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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自传连载之6
“牛棚”是侮辱性的新名词，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按毛的解释，牛鬼蛇神就是敌我矛盾的敌人，两样动物加虚拟名词，两者都不是人。 运动开始，作协机关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池浅牛鬼多 门小妖风大。写出这种对联，显示文人荟萃之地‘作协’的特长。非常滑稽的是，写对联的本人也是牛鬼——王元化。反胡风中有他，文革来了就把他打入牛棚。 我能以平常心轻松地介绍别人，当时我还没有关进牛棚。只因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要自己解放自己”！我的身份，不是造反派，走资派又不是，处在二者之间，属于骑墙派。我看到《红旗》杂志一篇文章指出‘造反派可以结合走资派，只要他本人愿意解放自己’，于是写了那张大字报，希望自己不再作蝙蝠。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我被宣布‘不是人’，是条牛，押进牛棚。进了牛棚，下午六点还可回家，两个月后，我又被隔离，便完全丧失了自由。《上海文学》副主编魏金枝也被关进牛棚，傍晚他是允许回家的。 魏金枝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他做过上海师范学院兼课老师，他在“作协”做“牛”，该上海师院也不放过他，那边红卫兵比作协的造反派更粗暴，每次他被师院勒令去师院报到，总是胆颤心惊而去鼻青脸肿而回。他每次进学校胸前挂起写明“反动学术权威”的纸牌躬着腰在台上挨斗。我虽不得回家，比起长我二十多岁的魏老，我还是幸运的。我看他强挣着被打瘸的腿，被勒令站在热水池边洗碗，我真愿意代他干那些杂役。有一次他悄悄地问我：“这些人究竟要把中国引导到哪里去？”流露出对“这些人”的愤怒，也有对祖国命运的焦虑。他所说“这些人”不过是毛泽东的代号，我心照不宣。 我完全丧失自由以后，再也不曾见着魏老，后来听说他病倒了，进了医院，机关造反派仍然不放过他，特地在“公费医疗证”上注着“叛徒”字样，医生碰着牛鬼神社看病，管用的药也不敢开，结果小病变成了不治之症，１９７２年死在华东医院。 批斗牛鬼蛇神，还有陪斗、借斗之分，知名度高的牛鬼蛇神，许多机关借重他的名声，拉了他去挂上特大号硬纸牌子，如京剧演员周信芳，台下观众嘻嘻哈哈只差没有要求他老人家唱一段；作协的巴金也曾借到万体馆、文化宫等处唱主角。这一类批斗会还有电视实况转播。上述魏金枝老人，拉到上海师院去挨斗，叫做陪斗，享受不到电视广播的荣耀。 周信芳七斗八斗，就象他唱戏，一天赶几个场子，毕竟年岁大了，又患了高血压，在某次借斗中晕了过去，没能救得回来！ 我本人连陪斗的资格都没有，没想到在一次外调中，我据实提供了康生在延安时，他为同乡江青拉皮条给毛泽东。我的证明需要机关委员会盖图章，那证明上面并没有写明“拉皮条”的词句，不过就凭这份证明，就贬低了伟大旗手江青。革委会的一位工人作家胡某人为此大发雷霆，他把我拉到后院鲁迅铜象下边，耍流氓似的踢了我一脚，并用皮带抽打，强制我跪下，宣称胆大包天，“竟敢侮辱伟大旗手和中央文革的顾问”！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又在腰间踢我一脚，我一个趔趄第二次栽倒在鲁迅象下。我没抗争，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愤怒的眼白了他一下。
凑足十年整数 一九六八年八月那次将我隔离，文革的语言叫做“升级”。从半自由到不自由，是走向十八层地狱的两个梯级，第三、第四个梯级便是坐牢、判刑。我既不是走资派，历史上又没有叛党，我还安慰自己，至多下到地狱两、三层吧。直至公安人员让我到东厅问话，说是某某人检举揭发，王若望诅咒毛主席，态度冷冰冰地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这时我才意识到地狱两、三层怕是不够了。某某人是谁？公安人员也没有挑明，我很坚决回话：根本不曾骂过伟大领袖，他只一个劲儿地告诫我“坦白从宽”。（第一号法令又称“公安六条”，凡口头上、书写上指责毛泽东者，判死刑或死缓） 我立起身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去问问所有的同事，我对谁说过假话来着？ 我硬，对方软下来了。对方劝我冷静，不要封门封得太死，接着他给我摊牌了：“你有没有一个朋友叫张秀珩的？”我说有的。 对方轻松地说：“你曾对她讲过什么话”？ 我笑了，我说：“说的话多着咧，我不记得说过什么冒犯伟大领袖的语言。”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随山东分局的巡视团去到胶东根据地，受山东分局锄奸部长刘居英的委托，我和宋惠两人处理四十二人肃贪案（罪名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匪，已处决八人），罗竹风夫妇也在内。 在刘部长的指示下，关在狱中等待处决的罗君和他妻子张秀珩得以平反。（参看“自传”二卷：“做了一任审判官”，３２１页） 全国解放后，罗氏夫妇也派到上海。我们在胶东认识，大概是第二次抄家以后，听说罗竹风被软禁，造反派说他是叛徒。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政治运动的底细如何，顺便给她一些安慰，就到罗家，看到了他家也被抄得家徒四壁，只留下一张毛泽东象挂在墙上，形成尖锐的对比，毋宁说搞得人们倾家荡产的正是挂在墙上的那个人。我见着孤苦伶仃的张秀珩无话可说，两家的遭遇同病相怜，谁也不需要安慰，我指着墙上的、首恶的肖像，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死脱就好了！谁能料到这个张女士，以为照着林彪的“公安六条”揭发王某诅咒毛主席，即可揭发有功，幻想中共会把她的老公放出来。当年我和宋惠如何救援她，并不图什么报答，如今怎么可以翻脸无情，把从前的恩人，当作头号敌人呢？ 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从审讯员口中得知：这个张女士还加油添醋告发我辱骂林副主席。 我一概否认，成了审讯员眼中的“死不悔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于一九六八年八月押解到上海第一看守所。在进入监狱之前，市文联还开了全体大会，为了体现“宽严结合，坦白从宽”，有两人借来陪斗，其中一人唐铁海，根本未被捕过，他却自己承认是叛徒，批斗一下就当场释放。 王若望是“严”的一类，会场门口就贴了一张横幅标语：“对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大门口早就停着一辆公安车伺候。文联并指定我的子女可以参加旁听。在后面站着我的十五岁小女儿“六六”，看到她稚气的脸，为父的并不觉得惭愧，等她长大了，便会知道爸爸的冤枉。后来我被放出来，她说：哥哥、姐姐都不肯去参加斗爸爸，家里人都知道没有好果子吃。我还小，怕什么？两个真叛徒倒放了，不是叛徒的爸爸倒进了牢狱，我把这事儿讲给姐姐和同学们听，让大家知道爸爸吃官司算不算冤枉？ 冤家路窄，专案组预先安排这个狼外婆式的女人到会作证，她从后排人中冒出蒙着黑纱的头，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 我吆喝道：“时间、地点......都没有......”，公检法人员连忙打岔，两个警察立刻挟着我上了警车。 使我感到最大安慰的，让我看到了在场的群众一瞬间都用怒视的眼光转到后排那个戴着黑纱巾的女人脸上！ 后来的事实，张秀珩并未得到宽大，她丈夫关了五年，她自己也被隔离，她气得用一根裤腰带挂在双人床的最高架子上，企图一死了之。只是很快被人发现，才抢救过来。
似曾相识燕归来 警车驶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审不问，把我一个人关了若干日子，这里写“若干”，只因从半自由变成不自由的转折，白天黑夜的观念胡涂了。 审讯开始了，看守领我进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墙上挂着首恶的阎罗象，两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肖像的左、右，似乎是暗示夹在当中的人不够坦白呀！审判官坐在上面，早就等着犯人了。我坐在一张专门为审案的犯人坐的硬木椅子上，扶手上穿著洞眼。这把硬木椅子似曾相识，依稀记得三十多年前一度坐过这个椅子，知道扶手上两个洞眼是穿绳子缚牢囚犯的手，防他搏击法官之用。 心直口快，触景生情，我说话了：“这里好象来过的”。审判官冷冷地说：“你是累犯了，怪不得你屡教不改”。 我借此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为了信仰，三十多年前我被逮捕，国民党的法官就在这个房间里审问我的”。法官品味我的回话是摆老资格，揶揄的调子说：“你别忘了是什么身份。你是老革命，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的，我见得多啦。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罢，本来我可以把手铐开了，你到这儿来还这样不老实，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第一次审问不过是重复隔离时期问过的东西。第二次审问又多出一桩新罪行，法官问道：“有个死刑犯，是个女大学生，你曾组织红卫兵替她翻案”。我心里明白，他所提的就是林昭，这条罪状万万承认不得，我的回答是死不认帐，虽然审讯室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告示，我知道那是叫人上当诱供的“阳谋”，我才不上当咧。根据我两次坐牢的经验：当年国民党审问共产党员，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审问共产党员的时候，要的是假口供（参看《饥饿三部曲》第三部，刊于一九八零年一月号《收获》）。 我在漕河泾监狱，国民党法官判十年徒刑（法官的大名陶百川记在判决书上，此人到了台湾，至今还健在）（此稿系１９９８年脱稿，当时陶百川尚键，及至出版作者遗作的２００３年，陶百川也已作古），适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侥幸才提前释放，只做了三年半囚徒，为此我感到占了便宜；时隔三十一年，一个老共产党员却在自己的监狱里毫厘不爽地偿还宿债，关了四年整。 这四年中前后换了两处监狱，第一和第二看守所，第一在南车站路，我在那里关押了两年四个月，只因牢房破旧，围墙塌了一只角，只得转押至第二看守所，上海人称它是“法国大牢”，在广慈医院附近，正好给我周游列国的机会。法国大牢的建筑是八层转盘楼；楼梯外面是铁栅拦；第一看守所的犯人转到这里，讲明住一阵还要回去，“一所”迁去的犯人关在“二所”的平房，原来关的妇女。平房与转盘楼相距二十多步，从门洞里可以看到对面大楼里的动静。好在原女监的看守对我们有好感，他们对外来借住的犯人，管理松懈也无所谓，从来不曾干涉我们“望野景”，有时还给犯人透露外界的新闻。 五楼向阳的一面，关押的是偷渡台湾被捕的亡命之徒，其中有福建、浙江人，也有海峡那边过来的台湾人。法国大牢给犯人开饭是用大木桶装米饭，管吃饱，一天只吃两顿，快要过节了，木桶里却有许多剩饭吃不下，是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二所的看守给我们讲了真正的原因； 司法部门判了死刑总喜欢挑选某个节日的前几天执行，一年只有国庆、端午、春节杀一批死刑犯。中国历史上本有“秋后处斩”的成规，真按法律办事，要杀的“鸡”不够多，怕起不了“惊猴”的作用，临时就找“二所”五楼的犯人壮大“鸡”的阵容，又给人一种专政决不手软的印象；头两批拉出去枪毙没觉出有这个规矩，五楼的替死鬼多了才摸着了中共官员的脾气，存活的犯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批是不是会轮到自己，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是“每逢佳节必杀人”，这样就吃不下饭了。 还有一件惨剧发生在一个小伙子身上，犯了什么法，女监看守也不清楚，只知他的母亲是寡妇，好容易把独子养大到十八岁，就抓到“二所”来了。为的他在单身牢房“要妈妈，要回家”，惹得上下两层楼面不得安神，看守长出了一个惩罚主意，要他敲着铁皮碗，从楼上敲到楼下，嘴里必须不停地喊回家。又从楼上喊到楼下。这样跑了几个来回，这孩子口吐白沫，一头栽在铁栏杆上，几个小时救不过来，就这样死了。当局通知他母亲来收尸，六十多岁的老太还没有走近儿子的身边，就撞在水门汀台阶上，陪儿子一同死去。
毛泽东的二号宠臣 上海作协有个“评论家”姚文元，他为毛泽东挑起文革放了两把火：一把火攻击《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录以备考”，另一把火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由吴晗又牵上“三家村”的邓，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服大量安眠药而死；一九六八年三月，吴晗在狱中迫害致死，他唯一的女儿流落街头，无人敢收留，活活折磨而死。 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在狱中关了八年，又流放江西山区林场，毛逝世那一年，准许廖回到北京，他有悼亡诗一首表达他的愤懑： 岂有文章清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惨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注：燕山，吴、邓、廖三人在，《北京日报》的专栏题名“燕山夜话”；巫咸，典出“后汉书”张衡传，原名与女巫，意即听信馋臣的胡说八道。） 邓拓原任《人民日报》总编，毛看了该报阶级斗争火力不够猛，大骂该报“死人办报”。将邓拓逐出《人民日报》，邓拓也写出了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浩气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特别令人气愤者，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原是毛泽东首先提倡“大家要学习海瑞”，他觉得谏臣对国家还是需要的，发杨“海瑞精神”的提法就在文化界传开，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海瑞的构思还与毛商讨过。上海方面也不甘落后，编出了新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演海瑞，上一节讲到把周斗得死去活来，头一条罪状便是他演了“海瑞上疏”。 该剧的编者许思言对我说，他起意写这个剧本并非受吴晗的影响，而是响应毛提倡的“海瑞精神”，要有什么错误的话，只怪自己跟得太紧！毛的神经衰弱，竟把戏剧里的翻案、复仇等等都联系到是给彭德怀翻案，于是孟超作的《李慧娘》和《乌盆记》等鬼戏，田汉作的《谢瑶环》，还有《四进士》等等都是为彭德怀翻案了。口诛笔伐还只罢了，还要给编剧、演员施以死罪的惩罚。孟超和田汉皆死在狱中，许思言则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我于一九七八年撰文论及由《海瑞罢官》株连的文字狱：“后来又扩大到所有写封建皇帝是昏君的戏，表扬清官的，描述冤案的戏，都被神经过敏地猜疑为替彭德怀翻案， 《评海瑞罢官》中，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成了他讥刺他本人的胡说八道、不学无术的名言”！“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实行了‘抓一人废黜千百人’或者‘一言招祸，万人遭殃’。” 即以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来说，嘉靖帝可算是昏庸残暴的君主了，海刚峰上金殿当面骂了他，嘉靖气得面空发青，命令把海瑞关入天牢。不过嘉靖还接受了徐阶的进言，没有杀死海瑞。海瑞上疏的时候，准备着一口棺材，好给自己派用场，实际上海瑞在上疏后，还活了二十一年。谁能料到四百年后在舞台上演海瑞，演员抬着道具纸棺材却受到了残酷迫害。有一位戏剧界人士仰天长叹曰：真海瑞抬真棺材上金殿而得不死；而假海瑞（指周信芳、马连良）抬假棺材上戏台却因祸杀身。这话多么沉痛，多么深刻！ 与姚文元的接触：开头他还不是作协委员，只是卢湾区的宣传委员，给《文艺月报》投稿，他的稿子空洞无物，全是堆砌一些马列的政治术语，不用之稿一般不退，积压得多了，看在他父亲姚蓬子是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份上，请他来编辑部面谈，当面把一大堆来稿还给他，姚做出一付虔诚模样，提出把其中某些片段凑合起来，那言外之意只要发表就好了。我任副主编期间，只是刊出攻击王若望是“五把刀子”的短篇。（参看前一部：“死亡的陷阱----”）读者撰文批评副主编，我怎能不发表呢？ 从此以后，《文艺月报》再没有发表姚的文章。倒不是本人对姚有先见之明，我几次与他打交道便感到此人好虚荣，写文章除了堆积政治术语，就是写火辣辣的骂人文章，诸如诗歌，抒情散文，以及学术性论文他一篇也写不出。北京人给《红旗》的文章称作“梁效体”、上海人给姚文元的文章起了“文革体”的雅号，二者的特色不外乎打棍子，扣帽子，气势汹汹，使用的政治术语大多照抄毛语录者。 这种小人一朝权在手，对不顺眼者睚眦必报，决不手软，当我从编辑部调到资料室，姚借着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的势力，把我撵出作协，下放农村；反右以后，姚文元一跃成了毛的佞臣宠臣、骄横不可一世，姚找我谈话，坐在东厅的太师椅上，宣布开除王若望党籍，我的党龄比姚的年龄还大，按党章开除党员党籍，必须经过支部大会通过。更狠毒的报复，将我月薪从一百七十六元减到一百一十六元，我家子女多，生活拮据可想而知。 姚文元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判他二十年徒刑罪有应得。使人不平之处：“四人帮”上头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未受到任何处置，得以逍遥法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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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