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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萋萋葳蕤明明月——赵萝蕤
2013-09-18 06:36 来源: 共识网 作者: 水滴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照片上这对清新脱俗的璧人，男子叫陈梦家，新月派诗人、日后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研究专家；女子叫赵萝蕤，未来著名的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钱穆先生曾在一本书里提到，在抗战初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在他的印象里，赵萝蕤勤奋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阅览，师生们“群推之”。一个是英俊倜傥的才子，一个是娟秀苗条的才女，虽处苦境，生命尤甜，后来，这对神仙眷侣从天上跌落人间，并到炼狱被淬炼了一遭。再后来，苍蓝的天空下，只剩了那个微弱的女人，踟蹰着仰头叹息：“我是谁呢？我竟走在这样大的大空之下？……我的悲伤已经深了，但我相信天还是好的。”
杭嘉湖平原的湖州德清县，有个叫新市的江南古镇，1912民国元年，赵萝蕤出生在镇东的一所旧宅里，这所旧宅处在一面街、一面河滩、一面桑园、一面祠堂的中间。出生三个月时，她被母亲带着离开了这里，迁居苏州，长到10岁，才初次回去探望。年轻时她自以为并无乡愁，但是长大后，血脉骨髓里流淌的想念便常常不请自来：灶台边劳碌不休的祖母，天井里的芍药花台，花台石洞里传了三代的克蛇乌龟，琴条上庞大的蓝瓷花瓶、铜屏和香炉，甚至祖父遗像上两撇英挺的胡子……
祖父忠厚豪迈，却不善经商，家道逐渐中落。父亲赵紫宸年少时上了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东吴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他给女儿取名萝蕤，典自李白的诗——《古风》四十四：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
赵萝蕤从小深得父亲的钟爱，常陪着父亲一起散步。她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时，上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一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和钢琴，受到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由此担心女儿失了古典中文的学养，课余教授她“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教她唱歌般的吟诵。12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景海学校教国语，她重视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受到双行密圈的赞赏和鼓励。由于父亲的亲自教学，她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让她跳一级，直接升四年级读书。到六年级时，她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三年级的同学。
十几年后，赵萝蕤写了一篇意识流的散文《演变》，如诗如梦地回想自己，从一个玫瑰花苞般的女孩开始的成长，她梳着四根小辫子，渐渐并成了三根甚或两根；镶着红绿花边的裤脚，换成了垂及地面的长袍；美丽的辫子改为一根，再一把剪去，成了蓬松整齐的短发。
10岁时，祖父问她：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
赵萝蕤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1926年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院长一职，全家迁往北京。14岁的赵萝蕤从初一直接考入高二，本来可以读高三的，但赵紫宸不允许，说她太小了。一连跳了好几级的她苦不堪言，因为数理化不行，于是一年中其他功课不念，专攻数学，总算得了及格六十分。
1928年，十六岁的赵萝蕤，凭借出色拔尖的语言能力，考上了燕京大学中文系。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有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人。但是到她读完二年级，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老师包贵思找她去谈话，劝她改学英国文学。她的理由是，既然酷爱文学，就应该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征得父亲同意后，赵萝蕤转系改学英国文学，从此奠定了她一生研究的方向。“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的，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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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赵萝蕤
在燕京大学，赵萝蕤是同年级同学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她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皆大欢喜》，扮演女扮男装的罗莎林，清华外文研究院的叶公超先生也来看，有人当场指着说：“喏，那就是他！”这个“他”即将成为对她影响深远的导师，而她此时但闻其名，不认识这位才华出众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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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赵萝蕤在燕东园家中练琴
她是外号林黛玉的燕大才女，从来不乏追求者的校花，却单单看中了陈梦家。陈梦家年少成名，师从徐志摩和闻一多，不到二十岁就出版了《梦家诗集》，已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却一天律师也没有做过，1932年，陈梦家来到赵紫宸任院长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就读，赵萝蕤由此遇见了她的真命天子。有人问过她：“你是喜欢诗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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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右为南大法律系毕业照
就在这一年，年仅20岁的赵萝蕤大学毕业。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院。”清华外文研究院的招生，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是零分，靠着英语的一百分，吴宓先生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于是她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杨绛先生的书里也说：“我和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都是获得奖学金的”。赵萝蕤得意地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她想着，清华的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费6元，因此每月还能余24元零花呢。赵紫宸对爱女颇有寄望，填了一阕《沁园春》，言词谆谆：【为汝题笺，有两三言，记取在心：看云寰寥廓，人生奥秘，无穷美丑，尽是经纶；饱挹朝霞，闲餐沆瀣，宇宙庄严持此身。青年志，要思超万象，笔扫千人。能真禀度贞醇，处浊世独高不染尘。念益友堪导，良师易得，弦歌继永，缃帖横陈；史续班门，经传伏女，女子而今不效颦。论诗句，更吾家雏凤，回响清新。】
赵萝蕤在清华三年，尽得名师教导：吴宓先生的“中西诗比较”，叶公超先生的“文艺理论”，美国老师温德教授的法国文学课：司汤达、波德莱尔等……还跟英国老师读了英意对照的但丁《神曲》。
当初她在燕大读书时，就常为闻一多创办的《学文》杂志翻译外国文艺理论，当清华研究生的三年级时，戴望舒约她翻译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现代西方诗歌的一座里程碑。这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着称的现代派长诗，引用了33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以及多种歌曲，引入36种（包括梵文）外国语……全诗5章400多行，诗作一问世即在世界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温源宁、卞之琳、叶公超等学者早就关注了艾略特的作品，赵萝蕤却不辱使命，将它传神地翻译了出来；她的“译者注”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而叶公超先生为她写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言。赵萝蕤猜测叶教授是个不怎么备课的先生，凭着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多年后，她反省了自己年少时的狂妄：“很可能叶老师的体会要深得多，他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多么愚蠢。”
《荒原》中译本的发表，使赵萝蕤一举成名，但很少人知道，这位功力深厚的翻译者，竟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当时邢光祖先生评论说：“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上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清华时期的赵萝蕤自称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但她也是一个陷入热恋的女孩，此时的陈梦家已转学古文字学，是容庚教授的研究生，钱穆先生回忆：“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一个是名士做派的不羁才子，一个是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他俩如何恋爱，恋爱的经过渺无流传，只有赵紫宸在1935年4月9日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到了他们的婚事：“我认识梦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我不怕人言。你们要文定，就自己去办；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仪式果然很简单，1936年1月，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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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赵萝蕤和陈的父母
叶公超先生给他们送了贺礼：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伟大诗剧《统治者》。婚后，夫妇俩住进了燕大校旁王世襄家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这位日后的文物大家，自称当年考入燕大，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他和陈赵两位晨夕相见，渐渐熟识。晚年的赵萝蕤和王世襄笑谈当年一桩公案：有一个深夜，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把她和陈梦家吓坏了，以为有强人到来。接着听到一连串的疾行声、嘘气声，随即寂然。过了半晌，觉得没有出事，才敢入睡。原来正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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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赵萝蕤、陈梦家，后排为陈梦家的两位兄弟
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研究生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陈梦家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研究生后也留校当助教，发表一系列学术文章，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大举入侵，陈梦家离开北京，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那时清华已在长沙，是临时大学的一部分。1938年春天，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夫妇两人便从长沙到香港，再由香港辗转到西南联大。《吴宓日记》中记载：由香港至越南海防的轮船上，由海防到昆明的火车上，吴宓和昔日弟子赵萝蕤夫妇同行，一路相谈英国文学。
西南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遵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于是她选择了退守家庭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在《一锅焦饭一锅焦肉》一文中，她描述了初到昆明的狼狈生活，不会煮饭：先是煮出焦饭，继而又煮出烂饭。1939年开始，她陆续在云南大学和云大附中教书，同时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在香港《大公报》等一些报刊上，她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氤氲诗意，有的趣味盎然，有的苦中作乐，这些文字含蓄、梦幻、余韵不绝，议论里充满智慧的俏皮，充满了赵萝蕤的个人魅力。其实早在1936年，想当个非“新月派”的理性诗人的赵萝蕤就发表了《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多半是假的，何以这样圆，圆得无一弯棱角。
这圆满，却并不流出来，在含蕴的端详中，宛如慈悲女佛。
岂不是月外月，月外还有一道光，万般的灿烂还是圆满的自亮。
静静的我望着，实在分不出真假，我越往真里想，越觉得是假。
而流亡的此时，充满了诗人气质的赵萝蕤，自称把灵魂交了出去，每日里不过是烧水洗衣，淘米做饭，在《一个忙人》和《厨房怨》中，她把“灵魂交了出去”的日子写得煞是好看，诗一般的行文只见幽默不见悲伤：“一早起来蓬头散发就得上厨房”，“没有一本书不在最要紧处被打断，没有一段话不在半中腰就告辞。偶有所思则头无暇及绪，有所感须顿时移向锅火。写信时每一句话都为沸水的支察所惊破，缝补时每一针裁都要留下重拾的记认”。“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柴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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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手稿
更令人惊叹的是，到写《龙泉杂记》时，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已然成为大厨一名，“老板娘”一名，来访的客人对她的手艺交口称赞，她并亲自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子，赤着脚挽着袖子施起了大粪，种出了黄瓜、刀豆、辣椒、丝瓜、茄子和亭亭玉立的西红柿。她早上放鸡喂米，中午和陈梦家一起午饭，“饭后洗碗只消一刻钟，让给先生去服劳，一点半拔脚赴校连吊两个小时嗓子”，她教课认真，务必使尽方法让学生得窥“众妙之门”，回家后的晚上，又在菜园子后的屋舍里写作直至中夜。弹了二十年钢琴的手，何曾料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她甚至写道：若有小偷胆敢越入，她将毫不犹豫报以拳脚相加。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的介绍，陈梦家联系了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1944年秋，夫妇俩飞越喜马拉雅山，经过印度，再转乘船18天，到达芝加哥大学。在此，赵萝蕤开启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四年：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英语系正值全盛时期，堪称全美第一流，世界知名的克莱恩教授开设理论与实践一课，领导着当时的“芝加哥学派”(或称“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当时的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维尔特教授是赵萝蕤在清华外文所的老师温德先生的好友，温德曾向他介绍过这名得意门生，维尔特教授问她，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若是你跳过硕士学位这一关，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学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这一时刻，她想起了10岁那年对祖父和的夸口：“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她犹豫了，梦家则竭力说服妻子：“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她对维尔特教授说，那还是四年吧，还是想多学一点。
师从各位名家，使赵萝蕤收获良多，她一生的严谨学风和学院派的扎实功底获益于此。以克莱恩教授的文艺理论课为例，他不但学识渊博，讲解精湛，而且每一命题必反复举例，详细剖析，要求学生每周交一篇学习心得。赵萝蕤50年后回顾这段治学经历，“若我的学识还有起码的深度的话，得益于克莱恩教授的启迪与谆谆教诲。”对这位教授的课，有着同样深刻感受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周珏良、巫宁坤、查良铮(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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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陈梦家赵萝蕤陈梦家之弟
她在就读第四年时决定专修美国文学。芝大是最早开设美国文学课的大学，她对美国小说家享利?詹姆斯的作品深感兴趣，读了他的几乎全部作品，在纽约十四街、费城、波士顿的旧书店搜集了数目可观的詹姆斯的各种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的夏天，陈梦家在哈佛大学见到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且在她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在其中一本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
陈梦家在芝加哥教授古文字学的合同只有一年，但他赴美的最主要目标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青铜器图录。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整理收集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编写庞大的流落美国的中国铜器图录。1947年，他前往欧洲，出入贵族王侯之家，走遍藏有铜器的博物馆，收集一切中国青铜器的资料。完成这些工作后，他返回芝加哥打点行装，罗氏基金会邀请他永久留在美国，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如期回国，回到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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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梦家摄于芝加哥大学
在美国留学的几年，是赵萝蕤如饥似渴、如鱼得水的日子。夫妇俩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听了大量的音乐会：无论是交响乐、器乐还是歌剧，以至回国的行李中装满书籍和唱片，余款只够用回程的费用。1948年冬天，在陈梦家回国一年以后，赵萝蕤完成研究亨利?詹姆斯小说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原定第二年6月在洛克菲勒教堂接受博士学位，但这时平、津局势紧张，她很担心战事发展以致学成不能回国，毅然决定在当年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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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芝加哥大学
美国码头工人在闹罢工，好不容易等到罢工结束，她搭乘第一条运兵船离开西海岸，登船的一刹那听到广播：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已经解放，傅作义部队陷入重围。这条叫做梅格斯将军号的船只，于1948年的最后一天泊进了上海港。此时去北京的火车与海轮已停驶，赵萝蕤找到在昆明居住时熟识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德阜西先生，请他帮忙想办法，果然，有一架给傅作义部队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京。她搭上这架没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在北京天坛的柏树丛中降落，过天津时解放军的高射炮曾向飞机射击，好在最终平安抵达。没有扶梯可以下机，找一个带着铁钩的竹梯钩在机门口，但离地还有一米多，再找两床棉被铺到地面，然后纵身一跳，进了围城后的北平城。她在西南联大八年中结识的老朋友家中轮流居住，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说已平安抵京，哪天开城门，哪天就去接她回家。三周后，城门开了，北京和平解放，她就这样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燕京大学即将任职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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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芝加哥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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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陈梦家和赵萝蕤
北大也邀请她任教，可是赵萝蕤认为燕京大学的西语系更需要自己。不久，朝鲜战事爆发，美国教授们纷纷回国，萝蕤接任系主任。她满怀憧憬地要打造一个强大的英语教授阵容，因为师资不足，她电邀芝大正在读博士的小师弟巫宁坤回国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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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即将启程回国的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留影
1951年8月，巫宁坤回到北京，这位芝大留学生们的“大姐”亲往前门火车站迎接，他不无好奇地看到，分别两年，赵萝蕤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落落大方的西服，眼前的她却穿了皱巴巴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但风度不减当年。
巫宁坤被赵萝蕤接到家中暂住：“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瑞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原来，3年前赵萝蕤决定提前回国，陈梦家为迎接妻子，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城里的古旧家具店寻觅合适的物件，朗润园家中摆的这些精致的明式家具就是他这个时期淘来的宝贝。这批明代家具，在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王世襄先生在《怀念梦家》一文中写到，“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
不料几个月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被师生们批斗，并被要求“划清界限”，陈梦家也在清华大学遭受猛烈批判。作为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要为自己书生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领导作没完没了的检讨，内心的种种煎熬让她几个月内憔悴了很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的燕京大学寿终正寝，她去见巫宁坤，向他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巫宁坤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当初她让小师弟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如今却只能无奈地任他离去，她脑海中的蓝图，在燕大建立一个芝加哥大学般强大的英语教授阵容的信念，也化为泡影。在这之后，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赵萝蕤成了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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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考古所的美男子陈梦家
大学院系调整之后，陈梦家被分配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陈梦家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宽敞的大房子（这所房子是王世襄舅父所遗留），他的寝室及书房里面摆了搜集来的明代家具，他把一大一小两张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和文具、台灯，这段研究学问的日子，是陈梦家人生中最后一段安静的岁月，多年以后，王世襄著文《怀念梦家》，缅怀与老友这期间的交往：他俩同好搜集明式家具，经常串门，王家家具乱放，来客随意搬动随便坐，陈家的交椅前却拦上红绳，不许碰，更不许坐，王世襄笑他：“比博物馆还博物馆”。
1957年，不赞成废除繁体字的陈梦家，被打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他被“降级使用”，丧失了发表学术论着的权力，萝蕤受此打击，一度精神分裂，经治疗出院后，才恢复了工作。1960年，她参与主编中宣部委托编写的《欧洲文学史》，这本书在恢复高考后，成为了大学的通用课本，堪称历久不衰的精品教材。当时她已是二级教授，全国的二级女教授仅有两位，而外研社开会时，她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助教叶廷芳曾去钱粮胡同19号看望他们，赵萝蕤特地请她吃了浙江老家的梅干菜烧肉，叶廷芳后来写道：“陈先生非常随和、亲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对什么话题都轻轻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凉的，而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抚慰。”
六十年代初，是政治气候的“小阳春”，陈梦家被调回考古所，著作《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他又可以潜心于研究了，赵萝蕤往往深夜醒来，还看到他伏案疾书的灯光。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炎热的八月里，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斗，他们的家被抄，住房被别人占了，他和赵萝蕤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赵萝蕤受此刺激，两次发病，但无法被送去医院。8月24日晚，陈梦家在被斗后离开考古所，来到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过来，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又把他押回考古所，不准他回家。当天夜里，陈梦家写下遗书，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药量不足以致他死地，他被送往医院抢救，几天以后，陈梦家再次自杀，这次死于自缢，死时年仅五十五岁。他和许多遭到同样厄运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尊严被践踏如泥，故此选择了毁灭自己，作为一个顶尖的学者，他将上千万字的著作和两百万字的未完成稿留在了人间。
陈梦家的死，成为赵萝蕤终身难愈的伤口。她无儿无女，从此孑然一身，那个从前弹得一手好钢琴、能诗会文的玫瑰花苞女孩，如今是被剃了光头游街罚跪的反动学者。她的精神分裂症再次发作，久久缠绕并折磨着她。她的学生梅绍武、屠珍夫妇去安定医院探望，“其情甚为凄惨，令人潸然泪下”。但是十年浩劫中，人间苦难何止她一家，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中，三位都死于了非命，赵萝蕤竟算是劫后余生了，如此说来，她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付之一炬的大量诗稿，被没收的钱粮胡同的家，心爱的斯坦威钢琴，陈梦家精心搜集的古籍字画和明代家具，不过是狂风骤雨中被刮倒的花草、凋零的落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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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与父母于四合院家中
文革结束后，赵萝蕤精神逐渐恢复正常。1978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陈梦家先生的追悼会，给予他高度评价。赵萝蕤也重新执教，1983年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导师。现在她住在父母生前居住的美术馆后街22号这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开始投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巨著《草叶集》的翻译工作，她的卧室兼书房里，有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她伏在那张小书桌上，研究和惠特曼有关的一切作品，这一伏案就是整整十二年。从前她总对陈梦家说：“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看书就要看伟大的书。”，她借着去美国探亲的机会，到国会图书馆查阅惠特曼的手稿，终于完成了全部的翻译。1991年，几易其稿、带有大量注释的《草叶集》全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在学术界反响很大。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对赵萝蕤的长篇报道，引起美国研究惠特曼的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纽约时报》评论道：“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为了表彰她毕生献身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授予她“专业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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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巫宁坤，重新见到了她，坐在她那间书房兼卧室的“会客室”里，说：真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她对经历的苦难，只字不提，巫宁坤写道：“这让我想起黄永玉形容表叔沈从文，‘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我知道她为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对于将尊严看得无比崇高的知识分子来说，幸存下来，是比死去更加艰难的事吧。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萝蕤商量出版事宜，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笑：“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的大哭不止。
晚年的赵萝蕤脑血管硬化，视力衰弱，她一辈子酷爱读书，却不得不遵医嘱节制用眼，最大的享受便是坐在屋子里倾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作为外国文学界的专家，她也积极参加多种学术活动，接受国内外的采访；而每年清明，她要祭奠两个人，一个是梦家，一个是父亲。“梦家死时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我只能是在心里悼念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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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沧桑的容颜
1985年香港出版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在拍摄的几个月中，他和老木工、摄影师和工作人员，一次次到赵萝蕤居住的美术馆后街22号，征得她同意，把劫后发还的明代家具逐件搬到院中，擦抹干净后拍照。每搬一件，他都想起当年的往事，故物犹存，哲人云逝，悲从中来，不能自己。书成，扉页印上十一字：“谨以此册纪念陈梦家先生”。
明式家具及若干老古董都见了天日，文革中占住她西屋的那户人家也终于搬走了。赵萝蕤搬回了原先的屋子，并按原样恢复了旧貌。1993年5月7日赵萝蕤生日，《读书》的编辑扬之水去为她做寿，记下了当日所见：“迎面右边的墙上，就挂着汉瓦。卧室门楣上，则是一幅明人张路的山水。工作间兼书房的书架上，是古陶片、汉代铜镜、薄胎漆器等。又给我看了一部明版《三保太监下西洋》，上面有康生的题字和名印——是‘文革’时被抄去，后又发还的。康生所题略为：刻得甚佳，图亦不恶，惟内容实劣。”“庭院中，数丛高大的月季‘树’，是当年萝蕤师父母手植，多年来不曾剪枝，所以长得高齐屋檐。北屋门前的一丛，已开满了红的黄的花。”
1998年的元旦，赵萝蕤走完了八十六年的人生。四年后，那所身处闹市而幽静的四合院，“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文物古建，遭受了在推土机下被强拆的命运。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珍藏了赵萝蕤曾经寄来的信件，信封上手写的地址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讽刺：这是一个多么善于丢弃和遗忘的民族……幸运的是，不能忘却的人们还有一个默默缅怀的去处——-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居馆，陈梦家当年的搜罗的精品，安详地有了归处，后人从中或可遥想一番当年朗润园和钱粮胡同的书香光景。
“人活在世界上悲痛固多于喜欢，但一切悲灰都有止境，只有在有限承迎无限的时候，却永无止境。时光短促，艺术悠长，这使我永兴起可悯的憾恨。因此我暂时考虑将涓滴的寂寞，伸入洋海的淡忘……”斯人已去，让赵萝蕤写过的这段话，来照应她的一生吧，悲伤已经深了，明月依然好，当空悬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