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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遗产和爱国精神
张三一言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它深深植根于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沃土，与历代贤哲遗留下来的丰厚史学遗产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厘清史学遗产与爱国精神的关系，让更多的人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汲取爱国主义营养，应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厚的史学遗产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朝代都很重视本朝和前朝历史的编纂。相传早在夏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史官就占有一席之地（见《吕氏春秋?先识》）。商代甲骨文中的“作册”亦与史官有关。到了周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的分工更加细密。此后，一直到清代，史官在中央机构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为前朝修史、为当朝修史的原则以及私人修史之风的盛行，使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呈现出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导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从体裁上分，中国传统史籍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会要体等多种形式。唐初史学家在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将“史部”书籍划分为十三类，唐宋以降更是异彩纷呈。从数量上看，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史书要占总量的“十之七八”（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这应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传统史籍中，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丰厚宝库。丰富的史学遗产不仅为人们学习历史、把握现实提供了便利，同时更为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首先，中国传统史籍中蕴含着强烈的经世意识。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在其史学作品中，非常善于运用他们独特的历史智慧，阐释“修”、“齐”、“治”、“平”的理想，以期为国分忧、为国献策，实现资政育人的宏伟目标。孔子作《春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周礼来维护当时被破坏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史学经世的意识到司马谈、司马迁纂修历史的时候变得更加自觉。司马谈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名史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司马迁着《史记》，更是高标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阅读《史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越是变革时期的史事，司马迁记载得越详细，用力也越勤。这就反映出他确实抓住了历史的要害，是为活人写历史，为国家的需要写历史，为民族的未来写历史。唐玄宗时期，被誉为“董狐式”的史学家吴兢用一种特殊的体裁撰写了《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记录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史专题。他在《序》中写到：“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这不仅是对前朝为政者的仰慕，更是希望当今及今后统治者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杜佑的《通典》虽是私家著作，但他在《自序》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其着史的目的是要“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跃然纸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为编纂原则，更是君主时代优秀史家俱有强烈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政治意识的典型代表。 其次，历代史家及其作品中包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哲对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辩证总结。历史是客观的，但是记载历史过程的史学作品总是要带上史学家个人的思考。宋代苏洵在《史论》一文中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汉书?司马迁传》），这都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情怀。孔子作《春秋》，充满着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忧患，笔墨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司马谈初作《史记》的动机是要歌颂汉兴以来建立的丰功伟业，司马迁继承父业之后却赋予《史记》更多的忧患意识。在《史记?封禅书》、《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武帝时代业已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对武帝封禅求仙的嘲笑与讽刺，更是一个优秀史家内心忧患意识的集中表现。东汉后期史学家、政论家崔、王符、仲长统等人在其著作中，将矛头直指现实，对当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王纲解钮、朝政腐败的实际状况予以深刻揭露，将我国古代具有忧患意识的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峰。司马光殚精竭虑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原因之一是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现状有深深的忧虑。两宋之际的史学家李焘、徐梦莘、李心传等人的著作是当时人写当朝史，但同时也是对当时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的“忧世”、“泣血”之作。明清之际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清末的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了对时代的深深忧虑。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既有面对乱世的焦虑，也有面对社会变革之际的思考。更可贵的是，即使身处盛世，他们也不忘居安思危。与一般人的忧患意识不同，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往往能以严谨的史实为根据，贯穿着博古通今的历史思考，并以史书为载体表达出来，因而能够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人、唤醒人、教育人。 再次，传统史家与史着中追求国家统一、反对社会分裂的坚强精神，崇尚民族英雄、鄙视投降变节的高尚情怀，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泉。千百年来，史学家用“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百里无烟，城邑空虚”（《三国志?吴书?朱治传》引《江表传》）等惨烈的语言记述了分裂所带来的深重苦难；用“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尚同一”（《墨子?尚同》）、“一天下”（《荀子?王制》）等词语表达了渴望统一的愿望。史学家以浓重的笔墨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赞誉，是对和平安宁的统一社会的希冀；史学家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族英雄的歌颂，对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者的无情鞭挞，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道德观、历史观的集中体现。
首先，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非常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史载周公在辅佐成王时，对夏、殷二朝灭亡的教训就十分重视。他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他不仅从前朝历史中总结出“明德慎罚”这样宏观的政治思想，还总结出“罔敢湎于酒”（《尚书?酒诰》）、“罔厉杀人”（《尚书?梓材》）等具体的政令。翻开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各国主持变法、推行新政的重要人物，其主张虽然是对前代政治的反动，但同样也是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秦统一后，以秦始皇为首的政治家集团对统一帝国内推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公开的、激烈的争论，而最终否认分封制，采取郡县制，正是秦始皇、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汉初刘邦开始以“马上得天下”自居，并欲在“马上治天下”，鄙视儒生，拒绝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但经叔孙通、陆贾等人的说服，他终于改变了思想，并命陆贾“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这种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思想，影响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施政方针，与“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也与君臣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分不开。唐初名臣魏征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554）通过研习历史，他不仅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的道理，而且深感“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史学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是史学家在历史编撰过程中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而杰出的政治家又总是能够从中发现深刻的哲理，为治国、理政、育人等政治实践服务。 其次，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选拔通经史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早在察举制盛行的两汉时代，政府就非常重视士人对历史的学习，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服务于国家。虽然汉代及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式上注重的是经学，但“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经学本身就是史学的一个部分。无论传统的人才选拔有多少弊端，但重视经史学习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士子们诵习经史，才使得他们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并培养起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循吏传》、《儒林传》及其他列传中，通经史而入仕者不乏其人。他们入仕后的行政风格与通过学习法律入仕或经小吏而升迁入仕的官僚大不相同，给朝政带来许多新气象。如蜀郡守文翁，通《春秋》，“仁爱好教化”，首开汉代郡国立学校、布教化之先河。龚遂“以明经为官”，在职期间，“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他们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行为，无疑与他们的知识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汉代以降，史学的这个功能依然绵绵不绝。从制度层面上看，后赵石勒在大执法下专设史学祭酒（《晋书?石勒载记下》），是史学列为官学的标志之一。刘宋时，还出现了由国家建立的第一所史学专门学校。习史之风的盛行，使南朝取士标准出现了偏离经学、趋向文史的倾向。在唐代，“史学”更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独立科目。这些都使史学及通史学的人才在为国家、社会服务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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