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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裁缝蒙难记 大陆 艾敏
“女裁缝”是我的大学同学申玉芹的别号。二零零五年九月我去北京访友，幸会阔别四十六年的申玉芹大姐，才得知她这个别号的来龙去脉。
女大学生变“老虎” 晚年定居京城的申玉琴原是安徽人，母亲是贫苦的乡村教师，她热爱家母的职业，一九四五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申玉芹的音乐才能出众，师范毕业时有几所学校争相聘用。一九四九年之后，她在任教的安庆成了当地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一九五四年作为优秀的小学教师，她还被选送考入省立师范学院中文系，并享受每月11元的“调干生”待遇。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却把她关进了“老虎队”。吃饭，睡觉，如厕，写交代材料，均有戴红袖章的人监视。她的同班学生干部，来自工农速成中学的共产党员马某某，殷某某等人，每天轮番审问“女特务”申玉芹。 审问者气势汹汹地问她：“你和曹野是什么关系？” 申玉芹坦然回答说：“他是我在安庆小学工作时的入团介绍人。” 审问者阴笑笑：“他是省文联挖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特务分子！” 申玉芹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 “他拉你入团是混进来搜集情报！” 对于审问者的荒唐推论，激起了申玉芹的愤怒。她居然敢据理力争。 理屈词穷的审问者又亮出了另一张王牌，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检举信”：指控申玉芹是隐藏的三青团分队副。 申玉芹据实说：九年前，十六岁的申玉芹在省立第一女师读书时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没有具体活动，参加工作后向组织作过交待。当年身材较矮小的申玉芹出操列队站在排尾，队长站在排头，有人戏称她为“队副”。玩笑岂可当真？ 对于申玉芹的强硬态度，戴红袖章的打手们采用了逼供信手段。他们强迫申玉芹站着回答问题，每天上午八点至十一点半，下午二时至五时半，轮番诱逼申玉芹交待“特务罪行”。申玉芹的视力渐渐昏暗，接近失明，最后只能摸着墙壁走路。她就这样被折磨了六个月之久。 莫须有的罪名难以成立，申玉芹的“肃反”审查结论不了了之，她损失了宝贵的学习时光，被迫留级来到我们五五级。
说真话者进牢房 和申玉芹同时来到我们班的还有小徐等三位男同学。小徐等三人毕业于普通高中，理想是报考北大，清华，却被统一分配到省立师范。他们对于高考录取中的包办代替极为不满，因此遭到原班来自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党员干部马某某、殷某某等人的粗暴批判。对这些专横的共产党员不满就是“反党”，这是当年的法定逻辑，小徐等三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肃反”中与申玉芹一样遭关押半年之久，背着沉重的“反革命罪行”包袱流落我班。申玉芹对他们深表同情，小徐等人也经常向正直的申大姐倾诉衷肠。 一九五七年党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不谙当权者“阳谋”的年轻大学生纷纷向党“交心”，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六月三日小徐找申大姐商量：想写大字报要求销毁“肃反”中强加于他的“反革命材料”，却又耽心再次倒楣。申玉芹转述了听来的“最高指示”：“学生不划右派。” 其实同情小徐等人遭遇的大有人在。中文系五四级的大余仗义执言，于六月四日写出了“进步与良心”大字报，矛头直指在“肃反”中狠毒整人的马某某等。申玉芹闻讯后第一个签上名字，小徐等一批人也都纷纷签名。中文系五四级与五五级的学生党员同属一个党支部，他（她）们沆瀣一气，对“进步与良心”这类大字报恨之入骨，暗暗抄下了这类大字报，后来被校党委收进“这是什么声音”的“大毒草”专辑。 六月六日“反右”开始，学校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进步与良心”遭到点名批判。申玉芹怒不可遏，跳上台与打手们展开争辩。因此，被卫道士们视为一群右派的后台与指使者。被划上红叉的“右派份子申玉芹”大字报上墙了，申玉芹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批斗。在“秋后算账”中：小徐，大余仅作为内控的右派处理，申玉芹却被按照“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莫须有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双重罪行处理。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她被捕入狱，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女囚决心活下去 申玉芹泡在学生宿舍里的一盆衣服尚未来得及洗晒，就被五花大绑押进省立第一监狱。大学生活才过了一半就被毁了，她的心碎了。入狱两个月后，在工大学习的丈夫提出离婚，家庭破碎了。她牵挂幼女、老母无人照料，心如刀绞。 反右处理阶段，监狱人满为患。在省第一监狱，申玉芹相继见到了被捕入狱的学弟张某某（在省立师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粉饰太平”的作者），还有敢说真话、深受学生尊敬的政治老师李某，也抓到牢房来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相视苦笑。申玉芹在监狱的新生被服厂劳改期间，每当想起幼女、老母的生活困境，怎不泪湿枕巾？白天劳动，她沈默寡言；完成生产任务，一丝不苟，且能帮助刚入狱的新手。一位中年女管教干部觉察申玉芹不象档案材料所写的“疯狂的反革命”，而是一位善良、能干的女大学生，只是说了几句错话而已。于是，申玉芹被分配担任新生被服厂的统计和质量检查工作。她有机会出入于各个生产车间，逐步熟悉了衣被生产的各个环节。 她在车间的主要任务是下班前的数量登记和质量检查。她有意识地观察难友师傅如何裁减和缝制衣服。申玉芹估计自己今后不可能教书了，在此需要学点真手艺。经管教人员批准，她在有人请病假时上电机去操作，由简到繁，学会了最难做的中山装。久而久之，她学到了从裁减到成衣的全部操作技能，这就成全了她在日后苦难岁月的谋生本领。 练就谋生本领，为的是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申雪自己的冤案；冤案不能解决，家中老小就永无出头之日啊！在苦闷的牢笼中，申玉芹时刻挂记着大墙外面的亲人。一九六零年，大陆正值大饥荒饿死人的人祸年代。劳改犯的口粮首当其冲的一再被削减。犯人的口粮原按犯人的表现分为三等：（每天）16两、15梁、14两（16两制）。如有抗拒改造行为，则为6大两（三餐稀饭各2两）。辅助费也分为（每月）8角、7角、6角三等。女管教干部林思桂了解申玉芹家只有老母幼女，五年刑期，家中竟无人探监。她从申玉芹的家信中还得知她的孩子正在挨饿，就主动帮助申玉芹将她节省的30斤食堂粮票兑换成全省通用粮票，并协助寄往申玉芹的家乡。同为人母的林思桂还捐出了布票，让申玉芹拿出了积攒的5元6角钱买了9尺蓝单卡布，为申玉芹女儿做了一件短大衣。在一个风雪正猛的日子，林管教要申玉芹写好地址，由她冒严寒外出代寄包裹。申玉芹泣不成声地感谢林大姐。在失去自由的大墙内，善良的申玉芹忘不了她人的恩情。
患难夫妻受煎熬 下车间，搞统计，申玉芹也结识了坦诚相见的患难知音。她与各车间犯人大组长常有接触，有位负责“消防”大组长给她留下了良好印象。每当探监人员来到，这位大组长搀扶年老有病的家属十分热忱。申玉芹与他闲聊中得知对方原来也是教师，因替朋友抄写军统材料而被捕入狱。其妻在他劳改期间病故，家中老母替人洗衣做杂活抚养两个孙女。这位大组长比申玉芹先获释，留在职布车间当职工。他对申玉芹的不幸遭遇深表关注。患难见真情，二人心心相印。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申玉芹五年刑期届满。她经过痛苦的思索，觉得：冤案未平反，无颜见江东父老。她决定另辟新路，于是找到患难知音男友商量：“我们一道去你的家乡落户吧！”对方对于申玉芹“同行”的动议颇有顾忌：“我虽当过教师，但仅有高中文化程度，你是大学生啊！” 申玉芹说：“患难之交，相依为命！” 他们一同渡过长江，来到了男友的故乡巢县。 一对劳改释放夫妻过着受监管的日子，在贫穷中艰难度日。起初，丈夫去大队窑厂做工，申玉芹在街道缝纫组上班，婆婆帮人带小孩，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外出做小工（后出嫁了）。一九六四年申玉芹生了一个男孩，是喜也是忧，日子更为困窘了。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夫妻双双被清洗回家，只好去城郊石子场去砸石子做泥水匠。苦累一天，满身灰尘，腰酸背疼，仅能赚取可怜的买米钱。在巢县城区任教的三位老同学在街上主动与申玉芹打招呼，试图伸出援助的手，申玉芹装作“不认识”。她考虑的是：自己头上有“帽子”，背后有“尾巴”，岂能连累友人呢？她泪水咽到肚子里，心里却在想着：冤案未平，一定要活下去！ “活下去”谈何容易！红色恐怖压得人们难以喘息。疯狂的文革风暴来了，捞足油水的造反派横行霸道，他们手持“红宝书”，肆意虐杀“地、富、反、坏、右”。申玉芹夫妇被揪上街头游街示众，胸前挂着名字打着红叉的“反革命份子”的牌子。她和其他受害者一样要边走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否则便要挨拳打脚踢。游街之后，仍要挂着牌子扫街。时隔不久，他们又象垃圾一样被扫出县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九六八年冬天寒风刺骨，申玉芹夫妇携带幼儿被下放到当年“霸王别姬”的姥坞生产队。
女裁缝活过来了 姥坞大队距离巢县城南边14公里，出门就是湖滩。据说当年项羽最后兵败此地。项王大兵由湖面上岸，刘邦用楚声勾起士兵乡愁，所以该镇至今仍叫散兵镇，镇边一座山即为楚歌岭。申玉芹能为姥坞生产队接收，是因她能操作裁缝手艺。 申玉芹不单干（不收衣服自己做），而是为大队组织了一个缝纫班。她不管理账目，干活只记工分。申玉芹做衣一丝不苟，凭诚信博得农民称赞。十年时间，她还带出了九位能单独操作的徒弟，赢得了群众的好评。申玉芹带徒弟登门为农民做衣服时，总是上工早，收工迟，与客户吃一样的饭菜，决不增添农家额外负担。十个春节，她与徒弟极少按时回家吃年饭。越是穷苦人家，总是挤到年关才凑钱买几尺布为可怜的孩子做件“花衣”过年。往往快天亮了，穷人家的孩子还凑到裁缝师傅跟前等候那件“花衣”过春节。 虽然累得头昏眼花，申玉芹心里还是高兴的。 乡村女裁缝的旺季是在做夏衣的五月和做冬衣的腊月，平时均为淡季，徒弟们都得回到生产队务农。按照大队规定，申玉芹常年留守缝纫组，工分按照男社员标准记八分工，（收成不好时，约合2角4分钱；丰收时一元一个工，她可得八角）。申玉芹是个闲不住的人，农忙时节看到农民在水田里干活下蒸上晒，挥汗如雨，她不会农活，就主动为大家烧开水，送开水；不但为群众解决了困难，自己的体力也得到锻炼。开始她挑半桶水都摇摇晃晃，后来挑满桶也不在乎。有一次场基晒稻谷，她一口气挑起110斤，掌秤人以为看错秤：“你挑起这么多！”今年已满75岁的申玉芹，身板仍很还结实。她笑着说：与那一段时间的“锻炼”分不开呢！ 除了队里干活之外，申玉芹早晚在自己的小菜地里精耕细作，瓜菜长得好，还养了几只鸡。她瓜菜鸡蛋舍不得自家吃，跳到八里路外小集镇去卖，省吃俭用，全家四口可度温饱。远在安庆家乡的女儿，因前要“为孩子前途着想”而强行接走，申玉芹只能将孤苦的老母接到自己身边。周围农家都知道“坐过牢”的女裁缝孝顺母亲，常偷偷的送蔬菜到她家。申玉芹受到社员善待，她的丈夫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一样常挨批斗。她的儿子七岁上学成绩领先，却当不上“红小兵”，小学毕业不被推荐上初中，只能在队里放牛。 女儿虽不在身边，申玉芹时刻牵挂在心头。女儿十四岁就被下放到苏北农村。有一次，身材矮小的女儿随社员挑粪下地，天雨路滑跌进粪窑差点淹死。面对苦难中成长的女儿，申玉芹深感负疚。她期望自己的冤案早日解决，能为孩子的出路扫清障碍。然而，流落在偏远的农村，她向有关部门寄出的申诉信函，总是石沉大海。 “四人帮”倒台，举国欢庆。老同学，老朋友纷纷来信关心申玉芹的平反问题。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京任教的王教授通过多方了解，打听到申玉芹的下落，不仅来皖看望流落农村的少年时代伙伴，还积极协助寻找平反线索。在苦水中泡大的女儿更是十分关注母亲的“政治生命”。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申玉芹的女儿文化课考试成绩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结果还是名落孙山。事后托友人查询得知：原来在申女的“政审材料”中写有：其母是朝鲜特务，不宜录取”。（“朝鲜”疑为“巢县”，玩弄黑材料的党棍随意草菅人命，委实可恶！）这种无中生有的“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无辜青少年的前程。 黎明前的黑夜又有灾星：相依为命的丈夫不幸病故，申玉芹悲痛至极。她挺直腰板，还是要活下去：“让苍天还我清白！” 申玉芹终于盼来了新生的希望。一九七九年，在老同学的大力协助下，申玉芹找到曾任省立师院中文系主任的张涤华教授（他刚从“牛棚”出来，已“当选人大代表”）；张教授把申玉芹的材料介绍给时任省立师院副院长的杨心声。杨副院长原是申玉芹的大学同学，他很快为申玉芹落实了政策。一九七九年二月改正申玉芹冤案，经审查撤销当年的法院判决，就地分配申玉芹到下放地区银屏中学任教（前述的散兵镇属于银屏区）。杨副院长及诸多老同学纷纷寄来有关教学资料，协助申玉芹胜任新的工作。被折磨了二十四年的申玉芹终于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一九八一年参加全省高考语文阅卷时，同来阅卷的老同学们纷纷向申玉芹表示问候，她只微笑着说了句：“女裁缝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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