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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爬血腥路 ──忆我贱民、平民人生（选 载） 华 忆 生
五、青年 · 阶级斗争内熬煎
4、北京某大学右派份子 1956年10月中旬，位于六部口斜对面长安街北侧的市人民政府转业建设委员会传来讯息，决定介绍我去北京某大学生物学系工作。 据说在决定介绍我去此大学之前，新华社想用我。说我的文笔和书写都不错，原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与新闻工作性质相同，很合适。但看档案看完后，发现我有个历史反革命母亲，便带着十分的遗憾放弃了，因为新华社不宜录用家庭有问题的人员。去招聘看档案的新华社人事干部当然不是个人好恶随便乱定取舍，他就个人意愿是对我看好，十分想用。但重要机构的用人原则限制了他个人爱好，得服从原则。问题就是这个原则对不对。显然是毛泽东思想在作怪。毛泽东思想是封建法西斯思想，封建血统论，封建株连论。老子反动儿混蛋，母亲是历史反革命，儿子必是派遣特务。虽然肃反运动原定按反革命罪判十五年徒刑最终未实行，放了我一马，高抬贵手，以团内警告代替十五年徒刑，但这次仍未能幸免。 新华社不用我，北京某大学正大批进人，生物系要实验员。该大学不是保密机构，对我的家庭暂时忽略不计，要了我。 1956年11月初，父亲正好要到西郊看望友人、正在休养的原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所辖公用小汽车队要了一辆车，顺便把我带到学校。那时西校门可进汽车，驶到1954年盖起的生物楼，放下我便自去看袁仲贤了。这个大学地址，不是老牌原装，那是在沙滩红楼，蔡元培、胡适等当校长，陈独秀、杨怀中等当教授，毛泽东拿8元一月工薪当管书员，因写字不工整挨张申府斥责，都发生在红楼。这便是是毛泽东发迹进入北京城占领中南海皇宫登殿一边倒，按史达林模式占领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燕园改装的文理学院的xx大学。 学校人事处告诉我，复员就业，军龄当工龄连继计算，但职业重来，头半年试用期工资每月五十六元。转正，1957年5月开始62元。生物学系秘书张之弼说，无脊椎动物学、昆虫学教研室陈阅增教授需要一名助手，安排我做陈先生的科研实验员。那时陈先生从英国回来不久，科研题目是鱼血锥虫的研究，他的助教是李静涵女士。张之弼对我说，陈阅增同志是共产党员，你跟着他好好干。这时生物系主任为张景钺教授，其夫人崔芝兰教授。校长马寅初，党委书记江隆基。 我这次来北京认父亲，是听了长沙湖南省参事谢伯伯的劝告，却是背着母亲的。我母亲离婚后不再婚，男子服装，男式头发，短分。不仅我不喊母亲妈妈娘，喊“伯伯”，我的姨表兄弟姐妹都喊他“么舅”，她三姊妹中行三。我到大学报到后，表妹文钧来信说，么舅见我久不返湘，打开我的箱子，发现我生父的信和相片，气坏了。醒转后说再也不要我寄钱，宁肯饿死。事实上以后我自身难保，也没钱寄给她。进学校半年就把我划为右派，撤职，每月五十元，后改为到工厂劳动改造每月右派生活费十八元。文化革命赶出北京工厂，右派生活费也没有，流放湖南，衣食无着，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直到母亲在文化革命中受不了无穷尽地斗争被迫自杀，我一直没钱尽儿子对无劳力母亲应尽的供养责任。 父亲把我弄到北京身边工作，有他自己的算盘。那边母亲不理我，这边父亲找我谈，要我打报告改姓，归宗，并要求我以后与母亲断绝来往，不再寄钱给她，和母亲家亲戚朋友全部彻底断绝关系。这样就表示我站稳了革命立场，与反革命彻底划清了界线，免得共产党爱好运动，再搞政治运动时拿你当运动员。我坚决拒绝了。我若照父亲说的做，母亲马上气死。母亲把我养大，父亲只生我身，不尽养育之责，离婚后一分钱赡养费没给过，从未看过我一次。只在我十二岁生病母亲失业无医药费，他的朋友骂他无舐犊情不如畜牲时，才由我打收条，九牛拔一毛地给了点钱。离婚时本要我为他家传宗接代，因女方将儿子抢走，便不给赡养费。现在大儿子找上门来，便走谢觉哉的后门把我留在北京，目的是已有两个儿子传宗接代嫌少，把当初没抢着的长子抢回来。至于改姓可保政治运动平安也不保险，大妹就不能留苏，我改姓也不是进保险公司。即便真能保险，我也不能昧良心背叛含辛茹苦养我的生母。我具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倒还是多少记在心里。父亲当“帝封官”，虽无实权，站在统治者线上，与共产党高官为朋，我不应攀高枝踩被打倒在地的母亲。我必须坚持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 从那以后我住在学校单身宿舍16楼，在广场或曰三角地之边缘，很少去父亲家。 我成为一边倒改装文理学院的该所大学的职员后，见到的大学果然有一边倒特色，学习空气浓厚，但空气压抑沉闷。留苏学生吃香，留英美的老先生抬不起头。摩根派李汝祺教授被压制，巴甫洛夫条件反射风行，生物系养大群狗条件反射。年青的共产党系党领导如胡XX、陈XX等趾高气扬，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老教授颐指气使。全校老先生被迫速成学俄语。语言也有阶级性，喜好英文是崇洋媚外，流行俄语一边倒是革命选择。全大陆的中学外语课，由解放前的英语改为俄语。俄语外来词风行，如“布拉机、大瓦里稀”等。“苏联今天是我们明天”。红楼原装该大学从前可是提倡科学、民主、思想自由，相容并包。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长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民族精英在校聚集，知识份子通过思想启蒙，唤起民众自下而上进行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要为知识份子提供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建成独立知识份子的自由集合体，让知识份子永远成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种精神在1956年11月我到该校参加工作时，已经根本看不见了。知识份子除青年共产党员外，被知识份子改造运动改造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新思想，讲究民主科学。由红楼搬到燕园的X大，已看不到民主，只见“毛主、党主、苏主”。思想自由消失了，相容并包废除了，只有马列、毛泽东思想可以存在，只剩一言堂。马列、毛泽东思想封杀一切思想，万人一呆脑，万嘴一声音。学习空气还有，科学还有，但被套上红箍，只有苏联科学。教材全译苏联的，中国人编的不能用，英美的绝不可用，讲阶级性。在教科书里，瓦特、富克兰林、爱迪生等英美科学家销声匿迹；罗蒙洛索夫，保保夫，巴甫洛夫各种“夫”和“斯基”大显神通，骗子李森科被推崇备至。 不仅X大，全中国都是毛主、党主、苏主。不仅对北大、清华实行一边倒改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照搬史达林大调整。系、专业都照搬苏联改组。科学有阶级性，设什么系要讲阶级。取消不研究马列的社会学系。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逼迫社会学名教授、民盟中央党委潘光旦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洗脑，臣服史达林毛泽东。潘光旦检查十二次都不得过关。后来1957年引蛇出洞，诱人鸣放。中共邀请潘光旦等大知识份子帮党整风。潘光旦吸取教训，坚决声明“不跳”。中共劝高级知识份子要有主人翁感，有人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党是亲娘，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儿子只有听娘教诲的份。”但潘光旦等许多大知识份子不仅在知识份子改造中被逼得自我掌嘴，伏地认罪，1957年夏天依然被毛主打成大右派，逃不脱娘的鞭笞。潘光旦后来被苦劝不过，说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之类的话，这些话成了他荣获“大右派”称号的资本。 1952年抄苏联院系大调整时不单X大，全国各高校按照苏联模式院系调整，把认为不研究马列的、或苏联大学不设的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国际法、人口学、民族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统统取消，使教授们荒废专业，去干杂事。如把教授们弄去图书馆当柜员，或教俄文，或教美术，或当别专业的助教，或当省参事，白白浪费人才。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汉说：“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物件就是社会上各种人的关系，……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社会调查。”“中国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这番话被定为欲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篡夺马列主义阵地，划为右派。由于李景汉曾留学美国，又成了“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奴才。”凡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因取消那些学科，被剥夺教席去干杂事、教别的课或闲置的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律学等“资产阶级”学科的教授们，大多发表意见要求恢复社会学系。对此共产党正式答覆云：“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是反科学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把一些谎话披上科学的伪装。……普通的工人农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为资产阶级科学打开复辟道路，也就是为资本主义打开复辟道路。”于是，不仅给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戴右派帽，凡主张社会学系应恢复者，差不多全数划归右派大军。院系调整时，所有综合大学都拆开，按专科归并。把清华大学的理科、文科并入北大，北大的工科归入清华，医学院独立成北京医学院。结果清华大学变成工学院，北京大学变成文理学院，都不能算综合大学。另又新设钢铁学院等专科学院。四十年后又“大复辟”，要与“国际接轨”，许多专科大学合并。 我1956年到X大时，正处于全国肃反工作不平衡进展，有的单位刚扫尾，如X大。我参加系教职员工大会，系共产党总支委员会陈XX代表党总支向姚XX道歉。陈XX和我同年，湖南人。姚XX比我小一岁，本系毕业留校当助教，肃反中被当成反革命斗争。参加这个会使我联想到江苏军区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徐建华向我也说过道歉，原来我和姚XX同病相怜。肃反运动到处都斗错人，许多人冤枉死去。如果由公安机关调查据实定案，不搞群众运动，就不会出现陈XX道歉的场景。我的感想是陈XX猫哭老鼠。陈XX向姚道歉之后，姚写了一篇感想《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在大会上念，在学校刊登，喊共产党为亲娘，57年又因为此文而被划为右派。 1957年3月，我在X大听口头传达毛泽东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西饿死了人，人民不满，有过激表示。东北农民对税太重、负担不合理严重不满，砸了区、乡政府。毛泽东呼吁人民不要对区乡政府用敌我矛盾对待，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在1957年夏天见报时精神完全改变，还加“香花毒草”六条标准用以划右派。原讲话精神为政府有错，请人民客气一点儿，咱们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见报时颠倒为你们向党进攻，党本无错，你们犯了罪，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是你右派自外于人民。 XX大学及全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1月就决定引蛇出洞，故意在4月份抛出整风鸣放诱饵。X大五月十九日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贴在广场，今名三角地。其他各界纷纷鸣放。只有等候蛇出洞捕捉的人，早已接到密令。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说是“阳谋”，根本是放屁，是恶毒的阴谋。 1957年5月19日以后，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认为可以叫做“五．一九运动”，现在看来不合适，事情起端并非五．一九，至少可上溯到批“野百合花”。大字报我都看了，但我没贴过大字报。林希翎从人民大学来演讲我也听过，她本名程海果。看大字报时我见到有人抄大字报，也有拍照者。大概是探子。看到X大满墙大字报，我想起八、九年前我在南京中央大学看到的大字报，那时我十多岁，高中学生。那时的大字报是骂国民党的，现在是骂共产党的。大字报这种形式是共产党发明的，用它针对共产党恐怕不妙。但我对大字报内容多半赞同。从报纸看到的各界鸣放意见也多半认为说得对。各方面的意见总起来说是反对一党专政，要求民主。学生中有要求取消政治课，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人民、不准思想自由不满。有人要求取消控制人自由的档案制。 只鸣放半个多月，毛泽东就凶相毕露，杀回马枪。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这是为什么》，后抛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一系列早已准备好的反击号令。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精神颠倒的杀气腾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在此之前，生物系党总支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座谈会，在系主任张先生位于燕东园的客厅，摆出茶点，由系秘书张XX主持，欢迎鸣放。我们不说话。张秘书说：革命军人、国家干部应该爱护党，提点意见。那次我没说话。 之后一次团员会上，又促大家爱护“党妈”。多少提一点表示帮助党整风，爱护共产党。我想起看过一个苏联电影，谈谈感想，顺便用此感想算是提看法爱护党。我见电影中一青年坐在河边玩，不小心力士鞋掉进河中，那种鞋是极普通胶底布面系带鞋。电影中该青年去商店又买一双，化去×卢布。我一想，中国买此鞋约2元，和那商店鞋价算成卢布的比，卢布很不值钱。具体数如今已忘，意思记得。假设一个数，商店该鞋卖16卢布，按鞋价换算，卢布比人民币8：1。但我见银行牌价卢布比人民币为1：1（如今假设数）。意思是苏联强行将卢布价值通过银行抬高，占了中国便宜。又联想到，北大中国教授比苏联专家工资少许多。我最后说的是，“苏联不该占中国便宜”。 又过几天，生物系工会在生物楼大厅布置一个“工会鸣放园地”，写个报头，挂一大块布，各人可写一张32开纸的钢笔字意见用别针别上即成。系主任张先生的夫人崔教授上次发言，说肃反运动整错了许多人，现在党在整风，一些党员还笑嘻嘻，很不好，应有沉痛感。我借此写一篇32开纸感想贴在工会鸣放园地。内容是：崔先生的话说得好。整死人，造成孤儿寡妇，还笑，对得起冤魂吗？这些人的头脑被残忍的福马林固定。做了坏事应当忏悔，吸取教训。找暗藏的反革命若用公安局调查据实清理，不搞乱七八糟的群众运动，就不致于冤枉许多好人。最后署名“一个青年团员XXX”。 那时我住在广场边16楼，同室有化学系刘XX。我和他同去学生宿舍找过物理系学生谭XX，我们互不认识。我问他，现在反击右派，你大字报多，恐怕危险，你怕吗？想过自己的安全没有。谭XX说，我只想把应说的话说出去，没想过其他。后来，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直接扣反革命帽子，整死了。谭XX被划为极右学生。 第一批划右派在六、七月份，后来，X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被认为抓右不积极，贬调兰州大学。陆平接任，超额完成抓右任务，到了1957年十月掀起了第二个波峰。 我是在第二阶段，十月份被斗争、戴上右派帽子的。给我加冕时认定的罪状是母亲为历史反革命，把我的档案公布在大厅。XXX攻击伟大苏联占中国便宜，破坏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攻击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污蔑肃反运动冤枉人，站在反革命立场为反革命鸣冤叫屈。航空学院学生、我的同父异母妹妹到生物系来检举我。我不知检举了什么，我早已发现他们家极左，没有乱说什么，顶多说过我自己在肃反运动被搞错，那是事实。不久接到她一封信，信中说：“大哥，你是革命军人，干部。我没想到你会伤害亲爱的党……。”我没伤害亲爱的党，只是自己独立思考。无论我说了什么话，都未损伤共产党一根毫毛，何况我说的是事实。后来我父亲说我得罪了共产党。有可能，共产党只爱吹捧，不听实话。 在这两次高峰之间的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发出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X大领导指使骨干偷看学生日记、信件，有认为思想不好者，抓为右派，以致才报到入学，根本未参加五月“鸣放”的新生也有右派份子。不仅“吸收反胡风经验”偷看日记信件，X大还挖出“点头右派”、“摇头右派”。骨干分子除对广场的大字报抄录、拍照、以做算帐之用以外，还以特务手段观察看大字报人群的反映，记录在案，据以划右。谁在向党进攻大字报前边看边点头，谁也是向党进攻，是为“点头右派”。谁在反击右派大字报前边看边摇头，此人立场与右派一致，是为“摇头右派”。戴帽时，辩护说我没有鸣放，没贴大字报，为何划我为右派？党曰，你看大字报立场鲜明，还敢狡赖？不由分说，一一“加冕”。用信件日记定罪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仅反胡风集团灵验，反右亦大显神通。不仅X大活学活用，全国皆以查日记查信，断章取义、左拼右摘诬以反罪为每试必灵的抓右法宝，发展与充实了毛泽东的革命“三大法宝”。 反右运动中，没有鸣放，连日记信件无问题，任何蛛丝马迹皆无的人，为了凑足毛皇规定的数，被圈入右派另册的也数不胜数。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听话的，有海外关系的，有旧历史的，志愿军被美国俘虏送回国的等等，加以排队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额乘人口总数，套那串候划队伍，线外者幸免。此法为共产党惯用，评先进、劳模，涨工资，提职称，杀反革命，不论好事坏事均是排队加比例。划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须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册，归类贱民，或送“绞肉机”监管甚至夺命，或交群众专政。象作曲家、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1950年中共鼓励他由香港回国，他把长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又独自捐一架飞机。但后来却以他从香港回来为罪名划为右派，押送安徽劳改，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二十一世纪领路人宣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是违反斯、毛原理的，却又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真是自相矛盾。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史达林斥铁托为共产主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毛泽东十分赞赏史达林。 1957年，我们系毕业班学生蒋XX贴大字报，主张照铁托模式实行选举产生政府，被划为极右学生，和我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二十一年贱民惨遇，幸好留下性命。1957年中共指使《人民日报》故意刊登一篇铁托演讲文稿，引起很多人好奇，便仔细阅读此份难见的原文。有某人在阅读铁托文章时，对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笔划上贡贡道道。被人发现报告领导。领导即通知画贡人：“你是本单位右派份子”。画贡人说，我并不赞成南共纲领，画贡是认为那段落为铁托思想的重点，不等于我赞同铁托观点。申辩无效，他被诬以“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真正社会主义”的罪名戴右派帽子送劳改营。有一位小学女老师，二十岁，自己未鸣放任何意见，只是看报时出声念了一段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文章，当时没事。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为知名大右派，曾将大右派文章念出声的大姑娘小学教师就成了小女右派。她被送往劳改农场好几年，后放回家，仍不准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吃苦挨整二十年。 1957年大鸣大放时，5月19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大字报纷纷贴于广场，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演讲几次，被划为右派。1957年以前，林希翎有个同班女同学，是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志愿军老大姐、调干生。另有少数带职带原薪学生。早先系里的党团组织准备发展青年女生林希翎为团员，就派这位老大姐个别关心、帮助林希翎，老大姐受领任务，经常和林希翎接触。不料林希翎成了右派份子，志愿军老大姐是组织上派任的悖姆，也成了右派份子。连带她的丈夫和弟弟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成右派份子。她丈夫是个解放军军官，因为妻子被林希翎连锁为右派，丈夫因妻子连锁为右派，丈夫、解放军军官自然原有战友、朋友一群，都为共产党打过仗卖过命，都因悖姆丈夫是右派也连锁反应成为右派。因林希翎是右派，仅北京一地就连串划了一百七十人之多，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右派串”。还有，林希翎奉命交出了自己的信件，党审阅后，与她通过信的青年全部落入右派网。记者詹寰1956年9月写给林希翎的信被党当作詹寰的反动思想证据登上《人民日报》示众：“看看吧，在我们的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喏喏、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诌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但读者看詹寰此话，却并无任何反动之处。 到五七年年底前，北京XX大学反右斗争到了最后处理阶段。全体右派听了周恩来和彭真分别作的报告，说右派向党进攻，对不起共产党，应当对右派处分。这是指尚未捕入监狱者，早已有右派入监或枪毙。若不给右派处分不足以平民愤。要求右派好好劳动，努力改造，争取摘帽子，回到人民队伍。听周恩来的意思，大约五年可以摘，好比毛泽东订过并不执行的地主劳动五年可摘地主帽的虚伪规定一样。 X大公布了国务院定的对学生中右派份子处理办法，分六级，和对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办法，也分六级。第一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撤职，保留公职和公民权，到工厂、农村监督劳动。三，四，五是降级降薪依次递减，第六级只戴右帽，免于处分。学生与薪给人员各级右派全部开除党、团籍。生物系的领导艺术高超，为了说明处分规定之正确，教职员右派六人，每级一人。姚XX一级，本人二级，女助教于XX六级，李XX五级。中间三，四级也各有一人，过去四十余年，记不起姓名了。 1957年十二月，在生物楼101室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进行宣判。负责人说，对右派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念处理办法六级。念完说，以下宣判，如不接受处分，可以回家自谋生路。接着宣判，判一个，就让一个表态是否接受。姚XX，生物系助教，决定给予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份子处理办法第一级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姚XX说不回家自谋生路。从101室门外进来两名员警将姚仁杰带走。其实若表示不接受处分也白费，照样执行。老百姓落到共产党手里，生杀予夺全在党，个人只有听任摆布的份。负责人接着说，给予XXX右派份子二级处分，开除团籍，保留公职和公民权，撤职，下工厂监督劳动。宣判我完毕，没有员警进来，我不是劳动教养。下面四个一一宣判完毕散会。 我在宣判大会散会后回到24号宿舍楼时，见姚XX往楼的东门正在向外搬行李，不多会姚就被员警带走离校。我们监督劳动的等待安排去处。文科的是去农村，理科的去工厂，学生、教职员都是，但李懋学，于豪健五、六级右派留校考察。在等待离校去工厂监督劳动期间，在生物系我无资格工作了，就听命打扫厕所，在系内劳动。 姚XX那种劳动教养，是共产党对人民严酷统治术的一大发明。劳动教养，无须宣判，无期限，单位可决定送公安局。然后象罪犯一样关入高墙，跟犯人一样被剥夺自由，只给少量生活费大肆剥削其“剩余价值”。 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是针对右派份子的。对付我这一级右派的“监督劳动”，是群众专政，是统治术的另一高招。这么大量的右派份子，全杀不合适，只杀小部分。都入狱，太多，就用人海战术，运动群众监管敌人，又不付工资，省一大笔钱。这样，把全国织成一个专政大网，一座罩铁幕的大监狱，右派等一切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彻底暴露在千万眼皮底下。右派过街，人人可打；贱民行市，人人可踏。这是对敌人，措施严密，成本为零，效果无穷大，零本万利的政治统治术。反过来，把这些专政物件散布在广大人民之间，利用敌人向所有人警告：大家只可老老实实做顺民，若有不轨，这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他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些人生活在广大人群中，一天到晚晃来晃去，每时每刻不拿工资替共产党恐吓全体人民，其效用自然可观得很。所以，把一部分右派份子交给群众监督劳动，并非发善心，不关监狱。实是利用群众又警告群众的绝妙伎俩，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1958年，毛泽东发明劳动教养政治手段对付右派之外，经济手段也袭旧出新，设立学徒工制。刚解放时，说旧社会黑暗、剥削。做工先学徒三年，只有吃喝不拿工资，是对青少年的残酷剥削，一般劳动何须学三年，上手可会。果然，五十年代初，工人入工厂就是一级工，每月工资32元，人民当家作主不受剥削了。那时工资制度，工人最高八级，最低一级。干部颠而倒之，最高一级，毛主席一级，表面工资每月五百元，其他不以钱计算的不在内。干部最低二十多级。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国家包，前半年每月56元，转正后62元一个月。1958年为毛泽东一天等于二十年跳进共产主义夺取人类导师座，超英赶美大炼废钢，扩大工业规模，工厂新招许多工人。这次不是入厂即一级工每月32元了，新设一级工之下学徒工级，每月十八元，剥削青年的剩余价值，使自己解放初期批判并废止的不合理的学徒三年制“封建复辟”。但复辟时就不提是否剥削了。那些学徒工、新工人阶级对十八元大为不满，流传顺口溜，有板有眼，节奏明快： × × × × 0 | ×.× × | × × × × | 亲 爱 的 党， 我的 妈，十八 块 钱 × × × 0 | × × ×.× | ×─ | 不 够 花， 请 再 加点 吧！
我1957年冬被判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份子二级处分，在X大生物系劳动等待发落去工厂监督劳动。我们是群众专政的档次。姚XX等劳动教养的已入高墙。另外有许多比劳教档次还高，判刑或枪毙。 1958年3月初，XX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在燕园的办公楼礼堂召集等待发配工厂、农村监督劳动的学生及教职员右派份子训话。这是原燕京大学的礼堂，在办公楼的上面一层，此楼共两层。礼堂容量约八百余人，只能算小礼堂。我听陆平对右派训话，坐在礼堂的楼座。大概楼上楼下基本坐满，这是北大右派除已枪杀、已入监、已劳教之外剩余者的聚会，不过右派不能开口，只听陆平一言堂。陆平讲话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江山稳固，右派想翻也翻不了。右派帽不是共产党强加的，是你们自外于人民。望大家勿自绝于人民，努力改造争取回到人民队伍。对右派不处分难以平民愤，所以给大家不同的处分。但处分是为了治病救人。散会后打点行李物品，过几天就送你们出校，文科去农村，理科去工厂。学校今后会去人了解你们的改造情况。有人问以后能否回校，他说要看今后形势发展，现在说不准。散会后等了几天，1958年3月8日，恰好妇女节，我在二十四楼宿舍清早接通知到西校门内集合。我们带着行李到办公楼西侧，有几辆卡车等着。我们上车，人事处的人收回我们的校徽，告知我们去北京制药厂，在光华路。 1958年3月8日，我和北京大学其他我原来全不认识的右派份子，被卡车拉进朝阳区光华路北京制药厂，今为双鹤药业集团。厂部留下一部分，分到片剂、针剂或其他车间监督劳动。我和另几人又被分至北京制药厂农药车间，位于南郊马家堡。汇在集永定门以西，经陶然亭游泳池往南数公里角门，南邻马家堡北京制药厂农药车间监督劳动的，不止我们学校的右派份子，还有别的学校的右派份子。这些人统统每月右派生活费十八元，毛泽东共产党根据政治经济学对右派份子剥削剩余价值，让右派份子在享受群众专政之精神野蛮的同时，享受毛泽东血腥社会主义的物质野蛮。汇集马家堡的难友有学生，含本科未毕业、已毕业不承认毕业者，有硕士生。有大学教师、职员，品种甚多。一律男子半边天，未见另半边。林希翎、林昭那些女右派去别处了。现记得的马家堡右派同仁有：北大生物系毕业生蒋兴仁、张强华、袁植芬，肄业生张智宇、张元，北大物理系调干肄业生刘显生、肄业生章豫梅、沈志庸、徐祖年。北京医学院（即由北大分裂的医独）药学系硕士研究生高宣亮，其导师乃著名教授薛愚，医独教师常民生，马列学院讲师吴威。其他因调动分别，记不起姓名。在工厂车间劳动及掏粪、打杂、推大桶（装化工原料的汽油桶）、去良乡、琉璃河种地、割乳牛食草等各种劳动八年多，自1958年3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都在这工厂。其间，其他右派有调动和遭遇劳教或逮捕入狱等升级专政措施的。 那八年多，约在马家堡劳动了约二、三年，奉北京市人民政府化工局令，北京制药厂农药车间被合并到永定门外宋家庄北京农药厂，我和蒋兴仁、张智宇、章豫梅、刘显生、高宣亮等均去宋家庄。后又调整，高宣亮去北京油漆厂，蒋兴仁去北京化工三厂，也在宋家庄。国营北京农药厂以前是私营晨光农药厂，厂长资本家张国强，比我们岁数大得多。毛泽东为取得史达林的人类导师地位，曾对斯诺说过他最喜欢的，就是取得国际共运领导权，提前结束容忍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急速通过社会主义达至共产主义，迫不急待没收民族资本，实行公私合营，晨光农药厂遂变成公私合营，紧接着，毛泽东全部垄断，公私合营厂一律国营，改名国营北京农药厂。原先私方的厂长张国强及供销科等各科室管理人员都下车间劳动成为工人，但其成份仍是资产阶级。到1957年抓右派，理所当然将原私方厂长和所有管理人员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因此，我们北大右派调入北京农药厂之后，右派的构成又多了花色，即本厂原有的前真资产阶级加以右派称号的右派份子，和前在大学里腰无分文、绝无丝毫资产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毛泽东制造敌人的本领确属绝代风流，他把人民、朋友、同志几乎全数变成敌人加以迫害、杀戮，只留存马屁精和帮凶。 在北京工厂劳动八年多的第二个变化，是有些右派难友的变动。在马家堡时，将张元等调去密云县山区的密云铁矿。1959年，因毛泽东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为的是比苏联先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以共产主义为本钱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拿过来。结果由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全民炼钢砍伐森林，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崩溃，饿死三千万农民。彭德怀骂毛泽东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毛反击，打成右机，还扩展为反党集团。一大片共产党干部遭受毛泽东封建法西斯血腥迫害。到1962年有个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略微收敛。但对1960年至1962年的毛祸，却死不认帐，诡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方面为毛泽东擦屁股，在经济上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方面为毛泽东大片迫害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部分平反。与此同时，可能1957年周恩来在给右派做报告中许过五年摘帽，而且毛泽东早就有过说话如放屁的“地主、富农劳动自食其力满五年者改为农民成份”的最高指示，虽从未执行，总放过此屁。刘周便决定1962年给右派摘帽，因1957年戴帽迄此已满五年。有动作快的党委如密云铁矿，张元等所有在那里监督劳动的右派份子就被一风吹，全数摘帽。张元是北大生物系二年级调干生戴帽的，密云摘帽后，要求回北大生物系继续修业，经北京市委批准，回北大学习去了。 我们北京农药厂，在我随车间劳动几年及干过些杂活之后，将我调入化验室，即厂部检验科，和其他多位检验员一同将农药产品逐批抽取样品，进行化学定量分析，检测含量是否合格。因七千人大会后刘、周通知摘右帽，丰台区党委召集农药厂及区属各厂右派份子在丰台区大礼堂开大会，说大家劳动几年，辛苦了，又讲了些反右运动必要，但大家可以争取回到人民队伍之类的话，未明说摘帽。报告后许久不见动静。原来丰台区动作慢，耽误摘帽。毛泽东发现给右派摘帽，非常生气，命令立即停止给右派摘帽。毛泽东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甄别，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右派帽子要永世戴下去。由于毛皇帝阻挠，我们丰台区动作慢的单位，一个右派也未摘。本是终身制右派，亏得毛死去，1978年我们才得光头。张元他们侥幸先摘了帽，因毛皇未死，摘帽后四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生物系毕业不予承认毕业，先摘帽，说是北京市委修正主义干的，于是摘帽右派仍属反动学生。 在北京工厂监督劳动八年多期间第三个变化是，有些右派被毛泽东升级。有的我不知为什么被抓走，去劳动教养，如物理系学生沈志庸等。还有北大生物系毕业生袁植芬，已有妻儿，是为爱国才从香港回国求学的。其父袁励民为壳牌石油香港代理，家在香港石悖海滩道。袁植芬被划为右派到北京制药厂监督劳动，想不开，想回香港。可能将此想法告诉过同在北京制药厂监督劳动的同班同学右派张强华。此二人被定为抗拒改造，企图叛国投敌，逮捕判刑。不久袁植芬死在狱中。过二十年后，张强华落实政策回上海原籍，安排在上海格致中学为高级教师，但在狱时已瞎了一只眼。袁植芬本是家在香港，到了大陆就不可以回家。要回家，就是叛国投敌，将其放于狱中折磨到死为止。毛泽东暴政下，还有人民的活路吗？袁植芬并无越境行动啊。 那阵因受不了毛氏血腥政治的煎熬，确有人想外逃。许多有外逃行动的，抓到就是死罪，或长期徒刑。也有逃成功的个别幸运儿。和我同在北京农药厂监督劳动的北大物理系调干学生刘显生，文革开始后，被赶回原籍东北农村。时他已在北京工厂与一位女工结婚，有三岁、一岁两个儿子，全家被赶走。刘显生外逃到北朝鲜，立即被金日成政府引渡回东北，以判国罪判刑十年，刑满留场劳动至胡耀邦为右派改正，落实政策在原监督劳动的马家堡北京钢窗厂（今名）为高级工程师。但自他判刑后，妻子一人养不活两个孩子，不得已改嫁当地农民。其大儿子因受不起精神打击，成为疑呆，终生残废。现刘显生独自在北京带两个儿子，残儿将来如何生活，不知路在何方。北朝鲜是鲜血凝成友谊的友邦，逃至北朝鲜的人都是“叛国投敌”，不知毛泽东共产党是怎样编词典的。 我在这家工厂一直待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城红色恐怖，在杀了一些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之后，将未杀、只反复斗争悖虐之后仍有生存不死权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旧政权残渣余孽、黑帮等等牛鬼蛇神乌龟王八及其家属子女、统统赶出了北京城，那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下杀手之前，煽动群众阶级仇恨疯狂发作的预习，是共产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腥前奏。我的一家也被下放到湖南，开始了新的苦难生涯。
附：作者前言
历史应由人民修撰
四十年前，三十岁的我只有右派生活费每月十八元，在北京农药厂监督改造。我开口请父亲给我八十元钱以便结婚买点最必需的生活用具。父亲说：你是右派份子，还要结婚？你必须专心改造，根本不应该考虑结婚。你得罪了共产党，给你戴右派帽子，每月十八元下工厂劳动改造，是对你的爱护，艰苦才有利于改造。我若给你钱，减轻你的困难，就妨碍你改造。我不和共产党唱对台戏，一分钱也不给你。 我虽已被打入另册位列贱民，到底未囚入高墙，与每月也只有十八元的工厂学徒女友去登记，赤贫结婚。后来我们有了几个儿子，在极端恶劣的处境中挣扎着活过来了，现在有了孙辈。 我爸爸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但他说我得罪共产党不符事实。我没有伤害党，是亲爱的党——我的“母亲”硬给我一顶黑帽子，我这样穷，说我是资产阶级，只怕是弄错了。“党妈”是不想右派成家。被处死、判刑和劳动教养圈入高墙的右派份子，自然偶散犊离，未婚者孤独鳏寡。放入社会监督改造的右派们则遭组织强令配偶划清界线离婚，组织又教育未婚右派的恋爱对象要分清敌我。“党妈”在社会上布满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制造右派过街人人可踏的孤立声势，不用组织动手开口，右派的配偶或恋爱对象也会自动离婚或吹灯，原未找到朋友的右派只能永远形单影只，人皆对牛鬼蛇神恨而远之，谁再和右派接近？不过也有例外。 “党妈”存心要右派这种特殊类型反革命断子绝孙，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免得生出脑后长反骨的黑后代威胁红色江山的安全，此乃捍卫社会主义的高瞻远瞩，防患于未然的英明举措。但我有不同看法。一则社会主义好，右派后代想翻也翻不了；二则不一定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是封建主义血统论。共产党似乎不是封建党，害怕小右派实属多余。再者，如有小右派出生，从幼稚园起就会讲政治，按毛主席教导六亲不认，只知热爱毛主席，不可能威胁社会主义江山。对未入大墙的右派尚未明令禁止结婚，我便违背父亲的耳提面命，在三十岁结束单身生活，在穷途潦倒中滚爬了下去。 我一生赤贫，无任何财物可留给后代。惟有在离开这可怕的人世之前写出人生的回忆留给后世，以便后人对我人生道路所经过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有所了解。我的遭遇、见闻和感知，此前没有机会对子辈谈及，遑论孙辈。我希望儿孙们认真看一看这个回忆所记的家国痛史。你们在社会上的传统愚民教育中成长，如果由于头脑已被僵化教条束缚，对我的大彻大悟有反感，请不要用毛泽东暴力迫害独立思考者的“路数”对付你们的父亲、爷爷，尊重点人权。人权不仅是生存权，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思想。人权理应包含思想权，即表达而不受迫害之权。 我这普通老百姓本无资格写回忆录，现在我是回忆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此回忆除留给我的后代，也愿意献给后生的中华同胞，便于大家从我这个平民的角度观察不曾亲历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我也希望经历过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统治时代的中华同胞，有能力拿笔者，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下来，实现人民写历史的愿望，留给后代，这是未来避免“人祸”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十世纪的中国，如辛亥革命时烈士林觉民给他妻子意映的血书中写的：“遍地腥云，满街狼犬”，是非颠倒，黑白易位。时时刀挥鞭甩、炮吼枪鸣，处处毒涛恶浪、血雨腥风。中国的老百姓摆脱了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逃不出军阀混战、日寇蹂躏的泥沼。之后连绵不断历遭祸殃：烽火连天的国共内战尸横华夏，彼伏此起的政治运动斗杀不休，时长面广的“毛造饥荒”饿殍累累，史无前例的“大要文化命”和“武化大要命”，浩劫中华，之后便是排斥民主、镇压青年的横暴杀戮和监禁放逐……悲惨的中国人民，在极权专制高压下，缠绕着毛泽东思想铸就的锁链，痛苦地跛行、滚爬在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上。有人硬说那是“金光大道”，实乃自欺欺人。那道路充溢血腥，道旁数千万嶙峋白骨里死不瞑目的毛制冤魂依然在凄号哀鸣。 可咒可恨的凄凄血腥路，堪悲堪悯的惨惨百姓魂。中国人应否为了自身的幸福，奋起挣脱封建法西斯锁链，清除民族道路上的血腥，点亮民主和平的火炬，照耀中华民族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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