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拉丁化中国文字运动

唐君毅

　　余健文博士按：中共建政之初即强行简化正体中文字，其表面的理由是要普及文化、扫除文盲。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以此为中文拉丁化的过渡。此外多少亦是基于一种改朝换代，大一统的帝王心态。然而中共政权的本质是反文化的，它只能视文字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全然不解一民族之文字的历史文化涵义。唐君毅先生此文写于一九五零年，中共仍未推出简化汉字的政策。唐先生所讨论的是中文拉丁化之问题，但其阐释中国文字的特性及论斥拉丁化之理据，亦多能针对后来中共之简体字而发。拥护简化字者或谓历史上中国文字不断在简化，则今日之简化亦是历史之必然。历史上中国文字固然不断在变，但其变不一定是简化。再者，此一变化之过程亦是依随文化之变迁，在不违背“形”、“音”、“义”的原则下自然而至，非以政治行政权力强行为之。盖中国文化有其独特之性格，它以中国文字为载体，故离开正体中国文字则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在简体字在大陆推行了五十年之今日，整整数代的中国人都以简化字为正宗，已不知正体中文为何物，更有不少人因其“中原心态”而有意识地排斥正体中文。今日再读此文，更觉其意义之深远。“中国文字是兼依形表义”的，简化字的字形既已变得面目全非，其历史文化的涵义亦不复得知。中共推行“简化字”，实是摧毁中国文化之行为。唐先生说：“新文字之代旧文字之意义本不能尽，而视为能尽，以废弃旧文字，即无情的削除此文字本有之许多意义。同时亦即割弃客观化于此文字之精神内容，而截断历史文化之连续，民族精神之联续。”今日中国人之缺乏历史文化意识，其中不无简体字之遗害。更有所谓“大陆新儒家”者，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名，反对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究其因由，亦多因其只能通过作为工具的“简体字”以理解中国文化，故不能真正了解儒家之精神内蕴。而只能胡乱曲解儒家典藉以依附权力，生出种种奇谈怪论，以迎合中共之专制政权。

中国文字之拉丁化，多年来即有人主张。近以共产党之控制大陆，更有不少人极力求推行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据报称:南京中大及广州中大之语文系教授已组织学会研究此问题。广东于上月已决定先行以拉丁化之中国文字推行民众教育。有人说这是俄国指示，用消灭中国文字以消灭中国人之历史文化意识之一谋略。此尚无确证。但从中共之理论之素来斥责中国过去之历史文化之价值，视为纯封建的、应加以扬弃之理论看来，对于此代表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方块字，至少是无必加保存之心，而将赞助此运动之推行的。所以此运动，才随中共势力之膨胀而兴盛。如果此运动真得中共政府之赞助而明令推行，在未使中国人之文盲，成为识字者之先，将使原识字之中国人对拉丁化之新字成文盲，势将造成中国学术文化历史之截断。我希望学术界人士，尤其是中国语文学者，教育家，不忽视此一问题。

我上文的意思并非说，凡是主张拉丁化中国文字之学者，是有意的忽视中国学术文化之保存与继续的问题。他们的所持之理由，主要是从便于普及教育的观点，扫除文盲的观点，其动机亦可是善良的。现代世界各国之文字大都是依声表义，而中国文字是兼依形表义。依声表义则能说话，便能成文字，则文字似易学。又西方人亦各谓中国文字难学。今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计，不如改用拉丁化之拼音，以书写中国字，此是主拉丁化之根本理由。我愿在此作一平心之讨论。

 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之应当，无人会否认。但是我看不出此中有必需拉丁化之理由。首先一层，所谓中国文字难学，只是西洋人之说。究竟此中有多少心理测验之基础，是一问题。西洋人之学外国文，如英人学法文德文，当然较易，因其文字本同源。我怀疑西方人之说中国文字难学，只是将其同是出于拉丁语之其他国文字与中国文字相比之结果。如果如此，则中国文字未必即真难学。至于中国文字因兼主形之故，所以由说话，到识字，语文间之间隙较大；在主声文字，能说话，识字母，即能写成字，语文间无甚间隙；故有难易之不同。此固是一理由。我亦可承认，如果将中国字拉丁化，则不识字者可不久即能写出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讲之话，亦能不久便看懂他一般交际时听惯之话之拉丁化的字。但是人只是容易写出他在日常生活中之话，是莫有多大之用的。文字的教育是重在藉文字来开拓发展其思想，由文字之意义之了解引申，与文字之组合，来产生新观念。文字的难易有两方面，一是由语言转成文字之难易，一是对文字意义之了解、引申，将文字加以组合等难易。我们纵然承认在中国文字，由语言之转成文字，须多费些手续；然而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字，在意义之了解引申等，以开拓发展人之思想观念上，较学拉丁文字为难，我们反可说较之为易。

中国文字兼主形，故有象形与指事与会意。此三者之字恒可使人即形知义，而帮助人了解其意义。(虽中国文字字体经多次变迁，然即在今之楷书中，大体而言其象形指事会意之处，仍一讲即明白。)形声字可一方由偏旁知义之一部，而形声字之声同者意亦多同。如凡以仑为声，仑即兼含条理义，仑、沦、论、纶、皆表示有条理者。凡以戋为声者皆有物之小者义，如浅、线、盏、钱、贱……，皆有小义。由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章太炎之文始等书，可使人皆知，中国文字之音相同相近者，义即相近。音相转之字，义亦相转相近。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转注之解释最纷歧。但我们可说，转注总是表示异字之义之贯通一致，假借是表示是同字之引申而增新义。由此可知依六书之道理，再加新方法，可使人学习中国文字，在了解其意义，并自觉的或直观的了解诸文字之意义之相贯通处、触类引申处，变为更容易。文字因只是一符号，形声字可一方由偏旁，任何符号均可以约定俗成而代表意义。但是兼主形之文字，至少可以加强人对于其思义之直观，而了解意义更为深切。在了解简单之字之原始意义上深切一分，亦即使我们对于引申其他抽象意义之了解，深切一分。就譬如我写个“一”字在此。此字是指事，亦即象一事之一。我由此“一”之形以直观一字之意义，则较由One, un ,Eine字直观一之意义为深切。我们由此以推，因为对于一之直观之深切，于是增强中国人，对于一切统一之事物的统一性之直观这亦是可说的。

中国字因兼重形故恒各字一音，基本字有限，故新观念只能用旧字拼合成新名辞。不似重音文字，由一语根略变其音，即可表相近之义，字各异音，且可垒垒增音，以成新字。由中国文字之不能字各异音，使中国文字中，每字之义与其音，亦无“一对一之对应关系”(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由是文字之意义，更不易确切而易混淆。由此种缺点，你说中国文字无形中可增强中国人思想笼统之毛病，亦未尝不可以说。然而我们在另一面亦可说:新观念均用旧字义相近者组合之辞来表示；于是使人一方更易由一观念之了解，过渡至同类或新观念之了解。一方更易认识诸多观念之贯通与统一，而增强中国人思想上之综合力。文字之代表观念，最好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并进而求能以文字之同处代表其义之异中之同，表其别又表其类。思想力之训练，亦一方须知异者之异，一方须知同者之同，进而知异中之同。

文字虽是符号，然此符号之构造之暗示作用，亦未尝不可反促进思想。(数学与符号逻辑之选取符号，虽是随意的。然以V表示析取，=表示等于，>表示大于，<表示小于，此符号之形，亦未尝无加强促进此观念之作用。)西方文字除在同语根之字，义之相近，亦多少在音之相近中表现外；然二整个之字，必互异其音。又无纯以形之同表义之同之道。故其文字便于表义之异，而不便于表义之异中之同。许多字之义之同处，皆未由文字之同表出。如英文中Think是思维，Emotion是情感，Will是意志，Imagination是想象，Anger是怒，Love是爱，Hate是恨，义不同则音全异。其都为“心之作用”之共同点，在文字符号便显不出。而在中文中，即可由思、感、意、想、怒、爱、恨，都从心一点显出。中文中，音同音近之字，亦即恒以形之异表示其义之异。音之同与近，表示其义之同与近。此例极多，如凡m声之中国之字，多有瞒昧含混之义，如梦暮蒙盲莽迷么……。而新字新名词之由旧字组合，亦可一方易显字义之异中之同。如氧氢氦氮之从气，显其在常态温度之下同为气体。铀镭之从金，显其与铜铁之同为金属。火柴之可显Matches为类柴而能生火者。科学之显Science，至少为分科之学。此种中国文字符号之特便于显其意义之异中之同之处，正由中国之兼重形音，字为单音易于组合而来。(西洋文字，固多由字根组合，德文之字尤多字根组合而成。然而，因其一字之音常已多，故不能如中国字之单音之便于组合。)字之便于组合以表成新义之新辞，易使旧义新义混淆所谓望文生义，是其短。然可使新义旧义之贯通处显出，而使人易于由旧知新，并无形中培植人之善于异中识同之思想态度、思想方式，或思想能力。此正是其长。此种文字符号之构造，对思想态度等之培植效用，似甚隐微而人常不自觉。然自长远处观之，则为效甚大，亦如阿拉伯字母之于数学思想之发展关系之大。此种中国文字之长处，吾人虽不必过于夸张，谓中国人之思想长于会通，均由此而来。然至少吾人亦须承认其可以抵消中国文字语文不合一，不易增新字之短处。此外中国文字之单音尚有其他表示统一性之意境意志情调等之长处，凝合简单化吾人复杂之思想为一单纯之观念，便于集中注意之作用。今不多论。

我们上段之话，尚只重在打破一般主拉丁化中国字者，以中国文字不如西洋拉丁文字之心理。此心理是根本的，由此他们才想拉丁化中国文字。我们之目的尚不在系统的比较中西文字之优劣。此问题太大，我之意见亦尚不能说完。我以下再说明，中国文字决不能一决不当拉丁化之理由。

中国文字因兼主形，同音异义之字甚多。有人统计中国字音连四声加上不过五百。如不加符号，拉丁字母所拼出单音不过百多个。而中国字依说文九千多字，康熙字典有四万多，常用之字亦有一万。如避同音误会，故在语言中多用辞代字，或加字成双名。在语言中以姿势表情，辅助语言之用，亦可帮助同音字之辨别。如真将中国文字拉丁化，便势必须将一切文章中应用之单字之同音异形、有不同之义者，依一一之义，皆改为双字以上之辞。(否则须加符号如拉丁化后之安南文字，其繁复故如。)而双字以上之辞之同音者，如“文明”与“闻名”，又须再加字音(或符号)以分别之。如此则中国之字，不知须增几多倍，而将来人之学习了解此文字之繁难，亦不知增几多培。在中国今之文字，音所不能别者，可写形以别之。其辞是组合单字而成，故见形多少可助义之了解，由单字义之了解，可引吾人至辞之了解，由单字之组合易造成新辞以表新义，作翻译等用。此种种长处，拉丁化后皆莫有。而学习了解西洋文字，亦将较学此矫揉造作之拉丁化之中文为易。因西方文字，原是主音，其字根各有音。同字根之字，义之相同相近之成份，即由字根之音之相同相近处，而表达。亦可使人便于触类了解学习。中国文字原兼主形，其义之相同之成分，原多由形之相同之成份，或辞所自生之单字之形之相同，以表达之。今将形改为音，因中国字原多异义同音，则二辞中有相同之音之成份，并不能如西文之能表出其义之同，而毫无帮助于学习了解之效用了。

譬如在西文中有Logy字根者，皆为学。故由知Physiology之为学，即易知Philology之为学。中文中生理学与语言学，均有学字，故亦易由前一辞知后一辞。如中文拉丁化，写学字为Sho，则我们不能说:Sho之音能表示二者皆为学，凡有Sho之音者皆涵学义。因“剥削”、“除削”之拉丁化，亦有Sho之一音，为其成份也。故中文之拉丁化，乃邯郸学步之行。必既失旧有之长，亦必不能有拉丁文字之长处的。主张中国文字拉丁化更根本之错误，在不真了解文字语言，是历史文化发展之自然的产物。一切人造的语文(Artificial Language)，都不能代替自然的语文之长。至多只可在精密简单上，补自然的语文之短。造世界语之柴霍甫与近代一部分语言学符号逻辑家，常相信一人造的语文，代替各民族之自然的语文之长，其实只是梦想。(以世界语作补正各民族之自然语言之用，固未尝不可。)

数年前美一哲学家Urban曾特着Language and Reality，辩析此问题，十分详尽。其实此理非常简单，即语文之所以为语文，全在人之表现寄托赋与一一之意义。而此赋与之意义，恒随吾人用之以指一对象，对对象内容认识增加时，而不断增加。先验的限定此意义之自然增加，是实际上无效，亦无当然之理由的(在造精密之逻辑系统哲学系统时，情形稍不同)。而对一新对象，吾人又常总是自然的先以涵相近之意义原指相类对象之名，作类比的应用，而赋原名以不同之义。而凡前人曾自然赋与之意义，经后人承认，亦即凝固成文字本身所涵之意义中。后人复可根据之，以将某字与他字结合，以造新辞表新义等。由此而有文字意义之自然的生长历程。所以一自然的语文之意义之全部，即等于用此语文之民族有历史文化学术以来，所共承认为可赋与，或可能被承认为可赋与之意义之全部。人之赋意义与文字，使其意义增益生长，亦即人之精神内容，人之思想情感观念之求不断客观化，而表现于文字，成客观之社会文化内容，客观精神之内容，而后人之由此文字所在之典籍、器物，应用此语文之情境之各种联系上，以重新体验、复活古人所赋与之意义，而承认之，并或进而应用之，以表同类之意义；即客观精神之内容之保存，社会文化之保存之象征。故黑格耳谓语文为客观精神(文化)之现实化。然此中须知，一现实之文字，从客观方面看所现实化者，实即其在历史文化所曾获得之意义之全部。然此全部意义，又并非皆直接呈现于吾人主观心觉之现实者。对吾人主观心觉之现实言，一文字之全部意义恒为理想的，存于超个人之历史文化之全体中的。吾人之保存文字，对吾人之主观心觉言，只是保存一可以从各方面了解其意义之媒介。然此文字本身之保存，又不能少。如吾人自觉的以另一文字代一文字，吾人总是只能自觉的代原文字之某一或一些意义，而不能代其在学术文化历史中之全部意义。如吾人以Love一字代中国之仁字，即不能代宋明理学家所谓仁为觉为生之义。以中国之英雄代西方之Hero，则不能代卡来耳Carlyle所谓英雄崇拜英雄之义。(因其英雄，包含豪杰圣贤诸义。)我们说翻译须随文译义，即因我们以文字代文字，只能代我们所了解及所拟代入之意义。然而一文字之在历史文化之意义之全体，乃是超出于我们所了解及所拟代入者之上，而为一超越“主观心觉之现实”之理想的。我们由此可以真理解文字，何以可被视为神圣之物事，远较一般人造之器物为神圣之物事，文字何以被视为潜伏之魔力。中国人何以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以基督教以道为Word；印度何以有声常住之说；此皆由文字之意义，除吾人明白了解及拟代而想及者外；有其所背负之古往今来之人所赋与之意义；此意义为吾人所朦胧地直感其有，或相信其有，超越自我而渐启示于我之者。关于此点，稍为深一点，今暂不说。然而我们只要了解一文字之意义之全体，乃在历史文化中规定，而我们之以一新字代旧字，只能代我今所了解及拟代而想及之意义；则知除非我们能把一字在学术文化历史之所曾代表之意义全部，通通自觉，并一齐赋与此新字。则此新字，便无真代旧字之效用与可能。然而此全部意义，吾人唯能由以此文字作媒介，而分别在一一此文字所在特殊之典藉器物中，分别了解之。抽象的列举而出，终不能尽。故字典之分析字义，亦永不能完成而时有新字典之出版。新文字之代旧文字之意义本不能尽，而视为能尽，以废弃旧文字，即无情的削除此文字本有之许多意义。同时亦即割弃客观化于此文字之精神内容，而截断历史文化之连续，民族精神之联续。何况我们以新文字代旧文字，恒只能抽象的取旧字之极少数，绝不能将字典中之义全部赋与新字。由是而用以代旧文字之新文字，其意义遂必极显贫乏与单薄。以之结合而造成之新辞，其可能之数目亦必较减少无数。此理但平心思之，乃绝对不容疑者。所以柴霍甫造世界语，俄国人并不用以代俄语。而现在偏要中国人仿学世界语，并仿之以拉丁化中国文字，此如何成道理？自古来说，亡人之国与学术文化，必先亡其文字。此正是因文字亡，则文字之旧有意义决不能全部倒灌入新文字之中，新文字绝对不能使旧文字中所客观化之精神内容，意义内容，保存下来，并引申增益新义；表现有连续性之意义生长发展之故。至于我们有意的要在用以代替旧字之新字中，限定其意义于极少的方面，或日常应用之意义中，其将缩减人之思想观念之范围，更不用说了。

以上是中国文字不能以拉丁化文字代替之主要理由。此外中国以文字之不随语言转，语变而文不变，文字成语言中之常数。由是而数千年以后之人仍可了解数千年以前之文字书籍，数万里相距之人民，约可了解应用共同之文字。西方文字以随语变，故同一拉丁语而分出各国文字，而同为一国之文字者，二三百年之书，今人已难读。中国之历史文化之统一，不同民族之凝合为一大民族与文字统一关系之大乃人所共认。此种文字不随语变之效用之见于过去者，亦将见于将来。如中国文字一朝拉丁化，则文随语变之结果，在今尚无统一之国语之时，各地固势将随各地方音而拉丁化中国文字。即有统一国语以后，如文随语变，以后亦难免随各地语言而分化。则中国文化民族之分崩离析之祸，亦将不免随之而来。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不拟多说了。

总之，关于中国文字之拉丁化，我绝看不出任何学理上之必需之理由。拉丁化尚并不等于世界语。因拉丁化后之文字并非即世界可公用者。如果真将中国文字拉丁化，无论你主观动机上是不是要截断中国之历史文化，然而客观结果上，必然要归到中国之历史文化之截断，而使之逐渐毁灭。土耳其之文字拉丁化，乃因其文化历史本短，而土耳其原来之文字亦未闻有何特长。安南文字之拉丁化，正是促进安南永沦为殖民地者。中国人而要学安南，真不知其心何居矣。  (一九五零年“教育通讯”复刊台版第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