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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康正果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中共执政史被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毛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毛泽东时代可定性为党天下逐步确立及其遭到毛天下冲击的年代，毛后的这三十多年则是党天下重新修补和发生蜕变的年代。中共这六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仍贯串了殷海光所谓“壹、多、常、变”四点特征，那就是采取各种手段维持和强化其党天下的统治，通过不同的寄生方式扩张壮大中共集团及其既得利益。但中共无论诡变到何等地步，他们至今都未能解决其壹党专政与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矛盾，更难以消除其僵化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因而至今仍未改变其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

壹、阶级灭绝和政治种姓

暴力夺取的政权势必延续暴力的惯性，解放军乘其歼灭国军余部的军事强势，同时对全国各地约有二百万人数的地方武装展开全面清剿。成王败寇，自古皆然。昔日的共匪如今已是官军，被清剿的地方武装全都被冠以匪名。从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六大本解放军五十年代在全国“大剿匪”的纪实读物（《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可以看出，那些地方武装未必全都与国民党有什么联系，也不尽是没能被共军收编的土匪团伙，其中有不少发自民间的抗暴义举都是为守卫家乡、保护私有财产和各自的宗教信仰而遭到了解放军血腥的镇压。纵观历代王朝，不管哪壹家得天下，都不吝与固有的地方势力维持共存共治的局面。毛泽东的“开国有功”则壹反往常，他要靠他阶级斗争的武器彻底终结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在清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有目的有计划地摧毁了民间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生态。按照他“能歼灭者壹定歼灭之”的指令，解放军穷追猛打，连“剿匪”带镇反，再结合上工作队壹批批深入农村大搞土改，中共趁机大开杀戒，顺势树立了新政府极具震慑的威权。三个运动就这样叠加穿插在壹起，制造了比清兵入关的镇压规模更加深广和惨绝的红色恐怖。毛泽东壹再发令督促，追加杀人指标，将近二百万反革命分子，包括大批曾浴血抗击日寇的国军退伍官兵在内，都被他大笔壹挥，划入了“非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列。1死于活埋、缢杀、肢解和枪毙的地主又多达二百万人，遭受批斗折磨的农民不下三千万。2 经此“阶级灭绝”的浩劫，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彻底瓦解，华夏族群中血性刚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毁灭性的清洗，乡土中国悠久的民德保障体系被连根铲除，从此为党天下的建立打下全新的基础。
经过土改运动，毛泽东早年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壹文中所作的阶级划分，终得以从纸上论述落实到全中国每壹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身上。地主和富农被划为阶级敌人，贫下中农则被划归党所依靠的对象。这种对立的阶级成分本来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但土改后固定下来的家庭成分则被中共强化为新中国特有的“政治种姓”。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仍得背上地富成分的黑锅。贫农已分得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却还承袭贫农成分的荣名。地富因此横遭种姓迫害，而贫下中农则享有种姓特权，大量的积极分子、党团员和基层干部，都从这群党组织所信赖的人力资源中培养和选拔出来，由他们重组农村社会全新的权力体系。这样看来，土改固然以重新分配土地为出发点，但平分土地只是中共颠复价值阶序工程的壹个阶段性手段，运动的结局则是摧毁乡村社会固有的民德基础，把构筑党天下最得力的人物整个地置换進来。这类人并非因其出身贫穷便个个都是曾在旧社会无辜受害的良民，他们的贫穷也未必是地主剥削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盖因不善经营或愚笨弱智，乃至好逸恶劳才堕入了贫困。他们不但不代表村社群体的优秀成分，甚至混杂了大量劣质的农村人口。土改所推行的唯家庭成分论政策显然与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时的流氓手段壹脉相承，工作队在全面煽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之同时，也激发出乡村社会潜在的恶力。这股恶力的蔓延尤易形成小人得势和无赖逞凶的政治气候，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混入农村各级干部的队伍，其贻害余毒至今犹难以完全清除。其实在广大的贫下中农成员中，本分老实的农户本属主体，中共的唯家庭成分论政策坏就坏在它极具分化离间的恶力，经过壹波波坏人整好人的政治运动，全体农户都被拖入荒谬的盲动和互斗。表面上看，党似乎提高了穷人及其积极分子的社会地位，实际上闹到后来，他们与地主富农都壹起陷入贫困，遭到各级干部的奴役。新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于是在“政治种姓”的掩饰下被建制起来，党天下的各级干部组成新社会的统治阶级，全体农民很快都落入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境地。更为不幸的是，旧社会再坏，还有富户和豪强出面对抗官府，穷人尚可得到荫庇；新社会是共产党的天下，全体农户只有面对远比封建官府强悍的党政干部了。

二、公有制的建立及其施行的掠夺经济

自从红军随毛泽东在苏区“打土豪筹款子”闹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壹系列阶级斗争无不以他们的掠夺经济为终极目标。所谓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把民众的私产尽可能多地没收为党所控制的“公产”。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常嫌刘少奇诸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進程上步子太慢，因此他壹再鼓噪阶级斗争，壹俟土改中分光了地主的财产，打击的对象很快就转向城镇的私营工商业者。言行不壹和出尔反尔乃是毛泽东诡变多端的典型表现，解放军進城不久，他就急着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打算履行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3 由于毛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進程，再加上新政权建立初期，极度缺乏资金，需要从民间搜刮更多的钱财，搜刮完乡村土地主的财产，自然就轮到城市的私营工商业主。“三反”和“五反”运动于是接连发起，共产党壹面大肆丑化资本家，壹面制造劳资双方的对立，骚扰得私营业主动辄得咎。两场运动的成果相当可观，新政府仅从私营业主手中攫取的罚款即达二十亿美元。那时正值韩战打响，全靠这笔勒索来的巨款，“抗美援朝”的花费才有了着落。4 私营业主受到政府多方限制和刁难，生意很难再做下去，他们只有紧跟形势，响应党的号召，向政府乖乖献出各自的资产。截至1956年，包括沿街叫卖的个体小商贩在内，全都在公私合营大潮的冲击下纳入党国体制。至此，中共在全国城镇构建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得以大功告成。

毛泽东自以为做了笔很合算的买卖，国营资产随之剧增，私营业主及所属从业人员从此都安顿到由党组织统壹管理的单位。然而生产管理与毛泽东擅长的“打仗消灭敌人” 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强行改变生产关系，未必就能立即起到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毛泽东只知道扩张公有制大包大揽的强势，却未考虑到包揽后可能产生的负担。私营并入国营，原有的竞争性能和创优潜力不只丧失殆尽，而且壹步步陷入国营企业的惰性漩涡。特别是大量的个体经营者，壹旦吃上大锅饭，便都散漫懈怠起来，日渐成为党国体制难以甩掉的包袱。

如上所述，自红军建立苏区军事割据和延安边区政府，中共即已形成它侵蚀小农经济利益的剥夺型体制。毛泽东所戏言的“進京赶考”，实质上就是将此剥夺型体制带入城市，把壹切利益和权力都抓到共产党手中。中央首先派大批党政干部全面接收旧政权的各级机构和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接下来论功行赏，更把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其家属优先安排到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工作。包括追随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人士，各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以及旧政府留用人员，也都跟上党政军核心利益集团沾了光，被纳入享有生活保障的党国体制。这个正在构建的党天下以公有制的大锅饭包养整个城镇人口，并以严密的户籍制分割城乡，造成梁漱溟所谓“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城乡差别。其实工人与农民相比，也很难说在九天之上，真正在九天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新生的阶级构成是统治阶级——“干部”——与被统治阶级——“群众”——的两极对立。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大农民始终处于“群众”的底层，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只不过比底层农民优越壹两个等级罢了。

土改之后，地主被消灭，富农受限制，正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杜绝私人营销粮食的门路，城乡间原有的农产品供给体系由此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党国体制仍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呈直线上升之势，至1953年，仅凭官方主导的供销合作社已难以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政府的包养能力仅可维持职工低收入的生活水平，因此既要防止私营粮商高擡市价，又要从农民手中征购更多的低价粮食。政务院几经商讨，最后颁布了“统购统销”——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的命令。明确地说，就是政府单方面制定法令，强行以低于市价的统壹价格征购农民本可用以自给或以优惠价出售的余粮。此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更是政府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大量出口，换取工业设备的主要商品。毛泽东当时推行“壹边倒”的国策，中国受到欧美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后那样吸收来自西方的投资，便只有尽量榨取农民的收获来优先发展苏联模式的重工业。这是中共在土改后对全体农户初次施行的严酷剥夺。

三、合作化以及冒進浮夸之风的动力根源

新政策在农村引起普遍的不满，致使不少地方暴发抗粮骚乱，逼死人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毛泽东及其他党政领导这才发现，面对遍布全国的单干农户，征收公购粮并不是壹项运转容易的工作。正是基于征购任务严峻的现状，合作化运动才作为应急的对策提上议事日程。红军从苏区起事直到内战获胜，其间的种种诡变多迫于他们幸存的危机。对毛泽东及中共各级领导来说，如今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比“打仗消灭敌人”复杂和棘手。往往是解决了这壹方面的问题，又会相应地引起那壹方面的问题，很多应急的对策都难免造成新的麻烦，致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常出于被动，结果受害最深的总是体制外的农民。如能从这壹角度来检讨毛泽东二十七年的执政情况，我们便不难看出，很多前后脱节的政策都是为补救前此的失误或估计不足而被迫作出的应对，由此又引起党内的路线分歧和权斗。毛泽东与其他相关的决策人总是顾此而失彼，他们 “赶考”的成绩也就越考越糟。

关于合作化运动，中共官方更突出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宗旨，政策上总是强调，党要全体农户加入合作社，为的是带领他们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既然政府要通过推广合作化来补救土改的不足，那就说明，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人多地少和农村剩余劳力无从转移所造成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过早终止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全面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既堵塞农村剩余劳力转向工商业的去路，又摧毁城乡间自然发展起来的农产品供销体系，其结果反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境况。然而毛泽东并不去检讨失误，纠正其偏差，反而自以为是，偏要鼓动农民走“穷过渡”的合作化道路。他所说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是驱使贫下中农去共人家富裕农户的财产，助长低下者喜欢把任何事物的水平都从高向低拉的劣化倾向。在急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中，上中农和富农的骡马车辆及大型农具就这样被迫入社，壹夜间变成了全体社员共享的东西。这壹共产趋势显然对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更有吸引力，因此中央壹声令下，互助组很快就合并成初级社，紧接着升为高级社，随后在大跃進的狂潮推动下更扩大为人民公社。

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在这壹连串的冒進中始终都起到推波助澜，变本加厉的作用。他们是壹群土改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其中乡级以上的领导属于国家干部，因其收入来自政府所发的薪水，自然不太顾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为迎合上级旨意，他们常会把下达的指标提得更高，任何政治任务壹经他们向下推行，总会把事情搞过头。村壹级的干部均未脱产，在经济利益上与其他单干农户并无本质差别。只因成立合作社便于他们获得比单干时更多的权势和利益，故而他们比其他单干户更热衷投入合作化运动。农村基层组织中这种盲从的动力作用壹经毛泽东号召，立即从下边掀起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很快就高涨到连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中央领导都感到十分被动的地步。

毛泽东头脑中总是联翩的浮想多，周密明确的计划少。他治国的思路颇如他读《伦理学原理》时见缝插针写批注的手笔，每当他面对自以为大好的形势，最容易跟着群众运动掀起的热潮头脑发热，以致昏热到追随群众，進而怂恿他们的狂热举动，结果总是弄得中央大员迟疑错愕，跟不上形势。对毛泽东的号召，基层干部的反应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官方《毛泽东传》所说，他们“往往在互相攀比中又提出壹些超出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進壹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5 这段话尽管在替毛的头脑发热打圆场，我们仍可从中看出，在“脱离实际”的问题上，毛泽东不只难辞其始作俑者之咎，而且每当冒進风刮起，他还唯恐天下不左，总喜欢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读壹下他在1958年8月视察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的有关报道，就可想见伟大领袖当时与无知群众互相讨好，交叉感染到何等荒谬的地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本来就偏好虚张声势，他自然喜欢听基层干部的浮夸言辞。在徐水视察期间，他不但没质疑干部谎报的“卫星田”高产数字，壹听说农民丰收的粮食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他竟乐观得李自成進京后让部下天天过年壹般胡闹，建议乡亲们壹天吃五顿饭。6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催逼地方，地方瞒哄中央，党组织和群众壹起把“共产风”、“浮夸风”刮到了举国上下共陶醉同狂喜的地步。妳不能说主席毫无常识，丝毫没看出那些谎报数字的水分，也不能说他相信群众相信到宁愿受骗的地步。他的问题是唯意志论的想象在头脑里作祟，自以为发起全国范围的军事动员，就能干成前人和外国人干不出来的宏业壮举。按照毛泽东的革命逻辑看问题，既然解放军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全民动手的土法炼钢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超英赶美。没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只争朝夕”指令，中央领导随声附和，基层干部热烈响应，上面和下面交相糊弄，满以为癡念妄想膨胀到壹定的程度，事物就可从量变飞跃到质变，魔术般创造出人间奇迹。毛更看重的是由他挂帅上阵所造成的革命声势，至于最终的实际收效到底如何，他起初并不十分在意。他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不负责任地放话：“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7 越是浮夸的特大喜讯，越能喂养毛泽东的联翩浮想，也就越加滋长他不愿面对现实的偏执，偏执到听不進去任何异议和批评。

除了捣鼓得举国上下都“鼓足干劲”以外，大跃進没能取得任何值得壹提的成绩。它毁了农业、工业、贸易和自然生态，造成大饥荒，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那壹套胡闹确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他带领共产党“進京赶考”的这壹次临场表现充分暴露出他们粗鄙低劣的原形。在庐山会议上，他拒不承认自己头脑发热，大多数与会者只好跟着毛壹起睁眼说瞎话，始终坚持错误和成绩是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之比。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曾与毛狂热共舞，犯过类似的错误，包括刘少奇、谭震林等人在内，都有过绝不次于毛的浮夸言行。所以他们都替毛泽东文过饰非，在维护毛主席权威的同时，也逃避了他们自己的罪责。刘少奇等人那时候若真有见识和魄力拧成壹股绳支持彭德怀，毛也许就没可能胡闹到文革，不至于乖戾到打倒他们壹大片当权派的地步。

直到1962年初，原来的冒進政策经过艰难的调整，生产才缓慢恢复，而饥荒还没有完全消除。“七千人大会”上全党检讨大跃進造成的恶果，毛泽东不顾尚未复原的大地疮痍，竟然要把粮食征购的指标恢复到大跃進时期的高峰数字。因为当时除了大量出口农产品，国家实在拿不出其他可用以交换工业化急需设备的商品。毛泽东始终强调“出口高于内需，必须保证出口”。他甚至扬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敦促基层干部抢在农民吃新粮之前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8

毛所主宰的党天下何以能做到“先下手为强”呢？经过土改和镇反，地主被打倒，地方豪强已杀光，党国强权终于彻底清除了梗阻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及其纳税农户之间的“中介力量”，做成了历代王朝壹直想做，都从未做成的事情。共产党现在是全国独壹无二的社会主义庄园主，身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不管是地富还是贫下中农，从此都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做了党国的农奴。他们只有在基层干部的带领下听凭毛主席予取予求：哪怕是忍饥或饿毙，也得向党的“指令经济”献出的他们仅有的口粮。

1959年，农村壹片荒芜，饿殍盈野，这壹年中国共出口粮食420万吨，各地方政府通过无情的征购，尽力完成了周恩来掌握的79亿元出口指标。9 正是有鉴于前几年的过量征购饿死了那么多农民，与会的多数代表都不同意毛在大会上的提议，毛不得已才收回了他那个全无心肝的指令。毛从此与几乎全党的各级干部结下了私怨。10 特别是想起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那句警告，毛泽东感到威胁至深。他害怕党内会有人也像赫鲁晓夫批斯大林那样在他死后揭他的老底，更担心还有人像勃列日涅夫驱逐赫鲁晓夫那样，等不到他死就夺走他屁股下的主席宝座。就这样蓄谋筹划到1965年，毛泽东从退却转向复出，他壹面拉拢军方势力，壹面组织文痞班底，决心要扭转他被捧得很高，却也被架得很空的处境。

四、中共“八大”与毛泽东的“权力恐惧症”症结

毛泽东感到十分别扭的被架空感其实由来已久。被架空即意味着丧失权力，这对毛来说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他壹生不断介入路线斗争，为的就是逞能争权，党内的什么事都得由他做主。从苏区力争军党权到延安全控军权，在中共打天下的整个过程中，毛壹直参与或主宰壹系列重大的军事决策，充分发挥了他身为军党统帅的主导作用。其间虽有过不少失误，也沾光了朱德等职业军人大量的战绩，但就中共最终武装夺权成功这壹点来说，毛的“开国有功”毕竟盖过全党，被公认为位居第壹。然而中共夺权后的局面则另当别论，就毛泽东熟读《水浒》、披览《通鉴》那样陈旧的知识水平来说，处理起治国的大事便难免捉襟见肘，根本跟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势。毛泽东从十月革命壹声炮响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对夺权后抓生产搞建设所凭借的物质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壹无所知。由于他自己无知，所以最担心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产生复杂的社会分工，各种专业人才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才能，像他这类专搞“政治挂帅”的党政领导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遭到技术官僚的淘汰。这是毛泽东“权力恐惧症”的症结，也是大量“進城赶考”的土八路在不同部门担任党委书记所面临的危机。外行管内行的矛盾即由此而起。

早在1953年，毛泽东因发现有些直接送交刘少奇和周恩来审批的文件未经他审阅即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情况，曾对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严加指责，视其为破坏纪律。由此可见，他内心不安，以及对其他领导时有不满，多源于他极欲大权独揽和个人能力十分有限的冲突，这壹症结更催发了新的路线斗争。紧接着发生的高岗事件更加刺激了毛对刘、周等人的戒心。毛先是看出高岗与刘少奇和周恩来有分歧和冲突，接着便暗中怂恿高岗以左的姿态反刘、周诸人“右倾”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路线。哪知高岗手段低劣，搞权斗并非刘、周的对手，结果反被对方整成反党集团。毛为掩盖自己那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只好牺牲掉行事鲁莽的高岗，反过来连手刘、周，最终把高岗置之死地。高岗的垮台显示了刘、周在中共高层的势力和人望，经此有惊无险的闪失，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看到，他自“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眼前的这批官僚甚至比延安时期王明那壹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受苏共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苏方对中共搞所谓“毛泽东思想”那壹套壹直有所疑虑，因而在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时修改党章，主事者顺势删除了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11 面对这些明显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但大会刚壹结束，他就对来访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妳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12 毛似乎要告知外界，他已主动放权，让年轻能干的同僚去负重任。但他明显是话中有话，失落情绪已溢于言表。想当年“七大”召开，毛做了统掌全局的导演，刘、周诸人为他做演员，他就满意和高兴。如今“八大”召开，眼看他们台上演主角，而他自己则坐在台下听讲，毛的猴脾气就沈不住气了。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壹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13 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壹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壹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因负责具体的事务，必须努力做建设性的工作，每遇到毛乱插手破坏秩序，他们只好委曲求全，尽量抵消毛所造成的干扰。“八大”决议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遏制毛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路线，把全党工作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发展生产力和促進经济增长。

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把这壹矛盾的实质确定为“先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 透过中央文件惯于四平八稳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矛盾在当时所蕴含的危机。经济上的问题是增长十分有限，物资及生活供应极其不足。现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过度剥夺农民，造成农村普遍的贫困。所谓“统销”，还涉及粮油棉布的配给制，即按照政府所发的各种票证定量供应，致使城镇居民在吃喝穿戴上受到供应紧缺的限制。文化控制的日益趋紧，几乎全系毛泽东壹手造成。毛在党政事务方面插不上手，就转移到文艺战线上寻衅滋事，圈定了壹个又壹个打击目标。自1951年挑起批电影《武训传》的事端，毛泽东壹直发号司令，限制学术与创作的自由，先后主导了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壹系列运动，在整个文化界设立禁区，制造压力，搅扰得学者作家壹片惊慌。决议说“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所强调的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活动均处于贫乏的境况。就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全国各地暴发不少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事件，很多省份还相继出现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所谓“先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明确地说，乃是中共强行推广的公有制与合作化运动束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矛盾，工农业产值与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难以迅速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毛壹再搞阶级斗争，推行冒進政策的结果。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具有扼制“冒進”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据官方毛传所述，毛泽东对决议的这几点表述“表示怀疑”，他不赞成拿中共先進的制度与中国实际存在的落后情况進行对比，而是按照他对列宁文章的错误理解，硬要拿中国现行制度的“先進”对比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15

五、从反右到大跃進：毛共初露其卑劣原形

面对上述矛盾所蕴含的危机，毛泽东不但无意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克服眼前的困难，反而故伎重施，还打算沿用延安整风学习的那壹套办法解决问题。长期以来，开会，特别是开大会和开长会，总是可供毛搞党内外斗争的最佳场合。壹开起大会，他就可高踞讲坛，出语惊人，大发其压倒全场的雄辩。1957年春，毛泽东又大发高谈阔论的兴致，他开始召集各类会议，借主持会议之机，宣讲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矛盾论”新解。为借助党外的舆论冲击他壹时尚无从下手整治的官僚集团，毛泽东特别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新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毛最初的言谈和态度来看，似乎还谈不上有意要搞什么“阳谋”。他只是想另找机会，重选场地，唱壹些与“八大”决议不同的调子，发泄他在那个大会上“被跑龙套”的不满，好补演他没能尽兴的主讲人角色。与应招前来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壹起座谈，他壹副哗众取宠的表现，明显是要摆出他比其他中央领导人更民主、更开明、更放松言论管制的姿态，好让与会者形成毛主席特别靠拢他们，愿意虚心倾听他们检讨共产党执政得失的印象。所谓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就是鼓动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纵他们公开议论执政党的是非功过，欢迎他们在会上倾吐憋在心里的气话。通观毛泽东在鸣放初起时的壹系列安排，他似乎满以为自己壹旦高姿态站在党外人士壹边，鼓励他们发表批评官僚主义的言论，这壹群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就会跟随他的指令发言表态，发挥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积极作用。确切地说，就是把党外批评的风头引向刘少奇系统和周恩来等人主管的部门。按照毛个人的估计，共产党执政八年来威望很高，政绩不错，纵令铺天盖地的大鸣大放在党内外形成较大的压力，也不至于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曾说：“毛壹方面想发现真相，但另壹方面又不能容忍任何对他讲真话的人。”应该如何理解这壹吊诡的毛泽东现象呢？就毛泽东平日的行事来看，他所欲发现的真相其实并非他常说的“实事求是”，而是壹个高高在上者唯恐受到蒙蔽，总是想知道别人向他隐瞒了什么看法，背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真相求知欲颇似侦探破案，意在找线索抓罪证。因为他从来都不愿意面对与他的意志和想象相反的现实，谁对他讲了真话，谁就触犯了他的禁忌。当他发现鸣放的走势逐渐失控，突破设限，直戳到中共的政治逆鳞，他转眼便翻脸不认人了。特别是那些针对中共壹党专政的批评，如批评中共“以党代政”、“党党相护”、“党天下”、“外行管内行”等说法，远比当年的延安整风来势凶猛，每壹条尖锐的批评都打中毛泽东的七寸。党天下是壹种党-国二元结构的统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并不成其为国家，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壹个外部表现，国内任何部门的业务管理都要受党组书记的领导和监督。即使是毛泽东要抢戏的行业领导，也都很难说是真正的专门家，其中大量的领导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转业军人。就他们猜忌教授、学者、专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员不服管教的心虚和过敏而言，全党同志都与毛泽东同仇敌忾，壹个鼻孔出气。毛开始在党内的会议上大谈“外行领导内行是壹个普遍规律”，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还特别为安东机器厂的工人题写“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嘉奖。16 纵观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浑话，我们即可看出毛泽东如何使用其“反动修辞”来诬蔑对立面的流氓无赖劲头。他在春天催放的百花才开到五月，现在却由着他恶语伤人，全都咒骂成毒草。

必须指出，共产党起初并没做出多少让民众看好的事情，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太不被民众看好，海内外华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转向打胜内战的共产党身上。共产党说他们解放了全中国，老百姓也就人云亦云，自以为获得了解放。等这“解放后”的日子过到1957年，中共的面目日渐显露，民主党派这班人才体味到党国体制下受人包养的窘境。因此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这壹方来看，与其说他们被引蛇出洞，中了毛的阳谋，倒不如说他们眼看着共产党食言自肥，忍不住要吐壹口怨气，发壹些书生议政的激切言词。1949年9月政协会议上制定的“共同纲领”言犹在耳，他们只是要求中共履行其中的承诺，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非份之举。真正被刺激得现出毒蛇原形的乃是毛泽东其人，以及中共从高层到基层的各级领导。毛共的赫然现形终于证实了殷海光当年对民主党派痛切的警告。17 与几年前镇压地主和反革命沿用的迫害方式基本相同，划定右派分子的指标也都按定额分发下去。按照通行的说法，约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随着反右运动進壹步扩大化，被转化成敌我矛盾的人员实际上远远超过原定的指标。18

真正的右派精英多已在大陆易帜之际逃到台湾和避居海外其他地区了，他们观微知渐，忧患预警，果断选择了去此危邦的上策。留在大陆当了右派分子的倒霉鬼其实多属偏于左倾的人物，特别是民主党派中某些领军人物和当年号称“進步”的作家学者，他们的右派遭遇多少都有些咎由自取的成分，可谓右罪多为左倾误，扑灯蛾投奔光明，反火葬了自己。共产党向国民党打民主牌时，他们追随共产党，积极充当激扬声势的外围，满以为共产党打了胜仗，他们理当分享民主的果实。追随到后来才发现，共产党分给他们的杯羹乃是党国体制下受包养的待遇，是壹种近乎“倡优所畜”的处境，不过拿他们做民主集中制的摆设，粉饰中共礼贤下士的形象而已。从毛泽东羞辱梁漱溟那壹大篇喋喋不休的言辞不难看出，对知识分子的多嘴，毛早就很不耐烦。从前不得志时，他对这类人仅怀羨憎交织的情意结，现在他身为党国主席，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已完全变脸，纯粹是睥睨贱视的态度了。19 士可杀，不可辱，梁漱溟若真有血性，宁死也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然而他并没走他父亲梁济那样自杀以明志的绝路，而是继续端上中共赏赐的饭碗，茍活到毛泽东死后。晚年他回首往事，不但不批毛，反而自我批评说，他对主席的“态度不好”云云，并特别为他“政协委员照当”的优待而对毛感恩戴德。20 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知识分子壹旦接受党国包养，不只失去争自由求民主的立身基础，進而连人格也暗遭阉割，再也独立不起来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意味着毛泽东冲击党内官僚集团的小动作意外受挫。但毛决不甘心他的失算，趁反右运动造成的政治强势，他更加强化阶级斗争的暴政。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大谈政治战线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问题，壹再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对“八大”文件上“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表示不满，又是把他压倒全场的雄辩讲得滔滔不绝，言谈间大有推翻“八大”决议之势。21 毛泽东政治家凌驾专门家的势头就这样又逐渐占了上风。他言谈中始终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任何违背他的人或事，均被他武断为资产阶级路线。接下来在次年壹月和三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特别是在成都会议上，他严厉批评刘、周诸人的“反冒進”政策，指责他们“右倾”。壹大批与会者曲意迎合毛的旨意，会场上壹时间形成毛天下的阵势。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意气风发，他以挂帅上阵的姿态东巡南下，乘坐江轮出三峡，下武汉，再经长沙，飞往广州，壹路上召见各省大员，反“冒進”的风头在他操控下越刮越猛，“大跃進”的浪潮随之步步高涨。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颂扬毛泽东思想的论调再度叫响，喧闹会场。毛几经周折，至此才把抓生产管经济的好戏抢到自己手中。刘、周等人在“八大”后刚着手進行的调整工作被迫中断，全党全国随后就由著毛泽东瞎带头胡闹了四年，结果闹出了饿殍遍野的“人祸”。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作了检讨，但事后又上下其翻云复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反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壹介独夫的妄想偏执狂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浩劫。

毛泽东曾指责“帝国主义和世界上壹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就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的所做所为来看，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才最合适不过。如今事过境迁后壹切都水落石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恰恰就是毛泽东终其壹生诡变多端，从不认输的胡闹逻辑。

六、建立毛天下：大乱求大治

毛泽东临终前回顾平生，自负他干了两件大事：壹是打败国民党，夺得政权；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仅就毛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的表述来看，即可见他对党内对手的敌意之深，以及党内路线斗争在其革命生涯中的意义之重大。对毛来说，国民党、日寇及美帝只是阶段性的敌人，壹旦打了胜仗，他宁可对国军降将和日本战犯施以优渥的待遇，以便在日后多方勾结，充分利用。而与党内争权的政敌斗起来，毛泽东却心狠手辣，不留余地，非斗到妳死我活的地步不可。他手中预制了壹顶反党的大帽子，谁反对他就等于反党，为清除党内妨碍他独掌大权的势力，哪怕搞垮了党组织，他也在所不惜。这样看来，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头号反党分子。他强化党组织，旨在约束党内的其他成员，而壹旦党组织强化到束缚了他的手脚，他立即就搞起清除障碍的反党活动。如上所述，毛在“八大”后借党外批评以整党内对手的举动便是壹则实例。只可惜搞到后来，得不偿失，整出那么多右派分子，无形中暴露了他们毛共集团的蛇蠍原形。

1957年毕竟去旧社会不远，不管怎么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总算是民国世代的过来人，不少人身上还都存养著未被新社会侵蚀净尽的民国底气。他们最初看好共产党，虽说左得幼稚，却还不失其纯真的爱国情怀和民主信念。毛泽东不但未能把他们操纵成自己反党的打手，反而迫于形势，只好回过头与党内同僚连手反击党外的批评。这壹教训自然更加强化了毛的阶级斗争意识。他此后继续打击知识分子，同时加强全民的阶级斗争教育，决意为实践他的不断革命论培养新生的战斗力量。这壹股新生力量以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群为主，特别是在校的青年学生。灌输在他们头脑里的旧社会壹团漆黑，对旧社会的唾弃，对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整个地浓缩成那壹代人所喝的政教“狼奶”。阶级仇恨壹方面斫丧了他们固有的人性，革命传统教育又从另壹方面赋予他们爱党和崇拜毛主席的狂热。他们被教育得越是缺乏人性，便越富有革命精神，两种成分的“狼奶”混合在壹起，最终哺育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和打闹先锋。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就是由这批新生力量组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工宣队、军管组，以及十年浩劫中形形色色为毛天下猛冲狠打的骨干。

除了这批可供运动的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胡闹到洪水滔天的地步，也与中共领导层自始至终对毛泽东缺乏制约，壹味屈从其旨意，甚至做出助纣为虐之举的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上自刘少奇，下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几乎所有受打击遭迫害的党政干部也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害人兼害己的活动。毛泽东的确“文革有罪”，应判为那场浩劫的首犯，但中共集团和革命群众也难辞其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均属毛的共犯。即使像刘少奇这样毛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也在其受害过程中犯过迫害他人的严重罪行。从学者宋永毅梳理出的史实中不难看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刘少奇（包括其他受迫害的当权派）与毛泽东既无原则性的分歧，也从没做出超出自保以外任何反叛性的抗拒。刘的悲剧在于他事先已被毛认定为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更在于他在意识形态上与毛同属壹丘之貉，因此他不可能有任何高超的辩词和壮举足以抗拒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结果只能在毛所玩的游戏圈套内力求幸免，玩到最后，也没能逃出劫数。诚如宋永毅所说，刘少奇的悲剧是“壹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壹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壹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22 陶铸、林彪等人的下场何尝不也如此！应该明确地看到，刘、邓司令部与毛的冲突只是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与毛天下个人独裁的冲突，是在官僚集团控制下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壹味搞阶级斗争胡捣乱的对立，但在压制民主自由和打击壹切党外异己力量方面，他们向来都行动壹致，狼狈为奸，每当给毛充当起打手，刘少奇从不比毛泽东手软。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巩固、提高”这类给“大跃進”灾难擦屁股的事务都丢给刘、周诸人去处理，他自己则带上随行人员乘坐毛专列四处巡游，筹划如何运用“反右运动”的遗产，对“走资派”来壹次全面打击。这个遗产就是被毛称之为“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23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壹致通过了毛泽东远在杭州遥控操作的“五•壹六通知”。 细读“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两段话，毛决意要打倒刘少奇的暗示已跃然纸上。24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刘居然没提任何异议，即随众赞同了毛对自己的判决。为转移讨伐的目标，刘竟不惜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嫁祸到他的老部下彭真身上。毛泽东远在天边看耍猴，身陷局中的刘少奇不知爱惜羽毛，还在最后的挣扎中耀武扬威，作恶多端。“五•壹六通知”正式公布后，正是经过毛泽东首肯，最早的两队工作组進驻《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刘少奇随后才向各学校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并亲自领导了揪斗“黑帮”，狠批“三家村”等壹系列代理毛泽东行凶的迫害活动。刘少奇上下齐打击，干部群众全挨整，直到毛返回北京，指责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接着在八月初发表他的第壹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跌入圈套的刘少奇才失去整人的大权，被排挤到靠边站的地位。明明是毛泽东自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却血口喷人到他要打倒的刘少奇及其他当权派头上。他们错就错在仍奉行毛泽东反右运动的旧策略，对批评党委的群众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打击。不幸毛泽东这壹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引出洞的“蛇”已暗中置换为刘少奇及其他当权派了。青年学生如今是奉旨造反，因此壹上阵就有恃无恐，比如聂元梓等人的北大第壹张大字报，就是经康生授意才贴出来的。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遣词造句上壹仍他早年煽动农运的语言暴力和延安整风时泼妇骂街的文风，为此后的大字报文体示范了粗俗恶劣的政治判决书表达方式，从此拉开了革命与反革命叠相变换的大混战。正如他在那壹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黑信中所言，他要把正在开展的运动搞成“壹场全国性的演习”，让“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5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尚未确定那场运动发展的具体步骤，为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他不惜拿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做壹场大演习的试验品。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纵容所有的参与者在大混战中为所欲为，各显招式，最后都失足落入毛所划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运动积怨知识分子，大跃進的人祸引起全民不满，他现在放纵群众造反各级党委，不只可达到打倒刘少奇黑线上壹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时也顺势把他自己应负的罪责都分散转移到走资派身上，还可让长期以来倍受压制的群众发泄怨愤，趁机报复了他们所憎恨的领导。

除了利用大字报制造大批判大揭发的声势，毛泽东还支持青年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鼓励他们冲出学校“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革命造反扩向全社会。语言暴力進而升级为行动暴力，湖南农运中的“痞子运动”和中央苏区打劫土豪的种种暴行如今多作为革命传统的样板被重演成从北京迅速遍及全国的红色恐怖。对红卫兵打砸抢的暴行，毛泽东不但不发令限制，还多次流露出纵容鼓励的言论。他曾说：“越凶越好，妳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运动初起，毛嫌“北京乱得不厉害”，不让公安部门干涉红卫兵的暴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于是迎合主席的旨意，公开对北京的警察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听说红卫兵的暴行导致很多人受辱后含冤自杀，毛泽东的反应竟如此冷血，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这么几个人……”26 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印发了壹份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参考数据，所列出的首都红卫兵战果即包括打死壹千七百多人和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等数字。这群狂热打砸抢的红卫兵多由读中学的革干革军子弟组成，他们壹身红军着装，并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互相标榜。他们的抢劫行为有中央支持，有居委会报信，有派出所带路，其有目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再次暴露了中共壹贯实行掠夺经济的惯匪本性。如果说毛带领解放军進城初期，因碍于那“進京赶考”的角色而没能放纵军队去干本来想干的惯匪营生，红卫兵现在的抄家暴行就是替革命行道，补偿他们父辈的缺憾了。就拿掠夺浮财来说，北京的红卫兵仅在“红八月”期间即从“黑五类”家庭中抄出“黄金10.3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全国红卫兵共没收了118.8万两（约65吨）黄金。” 正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他们翻版红军打家劫舍的手段，实践中共的革命传统，雄赳赳完成了“老子共匪儿暴徒”的接班事业。为嘉奖红卫兵的战果，周恩来宣布用没收的财物支付他们大串联的花费。27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其实革不出任何新东西，除了把不断出现的党内权斗顺延到党外，就是变换著方式扩大打击面，对尽可能榨取的民间资源進行野蛮的掠夺。

随着刘少奇及大小当权派被正式揪斗出来，抄家风暴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都算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第壹波红卫兵运动急剧没落，不少“联动”分子都在他们的“当权派”父母垮台后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关押，获释之后，壹个个累累若丧家之犬。進入1967年，以造反派为主的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从高校扩展到工厂，暴力逐渐升级为派性之间的武斗。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宴会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狂呼“祝全国全面内战”。文化革命从此演变成奉旨武斗的武化革命，派性分歧引发大大小小的枪战，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和大炮。老帅们群起抗争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造反派大揪“军内壹小撮”，致使各个军区的将领及相关机构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最终在武汉闹出了后果严重的“五•壹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过激行动受到军方强烈的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对他放纵的“大演习”稍作收敛。他搞这场运动，壹靠林彪及其军方稳住阵脚，二靠他老婆领军的中央文革四处点火，煽动造反派冲锋陷阵。现在造反派把火烧到了为毛充当“长城”的解放军身上，毛只有维护军方，问罪造反派了。随着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正式成立，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到了鸟尽弓藏的结局。革命小将转眼间衰变成耗尽热能的废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全都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紧接着在全国展开，打击的对象转向造反派和革委会内部。阶级斗争就是人肉绞肉机，不管妳是什么派，壹旦卷入其中，便都成了绞肉。周恩来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妳们要揪的坏人不仅仅是走资派，还有妳们队伍中的坏人。”毛泽东把这壹清除“坏人”的运动比为人体的排泄功能，壹大批曾揪斗走资派和参与武斗的积极分子都陆续被清查出打砸抢之类的罪行，随之就作为粪便排泄出革命队伍。他们遭到更加残酷的批斗、殴打、判刑，乃至处死，这期间受害致死的人数远远超过“红八月”的疯狂屠杀。28

延迟已久的中共“九大”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正式公布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他永远开除出党。在充当了大会的活靶子之后不久，刘即被丢弃到病床上凌迟死去。这种党内同志间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由来已久，壹直都在各种运动中反复发作，只不过進入文革 “大演习”，毛泽东突破旧例，改变了迫害方式。从前苏区肃反和延安整风不管斗得多么厉害，全都严格限制在党内，由保卫局的专职人员审讯处罚。这壹次毛却把整人大权交给群众专政，所谓的“黑帮”或“走资派”全都由红卫兵造反派任意揪斗。毛当然深知群众对这些共产党干部多有积恨宿怨，他于是壹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背过身不管，壹任群众拿那些人报复泄愤。

林彪现在上升为二号人物，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尽管这未必是林彪个人的意愿。“八大”中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写入新的党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很多“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还在审查监禁中，以林彪为首的军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为主的“文革派”大批补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毛泽东总算初步达成其毛天下取代党天下的目标。只可惜他从大乱中攫取的这个“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缝。江青率领的文痞班底与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势力不断出现摩擦，周恩来继续操劳其擦屁股的冗务，在两者的多次踫撞中起壹些微薄的润滑作用，劳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诊断出晚期癌症。

七、毛泽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随着军方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明显得势，壹贯把持军党大权的毛泽东逐渐敏感到枪指挥党的危机。长期泡病号的林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毛壹拉再拉，勉强卷入党内权斗的，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他其实谈不上有多大的个人野心。林引起毛反感的主要有两件事情。其壹是“九大”后林彪与周恩来壹致主张发展经济，发展国防，尽快结束文革。但毛泽东沈湎乱局，内斗得欲罢不休，还想把“斗批改”继续延长下去。谁倡言发展经济，谁就忤逆了他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刘、邓司令部，当初也谈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们的犯忌，不过是抓紧了毛抓不到手的经济工作。其二是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对毛来说，此事的要害并非究竟让谁当这个主席的问题，而是在废掉刘少奇之后，毛不打算再设国家主席。因此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谓“毛天下”，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他毛主席壹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那壹天起就只被作为共产党权力的壹个外部表现，连国家本身都是党权的影子，还有什么必要再设置国家主席！天上从来没有两个太阳，怎能容许党主席外另立个国家主席！
毛泽东说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壹句俗话”，他曾多次以此话嘲讽他所蔑视的反动派人物。林彪的“九•壹三”事件正是壹块砸到毛脚上的石头，该石头不容辩驳地证实，毛本人也属于他所嘲讽的蠢货。林彪机毁人亡这壹砸，差点要了毛的老命，他从此壹蹶不振，急剧衰老，大大折损了残存无几的阳寿。“林彪集团”的复亡固然削弱了枪凌驾党的势力，毛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声誉扫地，从党内到党外，越来越多的人对毛所主导的革命方向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读到中央文件中附录的〈五七壹工程纪要〉，其中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的言词每壹句都说得振聋发聩，说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可谓替他们说出了谁也不敢说的真话。毛泽东如此栽赃林彪，无异于自状其丑，简直是再次搬起壹块石头，交给千万人去砸他的臭脚。试读以下片段，不啻为金箍棒打出了毛泽东的白骨精原形。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壹股力量，打另壹股力量。
他是壹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壹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壹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毛天下的布局已经撕裂，毛泽东不得不回过头修补破绽。他着手笼络众老帅，开始复查干部，重新启用壹批靠边站的当权派，把他们所受的冤屈都归罪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为了把他必须否定的“左”与他自己的永远正确的左加以剥离，毛另创新的政治修辞，给林彪套上壹个“形左实右”的罪名。批林与批孔于是连在壹起，“极左”与“极右”发生了对接。林彪，这位曾经号称主席亲密战友的人物，现在却被描述成壹个“克己复礼”的孔老二信徒。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壹时间大谈儒法斗争，再加上冯友兰之流不惜自毁清名的学者撰文宣讲，领班合唱，在壹片口诛笔伐中玩疯了大批判的闹剧。
残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两年才修复，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身体欠佳，基本上缺席会议，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诸人出台做傀儡，主持了大会的议程。党章再次修改，凡是与林彪有关的章节全都删除干净。新壹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幅削减了军方代表，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大量补充進来。毛这壹次让他搬起的林石头砸得不轻，他蹩足蹒跚，不得不大大地后退几步。之所以召回这么多老人，壹因“抓革命，促生产”离不开那些干实事的专门家；二是考虑到权力平衡的问题，他得安排老干部牵制和辅佐王洪文之类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新生力量。毛在病榻上费尽心思，结果又陷入搬石砸脚的困境。他壹心要扶植的王洪文、江青壹伙，壹直都扶不起来，因而不得不启用让他很不放心的老帅旧部，于是他又在背后唆使江青找老帅旧部们的岔子，防止他们再向右转。先是“文革派”与周恩来不断闹分歧，接着他们又对邓小平重新主政的局面作种种干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毛也病入膏肓，剩下的时日很有限了。但毛仍担心出现修正主义，壹再要全党深入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小平复出后奋力進行他“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着手筹建重大的项目，但行進中壹直障碍重重。
八、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他平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因为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摆的阵势大煞风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胜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后来，毛泽东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临终前才有了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提起文革，他明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这第二件大事的最终结果，因而最担心在他死后，他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盘否定。所以他叫来暂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强调发动文革是他执政二十七年来最大的政绩。毛泽东即使不属于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谈不上对妻子儿女的未来命运有多么关心。作为父亲或丈夫，他在亲情上壹向比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摒绝家人，越是退入贴身女侍的温柔乡中。文革中捧出江清，是让她充当所向披靡的闯将（江自己交代：“我是毛主席的壹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把侄子毛远新召到身边参与政务，做他的联络员，是因为觉得身边再无可信赖的人供他驱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纵的棋子。他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毛天下构想其实并不同于帝王意识性质的世袭取向，他癡心妄想要传世的东西，只是他的路线和业绩，那怕让两派斗争得壹塌糊涂，只要他阴魂不散，尽可能久远地凭附到矛盾的对立与统壹之链条中，继续发挥魅惑天下人的作用。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对华国锋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壹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妳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毛与华国锋这次谈话是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之后。他虽然欣赏江青壹伙所向披靡的闯劲，但他也深知，这伙人能乱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后，他们难以独当壹面。他曾明确告诫江青：“我在我说了算，我不在老帅说了算。”召回邓小平这位“柔中寓刚”的人物，就是为了让邓的“钢铁公司”与文革派形成对立中的统壹之势，牵制住军方，好维持可能取得的平衡。30
因为邓在流放中壹再通过汪东兴向毛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并保证“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邓主管政务。但邓小平主政后却拒绝作肯定文革的决议，江清和毛远新又把天安门事件的主谋推到邓的头上，弄得毛眼中的邓小平壹时间成了纳吉式的人物。毛泽东再次废黜邓小平，但仍给邓留有出路，保留了邓的党籍。在没有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毛只有让他认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的华国锋代理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强接了他的班。华国锋无论是资历或才能都远不能与邓小平相比，他将来是否能顶住党内外非议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毛此刻就拿不准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其言却凶，让人联想到汉高祖为戚夫人楚歌时的徒唤奈何。
借着哀悼某壹党国亡灵来发泄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中共暴政下民众表达不满和营造集会唯壹可选择的方式。大家已经受够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折腾，周恩来毕竟是党国领导中分量很重人物，他的病逝正好给民众带来了“用死人压活人”的良机。围绕着广场上的追悼活动，悲愤的群众对江青壹伙的罪行進行公开的预审，这壹敲山震虎的行动明显敲响了毛泽东的丧钟。毛当时已奄奄壹息，在那个曾经山呼他万岁的广场上，民众正在以诗句中的“妖魔”、“豺狼”等字眼隐喻毛泽东及其帮凶，向中南海发去了清明时节的四面楚歌。他们哀悼周总理，实际上也是给毛主席提前送葬。毛听到毛远新对现场情况的汇报，立即签署镇压令，把民众的哀悼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明确指出，那“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31
汪东兴曾告诉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壹个人不能死，谁死了也无关大局，毛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32 但毛泽东如今死到临头，他已无法亲手解决他所制造的众多问题了。而李医生及其抢救小组也回天无力，只能干瞪眼送主席上路，去找他常提说要见的马克思。
正是：地下若逢马克思，恐遭导师抽教鞭。
九、拨乱反正：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分歧
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遗嘱实为天大的讽刺，人死了还没过五期，“妳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干出了壹举粉碎“四人帮”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闹腾了十年，主要目标是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闹来闹去，最后竟让人家揪到他老婆头上。华国锋并无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帮”，应该说是江青壹伙夺权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壹地步。好在有军方全力协作，并没“血雨腥风”动干戈，就干净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遗产”及其遗孀。军方两位最主要的同谋者壹个是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另壹个是中央警卫团总管汪东兴。据传，叶帅乃是毛临终时拉住手托孤的顾命大臣，汪曾信誓旦旦，跪在主席面前表示效忠。33 结果正是由这两位握有实权的军头伙同华国锋宫廷政变，把毛妻毛侄抓了个正著。这壹切真应了聂绀弩给毛所下的盖棺论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壹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34
更为可悲的是，他人死后不能入土为安，丧事不由家属做主，而是由他折腾了壹辈子的党组织反过来摆弄他的尸首，把那具僵尸做成“人肉毛像”，横陈在纪念堂里充当镇守红色江山的魇胜物。毛泽东生前壹直担忧他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毛即提及他的亲密战友“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唯恐他“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多次向张玉凤抱怨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35 然而身后是非谁管得……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党就会把毛泽东当做偶像和钟馗利用下去。
仗着他手中有“照过去（既定）方针办”那句最后的最高指示，华国锋依旧执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并把批邓的余波延续了壹段时日。在他此后主导中央工作的两年中，壹直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给自己撑腰壮威，还被加冕上“英明领袖”的称号，俨然摆出毛二世的架势。直到1978年12月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否决了华国锋壹伙“凡是派”的路线，此后的政局才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转机。
需要辨析的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人都反对“两个凡是”的说法，都发挥了清除“凡是派”的主导作用，但两个人的出发点却有很大的差别。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但并未彻底跳出“凡是”的窠臼。为了与“凡是派”划清界线而又不偏离毛泽东的路线，邓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壹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邓小平不敢离经叛道，只好用“完整准确”的说辞把 “凡是派”从毛泽东的路线上剥离出去。毛泽东当初批刘、邓，幸好没用整刘的手段整邓，他特别对邓手下留情，无形中也为中共的幸存留下壹条活路。邓不愧毛的“钢铁公司”之称，他从再次复出迈开第壹步直至咽气为止，都坚决压制民主自由，严守共产党的壹党专政，照旧拿毛泽东做共产党的钟馗。他所致力的“拨乱反正”只做到消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所造成的乱局，回归党天下的正统为止。全面检讨壹下邓的言谈举措及其政绩，实在说不出有多少真正属于思想解放的东西。
在“拨乱反正”方面，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本质区别在于，胡壹起步即首倡“思想解放”，力图把“四人帮”——实际上也包括毛泽东——颠倒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正是由胡在任职中央党校期间组织写作班子，开展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等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理论界才突现冲出思想牢笼的风气，把毛泽东思想的设限暂时搁置到壹边。胡進而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大胆提出“两个不管”的表态。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壹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当有人疑难他说：“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也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样平反。”他因此大发感慨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壹个是精神枷锁，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壹个是组织枷锁，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压得擡不起头，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壹个精神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進行自由竞争？”36 只需对比壹下胡与邓批评“凡是派”的众多言论，即不难看出，胡的“思想解放”已冲出党八股的思想牢笼，而邓却不放手毛的衣钵，始终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左右摇摆，跳着他半進半退的机会主义皮筋舞，慎重地修补让毛泽东捣乱坏了的党天下。
保守派以陈云等幸存的元老为核心，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理论党棍仗着众元老的支持，在党内外 “思想解放”的整个过程中处处制造障碍，四出充当打手，多次起到拉扯邓小平向左转的作用。改革派最先由胡耀邦领军，早在粉粹“四人帮”壹周年之日，胡即令《人民日报》刊发在他指导下写成的壹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呼吁中央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反响，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胡耀邦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推展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揭开了“凡是派”紧捂在文革酱缸上的盖子。
胡耀邦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大量任用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做艰难的甄别工作，对中共自夺取政权以来在各个时期和不同领域制造的冤假错案壹律進行快刀斩乱麻的清查，迅速给予平反，上自中共各级干部，下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包括资本家、宗教界、归国华侨及国民党投共人员，千百万含冤受害者在平反后重见天日，恢复工作，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后来的官方叙事却片面突出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功劳，在国人模糊影响的印象中，大都忽略了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以顺利進展，的确与邓小平这样的实权人物大力支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邓在某些方面插手干预，也使得平反工作的成绩打了很大的折扣。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社长胡绩伟回忆，胡耀邦在为五十五万右派平反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即来自当年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邓小平仍旧坚持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拒绝改变“反右派斗争运动”的定性，只承认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胡耀邦尽管绕开邓所设置的坎坎，摘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却没完成他本来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计划，更没能落实“壹切不实之词，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的主张。在中央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后，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的社论，但受胡乔木百般干扰，并经邓小平支持，题目后来竟被迫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对原文作了大量删改，结果把毛泽东的罪责全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胡绩伟因此指责邓小平“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广度和深度，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后遗症和禁区。”37
只平反个案而不追究元凶，不彻查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的制度性根源，那壹纸平反书只能恩赐给含冤受屈者壹种基于特殊政治需要而行使的政策性赦免，不过终止他们遭受已久的惩罚而已。但等到事过境迁，执政当局又有了新的政治需求，冤假错案还会再度发生，有些人甚至在平反后会再次获罪。38 多年之后，连胡耀邦本人都因反“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就胡耀邦在平反工作中表现的认真负责和宽厚正直来看，他人性中高于党性的成分固然值得特别肯定，但必须看到，胡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改革派当时积极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从“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个基点上出发的。他们的旧部同僚，亲友熟人，文革中被打倒了壹大片，要全面清除“凡是派”，自然亟需启用这壹大批被打倒的干部，把他们补充進来，来个大换班底的全面调整。平反干部在当时乃是特殊的政治人事需求，是拨乱反正的动力，自然属于第壹优先。至于右派等其他获得平反的含冤受屈者，不过跟着平反老干部沾光罢了。十年动乱，大学关门，拨乱反正的年代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党亟需召回被贬黜到乡野矿山的知识分子填补岗位空缺，因此才把他们壹五壹十地平反后纳入体制，重新包养下去，好让他们为“四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十、邓与胡走向决裂
邓小平与毛泽东壹样出尔反尔，诡变多端。需要民众支持他上台时，邓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那时候西单民主墙贴出大量抨击“凡是派”的大字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上台掌权，邓因此公开宣称“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说共产党“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39 邓上台之后，国内外形势突生变化，他发现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壹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翻脸甚至比反右时的毛泽东还快，立即下令取缔西单民主墙，逮捕法办了魏京生等壹大批异议分子。壹边平反旧的冤假错案，壹边又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就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的两手操作。幸存的众元老文革中都有过挨整遭罪的经历，他们深知“四大自由”的颠复作用，岂能容忍毛泽东留下的这壹遗产继续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政权稳定！1980年8月人大开会修宪，邓小平首先指令删除宪法中允许民众参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邓此后再不提民主，只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与幸存的众元老文革余悸犹存，怀有严重的被迫害偏执，他们畏惧乱憎恶乱，自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壹直都坚持执行“稳定压倒壹切”的政策，期间虽未再搞大型的群众运动，但小规模的整人运动从未间断。1983年，邓小平听凭胡乔木壹伙搞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从批判“人道主义”、“异化”等纯理论问题入手的运动很快就扩大到全面整顿社会秩序的“严打”。有些人仅因参加地下舞会，便以“流氓团伙”罪论处，不到壹年的“严打”，判处死刑者竟达两万四千人之多。
平反冤假错案突出了“四人帮”的罪恶，也为正式评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开启了通道。在邓小平的主使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壹再修改，直到修改得完全符合邓的旨意，才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壹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说这场运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把发动和领导该运动的责任归结到毛泽东头上，认为毛在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邓小平坚持要作补救性的说明，〈决议〉的结论强词夺理，似是而非，竟把毛的错误定性为“壹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且特别肯定毛“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尽管有不少与会者提出尖锐的非毛言论，邓小平仍力排众议，非要保住毛泽东的中共党父地位不可。
苏共当初之所以能够壹举推倒斯大林这个偶像，不只归功赫鲁晓夫敢做敢为，更为本质的因素是，苏共本来就有列宁做他们的党父，否定了斯大林，也无损于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历史及其执政的合法性。毛泽东固然该像斯大林那样被彻底否定，但否定了毛，中共的党父灵位即告空缺，他们的“伟光正”形象就失去脊梁骨的支撑。批毛即等于批共，毛若全错，邓小平以及与会的各级领导也就随之全错。邓可以强行树立起毛的列宁地位，却难以完全抹去毛身上浓厚的斯大林阴影，致使他所支撑的毛偶像半红半黑，挺而不坚，在整个的后毛时代败露出中共的权力阳痿症状。邓因此特别告诫与会者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壹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壹片藏污纳垢的苦心终于说服全党同志，抹平了会上的异议。因为对中共集团来说，党性毕竟高于人性，党格更高于人格。共产党员在讲求党性和党格的情况下是无需讲求人性和人格的，这乃是中共得以幸存的根基，也是他们能玩转其诡变多端的要妙之道。他们全都很明白，若真要以人品要求共产党人，党员的资格就很难保持下去。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专制国只需要恐怖，不需要共和国讲求的品德和君主国重视的荣誉。改革开放发展到如今，之所以出现无官不贪，全党腐败，乃至全民腐败的现象，其根源即在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并不彻底，在于他继续维持毛时代的是非颠倒，恪守既定的价值错位，把毛泽东这样的罪魁祸首仍高供在党父国父的牌位上。
暴力夺权必然导致壹党专政，壹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邓小平吃了毛泽东独裁的苦头，在复出执政初期，他也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评了诸如家长制、壹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决心要改革毛泽东留下的个人集权领导制度。但在两个“左王”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蛊惑下，邓的此类讲话最终都未能公开发表，仅流于内部的空谈。他自上台即牢控军党大权，壹直稳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交椅，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们自始至终在邓的威权下照章办事，胳膊扭不过大腿。中共高层内很少有胡耀邦这样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人物，但他在任总书记期间也无法正面抵制邓小平壹个人说了算的任何决定，只能尽力做些艰难迂回的调整工作，以免受邓的牵制，退回毛泽东的极左路线。
比如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对《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進行表决，陆定壹踊跃发言，要求删除《决议》中“反自由化”的壹段表述，邓小平当即对陆的提议严加批评，并扬言反对自由化要反二十年，会后更补充说，再加五十年，直反到下个世纪。会后不久，上海、合肥和北京等地相继发生学生集会游行的事件，邓小平和保守派元老主张坚决镇压，邓当时就发布命令说：“不惜流血，天安门广场来壹个抓壹个！”对于天安门广场上被捕的学生，胡耀邦则命令公安部全部释放，在做了他身为总书记所能做的最后壹件事情之后，他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辞职。结果邓给胡扣上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由邓在自己家中主持所谓的“生活会”，把胡批斗了整整七天，胡最终被迫下台。40 两年多之后，胡耀邦在郁闷中病逝，为他在关键时刻作出人性高于党性的抉择而付出了难以避免的代价。
十壹、双轨制、官倒和八九民运
中共集团从成长到壮大，每壹步都建立在剥夺人民的基础上：先是靠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而打胜了内战，继而靠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工商业者的资产建立起公有制体系，最终靠剥夺全民的各项权利维持其极权统治。只是到后来生产队养活不起农民，也贡献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中共集团，而工矿企业也养活不起吃大锅饭的职工时，政府才不得不允许各地生产队效法小岗村十八户人家冒险闯出的包产到户做法，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挽救农业，并放任他们转移多余的劳力创办乡镇企业，为此后的民企创业铺垫起通道；才勉强许可职工离开国营单位去自谋生路，搞个体经营，发挥他们要过上好日子的积极性；才不得不开放自己无力开拓的空间，让民营和外资企业插進来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为政府贡献高额的税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实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所谓“计划外市场价格”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早已自发产生，为民间的自由经营开通了渠道。改革的路子首先是在体制外的经济领域闯出来的，是在民间自力更生的实践活动打破禁区，开创出新天地之后，官方的政策才跟了上来，赞助体制内的权力去揩体制外改革效益的油。说来说去，都是因政府背不起经济的重担，为缓解前三十年折腾造成的窘境，权力垄断者才被迫向民众让出了壹部分市场的自由。这是毛泽东人亡政息后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邓小平顺水推舟，勇于与时俱進而已。把他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未免夸大了他的功劳。他的功劳在于顶住了陈云等 “鸟笼经济” 派的压力，坚决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解放生产力的主张，以不争论姓社姓资的模糊态度推行了给老百姓松绑的新经济政策。
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来说，这壹“進步”只能算是被迫的撤退，充其量退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所许诺的包容程度。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撤退有壹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即所有制的还原问题：国营企业如何转换成私营？原来从私人手中没收的房地产该以何种方式退还给原主？对中共集团来说，这壹还原的难度正如胡平所云，就好比要把鱼汤还原成鱼。如果把地主的土地都退还给地主，把原先的私营工商产业都归还各家业主，岂不等于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壹下退到了“解放前”的旧社会？这正是毛泽东担忧的资本主义复辟，也是陈云等保守派壹直抵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壹下子难以解决公有制如何转型为私有制的问题，邓小平被迫撤退的“進步”尺度仅限于渐進的社会转型步伐，他从起步即全力反对自由化，唯恐改革的進程走得太远，会走到“转型正义”那样恐怖的地步。只要共产党的壹党专政不倒，失败的公有制就很难还原回固有的私有制。土地虽包产到户，土地的所有权却仍悬置在集体名下。民营企业虽开办起来，国营企业仍是党国骄子，占据绝对压倒的优势。归根结底，不彻底改造公有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被公有制扭曲的价格不只难以合理纠正，反而会在坏的市场条件下被更加扭曲。
价格双轨制的设想本来是为了从计划经济稳步转入市场经济，而正式执行后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公有制的压倒优势为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方便。因为价格差异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当倒腾原材料的买卖要比平日用计划供应的原材料生产产品获利更多时，国营厂家便纷纷干起了倒卖原材料的商业炒作。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只需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便可轻而易举地发壹笔横财。这些靠出卖审批权发财的政府官员及其亲属，以及相关的办事人员因而被民众称为“官倒”。按照吴庸提供的资料，“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1500亿元以上，利差1138亿元以上，汇差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進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41 这就是党政军群体转业干起奸商行径，搜刮国民财富的第壹桶金。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理论，那多是他审时度势，在谈话中即兴流露的决策性表达。此类被传为警句的片言只语既缺乏明确的界定，也未必经得起认真的推敲。比如他最有影响的“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句话，就没说明到底是让哪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没有主语的“让”字伸缩性也就被放得很大，到底是谁让谁先富起来呢？结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全都让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物捷足先登，占据了“先富起来”的地盘。八九民运初起，学生反官倒的讨伐目标十分明显和具体，首当其冲的就是邓家老大邓朴方任董事长，高干子弟扎成堆的康华公司，还有因倒卖彩电而被风传全国的赵家诸公子。学生当时揪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对权力滥用，只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远未激進到反对中共壹党专政的地步。他们的行动表达的是社会公愤，反映了民众对物价飞涨的不满，因此得到包括普通党员和干部在内的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很快就从北京波及全国各个城市。
学生运动先是壹波波游行示威，后来发展到广场上绝食静坐，学校停课，各地学生大串联，文化精英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推行政治改革，其来势之汹涌澎湃，恍若文革再起。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本来就深染文革恐惧症，这场初起的运动首先让他们联想到打倒当权派的造反行动。早在4月25日，邓小平就在他家里向前去汇报情况的李鹏、杨尚昆等人严肃指出：“这不是壹般的学潮……这是壹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壹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42 对比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对李鹏那番态度温和的叮嘱——“尽量避免流血……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可以明显看出，正是邓小平上纲上线的定调措辞太强硬，才把以“反官倒”为主的游行逼到了绝食学生進占天安门广场那样的规模。针对学生占领广场的现状，邓小平的定调再次升级，据网传《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所记，邓觉得“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便对李鹏等人讲：“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壹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壹是要打倒共产党，壹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壹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可见，邓小平“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决心早已铁定，在“能歼灭者壹定歼灭之”的这壹杀戮取向上，邓始终都是紧跟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的确不愧毛的“钢铁公司”之称。
其次，铁腕镇压也是文革后幸存诸元老的共识，在他们眼中，占领广场的学生无异文革造反派在新时期的再现，他们文革中窝了满肚子仇恨报复的坏水，也正好到了疮破流脓的时刻。因此邓壹拍板，中顾委众元老均无异议。现在回过头去看，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们曾寄望老帅们出面缓颊的动议该是多么天真！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保守派众元老背后鼓动起来的，作为中共元老院的执行官，邓不得不为那恶毒的共谋承担罪责。
中共高层中像赵紫阳那样在造次颠沛中人性强过党性的个人毕竟十分稀少，他能够壹直抵制邓小平开枪镇压的决定，乃至被邓罢黜后既不后悔，也没写壹个字的检讨，已属难能可贵，值得称赞了。至于有些人发议论，遗憾赵错失了扮演叶利钦那样角色的机会，实属不切实际的臆想。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具备叶利钦登上坦克振臂壹呼时的那种条件，更何况赵紫阳本人既无叶氏的魄力，也毫无反党的念头。他始终受制于他那个给邓小平当总书记的弱势权限，他个人的思想境界也远未达到要终结中共壹党专政的高度。习近平讥笑苏共“更无壹个是男儿”，实际上中共的满朝文武才“更无壹个是男儿”呢！过去如此，至今依然。
十二、毛共的蜕变
邓小平调集解放军装甲部队长驱進京，坦克上街，人群中乱枪扫射，光天化日下屠杀和平抗议的平民，那壹股子凶残还真应了毛泽东临终前“血雨腥风”的预估。邓以他镇压群众运动的铁腕呼应了毛泽东运动群众的流氓，毛的捣乱与邓的戡乱看似完全对立，其残贼百姓的本性实则相辅相成。诚如余英时所说，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来判定，天安门屠杀都是“绝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43 说他们终于卸妆画皮，露出血盆大口的原形，丝毫都没有妖魔化他们的成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那是毛及其毛共人模人样，修炼成精的高峰景象。随后的壹系列运动闹得民不聊生，直闹到林彪坠机，清明节天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恩来，毛泽东人民大救星的假面始壹层层剥落，最终败露出他祸国殃民大灾星的真相。但即使毛共作孽害人到那步田地，国人对共产党的本质仍未完全认清，没能彻底看透。中共集团内毕竟还有周恩来那样深获公众好感的总理，紧接着又出了壹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众多的共罪便全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幸存的众元老在中共内部再次剥离出能够容身的人事空间，推演出可抚慰国人的新时期美好前景，邓小平正是在国人的这壹期望下顺应时势，复出上台。他厉行的“拨乱反正”在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毛时代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把执政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又倡言凝聚全民共识的致富许诺，壹时间竟营造出新时期特别令人兴奋的气象，以致学生在游行队伍中曾高举“小平您好”的标语。“六四”枪声完全打消了邓上台以来国人眼前重新浮现的美好希望，他壹手操控的军事镇压彻底暴露了中共集团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海外舆论泛起壹片讨伐中共罪恶的呼声，连中共党内个别良知未泯之士都奋起谴责，愤然退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宣布经济制裁，按照当时不少反共人士的乐观估计，中共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中共并没垮台，不但没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邓小平似乎壹直都在等待壹个拿学生运动开刀的机会，他在屠城后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就明确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壹定要来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壹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决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就是抓住了这个等待已久的杀机，邓肃清了党内的改革派，屠城后又狂捕参与“动乱”的人士及所谓“六四暴徒”，枪毙壹批，关押判刑壹批，通缉中逃往海外壹批，复巢之下几无完卵，恐怖肃杀笼罩全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从此雪封冰冻。完成镇压学运的大手笔之后，邓小平惊魂初定，退而“韬光养晦”两三年之久。他在垂下的竹帘后惊瞥到柏林墙拆除，苏联瓦解，东欧巨变，很为他主持的中共党天下躲过国际“大气候”促成的这壹劫而暗自叫好，深感惬意。
但邓小平并没因完成了削平右派的工程，从此便彻底“韬光养晦”下去，而是紧接着又“有所作为”的。他深知，“右可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九二南巡”途中所讲的话。那壹年年初，他视察深圳、珠海特区，返程中特别在上海过年，就是他指使朱镕基主导的“皇甫平”写作班子发表文章，向保守派打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招呼。按照流行的说法，邓的南巡意在排除陈云等保守派制造的障碍，扭转李鹏“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下滑，他壹路上的谈话经过媒体及时的报导，直接促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急起猛進，再次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南巡回京，由邓壹手筹划，召开了中共十四大。会议通过了不再设置中顾委的决议，迫使众元老退出政坛。原有的保守派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宋平——和“左王”邓力群全部落选，邓小平接着又迫使杨家将交出军权，最终由他壹手把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于壹身的江泽民扶上第三代核心领导的高位。“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写入党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遂交给江泽民全面宣讲，全权推行，后来更由邓所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继续推行下去。邓小平从此垂帘静观，全身而退，他把毛泽东那些胡闹的“遗产”偷梁换柱，整个掏空，大踏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晚死者有条件修正早死者的后发优势：“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了。
流行的说法也许夸大了邓小平南巡的功劳。也有明眼人透过那新闻所报导的表面现象壹瞥到事情深处的黑洞，评论家胡平有壹篇文章就点出了问题的要害。44 左派与右派这组用语及其间的划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语境中向来都泾渭分明，名实相符。但壹经苏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语境，多少年口水仗斗下来，已搅浑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幸存的众元老保守派固然左，但進入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左与毛泽东原教旨意义上的“左”已有很大的不同。那种“左”的原汁原味恐怕只有在被赶出政治局，发配回原产地大寨的陈永贵和秦城关押多年后释放出来的姚文元等没落左派遗老身上还顽固残存，包括“乌有之乡”那群人在内，他们均属壹小撮脑残左派。保守派众元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壹直享有优渥的特权，他们的“左”只是左在为维护其既有特权而坚守壹党专政的那个基本点上。壹旦涉及到他们右手中紧攥的个人特权和家族利益，元老们就未必来真个的“左”了。邓小平本人尤其如此。如上所述，学生反官倒首先点名邓、赵两家的儿子，赵紫阳因而及时致信中央，表示可首先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要求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后来在他的《改革历程》录音访谈中更特别指责邓小平，说“邓的改革有底线，壹是不能触动老壹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赵这些话绝非私下抹黑邓小平之辞，据时任总书记秘书的鲍彤回忆，学运发生前，邓家女儿曾找上门要求他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的动议，鲍当即壹口回绝。邓女壹气之下，给鲍丢了句 “老娘不高兴”的粗话，便扬长而去。两相对比，赵的“右”显然右得很开放，邓的“左”却左得够虚伪。
胡平文中更指出，“六四”后国务院下文“治理整顿”，罗列了七条问题，第壹条就牵涉到邓家儿子康华公司的猫腻。邓小平南巡力促改革开放大步前進，与其说是冲着保守派众元老，打击他们的“左”，不如说是拉他们下水，促使他们拐个弯向右转。胡平因此认为，邓小平南巡之际，“当局对腐败的态度经历了壹个变化的过程：起初还想有所约束，随后便发现大可不必，到后来干脆大开绿灯。在这壹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他们总是把维护他们的专制权力置于首位。” 陈云就曾扬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陈云向邓小平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他提出壹个家庭至少出壹个人，出壹个人的意思就是掌握大权。尽管邓小平在六四学运敏感时期曾高调表示，要让高干子弟退出权力圈子，但屠城后坦克扫平了障碍，他无需再有所顾忌，于是就顺水推舟，默许了陈云的提议。邓小平的路线壹向都是左右兼顾，左体右用，现在他索性放手撒把，壹任陈云等元老及其家属左右通吃了。
另据新浪网《“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壹文所传，正是针对此微妙的新变局势，邓小平在壹次非公开的讲话中就问题的症结向众同僚曾作出点穴开窍的指示。他告诉衮衮诸公：“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壹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45 对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在放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与其让民间的私人资本壮大到挑战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地步，还不如让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代表党下海经商，通过把国产转为党产的程序，化公为私，实现所有制的辩证性蜕变。邓的意思显然是，让他们的子弟左手抓政权，右手抓财权，才更有利于保住红色江山。按照邓小平内部讲话的精神，高干家庭于是实行起让这个子女从政，让那个子女经商的“壹家两制”，李鹏家和习仲勋家就是这种政左经右安排的典型结构。胡平还特别提到，另有位学者陈奎德观微知渐，他指出，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陈即在读到壹篇号称“太子党纲领”的长文后看出其中的奥妙，并撰文对该纲领作出以下概述：“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壹些基本的设计，其本质是：
壹、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二、以邓右专制主义取代毛左极权主义。
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
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读了这六点宏观的概括，再回顾这二十多年来中共党天下发生的变异，我们自不难领会邓小平告诫党内要“特别防止左”的用意，也会更加清楚地看出，邓到底要让哪壹部份人先富起来。
中共集团的专制本质固然未变，但其寄生的方式和幸存形态却已发生划时代的诡变，恍若毛毛虫破蛹而出，壹展翅蜕变成斑斓的蝴蝶。那蝴蝶并未因其华丽的转身而自我升华，它采花啜蜜，翩翩飞舞，为的是产下更多的虫卵，好繁殖出壹代代绝不進化的毛虫。左毛虫与右蝴蝶就这样官商孪生，裙带繁衍，形成了今日腐败难除的权贵资本主义。
正是：左变右时右亦左，私归公后公转私。

十三、荒谬的历史轮回



邓小平的“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也体现在他所安排的总书记与总理的分工合作上：总书记抓政治决策，总理主管经济改革，两者互相配合，产生微妙的制衡作用。江泽民对邓的旨意心领神会，十四大之后，江曾就他的总书记职责明确表态，说他今后的工作“主要是掌握好军队和思想领域，壹手抓枪杆子，壹手抓笔杆子。”46 邓小平处理六四学运最遭诟病的就是调集解放军荷枪实弹镇压平民，把负担国防任务，抗击外敌的武装力量滥用在平息内部骚乱上。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多依赖群众专政，土改靠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反右运动发动积极分子批斗右派，文革时纵容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当权派，横扫壹切牛鬼蛇神。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基本上已失去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八九民运期间，整个地形成了全民与政府对立的局势，旧有的公安系统已不足以应付广场上官民对峙的阵势。邓小平与元老派情急之下，不得不选择动用解放军的下策。



正是有鉴于此，江泽民提出“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壹支重要力量”，赋予庞大的武警部队以安内的职能，如有关条例所规定，武警可执行“参加处理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等任务。执行维稳任务的警察机器引入了与国际接轨的建制，如配备橡皮子弹、催泪瓦斯等武器，他们被改装得更专业、更有效率，在施暴上更有训练和现代化，像消防队救火壹样专门去扑灭四处抗议的怒火，其中性的执法操作不只显得“师出有名”，而且表现出壹副社会進步的架势。



后邓时代的专政机器更加完备，其暴力也更加升级。武警之外，另有城管执法，主管城市市容。此类人员因执掌收费、罚款的大权，经常欺压出售农产品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下岗工人。他们执法粗暴，动辄砸摊子，无理没收商贩的商品，乃至殴打无辜小民。城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其执法劣行民愤极大，常引起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暴力事件。此外，公安机关还特别组织起壹批叫做“国保”的秘密警察，由他们专门对付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和异议分子。他们有目的地监视跟踪维权者或持异议者，经常非法审问或绑架上了他们黑名单的人士，造成不少人被“被失踪”、乃至“被自杀”的事故。比较而言，在毛泽东时代全面封闭的社会中，因有户籍、粮油关系和单位的限制，对人的控制基本上靠群众中的互相监视。而在后毛邓时代改革开放的社会中，信息流通，人群的迁徒居住已较少受到政府的管制，再加上官民对立的情势日益严重，对人的控制就只有依靠执行暴力的专职人员了。



要配合江泽民这样精明务实的总书记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继续让李鹏做总理就明显有不称其职之嫌。李乃烈士遗孤，固然属于陈云所谓接班最可靠的子弟，但却是公认的蠢才壹个。镇压学生运动，他干得的确尽职，但要急速扭转六四后严重下滑的经济，他的保守加平庸就远不能胜任了。因此邓小平急召朱镕基進京负责国务院工作，全权委托朱行使其“经济沙皇”的职能。江总书记那时候专心推行邓小平理论，号召全党学习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经济执行层面的问题，就放手交给朱总理施展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朱镕基也是那类曾经因左倾爱国而被冤屈成右派分子的人物，他摘帽后仍对党忠诚不渝，曲啸壹般无怨无憎，从普通的科室干部壹直做到国务院总理的职位。他推行的各项改革实出于形势所迫，多属于补救性质的应急措施，因此施行后虽收到迅速解除眼前危机的效果，却留下了不少剜肉补疮的后遗症。



六四屠城后，中共政府受到欧美各国的经济制裁，对外贸易十分萧条，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朱镕基创立分税新制。壹是在国税之外另立地税，二是将已往的分配打了个颠倒，强令地方政府把75% 的税收上缴中央，将有限的资源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仅将余下的25% 留给地方。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他同时严控信贷，并将大量的国企卖掉，从1994年元旦开始，正式宣布取消官倒们利用信贷资源和国企地位牟取私利的双轨制，全面实施单壹的市场价格。经过宏观调控，实现了官方引以为豪的“经济软着陆”。中国经济壹跃而起，走出了九十年代的困境，大踏步跨入二十壹世纪。



纵观全局，可以明显看出，朱镕基的改革措施，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主导权为目标，把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力纳入体制内的改革，改革的主导权由地方上交中央，由民间收归政府，很多改革方案都是从减轻政府负担的目标出发，放任由特权操纵的市场之手趋利避害，把政府处理不了的麻烦都嫁祸到弱势群体身上。比如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政策，对石油、钢铁、金融、通讯、能源等属于央企的行业，仍保持国有，紧抓不放，强化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实力。而对纺织、轻工等不景气的中小企业则作为包袱全部甩掉，廉价卖给本企业原有的主管人员。“国营”蜕变成“国企”，全民所有制的财产转变成共产党的私产，工厂企业的党委书记摇身壹变为经理、老板，三千多万国企员工廉价买断工龄后被迫下岗，让他们为“改革阵痛”付出被党国体制遗弃的代价。



总的来说，朱镕基此类强力推行的行政手段都是为毛时代留下的弊政擦屁股，擦屁股式的改革每壹步都难免擦出新的麻烦。不可否认，只有全面打破国企职工的铁饭碗，才能迅速开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中共当局并没为此举做周全的善后工作。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当时对社保欠账的数目分别進行估算，二者壹致认为此欠账数目约二万亿元。因此壹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政府应划拨近二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但此议最终遭到国务院否决。



此外，朱镕基打破铁饭碗的政策执行得并不彻底，他并没有乘势打破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的铁饭碗，而此后的胡温政府不只没進壹步做这方面的努力，反而大举招考公务员，致使行政机构的冗员不减反增，甚至有大量的科室干部尸居素餐，直到习近平执政后着手整顿不正之风，才陆续清理出不少吃空饷的名额。端着铁饭碗的公职人员结成利益集团，操纵国家政策，大肆祸害百姓，全都是朱镕基及其继任者没能把打破铁饭碗的政策执行到底的后果。邓小平壹再强调“稳定压倒壹切”，他死后历届政府壹直坚持维稳，他们所维的这个“稳”就是要稳保利益集团的权势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照旧被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讽刺的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早已落入国家弃儿的境地，而代表他们的共产党官员却壹个个都蜕变成骑在百姓头上拉屎撒尿的老爷。



分税制对农民的剥夺更甚于国企改革对工人的坑害。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为完成中央强加的指标，地方政府只有巧立名目，对全体农户施行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苛政，农民的税费负担逐年加重，至2000年 ，农民税费总额由958 亿元上升到1359 亿元，增长了41.9% 。再加上种田成本逐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低迷，土地承包制早已失去实施初期让农民尝到的甜头。正是在农村地区的改革陷入瓶颈，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的情况下，壹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流着泪向朱总理写信呼吁：“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文章见报后人读人哭，他的书传到哪儿读者就哭到哪儿，围绕着李昌平的信和书，报刊和网站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三农”问题讨论。然而朱总理那时候正忙于挽救中央的财政亏空和处理国企改革问题，他不相信眼泪，他所维护的官方和市场都不相信眼泪，为了稳住城里的粮价，他还要继续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为朱总理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损失了16000亿元以上的收入。直到2006年温家寳任总理期间，中共政府才废除“三乱”，并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自古以来“纳皇粮”的历史。



这与其说是中共政府体谅农民的苦处，开始对百姓实施仁政，不如说从农民手中征收的那壹点农业税对财力雄厚的中央政府已变得可有可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需求量猛增，地方政府早已看不上来自税费的收入，新的榨取和剥夺转向了“土地财政”。中共施行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村社农户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所有权完全控制在乡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手里。土地承包制实施三十多年来，土地私有的动议之所以壹再遭到中央的否决，就是因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看中了这最后壹笔可掠夺的财富。進入九十年代，房地产市场日益兴旺，土地才作为财富進入货币系统。政府利用公权力从农民手中强行征地，仅付给数量有限的征地补偿费，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高过补偿费数十倍、乃至成百倍的暴利。据四年前的壹项统计，国家在二十年来向农民征用土地约壹亿亩，总共从农民手里剥夺的土地资产达两万亿元以上。这些钱不只充实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中饱了各级经手官员的私囊。地价、房价越高，政府及官员相应地获利也就越多。



在利益驱动之下，中央壹直纵容地方滥用职权，贪得无厌地征用农田，暴力征地因而呈愈演愈烈之势。马克思曾说过：当商人有300% 的利润时，他就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现在政府花几十万征到的土地转手可卖到几千万，为谋取这样的暴利，各级官员就不惜动用公权力，干出与当年红军打土豪筹款项和贫下中农斗地主同样伤天害理的暴行。政府官员总是为开发商撑腰，对受害民众的诉求多不予理采，有时甚至由乡长、县长或市长亲自出马，指挥雇来的黑恶势力毁农田拆民房，大打出手。跟在他们身后压阵的还有法院、城管、公安等部门的官员，由行政、司法多位壹体组成抢劫团伙，光天化日下拘捕、殴打，乃至杀害抗议征地，阻止拆迁的民众，血腥分食掠夺到手的土地大蛋糕。2013年3月，湖北巴东县壹位维权村妇在强征现场竟被水泥罐车故意撞死，轧成了肉饼。据壹项报告不完全的统计，仅此壹年内，拆迁征地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案例就达十六起之多。47



可供征用的城郊农田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多盖楼，多卖钱，提高GDP数字以博取升官的政绩，各地官员勾结开发商掀起疯狂的拆迁运动。他们该拆的拆，不该拆的也拆，拆光了大城市、小城镇可拆的房屋，最后把拆迁的算盘打到农民仅有的宅基地上。民众多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意识出发，老是说中央的政策原来不错，都叫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其实，地方上的各类恶法和暴行根子大都出在中央，中央始终都是罪恶之源。为配合大规模城市化的拆迁行动，国土资源部专门发文罗列条规，该文件特别有壹条文曰：“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细读这句十分费解的条文，才读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原来中央向地方放话：倘若某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相应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文件壹发下去，立即为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巧取豪夺之举开了绿灯。各地官员于是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宅基地，把他们集中营似的赶進楼房居住点住家。这情形正如辛子陵专文报导所说：“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卖地生财的新途径。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壹场新的圈地运动。据测算，山东诸城壹个县由此增加的建设用地，让政府每年能有两三亿元的收入。……无数村庄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全中国农村壹窝蜂乱搞起“灭村运动”。48 土地财政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源，官商的勾结贪婪到刮地皮的程度，致使地价高涨不止，房价居高不下，给国计民生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扰。



中共自打上井冈山开始，即靠剥夺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发展壮大，剥夺到今日，连农民仅有的宅基地都不放过手。大量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因此流入城市打工，干上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旧有的价格双轨制虽已废除，但由于劳动力、资本、土地、国有企业产权等基本的生产要素仍受到党国体制强有力的控制，变相的双轨制仍对持农村户口的人群造成极大的伤害，突现了城乡分割户籍制的社会不公。农民工与国家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连各类事故的死亡伤残赔偿都是同命不同价。更不要说大量的农民工被拖欠薪资，无处说理，甚至在索讨欠薪时遭到殴打，被打伤打残，乃至打死……



分配与待遇极其不公的现象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级官员、大小公务员以及大型国企职工均享有高补贴、高福利，形成中国特有的“福利腐败”。逐年增长的“三公消费”已成为民愤极大的社会公害，致使行政管理费在国家的财政总支出中占25% 以上。中共的武装夺权和壹党专政创造了荒谬的历史轮回：他们高举消灭社会不公的义旗夺得天下，为保住红色江山，又以极权控制的等级制制造了更加恶劣的社会不公。



十四、掘起進行曲



六四屠城后，欧美各国政府面对选民的人权义愤，不得不对北京采取最低限度的经济制裁，以示其应有的抗议和惩罚。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路子壹时间稍受梗阻。就在美国政要及其智库人士争论对中共政府是孤立起来还是与之打交道期间，我们精明的海外同胞早已作为港商和台商捷足先登，纷纷投资起大陆市场。欧美跨国公司怎肯让道德底线羁绊其投资抢滩的脚步，各国政要遂配合攸关本国利益的全球化生意经，开始用“人权对话”撩拨急于拉拢关系的中共政府，藉以缓冲与杀人政权打交道的舆论责难。与时俱進的中南海欣然接招，在1991年发表的白皮书中，竟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壹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而且就人权问题壹再向外界卖功讨好，自诩能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就算是为这个世界立了人权大功。因此像生存权和发展权之类的特殊国情，就都由中方顺手拉入人权的大框架，以糊弄搪塞外界的舆论，而对争取人权的基本点——公民的生命财产权和言论自由，从起步即闭口不提，大打了折扣。至于暗中委托安保公司承办“黑监狱”关押上访维权者，纵容开发商雇打手暴力拆迁，血腥征地，红二代把持国营企业主管，瓜分公有财产，维稳费用超过国防支出，坐视藏人自焚，阻止维吾尔人出疆，所有这类以新方式继续草棺人命和疯狂掠夺的反人权行径，均被划入不许外国人干涉的内政，至今仍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辩护下大行其道。



中共政府壹方面坚持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壹方面推行向外开放的优惠政策，热心招纳投资商来大陆分享经济改革的丰厚杯羹，从而大踏步汇入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经过十五年讨价还价的“复关”谈判， 2001年12月，在朱镕基精心主导下，中国终于“入世”成功，从此跻身WTO成员国之列。惯于寄生的中共势力在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找到了最佳的寄主，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开发公司随之大举涌入中国。加入了WTO，不只可大量引進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扩大出口量，而且也有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设厂办企业，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入世”后的中国经济恍若衰弱的病体服了强壮剂，其飞速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五年之间，外贸总额即增长了三倍。特别是進出口顺差爆炸式飙升，外汇储备总额连年剧增，其飞速的增长额几达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中国造廉价商品遍布世界各国商场，壹时间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不可否认，“入世”的成果十分丰厚。首先，中国跃居全球第壹大出口国，近年来GDP排名全球第二，中国的现代化進程由此進入全新局面。城镇化亦随之迅猛发展，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城镇化率至2013年已达42.2%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突破小农经济的瓶颈，不断涌入城市，成为新增的就业人口。其此，“入世”承诺也促進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壹系列规范市场管理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不少论者更十分乐观地估计，全球化将会推动中国融入普世价值和接受国际规则，只要中共现在能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就有可能接受法治和宪政民主。总的来说，按照此类壹厢情愿的设想，中国壹旦步入全球化轨道，中共政权就会循序渐進，直奔自我改良的锦绣前程。



针对此类有关“入世”成果的正面论述，秦晖早在多年前就撰文提出质疑，他着眼中国与全球双向影响的动态变化，向读者诉说了另壹种并不乐观的“全球中国化”反动趋势。针对中国“入世”以来的社会现实，他列举事例，详陈统计数字，对全球资本涌入中国造成的负面效果作出了中肯的描述。49 秦晖壹再强调的壹个事实是，中国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非人权的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中共寄生全球化的诡变進程实际上已侵蚀到全球化的正面价值，诱发和纵容了跨国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贪婪性格。就中国“入世”以后的情况来看，充分吸纳外来资本，大量引入先進技术，实际上并无助于政府兑现“共同致富”的改革许诺，反而使本土的低成本劳工和国家垄断土地资源的强权更具有对外竞争的优势。这壹优势不只强化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型奴役制度，而且以其独特的“中国模式”造成全球范围的不良影响。正如秦晖所预料：“这种体制下掘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若按这壹趋势发展下去，西方不但难以和平演变中国，反而会遭到中共的“和平演变”。中国政府不许工人成立独立工会，再加上劳力过剩，進入外资工厂的劳工就只能对低工资、低福利和严苛的管理制度逆来顺受，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的地方官员得到外商的好处，他们不只支持暴力强征商用土地，而且坐视那些贡献高额利税的厂家污染本地环境。由此即不难理解，当初“入世”谈判时，美国政府要求加入“保护环境和保护劳工”的条款，中国政府何以会拒不接受了。“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毛左分子把改革开放的壹切坏事都归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现在可以看出，其实是中共官员的唯利是图和短期行为断送了自己国家的生态前途。“全球的中国化”效应使“入世”后的中国壹跃而成为“资本吸纳机器”和“商品输出机器”，“中国的‘竞争力’ 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正是看中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纷纷从高人权、高福利的本土撤出，大举迁厂到中国大陆。中国模式的掘起实际上已在全世界促成向低自由和低福利发展的方向，昔日的“华盛顿共识”如今被认为过时，新兴的“北京共识”反赢得西方某些左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历史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拆除而宣告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近著中列举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其中有壹项就是“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模式”的悍然掘起，中共政权快步走出“六四”后的人权困境，再壹次登上诡变成精的峰巅，壹系列壮举辉耀出胡温执政期间的很多亮点。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中国在金牌榜上名列第壹。200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登场，通过电视频道，向全球观众传播当朝党国的盛世图景，其划时代的壮观场面足以与1949年的开国大典前后呼应，遥相辉映，连美国媒体都不由得发出“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移开目光”的惊叹。紧接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人潮涌动中开幕，招徕各国贵宾和全球游客蜂拥参观，再次炫示了中国新世纪奔小康的盛况。从海峡那边望去，唐山风物，可谓咸鱼翻身，台湾的政要、名流和富豪也都被“磁吸”得前往朝拜，相继走访……



凭借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雄厚的资金，掘起的中国现在转守为攻，开始拿欧美的投枪反刺过去，叫板起美国的人权纪录。中共对港台施加的制约和利诱更属凶险莫测：在香港是大举渗透，多方侵蚀和限制港人的言论自由；在台湾是拉拢分化，麻痹和削弱台湾朝野的主权意识。近年来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国，中共控制的媒体以各种语言播放中国华丽转身的俗艳图景。中共财团更对海外华文媒体大量投资，重施毛泽东“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故伎。意识形态的乔装，文化绥靖的话语，均在潜移默化中大规模洗脑海外华人受众，其封口襟声的效力已危及欧美院校的言论自由，其大肆并购的收买操作在台湾书报业正露出狰狞的头角。随着两岸的生意越来越热络，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执政当局和在野群体对人权的关注难免被中共侈谈的“双赢”所收买，尤其为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向往的民族复兴愿景所误导。中国的掘起，西方各国感受到的威胁其实虚多于实，尚很飘渺，只有对仅隔海峡的台湾，那威胁才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的。台湾当局要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壹步步趟入“九二共识”的深水，到头来恐怕只会是中共的单赢。



十五、新常态和新转型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促進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壹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由于中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取得的所有成就都连带有负面效果，其中为害最大的要数对环境的全面破坏。工业排放及废弃物从江河湖海污染到地下水，污染到土地和空气，直到城市的饮用水出现问题，北京城笼罩雾霾，黄浦江上漂满死猪，癌症村的存在被披露于世，这才真正引起政府的警觉，才发现壹味追求GDP高增长所付出的自毁性代价。尽管如此，贪婪的开发商仍在伙同地方政府四处建立危害环境的工厂，全国各地因此而引起的暴力抗议事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广东茂名政府强行引入PX项目征地建厂，便引起当地民众上万人强烈抗议，官方出动上千名武警粗暴镇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如今的环保维权已导致农村弱势群体与政府及厂家严重对抗，近年来各类维权抗议事件从十几年前的每年六千起增加到二十万起，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冲突更加凶猛，成为当局最头痛的维稳问题。中国对石油、木材、矿产的大量需求，包括富裕阶层嗜食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陋习消费，更把资源的贪婪索求扩大到境外，巨量的進口贸易还严重危及世界上起他国家的自然生态。



壹个长期贫穷的大国，突然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相当可观的富裕阶层，他们的奢侈消费已引起国外环保人士的恐惧和愤慨。在壹位美国记者叙述中国掘起如何威胁全世界自然生态的新书中，消费急剧增长的中国被描绘为可怕的“饕餮巨龙”（devouring dragon）。50 中国的掘起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新型的“大跃進”规模，其盲目性和破坏性已在国内外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抵制。江朱执政期只顾经济增长，毫无顾忌地耗费自然资源，及至胡温上台，可耗费的资源日益减少，而污染破坏则已严重到国人能否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息繁衍的地步。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至此达到极限，再难以继续增长了。



另壹个恶果是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贫富两极分化。当初邓小平放开管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公开讲话中也曾流露出将来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担忧。51 邓的远虑不幸而言中，如今中国名列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列。据北京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家庭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其中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30％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有全国1％的财产。” 之所以发展到今日改革共识完全破裂的地步，正是邓小平左右兼顾的国家机会主义政策放任利益集团左右通吃造成的。对这种完全由中共政府调控的左右摇摆政策，秦晖称之为“尺蠖效应”，他在上述的那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就像那壹放壹缩却只朝着壹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壹“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壹“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壹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壹讲“大政府”官员就 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这种政府带动利益集团壹个萝卜两头切的实例充斥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受限制和被剥夺的总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民众。泛滥的双轨制为双层制铺路开道，江朱的国企改革仅起到遏制中小官倒的作用，初步为民营工商开拓生存空间，算是促進了壹时的“国退民進”。但由于被保留下来的各大型国企垄断行业仍受到优惠呵护，致使资源过度集中到高层手中。例如套用西方“目标管理”（MBO）的经理人持股方式，放任在国企任职的红二代及高层官僚合法持有大量国企股份，这种“国有股白送”的改革凭空制造了壹大批红色资本家阶层。再如退休高干及其子弟凭借他们的身份地位，纷纷被投资公司请去担任董事，不费吹灰之力，便分到融资所得的丰厚股份。这类放纵壹部分人暴富的现象发展到胡温执政后期，权贵资本实力猛增，民企的活力受到压抑，利益集团便乘此“国進民退”的逆流大势壹拥而上，各据要津，形成了今日尾大不掉的权贵资本主义。



中共政府为什么绝不放手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并视此为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呢？这不仅仅是壹个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意识形态问题，其着眼点首先出于当权者十分自私的利益分配。保持原有建制的存在，目的在于方便人事安排，即保证掌握政权的家族能让其成员同时也执掌财政大权。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大搞演出出版活动，整个的花费，据说就是靠他从陈元掌门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数百亿元来维持的。没有陈云他儿子的财政支持，薄熙来问鼎政治局常委的运作就根本无法启动。正因权贵资本寄生国有经济，运作假公济私的事务，所以经济体制壹直难以实现结构性的改革，改革到今天，充其量只改革到国家干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式市场经济。政府通过强化国企的垄断地位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不允许体制外建立任何反垄断的机制。党天下如今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实际上已变成红色家族和国有资产壹体化的专制政体，国家无复国统，党官和党员也都谈不上有什么党格了。



2012年，就在习近平接掌胡锦涛大权之际，彭博社发文揭露八大家族关系网掌控国有资产的惊人现状，同时也公布了习近平家族拥有的巨额资产，《纽约时报》则专文爆料温家寳家族敛财二十多亿。52 丑闻壹出，媒体网络大量转载，立即引起举国哗然的强烈反应。资源高度集中，必然引发高层间争夺资源。在整个胡温执政期间，利益版图基本划定，国内的所有产业类别多已由某个说得出姓名的高层权贵据为己有。他们的利益纠纷错综复杂，各派势力均在政治局常委壹级挂靠到可供荫庇的政治同盟。只要是国有机构，从高层到基层，都有裙带朋党占据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势达到每揪出壹个腐败分子，就会拉扯出腐败链上壹连串同案的共犯。余英时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的壹次访谈中说得很明确：“贪腐是中共生存的必要条件。今天不再靠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号召党员，而是依靠壹种共同的利益。有了这种利益，有了权利，就可以得到壹切，可以为所欲为。美国壹名评论家指出：中国的贪腐问题，就是壹种胶，将党内人士粘结在壹起。反贪是为了做样子，实际上是通过反贪，将政治上的敌人整掉。但是，在社会秩序到了壹种不能再维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制将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中共内部的救党派最担忧的“亡国亡党”危机，也是党国政治走向衰败的明显标志。



在此危局逼人的情况下，习近平被扶正为新壹届领导班子的核心，接了胡温交手的混乱摊子。改革红利已瓜分殆尽，留下的多是增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麻烦和利益集团过分剥夺造成的恶果。多年以来，民营企业以远低于国营企业的资产创造出比国企更高的利润，同时也容纳了远多于国企的就业人员。假使民企能在获得政府更多支持和优惠的情况下進壹步发展，逐步取代效率很差的国企，则经济体制的改革必会有良性的发展而迈向新的转型。但由于胡温执政后期出现国進民退的劣化趋势，近三年来，国企的资产更加雄厚，民企却逐渐萎缩，外企更大量逃离，国家经济失去了体制外经济实体所带动的效率和活力，而陷入了人浮于事和产能过剩的国企长期滚爬的泥坑，改革的進程至此便走上死路。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高达GDP的百分之三百，为摆脱经济疲软的状况，只有大搞基础建设，通过巨额投资来刺激增长，制造虚假的繁荣。这种力不从心的拼增长好比壹阳痿患者大服春药来助燃其满腹的欲火，其结果只能是开动印钞机滥发纸币，把资金冻结在过多的高铁建设和空置的新建楼房上。总而言之，在中共现存的政治体制下，为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即使挣死挣活，也只能挣扎到力所能及的极限而颓然止步。



進入2015年，下滑趋势立马呈现。新年伊始，媒体就报导出令人气馁的消息：“進出口双双下跌，且進口跌幅更大，不是国际订单减少可以解释的，只能说，中国经济進入了值得警惕的时期。而制造业倒闭潮与PMI指数低迷，更是左证。…… 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53 这说明，经过三十年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制造业以及后来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这两个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末路，而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则壹去不复返，再无开放初期的甜头可吃了。面对下壹步转型的迷茫前景，习近平最近不得不壹再宣布，要平稳应对这壹过程痛苦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为什么说到下壹步转型的问题，习近平称其为“痛苦的过程”呢？因为要像人家韩国那样创出引领世界的品牌，要把外向型增长转为内销型导向，可不是他两年前畅抒“中国梦”那样可信口开河，快意渲染的事情。这需要進行壹系列的制度改革，要完成企业转型，前三十年只发展不改革，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不作全面改革，到如今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严重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依旧不敢下决心進行根治，却想来个急转弯，壹步就踏上新转型的轨道，那谈何容易！



习近平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比前任两任总书记显得更为强势，他拉上王岐山打老虎拍苍蝇，把其他五个常委全丢到到身后的空位上，壹副毛泽东独断孤行的气势，大有突破邓小平重新建立的集体领导局面之势。然而就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来看，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不但没能表现出高出壹个档次的水平，反倒让人觉得，中共的总书记真是壹代不如壹代，壹届更比壹届差劲。江泽民多少还有些沪上文化的底子，又是民国时的交大毕业生，思想不太僵化，国际眼界较为开阔，英语水平可达到背诵壹段Jefferson《独立宣言》，让上海大学生甚为折服的程度。此人尽管有点戏子习气，出国访问，还是能给美国政要留下态度亲和，言谈开放的印象。胡锦涛基本上是党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官僚，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言谈举止循规蹈矩，比起江泽民就显得过于拘谨。他出访俄罗斯，向人家谈起他最喜欢的俄国文学作品，开出的书单竟是苏联时期的青少年爱国教育读物《卓娅与舒拉》。其人的文艺趣味之枯燥短浅于此可见。尽管阅读面如此有限，胡锦涛的交底还是很老实的，而习近平讲起他读书的事情，就让人觉有点夸夸其谈。习在壹次座谈会上畅谈他博览俄罗斯文学的书目，说是“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卷帙浩繁，但只有那么壹部。拥有三部曲作品的托尔斯泰乃苏联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其“苦难历程”三部曲分别为《两姊妹》、《壹九壹八年》和《阴暗的早晨》，与习更喜欢的《战争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以想见习近平读书壹席谈中的道听途说成分。



2006年，胡锦涛白宫会谈之后来耶鲁大学演讲，笔者作为该校教员也曾应邀出席。胡演讲中最戏剧的插曲是，他自我表白说：“我是壹个唯物主义者。”英译者接下来译曰：“I’m a materialist”，当下就逗得全场听众哑然失笑。总书记当时人已置身英语语境，其措词却脱不了党话语系络。对汉语听众来说，谁都明白总书记在作正面的自我定位。但美国人并无马列哲学观念，胡既然自称他是“materialist”，就难怪耶鲁师生把他当成爱钱财好享受的人看待了。这壹误解不啻为壹个“弗洛伊德式的口误”（Freudian slip）：胡锦涛可谓替共产党干部吐出了埋藏心底的真话，他们哪壹个不是物质/实利主义者呢？其实胡那次访美，就是来大签定单合同的，美国政府和财团，包括耶鲁财团在内，都有交易与合作要与他带来的团队商谈。左派与右派至此挂上钩，哲学观念和经济算盘不谋而合，中共与美帝在全球化的轨道上终于接通。江泽民时代，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还能迫使中共政府放魏京生、王丹出境。及至胡温执政，中国已经掘起，且握有美国最大的债权，中方就再也没有为慰藉某些国会议员的人权情面而轻饶过壹个良心犯。刘晓波即使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也监狱里照关不误。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胡锦涛端着冲锋枪指挥军队枪杀抗议藏人，在执行邓小平“两手硬”的基本点上，这两位总书记干得都很尽职。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小说反党”案受牵连，曾叫毛泽东关押流放十六年之久。他复出后主政广东，开发特区，是中共元老中在打通对外开放的工作上起步最早的壹员。他的子女自然也多得到他开风气之先的好处，其中有两个女儿及壹个小儿子早都拥有各自的公司，或已入加拿大籍，或现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唯独大儿子习近平旨在从政，立足国内，先是经他老爸走后门安排到中央军委，给时任军委秘书长的耿彪做秘书，从此踏上红色仕途的第壹个台阶。看来习仲勋也是按陈云的“壹家两制”方案办事，特意安排他家的老大去抓军党大权，好为在其他领域和世界各地开拓天地的红二代弟兄姐妹守好家底，保住父辈打下的江山。



习近平属于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壹代，下乡当知青时，他就担任过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此后他历任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和省长等职，壹路晋升途中，习精心操作的多属模范地方官员那类作调查写汇报，访贫问苦等务虚的勤政工作。经过三十年历练，到当上总书记的年月，习近平的思维表达方式早都受官场的熏陶而定格下来，他不但开口说官话套话，说得明畅练达，习以为常，而且好引毛语录背毛诗词，特别是沿袭前几届核心的宣讲传统，擅用简洁的数字口号宣布他最新的治国大纲。邓小平有“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有“八荣八耻”，习近平在这方面可谓后来居上，自十八大以来，他的数字干条条越说越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毛泽东胡搞的那壹套早被弃若敝屣。就像纪念堂里横陈的毛那具人肉蜡像，外形虽完好，内脏已掏空，毛泽东思想的外壳至今虽甲胄般武装着中共的党国尊严，但甲壳内部已经过器官移植，换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心肝。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既怕从今日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揭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又怕残余的毛左势力揭批今日的“资本主义复辟”，执政党整个地处于左右为难，進退失据的困境。这就是邓小平既左右兼顾，放手当权派左右通吃，又壹再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缘故。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他宁可持不争论的态度，只顾摸着石头往前过河。



习近平接班后，中共已趟入改革的深水，若继续摸着石头走下去，难免有没顶之灾。但志大才疏的习近平仍持“不信邪”的态度，坚持要按照邓的路线走下去。眼看着有门路有财富的人家纷纷移居国外，从中央到地方，“裸官”壹大堆，中央委员会和“两会”代表中身藏绿卡者大有人在，无奈之下，习大大只有给大家打气，蛮有把握地提出理论、道路和制度上的“三个自信”。习近平这种强打精神的“自信”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们最好还是对照他最相信的老祖宗马克思批判德国旧制度的言论，照壹照习“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的愚顽嘴脸。如果习近平及其中共集团相信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本质，又何必用“壹个异己本质的外观”——四项基本原则——“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呢？”“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進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壹个阶段是它的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 中国人民现在为中共的“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壹个愉快的历史结局”，希望他们带动国家与全民与毛泽东留下的那壹切愉快地告别。54 但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却执迷不悟，他们拒绝可与过去断然诀别的任何出路，因为他们若不延续那使他们能够幸存下去的过去，就会立刻失去稳坐天下的现在。他们仍在犯他们的老祖宗所警告的“世界历史性错误”，仍在想象他们相信事实上他们自己已不相信，而且也无法使中国人民相信的东西。那就是习近平接着推出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他非要把前三十年的毛统与后三十年的邓统强行贯通起来。自己明明是历史虚无主义地无视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反而斥责认真清算那壹段历史的言论为虚无主义。为了迫使党内外都迎合他睁着眼所说的瞎话，习又下发9号文件，暗暗在高校搞“七不讲”的教育活动。这文件不便公开发表，只好由领导在下面向教师口头传达。现将网民的调侃加疏解转抄如下：



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媒体不变）；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公民权利不要讲（要讲和谐社会）；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



呜呼，习近平可以休矣！本欲划分禁区，结果自暴了弊端，这简直就是撩起衣服对他人说：这是我的软肋，不准妳打。十八大以来，执政已两年之久，总书记仍然如马克思讥笑的那样，“象壹个不谙操练的新兵壹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



最近习又提出“四个全面”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报上的呼应连篇累牍，把这四点笼统的陈旧说法吹捧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但网上的反应却发出壹片嘘声。仅就“全面”这个修饰词重复四次的声嘶力竭来看，即可想见，中共今日的理论架构多么贫瘠，其价值系统已完全空洞。有网民针对这四个全面讽刺说：“全面小康就是把财富搞得多多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权贵必须分最大壹块；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不服这种分配规则的要惩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把砸锅分子清除出去，确保利益权力在权贵手中。”在习近平壹再推出的此类政策广告中，形式化语言的语义已完全与现实脱节，成为可反复组合的仪式性符号系统，由此而形成仪式性的独裁政治。像习近平这样擅长空洞辞令的权力中人物便通过仪式被推上权力顶峰，充当了这个体制的自动机制需要他扮演的角色。壹届接壹届的总书记就这样把权力的交接延续下去，只有平庸的常态，没有任何转型的可能。



十六、中共高层所谓的中国梦



陜西人习近平颇有股子“陜西冷娃”的楞劲头，那壹年他出访墨西哥时尚未接班胡锦涛，在接见旅墨华人的谈话中，他即大大咧咧，毫不客气地指责某些外国人，说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对中国“说三道四”，那说话的口气明显流露出红卫兵壹代的愤青情绪。他自正式执政以来，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出强势姿态，明显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以及前两届领导人“和平掘起”的表白有很大的不同。习的“中国梦”是强国梦，特别是强军梦，是随着中国的掘起而势必伸张拳脚，很想要扬眉吐气壹番的“世界梦”。习近平及其红卫兵壹代人是在反帝反修的教育背景中长大的，如今充斥军中的红二代各级将领也都与习怀有相同的鹰派冲动，急欲修复毛泽东时代抛荒的广阔海疆。



毛泽东只擅长在党内斗争和剥夺农民方面先下手为强，他那种想当第三世界老大的妄念壹副天下主义的自大。他执政二十七年，壹味慷国家人民之慨买友邦的拥戴，却在与邻国划分疆界的问题上持国际主义的凯子态度，比如把原属中国的夜鹰岛送给越南，把长白山壹部分划归朝鲜，等等。更为可憎的是，宁可把冤枉钱花到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亚非拉穷国乱邦上面，对东南亚诸国，还大搞革命输出，支持那里的游击队颠复活动，却顾不上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建立现代化的海军和空军。致使中共的海军多年来舰只破旧，数量有限，仅可勉强执行近海防守任务，根本无力出征远洋，到中国地图上所标示的曾母暗沙去落实海疆主权。直至八十年代，中共的海军都无力对东海和南海上有争议的岛屿、环礁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结果是东海、南海富有渔业和海底石油资源的海域都被邻近诸国先下手为强，占有和开发了不少。中方想要立即收回所谓自古以来即属于中国的岛屿或环礁，至今仍面临“后下手遭殃”的困境。这是壹直以来内斗不休的中共集团给国家主权造成的损失和遗憾，也是后毛时代的几届班子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难题。



习近平执政以来最讨好国人的举措计有两个方面，壹是强力反腐，二是在东海、南海上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硬措施。可以看出，每当政府对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这三国背后的美国采取抗拒或挑战姿态，便总是能激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群的叫好，也最能抚慰国人的民族主义焦虑，壹时间提升国人合群自大的良好感觉。但反过来看，当局若放纵民间的“爱国”狂热过度高涨，也会受此类力量的牵制而骑虎难下，在东海、南海问题上激化与相邻诸国的冲突，导致擦枪走火的危险。这正是表面上强硬，实际上并不敢贸然打外仗的中共领导层很担心的事情。



近十几年来，中共的空军海军在武器装备上实力大增，数量和质量都开始领先邻近各国。迅速提升的军力助长了军方某些发言人和壹大批愤青军迷好战的狂热，更有鹰派学者撰文指出，以往的韬光养晦策略是弱国外交。该学者在文中宣扬，所谓“和平掘起”，和平只是手段，掘起才是目的。要实现和平掘起，必先武力掘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有在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平掘起。因此他提出中国现在的国防建设目标应从已往的防止外部军事入侵扩大到维护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利益，即把强军梦与中国的“世界梦”联系起来，推行“王道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按这壹武力掘起领先论的说法，等将来中国拥有了与美国同等的空军海军力量，中国就具备和平统壹台湾的能力了。



显而易见，中共党内军内的军事观如今也随着中共本身的变异而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迷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而是由强调革命军队中人的积极因素转向了唯武器论。毛泽东曾戴给美帝的“纸老虎”帽子，现在移用到共军头上也许才更为合适。不可否认，共军的武器装备的确已大量更新，较前精锐，正在追赶世界先進水平。随着国防经费连年激增，还会造出更先進的战斗机，以及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各式战舰投入服役编制。但共军至今仍是壹支党军，而非自成系统的国家化军队。党军打内战夺天下，曾经很有效力，但置诸新世纪的现代军事脉络之中，它原有的威力不但未必有效，而且会成为对外作战时的致命缺陷。首先，共军整个的建制需要彻底改革，指挥系统也与正在升级的武器装备不太配套。其次，严格地来说，共军从未打过真正的空战或海战，更不要说最新的空海壹体战。它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在没拉出来溜壹溜之前，优劣胜败全都是说不定的。



这两年来军内反腐的情况明摆在全民眼前，中共军队的腐败，是从营房连队到中央军委的全面性腐败。应征入伍要花钱，新兵经训练分配到各个部队，更要花钱打点，去买更好的兵种和服役地点。由士兵升迁到士官，再升至更高的职位，每壹步都得花钱购买。大小军官都骄奢淫逸到这步田地，如此贪腐的军队能否真正打仗都是壹个问题，哪能谈到战则必胜！解放军以大欺小，到菲律宾近海抢占几个环礁当然没有问题；而要打垮长期战火中熬炼出来的越南军队，恐怕就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若在东海上真正发动与日本的夺岛之战，胜算就很悬乎了。中共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很有限，并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的强硬只是“引而不发”扎个势，让对方觉得不好惹罢了。



习近平复兴中华民族的美梦同时还有回归传统文化的指向，有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但传统的价值阶序早已被毛泽东那壹套彻底颠复和败坏，如何回归到拨乱反正过来的地步，可就不是仅仅在书本层面上提倡壹下国学，搞壹些尊孔崇儒的热闹活动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共至今都拿不出壹套团结全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他们深知，四项基本原则只是壹条划界的禁令，可作为反自由化的拦路虎防民之口，却根本无法赢得公众的认同。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发令，“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進入课堂”，有网友讥讽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念呀。”



中共今日壹方面恐惧普世价值的传播，壹方面又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替换价值，他们的理论处境实在尴尬，业已退化到价值空巢，守护失据的境地。这种“西方价值恐惧症”病急乱投医，孤立无助之下，不得不祭起儒家这面曾被毛泽东践踏得十分肮脏的旧旗。按照余英时的分析，儒家其实是有许多与普世价值相通的价值，但习近平及中共御用学者无意汲取其中可予以优化新生的传统资源。他们本是壹群海畔逐臭之夫的组合，最感兴趣的总是些投合专制政体的陈腐东西。因此对于儒家，他们想要唤回的阴魂只能是“伪儒家”那壹套货色，是“三从四德直系的儒家”，是“完全听命于中央的儒家”。这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壹边穿着这种受尊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 55 好演壹场闭幕前自讨没趣的闹剧。



毛泽东晚年曾对毛远新有过这样壹段谈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壹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妳也快完了。” 56 毛泽东担心的政治衰微和意识形态破产果真在习近平执政年代赫然浮现，习不知恶梦将至，还在畅抒他中国梦的随想。他梦魂颠倒，癡人说梦，到头来恐怕就是以南柯壹梦收场了。



十七、转型的动力在民间



在执行“两手硬”方面，习近平比前两届领导更硬更狠。他的壹手硬是严打维权活动，封杀异议言论，纵容毛左势力，扶植“五毛”团队。自习近平来上台以来，对于异议维权人士打压依旧持续。对“天安门母亲”的言行，前两届政府虽严加防范，限制的手段还算比较客气。习近平上台以来，国保的打压行动骤趋严厉，连“六四”忌日前夕在壹位“天安门母亲”家中聚会悼念的活动都触犯了新条例，被加上“寻衅滋事”的罪名。好多与会者都被粗暴拘捕，其中著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至今仍遭关押并面临判刑。



对媒体网络言论，习近平上台后的审查管理也更趋严厉，大量的网站被无理取缔，国家网信办肆意关闭发表自由化言论的微信公众账号，为阻止网民翻墙阅读境外网站的信息，竟然连外资公司业务上经常使用的翻墙软件都悍然关闭。最让舆论唾弃的是，时至今日，习近平仍仿照毛泽东那壹套干涉文艺创作的做法，召开文艺界的积极分子座谈会，公然大捧周小平、花千芳之流专门在网上写五毛党跟贴文字的人物。习大大的推举反而弄得这两位新宠遭网民耻笑，成了不受公众欢迎的人物。无权者自有他们不认同、不接受权威的权力，封网的技术每高壹尺，翻墙的技术都会更高壹丈，官方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堵截信息传播，最终都落为徒劳。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老百姓的觉悟也随之步步提高，自由表达的诉求是无论如何都压制不下去了。全球化格局下的网络已布下公民不服从的天网，当局的高压政策只能加速它自己的崩溃。



习近平的另壹手硬突出表现在打击腐败犯罪活动方面，其力度远高于前届领导，因而最能赢得公众的称赞。自从审判了薄熙来夫妇，先是抓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接着审查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破了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中共旧规。习近平这壹系列惩治贪官的举措特别讨好民意，算是起到了宣泄公愤的减压效应。但也有舆论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是借反腐清除政敌，并被指责有偏袒红二代的嫌疑。然而反腐不管反到何种程度，当局若不彻底進行政治体制改革，仅靠中纪委那样的“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绝不可能彻底根除腐败的。“依法治国”的操作后面隐蔽著壹个操纵法律的党权黑手，所谓的“法”，乃是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由中共集团予以认定，才可能算数的法，它不但与“以法治国”的“法治”根本不是壹回事，而且“依法”的方式本身就有非法之嫌，就难免在打黑过程中施加“黑打”的手段。反腐反到现在，已反到王岐山所面临的“两军对垒，胶着状态”，可见腐败势力之根深蒂固和打不胜打，连王本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中纪委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还不匹配”。



下壹步怎么办？当局有勇气开放媒体，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局面下“以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吗？他们显然是不敢的。从邓小平开始即严厉维持的稳定已难以为继，乱局正在从中共内部向外扩散。揪出的老虎和苍蝇越多，从党内到民间的毛左势力就愈益蠢动，而习近平的很多言行还在壹定的程度上助长这股随时都可能复发的文革红旋风再度刮起。不久前左王邓力群去世，对于这样壹个早被邓小平打入冷宫的顽固派，过气的棍子文章写手，习近平竟然与全体常委隆重出席吊唁，并给予高度评价。这阵势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莫非习近平危急关头思良将，希望他身边的文胆也都邓力群般左气逼人，为他的左转弯作舞文弄墨的开路？



今年二月初，中国的壹批“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集会，实现所谓“中国毛派大联合”。他们指责当局是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并号召“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重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其 “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号召俨然在向习近平政府开炮。他们发表在网上的会议纪要立刻被当局删除，但对这壹群毛左分子的嚣张活动，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压制打击的行动。对比放纵国保逮捕和酷刑自由派维权人士的毒辣手段，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局在“特别是防止‘左’”的操作上始终都暗怀投鼠忌器的顾虑，充分暴露出他们在应对毛左分子方面心虚气短的弱点。因为毛左势力与当朝势力毕竟都属于同根而生的毛共，打击了毛左势力，弄不好会伤及这个政权的根本。三十多年来，中共壹直都给自己進行资本主义的输血，为的就是“回春”衰微的党体，结果弄得输血上瘾，如今已走上壹条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正视的道路。于是他们只好以自虐的方式作自救的挣扎，边贪腐，边反贪腐，由这个更有权的贪腐去反那个较无权的贪腐，在反贪腐的政治操作中权斗下去，从而达成新的权力整合，好继续维持壹时的稳定。这情形简直就像蛇头咬住蛇尾，不惜自食其肉以肥其身，甚至龌龊到自吞其粪以洁其体。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胡来都行，只要能保党幸存，继续蛇壹般蠕动下去。



温家宝在他离职前的壹次讲话中语重心长，谈到他对文革复辟的担忧。温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進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这位影帝做人虽然很假，但有时候演戏進入了角色，还是会说出些实话，尽管那些话后来都流于空话。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说出了中共集团内部最大的恐惧。他们都先富起来了，因此他们最害怕毛泽东阴魂不散，凭付到弱势群体身上，驱动历史轮回的红轮隆隆滚动，再次轧过中国大地。



温家宝的“文革恐惧偏执症”乃是中共集团后毛时期综合症的壹个典型症状，是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在政治体制上進行实质性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当局特惧乱，所以暴力维稳；因为国家暴力引起民众的暴力对抗，结果国家更加强化其镇压机器。打压越趋严，反抗就越强烈越频繁。维稳的恶性循环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共的文革梦魇就可能在大白天闯入现实。邓小平当初若配合赵紫阳的建议，能够对学生反官倒的合理要求温和疏导，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的改革动力，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流血事件，不会把官民的对立闹到今日几乎势不两立的地步。



中国的民间社会源远流长，从村社宗族建立宗祠到文人以文会友，结社论学，再到商人组织商会，旅居群体组织同乡会，各种类型的团体都在朝廷和官府以外的在野世界充分发挥小政府统治下的大社会良性作用。从古代到近代，学术到商业，以及各类公益事业，都在非盈利机构的范围内从事其繁荣地方经济和维持世道人心的有益活动。可以说早在西方的NGO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就已存在具有其民间社会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群体了。如上所述，不幸这壹切在1949年中共集团暴力夺权后被彻底摧毁。假使当初的义田义仓制度没有经土改而没收，粥厂和赈济组织没有遭政府取缔，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惨剧就不会发生。民间社会自始便是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存在，因为只有破坏了民间社会，中共的暴民动员才有得逞的余地；只有剥夺民间社会，中共的匪运暴行才得以维持下去。中共的武装革命自发起到壮大都是在侵蚀和鱼肉民间社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过1949年以后的壹系列政治运动，中国大地上的民间社会被摧残殆尽。文革的“大演习”之所以能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民间社会的消亡便是壹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毕竟发生了壹定的变化。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随之有所松动。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地方上也获得了不少自治权，尤其是在农村，长期萎缩的社会活力也逐步复苏过来。再加上民营企业飞速发展，国家把基本的资源分配权还给了市场，随着国家逐步放权, 出现了很多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的社会公共事务问题，这壹切就为当今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萌生发展的空间。大量由志愿者和维权群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便经过从隐蔽到公开，从不合法到合法的進程中发展起来了。比如在2008年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志愿者群体便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很多环境污染和涉及到公共医疗卫生的严重问题，也都是在非政府组织的关注下，被披露报导出来，从而引起外界注意和得到治理的。



然而权力独占欲乃是中共政权的本性，自从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群体出现，政府即对其持高度警惕和监督的态度，从注册上限制到管理上刁难，致使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动辄得咎。随着中国经济奇迹好景不再，社会不满日增，执政当局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他们对NGO活动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公盟创始人许志永博士热心为弱势群体发放救济，提供法律援助，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结果被捕并获刑四年。良知医生高耀洁调查河南艾滋村，救助艾滋病患者，却触犯当局，被迫流亡美国。本来是能够对重建民间社会起到良好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群体，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善意支持，反在近年来不断受到打击，甚至连作壹些与国外NGO合作交流的活动，都被诬蔑为勾结海外敌对势力而遭取缔，其成员也受到迫害。像传知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这样献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居然都被习近平当局扣上“颠复国家政权罪”而“被失踪”到深似海的大墙后面，至今渺无消息。



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受到打压，难以正常发展，才出现了此类放在健全的民间社会中绝不至于酿成的乱象：例如弱势群体得不到适当的救助，环境污染逼得人没有活路，地方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在壹起残害良民，各种维权活动被迫出现暴力趋向，大量的上访冤民滞留城市，围困政府机构……所有这壹切乱象都惊动着当局的维稳神经，投下了文革复辟的阴影……再加上因特网的普及，为民间的表达诉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大有铺展开壹道“网际民主墙”的势头。网民们对现行政策、新闻时事、改革得失随时发表评论，畅抒己见，形成“网络舆论”，结为“意见群体”，铸造“公民意识”。他们对贪官丑行進行网络监督和举报，在言论上介入反腐维权议题，种种网上操作别开生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网民特色的壹场民权运动。这壹趋势正在扩展和壮大，当局若壹味采取封网打压的做法，雇佣五毛党作恶俗的骚扰，只会把本来的民主诉求和比较理性的改革讨论逼到文革式的大字报方向上去，把新时期公民意识的社会关怀扭曲成毛左分子的病态文革怀旧。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共当局的文革恐惧症完全是他们自己神经过敏，过度反应造成的。李克强总理近日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算释放出壹丝放松管制的信息，向公众传达了些许新意。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的现状，李总理不得不公开承认：



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



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



因此他提出，要“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打造新引擎。” 而且特别要求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壹张网，推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壹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信息安全。”他在报告中还说出了赢得全场鼓掌的话：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比起前总理温家宝闪烁其辞的民主许诺，李总理要政府放权的宣示显然说得爽快和具体多了。但“大道至简”的无为而治能否落实，就要看“两会”结束后，当局会不会切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会不会有效地“发挥企业家才能，全面落实促進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让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了。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仍未走出马克思所说的“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之困境。前壹个“苦于”是政治体制不改革，当局不能以法治国，致使权贵资本主义泛滥造成的。后壹个“苦于”则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备受压制，民间社会难以健全发展，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造成的。如果当前的新转型之趋向不能走出这两个“苦于”的困境，总书记不管推出多少数字口号政策，总理不管做出多么诱人的承诺，最终都于事无补。



通观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似乎已下定了在新常态下作新转型的改革决心。如果这壹转型能顺利進行下去，随着非公有经济发展壮大，有助于国企的進壹步改革，最终消除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如果民间社会也能在权力不再任性后迅速健康地成长起来，意见群体及其网络舆论能够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积极的影响，到了那时候，执政党将会把权力放松和收缩到什么地步？通过经济改革取得的乐观效果是否能自然而然地促進政治改革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全面深化的改革在实现民主宪政的方面到底能深化到什么程度？司法能够真正独立吗？由谁来“从严治党”？是仅仅由中纪委，还是依靠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监督？在后资本主义的大浪淘沙中，中共集团将進壹步作何蜕变？随着民间社会的民主演变，原有的利益集团会作出什么反应？所有这壹切希望和悬想仍显得似有若无，飘渺在我们眼前浓厚的雾霾之外。苍天或有眼，大地阒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