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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人的友谊 白天蹲牛棚，晚上准许回家，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是冯秉伟家的大闺女，名唤冯素英。她的父亲是画家，我父亲与素英的父亲相熟，我父亲的画象便是他画的。 素英的母亲又是我念小学时的同学，她称呼我爸爸为“王校长”，我小时候在父亲执教的学校里读书。说起来我家与冯家有着交叉两代人的交谊。 冯家大闺女肯到我这儿来，是她母亲的引荐，她原是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分派至湖南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后改名为株洲电力机车厂）任电力机车技术员，文革中允许停产闹革命，回到上海老家闲散起来，又苦于无书可读，她母亲说：“上海有个同乡王寿华（小时候同学，叫的是我的本名）被抄了三次家，只留给他一条破席子，什么书都抄走了，你去那里听他空口说白话，没有书本一样学到学问”。 在这以前，素英的妈妈就来过一次，正是被抄家弄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我连一杯茶都顾不上。 她是来听我谈天说地的，最热门的话题是“文化大革命”，她一开腔就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说什么“江青和叶群都是凭着裙带关系上去的，有文化的妇女瞧她们不起”。讲得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郑重地告诫她：往后再也不许这么说了，无论对谁。 她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我懂，因为形势逼着我们天天说假话，我心里太闷了。总想把压在心头的话一吐为快。我预先对你了解过，信得过你。“你对我的调查知道些什么呀”？我问。“你是我父亲的天然盟友，可不是么，妈妈告诉我关于你的经历，你跟我爸爸戴着同一顶帽子呀”！ 这个姑娘穿着一身普通的学生装，一枝钢笔插在口袋里算是唯一的打扮，头发是短帽盖式，象个男孩子模样。身材苗条，见了陌生人表现得典雅大方，按辈份，她是子侄辈，根本没有爱她的念头，正如她妈妈没有想到她会充当媒人的角色一样。 后来，她厂里提出“生产闹革命”了，她才回到了湖南株洲。跟我偶尔通信。 一九六七年底，她给我寄来贺年卡，她是自己描绘的一张书签，上面写着鲁迅怀念瞿秋白的一副对联：“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通常贺年片上少不了印上毛主席语录，而她创作的小小一张书签却是打破陈规，别出新意。而这个“新意”里边那句“得一知己足矣”，还蕴含着嘤嘤求偶之意吧？这样，我就陷入“君子好逑”的非分之想。我在回信中，赞赏她的独特的书签外，在用字遣词方面稍稍透露“同怀视之”的亲昵程度。 她的回信也热情爽朗，而双方在信中决不出现“我爱你”之类的煽情语词。正是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孕育着、萌发着爱心。我怕她的来信被孩子们拆开，我拜托作协资料室负责人魏绍昌先生：今后她的来信由魏绍昌转交我。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完全失去自由被隔离在文联的储藏室，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首先必须通知株洲的素英，我调动了全部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寄出一封“报丧”的信。 有一天造反派通知我，外省有外调人员找我谈情况，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五十岁以上的读者总还记得，在牛棚里只能老老实实念毛语录，写检查，我谎称写思想汇报，就在造反派的眼皮底下，以最快的速度先写好信，夹在林彪发明的小红本“语录”里。造反派能锁住我的身，锁不住我自由的思想和甜蜜的“小动作”：我用米饭糊了个土八路式的信封，但是没有邮票呀，忽然记起同在牛棚里哈华手持小红本在毛象前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小红本失落在地，夹在里头的若干张邮票散落下来。当外调人员叫我出去，没走几步路，就说：“啊呀，我忘了带语录”，（当年的小红本必须随身带，不带就是对毛不敬），边说边往附近的牛棚走去，我请求哈华借小红本用一用，他把小红本给了我，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翻看：是不是夹着邮票？发现里面有好几张八分邮票，好端端地夹在塑料封套里。请读者注意，此时我已经完成了写信和制作信封，只剩下寄信这一程序了。 第二天造反派叫我去扛梯子贴大字报，满头银发的王西彦是我的搭档，我显得年轻力壮，一只手拎着浆糊桶，肩扛着扶梯的一头。天助我也，有个机会我们俩一同到马路上去享受一下自由自在和解放的空气，我在西彦后面走了一段路，记得茂名南路口有一个立式的邮筒，我在后面指挥他就到这条马路上贴大字报，很快走进那个邮筒，西彦不知不觉，在他后面的伙伴瞅好机会把那封信扔进了邮筒。 往下贴大字报的正经活儿，我一点劲没有了。甚至把大字报的次序贴得颠三倒四。 能完成如此艰辛的任务，我赞美全凭着爱情爆发的力量咧！
同一时间的两颗心 我用尽心血给羊子（素英的昵称）发出的那封信，没想到引出一系列的瞎闯乱撞。在那信上我写了“不出半个月，就会解除我的隔离审查”之类安慰她的话，她信以为真数着十五个日日夜夜，直熬了两个月音信杳无的时日。因为她爱的是双料“反革命”（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是触犯毛泽东的天条的。为了她自己不被卷进挨批的旋涡，表面上还要装得很热爱毛的文化大革命，白天随大流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她只能在梦中为我祈祷。一年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她不安，悬念难耐；不知做了多少恶梦，下班时分，别人是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唯她每到黄昏独自愁。年复一年，我究竟是死是活？怎么办？她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如何能打听我的信息？她自以为是地认为：由于她本人的身份不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打听我的下落，她悄悄地开了一张与王若望结婚的证明，上面要本单位盖上公章才有效，她尝试的办法与我当初如何弄到一张八分邮票的过程不谋而合；她顾不上心别别跳，竟擅自闯入这家万人大厂的党委办公室，趁人不备地取得了公章，并且顺利地盖好红印。过后想来真后怕，也许上帝与我同在，事成之后，心情稍稍平静下来。羊子连忙赶到上海，打听到她朝思暮想的人关在石门二路３３３号交响乐团。一天，她混在人群里，走到交响乐团门口，她停住脚步，默默地东张西望，明知我不可能大模大样从里面走出来，她还是希望奇迹般地看到我；她望累了，又掉转头向上看每一扇窗户：或许哪个窗户里会探出我的头影来。 不知道站了多少时辰，眼望穿了，不见我影子，此时传来样板戏哭哭啼啼的唱腔，正唱出她心中的别离愁，行人们往来匆匆，她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她连哭都不敢。世上没有第二个专制政权比中共的“红色恐怖”更残忍、更野蛮。 这事终于被她的父母发觉，她母亲想出的办法只有赶快给大女儿物色个好对象，有个男子，英语水平高，曾在北京铁道科学院工作，因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文革期间遭下放到基层工厂当普通技术员。臭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后期，日益感到无聊，上班报个到，就溜回宿舍打桥牌过一天混一天。羊子藉此浇愁，顺便认识了这位男子。他不会知道，羊子的心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她去上海探亲，他也去上海，并且拜访了羊子的父母。敏感的母亲深知该男子的来意，主动安排两人约会的日期，地点在“北京电影院”（即“美琪电影院”）门口。表面上，羊子没有违拗母意，满口答应去“赴约”，实际呢？她又去了让她辛酸，让她痴痴地等的上海交响乐团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里转悠。 傻乎乎的羊子也不知兜了多少圈子，也忘了翘首寻觅了多少时光。最后，她无精打采地走到预定的地点，原来相约的那位男子连人影儿都不见了，她才意识到在交响乐团门口白耗了几个钟头。回到家中，对父母谎称“我去了，但扑了个空”。 其实，我关在交响乐团只有很短的时期，关在楼下的杂物间。羊子智慧少了一根弦，她不知道，隔离的牛鬼怎么会关在楼上呢？文革头两年，跳楼的牛鬼总有几个。 不同的空间，在同一时间里，羊子正在石门路上瞎转悠，我已经转移到第一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牢房：１３号，西方人对“１３”这个数字认为是不吉利的，果然，有一人被看守发现做了一件错事，拉出去责罚，戴反铐五天，反铐将两手缚在背后，大小便不能拉裤子，吃饭不能用筷子，要有别人端着饭盒，象狗吃食那样把嘴拱饭盒子，尤其不便的是，晚上睡觉只能趴着，侧过身睡又睡不着，起来还得别人拉一把。连续五昼夜，那活受罪胜过蹲五年监狱。 发坏的看守要是看见了别人帮忙喂我饭，若是好心人，只是一晃而过；要是缺德的人，连给我帮忙的难友也一同戴上手铐，只是不戴反铐。我永远记得那个缺德的看守，他有个特殊的标记，在他耳朵下面长了一个赘疣。 四年的漫长岁月，能够给我精神慰藉的只有羊子和我的热恋，在不到一年的交往中，有许多甜蜜的细节会自动涌上心头。即使是痛苦吧，那种痛苦与戴反铐的性质完全不同，我只是干着急：如果一年一年这么拖下去，她的年龄也在增长，一个女子的青春就白白虚度，她会等待再等待吗？焦虑和忧伤使我在里面度日如年，爱情方面想得多了，就越想越狱，想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清醒过来，知道根本做不到，越狱的梦碎了之后，就沉思我走过的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先从那个伟大领袖，什么地方伟大作为思考的起点；此人爱说大话，凡出来一项荒谬的政策，总是“大”字当头，既不问可能，也不关切它的后果，而后果则是一场劫难！这样的领袖还值得我们崇拜、以致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恰恰是中国的愚民们，成全了这个独裁者（可悲者，很多人至今尚无觉醒），唯此，这个领袖才能独揽大权，并且继续作恶多端。 这样，我从反思到否定伟大领袖到否定这个党。我才明白过来，共产党是领袖的统治工具，客观上也是领袖的帮凶，王若望甘愿做愚民，正由于自己是这个党的党员的缘故呀！当我这么想的时候，竟回忆不起这个党为人民做过什么好事。 一个党员握有党票，就好比人民政府发的粮票。当粮票不能兑换粮食，它还有存在的价值么？同样，党员不能给人民做好事，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经过上述一番思索，我才大彻大悟，不愿再充当领袖的帮凶、挂着那个一钱不值的符号（党票）而招摇过市了。 我在张秀珩跟前说过：“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我讲出了人人心中要说而不敢说的话，我讲的是真理，但在中国却是足以判死刑的犯罪。换个角度，看到我的周围，对残害人民的事情格外的愤怒和不平，对张秀珩不再敌视，她也是做了毛泽东的帮凶，要害在于这个制度为什么赋予一个党一个领袖如此宰割人民的权力？ 我在拘捕的四年中，始终是未决犯，没有起诉，也未判决，索性判个多少年我也有个盼头。如今是年复一年的遥遥无期。如果没有监外的爱神，比较容易排遣那缠绵悱恻的痛苦。
一个法官 两个骑士 为什么一直拘押着我，既没有判决，又不起诉呢？内中有隐情，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秘密。 一位法官已经离休，他的执法多少保留一点做人的良知，此人是绍兴人，矮胖结实，脸型象庙里的菩萨，碰巧遇上他办理王若望反革命案，他审查了王某唯一的罪状，只有一句话：“要是他早点死脱就好了”。在场没有第三人可作证明。民主国家对犯法者称作“嫌犯”，那里的法律有“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国却不承认无罪推定，王若望在中国吃官司，即使推定有罪吧，跟朋友讲一句话怎能定罪呢？ 按林副主席的一号令找不着把柄，那么从历史上是不是做过叛徒也可以入罪。这时大陆正兴起“抓叛徒”的热浪，上海市公检法处理叛徒案感到穷于应付，就调用大学生红卫兵协助公安局调查叛徒案件。 受着大革命激荡的红卫兵，总希望抓叛徒越多越好，坐过牢的当然成了叛徒，他们的逻辑只有一条：不做叛徒，你怎么能从牢里钻出来？连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共六十一名中央领导人都成了“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如果没有坐过牢，或是解放以后出生的，历史条件根本出不了“叛徒”，那也无妨，贴几张大字报，再加上车轮战和武斗动刑，叛徒的帽子还是逃不脱。 可怜王若望正配上了前一种，即坐过国民党的牢又是活着从牢里“爬”了出来。铁打的“叛徒”帽子给你扣上，叫你有口难辩。 绍兴法官可不是“绍兴师爷”那号人，他指定了两位大学生红卫兵，分配他们内查外调，他赠给红卫兵一句话：“去了解熟悉王若望的干部，要求他们说真话，实事求是嘛”。 年轻人出发到各个省市外调，趁此机会游山玩水，听说毛主席就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一旦手头有钱，又有公检法的证明文件，到外地玩女人搞性骚扰，比起游山玩水，更尝到了额外的甜头。由于王若望的知情人分散在天南地北，负责外调的两位红卫兵，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叫王祉殷的青年，寻访了十二个大中城市和偏远省份，顾不上游山玩水，做到了不辱使命，回到上海顾不得休息，第二天就向绍兴法官递上几十份盖了公章的外调材料。 我出狱以后，王殷祉先生与我见过一面，他说： “你当年的老战友，如今有的当了省长，有的担任军分区司令员，最远我到了四川，南边去过广州，贵阳，有九位高干在北京，他们异口同声叫你小王，都证明你在被捕中没问题，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说，他和小王一同关在上海的漕河泾，后来移解到苏州陆军监狱，我们又关在一起。蹲国民党监狱，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不要草木皆兵，把我们的党看作是叛徒、内奸、走狗的集合体。 “广东省省长左洪涛（在狱中名叫彭国定），他听说造反派怀疑小王是叛徒，很不以为然，左省长说：‘小王入狱判刑十年，就凭着这一条，就足够证明他不是叛徒，我们出来是国共合作堂堂正正同一天释放的。出来以后他马上去了延安，如果在狱中有什么问题，延安的老同志早就揭发他了。事实上，小王到了延安才入的党’”。 王祉殷接着说：“两个月的行程，使我明白了许多问题，这次收获不仅还清了你的清白，我们两个也提高了认识，看来外界比赛似的抓叛徒，有几个是真的？四川省委杨超书记（在监狱里改名李季俊）听我介绍了老难友对小王的看法，他说其他难友看法和他是一样的。他向我公开批评四川的武斗闹得最厉害，他自己也曾戴上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这么说的时候，还有造反派的人在一旁监视着。他大无畏地跟我说：“没有这些老同志经历坐牢、刑场的考验，怎么能有共产党今天的胜利！” 他这话也是有意教育那个站在一旁的造反派。
从不自由──半自由 王祉殷同志又讲了绍兴法官与他面谈的内容：关于王若望的问题，经过他们认真的外调，基本上弄清楚了。还有一个手续要办，牵涉到十级干部的政治性质，还要政法委员批准才能放人。 政法委员主任是王维国----长征干部，后来查明他是林彪的死党，关于王若望一案，又搁浅了五个月。粉碎了“四人帮”，查明王维国罪大恶极，判他一个死罪。 还是这位绍兴法官细心，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林彪飞越国境摔死在温都尔汗。他找到了一个理由，原来张秀珩当年揭发王若望的反革命罪行，还诬蔑了林副主席，证明了当年王若望骂得对头的，他的这条罪状就不能成立。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宣布王若望教育释放。 出得牢门，第一个念头就是找一家饮食店美美吃一碗大肉面，可怜吃碗面条也要粮票，我只好说声抱歉。店里的伙计看出了我是光郎头，一双橡胶鞋又没有鞋带，（监牢里不许有带子之类的东西）人还没有走出门，这个家伙骂我‘小瘪三’。人家骂我一句无所谓，我至今还能记得，原来我指望出狱听到头一句话应该是吉利的，实际上我是从‘不自由’到‘半自由’，身上的晦气还是掸不掉。 从林彪摔死的一九七一年九月至我释放的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间又搁浅了七个月，后来才知道，作协单位有一伙极左派，当年批斗王若望咬牙切齿的那股狠劲，如今要这些人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不是等于否定自己吗？公安人员于先打招呼，通知作协准备王若望还是回原机关，这些极左派放言‘不欢迎’。‘捉放曹’只能演‘捉’，不能演下一本‘放’，极左派紧跟毛泽东扯的顺风旗，绍兴法官也得让他三分。 文联特地召开一个大会来“欢迎”刚刚获得解放的老作家，按照当年“捉放曹”的原来的规模，这一回却少了我家的子女也少了那个证人长舌妇，多了一批“五七干校”劳改的学员们，全国著名作家巴金也在里头。在他写的“怀念萧珊”一文中，曾提及难得有此机会，捞着一次与他已得了癌症的妻子聚首的机会。似乎颇感谢王若望。 最后大会主席当众宣布我只是教育释放，却留下一条挥之不去的现行反革命尾巴。刚获得自由时的兴奋，一下子崩塌了。上帝赐给我的自由还是有限的。那个饮食店的伙计用小瘪三来形容我，此话给他说对了，往后我还是头号敌人，还得夹着反革命的尾巴做人，会后由一名公安专门找我谈话：反林彪你没有反错，而反毛的言论还是现行反革命，不得平反。 不过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却能在外自由活动，这在所有判刑的政治犯中，大概也是罕见的吧。
欢聚中的血泪 回到家中我只能强颜欢笑，发现子女们都长大了许多，大女儿已经结婚，摇篮里降生了第三代。儿子们嘴巴上长出汗毛。我自己有四年没有照镜子，对着镜子发现自己也老了许多，黄瘦、精神颓丧，我几乎不认识自己了。我本当把身后那条耻辱的尾巴不露出来，进门不到半个小时，就由一名公安和街道组长破门而入，当着孩子们的面宣布“你们的父亲交街道监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专政的刺刀立刻破坏了家庭团聚的欢乐。 我的强颜欢笑再也笑不起来，懂事的孩子们烧好一碗面条让我吃个饱，一面吃，孩子们急于把积聚在心里的话全倒出来，倒出来的多半是令人颤栗的消息，我们的住家是十二层高楼，文革期间已有两女一男从楼顶跳下去。 有一位钟伯伯在抓叛徒的高潮中，他也跳楼而死。我的二女儿北珍还讲了当初钟伯伯曾关怀地问她：“你爸爸会不会自杀”？女儿很有把握地说：“不会，即使给他十根绳子，我爸爸也不会自杀”。想不到他自己倒去跳楼了。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偏偏要去寻死呢？ 究竟还是孩子呀，她怎么知道，如果对这个社会不是完全绝望，不得不与这个世界决裂，人们就不会想到自杀呀！ 孩子们讲起：爸爸关进去以后，羊子阿姨还是来，每次探亲假回到上海，她就到我们家照看弟妹们，小伙子说上初中需要算盘，阿姨掏钱替他买来了。她到我们家打扫卫生，拂拭窗户，总是没闲着。六六补充道：我们的被子也是阿姨教我们拆了洗，晾干了又缝起来。后来羊子的兄弟告诉我们：‘她到王家来不安好心哩，不要让她再进你家的门’。‘不安好心’是什么意思呢？要说为了贪图遗产，已经倾家荡产的人家，还有什么‘贪图’的呢？唯一的猜想，莫非要做后娘？总之，孩子们从此对她怀有戒心，羊子阿姨淘米做好了饭，懂事的姐姐便把热饭锅藏起来，不给羊子阿姨吃，表示不欢迎她。 她是流着眼泪出门的，从此她再没来过家里。 我能责备孩子们么？能责备羊子的弟弟么？可是听了孩子们的陈述，就象刀子扎在心头，早已幻灭的爱情又复燃起来，我料想她或许还不曾成家。 我决心写一封信向羊子阿姨道歉，顺便告诉她我已经获得一半的自由。 羊子很快来到上海，我不隐讳头上还有帽子，她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生易老，人心易碎，永恒的爱是小说家的吹牛，但永恒的良心是存在的，我既然誓言在先，你既然也曾讲过“拉着但丁入地狱”，现在是该我履行诺言的时候：所以，无论什么帽子，对我已无所谓。今后，只要毛泽东统帅中国大地，在我们面前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将准备迎接红色恐怖之光”。 我当时倒有疑虑：我的薪水每月只有五十元，我有七个子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龄差距不小咧。 羊子说：“这些都不计较，至于年龄大小，我们不必结婚，法国女作家梅琛葆比罗兰大五十岁哩，他们之间的通讯集，其中的情爱可是热辣辣的”。 抓住这个当口，我说我不是法国人，法国人有一种“精神恋爱”，精神恋爱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吧。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将陪伴你到生命的终点”！她引用梅琛葆的一句话结束了这次难忘的会面。
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我的生命中，最怀念的要数张琴秋大姐，在《王若望自传》第一、二卷里，就写着我与张大姐长达三十年的交往。（参看第一卷“一个最不幸的人”，第二卷的“假参政、真恋爱”和“发现一个金矿”各章） 当我在政治上或是爱情生活上，每遇到不幸和挫折，就想起我的张大姐。自从张琴秋当了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没机会到北京，加之自己的劫难一个接一个，我没跟张大姐见过面，连一封信也没写，回忆我的心情，觉着自己黑运高照，当年她对我存着多大的期望，如今愧对张大姐就懒得动笔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部下，曾在《自传》第二卷一二七页中提到的老红军周祥山同志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他说：张琴秋部长已经自杀身亡。 这位周祥山将军的遭遇也够惨的：他原在北京建筑工程部工作，六十七岁离休，下边子孙成群。按说他是长征老红军，内战时受过伤，已经离休在家，该不会堕入牛鬼队伍了吧，而“西纠”红卫兵还是没放过他，先把他全家逐出北京，老将军晓以大义，红卫兵骂他是大叛徒张国焘手下的小叛徒。亏得他身体硬朗，他的二儿在北京西城区做区长，目前尚未打倒，老将军去头靠儿子，他有个心愿，做国家的主人，怎能做个娃娃们的奴隶？他不动声色地搜集红卫兵专门打击老干部的材料，打算把这些材料交给周总理。在搜集材料中发现有个高干投机分子，在背地里指使娃娃们打这个，撵那个，看来这场大革命的内幕很复杂。 为此，周祥山专程来到上海，他找到了我，知道我是张琴秋的崇拜者，一见面就报告了张大姐自杀的消息。 张大姐在文革初期就被隔离起来，隔离的地点换了好几个地方，据说只有要犯才能“享受”这种“待遇”，日子长了就明白，几个红卫兵组织之间打群架，往往象土匪一样，抢了隔离中的走资派或是叛徒隐藏在某个地方，作为人质。周祥山开头还知道张团长关在那里（周喊她张团长，因在四方面军时期，张琴秋做过“妇女战斗团长”，叫惯了就不易改过来）。后来就不明不白她又搬到哪里去了。所以她跳楼的时候在哪一幢楼里，我始终没查清楚。张大姐终年六十五岁。 最大的遗憾，张大姐一家全都死绝，所以她的自杀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个一致的说法。查第一卷《自传》里，写到张大姐如何死法，说她“文革期间自沉于海”（３９４页）应予更正。 周祥山哭丧着脸告诉我：“我只知道她死于一九六八年的四月，有两个十七、八多岁的黄毛丫头去找纺织副部长交代问题，张团长说：‘我的交待材料已经成了山，我已经无话可说。浩！玛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世界吧’”！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 她唱俄国歌曲，经纺织工业部某科长听她唱这首歌，译成中文便是： “同志！沸腾的血冲撞在心头，敌人不消灭，誓言不甘休！ 我们在你墓前宣誓： “一定为你报这血海深仇！” 唱罢，她从六层楼上跳下去了！ 张团长临死以前，她女儿玛娅因参加一九六八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而被捕，她死在狱中，是否判了死刑，不得而知，女儿的死期与妈妈的跳楼恰巧同年同月。 玛娅出生于莫斯科，是张琴秋与沉泽民于一九二五年留苏时期生下的姑娘，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结婚。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的兄长。 一九三三年沉泽民进入鄂豫皖苏区死于疟疾，张大姐后与陈昌浩结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参看二卷附录：“西路军覆灭密史”，那里有凭有据证实西路军的覆灭系毛泽东借刀杀人之计）。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了替罪羊，陈于一九六七年死于狱中，先他妻子早了一年命赴黄泉。可悲的是，张琴秋临死既不知女儿的死讯，也不知道丈夫的噩耗，她自己在跳楼的时候还念着：“浩！玛娅！再会在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吧”！这句话，多么沉痛，痛恨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她只有寄希望于来生了。张琴秋一家已经死尽杀绝，据说她唯一的女儿玛娅之死，执行吏索取死刑犯的子弹费，都没有找着家属支付一毛五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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