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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綦彦臣

经济民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情，即便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下，它也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功能。因此，它壹方面被寄于对专制和威权制度進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另壹方面被权势集团用来抵抗社会政治变革暨对民主转型持消极态度。后者，给壹些阅读不足但以“文化人”自居者以个案成功说服庶众的理由：妳看，我不问政治，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用政治自由的丧失换取经济民主、消费自由，是前转型社会的伪精英常态。对于此类谰言，无须展开批判，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有些类的案例参照，尽管那些参照远未赢得实质尊重。



重点是前者。即便不使用“和平演变”，在转型理论大师享廷顿那里，它是经济改革促动政治改革的思路无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认定：“在那些已经达到中上经济水平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政治变革，而社会环境也较有利于政治竞争，因此，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扩大政治竞争和参与较为有利。”大师理论当然有实证支持，问题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小概率事件，那么，经济民主将会遭到什么程度的破坏？進壹步地说是：理论上从中等陷阱走出的国家由于整体经济风险掉回陷阱，将给人什么样的启示？



壹、重要细节：间接性的两面性



最典型的掉回陷阱者是拉美的委内瑞拉。在危机发生前，它的发展经济学特征相当好，如适龄人口识字率百分之壹百，人均GDP十二年间（壹九九九至二〇壹壹）从四千壹百美元达到壹万美元以上。它有半民主半威权的制度经济学特征，但它终于因经济结构单壹、所有制偏重国企（高垄断）而在全球石油价格危机下，重回陷阱。而且，全球油价危机不只是导致了本次危机，壹九八三年，基督教社会党在受累于油价危机，输给了民主行动党。处于前转型社会的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远不如委内瑞拉，没有半民主，只有整威权且有向独裁回归的可能。其与前者的两种经济同构性，即房地产类于石油收入的高比例以及国企功能的无无限大（至少设想如此），那么，即便不说经济崩溃导致的政治崩溃，只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就会可怕的后果。首先是在宏观调控层面会回归大框管理，即是说国家计划的地位极度突出，中微观层的代价不予考虑，那怕由此导致政治镇压——只要高端计划大框在，其他壹切代价均不考虑；其次，经济民主遭受损害，尽管这样的损害有它的传统文化合法性——维护政治高端集团的生存必须让老百姓负出代价，从商鞅到习近平，本质上就这么壹个思路。



在進行大框管理批判之前，关于经济民主的相对充分认识是应当确立的。美国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的直接经济民主失去主体地位，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例子。直接的经济民主是壹种选择（微观投票）权利，其如顾客向皮匠预定自己喜欢（想象）样式的皮鞋。然而，广告兴起，顾客尚能选择自己的喜欢，但预定市场极大缩小，转而由广告引导，广告引发進壹步的消费民主是事实，但消费者判断力的下降也是基本事实。幸好的是，壹套发达的间接经济民主体系与国家单元内的全面民主相关联，其如舆论功能可以监督包括商业权力在内的任何权力。与此同时，没有大框管理欲望的国家层面之经济立法也不会提植入恶意，使伴随广告业而来的经济情报工作完全私人化。这在大框管家理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统计数据的产生与事前统计行为是要纳入法规的。因此，大框管理必然产生壹个庞大的以法（不是“依法”）为食的族群。



经济民主在非大框管理的经济体系会以看似偶然的形式把政治民主效应带给社会。现在已经不太有热度的斯诺登爆料以及维基解密，实际上是与复印机的产生相关联的。仍是美国案例，“有了施乐复印机，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复制出来”，复印的效果实现了发明者“扩大知识和真理”的初衷，但是，对政府信息的过度保密也是巨大的冲击，乃至五角大楼的内部文件被公开。这是壹个技术進步诱致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但更主要的是告诉世人：信息消费不管免费与否，它是整个经济民主与消费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壹个以国家秘密或社会稳定为由压制言论自由、截断信息流动的管理体系，本质上就是反经济民主的。



大框管理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是不能自洽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利益层面它很粗暴，旨在保证统治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受外界影响，其他均被视为不足为道；另壹方面，为保证这个大框的有效存在，必然制定诸多规制，就是用繁密的法律条文限制非统治阶层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内在矛盾直接表现为政治腐败。当然，政治腐败只是很近晚的视角，它在历史文化层面又是合法的。不妨看看两个制度体系相对完整的中国王朝经验，壹个是明朝，壹个是唐朝。（这里的时序之倒是有意安排的，从利益而制度的分析较为便当。）



二、传统陷阱：复制性的空茫性



明朝的财政制度（食货）核心是“吃饭问题”，谓之“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第壹等级或第壹项制度设置条文是“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至于官僚体系的岁供（工资）不须引入与展开，只看这个经费制度的恩典性就知道今之江山主义或曰封建社会主义是有其文化合法性的，所以，习近奔驰下的党权更愿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明朝财政制度的恩典性受到了王朝经济能力递减的影响，但是，本质未变，例证是：“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颇给予粮，嘉庆中，月支米六石。万历中减至二石或壹石。”形象地说，红色贵族人员犯罪之后，仍可以领到最低限额基本工资，而平民出身者则无此幸运。

唐朝财政制度里的保证等级序列虽然没明朝那样露骨，但是，恩典性特征十分明显，其如李治即位之初，对其祖父李渊做隋朝官员时的低级随从予以专门赏赐，“高祖时婿徒随材擢用，赐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最高统治者更偏好对自己的恩典，即从占有自由支配的巨额财政收入上满足自己的效用。比如，李隆基时代通过极为恶劣的税收制度与税官任命，积累高额财政赢余，到内战发生的危急情况下，都不想动作，还要从社会博取战争专项费用。史书记曰：“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后来的战争進程不仅使那些花钱买僧尼道资格的人丧失了重大经济利益，而且，西安与洛阳的皇家财政实物储存被叛军所得。唐朝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失败完全起因于玄宗时代的昏悖。后世专写的该朝《食货志》序言部分（可比照中共国家宪法文本的序言来理解这壹格式），对导致财政制度恶化的玄宗时代政策制定人進行了严肃道德批判：“太平既久，天下于安，人不愿乱。而此数人，设诡计以侵扰之，凡二十五人，同为剥丧，而人无敢言。”这种批评是有局限性的，尽管不能拿现代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久远的历史状况，但是，此二十五人行为所依赖的制度体系提供了致“人无敢言”的法律基础，才是问题的另壹本真。所以，就算到今天中共国家将大框管理推到极致的时候，法律支持仍不可或缺。简言之，大框管理的概貌是：经济政策粗放，法律条文严密。



中共国家的法律体是正当吗？或者，近期的文化特定复制性能实心化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不管谓其法系属大陆法系还是苏俄法系，都是加進现代性因素的中华法系。既然有现代因素，就不可能不与宗教相关联；其次，中共国家的宗教本质是个人崇拜（现实的人僭越彼岸的神）加上传统文化的宗教化提升。然而，孔儒与宋明理学终究没突破亚宗教地位。所以，这个有现代性因素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混乱的，结果呢，习近平政治掉進商鞅主义陷阱，追求那种“使法必行之法”的法制（与“法治”不同）理想。习近平对商鞅主义（比孔儒更强大的精英政治传统）的癡迷无须展开论述，并且，我本人也有民主转型科学内的相关专题论述。在本文中要说的是，习近平政治体系是个比商鞅主义更蹩脚的东西。商鞅主张体制内低福利，必须做到“刑九赏壹”而不是相反的“赏九刑壹”。对比之下，习近平政治继承自中共建政以来的体制内高福利本质上是“赏九罚壹”而绝非“刑九赏壹”。这是中共国家委内瑞拉化的另壹重要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史已经表明，它由于虚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导致了社会道德崩解，而从经济民主角度讲，那种恶劣政策等于消灭了庶众免费精神消费的合法层面。同时，道德崩解也使法律空心化情形更加严重。回观纯学术史，法律的现代性至少有两点是基石性的：第壹，不考虑宗教因素，不仅无法认识美国法律史，而且，“也无法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法律”；第二，“宗教观念”在现代欧洲大陆债法的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纯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委内瑞拉化趋势，可以得出三个实证政治学结论：（壹）所有的政教分离政治治理模式均是最小化宗教对行政的影响，而对法律的影响不曾也不可能隔绝；（二）习近平政治与已经失败的极权主义政权史的命运壹样，是反现代性的；（三）习近平政治的威权主义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中国传统（尤其商鞅主义）而非已经有过的国际政治的国家案例，所以，它最终必然是反人民的。



三、两个四条：结构性的决定性



反人民，是商鞅主义的核心，这个核心性也是北宋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个体思维质量上，王安石更是大有问题：明明商鞅（以及其后所有改革者）并未能解“使法必行”的困局，但他还是以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来歌颂商鞅。这里面的寄寓可以理解，但它并不构成不负改革之败责任的理由。同理，习近平的所谓全面改革之大败，在历史书写方面有意义甚或很悲壮，但这并不构成今日免责的理由，尤其是厉行威权主义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免责的。这当中，“七〇九”事件表现出对人民里面“无官而长”的公共人物的极端仇视，而后者正是建构公民社会、推动民主转型的高能人力资源；北京火灾后的大驱赶事件则表现对人民里面“无禄而富”的嫉妒，而后者则是过来有限经济民主、消费自由的壹大成果。



习近平政治从全面改革到全面失败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转型科学与政治实践必须维护庶众的经济民主、消费自由，而做到这壹点就必须否定大框管理而進行反框设计。反框设计的要点必然是：第壹，名义全民回归实质全民，把国家管控下的所谓国有资产量化给人民；第二，农村土地取消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完全回归农民个人所有，是否实行集体制则取决于各传统单元的集体表决意愿，而不是全国统壹法律；第三，全面免费医疗，高等教育分成严格的公立与私立两块，公立壹块免费；第四，建立国家财政支撑的青年住房平权基金，让工作状态的婚龄青年获得五到十年的无租金住房，而后，再用个人的积累進行私有房屋购置。这四条是结构性的，也是决定性的；没有这四条，民主转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质量会很低，消费自由也不会有质量上的提升。



民主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仍然不可忽略，尽管上述的结构性与决定性很有影子内阁性质。所以，相应的文化伦理必要性选择是：（壹）对威权主义暨个人崇拜的传统進行批判；（二）对源自传统的个性独立文化予以光大；（三）推進平民主义观念，尤以教育中的适当学历为主；（四）政教分离基础上的广泛法因吸收，即是诸宗教中的善性与良治观点壹起构成新法系的价值基础。这当中，第壹条与第三条更具实践性也可以短期见效。比如说，大框管理的反动性在文化上，它与商鞅主义关联，似乎表现出创造性，因为“不法古，不修今”的气概意味着壹切规范（条框）均可造成与众不同的变异，从而制造出行为者被崇拜的气氛。然而，此等“两不”正是独裁主义分子知识上无可能的印证，即是说，某种制度设计既不精炼历史以提有益也不调研现状以合人望，那么，它肯定是无效的。狭义到经济领域，只能是规模性推進而不计较会计学上的可能。中共国家政权史上的大跃進（大炼钢铁）就是此等货色。至于“平民主义——适当学历”这个理性民粹结构已由特朗普政治的成功予以证实，在竞选时他说：“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壹般理解这是竞选策略，但实质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问题，在教育投资上最直接地伤害了底层社会；壹方面，教育质量下降，使受教育者及其家庭难以获得消费者剩余；另壹方面，像货币现象的通胀壹样，文凭通胀成为社会常态。



关于个性独立文化与宗教共构法系价值可以用壹个著名反论来说明，是为普鲁东与曾经的政治合作者马克思的“免谈”。前者反对新的偏执、新的使徒姿态，因此，要鼓励不同意见暨反对壹切排他主义。这是后者所无法接受的，因此，也就导致了前者所说的“否则，免谈”。“共产主义这种让生气、绝对不容异己的狭隘性”当然导致它的政治失败，因此，苏联的政权实践出了如此结果：政治精英对学术界的统治，声势浩大的异己思想整风，异己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等等。这样的政权在法律、经济诸方面明显失败不是任何改革所挽救得了的！



结论 转型乃道德自新机会



极权主义政权史表明，它们拒不承认自己在法律、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失败，“改革”不仅是欺骗社会的幌子，也是统治体系的致幻剂。为了防止幻想被异见力量打破，政权会采取违背自己法律的政治打击，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国家的“七〇九事件”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既不亚于此前二十六年的广场开枪，也不亚于苏联对社会精英的残酷流放。然而，无论如操弄“改革”符号，极权主义政权最终在经济方面必然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表现在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方面，而且，隐蔽地表现在大框管理的政策操作中。比如，经济政策顶尖决策层根本不担心银行坏账，因为那些坏账经由国家权力可以瞬间摊销给公众（狭义为储户）。



外国观察家对摊销行为津津乐道：“坏账规模有可能比壹些人所说的少百分之四十；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壹个事实，即坏账中的这壹部分可以全部被销账。”当然，壹些具有分析能力的资产高净值人士为了避险，开始向海外转移自己的资产。忽略这个微观层面问题不计，针对大框管理的反框设计放在转型科学里面，本质上是给中国社会壹次经济道德自新的机会。这次机会到来后，自然会消灭可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