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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脑控”这个名词以及被“脑控”者不被外界所理解、特别是在中共有意混淆、掩盖与打压下受到的非人性的虐待，在大陆越来越被揭示开了。图为2017年5月，中国各地脑控者北京维权。（受访者提供）

【大纪元2019年09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易如采访报导）近年来，由于脑控受害者的不断维权，被中共有意混淆、掩盖的“脑控”真相逐渐被揭开。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职员披露了他被脑控的亲身经历，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享脑控（微波技术）实施迫害这一反人类的罪恶。


王先生曾是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体育部主任，2015年调往该集团下属的印务总公司做老总。他告诉大纪元记者，2016年开始，他遭到一种类似像幻听的“脑控”攻击。

在3年前的一段时间里，王先生突然发现他在接听电话时经常听到电话里有很多杂音，包括他远在美国的母亲打过来的电话都有这种刺耳的杂音。之后他就把通话声音录了下来，“我就听背景的声音，发现确实有人在跟我说话。”王先生说，从那时开始，无论他想什么，那个声音都会把他想的东西说出来，“而且我听得到的，别人听不到。”

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王先生说，这种没完没了的声音干扰令他非常痛苦，“我叫它语言暴力，如影子强盗一般如影随形，无所不在，而控制声音的人能洞察他人一切思维和想法，掌握他人所有的隐私和记忆，了解他人全部软肋和短处，并且，还处心积虑，精挑细选专门针对他人所有的要害之处，各种羞辱、训斥、讥讽、谩骂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尽地施以暴风骤雨般精确语言暴力打击我。”

王先生说，为了搞清楚自己听力是否出现状况，他透过在耳鼻喉科做专家的同学，对他自己的听力做了两次系统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确实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如在8000赫兹区域的听力达到15dB—10dB，我具有听力特异，也就是传统讲的特异功能。”

之后，王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才搞清楚他是受到了“脑控”的攻击，“脑控跟幻觉非常相似，”王先生说，刚开始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但我自己很清醒，不可能出现幻听，因为幻听总会有一些状态出现，但我没有，“他们就是故意营造幻听的状况让我去感受。”

王先生曾自己做了一些实验来证明自己是被“脑控”了，“我用印报纸的金属板将一个平方的房间的六面墙全贴上，我待在这个房间里发现，我想什么他们就读不出来了；我有时也测试他们，我想一个非常高的声音，结果他们唱不上去，把调降下来了，他们的声音是人唱的，而且我想的方言他们也读不出来。”

由于长期受到“脑控”的干扰，王先生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我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每天要考虑很多问题，但你要考虑问题几乎很难，在2018年干扰最严重的时候，人会极其烦躁，甚至发怒。”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先生还先后出过4次车祸，“有一段时间，我每一次开车，除非很短很短的距离，超过10分钟车程，我一定会睡着，这种睡觉不是完全沉睡，是似睡非睡，而且是不可抗拒地想睡。每次都是发生‘追尾’，只有一次是撞到屋檐，车子撞到竖起来了。”

王先生说，让他长期极度苦恼的问题是，由于“脑控”太过虚幻，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实其真实存在。以至于几乎无人认同“脑控”者，甚至根本都不认可其真实存在。

“我曾经尝试跟上级领导透露了一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最后就不说了，尤其在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不知道存在、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最好不说，说得越多，也说不清楚，越抹越黑，对我越不利。”

谈到为什么会受到“脑控”，王先生怀疑这可能跟他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王先生的姐姐早年留学美国哈佛，之后曾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科学家智囊团的成员，“这个智囊团有几十个人，她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中共安全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能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信息，被我拒绝了。”

王先生说，最初他的想法就是“他们拿我当试验品，了解具有听力特质的人与其他人有何不同；或者对于他们盯上的人做这个实验，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最终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想像的，到最后，慢慢受到他的影响，他们通过某种手段逼着你按照他们的路径在走，他们从中找到一些经验和手段。”

“就像当年日本的731，但他们把这个做到极致，到什么极致情况下会发生质变，或者某种情况下是底线。”王先生说，“他们想控制人，就采集人的大脑的数据，远程搜集、远程控，把采集来的数据進行对比研究。对于他们给我造成的这种痛苦，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死，你无法忍受。”


至于是谁在搞这个“脑控”实验，王先生曾怀疑或许是某一个团队买了一些高科技监听在干坏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团队干得了的事情，我有几次跟他们‘对话’，最早了解是总参2部、3部的情报部门在做这个事情。”

另外，王先生说，他中央的朋友反馈给他的信息是，“‘确实有脑控的事情，而且国家很重视，但不是我们国家搞的，是世界上很霸道的美国搞的，还说，我们苦于没有证据’。我知道肯定不是美国人搞的。他们是绝对不承认的，而且知道的人不会很多，即使公布出去它都不会承认，说你是瞎说，这个套路我在新闻界搞了多少年，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王先生曾是中国某大型报业集团体育部主任，2015年调往该集团下属的印务总公司做老总。他告诉大纪元记者，2016年开始，他遭到一种类似像幻听的“脑控”攻击。

王先生说，“脑控”是一种非常卑劣、凶残的软暴力，“受害者没法躲，也无处藏，除了拼命死扛，别无选择，更为甚者，还无从反抗，更无法申诉，无法伸冤。而且这世上几乎无人能理解，几乎无人会相信，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无时不处在绝望之中，受害者唯有以极端毁灭自己的方式来应对。”

王先生表示，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权力一旦没有制约就是邪恶，邪恶起来就无底线的邪恶。”他希望通过曝光这个事件，“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他们就是制约。”王先生说。

长期关注“脑控”受害者的原上海台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动化设计工程师李达对大纪元说，从王先生的经历描述，他是一个“脑控”的受害者。

从精神病学分析，幻听它会根据病的严重和减轻发生变化，病严重的时候它就会加重，病减轻的时候它就会减轻或消失，李达说，“如果一个人他投诉在几年之内，一直保持一定强度的被语音骚扰，从逻辑和统计上分析他就不是幻听。”

李达说，这种技术经世界顶级电脑科学家确认：技术设备是人工操作的，所以王先生如果在想脑控设备操作者不懂的中国地方方言，操作者是听不懂的。

另外，美国人只会说中国普通话，许多中国的特殊口音地方话连美国中情局CIA也没人能说，“所以从这点分析，就是说，中国地方话的中共国安人员搞的V2K传音。它的技术基础是微波听觉效应，又称佛雷效应和神经信号编码技术。”李达说。

中共说，是美国政府在搞“脑控”实验，“美国早期是有研究，前苏联也是，这是事实，但是中国24个省大规模地搞，美国国会是不可能拨款的，”李达说，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士告诉他，美国国会对每一笔资金的使用都是控制得很严的。“而中共非常腐败，政府官员以各种项目名义滥用钱，所以，这个是中共自己在搞，从资金来源就可以分析出，我可以负责地说，美国政府没这样搞。”

“根据大量受害者的描述，可以推断，受害者听到声音，说的哪个地方的话，那就是那个地方中共国安和技术部门在搞，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不是美国在搞，因为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

中国有超过24个省的“脑控”受害者
反“脑控”组织者代表钟先生对大纪元表示，“脑控”在中国有近60年的历史，受害者遍布中国各地，各种年龄、职业、阶层都有，“2002年曾有报导披露，实名举报的受害者已有四十多万，现在是越来越多。”

钟先生说，他从2016年开始和全国的受害者在全国24个省举办了各省的省政府、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的集体报案，2017年至今举办了6次国家报案，“目前为止当局都在推诿拖延，对受害事实并不重视，很多受害者被政府当作精神病关押、打压，我本人也被关進精神病医院做司法鉴定，并被强制关進精神病迫害。”


中国各地脑控受害者上访维权记录照片。（受访者提供）

中共非常广泛地在滥用微波技术？

2018年，美国的外交人员先后在广州、北京和上海受到定向声波武器或微波武器的攻击，造成脑部受伤，美国至今仍在调查。

对于这个声波或微波武器，《纽约时报》2018年9月3日的报导称，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空军科学家们试图向敌人的脑袋里灌输可以理解的语音。这一新方法在2002年获得了专利，2003年又获得了更新。首席发明家说，研究小组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信号是可以理解的”。

报导还说，俄罗斯、中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被认为拥有制造基本微波武器的技术，这些武器可以使人虚弱、播撒噪音甚至杀人。专家说，拥有先進技术的国家可能可以实现更精确的目标，比如向人们的大脑发射言语。

李达表示，技术专利文献是经过专利局专家们严格审查批准的，是法律承认的技术，有这些公开的技术专利，这说明这些技术是存在的，比如，US Patent 6011991A是卫星远程定位脑波思想句子公开技术专利，US 6470214B1是“用于植入频率声音的方法和设备”美国技术专利，US 3951134A是读大脑思想的公开技术专利；既然这些技术存在，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滥用；有人在滥用就肯定存在受害者，“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逻辑。”

“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可想而知，在足够的资金支持下，中共可以非常广泛的滥用这些技术。”李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