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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明

2020年2月7日，武汉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去世，年仅33岁。他的名字只在过去30多天才逐渐为国人所知，但他的死却牵动亿万人的心。去年底，李文亮和七位医生最早在网络上讨论武汉出现“新沙士”，但被公安传唤、训诫，中央电视台等官媒更炮轰他们是“造谣犯法”。

李文亮的死是悲剧。如果他的言论没有引起国保的注意，而是变成发布给全社会的预警，壹场全球性的疫病灾难就有可能避免。我们有理由确信，在这壹轮武汉病毒肆虐期，李文亮不幸率先成为中共制度的牺牲品，而这壹罪恶政权则把整个国家引入了地狱。

中共的发家秘笈是马列的暴力论，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夺权和统治过程中也杂糅了传统的厚黑术和洗脑术，笔杆子和枪杆子软硬兼施。中共尽管建设出所谓的“钢铁长城”军队、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阻挡资讯的防火长城、铁腕的维稳体系，但顾此失彼，无法也无心建立壹套现代的国家医疗基础服务体系。面对21世纪的挑战，比如金融危机和病毒爆发，它的治理无能和荒唐就暴露无遗。

当下中国新冠状病毒的爆发原因还不清楚。但许多科学和合理的分析都溯源于地处武汉的中科院病毒所，有迹象表明这个超级病毒可能是SARS和HIV的人工合成，它不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也可能通过体液和排泄物传播。因为病毒研究所在自己网页、各种学术刊物、新闻报道中，透露过对成千上万的蝙蝠等动物的采集和研究，这些实验室的动物就成为病毒传播的潜在威胁。就在上月3日，吉林松原法院公开宣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贪污几千万的“试验后的淘汰动物及牛奶售出款”等被判刑12年，暴露出中国科学界科学伦理的沦丧。我们有理由怀疑，武汉病毒所的“试验后的淘汰动物”有流入华南海鲜市场的可能。

中共“科学家”　与魔鬼订约熟悉金庸作品的读者壹定会联想到，魔教“日月神教”有个教主东方不败，也有个教主任我行。教主掌握壹种“三尸脑神丹”，既可用于進攻，也可用于控制。中共的壹些浮士德式的“科学家” 与魔鬼订约，就是想为壹个教主找到“超级病毒”，作为统治和称霸的秘密制胜法宝。结果，丧失伦理底线的科学家制造出了“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在中国，“弗兰肯斯坦”的名字叫“新型冠状病毒”，它的准生证和出生证都盖上了官方的印记。它的急速繁殖和肆虐又是由官僚政治体制和它的领导人推波助澜的。壹个“定于壹尊”的领导人坚持政治挂帅、稳定第壹，强调政体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高于人权，自己申称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却不懂现代科学，而且任人唯帮、嫉贤妒能，使得病毒从发现到全球传播的近两个月宝贵时间被浪费，丧失了阻止疫情失控的黄金时期。中央、省市各级领导此时互相推诿扯皮，各地各自为政、诸侯割据，官僚体系陷入半瘫痪状态。连《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报道了“甩锅”现象，真是“竟无壹人是男儿”！

由于暗箱决策，恐慌、混乱、甚至疯狂接踵而至。对医院、官员、医疗体系、政府甚至中国丧失信心的人开始了全国和全球大逃亡。病毒加速扩展，感染的病人和死亡人数飙升。中共应对方式还是老套路：封口、封村、封城、封省、封言、封网。拒绝科学、信任、透明、关爱、合作，他们坚信靠枪杆子、笔杆子，可以控制住病毒。历史最终会揭示这壹真相：壹个已经是“无冕皇帝”却还梦想做千年皇帝的独裁者，为了他的皇冠，制造出了中华大地“冠状病毒大灾难”。

不幸中的万幸是，与十几年前沙士危机相比，迄今香港损失要小得多，台湾也还相对安全。许多人说，这要感谢香港的年轻人，是他们的抗争，是中共把旅游资源武器化来报复香港和台湾，相对隔绝了大陆游客和港台的交叉感染。香港和台湾的幸运，其实也是 “我反抗，所以我存在！” 的好例子。

中国大陆的民众从苦难中悟出了香港和台湾的经验了吗？假如有更多的李文亮反抗，假如他们反抗成功了，不是有更多的中国人还会存在吗？我想，法学博士许志永发出《劝退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出《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是大彻大悟了。

习近平听见人民的哀嚎了吗？中共政府听见人民的呼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