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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惨案与“武装暴动抢粮”救民案
——“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系列
余习广

四川省荥经县，大饥荒中记载人口死亡一半以上，为当代中国地方志所载纪录之冠，史称“荥经惨案”。当时，百姓在饿死，政府却强征百姓口粮囤积粮仓大量调出。该县凤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不忍百姓白白死去，带领群众武装抢夺国家粮库，自己为此坐牢20年，始终无怨无悔。


大跃进以其高烧狂热，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为荒诞无稽和残暴骇人的一页，造成了大饥荒年代中数万人死难于斯的历史悲剧。

在这场大悲剧中，四川省，最终以廖伯康等人依据省委正式文件向中央汇报的1200万死难者，写出了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省份死难之最。而荥经惨案，又以其史载人口死亡率53.15%以上，在四川勇夺其冠，成为当代中国地方志所载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率之冠，并因此永誌史册！

然而，就是在这块悲剧丛生的土地上，一个瘦弱矮小，沉默平和的四川汉子，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忠，率众奋起，持枪抢库，开仓济民，从而成为一场大悲剧中可歌可泣的史诗英雄。
一 、 人文神地说荥经

荥经古称若水，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地区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线的咽喉。荥经土地资源丰富，全县幅员1781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当年人口6万余。

自古以来，荥经就以其文化底蕴厚重，而享誉历史。荥经古为氐羌地，是羌彝等民族共居之地。荥经又为人文始祖颛顼帝的故里，春秋战国时期属于蜀国，公元前316秦（文王）灭蜀国，公元前223年，秦始皇赢政灭楚，迁楚王严（庄）道在此设县，故称严道县。西汉邓通于此开铜矿铸钱，“邓氏钱、布天下”。此后荥经一直为郡县治地。

有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荥经，这里是令人景仰的人文神明之地：荥经有颛顼故里——六合坝。 “三皇五帝”中颛顼帝的老家就在严道。在荥经，至今有经历千年风雨保存下来的四座古城遗址，即严道古城（先后治所古城坪，今荥经县城）；静冠城（位于六合清华村，相传诸葛亮屯兵之地）；邓通城（位于天凤乡、宝峰乡，相传邓通铸钱集散地）；孟获城（位于石滓乡瓦山，相传孔明七擒孟获地之一）。荥经为古代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大熊猫的故乡，红军长征曾经过荥经。

荥经山奇水秀，资源丰富，有美丽的原始森林风光。

山河秀美、物产丰饶的荥经，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却沦入家家见浮肿、户户有死尸、村村断炊烟，哀鸿遍地、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即使在死人过千万的四川，荥经惨案也成为震动全省的典型案件！

就在这万民垂亡之际，荥经县又发生了当时举国罕见的武装抢夺国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的所谓“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成为当年罕见的政治事件！
二、 “跃进卫星”酿大灾

1958年8月底开始，荥经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荥经县人口六万多。至九月，全县建起十多个人民公社，大办起五百多个公共食堂，全县人民被纳入“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三化”，即“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军事化体制。

雅安原属西康省，各级干部大多为原二野转业的山西南下干部。西康改省并地后，雅安地委书记秦长雄是山西南下干部，拉帮结派很有名气，只要讲得山西话，就有希望得提拔。邢书记是山西南下干部，大跃进以来，一直是秦长雄亲手树立的“红旗”书记。

在山高水冷的荥经县，人们长期以林木和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粮食作物为玉米、薯类；水稻为一季中稻，亩产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跃进年代里，邢书记亲手扶植的高产“卫星”，就达到亩产“万斤”、“三万斤”！荥经县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高产“卫星”的“红旗”县。

大办钢铁，荥经县又是大放“钢铁卫星”的“红旗”县。全县抽调二万多劳动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炉”，上山砍树，建窑烧炭。四个多月下来，全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仅留下几处山大断路的原始森林幸免于难。荥经县因此换回“钢铁卫星”红旗十几面！

是年8月起，全县农村青壮劳力全部开进“钢铁基地”，留下一万多妇女与老弱病残耕作和秋收。秋收季节，劳力奇缺，大量粮食烂在地里。

到了年底，地委开会落实国家征购任务，邢书记又在会上大放“卫星”，说是五八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万斤，增产到5600万斤。实际上，当年粮食减产两成多。

秋收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国家征购任务又按“高产卫星”数字，任务“落实到社”。一些公社干部向邢书记反映实际情况，遭到县委高调痛批，一顶顶“右倾机会主义”、“落后保守”、“富农思想”的帽子压下来，一杆杆“白旗”插下来，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运出去。荥经县又一次夺得“征购红旗”,而全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断了粮，社员拿草根树皮塞肚皮。由于政策调整，夏粮收割，全县粮食情况略有好转，部分地区还给社员发放了一点救命粮。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高潮，荥经县又是“红旗”县！五九年全县粮食总产才一千多万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书记又是一番“更大跃进”的神吹，声称粮食总产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跃进”的大潮中，“跃进派”邢书记上调，得到提拔。

大跃进中屡放“卫星”的饶青，接任了荥经县委书记。他接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继承了前任风格，在一门心思“更大跃进”、“夺红旗”的指导思想下，终于把这个烂摊子，闹成个更大灾难的深渊。

饶青上任，刚好赶上庐山会议后“反击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掀起“更大跃进”的政治运动高潮继续来潮。一贯积极卖力的饶青，当此之际，正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到1959年底，县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粮大减产。

饶青书记接着前任的高调报高产，大喊荥经实现了更大跃进，结果征购指标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多。饶青下令，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就地进仓，就地封存，然后上调。老百姓口粮、饲料和种子不管。但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任务。

为此，他在全县党代会上提出报告：《乘胜挺进，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历，继续反右倾，鼓足干劲，为夺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不顾群众大批死亡的事实，继续大讲大跃进、大丰收、大好形势！

为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饶青亲自挂帅，大搞起“反瞒产”运动。在老百姓大量饿死人情况下，县委组织各级工作队和工作组，下到社队，大力施压，以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查抄“后手粮”、“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的宗旨，用饶青的话来说，就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从社员家里和社队仓库中把粮食搞出来！”为此，县、社、队各级工作队、工作组和社队干部一起动手，开展起一场以暴力“催粮食”的“人民战争”。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据荥经县委在“双整”（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材料披露，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各级干部对“不老实”的干部群众，使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捆绑，吊打，人撞人，火烧，锄把捅进阴道，刀砍，活埋等几十种刑罚！

对于这场运动的结果，荥经县委在“双整”运动中总结说：“社队仓库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断粮，社员群众基本靠野菜为生”！

到1959年11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树藤叶（晒干）、玉米秸秆、棉花壳等磨成粉子，掺上野菜、树叶之类，号称“吃饭技术革命”，煮成“面糊糊”的稀“饭”，成年社员一餐两汤瓢，老弱病残则一餐一汤瓢。

到1960年初，全县各公社的公共食堂，掀起了一场“吃饭技术革命”的“代食品”运动。据当事人回忆：“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 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三、 “荥经惨案”骇天下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

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

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书记向饶青汇报，请求开仓发放粮，遭到他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

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饶青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红光满面！

吃饱喝足，饶青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饶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各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扔到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我在采访时，听知情人回忆说：直到九十年代荥经县城拓建新城区的时候，施工的田坝里，还不断挖到当年的大规模死人坑。当时，工地一传出挖出“万人坑”，四乡八野的乡亲们就蜂拥而至“看热闹”！

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

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荥经惨案”是四川大饥荒的典型案例，最终却成为四川省委负责人为饰过于人而抛出的替罪羊。

中央知晓四川灾情的最初信息渠道，主要是通过干部群众大量上诉的告状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明朗以“一个四川干部”名义发出的“关于四川灾情和李井泉问题致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书”；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发出的“给毛主席的信”；以及1962年6月，廖伯康在参加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时，先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后向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四川灾情问题的汇报。

在谈到四川死人过千万的灾情时，廖伯康对杨尚昆说：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

廖伯康在这里所说的姚青被捕判刑事件，发生在1960年秋。

1960年5月后，随着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和大饥荒的日趋严重的显现，中共中央领导人感觉到大灾难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初期的政策调整。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发出《十年总结》。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大政方针的调整决心日益明确。

当此之际，“荥经惨案”仍在大规模持续发展。荥经县和雅安地区不少人写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省长李大章到荥经调查后，震骇惊心至极。正值中央下令开展反“五风”运动。为抓典型，李井泉亲自下令，雅安地委书记秦长风主持，将饶青当“整顿”和“反五风”的典型逮捕，并以“破坏三面红旗”的罪名，判了八年刑，送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跟着一个劳改刑事释放后的就业人员雷师傅赶马车。

饶青老婆一看饶青落到如此下场，恐怕他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于是坚决要求与他离婚。而接任饶青职务的新任县委书记尹斌汤，垂涎美色，连人家职务和老婆一起接收了，一贯在县委大院摆书记夫人派头的饶太太，于是变成了尹夫人。据原简阳平泉劳改农场的知情人回忆，在劳改营里，饶青念念不忘的恨事，一是说自己是李井泉和邢书记的替罪羊；二是老婆被尹斌汤“抢占了”。

1966年底，“文革”造反派开始冲击四川省委和西南局。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后，饶青开始为自己翻案，他控诉说自己是李井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67年李井泉倒台，他和刘、张二挺被当成受李井泉迫害的革命干部，得到解放。1968年搞“三结合”进班子，1969年当了雅安地区军管会的副主任。

但原来打他“五风”的雅安地委书记秦长风重新掌权，对他非常排斥。饶青后被调到地区物资局当局长——2000年冬，他在睡梦中，半夜失火被烧死。
四、 凤仪“武装暴动”案

就在“荥经惨案”发展至最高潮之际，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震惊四川高层的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其案情就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五类分子”武装抢夺国家粮库。

凰仪位于荥经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六0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几乎死绝了人。

当时李文中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积极听话的干部。眼见死人如潮，于是找到县委，向饶青反映灾情，要求立即发粮救灾。没想到招致饶青一顿狠批，说他是“站歪了阶级立场”，要严肃处理。

李文中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他持枪和饥民们一起闯进公社粮库时，遭到粮库干部的阻拦。李文中怒火中烧，用枪顶着站长，逼他打开粮仓，随行的饥民欢呼雀跃，一袋袋白米和谷子，被背回了饥民的家中。

据他后来对劳改营中的“同改犯”李天德和廖志强说，当时荥经县死人太多了！尤其是凰仪公社，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有的一个村子都死绝了。还有吃死人的，杀老婆孩子吃的，惨不忍睹啊！眼看到那些全家死在屋里，尸体都发臭了也没人过问的情景。

他还讲到当时的想法：抢国库是死罪！去他妈的，与其饿死，不如抢粮。死我一个，救活那些太老实、太可怜的老百姓，死也值了！没想到还能够活了下来，那更值了！

饶青书记闻知凰仪公社李文中带头抢劫国家粮库，怒不可遏！说他带领五类分子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报经上级批准，以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罪，将其逮捕。1962年，判刑20年。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即苗溪茶场劳动改造。

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人说，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全是贫下中农，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比社员更惨，早就饿得死翘翘，没死的得水肿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据李天德回忆：他到苗溪茶场基建队时, 李文中已经劳改8年。那是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干瘦发黑，30多岁，看起来显得很苍老，思想压力也大，沉默寡言，很忠善。

1970年，“同改犯”廖志强在得知其案情后，要他写信给省里要求平反。不料李文中却说，他是不能平反翻案的。因为他确实带着枪，带着社员群众去抢了国家的粮食。对政府来说，这是不赦之罪，自己是罪魁祸首。但对他自己而言，虽然判了二十年，但决不后悔！那些抢到粮的人，死前还是吃了一顿饱饭的嘛，他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

对于这位以“让人民吃饱饭”、哪怕是坐牢死罪也要“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的李文中，自打闻知其事迹那一天起，即从我的内心深处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2004年9月，为调查“荥经惨案”和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我来到荥经实地调查。一提起李文中，过来人无不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人们至今还记得这位为民舍身勇士当年的事迹！但我没有找到知其下落者，因而也未能够找到有关这位勇士最终结局的线索。在我心中，是以为憾！谨此以文记之，英雄不泯，永誌人间！
资料来源

余习广：2004年8月26日、27日、9月8日采访记录、2005年3月12日补充采访记录；采访对象：李天德，沙勤生，原苗溪茶场及原荥经县委三位不愿署名的知情人；

余习广著：《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系列》；

余习广著：《擎起共和国圣火——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之路》，2008年4月，田园书屋；

雅安地委政研室、荥经县委政研室：《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记荥经县“五九事件》，见《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

《荥经县志》；

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杜治中：《左祸肆虐的年代——59年我们生产队大饥荒记实》。

大饥荒为何没大动乱？把国家变集中营的五手段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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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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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耻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 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 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 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 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 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 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 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发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杜林, 李肃

01.06.2013

华盛顿 — 开场白：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解说：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解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对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大跃进”，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进了保城市，丢农村的政策。

杨继绳：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解说：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责任，还几次保李过关：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

“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毛刘分歧：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杨继绳：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要极端，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

解说：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显然，这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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