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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劍濤

我們身為壹種政體下的公民成員，如何面對極權主義這樣的深重災難？像艾希曼這種無私的官僚分子，他所為平庸之惡甚至超過了根本惡，因為如果沒有藉助無私的官僚機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地推行根本惡。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在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她在公民責任、不服從、以及革命研究上都是20世紀以來的巨星。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國，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壹。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代表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論革命》《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精神生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共和的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責任與判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等等。



阿倫特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我想阿倫特的熱度並不隨著她的逝世而降低，十年前在紀念阿倫特誕辰壹百年的時候，曾經在世界各國的政治哲學家掀起了壹個熱潮，這個盛況可以說壹直延續了十年之久，今天正好是阿倫特誕辰110周年，我相信阿倫特所引出的話題仍會掀起紀念阿倫特的熱潮。



從政治思想史上來看，因為政治觀念的獨創性而名垂青史的人是極少的，而且因此而名垂青史的政治思想家壹定是開闢古典政治和現代政治樞紐性的人物，而這樣的思想人物不經過百年以上，甚至是千年的檢驗，恐怕是很難塵埃落定。所以我們目前還不想恭維，阿倫特已經是開闢政治思想史新時代的壹個超級大腕。



我想阿倫特之所以受到越來越隆重的紀念，換言之，受到政治哲學家越來越興趣濃厚的討論，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她在政治思想觀念上的系統的獨創性，阿倫特不是壹個追求體系的思想家，而是因為阿倫特在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之間，直截了當地指出面對政治生活人們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



首先20世紀是壹個非常混亂的世紀：壹戰、二戰、韓戰、越戰，其次「短20世紀」的經歷也相當複雜（從壹戰起到蘇東解體，作為「極端的年代」被稱為短20世紀）。因為壹戰是由所謂資本主義的貪婪引發的戰爭，這場戰爭的失敗使德國被置於壹個羞辱的境地，那是推卸戰爭責任的結果。攻城略地的現代早期政治邏輯導致壹戰的出現，終結了人們對資本主義長期繁榮的幻想，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令人意外的政治成果：壹方面德國人體會到了魏瑪及其失敗、希特勒的掘起，另壹方面世界體會到了終極性的革命——俄國革命，來解決人類所有悲催性的問題。



在二戰後所達到的所謂世界秩序當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進入了冷戰狀態，因而在極權主義政治和民主政治之下，人們怎麼從事政治生活變成了壹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阿倫特在觀察到這個「20世紀的災難性過程」的同時，發現在大眾民主時代到來之際，技術的力量讓人類社會發生翻天復地的變化，尤其是我們進入壹個核時代、太空時代。核時代所產生的驚人殺傷力讓人們畏懼，相互的核威懾、以暴制暴的人類行為邏輯達到登峰造極的狀態。當人們進入太空時代時，掙脫人自身、進入絕對自由的狀態，這樣壹種完美主義的欲求變得越來越強烈。



因此阿倫特認為，20世紀讓人類遭遇到兩個極其嚴峻的問題：第壹，怎麼用政治來馴服大眾社會，不是用道德、法律。第二，如何用政治控制技術力量。



阿倫特恐怕沒有料到，如今技術的進步已更令人眼花繚亂，我們已經要突破千百年來人所追求的天譴。人類今天還沒有想到這個天譴的突破意味著對生活的根本性挑戰：人有可能因為基因改寫而實現永生。我們的壹切倫理建構和政治秩序建構都是因為向死而生，那現在永生了，我們怎麼辦？阿倫特當年還沒有意料到，只是深惡革命。她已經發現種族研究、運動學的發達、優生學的掘起產生了所謂的種族帝國主義，是極大的威脅。所以這個意義上，紀念阿倫特是因為她確實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之間，切中了這個大時代的根本性問題。



同時我們要收縮我們的目光，阿倫特的思想跟中國的處境也可能有切近的地方。對於中國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人的責任。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談到道德和政治的嚴重衝突時就說：



做壹個好人和好公民常常是矛盾的。因為做好人只要面對自己的良心，不加害於別人就足矣，但是做好公民要進行政治參与，要政治良性化，要共同行動，而不是付諸個人良心抵抗。 這對於中國人來講非常有挑戰性，因為儒家已經開啟了這個大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獨善其身就是面對良知的壹種自我規訓，但兼濟天下是掌握權力的壹種特權，這個具有悖謬性的衝擊。



面對人的責任和公民的責任我們該怎麼辦？公民的服從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順從。我們的順從首先是因為人民主權讓我們建立了共和國，因此法律屬於保障人民的壹個工具，因而我們順從於法律。公民的順從並不是順從壹般的政治權威，更不是順從政治掌權者。



最後就是中國人直接面對的壹個問題：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已經革命176年，但很顯然，革命終局還沒有顯現。用阿倫特的話來說，革命是為了自由建國。按照阿倫特的邏輯，壹個國家的革命在自由建國沒有呈現出來的時候，是沒有完成的，這個時候產生的是革命的異化，因而我們怎麼去面對革命呢？



上世紀90年代李澤厚先生出了壹本專著，俗名就叫《告別革命》。我們是要告別革命，還是要借革命自由立國，這在中國成為壹個特殊問題。如果堅持革命，壹切左派當權者認為這樣對自己有利，實際上從長遠看來，這恰恰是對於當權者的壹種極為重大的顛復，因為不願意通過革命而自由立國，革命發生了變異，那麼妳將長期在為另壹場革命儲備條件。所以實際上捍衛革命的人不知道革命的危險性和顛復性，還自得其樂。但是如果要告別革命，那是需要前提的：只有實現了自由立國才能告別革命。因此前幾年中國社會科學界流傳著壹種說法：中國正在出現改革與革命的賽跑。這意味著革命因素在改革的進程中積累。那究竟改革與革命誰是贏家，這是壹個政治實踐問題，我們不好主觀臆斷，但是顯然，它切近了阿倫特論革命的實質性問題。



阿倫特值得世界各國的政治思想家、理論家們隆重紀念，就是因為阿倫特對20世紀最觸目驚心的現代性現象——極權主義有了深刻的反省。 1951年阿倫特正式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到1958年出版修訂版。從苛刻的角度上來說，這本書並不見得非常嚴謹，甚至有評論認為，《極權主義的起源》把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羅列在壹起論述，簡直就是在邏輯上不清不楚。但是阿倫特認為這三者有關聯，因為反猶主義從古已有之的種族性和宗教性反猶主義，進入到政治性反猶主義，或者種族帝國主義反猶主義的時候，就意味著種族間的自然關係已經在20世紀演變成了極為嚴峻的政治關係。更進壹步說，演變成了壹個用國家暴力來解決的嚴峻的政治問題。



最近流行的壹本書叫《民族的陰暗面》，它特彆強調，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壹個最重要的難題就在於：民族國家首先要建立壹個單壹民族，這個單壹民族的建構意味著古代社會的雜居民族關係要面臨壹個民族關係的清洗，可以使壹個政治民族霍然誕生，在這個民族的基礎上來建立主權國家。在阿倫特看來，民族國家或者至上主權所建立的國家所面對的種族清洗，正是反猶主義所導致的20世紀的極權主義最令人矚目的政治現象。



而事實上，種族帝國主義、大陸帝國主義或壹切階級帝國主義所產生的帝國主義現象恰恰是訴諸于極權主義作為它的意識形態武器，人類的生存狀況在極權主義的催迫之下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在阿倫特看來，這不是此前人類所有的道德生活模式、社會生活模式、法律生活模式和政治生活模式所可以解釋的新現象。當阿倫特把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分三個小冊子來分別出版的時候，引起最大轟動的還是極權主義這壹冊，因為她所討論的最直接的問題，是她親身經歷的以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訴求為直接政治手段的納粹。納粹從內部敵人的清洗以及到外部敵人的滅絕，呈現出的最後解決方案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屠殺七百萬猶太人。



但阿倫特最直接的反省並沒有隻針對納粹德國，因為二戰以後隨之興起的蘇聯，尤其50年代后逐漸暴露出來的蘇聯控制國家的政治手段，讓阿倫特看到極權主義實際上還有另壹種形態，就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藉助的核心，第壹是意識形態的壓制，第二是強大的政黨的單壹控制。所以對阿倫特來說，這樣的極權主義值得去深入研究和加以反省，並警惕全世界的人，不分民族、階層、教育。阿倫特特別綿延從古希臘以來到康德為鼎盛，而她自己堅決贊同的世界主義，就是超越民族和主權來看待人。因此，極權主義變成了20世紀最觸目的現象，深層原因就是極權主義竟蔓延為壹種普遍的人類現象。它之所以是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不是因為納粹德國的和蘇聯對人的政治性摧殘。這是事實問題，不需要辯論。這背後所隱藏的人類的近況更令人憂心如焚，因為對於極權主義來說，它的四個支撐槓桿是對人的極度蔑視：



第壹，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將人完全約束于壹個單壹的國家自上而下，由政治領袖來擔保和推行的意識。國家暴力系統貫徹這個意識形態不遺餘力，訴諸于肉體消滅。對希特勒來講，這是訴諸于所謂自然意識形態：要進行種族滅絕，追求雅利安純種，訴諸國家機器來迫害人。這個問題上阿倫特提供了壹個現代政治理論倫理的極其重要的概念：根本惡，就是來自於人的極端險惡的主觀用心和主觀定位，以至於完全是不可饒恕。阿倫特特彆強調對罪行的不可寬恕性，當然連她的學生揚-布魯爾都說這個太苛刻了，如果她知道南非後來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她就不會說不可寬恕。壹切罪惡都是可寬恕的，關鍵看施罪者和受迫害人士之間如何面對面達成諒解關係。壹個坦誠的認罪，壹個面對真誠認罪的寬恕，構成了壹個政治的新境界。



這種訴諸于肉體消滅的自然意識形態，與後起的蘇聯歷史意識形態恰好形成壹個對照，所以歷史意識形態就是人類社會的現行發展意識形態。我們人類社會將勢不可當地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再到共產主義社會，用國家機器保證先進階級對歷史意識形態不斷綿延的遞進過程，凡是壹切拒絕這個歷史意識形態的人，不論是個人、階層還是集團，就是國家公開宣布的敵人，國家有義務去消滅他。



與自然意識形態在種族間的關係做出政治辯論和暴力征服不同，歷史意識形態藉助階級的名義，但是階級的辯論在某種意義上更主要的是壹個主觀標準，而不是客觀標準。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但他們不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壹輩子沒有正式工作，他只是獨立撰寫專著，有恩格斯支持他；而恩格斯是當時最厲害的紡織廠廠主，直接社會身份實際上是資本家。因此階級的辯論並不單純依據財產和社會身份，而是依據他自己認同的身份，即歷史傳統及思想的決裂。所以歷史意識形態建構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種族意識形態要溫和。但是意識形態建構的同構性，都是以敵我為矛盾。壹定要把內部敵人和外部敵人鮮明地塑造出來，然後來展開自己的意識形態之路，這壹點上沒有結構性差別。



第二，極權主義的結構性要素是全面恐怖。極權主義的全面恐怖不單是針對個人的內在心理、精神生活，而是對個人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職業生活而言都是壹種恐怖，而且這種恐怖不僅針對不掌權的公民個人，還包括掌權的政治領袖。換言之，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任何人有真正的安全感，而掌權者的優勢在於會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權力來解決自己的不安全感。全面恐怖說到底是政治生活的壹種嚴重的異化種類，顛復了現代以來政治社會建構的底線原則。這種國家恐怖手段讓人人得不到安全，而人人得到安全恰恰是現在社會理論家要建構國家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沒有國家建構，我們每個人將會陷入叢林狀態：壹切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因此我們要進行自保和互保來建立國家。如果是壹個全面恐怖的國家，那我們連自保和互保這樣壹個最低的目的都達不到。



第三，極權主義壹定要破壞人類的天然紐帶。人類的天然紐帶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產生出來的親近之情。納粹訴諸于種族關係，把整個德國完全割裂，連最簡單的通婚自由都不行。為了保證雅利安純種，哪怕是日耳曼系的人，如果殘疾，或稍有精神疾病，那也要被消滅。因為納粹進行種族清洗時，首先被清洗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吉普賽人，然後登峰造極，把壹切最後的方案落到猶太人的頭上。因此在破壞了我們日常生活、家庭、友情親情基礎上，讓人民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彼此以仇恨和清算相向。中國在「文革」時期也經歷過這個階段：哪怕是子女對父母，也割斷家庭和階級的臍帶，建立新的政治排隊。



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權主義壹定會產生第四個重要的支撐槓桿：官僚機制。否則在人類的天然紐帶和全面恐怖之下，國家的暴力征服依靠誰來達到對所謂完美社會的建構呢？這個恐怕與馬克斯·韋伯的解釋大為不同，韋伯說官僚機制是現代社會建構的必需品，但阿倫特反省極權主義時特別指出，極權主義的極大危害就在於官僚主義。國家領袖基於根本惡來推動整個國家陷入惡的災害，而整個官僚機器陷入無私的機械的行政執行，因而官僚病使整個國家的行政機器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判斷力、法律正義感和政治正義性。所以極權主義壹定是壹個洋蔥頭式的結構：越趨近洋蔥頭的內心，內心就越趨近於根本惡，毫無善心；而越向這個洋蔥頭的外圍擴展，就越來越接近平庸之惡：不作考慮，只接受命令。因為執行命令是層級義務，不執行命令顯示不了個人對行政崗位的忠誠。在阿倫特看來，義務感就是壹種道德判斷，尤其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邪惡之強制性報告》里，阿倫特表達出內心的震撼：她原來太過看重根本惡，後來才發現，平庸的惡所帶來的政治迫害、政治顛復和政治罪惡甚至常常超過根本惡。因此作為人類的壹種嶄新政治現象，極權主義說到底確實是曠古未有的對人的徹底敗壞。



所以，阿倫特後來壹定要去處理做「好人還是好公民」的千古難題。我們身為壹種政體下的公民成員，如何面對極權主義這樣的深重災難？像艾希曼這種無私的官僚分子，他所為平庸之惡甚至超過了根本惡，因為如果沒有藉助無私的官僚機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推行根本惡。因而根本惡和平庸之惡需要專門對待，而另壹種平庸之惡就是人們有沒有壹種對人的反省能力，對人的境況能夠避免無私而有所私，因此人的境況與極權主義的起源構成壹種強烈的互補關係。在阿倫特看來，我們在壹個政治共同體當中生活，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政治共同體對我們來說是壹個工具性的存在，她非常不同意現代以來的主流政治圈對我們建立政治社會的壹般契約意義和同意統治的說法，她認為建立政治社會的原則應該是相互承諾，這壹點非常具有顛復性，也是公民不服從國家最重要的依據。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要建立壹個國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要壹起進入壹個相互保護的公共領域和公共世界。這是人對人、人對組織、組織對組織、組織對國家、國家對公民相互的承諾，哪壹方違反了這個承諾，就必須要受到懲罰，人民起來革命大多就是因為政府違反了承諾。



阿倫特指出了古希臘公民人文主義和羅馬公民共和主義的極端重要性。她認為，現代社會最嚴重的危機就在於將人處理為原子式的個人。至於是不是自由主義的罪過，我認為還可以討論，因為自由主義者中沒有任何壹個人公開聲稱他們所建立的社會是原子式的個人組成的社會。但就共和主義者來講，看到了現代社會孤獨個人的極端危險性，因為他反社會、反人類，要解除不甘、反抗歇斯底里就會導致極大的政治災難。因而壹個共同承諾或者是相互承諾建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是壹個絕對能夠讓成員在其中怡然自得，並且因為參与這樣相互承諾的共同體而感到榮耀並載入史冊。



於是古希臘所有人壹進入公共領域，所談到的就是政治共同體的公共話題，所追求的就是公共榮耀，所建構的就是公共業績，所表現的是公共精神，所展開的就是公共行動。阿倫特認為這個就叫做政治的積極生活。話說什麼叫人？人就是要在公共領域活動，要展現自己的公共資產。如果喪失了這樣的公共性，人就變異為工具，或者成為表現根本惡的犯罪者。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特彆強調現代社會的壹些重大變遷必須超越人類的生存境況。



阿倫特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不是他或她是社會關係的產物，而是因為人生來就融入了壹個關係性世界，因此不可避免要與他人共同生活。這就意味著人首先要有反思的能力和演繹性的能力，這對革命和公民不服從都有重要的理論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