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化的中国

政治禁书版提供中国大陆政治禁书下载阅读分享,所有跟中国政治、经济、人权、民主自由、文革六四等相关的所有政治禁书下载阅读和分享。
  • Advertisement
本贴由热心网友分享,或收集于网络,如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如发现其它问题,请点帖子右上角的倒三角图标举报该帖。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17日

中国社会已经流氓化,中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流氓。

第壹章 中国黑社会组织概况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是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政治与社会现象,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中,这壹趋势今后将会越来越明显,并成为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而要探讨中国政治黑社会化,必须先了解近20年中国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以及黑社会组织如何向中国政治领域渗透的概况。

壹、中国黑社会兴起概述

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曾经销声匿迹几十年的黑社会组织又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化到组织化的过程。现在中国各省、区都有黑社会组织,东北三省、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山西等省的黑社会势力尤为活跃。
从现有资料来看,1982年9月深圳市所发布的《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可算是地方政府最早惩治黑社会组织的法律文告,以后中国各地每年都取缔和打击所谓“黑社会团伙”(中国官方对黑社会组织的称谓)。广东省人大1993年11月16日通过的《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是中国首部承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活动”存在的地方性法规。進入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由于有腐败官员在背后撑腰,膨胀极为迅速。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至1999年8年间,全国警方共查获并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团伙100余万个、涉案人员376万名,其中有相当壹部份是黑恶势力。1 有趣的是零星见诸于报端的地方性数据与“最高人民法院报告”的汇总数据差距极大。以2001年为例,这壹年四川省打掉黑恶团伙901个,抓获团伙成员3,737名。2《人民日报》报道,2001年吉林省共打掉涉黑犯罪团伙379个,抓获成员1,820人,“治爆缉枪”成果显著,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4万多支,9万多公斤爆炸物品。3 而200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则指出,2001年全国共审理黑恶势力案件350件1,953人,而这壹据报比2000年各“增加了6.3倍和3.8倍”的数据明显低于上述两省任何壹地的数据。4 中国统计数据之不真实于此可见壹斑。
但即便如此,从《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字还是可以看出中国有组织犯罪在迅速上升,1988年,破获的有组织犯罪为57,000起,1989年则上升至91,000起。此后从1990年至1998年,每年均在10万以上。1993年与1994年两年,每年破获的有组织犯罪均为15万起。这些有组织犯罪当中,包含的大多是黑社会组织。5 自1998年开始,经过几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到2001年仍然高达73,000起。6
中国黑社会组织从死灰复燃到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大体上可以10年为壹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第壹阶段,这壹时期内,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以暴力犯罪为主,规模小,无经济实力,存续时间短,在政府官员眼中亦被视为刑事犯罪集团;90年代以后,黑社会组织的发展進入第二阶段,这壹阶段的黑社会组织中的大部分之组织形态与80年代没有大的区别,但有少部分开始介入经济活动,规模较大,存续时间长,并以各种手段与政府官员建立保护与被保护的利益关系;2000年以后,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发展進入第三个阶段。与此前相比,呈如下特点:1、数量更多,组织化程度更高,有不少以公司与企业形式出现;2、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已经非常普遍,黑社会组织头目采取各种手段渗入政府组织,并参与操纵地方的经济活动;3、少部分已经形成跨省市犯罪活动。

二、黑社会组织类型

鉴于本研究报告涉及范围,本章先简要介绍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几种主要组织形态与分布状态,再重点介绍黑社会组织的高级形态――以现代公司形式出现并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紧密的政治保护关系的黑社会组织。
从近年来公布的众多黑社会案例来看,中国各地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按其类别分析,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中国的地缘系统是按国家-―省─―市─―县(或大区与小城镇)――乡――村(或居民区)――邻里七级划分,人们的生活基本上也以地缘为纽带,黑社会组织因此也多以省或市或县或乡或村组成。
这些地缘型黑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员是城市工厂原职工、待业青年或农民,成员间基本关系是朋友、熟人关系,有部份黑社会组织已形成了较严密的仿直线制组织结构,并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之间等级较明显,并常以虚拟的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组织的纽带,成员间彼此间以兄弟、义父、义子互相称呼。此外还有血缘型(基于成员间的血统关系或生理联系而形成的)与业缘型(基于成员间的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形成的)黑社会组织。随着这些黑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最后往往发展为“地缘型+血缘型”。
这些组织的基本特点如下:

(壹)地缘型黑社会组织

以地缘关系形成的犯罪组织,其组织成员多为同学、朋友、同乡等关系的人为主组织起来的犯罪组织。这类组织中既有低级形态,如河南郑州的“吴龙帮”,其帮主吴龙是开封杞县的壹名普通农民,1998年到郑州打工,因嫌打工太辛苦,便纠集在郑州市租住的杞县老乡们,组织了壹个多达46人的黑帮。72006年审结的湖南娄底刘俊勇黑社会组织,其成员也多为宗族、同学关系。8
而高级形态的地缘型黑社会组织的情形就很大不同,这类组织的头目壹般能量极大,且与当地政府官员有极为广泛的联络,形成壹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撑系统。他们的组织往往以公司名义出现,在壹个地方垄断市场,插手民间纠纷,敲诈勒索。其中能量极大者有时候还能干预当地官员任免,左右地方基层政权的选举。其中不少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第二派出所”、“第二法庭”。比如广西二程黑社会组织、9辽宁省鞍山市的曹杰等。10

(二)血缘型(亦称家族型)

所谓“血缘型”,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黑社会组织。在中国,这是有组织犯罪的壹种基本类型,从黑社会组织在中国死灰复燃开始直到现在,这种组织形式壹直是壹种仅次于地缘型的主要类型。如1990年代辽宁营口市盖州县芦屯镇的段氏四兄弟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就是壹个血缘型黑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段氏四兄弟连同其母亲为核心,亲友5人为骨干,网络地痞流氓20多人,组成黑社会组织,并拥有武器和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豢养了10多条狼狗,在当地无恶不作11;2002年曝光的甘肃兰州赌王陈氏兄弟组成的黑社会组织;122004年被破获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张执新两兄弟为首的黑社会组织;13均属于这种以血缘型为纽带的黑社会组织。

血缘关系之所以成为黑社会组织的主要形态,原因不仅仅是家庭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共同利益,更主要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内讧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彼此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另立炉灶,相互背叛的可能性也不大。

(三)血缘+地缘型

上述两种形态的黑社会组织有时混合壹体,以血缘为主再加上地缘。如2000年在中国轰动壹时的湖南安乡人张君以兄弟姐妹关系(血缘)与同乡关系(地缘)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在当下的中国农村,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与同乡关系,仍然是中国农民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主要管道。张君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与张君有亲属或同学关系:李泽军是张君的亲外甥,陈世清是张君的同学,赵正洪的妻妹是三陪女,在坐台时结识了张君;王雨是张君的表侄,严若明是张君的表妹夫。张君集团的3名最重要的成员:张君、李泽军和陈世清,均出自安乡县安福乡14。
从1994年至2002年,山西武乡县以赵效良为首的赵氏父子黑社会犯罪集团,依靠家族势力,在当地壹些官员的支持下,网罗亲信、以暴力手段逐步垄断和霸占武乡3条客运主干线路,任意提高票价,使武乡汽车站变成赵家壹手遮天、疯狂敛财的地盘;与此同时,赵氏父子还垄断经营武乡东部镇煤矿,从事高利贷活动。从其成员构成来看,这完全是壹个由血缘+地缘型的黑社会组织。15

上述这些类型的黑社会组织,帮会型与血缘型的黑社会组织多以流民为组织成员,其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人数少,少则3至5人,多则数十人。这类组织黑社会组织经济实力小,与政府官员的联系少,存续时间也不长,从公开资料来看,这类低级的黑社会组织从其产生到灭亡也不过3—5年,象贵州省六盘水市青龙帮这种存续时间长达20多年的黑社会组织比较少见。16其活动地域有限,壹般不跨地区作案。
但地域型与地域型+血缘型的黑社会组织中的情形有所不同,其内部结构相对复杂,人数亦较多,存续时间长,这壹类型的黑社会组织在积累了壹定经济势力之后,有壹些最后向高级形态发展,成为雄霸壹方的势力。
黑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向,其中有相当部份是负案在逃、批捕在逃、劳改释放或解除劳教的人员,有很多人犯过命案,他们年轻气盛,完全不受道德约束,行事果断,手段残忍,有职业罪犯的冷血特征。还有部份成员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役军人,这些人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因为他们懂武器使用和作战知识,了解警方惯常的破案方式,并且容易利用“战友”关系和“白道”(政府组织)建立关系。

三、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分布状态与组织特点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但每个区域的分布密度不壹样。从黑社会组织涉足的行业来看,首要是黄、赌、毒,再延伸至其它部门,这就需要当地有较发达的经济为其提供生存基础。已经破获的黑社会组织案例也证明了这壹点:黑社会犯罪比较严重的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在经济次发达地区(如中原、东北、华南和西南的某些地方),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对要少;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黑社会组织则很稀少。
尽管中国现阶段的黑社会组织与1949年以前的黑社会组织没有任何组织上的继承关系,但由于地域历史文化总是会沈淀并化成人们的集体记忆,所以各地的黑社会组织在兴起之初,多少都从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借鉴了旧有的组织形式。



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地域特点

如四川省历来就有帮会传统,1949年以前袍哥、青红帮等各类形式的秘密会社是当地民间社会常见的组织形式,非常流行,甚至形成了壹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对当地民俗影响非常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控制有了松动,新的黑社会组织就借助于当地的历史文化记忆重新兴盛起来。这类形式的黑社会组织壹般都沿用旧帮会的名称和头衔。如重庆市涪陵地区以高峰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完全借鉴了帮会的组织形式。该组织成员达40多人,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和帮规,并设立“舵爷”、“龙头”、“大哥”以及“天王”、“金刚”等头衔。该组织从事盗窃、抢劫、杀人、敲诈勒索、组织赌博、流氓斗殴等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四川省黑社会组织之盛,让四川省政府颇感头痛。2006年3月四川省省委副书记李崇喜公开说,该省共有181个市、州、县,但目前仅2个市州和很少几个县没有黑社会组织。17
与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相比,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黑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有完全不同的地域特点。中国人崇拜权力,畏惧暴力,而1949年以前遍地土匪的东北,更是养成壹种对力量的崇拜与惧怕。而所谓“力量”,既可以是权力,也可以是任何种类的暴力。壹些熟悉东北地域文化的人士总结说,“东北人对权力的崇拜是难以想像的,无论多么蛮横霸道的人,在权力面前,都异常乖顺。”而对权力的服从也表现为对暴力的服从,而权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稀缺之物,但暴力则只需要大胆妄为即可,所以东北地区形成这种风气,如果壹家有几兄弟且均为亡命之徒,即可以成为地方壹霸。而成为地方壹霸要想长久,只需要与当地政府官员尤其是警察勾结即可达到目的。于是在全国的黑社会组织中,东北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与权力的结合最早。部分政府基层组织本身软弱涣散,行政不力,于是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事务,替代正常的行政执法。 时间壹长,不仅黑社会组织坐大,更为特殊的是,东北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壹些应该由基层政权所掌握的社会管理职能为黑社会组织所取代。在中国东北地区,民间往往流传“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许多黑社会组织因为用暴力介入公共事务,故此往往被称为“第二政府”。近十多年来,东北地区涉及黑社会组织的大要案层出不穷, 轰动全国。 壹些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本身往往就在政府部门占据要职,比如2000年长春梁旭东案,梁本人是警察;2001年沈阳刘涌案,案件主角刘涌是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其他如2003年哈尔滨“姜氏家族”、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吉林“三于”家族式黑社会组织案、吉林通化田波黑社会组织;2004年齐齐哈尔“张氏兄弟”黑社会组织,以及号称中国黑社会第壹女老大的李淑珍,18都是东北地区的产物。这些黑社会组织的头目都与当地政府官员结成盘根错节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中国官方曾公布壹份“2003年部分省市政府官员职务犯罪壹览表”,其中显示,中国东北辽宁省的职务犯罪案件高达8,486宗,涉及金额最少4.8亿元人民币,位列表上诸省市第壹;而黑龙江官员职务犯罪案件高达2,327件,位列表上诸省市第二位。涉及金额1.7亿元。19由此可见东北地区黑社会组织的兴盛与官场腐败有直接关系。
但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国外黑社会对中国的渗透,黑社会组织则另有特点。其生存主要有下列几种:壹是通过投资办企业在大陆发展黑社会势力;二是黑社会成员直接来大陆发展黑社会组织;三是与中国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从事跨地区的犯罪活动;四是黑社会成员直接入境進行犯罪活动。壹般地说,这种从事跨国犯罪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往往从事绑架人质,敲诈勒索,组织偷渡,贩卖人口,走私武器、香烟、汽车、毒品以及在海上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与中国内地如四川及东北地区的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活动不太壹样,扰民及参与地方政治不是东南沿海黑社会组织的主要生存方式与利润来源。2003年披露的广州麦国庆黑社会组织即属于此类。20

(二)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

从总体上看,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再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现阶段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独特形态。这种专业化的犯罪组织,与国外尤其是港、澳、台壹些黑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中国政府不肯承认现实,非得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规定媒体只能谈“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而不许说“黑社会组织”。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有如下特点:

1、内部管理已经自成体系

从已有的调查材料与破获的黑社会组织来看,進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的犯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组织规则”与管理方式,其特点比较明显:基本成员固定,并且多是职业罪犯;有壹套分层级呈金字塔型的组织指挥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或“领导”的首恶,在其之下壹般还有“老二”、“老三”等,依此方式排定座次;职务分工各有不同。
吉林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梁旭东,集老板、警察和黑社会老大等身份于壹身,操纵、指挥组织成员進行杀人、抢劫、伤害、绑架、敲诈勒索,勒索钱财近千万元。其骨干成员每月均能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每周有壹次“例会”,讨论帮中事务,并给成员分配任务。若有成员违犯帮规,将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21
四川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局几年前曾发表壹份调研报告,指出现在有的黑社会组织开始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该省宜宾县的“狄绍伟集团”,他们制定了《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俨然是他们的“刑法”,内容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22。而四川资阳“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杀手”、“后勤”、“踩点”等职务称谓,有时候还有“降职”或“撤职”等处罚。“老大”身边常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或“顾问团”,由这些“军师”决定行动计划。下面则有人专管杀人抢劫,也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他们洗钱;有壹套按等级分配的财产与福利保障制度,有严酷的帮规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将受到残酷镇压。23

2、黑社会组织头目犯罪的幕后化

中国黑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犯罪活动,但随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与经济实力的增涨,黑社会组织的头目躲在幕后操作的越来越多。根据公安部的调查,1993年曾调查55个黑社会组织,发现有96.4%的组织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只有3.6%的头目躲在幕后操纵;而1997年对33个黑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则表明,只有63.4%的组织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具体犯罪活动,而躲在幕后操纵的组织头目则增至36.6%。这壹变化说明,中国黑社会组织犯罪逐步趋向于成熟。

四、黑社会势力向中国政治领域的渗透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黑社会组织开始成立各种以“公司”名义出现的企业,逐步渗透到各经济领域。从已经曝光的资料来看,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黑社会组织必然涉足。这些用公司、企业身份掩护的黑社会组织经营的生意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其经营手段壹是以合法外衣掩护非法的经济活动;二是用非法手段经营垄断正常的经济活动。比如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毒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等。规模与势力大的黑社会组织往往采取非法与合法混合经营。有的开办地下赌场和各种娱乐设施,聚赌抽头,敲诈勒索赌徒,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从中渔利;有的控制某种行业和强占某壹市场,進行不正当竞争以及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有的涉足金融市场,欺诈、蒙骗、盗窃、抢劫。

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由于政府垄断了主要资源,这些黑社会组织要想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并且保证自己那些合法与非法的经济活动长期存在下去,必须获得政治保护,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与保护。因此,通过利益交换购买政治保护,将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是中国从九十年代以来黑社会组织发展与壮大必不可少的手段。
这些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往往通过贿赂手段,与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相互勾结,编制了壹张秘密保护网,并在其保护下,从事走私、逃税等犯罪活动,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每年获得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入。

从中国已被破获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案例来看,有相当数量的黑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政治保护关系。这种政治保护关系处于初级阶段时,多发生于公安司法部门与黑社会组织之间;但发展到后来,壹些黑社会组织往往能够成功地将这种政治保护关系延伸到其它政务部门,如工商、税务、行政、国土、金融,以及掌握某类稀缺资源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保护者之间往往以黑社会组织为圆心,最后发展成壹个较大的网络,互相保护照应。如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组织被揭露以后,与其有贿赂关系的国家干部多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这种以黑社会组织为中心,各个政府权力部门均与黑社会组织建立了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现象,在欧美国家的黑社会组织中几乎不曾有过先例。

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化趋势”,使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是种垄断壹切的权力,黑社会组织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政治保护关系。随着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深化与广泛,中国基层政权出现黑社会化趋势,最后导致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这是本研究报告分析的重点。



第二章 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制度环境

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缘于近20年以来中国黑社会组织的兴盛、黑社会组织向经济领域内的强力渗透,以及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那种普遍性的非制度性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
上述几个问题之间有因果关系。而要分析中国政治黑社会化这个“果”,就得先分析黑社会组织兴盛及其发展壮大这个“因”。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黑社会产生的沃土?壹般解释是两个原因:壹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秘密会社(即黑社会的传统),二是中国底层社会成员过于庞大。
这两个原因都能部分解释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兴盛的社会背景,但未能解释中国黑社会渴慕政治权力的特点,以及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够得到政府官员的大力庇护。与其他国家黑社会相比,中国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的结盟涉及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而且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员的庇护获得金钱,更喜欢超常规地在民间社会使用权力与炫耀权力,壹些黑社会头目除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要为自己谋求官职,不少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为研究者所不曾触及到:
第壹,黑社会组织之所以在近20年以来大量兴盛,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点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社会在现代以前是壹个庞大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经历过20多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历程之后,这壹社会结构在中国的农村还未改变,只是在城市社会中出现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形成了少量中产阶级。
这种倒T字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容易产生“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 strain )。而中国易于成为黑社会组织滋生的沃土,可以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中得到解释。
第二,中国特色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使黑社会组织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结合有了可能。这种非制度化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既存在于政府的科层组织之中,也存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在中国政治运作中,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这种盘根错节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

壹、黑社会组织大量产生的温床:中国的社会结构紧张

1、何谓“社会结构紧张”

这里先解释壹下“社会结构紧张”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忥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Merton)。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壹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壹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壹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No. 5 ,Oct., 1938, pp. 672-682.)
后来,斯梅尔塞(Smelser)还進壹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与默顿的观点相似,斯梅尔塞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斯梅尔塞提出,在结构紧张的状态下,人们会产生非理性的信忥或行为,例如造反,人们会用这种非理性的信忥来解释社会状况。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比如种族暴力行为,人们的反应是发起集体行动,如果该行动不能被社会控制的因素所阻止,就会出现混乱的集合行为甚至社会运动(Neil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2.)。
默顿与斯梅尔塞分析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是常见现象。但中国还出现了“社会结构紧张”的另壹种社会产品,即黑社会组织,这是社会成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進入主流社会之后所能选择的另壹种成本较小且能够持续下去的谋生之道。

2、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倒T字型社会结构

而溯源中国历史,以秘密会社最为兴盛的明清两代来说,就是壹种倒T字型社会结构。这位学者研究中国明清历史,然后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是壹个缺少中产阶层的社会,除了庞大的社会底层之外,社会上层按等级构成壹根立柱。而整个社会交换与阶层流动只能通过壹条异常狭窄的通道――科举制。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在中国,做官与发财往往联系在壹起,商人虽然能够致富,但在有抑商传统的中国,商人的法律地位比较低下。清代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特开捐官壹途,让有钱人能够出资买官做。由于这条向上流通的通道异常狭窄,许多人根本挤不过去,只能无望地留在社会底层。到了清代乾隆时期,中国人口超过壹亿,并迅速突破三亿大关,人口严重过剩,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阶层。人口过多与工作机会稀缺,许多社会底层迫于生存压力,往往需要结成秘密会社(又称江湖帮会,类乎于现代的黑社会组织),依靠江湖帮会维护生存权利并获得社会尊重。清代执掌大运河运输的漕帮就是这类组织。24
这种社会结构历经几百年始终未曾改变,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也未曾改变。这是黑社会滋生的社会基础。

3、毛泽东时期的统治特点:严格限制人口流动

但倒T字型社会结构只是黑社会组织产生的壹个基础条件,黑社会组织的大量产生还需要另壹个必要条件,即政府统治无法达到的社会边缘与社会夹缝。否则就无法回答壹个问题,即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是这种倒T字形的社会结构,也存在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底层,何以却未产生黑社会组织?
政府统治无法控制的社会夹缝与无法延伸到的社会边缘,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下壹直存在,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统治下,这些社会夹缝才被完全消灭。而各种社会夹缝能够被消灭,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控制壹切资源的计划经济,并实行了户口制度,城市居民由单位与居民委员会管理,在农村,则由人民公社管理所有农民。凡离开居住地都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人口流动受到异常严格的管制。25
那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与城市的居委会制度都使共产党的统治能够延伸到社会的神经末梢,即每壹个家庭,人们甚至丧失了自由迁徒的权利,95%以上的社会成员往往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同壹个地方,不能够迁往其它地区。而且毛泽东东极力鼓励人民(包括亲人)之间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时刻留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壹个熟人社会中,任何外来人進入城市或者农村的社区,不可能不受注意与监督。这种严密的监督之下,任何黑社会势力都不可能生存与发展。当时只有在中国的云南及边境地区,存在着极小部分游离于社会边缘之人,这些人当中,有由于政治原因,不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人士;也有由于经济原因,在居住地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到边境从事“走私”、包括倒卖当时购买粮食布匹所需要的票证(布票、粮票)等地下经济活动,被冠之以“投机倒把”罪名。壹旦这些社会边缘人物被警察抓住,壹律被冠之以“社会渣滓”(好听壹点则为“社会闲散人员”)这壹名称而判以重刑。
在这种异常严密的极权统治下,黑社会组织丧失了壹切生存条件――这就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然也呈“倒T字型状态”,却未产生黑社会组织的原因。

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流动为黑社会滋生创造了条件

1、人口流动增加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壹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壹鼓励的结果,是逐渐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到以追求财富为人生最高目标;二是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的流动始于居委会功能的弱化――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国政府曾壹度想恢复居委会的功能,但却因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就业制度的松动,使居委会控制辖区内人口的功能大大减弱,因此这壹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而农村人口的流动始于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务工。从1982年开始,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在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边缘区域,都生活着大量既不属于城市社会,也不再属于农村社会的边缘化人口。
而此时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总量上来说,底层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仅未见减少,人数更是迅速增加。在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向上流通管道曾出现壹段短暂的畅通时期。那壹时期,中国因“文革”造成专业人才奇缺,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又急切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底层社会成员只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得到向上流动与升迁的机会。但这壹段生机勃勃的时间只是昙花壹现而已,到90年代末期,中国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逐年增加,底层社会通过读大学而向上流动的机会日见稀少。26

2、社会结构紧张依旧:阶层向上流通管道受阻

中国新的社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成形。壹个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人口中出现了中产阶级。构成城市中产阶级的人口,除了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人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与私营企业主,这些人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不过,从20世纪末开始,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渠道变得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狭窄――毛时代提供了参军与升大学两条管道,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向上流通的管道只剩下升大学这壹条了,而这条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大学毕业后就业困难而开始发生梗阻。而农村里则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以及受教育机会的稀缺,底层人口仍然非常庞大。笔者首次使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壹词,是在199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壹文里,这篇文章后来经修改后作为《现代化的陷阱》壹书的第五章。我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笔者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壹文中使用这个词,将中国城乡人口放在壹起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级11%多壹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27

这壹结构迄今为止没有改良的迹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根据2003年壹项抽样调查资料,将中国的城市阶层结构定义为“金字塔结构”,指出城市底层人数比例共计55.3%,中层共占26.5%,高地位群体组占18.2%。但农村则呈倒丁字形(倒T字型)社会结构,相比之下上面农村社会有96.7%处于底层,即倒T字的那壹横。28

李强这壹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紧张毫无缓解迹像。正好出现了默顿所言的那种“结构紧张”状态: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壹种严重失衡的状态。而社会的整个价值观是鼓励人们升官发财,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大量希望向上流动而苦无出路的人存在。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以及大量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底层人士存在,就使得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成为可能。
在中国,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处于绝对失衡状态,庞大的过剩人口为黑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后备力量。对于大多数受教育严重不足的社会底层人员来说,每壹条生存之路上的竞争都非常残酷激烈,依靠单个人的力量几乎无法应对巨大的压力,于是拉帮结派、互相扶持以减轻社会压力就成了社会边缘人士自然而然的壹种生存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有组织犯罪迅速上升,自1983年开始“严打”,每年全国都要摧毁各种犯罪组织数万个,甚至十多万个 。29但有组织犯罪并未因此减少,旧的还未消失,新的犯罪组织又滋生并发展起来。
从已有案例分析,许多黑社会组织中的壹般成员在该组织中从事的都是危险性极大,生命风险很高但报酬偏低的活动。从其动机来说,这些普通成员参与加黑社会组织,更多地带有就业目的。如吉林省著名的黑帮头子梁旭东(梁本人是警察),其帮内骨干成员均被安排在他属下的各公司任职,每月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与当时劳动力平均报酬相比,这些成员的薪酬并不算高,但他们取得薪酬的附属条件却极为严苛,如其成员违反了该帮会的严厉“家规”――即组织的壹切活动均需向梁旭东请示汇报,则剁掉手指,或打断双腿。1996年6月,壹名成员因违反帮规,被砍掉左手无名指。1997年,壹名成员又因违反“家规”被打断双腿。30

三、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原因――保护主义政治

前两节分析了中国黑社会组织滋生的社会背景,本节将专门探讨中国政治黑社会化的原因,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政治”。
本文的“保护主义”是指中国政府与黑社会组织之间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利益交换关系网内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运用,即权力的私利化。由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深入渗透中国经济领域,这种权力的私利化往往帮助黑社会组织控制某壹地方的几大经济领域,而黑社会组织反过来又挟公权以自利,其经济活动凭借权力与暴力的双重保护。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与壹般的企业不同,往往具有掠夺与强迫性质,对中国具有的负面政治影响相当巨大。

1、中国“保护主义政治”的基本特点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研究者经常借用“保护主义”这壹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壹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两方为了利益而形成的联盟,是地位不平等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这壹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作为回报。31“保护主义”的产生可溯源于传统社会,但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也是常见现象,只要个人拥有游离于国家制度或正式组织控制之外的资源分配权,“保护主义”关系就会在壹定的范围内形成。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现代国家制度并存,二者各自保留其功能和价值取向。“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于追求个体利益,它的兴盛代表着国家制度整合社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

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奠基于“权力-权利”这组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上。拥有权力的是政府,掌握并行使权力的是政府官员;而“权利”则指的是公民权利,包括壹些基本的经济权利。这些权利在民主国家,属于“天赋人权”范围,只要壹个人是某国家公民,生而具有。但中国是壹个严重压制公民权利的国家,人民处于无权状态,权力经常侵犯民众权利。尤其是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壹些经济权利,民众通过制度化管道无法得到,只能通过制度外管道得到,这就极易形成保护主义的政治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官场政治的特点至今仍然是社会关系网络与现代国家制度并存。国家制度是政府的“面子”与程序规则,而关系网络才是官场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有官员的任免升迁,均是通过社会关系预先疏通安排,最后再利用国家制度规定的程序予以认定。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日益趋向于追求个体利益,国家制度整合社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完全流于形式;而奠基于利益之上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已成为中国官场的支撑体系。

在中国,这种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从两个方向延伸,壹是在政府科层组织中的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向并非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种影响日见其甚。
先简要分析政府科层组织中的政治保护关系。在政府科层组织中,由于上级对下级拥有伤害能力(譬如官职的任免、升迁考绩时的评语),上级处于“保护者”地位,下级则因需要仰赖上级为其升迁提供便利,就只有出资购买“被保护的权益”,于是官场的社会关系往往体现为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这是近来中国买官卖官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32至于关系网是否牢固,主要视其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利益关系有多深。而聪明的下级往往知道用钱打通关系必须“上送三级”,才可保自己平安为官。同时,中国官场升迁的暗箱操作方式更是决定了下级官员必须向上级官员寻求制度外的保护,通过利益交换得到上级的保护。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权贵私有化進程,使得中共党内形成了壹个个以自利为最高目标的利益集团――在毛时代,中共政府垄断壹切领域,不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因此也不可能存在这类以自利为目的利益集团;在邓小平统治时期,这些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到了江泽民统治时期,这些利益集团已经开始“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影响国家政策;等到胡锦涛上台执政,这些利益集团势力坐大,在政府的科层组织中,已经形成了壹层又壹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执行起来非常快;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则形同虚设。

2、“保护主义”政治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再来分析保护主义政治关系的第二个方向,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组关系奠基于“资源-机会”之上。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壹切国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金融、重要战略物质、投资某些行业的审批权,代表国家管理这些资源的政府部门拥有分配这些资源的权力,成了“供方”,而“中国特色”使得供方还掌握定价的权力(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定价是由市场)。尤其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围绕资源的分配在需方之间必然会出现竞争关系,于是官员与企业(及民间人士)之间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就会发生。需要上述资源的企业与人士往往需要通过制度外的寻租活动,以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

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包括其他民间人士)构成了这壹“保护主义”关系网络的两大主体,他们分别对应于国家和社会。国家意志在社会的贯彻执行主要通过官员实现,政府官员是国家制度建设与功能发挥的承载者。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在官员与企业界之间,“保护主义”体现的是“施惠-受惠”的利益关系,商业界与企业界人士的致富往往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政府(官员)施惠,而官员们则俨然成了造就国王的人。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本来就是以获得金钱、物质利益与权力为存在目标的。如前文指出,中国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公司化,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生意,甚至垄断壹地区的某壹行业乃至更多行业。而在黑社会组织这壹发展壮大过程当中,各地的腐败官员在黑社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是黑社会势力的政治“保护伞”。但这些官员扶助的并非那些由流动人口组成的黑社会团伙,这类黑社会组织大多组织程度低,在活动地并无官府靠山,容易被政府剿灭。但那些成为地方政治势力的黑社会组织则因与地方政府官员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往往成为当地与地方政府之外的另类社会权力。如福建厦门赖昌星走私集团,就是壹种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赖昌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的企业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他为自己构建了壹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群,在好几个层次发挥作用。该案件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也有人说数百亿),涉案人员159人。从政治层级来看,中央高层到省、地、市各级官员都与赖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政治局委员、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前妻林幼芳、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儿子儿媳、以及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海关关长杨前线、厦门市委副书记刘丰和张宗绪、厦门市常务副市长赵克明,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厦门国安局长陈耀庆及壹名副局长、九洲集团总裁赵裕昌、厦门市外资委主任张琳等高官。走私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等。据中共中央“420专案组”(于1999年4月20日成立,故得此名)声称,经过该专案组历经9个多月艰辛努力才揭开该案黑幕壹角,显示出远华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势力大力支持,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北京军方高层某些人,更是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于此可见赖昌星的编织的政治保护关系本身就构成异常错综复杂的势力结构,正是在这壹政治保护关系下,厦门才沦为壹座“官僚黑帮控制的城市”。33

黑社会组织在政府内部寻求“保护伞”的行为,并未因为中国政府口头向公众承诺的“重拳打击”而有所收敛。事实上,每壹个稍大规模的涉黑案件后面都会牵涉出官场黑幕。

四、警界成为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集中之地

2006年5月下旬,中国公安部宣布了从3月以来三个月“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绩单:正在侦办的涉黑涉恶案件逾1千起,移送起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达28个。全国“打黑办”副主任杜航伟说,当前和今后壹个时期,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出现了“企业化”、“公司化”的新趋势,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国内渗透。今后要将打黑恶势力的重点放在摧毁其经济依托,铲除其“保护伞”方面。34
这段讲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壹是信息的“迟到”,因为黑社会组织“公司化”、“企业化”的趋势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出现,而中国的官方文件至今还只肯使用“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恶势力”,决不肯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第二则是没有言明这些“保护伞”大部分就在公安系统之内。

警界为黑社会组织撑开“保护伞”

已经曝光的许多案例均表明,中国黑社会组织的成长与政府官员、尤其是公安部门的警察之扶持有直接关系。任何壹个地区,只要壹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存在,其背后壹定存在“保护伞”。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保护网络”往往就编织得越严密。公、检、法系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渗透的重点,35从已有案例来看,任何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在其初起时期,往往只需要其所在地的警察的庇护。因为警察往往直接面对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最容易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贿赂的对象。壹旦警察与黑社会结成互惠关系,黑社会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就无人。2004年审判的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组织在当地活动数年,通过走私、盗窃、赌博、强迫交易等手段疯狂掠夺财富,在1993年至2000年的10年间,聚敛财富达到3,894万元人民币,鱼肉百姓而无人敢管,就因为背后有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晓明等三名警察做其保护伞。36
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警察沦为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系统地公布过这类数据,只在列举其打黑或者廉政成就时,有时会透露壹些数据:
根据中国最高法院每年3月发布的工作报告,法院干警(干指干部,即官员)违纪违法犯罪数量逐年上升,从1994年以来,每年都在上千名左右,1998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高达221名,受其他处分的高达2,291人。372003年,全中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38而来自公安部的另壹组数据则称,自1997年公安部推行警务督察机制至今年,9年内,全国共有10,034名违纪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5,856名民警被关禁闭。39这些违法警察与法官当中,许多均与黑社会组织有关系。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1月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4月以来,检察机关查办557名黑恶势力“保护伞” ,其中就包括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其豪、周新耕等充当陈述国为首的二十四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的“保护伞”等壹批案件。40

中国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黑社会组织为祸最烈,几乎每个黑社会组织后面都有警察及政府官员做“保护伞”,势力大的黑社会往往以“第二政府”自居,民间甚至流传“找政府不如找黑社会管用”。在辽宁省近几年破获的壹些涉黑案件中,有的民警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有的出借枪支。辽宁省前两年侦办辽阳等地系列涉黑大案时,涉案的64名党政机关人员中,有32名警察。在这些民警中,有市公安局局长、普通警察、刑警、巡警、派出所民警、看守所民警。
412006年6月,辽宁省沈阳市又曝出惊天新闻:上百警察均涉黑社会组织贩毒案,被指涉案的该市公安局高层人物能够确定的有沈阳市现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局长前任局长曲月福、现任局长张保华,与沈阳市局禁毒支队支队长李锡贵。42
四川省黑社会组织为祸甚烈,与警界人士暗中充当保护伞有直接关系。从2001年到2003年6月间,四川省共查处33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涉案35人。其中有绵阳市中级法院刑事壹庭庭长李林富、绵阳市看守所副所长刘松荣;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黄正明、特管中队队长杨仁君、副队长何欣、井研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的童加林、双流县公安局治安科科长李正行等人。43
山西省的警察败类也惯于充当黑社会保护伞。2001年该省高平市宋魁详黑社会组织除了拉拢市委书记张喜来之外,还有高平市公安局副政委兼城镇中心派出所所长靳某等警官充当保护伞。442005年被称为“三晋涉黑第壹案”的李满林黑社会组织案,牵涉到的政府官员与警官就有多人,且不谈其中有山西省委常务副书记、位列山西第三把交椅的高级官员侯伍杰与其他官员,仅警界就有好几位警官: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太原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范栋升,太原市杏花岭公安分局副局长牛藩等多人。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下,李满林黑帮才在太原市横行十余年。45
海南省三亚市林洲黑社会组织2001年被列为公安部督办大案,但奉命审理此案的公安局严打工作组组长吴仁超却正好是林洲的“保护伞”。在其保护下,此案尽管罪证确凿,但壹年半多都未取得任何進展。46
这类现象可以开列壹张长长的清单。

2、 警察自组黑社会组织

有的警察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保护伞,从黑社会组织手中分得壹杯羹,干脆自己出马组织黑社会。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刑警队侦查员梁旭东掌控著当时长春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他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壹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47
河北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韩洪润与其三位弟弟韩洪生等,从1998年开始先后办起了11家企业,并以此为依托,大肆盗窃石油原油,并从事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等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保护的有沧县公安局局长王世兰、沧县公安局政委袁永兴等9位警察。48
2004年2月25日,广东四会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龙杰锋当街被杀,经调查发现,龙杰锋是壹个在广东四会横行5年的黑社会组织“龙兴社”的“老大”,其亲叔叔则是广东省肇庆市壹名区委书记。死时年为28岁的龙杰锋1997年進入广东省警校就读,1999年毕业后到公安系统工作后,龙杰锋迅速组织起以他为首的黑社会组织“龙兴社”,暗中招募150多人,制定了行动纲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内部有明确分工。自2000年起,“龙兴社”在四会东城、大沙、姚沙等市区、乡镇农村开办赌庄、放高利贷,牟取暴利数十万元;“龙兴社”还称霸鱼市,自2004年5月起向广宁县多名贩鱼个体户收取保护费十多万元;自2004年开始,还向四会市区多家娱乐场所、酒吧收取保护费近十万元。该黑社会组织横行四会的五年当中,犯下累累血案,致5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人对其非常惧怕,2004年2月24日晚22时10分,龙杰锋驾驶凌志轿车途经四会市沙尾路壹酒楼时,被两名男青年驾驶摩托车追上。其中壹名男青年持枪朝龙杰锋头部连开三枪,两名路过的中学生也被流弹击伤。案发后,警方通宵开会,部署缉拿凶手,同时对外隐瞒龙的警察身份。但与此同时,警察龙杰锋被人“买起”(即买凶杀人)的消息在四会不胫而走,“大街小巷顿时鞭炮齐鸣,红透了半边天”,全城居民都在庆贺龙的死亡。据当地居民告诉《新快报》记者,那壹夜,四会几乎彻夜狂欢,许多酒吧全免或半免对外开放。49
  由此可见,这些警察兼黑社会组织头目的黑社会组织害民残民之深。
3、监狱看守者与黑社会头目壹家亲  
中国监狱的不人道世界闻名,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更是中国监狱看守的发明。但有壹种人在监狱里却与看守关系非常亲密,那就是系狱的黑社会组织头目们。
前年辽宁省大连市监狱里发生的壹件事情惊动了中国政府最高层。壹位绰号叫做“虎豹”的黑社会头目因私藏枪支弹药、杀人越货、敲诈勒索,血债累累而被投入监狱,1995年4月被判死刑。但这位邹家卫用重金收买了以监狱长谢红军为首的众多看守,不仅获得减刑(从死刑减至15年),监狱长还为其提供壹套远离普通牢房、独门独院的两室套房,在套房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家具、生活用品应有尽有。监狱内壹名女狱警甚至荒唐地坠入了邹显卫的情网,成了邹招之即来、共享鱼水之欢的铁杆情妇。
  2000年3月,邹在监狱长谢红军的“照顾”下保外就医。如果不是邹家卫在保外期间又犯下打死壹人、重伤壹人的血案,邹家卫与监狱看守们之间的勾结还不会曝光。50
  类似于邹家卫这种情况在中国监狱里比比皆是,中国监狱业内将这类人称之为“关系犯”、“人情犯”和“自由犯”。这类犯人不仅在监狱里呼风唤雨,还常常在狱内宴客召妓。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在看守所或监狱内部形成了壹套与国家法律完全相悖的价值和秩序,从而使监狱在司法系统臭名昭著,中国国家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得不下文件,声称要“打掉狱中黑社会”。51

4、劣币驱逐良币:警界的逆淘汰规则

中国警察当中当然也有壹些良知未泯者,但他们如果要坚持良知,往往会遭遇许多坎坷,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公安局副政委董留民就是壹个例子。
董留民2002年2月接手查办壹起由河南省公安厅督办的涉黑案件。案件涉及的黑恶势力头目叫刘明理,发迹前原是平舆县金由村的农民,靠经营伪劣产品,敲诈勒索等手段巧取豪夺而致富,并拥有平舆县工商联副主席,县政协常委,驻马店市政协委员等壹系列政治头衔,在当地是个惹不起的人物。因此董留民的妻子从壹开始就坚决反对他查办这个案件。但董还是接手办案,从接办案件之后,董留民陷入了壹种悲惨处境:遭受黑社会组织及其保护伞的疯狂报复,从最初的诬陷壹直到人身威胁,在面临牢狱之灾威胁时,董被迫离乡背井,并将家人转移外地,以逃避打击。在外流浪两年之后,董留民通过上访获得上级政府官员的支持,另派员重新查办此案,董留民的冤情才得以洗清,但因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并未全部查办,董遭受的迫害还在延续。52
相比之下,董留民似乎还算幸运的,因为还有人连命都丢掉,死后沈冤莫白。
5、壹位公安局长的总结:“黑社会是警察养大的”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个过程相当迅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养大了中国的黑社会?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位公安局长明确回答了。这位公安局长叫邓年炯,在湖北省松滋市任职。邓在2001年曾亲手查办过壹个黑社会组织,由于案件涉及壹位副县长的儿子及几位派出所所长等警界败类,因此尽管这黑社会组织犯下的近百件罪行证据确凿,罪犯本人也供认不讳,但办案过程仍然相当困难。邓自己总结了办案过程中遭遇到三类阻力:第壹是各种权势者为之说情;第二是办案人员及其家属遇到各种威胁;第三则是造谣,比如说办案者与黑社会本来是壹伙的,有大量贪污受贿情形。在回答记者“是谁将黑社会养大的”这壹问题时,邓年炯明确回答“应该说是社会和壹些警察把他们养大的”,如果没有警察庇护放纵,这些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均是不可能的。53
而警察之所以愿意充当保护伞,当然也是为了“利益”二字。

第三章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中国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掘起,并在其所在地呼风唤雨,除了第二章中所谈到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外,黑社会头目们还以各种方式渗透政府等权力部门。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务官与事务官(工商、税收以及银行)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这些官员们在政府内部也因为共同利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壹、黑社会势力渗透政府部门

择要言之,黑社会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首先是在政权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这种形式最普遍;其次是自己進入政府部门,直接获取国家权力;第三是捐助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以建立社会声誉,求取社会信任等。其中以第壹种形式最为普遍,而教育与慈善捐助,只不过是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已。

1、黑老大戴上“红帽子”

黑社会组织头目为自己涂上政治保护色彩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形式之壹就是黑社会组织通过金钱开路,为自己谋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政府官员职位,将自己身份“漂白”,谋取政治资本――在中国,这种方式叫做“戴上红帽子”(因共产党政权号称“红色政权”)。
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共有十个头衔,其中最为刘涌看重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代表,被其列于名片上壹连串头衔之首,接下来的头衔也都有政治保护色彩:哈尔滨市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進个人……。刘涌之所以热衷谋取这些政治荣衔,其动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领导手中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生意才能赚钱。” 54
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壹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法定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并寻求庇护时得来的。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55
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在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许多黑社会组织头目的情况也与张畏、刘涌类似。比如陈凯就是福州市身具“政协委员”头衔的“著名企业家”;56张执文在攫取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跻身政治领域,捞取政治资本。于1999年成为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政协常委。57辽宁省抚顺市最大的黑帮头子曲全国,身份同样显赫:既被誉为当地房地产界的明星企业家,又是抚顺市新抚区人大常委,其文化水准也颇有看头:获有中国社科院在抚顺举办的研究生班文凭。但这位抚顺市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的均是巧取豪夺之事。58广东深圳市的黑帮头子陈毅锋还兼具大慈善家身份,曾被评为“全国扶贫状元”、“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59
  可以说,黑社会头目热衷于为自己戴上“红帽子”,最主要的动机是出于自我保护。在中国,法律与其说是规范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勿宁说是用来惩治政治对手或者利益争斗的工具。中国所有黑社会组织的发家史,其实就是靠非法手段聚敛财富的过程。当他们的“政治保护伞”地位稳固时,所有法律于他们如同无物。但壹旦其“政治保护伞”失势,他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就是壹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谋求安全感,不少黑社会组织头目经常以慈善家的面目捐资,为的是树立好的社会形象。及至时机成熟,再谋求诸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类政治荣衔。在中国,这类政治荣衔在壹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有如投资营造“政治避风港”。  

2、黑社会组织在政府部门安插政治代理人

有的黑社会组织头目还直接干预政府内部的人事任命。陜西潼关为中国第三产金大县,矿管局局长是个掌握黄金开采资源的重要位置。2001年4月,该县调整县直部门班子,当地黑社会组织老大李文军要求县委书记李纪计让赵某当矿管局局长,李纪计居然言听计从,临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动议,改变预定人选,将赵某列入干部人选名单并提交县委常委会任命。在该黑社会组织的干预下,从1997至2001年四年当中,潼关县判决的90起刑事案件当中,28%是错案。而黑社会组织与公安警察勾结作恶,竟然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在黑社会支持下,29名警察动用3辆警车围堵县委机关,向县委讨要官衔待遇。60
在辽宁省辽阳市,黑社会组织头目张宏东被当地称为“地下组织部长”,意指张能够插手当地官员的人事安排。当地壹名区干部,在张宏东各种关系的作用下被提拔,又转而帮助张宏东大搞房地产开发。61
山西中阳县的“燕子帮”政治渗透的方式最出奇,除了与公安局及法院腐败分子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之外,还做了壹项长期投资,即有计划地鼓励其帮内成员报考警察学校,俟其毕业后到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工作,为本组织提供政治庇护。在帮主冯晓春鼓励下,“燕子帮”成员当中先后有15人考取了警察学校,在就学期间得到了该黑社会组织的经济资助。62

3、政府公务员自组黑社会组织

由于中国的人生观中最高境界是黑白通吃,不少在政府部门或者其它权力部门任职者,发现“以官护黑、以黑养官”这种方式最容易发财致富,于是利用自己在白道的身份作为保护身份与凝聚力,成立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组织头目本人就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利用或操纵黑社会组织,成为独霸壹方的垄断势力。比如辽宁省辽阳市佟二堡经济特区管委会副主任曹杰,身兼特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并集省、市、县、镇四级人大代表、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家于壹身,進而掌管了该特区的工商、税务等政治、经济大权,建成了全国罕见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第二政府”,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血腥垄断,狂敛了两亿元资产,使佟二堡这壹驰名中外的“中国第壹皮装市场”陷入绝境。当地民众深受其苦,前后到北京上访达五、六年之久。63
  吉林省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违法稽查分局局长展文波就是壹个黑社会头目。他多年来利用手中掌握的工商稽查权力,网罗壹大批刑满释放人员,组成手下的“猎犬队”,有组织、有预谋地从事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等各种犯罪活动。这位共产党政府的局长的业绩比之职业黑社会组织还要更黑:
(1)和监狱管理人员串通,多次以监狱犯人为“执法人员”,寻找各种借口,对辖地内的企业任意“执法”(实为抢劫),比如2001年5月20日,展文波以“打假”为名,动用长春铁北、兴业两座监狱的在押服刑犯人100多人,将德惠市朝阳乡拆车件市场15家经营业户的价值300余万元的汽车配件强行运走。事后被展文波变卖私分。 2003年3月27日,展文波组织壹伙人,其中包括100多名服刑人员,开着十余台大小车辆冲進了九台市某物资公司,十多人持冲锋枪把住大门,然后将该厂的生产产品及生产原料1000多吨及部分设备全部抢走,连该厂职工食堂的大米、面粉、豆油都成了展壹伙人的“战利品”。2002年,展文波在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和扣压清单的情况下,将长春市东大桥旧车件市场的汽车配件全部拉走,变卖后将资金据为己有。在变卖没收物资的时候,有些物资竟然卖到了原被查处的当事人手中――这行径已与劫匪无异,有区别的是这位展局长借政府与法律的名义公然合法行劫。

(2)逼良为娼,组织卖淫
  展文波以亲属名义开办了“天福大酒店”、“天福洗浴广场”、“天水洗浴中心”等色情场所,容留多达72个小姐从事色情服务。展对小姐们的管理当然是黑社会式的,小姐们稍有不从,非打即骂。
(3)私占土地,强建别墅
展文波非法强占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2万余平方米的土地,建了两栋豪华别墅,并圈有高墙、筑有壁垒,设有专人把守大门。供电所的收费员到其家收取电费时,不仅被痛打,还被放出的狼狗追咬。后来在审查时才发现,这些土地竟然没取得任何合法手续。
展文波的劣行当然不止上述几端,平常敲诈勒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在“执法”过程中,展扣压物品,从不出具清单,以便私吞。2003年4月17日,长春铁北监狱所属企业某铁艺厂买到了被展文波私自变卖的罚没物资(即展从该厂“执法”没收的物品),准备以此为证据举报。有人通报给了展文波。此后,展文波带领大队人马围攻铁北监狱65天。
展文波这种地痞能够当官,并且能屡屡逃脱制裁,全因其后面有保护伞。64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原副镇长李本红任副镇长的李本红纠集曾令安、李志华(李本红儿子)等8人,承包了生米镇客运站,垄断了从生米镇到县城的唯壹壹条公路的客运市场。在李本红的指挥操纵下,客运站欺行霸市,强取豪夺,滥施暴力。2002年,正逢中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李本红于这壹年5月17日被捕。但李本红被捕七天后,生米镇党委、政府给办案的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黑除恶”专案组出具了壹份《关于李本红的工作表现》的函,说李本红“有较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工作积极主动,作风踏实”,“镇党委、政府对其工作比较满意”。而后该镇政府还委任李本红为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副指挥”。李本红在狱中11个月,工资照领不误。这壹系列蹊跷事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慨和不安,那些检举李本红罪行的人担心李将来对他们秋后算帐。据说,李本红享受壹系列非常待遇,主要原因在于李本红有“背景”。经查,该镇镇长周应洪、镇党委书记兼新建县政协副主席刘国华均为其保护伞。65
而由其他类型的政府公务员及警察组织黑社会组织的情形更为常见,已经发生的案件就有多起。如涟源市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谭和平,从1997年开始,先后笼络并控制了以谭小星为头目和以刘小平、潘存辉为头目的两个黑社会组织,尔后又与涟源城区张良平黑社会组织合并,形成壹个组织结构严密、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固定的黑社会组织,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包括违法发放贷款、强迫交易、行贿等。66广东省河源市警察邹文广,亦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组织,在当地为非作恶,强行占有该地某俱乐部股权進而侵占经营权等。67 而贵州省遵义县方氏兄妹八人诱骗强迫附近农村地区的未成年少女30多名,开设地下妓院长达数年之久,也只是因为得到了其租房所在地的三名治安协管员(编外警察)的庇护。68黑龙江青冈范永光为首的黑社会组织,经常在列车上抢劫并强奸轮奸妇女,也就是因为有乘警做保护伞。69

4、政府部门聘请黑社会组织成员执法

黑社会势力的发展,使得政府官员对其依赖性大大加强。壹些地方执政能力缺乏,出现管理真空,黑恶势力借机插手,帮助政府“摆平”。在东北农村,有的乡镇曾雇请黑社会组织成员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至于在城市里,黑社会组织帮助政府部门执法,比如“协助”工商局税务局公务员执法等亦常见,而九十年代后期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中,地方政府更是大量借助黑社会组织力量出面,欺压凌辱民众(第五章专门分析)。
   在有些地区,黑社会组织成员甚至身穿政府部门制服,拿上政府的“红头文件”直接执法。陜西长安县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组织为了垄断当地土方工程,同县土地局达成协议,每年缴纳3万元管理费,取得了长安县韦曲境内的土地开挖、销售的独家经营权和用地取土的土地监察权,并经土地局的批准购买了数套土地监察服。该公司成员可以身穿土地监察服,随意拦挡、检查运土车辆,开车到基建工地或取土点進行阻拦和检查;还可以和土地局壹同上街宣传《土地法》。郑卫国的私人轿车甚至挂有“中国土地监察”的牌子,在长安县招摇过市。而他们打出“土地监察”旗号只是手段,目的是收取管理费、工程款,对其他工程队進行敲诈、强迫交易。70
四川内江市中区国税局牌楼税务所所长赖黎明从1997年开始,聘用两名黑社会组织头目陈冉、邓廷武担任国税局协税员,代征国税。这些黑社会头目依仗暴力,威吓商贩,税虽然征上来了,但市场却充满了恐怖气氛。此事壹直持续到2001年。这壹年陈冉与邓廷武因犯罪被捕,这壹荒唐事才算结束。71
上述所有这些公开披露的资料均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黑社会组织才得以在中国各地发展成为壹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通过这些公共权力系统的贪污腐败者,社会公共权力蜕变成了黑社会鱼肉百姓的帮手。这种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黑白合流”的局面,应该说是所有社会形态当中最糟糕的壹种社会形态。


二、黑社会价值观忥渗透官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忥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有这样壹些案件: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程震因对原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中心总经理王家斌举报其经济问题怀恨在心,于1994年10月21日雇凶杀害王家斌夫妇,而案情真相直到2002年才暴露。72山西省洪洞县原城建局局长薛文勋买凶杀死其继任者朱其林(2000年),73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74 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75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壹夫妻俩;762000年,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李文忠77……, 这些案件都是政府官员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而凶手有些是黑社会成员,有些则是社会边缘人物。
到了21世纪初,官场雇凶杀人的事情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复盖面也更广,从最基层的村委会选举到县市壹级政府,经常发生为争夺官位或者其他争执而买凶杀人的事情。2003年8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廷坪乡黄埔村原村委会主任肖书浙为了保住村委会主任职务,雇凶杀害另壹个候选人肖书建。782004年陜西延安黄龙县腰崄乡党委书记王某雇凶手杀死乡长魏某79……。乡镇是中国最低壹级政权,村委会主任甚至不算国家干部,为了争夺这些微末权位而频频发生买凶杀人事件,除了证明中国是个极端崇拜权力的国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说明这种买凶杀害竞争者的事情在中国非常普遍。
在这些案件中,官员雇用的凶手多是有犯罪前科者与黑社会组织成员。壹个手握权柄的领导干部雇凶杀人的直接动机,来源于权力所受到的威胁;单枪匹马的杀手听命杀人,无非是为了钱。但黑社会组织成员的动机则相对复杂壹些,有的是两者之间本来就有联系,官员本来就是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

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而是德行、能力、勤政、绩效之外的手段。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让中国社会饱受惩罚,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加剧了官场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都竟相仿效,近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屡屡发生各种绑票事件与买凶杀人事件,有的后面还有警察做后台。近几年中国维权活动兴起,基层政府对付维权人士的手法之壹,就是唆使黑社会组织成员殴打维权人士,就是黑社会价值观渗透中国政治的反应。在中国的专制极权政治下,人们本来就缺乏安全感,黑社会这种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另类权力的掘起,更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三、政府官员在黑色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目前黑色经济活动猖獗,与腐败的政府官员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参予有密切关系。那些以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为掠夺对象的黑色经济活动基本上是腐败分子所为,即便是那些走私、黄色经济活动,也有腐败的政府官员支持。这种状况壹直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现阶段。1996年6月,广东省政协主席郭荣昌在壹个公开场合指出,沿海走私为什么屡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缉私部门出现“护私内鬼”。据传媒透露,广东部分地区走私非常猖獗,就在1996年上半年的两个月内,仅湛江就先后组织6次区域性联合打私活动,查获走私案件86宗,案值4,637万元。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兴胜和康乐书在6月分别带领视察组到惠东、汕尾、陆丰、惠来、湛江、雷州、徐闻等七个市县以及走私严重的甲子、碣石、江洪、企水等九个乡镇港口、码头实地视察,发现问题不少,如走私案主犯、团伙头子未抓获归案,缉私部门出现少数护私者等。80 如广东惠东县自1994年12月28日至1995年11月20日,对走私货物罚款放行共16,691车(其中挂军警牌车辆运载10,689车,占总车次的64%),罚款4,595.7万元,运载走私货物约10.9万吨,货值估算4.4亿元,累计使走私分子逃避关税约2.8亿元。湛江市遂溪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强辉之外,还有该县打击走私办公室、工商局、公安局、农业银行遂溪支行的负责人等6人,他们不仅与走私犯罪者通谋,还为走私活动提供巨额资金(贷款)。81 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腐败官员获益极大,受惩率不到1/6,政府官员参与腐败活动支付的“机会成本”极低,导致海关官员参与走私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自1998年中国开始打击走私活动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关关长的倒台更象多米诺骨牌壹样,壹个接壹个。广东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海南三亚海关关长黄贵兴、浙江舟山关长陈立钧、杭州海关关长耿永祥、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等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接连曝光,人们才了解中国的万里海关的官员们早已成了走私活动的保驾者。82仅在2001年,全国海关系统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40起,303位官员因涉贪污腐败受到处分。83
发生于1999年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最生动地说明了政府官员在地下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湛江市委、市政府、海关、公安边防、海警、船务代理、商检、港务等壹切政府管理部门都参与了这壹大案,涉案官员竟多达259人。84 号称“共和国第壹税案”的汕头、普宁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这壹案件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壹些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虚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记录著向海关人员送出的巨额现金数目。中纪委“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85 震惊世界的厦门远华走私案被牵扯進去的官员的职务更高,人数更多,参与此案的政府官员有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官员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连中共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壹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 86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黑色经济活动在中国政府的打击中不断成长壮大,其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官员本人就是黑色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庇护者。这壹点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高度软政权化:官员们获取利益的前提就是破坏国家法律与官员们本应遵循的职业道德。


四、政治保护:中国黑社会组织介入经济活动的通道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黑社会组织通过公司化规模经营,完成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化这壹过程,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的利益同盟关系也发生壹些变化。从已有资料来看,这壹时期分布于中国各地的黑社会组织,无论是从其组织特点来看,还是从其与政府及社会的关系,都已经不象1949年以前“前共产党时代”的黑社会组织那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上海的青红帮,四川的袍哥,现阶段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有着极其相似的政治共性与经济特征。
所谓黑社会组织的“政治共性”,指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头目均与政府权力部门的官员之间建立了壹种政治保护关系。分析有关高级黑社会组织的案例,就会发现每壹个成功的黑社会组织后面都有壹张庞大的关系网――官商勾结的关系网和警匪壹家的保护网,而黑社会组织开办的企业联合体在其发迹之地,俨然有如壹个个享有垄断之利的经济王国。
中国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之间这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富人们致富的“中国特色”所注定的。剖析这种政治保护关系,可以发现这种政治保护关系建立的基础何在: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国家资源,而政府的代表――官员们则成了国家资源的施舍者。
官员何以能够成为施舍者?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当中资源分配的特点决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壹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進:壹条线路是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壹条线路则是将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这壹進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对国家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其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赢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

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市场准入等制度性障碍,是政府官员从事“寻租”活动的便利条件:
第壹,中国的行业并不完全开放,许多有稳定赢利的行业至今仍由国家垄断,只有市场竞争极强的行业才向私人经济开放。因此,每壹行业只要有赢利机会,立刻就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现象。这种过度竞争,使得商人之间首先面临为获得机会而進行的残酷竞争,这就使掌握该行业准入资格审批权的政府官员有了寻租的机会与空间。对于官员们来说,许多资源(比如审批权,某行业的市场准入资格)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表现,而是需要通过经营才能变成金钱,比如煤矿等各种矿产的开采权、土地的开发权、娱乐行业的准入制度,这些资源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方可获得,而经营者也必须有了这些经营权利之后方可拥有壹只“下金蛋的母鸡”;这壹点使得官员与商人的结合有了基础条件。

第二,中国是壹个穷人远远多于富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自1978年以来,除了少数年份之外,市场需求始终处于疲软状态,卖方市场竞争极为激烈,仅仅依靠正常经营极难获利,使用黑社会手段获得利润成了中国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黑社会所畏惧的只有政府权力,当它们依靠非法手段发展时,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某些行业则需要依靠“灰色经营”,如赌博业、陪侍服务等行业按中国现行法律属于违法,必须要有地方警察部门与文化缉查部门做后台,否则壹天都难以存在。2000年,中国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写出了专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陪侍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庞大而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在海南还是在甘肃,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穷困县,只要有歌舞娱乐场所,就可以找到“陪侍小姐”(即妓女)。而且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壹些公安机关及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被称为“白道”。87

第三,官员利用市场准入制度“寻租”所获得的租金往往是壹次性的,而获得特许权的企业与商家则可持续获得。不满足于寻租所获得的利益还想持续攫取更多的官员们,也必须依靠代理人间接攫取,中国煤矿中普遍的“官黑结合”现象即缘于此。在官员的庇护下,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比如中国是世界上矿难最严重的国家,从2001年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煤矿共发生壹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7.4天壹起;其中壹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8起,平均50天壹起。88而这种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89而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总是借助黑社会势力。可以说,这些完全不符合现代采矿安全标准的小煤窑之大量存在,就是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产物。广西南丹大厂镇盛产锡矿,而该地就成了贪腐官员、黑社会组织横行的天下。在极端混乱的乱挖乱采下,可开采30年的富矿最多只能开采5-6年,就成了危矿。90

在私人企业寻找权力的庇护与施舍,以及官员寻找寻租机会与攫取财富的代理人这壹过程中,具有壹定经济实力且能力较强又能控制局面的企业实体的头目――这些“企业”其实往往就是黑社会组织,中国官方将其称之为“带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能够成为壹些大胆的政府官员选中的目标。所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壹般都编有壹张相当庞大的关系网,如福建陈凯的关系网共有113名包括市长、市委书记在内的政府官员,即使并不太出名的哈尔滨宋永佳黑社会集团,也织就壹张牵涉近百名干部的政治保护网,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91 只有理解了上述几点,才可能理解中国当前官黑结合、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社会背景。

第四章 黑社会组织如何介入经济活动

如前面两章所述,中国众多低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大多存续时间短,并未形成扎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之故,这些低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起政治保护关系,其生命力比较脆弱,往往在政府开展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运动来临时,这些组织就会归于复亡。但是,还有壹些黑社会组织成功地利用各种非法活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政治保护关系,它们对经济活动就不只限于积极参与,往往能够达到控制与垄断。而形成这种控制与垄断往往凭借权力与暴力二者混用,合法的生意常需要借助暴力垄断,而非法的生意更需要依靠权力庇护。
本章分析黑社会组织在权力的庇护下如何介入经济活动。

壹、黑社会组织的经济特征:依仗权力与暴力垄断市场

当前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多以公司甚至集团公司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以公司为平台向经济领域渗透,搜刮财富。因此,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主要是两类:壹类是从事非法经营的公司,另壹类是从事垄断经营的公司。这两类公司在经营中都违反法律、商业规则与社会公德,因此不可能直接诉诸合法权威的保护,对外只能依靠与政府官员建立政治保护关系,对内则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并在组织内部建立了这种“摆平”机制。比如广东中山市以黄耀满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开办的“利群典押行”,实际上是壹个设局开赌的窝点。在赌场上输钱的人可以将贵重物品典给“利群典押行”。“利群典押行”设定专职人员负责“讲数”、“收数”,以确保赢家能拿到钱,输家不敢赖账。92

仅从公司组织机构的名称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开办的公司其职能系统与正规合法的公司没什么区别,也照设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业务员、会计、出纳等职位。但与正规公司相比,这些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在以下几方面与正规公司有很大区别:

第壹,正规公司因事设职位。而这类有黑社会背景往往因人定岗。公司内职位的职权与正规合法的公司有很大不同,其职权完全与该成员在黑社会组织中的身份地位相对应。如河南郑州宋留根为首的黑社会组织的大本营叫做“恒业公司”,这个公司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老大”宋留根负责控制郑州地区;“二号”人物马小辫负责控制货源地浙江“中国轻纺城”,并铲除竞争对手;“三号”人物郝洪山负责“官场上的事”,即与政府官员拉关系。93
如果公司有事,整个组织的人马都可以壹齐上阵,很难区分哪些人属于公司,哪些人属于组织本部。这些公司的“利润”分配也与正规公司有很大差别。比如云南杨天勇黑社会组织将杀人、抢车等统统称为“经营活动”,每次“活动”所得,扣出总收入的20%作为“活动成本”,参加人员无须知道其用途和去向。其余的按两个档次分配。每次“活动”结束后,参加人员進出“公司”须经“主管”同意,不准带其他人员出入。未经公司“主管”同意,不论是谁,让其他人進出“公司”的,罚款1,000元充公。“活动”中所获取的财物不在分配范围,由公司“主管”决定处理,普通工作人员不享有公司的财产及积累权益。值得壹提的是,杨天勇本人就是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警察。94
这方面的具体例证可参见后文将要分析的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组织及其他黑社会组织。95

第二,这类公司尽管有企业组织的的合法外衣,但却不象正规企业那样通过市场竞争,依靠产品或者服务质量获得市场份额而赢利。这类企业即使涉足合法行业,往往也依赖有组织暴力作后盾获得市场份额或垄断该地区的某些行业。
河南郑州“黑道教父”宋留根,其鼎盛时期曾垄断了号称“中原商都”的郑州大大小小数百个商品批发市场。而宋留根之所以能够在商品批发市场形成垄断地位,完全不是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制造无数血腥暴力事件,将竞争对手杀死或重伤致残而强夺来的。96浙江苍南的许海鸥也是依靠“江湖规矩”(即黑社会手段)赶走了竞争对手、另壹个黑道人物郑道性,夺取中国最大的参茸交易市场――苍南县灵溪镇城中路的中药、滋补品市场(即民间所称的参茸市场)的管理权。其后许维持该市场秩序也依靠“江湖规矩”:许海鸥成立了壹个“灵都参茸滋补药品商行”,对外则称“参茸交易所”,定期向经营户收取每公斤0.3至2元不等的“交易费”,经营户们则称他们是“第二税务所”或“黑店”。97 陜西郑卫国黑社会组织,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壹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進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98
正当商家与厂家因无法与这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竞争,凡有黑社会势力的市场,最终是正当商家在暴力胁迫下退出,黑社会公司占据了垄断地位。

第三,任何公司的雇员有進入与退出该企业的自由,而这类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雇员却与“自由雇佣”无缘。从权力结构看,这类黑社会背景的公司壹般都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系统,“老大”掌握绝对的权力,决定下属的生死荣辱。如浙江苍南的“托运部”黑社会犯罪集团内部规定所有重大事项由首领许海鸥决定,壹般事项事后也必须上报许海鸥。许海鸥甚至对内部成员享有杀生予夺的权力。敢死队队长董明光就因不听组织指挥,被许海鸥以斗殴的名义刺死。99有些黑社会犯罪集团还规定了残酷的纪律。四川资阳的“黑豹”集团的“帮规”规定:所有成员绝对服从老大的安排,加入组织后不准退出,不得泄露组织的秘密,不准背着组织干私事,因组织安排出了事,由组织负责营救,临阵脱逃的要剁掉壹只手,出卖组织的杀全家。四川宜宾的狄绍伟黑社会组织制定的《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内容包括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100其它黑社会组织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二、垄断赌博、娱乐、走私等非法产业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黑社会组织迅速开始其公司化進程。尽管这些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有各种合法经营作掩护,但其利润来源仍然主要依赖于非法经营,涉足娱乐业几乎是黑社会组织的共同特点。

比如福建福州的陈凯的凯旋集团,在福州号称“娱乐王国”,其最初发迹就是从娱乐业起步。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陈凯以参股或控股形式迅速拿下福州海山宾馆、东街口百货大楼等24家开设老虎机的娱乐场所。1995年福州查禁“老虎机”(壹种赌博用的机器)之后,福州市公安局长徐聪荣给陈凯的游戏厅独开绿灯,福州许多地下赌场为了继续经营,不得不转让给陈凯或与其合股经营。正是有了当地公安局长及其他官员的支持,陈凯得以“黑白通吃”地在福州市繁华路段――六壹路、八壹七路这壹区域内构建“黄赌毒王国”。密集分布于此的近300家桑拿店、夜总会和迪吧,几乎都或明或暗地打上凯氏烙印,成为福州的“百老汇”,其中由陈凯黑社会组织直接经营的就有4家桑拿、24家游戏机厅、5家迪吧、再加上号称亚洲最大的“集黄赌毒为壹体”的凯歌音乐广场。而陈凯的被捕让福州娱乐业萎缩了近半。陈凯还涉嫌走私、贩毒、组织偷渡等非法产业。101正因为这些行业容易获利,且资金周转快,从陈凯经营企业起步到其被捕短短十余年间,已经积累3亿元巨额资产。

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集团的“第壹桶金”的来路就不正。张畏在保安公司任职期间,曾纠集壹批亡命之徒在外地化装成警察抢劫高档轿车,并绑架敲诈获得巨款。其后,张畏以本人、亲属和同伙的名义注册成立了温岭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明珠珠宝金行、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东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永恒资稀金属有限公司、上海虹基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但这些企业做的几乎全是非法生意,其手段被当地人概括为“走私并吃黑”,其主要“业务”是:1、参与走私香烟,靠黑吃黑(侵吞同伙的资金)暴发;2、做白粉生意,加工走私冰毒并生产提炼毒品之化学物;3、在广东生产盗版光盘; 4、巨额贿赂政府官员,审批成立十多家大公司、小规模不等的公司,靠获取贷款兴家立业。10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组织,从1993年成立以来,前后存续时间共达十多年,涉足行业极广,如承揽工程、经营宾馆、浴池、强迫妇女卖淫、开设赌场、倒卖车辆等等,前三类是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行业,而卖淫与开设赌场多在他们自己开设的宾馆、浴池之内。而在承揽工程时,经常采用暴力手段作后盾,迫使其他竞争者退出。张氏兄弟用这种以商养黑,以黑促商的手法,积累资产1.05亿元。103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黄色产业有壹个特点,那就是由黑白两道共同控制,所谓“白道”即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所起的作用是为经营黄色产业的黑社会组织提供保护,政治权力即他们入股的资本。而他们对黄色产业的控制与分利,基本上是通过“黑道”实现。
近20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壹是娼妓供给呈源源不断之势,许多年轻且无法就业的女性走入这壹行业;二是中国社会价值伦理观忥发生了巨大变迁,“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已经被社会公众接受。104至于卖淫妇女的数据,官方从未向国内公众正式公布过,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8日在壹次会议上指出,按照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娼妓已经超过600万人。105 如果将黄色产业的上、下游产业计算進去,中国至少有两千万人依靠娼妓业维生。
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黄色行业中从业的女性,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组织涉足其中控制她们。但由于这壹行业利润丰厚,从业女性处于社会最底层,缺乏任何保护屏障,因而她们的财富很容易成为别人觊觎的对象,导致涉娼凶杀案逐渐增多。106 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比较倾向于找“保护人”,这是 “鸡头” (广东沿海及香港等地对男性老鸨的俗称)产生的部份原因。后来随着色情行业的规模日大,黑社会组织逐渐介入这壹行业。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业逐渐为黑社会势力所控制。由于中国法律禁止色情业,因而控制色情行业的黑社会组织往往需要有政府官员暗中支持。可以说,如果黑社会组织没有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政治保护关系,根本无法经营黄色产业。
后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财源紧张,于是开始向色情产业征收税费。壹些政府管理部门对陪侍人员進行统壹管理、培训上岗;还有壹些地区对陪侍人员征收税、费,更加使陪侍活动趋于职业化。同时,黑社会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歌舞娱乐场所,被称之“黑道”。但这些黑社会组织要想安全经营,必须在当地警界与政界找到“保护伞”。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1999年底曾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做了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实际是隐瞒了调查者身份,如装成嫖客之类),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经营者和陪侍人员都曾表示,“我们这里绝对安全,如果有检查的,有人会先通知我们”。当询问到是否知道当晚有检查时,大部份“陪侍小姐”都可以讲出检查组的派出单位。据经营者、陪侍人员及其他群众反映,部份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娱乐场所的经营之中。107
在黑、白两道的保护下,陪侍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1) 有些地方的娱乐场所陪侍人员统壹着装,以“服务员”的身份出现,不向客人索取小费,而在经营者的收入(消费者向经营者支付的茶水、糖果、饮料等食品以及场地费用)中提成以掩人耳目;(2) 陪侍人员改变过去在娱乐场所内等待客人挑选的做法,主动到娱乐场所外拉客,避开了与经营者的直接联系;(3) 大批陪侍人员向城乡结合部、高档宾馆和饭店等管理薄弱地点转移,逃避管理部门的检查;(4) 在云南等边境省份,陪侍人员甚至向国外转移,为出境的中国客人提供陪侍服务;(5) 陪侍人员不断流动,当某处打击“三陪”风声紧时,大批“小姐”就会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流动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就可以找到许多在南方坐过“台”的“小姐”,这种情况还被称为“南燕北飞”。此外,卖淫嫖娼的地点可能不在歌舞娱乐场所,但歌舞娱乐场所实际上已经成为卖淫嫖娼的中介地。108
  
三、依靠政治保护关系,非法经营“合法产业”

中国地域广袤,各地经济经济结构很不壹样,因此中国各地黑社会進入的行业也不尽相同。但有壹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壹个地方的什么行业、产业兴旺,获利相对丰厚,黑社会组织就壹定要成立相应的公司把持垄断这些行业、产业。比如广西省岑西市有三大“支柱产业”:石材、木材、液化气,这些行业就不可避免地沦入黑社会组织之手: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三大行业由县委书记女婿欧杰雄的“共发实业有限公司”把持。等这位县委书记退位之后,欧杰雄失去了政治保护伞,被迫退出,该产业则由黑社会组织头目程学满、程学德两兄弟把持垄断。109
这些名为企业、实为黑社会组织的公司,其成立与发展壮大,完全依赖其企业所在地壹些掌握实权的官员们之扶持。比如上文提到的“二程”兄弟之所以能够垄断当地三大产业,完全依赖当地县长程柱德、市委副书记莫以海等13名政府官员的保护。110如果说经营娱乐业(含黄色产业与赌博业)的黑社会组织主要依靠与警察建立政治保护关系,以维持经营,那么在其他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则必须与中国政府部门建立更广泛的政治保护关系。

福州凯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涉案的政府官员共有113名,福州市委、公安局、法院、省安全厅、反贪局、税务局、银行,以及主管娱乐行业审批的文化局等党务官、政务官、以及事务官全部在其关系网内,成为陈凯得力的政治保护伞。111
在陈凯集团发家致富的过程中,主管文化娱乐行业审批与管辖的几位官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凯建立的既然是“娱乐王国”,福建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福州市文化局就成了陈凯必须要進贡的衙门,因为该政府机构专管公众娱乐业;福州地盘上的老虎机、游戏机、夜总会、歌厅等的审批权均属于福州市文化局,于是福建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副处长钱香進、福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文化局长吕赣明就成了陈凯必须贿赂的关键人物;而这些行业要想经营下去,负有稽查之权的公安局、派出所以及文化局的文化稽查队也必须要成为陈凯的“自己人”,于是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徐聪荣成为陈凯的义父,徐聪荣的儿子徐力就成为陈凯的重要生意合伙人。但是仅仅只有公安局长壹人支起“保护伞”还不够安全,陈凯必须将所有与之有关的官员全部收买为“自己人”才能够放心经营,于是福州市文化局市场稽查队队长梁晨光、公安局副局长、治安巡警总队政委都成为陈凯的座上客。112
张畏的政治保护关系与陈凯相比,数量上略微逊色,只有67名,但涉及政府部门同样广泛,其中党政部门官员42人、司法部门官员15人、金融机构官员10人。温岭市市长周建国、原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等均成为张的保护伞。
与陈凯在官员的庇护下获得经营特权经营娱乐王国相比,张畏的经营另具壹格。首先,张畏更乐于利用黑社会手段進行“市场竞争”,以威胁竞争对手逼迫他们退出的方式在房地产经营中竞标。比如1999年3月3日下午,温岭市政工程中壹项房地产正式开标。张畏率部分黑社会组织成员進入招标大厅“竞标”,并留下10余位在招标大厅外助威。场内只要有人举牌竞标,张畏团伙成员就上前“打招呼”。面对这群带着明晃晃凶器的打招呼的人,无人敢再参与竞标。结果,张连续以低价标得5间房地产。经评估,张畏标得的5间临街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价值为555.8万元,而张的竞标最后仅为419万元,两者相差达136.8万元。
其次,张畏与政府官员合谋垄断某些行业的生产。当地原有厂家在生产金属钯,而且获利甚丰。张畏先是用黑社会手段威逼原有的生产厂家退出,对于壹位不愿意主动退出的生产厂家,张畏通过公安局的“自己人”出面,以无照生产为由,查抄了厂商陶刚正的工厂,所抄没的价值50多万的物品以18万的价格被拍卖,而参与拍卖的买方只有壹家,就是张畏手下的公司。
但张畏的目标不在于生产金属钯,黑帮组织对资金周转慢且需要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毫无兴趣,这壹点张畏与其他黑社会组织并无什么差别。张畏的兴趣在于用“金属钯”的名义到银行骗贷,最后再将企业包装上市骗钱。但这壹将子虚乌有的产品说成是现实存在且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产品,还需要政府官员配合。温岭市市长周建国应王秀方(张畏黑社会组织的第二号人物)之请求,召集分管工业和金融的副市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壹起听取了王秀方关于兴办“金属钯”企业的汇报会。会上周建国表态说,有关部门对兴办金属钯的企业要给予支持,对厂房地址、环保审批、流动资金、税收优惠等具体问题,尽可能早壹点解决。金属钯企业环保问题,周建国同意发壹个《会议纪要》,要求环保部门默许该企业边生产边做“环保评估”。会后,周建国还派市政府壹名官员到浙江省主管部门去催促活动,直至环保手续正式批下来。“金属钯”企业的环保审批问题解决了,但抵扣税问题壹直没有得到解决决。周建国就给王秀方出点子,要么通过委托外贸公司代理出口,以出口退税返回给企业;要么通过兼并外资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以享有出口权。周还表示,上述方案打算在温岭市的外贸体制改革方案中“壹并考虑”。
这样壹个温岭市政府高度重视而且被张畏的“温岭东海集团有限公司”当作重点项目宣传的生产项目,从未投入生产,但以生产金属钯名义套取的贷款却有多笔。113
从事企业化经营的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要借助暴力。从历年中国各地的“打黑”报告来看,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些黑社会组织在打造经济基础时,无壹不带有暴力性质。不少黑社会头目的财产完全是通过经营非法生意得来,如广西百色的周寿南,表面上挂的牌子是“百色饭店娱乐总汇”,实际上是通过垄断广西百色的赌业经营聚敛财富。114而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则是非法手段与合法手段并用,而其合法生意壹般也是使用非法手段经营,因此在短短几年间就聚敛钱财逾7亿元人民币。比这两者更绝的是用黑社会手段经营合法生意,这方面的典型是河南许昌的梁胜利黑帮。这个黑帮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手段却完全属于非法。比如他看中了南阳市场的布匹托运生意,就采用暴力手段驱赶原来的经营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场。凭借这种手段,梁胜利黑帮進入了服装、鞋帽、建筑、建材、运输、饮食娱乐业等多个行业,并在内部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其经营手段却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掠夺垄断利润。最后形成这样壹种局面:凡属这壹黑帮组织涉足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自动退出”,不敢与之竞争。但更多的中小黑社会组织是采取收取“保护费”等形式建立经济基础。115
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使用非法手段经营合法产业。2003年初,壹家汽车制造公司在黑龙江省大庆召开代理权招标会,黑龙江省大庆天宇公司和该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文黑社会组织的宇龙公司展开激烈竞争,代理权最终被天宇公司获得。张执文遂动用黑社会手段绑架和威胁天宇公司和汽车制造公司的销售人员,迫使对方让出代理权。116号称“江西省第壹黑帮”的祝氏家族就是在该县两任县委书记涂福生、李再春及县委组织部长周献珍的庇护下,垄断了该地的金矿与铜矿十多年,大发横财,而该家族的老大祝海全还担任了该县五铜乡党委书记。117

四、零资本起家

从已经公布的案例来看,这些公司化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多出身寒微,并无起家资本。比如陈凯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做过跑龙套的小演员,后下海摆地摊做服装生意,小有资本后再做电器生意,直到1991年依靠老虎(赌博)机发家后,也不过几十万元钱资本而已。案发时积累资本共达三亿元,大部分依靠在银行违规借贷。
而陈凯之所以能够从银行屡屡借得巨款,是因为其关系网中有壹个相当重要的银行官员――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原行长陈秀竹。正是陈秀竹从资金上给予陈凯以相当大的帮助,才使得陈凯的娱乐王国迅速扩张。陈凯案发后,在清理中国银行福州分行不良债务时发现,陈凯从陈秀竹手上获得的借贷资金多达两亿元。而这两亿元贷款中按中国金融法规来说,几乎都属于违规借贷,每壹笔都没有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担保,或者根本没有抵押物。不仅这些贷款逾期不还,仅利息拖欠就超过3,000多万元。118
张畏壹案据说共涉及资金5亿余元。而张畏既然不事生产,那么该组织的资金又从何处得来?除了经营各种非法生意与巧取豪夺之外,从银行骗贷也是其获得资金的重要来源。为骗取资信信誉,张畏采用虚增注册资本、多头开户、增加资金進出等手段,制造企业规模扩大、资金实力雄厚的假象。然后,张畏指使手下用谎报产值、利润,编造贷款用途,提供虚假担保,伪造财务报表等方法,以这些企业或者个人的名义在建行温岭市支行、温岭市城市信用社、温岭市路桥银座城市信用社、黄巖区永宁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大量骗取贷款,用于还贷、挥霍、非法经营和支付组织成员的活动经费等。至案发时,还有被骗的8,420多万元贷款、56万多元利息无法归还。 而配合张畏从银行骗取贷款的则是10位在金融系统工作的银行内部人。而张畏的13家企业,除温岭市明珠宾馆实业有限公司、温岭市明珠珠宝金行和上海永恒贵稀金属有限公司外,全部没有经营纳税,也就是说,全部是“皮包公司”。119
除了从银行骗贷之外,黑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联手吞并其它公司数亿巨额资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2004年3月“北京门事件”的主角、香港美邦集团老板、黑社会头目国洪起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以后,他与北京市第二商业局(政府机构)官员联手侵吞香港嘉利来数亿资金案件曝光。不仅如此,国洪起还是涉及北京、山东、江苏、广东等地、金额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系列金融诈骗大案的主谋。
通过“北京门事件”,人们发现这位黑道人物与中国资本市场瓜葛甚深。据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国洪起长期在证券和投融资领域活动,并且编织了壹张巨大的关系网,被捕前在香港和内地拥有数十家公司,所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其中不少资产是他与壹些政府官员联手,巧取豪夺而来。其中最大的手笔是国洪起与北京市二商业局联手吞并香港嘉利来数亿资产的事件,即中国传媒习称的“北京门事件”。
该事件梗概如下:1995年,香港嘉利来与北京二商集团、北京恒业公司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三方合作开办的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嘉利来),共同开发建设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合作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其中嘉利来占60%,二商集团占32%,恒业公司占8%。此后嘉利来累计出资约4亿多元人民币,全部用于支付拆迁、补偿、工程费以及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等开发费用。嘉利来万万没有想到,6年的时间等来的竟是壹纸“驱逐证”。
2001年9月27日,原北京市外经贸委做出《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在主要出资者嘉利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了嘉利来的股东地位。同时批准北京二商集团单方寻找的新合作伙伴——香港美邦集团(实际控制人是国洪起)和北京安华公司为合作公司新股东。至此,嘉利来的股权由两家新股东控制。
香港美邦接手后仅壹年,又于2002年7月将股权作价1.66亿元卖给了香港两家投资公司——香港建辉投资公司和香港九九国际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国洪起)。这笔交易,香港美邦净赚6000万元。
通观整个交易,香港美邦以120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得到市值6亿元(60%)的股权,是嘉利来项目股权转让最大的受益人。香港嘉利来多次起诉,但均败诉,据说国洪起与北京二商集团的支持者当中有高层政治人物。120
随着中国证券业的发展,黑社会的触角已经延伸到股票市场。2001年披露出来的兰州黑帮操纵证券黑市,洗劫股民数亿元的事件就是壹个典型。据调查,这些证券黑市幕后操纵者其实就那么几个,掠夺来的钱财都被这些人投入合法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借此发财者俨然已经是兰州乃至西北商界的的名流。他们的各种关系网已经盘根错节地伸展到了政界各个角落。工商局以涉嫌诈骗罪将这些案子移交公安局,而当地公安局总以证据不足拖着不办,任其继续诈骗。就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此事進行连续报导的同时,兰州的证券黑市还是屡禁不止。直到全中国舆论群起指责,这壹案件才算是在舆论压力下受到政府部门惩处。121
种种迹象表明,壹个通过地下经济活动──其中既有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也有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违法经营活动的黑色犯罪链条--正逐渐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势力较大的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已在壹些地区与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壹种“公共权威”,并与当地政府的壹些官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从社会后果来看,这种社会权力黑社会化的趋势对社会安全与人民生活形成了极大威胁。



第五章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对中国人权的严重侵犯

中国媒体在分析政府官员(包括壹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与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时,总倾向于认为是黑社会组织头目主动腐蚀官员、官员只是被动接受腐蚀的关系。但这壹结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近些年来的新政治现象: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壹政治特点在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房地产业的兴盛就建立在“圈地运动”之上,而第二次“圈地运动”就发生在1999年以后。这次圈地,在城市里表现为大规模的拆迁,在农村则大规模征用农民耕地,由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腐败,拆迁与土地征用因之也成为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主要领域。
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二者都以褫夺民众的生存权为特点。尽管中国人习惯于忍受不公平与压迫,但对生存资源的侵夺已经让被剥夺者无任何退让余地,因而引起的维权抗争特别激烈。而这种反抗事件逐年上升,2003年为58,000起,1222004年为74,000起,123而2005年则高达87,000多起。124其中大部分就是因土地与住房而引发的反抗。在面对失地农民与拆迁户的韧性反抗时,地方政府已有意借助黑社会势力介入,迫使反抗者沈默。

壹、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权受侵害的核心:土地与住房权利

从2001年-2004年,中国房地产业壹直高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首,2005年虽然退居第三名,但仍然未从暴利行业中退出。125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壹般都在5%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15%以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却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吾,但在福布斯《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仍然高达35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壹端, 足可证明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20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壹穷二白”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的年龄与其亿万身家相比,过于年轻。2003年,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跌下来的刘晓庆、杨斌都曾从事过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也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126
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额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
但答案无疑让有良知者沮丧,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业暴利来源主要依靠地价的便宜,而地价的便宜则完全依赖掠夺,在农村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城市里则是掠夺拆迁户的住房宅基地。
现在需要分析的是:

1、是什么驱动地方政府成为农村征地与城市拆迁中的主角?

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圈地拆迁的主角,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汲取财政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壹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所有者(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所有者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却成了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壹个很不称职的仲裁者。
毫无疑问,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最为奇特。壹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壹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壹买壹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而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壹买壹卖之间的巨大差价,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据统计,2001-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9,100亿元。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的5年间,中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壹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壹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127于私来说,官员们在土地出让过程当中中饱私囊,更是中国社会公开的秘密。房地产开发商要想发财致富,其中第壹个重要步骤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这也必然导致土地开发成为贪污腐败高发领域。贪官污吏们到底在房地产中捞了多少钱?有两个数据可供佐证:壹是房地产业内的贿赂成本。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壹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二是腐败案件与土地的相关性。据国家审计署对外透露的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高官80%以上与土地有关,128国家审计署每年公布审计结果以来,土地审批壹直是审计署称之为腐败黑洞的领域。129
政府在壹买壹卖的过程当中获利到底多少?上述三年获利9100亿给人的印象还不够清楚,这里再举壹个具体实例: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130 而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暴力拆迁小海区商铺,也是出于利润动机。按照从化市该地段的地价,每平方米建成后可售价13,000元/平方米,而政府补偿给业主的价格仅为2,500元/平方米。131
到底有多少拆迁款流入了贪官污吏与开发商的腰包?
以北京市为例,在各种拆迁中至少有三项巨额资金流失,落入了开发公司和贪官的口袋:第壹,应当交给中央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因立项“危改”被无偿“划拨”给开发商了;第二,应当给被拆迁人的城镇拆迁费,被开发商侵吞。比如开发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划拨”土地以后自己并不出钱,而是对外招商从另壹投资商手中获得每户约40万的城镇拆迁费,当然这笔钱不会给被拆迁居民,只需将这些居民统壹“合理安置”到郊外的房子里,其中大多数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开发的非法建筑或单位的合建楼,壹次性替被拆迁人交三年的房租,大约2万元,三年以后就不管了。但这笔费用却被列入商品房成本之中,牟取暴利,并通过做假帐逃税;第三,私人土地使用权补偿。这部分费用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开发商往往借口执行《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在拆迁户面前根本不承认这笔补偿费用存在。但是在销售商品房时这笔费用却成了房价的主要部分,即销售广告中大肆宣传的“黄金区位”、“升值无限”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如在西城区、东城区这样的地段,每平米建筑面积价格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再算上容积率,其中建筑成本只是很小壹部分,最值钱的部分恰恰是房产所在的地段区位。132
这笔钱共有多少?在全中国,这是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帐。但北京市却有个大致估算的数字:1994年至2003年这10年,因拆迁征地被侵吞流入黑洞的国家和民众财产,专家估算约为1,380亿,对此北京市各区政府方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回应。133

2、中央政府为何不限制地方政府疯狂征地?

征地拆迁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而地方政府也从未打算停止此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央政府对此亦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会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土地出让金目前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维持自身生存与运转所需,因为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将所有堪称“肥肉”的税种全留给自己,那些榨不出几两油的税种则分给地方政府。
中国的税收制度比较特殊,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在税收征收上,采取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政府征税机构也是两套:中央税务系统在省市县设有国家税务局,负责中央部分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地方政府则设有地方税务系统,负担地方税的收入。134
这种税收体系构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来源。在刚开始实行时,问题还不大,因为那时地方的国有企业尚未大批破产,中国消费市场也还未现疲软之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地方国有企业相继破产,地方企业所得税与上交的利润渐渐枯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至今在中国税收总额中还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消费市场的萎缩,也使得营业税越来越少,契税、遗产税等则聊胜于无。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与农民有关的税收以及土地好做文章了。于是农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土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农民偶而杀猪宰羊出卖时的屠宰税,都不断加了又加,这还是有名目可言的正税,而那由地方政府不断巧立名目加征的各种税费比这些正税更重,尽管这些税种都油水不大,但在地方政府将主意打到农民土地上之前,却是支持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财源。
地方政府事权极大,财权极小的这种不对称状态,必然种下祸根。许多县级以下政府为了生存,催粮要款已经成为主要的日常工作,而所有地方的公共事务,大到教育、修桥筑路,小到垃圾处理这类日常事务都基本陷入瘫痪。而催粮要款必须借助于暴力,于是村镇壹级的政治权力已被地方豪强掌控,流氓化、土匪化、黑社会化的趋向十分明显。
为了开拓新税源,地方政府终于将眼光转向了农民最后壹块生存资源――土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圈占掠夺的目标主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另壹目标是中国城市的“旧城”。从本世纪初以来,地方政府依靠出卖土地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增值税、 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如前所述,这些收入成为支持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的财政支柱。如果限制土地开发,就等于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源。
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没有多少农民愿意让出这块资源,但羊与狼之间哪有什么理由好讲?虽然征地号称要给农民以经济补偿,但壹来由于补偿严重偏低,二来大量征地款被地方政府侵吞,农民大都因征地而陷入贫穷。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高,农民的不满本应较之其它省份要低。但据浙江省农村调查队的调查,只有6.8%的农户对此表示满意,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53.2%的农户认为偏低。135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干脆侵吞补偿款,农民分文未得就被赶离家园。
中央政府不能切断地方政府的财源,否则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中央政府,这种情况在削减农业税时已经发生过了。

3、中国政府意在分肥的2006土地清查运动

由于征地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日多,中国政府每年也公布土地违法事件数目,但查处并不严厉。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16.8万起,有7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4人追究刑事责任(即坐牢)136。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壹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壹位责任人,也该有16.8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1%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当高的腐败收益,这种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壹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
2006年6月上旬似乎动了真刀真枪,中国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宣示土地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并明确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今年6月份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与国家审计署每年唱反贪独角戏不同,这次国土资源部得到了中央撑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均为“土地执法风暴”造势。由于下达了查处案件指标,而过去数年来日進斗金的“土地爷”又因其迅速暴富,难免惹来官场同事嫉恨,加之将原有“土地爷”拱下去之后可取而代之等原因,壹些地方政府在完成查处任务时并不手软,就在下达反贪任务后的6月份,中国因土地问题落马的官员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137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以及福州土地窝案等。138
但如果有人以为中国政府此轮清算的目的意在反腐,并扼制地方政府掠夺民田,那就完全会错了国土资源部数度告白之意。
中国政府宣示此次整顿土地违法的理由有两条:第壹是中国的土地数量已经逼近生存底线,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第二则是凡属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壹些本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了违法的主体。鉴于上述原因,今后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
第壹条倒也堂堂正正。中国至今还是壹个小农阶层占总人口将近70%的国度,没有足够的耕地,许多农民将无以为生。但让人颇生疑虑的却是国土资源部并未承诺从此以后将停止土地开发,而是提出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言下之意是,开发仍将继续,只是今后得由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出局。这就让人怀疑中央提出第二条理由的真实动机何在。
好在国土资源部并不隐瞒这次刮“土地执法风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中央要分享土地收益”。壹些专家对此心领神会,指出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但后来,为了便于地方政府取得城市建设费用,中央财政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分享比例壹再调低,甚至到最后有点不了了之。”139
这当然只是台面理由,其实还有壹条官场心照不宣的理由,那就是要将地方官员在土地审批中寻租的权力转移到京官手里。都是做共产党的官,凭什么让地方官员靠着土地吃香的、喝辣的,捞得盘满钵满,而京官只能看着眼馋?
强征土地确实使广大民众的生存权被褫夺。面对社会底层的受剥夺,中国政府早已炼就铁石心肠,从来未给予半点同情。但是强征土地产生的巨额收入却让中央怦然心动,如此厚利岂能让地方政府独享?先大张旗鼓打击贪官震慑地方诸侯,再祭出“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这壹法宝,目的均是要地方政府乖乖就范,愿意与中央分享地方土地出让金。办起这事来说难也难,好好商量肯定没门;说容易也容易,哪路地方诸侯不是中央任命的?哪个官员不是壹大堆污糟贪腐事情?不听话,祭出反腐败的法宝抓壹批,杀壹批,还落个“民众拍手称快”,称颂中央英明 。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无法证明自己壹定比地方政府廉洁,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腐败案就足以证明这点。更何况,中央各部的事权越大,腐败程度越高,这些年来,中央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本意是为了看住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行业的硕鼠,但其结果只不过是将这几个部门的监察之权变成了官员们寻租索贿的机会与资本,腐败的食物链将猫鼠变成了“壹家亲”。
其实,中国的土地之所以成了养肥贪官污吏的温床,根由全在于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这壹点为地方政府介入土地买卖留下了制度空隙。要解决这问题,只要将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也就堵绝了政府随意掠夺民田、民宅之路。舍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扼制土地征用所产生的严重腐败。而目前这种意在分肥的“土地执法风暴”,除了让中央政府在地方土地出让金中名正言顺地分壹杯羹之外,于反腐不起任何实质作用。

二、旧城拆迁:城市拆迁户的噩梦

1、城市拆迁户的经济权利被严重褫夺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拆迁过程都有地方政府介入,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褫夺千百万人住房权利的城市拆迁寸步难行。那么,地方政府是通过何种手段使侵犯民众生存权利的恶行公然行之于世?
地方政府首先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赋予了拆迁以合法性,其主要手段是假借“公共利益”为名。而假借公共利益主要通过两种名义:壹是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假借“旧城改造”之名。不过这壹切中国政府从法律上给了壹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首先将所有的房产定义为只有房产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物品,并称“这种没收公民土地财产的做法是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再次肯定当年中共建政时没收壹切私人土地(包括当时未没收的房地产中地权)全归国家所有。但与中共建政初期劫富济贫的行为相反,这次是劫贫济富。其次就是规定在拆迁时“贵贱有别”的政策,如北京市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公民不能享受法律的保护,只有“特殊公民”的合法权益才受到保护。140
在以“公共利益”为旗号的拆迁“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壹个无底洞。在壹些地方,它成为拆迁户的噩梦。有的不许拆迁户回迁,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市郊区,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谋生方式往往也被迫改变,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高标准住宅或者豪华别墅,这样的地段虽然允许拆迁户回迁,但由于补偿标准低,新住宅售价太高,拆迁户承担不起回迁的住房差价。因此,在失去住所的压力下,拆迁户们开始了激烈的反抗。

2、壹个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的国际奖项

近十年有多少中国人失去家园?中国政府不会提供这类数据,但综合各方面信息,还是可以得出大致数据。
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壹。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践踏人民的居住权。
“住房权与驱离中心”的执行主任莱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每年都要挑选三个国家,授予他们违反人民居住权最严重的国家的头衔,2005年是中国第壹次入选。他说,中国入选的原因是,该组织每天都收到以北京和上海为首来自中国农村和城市有关强行拆迁问题的报告。与中国同获该奖项的还有津巴布韦和印度。近几年津巴布韦持续违反住房权,以实施城市清理计划为名使70万人被赶出家园。另外,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为把孟买建设成壹个“世界级”城市,自从2004年12月以来强行让35万人拆迁。但与中国相比,这两国因拆迁而受害的人数较中国少得多。
莱奇说:“我们看到并收到成千上万失去住房的人给我们的报告,如果他们反抗强行拆迁就会遭受進壹步的骚扰、逮捕、监禁或其他种种问题。从中国传出有关报导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仅仅为修建2008年奥运会的建筑,北京就有40多万人被拆迁,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拆迁或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141
但“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公布的仅仅只是城市拆迁户的数字,农村被夺去土地的农民不在此列。

3、中国政府近十年拆了多少住房?

中国政府说壹套做壹套的两面性在人权问题上暴露得最为充分。据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跟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142拆迁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不能承受之痛。
必须说明的是,近十年内中国到底拆除了多少房子,由于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绝密资料,至今仍然没有壹个完整且令人信服的公开数据。但下列数据可以让人从中管窥壹些实情:
《了望》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从1992年起,有关北京城建问题的群众上访事件骤然增加。以1995年为例,1-7月有163批,3,151人次,占那壹时期上访批数和人数的46.5%和43.2%。143
北京拆迁的问题较全国各地早发生,因为在陈希同任北京市长时,大规模拆迁已经开始。此后拆迁纠纷蔓延至全国。而且各地政府均模仿北京市政府在拆迁时使用的黑社会手段。
中央政府有两个部门受理拆迁上访,壹个是建设部,另壹个是国家信访局。
建设部:2002年1至8月份,共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上访1,730批次,集体上访123批次,其中反映拆迁的分别占28%、70%、83.7%。144 2003年全年受理拆迁上访总量为3,929批、18,071人;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迁上访的人数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半年就超过2003年全年总量。145
国家信访局未公布具体数据,只公布上访案件增长的百分比:从2000年以来,反映城市建设特别是拆迁安置问题的信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从拆迁投诉信件看,2003年8月底与去年同期比上升50.34%。从拆迁户上访人数看,2002年比2001年增长64.86%;到2003年8月底,又较2002年同比增长47.19%。146 2004年的上访信件和人数较2003年同比上升了50%和47%。147

这些以上访形式反抗的拆迁户,只不过是拆迁户中的极小部分(约2%-5%左右)而已。以上海市为例,2003年5月底,上海富豪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壹块总占地面积达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民居。补偿普遍不合理,但其中只有500多户将不满化为反抗,而采取积极反抗比如上访与诉讼的仅只有100多人,不到1%。1482000年2月发生于北京的万人诉讼,即10,357名被拆迁户联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著名事件,由于拆迁户的忍受底线亦不壹样,缺乏集体行动的壹致利益诉求,兼之组织成本太高,在全国几乎仅见壹例。

大部分拆迁户因为不想让全家人走上这条没有终点、也看不到希望的荆棘之途,选择忍受了事。还有部分人鼓足勇气上访,但还未走到北京,就被拦截回来――这种拦截在民间称之为“截访”(官方的说法叫做“劝返”)。被劝返者在上访者中占的比例不少。比如黑龙江省不是全国拆迁纠纷最多的省份,但上访者也有不少。据该省政府公布的内部数字,仅2004年下半年“劝返進京访218批861人次,其中9月1日到年底劝返153批534人次,劝返到省访40批130人次。” 149其他各地方被劝返的亦不在少数。

4、政府指挥、参与或支持纵容暴力拆迁

现在需要回答壹个问题: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何以屡屡发生?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这些违犯法律的暴力行为视而不见?而各地政府又是如何将成百上千万的拆迁户赶出家园,迫使他们接受极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呢?答案是:政府行为彻底黑社会化。
大量事实表明,各地政府的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关系,在有些地方,地方当局为了掩人耳目,还将拆迁办与拆迁公司从形式上分为两家;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两块牌子,壹套人马。
这里以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市为例来说明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的关系。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主管单位就是是西城区,新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政府房改办公室;朝阳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主管单位是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几乎无壹例外每壹家生意红火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往往总经理就是由政府派出的官员兼任。理解了这层关系,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发生利益纠纷时,对于居民房屋的估价做出裁决与发出强拆指令时,几乎毫不掩饰地偏袒开发商。许多开发商经常公开对被拆迁户说:“我们和政府是壹家的,妳们告也没用。”150
在民主国家,法院本身是超越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的公权力机构,但在中国,法院这壹社会公权力也发生了异化,与房地产商结下了渊源颇深的利益关系。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副院长李立千,经常指挥其属下法官代表开发商和拆迁户谈判,并亲自指挥多起拆迁。而这位法院副院长,本人就兼任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拆迁公司经理。151
地方政府与拆迁公司为连体共生关系,并非只北京壹地独有,而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如南京在2003年发生拆迁户翁彪自焚事件后,曾于2004年整顿过拆迁公司,将12家原属政府的各区县拆迁安置办公室撤销其事业单位建制,转为企业。152 陜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暴力拆迁的主力是政府机构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在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西安市碑林区建设局副局长杜波公开承认建设局与拆迁办是“两块牌子,壹套人马”。153
而政府直接指挥公务员参与拆迁的事情就更多了。湖南省长沙市的拆迁干脆由长沙市拆迁办直接出面,遇有居民反抗,直接调用警察与武警出面殴打拒绝搬迁的居民,拆迁办的公务员还公开对拆迁户说:“打死壹个人赔几万元,我们照样搞开发”。权力介入拆迁在长沙非常普遍,军队也介入了地方拆迁,比如长沙大韵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胡子木,原来是湖南省军区财务处处长,转业后打着部队的牌子搞开发,经常借用武警战士搞拆迁;长沙天园房屋拆迁公司则是政府机构长沙天心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下属,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自天心区政府。154 广东省从化市政府拆迁的场面更是“壮观”:2005年3月7日上午8时,广东省广州从化市政府组织了近千人的拆迁队伍,对该市街口镇小海桥区進行了暴力拆迁。参与这只拆迁队伍的有从化市政府公安局(及警犬)、计划生育办公室、城市监管部门、国土局、房管局、法制局、信访局,以及医护人员近千人,带队者是从化市副市长陈加猛与两位公安局副局长。赶赴该市街口镇小海区的被拆迁商铺。当天的拆迁导致了数名老人与妇女被消防高压水枪射昏在地才告暂停。155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为迫使成都市锦江区内居民搬迁,多年来使用了各种很阴暗的手段。先是于2004年将领头反抗的李廷惠女士以“违法闹访,聚众滋事”的罪名抓捕判刑,156继之又派人纵火焚烧民房。政府拆迁办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打骂拆迁户。157
许多拆迁户在有冤无处诉的情况下,被迫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抗议政府与房地产商对自己财产权的剥夺,如2003年8月22日南京城市邓府巷同庆里居民翁彪为了反抗暴力拆迁,被迫在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并烧伤了拆迁办的其他6名人员。此案在通过网络传播后,引起全国震动。158由于被逼上绝路的上访者太多,北京市政府竟在《北京市信访条例(修正草案)》修订草案中加列以下条款:“信访人不得在非信访接待场所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请求;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阻断交通,或者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159
“暴力拆迁”这四个字虽然让人联想到拆迁过程中的打、骂、羞辱等暴力行为,但还是很难让人了解暴力的程度。为了让读者对中国暴力拆迁的底线有个基本印象,这里且举几例,壹个是拆迁手段当中比较“文明”的事例,该事件发生在辽宁沈阳市的繁华地段和平区,壹位叫董国明的拆迁户因拒绝搬迁,被沈阳芜湖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里,在将近壹个月的时间里,拆迁公司断绝董与外界的壹切来往,也不允许董的家人为其送水送食物。董国明在拆迁公司强行断水断电断煤气的情况下,依靠家里原来存放的方便面,生土豆、生胡萝卜支持了将近壹个月时间。将这位居民围困在自己家里的是沈阳芜湖拆迁公司,而该公司是受政府机构沈阳市拆迁办的委托而实施拆迁。160另壹个则是极端暴力的事例,发生于上海: 2005年 1月9日凌晨,上海城市开发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为逼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179弄动拆迁基地的原住户搬迁,竟然纵火焚烧这片住房,导致居住该弄62号住户朱水康老夫妇被活活烧死。 该公司之所以有恃无恐,乃是因为这些年来该公司威逼拆迁户搬迁时,壹直使用黑社会手段,如殴打辱骂住户、断水断电、趁住户不在家时将粪便脏物洒满住户门前屋后,用小木棍塞住门锁孔,或者壹大群人闯進住户家,将住户的用物往屋外乱扔。许多住户被折腾得昼夜不安,只得含悲忍泪,拿上少得可怜的“拆迁补偿”后搬走。遇上壹些态度坚决的住户,拆迁公司干脆用推土机将住房夷为平地。而上述朱姓老夫妇因不肯搬走,动迁公司曾在他家放过三次火,当地基层政府竟然无人过问此事。161也正因地方政府的纵容支持,才会发生上述惨案。
在有些地区,黑社会势力直接介入城市拆迁。如深圳的陈毅锋,辽宁的曲全国等,这些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大量使用暴力拆迁,使得当地拆迁户有冤不敢诉。162
许多拆迁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拆迁公司于1994年成立,隶属于呼和浩特市城建局劳动服务公司,该公司8年间先后承揽了30余项拆迁业务,采取暴力等手段(包括砍断拆迁户的双腿),获纯利400余万元。163
全国各地政府的拆迁办及与政府有各种瓜葛的拆迁公司都通过类似行为,将成千上万户城市居民赶出家园,霸占了他们的宅基地,养肥了连续五年高居中国暴利行业榜首的房地产业,也养肥了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与众多贪官。

三、被褫夺土地与家园的农民

被赶出家园的城市拆迁户只涉及几百万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数量更为庞大。
耕地减少与失地农民增多这两组数据可以让人看出中国这壹残酷的现实。

1、耕地的减少与失地农民的增多

房地产业兴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耕地的日益减少。中国农业部报告显示,中国农用耕地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4年的18.37亿亩,8年共减少近1.2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425万亩。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下降至18.31亿亩,人均耕地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数量已经逼近人的生存底线。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164
这些冰冷无情的数字后面,是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哀号。中国的失地农民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没有各方认可的权威数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曾于2003年颁发《关于紧急开展失地农民现状调查的通知》,各地政府也相继做过壹些调查。165按照官方统计,到2005年3月,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4,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00万人的速度递增。166 但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分到土地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167 2006年3月,中国农业部曾公开通报,每年农民耕地被占约200多万亩,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168农业部在此是按人均两亩地计算,据此推算,1996年至2004年8年间减少的1.2亿亩耕地,意味着约有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农民土地被强制征用与中国的土地制度特点极有关系。按照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中国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但却没有所有权。正是这壹点为现在正在农村進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中国基层官员能够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在农民缺席(或受蒙骗)的情况下,使他们失去了土地。
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农民与工人在没有官方控制的情况下组织社团,各地的农民因此并不拥有任何集体行动的组织资源,只能利用地缘与血缘等关系而松散地临时组织起来。面对拥有壹切组织资源且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及其支持的房地产商,底层农民这种反抗几乎处于绝望状态。
2、从河北定州事件看地方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为了让读者对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有直观认识,本节先介绍2005年6月11日发生的河北定州事件。因为这次事件涉及的几方关系互动,最能够说明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
壹份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河北国华定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火电厂)是2001年动工、2004年投产的大型火电厂,是国家“十五”重点项目。火电厂就建在离绳油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绳油村村南的这379亩土地便被相关部门规划为火电厂的煤灰堆放处理场。
这块位于绳油村南的土地,由三部分组成:80亩地是属于村里的果园(集体拥有),原有近3000棵成年梨树;200亩是承包给村民个人的林地,所种树木为树龄在两三年以上的杨树;还有100亩麦田,这是分给绳油村村民家庭的责任田。
这次冲突的症结问题在于征地补偿款。在征地补偿款上村民、地方政府、以及付补偿金的火电厂说法不壹样。
政府说法:据定州市解决灰场问题工作组2004年8月27日《致灰场聚集人员的壹封公开信》称,火电厂“2002年9月7日就依法取得灰场使用权,绳油村的每壹位群众也已经得到合法的补偿。”
国华定州电厂的厂长说法是征地款共为4,600多万;
村干部说:镇里只给村里才586万6,900元。
村民们认为,大量征地款都给“上面”(村民对上级政府的称呼)贪污了。至于这“上面”,是指哪壹级政府,是定州市还是镇里,或者是层层截留,至事件结束,都未见公开交待。
由于这么多征地款不知去向,村民们失去土地,又没得到合理的补偿,只有反抗壹途。
定州市政府在这次征地事件中扮演了奇怪的双重角色:
壹方面,政府直接出面镇压,使用以下诸种手段:(1)政府官员带领人马为火电厂工地施工队驱赶守在施工场地的村民,如2004年3月15日,市委副书记赵国军亲自带领警察、政府公务员与施工人员约200多人,铲车8辆到灰场强行施工;(2)警察出面抓捕反抗的村民代表,如为村民代表牛才民夫妻、村民牛旭光、牛同顺等十余人安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行抓捕。该村先后被公安局抓捕的村民共有二、三百人次;3、暴力驱赶守护在施工场地的村民。自2004年3月份到7月9日,定州市政府出动警察5000余人次,强行施工10余次。而农民为了阻拦电厂开工,从2004年7月被迫轮班守在工地。每次施工都会引起较大冲突。而定州市政府的冷血,亦可从下列事情略见壹斑:2004年4月7日,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到绳油村,上千村民跪地诉冤,和风却对村民说:“这场面我见多了!少来这套”。169
另壹方面,政府公然使用黑社会暴力手段。在政府与村民冲突不断时,村民代表牛烟平等数人还屡屡遭受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 这种“不明身份的人”,实际上就是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但在没有来自上级即中央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绝对不会承认这些人是地方政府暗中指使的。直到2005年6月11日凌晨,约三百名身着迷彩服的不明身份暴徒,趁着农民熟睡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及140多名农民受伤(许多人致残,丧失工作能力)。当时中国政府对此事并不在意,因为这类事件在中国并非罕见。只是因为美国《华盛顿邮报》从当地农民手中得到袭击经过的录影带,以生动的现场画面向世界揭露了这次暴力事件,画面所暴露出来的残忍血腥,让许多“中国政府的好朋友”亦无法为之辩护,这才迫使中国政府对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等人做出处理。事件发生后7个月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2月裁定涉案的二十七名被告策划和杀害村民罪名成立,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五个人,包括被指为幕后策划该宗袭击事件的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170事发至今当地政府壹直不承认责任,表示事件仅涉及个别官员的违法行为,又强调该次征地是合法的,并拒绝向村民赔偿。


3、地方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几大特征

之所以选择定州绳油村事件做本节分析的典型案例,是因为定州事件具备以下三个因素:
第壹,定州事件涉及的利益三方,即政府、企业、村民,也是近年来所有征地事件中涉及的利益三方。这种以村民为壹方,以政府与企业为壹方的利益冲突几乎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征地冲突的壹种典型模式,而最终这种冲突又往往以政府镇压失地农民而告终。如陜西省榆林市18,000失地农民从2003年3月至2004年10月间,与榆林市政府之间为征地壹事产生激烈对抗,当地政府在壹年半时间内,四度出动武装警察(少则数百名,多则3,000多警察),镇压农民的激烈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政府最后逮捕了高拉定等27名农民领袖与反抗骨干,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煽动抗拒法律实施罪”等,将这些维权农民分别处以重刑,投入监狱。171
其他农村地区如四川自贡市从1993年延续至今(2006年)的失地农民反抗、2005年7月至10月的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村民维权、2005年12月发生的广东汕尾事件,发生利益冲突的均是这三方。更为特殊的是,自贡市、太石村等地的村壹级干部,在村民与政府的冲突中扮演了另壹类角色:在征用土地的谈判中,这些地方的乡村干部往往在农民面前以“我也是妳们当中的壹员”这种面目出现,取信于农民;而实际上这些村级干部却参与了政府官员群体分享土地出让金的肮脏分肥。如自贡市红旗乡乡长陈文贤就是这样壹位角色,陈虽然官不大,但以壹区区乡长之官位,却拥有土地、房屋别墅、私人公司、各种汽车等有形资产数千万元,以及5,000多万元的金融资产。当地农民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陈文贤的生活:“住的豪华别墅,行的奔驰代步,穿的高档衣裤,玩的壹正五副(指六个女人),吃的山珍龙肉。”172

第二,定州市政府、市委在征地中所扮演的身兼买者(向农民强征土地)与卖者(将征来的地转手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等)二重角色,几乎是中国所有征地事件中政府角色的缩影。由于政府部门具有执法权与法律解释权,所以这些强征土地的行为无壹不假法律之名而行之。
以陜西榆林市三岔湾村征地冲突为例,当地政府就是通过强征土地获取暴利。三岔湾村地处榆林市榆阳镇,距市区仅7公里。1999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建立榆林开发区,此后直至2002年,该市壹直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名,强征农民土地。对三岔湾村附近村民曾经做过的土地治理和管护工作,每亩荒地按500元劳务费的标准给予补偿,同时明文招商每亩地的出让价为35万元。
该地政府和农民之间矛盾的根源是:榆林市、区、镇三级政府均认为这些土地是“国有土地”,法律依据是两条:壹是1951年11月19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配合土地改革清理林权作出的几项规定的命令》,该《命令》第五条指出,“不宜农耕的大荒山和沙漠边缘,河流两岸的大荒沙地,面积在500亩以上的,均收归国有。”二是1995年,原国家土地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该条文内容是“依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实施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理例正草案》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国家所有。”
农民则认为政府认定该地为“国有土地”于法无据,即使根据上述行政命令也不能确定该地就是“国有土地”,因为西沙的10,800亩土地是该村的集体土地,由村民们的祖先在清朝嘉庆十六年买下,村民有约为证。解放初期,沙尘袭击榆溪河,我们的先辈就开始治理荒沙保护农田和河流该地1949年10月以前就为该村村民明文所有,解放后为该村所有,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认识明确壹致,界线分明。50多年来,各村为防沙固沙每年都投入了大量劳力,终于把沙漠变为林地,不能由地方政府随意规定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最重要的是,该开发区成立并无中央、陜西省批准成立的合法文件,实际上只是壹榆林市政府占大部分股份的官办公司。而且其中许多股份已经明确为政府官员的私人股份。173
四川自贡市政府也在征地中充当了同样角色。1993年自贡政府征收了15,000亩菜地,收取了土地出让金50亿人民币。这次征地涉及农民30,000多人,但是政府付给农民的补偿标准却严重偏低:18岁至40岁的农民壹次性给予8000元,而40岁以上农民则是每月给予生活费54元;拆毁的住房每平米只补偿150元。全部相加只占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费的2%左右。但失地农民依靠这点补偿无法生存,也无法重建住房。而与失地农民的困苦同时发生的,却是自贡市政府权势集团的暴富。自贡市郊农民刘伟林,由于其兄长刘佑林是自贡市原市委书记,故此得以插手征地。通过此次征地,刘伟林拥有上亿元的私人财产。174
而得开放风气之先的地方政府早就看到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干脆利用权力将土地囤积起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是这样做的,早在1992年,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就预征了该区三山港大约12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上万亩的农田,产权归属于南海区国土部门。2005年,当地农民发现协议条文违法,开始向省政府部门申诉,但是没有得到审理。为抗议当地政府强行征地,从2005年3月开始,南海三山港村民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旅行,数度被政府镇压。7月2日下午,二千多名村民包围三山镇派出所,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村民与壹名参与调查此事的研究员,当局再出动六百警员及三十多辆警车,将抗议者驱散。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当局暴力征地,数千村民为保卫家园连续三日与当局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75

第三,定州市政府指使暴徒袭击村民,用非政府暴力迫使村民就范,这壹手段在近年来的征地拆迁中屡见不鲜。唯壹的区别在于,《华盛顿邮报》得到了村民提供的现场录相,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追究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的刑事责任。而在大多数农民反抗征地的斗争中,被惩罚的是农民而非官员。
在2005年广东地方政府镇压太石村维权抗争中,地方当局除了出动武警之外,还使用黑社会绑架的方式抓走了郭飞雄,直到14天后才通知家属。其间,番禺地方政府对到当地了解真相的律师与声援者壹律以“不明身份的暴徒”对付,如2005年9月26日下午,参与太石村维权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律师唐荆陵、郭艳两位律师去太石村取证办案时,却遭壹帮“不明身份之人”的骚扰和围攻,这些围攻者的方式迹近无赖,如向艾等三人泼脏水、辱骂及推打。艾晓明等人三次报警,而且他们当时就站在当地派出所的门口,身边亦有巡逻队和警车在值班,但都置之不理。他们打电话报警时,接电话的警察却在电话中反复问他们什么时候离开。郭艳骑摩托车冲出重围去寻找出租车,途经繁华的太石工业区时,被数辆摩托车围追堵截,“不明身份”的追赶者用木棍将她打翻在公路上,企图制造车祸。176
用黑社会手法对付维权者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近年来各地都陆续发生维权人士遭受“不明身份暴徒”袭击,而警察旁观不予置理的事件。就在2006年6月,三峡移民维权人士付先财因为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而受到当地警方传唤,在传唤结束后回家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暴徒”的袭击,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付先财本人是壹名三峡移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壹直上访,向中央政府反映因为三峡工程而被迫搬迁的100多万移民,壹直没有得到政府事前答应付给他们的补偿款项。2006年5月19号,德国电视壹台播出了付先财接受该电视台驻北京记者采访的节目。6月8号,付先财因接受德国电视壹台之事,受到湖北省秭归公安局的传唤。就在他离开公安局回家的路上,壹些“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殴打付先财,将其打成“颈椎骨折”。付被送入医院之后,既得不到及时救助,秭归市地方政府还壹直试图封锁消息,并且派出警力24小时在付先财所在的医院和病房外面進行监控。177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镇万里村村民因反对仓山区政府利用权力无偿占有村民自办的工厂,而惨遭镇压(2005年8月1日),共有15人被打伤。而参与这次镇压行动,除了官员、警察之外,还有政府雇来的十余位打手。178
这类事件不胜枚举,近年来由政府指使放纵黑社会组织成员频频殴打中国的维权活动人士频频发生,而警察或者袖手旁观,或者对受害者的呼救置之不理。可以说,政府雇请黑社会组织或者打手对付维权者,已经成为近些年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壹种模式。
指使“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异议人士,于中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如下两点“方便之处”:
第壹,中国当局除了承诺将追查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之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就算舆论猜疑这些暴徒受到政府指使,证据何在?国际社会就算群情汹汹,总不能逼迫中国政府为这些“不明身份的暴徒”承担法律责任吧?而且这种承诺只限于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案例里,如付先财案例;如果只有本国人士关注的案例,政府连这种承诺也干脆免了,比如郭飞雄在太石村维权中数度被殴打,政府什么时候承诺过要“追查凶手”呢?
第二,借助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可以极大地造成对异议人士的心理压力。对于异议人士来说,支撑他们奋斗抗争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治使命感,对于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知道施暴方是谁,而且也知道政府出于自尊,必须要设置壹道底线,否则就彻底堕落为萨达姆之流。而黑社会势力的行动却无需考虑底线,什么手段能够增加受害者的恐惧感,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什么手段。异议人士中的勇者可以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但壹旦牵涉到家人安危,勇者也会踌蹰再三。
这种做法较之萨达姆、金正日要高明得多。萨达姆政权动辄对批评者施以割舌之刑,弄得自己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而正在标榜自己颇具“大国风范”、日益文明進步的中国政府,至少目前还不想国际社会将其视为萨达姆同类。但只要将政府暴力转变为“不明身份的暴徒”的私人暴力,中国政府就可以象这次处理付先财事件壹样,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说壹番冠冕堂皇的官式语言,以塞国际舆论悠悠之口。而对于付先财本人的医治、惩治凶手之类,根本就无须落到实处。而国际社会的人权组织再有能耐,也不会愚癡到道义标准去挞伐另壹个国家的“不明身份的暴徒”。至于用经济制裁对付黑社会组织,更是闻所未闻。
笔者在2003年发表的“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壹文中曾谈到,中国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几大趋势。在此情形下,用国际通行的人权、民主、自由价值理忥去规范越来越乐于用黑道手法管理社会的中国当局,无异于缘木求鱼。






结语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

本研究报告充分揭示了壹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黑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中国政府的基层政权也逐渐黑社会化,最后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而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壹过程与中国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前提。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
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这三大嬗变,其根本原因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逐渐堕变为统治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而自利的借口,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的格局最终导致社会结构非正义化,中国政府也因此而陷入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中。这种合法性危机与其说是中国公众觉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掠夺性与专制性,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官员作为打破了中共为了维系统治曾高度依赖的意识形态神话――中共意识形态神话的主调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财富的主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做的壹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大多数人民来说,他们至今还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是好的,只是基层官员们贪污腐败。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公众这种认知的壹句广为流传的话是:“中央的经是好的,都被下面(指基层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忥歪了”。
失去了意识形态神话的支撑之后,面对底层民众日益强烈的反抗,为了维护掠夺民众的自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政府只能走上壹条不归路:借助于非正当的统治手段镇压壹切反对力量。

这种统治手段的非正当性主要表现在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暴力。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行为的暴力化特别引人注目。这种暴力分别体现在几个层面上:

第壹个层面是警察、税务、工商、城管、农村计划生育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由于这种暴力针对的施暴对象常常被迫选择沈默与忍受,即使有反抗也主要是个体行为。这种壹盘散沙式的反抗,不会引致中国政府的统治危机感。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执法行为的非正当性,但归结于“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忥薄弱”;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与黑社会组织勾结滥用暴力、或者政府部门直接使用黑社会手段大规模掠夺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这种暴力借助的是统治权力,满足的是地方政府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且往往有当地政府颁布的行政性法规做为依据,以合法的形式公然行之于世,是统治者凭仗权力滥用暴力对被统治者進行伤害,其暴虐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过程的公务化暴力,而是壹种典型的国家非正义行为。
这种国家非正义行为伤害的人群数量也远远大于公务化暴力。尽管城市拆迁户的反抗仍然是零散的,他们最高的反抗形式也不过是那种希望激起政府当局良心的自残与自伤。但农村因为地缘血缘等关系,能够集结起来反抗,特别是在多年反抗地方政府的公务化暴力当中,各地已经形成了壹批农民领袖,更有壹部分中国的边缘化知识人成了专业维权人士,他们集结起来,利用中国现有法律反抗强行征地、暴力拆迁中的国家非正义行为,而中国政府大规模滥用国家暴力镇压农民的反抗。在这种强弱对峙中,为了控制局面,增加被统治者的恐怖感,中国政府大量借助于特务统治的恐怖手段。

第三个层面是借助特务统治加强社会控制。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务部门国安部已经广泛渗透社会领域,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壹切被当局视为异议者的人士進行跟踪、监控。而国安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较之政府部门更肆无忌惮,屡屡采用国家诬陷手段对付维权人士。这些国家诬陷手段除了滥用罪名,如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复政府罪等之外,还包括栽赃诬陷(如2006年8月接连发生的北京律师许志永去山东为陈光诚辩护,结果被地方当局诬以盗窃罪而拘留,郭飞雄在去北京的火车上被诬以假票乘车),而最严重的则是政府为了规避行政责任大量指使黑社会组织成员(即“不明身份的暴徒”)出面,对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施以肉体凌虐与残害。在大学里则实行信息员制度,在学生中培养兼职特务,监控教师的课堂言论。

以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的普遍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为特征的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壹个不可摆脱的噩梦。尽管在地方当局与民众屡屡发生的冲突当中,当事态恶化到引起国际舆论同声谴责时,中国政府偶而也会抛出壹两只替罪羊,如河北定州事件中的市委书记和风等,但由于这种政府行为的暴力化内植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是中国当今权力秩序运作的必然逻辑结果,绝对不是“部分政府官员素质低、法制意识不强”所致,因此仅仅依靠惩治几个官吏不可能遏止各地政府统治手段非正当化趋势。换言之,只有改变了目前中国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遏止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而要改变目前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还得改变制造出这种非正义社会结构的政治体制。

中国社会结构的非正义化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很清楚:是中国这种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公平正义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以权力市场化为起步,公共权力早就堕落成为精英集团掠夺公共财与民财的手段,这种权贵私有化为起点的财富分配格局,最终使中国形成了壹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83%左右的社会底层处于受掠夺受欺压状态。
这种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必然形成社会结构性紧张。而中国又由于人口过多,资源稀缺,政府没有能力通过建立帮助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缓解社会紧张。最终就出现了本研究报告分析的政府行为黑社会化。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也是中国统治精英“末日心态”的壹种反映。统治者口头宣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完全否定了他们现阶段的掠夺行为,而用权力攫取金钱虽然致富迅速,但由此激起的社会仇恨使得中国如同处在壹个随时就会喷发的火山口上。中国高、中级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捞够钱之后,全家出国定居(有的早已经将子女家属送往国外)。这种情绪表现在对国家的管理上,就是出于恐惧而加强了权力支配的力度,并通过滥用政治暴力与借助黑社会手段暴力而表现出来。

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使得中国与民主化越来越遥远。中共统治迄今已达50多年,其间犯下的国家罪错很多,但即使是在80年代这壹段中国政府与人民关系前所未有地和谐时期,中国政府也因为出于不自信,从未就任何国家罪错向人民道歉,而是采取所谓“向前看”的借口,完全屏蔽了所有的重大历史罪错。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统治精英的高度掠夺性与自利性而凝聚的社会仇恨越来越浓厚,这壹现实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深知民主化的结果必然是公众对他们自身实施政治清算,因此,中国政治精英对民主化的排斥,远比80年代的中共统治集团强烈。

中国的社会结构非正义性使广大中下层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各种假“改革”之名的掠夺中被洗劫,而且这种洗劫还被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合法化。弱势群体不仅被剥夺了今天,还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使得他们的子女无法通过高等教育而拥有明天。中国的弱势群体的忍受已经达到临界点,“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
崇尚暴力的丛林法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刑事犯罪与极端暴力事件直线上升。社会弱势群体无力反抗体制性的暴力与黑社会暴力,因此对社会的暴力报复往往成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无目的的暴力犯罪。这种暴力有以掠夺财富为目的,也有为壹些小事而报复杀人的,但更多的是针对社会不公而泄愤的杀人。中国近年针对富人的绑架、杀人案件剧增,就是中国社会暴力蔓延的结果。

中国政府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的要害就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壹口号的新政治变种,其精神也与黑社会凭借暴力生存壹脉相通。这种暴力肆虐的结果,是使中国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奕空间日渐逼窄,使中国人权事业的推進面临更大的困难。
左翼反共人士
反共义士
反共义士
帖子: 4220
用户主题集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9,849.68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法律人 » 2019年3月30日

中国社会已经流氓化,中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流氓。
法律人
四级禁友
四级禁友
帖子: 489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251.5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斯通 » 2019年3月30日

想了解本书的有关内容
斯通
见习禁友
见习禁友
帖子: 88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49.0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朱丁 » 2019年3月31日

你必须回复这个主题才能观看到隐藏的附件或内容
朱丁
八级禁友
八级禁友
帖子: 825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422.0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忻文 » 2019年3月31日

想下载此书阅读。谢谢!
忻文
超级禁友
超级禁友
帖子: 1865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955.0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李仪莲 » 2019年3月31日

必须恢复才能看吗?不麻烦吗?
李仪莲
初级禁友
初级禁友
帖子: 125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67.5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耗子耗子 » 2019年3月31日

《沈冰自述——我和周永康的故事》全本
耗子耗子
三级禁友
三级禁友
帖子: 319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166.5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何必 » 2019年4月1日

想下载本书,阅读一下。谢谢!
何必
见习禁友
见习禁友
帖子: 12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11.0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中国人中国人中国 » 2019年4月1日

地对地导弹反反复复凤飞飞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
见习禁友
见习禁友
帖子: 48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29.00

Re: 流氓化的中国

帖子凶猛的火势 » 2019年4月1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凶猛的火势
二级禁友
二级禁友
帖子: 266
用户的贴子
手头现金: 139.50

下一页

回到 政治禁书

  • 火爆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