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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綦彦臣

个人崇拜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现象，其发生学原理在宗教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即是说建构壹个神的现实形象有益于宗教理想的传播并为单壹族群（至少初期如此）谋求到生存利益。广义地看，这是精英分子与庶众的交易关系：前者获得了历史荣誉，后者得到现实的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在犹太教历史上，那次革命性转型（准确为壹部分人的转型）之成功，即系于个人崇拜的威力——施洗约翰作为新时代的先知宣布“这人所说的壹切都是真的”，从而使耶稣的自命定理“妳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成为小众共识，也就出了“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之信仰效应。



对于这壹犹太教部分信众的转型个案，狭义看交易伦理，它是不对等的。不对等之处并非被崇拜者获得了利益优势，相反，还付出了生命代价。普通的获益者们则由此進入了全新精神境界，以至在世俗生活方面比较成功，像严重患病者被免费医治之结果。现代社会以来，个人崇拜更多地具有纯俗世意义，或曰是人对神的僭越行为。在交易方面，无论广义视之还是狭义衡之，个人崇拜均以被崇拜者获益而其对方绝大多数受损的结果留耻于历史。二十世纪左右两翼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已有很好的证明，尤其中国的大饥馑作为个人崇拜的社会后果仍在争论之中。而在时下，个人崇拜复活作为应对治理失败的被动方式，它必然是阻碍中国民主转型的重大因素。



壹、文化回观：王充的伟大建构



当然，不必过度担心习近平政治的个人崇拜后果，毕竟网络条件下的民众意识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情形，即便在某壹时刻物理断网，也没法改变民众获益于网络而拥有知情权意识，特别是自身生活自由的主体意识。壹个微观层面的网络调查可以说明问题：在投票结束六天前的二百三十六人投票中（我是投票者之壹），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自认“在墙内，反习”，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自认“在墙外，反习”；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自认“在墙内，不反习”；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自认“在墙外，不反习”。巧合的是反与不反的人数势均力敌，加计起来各为百分之五十。也许这突出了我作为研究者并活动参与者“关键壹票”的重要性，但是，国内投票比例合计为百分之六十壹显然说明：尽管网络封锁严厉，民意的表达仍然不可能全面压制。同时，这个数据也表明了国内民众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关注，不管关注者赞同还是反对。所幸的是，国内的反对者高于不反对者五个百分点。



从中国的历史习性方面看问题，个人崇拜交易性质更明显且交易层更丰富（那种相对宗教案例的丰富）。简白地说，这是明君贤相意识的泛化，即儒家反动政治治理压迫下的民众精神懒惰之结果。在狭义层面，对君王的崇拜到了明代达到了顶峰，尤其对新君继位的利益期望达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所谓“壹人有庆，兆民咸赖”；在广义层面，对君王政治代理人名誉诉求的合作甚至成为底层精英分子的重要社会活动选项，其如给离任官员送万民伞，这甚至是腐不堪的晚清官场壹道风景线。因此，虽然不能直接推论“个人崇拜导致政治腐败”，但是，个人崇拜需要政治腐败来维护则是不争的史实。



尽管帝王统治史较长的中华文明至今饱受个人崇拜之害，但是，历史上绝非没有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资源。如果写壹部时间上与《史记》到《清史稿》平行的《中国自由史》（卷帙肯定比参照系小得多），那么，东汉中前期的王充建构行为肯定不可或缺。他的《论衡·感虚篇》里所载《击壤歌》此前并未在文献，歌中反映的作者情绪实乃时代批判观点。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力何等！”这是十分明显的对帝王统治的否定，即反对个人崇拜的独立精神也意味着壹个希望王朝开始走向衰败，尽管王充不可能测知这个王朝的长度（公元二十五年至公元二百二十年）。王充去世（大约为公元壹百年）时，东汉建国七十五年，第二个三分之壹才开始了十年。但是，外戚集团强势掘起，正直的高级官员郅寿因言论被治罪、自杀于流放途中是标志性事件。正是目睹君力无能即个人崇拜的社会收益成为负值，王充才在著作中痛斥帝王统治，指曰：“庸庸之君，不能知贤；不能知贤，不能知侫。”（《论衡·答侫篇》）前壹个不知必然导致后壹个不知，作为个人崇拜前提的全知（多知）消失了。



王充的批判对后世影响有多大，只有那些继承了中国源自前孔时代特别是诗（经）精神的具体行动者才知道。可惜他们并未留下充足的文献，或曰相关文献在那些著名（如清之《四库全书）之编辑）与不着名的专制文献筛选中被灭迹。然而，从反证上来看，还是能得相应信息的。比如说，北宋理学名家邵雍认为《击壤歌》是对尧之治世的歌颂，是那时的人民陶然自乐的描述。在学术上進行再建构无可厚非，但是，邵雍之后的人民却越来越狡猾：他们不想在个人崇拜的交易行为中持久处于不对等状态，操纵被崇拜者（主要是广义层）成为重要选择。因此，在万民伞现象随腐败升级而炽热的时候，壹位同时代官员与作家感慨说：“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施而立祠立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这种官被民操纵的衍生效果是被建构清官的继任者不得不对民众利益（不管合法与不合法）做出重大让步。与此同时，人民腐败成为壹个文化特征。这个特征的广义化反映在中共国家，以雷锋事迹为最著。雷锋通过廉价的看似的公益活动争取到大量个人利益。简化言之，劳模现象与个人崇拜的交易性密切相关。



二、政治生存：真实的俗语规则



王充的建构与批判是王朝变坏或曰个人崇拜的交易性显性利益失衡刺激出来的，难道它就没有逻辑性的历史资源吗？答案是肯定的。以王充经济短绌又勤于学习与研究的自身状况来看，他身上有受到墨家思想精神影响的痕迹。墨家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是相对主义者，其如《墨子·兼爱·中篇》所云“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这是非常的好的交易对等原则：君之惠换取臣之忠，父之慈换取子之孝。当然，即使它得以实施还存在壹个范围问题：君主（帝王）是对少数重臣（且极为信赖）还是向所有的大臣（乃至全体吏员）施惠呢？父亲（家长）是对所偏爱的儿子还是所有儿子（甚至包括女儿）有慈呢？



墨子的主张极大地冲击了儒家伦理，所以，晚于他的孟子体系指其兼爱主张为无君无父。尽管我不想在孔墨学问方面具体引用文献，但是，中国历史在墨子以后，既不乏底层社会的规模反抗（它首先是无视父权）也不乏体制内的反叛。较为突出的个案是两宋之间的刘豫，他因君惠不至而背叛国家，在他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说法，“（金国）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惩前忿，遂畜反谋”。这里的“前忿”是其被任命为济南知府而不愿上任，“请易东南壹郡，执政恶之，不许”。执政之不许作为决策行为实质是由君主负最后责任的。在本文（广及整个实证政治学体系）研究技巧上论，选取刘豫个案，壹是为了“回应”邵雍对《击壤歌》的再建构，二是对影响至今的关于两宋之际忠奸之辩的流俗化有所矫正。后者以文艺化批判秦桧为能事，但他并无显迹背叛国家，更未分裂国土。不过，分裂国土也没什么过分可责的，它毕竟是对昏庸君主的惩罚即可恶且是不对等交易的个人崇拜的应承担成本。两宋重大叛国案例明显多于以往朝代说明儒家学说的更新失败。更新全系被称为“宋明理学”，而明在文化体系极力恢复宋状，狭义个人崇拜方面则做得更加极端，其反腐法之苛酷乃至“剥皮实草”，但这并未影响儒学更新系统的第二波失败。比如说，全面亡国的重要原因是重要将领吴三桂以山海关纳降于满清。吴之叛的后果远烈于刘之叛，明重臣总的叛降数量在历代也居于前列。文史不分的戏说历史体系是有趣的底层文艺消费，在实证政治学方面研究它尚须专题。本文中暂且放置。仅从墨学至王充再至清代俗语之脉流看，个人崇拜体系在文化上是绝对失败的。由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逻辑发展而来的反个人崇拜精神到清代实质上取代了儒学更新第二阶段的成果。晚清的重臣叛国现象虽无之，但是，表面尽忠而实则自谋厚利已是高级官场的基本生存规则。这个规则的通俗表达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它可视为由墨学而王充到晚清的脉流之象。



行文至此，分析方法仍在我已经提到过的历史精炼范畴，但是，在将反个人崇拜设定为民主转型的必然成就之的因素之壹时，需要上升到知识价值层面。即云：历史精炼只是知识价值的壹个子项。在规范表达上，知识价值有三层含义：（壹）取其广义，它包含学问人的技术行为，如在大量文献的使用（含阅读）中找出不同文献的相似性以及同壹文献内的矛盾，其如康德的仰望星空与王尔德的墓碑文字之关系，又如章太炎评秦皇与汉文的结论有失准确，等等；（二）在有右翼经济学自然属性的实证政治学层面，则是知识能为什么人提供关乎人权、尊严、生活质量，進而使壹个好社会出现成为可能——这是转型科学里的核心性知识价值观念；（三）在超乎广义而泛化的层面，知识价值与左翼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可形成互补关系，即知识被视为财富产生的原因之壹，至少不比（工人的体力）劳动在文明阶位上要低。



在知识价值基础上去看个人崇拜，后者不仅会使人民腐败，而且，会使精英伪化。这个结论并不深奥，因为任何社会的精英都来自人民。不伪化者，在专制以及威极权社会里很难生存下去，因此，他们的数量少之又少。但是，少之又少的真正精英是转型社会的“核能”载体无疑。也可以说，转型力量全系不能保证自身精英的生存，转型成功的希望等于丧失，最好的状况也是有转型过程而无转型质量。认识这壹点还须实证前转型社会的名义精英伪化现状。那种伪化即使在非政治学暨与政治学关系不明显的领域里也是十分不堪的。比如，当今中国艺术界存在的两种现象，壹是“在逆淘汰的流氓规则下，任何公正无私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公敌，而不在于策展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二是“理论工作者在体制衙门内微不足道，即使在同壹领域，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也普遍持不屑与反感情绪”。这处状况虽然与政治学无直接联系，但却与宗教关联，因为最能对壹个社会精英产生震憾性影响首先在宗教，其在艺术，而后才是政治。列宁主义政治在基本取代了宗教之后，它力图使以个人崇拜为表现的政治影响插入（强奸）艺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根本没有壹部文学著作或壹件艺术作品的顶尖权力分子热衷于开文艺座谈会的原因。在前转型社会的中共国家，这壹点人们已经看到重复表现，本文不再引用文献以证。



三、假戏真演：必然的幻觉状态



如果说列宁主义对待艺术是简单的击昏式文化强奸，那么，它对宗教则是灌醉后的强奸。在革命前，列宁（壹九〇九）虽然承恩格斯“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同宗教作战”，但是，他（壹九壹三）忍不住对宗教的仇恨而言“信仰任何神都是奸尸，即使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且创造出来的神，也是如此”。在革命后，列宁（壹九二二）忍住了仇恨，或曰将这种仇恨变成隐秘的政治策略，即云“我们不隐瞒自己对宗教所持的唯物主义态度，但在最近壹段时间里不提这壹点”。而所谓的唯物主义态度则是：“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如此，在前转型社会中，任何判断列宁主义政党会采取宗教开放、宽容政策的政治预测绝对是臆想。在原理上，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实践是用个崇拜塑造现实的神。被个人崇拜塑造起来的“伟大领袖”是壹个“全能神”，是佛佗、耶和华、安拉等所有神祇的替代品。所以，这个“全能神”必然视壹切宗教为仇敌。所以，在政治分析层面，人们也无须嘲笑中共国家核准的寺院里的僧侣“喜迎党的十九大”之类的活动。



虽然政治方面的个人崇拜可以僭越宗教神祗，但是它无力解决过于意外的好结果，其如高达百分之九十几的得票率是巨大讽刺。若在平安政治时期，这样的结果可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但是，壹旦社会矛盾积聚到爆发状态，以个人崇拜为存在策略之壹的政党就会遭到全社会抗议，抗议压力转成政党内部压力，政党就会自动分裂，也即原来由被崇拜的领袖压住的高层矛盾就会显性化。这段有嫌抽象的描述之实证支持是东德共产党的最后经历，他们选举骗局的破产最直接的党内结果是昂纳克下台。至于昂纳克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偏好，已是共产党政权史上的巨大讽刺，本文无须多述。而在统治技巧上，共产党领袖被集体决策推到被崇拜地位是提供集团公共品的行为，但作为制度，其行为有反向消费力，不可避免地使被崇拜者假戏真演，即便有开明思想的人也难免陷入幻觉状态。这壹点与阿克顿勋爵的权力与腐败的关系论没多大关联度，而是人类政治心理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算共产党政权史上的开明人物，但他对个人崇拜不由自主的“偷尝”行为引发了严重后果，叶利钦利用程序机会对他進行指责，本应推進体制改良的壹对政治伙伴从此成为寇仇。简单地说，没有疯狂的个人崇拜不可能让共产党政权丧失正当性，而共产党政权内部公共品的缺乏又使它不得不制造个人崇拜以填充。在共产党政权史上，个人崇拜未必导致政权丧亡，但某壹波段使政权看似强大，而实质上是积累崩溃因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所以被清算，就在于苏共党的高层看到了危险；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被邓小平在党内高层否定，是因为毛时代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极为讽刺的是：赫鲁晓夫在权力稳固后也出现了享受个人崇拜的苗头，邓小平则不得不采取回转性措施重树毛泽东形象，他个人在权力交出后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个人崇拜在共产党政权史上本为内部公共品，但它借助党国壹体机制最终让社会承担了迫害、杀戮、饥馑、动乱等重大成本，这还未计对个人精神世界摧毁之无形成本。而人民再愚钝也有他们的内心不满，类似中国《诗经》的批判精神，前苏联社会出现不满个人崇拜的大量言论，其中有的成为重大社会话题或（和）出版物。比如说，有人指出列宁的母亲是壹位皇储的情妇，怀上列宁的姐姐后嫁给列宁的父亲乌里扬诺夫。而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原则推行后，有研究者确实从沙俄旧档中找到列宁母亲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件以及获准立即探监（列宁哥哥）的证据，这两者证明两人有不同于普通臣民与君主的关系。这个结果不但动摇了人们对列宁的崇拜，也动摇了对列宁母亲的崇拜——她受过很好的教育（会多种外语），她与革命家之间完美的母子亲情，等等，都失去了建构的光彩。



与列宁被崇拜遭遇贬值不尽相同，斯大林的丑陋壹面早为世人所知，因此，壹本关于他的私生活着作并未在苏联社会引起多大反响，尽管书籍出版（在伦敦，壹九八三）时苏联还没有公开性壹说。揭露斯大林有情妇算不上轰动之举，但揭露中涉及的上层肮脏活动基本真实，尤其对斯大林之死的极为无耻的谄媚语言足令俄罗斯文化蒙羞，其如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写诗云：“您离开我们而去，人民愁断肠，连土地也白发苍苍。”肖霍洛夫则说：“我们失去了父亲，多么出乎意外，多么可怕！”然而，这两位名人谁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谄媚行为多么可耻。



结论 政治恶棍的最终下场



苏联文人广至知识界的耻辱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耻辱。这种耻辱发生在中共国家的毛泽东时代而不只是毛去世的时候，现在，这种耻辱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里变成了无尚荣耀。在年轻人喊出“大大”之声时，有地方高官对习种的壹颗树行注目礼以表达崇拜之情，凡此等等。所以说，习近平政治团伙在知识上无可能，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法治、文明，也绝对不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所幸的是，在新的个人崇拜热潮掀起之前，就有外国观察家家发现了知识分子中有大量不满言论，其如以俗语指其脾气暴躁、头脑简单甚至呆傻。且不论知识分子如何引入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精神（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他们的普通读物），仅看古典传统（前孔时代）之来源，就是《诗经》批判精神的再现——连上帝（殷商以来的祖先神）都可责骂，还在乎壹个活着的暴虐权力分子吗？

对于上节提到的斯大林情妇问题，以文献对比方式来看那本书，应该是托伪之作。比如，达维多娃叙述自己在斯大林死后是由斯大林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送回家的（第五百四十页），但据赫鲁晓夫的回忆资料（无涉斯大林情妇问题）来看，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就被驱出权力中心。因此，贝氏不可能出现在斯大林死后的现场。也正是因为那本书的重大瑕疵才说明以诋毁方式夸大被崇拜者的私德负面，正是社会对个人崇拜不满的表现。对比于壹本香港出版的“揭露”习近平私生活污烂的“黄书”，可以说：（壹）不在乎情节真实与否，而在于社会对他搞个人崇拜苗头的反感；（二）斯大林作为政治恶棍在死后才遭到此类诋毁，同样作为政治恶棍的习近平在活着的时候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后者固以出版发达为必要条件，但也在更大程度上说明社会对他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