 汉密尔顿遵从杰斐逊与联邦党人达成的心照不宣的交易，在纽约市密切关注就职演说的全过程。他很高兴看到杰斐逊承诺尊重短期债券制度、国债和《杰伊条约》。汉密尔顿写道，“我们将这份就职演说，视为他希望真诚地收回以前的误解，总统向国民保证不会去尝试那些危险的变革，在本质上将会跟随前任的脚步继续前进”。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两党联立基调不会持续太久。 汉密尔顿凭直觉准确地感知，杰斐逊一旦就职，将不会拒绝他在野期间所唾弃的行政权力。麦迪逊被任命为国务卿，艾伯特·加勒廷担任财政部长。加勒廷一直是汉密尔顿的批评者，他在竞选期间发表了一本宣传册，声称汉密尔顿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公共债务的规模。虽然他在当国会议员时猛烈抨击合众国第一银行，但是担任了财政部长之后，加勒廷还是发现了汉密尔顿创立它的意义，而当国会议员时他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同时，汉密尔顿回到其作为无冕先知地位的漫漫长路。 第三十八章 荒唐的世界 杰斐逊一成为总统，46岁的汉密尔顿就开始从公众视野中隐退了，他的崛起光芒万丈、引人注目，由此让他的谢幕显得突兀。然而如果褪去了他以前在政治领域的光环，在法律专业领域，他仍是一座高峰，在纽约各个机构依然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为一个富有的退休海员罗伯特·理查德·兰德尔（Robert Richard Randall）起草了一份遗嘱，在斯塔滕岛帮助建立了美国商船退休水平庇护所——“水手避风港”。汉密尔顿还为鲍厄里街区的圣马克教堂提供法律意见，因为该教堂想在三一教堂的教区之内寻找独立地位。 但是在法律界的任何声望和财富都无法弥补他在政治地位上无可奈何的衰落。从在国王学院第一次发表报纸文章起，汉密尔顿就已经展示出接近权力中心的娴熟技巧。他曾加入华盛顿的战争智囊团，然后到邦联议会、制宪会议乃至第一届政府工作。但现在，他被人们从主要政治活动中排挤出去，一个伟大的将军却没有军队跟随其后。 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汉密尔顿一度幻想归隐于山水之间，尤其是当菲利普·斯凯勒不断打扰自己静坐的脑力劳动之时。但某些事情阻止了他，使他不能如愿以偿。部分问题是，汉密尔顿骨子里是一个城市人，更愿意与书籍而不是潺潺的小溪打交道。其他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都拥有种植园或者大片的农庄，他们从中可以获得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撑，而汉密尔顿是一个被束缚在其工作上的城市居民。 这种情况在18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所改观，汉密尔顿越来越发现家庭能让他感到宽慰。有一次出差，他温和地责怪艾丽萨不该向自己隐瞒孩子生病的事：“我外出的时候必须经常听到你和我亲爱的孩子们的情况。当所有别的激情在我身上消退的时候，爱和友谊获得了新的力量。我将竭力从一切可能妨碍它们的追求中抽身。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为了遵守他保证花更多时间陪家人的誓言，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个“甜蜜计划”，在离曼哈顿下城区以北15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幢乡间别墅。他满脸笑容地告诉一位朋友：“一个失意的政客往往寄情于花园。”1799年秋天，他和艾丽萨在哈莱姆山附近租了一套带教堂的乡间别墅。这个决定可能是由于每年秋天黄热病都会造访纽约市的缘故。汉密尔顿逐渐熟悉了这个地方。在沿着哈得孙河逆流而上去钓鱼的时候，汉密尔顿有时把他的小船停靠在药剂师雅各布·希费林（Jacob Schieffelin）所拥有的船坞上，后者在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所非常漂亮的避暑别墅。汉密尔顿被从这所房子里放眼望去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住了，决定要把它买下来。然而，1800年8月，希费林卖给他附近一片60米海拔高度的土地，面积约6公顷，从一边可以看到哈得孙河，另一边可以看到哈莱姆河和东河。从内科医生塞缪尔·布拉德赫斯特（Samuel Bradhurst）手中，汉密尔顿又买下了8公顷土地。在这块连成一片的土地上，草木繁盛，风景如画，有两条小溪潺潺流过，汇入一片鸭塘。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包括马厩、谷仓、货棚、花园、果园、篱笆，以及一处鸡舍。这处土地被布卢明代尔街（今天的汉密尔顿故居）一分为二。人们可以直接乘坐公共马车从这里快速到达曼哈顿或奥尔巴尼。 汉密尔顿把他的这个安逸之所称为“格兰其庄园”，起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汉密尔顿祖上在苏格兰的住宅和在圣·克罗伊岛的詹姆斯·莱顿叔叔的种植园。这里是现存唯一一所汉密尔顿故居纪念馆，也是已知的他所拥有的唯一宅第。它的名字提醒人们汉密尔顿对其苏格兰祖先颇为自豪，也表示出一种对其加勒比出身的更为轻松的心态。一天，汉密尔顿要去奥尔巴尼探望艾丽萨生病的妹妹佩吉（玛格丽特的昵称），他必须在馅饼和一篮螃蟹之间选一种带给佩吉。想了想，他告诉艾丽萨，他选择了螃蟹：“或许是由于我是一名克里奥尔人的缘故，我对它们更有好感。”若换作20年前，汉密尔顿绝对不会如此轻巧地说出关于童年的话题。 在庄园完工之前，汉密尔顿一家将现有的农舍作为临时居所。汉密尔顿聘请他在财政部时雇用过的小约翰·麦库姆设计新屋，此人乃当时纽约最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刚刚完成了格雷西大厦，正在设计新的市政大厦。负责建设的是埃兹拉·威克斯，汉密尔顿曾经在曼哈顿水井惨案中为之辩护的利维·威克斯的兄弟。菲利普·斯凯勒从他位于萨拉托加的锯木厂用船顺着哈得孙河运来了一些板材，还有一些经过手工雕刻但依然很粗糙并且带树皮的木料，以装修孩子们的阁楼。他还运来了成堆的马铃薯和整车的奶酪。精力旺盛的汉密尔顿闲不下来，他与麦库姆一起做事，设计烟囱和意大利式大理石壁炉。像所有的新屋主人一样，他去探查他人的住宅，看有没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在一次去康涅狄格出差的时候，他告诉艾丽萨：“我记下了沿途看到的任何能用来装饰我们的小安乐窝的东西，我希望在这个安乐窝里能与我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共享单纯而真正的幸福”。 麦库姆和威克斯于1802年夏季建成了这幢两层别墅，它占据着现今的西43街和修道院大道的一角。这幢干净漂亮的建筑外墙是黄色和象牙色，顶部装有古典样式的栏杆。楼上6个房间，还有8个壁炉在冬天给全家供暖。很显然，它的整个设计完全考虑到了汉密尔顿有7个孩子，像汉密尔顿本人一样非常注重细节，但这幢房子对一个有他这般名望的人来说小了点。房屋里面的纪念物讲述着汉密尔顿的过往荣光，从精巧的扇形窗下面那个门进来的参观者一眼就能看到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所作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这是华盛顿本人赠送给汉密尔顿的礼物。很有意思的是，亲英的汉密尔顿竟然用一张路易十六风格的沙发和一些椅子装饰客厅。这所房子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间八角形的房间，它们并排挨着，一间作为客厅，一间作为餐厅。门开着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连在一起的空间用来招待客人。客厅三面墙上的门都装有镜子，在镜子中可以看到透过高高的法式窗户才能看到的那些枝繁叶茂的风景。起居室与外面的森林背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开在阳台上的窗户能让人们将河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从未体验过轻松生活的汉密尔顿征用了进门右侧的一个小房间作为书房，以供学习研究之用，在里面摆设了一张漂亮的拉盖书桌，称之为“家里的工作台”。这个藏书家在他的格兰其庄园中摆放了千余本书。 也许，最吸引汉密尔顿的是，他可以在这个退隐之地美化庭院，种植果树、花草。作为田园生活的初级体验者，他谦虚地向友人和邻里请教。他给农业专家理查德·彼得斯（Richard Peters）写信：“在这种新情况下，我不像杰斐逊那样得心应手，正像杰斐逊初次执掌美国的船舵不太适应一样，我想起你很擅长农业科学，因此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他还从朋友大卫·霍塞克医生那里汲取专业知识。霍塞克曾创建过一个植物园，里面有温室和各种热带作物，100多年后，这里变成了举世闻名的洛克菲勒中心。汉密尔顿甚至通过他的园艺传递政治信息。在星罗棋布的许多荫影树中，他在前门的右侧种了一排13棵美国枫香树，象征着最初13个州的团结一致。 我们知道，汉密尔顿是这些土地的负责人，但他经常因公外出，这时他就会给艾丽萨非常详尽的指示，让她代为料理。汉密尔顿迷上了霍塞克设计的装饰用的郁金香花坛、百合花坛和风信子花坛。他就给艾丽萨寄去了一张图纸，用他一贯的精确性告诉她：“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直径5.4米的圆形，因此每种花所占扇形的边长应是2.7米……可以这样安排它们：野玫瑰在花园的外侧，旁边紧邻着的是月桂树，再在果园边上种一些山茱萸树，不用太多，这样景色就会非常怡人。”汉密尔顿还种了草莓、甘蓝和芦笋，并掘了一口冰窖，上面搭着雪松木的瓦片。 艾丽萨详细记录了格兰其庄园的花费，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对于一对夫妇和7个孩子来说，如此花费有点铺张浪费了。以前与杰斐逊相比，汉密尔顿一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现在他开始花钱大手大脚了，在这所房子和花园上花去了大约2.5万美元，或者说花掉了他年收入的两倍。由于房产本身就花了5.5万美元，累计起来的花费使汉密尔顿负债累累。他意识到，自己无拘无束的支出远远超过了他的财富，但他预计日益增多的律师业务将能应付未来的账单，不过他现在得要求拖欠律师费的客户赶紧支付。当他要求一个客户支付许多年前起草遗嘱的律师费时，他解释说：“由于我正在建造房屋，我必须努力清理还没有结清的款项。” 对亚历山大和艾丽萨而言，乡间别墅把他们的生活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个充满成熟秋韵的新阶段。格兰其庄园的确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是作为享受乡间生活之场所，一是举行晚宴的奢华之地。现在，汉密尔顿的家是一个完整、稳定的家庭。以前，他因工作关系不得不与妻儿天各一方，这让夫妇俩备受煎熬。艾丽萨曾经说她一生最大的牺牲是“为了照顾更年幼的孩子，一周有一半时间不能跟汉密尔顿在一起，这时汉密尔顿就承担起照顾年长一点的孩子们的任务”。无疑，任何与汉密尔顿共度早年家庭生活的人，这些分离必定让他们感到格外焦虑和失望。 汉密尔顿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留给了孩子们。有一次，艾丽萨去了奥尔巴尼，他从格兰其庄园给她写信，“我亲爱的贝特西，有我在这儿陪着我们的两个小男孩约翰和威廉呢，他们今天晚上将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其他的孩子昨天都很好。小艾丽萨一会儿噘起嘴，一会儿又到处玩耍，越来越任性”。汉密尔顿喜欢跟家人一起唱歌，并在星期天早晨把大伙聚到花园里诵读圣经。汉密尔顿的孩子们往往能记起他们的父亲在格兰其庄园时的样子，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长大，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终于得到了这个劳碌一生、饱受非议之人的悉心照料。 不过，这位新来的乡绅并没有对国情政务冷眼旁观。他密切关注着亚伦·伯尔的一举一动。杰斐逊进驻白宫后，伯尔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对总统来说，他已经成了严重的障碍。在竞选平局状况下背叛杰斐逊的信任后，伯尔知道，如果杰斐逊连任，自己的副总统职位可能不保；同时，他显然被排除在总统顾问团之外。罗伯特·特鲁普告诉鲁弗斯·金：“有人告诉我们，并且我们也相信，杰斐逊和（伯尔）互相憎恶。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足够机警，不会上伯尔的当。”当伯尔在华盛顿被弃用时，他意识到必须在家乡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 巧合的是，在华盛顿的选举僵局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竞争激烈的纽约州州长的竞选。共和党老兵乔治·克林顿决定努力再当一任州长。当约翰·杰伊拒绝再次参加竞选时，联邦党人转而力挺36岁的斯蒂芬·范·伦塞勒——在任的副州长，也是汉密尔顿的妹夫。在伯尔开始代表克林顿参与此事时，汉密尔顿卷入其中也更加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暴露了伯尔在结伴竞选时讨好联邦党人背后的恬不知耻的欺骗之心。他以戏谑的口吻跟艾丽萨说：“作为伯尔先生倒戈联邦主义的证据，他在两周的时间内以非官方的身份积极参与到了支持克林顿反对范·伦塞勒的活动。” 汉密尔顿参与这次冲突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动机。艾丽萨的妹妹佩吉嫁给了斯蒂芬·范·伦塞勒（汉密尔顿笑称她为“大庄园主夫人”），而且佩吉患上重病已经两年了，靠输氧维持生命。于是，1801年3月初，当汉密尔顿因法律事务驻留奥尔巴尼时，佩吉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当汉密尔顿结束了他在法院的辩护工作之后，佩吉恳请他多待几日。他遵从了她的意愿。3月中旬，汉密尔顿心情沉重地给艾丽萨写了封信： 在星期日，我亲爱的艾丽萨，你妹妹告别了痛苦和朋友，我相信，她去另一个更好的国度寻找休息和幸福去了……我希望我能减轻你的痛苦并让你感到安慰，我亲爱的艾丽萨。再见，我美丽的天使。记得遵从基督的义务。 佩吉的葬礼在大庄园的宅邸中举行，所有的佃户都来为她送行。 除了希望打败伯尔和克林顿，汉密尔顿或许还觉得有必要帮助在竞选州长前刚刚痛失爱妻的斯蒂芬·范·伦塞勒。通过大量的文章和演说，汉密尔顿让人们相信联邦党人是崇尚和平和繁荣的。他还试图把选举变成对共和党醉心法国的做法进行的全民公投，他指出，拿破仑式“可怕独裁”将被“50万训练有素的军人用刺刀来捍卫”。在杰斐逊胜利之后，纽约的联邦党渴望复兴本党。当汉密尔顿充满激情地投入竞选活动时，他能感受到共和党人的复仇怒火，显然，最近的胜利让他们忘乎所以。“在一次投票中，无愧于民的汉密尔顿将军被斥为窃贼，在另一次投票中，这个无辜的人又被骂作无赖、恶棍、十恶不赦之徒！”罗伯特·特鲁普说，“人们对此会怎么评论共和党人的素质呢”？ 为了保存几分体面，在一次集会上，汉密尔顿建议竞选纽约州州长的两名候选人委派代表进行冷静、理性的辩论。共和党报纸的矛头立刻对准了他，指责他“以惯用的诅咒和谩骂的方式，用不同的话语蛊惑纽约公民，诋毁德高望重的克林顿的人格”。一家报纸还建议，在“他与玛丽亚的艳情被发现，并毁了其丈夫和全家的幸福后”，他应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伯尔很愉快地看着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汉密尔顿发疯似的日夜工作，”他告诉他的女婿，“但是我认为完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确，对汉密尔顿而言不幸的一个兆头是，克林顿以一边倒的优势再次当选了州长。 但是，克林顿的回归对伯尔来说也同样不是什么好兆头。正像汉密尔顿预料的那样，杰斐逊总统为行使权力而自豪，现在他开始准备把担任公职的联邦党人从纽约的职位上清理下去。这位总统把伯尔晾在一旁，把任命纽约官职的机会给了利文斯顿和克林顿。为了支撑纽约州这个大本营，伯尔意识到他的确应该与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及独立的联邦党人结成的新联盟合作。这样的战略也威胁到了正在考虑复出的汉密尔顿，预示着将来两人之间会有一场更激烈的冲突。 杰斐逊并不是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亚当斯而当选总统的，但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对平民主义的象征意义有着正确的感觉。作为一个有时不修边幅的英俊男人，杰斐逊清除了华盛顿和亚当斯时代的华丽排场，聪明地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朴实无华的布衣总统形象。汉密尔顿在其文章中描绘的各种各样的杰斐逊——奢侈享受的杰斐逊、挥金如土的杰斐逊、高贵有礼的杰斐逊、负债累累的杰斐逊、蓄奴泄欲的杰斐逊——统统被一个历史上最感人至深的形象“创造者的杰斐逊”给遮掩下去了。就职两周后，杰斐逊住在国会大厦附近的寓所里，在公共餐桌旁用餐。入驻白宫后，这位“平易近人”的总统（在巴黎时曾是个衣着时尚的人）经常骑马在华盛顿特区飞驰，不戴假发，也不给头发扑粉。他会脚踩拖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喂着他的宠物鸟，并亲自应答着门铃（当威廉·普卢默第一次来到行政官邸时，他错把总统当作一名仆人）。或许，也只有杰斐逊能够把上不得台面的衣服转变成响彻云霄的政治宣言。 杰斐逊为自己当选赋予了非凡的意义，他后来说：“1800年，在我们政府的信念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就像1776年在政府的形式上的革命一样。”共和党媒体欢呼他的胜利，认为这将把美国从英国君主制下解放出来。事实上，杰斐逊的执政理念远比他本人或汉密尔顿愿意承认的更温和、更中庸。这位弗吉尼亚人失去了作为在野党人的自由，不再谴责行政权是对革命彻头彻尾的背叛。一些自称“老共和党人”的纯粹主义者甚至抗议说，杰斐逊变节了，他不肯推翻汉密尔顿的制度，包括国家银行，这背离了他以前的原则。 杰斐逊打算削减税收和公共债务，精简海军，将中央政府——有130名雇员的臃肿机构——缩减为“一个由少数公务员承担简单事务的机构”，但是这些举措却远远称不上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他已铸成大错：他大规模地削减海军，这让这个国家在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变得异常脆弱。杰斐逊还经常设计出一些汉密尔顿方案的变体，比如强调家庭工业胜过工厂大生产。另一方面，他推翻了联邦党执政期间的不良政策，让《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失去了效力。 杰斐逊试图采取一些更极端的措施，但他的财政部长，也就是那个日内瓦出生的秃顶的艾伯特·加勒廷制止了，告诉杰斐逊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现在取消一切国内税收还为时尚早。他让杰斐逊认识到，国家银行和海关确实有助于减少国债。“要我去强化那些曾被我认为是谬误的原则，这让我感到耻辱”，总统回答说，但是他也承认加勒廷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清除汉密尔顿的财政制度。”的确，汉密尔顿以他的深谋远虑制定了各项政策，因此它们很难被废除。 新总统决定审查财政部的文件，以确认他对汉密尔顿的怀疑。他要求加勒廷浏览档案，以揭示“汉密尔顿的错误和圈套”。在与汉密尔顿纠缠了若干年后，加勒廷按照他的说法“非常愉快地”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他却未能挖掘出总统想要的那些发现。多年之后，他讲述了总统当时垂头丧气的反应：“‘嗯，加勒廷，你发现了什么？’杰斐逊问道。我回答说：‘我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制度。如果一定要对它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只会破坏它。汉密尔顿没有犯下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圈套和欺骗。他没做错什么’。我认为杰斐逊先生当时很失望。”加勒廷赞扬汉密尔顿说，他作为第一任财政部长做出了这样一项杰出的工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让日后的继任者几乎不用再操心任何事。对于曾经被杰斐逊的支持者视为洪水猛兽的合众国第一银行，加勒廷也对其大加称赞，说它“拥有精巧的管理机制”。共和党人依旧发现很难接受中央银行，他们觉得不需要它。詹姆斯·麦迪逊就任总统后，听任银行继续经营到特许状到期日，结果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美国的财政陷入了窘境。吸取教训的麦迪逊转而倡导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但批评如潮水般向他袭来，批评家说，“他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还是不免担心杰斐逊会削弱总统的权力，因为杰斐逊一直认为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会导致君主制死灰复燃。杰斐逊曾表示，“凌驾于立法机关之上的行政部门只能通过以下手段来维持：无限的任命权以及倍增的办公室令他们有利可图；陆军和海军——可以招揽他们的支持者和亲友”。其实，汉密尔顿大可相信自己的预言：走进总统府的杰斐逊将会发现行使总统权力的乐趣。为了解决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杰斐逊一方面公开表示遵从国会；另一方面，他每周在总统官邸举行三次私人晚宴招待国会的领导人，从而很巧妙地控制了他们。 汉密尔顿认为，可能威胁联邦党遗产的是司法制度，这是捍卫政党权力的最后一座堡垒。就在亚当斯离职之前，国会颁布了《司法条例》，设立新法院，增加23名联邦法官，以分担最高法院繁重的巡回审判任务。此前，费城高等法院的法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泥泞的道路上而不是在判决案件上。在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亚当斯仓促地任命了新法官。此举激怒了共和党人，他们认为这一职务应该由新总统来委任。更糟糕的是，亚当斯带着明显的党派偏见为已经挤满了联邦党人的司法部门选择了法官。他对所谓的午夜法官的任命戳痛了共和党的旧伤。杰斐逊宣称：“联邦党人躲进司法系统这座堡垒，那里射出的炮弹把共和党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消灭殆尽。”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同意杰斐逊的说法，“只要司法部门还被敌人占领着，革命就尚未成功”。因此，胜利的共和党人和失败的联邦党人，就共和党废除《司法条例》的努力又展开了一场斗争。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高层人士担心共和党会因此破坏司法独立。 共和党对联邦党主宰司法部门的愤怒在1801年1月末，亚当斯任命约翰·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变得尤为激烈。45岁的马歇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头，犀利的眼神，蓬乱的头发。作为联邦党领袖之一，马歇尔的威信堪与汉密尔顿比肩，随着被任命为大法官，甚至有超越后者的迹象。他看不起他的远房堂兄弟杰斐逊，嘲笑他是“山上的大喇嘛”。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起马歇尔时，“这个优秀且和蔼的人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他憎恨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也以同样的敌意回敬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宫，尤其是看到他对汉密尔顿推崇备至，自称与前任财政部长相比，他不过是“正午阳光下的一支蜡烛”。在通读了乔治·华盛顿的相关文件之后，马歇尔惊呼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或者最伟大的人之一）”，并认为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是两位最不能缺少的开国元勋。因而，毫不奇怪，杰斐逊轻蔑地将这位首席大法官视为“在美国民主政治伊甸园中游走的联邦党毒蛇”。 在法院度过的34年间，约翰·马歇尔要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地领悟到汉密尔顿在建立市场活跃度和肯定政府方面的远见卓识。在他成为首席大法宫之后，国会大厦中最高法院的会议变得威势难挡。汉密尔顿一直将司法系统视为捍卫自由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政府最薄弱的环节。如今，约翰·马歇尔弥补了这一缺陷，并将最高法院的诸多裁决建立在汉密尔顿理念的基础之上。在撰写“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ison）”的判决书时，马歇尔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原则——即法院有权对立法行为是否违宪做出裁决。这来源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第78篇。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的判决书中，他大量借用汉密尔顿在1791年论述中央银行合法性时提出的“默示权力原则”。 围绕废除《司法条例》发生的激烈争论，促使汉密尔顿在以“考验（The Examination）”为名的18篇系列连载文章中驳斥杰斐逊。他把《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些主题重新摆了出来，再次阐释了为什么司法部门注定要成为最弱的政府部门。它不能够“颁布任何命令，它的职能不是主观能动的，只能起到审议作用……它的主要力量在于尊重，即通过判决所体现的智慧和正义来启发民众的法制观念”。对汉密尔顿而言，杰斐逊推翻《司法条例》的愿望是以破坏宪法为目的而迈出的非常阴险的第一步：“谁会没长眼睛，居然看不到立法机关任意取消法官权力将损毁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并让它消失于立法机关影响力的旋涡之中。”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或许还应该说，”他最后总结道，“宪法将不复存在！它将变成狂热民主政治中的无数牺牲品之一。”尽管汉密尔顿耗费了大量的墨水，并向纽约律师公会警告，废除该法令将引发内战，但共和党还是成功地在1802年3月废止了《司法条例》。 对《司法条例》的废止以及杰斐逊党人的其他新政，刺激汉密尔顿及其友人创办了新的联邦党报纸，即《纽约晚间邮报》，这是美国现存最古老且长期活跃的一份报纸。罗伯特·特鲁普在那个时候抱怨说，“我们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份值得一读的代表联邦党人意志的报纸”。《密捏瓦报》报主编诺亚·韦伯斯特在“亚当斯宣传册”之后与汉密尔顿反目，掐断了他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观点的路径。汉密尔顿虽然在国家事务中受到排斥，但并没有被淘汰出政治舞台。汉密尔顿希望《纽约晚间邮报》能为其他联邦党报纸带个好头，使这个几近垂死的政党重获新生的气息。在该报1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中，汉密尔顿很可能贡献了十分之一。据说，发起《纽约晚间邮报》的决定是在商人阿奇博尔德·格雷西的东河大厦中做出的。关于主编，汉密尔顿极力推荐他最出色的门生之一，35岁的威廉·科尔曼。科尔曼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有着宽阔的脸庞，红润的面色，而且才思敏捷。他出生在波士顿一个贫困的家庭。当汉密尔顿1796年到新英格兰做巡回演说时，他正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供职，随即被汉密尔顿的才华所倾倒。他认为汉密尔顿是“这个时代无人能及的最伟大政治家”，并把个人事业的成功溯源于他们的那次碰面。在搬到纽约之后，科尔曼与亚伦·伯尔一起从事律师实务，这是一个让他后悔并迅速被他推翻的决定。后来，热爱写作的科尔曼参加了一个名为“友谊俱乐部”的文学社，由此踏入汉密尔顿党人的圈子。当科尔曼潦倒困顿之时，汉密尔顿在巡回法院为他谋得一个令人艳羡的书记员职位。在那里，他运用速记技能完成了“曼哈顿井案”的全面文字记录。 威廉·科尔曼忠心耿耿地拥护联邦党，以致一位共和党记者冠之以“联邦党编辑的陆军元帅”的称号。在杰斐逊当选之后，科尔曼给新总统写了一封极其夸张的信，指责他摧毁了古老的道德和宗教殿堂，在废城上建立起一座“供奉无神论和邪恶之物的庙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斯蒂芬·范·伦塞勒的州长竞选活动中，一份共和党报诅咒，这个“2.5便士宣传册的兜售者，阿谀奉承的汉密尔顿将军的传声筒，总有一次会获得应得的回报的”。科尔曼是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克林顿选战大捷的牺牲品之一。州长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成为拥有无上权力的州任命委员会的掌门人，他就开始肃清担任公职的联邦党人，把科尔曼从书记员的位子上驱逐了下去。 汉密尔顿及其同仁在松树街为科尔曼建了一幢房舍。当第一期报纸于1801年11月16日问世时，它以教化的语气，允诺“在人民中间传播有趣的积极信息，灌输适当的宗教、道德和政治原则，培养健康的文学趣味”。它毫不避讳地呼吁当地商人予以支持，宣称它会撰写与“我们市民中这个受人尊敬的阶层”相关的文章。该报公开承认自己的联邦党血统，但也指出“我们不赞同自以为是的独断主义……我们相信，两党中都存在诚实善良之人”。这份报纸很快以清晰易读的排版、高品质的纸张和浅显易懂但一针见血的写作风格而赢得了一片喝彩。正是詹姆斯·T.卡伦德对汉密尔顿的出版物不吝赞美之词：“这份报纸无与伦比，在我们所读过的欧美出版物中，它是格调最高雅、制作最精湛的一份。” 《纽约晚间邮报》迅速成为汉密尔顿拷问杰斐逊的特选阵地，“考验”的全部18篇连载都是在该报以卢修斯·克拉斯（Lucius Crassus）之名发表的。汉密尔顿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投资者，而科尔曼也很率直地描述了汉密尔顿对报纸无所不在的影响：“一旦发生了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我就会向他咨询，有些时候是用一张小纸条。他定下一个我可以去见他的时间，通常是深夜。他总能让自己的知识紧跟政治形势。我一见他，他就以一副已经考虑好的姿态给出指令，我会把内容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来。当他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文章也就完成了。”科尔曼证实，汉密尔顿拥有在脑海中组织长篇演说的律师技能，常常口述自己的文论。否则，他留下如此丰富的一些作品是很难理解的。 令人惊惧的是，《纽约晚间邮报》仅创刊一周，就遇到一则重磅新闻：事关汉密尔顿长子的一场决斗。年近20岁的菲利普·汉密尔顿极其英俊潇洒，有着高高的额头、明亮的眼睛和罗马人式的鼻子。聪敏的菲利普选择了父亲的职业道路。一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这个擅长演讲的小伙子正在努力学习，渴望成为一名律师。“菲利普传承了他父亲的禀赋，”安杰莉卡·丘奇告诉艾丽萨，“对一位母亲来说这是无比动人的景象！我亲爱的妹妹，能有这样的丈夫和如此前途无量的儿子，你真是太幸福了。”艾丽萨的一位女友曾提出一个古怪的问题：她听说菲利普已经“在知识领域超越了所有的竞争者”，并且每天都能“取得超越自己的新成就”，她询问能否把这些传闻告诉那位“大名鼎鼎的菲利普”。 汉密尔顿把菲利普视为这个家庭“最光明的希望”，悉心培养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罗伯特·特鲁普看来，汉密尔顿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将来能做出丰功伟绩”，很可能还希望他能接他自己的班。像汉密尔顿一样，菲利普也偏爱华丽的修辞，一次他跟他父亲抱怨说，哥伦比亚学院的校长让他从演讲稿中删掉一段过分修饰的话：“美国人啊，你已经经历了人类的战争，你已经点燃了那神圣的自由之火。”和父亲早年相似，菲利普也有过一段短暂的任性胡为的时期——特鲁普称他为一个“哀伤的放荡公子”，并卷入了一些需要父亲呵斥的放荡不羁之事。汉密尔顿对待菲利普虽然严厉却很慈爱，近来还给他准备了一份每日活动安排表，包括阅读、写作、去教堂和娱乐，这些事情占满了菲利普从上午6点醒来一直到晚上10点睡觉的所有时间。尽管如此，汉密尔顿仍对儿子的荒唐行为表现出宽容，在1801年10月致艾丽萨的信的结尾，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盼望收到菲利普的来信。这个淘气的小子。” 菲利普的决斗始于一个信仰坚定的共和党律师乔治·I.伊克（George I. Eacker）在那年7月4日国庆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伊克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支持人们在国庆日抒发爱国激情。纽约市的庆典尤为隆重，钟声齐响，礼炮雷鸣，烟花绽放，民兵从百老汇街向布里克教堂进发——《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宣读的。然后，年近而立的伊克上尉带着党派偏好向群众发表演说。他非但没有批评XYZ事件和在与法国的准战争状态下法国捕获美国商船的行径，反而指责英国并暗示有人企图用新军威慑共和党。他对听众说：“用恐怖手段来镇压所有的反对派，很明显，这支军队是在抵御外侮的伪装之下建立起来的。”伊克赞成杰斐逊的做法，认为杰斐逊是在将联邦党的贵族政治从政府中驱赶出去，是在挽救宪法。听闻这篇演说，菲利普·汉密尔顿愤愤不平地认为它是在中伤父亲。 很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1801年11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菲利普在曼哈顿的公园剧院看到了伊克。两位年轻人之前从未打过照面。剧院正在上映的是一出喜剧《西印度群岛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西印度群岛人之子和一个朋友理查德·普赖斯闯入了包厢，伊克正在那里同一个男性同伴和两名女士欣赏演出。这两名不速之客开始奚落伊克7月4日的演讲。一开始伊克试着不与他们计较，但是越来越大的喧哗声引来了听众的侧目。伊克请这两个人出去。正当菲科普和朋友打算离开时，伊克嘟嘟囔囔地说：“在公众场合被一伙该死的浑蛋辱骂真是太糟糕了”。菲利普·汉密尔顿和普赖斯回敬道：“你说谁是该死的浑蛋？”“浑蛋”是一个带着挑衅意味的词汇，经常会引发决斗。当伊克抓住菲利普的衣领时，两个对手眼看就要爆发了。为了不影响其他观众，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试图说出个究竟。伊克在那里重申了他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浑蛋的看法。在返身回剧院时，伊克说：“我期待你们的战书。”菲利普和普赖斯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会等到的。”事情发展得很快，伊克离开剧院前，就收到了来自普赖斯的一封决斗信，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 同一天晚上，菲利普·汉密尔顿咨询了一下他的朋友大卫·S.琼斯，一名年轻的律师，杰伊州长的前私人秘书。琼斯决定在他与斯凯勒家族在决斗方面的权威约翰·巴克·丘奇商量之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丘奇对两个年轻人提供意见说，对伊克的侮辱性言行做出回应。另一方面，他指出，由于菲利普先挑起的事端，他应该努力友好地解决他与伊克之间的摩擦。那个周日的下午，在新泽西进行了一场匆匆忙忙安排好的决斗。他们相互射了四发子弹，没有人受伤，然后宣布事情就此结束。后来，约翰·丘奇和大卫·琼斯试图代表菲利普和伊克的助手就停战协议进行磋商。在所有事情中，他们最担心的是汉密尔顿之子与一位年轻的杰斐逊党人的枪战会引发政治后果。由于伊克在剧院事件中指责菲利普·汉密尔顿甚于普赖斯。当菲利普为自己的粗鲁言行道歉后，伊克仍不愿意收回“浑蛋”这个词。磋商失败了，双方同意在第二天下午的3点钟在新泽西的保罗斯胡克（今天的泽西城）展开决斗。决斗地点选在一块退潮时可与陆地相连的沙洲，以避开公众的视线。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在哪里呢？《纽约晚间邮报》的报道没有提到他参与了此事，只是传递出这样的印象：菲利普在父亲知悉之前，安排了这场决斗。事实上，汉密尔顿了解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但就是没有露面，他赞扬了姐夫约翰·丘奇为避免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汉密尔顿陷入两难境地——后来与伯尔决斗时也是如此。他相信对侮辱人格的行为应予以还击，并遵从绅士维护荣誉的规则。但随着他年轻时代宗教狂热的褪去，他对决斗所持的批评态度越来越强烈。他甚至给士兵们下发一张传单，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得知儿子的错误受到谴责，希望做出修正，汉密尔顿的心绪变得复杂。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汉密尔顿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预演了他和伯尔决斗前的一幕。他认为菲利普应该在决斗场上为了荣誉放弃射击，这是在法国的决斗中风行的一种策略“弃权”。这种做法是决斗者拒绝首先开枪或者放空枪浪费掉子弹。如果他的对手后来杀死了他，那么他就可以被光荣地看作是遭遇谋杀。菲利普以前的同学亨利·道森（Henry Dawson）证实了这一点：“星期一在预定的碰面时间前，汉密尔顿将军听说了这件事，就命令他的儿子当走进决斗场时要克制住别开枪，等伊克先生先扣动扳机，然后再将自己的子弹射向空中。”当然，无人能保证对方不想杀人。 决斗时，菲利普·汉密尔顿听取了他父亲的建议，在听到开枪的命令后并没有举起手枪。伊克也跟着他这样做。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互默默瞪了对方一会儿。最后，伊克抬起了手枪，菲利普也这样做。于是伊克瞄准菲利普的右腰，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嵌入左臂。在一阵痉挛中，菲利普倒地之前扣动了手枪扳机。菲利普的尊严和镇静令人钦佩。“他在决斗场上的心态是一种无法描述的沉着冷静，”《纽约晚间邮报》报道说，“他似乎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期待宽宏与克制能为自己带来最后的胜利。”受伤的年轻人被迅速送回曼哈顿。亨利·道森写道，他“以最快的速度划船到对岸，菲利普在州监狱附近下了船。所有在城里的医生都被召集了过来，新闻像突发性大火一样迅速传开”。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得知谈判失败，就飞速去了大卫·霍塞克医生的家里，告诉他可能需要一些专业服务。霍塞克后来回忆说，汉密尔顿“心急如焚，几近晕厥，出门前在我家停留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常态”。事实上，霍塞克已经知道决斗的事了，赶紧去了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家中，菲利普就被带到了这里。当汉密尔顿随后赶到时，他紧紧地盯着儿子面如死灰的脸庞，试了试他的脉搏。霍塞克讲道，汉密尔顿“迫不及待地从床前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极度悲伤，用一种永远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声调喊道：‘医生，我已经绝望了。’”。接着，惊恐万分的艾丽萨来了，她肚子里怀着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一个月前她生病的时候，汉密尔顿担心她会再次流产。“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汉密尔顿夫人来到生命垂危的儿子的床前，以及她在这间屋子里见到丈夫时的情景。”罗伯特·特鲁普说。 亚历山大和艾丽萨紧紧抱住他们正在呻吟的儿子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亨利·道森记录下了这一撕心裂肺的场景：“可怜的菲尔躺在一张没有帷幔的床上，面如土色，有气无力，眼球不停往上翻，目光散乱。在同一张床上一侧躺着他痛苦至极的父亲，另一侧躺着他心烦意乱的母亲，在他的周围是很多亲戚和朋友，他们在哭泣，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在向基督表达了信仰之后，菲利普·汉密尔顿在清晨5点离开了人世，此时距那致命的一击约有14个小时。他在一个雨天下葬，哀悼的人群排着长队为他送行。在快到坟墓时，踉跄的汉密尔顿不得不依靠朋友的搀扶。人们公认，汉密尔顿面对灾难性事件时一直表现得泰然自若，但是，“他那天的举止十分反常”，安杰莉卡·丘奇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丽萨都悲伤不已，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到安慰。尽管担心流产，她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是在1802年6月2日在格兰其庄园降生了，这个孩子也被命名为菲利普，以纪念他死去的哥哥（他常常被叫作小菲利普）。菲利普·斯凯勒在给艾丽萨的信中表达了全家人的期望：“希望你的丧子之痛能由另一个菲利普来补偿。” 这次决斗的余波与后来汉密尔顿和伯尔决斗的后事竟是如此相似。菲利普的决斗助手称，菲利普拒绝先开枪的行为是自杀性的高尚选择，并咒骂对方未能友善回应。关于菲利普是有意扣动扳机，还是由于剧痛引发痉挛所致，这个问题后来被反复讨论。由于菲利普在为了荣誉而克制着不开火之后被杀死了，我们也可以通过汉密尔顿对其子的死，看出他可能会如何评估自己的致命遭遇。很多当代人相信，《纽约晚间邮报》发表的关于这场决斗的文章，是由汉密尔顿与威廉·科尔曼一起写出的，它把伊克塑造成一个挑衅者。这些美化死者的文章并未提到菲利普和普赖斯曾闯入伊克的包厢，只是说两位年轻人“轻率”地嘲笑了伊克。这一事件并没有被政治化，《纽约晚间邮报》丝毫未提此次争端的根源在于伊克的国庆日演说，由此抹去了这起事件的政治色彩。该报进一步指出，如果伊克在谈判时能像菲利普一样愿意和解，那么第二场决斗就不会发生。对伊克最严厉的谴责是，他在菲利普·汉密尔顿毫无射击意愿的情况下将其“谋杀”。这激怒了伊克的朋友，他们指出，菲利普同意参加决斗，携枪有备而来，并用枪指着伊克。 当《纽约晚间邮报》的社论认为应该宣布决斗不合法的时候，写下如下这段话的人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本人，“每位仁德之士都应反思这种可怕的陋俗。仅凭个人或媒体的声音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干涉”。乔治·伊克从未因菲利普·汉密尔顿的死而被起诉。这名年轻的杰斐逊党律师在两年之后死于肺病。 菲利普之死的受害者之一是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安杰莉卡。她是一位活泼、敏感，有音乐天赋的少女，长得像极了她那风华绝代的姨妈。在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玛莎·华盛顿每周两次带安杰莉卡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舞蹈学校。与兄长亲密无间的安杰莉卡无法接受菲利普的死讯，她的精神崩溃了。那年秋天，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她的愿望，试图让她恢复健康。他让查尔斯·平克尼给她送来了西瓜和三四只长尾小鹦鹉——“她非常喜欢小鸟”，但任何关爱都未能奏效，她的精神状况依然很差。詹姆斯·肯特委婉地描述这个十几岁的女孩拥有“非同寻常的天真和质朴”。安杰莉卡·汉密尔顿一直活到73岁，由麦克唐纳医生照顾着在皇后区安度晚年。她偶尔神志清醒，但永远沉浸于少女时代，常常认不出家人。在她的余生中，她会唱起和父亲表演二重奏时她用钢琴弹奏的歌曲，她也总是谈起她死去的哥哥，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艾丽萨在遗嘱中恳请孩子们“对我不幸的女儿安杰莉卡要仁慈、关爱、体贴”。1856年，安杰莉卡的妹妹小艾丽萨·汉密尔顿预感到姐姐即将离世，她写道：“可怜的姐姐，对她来说，这该是个幸福的解脱吧！她已经失去幸福半个世纪了。” 菲利普死后，汉密尔顿万念俱灰。虽然对失落情绪并不陌生，但他从未因此堕入绝望的深渊。在过去，无论多么痛苦，他依然能以一种近乎机械的平静源源不断地写出文章和信件。现在，他平稳的生活状态灰飞烟灭了。“我从未看见过一个人像汉密尔顿那样彻底被悲痛征服”，罗伯特·特鲁普在决斗后两个星期写道。被生父遗弃的汉密尔顿一定悔恨没能保护好儿子。4个月后，他强打精神，答谢所收到的慰问信。这些回信表现出他对爱子之死的深切哀痛，他对生活的极度绝望，以及对宗教慰藉的强烈需求。在给本杰明·拉什的回信中，他写道，菲利普的死“是我这辈子最最痛苦的事情……他的确是一名青年才俊。然而，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现在已经摆脱了这个充满荒唐、邪恶、危险的世界中的种种诱惑和灾难了。我深信，他已经平安抵达了可以安享永久幸福的天堂”。 汉密尔顿在菲利普死后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甚至他的面容都不一样了。特鲁普说，他的脸“深深地烙上了悲痛的印记”，这一发生变化的情形被奥尔巴尼的画家埃兹拉·埃姆斯（Ezra Ames）画到油画里去了。作为斯凯勒家中的一位常客，埃姆斯给承受丧子之痛的汉密尔顿画了一幅非常著名的肖像，表现出他情绪的陡然低落。在早年的肖像画中，汉密尔顿或意气风发，愉快地眺望着远方；或成竹在胸，彬彬有礼地注视着对方。埃姆斯笔下的汉密尔顿看起来茫然、苦闷，似乎陷入内省，正在探察灵魂深处，热情与机智消失了，低垂的目光蕴满忧伤，一些无法化解的新愁缠绕在他的心头。 第三十九章 宣传册之战 杰斐逊总统在民众中的声望进一步提升，加深了汉密尔顿的悲观情绪。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大多数的支持，杰斐逊执掌着一个令其两位前任都会艳羡的团结一致的政府。幸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美国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期。多亏亚当斯，美法“准战争”成为了回忆。继承了国内繁荣、国际和平的杰斐逊，享受着异乎寻常的好运，美国自独立革命后第一次真正稳定下来。 杰斐逊采取了遁世离群的执政风格。他几乎从不演讲，大部分时间用信函和内阁官员交流。但是，他每天骑在马背上穿过华盛顿，美化他的平民主义者的形象。“他没有举行正式招待会的日子，从不进行任何庆祝活动，经常看到他身着便装，有时是穿着拖鞋接见客人，大多数时候平易近人，与至高无上的民众形同兄弟。”罗伯特·特鲁普说。杰斐逊培养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汉密尔顿却始终无法摆脱那些过时的家长制政治观点。联邦党人只同教养良好的绅士接触，却发现他们在历史出现分水岭时选错了路，对桀骜不驯的平民大众而言，共和党人更有吸引力。 看到杰斐逊获胜，汉密尔顿猜想自己的成就将很快遭到蔑视或被人遗忘。共和党记者詹姆斯·奇塔姆又老调重弹，翻起了旧账，说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曾鼓吹君主制。汉密尔顿被迫再次对这种欺世之论做出反击，他在1802年2月给古维内尔·莫里斯写了一封脍炙人口的信： 我的命运真的很奇怪，也许全美国无人能比我为现行宪法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更大。与我对它的运数预期相反，正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的，我仍在拼命支撑这个脆弱“卑微的构架”。然而，有时我发出的小牢骚，根本无法与它的反对者对我的咒骂相比。面对此情此景，我除了从舞台上彻底退出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越来越相信，这个美国人的世界不是给我准备的。 这封信写于菲利普死后的那一段悲痛的时期，流露出了汉密尔顿对美国政治深深的疏离感。他坚持对生命的悲观看法：良善很少会获得回报，恶行也很少遭受惩罚。 尽管意志消沉，汉密尔顿却永远不会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的失意增强了他要逆转共和党浪潮的迫切愿望。在“考验”的文章中，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方案给予了全方位的抨击。语气极端挑剔，缺乏其早期作品中明显体现出来的宽宏大量的气度。杰斐逊想缩减或彻底废除外国移民入籍的14年归化期，汉密尔顿则含沙射影地说，是外国人而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把这个弗吉尼亚人推上了总统一职；他预计“外国人的涌入”将“改变和败坏这个国家的精神”。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印度群岛人，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地指责瑞士出生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的文章。“谁在掌管着我们这个命运不济、苦难深重的国家的经济命脉？”汉密尔顿自问自答，“一个外国人！”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汉密尔顿一直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对奴隶、美洲原住民和犹太人都持一种开明的态度。他对美国发展建设的构想向来是建立在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受到个人挫折与磨难的汉密尔顿，甚至背离他那最优秀的本性。 菲利普死后，汉密尔顿的见解似乎来自他头脑中某些阴暗的角落，他指责杰斐逊赞成废止威士忌税和除进口税以外的其他一切税收。杰斐逊曾谴责汉密尔顿想制造永久债务，他现在却取消了可能加速偿清联邦债务的税收，这些举措激怒了汉密尔顿。杰斐逊最终被证明是幸运的：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关税收入的增加，使他能够在削减税负的同时实现财政盈余。 在考虑一种非正式的政治复出时——汉密尔顿从未言明此事——他不得不与一个难题做斗争：尽管共和党人是“口蜜腹剑”的“无耻骗子”，可他们还是赢得了民众的热爱。怎么会这样呢？汉密尔顿认为共和党人诉诸的是情感，而联邦党人更倚重的是理智。“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加理智，但却远非是理性的，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为情感所左右”，他告诉詹姆斯·贝阿德。他提出的备受争议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叫作“基督教宪法协会”的组织。驳斥无神论已成为汉密尔顿批判杰斐逊以及法国大革命的主调。现在他希望，通过出版宣传册，促进慈善事业、建立移民互助团体和职业学校，这个新的协会将推广基督教、宪法和联邦党——三者的优先顺序未必按此排列。借助上帝来反对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希望能够制造出更强有力的政治诉求。创立该协会是个极其糟糕的主张，因为它会破坏政教分离的原则，使政治势力与宗教组织混淆在一起。汉密尔顿并不是在推崇宗教，而是想借助它实现政治目的。汉密尔顿并非膜拜宗教，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利用它。幸运的是，其他联邦党人并未赞成这个主张。汉密尔顿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退步的思维模式，似乎独自在旷野中怒吼，却没有人聆听他的声音。 很明显，晚年的汉密尔顿再次专注于宗教，统领新军的时候，他曾要求国会向每个旅派一位专职牧师，以方便士兵做礼拜。尽管年轻的时候他也非常虔诚，在国王学院祷告得非常殷切，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在独立战争期间衰退了下来。像其他开国元勋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样，他对宗教的狂热深感不安，一度在有组织的宗教与迷信之间画上等号。作为华盛顿“军事家庭”的成员，他曾写道：“唯有神父和女人才会带来祸害。”担任财政部长时，他说：“许多狂热的教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苦难，它们在一种虔诚但错误的热情的煽动下打着服务上帝的旗号，干下最穷凶极恶的犯罪行径。” 法国大革命的无神论和杰斐逊表面上对它的包容（杰斐逊是一名怀疑基督耶稣的神性的自然神论者，而不是一名无神论者），促使汉密尔顿恢复了对宗教的兴趣。他在1797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愤怒地说道：“据悉，杰斐逊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一直说，他在那个国家见过的学者和哲人大多都是无神论者”。汉密尔顿认为詹姆斯·门罗也在巴黎受到了无神论哲学的感染，并说两个弗吉尼亚人共进晚餐时，“兄弟般团结一致从哲学上反对基督教并阐述宗教信仰的荒唐”。对汉密尔顿而言，宗教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他认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宗教就将是一个地狱般的场所。 但是，这是汉密尔顿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还是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华盛顿一样，他从不在口语中使用“主啊”，甚至从不在演讲时使用“天堂”等模糊的字眼。艾丽萨越来越沉迷于基督教福音，逐渐变得满口基督教语汇，甚至捐钱在三一教堂得到了一把长椅，但汉密尔顿并不和妻子一起参加礼拜，也不正式隶属于任何教派。他对圣餐仪式、清规戒律和公开的祈祷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原先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抵触情绪并未彻底消失。另一方面，艾丽萨是如此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绝不会嫁给一个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她的信仰的人。汉密尔顿相信，美德会带来幸福的来生，它将赋予“比在这个多变并且一直在变的尘俗，所能发现的更为有意义的祝福”。他安慰朋友的一席话无疑说明了他对道德秩序的主要观念：“不要指责天道的安排。它们必定存在于智与善之中。当它们不适合我们的时候，也必是因为我们自身存在应受惩罚的错误，或者因为有某种意图，希望我们纠正一些自己并未意识到的罪恶或过失。”那么，从菲利普之死中，汉密尔顿又得到了上帝的什么教诲？ 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的文集提供了鲜明的证据，来证明他父亲晚年虔诚的宗教信仰。他说汉密尔顿年轻时代的狂热又复活了，他开始每天祷告，在家庭圣经旁白处密密麻麻写下了许多注释。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汉密尔顿试图找到宗教的逻辑，而不是启示。这一点在他摘抄的威廉·帕利（William Paley）的《基督存在的证据之我见》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我仔细地考察过基督教的证据，”他告诉一位朋友，“并且如果我是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的陪审员，我宁愿非常武断地给出支持它的裁决。”谈到基督信仰时，他对艾丽萨说：“我研究了它，并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就像证明我向人们提出的那些观点一样。”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相信，他父亲花在格兰其庄园漫步庭院的时间拓宽了他的宗教意识。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一次，他与艾丽萨一起在树林里散步，谈起他们的孩子，突然，他转过身对着她，以激动的口气说：“如果幸运，我或许还能再活20年。我会在这片树林里为他们建一座小教堂。” 汉密尔顿从杰斐逊政府得到的唯一慰藉是，亚伦·伯尔逐渐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副总统与总统的联系维系在两周一次的晚宴上，与内阁的会面则是一年一次。在与女婿谈及自己的处境时，伯尔以自嘲的语气说：“我现在只能靠在街上偶遇，才有机会见到内阁的各位部长。”一名议员说，伯尔主持参议院的时候“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然而围绕伯尔和杰斐逊疏远的关系也有很多传言，伯尔的最大成就只能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约翰·亚当斯在担任副总统之职时也遇到过同样的尴尬，但并未遭受华盛顿政府这般敌视。 伯尔表面上保持着对杰斐逊的忠诚，直至他在废除《司法条例》的问题上与共和党人分道扬镳。伯尔知道，他已经与共和党签下了决裂的判决书，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讨好联邦党人求得他们的支持。伯尔现在“在华盛顿完全是一个被隔离了的人”，西奥多·塞奇威克评论说，“他彻底失去个人影响力了”。伯尔究竟要如何费尽心机地讨好联邦党人？1802年2月22日，谜底终于揭晓。当天，联邦党的议员们在斯泰勒酒店汇聚一堂，庆祝华盛顿的诞辰，古维内尔·莫里斯作为东道主主持了此次活动。在晚宴行将结束时，来宾听到有节奏的敲门声，当副总统踏入房间时，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声，询问他是不是不请自到来寻衅滋事的。由于有组织者的邀请，人们礼貌地接待了他，伯尔向“一个集所有诚实人的优点于一体的人”致送了祝酒词。伯尔的圆滑姿态彻底切断了他与杰斐逊的关系。对于伯尔的意外出现，汉密尔顿不禁发问：“是否有什么新的阴谋将联邦党人和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人联系在一起？” 由于联邦党人和副总统玩起了相互利用的游戏，因此，汉密尔顿没有将暗送秋波的伯尔一棒打死，他认为，策动杰斐逊下台的最好办法就是破坏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关系，进而分裂共和党人。“作为一个工具，这个人能够起到一定的价值，”汉密尔顿这样评价伯尔，他同时也提到，“但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将让他的政党蒙羞并最终毁掉该党”。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一策略也是危险重重，因为伯尔会伺机取代他在联邦党的领导地位。因此，一种状况出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两个事业衰退的落魄政客，将对方视为自己政治复兴的最大障碍。 伯尔试图在纽约州东山再起，要么设法控制当地的共和党并渗入联邦党内部，要么将两党的背叛者组成一个新的联盟。正在这时，当地的党派之间突然爆发了媒体攻击，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宣传册之战”。在伯尔当选副总统之后，一份神秘的题为“给诽谤者的警告”的传单，被张贴在纽约各咖啡馆的墙壁上，指责伯尔“寡廉鲜耻”。这张匿名的宣传页声称“无数不幸的薄命女子”被这个经验老到的“猎艳高手”欺骗过。它罗列出一串交际花的姓名首字母的缩写，称伯尔留给她们的只有“疾病、丑陋的名声和处境悲惨的折磨”。一些评论文章还找出了汉密尔顿的风流韵事和伯尔的风流韵事之间的相似性。建筑监察员本杰明·拉特罗布说，“汉密尔顿和伯尔两人都身材矮小，都毫无节制地沉溺于同样的罪恶”。但是，伯尔在信中所言无不涉及女人，证实了他的风流韵事之多、之广。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根本不值一提。 这场针对伯尔的匿名攻击或许是纽约州州长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发起的，他现在掌管着该州的任免权，并获得了“政党分赃制之父”的名声。德·威特·克林顿擅长凶狠猛烈的行事方式，是《美国公民报》（American Citizen）的背后力量。该报于1801年创立，主编是曾经做过帽商，善于蛊惑人心的英国记者詹姆斯·奇塔姆。很快，纽约的每一个小团体都感到有必要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汉密尔顿和威廉·科尔曼一起以《纽约晚间邮报》为阵地。伯尔和他的团队创办了《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由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哥哥彼得·欧文（Peter Irving）担任主编。 对伯尔来说，还有比曝光其风流韵事更为让他头疼的事情，有人对大选期间票数相等之事进行了详细审查。詹姆斯·奇塔姆和《美国公民报》对伯尔在选举中的两面派做法穷追不舍，并不断强调此事。奇塔姆断言，伯尔从被提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实施一场试图让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全面、复杂、邪恶的阴谋”。起初，伯尔以惯有的冷漠对待这些指控，但随着奇塔姆和其他一些人闹得越来越凶，他开始生气地认为存在一个希望摧毁他的阴谋。看到克林顿党人将更多的辱骂加诸伯尔，罗伯特·特鲁普写道：“很有可能，伯尔的仕途风光就此一去不复返，他所有的诡计、野心和努力都拯救不了他。” 奇塔姆并不满足于单单诬蔑伯尔一个人，他还斥责汉密尔顿是独立战争的叛徒，意欲在美国复辟贵族统治。为了得出这样牵强附会的结论，奇塔姆不得不编造汉密尔顿的父亲是“一名地位显赫的商人”。一个自力更生、富有进取精神的孤儿的实情，无法满足奇塔姆的需要，“很不幸，汉密尔顿先生出生于一个文明世界的角落，在那里，专制和奴隶制以欧洲的君主们闻所未闻的方式流行着。他童年时期所形成的习惯和偏见，不可能被彻底根除。”自1798年从英格兰移民而来之后，奇塔姆对汉密尔顿的废奴活动知之甚少，也无意去了解。奇塔姆的主要论点是伯尔计划和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将共同参加1804年的大选，并联手瓜分联邦党的选票：“以此来看那时的事情，汉密尔顿先生显然挡住了伯尔的路！”事实上，在雷诺兹和亚当斯等宣传册上栽了跟头之后，汉密尔顿已不再是1804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更何况没有任何迹象暗示他打算竞选。 与纽约政界言辞上的侮辱同样让人震惊的还有身体上的暴力。决斗成了解决政治冲突的家常便饭：历史学家乔安尼·弗里曼（Joanne Freeman）计算出，在1795年到1807年间发生了16次为了捍卫荣誉而举行的决斗，虽然并非全部得以进行。当约翰·斯沃特伍特（John Swartwout）指责奇塔姆是德·威特·克林顿的传声筒时，德·威特·克林顿反唇相讥说斯沃特伍特是“骗子、流氓和无赖”。结果，德·威特·克林顿和斯沃特伍特在新泽西的威霍肯的决斗场地上轮番相互射击了几个回合。在斯沃特伍特腿部中了两弹之后，德·威特·克林顿跨出了决斗场扬长而去。可以看出，报纸的编辑除了打口水仗之外，也互换子弹。在詹姆斯·奇塔姆诬蔑威廉·科尔曼是一个黑白混血儿的父亲时，两人差点进行枪战，好在后来他们以法律手段解决了冲突。没过多久，杰斐逊派的港务长汤姆森上校指责科尔曼是个懦夫，双方趁着暮色，在洛夫巷（今天的纽约第21大街）决斗，在那场决斗中汤姆森伤重而亡。根据一位编辑的说法，在杀死对手之后，科尔曼若无其事地回到《纽约晚间邮报》的编辑部，“出了一期高品质的报纸，尽管晚了半小时”。在后来的一场政治冲突中，科尔曼受到了一记鞭打，导致腰部以下完全瘫痪。 总统杰斐逊也受到了这些年蓬勃发展的低俗报刊的影响。他和共和党人曾支持过詹姆斯·I.卡伦德，此人批评过亚当斯总统，并因此而依据《镇压叛乱法》被处以9个月的监禁和200美元的罚款。一出监狱，卡伦德便恳求杰斐逊帮助他支付罚款，并希望能被任命为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邮政局长。当杰斐逊非常小气地给了他50美元时，报复心强且酗酒成性的卡伦德转而投奔到了联邦党阵营。在里士满负责编辑一份联邦党的报纸，揭发杰斐逊任副总统期间向他行贿，要求他诽谤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当杰斐逊否认此事时，卡伦德公开发表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杰斐逊在1799年到1800年给过他一些资金用来资助出版《我们的前景》。在这本书中，汉密尔顿被诬蔑为“风尘女之子”。尴尬的杰斐逊只好勉强称支付这些钱纯粹是受到“慈善动机”的驱使。 接着，1802年9月1日，卡伦德公布了他在狱中听到的一个将在美国历史中回荡的故事——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花边新闻：“人们都知道，让人们崇敬有加的这个人，与他的一名奴隶维持着奸夫淫妇的关系已经好多年了。她的名字叫萨莉……这个荡妇萨莉，与我们的总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在夏洛特敦的邻居那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这个故事，当然确切知道详情的人并不多……这位‘非洲的维纳斯’，据说还被提拔为总统在蒙提塞罗家中的女管家。”卡伦德提到，“黝黑的萨莉”有五个黑白混血儿，还提到她的儿子汤姆（“棕黄色的汤姆”）与杰斐逊惊人的相像。卡伦德现在毫不留情地把共和党称为“黑白混血党”。他还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在法庭上直面总统了，并会验证总统与“黑荡妇和她的一窝混血幼仔”之间关系的真实性。 杰斐逊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尽管他向罗伯特·利文斯顿抱怨说：“联邦党已经打开他们诽谤的闸门了。每一位体面人都对卡伦德的污言秽语很反感。”詹姆斯·麦迪逊反驳说萨莉·赫明斯一事是“杜撰的”，但联邦党媒体却兴奋地欢呼，还用打油诗劝诫总统悔悟： 放弃你对黝黑的萨莉的调戏； 汤姆，别再放纵你的肉体； 试着努力挽救你的灵魂吧。 还有一位联邦党的编辑声称，他已经查证了萨莉·赫明斯“在蒙提塞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其角色如果不是女管家就是家中的裁缝”“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对她的尊敬程度远远超过她的佣人身份”。阿比盖尔·亚当斯相信，杰斐逊已经遭到了报应，给他写信时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窃喜：“那条被你放在怀里用身体温暖的毒蛇如今却咬伤了恩人的手”。约翰·亚当斯隐晦地表示，他认为那个故事是真实的，同时承认，“在弗吉尼亚，每个种植园主都和奴隶有一群私生子女”。对亚当斯来说，这种情况是“与那种人——黑奴——的肮脏接触所产生的自然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 得知杰斐逊曾资助卡伦德诬蔑自己，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勃然大怒。“如果杰斐逊先生曾鼓励无耻的卡伦德诽谤你和他的前任，那他简直是十恶不赦、丧心病狂。”菲利普·斯凯勒向他的女婿说道。早在1796年“福基翁”的文章中，汉密尔顿就已经暗示他知道萨莉·赫明斯一事。但现在，看到杰斐逊的情史被报纸大肆宣扬后，他反而奉劝联邦党编辑不要理会这则丑闻，在政治事务中应该按照自己坚持的方式去做。在《纽约晚间邮报》上，汉密尔顿表示，他“反对一切与公共问题无直接关联的人身攻击”。这并没有阻止《纽约晚间邮报》称卡伦德为“卑鄙小人”，并且还刊登了12期题为“杰斐逊与卡伦德”的连载系列文章。杰斐逊党人则指责汉密尔顿透露给《美国公报》有关杰斐逊的一个“发霉”的传闻，即杰斐逊在25岁那年，曾试图引诱朋友兼邻居约翰·沃克的妻子。卡伦德添油加醋地重新编写这个故事，并以夸张的手法挑唆约翰·沃克向杰斐逊下战书。 1803年7月，詹姆斯·卡伦德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其死因让后人揣测了两个世纪。杰斐逊党人的媒体曾向他发出死亡威胁，并指控他犯有鸡奸罪。《里士满观察报》（Richmond Examiner）的默里韦瑟·琼斯（Meriwether Jones）发表社论说：“卡伦德，难道你不担心复仇的枪火会消灭你的灵魂和身体吗？”在另外一封写给卡伦德的公开信中，琼斯设想卡伦德会溺水身亡：“哦，但愿詹姆斯河能像忘川一样，保佑你忘却前事，忘却你的威士忌。”卡伦德一夜纵饮之后，1803年7月17日，他那胀起来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詹姆斯河的水面上。验尸陪审团得出结论：这是一起酒后失足溺死事件。然而在充满如此恶毒气氛的日子里，不止一个联邦党人怀疑卡伦德是否被复仇的杰斐逊派人棒击而死，然后抛尸河中。 第四十章 真相的代价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最后的苦乐参半的岁月里，内心充满了矛盾复杂的情感。有时，他似乎只关注他的政治前途，但另一些时候，他又对杰斐逊的胜利是如此沮丧，以致他似乎准备认真践行已经说过多次的承诺，退隐山林，忘却纷繁政事。他不再被视为联邦党的领袖，对于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形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依然在曼哈顿下城区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1803年，他将律师事务所从石头大街69号搬到了花园大街12号。他在帕特什大街58号（现在的富尔顿大街）有一处临时寓所，但他大多数时间都陶醉在格兰其庄园宁静的氛围中。1803年11月，鲁弗斯·金记录了他对汉密尔顿新的乡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印象： 汉密尔顿是法律行业的翘楚，月收入也相当可观。他完全生活在离城15公里的别墅里，每周四五天，每天大约三小时，会被他花在往返于家和城市之间的路上。我并不认为他还在干预或牵挂政事。他对我们的体制和政府已有十分明确的看法。作为对这个国家最有发言权的两位伟人之一，他除了预言以外，无需做其他事。 汉密尔顿撇开日常政务，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工作和政治理论的研究上。他最初拒绝了一项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联邦党人文集》的计划，他告诉出版商说，自己还会做得更好，“既然我给予民众牛奶，今后我还将提供肉菜”。最终，汉密尔顿配合了这个项目，为这部于1802年发行的图书校对并勘误，他不大有兴趣标明各篇文章的作者，尽管他自己写就了其中的大多数。当埃格伯特·本森请他注明作者身份时，汉密尔顿反应出奇得不痛快，就好像这个请求让他为难一样。一天早上，他在本森的办公室逗留时，在一些法律文件中加塞了编辑想要的那份清单而没有留下任何评论。麦迪逊也留下一张清单，只是与汉密尔顿的有矛盾之处。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花工夫，简直要发展成一个产业了。 汉密尔顿的学术雄心远未得到满足。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回忆了他在1804年春天拜访格兰其庄园时，看到一位陷入愁思的男主人。肯特说，汉密尔顿的宅邸，立在一块高地上，在狂风暴雨中“如摇篮般晃动”。也许是被恶劣天气扰乱了心绪，汉密尔顿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前所未有的严肃反思……他把当时的愤怒和冲动视为祸根，认为它们只会有利于那些狡诈奸猾、包藏野心的煽动者”。汉密尔顿向肯特披露了他的计划——完成一部关于政府科学的巨著，它甚至将超越《联邦党人文集》。他希望纵览历史，考察政府机构在道德、自由、法理等方面的效能。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汉密尔顿计划担任主编，组织六到八个作者完成不同的篇章，包括约翰·杰伊、古维内尔·莫里斯和鲁弗斯·金。约翰·梅森牧师会撰写一篇关于教会史的文章，肯特将撰写一篇关于法学的。汉密尔顿要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一部恢宏的巅峰之作。“至于从这些历史回顾中得出的结论，”肯特说，“他准备把这个任务留给他自己，这就是当时占据他头脑的尚不够完善的计划。” 在这次拜访中，肯特惊诧于汉密尔顿身上一种最近展现出来的温柔。他提到这位慈爱的父亲，体贴而热忱的主人：“他此前从未表现出如此友好和平易近人。他对我的关怀令我受宠若惊。”肯特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次拜访中汉密尔顿表现出的殷切。那天，肯特身体不太舒服，早早地上床休息。牵挂客人的汉密尔顿拿着一块毯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房间，轻轻为他盖上。“睡得暖和点，小法官，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汉密尔顿告诉他，“如果你生病了，那可怎么办？” 汉密尔顿逐渐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胃肠等问题，他的脑海里已经无法不去想到死亡了。作为一个资质卓绝、自强自立的人，数年来，他一直承受着自我施加的巨大压力。有时，他的人生就像是对他的凄苦童年的过度补偿。他不再是来自加勒比海的那个狂妄自大的少年得志者了，他似乎老成了许多，也更加柔和了。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痛楚：菲利普的死，安杰莉卡的精神失常和艾丽萨的妹妹佩吉的病故。前方还有更多的苦难等待着他们。1803年3月7日，艾丽萨的母亲，凯瑟琳·范·伦塞勒·斯凯勒（Catherine Van Rensselaer Schuyler）死于突发性中风，被埋葬在奥尔巴尼的家族墓园中。那个在汉密尔顿初次见他时精力充沛的少将菲利普·斯凯勒，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忧郁症患者，还受着痛风的折磨。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安慰父亲，而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照顾孩子们。汉密尔顿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不在你们身边，无法宽慰你们。我替他老人家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大家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深切痛苦。”几天以后，他淡然地补充道：“忍受一切吧。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与灾难的世界。在生命的晚年，不幸似乎紧紧地缠绕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和安宁，都要求我们习惯于以基督教的坚韧面对灾祸。” 尽管判断力下降且心情阴郁，汉密尔顿的智慧之剑却始终保持着锐利的锋芒。现在已经成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的罗伯特·特鲁普从国王学院时期以来一直在观察他的朋友，他对另一位朋友惊叹，汉密尔顿“似乎变得更加成熟。这是我们律师界的共识，我可以真心地说，他现在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汉密尔顿被客户团团围住，他倾向于接手那些能攻击或困扰杰斐逊总统的案子。现在这两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交锋了：表达自由。杰斐逊长期以来炫耀着他对报纸的尊重。作为总统，他赦免了根据《镇压叛乱法》而被捕入狱的共和党编辑，并强调说他同样允许联邦党编辑对他发表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当一名俄国公使在总统的接待室中看到一份充满敌对情绪的联邦党报纸时，杰斐逊告诉他：“把那份报纸放到你口袋里吧，男爵，如果你听到有人怀疑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表达自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你就把这份报纸给他们看看，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杰斐逊并非像他装出来的那样是一个圣洁的平民主义者。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写信，表示希望“发起一些有益于恢复新闻道德的指控”。在他任职总统的末期，他抱怨报纸“自甘堕落到撒谎的地步”。 杰斐逊曾经高调地对联邦党的编辑提起过两次诉讼。其中一桩针对纽约哈得孙的哈里·克罗斯韦尔（Harry Croswell），汉密尔顿担任了被告的律师。克罗斯韦尔主编了一份名为《黄蜂》（Wasp）的报纸，这份报纸的报头上引用了一句十字军东征时的格言：“鞭挞招摇过市的无赖们。”针对杰斐逊自称资助卡伦德发表《我们的前景》纯粹出于“慈善”动机这件事，克罗斯韦尔以“罗伯特·拉斯迪科特（Robert Rusticoat）”为笔名，撰文进行嘲笑。1802年夏天，克罗斯韦尔评述卡伦德说：“他完全有资格充当一条走狗，替主人喷射毒液，四处散播恶毒的谣言。简而言之，那个伪装成爱国志士和‘平民总统’的家伙需要找个帮凶，来替自己掷出匕首或投出剧毒，而他正是合适的人选。”在另一篇文章中，克罗斯韦尔说，“杰斐逊向卡伦德付钱，指使他污蔑华盛顿是叛徒、强盗和伪证人。杰斐逊称亚当斯是头发花白的煽动者，凡是他所了解的品行端正之人，他都要做出最恶劣的诽谤。”这些评论考验了杰斐逊对表达自由的尊重。他在共和党编辑被起诉犯有诽谤罪时表现出的担忧，在州政府指控联邦党被起诉时荡然无存。 1803年1月，纽约州哥伦比亚县的一个陪审团以诽谤杰斐逊总统的罪名起诉了哈里·克罗斯韦尔。联邦党人都聚集在克罗斯韦尔的旗帜之下，致使该案激发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纽约的检察总长，最近转向杰斐逊派的安布罗斯·斯潘塞亲自处理了这起诉讼。尽管克罗斯韦尔希望汉密尔顿担任其辩护律师，但后者忙于其他案件，无法在早期的辩护阶段参与该案。菲利普·斯凯勒告诉艾丽萨，很多联邦党人来拜访他，希望他能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汉密尔顿接受这项法律业务。斯凯勒同情他们，并告诉艾丽萨，杰斐逊“不仅让汉密尔顿的职位蒙羞，还用自己的恶行败坏了道德”。7月，巡回法院在纽约州克拉维拉克的一所小型法院开庭，汉密尔顿加入了该案的辩护团队。因为该案涉及两个里程碑式的宪法观点，表达自由和陪审团审判，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汉密尔顿论证的要点是，在诽谤案的审理过程中，如果一位作者所做的叙述是真实的就应该被允许。此前诽谤案的评判标准是：原告仅需证明有关言论损害了他的名誉，不必管这些言论是否真实。无论汉密尔顿还是克罗斯韦尔都想延迟审判，直到他们能找到詹姆斯·卡伦德，请他出庭证明杰斐逊曾出钱雇他写作。不知道是否出于巧合，卡伦德在该案审判之前几个星期溺水身亡。汉密尔顿又试图传唤杰斐逊或至少获得一份杰斐逊的证言文件。然而，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回到普通法体系，告诉陪审团“要判定事实本身，而不是判断公开出版物的真实性或者意图”。换言之，陪审团的工作仅仅是决定哈里·克罗斯韦尔是否出版过关于杰斐逊的诽谤性文字，无须理会这些言辞是否真实可信。陪审团接到指示后，别无他选，只能判定克罗斯韦尔诽谤罪名成立。 在1804年2月中旬，汉密尔顿去了奥尔巴尼，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重审此案。虽然法官席中有汉密尔顿的联邦党盟友詹姆斯·肯特，但汉密尔顿还得面对其他三名共和党法官。所有人都热切期待汉密尔顿那势如破竹的雄辩，以致在他演讲时，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纷纷到场旁听。这些立法者不仅仅是由于好奇而来到法庭的，他们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真实性作为诽谤诉讼中的申辩理由。在长达六小时的演说中，汉密尔顿没有令期待者失望。在论证需要重新审理的时候，汉密尔顿着重突出了保护表达自由的原则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表达的自由在于从正当的动机出发，为恰当的目的，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使这些表达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地方官员或个人。”作为一个反复受到媒体谩骂指责的受害者，汉密尔顿并不赞同完全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我认为谩骂和诬蔑的精神是社会的毒瘤。我知道最优秀的人也无法免于谣言的攻击。众口铄金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接着，他阐述了真相、公正和无恶意表达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断言，只有自由的媒体才能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他从未直接提及杰斐逊，但是总统的影子一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讲中。在陈述当选官员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媒体监督时，汉密尔顿提醒法官们注意：“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伪君子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在公众中博取声望；又有多少次，在达到目标之后，伪君子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为了防止听众不明白其中暗示的意思，汉密尔顿补充说：“那些激情澎湃的民权斗士攀上权力巅峰后，就变成与民权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因此，有必要观察一下这样推选出来的人的实际行为。” 通过强调动机问题，汉密尔顿明确了至今仍在美国产生效力的诽谤罪认定原则：发生争议的作品必须是虚假的、破坏他人名誉的和恶意的。如果一份公开发行的作品“意图是正当的，它就不应该是诽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坦率的记录”。汉密尔顿表明了真实性和意图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报道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它不是被用来蓄意伤害他人的。”但他也承认，仅有真相不能作为有效辩护，诽谤者也可能“滥用真相作为武器”。汉密尔顿没有辩称真相是决定性的，只是认为它应是可以被接受的证据；如果一名记者揭露了真相，但恶意地损害了对方，他仍可能犯有诽谤罪。汉密尔顿指出，已经被烙上令人厌恶的名号的《镇压叛乱法》，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补救性的措施——它允许被控诽谤的人在陪审团面前就真实性和意图做出陈述。在决定诽谤案件中的意图时，汉密尔顿还强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陪审团，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法官做出裁决，以免美国司法制度重归专断暴虐的皇室法庭的旧路。 当汉密尔顿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发表总结陈词时，他仿佛回到国王学院那青春飞扬、意气风发的岁月。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内心深处自由地流淌出来的：“我从不认为说出真相是犯罪之举。我很高兴这一天即将来临，因为我的灵魂憎恨这样的看法：一个自由的人却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表达自由的问题有着非凡的意义，派系作风——“我们国家的致命毒药”——已经扩散至整个美国。汉密尔顿担心某些政党可能导致专制和独裁：“监督这些行为是自由的媒体的职责。它提早为我们敲响葬钟，捍卫权力免遭侵蚀。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为此权利宁可浴血奋战也不能放弃。” 在场人士聆听了汉密尔顿从丰富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的诸多论点，便再也无法忘却他那些引人入胜的观点，以及他给肃静的法庭带来的震撼。詹姆斯·肯特悄悄递给朋友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从未听到他如此美妙的演讲。”纽约商人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后来写道：“这的确是人类才智的非凡成就，我相信，法庭上的人无不热泪盈眶。”观众托马斯·P.格罗夫纳（Thomas P. Grosvenor）证实，汉密尔顿的演讲“让他流下了眼泪，也让无数观众流下了泪水”。首席法官肯特总是对汉密尔顿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现提出独到见解，而这次汉密尔顿为克罗斯韦尔辩护的演说被他视为“最值得称颂的一场”： 我一直认为汉密尔顿将军在那件事中所做的辩护是最了不起的一次。汉密尔顿将军展示出非同寻常的严肃和热忱。他时而让人热血沸腾，时而又让人深表同情。他的整个灵魂都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投入到为陪审团和自由的媒体争取权利中，他相信自己正在为反抗压迫的勇士建立最安全的庇护所。 即使汉密尔顿的对手，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斯潘塞，也对汉密尔顿在法律方面的能力不吝赞美之词，称他是“这个国家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就创见性而言，汉密尔顿无疑超越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输掉了这场官司。因为四名法官意见相左而人数又等同，于是，在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反对的情况下，克罗斯韦尔没有打赢这场官司。作为对袒护总统杰斐逊的报答，共和党人将刘易斯奉若神明，在六天后提名他为代表该党参选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但是，汉密尔顿在这场案件中的陈词却取得了长远的胜利。1805年4月，纽约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新的《诽谤法》（Libel Law），该法包含了汉密尔顿希望涵盖的几点内容。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后，州最高法院同意在那年夏天重新审理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遗憾的是，汉密尔顿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迟来的胜利。 1803年，杰斐逊总统由于收购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而让其在群众中的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仅用1500万美元，就购得了位于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脉之间21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对于杰斐逊的行为，汉密尔顿有些哭笑不得：杰斐逊——这位严格奉行宪法人——竟然利用远远超出宪法规定的行政权力做出如此惊人的举动。这项土地购买案，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以及被现任总统猛烈抨击的其他措施相形见绌。杰斐逊考虑通过宪法修正案使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行为合法化，并得到了国会的许可。“我们还是少谈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的宪法问题为好。”他向麦迪逊坦陈。为了证明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杰斐逊引用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阐明并完善的默示权力理论。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对默示权力的假定和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要比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时期对这项权力的使用大得多”。当事情符合自身利益时，杰斐逊就略显尴尬地把自己的小政府主义信条丢到了一边。 汉密尔顿起初不相信拿破仑会出售这块土地。他说：“野心十足、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拿这块土地换钱。”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先夺取新奥尔良，然后与在战争中破产的法国谈判购买土地事宜。或许汉密尔顿又陷入了亚当斯总统治下他的军事幻想中去了。于是，由于嫉妒杰斐逊轻而易举获得的这一成就，汉密尔顿贬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重要意义，声称在那片旷野上发生的事“对冷静的政治家来说太过偏远，因而浇灭了他们的热情”。 不过，汉密尔顿最终还是效忠于他的国家主义观点，成为支持该购买案的少数联邦党人之一。与此同时，很多联邦党人则与共和党人互换角色，变成宪法的严格解释者，否认宪法允许这项收购。除了出于保护宪法的目的，他们还担心这片新国土会削弱联邦党的实力，最终使其走向毁灭。毋庸置疑，这块位于当时美国国境以西的土地将成为共和党人的天下，农业经济将占据主导地位，奴隶制也有可能在此盛行。事实上，1803年到1845年间，通过购买而加入联邦政府的各州最终成了拥有奴隶的州，政治天平进一步向南方倾斜。担心在西部被日益扩大的“共和党奴隶帝国”支配，一些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开始密谋脱离美国。这些计划构成了汉密尔顿与伯尔之间决斗的部分背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分裂活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之一的汉密尔顿，将拼尽所能与之对抗，以捍卫自己的声誉。 当分裂运动初现端倪时，汉密尔顿看到了它给联邦带来的威胁，而亚伦·伯尔却看到了重新振作其日趋衰落的政治生涯的机会。随着1804年大选的临近，伯尔知道，杰斐逊会把他从共和党人的竞选名单中剔除。1804年1月20日，这个猜测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当乔治·克林顿以年龄和身体健康为由告诉杰斐逊他不会再竞选纽约州长了，杰斐逊开始考虑将克林顿作为竞选伙伴的优势，特别是自己与克林顿的年龄差距，使其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且将为詹姆斯·麦迪逊铺平道路，让他能够承继自己当上下一届总统。 1804年1月26日，伯尔硬着头皮与杰斐逊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想确认自己在共和党内是否还有希望。他探知杰斐逊不可能把他留在副总统职位上，因此降格以求，恳请杰斐逊给他一个“好的评价”，允许他向世界表明，自己是带着总统的信任离开的。一边阿谀奉承，一边自怜自哀，伯尔抱怨道，在汉密尔顿的挑唆下，利文斯顿和克林顿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州对他“恶意诽谤”，他恳请杰斐逊帮助他恢复声誉。杰斐逊没有递给伯尔政治救赎的最后稻草。他以一贯的推诿口气告诉伯尔，他以前从不干涉竞选事务，现在也不会这样做。至于媒体对伯尔的攻击，杰斐逊轻描淡写地说，他“已注意到这一切，只是将此当作耳旁风”。显然，就杰斐逊而言，亚伦·伯尔已是共和党内不受欢迎的人。 伯尔断定，挽救他的政治生涯的机会在纽约。他想和乔治·克林顿互换位置，他打算拉拢部分联邦党人和一些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担心伯尔试图把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脱离联邦政府的邦联组织，以迎合联邦党人，捞取选票。在伯尔不动声色的暗示之下，心领神会的新英格兰联邦党议员与他共进晚餐。康涅狄格州的众议院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说，伯尔“用最尖刻的语言斥责弗吉尼亚州的政党派系，指出建立一个北方联邦来抵御它的必要性。但是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想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我一无所知”。高深莫测的伯尔并没有表态，他希望成为纽约州州长之后，可以鼓动该州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结成一个新国家。 在尝试从纽约东山再起的过程中，他必须与两个人进行斗争：一个是34岁的德·威特·克林顿，英俊潇洒却又飞扬跋扈的现任纽约市长；另一个就是声势不再却依然足智多谋的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政治斗争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非常野蛮残酷的。克林顿的传声筒《美国公民报》注定要扮演一个挑衅者的角色。为了使伯尔在共和党内名声扫地，该报主编詹姆斯·奇塔姆再次翻出伯尔在1801年大选中与联邦党人串通的旧案。他乐此不疲地引用了汉密尔顿的话，说伯尔是一个“喀提林”或者背叛者。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愈发紧张。 事后，几个伯尔的心腹指责说，是奇塔姆将两人引上了决斗之路。查尔斯·比德尔（Charles Biddle）声称，奇塔姆“竭尽所能挑拨伯尔和汉密尔顿发生一场冲突”。确实，奇塔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刺激这两个人。1804年1月6日，他在报纸上挖苦汉密尔顿：“是的，先生，我敢说是您让伯尔成为最邪恶、最堕落的罪人之一。他并没有要求您这样做……他要么是个罪犯，要么是全世界最卑鄙最无耻的浑蛋。”奇塔姆还撩拨伯尔，说他“已经堕落到允许汉密尔顿毫无顾忌地辱骂的地步”。现在的伯尔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对攻击的敏感性与汉密尔顿一般无二。如果他不能挽回个人声誉，那么他就无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2月，他以诽谤罪起诉奇塔姆，成为这个猥琐的主编在其短暂的媒体生涯中遇到的38个诽谤案件中的一个。奇塔姆居心险恶地回应道，他只不过是转述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控诉：“我只是复述而已。汉密尔顿将军一直认定他是有罪的，类似的话已经说了不下千遍了，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说下去，直到众人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奇塔姆故意煽风点火，最终酿成一场致命的游戏。 纽约州的联邦党势力已被杰斐逊党人削弱，甚至无法找出一名有希望的州长候选人。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支持独立候选人。感觉到即使提出联邦党候选人也意义不大，鲁弗斯·金回绝了汉密尔顿要他参加竞选的请求。2月，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领导人在奥尔巴尼的塔温市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当时在奥尔巴尼为克罗斯韦尔一案做总结陈词）。汉密尔顿被眼前这场企图分裂联邦的罪恶阴谋搅得心思烦乱，因此与伯尔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准备好的演说稿中，汉密尔顿指出，作为一名政客，伯尔“精明、能干、大胆”，有足够的政治手腕将满腹牢骚的共和党人与摇摆不定的联邦党人联合起来，他渴望领导一个北方联邦，“想趁无人当选之机，爬上纽约州州长宝座”。 伯尔注意到汉密尔顿正千方百计阻挠自己竞选，他告诉女儿西奥多西娅：“汉密尔顿正在暗中鼓动任何可能战胜A.B.（亚伦·伯尔）的人参与竞选”。数月后，伯尔佯装不知道汉密尔顿对他的品行的看法，并向对方发起了决斗挑战。实际上，早在1804年3月1日，《美国公民报》已报道了汉密尔顿对伯尔的公共品德和私人品德的评判：“汉密尔顿将军反对伯尔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而是因为他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原则可言。汉密尔顿将军的这些话的要点和实质就是，没有党派能够信任伯尔。我认为，他对这位小上校做出了一个令人不快却非常公正的评价。” 汉密尔顿决定支持他早期的政敌小约翰·兰辛竞选州长，汉密尔顿与之第一次争吵便发生在其担任制宪会议纽约代表团的成员之时。汉密尔顿认为小兰辛将是一个无能的州长，这将削弱共和党的团结。不料，在小兰辛拒绝提名后，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从半路杀出，他通过联姻已成为利文斯顿集团的一员。这对汉密尔顿来说是可怕的打击，他并不认为刘易斯能胜出，并担心联邦党人会变节，转投伯尔门下。“伯尔的前景立刻光明起来。”他痛心地写道。的确，2月18日，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秘密集会提名伯尔竞选州长。正如汉密尔顿早就预料的那样，德高望重的联邦党人，从杰伊到他自己的连襟斯蒂芬·范·伦塞勒都站在伯尔身后支持他。尽管汉密尔顿曾对菲利普·斯凯勒说他不会干涉这次竞选，但事到临头他还是无法袖手旁观。最后，他决定竭尽所能为刘易斯助选，以致伯尔的一名副官写道：“汉密尔顿将军以濒临精神错乱的狂热反对伯尔上校当选。报纸上每天充斥这个最可恶之人的诽谤言论。” 随着各个团体在全州范围内支持伯尔，一位兴高采烈的评论员欢呼：“伯尔当选是一种普遍的，我是说，绝大多数人的心声。”这令汉密尔顿大失所望。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下，他猛烈还击一切质疑他自身品格的行为。2月25日，在伯尔被提名一周之后，汉密尔顿赶到奥尔巴尼的埃比尼泽·珀迪（Ebenezer Purdy）法官家里，对质被他重新提起的旧日诽谤：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以前，曾与英国秘密策划要确立乔治三世的一个儿子做美国国王，以交换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土地。为了强调这次来访的严肃性，汉密尔顿带着后来在他与伯尔的决斗中担任助手的弗吉尼亚法官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一同前往。据彭德尔顿记载，珀迪拒绝透露他的消息来源，只承认那个人生活在韦斯特切斯特，曾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偷窥到来自英国的绝密信件。事实上，消息来源是小皮埃尔·范·科特兰（Pierre Van Cortlandt, Jr.），他在成为共和党政客前，18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汉密尔顿的助理。更重要的是，范·科特兰现在是乔治·克林顿的女婿。 汉密尔顿告诉珀迪，他决定追查这名造谣者。珀迪提出，克林顿州长那里有一份英国信件的副本，汉密尔顿决定与他的老冤家碰面，同一天，克林顿被共和党人提名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参选副总统。汉密尔顿要求宿敌“对这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做出坦诚、公正的解释”。克林顿说，麦库姆将军大约在制宪会议期间给过他这封信的副本。汉密尔顿恳请克林顿把这封信拿给自己看，他要追查到底。克林顿毫不犹豫地给他一个生硬的答复，声称那封信已经遗失，并准确地回忆了信中的内容：“它建议美国构建一个跟大不列颠类似的政府……美国的上议院将由英国世袭贵族和我们当中能够实现这个方案的最优秀公民共同组成。”克林顿显然相信了这一胡说八道的谣言，并认为没有必要再尊重汉密尔顿了，他已经失去了权力，现在可以随意欺侮他了。在一封汉密尔顿写的措辞谨慎的信中，表示如果克林顿找到这封信，希望他能把信交给自己。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汉密尔顿一直想查出这个谎言的始作俑者。这种努力让他心身俱疲，他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幻想：如果他找出这名造谣者，就可以让所有的流言不攻自破。 如果要深刻理解亚伦·伯尔在1804年春天遭受的困境，就必须对竞选州长期间对手所抛出的铺天盖地的诽谤性文章进行研究。美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这类夹带疯狂人身攻击的竞选。伯尔的诽谤起诉并没有让奇塔姆闭嘴，后者在《美国公民报》上向他发起了不计后果的轮番攻击。奇塔姆告知读者，他的员工已经整理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与伯尔有瓜葛的很多个风尘女子”。另一份名单则列出了“由于伯尔的诱惑而离婚的已婚女性”和“伯尔试图引诱的纯洁而又受人尊重的女性”。奇塔姆讲述的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说伯尔在里士满山庄举办了一场“黑人舞会”，以讨好那些自由的黑人选民。据说，这场舞会由伯尔的家奴亚历克西斯操办——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将之形容为“土地上的黑人总管”——舞会上，伯尔见一位妖娆的黑人女子翩翩起舞，后来又诱奸了她。这次选举由于奇塔姆的不断报道而创下了新低，这也说明了的确存在某些问题。 在遭受媒体抨击的同时，伯尔还不得不抵挡大街上一波又一波素不相识的人的谩骂，许多谩骂攻击都是以他声名远扬的放荡故事为主题。其中有一些是奇塔姆写的，包括一篇讲述一个被伯尔糟蹋了的年轻姑娘的父亲来到纽约向他寻仇。一份署名“小气精”的传单控诉伯尔：“当备受伤害的妻子行将就木的时刻，他竟然任由那些下三滥的妓女去侮辱和折磨她，这个无行之人的灵魂应该受到拷问。”另一份署名“一个德国青年”的传单，指控伯尔掠夺了一位荷兰烤面包商的房产以偿还自己6000美元的债务。“一个圣公会教徒”告诉读者，伯尔“企图强夺部分房屋产权”。一些谩骂甚至牵扯到了政治问题。“作茧自缚的骗子”重提伯尔试图从杰斐逊手中窃取1800年大选胜利果实的事情，指责他“图谋分裂联邦”。 在1月末与杰斐逊的会面中，伯尔曾指出汉密尔顿是那些匿名传单的始作俑者，但缺乏任何证据。即使是在私人信件中，汉密尔顿亦从未明确提及伯尔的荒唐行为，他在这方面是相当谨慎的。考虑到大多数攻击性传单在内容上都与《美国公民报》的文章遥相呼应，因此它们很可能源自共和党内部，但伯尔依然咬定汉密尔顿主导并参与了联邦党人对他的诽谤。从伯尔的竞选刊物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汉密尔顿一样，他也受到诽谤的困扰，并且无可奈何。还有一份谩骂文字愤怒地说道，“伯尔上校被冠以几乎英语语言中所有能骂人的称号，他被说成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原则和正直品格的人”。 伯尔表面上对这些“荒谬的新诽谤”熟视无睹，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自信和沉着。与对手的风格迥异，伯尔在约翰大街总部，放弃咄咄逼人的笔战，展开了一场光明正大的竞选活动。他用他一贯的热情和魅力进行斗争，对摩根·刘易斯的批评也被其控制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他批判利文斯顿党人和克林顿党人的裙带作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普通公民”，在“缺乏家族关系荫庇的情况下”参加竞选，从而给自己涂抹上平民主义的色彩。为了抬高伯尔在联邦党人心中的地位，有些媒体拿他与汉密尔顿做比较。一份小报将他描述为一流律师——在合理论证、犀利言辞、雄辩能力以及令人钦佩和信服的推理方面，他与汉密尔顿不分伯仲。 尽管遭受媒体的炮轰，伯尔还是认为自己可以获胜。他的支持者在4月投票临近之时也满怀希望。小奥利弗·沃科特认为“伯尔上校很可能会成功。他领导着一个成员甚多、坚定勇敢、永不屈服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在选举的前几天，汉密尔顿似乎对即将产生的结果心灰意冷。他向姻亲兄弟菲利普·杰里米·斯凯勒透露：“我不会发表任何有关政治的评论，这些政治活动的过程，我觉得太恶心了，因而我将来不会再关注它们了。”像通常那样，汉密尔顿又一次表现出过分的悲观。在4月底计票时，伯尔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纽约市的选票，但在纽约州其他地方遭遇了败绩，最后他以22,139票对30,829票的悬殊差距输掉了竞选活动。 出乎意料的挫败似乎为伯尔的政治生命敲响了丧钟。离副总统任期届满还剩10个月，但他那时在做什么呢？他在首都被共和党逐出门外，此次又未能在纽约州收复失地。汉密尔顿应该为伯尔竞选州长失败负责吗？汉密尔顿的朋友肯特法官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大多数联邦党人都把票投给了伯尔，尽管“汉密尔顿冷淡的缄默及愤怒的谴责可能影响到一小部分人”。汉密尔顿日趋衰微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造成这种一边倒的竞选结果。约翰·昆西·亚当斯评论道：“纽约的联邦党人已经成为了少数派，同时，在这少数派中，只有一小部分还是汉密尔顿先生的崇拜者和党徒”。对这个结果更具影响力的人是总统杰斐逊。在向伯尔保证自己不会干涉选举之后，他向两名纽约州国会议员暗示，伯尔已被逐出共和党。据纽约媒体报道，正是这次表态，致使伯尔遭到那些铁杆共和党人的抛弃。 尽管如此，伯尔的崇拜者还是固执地认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毁掉了伯尔的政治生涯。“如果汉密尔顿将军不曾反对伯尔上校，我毫不怀疑伯尔将当选纽约州州长。”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写道。一位早期的伯尔传记作者也持相同看法，他说伯尔“赢得了更多温和的联邦党人的信任，除了汉密尔顿的激烈反对之外，没有别的事情能够阻止该党一致为他投票”。这一理论忽略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事实：伯尔在纽约州联邦党人中苦心经营取得的丰硕成果。伯尔文集的编辑玛丽-乔·克兰写道：“在竞选前一周……有迹象表明，联邦党给予亚伦·伯尔全力支持，即使是私下的。”在竞选失败后，伯尔面不改色，他以满不在乎的口气给女儿西奥多西娅写信，详述自己最近的感情生活。他说自己未能去拜访一位名叫“希勒斯特”的女性，但是已经抽空去见了被称作“La G.”的“纽约情人”。他赞扬了后者“脾气温和、笑语盈盈”，但是指出了她的不足之处在于“平胸”。接着，就好像事后才想起那样，他提到这次州长竞选：“选举以很大的劣势失败了。好了，就到这里吧。”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反映了伯尔一辈子以贵族式的轻蔑和漠然的姿态进行自我保护的做法。然而，在若无其事的表象之下，将汉密尔顿除之而后快的愤恨正在滋生。在伯尔看来，汉密尔顿在1801年大选中支持杰斐逊而断绝了他的总统之路；现在，又是汉密尔顿断绝了他的纽约州州长之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扫帚星、伪君子，是他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在1804年春天，亚伦·伯尔是这样认为的。 在竞选活动中，汉密尔顿被联邦党内部存在的新的分裂危机所困扰。事态的发展正在与他的联邦制构想背道而驰。3月初，亚当·胡普斯（Adam Hoops）在奥尔巴尼与汉密尔顿偶遇，询问了他关于分裂的传言。“他一听到肢解联邦政府的观点就急了，”胡普斯回忆说，“他跳起来义正词严地加以谴责。”“其结局将对现行宪法造成破坏性影响，最终在对公民自由抱有敌意的基础上建立若干独立政权。”汉密尔顿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南方和北方之间会爆发内战，那是一场北方最终获胜但代价惨重的战争。汉密尔顿也对这番景象感到不寒而栗，他和胡普斯竟然为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个问题紧紧地抓住了他，以致他无法摆脱它，直到一件法律业务将他传唤到法庭上。”汉密尔顿仍在担心“血淋淋的无政府状态”，害怕杰斐逊的统治可能导致宪法被废除。 那年春天，时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前去拜访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试图请后者支持“为摆脱堕落和腐败影响以及南方贵族民主主义压迫而叛离的北方联邦”。如果缺乏大西洋沿岸最大的两个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支持，这个新联邦将胎死腹中。皮克林和所谓的埃塞克斯派希望招募到当地的主要联邦党人。尽管许多纽约的联邦党人担心弗吉尼亚州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对路易斯安那购地后奴隶的扩张惴惴不安，但无论是汉密尔顿还是鲁弗斯·金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皮克林造访之后不久，詹姆斯·费尔利（James Fairlie）问汉密尔顿，是否有人曾向他谈起北方联邦的事情。费尔利回忆道，汉密尔顿“说有几个从东部州来的人就这个问题与他接洽”。接着，汉密尔顿补充道：“你知道，我与杰斐逊先生及其领导的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信任，但我依然认为那是个令人惊骇的计划。” 分裂活动进展迅速，煽动者做出决定，一旦杰斐逊在深秋再次当选总统，他们就在波士顿聚会商讨这个计划。汉密尔顿同意参加，但毫无疑问，他是去劝诫参与者停止这种自毁前程的行为。一些诽谤者捏造事实，把汉密尔顿说成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完全不顾它显然背离了汉密尔顿一生最重要的奋斗目标——缔造一个强大、稳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即使是杰斐逊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将军的原则就是永远不破坏国家统一。”在同伯尔决斗前的几周内，对分裂主义威胁的担忧，一直围绕着汉密尔顿。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讲述了那场致命遭遇前一周在格兰其庄园的一次晚宴：“晚饭后，当他们独处时，汉密尔顿转向约翰·特朗布尔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要去波士顿，你将会见到各路领袖。替我告诉他们，依我的要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终止这些会谈以及分裂国家的企图。这个国家必须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统一。’”自1787年开始，汉密尔顿再未动摇过宪法长存的坚定信念，毫不怀疑自己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其正常运作，他现在不可能改变这个观点。 第四十一章 卑鄙的想法 1804年春天的某个时间，汉密尔顿在奥尔巴尼的约翰·泰勒法官家里吃饭。泰勒是一名共和党的商人，也是前州议员，当时正在为摩根·刘易斯的竞选做筹备工作。无论是泰勒法官还是汉密尔顿都表达出对亚伦·伯尔当州长的担心。“你可不知道伯尔正在为当选所做的那些努力，”泰勒告诉德·威特·克林顿，“为了促进他的事业，他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在国家大道举办的私人晚宴引发了一系列风波，最终无情地导致了汉密尔顿同伯尔的决斗。当天出现在泰勒家餐桌旁的还有查尔斯·库珀，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娶泰勒养女为妻。他本来就看不上伯尔，库珀现在很高兴能洗耳恭听纽约最著名的两个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和詹姆斯·肯特——毫不客气地谴责他。这番疾风骤雨般的贬斥让库珀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4月12日，他匆匆写信给他的朋友安德鲁·布朗，告诉他汉密尔顿说伯尔“是一个阴险小人，不值得任何人信任”。库珀请友人转交这封信，事后这位友人声称该信被盗走，因此泄密。在那个年代，人们经常在提供邮政服务的旅馆里私自拆阅他人的信函，信件中途被截走，其内容突然见诸报端，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尽管如此，库珀的朋友仍然有可能是在说谎。 在库珀得知此事之前，这封信的节选已刊登在《纽约晚间邮报》的版面上了。主编威廉·科尔曼误认为库珀的言论已经印在某份宣传单上，因此觉得有必要反驳。他提醒读者，汉密尔顿却反复宣称“自己对伯尔和刘易斯的竞选保持中立”。为了彻底击穿这一谎言，科尔曼刊登了菲利普·斯凯勒的一封来信，信中不停地提到汉密尔顿许下誓言远离竞选，还说汉密尔顿绝不会针对伯尔发表任何言论。斯凯勒的这封信不经意间成为杀死他爱婿的凶器之一。 斯凯勒的信无疑是对库珀言论的有力回击，库珀被斯凯勒暗示他捏造事实的言辞激怒。4月23日，他写信给斯凯勒，证实汉密尔顿的确指责过伯尔：“汉密尔顿将军和肯特法官实际上说过，他们认为伯尔先生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值得信赖，也不应该被委以政府权力。”库珀表示，在2月联邦党人齐聚奥尔巴尼商议州长候选人时，汉密尔顿也曾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库珀接下来的言论将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的关系推到了爆发点。库珀不负责任地说，他“非常谨慎地”描述了泰勒家晚宴上发生的事情，“真的，先生，我可以详细地向您讲述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这封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信件，刊登在1804年4月24日的《奥尔巴尼纪事》（Albany Register）上。 6月18日，竞选失败七周之后，伯尔收到了一份刊登了库珀信件的纽约州北部的报纸。究竟是一个打抱不平的朋友还是一个恶意的敌人给他送的这份报纸，我们不得而知。伯尔曾以一贯的冷静和蔑视，骄傲地摆脱那些针对他的指控，令对方自讨没趣。但是现在，由于已经被驱逐到政治荒野中了，伯尔不再对批评无动于衷。他终于发怒了。他大发雷霆，和许多把敌意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人一样，伯尔实际上已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凭借对政治传言的关注，伯尔知道汉密尔顿多年来一直在诋毁他。有那么两次，因为汉密尔顿出言不逊，两人已走到决斗的边缘。在1801年大选出现平局时，为了阻止伯尔成为总统，汉密尔顿使出浑身解数，痛斥伯尔骄奢淫逸、毫无原则。1802年10月，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对上述指责“毫不知情”，从而避免了一场决斗。伯尔后来告诉一位朋友： 众所周知，汉密尔顿将军长期放纵自己对我的品行进行狭隘偏执的指责。他拥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居然能让不得体的攻击性话语脱口而出。然而，有两次，他在明白我可以理直气壮向他发出决斗挑战之时，他却先我一步，主动站出来道歉。本着宽恕与和解的诚挚愿望，我从未提起过这些事，希望我的宽宏行为能让他有所收敛。 伯尔的某些崇拜者指出，尽管汉密尔顿对伯尔尖酸刻薄，但是伯尔却从未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这与其说是由于伯尔的道德水平高，倒不如说是他的一贯作风。坦荡磊落的汉密尔顿会直率地斥责他人，心机深沉的伯尔却倾向于谨慎地保持沉默，或者在评价政治人物时刻意含糊其辞。 当伯尔看到库珀的信时，他依然在为竞选失利和政治生涯明显垮掉而感到痛苦。1800年以前，他根本不会与汉密尔顿对着干，因为后者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杰斐逊麾下出任副总统时，伯尔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握在联邦党人手里，因此也不敢与汉密尔顿为敌。现在，汉密尔顿是可以攻击的对象了。他虽然依旧享有盛名，但是却失去了往日让别人闻风丧胆的权力。乔安尼·弗里曼写道：“伯尔已身败名裂，这位政坛领袖在失败的竞选中饱受人身攻击和公众羞辱。决斗可以挽回他的名声，或许顺便还能让汉密尔顿蒙羞。”伯尔曾向查尔斯·比德尔提及决斗的想法。比德尔回忆说：“他决定从诋毁他的体面人物中找出一个来决斗，那时他尚未决定要向汉密尔顿将军提出挑战。”然而，伯尔现在所做的一切根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汉密尔顿匿名撰写了侮辱谩骂他的文字。或许库珀的信证实了他的预感：是汉密尔顿在幕后造谣生事。 伯尔挑战汉密尔顿背后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查尔斯·库珀说，他可以详述汉密尔顿对伯尔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了两个世纪的猜疑。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用他的猜想挑起了喜欢读小说的读者们的胃口，他猜测汉密尔顿控诉伯尔与亲生女儿西奥多西娅乱伦。毕竟伯尔是一个私生活极其混乱的人，汉密尔顿有丰富的资源可以选择，以攻击他的个人声誉。伯尔曾被公开指控的罪行几乎穷极人们的想象：摧残幼女、与人通奸破坏婚姻、强迫妇女卖淫、收受贿赂、奸淫奴隶、抢夺客户财产等。作为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伯尔可谓尝遍禁果。有关他的最近一则丑闻是，在泰勒晚宴前六个月，伯尔收到一封来自旧情人哈伊特夫人的信，对方礼貌地索要一笔钱，并解释说，她“怀有身孕，处境困窘……希望您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先生能给我一笔小钱”，她保证不会揭发他，“如果您能大发慈悲，赏我几个小钱，我会感激不尽”。显然，如果伯尔不给哈伊特夫人钱，对方有可能去揭发他；如果给她钱，就会让这件事在纽约闹得满城风雨。总而言之，库珀具体暗指什么已不重要，现在，伯尔只想找一个理由来攻击汉密尔顿。他们之间的荣誉之战与诽谤和人身攻击并无太大关联，更多的涉及政治和权谋。 6月18日周一的早晨，看完库珀的信之后，伯尔要求他的朋友威廉·P.范·尼斯（William P. Van Ness）即刻前往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里士满山庄。当时，伯尔正患疟疾，脖子上系着围巾。伯尔告诉范·尼斯，许多人已经跟他说过“汉密尔顿将军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使用了有损我声望的语言，并且表达了有损我声望的看法”。显然，刺激伯尔诉诸行动的是这些年累积的宿怨，而不仅仅是库珀的一封信。那天上午11点，范·尼斯突然带着伯尔的信出现在汉密尔顿的律师事务所里，要求他对库珀所谓的“一个更加可鄙的看法”做出解释。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让汉密尔顿意识到，伯尔将发起一场荣誉之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在说明，他既不会躲避一场决斗，也不会尝试妥协，更不会甘愿受辱。由于背负着西印度群岛的不幸过去，他早已断定一辈子要维护自己的荣誉。他的本性中再没有什么东西要比这一点更根深蒂固的了。这个口无遮拦的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时刻对歪曲他品质的攻击保持警惕。有六次，汉密尔顿卷入荣誉之战的初始阶段，另有六次作为助手或顾问参与其中，但他尚未真正当过决斗主角。汉密尔顿文集的编辑哈罗德·希莱特说，1804年夏天之前，汉密尔顿“只在名义上参加过决斗，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热衷于决斗的人依然很多，虽然远未到人人参与的地步。杰斐逊和亚当斯反对决斗，富兰克林谴责它是“谋杀行为”。决斗之风在军官阶层尤为盛行，这些人为自己的浪漫荣誉情结感到骄傲，并发现这种仪式性暴力是表达它的完美方式。汉密尔顿和伯尔都受过这种贵族文化的熏陶。军人往往担心因躲避一场决斗而被贴上懦夫的标签，从而严重削弱自己的领导力。由于预见到美国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发生分裂、叛乱、内战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并认为自己有可能统兵作战，汉密尔顿凝神思考：接受或拒绝伯尔的挑战将对自己的勇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他看来，勇气是领导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位同时代的人评价汉密尔顿说：“他是一名斗士，不允许任何人指责他缺乏勇气。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如果自己临阵退缩，亚伦·伯尔会得意地自吹自擂。” 在伯尔和汉密尔顿这类被标榜为美国社会精英的人群中，决斗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侮辱你，你可以通过鞭挞惩罚他。如果侮辱来自与你社会地位等同的人，那么你最好拿起枪，奔赴决斗场。从理论上来说，伯尔本可以起诉汉密尔顿诽谤，但他认为这样做有失绅士的体面。汉密尔顿曾高傲地说，他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诽谤者的起诉，因为他更喜欢“以蔑视来回应敌意”。 政客也是最热衷于决斗的一类人。许多决斗都起因于党派纷争，正如乔安尼·弗里曼在《荣誉之战》（Affairs of Honor）中展现的那样，决斗往往发生在竞选之后，因为失败者试图挽回声誉。政治党派仍是基于个人崇拜的流动性组织，没有哪个政客能承受名誉受到质疑。虽然决斗都是在隐蔽场所秘密进行，但通常会转变成吸引媒体眼球的公众事件。决斗的宗旨在于影响舆论、打击敌人。 决斗亦是解决冲突的巧妙形式。正因为如此，决斗者很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对手。对战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枪战所带来的威胁上，强迫他们以及助手展开深入谈判，通常以道歉或和解告终，而非射出子弹。经验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在谈判中不屈不挠、灵活应对，他或许不必诉诸武力就能化解矛盾。即使决斗无法避免，双方通常也只会打伤对手，比如射中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如果双方在第一轮决斗中幸存，那么他们仍有机会中止决斗，在第二轮开始前解决争端。决斗的要义并非展示致命的枪法，而是展示勇气。很多州都对决斗施以严厉惩罚，这进一步阻止了以死亡终结的荣誉之战。尽管这些律法极少被采用，尤其是涉及社会名流时，但起诉的可能性却存在。即使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杀人者仍会被当作嗜血魔头，遭到社会排斥，这意味着决斗者的决斗本意落空了。 汉密尔顿因而可能认为他会从与伯尔的荣誉之战中生还，尽管可能会受点伤。他正面临一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先前的荣誉之战中，汉密尔顿都处在进攻位置，出其不意地捉住敌手，尖刻地要求对方道歉或撤回言论。他善于运用这种策略让某些诽谤者就此闭口不言，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老手。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接受决斗的一方，被剥夺了作为受害者理直气壮地愤怒地声讨的权利。他不能再采取挑衅的傲慢姿态，因为他处在诽谤者的位置。按常理推断，汉密尔顿可能会认为，老于世故的伯尔必然知道实施谋杀非但讨不到便宜，反而会失去一切。他们做过20年的同事，并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那年春天，汉密尔顿告诉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纽约的党派斗争要比费城文明得多，他们“从未让政党事务干涉到自己的社交活动”；他甚至还提到他和伯尔上校“总是彼此以礼相待”。但眼下的情况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知道，伯尔的政治前程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被毁灭，因此他担心伯尔现在有杀人的冲动。汉密尔顿告诉约翰·梅森牧师：“在过去几个月中他一直深信，除了牺牲自己的性命，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消解伯尔的仇恨。”汉密尔顿严肃地迈出第一步，他似乎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逼近。 从这场荣誉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密尔顿对决斗的矛盾心态。考虑到此前他曾频繁涉身其中，声明他不信仰决斗似乎有点站不住脚。但是，由于菲利普之死以及对宗教的日渐关注，汉密尔顿逐渐对决斗这种做法产生了原则性反感。惊人的巧合是，在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伟大演说中，他有力地谴责了决斗行为——在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中，他争辩说，根据“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而采取报复性行动，尤其是被上帝和律法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决斗应当被禁止。同意与伯尔进行决斗，汉密尔顿说这是为了安抚民意才做出的与自己本身的意愿相背离的决定。他的助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后来写道，决斗或许是野蛮的，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文明开化的年代和国度中受到公众认可的一种习俗，因为它是检验荣誉或耻辱的一种方式”。180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认为他应该放弃这种检验方式，尽管很多朋友都责备他屈从于自己的偏见。 人们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谈判的早期阶段，是固执的汉密尔顿而非伯尔是决不妥协的一方。威廉·范·尼斯6月18日带到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那封信，要求汉密尔顿对库珀的援引“即刻做出无条件的承认或否定”。汉密尔顿对范·尼斯很熟悉——他们一起在克罗斯韦尔案中做过辩护工作——如果汉密尔顿指明，自己跟伯尔并无私人恩怨，并给他一份态度平和的道歉或声明，完全可以让伯尔的情绪平静下来。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以一种百忙之中被无端骚扰的、略带恼怒的语气来回应，说伯尔对他的指责太不具体了，“如果伯尔先生能够具体地指出他说了些什么，他肯定会做出承认或者否认的表态”。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密尔顿做的是对的。在荣誉之战中，发起者通常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尽快提出明确指控。在以往的几次决斗中，汉密尔顿作为挑战者，总能拿出指控对方的真凭实据。现在，伯尔重提三个月前的晚宴话题，并将一切归咎于一个形容词。对于像汉密尔顿那样事务繁忙的人来说，不可能或很难记得起很久以前的一次餐桌谈话，因此，他有正当的理由提出异议。然而，他必定不相信伯尔在劝诱自己卷入一场决斗，以此满足其政治目的并发泄仇恨。若果真如此，他那傲慢不逊的态度正中伯尔下怀。 当范·尼斯指出他的答复不够充分时，汉密尔顿承诺他会翻阅《奥尔巴尼纪事》，并在当天稍晚时分给予答复。此前，他甚至从未看到过库珀引用的自己的话和伯尔的来信。下午1点30分，汉密尔顿顺道来到范·尼斯家中，要求“更改约定”，并保证自己会在周三做出回应。他告诉范·尼斯：“他对伯尔先生当前采取的措施感到遗憾，这是个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他希望谨慎、合理地处理此事。” 6月20日，周三晚上，汉密尔顿把他的答复送到了范·尼斯的家中。汉密尔顿并未安抚伯尔，而是用一种说教的语气争辩“更可鄙”的意义。“显然，‘更可鄙’这一短语可以囊括从极光明到极黑暗之间无穷尽的意义，我又如何对他想表达的程度妄加判断呢？”然后他的信又有了自我袒护的意味，“原则上，作为一个与我竞争长达15年的竞争对手，我对他的评论不应该得到质疑。”汉密尔顿准备承认或否认某些明确的指控，而不是像伯尔所要求的那样，不加区分地撤回所有言论。接着，他又简要地补充说：“我相信，经过反复思考，您会对此事得出与我一样的看法。若非如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坚决承担后果。”正是最后这句话让他陷入一场生死对决。 在汉密尔顿做出尖刻答复的第二天，伯尔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汉密尔顿以卖弄学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并非有关（库珀）是否理解这个词或合乎语法地使用它的问题，”伯尔写道，“而是有关你是否直接告诉他，或通过发表任何有损我名誉的言论及观点使他能够这样写的问题”。怒火中烧的伯尔决定继续挑衅，“您的来信使我有新的理由要求一个明确答复。” 6月22日中午，范·尼斯把伯尔写的信带给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当场阅读。他看上去有些迷惘，声称伯尔的来信“带有若干无礼的言辞，似乎不愿继续沟通。他曾希望对伯尔上校第一封信的回复能为双方提供另外一种化解矛盾的途径”。就像一场法律辩论或逻辑论述，汉密尔顿不理解，为什么伯尔期望自己对一个笼统的表述做出明确的否认。他并不认为有体谅对方的必要。由于急于化解这场纷争，范·尼斯客观地向汉密尔顿陈述能够结束争端的回信。他说，如果汉密尔顿能给伯尔回信说，“不记得曾使用过能够证实库珀所言的词语，那就会为相互间的谅解打开一扇门”。但是汉密尔顿充耳不闻，依然坚持早前的那种态度，不会做出否认的态度。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回信，范·尼斯回到了里士满山庄，告知伯尔“必须采取他认为最得体的方式”。短短几日，两人就走到荣誉之战的边缘，决定为了一个形容词置个人性命于不顾。 在与汉密尔顿谈话之后，范·尼斯打算与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协商。起初，彭德尔顿无法理解为什么汉密尔顿会拒绝范·尼斯。“彭德尔顿先生回答说，他相信汉密尔顿将军不会对做出这样一份声明有任何反对意见，接着他就离开我去找汉密尔顿了。”范·尼斯回忆道。彭德尔顿因拜访汉密尔顿也生了一肚子气，因为汉密尔顿根本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说伯尔的信“粗鲁无礼”，简直没法回复。那天晚些时候，彭德尔顿告诉范·尼斯，之前他没有完全体会到汉密尔顿的个性竟然“强硬到这般地步”，也没有料到请他遵从伯尔的要求竟然这么困难。在一封新信件中，汉密尔顿狠狠地教训伯尔，称他“无理取闹，让和解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他试图反客为主、夺取道德高地，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受害者。很显然，不能向学术、政治和道德样样逊于自己的伯尔低头，这个观念深深困扰着他。 纳撒尼尔·彭德尔顿法官是汉密尔顿的密友，在成为佐治亚州地区法院法官之前，他们一起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尽管汉密尔顿怀疑彭德尔顿倾向于共和党人，但仍敬重他，甚至曾向华盛顿总统推荐他出任国务卿：“彭德尔顿法官精于写作，能力过人，是一个风度优雅、性情温和的人。”1796年，因不适应佐治亚州的恶劣气候，彭德尔顿搬到纽约市，并迅速让自己成了一名出色的法学家。 彬彬有礼而又风度翩翩的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的刻板僵化感到沮丧。“事实上，汉密尔顿将军已决定在见我之前去造访伯尔先生，如果他被要求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彭德尔顿跟他的一名亲戚说，“我担心他们在6月23日到27日的通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竭力阻止。”我们不得不说，事实证明伯尔是一个冷酷无情且顽固不化的人。乔治·克林顿后来告诉一名参议院，“在汉密尔顿得知此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伯尔要挑衅的意图已经在某个俱乐部尽人皆知了。这种状况致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暗杀，而非决斗”。在汉密尔顿的好战心理和伯尔破解他的政治困境的需求之间，几乎没有给两个人的助手达成某种协议的空间。 在回复汉密尔顿第二封毫不让步的信件时，伯尔遵循荣誉之战的不可逆法则行事。他写信给汉密尔顿，对其缺乏“战士的坦率和绅士的真诚”表示遗憾，还引用了汉密尔顿说过的他已经准备好“坚决承担后果”这样不吉利的话。“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挑衅，”伯尔说，“因此，先生，你是咎由自取，我本来就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你的沉默逼迫我不得不这样做。”亚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经由一些冰冷的对话就给彼此套上了一项不可撤销的枷锁——决斗。 那个周末，汉密尔顿是在格兰其庄园度过的，直到6月26日才看到伯尔的来信。周末，彭德尔顿与范·尼斯多次会面，试图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说起初是汉密尔顿难以劝服，那么现在伯尔则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彭德尔顿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法，如果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澄清，在奥尔巴尼的晚宴上，“他的人格是否遭受了任何指责”，那么汉密尔顿或许愿意否认。但是伯尔对范·尼斯做出尖刻的回应，使双方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忍受着汉密尔顿的讥讽，“直到它变成侮辱”。他断定汉密尔顿对他怀有“根深蒂固、无法平息的怨恨”。显然，伯尔只想决斗。周一，彭德尔顿请汉密尔顿详述奥尔巴尼晚宴上的谈话内容。汉密尔顿几乎回忆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他曾谈论过“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的看法，压根就没提到他过去的某个具体的行为，也没提到他的品行”。 至此，伯尔不再仅仅针对库珀的诽谤，他迅速抬高了赌注。范·尼斯告诉彭德尔顿，伯尔现在想让汉密尔顿对以前所做的任何有可能传达出“有损伯尔先生名誉的信息”的评述做出概括性的否认，他说得很清楚，“现在需要做的，比一开始要求他做的事情更多了”。伯尔故意提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逼迫汉密尔顿否认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贬低过伯尔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品格。汉密尔顿绝对无法答应，因为这不是正当的要求，并且伯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竞选中以此作为筹码。汉密尔顿必定担心，退让会使他在联邦党内失去地位，在军中也无威信可言。伯尔的挑衅让汉密尔顿更加怀疑，所谓的“更可鄙”的评论只是对方用来攻击自己的一个借口。在同汉密尔顿讨论了伯尔的最新要求之后，彭德尔顿向范·尼斯说，汉密尔顿现在觉察到了伯尔心中“决然的敌意”。 在这一刻，正面冲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6月27日，星期三，范·尼斯向彭德尔顿传达了伯尔的正式决斗邀请。此后，伯尔大概再也没有收到过汉密尔顿的来信，所有的沟通都在决斗助手间进行。他们打算速战速决，以防泄密。但是由于汉密尔顿方面的种种原因，决斗安排在一个相对较远的日子——7月11日。因为纽约州最高法院于7月6日在曼哈顿还有一次开庭，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为那些出庭客户解决问题。他的职业责任感是无可挑剔的。他告诉彭德尔顿：“我认为，在巡回法院工作期间停止为那些信任我的人服务，迫使他们尴尬地再去寻求未必有足够时间了解整个案件的其他法律顾问，这种做法实在不妥。”此外，他还要花时间处理一些私事。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汉密尔顿向艾丽萨和孩子们隐瞒了情况，伯尔也同样没让他的女儿西奥多西娅知道这件事。只有他们在纽约州的少数政治密友知道这场即将上演的戏剧性事件。 一旦同意决斗，汉密尔顿不得不协调自己身上的两大矛盾，他需要通过决斗保持政治声望，同时还要忠于自己反对决斗的声明。他选择了一个光明磊落的方法：浪费子弹，也就是说，故意不击中对手。这就是汉密尔顿的儿子菲利普在决斗中所使用的致其丧命的策略。可能正是汉密尔顿本人在《纽约晚间邮报》撰文介绍了菲利普处理这次事件的态度：“菲利普本着在私斗中反对杀戮的原则，打算不失尊严地弥补之前的过错，并完成决斗的使命，因此决定放弃射击，在被对手的子弹射中后，他朝天开枪。”只是在菲利普扔掉手枪后，他的助手才被允许宣布他这样做的原因，并试图解决纠纷。 除了彭德尔顿，汉密尔顿还把自己射偏子弹的计划告诉了鲁弗斯·金。这位前驻英国公使，汉密尔顿的这位“非常谦和睿智的朋友”，也曾三番五次劝他放弃该计划。金很反感决斗，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告诉汉密尔顿：“为了他的家庭，他应该向敌手开枪，他有正当防卫的权利”。金在对决的那天早晨偷偷溜出了城，这也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说他胆小如鼠，本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但金解释说，即使汉密尔顿拥有他所知道的“最宽广的胸怀和最有洞察力的头脑”，也照样刻板地遵守所谓的“决斗规则”。彭德尔顿对汉密尔顿射偏子弹的想法感到惊骇，力劝他不要“轻率做出决定，要花些时间全面考虑考虑”。汉密尔顿不会听从这些建议，其实在他的一生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让我们想起雷诺兹和亚当斯宣传册的事情——当他沉迷于某种观念时，是难以被改变的。在这种心境下，即使有儿子的遭遇在先，他仍然不予理会。 汉密尔顿的决定引起人们的猜测：他患有抑郁症，这次决斗是自杀性的。亨利·亚当斯是这样说的：“汉密尔顿并非要杀死伯尔，而是邀请伯尔来杀死自己。”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Douglas Adair）则描绘了一个充满负罪感的汉密尔顿，认为他有意要承受伯尔的致命一击，以死谢罪。1978年，4位心理传记作家共同研究了这次决斗，并得出类似结论：这是一起经过伪装的自杀事件。 毋庸置疑，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汉密尔顿因个人遭遇和政治挫折而变得消沉，他的判断经常出现惊人的失误。他长期沉迷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幻想，从未丧失青年时期对殉道的热情。在与伯尔的决斗中，他仍遵循着荣誉之战的古老逻辑。由于他按照不再为后世所欣赏的剧本表演，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显得莽撞和固执，而且像是一种疯狂之举。“他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自杀，”约瑟夫·伊利斯写道，“只是把它视为又一场胜券在握的豪赌”。这场决斗震惊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但汉密尔顿和伯尔的追随者们即使有不同意见，却也理解其中的逻辑。大卫·B.奥格登（David B. Ogden）说，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他不参加决斗，“他对国家的影响力就会大幅下降”。同样，威廉·范·尼斯说，伯尔必须捍卫他的荣誉，因为如果他“只是温顺地静坐着，放弃决斗，那么他的朋友将做何感想”？ 汉密尔顿有一个大胆的假设，那就是伯尔不会枪杀他，因为这对伯尔一点好处也没有。伯尔将会受到所有人的谴责，说他是一名杀手，这将毁掉他的后半生。既然他想通过决斗重振声威，那么杀死对方毫无意义。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杀死他，等同于政治自杀（结果的确是这样）。当然也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伯尔意外地将他杀了，或者伯尔顺从了自己内心将政治利益置之度外的暴怒情绪。汉密尔顿知道，如果伯尔杀死了他，他也会死得其所，因为他至少可以摧毁伯尔与联邦党人的联盟，阻止他们分裂国家的阴谋；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坚信，如果他不面对伯尔的枪口，就会失去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地位。怀着被历史铭记的渴望，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隐秘的拯救者。他曾对一位朋友说：“不知道我是否高估了自己对美国的贡献，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可是，就这场对决而言，两位主角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个人责任。汉密尔顿有一大家子需要他照顾：艾丽萨和七个年龄从2岁到将近20岁的孩子。某些评论者指责汉密尔顿为了拯救个人声誉，完全不考虑对家人造成的伤害。相比之下，伯尔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已经嫁到南卡罗来纳州富有的奥尔斯顿家族了；他不用为自己死后给家人带来的经济困扰担忧。 面对决斗，心情矛盾的汉密尔顿表现出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当金提醒汉密尔顿，伯尔打算谋杀他，他应做好充分准备时，汉密尔顿回答，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金反驳道：“那么，先生，您只能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决斗的前一天，彭德尔顿恳求汉密尔顿考虑一下用哪几把手枪，并给了他一把。“他迅速地举起枪形成一条直线，”罗伯特·特鲁普说，“但是，他迅速地放下了胳膊，并把手枪还给彭德尔顿。这就是他迎战一个神枪手前的全部准备。我真切地相信，自打独立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再也没扣过扳机。” 与此同时，作为在独立革命期间曾经击毙过若干敌兵的神射手，伯尔却非常用心地做着准备工作。决斗结束后，媒体上充斥着这样一条传闻：伯尔曾反复练习射击。一份联邦党报纸引用了伯尔的朋友的话，指出“在过去三个月中，他保持着练习射击的习惯”。约翰·梅森称，“伯尔早已决定杀死”汉密尔顿，并且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神射手’”。约翰·巴克·丘奇后来说，他有理由相信伯尔“为此目的已经练习使用手枪很长时间了”。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伯尔“根本没必要练习，因为可能再没有人比他枪法更准，也没有人比他更沉着、更勇敢”。然而，普遍的看法是：伯尔反复练习射击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联邦党人的虚假宣传。艾丽萨晚年的律师乔治·W.斯特朗（George W. Strong）在决斗前曾造访伯尔的住所。“他有次因为业务关系去了里士满山庄，”他的儿子约翰·斯特朗（John Strong）回忆说，“他看见那个冷血恶魔为练习射击所设置的木板，上面布满了弹孔。” 至少从表面上看，汉密尔顿和伯尔继续参加纽约市的社交活动，装作相安无事。查尔斯·比德尔说，他的一个熟人“在决斗前一周还曾与汉密尔顿和伯尔共进晚餐。他说完全看不出两人有任何异样”。决斗前他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在7月4日。自从华盛顿死后，汉密尔顿一直担任辛辛那提协会的常务主席，该协会是一个由退休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军官组成的社团。汉密尔顿无法悄无声息地缺席协会的例行庆典，在弗朗西斯酒店，他和伯尔被安排在同一张餐桌上用餐。伯尔是前年拉拢联邦党人的选票时加入这个协会的。 伯尔寡言少语地坐在其他人当中，避免与汉密尔顿目光相交。正如约翰·特朗布尔回忆的那样：“他们的举止有点古怪，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几乎没有人起疑。伯尔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沉默、阴郁和失落，汉密尔顿则欢快地融入庆祝的气氛。”汉密尔顿起初不愿上台献歌，但最后终于应允。“好吧，我唱给你们听。”他说。于是，老兵们齐声欢呼。一些人说，他的告别曲目是一首令人难忘的古老军谣，名为《饮尽战酒》（How Stands the Glass Around），据说沃尔夫将军1759年战死在魁北克外面的战场之前，唱的就是这首歌。也有人说他唱的是军中祝酒歌《金鼓雷鸣》（The Drum）。这两首歌曲都表达了同样的心境：一名战士从容面对战争和死亡。关于那天晚上还有一种说法，汉密尔顿站在一张桌子上，高声唱他的歌谣。在他表演时，伯尔抬起了眼睛，凝视着他的敌人。 在这段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艰难日子里，汉密尔顿继续履行一位父亲的职责。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的儿子詹姆斯，请他评阅一下自己写的演讲稿。詹姆斯对父亲当时的回应感到困惑，直到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亲爱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开始写道，“我为你准备了一篇关于审慎的论文。你或许会需要它……上帝保佑你。挚爱你的父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回顾往事，这篇训诫像是一个未学会谨言慎行的人做出的忏悔。汉密尔顿告诉他的儿子：“谨慎的缄默往往被当作智慧，一两句慎言有时能获得博识的美誉；如果一个人见多识广，却漫不经心、夸夸其谈，他几乎不可能引起关注，或者博到重用。”汉密尔顿又说，一些不谨慎的人会招致“无数的敌人”，有时会陷入最艰难、最危险的困境。在这里，汉密尔顿是在为自己说过的针对伯尔的轻率言论倾诉悔恨吗？ 1804年春天，亚历山大和艾丽萨已经把格兰其庄园修缮完毕，开始大宴宾客了。在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拿破仑最小的弟弟杰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他刚刚与巴尔的摩的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完婚。然后，在决斗前一周，汉密尔顿邀请70人来到格兰其庄园举行了一场豪华舞会，来宾包括约翰·特朗布尔、罗伯特·特鲁普、尼古拉斯·菲什和杰斐逊在巴黎时的秘书威廉·肖特。汉密尔顿喜欢像法国贵族那样，在绿树浓荫之下举行高贵的盛会。汉密尔顿会事先安排几名乐师藏在树林里，因此，徜徉其中的宾客能隐约听到长号或单簧管的旋律，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约翰·丘奇·汉密尔顿描述了父亲在那次晚宴中展现出的社交魅力： 他的言谈举止从未这样引人注目，他从未对社会人士展示这样的柔情。流利的口才，幽默的天赋，优雅的谈吐，这些都显示出一个慷慨、充实、有涵养的人的魅力。就在此时，在一群杰出人士当中，他找到一位已故朋友的儿子，并将其托付给某位颇有权势的朋友。然后，他又将此人拉到一边，跟他讨论他未来的人生规划。这就是汉密尔顿短暂一生中最后的阳光明媚的日子。 汉密尔顿将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安排私人事务，起草告别信。他做这些事时显得那么庄严肃穆，似乎预示着他不幸的死亡。在7月1日，他草拟一份资产负债表，结果是令他欣慰的正资产。但是，他承认，如果他的死亡迫使房产出售，那么实际收入不够抵偿他5.5万美元的负债，这笔钱大部分用于购买和修葺格兰其庄园。他为自己的挥霍进行辩解：“对于像我这样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一直感到身心疲惫的人而言，最大的需求无非是在晚年寻找一个舒适的退隐之处。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是我近来最愿意做的事情。”汉密尔顿本来指望用他每年1.2万美元的收入来清偿债务。现在他必须考虑到艾丽萨可能会失去这笔钱。为了尽量安慰自己，他算了一下，艾丽萨将从她最近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一笔钱，“她父亲据说也有一大块地产”。他还提到了格兰其庄园，“由于这一岛屿上的不动产逐渐增多，它的位置又极为有利”，它会“越来越值钱的”。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估算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一个擅长管理国家财政的人，却在身后给家庭留下沉重的债务。 汉密尔顿意识到这场决斗带来的政治影响，他费力地写了一份向世人澄清自己行为的声明，他承认即使自己所言非虚，但那些言论或许还是伤害了伯尔。因此，他在“第一轮决斗中不会先开枪，并射偏子弹，甚至在第二轮时仍不会先开枪，从而给伯尔上校两次终止决斗、进行反思的机会”。这里的措辞非常重要。汉密尔顿假定伯尔有这样两次机会。因此，汉密尔顿是在向伯尔暗示自己浪费子弹的目的，他要么像菲利普那样不举枪，要么开枪却远离目标。 在这份声明中，汉密尔顿承认自己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甚至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在致民众的公开信中，他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范远远胜过伯尔所感受到的。汉密尔顿声称，他“对伯尔上校除了在政治上有反对意见外并无任何恶意”。他知道，如果不参加决斗，他将失去很多东西，但实施决斗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我赴汤蹈火，却可能一无所获。”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决斗呢？他辩称，为了维护他的荣誉感和领导能力，他不得不向公众对决斗的看法低头：“未来所需要的领导力，无论用于抵御灾难还是创造美好，或许都与公众的偏见不可分割，尤其是在发生紧急公共事务的特殊情况下。”换言之，为了保卫祖国，他必须捍卫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他的个人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对伯尔来说，汉密尔顿的公开信不过是一纸冠冕堂皇的说教。读过之后，他用冷酷而轻蔑的语气说：“这就像是一个僧侣的忏悔”。 第四十二章 致命的出行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汉密尔顿似乎郁郁寡欢，但并不显得焦虑。他仿佛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前去捍卫荣誉的决定，并打算同家人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7月8日一个爽朗的周日清晨，他和艾丽萨带着孩子们漫步在格兰其庄园绿荫如盖的草地上。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回忆说，父亲回到家后，让家人围成一圈，听他“按照新教圣公会的规矩朗读的晨诵”。下午时分，“在家门前的一棵树下，孩子们围在他身旁，一起躺在草地上，直到繁星在夜空中闪耀”。 7月9日早晨，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告别了艾丽萨，坐马车去了曼哈顿下城区，他在柏树街54号的寓所中草拟了一份遗嘱。他指定约翰·丘奇、尼古拉斯·菲什和纳撒尼尔·彭德尔顿为遗嘱执行人。在这份文件中，他再次声明——更多地出于希望而非真的确信——他的固定资产能够抵偿他的债务：“我向上帝祈祷，但愿能留下一些供妻儿生活和读书的财物。”作为一个致力于维护财产权和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他还对债权人的命运感到担忧：“我恳求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他们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有能力的话，就请把未清偿的部分给偿还掉吧！”他再次表达了他的殷切期望，希望斯凯勒家族的财富会帮助艾丽萨，“或许她继承的那份遗产能使她免受贫困之苦”。做事向来一丝不苟且井井有条的汉密尔顿，却在艾丽萨未来的偿付能力这个重要问题上留有疑问，这实在令人费解。 伯尔觉得，等待决斗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他告诉威廉·范·尼斯，他希望最好下午决斗，并表示不介意“再拖一天”。他发牢骚说：“从7点到12点是我最不喜欢的（时间），但我们别无他选，只能按时赴约。”一般情况下，外科医生会在决斗现场，汉密尔顿推荐了他的朋友大卫·霍塞克医生。伯尔似乎倾向于不要医疗护理，在给范·尼斯的信的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段莫明名其妙的话：“霍塞克已经足够了，甚至连他都是多余的。”这是否意味着伯尔打算一枪毙命，外科医生只会是一个摆设呢？或者他认为根本没有人会受伤？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在7月9日下午，范·尼斯和彭德尔顿最后敲定了决斗计划。决斗将在7月11日，也就是周三的拂晓时分在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的威霍肯进行。 直到最后，汉密尔顿依旧保持着镇定自然，没有流露出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任何迹象。9日的下午和晚上，他与他在财政部的老部下小奥利弗·沃科特待在一起，后者说汉密尔顿“异常兴奋”。在他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就是7月10日，汉密尔顿在百老汇大街上碰到了一个世交，也是他的一个客户德克·坦恩·布罗克，后者提醒他，他忘记带来曾应允的法律意见书。事后，坦恩·布罗克震惊地回想起那天汉密尔顿的反应：“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羞愧，请我第二天一定去拜访他，但是他说我必须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那个糟糕至极的日子——10点之后去他那里，他会和我一起坐下来，关上门，谈妥这件事。”这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汉密尔顿的责任感。汉密尔顿不仅没有自杀倾向，反而打算在清晨的决斗结束后立即前往事务所继续工作。这不像是一个一心求死的抑郁症患者的所作所为，所有在决斗前见过他的人都没发现他有任何抑郁症状。 汉密尔顿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出现在他位于花园街的律师事务所时，他的职员朱达·哈蒙德（Judah Hammond）并未发现他的举止有任何异常：“汉密尔顿将军以他一如既往的镇定来到我的桌前，给了我一份文件，并交代与之有关的事项。从外表我看不出他与往常有什么不一样。但这就是他在办公场所的最后一些时间。”随后，汉密尔顿就一个法律问题，起草了一份深思熟虑的意见书。临近傍晚的时候，他去了当天行程的最后一个地方，一个他寄托情感的地方。数周以来，他在国王学院的挚友罗伯特·特鲁普因重病而卧床不起，汉密尔顿还担心特鲁普会死掉。当他去探望特鲁普时，他并没有提到这场决斗，倒是提出了不少治疗建议。“汉密尔顿将军在我这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特鲁普说，“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好心地给我提供建议，希望有助于我恢复健康。将军来访期间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他内心的沉着与开朗，因此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即将发生一场决斗。” 在决斗的前一夜，纳撒尼尔·彭德尔顿来到汉密尔顿的家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努力说服他不要在第一枪放空枪。汉密尔顿再次坚持说他会朝天开枪的。当彭德尔顿提出不同意见时，汉密尔顿表示他决心已定。“我的朋友，”他对彭德尔顿说，“这是宗教的力量，无需任何理性。由于我主意已定，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说也无益。” 汉密尔顿将最后一晚奉献给为自己带来永恒盛名的活动：撰写文章。由于决斗的一个目的是阻止分裂的威胁，他给马萨诸塞州的西奥多·塞奇威克写了一封信，警告说在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中间蔓延的此类运动：“我谨以此文表达一个观点，分裂我们国家的行为显然有百害而无一利。”分裂活动无法“缓解我们真正的病因——民主主义”，他指的是不加约束的、破坏性的平民统治。 那天晚上，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汉密尔顿提到了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少年时代，以及30多年前他近乎奇迹般逃离圣·克罗伊的事情。他的思绪转向将他救出并资助他读书的表姐安·米切尔。晚上10点，汉密尔顿拿起他的羽毛笔给艾丽萨写信：“米切尔夫人是这个世界上我亏欠最多的朋友。至今我都未能对她尽一些义务。”安·米切尔正在一贫如洗的境况下艰难度日，汉密尔顿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用自己的财产“帮助她安度晚年”。如果这还办不到，他对艾丽萨说：“我恳求你待她如姐妹一般。”他还告诉艾丽萨，他无法容忍自己杀死别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决定将生命交给伯尔处置，“这势必增加我的危险，并让你备受折磨。但你应该宁愿我清白地死去，而不是负罪地活着。上苍能够保护我，我也卑微地希望它会保护我，但是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名基督徒”。在考虑决斗时，汉密尔顿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他可能已深陷疯狂的决斗逻辑怪圈，但毫无疑问，他并非处在自杀的心境之中。 这几天，亚伦·伯尔的脑海中也是千头万绪，最令他烦恼的是有关钱的问题。荒淫无度的伯尔现在不仅仅是现金短缺，而且是身无分文。前一年的秋天，他甚至打算卖掉里士满山庄，以应付上门讨债的债主。财务破产加上政治失败，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当时孤注一掷的绝望情绪。根据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的说法，就在决斗前夕的那段时间里（可能就是决斗提出来之前），深受债务困扰的伯尔甚至向汉密尔顿求助。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艾丽萨告诉孩子们的，约翰把它记了下来。 当时，汉密尔顿正待在乡间别墅，夏日朝阳初升时分，他被前门传来的一阵铃声吵醒。他起床下楼，看见伯尔站在门口。伯尔焦虑地讲述自己的处境：亟需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回到床上之后，汉密尔顿打消了妻子对不速之客的疑虑：“你猜是谁在敲门？伯尔上校。他来找我帮忙。” 以一种令人诧异的慷慨胸怀，汉密尔顿向曾经同伯尔决斗过的约翰·丘奇·巴克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筹了一些钱，总共凑集了1万美元的现金。伯尔自己东拼西凑讨到了1750美元，这才平息了一位不容宽限的债主的愤怒。 伯尔对他的女儿西奥多西娅一直很溺爱，像皮格马利翁 一样把她打造成自己心中的完美女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他把她变成了美国最有文化的女性之一。伯尔用一种隐秘的速记方式给他女儿写信，信中充斥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笑话，还会提到他的种种情事。她对他的诸多情人的脸庞和身材提出了她的评价。6月23日，在完成给汉密尔顿的挑衅信之后，他在女儿缺席的情况下在里士满山庄为她庆祝生日，并在第二天告诉她，宾客们如何“笑了一个小时，又跳了一个小时，最后为了她的健康而开怀痛饮”。（西奥多西娅当时正在南卡罗来纳州。）他建议她研究历史学、植物学和化学，还指点她怎样建立一流图书室。在这些信件中，伯尔频繁暗示某种危机，但从未言明这场决斗。汉密尔顿最后的日子是在亲友的陪伴下度过的，伯尔则选择了独处。7月1日，他告诉女儿，日落时分，他孤零零地坐在藏书室的壁炉边，尽管正值炎夏，他却突然打了个冷战。 伯尔对教育他的奴隶颇感兴趣，却不打算释放他们。就在决斗前一天晚上，他还草草写下决定他们命运的指示。他希望把去年购买的一个名唤彼得的黑人男孩培养成外孙的贴身男仆，可见这位号称“废奴主义者”的人，直到那时依然在购买奴隶。伯尔还提到了一位名叫佩吉的奴隶，希望西奥多西娅能成为她的主人，但是其他奴仆则没有如此幸运了。“至于南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她女儿说，“她诚实、强壮、温顺。”由于嫁入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蓄奴大家族，西奥多西娅几乎不需要更多的奴隶了，这也让伯尔拒绝释放奴隶的做法显得更加不可原谅。 汉密尔顿和伯尔各自写的最后一封信件形成了启发性的对比。当这两个人思考身后事时，汉密尔顿为美国的未来和拯救联邦操心，伯尔却在担心那些写给情人的书信可能牵连自己，督促西奥多西娅“烧毁一切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信件，尤其是我与那些女性的信件”。长期以来被杰斐逊的支持者指责为头号阴谋家的汉密尔顿，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情，也没有主动销毁任何私人文件。相比之下，伯尔却希望烧掉许许多多的让人烦心的文件，他告诉西奥多西娅要烧毁一捆用红绳捆绑的信件，还要烧毁一沓用白手帕包裹的信件。既然做好了这些最后的安排，伯尔想必已想到，至少在理论上，他可能在决斗中丧生。这证明他的确不知道汉密尔顿意图在威霍肯放弃开枪。 决斗前夜，伯尔没有上床睡觉，而是躺在藏书室的沙发上打盹。他睡得很安稳。“范·尼斯先生告诉我说，决斗的那天早上他去伯尔上校那里，结果发现他睡得很香，”查尔斯·比德尔叙述道，“他赶紧穿好衣服，以求在约定的时间赶到决斗地点。”伯尔穿了一件平时不会穿的黑色丝质外衣，由此招来没完没了的猜测。詹姆斯·奇塔姆描述它的质地“刀枪不入”，就好像18世纪的防弹背心。伯尔的党羽则表示，他们的英雄只穿了件斜纹布上衣和棉布裤子。伯尔在约翰·斯沃特伍特、马修·L.戴维斯（Matthew L. Davis）和其他几个最信任的亲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艘早已在哈得孙河上等候多时的小船，那阵势就像是送他去参加一场振奋人心的竞选集会。 同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在柏树街54号楼上的书房写完给艾丽萨的告别短笺后，下楼走进一间卧室，一个男孩正在里面读书。这是一个参加格兰其庄园户外聚会的孤儿。在一段未曾出版的文字中，尽管有渲染事实之嫌，约翰·丘奇·汉密尔顿透露，他父亲进入房间，忧郁地凝视这个男孩，询问他当晚是否愿意与自己一起睡。汉密尔顿“很快就上了床，并把男孩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反复诵读主祷文”。那个小孩子就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汉密尔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怀抱孤儿入睡的景象给人以无言的震撼，也不禁令人猜测，那个晚上，凄苦的童年记忆又一次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凌晨3点，汉密尔顿唤醒儿子，让这个睡眼惺忪的男孩点亮一支蜡烛。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与母亲一起住在格兰其庄园的4岁的女儿小艾丽萨突然患病，他必须和霍塞克医生赶过去。在昏暗的烛光中，汉密尔顿为小艾丽萨谱写了一首赞歌，后来被她视为传家珍宝。 他料理完这些事情后，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和霍塞克医生已经到了，准备好与他一同赶往威霍肯。他们都是乘坐四轮马车去的。为了避人耳目，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时间表，双方分别要在早晨5点左右从曼哈顿不同的码头出发。每一艘小船由四名至今身份不明的桨手操控，他们的身份将会保密，也不会追究他们任何的法律责任。手枪是密封在一个皮箱中的，这样桨手们可以发誓自己从未见到过它们。除了桨手之外，每只船上只允许有决斗双方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医生。 和7月常见的闷热天气不同，那天清晨河面凉风习习。威霍肯位于当时的市区北郊，因此他们安排了两个小时的行舟时间。汉密尔顿的船是从格林威治村附近出发的。在小船沿着星星点点的河流向北而去的时候，汉密尔顿似乎放松下来，并向彭德尔顿重申了他的誓言：自己“不会向伯尔上校开枪”，因为“丝毫没有要杀他的念头”。行至某处，汉密尔顿回望喧嚣繁华、生机勃勃的城市，这座曾让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流浪者安身立命的城市。在过去的10年间，纽约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达到80000人了，市区中的空置土地都消失了。欣欣向荣的城市显然触动了汉密尔顿的内心，让他想起一些往事，他的儿子写道：“他指着那些美丽的景致，谈论这座城市的广阔前景。” 由于纽约州法律严惩决斗，当地的居民经常跑到新泽西州去决斗，尽管那里也禁止决斗，但往往以一种宽容的方式处理决斗双方。在威霍肯的帕利塞兹山有一处高达60米的陡峭悬崖，上面是浓密的森林和芜杂的灌木。远远看来，像一堵被植被密集覆盖的石头墙，笔直地立在水中。然而，在退潮的时候，悬崖下方会显现出一小片滩涂。这时，拨开密不透风的灌木，沿着羊肠小道前行，就能来到高踞于哈得孙河上方6米处的一块绿树掩映的石台。在这样一个清新幽静的地方，远远望去，可以一直看到杳无人迹的曼哈顿的海岸线。这个平台大约22步长、11步宽，足够展开一场决斗。事实上，这里是威廉·迪斯（William Deas）的地产，他就住在悬崖顶上，苦于经常有人在自家门前展开决斗。好在他只能听到枪声，看不见决斗者。副总统伯尔于早晨6点半到达。他和范·尼斯从船上走出来，沿着这条泥路向上走去，站稳之后开始清扫决斗场上的小灌木和其他一些垃圾。初升的太阳开始放射出光芒，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脱去了外套。快到7点的时候，第二艘小船载着汉密尔顿和彭德尔顿赶到了，他们两个人爬到石台上来了，而留下霍塞克医生在底下等候。这是为了保护医生和桨手，让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希望医生距离决斗场所足够近以便能及时听到求救的呼喊声，同时还得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为的是假装——如果有必要的话——对事件毫不知情。 1804年7月11日上午7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面对面地站着，准备了断他们之间的纷争了。两位绅士都遵循了决斗礼节，“互相表达了敬意”。此时距双方发生纷争已经过去23天了。在这23天的时间里，他们在纽约的法院和沙龙中、在竞选会议上、在议会里都曾经碰过面，都在外表上保持了友善的态度。如若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对立，他们可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人都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走上决斗这条路的，希望能以此来恢复政治上的名誉。根据约翰·特朗布尔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画的生前画的最后一幅肖像画来看，他愁云满面，但目光依然真挚、沉静。根据约翰·范德林在两年前绘制的肖像画判断，伯尔发际线后移，两鬓斑白，一丝怒气使他的面容显得狰狞。然而，出现在名誉决斗场上的他高大英俊，穿着得体，无所畏惧。 彭德尔顿和范·尼斯有条不紊地为决斗者画出10步的距离，并抽签决定当事人的位置。彭德尔顿赢得优先选择权，但他和汉密尔顿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北边。这意味着汉密尔顿不仅要面朝河流和远方的城市，还要逆着清晨的阳光。伯尔面向汉密尔顿，能够清楚地看见站在阴影里的对手。 作为接受挑战的一方，汉密尔顿先挑选武器，他选择了明火枪。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已经制定好了一些规则，特别指出枪管不能超过28厘米，而且必须是滑膛枪（滑膛枪往往不太可靠，相比之下，如果枪管内刻有来复线，则可能提高射击准度）。汉密尔顿带来了约翰·丘奇借给他的决斗手枪，就是菲利普·汉密尔顿和乔治·伊克在1801年用过的手枪。或许，汉密尔顿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死去的儿子致敬，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汉密尔顿只能把决斗之事告诉极少的几位密友。 约翰·丘奇值得信赖，并且可能是这一小群人中唯一拥有决斗手枪的人，尽管在当时许多绅士都有此类的手枪。虽然曾多次依靠决斗来解决问题，汉密尔顿本人却没有这种手枪，他强调自己只是想通过决斗来制伏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而不是想伤害他们。丘奇的手枪是18世纪90年代中期伦敦一家著名的军械工厂制造的。它们外形细长，很好看，手柄是着过漆的胡桃木，还有一些雕花装饰，沿着它们的铜制枪管有一些黄金质地的底托。尽管看起来很轻，而且易于操控，但实际上每支枪重达数千克，那些大大的铅弹头每个就有30多克，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灵巧地操作这些笨重的家伙。 1976年，为庆祝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专家们对这两把枪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他们发现枪上可以加装一个“微力扳机”，装上这种扳机，只需要用较小的扣力轻触扳机，就能发射子弹。一些评论家对汉密尔顿选择这种手枪的初衷表示怀疑，似乎这个潜藏的性能暴露了他想朝伯尔开枪的真实意图。然而历史学家却是一直以来都知道这个机关的。当彭德尔顿在决斗场上将武器递给汉密尔顿时，问道：“是否要装微力扳机”？汉密尔顿的回答是：“这次就不用了。”因而，即使汉密尔顿想对伯尔隐瞒这种微力扳机的机关，他自己也根本没打算使用它。汉密尔顿的回答还表明，他依然在第二枪是否还要继续放空枪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再次抽签，结果是由彭德尔顿来监督决斗。两位助手在对方的见证下给手枪填装子弹，然后将竖起撞针的手枪交给站在指定区域内的汉密尔顿和伯尔。彭德尔顿讲述了决斗规则后，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如果他们表示一切就绪，他将高喊“举枪瞄准”，双方即可扣动扳机。倘若仅有一方开枪，那么已经开枪的那一方必须等对方的助手喊“一、二、三、开枪”，给他的对手一个还击的机会。如果对手拒绝这样做，双方将协商是否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或者是否要进行第二轮决斗。 汉密尔顿和伯尔沐浴着晨风，侧身而立，把修长的轮廓展示给对方。太阳升得很快，当彭德尔顿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被河面反射过来的光线照得睁不开眼了，于是喊道：“停！有人需要眼镜。”他抬起了手枪，从口袋中取出眼镜，用一只手戴上，把枪朝几个方向瞄了瞄，可能正是这个举动让伯尔误解了他的意思。伯尔和范·尼斯后来屡次强调，汉密尔顿曾有一两次将枪口对准了伯尔。“可以了，”汉密尔顿最后说，并为自己耽误时间表示歉意，“现在可以开始了。”汉密尔顿戴眼镜的动作被某些评论人士解释成居心险恶，但他或许只想确保自己不射中伯尔。同时，我们知道，他并未排除在第二轮决斗中精确射击的可能性。 后来范·尼斯证实，伯尔并不知道汉密尔顿曾经立誓故意不射向自己。汉密尔顿也没有选择丢弃自己的手枪或将手枪朝向别的方向。因为如果那样做，将被解释成一个懦夫在拒绝决斗，那将使汉密尔顿希望保护的声名受损，并破坏参加决斗的目的。因此当伯尔盯着汉密尔顿的时候，他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恶意。“当他站起来准备射击时，”伯尔后来谈起汉密尔顿时说，“我仔细看了看他，他显得缩手缩脚，像一个被判重罪的犯人。”还有一次，伯尔说汉密尔顿“看起来像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而感到恐惧”。然而，从未有任何人证实汉密尔顿曾被负罪感困扰。 汉密尔顿和伯尔准备迎接后来被亨利·亚当斯称为“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时刻”。当彭德尔顿问他们是否准备好了时，他们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高喊“举枪瞄准”。汉密尔顿举起了手枪，伯尔也是如此。两把枪在爆炸声中喷射出火焰，间隔一秒或数秒。彭德尔顿认定伯尔抢先射击，而且汉密尔顿的射击只不过是“身体遭受致命伤后，无意识的肌肉运动所导致的”。他右腹中弹。汉密尔顿勉强站立，身体剧烈抽搐，微微扭向左边，接着一头栽倒在地。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说了句：“我不行了。”彭德尔顿大声呼唤霍塞克，后者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岩石。据彭德尔顿回忆，伯尔看看倒下的汉密尔顿，目光中“流露出悔意”，直到范·尼斯提醒他霍塞克和桨手们都来了，他才回过神来。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范·尼斯担心伯尔会在犯罪现场被目击者看到，因此，两人选择离开。走的时候，范·尼斯还故意用伞遮住了伯尔的脸。就在他们快要登上小船的时候，伯尔对范·尼斯说起了汉密尔顿：“我必须去跟他说几句话。”范·尼斯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为了安慰伯尔，在他们离开之前，范·尼斯独自攀上岩石，并在小船离开前向伯尔报告了汉密尔顿的伤情。 范·尼斯一口咬定是汉密尔顿先开枪。“汉密尔顿将军先开枪，我向来认为这才是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实。”他说。他自称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一听到第一声枪响，就转过身去看伯尔是否被汉密尔顿的子弹击中。有那么一瞬间，他认为伯尔被击中了，因为后者似乎颤抖了一下。后来，伯尔告诉范·尼斯，他被石头或树枝绊了一下，扭伤了脚踝。他还解释说，他在向汉密尔顿还击之前停顿了几秒钟，因为一阵风把汉密尔顿枪口冒出的烟卷到他面前让他的视线受到了影响，他等着这些烟消散。 无论伯尔还是范·尼斯都没有做出解释，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射击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偏离他的目标。当彭德尔顿第二天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寻找到了汉密尔顿射出的子弹，结果在离地面4米左右的松树枝上发现了它。弹道距离伯尔站立之处差不多有1.2米远，换言之，子弹根本没有真正“靠近”过伯尔（后来彭德尔顿把这个树枝锯下来，把它交给了约翰·巴克·丘奇，既作为法律上的证据，也算是一个纪念物）。如果是汉密尔顿先开枪，那么他的确在虚耗子弹，与他事前说的一模一样。如果是伯尔先开枪，那么据彭德尔顿推断，汉密尔顿的枪走火应该是剧痛反射性地引发肌肉抽搐所造成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汉密尔顿都没有将枪口对准过亚伦·伯尔。 25年后，伯尔也证实汉密尔顿的子弹的确打在高高的树上。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番话的重要性。70多岁时，伯尔与一位年轻朋友回到当年的决斗场，回顾那戏剧性的一幕。关于汉密尔顿射出的那颗子弹，伯尔回忆说：“他听到子弹穿过树枝的声音，并看到了头顶上被折断的树枝。”至此，伯尔证实汉密尔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朝远离目标的方向开枪。换句话说，伯尔在还击之前明知汉密尔顿故意射偏了子弹。然而，他又是怎样回应的呢？他给出了致命的一击，尽管他可以选择不朝汉密尔顿射击，或者只让汉密尔顿受轻伤，甚至干脆停止决斗。可能性最大的情形或许是汉密尔顿首先开枪，但只是为了向伯尔表明他是在浪费子弹。如果不这样，他又有什么别的方式向伯尔表示他的意图呢？正如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写的那样，他希望给伯尔一个“暂停下来进行反思的”机会。他一定以为，伯尔见他射偏子弹，会出于自尊或顾及政治利益而拒绝开枪。 汉密尔顿中枪后，彭德尔顿立即把他扶到一块红褐色的岩石上。这块石头至今还保留在威霍肯，是那场决斗中除了两把手枪之外唯一留下来的“遗物”。霍塞克发现他的朋友坐在草地上，面无血色。“我绝不会忘记他垂死的表情，”霍塞克写道，“在那一刻，他费力地说：‘大夫，这是致命伤。’随后他的身体就沉了下去，显然他失去了知觉。”霍塞克撕开汉密尔顿布满鲜血的衣服，仔细检查伤口。子弹打断他右侧的一根肋骨，刺穿肝脏和横膈膜，然后打碎了第二根腰椎，最后停在脊柱上。霍塞克感觉不到汉密尔顿的脉搏与呼吸，他担心自己的朋友已经死去。他知道，唯一的希望是迅速乘船带汉密尔顿回城求医。在桨手的帮助下，彭德尔顿和霍塞克抬着这个血流不止的男人快步下山。他们把他平放到甲板上，迅速开往曼哈顿，霍塞克让昏迷不醒的汉密尔顿吸入嗅盐：“我现在用药水擦拭他的脸、嘴唇以及太阳穴，摩擦他的脖子、胸口、腰部和手掌，并试着将一些药水倒入他口中。” 船在哈得孙河上疾驰时，丝丝凉风让汉密尔顿苏醒过来，他突然睁开双眼。“我看不清东西。”他说。汉密尔顿模模糊糊地瞥见自己的手枪。显然，他确信自己没有开过枪：“当心那把手枪。它没有发射过，撞针仍竖着。它可能会走火，伤及无辜。彭德尔顿知道，我不打算向他开枪。” “好的，我已经告诉霍塞克医生了。”彭德尔顿回答说。 这是最能体现汉密尔顿品行的时刻：出于本能的责任感以及对暴力和混乱的担忧，即使在剧痛中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头脑。汉密尔顿的话语还表明，是伯尔首先开枪，被他忘记的那一枪可能是肌肉痉挛的结果。为了保存体力，汉密尔顿再次闭上眼睛。他告诉霍塞克，他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医生也证实它们完全麻痹。当小船在威廉·贝阿德的船坞靠岸时，汉密尔顿告诉医生：“立刻把我夫人请过来，慢慢告诉她事情的经过，但是得给她一些希望。”艾丽萨现在还在格兰其庄园，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要把她请到城里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威廉·贝阿德早早地等候在码头。有人告诉他汉密尔顿和彭德尔顿在清晨时分匆忙赶往新泽西，显然是从自己的码头出发。他后来说：“我准确地预料到这次致命的出行以及它的可怕结局。”贝阿德是一位富商，也是纽约银行的董事，他惊恐地盯着那艘快速驶近的小船。当他看到躺在甲板上的汉密尔顿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贝阿德的仆人们用行军床轻轻抬着汉密尔顿，穿过花园，进入他那幢位于今天的简大街80-82号的宅邸。被抬入二楼一间宽敞的卧室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没有从那间房间里出来。 汉密尔顿被安置到楼上后不久，关于这场决斗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播开来。在纽约市商业精英常聚的唐提咖啡馆，贴出一张引起轰动的布告：“汉密尔顿将军今晨在决斗中被伯尔上校击中，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旁观者惊骇地看完这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按约定前往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德克·坦恩·布罗克从路遇的一位朋友口中得知这场决斗。“我大惊失色，”他说，“可这却又是真真切切的事情”。很快，一大群纽约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街角，脸上写满焦虑，试图拼出完整的真相。几个小时之后，这座被汉密尔顿注入无限生机的城市突然变得沉默不语。“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汉密尔顿的助手大卫·奥格登写道，“这个城市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暂时停了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肃穆的神情。”那天，不断有告示公布这位垂死之人的状况，一大群人聚集在贝阿德宅邸前。几艘法国轮船在纽约港靠岸，送来几位擅长治疗枪伤的医生，希望能挽回汉密尔顿的生命。 起初，汉密尔顿疼痛难忍，以致霍塞克博士不敢脱下他那带血的外套，只能给他喂点低度酒和水。当汉密尔顿说背部疼痛难耐时，霍塞克和其他在场的人才给他脱掉了衣服，调暗房间的光线，开始用大剂量的鸦片来止痛。尽管疼痛万分，汉密尔顿对这种局面还是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对他人的尊重，他一直在担心艾丽萨和孩子们。遵从他的建议，已经有人通知艾丽萨从格兰其庄园赶过来了，但是他们只是告诉她，她丈夫突然“抽搐痉挛”。小奥利弗·沃科特写道，她一开始相信了这个谎言，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因为人们“担心她会疯掉”。对艾丽萨精神状况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霍塞克说，当她发现可怕的真相后，她几乎崩溃了，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为了安慰她，汉密尔顿反复说一句话：“谨记，我的艾丽萨，你是一个基督徒。”他深知，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涌入贝阿德住所的人悲伤难抑。大卫·奥格登看到，艾丽萨虔敬地坐在她丈夫的身边，伸出手来，为他滚烫的脸颊扇风。奥格登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的长子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死不过两年的时间。天哪，她会是怎样的感受呀！”安杰莉卡·丘奇也匆匆赶来帮助这个让她魂牵梦萦多年的男人。古维内尔·莫里斯记得，安杰莉卡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她对艾丽萨在厄运面前的表现肃然起敬。“我亲爱的妹妹以圣徒般的坚忍承受着巨大的不幸。”她告诉她们的弟弟菲利普说。 除了对家人的强烈保护意识外，汉密尔顿还执着于灵魂归属方面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他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怀疑。弥留之际的汉密尔顿未必如朋友们后来所传的那样口齿清晰，但他们的说法相互印证，惊人地保持一致，被送到贝阿德的宅邸后，他急切地想要接受圣公会的临终祈祷。他请求面见三一教堂主教本杰明·莫尔，此人也是纽约圣公会教长和哥伦比亚学院院长。声名显赫的莫尔不愿为汉密尔顿施行圣餐礼，絮叨地提出两点疑虑：决斗是不虔诚的行为，不应当与伯尔发生冲突。他还指出，汉密尔顿并没有定期做礼拜。因此，依据常理，莫尔主教无法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 绝望的汉密尔顿转而求助好友约翰·梅森牧师，梅森是汉密尔顿柏树街寓所附近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堂牧师。作为哥伦比亚学院毕业生和现任理事的梅森，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联邦党人，非常敬重汉密尔顿的才华。汉密尔顿也给予他同样的尊敬，并指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梅森都是一个有着罕见美德的人”。 走进房间后，梅森紧握汉密尔顿的手，两人互相“悲叹着致意”，然后哀伤地四目相望。汉密尔顿问梅森能否为他举行圣餐礼。牧师局促不安地说，得到汉密尔顿的请求却无法遵从，令他“痛苦难言”。事实是，遵从汉密尔顿的意愿将违背他的职责。他解释说：“我们教堂规定，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个人举行圣餐礼。”汉密尔顿尊重梅森的坦荡，没有强求。 梅森试着抚慰汉密尔顿，谈论“人生而有罪，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我明白，”汉密尔顿说，“但我是个罪人，我祈求主的怜悯。”汉密尔顿强调，没有人比他更痛恨决斗，“我曾想尽一切可能避免这场决斗，并且，最终我带着绝不伤害对方的决心赶赴决斗场。”当梅森告诉他，基督的鲜血能够洗清他的罪孽时，汉密尔顿紧紧抓住他的手，眼球上翻，嘶哑地高呼：“请我主耶稣基督裁定，我卑微地依靠万能上帝的恩慈”。汉密尔顿喘着粗气承诺，如果侥幸能活下来，他必定远离决斗。 汉密尔顿再次将希望寄托于刻板的主教本杰明·莫尔。这位主教现在面临着外界的巨大压力，朋友们认为，拒绝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是冷酷无情的。“拒绝他是不人道的，”大卫·奥格登写道，“为什么不能在一个人临终时用我们神圣的宗教给予他宽慰和关怀呢？” 这位秃顶、长脸的高级神职人员严肃地表示，他将重新考虑，并于当天下午1时到达贝阿德的宅邸。作为一名伟大的演说家，汉密尔顿强打精神，进行自己的最后一场演说。“我亲爱的先生，”他对莫尔说，“您体察到我的不幸处境，并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切。我想请您为我举行圣餐礼。我希望您不会觉得我的请求有任何不妥之处。”接着，他补充道，“这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发自肺腑的愿望，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种神圣的仪式融入教会。”汉密尔顿表达自己对上帝仁慈的信念。当莫尔把决斗称为“野蛮的习俗”时，汉密尔顿保证，如果他能够活下去，必定会反对决斗。随后，汉密尔顿诚恳地举起双手，对莫尔主教表示：“我对伯尔上校全无恶意。我带着绝不伤害他的决心与他会面。对他对我做的一切，我已经释怀了。”到这个时刻，莫尔的心终于被感化了，他给汉密尔顿举行了圣餐礼。之后，汉密尔顿平静地躺下，他的表情写满了满足和快乐。 第二天早晨，汉密尔顿的神志依然清醒，但他的身体机能已经衰竭，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艰难地说几句话。前一天，艾丽萨没有让孩子们来探望父亲，但现在，她意识到，汉密尔顿同孩子们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她抱起两岁的儿子小菲利普，让他吻别父亲。然后，艾丽萨让七个孩子在床尾排成一列，希望汉密尔顿能看他们最后一眼。汉密尔顿哽咽无语。霍塞克说：“他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闭上了，直到孩子们被带走。” 在汉密尔顿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有20多位亲友来到他的房间，他们大多双膝跪地为他祈祷，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表情。大卫·奥格登说，他们忍不住“泪如泉涌”，并且“祈求上天保佑他们的朋友”。一些人无法承受临终场景的压抑气氛。“对我而言，此情此景令人窒息。”古维内尔·莫里斯写道，“我不得不到花园里走走，透透气。”莫里斯后来回忆起汉密尔顿身旁的情景，“他的妻子因悲伤过度几近崩溃，他的孩子们哭成泪人，在场者无不肝肠寸断，整座城市为之震撼，所有人都神情萧索。”随着生命临近终点，汉密尔顿似乎有所解脱。在谈到政事时，他说：“如果他们打破统一，那他们就打碎了我的心。”这是他留下的最恰当的政治墓志铭。 汉密尔顿反复对莫尔主教说，他对伯尔并无怨言，说他死得心安理得，说他认同他的上帝和他的命运。直到去世前15分钟，他的神志始终保持清醒。1804年7月12日星期四的下午2点，也就是决斗后的第31个小时，49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走得非常安静，几乎悄无声息。在结束了充满激情和戏剧性的人生之后，在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和深度之后，他终于在上帝的眷顾下悄然步入另一个世界。小奥利弗·沃科特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时代最伟大的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汉密尔顿的鲜血将贝阿德家的地板染红一大块，多年来，这个家族拒绝擦除这块神圣的印记。 艾丽萨从她丈夫头上剪了一缕头发，开始了漫长的寡居生活。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她。“这个可怜的女性几乎崩溃了，她恳求古维内尔·莫里斯是否能来陪她，”大卫·奥格登说，“她突然号啕大哭，对莫里斯说，他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请祈祷她能尽快与亡夫相伴，并在她死后成为孩子们的养父。”莫里斯，这个平日里八面玲珑的享乐主义者如今却无言以对，任由泪水从脸上滑落。 艾丽萨何时看到汉密尔顿在决斗前的凌晨时分写给她的赞歌，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撕开信封，阅读汉密尔顿在7月4日写给她的告别信。那一天，他参加辛辛那提协会举办的一场苦乐参半的宴会。几天之后的某一刻，满脸泪痕的艾丽萨坐在椅子上，轻声吟诵已逝丈夫给她留下的文字： 我最亲爱的艾丽萨，除非我在尘世的生活已然结束，并且，我谦卑地希望，除非我已通过救赎之恩，与慈悲的天主开始幸福的不朽旅程，否则这封信不会到达你的手中。 如果我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我想，我对你以及我心爱的孩子们的爱将是唯一的动力。但是不可能没有牺牲，否则我将失去你们的尊重。我无须告诉你我是多么悲哀，将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并把你埋于哀毁骨立的境地。我无法继续这个话题了，以免我的勇气丧失殆尽。 宗教的慰藉，我亲爱的，将会给你力量。你有资格去享受它们。飞到你主上帝的怀抱，舒适地生活吧。我有一个甜蜜的希望，我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你相遇。这是我最后的想法。 再见了，最贤惠的妻子，最温柔的女性。代我拥抱我心爱的孩子们。 你的亲爱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第四十三章 感人至深的一幕 当一份手写的汉密尔顿死亡的通知在唐提咖啡屋张贴出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被吓得大吃一惊。小奥利弗·沃科特告诉他的妻子：“整座城市陷入无法言说的悲伤。”那个时代的纽约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极度悲情的时刻。即使伯尔的朋友查尔斯·比德尔也承认：“为之悲泣的人和华盛顿将军故去时一样多，或者更多。”对于华盛顿的辞世，人们的哀伤来自对美国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联邦政府成立等事件的回忆；但这一次，人们在悲痛中还掺杂着对汉密尔顿无谓之死的惊愕和懊恼。 英年早逝，留下孀妻弱子无人供养，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令人唏嘘的凄惨结局……种种不幸让汉密尔顿死后获得了他生前觅而不得的东西——纽约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哀悼。州最高法院用黑布覆盖法官席，纽约银行大厦也被蒙上了黑纱，整整30天，纽约民众都佩戴着黑袖章。在联邦党影响较大的其他地方，类似情形反复上演。波士顿的一位牧师说，街道上挤满“服丧的人群，因为他们的领袖倒在血泊之中”。在费城，教堂响起低沉的钟声，报纸也专门开辟了丧葬专栏。 纽约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失去了他们最为杰出的市民。正如政治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后来所说的那样，汉密尔顿奠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道路，让它走向了问鼎“西方商业世界之冠”的轨道。汉密尔顿去世当晚，纽约商人号召在7月14日星期六举行国葬时，关闭所有店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古维内尔·莫里斯在那个星期五写道，“出殡仪式必须在明天早晨举行”。吊唁者在星期六早晨聚集在罗宾逊大街（今天的公园广场）25号约翰和安杰莉卡·丘奇夫妇家的前面。承担此次丧葬费用的纽约市议会呼吁，全市当天暂停一切商业活动，以表达对汉密尔顿的敬意。这是这个城市历史上最重大最庄严的葬礼。 星期六早晨，部队炮声隆隆，教堂的钟声悲伤低沉，港口中停泊的船只降下了半旗。中午时分，伴随着阴郁低沉的军乐，纽约民兵倒持武器，枪口朝下，带领送葬队列出发，众多的神职人员和辛辛那提协会的成员紧随其后。接下来的是最感人至深的一幕。在两个戴着白头巾的黑人小男孩的带领下，八个抬棺人肩扛灵柩，桃花心灵柩上面放着汉密尔顿的礼帽和佩剑。汉密尔顿的坐骑跟在他们后面，马颈上侧悬着主人的靴子和马刺。接下来是汉密尔顿四个大一点的儿子和其他一些亲属，其后是纽约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医生、律师、政治家、外国的外交代表、军官、银行家、商人、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和教授、船长、机械师和艺术家。他们象征着汉密尔顿为美国构想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和政治版图。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不幸的两位女性受害者艾丽萨、安杰莉卡·丘奇，以及汉密尔顿19岁的女儿安杰莉卡，都没有到场。4岁的小艾丽萨和2岁的菲利普也跟他们的母亲一起留在家里。 由于出殡游行队伍要沿着比克曼大街向东进发，然后走过珍珠大街，再从白厅大街到百老汇，这些道路的两边早早就挤满了抽泣的旁观者，还有一些市民跑到屋顶上往下观看游行队伍。没有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只有出人意料的安静，而这更衬托出这一事件的严肃性。“看不到任何微笑，也很少听到交头接耳，但眼泪却是一样地流淌在形形色色的人的面颊上。”一份报纸是这样写的。吊唁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游行队伍在路上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三一教堂。“这次葬礼是我见过的最庄严的场面，”大卫·奥格登写道，“几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街上的男孩和黑人也加入哀悼的队伍中……窗户前挤满了女性，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为刚刚离去的朋友的命运哭泣。” 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预示了历史对汉密尔顿生前身后事的矛盾态度。古维内尔·莫里斯曾在圣保罗的小礼拜堂为华盛顿做了葬礼演说，如今人们又选派他向汉密尔顿表达同样的敬意。莫里斯还没有从汉密尔顿之死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以致朋友们认为他可能无法承受演讲的压力。但是，他面临的真正难题却是另一种性质的。他对民众向伯尔寻仇的呼声感到惶恐，因此决定在演说中对决斗只字不提，以免这一规模庞大的集会演变成局面无法控制的骚乱。他说：“让他们在顷刻之间陷入疯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让莫里斯感到为难的是，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才华绝代，却饱受争议的朋友呢？首先，他的出身是个问题。“他的生平介绍的开篇将是，他是一个来自异国的私生子，”莫里斯在日记中坦率地写道，“必须想办法将这段巧妙地带过。”还有，玛丽亚·雷诺兹事件该怎么处理？“我必须对他的私人生活闭口不谈。毕竟，他在很早之前就公开承认对妻子的不忠了”。接下来是汉密尔顿桀骜不驯的个性，“他不够谨慎，过于自负，固执己见。这些都必须提到，否则对他的性格描述是不完整的，但必须以一种不损害他名誉的方式来表达”。或许，最令莫里斯头痛的问题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宪法》所做的备受争议的交易，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一部被他认为有瑕疵的文件。“他在原则上，是反对共和制而倾向于君主制的。”莫里斯写道。莫里斯与他的共和党对手一样，曲解了汉密尔顿的主张，不过，他正确指出了汉密尔顿心中一个真诚、持久的疑问：共和政府能否实现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 在三一教堂高耸的廊柱之下，葬礼的组织者们搭建了一个铺着地毯的讲台，中间摆放了两把椅子：一把是为古维内尔·莫里斯准备的，另外一把是为约翰·巴克·丘奇准备的。汉密尔顿的灵柩就放在讲台前的搁架上。台下人山人海，莫里斯的声音仿佛被海绵吸收。在挤入下百老汇的观众眼中，他的演讲似乎是一场哑剧。在演说中，莫里斯抛开日记中的抱怨，更公正、更慷慨地对待汉密尔顿。他赞扬了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勇敢；引述他对宪法体制能否避免无政府状态或专制独裁的合理疑虑；强调汉密尔顿绝非奸猾政客，而是一位坦荡君子：“由于知道他自己心灵的纯洁，他好像把心掏出来捧在手上，将它的最深处展示给每一位过客。这种慷慨，这种坦率让他遭受了不少误解。他深思熟虑的思想被说成是刻意的预谋，然而你们都知道，他对制定和维护《宪法》所做的努力是多么巨大，多么坚持不懈。” 莫里斯觉察到，人们对他的演说大失所望。义愤填膺的观众想听到对伯尔的怒斥和奚落，莫里斯却对此人只字未提。此外，与有目共睹的家属的哀痛相比，莫里斯的言语显得苍白无力。汉密尔顿的四个儿子——18岁的亚历山大、14岁的詹姆斯、11岁的约翰和6岁的威廉——坐在莫里斯身旁抽抽噎噎地哭泣着，一家报纸写道：“这个场景让人永远难忘，年幼的孩子组成的吊唁团尤其使之更加庄严肃穆，而他们是死者曾经的希望和欢乐，现在却坐在台子上，在演讲者的脚下任凭眼泪横飞，承受这丧父之痛！还远不止这些。见此惨状，连最冷酷的天神、最无情的恶人，亦会被这感人至深的一幕打动。” 莫里斯一结束演说，灵柩就被运到三一教堂院子里的墓地中，这里离汉密尔顿曾经学习、生活、工作以及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地方不远。在莫尔主教的主持下，汉密尔顿的遗体被安置在教区的心脏区域，有朝一日，这里将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行将结束之时，送葬队伍聚集在墓地的周围，列成一个整整齐齐的方阵，对天空齐鸣三枪。纽约人以最隆重的军礼安葬了汉密尔顿，满足了几十年前那个圣·克罗伊小职员的绚丽梦想——他曾祈祷，发生一场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勇敢。“此情此景足以感化一座大理石碑。”汉密尔顿主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如是说。就这样，国父中的那个最具戏剧性、最非凡的生命结束了。 由于在49岁早逝，汉密尔顿在历史记忆中保留着英气逼人的风采。他未能活到须发皆白的年纪，也未能获得年迈政治家的那种威仪。“我们竟然无法想象老年汉密尔顿的样子。”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经写道，“他那倔强的个性和永不衰减的怀疑精神，更多地展现出年轻人的勇往直前和无所顾忌，而非一种审慎的品质。”生命的短暂更加突出了他一生的光辉。当时的人平均寿命大约是55岁，因此，汉密尔顿去世时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年轻，但是许多讣告却将他刻画成一个在风华正茂之时被子弹夺去性命的人。或许，有关汉密尔顿英年早逝的印象由于美国历史上前八位总统的长寿而得以放大，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接近80岁，只有华盛顿未逾古稀。汉密尔顿相对短暂的一生不但让他失去了取得更高成就的机会，也剥夺了他塑造自己历史形象的机会。杰斐逊和亚当斯便利用了随后的20年中伤汉密尔顿，并通过冗长的信件和文章来粉饰他们自己。凭借勤奋笔耕和文学天赋，汉密尔顿原本可以留下恢宏的权威性自传。 由于意外身亡，对汉密尔顿的历史作用的评判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一个具备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一个罕见的彻底改变美国的旷世奇才。约翰·梅森牧师认为，他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或许还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身后再无来者，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与他相似，也不会有人能让我们再看到他的影子”。他在短暂的30年内取得的惊人成就，整个美国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后来，约翰·亚当斯一直在抱怨这场决斗：“没有人希望以这种方式除掉汉密尔顿，”他向杰斐逊发牢骚：汉密尔顿的死被烙上“全民灾难的印记”，而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却死得比较落寞”。在自传中，亚当斯再次评论了汉密尔顿的死：“总不能因为这条造孽的可怜虫在垂死时刻悔悟，就忘记他的罪恶、愚蠢和堕落。” 詹姆斯·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死似乎漠不关心，他似乎更关心他的联邦党政敌会怎样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信中，他指出：“您会在报纸上看到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惊心动魄的决斗。您很容易理解这件事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杰斐逊以汉密尔顿熟知的躲闪态度回应老对手的死。在葬礼结束三天后，杰斐逊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像是事后想起那样加了一条附言：“看看兰道夫先生的报纸就会知道，汉密尔顿上校已于12日去世。”即便现在，杰斐逊还是要把汉密尔顿的“将军”贬低为“上校”。另一次，他简短地说，这是“近来引起国人关注的一起死亡事件”。除了这两次之外，杰斐逊再未提起自己14年政治生涯中的这根眼中钉。 从威霍肯回来之后，亚伦·伯尔的小船在运河街码头靠岸。随即，他带着呼吸早晨清新空气后的那种轻快和愉悦，策马返回里士满山庄。这位美国副总统似乎并非血肉之躯，不会被罪恶感折磨，亦不会因杀戮而感到焦虑。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的说法，那天上午，一位住在康涅狄格的亲戚顺路造访了里士满山庄，发现伯尔正在他的图书室里。伯尔显得热情好客，似乎完全忘记自己在两小时前击伤汉密尔顿的事情。当他的对手在北面800米处的一个房间里奄奄一息的时候，伯尔正在和他的亲戚共进早餐，还交流了他们共同的一些朋友的趣事。这位年轻的亲戚大约10点钟离开了里士满山庄，然后沿着百老汇走了下去，结果碰到了一位朋友跟他讲起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伯尔上校在今天早晨的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汉密尔顿将军。” “哦，不可能，他没有杀人，”伯尔的这位满腹狐疑的堂弟说，“我刚从他那里出来，还跟他共进早餐了呢。” “我刚才看见公告上这样写的。”他的朋友很肯定地说。 在决斗之后流传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逸事，形象地描述了伯尔对汉密尔顿之死的冷酷的镇定和骇人听闻的漠然。一些报道提到里士满山庄的狂欢，也有报道称，伯尔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将子弹直接射入汉密尔顿的心脏。其中有一些报道无疑是出于联邦党人的宣传需要而杜撰出来的。威廉·范·尼斯坚持说，伯尔“根本没有表现出轻浮，也没有对决斗结果流露出满意”，他只表现出“后悔和关心”。事实上，就在决斗之后，伯尔请霍塞克医生回家时顺道来一趟里士满山庄，告知汉密尔顿的最新情况。然而，这也就是他对汉密尔顿的全部关心。终其一生，伯尔再也没有对杀死一个留下一妻七子的男人说一句忏悔的话，对他而言，汉密尔顿的家人只是一团空气。 关于伯尔的冷漠淡定的传言出现在许多地区，并且与伯尔写信的语气相吻合，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汉密尔顿去世那天，德克·坦恩·布罗克给他父亲写信：“伯尔上校当时在家，似乎非常放松，据报道他的心情似乎相当不错。”一家联邦党报纸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个因胜利而激动不已的人，说他在决斗后骑马回到家中，其间还停下来与跟他相熟的一位已婚女士打招呼，他“非常愉悦”地告诉她：“这个早晨真不错。”这家报纸还指出，那天早晨与伯尔一起共进早餐的人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他的代理人纳撒尼尔·普莱姆。伯尔找他的代理人来是为了谈一笔业务。这家报纸说“六名绅士”花了很大功夫，才让普莱姆事后相信伯尔在那天早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射出了致命的子弹。 可以说，伯尔之所以能对决斗结果表现得不以为然，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汉密尔顿已把放弃射击的决定告知彭德尔顿和鲁弗斯·金。为了突出这一点，汉密尔顿在其临终之际重复过多次，并写进了他的离别信中。作为一名头脑清晰的律师，他为自己身后的无罪辩护留下前后一致的证据。在一周之内，彭德尔顿和范·尼斯分别公开了各自的决斗记录和谈论决斗的通信，由此引发人们缉拿伯尔归案的呼声。一些批评者指责伯尔预先设计好要杀死汉密尔顿，群情激昂的市民威胁着要火烧伯尔的家宅。詹姆斯·帕顿指出：“从那一刻开始，‘伯尔’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在不了解前因的人看来，那些信件就是对挑战者的诅咒，他们把伯尔视作怨毒的恶魔，渴望吸食无辜者的鲜血。”许多汉密尔顿的支持者认为，伯尔不仅要为个人声誉辩护，还计划残忍地枪杀了汉密尔顿。纽约的一份报纸称，汉密尔顿倒在“一个卑鄙的暗杀者的枪下”。 这样一来，汉密尔顿在死后战胜了伯尔，将后者在威霍肯的胜利转变成了政治自杀。伯尔的政治声望随着汉密尔顿的死去而一并消逝了，这正是汉密尔顿生前意料中的事情。无论是支持杰斐逊的媒体还是联邦党的媒体都将汉密尔顿封为圣徒，竞相贬斥伯尔。马里兰州的一篇社论愤怒地写道：“我们发现，伯尔在其郁积已久的深仇大恨的驱使下，给汉密尔顿可怕一击早已成了其预设的目的和结果。”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位编辑猜测，伯尔的心中必定填满“地狱之火的余烬”。伯尔对这些反应不屑一顾。他认为他忍受汉密尔顿的冷嘲热讽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是按照标准的决斗程序展开决斗的，而现在却遭受着汉密尔顿那些伪善的朋友的迫害。“汉密尔顿将军昨天死了，”伯尔在7月13日告诉他的女婿说，“满怀怨恨的联邦党人或者是托利党人以及烦人的克林顿的支持者们联合起来，正在努力煽动群众对他的同情以及对我的愤怒。成千上万个弥天大谎在蓄意传播。”尤其让伯尔烦恼的是，多年来一直痛斥汉密尔顿的纽约共和党人突然跪拜在此人的殉道者形象之下。 厚颜无耻的伯尔或许打算平复纽约民众的愤怒。但后来，他听闻纽约市召集了一个陪审团来调查汉密尔顿的死因。他知道，如果他被指控谋杀，他将不会被允许保释，因此他打算离城几日，暂避风头。通常情况下，绅士不会因决斗而被起诉，并且由于决斗发生在新泽西，伯尔认为纽约并没有此事的司法管辖权。他对查尔斯·比德尔说：“你知道我在我们的法院受审时应该有申诉的机会，对一名公正的律师来说，他应该再清楚不过，纽约州的法院与汉密尔顿将军之死毫无干系。”在谋划下一步行动的同时，伯尔承认自己破产的事实。就在汉密尔顿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绝望地给威廉·范·尼斯写信：“您能帮我吗？” 伯尔并没有让决斗、债务或者死亡的威胁影响到他放纵的私生活。在7月20日晚上，他抽空与新欢“La G.”进行临别前的幽会，并向西奥多西娅吹嘘说，她已经表现出对自己的“一定的感情和依恋”，这一点让他非常高兴。几天前杀死汉密尔顿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欲，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了他的欲望。第二天傍晚，在夜幕的掩盖下，伯尔带着15岁的奴隶彼得，登上了哈得孙河上的一艘驳船，逃脱了纽约和新泽西的任何惩罚。到7月24日，在逃的副总统抵达了费城，在那里他与查尔斯·比德尔一起住在栗树大街。后者的儿子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后来成为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长。在流亡期间，伯尔依然不放弃享乐。他联系上了一位他颇为喜爱的情妇塞莱斯特，然后扬扬自得地告诉西奥多西娅说：“如果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觉得生活无趣，建议他同时进行一场决斗和求爱。”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是伯尔的惯用手段。尽管遭受着暗杀的威胁，他仍在比德尔那里待了两周半，只是采取了一些最基本的防护措施。伯尔并未被充满敌意的目光吓倒，在这个城市自由穿行。一家报纸报道称：“令整个国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的伯尔上校，被人看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位朋友逛街。”伯尔一直都能收到来自纽约市的消息，知道陪审团四处调查他的朋友，他最亲近的助手马修·戴维斯因拒绝回答问题，已被关进了监狱。 1804年8月2日，陪审团向伯尔送达了令他恐惧的裁决：“亚伦·伯尔先生，美国副总统，犯有谋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罪行，威廉·F.范·尼斯和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均属从犯。”逮捕令已经签发，但事态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因为纽约州州长摩根·刘易斯对此表示抗议，声称对伯尔的控诉“显得狭隘，不光彩，缺乏绅士风度”。尽管如此，伯尔还是担心州长可能会被迫命令将他从费城引渡回来，于是他计划再往南方逃跑。他确信，这些指控最终都会烟消云散，但他必须等待公众的怨愤渐渐平息。果然不出所料，8月14日，纽约市的一个大陪审团推翻了原来的谋杀指控，认为伯尔仅仅是因为发出决斗挑战而触犯法律，范·尼斯和彭德尔顿也被牵连在内。 离佐治亚海岸不远的圣西蒙岛上有一个大型奴隶制种植园，伯尔决定把这里作为新的藏身之处。该种植园的主人是他的朋友，这里是花花公子皮尔斯·巴特勒的一处房产，此人是曾经担任过议员的一名准男爵的儿子。在逃离到南方之前，伯尔还导演了一场汉密尔顿所担心的分离运动，只不过它的性质更为恶劣。他与英国大使安东尼·梅里（Anthony Merry）进行了秘密会谈，表示愿意配合英国“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领土完全分裂出美国”。考虑到伯尔已是美国政界的弃儿，被两党排除在外，并且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梅里认为形势很乐观。 在圣西蒙岛逗留的几周内，伯尔、彼得和21岁的塞缪尔·斯沃德伍特（Samuel Swartwout）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南部各州对这个杀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凶手大多表示赞赏，因此伯尔受到当地岛民们的热情款待。9月初，他装扮成伦敦商人前往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旅行，查探这块土地是否有可能成为分裂主义者的新据点，然后化名“R.金”开始了北上之旅。在很多市镇，他并不高明的伪装很快被人识破：人们隆重地接待他，尤其是在杰斐逊党人的大本营弗吉尼亚。或许，他一度幻想自己已经走上了政治复兴之路，但在10月末，他意外得知新泽西州博根县的陪审团指控他犯有谋杀罪。这一指控后来被撤销了，因为汉密尔顿去世的地点是纽约市。伯尔不敢冒险，绕开了新泽西州和纽约州。他以自嘲的口气对西奥多西娅说，看看还有哪个州“能够有幸吊死副总统”。债台高筑的伯尔竭力避开纽约州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债权人已经没收了他的财产，拍卖了他的家具，并把里士满山庄卖给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后来，阿斯特把那里分成了400个小地块，大赚了一笔。如果负债七八千美元的伯尔跨入纽约州地界，就会被当地的债权人提起诉讼。此刻，对这位副总统来说，美国境内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首都了，他可以在那里安心地主持参议院。 1804年11月4日新一届国会开幕，一些议员看到亚伦·伯尔端坐在参议院讲台的椅子上时不禁面面相觑。联邦党人威廉·普卢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不久前刚被新泽西州博根县大陪审团指控谋杀尊贵的汉密尔顿的嫌犯，居然在昨天和今天都出现在参议院议长席上……这无疑是第一次——上帝保佑但愿也是最后一次——有人在被公正地指控犯下无耻罪行的同时，还能主持美国的参议院。”作为一名近距离的观察者，普卢默指出，伯尔已经没有了若无其事的姿态：“他似乎失去了上次会议上的那份从容和优雅，现在变得焦躁不安，满腹牢骚。” 被杰斐逊政府放逐四年的伯尔，在决斗之后找到了温暖和友善。总统数次邀请他去白宫用餐，国务卿麦迪逊和财政部长加勒廷也以新近萌生的同志情谊接待他。这些举动或许暗示了他们对汉密尔顿的轻蔑，却也反映出另一个实际情况：伯尔作为参议院领袖，将要主持针对联邦党首要人物，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塞缪尔·蔡斯的弹劾案。后者曾嘲笑杰斐逊政府实施“暴民统治”。蔡斯还被指控在依据《镇压叛乱法》审理詹姆斯·卡伦德案件时渎职，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指控。这是杰斐逊向联邦党主导的司法部门发起攻击的一个步骤，并且当他和乔治·克林顿联手在1804年大选中取得巨大胜利从而痛击了查尔斯·平克尼和鲁弗斯·金时，这位总统更加踌躇满志。 威廉·布兰奇·贾尔斯在10年前出任众议员时，曾满怀敌意地骚扰过汉密尔顿，现在他纠集了11名共和党同僚向新泽西州的州长约瑟夫·布卢姆菲尔德（Joseph Bloomfield）请求终止对伯尔的起诉。伯尔开始努力游说此事，尽管他后来予以否认。参议员们辩称，作为“最文明的国家”，美国不应该把决斗致死与“一般谋杀”等同视之，并指出，先前发生在新泽西州的决斗并未遭受法律制裁。看到两面三刀的共和党人对伯尔予以接纳，参议员普卢默深感不齿：“我从不怀疑他们对汉密尔顿之死幸灾乐祸。我唯一怀疑的是，他们是否要通过拥抱汉密尔顿的谋杀者来表达内心的狂喜。”布卢姆菲尔德州长轻蔑地拒绝他们的请愿，这项指控三年后才被新泽西撤销。 1805年1月4日，蔡斯弹劾案开庭。很显然，威廉·普卢默并非唯一一个对伯尔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参议院感到厌恶的人。一家报纸吃惊地写道：“这会是现行民主政治史上怎样的一页？一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人，竟然主持着因极细小的不当行为而被起诉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审判！”结果针对蔡斯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他被宣布无罪，而伯尔也因其在此次审判中的公正无私的行为被一致称赞。这一刻，伯尔的前途似乎有了转机。在副总统任期即将届满时，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为他的决斗辩护，声称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大卫杀死了联邦党的哥利亚，就让伯尔遭受非议”。3月2日，伯尔在参议院发表告别演说，赞扬该机构是“法律、秩序和自由的圣殿和堡垒”。这次演说意味着他将告别公务生活，他的言辞生动，富有感染力，令诸多同仁热泪盈眶。 在卸任副总统一职之后，伯尔立即被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他对共和党已毫无用处，与联邦党的联姻在他枪杀该党前领袖后也不复存在。他现在破产了，而且无家可归，成了一个被通缉的人，即使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新泽西的起诉书，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你过于看重新泽西的事情了，”他对西奥多西娅说，“那应该被视为一场闹剧，你会看到它将很快收场，只留下对始作俑者的嘲弄和轻蔑。”然而，在习惯性的戏谑之下，他的话语中潜藏着担忧：“在纽约，我将被剥夺公民权，而在新泽西我将会被绞死。尽管对这两种处理方法都有异议，但是现在我不应该冒险去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会到别的国家寻求庇护。”汉密尔顿之死的一个结果是许多改革者纷纷谴责决斗，尽管这一古老的机制一直存续到19世纪，包括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亨利·克雷（Henry Clay）、约翰·兰道夫（John Randolph）、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以及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在内的诸多人士都使用过这一纠纷解决机制。 凭着一种曾令汉密尔顿苦恼不堪的折腾精神，伯尔在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谷一带漫游，那里的边境居民对决斗较为宽容，并且鄙视联邦党人。伯尔和英国共同谋划各种攫夺美国领土的阴谋，包括夺取路易斯安那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其他领土，以期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位自称征服者的人还策划出兵墨西哥，将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伯尔的崇拜者称颂他是一名有远见的爱国者，致力于将西班牙的殖民地纳入美国国土，而蔑视他的人，包括杰斐逊则发现他企图分裂联邦的阴谋。1807年，伯尔因涉嫌叛国罪和阴谋策划与西班牙的战争而被逮捕。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援引叛国罪的严格定义宣布伯尔无罪，由此使得杰斐逊更加相信，“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是一个根本性错误”。 名誉扫地的伯尔在欧洲游历了四年，偶尔使用H.E.爱德华的假名躲避债主的追讨。有时，他与上流社会的一些朋友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有时，他无精打采地独守空房。这个日渐衰老的情场浪子尝试过鸦片，勾引自愿上钩的寡妇，甚至诱奸女佣人和服务员。自始至终他都抱有一种自怜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各地为数众多的美国人，甚至是所有人，都对A.B.（亚伦·伯尔）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真是一群浑蛋。居然向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从未伤害或企图伤害他们的人挑衅。”他结识了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相互袒露心扉。“他的确想成为墨西哥国王，”边沁回忆道，“他告诉我，我应该成为立法委员。他会送给我一艘军舰。他向我讲述了他和汉密尔顿的决斗。他确信自己有把握杀死对方，因此我认为这无异于谋杀。”擅长制造荒唐“惊喜”的伯尔，这次居然送给边沁一本《联邦党人文集》。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子却总能出现在伯尔的身边。旅居巴黎期间，伯尔去拜会德塔列朗，后者让他的秘书给这位不速之客留下了这样的口信：“我很高兴见到伯尔上校，但是请告诉他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汉密尔顿肖像画，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伯尔闻讯落荒而逃。 待到伯尔以“A.阿诺先生”之名乘船返回纽约时已经是1812年了。所有对他的指控都已经停止了。为了能够重新在纽约立足，他向罗伯特·特鲁普借了一间法律图书馆，试图重新执业。这个孤魂野鬼般的人已对政治事务失去兴趣，没过多久，他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坍塌。那年夏天，他喜爱的外孙，10岁的亚伦·伯尔·奥尔斯顿（Aaron Burr Alston）夭折了。然而他还有他挚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他在带着手提箱茕茕孑立地游走在欧洲时，一直随身携带着女儿的画像，乘马车时就把它搁在膝盖上。尽管她丈夫现在已经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但有传言说她一直受到虐待。在1812年底，郁郁寡欢的西奥多西娅乘船前往纽约与其父亲团聚，但两人未能相见——她因暴风雨或海盗袭击在海上殒命，终年29岁。这是伯尔有生以来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将自己形容为“与整个人类切断了联系”。四年之后，他的女婿约瑟夫·奥尔斯顿（Joseph Alston）撒手人寰，享年37岁。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灾祸使伯尔再次体味了童年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已成过去的那个时代之幽灵的伯尔现在真的成了一个隐士，人们偶尔会看见他出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除了一小群人以外，他极少与外界交往。 至于与汉密尔顿的决斗，伯尔几乎从未流露出丝毫悔意。在回到美国之后不久，他去看望他的姨妈罗达·爱德华斯（Rhoda Edwards），她还为他的灵魂归属担忧，并告诫他说：“你对上帝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你杀死伟大、善良的汉密尔顿。我恳请你为之忏悔，并祈求基督用鲜血和公义给你带去宽恕。”伯尔觉得难以理解：“哦，姨妈，不要感觉太坏。”他回答说，“我与他会在天堂相遇的。” 一天，伯尔走在纽约的纳塞大街上，首席法官肯特看到了他。肯特的情绪完全失去控制，他向伯尔猛扑过去，抡起手杖就朝伯尔打去。“你这个恶棍！”肯特高声喊着，“恶棍！”伯尔保持着传说中的泰然自若，他脱下帽子说：“学识渊博的首席法官，您的见解总是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的。”然后鞠了一个躬就走开了。 伯尔从未在杀死汉密尔顿这件事上失去幽默感，时常饶有兴致地谈起“我亲爱的朋友汉密尔顿，被我一枪击毙”。有一次，在波士顿图书馆，伯尔在汉密尔顿的半身像前驻足凝望。“这真是精美绝伦。”他用手指抚摸着汉密尔顿塑像面部的皱纹自言自语道。还有一次，伯尔把马留在驿站，一时兴起，步行去看了一场巡回蜡像展。他意外地发现一幅画像再现了他与汉密尔顿决斗时的场景。下面还附有几行小诗：“哦，伯尔！哦，伯尔！你做了什么？你杀死了伟大的汉密尔顿。你藏在一束蓟草后面，用霍斯手枪将他射杀。”谈到这件事情时，伯尔纵声大笑。只有一次，伯尔流露出对杀死汉密尔顿一事的担忧。在阅读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时，他读到这样一个场景：性情温厚的托比叔叔捉到一只苍蝇，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窗外而没有将它杀害。他评论：“如果我多读些斯特恩，少读些伏尔泰，那么我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足以同时容得下我和汉密尔顿。” 伯尔在回到美国之后苟延残喘了24年。1833年，77岁高龄的他不顾冷嘲热讽，鼓起勇气展开了最后一段浪漫情事，迎娶了一位极其富有的寡妇，58岁的艾丽萨·朱麦尔（Eliza Jumel），她在华盛顿高地拥有一幢豪宅（据不确切的消息说，汉密尔顿与她的关系曾经也非同一般）。艾丽萨·朱麦尔原名贝特西·鲍恩（Betsey Bowen），在嫁给富有的酿酒制造商斯蒂芬·朱麦尔（Stephen Jumel）之前是一名交际花，还生下过一个私生子。伯尔按照其一贯的做法，一边挥霍朱麦尔夫人的金钱，一边与别的女人幽会。一年后，朱麦尔提出离婚，指控她那不可救药的丈夫与人通奸。她怎么能指望伯尔在垂暮之年改过自新呢？1836年9月14日，伯尔在两次中风之后死在斯塔滕岛上的一家酒店里，随后被埋葬在普林斯顿，与其父亲、祖父的墓地相距不远。亚伦·伯尔死时的面容令人惊骇：他的鼻子歪向左边，嘴巴扭曲变形，仿佛一生中所有的隐痛最后都被刻在脸上。约翰·昆西·亚当斯为这个人写下墓志铭：“纵观伯尔的一生，在任何道德健全的国度，他的朋友都会把他深埋，以求遗忘。” 尾声 艾丽萨 对艾丽萨·汉密尔顿来说，她的世界塌陷了，如此残酷，如此彻底。三年间，她不得不面对四位亲人的死亡：她的长子、她的妹妹佩吉、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此外，她还要忍受着大女儿精神失常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汉密尔顿死亡的消息进一步恶化了她父亲菲利普·斯凯勒的病情，艾丽萨只好待在奥尔巴尼服侍他。斯凯勒痛风复发，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剧痛，因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静养。“我相信上帝会让我长寿的，这样我就可以对我亲爱的孩子和她亲爱的孩子们尽到一个父亲和祖父应尽的义务”，菲利普·斯凯勒对安杰莉卡·丘奇说，艾丽萨“知道我是多么喜爱我亲爱的汉密尔顿，我是多么喜爱她和她的孩子们”。可惜上帝却有自己的打算。1804年11月18日，在女婿汉密尔顿殒命威霍肯四个月之后，菲利普·斯凯勒也撒手人寰了，被安葬在奥尔巴尼的乡村墓地。 当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自己身上之后，艾丽萨怎样才能支撑下去呢？决斗过去一个月后，她收到威廉·S.史密斯上校写给她的慰问信。史密斯上校告诉她，辛辛那提协会准备在三一教堂为汉密尔顿竖起一幢纪念碑。在她的回信中，艾丽萨隐约提到了使她顽强生活下去的力量。在遭受“失去最亲爱的丈夫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后，她祈求“所有基督徒都应服从上帝的旨意”。除了宗教的宽慰，她也从富于同情心的朋友和家人对其丈夫的尊重中汲取了力量。她写道：“正直、睿智和仁慈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惋惜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我这颗受伤的心，人们在纪念我逝去的亲人时所表达的那份无上的荣耀和高度尊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艾丽萨对汉密尔顿忠贞不渝，这证明了他们的婚姻虽然有玛丽亚·雷诺兹和其他一些不幸事件的影响但依然牢不可破。怀着一颗宽容之心，艾丽萨对丈夫的缺点表现出足够的容忍。在决斗两个月后，她在给纳撒尼尔·彭德尔顿的信中把汉密尔顿称为“我深爱的圣洁的丈夫，我的守护天使”。她认为上帝带走汉密尔顿，仅仅是为了平衡她的人生账目，先让她在婚姻中享受莫大的欢乐，然后给她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有双份的幸福，现在我必须预料到痛苦……我的丈夫的灵魂已归天堂，但他的躯体却仍在尘世，我依然与他同在。”她无数次地阅读丈夫留下的信件，以致它们因磨损过度而支离破碎。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汉密尔顿在决斗前夜写给她的缠绵悱恻的诀别书，以及他们在莫里斯城恋爱期间汉密尔顿送给她的爱情十四行诗——这是一些发黄、变脆的纸片，由于纸张已经风化，艾丽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缝合在一起。 艾丽萨对“她的汉密尔顿”保持着绵延不绝的爱意，即使他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财务泥沼。汉密尔顿去世的时候，或许算不上破产，却没有留下任何现金。共和党曾妄言，汉密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勾结英国军需官损公肥私，这显然是无稽之谈，不攻自破。杰斐逊的支持者们传言，当美国恢复君主政体时，等待汉密尔顿的伦敦银行秘密账户，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位美国的经济奇才在有生之年没有积累多少财产，他的遗嘱执行人甚至担心如果在当前行情下拍卖其固定资产——主要是格兰其庄园和纽约西部以及俄亥俄河谷中的土地——只怕仍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古维内尔·莫里斯被汉密尔顿的巨额债务吓呆了，他向鲁弗斯·金透露： 我们的朋友汉密尔顿在拮据中离世，他的债务可能需要一个职业人士勤恳工作多年才能偿清。他的债务在5万到6万美元之间，他投资的房地产赶上好年景能卖7万到8万美元，但如果现在就去抵押拍卖，最多只能值4万美元。 菲利普·斯凯勒已经把大部分家产分给八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他剩下的财产大约值3.5万美元，根本无法偿付汉密尔顿的债务，因此艾丽萨继承到的遗产远不及汉密尔顿当初估计的那么乐观。她继承了奥尔巴尼和萨拉托加周围的一块农地，每年只能带来750美元微不足道的收入。她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由于商业投机活动流产而导致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菲利普·斯凯勒在去世时留下大量房地产，却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斯凯勒家族的财富光环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为了让这个家庭摆脱经济困境，古维内尔·莫里斯在汉密尔顿的朋友中间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捐赠基金。他不得不打消人们的幻想：汉密尔顿的孩子们有一个富甲一方的外祖父，从来没尝过缺钱的滋味。莫里斯和另外100多位捐赠者共筹集到约8万美元，而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还捐献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这笔基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秘密，汉密尔顿的后裔经过一代人之后才知道它，它被纽约银行悄悄保存至1937年。 遗嘱执行人不忍心把艾丽萨从格兰其庄园赶出去，于是以3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它，随后又半价回卖给她，以保证她能够在那里无限期地住下去。这样慷慨的行为虽然让艾丽萨避免陷入贫困境地，但是并没有缓解她对金钱的焦虑，她还需要低声下气地去寻求贷款。决斗发生三年后，她恳求纳撒尼尔·彭德尔顿帮忙救急，告诉他：“我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冒昧恳请您借给我300美元。”虽然艾丽萨以前并没有铺张浪费，但总算衣食无忧，现在，她却不得不省吃俭用。尽管生活艰辛困顿，她却一直惜守着汉密尔顿在离别信中留给她的一项神圣任务：照顾好他那现在已经失明了的可怜的堂姐安·米切尔。艾丽萨让她在格兰其庄园住了一段时间，并在1810年给了她630美元帮助她摆脱困境。 艾丽萨从来就不曾放弃这样的想法：政府实质上是亏欠她丈夫的，包括经济上的和精神上的。在独立革命结束时，汉密尔顿放弃了一笔军官应得的抚恤金。出于一名国会代表的“微妙顾虑”，他竭力想避免一切个人利益与公职的冲突，尤其是在老兵退役补偿这个棘手问题上。同样出于一种类似的高风亮节，他也放弃了奖励给官员的土地。艾丽萨在选择政治时机这个问题上并非生手，她耐心等到杰斐逊在1809年离开白宫，才去向看起来较为宽容的麦迪逊总统游说。到麦迪逊卸任时，坚持不懈的艾丽萨·汉密尔顿成功地让国会通过了议案，给予她相当于180公顷土地价值的现金，以及五年的部队薪水——共计约10000美元。 对艾丽萨来说，依靠有限且不稳定的收入养育她的孩子们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她曾哀叹不得不在一个“灾难不断”且“恶意重重”的世界里将他们抚养成人，但是她做得出奇得好。她那五个存活下来的儿子都以汉密尔顿的职业生涯为楷模：法律、政府和军队。次子亚历山大在父亲决斗身亡数周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艾丽萨说：“我深爱的丈夫的遗愿是，让儿子小亚历山大在账房工作，把他培养成一名商人。” 但是当斯蒂芬·希金森邀请小亚历山大到他在波士顿的公司实习时，艾丽萨却无法忍受与儿子分隔两地。她对希金森说：“痛苦已经让我心力交瘁了，而且接二连三的灾难也把我吓怕了，除了让我最亲爱、最体贴的丈夫留给我的孩子们陪伴左右，我还能祈求什么。”后来，小亚历山大成了一名律师，追随威灵顿公爵在海外作战，在1812年战争期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重返美国，最终成了纽约的联邦地区检察官。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艾丽萨·朱麦尔与背信弃义的亚伦·伯尔离婚时，正是他担任朱麦尔的代理律师。 第三个儿子詹姆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后，在1812年战争中当上了一名指挥官，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担任代理国务卿，后来成了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他性情随和、能言善辩，办过一家报纸，与马丁·范·伯伦（Martin Van Buren）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后者常常被认为是亚伦·伯尔的私生子。詹姆斯·汉密尔顿以《宪法》为基准，为奴隶制辩护，后来却在南北战争中证明自己是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为了纪念他父亲的出生地，他在哈得孙建造了一座名为“尼维斯”的小屋。 第四个儿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是一名律师，同样参加过1812年战争。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父亲的生活传记，并将他父亲繁杂似迷宫一般的文稿做了整理。 第五个儿子威廉·斯蒂芬，虽然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但有点离经叛道。在西点军校毕业后，他参加黑鹰战争，在伊利诺伊州测量过公共土地，在西部前线尽情享受单身汉的自由生活。1849年，他加入到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潮中，在萨克拉门托开了一家店铺给矿工提供服务。1850年他因感染霍乱在当地病逝，是除了长兄菲利普之外唯一先艾丽萨而去的孩子。 最小的儿子小菲利普，是一个心肠温软、多愁善感的人。他娶了安德鲁·杰克逊政府时期财政部长和作战部长路易斯·麦克雷恩（Louis McLane）之女为妻。小菲利普在其哥哥詹姆斯手下做过一段时间的助理联邦检察官，但更倾向于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并逐渐获得了“穷人的律师”的美誉。大女儿安杰莉卡在一位医生的精心照料下也勉强活着，据一位朋友说，这是艾丽萨“滴血的心”上的“一处创痛”，最终，她死于1857年。小女儿小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担当起了照顾其母亲晚年生活的重任。 在决斗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艾丽萨一直得到姐姐安杰莉卡的无私帮助，后者是她与过去和已逝丈夫之间最强韧的纽带。作为纽约社交界的红人，安杰莉卡直到最后一刻都忙于参加种种宴会和聚会。1806年，她的儿子菲利普·丘奇在纽约州北部一块继承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安杰莉卡纪念馆，以表达对母亲的敬意。1814年3月，安杰莉卡·丘奇香消玉殒，享年57岁，她也被安葬在三一教堂的墓地，与令她迷恋一生的妹夫相伴。约翰·巴克·丘奇第二年回到了英格兰，1818年4月死于伦敦。 在守寡的前十几年里，艾丽萨不得不忍受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们都曾与她的丈夫有过激烈交锋，无意去缅怀他。随着“联邦党”成了一个贬义词，她开始了漫漫征程，要为她丈夫的成就讨回公道。她一直想要一部关于丈夫的权威传记，由于约翰·梅森牧师、蒂莫西·皮克林等人都没有完成，她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儿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让他编辑汉密尔顿的文稿，公布大量的历史文献，充分颂扬这位可敬的长者。艾丽萨抓紧一切机会访谈上了年纪的政治家，设计详细的问卷，恳请他们回忆有关她丈夫的尘封往事。她奔赴芒特弗农，借来汉密尔顿写给华盛顿的信件，她知道自己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赛跑，与正在消失的革命年代的回忆赛跑。“我担心实现不了我的目标，”她在1832年给她的女儿小艾丽萨的信中谈到这个似乎注定失败的计划，“大多数你父亲同时代的人也纷纷过世了”。这一规模宏大的传记计划，直到艾丽萨去世后七年才宣告完成。 花费数十年的光阴保护她丈夫的遗产，使得艾丽萨更加忠于他的生活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她永生不能忘记的：玛丽亚·雷诺兹事件的曝光。在这件事情上，她毫不犹豫地谴责詹姆斯·门罗。18世纪20年代，门罗结束了两届总统任期之后，曾去华盛顿特区拜访艾丽萨，希望冰释前嫌。艾丽萨当时大约70岁了，住在女儿家。当女佣将这位前总统的名片呈上来的时候，她正与15岁的外甥坐在后院里。这位声名显赫的来访者并没有使她欣喜若狂，她反而感到疑惑。“她手上拿着名片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她的外甥说，“她的声音降了下来，像平时生气时那样，轻声咕哝：‘这个人为什么来看我？’”外甥说门罗想必是路过此地顺便表达一下敬意。她犹豫不决，但最终答应见面。“我去看看他。”她说。 于是这位身材矮小的女人身板笔直步履强健地走进屋子。她一进入客厅，门罗便起身向她致意。艾丽萨当时却一反常态，她站在那里直面这位前总统却并没有邀他入座，这与她温婉的性格完全不符。门罗鞠了个躬，像已经排练好的讲演那样开口说道：“我们相识已有年头了，如今，时过境迁，人事消磨，我们也行将入土，不如彼此原谅，忘却旧怨。” 艾丽萨明白，门罗试图在他们中间画上道德等号，并试图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平摊给双方。虽然人到暮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年，她依然不能轻易原谅这一切。“门罗先生，”她对他说，“如果你来是要告诉我你感到内疚，你感到抱歉，认为对传播针对我亲爱的丈夫的那些不实陈述和诽谤性的故事而内疚，如果你是来说这些的，我理解。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对不起，时间的流逝和行将入土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什么。”门罗哑口无言，没做任何评论。听到这位上了年纪，穿着寡妇黑色丧服的小女人严厉的话语，无异于当头一棒。这位前总统于是拿起帽子，祝安后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因为艾丽萨·汉密尔顿尽量让自己在她丈夫的故事中不留痕迹，因此她几乎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在提及她的一些材料中，她被刻画成一个整天以泪洗面神经衰弱的人，天天捧着《圣经》，除了汉密尔顿的遗孀之外再无其他身份。事实上，她有着非凡的意志和刚正的人品，在后来寡居的日子里她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寡妇、孤儿和贫穷的儿童奔走呼号。1806年3月16日，决斗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艾丽萨和其他信教的女性联合成立了纽约孤儿救助协会，这是纽约第一个私立的孤儿院。或许，再也没有什么比为了孤儿而努力奋斗更能表达她对汉密尔顿的柔情了。协会的章程可能不是艾丽萨拟定的，但她无疑支持它的信条：“罪恶不是导致孤儿悲惨境地的原因，对他/她的保护可能造就栋梁之才，上帝特意把他神圣的悲悯赐予这些孤儿。”显然，宗教热情已经渗入艾丽萨对丈夫的情感之中。她的朋友杰西·本顿·弗里蒙特（Jessie Benton Frémont）说，她拥有“独特的怜悯心、罕见的正义感和关爱生命的天性。她把这一切都献给了孤儿们”。 很多年里，艾丽萨都是孤儿院董事会的骨干，并担任副院长之职。1807年，她前往格林威治村出席了孤儿院总部的奠基仪式，那将是一幢两层的木楼。1821年，她升任院长，负责照顾在该孤儿院居住并接受教育的158名孩子。在接下去的27年里，她效仿汉密尔顿坚忍不拔的精神，承担起孤儿院方方面面的工作。她四处筹钱，租赁房产，走访公立救济院，调查人们的满意度，募集燃料、鞋子和《圣经》。她经常给大一点的孤儿寻找一些工作机会，还帮助一个孩子被西点军校录取。她还将该协会的资金存放在州财务委员会中，这一点不由让人想起她的丈夫。在为该协会取得纽约州的许可证后，她游说州议会每年为协会拨款。“妈妈，你就像个锲而不舍的乞丐。”有一次她儿子开玩笑对她说。“我的孩子，”她反驳说，“我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放弃其他人。造物主已经给我指明了这一职责，还给了我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和爱好。”1836年，当一座壮观的新孤儿院在第73街和河滨大道奠基时，她仍在担任院长。艾丽萨在她的密友乔安娜·贝休恩的帮助下带领这一组织蓬勃发展。“母亲越来越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女士，”乔治·贝休恩说起她母亲与艾丽萨诚挚的友谊时说，“她们两个都具有坚定不移的性情……我母亲更谨慎一些，汉密尔顿夫人较为随性，争执偶有发生，但往往以两人相互拥抱迅速结束，看到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欣慰。” 和其他福音教徒一样，艾丽萨热切地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应识文断字，这样才能学习《圣经》。1818年，她又来到了州议会，为汉密尔顿免费学校争取到许可证，该校是曼哈顿区华盛顿高地的第一所教育机构。它坐落在上曼哈顿187大街和188大街之间艾丽萨捐赠的一块土地上。她建立这所学校也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 从艾丽萨晚年的一幅画像来看，她是一位有着慈祥脸庞和坚毅双唇的妇人。满头银发在寡妇帽下整整齐齐地从中间分开，乌黑的大眼睛依然像少女一般亮如秋水。惊叹于艾丽萨永不衰竭的活力，杰西·本顿·弗里蒙特说：“她秀雅的面容刻满勇气和精神；她双眼深不可测，让原本沉闷的脸庞呈现出一些生机。”“我仍然记得，当我住在哈得孙河沿岸离她儿子家很近的地方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人总是在一个中途小站下火车，翻过两道篱笆，穿过草地，抄近路前往儿子家。她不愿到城里等马车来接她。”她的意志力和精神让人吃惊。在孤儿救助协会的一次周年庆典上，90多岁的艾丽萨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令所有人震惊。她“身材矮小，昂首挺胸，一袭褚衣，那是自她的黑发第一次被束在寡妇帽下起就再也没有更改过的造型。现在，她的头发已经和那顶帽子一样白”。弗里蒙特指出：“她身体机能的良好程度令人惊叹，谈吐中依然流露出早年赋予她特殊魅力的从容和睿智。” 1848年，91岁的艾丽萨搬到华盛顿特区，与她那在失去丈夫西德尼·奥古斯塔斯·霍里（Sidney Augustus Holly）后独居的女儿小艾丽萨住到了一起。在他们靠近白宫的H大街的住处，作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遗老，艾丽萨格外珍视自己的身份。跟她丈夫一样，她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喜欢款待邻家那些年幼的奴仆，并把蓄奴的那些州讽刺为“非洲州”。艾丽萨总是忙着编织或缝制垫子，到访者对她有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在白宫的宴会上也常常看到她的身影。“我在餐桌边等着汉密尔顿将军夫人的到来，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1846年2月一次宴会结束后，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总统在其日记中写道，“她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良好的记忆，与她谈话是件妙趣横生的事情。”后来，艾丽萨还帮助她的朋友朵莱·麦迪逊（Dolley Madison）筹集修建华盛顿纪念碑的善款，直到临终前，她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当历史学家本森·J.洛辛（Benson J. Lossing）采访91岁高龄的艾丽萨时，他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一个哭哭啼啼或阴郁孤僻的人：“她性格开朗，有着淡淡的幽默……言谈举止和蔼可亲，让人无法抗拒。” 1852年冬天，艾丽萨和女儿是与一个年轻的亲戚伊丽莎白·霍利（Elizabeth Hawley）共同度过的。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让这位亲戚深感诧异。1853年1月1日上午，由于阴天以及绅士访客明显稀少的缘故，她的情绪有些低落，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还未到中午，“天气转晴，来访者又如潮水般涌来”，她在给姑妈的信中写道，“房间中挤满了人，接待了几百名拜访者……绅士们带着孩子来拜见汉密尔顿夫人，许多客人都是专程赶到这里的。或许你乐意了解详情，我希望我有空儿告诉你那些著名的议员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来的时候穿着制服，英姿飒爽；紧跟着进来的是纽约的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忽然，密集的人群分开，她惊讶地看到，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总统也朝艾丽萨走过来。“我看到他时，感觉他比传闻中要胖一些，那是我见过他最健壮、最英俊的时刻。他和汉密尔顿夫人一起小坐片刻，并邀请她安排时间共进晚餐。”一个月后，95岁的艾丽萨带着女儿赴白宫参加晚宴，她们一进门就引起一片掌声。菲尔莫尔总统关怀备至，第一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她。每个人都渴望接触这位美国历史的活化石。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坚信会在来世光荣地与汉密尔顿团聚。她珍藏着汉密尔顿送给她的一个小信封，信封背面点缀着一句浪漫的隽语：“你治愈了我所有因爱而生的创伤。”对艾丽萨来说，这些伤痛从来就没有过去。1854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会通过了取消限制奴隶制扩展到西部新开发地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汉密尔顿呕心沥血建立的联邦岌岌可危。11月9日，艾丽萨·斯凯勒·汉密尔顿去世了，享年97岁。她的寡居生活持续了55年，这比决斗前她活的那些日子还稍稍长一些。她被埋葬在她梦寐以求的地方：三一教堂汉密尔顿墓地的旁边。 引用文献 参考文献 　梅菲斯托费勒斯（德语：Mephistopheles），简称梅菲斯特（Mephisto）。最初作为中世纪的浮士德传说中邪灵的名字在文献上出现，此后在其他作品中成为代表恶魔的角色。 　加尔文主义，是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许多主张的统称。加尔文主张人类不能透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 　与美国共和党的前身，杰克逊式民主时代的美国辉格党不同，这里的辉格党，指英国辉格党，是一个产生于17世纪，标榜反对君主制，拥护议会制度的政党。 　古维内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美国政治家、财政专家，曾于1778年到1779年间，在大陆会议担任代表；在1787年参加制宪会议并参与宪法的定稿工作；在1781年至1785年内担任财政督办助理工作，并提出美国十进币制的建议。 　18世纪70年代，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的茶叶进口贸易。由于走私猖獗，东印度公司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于是英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免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税，这使得北美的走私商无利可图，于是他们团结起来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并导演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些人也因此被称为波士顿茶党（Boston Tea Party）。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后果是英国人曾经暂时关闭波士顿港，而这一事件也被史学家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腓尼基人在其北非的殖民地建立的国家，曾经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与当时逐渐兴起的罗马共和国为了争夺地中海的霸权，发生了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战败。迦太基陷落后，燃烧的火焰持续了17天，烧完之后，灰烬有1米深。罗马士兵后来铲开这些灰烬，把盐撒在上面，这是为了诅咒迦太基永不复活。至此，迦太基就从世界历史中彻底消失了。 　几尼是英国旧时的一种金币，1几尼等于1英镑1先令。 　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名将，曾在阿哥斯波塔米战役全歼雅典海军，使斯巴达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战后，来山得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巨额财产，但最终因狂妄自大和专横跋扈而被撤去指挥职务。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联邦政府除依宪法明文规定所享有的各项权力,即宪法第1条第8项第1～17款所规定国会权力之外，还拥有依宪法第1条第8项第18款引申出来的其他权力，以及为执行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一切权利所需的法律的权力。”默示权力理论，就是根据该条文引申出来的，扩大联邦权力的理论。 　比灵斯门（Billings Gate），英国伦敦的一个旧城门和鱼市，以其骂人的脏话而著称于世。 　吊袜带的英文Garter与嘉德骑士的英文Knight of the Garter是一个词，嘉德骑士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骑士勋章，也是英国荣誉制度最高的一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枚勋章，其中包括英国国君和最多25名活着的佩戴者。 　杰斐逊想表达在专制统治下，社会被划分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 　弗里吉亚（Phrygia）的国王戈耳迪，用乱结系在他原来使用过的马车上，这个结牢固难解。神谕说，能解开这个结的人，便是亚洲之君主。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东方，为了鼓舞士气，亚历山大拔剑斩断了这个复杂的乱结，并说：“我就是这样解开的。”因此，“戈耳迪之结”意为难解的结、难题、难点，“斩断戈耳迪之结”意为“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果断处置”。 　译文引自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程逢如、在汉、舒逊所译《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 　经济学上的专有名词，指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轨的投资狂潮引发的南海公司股价的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 　据说，在恺撒遇刺时，发现刺客中竟有他的亲信布鲁图斯，在惊骇之下说了这句话。后被西方文学作品广泛用于关于背叛的描写。 　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广为流传的故事，莫里哀常把剧本读给老保姆听，通过她的反应，来判断剧本如何修改。 　卡西乌斯，古罗马将军，曾与布鲁图等合谋刺死恺撒。 　指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美洲或南美洲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非洲人后裔。 　这个形象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他必须把苹果送给三位女神中最美丽的那一位。最终他把苹果给了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而招到另两位女神的报复，拉开了特洛伊战争的序幕。 　法厄同（Phaethon）原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公元5世纪时，太阳神赫利俄斯与艺术神阿波罗开始严重混同。因此阿波罗被认为是赫利俄斯，法厄同即被认为是阿波罗之子。在希腊神话中，法厄同为了证明自己是太阳神之子，所以要求驾驶太阳神运载太阳的四轮马车（Chariot），但是他在空中失去控制，狂奔的马车带着炙热的太阳四处肆虐，导致地上发生了很多灾难。最后宙斯不得不用闪电打死了法厄同，才终止了这些灾难。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不喜欢凡间的女子，决定永不结婚。他用神奇的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皮格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他像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抚爱她，装扮她，并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雕像生命，并让他们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