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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早已还,马列复何辜


——与辛灏年先生商榷

         舒天然

 

编者按:本刊编辑部很高兴在众多来稿中读到舒天然先生对辛灏年教授“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的质疑文章,并愿意就此问题与舒先生,也与所有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交流。

 

  辛教授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说“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要“驱除马列,还我中华”因为“马列祸害了中华”云云,其情也深,其意也切;我在深受感动之余,却也如坠五里雾中。依辛教授高见,原来一个人是不是“中华儿女”不在于他(她)是否黄皮肤黑眼睛抑或拿的是什么护照身份证,只要此人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就得被贴上“马列子孙”的标签而被真正的“中华儿女”扫地出门,就象辛先生提到的那位浙江省委书记一样。那么照辛教授这个逻辑,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也不能算中华儿女,而是耶和华、耶稣的子孙,因为这些都是洋教。那么辛教授自己算不算“中华儿女”呢?也悬,因为辛教授所推崇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之类也都是洋人的东西——亚当斯密、孟德斯鸠、洛克等名字辛先生不会陌生。这么推断下来,辛先生又得算谁的子孙呢?

  笔者对“中华儿女”的定义与辛教授可截然不同。依愚所见,1840年后的“百年强国梦”根本就是解答两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会落后挨打?2)怎样才能使民族振兴?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很自然从中华文化以外的各种文化、理论中寻找答案。当时出现的各种理论,提出的不同道路。无论师夷长技以自强,或是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再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先人对这两个问题所做出的解答,无论对错,目的只有一个,殊途而同归;何必偏偏把马列主义者排斥在“中华儿女”之外呢?有时候还是多讨论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好。

  何况,“中华儿女”作为一个抽象、集合概念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就象“人民”这个词一样。汪精卫们算不算“中华儿女”?对他们评价怎样?白求恩、飞虎队烈士们不是中国人,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任何人,任何政治团体,只要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都应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纪念,不管他信什么,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中国人。这个观点应该是有着拳拳爱国心的辛教授所能接受的吧。还是那个问题,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那么多匆匆过客,为什么唯独中共最终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难道是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政党所能做到的吗?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难道没有为中华民族作出一点贡献吗?是没有还是辛教授一时没有看见,抑或干脆就是不想承认?

  与辛教授所作的“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结论相反,有一位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叫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在一本再版多次的《Mao's China and After》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远不是人们想象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其发展速度比近代工业舞台上的日本、德国等几个后起之秀工业化最剧烈的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就,80年代那些出名的改革家们将找不到改革的对象。他还写道,未来的史学家们,固然不会忽略毛泽东时代的错误与罪恶,却也一定会将其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社会和民生利益的时代而载入史册(中文大意)。当然,此人是否曾受到中共统战尚待查证,但笔者还记得,70年代日本有关部门一份报告中对当时中国经济几乎是赞不绝口,尽管当时中国还很穷。辛教授当年饿过肚子,就象家父家母当年一样,自然要义愤填膺地指责毛泽东对“肚皮经济学”一窍不通;只是笔者听说日本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走向共和》中描绘的日本人节衣缩食捐款买军舰的情况也就反映了日本发展早期的民生艰难。有个笑话,叫做一个傻子一口气吃了九个烧饼,便连声后悔说前八个都白吃了,明明吃了第九个就饱了嘛。不知辛先生觉得好笑不好笑。

  那么腐败、道德沦丧之类问题是否应归咎于马列主义对中国的祸害呢?据我所知,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都没有今天严重;而中国今天的问题,别的国家在昨天也不是没出现过。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使“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冷酷的现金关系”。依笔者看,恰恰是现在的人们正是丧失了对马列毛理论的朴素信仰,加上受西方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的诱导和文化侵略才变成这个样子。就腐败而言,单从“透明国际”提供的资料看,中国腐败程度是不容乐观,但很多非马列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腐败严重。连辛教授最近也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了。看来辛教授也一时开不出解决今天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效药方,但至少且慢打马恩列斯毛的屁股。

  辛教授在演讲中用那么多抽象的,有些煽情的语言告诉听众马列如何“祸害中华”,如何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心”等等,却老举不出一个令笔者信服的事例说明这一点。所谓“台湾独立”显然是因为美国从中作梗,看看它当年对墨西哥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所谓“向马克思报到”乃一句戏言耳,就象西方“见上帝”一样,不知到底触动辛教授哪根神经。而辛教授所批判的民族虚无主义是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就出现的一股思潮,并非现在才有的,跟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更没有必然联系,倒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很明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见这种偏激的观点终究未成为主流——对有些人让他自讨没趣就行了,浪费那么多感情干吗。

  纵观中华民族过去的探索历程,马列使我们失去的其实是我们事实上并不拥有的东西,如民主,统一,罗斯福空口许诺的大国地位;而让我们得到的,却真正是百年来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梦寐以求,为之努力奋斗,前仆后继,万死不辞的东西,如民族的独立自由,国家的繁荣昌盛,强大的综合国力,等等。这一点西方学者心里都比我们某些人更有数。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辛教授那样对马列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在其大作中用整整一节的篇幅揭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和反动本质还要不断地口诛笔伐呢?笔者不才,对马列也只略知一二,并未“用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还是忍不住斗胆揣度一番,看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还是辛先生理解发生了错误。

  其一,辛教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跟马克思不同。首先马克思不象辛教授那样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继而出现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仅私有制,就连公有制下也同样有商品经济,只要还存在社会分工。而“资本主义生产”却不同,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中资本与劳动雇佣关系的基础上,把劳动力变为商品。商品经济迄今已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而历史教科书上说直到中国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欧洲也是13到14世纪才逐渐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说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有明显区别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由凝聚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决定”,或曰“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另外还有“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概念。不知辛教授从何看出马克思“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马克思也并未把资本主义“既当作经济形态的概念来加以批判,又当作政治制度的概念来加以反对”,也谈不上“指责”谁。《资本论》只是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入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全面揭示,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这一切都是科学分析,并无太多情绪的宣泄。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可笑”,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否给全世界都带来“政治上的光明和进步”和“经济上的繁荣和昌盛”,看一看非洲、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就可以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本身的成形和成熟”也许在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的劳资关系”,但笔者很怀疑象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没有机会走西方国家发展的老路——如果人类还只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话。

  其二,辛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令人匪夷所思。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这都是普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何来“马克思主义是费尔巴哈唯物哲学的唯心化”之说?黑格尔哲学是唯心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它们各有其合理内核,也各有其错误与缺陷。马克思在对这两种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这都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何谓“脱掉黑格尔的帽子,换上费尔巴哈的靴子”?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或许有其局限性,罗素的批评不无道理,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不可能是唯心的东西。

  接着辛教授又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错误地发展成“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展的绝对理论”,并“因马克思的绝对化而充满了绝对精神”。希望辛先生把高中政治课本好好翻一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世界是矛盾运动着的;阶级斗争学说是这一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只能以斗争的方式求转化和求发展的绝对理论”只能代表辛教授个人看法,跟“绝对精神”更是压根风马牛不相及。

  其三,辛先生认为“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暴力共产主义”,乍一看有道理。恩格斯晚年就肯定过无产阶级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但辛先生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多从道义角度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翻身得解放一筹莫展,搞的几个“共产主义试验”也无不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即随着社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每个人的才能发挥都局限在某一个非常微小的专业领域内,追求的是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有本名叫《单向度的人》的著作就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生动描述),使得本应为人所利用,为人的发展服务的物质财富反过来成为发展目标,却把人成为获取最大物质利益的工具,使人坠入物的陷阱。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人们便可以从这种物的陷阱中解脱出来。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阶级、政党、国家等都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大意如此)。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而不再是狭隘、受物质局限的发展,人本身成为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人性得到彻底解放。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决定的。在指责马克思“横加糟蹋”共产主义一语前,还是请辛教授把我上面所写的一大段话先驳倒再说吧。至于什么“共产主义天堂”说,“教政合一说”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展开驳斥了。共产主义是否被马克思当作天堂,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宗教,就给读者去判断吧。

  其实说到底,辛教授所要驱除的马列,更多的还是存在于辛教授头脑中的那个马列,而并不是为学术界思想界所普遍认可接受的那个马列。倘若马克思主义真是与世界历史背道而驰的“大毒草”,又怎么会流传一百多年,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辛教授是聪明人,别人就都是傻子吗?其实辛教授那个“民主革命力量要与专制复辟势力经过反复较量才能最终取胜”的理论在笔者看来,几乎就是中学政治课本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理论的翻版。用辩证法的话说,这叫做“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或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辛教授百般贬斥马克思主义,到头来也难以摆脱马克思主义这个如来佛的掌心。不知辛教授意下如何?

200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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