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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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生平简介
由 admin » 2012年4月6日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中国河南滑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改革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广泛支持，成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赵紫阳生平简介 目录
1 早年经历
2 革命时期
2.1 抗战时期
2.2 内战时期
3 广东时期
3.1 土地改革
3.2 主管农业
3.3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3.4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
3.5 主政广东
4 文革时期
4.1 文革初期
4.2 主政四川
5 改革开放前期
6 八九民运
7 软禁
8 逝世
8.1 官方反应
8.2 民间反应
8.3 香港
8.4 西方报道
8.5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9 思想观点
10 对赵紫阳的评价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10.2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11 回忆录
12 家庭成员
早年经历
赵紫阳生于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殷实，有粮田数十亩，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即赵修业。1927年赵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学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2] 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3] 据说，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4]
1932年秋天，赵父送赵修业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5]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修业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学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6]
1936年，赵修业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紫阳。[5]
抗战时期
1937年赵紫阳回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在次年2月与中共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被派往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9月，学成回到滑县，担任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8] 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9]
1939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此一大胆且成功的举动使赵紫阳更受上级重视。[10] 同年6月，赵紫阳上调成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干部梁伯琪，两人之后结为连理。1940年6月，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日军正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的根据地大幅减少，赵紫阳亲率边区第四军分区第二十一团部队开辟新根据地，歼灭日军一个营。[11] 同年7月，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12] 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13] 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内战时期
1945年8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卫南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他坚持在土改中支持农民，严厉打击地主和富农，无情镇压任何阻扰土改的阶级敌人。[14] 连赵紫阳的父亲也在这次土改的过程中丧生了。[15]
1947年秋，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共最终在桐柏山站住脚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书记，赵紫阳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16] 中共针对当时过激的土改造成恶劣的影响，1948年7月他在平氏会议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乱没收，有步骤地对已分土地的地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17]1949年3月，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18]，赵紫阳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19]
广东时期
1949年10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整个1950年，他都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20]
土地改革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长，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21]
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俱乐部秘书长；1951年5月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22] 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阻挠。[21] 陶、赵于是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为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23]
1952年，最终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24] 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都被批评而作了检查，他们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21][24] 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25]
陶铸于是开展全面的整顿干部队伍、“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大量的地方干部被冠以“阶级异见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处死，而他们的职位空缺则由陶铸的南下干部填上。在土改的实际操作问题上，陶铸等人也是实行极左路线，在农民内部煽动阶级斗争，强行按照比例划分地主、富农，废除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在这种“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的口号下，大批农民被错划为地主、富农，被剥夺其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财产，还造成了许多血案。[26]
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也是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
主管农业
1953年4月叶剑英上调武汉时宣布广东全省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农村的工作任务进入全力发展生产的阶段。[27] 当时的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28] 不过同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9] 数量指标式的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30] 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31] 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32] 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化运动按照其指示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在1956年秋宣布胜利。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温和路线靠拢。陶铸的转变促成了赵紫阳的思想转变，陶铸对他的思想影响一直持续到陶铸逝世。[33]
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34]， 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35] 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36] 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37]
[编辑]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刮遍全国，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省也未能幸免。早在1957年秋，广东省委就向中央上报潮汕地区某县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全国最早的“千斤县”。1958年广东各地大幅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赵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全省每天放开吃三顿干饭[38]，当年广东就出现了粮食紧张。而赵认为当年是大丰收年，认定饥荒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导致的假象。1959年1月，赵在雷南县开展严厉的“反瞒产”试点，大力斗争被认为“右倾”的基层干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粮，最终得到了全县共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的虚报数字。基于这个数字，赵向全省分配了50多亿斤的“反瞒产”指标，并要求全省坚持每天三顿吃干饭[39][40]。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的经验，如获至宝的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当年中国陷入大饥馑。 赵紫阳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径宣扬人民公社的优越，同时更多在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民力和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41] 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着稳定、死亡人数较少的省份。[42]
1960年3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43] 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42]
[编辑] 主政广东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44] 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着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45]，要重新找回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46]。
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47]，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48] 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49] 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50] 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51] 赵紫阳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42] 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52] 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一切。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的劝告，上京赴任了。[53] 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广州军区总司令、林彪麾下的人马黄永胜不再受到陶铸的制约，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赵紫阳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54]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55]，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56]，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57][58]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59]，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53]，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60]。1967年1月4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赵紫阳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61]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是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1967年1月21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赵紫阳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学主楼。[62] 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由于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广东，所以赵紫阳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63] 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64]，2月28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65]。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65]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66]：
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于发臭、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四川任职期间，他领导尝试农村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改革开放前期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67] 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 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产量经过赵紫阳的农业改革上升了50%。[68]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通过逐步的经济改革来转变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国务院总理之后，赵紫阳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所使用的经济政策向全国推开，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了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通货膨胀问题，招来批评的声音。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67]1984年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1985年初推出“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但同时滋生了“官倒”等腐败现象。当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了“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环境经过两年时间从紧张逐步放松，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以上，农业增长近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7.3%。1988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问题。5月，经过邓小平的首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 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在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之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了。[69][70][71]
1980年代，赵紫阳被左派视为马克思修正主义者，但是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72] 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67]
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68]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73]，胡耀邦的这项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我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 ”。[73] 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由李鹏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为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0年代中后期的通货膨胀严重，民间对“官倒”深为不满，当时有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74]。为此，赵紫阳提出调查高干子女的“官倒”情况，并向政治局提出调查他的子女[75]。后来李鹏披露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76]，但作家胡平认为这是包括李鹏在内的“倒赵派”对赵紫阳的诬陷[74][77]。
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67] 他同时还建议党政事务应该分开，而在此之前这种建议是一种禁忌。[78] 西方观察家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68] 赵紫阳反对以私人购买股票的方式发展经济，但股票交易在1990年代被中国政府开放。
八九民运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问题。5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参与游行的学生深受鼓舞。
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以及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7日，根据李鹏的日记披露，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任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杨尚昆列席，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赵和李激烈交锋。乔，姚和杨支持李鹏，胡则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即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后任国务院总理）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79]：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不是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天安门清场以后，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针对李鹏的报告（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软禁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家[81]，赵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和门前的公安站岗[82]。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改革历程》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赵紫阳在信中写道[83]：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1997年，江泽民在访美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但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的限制没有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达二年之多。每年6月总有国际媒体传出赵去世的消息，但最后皆证实误传，2005年1月6日的病发住院曾被香港《东方日报》以头版大篇幅误报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84]，赵紫阳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85]，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然而此后，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86]，赵抱怨之后自己“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赵）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并指控对其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逝世
虽然官方指赵紫阳的离世很突然，但其实在2005年1月已多次传出赵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1月17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信称：赵紫阳在当天7时01分安详地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
赵紫阳儿女们的挽联为[87]：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88]；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官方反应
赵紫阳一名儿子还说，国家领导人来过医院致意，但当时不方便透露是谁。外电引述消息指出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另《明报月刊》2005年2月号的《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一文中透露，曾庆红于1月17日凌晨五时多曾来病房探望，同行还有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而《明报月刊》2005年6月号专文亦透露田纪云在2004年间三度前来探望赵紫阳，最后的一次探望为1月5日晚上八时，并刊登探访时合照。
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
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北京时间）在八宝山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职衔）参加追悼会，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新华社也为此发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长的新闻，除提到贾庆林出席追悼会外，也证实曾庆红曾经在赵紫阳临终前看望过他。
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报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另外，广东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则由主播口述消息，并指出“赵紫阳生前曾犯下重大错误”。[89][90][91]
民间反应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当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关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网站与论坛过滤删除任何相关消息，新浪网的新闻评论功能当天被取消，人民网强国论坛下午更是首次改为全审核状态，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别式并不公开给公众参与，但墓外聚集不少高举赵相片或挽联的悼念人士和上访民众。
一些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也都对赵紫阳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并对赵紫阳去世前长达15年遭软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指出，虽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时赵紫阳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但在他出现在广场后就赢得尊重，虽然他并未能为六四事件做任何实质事情，历史该予他以正面评价。
据美国之音报道，赵紫阳逝世周年期间，北京公安开始“如常”监视并拘捕悼念紫阳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动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齐志勇等人；家属表示只在家中举行私人纪念活动，但“家门永远对公众开放”，将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92]
值得注意的是，在赵紫阳逝世当天傍晚，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第九中学，校方在学校正门放置小型黑板，内容大致为引用新华社早前发布赵紫阳病逝的简短消息。[来源请求]在当天除了新华社的官方消息在网上有公开以外其他媒介几乎没有报道，以至于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民众获取消息主要来自于报纸和电视广播。而互联网对赵病逝消息的封锁与限制，广东省境内转播的香港电视有关赵紫阳的新闻被过滤，在这种情况下，能大胆公开，有人认为这是赵紫阳曾在当时的惠阳地区工作时有所贡献的一种表示。发布赵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93][94]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时，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为首的100人，首先于中联办门口路祭赵紫阳。下午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近50人亦到达中联办。
同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议在立法会为赵紫阳默哀，但被主席范徐丽泰以“立法会历年来只曾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决。她指赵紫阳“并非对香港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不能与邓公相提并论”，拒绝梁的申请。翌日立法会开会时，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李卓人提出“全体议员为赵紫阳先生默哀1分钟”，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不理会前日裁决，站立默哀1分钟。范指李行为不检点宣布暂停会议。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联盟 、自由党 、泛联盟和非民主派的独立议员共27名集体杯葛会议，结果立法会首次因有议员集体“蓄意缺席”而“流会”。其后记者会中，自由党的田北俊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皆否认杯葛是政治考虑或与“默哀”有关，而是因为有议员连番违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决，令今届立法会会议经常中断。民主派则指坚持默哀乃“良心呼唤”，并愿为良心和行为负责。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码头，邀请市民签署悼念册。同晚，香港支联会举办在中国国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间追悼会。主办方称有一万五千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万人参加。明报报道参加者坐满三个维多利亚公园硬地足球场。
[编辑] 西方报道
当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体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而对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则仅一笔带过。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员及常委在2005年联合要求中共中央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
[编辑] 思想观点
政治方面，赵紫阳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81]
国际和两岸关系方面，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经济上主张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81]
[编辑] 对赵紫阳的评价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编辑]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做总书记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95]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96]
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真正的“总设计师”。[97]
回忆录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历程》(ISBN 978-988-172-027-6) 于2009年5月29日于香港出版，首版一万四千本上市后随即一扫而空，需加印第二版[98]。台湾版《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家庭成员
赵紫阳的夫人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长时间住院之后，于2005秋天回到家里休养。家人亦不敢告诉她赵紫阳的死讯。赵与梁诞下五名子女：
长子赵大军，曾任Shenzhen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经理[99]，曾任Hainan Huahai Company总裁[100]
次子赵二军，曾在海南建立贸易公司[101]
三子赵三军（早夭）
四子赵四军 妻：任克英
女儿赵亮，后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种问题，改名王雁南，毕业于夏威夷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曾任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助理经理[102]。
幼子赵五军
儿媳任克英，法国巴黎银行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及行政总裁，前美林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女婿Wang Zhihua，曾任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03]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广泛支持，成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赵紫阳生平简介 目录
1 早年经历
2 革命时期
2.1 抗战时期
2.2 内战时期
3 广东时期
3.1 土地改革
3.2 主管农业
3.3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3.4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
3.5 主政广东
4 文革时期
4.1 文革初期
4.2 主政四川
5 改革开放前期
6 八九民运
7 软禁
8 逝世
8.1 官方反应
8.2 民间反应
8.3 香港
8.4 西方报道
8.5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9 思想观点
10 对赵紫阳的评价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10.2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11 回忆录
12 家庭成员
早年经历
赵紫阳生于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殷实，有粮田数十亩，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他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即赵修业。1927年赵进入位于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学的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三人均为中共地下党员）。[2] 后由于中共准备的夏季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3] 据说，赵在准备这次暴动时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还对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发给农民和卖掉，其费用献给党组织，引起父亲赵廷宾的不悦，但是他还是成功说服了他的父亲。[4]
1932年秋天，赵父送赵修业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5]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修业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参加了开封高中学生发动的卧轨请愿行动，要求政府停止进行内战，出兵抗日。[6]
1936年，赵修业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紫阳。[5]
抗战时期
1937年赵紫阳回到自己的故乡，终于在次年2月与中共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被派往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1938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9月，学成回到滑县，担任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大量发展党员。[8] 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9]
1939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改编。此一大胆且成功的举动使赵紫阳更受上级重视。[10] 同年6月，赵紫阳上调成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干部梁伯琪，两人之后结为连理。1940年6月，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日军正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的根据地大幅减少，赵紫阳亲率边区第四军分区第二十一团部队开辟新根据地，歼灭日军一个营。[11] 同年7月，赵紫阳在滑县开展雇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12] 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13] 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内战时期
1945年8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卫南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他坚持在土改中支持农民，严厉打击地主和富农，无情镇压任何阻扰土改的阶级敌人。[14] 连赵紫阳的父亲也在这次土改的过程中丧生了。[15]
1947年秋，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共最终在桐柏山站住脚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书记，赵紫阳主要负责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16] 中共针对当时过激的土改造成恶劣的影响，1948年7月他在平氏会议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乱没收，有步骤地对已分土地的地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17]1949年3月，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18]，赵紫阳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19]
广东时期
1949年10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整个1950年，他都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他辞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南调广东，成为“南下干部”的一员，协助陶铸等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20]
土地改革
当时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久，即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广东当时由叶剑英任省长，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21]
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俱乐部秘书长；1951年5月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22] 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阻挠。[21] 陶、赵于是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为于广东土改落后和干部不纯。[23]
1952年，最终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的土改政策。[24] 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都被批评而作了检查，他们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21][24] 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25]
陶铸于是开展全面的整顿干部队伍、“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大量的地方干部被冠以“阶级异见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处死，而他们的职位空缺则由陶铸的南下干部填上。在土改的实际操作问题上，陶铸等人也是实行极左路线，在农民内部煽动阶级斗争，强行按照比例划分地主、富农，废除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在这种“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的口号下，大批农民被错划为地主、富农，被剥夺其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财产，还造成了许多血案。[26]
当时赵紫阳作为陶铸的助手，也是从严从紧执行土改政策，亲自批核了许多土改的决策。
主管农业
1953年4月叶剑英上调武汉时宣布广东全省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农村的工作任务进入全力发展生产的阶段。[27] 当时的赵紫阳刚刚接管农业事务，他马上发出稳定生产关系，扭转农村混乱的局面，保护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较显著。[28] 不过同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随即放弃保护私有的政策，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9] 数量指标式的合作化运动使广东各地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情况，令生产遭到破坏。[30] 赵紫阳对此反复强调合作化的过程中要着重于农民的互利、生产的提高，注意循序渐进。[31] 但是毛泽东却撰文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批判右倾保守的路线，提出不少冒进的设想。[32] 鉴于毛泽东的权威，合作化运动按照其指示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在1956年秋宣布胜利。
合作化运动与反右运动
在合作化运动期间，赵紫阳的思想即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受其上司陶铸的影响而来的；陶铸在那几年的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原来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和祸害，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温和路线靠拢。陶铸的转变促成了赵紫阳的思想转变，陶铸对他的思想影响一直持续到陶铸逝世。[33]
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34]， 陶铸因为职责不得不划定一大批知识分子为右派；赵紫阳由于主管农业，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35] 不过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陶铸和赵紫阳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宣传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政府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领导经济建设，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观点。[36] 赵紫阳还亲自制定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生活补助和医疗保健政策。[37]
[编辑]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刮遍全国，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省也未能幸免。早在1957年秋，广东省委就向中央上报潮汕地区某县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这是全国最早的“千斤县”。1958年广东各地大幅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赵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全省每天放开吃三顿干饭[38]，当年广东就出现了粮食紧张。而赵认为当年是大丰收年，认定饥荒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导致的假象。1959年1月，赵在雷南县开展严厉的“反瞒产”试点，大力斗争被认为“右倾”的基层干部，使用暴力手段抄家搜粮，最终得到了全县共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的虚报数字。基于这个数字，赵向全省分配了50多亿斤的“反瞒产”指标，并要求全省坚持每天三顿吃干饭[39][40]。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的经验，如获至宝的毛当即批示向全国推行，当年中国陷入大饥馑。 赵紫阳一方面不得不按官方的口径宣扬人民公社的优越，同时更多在批判“共产风”、“浮夸风”，强调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办事，珍惜民力和财力，不能单单依靠群众热情进行生产。[41] 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广东在全国范围内算是较沉着稳定、死亡人数较少的省份。[42]
1960年3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南海县一户麦姓农家视察时，看到麦氏两幼童兄弟为了舔一只饭勺里的饭汁而打架，他感触良多。赵紫阳回到省委后，一开口就对陶铸说：“旧社会中，中国国民党把人民逼反，今天，难道共产党也要把人民逼反么？”[43] 同年年中，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使广东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赵紫阳负责，赵紫阳决心开始实施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42]
[编辑] 主政广东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二条”，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44] 上级的正式表态使赵紫阳终于可以放手整顿，于是他着力扭转濒于崩溃的广东经济。他表明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45]，要重新找回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两大优良作风[46]。
他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经产生怀疑[47]，他在农业上大胆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实行奖罚制度，让农民能够自由生产，提高个体生产积极性。[48] 当时他向全省推广清远县农民创造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与“包产到户”模式大同小异），使广东农村的生产得以恢复。[49] 至1963年，广东经济形势基本得到好转。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广东采取较自主的对外政策，与刘邓的“三和一少”相呼应，广东的对外关系得到改善。如在粤港关系上，1961年2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后，粤港两地又达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协议，解决了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50] 在1962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承受很大的压力，不过他提出的对策主要强调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51] 赵紫阳在逃港潮上的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赢得外界的好评。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自然由赵紫阳正式继承，46岁的赵紫阳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42] 上任不久，赵紫阳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意图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在农村实现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机械化，引进国外先进的农场管理技术。[52] 但是政策尚未正式推行，文革的到来打乱了一切。
文革初期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赵紫阳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是陶铸并未能听从赵的劝告，上京赴任了。[53] 陶铸上调中央后，赵紫阳在广东失去了保护他的最大屏障，广州军区总司令、林彪麾下的人马黄永胜不再受到陶铸的制约，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赵紫阳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54]
一开始，广东的红卫兵运动虽然也在外地的影响下和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学生的带领下有所涌动，甚至发出一些质疑赵紫阳和省委的声音[55]，但是由于陶铸晋升最高层，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铸和赵紫阳的路线[56]，加上陶铸力保在广东前线的赵紫阳，所以赵紫阳尚可以尽力将风起云涌的造反运动置于省委的领导之下。[57][58]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逆转，陶铸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反而竭力保护刘邓和一大批老干部[59]，使他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激发[53]，毛泽东也决心打倒这个“邓小平的代理”[60]。1967年1月4日，陈伯达率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红卫兵赴广州专揪王任重、赵紫阳革命造反团”，正式宣布陶铸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61]
陶铸迅速被打倒了，之后上海“一月风暴”是造反派的夺权潮向全国蔓延。1967年1月21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对广东省委进行夺权，赵紫阳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学主楼。[62] 不过这次夺权只是象征性的，由于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广东，所以赵紫阳和他们谈判后协议由省革联监督省委，省委继续处理日常事务。[63] 但是更大的一场风暴很快又来临，省革联和广州军区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权力斗争乃至武斗[64]，2月28日，广州军区对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进行军管，省革联最终垮台[65]。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为全省的最高权力机构，黄永胜为军管会主任。[65]
黄永胜控制整个广东之后，赵紫阳因为是“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而成为最重要的攻击目标。他被罗列了“八大罪状”[66]：
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于发臭、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主政四川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四川任职期间，他领导尝试农村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改革开放前期
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67] 并于1977年，提拔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成为正式委员。 赵紫阳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80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产量经过赵紫阳的农业改革上升了50%。[68]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通过逐步的经济改革来转变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国务院总理之后，赵紫阳把自己在四川任职期间所使用的经济政策向全国推开，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了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在沿海省份成功建立了一些经济特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的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通货膨胀问题，招来批评的声音。赵紫阳提倡开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67]1984年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1985年初推出“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向价格市场化过渡的开始，但同时滋生了“官倒”等腐败现象。当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赵紫阳提出了“软着陆”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经济环境经过两年时间从紧张逐步放松，经济既获得降温，又没有出现衰退。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7%以上，农业增长近6%，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7.3%。1988年中国经济再度过热，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面临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问题。5月，经过邓小平的首肯，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实现“价格闯关”。在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7 月中国物价上涨幅度以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在8月价格闯关的消息正式发布之后，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了。[69][70][71]
1980年代，赵紫阳被左派视为马克思修正主义者，但是他主张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要听取民意的方针受到国民的广泛欢迎。[72] 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跟中共党内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赵紫阳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67]
进入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和胡耀邦共同推进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政府更加透明化，国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员对自己的错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等。[68]赵和胡还进行大规模的肃贪行动，允许对中共高干子女，特别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荫下发展起来的子女（即太子党）实施调查[73]，胡耀邦的这项政策也招致中共党内许多掌权人士的不满，1986年发生学潮后，胡耀邦受到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一批党内元老迫使胡耀邦辞职。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在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前一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我更适合管理中国的经济事务... ”。[73] 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而其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由李鹏代理。当时中外已经公认赵紫阳为邓小平选定的接班人。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0年代中后期的通货膨胀严重，民间对“官倒”深为不满，当时有顺口溜：“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74]。为此，赵紫阳提出调查高干子女的“官倒”情况，并向政治局提出调查他的子女[75]。后来李鹏披露查明赵紫阳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76]，但作家胡平认为这是包括李鹏在内的“倒赵派”对赵紫阳的诬陷[74][77]。
基于中国需要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改革来刺激生产的前提，赵紫阳在198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67] 他同时还建议党政事务应该分开，而在此之前这种建议是一种禁忌。[78] 西方观察家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时期，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68] 赵紫阳反对以私人购买股票的方式发展经济，但股票交易在1990年代被中国政府开放。
八九民运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时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问题。5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赵紫阳的讲话，参与游行的学生深受鼓舞。
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以及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7日，根据李鹏的日记披露，邓小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任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杨尚昆列席，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赵和李激烈交锋。乔，姚和杨支持李鹏，胡则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即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赵紫阳会后提出辞职。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后任国务院总理）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79]：
“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不是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天安门清场以后，1989年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针对李鹏的报告（四中全会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并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软禁
被撤职后的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国内官方报道中忌讳的话题；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家[81]，赵住宅一直有人俯视在小巷墙上和门前的公安站岗[82]。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改革历程》
赵紫阳也曾多次写信给江泽民要求解除软禁，但均遭到江泽民的拒绝，赵紫阳在信中写道[83]：
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1997年，江泽民在访美之前，为了给美国有个交代，江泽民要求中南海保健处负责赵紫阳医疗的医生向赵紫阳提议打高尔夫球，但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的限制没有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达二年之多。每年6月总有国际媒体传出赵去世的消息，但最后皆证实误传，2005年1月6日的病发住院曾被香港《东方日报》以头版大篇幅误报为逝世消息。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前，应“天安门母亲”的请求[84]，赵紫阳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85]，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然而此后，在10月13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的信中[86]，赵抱怨之后自己“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赵）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并指控对其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逝世
虽然官方指赵紫阳的离世很突然，但其实在2005年1月已多次传出赵病危甚至病故的消息，只是这些消息都被中国官方否认。1月17日新华社新闻稿称：“赵紫阳同志因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女儿王雁南向驻北京传媒发短信称：赵紫阳在当天7时01分安详地离世；当时家人都在身旁，并为他祈祷；又形容其父终获自由。
赵紫阳儿女们的挽联为[87]：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88]；
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官方反应
赵紫阳一名儿子还说，国家领导人来过医院致意，但当时不方便透露是谁。外电引述消息指出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另《明报月刊》2005年2月号的《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一文中透露，曾庆红于1月17日凌晨五时多曾来病房探望，同行还有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而《明报月刊》2005年6月号专文亦透露田纪云在2004年间三度前来探望赵紫阳，最后的一次探望为1月5日晚上八时，并刊登探访时合照。
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
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北京时间）在八宝山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职衔）参加追悼会，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新华社也为此发表一篇篇幅比去世消息略长的新闻，除提到贾庆林出席追悼会外，也证实曾庆红曾经在赵紫阳临终前看望过他。
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报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另外，广东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则由主播口述消息，并指出“赵紫阳生前曾犯下重大错误”。[89][90][91]
民间反应
中国国内的部分民众对赵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评价赵紫阳并自发进行悼念。在逝世当天网络上曾形成悼念赵的高峰，但高潮被当局成功限制，网络上有关赵紫阳的内容被严格监控，各大网站与论坛过滤删除任何相关消息，新浪网的新闻评论功能当天被取消，人民网强国论坛下午更是首次改为全审核状态，中国著名的搜索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对关键字赵紫阳的搜索，不显示任何结果，但民间仍有不少人自发撰文进行怀念。官方的告别式并不公开给公众参与，但墓外聚集不少高举赵相片或挽联的悼念人士和上访民众。
一些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也都对赵紫阳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事件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表示沉痛，并对赵紫阳去世前长达15年遭软禁表示同情。而吾尔开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时也指出，虽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时赵紫阳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但在他出现在广场后就赢得尊重，虽然他并未能为六四事件做任何实质事情，历史该予他以正面评价。
据美国之音报道，赵紫阳逝世周年期间，北京公安开始“如常”监视并拘捕悼念紫阳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动人士，如李金平、胡佳、齐志勇等人；家属表示只在家中举行私人纪念活动，但“家门永远对公众开放”，将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92]
值得注意的是，在赵紫阳逝世当天傍晚，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第九中学，校方在学校正门放置小型黑板，内容大致为引用新华社早前发布赵紫阳病逝的简短消息。[来源请求]在当天除了新华社的官方消息在网上有公开以外其他媒介几乎没有报道，以至于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得知此消息，主要原因是在中国民众获取消息主要来自于报纸和电视广播。而互联网对赵病逝消息的封锁与限制，广东省境内转播的香港电视有关赵紫阳的新闻被过滤，在这种情况下，能大胆公开，有人认为这是赵紫阳曾在当时的惠阳地区工作时有所贡献的一种表示。发布赵病逝消息的黑板在第二天清晨已被撤掉。
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众前往赵紫阳家中祭奠。[93][94]
香港
2005年1月18日上午11时，以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为首的100人，首先于中联办门口路祭赵紫阳。下午1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近50人亦到达中联办。
同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提议在立法会为赵紫阳默哀，但被主席范徐丽泰以“立法会历年来只曾为港督尤德及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去世默哀”的理由而否决。她指赵紫阳“并非对香港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不能与邓公相提并论”，拒绝梁的申请。翌日立法会开会时，由香港职工会联盟的李卓人提出“全体议员为赵紫阳先生默哀1分钟”，24名泛民主派议员不理会前日裁决，站立默哀1分钟。范指李行为不检点宣布暂停会议。另一方面，民主建港联盟 、自由党 、泛联盟和非民主派的独立议员共27名集体杯葛会议，结果立法会首次因有议员集体“蓄意缺席”而“流会”。其后记者会中，自由党的田北俊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皆否认杯葛是政治考虑或与“默哀”有关，而是因为有议员连番违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决，令今届立法会会议经常中断。民主派则指坚持默哀乃“良心呼唤”，并愿为良心和行为负责。
1月21日下午，南方民主同盟在尖沙咀码头，邀请市民签署悼念册。同晚，香港支联会举办在中国国土上唯一的一场合法民间追悼会。主办方称有一万五千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有一万人参加。明报报道参加者坐满三个维多利亚公园硬地足球场。
[编辑] 西方报道
当天及次日的BBC及CNN等西方主要媒体均以大量篇幅报道“伊拉克战争后的首次民主选举”，而对赵紫阳逝世的消息则仅一笔带过。
中共前任高层推动平反
包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内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员及常委在2005年联合要求中共中央为赵紫阳恢复名誉，并对赵紫阳及其对中国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公开缅怀和纪念。中国政府同意举行仪式进行纪念，但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党内外民众的诉求。
[编辑] 思想观点
政治方面，赵紫阳以国情民意和多年的从政经验为基础，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因此，他不赞成一次性的施行多党制和普选，而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81]
国际和两岸关系方面，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过思想解放和观念启蒙，消解中国传统的独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营造出自由、宽容、多元的社会气氛。主张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经济上主张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充分发挥民间的经济创造力，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81]
[编辑] 对赵紫阳的评价
[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价
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编辑] 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评价
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赵紫阳做总书记的“不镇压”原则，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95]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96]
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真正的“总设计师”。[97]
回忆录
2009年5月13日，赵紫阳的回忆录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译是“国家的囚犯：赵紫阳总理的秘密日记”）出版。其内容由他在软禁期间偷偷送出的一系列录音带上的口述内容整理而成。其原文《改革历程》(ISBN 978-988-172-027-6) 于2009年5月29日于香港出版，首版一万四千本上市后随即一扫而空，需加印第二版[98]。台湾版《国家的囚徒：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家庭成员
赵紫阳的夫人为梁伯琪，目前年高多病；在很长时间住院之后，于2005秋天回到家里休养。家人亦不敢告诉她赵紫阳的死讯。赵与梁诞下五名子女：
长子赵大军，曾任Shenzhen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经理[99]，曾任Hainan Huahai Company总裁[100]
次子赵二军，曾在海南建立贸易公司[101]
三子赵三军（早夭）
四子赵四军 妻：任克英
女儿赵亮，后为免自己的姓氏引起的各种问题，改名王雁南，毕业于夏威夷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曾任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助理经理[102]。
幼子赵五军
儿媳任克英，法国巴黎银行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及行政总裁，前美林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
女婿Wang Zhihua，曾任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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