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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的贫乏 与 观念的误导
评康晓光的仁政与儒化观 余健文
编者按：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与近代世界主流文明和民主制度是否排斥，如何打通，是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人社会在现代一直面临的历史问题，也是当今中国大陆政治改造必须面对和解答的课题。余健文先生的文章对大陆学者康晓光以“仁政”与全球民主政治对立，鼓吹以“仁”来压制民主，维护和加强大陆政权的“权威”的“帮闲”理论作了批驳。东海一枭的文章则指出，孟子所说的儒者的忠，是有条件的，而“仁”，首先是对当政者的约束。儒家文化的精华，完全应当而且可以成为民主力量的同盟。
近日读友人传来康晓光教授“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长文。觉得其论理颇迂回曲折﹐整篇文章充满了荒谬怪诞之辞。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其目的不外是要为现政权之专制披上华丽炫目的外衣。本来依附权力反对民主自由的帮闲之论﹐比比皆是﹐不甚值得批驳。不过﹐作者自称以中国文化﹑儒家精神来批判“自由民主主义”﹐进而提出以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建构所谓“仁政”的蓝图﹐仿佛有代圣人立言为万世开太平之势。但细观其“仁政”﹑“三统”﹑“禅让”等所谓“传统观念”的内涵﹐实与正宗儒家精神背道而驰。在中国文化备受误解的今日﹐此文更使人对儒家产生莫名的厌恶之情。康教授批评今人一是“民主完美迷信”﹐一是“儒家万恶迷信”。我想真正“民主完美迷信”者并不多。但康教授自命为儒者﹐而且要推行“仁政”﹑要“儒化”中国﹐然而其言论只是窃取儒家之片言只语﹐妄意加进自己之内容﹐其论理与儒者之言毫不相干﹐更与儒家精神南辕北辙。如果以康教授为真儒者﹐则人们“儒家万恶迷信”亦不无道理﹐亦非迷信也。因此我以为任何认同儒家精神、爱惜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应起而辩正之﹐并郑重的敬告世人﹐“儒家精神并不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乃儒家文化生命向前发展所必然的要求﹐也是每一民族心灵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假儒家﹑保守主义之名﹐以反对民主政制、反对科学理性者﹐乃为曲迎权力之论。他们实为小人儒之末流﹐亦非真了解“保守”之义﹐只是以“反动”为“保守”矣。
一﹑民主与仁政非对立的命题 康教授此文的谬误实在太多﹐要作全面的批驳﹐非三言两语可以为之。其对民主自由之歪曲﹐已有不少人为文批正﹐在此我只想指出﹐先不问其政治目的﹐作为学者﹐作者缺乏造学问基本的分析头脑﹐整篇文章把一些层次不同的观念拉杂的并列在一起﹐胡乱对比﹐当然可以得出任何合符他的偏见的结论。康文说：“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拋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所以他认为中国不应建立民主政制﹐中国的出路是实行“仁政”。此等言论正表现了康教授观念层次的混淆与其文化意识的贫乏。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西方式民主？如果只观民主在实际政治上的运作模式﹐不同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基制：如普选与间选﹑共和与立宪﹑总统制与内阁制等等﹐又岂只有西方东方之别？“民主自由”有其文化和精神的涵义﹐与科学一样﹐民主是人类文化的“共法”﹐非西方之专利。以民主为西方独有﹐是对人类历史精神发展的无知。康教授只能以工具实用的角度来看文化﹐其所言之价值也只是工具的价值﹐以此不足以论文化。 康教授所言的“仁政”是什么？他说：“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如果如康教授说“仁”只是爱人之心﹐那么儒家的“仁”与耶稣的“爱”有何分别？孔子在“论语”中言仁者超过三十条﹐除了“仁者爱人”外﹐他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观过斯知仁矣”﹐“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言“仁”岂可以“爱人”一语概括之。仁固然包涵爱人之义﹐此爱人之仁为“仁义礼智信”诸德目之一﹐孔子把他们都统摄在“仁”之下。儒家言仁﹐有其超越形上之意义﹐仁者为本体宇宙论生化之普遍之理﹐故云“生生之谓仁”。儒家仁义并举：仁者﹐理之本然；义者﹐理之应然；故能“践仁知性知天”。以仁为爱人之心﹐是望文生义﹐是混滥了本体之仁与作为德目之仁。其所谓之仁政﹐不过是“爱人者行之政”﹐此为狭义之“仁政”。康教授说得的确很白﹐但无实义﹐因为不论在任何的政体下﹐为政者都应当以爱人之心施政﹐这是事理之应然。 “民主”是一种政制﹐在政治上属第一义的层面﹐其对比是君主专制﹑极权等政治制度。“仁政”是二千多年前儒家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权政制之下﹐不得已而提出之政治要求﹐希望以此来约制君主无限的权力﹐这乃是权法而非常道﹐亦只及于治道之末而未及于政道之本。民主政治正是对治以往政权更替之无常法的问题而生。先儒用心每至此而穷﹐但这并非表示民主与儒家思想基本相违。儒家追求的正是个人价值向社会之普遍化﹑客观化﹐人道之真正表现在道德的自律上﹐而民主政制之本质精神﹐正是一自作主宰的精神。故民主政制亦是儒家精神不容已之发展﹐而非西方之专利。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不同民族的民主政体﹐当然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故民主与仁政之关系﹐以儒家之语申之﹐民主政制为体为本﹐仁政为用为末。真正以人民为本之主政者﹐施仁政之极于民﹐最终亦必有能悟民主为必然之终极发展﹐此为“即用见体”。故仁政实可融和于民主政制之中。康教授以之为一对立的命题﹐是混滥了不同层次之概念。康教授对其所谓作为“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的“仁政”也的确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他说：“仁政是一种“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它包括一些要素：“仁慈的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儒教。”然而﹐这只是一些政治学概念的凑集﹐说不上什么新内容﹐更不足以成为制度。本儒家超越义之仁而言的仁政﹐则不只是狭义的“爱人者行之政”﹐更不应是“仁慈的权威主义”﹐而必然是合乎人心之不容已的民主政治。
二﹑本质与现实的混滥 康教授于文章中反复提出“西方式的民主不能解决当今中国所有的问题”。这也是多数反民主者之理据。先不论当前中国之问题是什么﹐此一命题本身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民主政制并不是解决一般问题的方法。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有纷争不能解决时﹐亦可诉诸民主表决﹐但那是民主在现实上的运作﹐而不是这里说的保障政权公有的民主政制。民主政制是本于人精神上自作主宰的要求之不容已﹐发之于社会国家﹐以期必达于合符本体精神之政治制度﹐此为解决人类政治体制之根本问题的方法。也就是“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之正道。民主之下更涵摄了自由﹑平等﹑人权运动等诸内容。故以民主为一时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不了解民主的表现。当前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问题﹐属于现实层面之事﹐其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广义的“外王”之道。而发展“外王”必赖于民主与科学。牟宗三先生说:“科学知识是新外王中的一个材质条件﹐但是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这个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才能充分实现。”所以在专制(那怕是最开明最仁慈的专制)政治之下﹐对所谓“当前的问题”只能修修补补﹐所谓“牵补度日”﹐不可能有根本的解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发展外王之道才有保障。“当前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之解决。何况所谓“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专制政权引发而生者﹐决非民主制度下产生之问题。康教授以此来反对民主﹐支持独裁统治﹐正是不明本体与现象﹐是混滥了超越之根本与现实之表象。 为了否定西方民主社会平等的观念﹐康教授将不同层次的平等混和在一起﹐他将人生而平等的人在价值意识上之平等-超越的平等﹐与人的自然生命中才质的不平等﹐及现实社会所引生出来的各种不平等平列对比﹐由之以导出西方民主国家(美国)与中国之极权专制社会同样不平等的结论。其实这也不是康教授本人的“真知灼见”﹐近年来中共在回应西方国家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时亦以此反驳。西方民主社会的平等观念﹐主要立根于超越层面﹐以此引申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现实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必赖于此超越之平等而作合理的对治。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在西方其根源是上帝以其自身之形象创造人﹐因而人是有尊严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正宗儒家的观念中﹐人之平等立根于孔子之仁教﹑孟子之性善与阳明之良知即天理传统。正因为现实的人权在中西的文化中皆有其超越的根据﹐所以人权意识是普世的价值。康教授以儒者自许﹐竟以人的才质之有智愚﹐以社会发展引生的经济上之贫富分别﹐以民族历史发展引生之种族纷争等来混同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之别﹐进而否定民主人权﹐这正表示他对于孟子“天爵”“人爵”之别亦无认识。
三﹑“三统”之实义 为建构其所谓“仁政”之蓝图﹐康教授煞有介事的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之论﹐以此三统之“三位一体”﹐为其“仁政”之根本。三统之说出于牟宗三先生。牟先生指出﹐今日我们反省中国文化的问题﹐“必须扣住时代之症结而疏导文化生命之发展以冲破此症结”﹐在此则必须就三方面说：一﹑道统必须继续﹔二﹑学统必须开出﹔三﹑政统必须认识。“统者贯穿承续义”。道统者﹐道之统绪﹐此就道德宗教言﹐在西方此即是以耶教为本而建立的人之生命常轨。在中国﹐即是以孔子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在过往四千年的中国﹐道统﹑政统与学统皆包含在此一系统中﹐未能分开有长足的发展﹐故是不足的。这是因为在帝王专制之下﹐政统与学统收缩﹐只有内圣心性之学。中国文化要向前发展﹐今日于道统﹐我们应肯定先儒内圣之学﹐并以此为根本核心﹐重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轨道和常道﹐以之为我们文化生命之主流﹐由此而生发我们文化之创造力。道统的不断也就是我们“根源的文化生命”之能不绝而向前开展。 学统者﹐知识之学的统绪﹐亦即学之为学的意义﹐这显见于希腊文化中为学的传统。在过去﹐此为西方文化所长﹐中国文化﹐于此大有不及。中国文化多用心于内圣心性之学﹐道德主体彰显、而知性主体则只停留在蒙眬的状态。知识之学无独立之意义﹐故逻辑科学未能建立。今日要尽我们文化生命发展之本份﹐则应凸显知性之主体﹐以发展逻辑与科学﹐使知识之学各成系统﹐此为学统之建立与开展。 政统者﹐政治形态之统绪﹐也就是以历史意识了解到中国如何由“商质周文”发展至贵族政治﹐而至于秦汉大一统之君主专制﹐进而由道统之道德意识引生民主之本质意义﹐认识到民主政治为更高级的政治形态﹐此为中华民族历史精神层层转进所必然而至者。中国以往之政治以圣君贤相为理想之治﹐此一政治形态﹐牟先生以为是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之形态。今日我们必当致力于民主政制之建立。这是中国文化全面发展所必包涵的﹐也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之现实的保障。于此﹐我们首先要用心于民主政治中诸主要概念﹐如权利﹑义务﹑自由﹑人权等﹐使其实义有清晰明确的分际与界限﹐不至于混滥。知之深切﹐方能“信之笃﹐行之坚”，则民主建国方能实现。 以上是对牟宗三先生三统之说的粗略说明。其中包含之义理涵蕴﹐详见牟先生“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的理想主义”﹑“生命的学问”诸书中。三统之开出正是“扣住时代之症结”﹐肯定民主与科学为人类文明之“共法”﹐“为每一民族文化生命发展之本分事”。中国文化过去没有发展出民主与科学﹐其未来必须由自己的文化生命发展出来。康教授偷取了“三统”之名﹐观其所言之内容却是空洞而无实义。康文曰“道统﹑学统﹑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所谓道统是一种政治哲学﹐它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所谓‘学统’就是传承道统﹐培养道统论实践者的组织体系…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简则简矣﹐不过只是些望文生义﹑想当然之言。康教授当然有表达其个人观点的权利﹐但以大师既定之言为外观﹐偷换以自己不成体统的内容﹐企图鱼目混珠﹐实非学者所应为。 康教授以为儒家文化以往三统俱存(虽然其所谓三统无实质的内容意义)﹐今日只须统合为三位一体即可建构成“仁政”。此论正如清未遗老们以西方一切文明中国古已有之之说﹐以拒西方文化之入侵一样。以此心态来谈文化﹐是窒息自己的文化﹐而非向前发展之道。此一心态之形成，一是在一种强势的异质文化压力下之封闭排拒之情绪反应。一是本于因经济上小有所得而凸显之暴发户心态。当然亦不排除另一种假借文化之名而别有用心者。凡此皆非顺适之道﹐而是一种心理之变态。
四﹑学术之正轨 最后康晓光更提出﹐其实现仁政之具体办法“儒化共产党”﹐使“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他认为“在儒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没有根本的冲突。”这正表明了自认为儒者(亦即是未来仁政下统治阶层的一分子)的康教授﹐对儒家文化其实一无所知。儒家精神的基点在于人之生命(此生命非只谓自然生命﹐更重要的是精神生命)﹐在肯定人性之至善的前提下建立人之道德精神生命。此与共产党之否定所谓普遍之抽象的人性﹐而只承认人之阶级性﹐实为不能共存者。因康教授对于儒家无知﹐故只能道听途说地剽窃儒家的一些名辞以为己用﹐怪不得他也可以说出“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官员都是它的信徒。”等无历史文化常识之语。历史上出仕于朝廷的儒士﹐以宰相为首﹐形成一实际政治运作之集团(即掌握治道之集团)﹐然而在王权专制之下﹐合理之治道实无制度的保证。儒者只能以道统之尊以抗衡王权﹐以道德天命之说来约制人君。故皇帝正是儒者之对立体﹐他以打天下的非理性方式取得政权﹐并以政权为其一家一姓之私有﹐但他从来不能代表道统﹐更说不上是什么教皇。朝廷以外﹐有更多不仕的儒者﹐他们在社会上从事于学术的探究与传播﹐化民易俗﹐以传载道统者自居﹐此在宋明之社会尤为凸显。所以历史之事实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政府是教会﹐官员是其信徒”的情况。 牟宗三先生有言:“要求现代化先得有现代化的头脑﹐每一个概念各归其自身﹐每一个概念都有恰当的意义﹐分际清楚而不混滥事理﹐明白而不搅和。这就是‘正名’的工作。共产党就是利用名不正来搅乱天下﹐形成‘意底牢结’(ideology)的灾害。这种大混乱是要不得的。通过正名的工作﹐每一个概念有一定的意义﹐讲道理的分际一点不乱﹐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大贞定。假如中国文化还能有所贡献于人类﹐我们即须如此来正视它的自性。”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是因为学术有客观的意义及轨迹﹐非个人凭空立言而可为学术。造学问始于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观念必须有清晰的界定﹐观念未定﹐则须层层滤清。学者如有一既定的观念横哽胸中﹐以之观照事物﹐则绝不能正确了解事物之理﹐此为立理以限事。观念清晰方可作逻辑之分析与推理﹐使观念客观化为普遍之概念。此为西方哲学知识论之成就﹐我们绝不能因其为西方所出，而本于反西方的情绪反应而轻易否定之。反观今日中国的知识份子与文化人﹐真正是缺乏此现代化的头脑与为学的严谨精神﹐其中所谓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每每只是望文生义﹐将一些传统的概念作无限的引申﹐而生出“传统必恶”之情绪﹐由此而反对中国文化﹐他们对自由主义之根本及其恰当的意义亦搅和不清。自许为儒者如康教授等﹐更是缺乏对儒家经典的基本认识﹐对儒家文化之真精神毫无体悟﹐只是摘取先儒的片言只语﹐妄立新奇之论以耸动人心。共党在过去五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极尽摧残﹐今日自称儒者的帮闲文人又不惜假儒家之名﹐歪曲圣贤之言以文饰专制政权之非。此为中国文化的又一劫数。 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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