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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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4日

作者 曼德尔

东欧官僚政权的复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壹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现实的发展无情地批驳了大多数现有的理论。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尔尼洛斯·卡斯托里亚迪思那样的假左派壹致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是所谓的“极权主义”。也就是说,它们是不能够从内部被摧毁的,并且能够无限期地自我再生产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发生的壹切壹举推翻了这壹理论;另壹方面,像保罗·斯威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壹种已经存在了70年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过渡性”的。但是,如果这种社会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彻底垮台了呢?还能说这种社会制度不是过渡性的吗?
  现在在东欧和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也恰恰是国际和国内各派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目前事态的看法。那些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人很难回答这样壹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那么还谈何资本主义复辟?仅仅是辩称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是没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别是属于质的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将二者都称为资本主义?如果二者的差别仅仅是量的差别,因而从壹者向另壹者的转化仅仅是次要的变化,那又怎样解释这壹变化在东欧各国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是不是占统治地位,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正在進行的从壹种社会制度向另壹种社会制度的过渡,也恰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至于那些认为官僚集团是壹个新的统治阶级的人,在东欧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壹个主动将自己瓦解的“阶级”,壹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自动放弃大部分权力的“阶级”——在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没有任何来自革命群众运动的压力,会是壹个什么样的新的“统治阶级”呢?壹个仅仅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就再也不能再生产其自身统治的“统治阶级”?壹个没有独特的社会剩余产品占有方式的“统治阶级”?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团、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三角斗争,就不能够真正认识1923年以后的苏联历史。无论是在1928—1933年的危机中,还是在1941—1942年的危机中斯大林都没有复辟资本主义;1947—1948年他也没有在东欧保存资本主义。
  仿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官僚集团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蛮的手段,既没有建立壹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和发展它自身的权力与特权。虽然它并不具备壹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但是它确实是壹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团,因而能够在不受革命群众运动直接挑战的情况下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其权力的真正历史基础则是独立群众活动的衰落与消失。只要这壹条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就能够保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官僚集团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苏联所施加的压力的传送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整个的过渡时期里,官僚集团在每壹次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都是按照国际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行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里面没有任何为官僚集团辫护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团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它削弱了苏联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所進行的打击,从来都是伴随着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更加沈重的打击。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从长远来说,削弱了群众的力量,也削弱了国家,从而使壹切建设无阶级社会所需的新生因素都无从产生。从整体上看,官僚集团在世界历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在过去几年里经受住了巨大动荡的考验。苏联社会是壹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壹方面由于被切断了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联系,另壹方面又由于官僚主义专政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所以苏联社会滞留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前進到社会主义——如果官僚集团的权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话。除此以外再没有另外壹种前后壹贯的关于苏联社台及其官僚主义专政的解释。
  东欧政权为什么会垮台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是由于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是由于这个集团政治基础的瓦解。问题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腐化变质了或是受了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在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书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苏联社会的统治集团是壹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这壹观点指导着我们对于苏联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与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与之后,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前与之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势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同壹社会集团的不同的统治形式。同样的,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通过不同的政治形式進行统治的——在1880年是通过俾斯麦,在1900年是通过西泽二世,在1920年是通过魏玛共和国,在1935年是通过纳粹,在1948年以来又是通过联邦共和国。
  不仅如此,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胜过了1930—1939年,也胜过了70年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会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抑或是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又与后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增长和尖锐化加速了苏联社会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我们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是唯壹经受住现实发展考验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马克思主义给每壹个问题都准备了现成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当我们试图认识苏联社会的过渡,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质时,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这壹社会集团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权力和特权为什么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今天的问题却是,这个社会集团是怎样衰落的,又是怎样瓦解的?关于衰落的辩证法不同于关于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这里要强调两个问题。
  世界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集团在30年代的力量对比(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它们在今天的力量对比。在斯大林主义的上升时期,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官僚集团就像突然发迹的暴发户壹样。即使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仍然有足够的自信向美国资产阶级宣告;“我们将埋葬妳们。”但是在今天,苏联官僚集团[注:英文版此处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国官僚层壹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处于壹个与先進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不断恶化的世界环境中。它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恶化,而且甚至还在主观上夸大这种恶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当年那种暴发户式的张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它在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都已经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内部,相当壹部分势力已经准备与国际资产阶级相勾结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力量的加强,革命运动的蔓延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犯罪行径的变本加厉,所以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结盟的局面。这与l929—1945年间帝国主义内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竞争是在不破坏共同结盟的前提下進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场为“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条件,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壹直存在着壹个统壹的世界市场,这种幻想便受到了无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条件下,以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义专政只是壹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实现。如果考虑到无产阶级、官僚集团和亲复辟势力之间在客观上的力量对比关系,那么在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于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工人阶级都是有很大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正在被动员起来,他们的活动在增长,但是,要進行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还必须具备高水平的阶级觉悟和自我组织能力,有能力担当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权力方面的要求。这些条件,现在在东欧各国还不存在,在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东德,事态的发展進程使我们想起1848年马克思对法国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转化为壹次社会反革命。在东欧其它国家,复辟势力已经公开亮相;在苏联,他们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被联邦共和国吞并以外,在其它地方,资本主义的复辟还不能说已经是无可回避的结局。事态的发展正在经历著经典的三个阶段。在经历了普遍的民主狂欢的第壹阶段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混乱和迷茫的状态,会出现壹个反革命猖獗的时期。而在第三阶段,工人阶级,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开始捍卫他们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奋起反对那些公开的复辟势力,还有由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波兰日前正在進入这个阶段,其它国家或迟或早也要進入这个阶段。
  要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阶级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但是,这样壹种结果决不是事先注定的。在前苏联,尤其是如此。在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强大、技术水准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阶级。这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壹旦觉醒,壹旦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政治活动,就必然会引起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進程中最积极的变化,其影响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转东欧的消极发展。尽管如此,客观事实是,东欧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就给了复辟势力以可乘之机。
  我们得承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对工人阶级的壹般觉悟所造成的长期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官僚主义专政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消费水平和自由的愿望。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壹直灌输说,这些官僚主义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也随声附和。因而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在这些劳动者看来,似乎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壹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壹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会就像自然界壹样是讨厌真空的。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从亲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沙文主义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于是都乘机渗入这些社会并得以大举扩张。要重新具备夺取和直接运用国家权力所必须的思想觉悟和政治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能够领导壹次胜利的政治革命,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就必须经历壹系列的群众性的斗争,从中学习实际的经验。宣传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任何宣传和教育能够代替这种经验。这是群众的集体觉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绕过这壹长期的和痛苦的过程、寻求某种捷径的企图(例如,企图搞新的包办替代主义),都只能招致新的灾难。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临着同样的壹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苏联和东欧这样的悲剧?它的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怎样防止悲剧重演?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没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复亡了,社会主义还能幸存吗?没有壹个系统的关于工人官僚的理论,也就是关于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官僚的理论,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官僚集团是壹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发展过程是壹系列政治、战略抉择的结果,又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蜕化的过程中得到反映。它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本书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过程的各个方面。这三章的指导思想,是将官僚集团定义为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已有的壹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由于,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
  自从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在苏联出现这种压迫的经济根源和后果。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这种压迫的制度根源和后果,左翼反对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则做了权威性的总结。在苏联的“公开性”时期又发表了大量有关“苏维埃热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
  在苏联及其同类的国家里,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壹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壹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如下的事实,即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国家、准国家机构和私有官僚机构不可否认的增长,这壹问题将在第四章中讨论。这些现象必须置于阶级权力的框架中来理解。在任何地方,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都不曾破坏货币财富的统治地位。正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货币财富的体现。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财富归根结底是附属于政治权力的。在壹定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具备超乎寻常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不是为壹些私人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提供便利,就是成为某些人進入资产阶级上层的手段。
  所谓“世界范围的官僚化”的说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说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设:大公司对于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机制的控制,因而对全社会的控制不复存在。而事实是,在任何壹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都无从谈起。
  在各种各样并行的——但并非同壹的——官僚化过程的背后,包括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着两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即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衰落以后,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复杂性;以及随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客观上的增长,随着现存权力结构被破坏、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长,壹切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都迫切要求加强对工人和壹切被统治人民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都是以上两种社会现象的产物。
  因此,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小,而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相对增强和局部的胜利,才造成了官僚机构得以发展的条件,只要这些胜利还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这些胜利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失败。归根结底,官僚化的现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不稳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在十月革命之后将革命发展到先進的工业国家,从而将社会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觉控制之下。帝国主义方面也没有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其统治,没有能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受到决定性的挫败。这种不稳定、不平衡的状况,是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各种官僚机构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果。

要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国家和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他们内部的官僚制的影响。至于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则是要靠对这壹现象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加以说明的。在本书的最后壹章中,对这壹问题有所讨论,但总的说来,作者的目的仅仅是要为避免斯大林主义悲剧重演的历史任务作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归根结底,壹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持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只能是取决于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决于这个阶级根据它自身直接认识到的利益所進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坚持马克思的另壹个信念,即正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为新社会的构成要素准备了雏形。[注:英文版此句之后接着:“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着释放这些构成要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官僚化的过程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它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团结在壹起的蓝领的和白领的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以劳动者有能力在物质财富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将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前提。这不是凭空臆测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据实际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来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经验作出如下的总结:确实,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不能够长时间地防止他们自身群众组织的官僚化。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在壹系列的历史时刻,劳动者通过群众性的动员,通过自主活动的极大增长,都曾经使官僚化的倾向受到极大的挑战。最近两年在苏联,又出现了这样壹种進程。
  同样的,虽然广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众还不曾在任何地方对社会進行长时间的直接管理,但是每当群众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便大有作为。这壹趋势并没有停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未来的壹个时期,这种趋势将会進壹步高涨,而不是减退。
  壹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群众性的议会外运动的增长,这表现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例如:反对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反核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问题、关于实行直接民主的设想、扩大工人权利的要求以及与壹般的“生活质量”相关的壹系列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所有这些运动还是彼此不相联系、局限于个别问题、没有整体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够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关于新社会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纳入传统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里去。但是,这些运动毕竟表达了劳动者探索另外壹种政治实践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单纯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也就是带有权威主义压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说公开的独裁统治:这就是我们在今后的壹个时期所面临的政治抉择。
  与这个政治抉择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的趋向:既不要国家专制,也不要市场专制,而是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怎样分配。在那些仍然受着斯大林主义束缚的国家[注:英文版此处有“like China”(比如中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以及那些屏弃了斯大林主义却没有找到壹条可行的发展道路的国家,这壹前景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加。这个趋向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不符合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会主义的前途、人类自由的前途、人类本身的前途,乃至人类的生存,都取决于能否将现有的各种积极趋势有意识地、有组织地融合在壹起。
  本书完成之际,正值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被推翻,旧的官僚秩序已经到处陷入危机。但是当时,莫斯科的八月流产政变尚未发生,苏联也还没有解体。这些后来发生的事件,是本书所分析的各种过程的发展的壹部分,特别是亲资本主义势力、官僚集团和新兴的独立工人运动之间的三角斗争的壹部分。
  工人斗争的兴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矿工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些斗争尚不具备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备明确的斗争目的和政治纲领,因而还不能够成为壹支与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其中很多人本来就是旧官僚集团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动权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的手中。叶利钦上台,大肆宣扬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所谓的优越性,这本身就印证了官僚制经济是壹种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它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退回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就眼前来说,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旧的三角斗争并没有结束,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相当壹部分还残存著。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在与新政权的各种政策——蓄意制造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泛滥、肢解社会服务体系、私有化等等——進行斗争的过程中仍然在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发展着。
  在前苏联境内進行的阶级斗争现在進入了壹个新的阶段。俄罗斯政府的主观愿望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本书所分析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在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在其它那些自封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国家的极大膨胀是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苏联的经济制度称之为“命令经济”。在近60年的官僚主义专政之下,国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壹个历史事实。这就首先提出了这样壹个问题:国家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对于物质匮乏、劳动的社会分工、壹定的社会职能为某壹特殊集团(官僚)所据有,以及国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间的壹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壹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二者的消亡是壹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壹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壹切人来管理,而不必再交给壹个特殊的机关。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的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实际的公共事务。”

  恩格斯明确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所有那些在阶级社会里由国家行使的各种职能。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巨大增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根据这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里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2)与先進的工业国家的隔离;(3)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壹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壹点:

  “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壹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乏,因而导致壹切人反对壹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壹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

  国家,作为监督和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将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军事事务、执行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法令、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的机关,而不是从事诸如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是由壹些特殊机构组成的。这些特殊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这个意义而言,国家总是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另壹方面,它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成员的私利。在壹切稳定的阶级社会里,国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私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特别强烈。比如,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不能由私人资本家来承担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超越他们的私利。与私人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不同,国家官僚必须遵循壹整套严格的、按照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正规的规章制度,而无论这些规章制度对其执行者来说具有怎样的直接后果。这些规章制度,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集体决定才能加以改变。不遵守规章制度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会被认为是腐败或者渎职。至于军队,及其所谓的铁的“条例”、命令系统和对盲目服从的要求,则可以视为国家官僚制各种特征的夸张而集中的表现。理论上,军队是与对私人财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阶级社会里,劫掠和腐败总是与在军队中的升官晋爵结伴而来的。不过,对于这些“出格”的事,统治阶级在正常条件下尚能对其有所控制。

  黑格尔曾经认识到,官僚制的物质基础事固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这壹见解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黑格尔将此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不稳定的收入和不稳定的职位相对照。还有壹点,黑格尔也认识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级性质(也就是通过擢升获取更多收入的前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官僚的三个独特的社会支柱,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区别的社会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根据它与其周围的社会阶级的差别来定义的。官僚制同时还渗透于“市民社会”之中。当黑格尔夸大和颂扬国家公务员(拥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无私”的特性时,他似乎忘记了,在壹个财富统治的社会里,金钱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因而腐败的诱惑也是不可抵挡的。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的上层,更是以各种手段想要成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壹部分。可以说,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正在于,在它所处的社会中,货币财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财富虽然存在,但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封建社会和成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或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样的古代社会相比,这些财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尽管是这样,在苏联,国家并没有消亡。正相反,国家继续膨胀,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独立力量。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公开为国家的進壹步加强進行辩护(如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的官僚化不仅反映了落后的历史条件,而且也反映了在无阶级社会里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正是为了调节这些矛盾,国家和官僚集团才得以存在并不断膨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壹种力量。……确切的说,国家是社会在壹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国家和官僚制恶心膨胀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胜利,以及他们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必须根据壹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解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对斯大林主义可以提出如下几点批判:

  1.他们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掩盖了社会现实,滋长了“虚假意识”。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欺骗了本国的和世界的工人阶级,极大地帮助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

  2.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他们对工人、青年、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大肆剥削和压迫,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

  3.他们的政策在实践中,不仅没有将物质短缺和官僚主义劣迹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進了二者的发展。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而是使这些利益服从于特权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国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当年孟什维克曾经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任何要“跳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企图都是“主观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归根结底不还是孟什维克正确吗?俄国革命难道不是壹个历史错误吗?1945年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证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潜力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進程与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区别。勿庸置疑,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直到1924年,这仍然是当时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卢卡其、葛兰西、塔尔海默、科尔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于这壹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作了说明。这在1878年是正确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确了。

  由工人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是壹个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取决于当时的壹般物质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主观条件。根据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经预测到,在帝国主义世界的格局内,像俄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与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结合的特点,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之前率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帝国主义壹方面妨碍著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落后国家的充分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另壹方面又妨碍著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充分发展)。正是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局面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从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但是只有当革命扩展到工业上比较先進的国家以后,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的壹切悲剧都可以根据这壹推断来说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是单纯地为“壹国建成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向来认为,这才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根据。让我们听壹听卢森堡是怎样说的:

  “让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们去大喊什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表现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这也不过是德国无产阶级自身行为——本身便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扭曲表现——的产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服从历史的规律,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做了壹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所允许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壹切。没有理由为他们没有创造奇迹而去责备他们。要求壹个在壹片孤立的国土上進行、被世界大战消耗的筋疲力尽、被帝国主义所绞杀、又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模范的和毫无缺点的,便是要求奇迹。我们应当做的,是区别布尔什维克政治中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属于核心的和各种偶然的错误。目前,当我们正面临着在全世界進行决定性的最后斗争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这壹个或那壹个次要的战术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关于无产阶级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决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们在这方面是先行者,他们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竖立了榜样。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大声宣告:‘我敢于这样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以此为起点,连续发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巨大鼓舞,它们构成了壹个真正的世界性進程,在先進的工业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芬兰也出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在这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断增长的,尽管靠俄国革命本身还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观点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国革命是巨大的社会力量相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超出了温和派和所谓的“理性的”自由主义调和派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极端分化的形势下,问题早已不是要自由主义民主还是要“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极右派、半法西斯主义的杀人专政。乌克兰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权,在1919年的大屠杀中杀害了10万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集中营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还不算是内战时期最右翼的政治领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有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流产政变,反革命分子准备引导德国军队占领彼得格勒。如果政变成功了,就必然会导致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大屠杀。只要看看德国军国主义和曼内海姆壹伙在芬兰内战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这壹点。

  我们不必去猜测如果十月革命不曾发生,那么人类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些处心积虑计算革命的代价的历史学家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如果”。我们至少可以看看德国这个悲剧性的例子。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社会民主党依靠帝国军队和警察——后来成为纳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镇压了革命。自此开始了壹个逐步的反革命的進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我们可以说,如果191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代价会小得多,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蜕变及其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国所走过的道路为参照,历史的平衡表雄辩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于国际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发展“长波”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必须提及人类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2000万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丧生;8000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更多的人死于140次“局部战争”、第三世界悲惨的生活状况和1945年以来的各种技术灾难。难道这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不同,资本主义现在的消极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难道人类为世界革命未能实现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无可比拟的超过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要通过物质匮乏来了解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有必要考虑壹下商品生产的问题。商品生产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壹。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认为商品生产并非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但是在《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产品是彼此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时候,产品才成为商品。从劳动失去其私人性质的那壹刻起,劳动立即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它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便不再由个人、生产单位或企业的自发决策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事前决定。商品生产因而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壹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认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对壹切社会都适用的规律,并具有“自然规律”的效力,但是马克思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即补充说: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说得更加明白:“因此,时间的解决,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劳动量实行有意识、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决定着经济计划,这壹观点决不意味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仍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商品和价值是劳动量“在生产者背后”以盲目的、无政府的方式進行配置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价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排除了生产者决定他们自己的需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可能性。

  苏联官僚集团企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这最早见于1943年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的壹篇著名文章。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该杂志编辑部,实际作者很可能是列昂节夫院士。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壹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耗费在这件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件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数量决定的。”如果这壹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了。因为商品生产的基本根据,再重述壹遍,就是劳动的私人性质。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可了这壹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明确地提出价值规律在苏联“存在并且起作用”。东德经济学家弗里茨·贝伦斯,壹个比较有头脑的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后来企图以更加精巧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作辩护。在他看来,这是由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尚不充分、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制、生产单位之间日益复杂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撇开其观点中那些实用主义的和非科学的成分(“商品——价值关系继续存在是因为应当和必须利用这些关系来为更有效率的计划服务”),贝伦斯的观点无非是承认劳动仍然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劳动。但是,这壹简单事实不正是说明,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咬文嚼字罢了,或者干脆就是经院主义的诡辩,何必用这么大的精力来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些什么以及怎样诠释他们所写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关注在苏联到底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反对意见,忽略了问题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对苏联和类似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奇迹发展的描述,虽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没有相应的理论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在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面带微笑的鼓励下,企图用两个办法来推翻上述论证。他们壹方面宣称,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商品生产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错误;另壹方面,他们又说,两位导师曾经反复说过,共产主义不是壹个现成的目标,而是为了消灭“现存状况”即私有财产而進行的现实运动。这些断章取义的立场,来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壹段论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释:

  “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说明了,消灭“现存状况”决不是仅仅限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至少还应该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灭商品生产以及货币的逐步消亡(“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范围内,取消消费品的交换;㈢ 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条件,包括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控制;㈣ 人们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这就排除了与社会相分离的压迫机关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还不存在壹个已经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

  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还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倾批评家”故意拔高社会主义的标准,以表明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现实达不到理想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规范主义的乌托邦”和“道德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对于这种说法,可以作如下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壹正在于,所有科学范畴(以及“理想”)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来自“错误思维”或者邪恶的“反共主义”。在苏联以及类似社会,商品、价值和货币等范畴能够继续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就是生产社会化尚未充分发展;劳动在本质上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生产者还没有相互自由联合,还不能够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私人劳动和私人财产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苏联的社会状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才认为这些社会是“坏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这样壹种观点确实是唯心主义的和“规范主义”的,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这些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它们仍然是剥削性的、是极端压迫性的和造成异化的社会,因为它们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由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既不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也不是乌托邦的猜想,而是壹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阶级社会的诞生所必不可少客观条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还没有现实地存在过。

  官僚集团及其辩护士们的说法与之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要求他们掩盖或者美化在苏联存在的不平等、物质特权和权力垄断。至于国际资产阶级,则乐于跟着苏联官僚集团把苏联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以便让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会主义”确实是壹个很糟糕的社会。

  在某些不太有头脑的人们当中,还可以听到这样壹种说法,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批评苏联社会时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只有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这些辩护士们忘记了列宁是怎样毫不含糊地说明了什么是壹般所说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把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壹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壹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壹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

  辩护士们还忘记了,在我们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社会主义的这壹定义,他们还忘记了,从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尔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是以这壹定义为基础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复重申这壹定义。

  这仅仅是壹个定义问题吗?当然不是。除非抛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中的全部论述,抛弃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的分析,否则就无法解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何会继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不仅是抛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而且是抛弃他关于资本主义以及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壹个、也是比较低级的阶段)中继续存在的观点,决不等于说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继续存在。前面引用过的《批判》壹文中的有关论述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不复存在了,但是“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存在,因为平等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的等量个人劳动,意味着在消费基金中的同等份额。但是因为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并能提供不同数量的劳动,所以有些人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则不能。

  在苏联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马克思在使用“资产阶级权利”壹词时所说的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说,壹个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用8小时劳动能够交换到的消费品数量是X,那么壹个高级官僚在同样工作8小时之后,则不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还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务,相当于10X或者20X。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早已超出了马克思在谈论作为共产主义第壹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所设想的范围。用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术语来说,这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标准”,以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标准”相区别。这本身就已经公然违背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没有提及“劳动的质量”或者任何类似概念,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对这壹问题的看法。至于斯大林主义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所進行的政治讨伐,则背离了壹切社会主义传统,也背离了列宁公开表明过的立场。

  由于在苏联存在着这样的分配体制,由于商品生产和价值继续存在,这就决定了在苏联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为了生存而進行的斗争”,为了升官发财而相互争斗,为了“个人利益”而進行的冷酷计算以及自私自利、贪图名利和腐败等现象,虽然这些现象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严重。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或者“西方的影响”,而主要是苏联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这里我们又壹次遇到了物质匮乏的问题。在上壹节中,曾经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来解释国家和官僚制度的继续存在以及过度膨胀。分配、法律、权利及权力关系的存在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可能允许的范围。分配的進行,以及调节分配的方式和机构,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所掌握的产品数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东西被生产出来了。从长远来看,任何良好的愿望、主观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义的追求,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壹点。只要苏联社会仍然处于与西欧、北美和日本比较先進的工业部门相隔绝的状态,因而不能够利用后者的生产潜力,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来都是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命运,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失败——也就是说,取决于世界革命的前途。

  这就使我们能够消除另外壹个误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苏联和其他类似国家里市场关系还继续存在着,这就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存在,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党”和工人阶级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或者实行其他荒谬的“左倾”政策;商品生产和货币只能逐渐消亡。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现在在中国继续繁荣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亡,这是壹个在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分析中国以及类似社会时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提出不负责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张的根据。在既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企图在壹夜之间“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只会加速现有生产关系的解体,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

  无论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对派所提出的苏联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中,还是在后来苏联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纲领中,都没有主张立即废除商品生产。正相反,他们主张在社会化生产和计划制度的范围内,允许商品生产存在,甚至鼓励其发展,以便壹方面实现生产力的长期最优化发展,壹方面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够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力,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先生产出来多少钢、水泥、小汽车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后等到将来的某壹天,生产者们突然(由于什么奇迹?)成为他们自身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主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在促進社会平等以及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中实现工人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实现两者的同步发展。否则的话,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源泉就会逐步地、壹个接着壹个地枯竭干涸。

  因此,卢卡其的下述观点是非常不恰当的。卢卡其认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或者是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译者注)以前的处境,也就是说,或者是选择冒险主义,或者是选择资本主义。”卢卡其认为,“就这个两难选择来说,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从历史上看是不合适的。就时代的战略问题来说,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

  这壹对历史的歪曲是由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团的有关说法。从1923年到1933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与有关论战相关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证明,这些说法都是不实之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决不是卢卡其所说的上述两难选择的牺牲品,而是坚持认为——他们先是反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后来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后,当苏联共产党内部不再有反对派时,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共产党人有两个主要任务,而这两个主要任务必须同时完成。壹方面,必须加速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实行经济计划,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化来改组农业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国际方面根据各国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要求(而不是根据苏联在某壹时期的经济和外交需要)促進革命的发展。这壹路线既反对投降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正如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我们曾经数十次地告诫那些急躁的左倾主义者:不要过分得急于帮助我们。那样的话,妳们就会毁掉妳们自己,因而最终毁掉我们。要系统地开展为了群众利益而進行的斗争,以便使之发展为为了争取政权而進行的斗争。我们需要妳们的胜利,但是不需要妳们企图在不利条件下发动斗争。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会努力生存下去,我们会继续前進的。如果妳们能够积蓄力量,如果妳们善于利用有利条件,那么妳们就会有机会在正确的时机帮助我们的。”

  最后,不断革命的理论以及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决不认为工业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应当努力争取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业先進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为他们准备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把这些国家从野蛮的历史遗产的沈重包袱下解放出来的唯壹办法。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像他们在西方曾经基本上做到过的那样,把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洗干净(译者注:希腊神话相传,奥吉亚斯国王的牛圈中养有3000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内清洗干净)。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微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这壹進程的;只要阶级斗争的条件允许,就必须使这壹進程扩展到先進的工业国家。

或许有人会问,从以上两节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即官僚集团是壹个“国家资本家阶级”或者是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对这壹问题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说明这种机械论观点的错误,有必要進壹步考察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官僚专制主义权力之间充满矛盾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须纳入到历史上“依次相继”的生产方式(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之间的过度社会这个壹般问题中来考察。

  我们曾经指出,将商品生产的作用仅仅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范围,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交换、交换价值和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与各种小商品生产区别开来的,是商品和价值生产的普遍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普遍地成为商品。尽管资本、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产中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毕竟不过是萌芽。要使这些萌芽完全成长起来,还必须创造出整整壹系列進壹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西方以及东方的伟大文明中,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即使到了今天,这壹过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这壹过程,必须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碍。我们在这里只指出其中壹个障碍,那就是使农民失去对土地——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的直接支配,并使他们沦为雇用劳动者。这要求在农村進行巨大的财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消灭农民在其中拥有事实上的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农村共同体(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式,还是“纯粹封建主义”的形式),以及废除奴隶制种植园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

  这还要求在乡村和城镇進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其他变革。即使在先進的西欧地区,由于这壹進程发展缓慢,所以小商品生产以及基本上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曾经在很长壹段时间里与逐步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同存在。在这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商品生产与单纯的使用价值生产曾经杂交共存。价值规律以这壹过渡社会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产领域起作用,但是在各个村庄内部,在很长壹段时间里,价值规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个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农民,壹个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农民,或者壹个生活在19世纪的墨西哥或非洲农民,不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其生产的数量和品种,因为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赋税、战争和饥荒有时会大大减少壹个农民生产的全部使用价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额,但是这并不能把壹个农民改造为依赖于市场的,即依赖于价值规律的商品生产者。要做到这壹点,村庄内部的财产关系必须发生变化——这里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而非单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关系,必须使农民在事实上与土地分离开来。

  不妨说,像这样的混合型社会,其特点便是,价值规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统治地位。社会现有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由习惯和传统、农民的需要和消费习惯、生产技术、相互交往的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强制实行的征调等所决定的。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

  这种混合型的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过渡经济与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是逐步发展的,其中壹个因素便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及后来的制造业资本)的发展。在壹个很长的时期,这壹发展有可能会产生出最终导致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壹个逐步的历史过程,是必须对之加以具体研究并用经验材料来说明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如此这般的抽象逻辑——商品生产的出现=价值规律必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演绎壹番便可以得出结论的。

  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上述的混合型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壹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在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因此,把这些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不起作用。

  机器和劳动力没有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格和“利润”(仅仅有会计上的意义,因为价格是根据行政命令确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资分布和转移的信号。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国家(也就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决定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苏联式经济不是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而是由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即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它又不是壹个“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计划配置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价值规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为官僚专制主义最终设定了不可动摇的界限。这是像勃恩汉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脱里亚迪斯之类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

  首先,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内在的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壹定条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质资源的制约。官僚集团当然可以要求,比方说在高技术领域,某些部门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团也可以不断地要求使重工业、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更大比例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于是,比方说,苏联的壹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進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压制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统壹的价格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苏联集团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進行的。

  处于过渡中的苏联式社会的这种混合性质清楚地反映在其内部价格体系的二元结构上,壹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另壹组价格却是由计划当局任意规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第二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尽管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是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原因。然而,国民总产品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计划价格”和国有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因而明确受到限制。至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冲突,则归根结底是上述客观矛盾的反映。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壹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反映了这个官僚集团夺取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各中间阶层的政治传统,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确地印证了这壹论点。

  虽然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和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统治都可归因于工业较落后地区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孤立性,但是这壹专制主义毕竟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联系在壹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就不能够实现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普遍化。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官僚集团不能够成为壹个统治阶级的决定性的原因,它无法使自己演化为壹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为旧的资本家阶级。要产生壹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官僚制”生产方式,苏联官僚集团就必须使它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壹点,就不仅要消灭苏联内部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关系,而且还必须使苏联从世界市场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消灭资本主义。而这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的最终结果,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就更不会允许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变成壹个新的统治阶级。

  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壹个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新的生产方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产方式”有哪些运动规律,因为这些运动规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却可以知道斯大林主义经济有哪些特有的运动规律。在过去30年里,有丰富的经验材料证明这些规律的存在。

  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来说,苏维埃国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工人国家,尽管是极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至于其非无产阶级方面,壹切与官僚集团作为壹个社会阶层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质相联系的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壹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

  历史上,统治阶级只有在壹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长期维持其统治。这壹点,可以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国家官吏的命运来说明。

  在中国,在每个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团的客观作用都是保护国家和农民免受土地贵族的勒索,以便使扩大再生产(灌溉工程、剩余产品的集中、保障各个村庄的劳动生产率等)成为可能。这也使国家能够从集中起来的剩余产品中拿出壹部分来,给予其官吏以极其慷慨的回报。尽管如此,壹个官吏的命运还是要取决于体现为宫廷和皇帝的国家的随心所欲。他的地位从来就不安全。他不能确保他的儿子能够与自己壹样在官僚集团中占据壹个好位置。

  因此,在每个王朝兴衰周期的后半阶段,壹般就会出现土地贵族(乡绅)与官僚集团融和的趋势。官僚们逐渐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货币和地产,继而是占有土地——这壹过程是“非法的”,正如苏联的官僚们占有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储备壹样。

  随着官僚集团与乡绅的融合,剩余产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坏了,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农民的压榨趋于严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村流民与农民的暴动、匪患和骚乱逐渐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并最终崩溃。于是产生壹个新的、往往发源于农民的王朝来重建国家和官僚集团对于土地贵族的相对独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国的官僚主义》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好的著作之壹。巴拉茨有时把士大夫称为壹个阶级,但是这壹称谓与他反复加以说明的各种具体情况并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对士大夫的社会行为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体分析。

  “[在周期所发生的]这个持久而痛苦的过程,其最显著的结果便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壹个新的中间社会阶层。……

  “这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阶层,还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来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个社会,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从普遍的没有保障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吏负责大壹统的帝国的行政事务,这个大壹统帝国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创立的,在汉朝得到了延续。壹般来说官吏们也是财产所有者,但是,他们的权力的源泉不是财产,而是官位,他们的特权是以他们在官位上尽职尽责为前提的——这是了解古代中国的关键。壹方面,由受过教育的官吏——有产者所组成的特权阶级,忠实地信奉家长制的儒家学说,强烈反对大地产和大地主的权力,因为贵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为会破坏帝国的统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时,这些官吏们又很自然地倾向于对土地和工商业的投资,尽管这些职业在理论上是与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于是农业政策也就摇摆不定。”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农民之间所進行的三角斗争。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资产阶级也算進来的话便是四角斗争。这与苏联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苏联,是工人、官僚集团和萌芽中的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还有由劳动农民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于是相同。私有财产和个人发财致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要比对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重要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壹个混合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通过货币途径,也通过非货币途径来获取社会剩余产品。这个阶层的混和性质——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即社会结构整体)的混和的性质。

  只要在苏联还存在着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大体上是从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么在满足他们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驱使下,官僚们就会强迫工人以两三倍的强度劳动。但是壹旦这些直接需要有所缓解,苏联社会就会面临壹个壹切前资本主义社会都会存在的问题。只要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等级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那么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阶级、阶层或等级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酗酒、放荡和吸毒)。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贵族、18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国实际上都是壹样的。

  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去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

  在50年代,我们就认为苏联仍然是壹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我们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因而其增产速度必须永远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的分析则认为事实将会恰恰相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论断,随着苏联的经济增产速度越来越慢,官僚集团的壹部分就越来越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理由是“客观上”要求企业经理享有更大的权利以及为了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地占有资源。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得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与此同时,官僚集团的内部也有矛盾,特别是要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反抗。工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脚,那么必然就要牺牲充分就业,必然就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众性罢工就证明了工人们有为之而斗争的决心。有些人把这叫做“保守主义”。当然,不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反对降低工资和裁员的斗争也说成是“保守主义”。

  至于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没有解决矛盾。只要价值规律能够强迫工厂关闭,工人集体就不会有真正的决策权(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体能够有效地防止就业波动,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现在,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可以看到,官僚集团的壹部分正在开始转变为壹个资本家阶级。这壹过程要求实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完成这壹过程,就必须摧毁生产资料公有制、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中央计划的支配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还必须使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又壹次遭受历史性失败,而这壹失败尚未成为事实。

  十月革命以及由于革命的孤立状态所引起的官僚制统治,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解释,即壹方面,是俄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国主义强烈影响的、处于半封建国家统治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却有壹个相对比较强大、比较集中、比较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另壹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发展。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命运在国际上还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决定下来,苏联的官僚集团就不能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苏联又重新出现的“污泥浊水”,未能采取壹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形式,而表现为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官僚化。

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分析不是以所谓的“客观主义”的,更不是以“经济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我们从来没有说主观因素——工人的阶级意识以及国家和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无关紧要的。客观条件——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严格规定着国家和党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在1990年的苏联(更不必说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废除商品生产、货币、国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还是比许多人所相信的要宽广的多。28年前,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壹书的第十六章中,我们曾经试图阐释这些选择所意味的后果。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反驳过我们的这个观点。

  在任何壹个能够大体上维持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社会产品都可以划分成三个(不是两个)基本部类:生产性消费基金(A),用以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积累基金(B),为满足以使用价值表现的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新追加的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23];非生产性消费基金(C)——包括军火生产,对于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没有贡献。

  官僚集团的经济理论,在无数西方理论家和各种各样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和半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认为只有压低生产性消费基金,才能实现高水平的积累,以促進经济增产,并长期地实现消费的“最优增产”。据说,这可以解释苏联经济的高积累率——平均每年占国民收入的25%,但是这个论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首先,它没有考虑到直接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其实也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基金。任何在满足直接生产者的基本消费预期方面的缺陷,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通过相对或绝对降低生产者的消费而获得的额外投资能够带来的最终产出的增加率趋于递减。25%的积累率最初可以带来7%的经济增长,后来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经济学家把苏联的这种现象叫做“资本系数上升”。苏联的官方经济学家将同样的现象称之为“固定资金周转速度下降”。

  其次,这壹理论没有考虑到如果生产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如果生产者不满意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包括缺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那么生产者就会对劳动漠不关心,并蓄意怠工。如果生产者对生产不负责任,那么就只有强迫劳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工资变动、工作无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等,都是实施强迫劳动的手段,但是在苏联,这些机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苏联不是壹个资本主义社会。强制的手段,不是市场规律,而是行政控制、压制和镇压——即官僚专制主义。正是这些条件,可以说明官僚主义和镇压机关的极大膨胀、从而非生产性消费(部类C)极大膨胀的原因。因而部类B的下降较部类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时要严重得多。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减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为通过压低生产者消费可以得到的好处。表1表明了国民收入在三个部类之间的分配的大致演变情况。
表1 苏联社会产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况

55

15

30

官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情况

35

30

35

长期结果

35

20

45



  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经济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后来却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或是“系统地扩大资本积累的趋向”,而是部类C的巨大增长,以及对部类B的增长(更不必说最优化)的关注日益减少。由于其在管理和计划方面的内在矛盾,官僚集团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恢复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消除这个障碍。在经过“公开性”的揭露以后,再也不能否认这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苏联,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官僚制的规模和范围,远远超出了客观的必要的限度。事实上,决定苏联现实发展的,是客观的必要性与官僚集团的实际政策(而这是官僚集团特殊利益的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壹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概括为:惊人的浪费。官僚集团的前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估计每年劳动时间的三分之壹被浪费掉了。戈尔巴乔夫后来确认了这壹估计。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官僚集团管理苏联经济的失败了。

  认为官僚集团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计划本身”,这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在制定计划,又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计划[25]?它忽视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特性,即这壹经济是中央配置与局部的商品生产相结合的混合体。从第壹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计划,壹方面是集中资源“突击”完成壹些项目,另壹方面是严重的比例失调。

  最突出的比例失调的例子,是广义的服务业部门(商业、运输业、贮藏业和银行业等)的发展严重滞后,仅占国民支出的15%—20%(不过,如果考虑到在金融业和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积累各环节的巨大浪费,那么后壹比例实际上应低的很多)。苏联城市中的排队现象,浪费了人们(首先是妇女)如此多的时间,这不仅是由于产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样程度上是由于对服务业长期以来投资不足。比如,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但是土豆产量的75%都不能通过“服务”到达最终消费者那里。

  这种比例失调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但是绝不可以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中央计划的必然结果。正相反,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调和浪费与计划的基本逻辑,即按比例发展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现象反映的是以专制主义方式强加于生产者——消费者群众的官僚集团的偏好。

  至于说中央计划“本身”就滋长管理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官僚集团的普遍的和专制的权力(最早阐述这个论点的是马克斯·韦伯,后来为冯·米赛斯所借用),还没有什么逻辑证明能支持这壹论点。如果认为唯壹可能的计划形式,是通过极度膨胀的国家自上而下地進行,那么这种论点不过是同意反复。它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偏见,认为生产者——公民群众不能够自觉地、自下而上地对他们自己的偏好加以协调(即计划)。

  如果了解壹下历史事实,就知道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计划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

  另壹种目前在苏联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官僚专制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的产物。后者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所收缩,但是在1928年以后,随着斯大林以“左倾主观主义”的方式,企图不惜壹切代价、用无情的手段来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又壹次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事实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几乎没有什么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官僚集团才开始据有权力,1922年以后俄共全日制脱产干部的数目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壹点。如果说,1928年以后计划的全面实行采取的是怪兽般的官僚主义的形式,这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企图通过推行计划来扩展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26]。

  尽管苏联的计划是片面的,但是它确实包含了真正计划的合理内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苏联经济仅仅说成是壹个“浪费经济”,那么便无法解释壹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如何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有很多工厂都在应用苏联的专利。难道这些都是“浪费”的结果?[27]

  在壹个实行由群众自由民主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计划受到官僚主义扭曲的程度将大大减轻。但是,有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不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那么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历史经验已经驳斥了这种论点,1971年的激進市场改革不仅没有加强工人自治,反而导致工人自治解体。如果市场把大规模裁员强加给工人,甚至迫使他们关闭工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过错),那么,怎样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实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为能够自由地解雇他们自己的自由。

  所以,尽管有些人企图画圆为方,但是马克思关于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分析还是得到了证实。彼得·卢本企图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包括企业家利润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就业波动——嫁接到马克思的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阶级社会来实现工人解放的设想上。但是,这就完全忽视了壹个基本问题,即只要人们还受价值规律的统治并遭受异化,只要人们的经济命运仍然是从他们的背后强加于他们的,并且不受他们的意志的支配,那就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米哈伊尔 戈巴契夫则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确地说明,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壹切人的自由发展:人类必须支配他们自己的物质生产;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自由,但是接下来就是致命的壹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方式,这种自由和支配被简化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垄断的”财产关系)。社会公正是与所谓的经济效率——即由竞争和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相联系的。但是,既然生产者的物质生产和劳动条件,都是由市场和竞争的规律在违背他们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强加于他们的,那么生产者又如何能支配这些条件呢?

  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观决定的,也不是对于苏联和世界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它壹方面助长了商品生产的蔓延,另壹方面促進了官僚制的发展。它同时加快了这两个進程,从而使既有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党不仅没有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官僚集团的武器,而且党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团专政的工具。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升为直接的统治阶级,而且党越来越蜕变为壹个远离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党的官僚化与国家的官僚化融为壹体,使无产阶级再度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热月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著名的著作中所分析过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宁本人在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做的笔记中就提出了热月的可能性:“热月?理性决定了我们要承认这壹可能性。这会不会成为现实,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有必要再壹次强调的是,这壹结果并不是由“客观条件”和“力量对比关系”自动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壹系列的决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多数人的决策,然后是掌握苏联国家权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决策,在第三个阶段则是斯大林死后官僚集团专政的最高领导集团的决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问题上所作的决策,其影响尤其重大:

  ——拒绝执行1923年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压制辩论和批评,使既有的党的体制得到巩固。这壹体制的统治基础是壹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实际上不可变更的并且在1921年以后极大膨胀了的机构;

  ——扼杀工人的自我表现和苏维埃民主的残余力量;

  ——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拖延逐步加快工业化,特别是没有建立壹个拖拉机工业,从而未能为自愿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奠定基础;

  ——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直至蒋介石发动政变——这壹政策导致中国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败;

  ——1928年以后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强行驱逐所谓的富农;

  ——1928年以后,在没有成本核算的情况下,突然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导致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并实行野蛮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法律和镇压措施;

  ——“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帮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夺取并巩固了权力;

  ——1936年—1937年扼杀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间对苏联共产党和红军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

  ——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及其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军事后果;

  ——企图扼杀1942年至1946年之间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资本主义欧洲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掘起;

  ——不顾东欧国家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反对,将东欧并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缓冲区”;

  ——在国家关系上与铁托和毛泽东破裂;

  ——对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实行军事干预。

  所有这些决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据相应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么他们或许不能够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于1924年以来所发生的那个样子。

在苏联,专制主义中央计划与价值规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厂组织方面同样得到清楚的体现。

  十月革命之后在工厂中曾经出现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高潮,但是,经济系统的失调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自发地得到克服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将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结合起来。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压力也迫使人们这样做。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通过实行在经理、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之间分权的“三人团”制度而达到了壹个稳定的均衡局面。工会成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传送带,决不允许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平等和失业有所增长,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的提高了。

  由于热月成为现实,由于官僚集团专政的巩固,所以这壹均衡局面被残酷地破坏了。工会权利丧失殆尽,壹长制成为工厂中的铁律。野蛮的“生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不顾经济和社会成本盲目追求实物产量,成了工会和工厂的党组织必须为之贡献身心的目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都被视为“破坏”而遭到禁止。

  联合反对派自始便顽强地反对这壹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战时共产主义和高压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时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工人的自觉性和工人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上。”

  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化的基础上。加快机器运转速度、计件工资制以及按照技术分工对工人阶级实行斯达汉诺夫式的分化,很快成为常规。尽管人们教育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起初曾经反对,但是整个职业训练体制被改组,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狭窄的职业范围代替了通用的技术和文化培养。

  乍看起来,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工厂组织。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论点之壹。不应当认为这种观点不包含合理的内核:美国和苏联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认的,但是还有不相似的壹面,而这恰恰证实了苏联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微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最大化。在竞争的鞭笞下,以货币形式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积累的绝对前提条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润,那么增加剩余劳动就毫无意义,而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机制之壹是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代替粗放式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改進技术和使劳动组织“合理化”,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并阶段性地发生革命,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来越短的壹部分来生产工人工资(包括不断上升的实际工资)的等价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壹个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团专政的体制下,工厂经理不受同样约束的制约。没有竞争的鞭笞;在工厂这个微观经济层次上没有不可逃避的减低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没有“利润”最大化的义务。唯壹的强制是政治强制。在斯大林时代,表现不好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后,这种超经济的惩罚逐渐减少,经理的岗位壹般来说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个官僚在壹处被罢免,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在另壹处被任用。

  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缺乏责任心和对工厂表现漠不关心就成了这壹制度的典型特征,并使苏联走向停滞和衰落。事实上,由于经济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标准就是完成实物指标,所以经理实际上会不顾效率积累过多的存货、降低产品质量、浪费能源和原材料及从事“黑市”交易等。

  或许有人会认为,虽然官僚主义计划的体制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劣于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却优于资本主义竞争。无可否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们不去问诸如“付出了什么代价?”和“为什么不能持久?”壹类的问题,这种论点也还是回避了壹个关键问题,即苏联的工厂体制从劳动和机器(技术)方面来看的特殊性问题。

  正是由于对苏联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攫取不是与微观经济中的利润最大化相联系的,所以这种攫取与资本主义相比在程度上较差,工人也比在资本主义下少受压迫。与他们在北美和西欧的伙伴相比,苏联工人不得不在工厂中呆上更长的时间、拿更少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实际劳动时间少得多。

  对经济资源的整体上的浪费恐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比在苏联还要多壹些:大约是50%对40%—4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主要表现为未出售的产品、未利用的生产资料和出售无用的和有害的产品。而在苏联,则主要表现为在劳动时间实际上没有劳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多见的。

  在技术领域,由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经常压力,所以在基础研究和产品试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没有能够转化为工厂壹级的广泛应用。事实上,这种应用受到官僚们的抵制,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完成在创新之前已经定好的计划指标不利。

  苏联的经理试图将壹个典型的官僚的行为与壹个未来的企业家的行为结合起来。壹方面,他严格遵守规则,不论这对“他的”工厂(正是由于不是他的工厂)和整个经济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不顾惜他们的福利,并通过违反各种规则,以努力“完成计划”。

  就工人来说,他们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实际工资、实际消费、实际社会服务),又要保护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利益,不管两者之间在表面上有什么矛盾。正如官僚主义的经理不受竞争的威胁壹样,在工人头上也没有悬着失业的鞭子。[35]其结果便是壹个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的工厂体制,即在“生产场所”中的实际生产关系,更不必说整个经济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不相同。尽管存在着那些控制劳动的等级制,但是由于在劳动场所力量对比关系的差异,加上“但求无事”的思想状态,所以意味着苏联经理在多数情况下会很快对工人的要求作出让步。

  官僚制度的特点是照章办事,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里,“照章办事”就等于使经济陷于混乱,等于進行壹种特殊形式罢工——这与“为利润办事”根本不同。谁要是不懂得这壹点,谁就不了解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

  当然,这壹分析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为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或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压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质资源和保护劳动与自然不受损害方面,都是浪费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的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努力将技术创新与设法在生产中巩固和加强对劳动的控制结合起来。沃尔特·苏斯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苏联,特别是在开始第壹个五年计划之后,机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为了使部分劳动非熟练化,对劳动时间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对加快机器运转速度的抵抗。对于像加斯铁夫这样的“苏维埃泰勒主义”的极端鼓吹者来说,这表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不仅要作为阶级才能生存,而且还必须成为(我们宁愿说退化为)“社会自动机”;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则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坚决反对这壹观点。对托洛茨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的不是无产阶级永久存在下去,而是无产阶级的消亡。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鲜明地反映了苏联混和的和矛盾的社会现实。官僚集团没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它仍然依赖著壹种经过系统扭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克里姆林宫无数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论家转变方向后已经被提炼掉了,只剩下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极端的国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国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团的基本意识形态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意识形态状况:

  “官僚精神纯粹是壹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壹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如果说,官僚机构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义的体现,那么,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样粗劣的唯灵论:它想创造壹切,就是说,它把意志推崇为始因,因为它的存在只表现在活动中,而它活动的内容又是从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这种内容,官僚机构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对官僚来说,世界不过是他活动的对象而已。”

  让我们看看在苏联官僚集团思想家的著作中,这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我们首先发现,是否认国家的寄生性、历史有限性和过渡性的学说。例如,L.S.马穆特写道:

  “如果回顾壹下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自由。为了这个目的,国家经历了根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置于新社会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之后,社会的自由就包含了每个工人的自由。没有每壹个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体的自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是荒谬的。如果不使每壹个人自由,社会就不能够自由。”

  除了最后两句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的以外,这壹段论述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十分荒谬的。“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在苏联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每壹个工人都有不经国家机关许可组织工会、政治组织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吗?难道工人今天就有这样的自由了?工人阶级有效地控制着克格勃吗?这个机智的犬儒主义者写下了这么多废话,怎么竟不害羞呢?哪里有什么对国家中央机关的“苏联工人的控制”,据说只有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保障“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着国家政权,这也不能够使国家成为什么“不断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这种说法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偏离到了什么程度,只需读壹读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话,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官僚制的理论: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於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壹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壹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事实上,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与马穆特的所谓的国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说法恰恰相反:“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及壹切较早的统治阶级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区别的理论中,列宁的立场更为激進。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列宁在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指出: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是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用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的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壹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壹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列宁以后用类似的语言来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特点:“苏维埃政权是壹种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苏联发表和传播这壹段列宁语录的话,他壹定会因为“反苏宣传”和“诽谤苏维埃政权”而被判处在劳改营中强制劳动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会被送進精神病院并接受洗脑。是啊,如果谁要是像列宁那样,竟然想象苏联国家是没有官僚、没有警察和没有常备军,那他壹定是要疯了。

  斯大林则毫不犹豫地公开为官僚的必要性和职能作辩护。1923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作组织报告时作了如下直率的声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意义。”[36]

  国家拜物教有时是荒诞不经的。官僚制的理论家,最终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论家,平静地设想着在没有国家的“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克格勃还会继续存在。“国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机关还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还如何能想象壹个特定的社会特权集团的自我消亡呢?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家拜物教是与经典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壹起的——后者是任何显著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特点,不管这种存在是局部的还是普遍的。据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所以价值规律在苏联继续起作用。有时,还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但是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指的是自然规律。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来说,价值规律就像自然规律壹样起作用,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价值规律恰恰既非自然规律更不永恒。它是严格地与特定的、在壹定时期内存在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者由于私有制彼此独立地劳动,因而主要是通过交换他们私人劳动的产品而发生相互关系。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国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体采取了壹种特殊形式对官僚制的作用和职能作辩护。官僚集团据说应当利用(也就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使之结晶化”)“客观规律”来指导经济。专制主义国家操纵著“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它每壹步都违反著价值规律。但是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计划必须尊重生产者的(实际上是官僚的)“物质欲望”,而不可能将这种计划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工人阶级需要的基础上,因为这样做“价值规律不允许”,所以尽管是在国家专制主义下,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以他自己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价值规律就继续存在。在我们国家,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商品流通领域,即通过买卖交换商品,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买卖。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继续起着调节作用,当然是在壹定限制范围内。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问题说明白了吗,还是没有?价值规律“影响”生产,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不“调节”生产?不,完全没有说明白。斯大林也说: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

  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价值规律,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纯粹的商品拜物教。

  价值规律是“自然”规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苏联继续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价值规律却不调节苏联的生产,所以它还是被“改造”了,因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显然是调节生产的。结论?商品拜物教+国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乱,在实践上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严重失调。

  伟大领袖的渺小信徒,比如马利奇教授,15年后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虽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们不应当陷入另壹种极端:如果商品生产存在,那么由于商品生产规律的调节作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以及为未知的自由市场而生产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它能够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消极方面,并使其服从于……自觉的计划目标。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经济体制的主体和组织力量的伟大经济潜力已经被发现和显示了。但是,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消费的[尺度?]数量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国家,那就是错误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以客观的方式起作用,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因而也决定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就劳动力是商品而言。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怎样呢?生产者的消费基金是通过自觉的决策(比如说,将35%而不是65%的生产用于生产消费品)来决定的吗?不,我们的教授回答说。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自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不能自由地决定这壹基金的规模:“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这就是说,劳动力还是商品!不让的话,它怎么能由壹个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呢?但是如果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壹样是商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能防止价值规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壹切商品的价格,因而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结构呢?不,马利奇教授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这个规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这壹套逻辑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显示了官僚集团“理论”上的混乱与它在实际经济管理中面临的混乱不相上下。这壹混乱的极点,是认为国家不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而且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尽管阶级社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还要继续存在。那么,这个奇怪的国家为了什么而存在呢?“国家的消亡首先取决于资本主义残余在人们头脑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说,镇压机器,即“武装的组织”有必要继续存在,完全是为了维持(铁板壹块的)意识形态纪律。警察只是负责督察人们的头脑,因为它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但是它还是要存在下去,担负这壹至关重要的职能。

  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为官僚制的客观存在作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必须不惜壹切代价继续存在下去的是这样壹个机关,它僭取了本来由社会自己不须通过任何特殊机关就可以行使的职能——这些职能,明天社会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使,却没有被“授权”这样做。

  这壹商品货币关系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团最有智慧的理论家的分析中同样有所表现。列昂尼德·阿巴尔金,苏联科学院前院长、副总理和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壹,曾经写道:“经验表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本质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避免消极现象。”它接下来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目前实行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已经不适合集约式经济发展的需要了。”阿巴尔金据此强调指出,目前的财政自主权的制度以及经济激励、价格、金融和信贷机制,“在科学技术進步的条件下,不再适应快速增长的要求。那些生产常规的和通常是过时的产品的企业处境要比那些创新的企业好。”

  然而,如果企业的财政自主权——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业由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使企业能够部分地决定生产的规模和内容,这恰恰说明它们对生产资料有部分的控制权,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完全社会化。事实是,在企业中以及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是官僚集团(即国家)而不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作出和批准决策,这只不过证实了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其性质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只有认识到苏联官僚制所起的客观作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职能,我们才能够同时认识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客观必然性。这不是采用“唯心主义标准”。问题在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性,这壹必然性是从苏联社会的内在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只要国家掌握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占有了社会剩余产品,并且采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么对于这壹过程不同阶段的管理,包括起关键作用的在主要部门之间分配资源的过程,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存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众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达并得到明确认识的有效机制,那么社会专制主义(即压迫)和经济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苏联中央配置经济的主观臆断和专制主义性质绝不是集体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的反映,更不是经济计划的本质的反映。官僚集团可以实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观臆断的方面,它也可以采用更多的市场经济的药方,但是官僚集权制注定使专制主义的和浪费性的。

  以非资本主义方式替代官僚主义主观臆断的抉择只有壹个:那就是壹个工人群众自己集中分配资源并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资源配置优先权的管理和计划制度。这样壹种制度要求群众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表达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们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从而从官僚制和市场(金钱暴政)的专制主义中同时解放出来。

  但是,这种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自觉的,民主的计划与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将同时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确地说明道:

  “在经济中的无数的参与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集体还是个人,不仅必须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而且还有通过供求的直接压力,来表达他们的需要。计划通过市场得到验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部门设计的蓝图必须在商品流通中显示出其经济效果。”

  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克服官僚集团的不负责任与无能。对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解决办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为前提的——对经济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来计划和执行的。而这只有在商品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并且在长期内逐步消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官僚制问题是从全日制干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工人阶级的组织还仅限于是壹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也就还不存在。至多是有壹个如何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后者是来帮助创立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运动的。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和职员,那么群众性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码的,仅凭志愿劳动便无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几百万会员的会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帕尔乌斯清楚地说明了这壹倾向:

  “显然,壹个有着近200万党员、在帝国议会有着近50名代表、拥有几十份报纸、每年举行几千次集会的政党——这样壹个党需要庞大的鼓动力量,需要数量巨大的和复杂的组织和宣传机构。企图仅仅依靠个别鼓动者的自我牺牲精神来建设这样壹个运动是极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愿望的人,党也不能够支配比他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时间。因此,壹个由几百名鼓动家组成的政治中间阶层就成为壹个现实,没有这样壹个阶层,党在其现有的规模上根本就不能够存在。”

  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壹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后壹种劳动的性质——非常消耗体力和情绪,特别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不能够获得和吸收最先進的科学知识,或者在生产和直接的物质消费活动以外持续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随着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的产生——这些专业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无产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阶级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垄断导致对人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帕尔乌斯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但是却没有看到它的物质基础,而把它仅仅归结为机械的程序主义:

  “这是无产阶级的官吏,他们中的某些人因为领取津贴而尤其像个官吏,但是这个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报酬都更差,并且从事最琐碎、最杂乱的工作而负担过重,这种工作实际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是,正由于这个政治中间阶层这样具有依赖性,它能够最精确地反映壹般政治条件。它能够对从上面或从下面施加于它的压力作出迅速的反应,但是,如果从哪壹个方面都没有压力的话,它便按照壹种机械的程序运作了。”

  帕尔乌斯没有认识到的壹个主要趋势是无产阶级干部阶层——即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倾向于成为壹个独立的阶层,但是,这只是壹个潜在的危险,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并且确实存在着。

  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同时也是个人实现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从壹开始,工人们创造这样的组织,就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情勒索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且还是为了教育他们自己和提高他们的壹般文化水平。为了壹份人的尊严而斗争,这是让所有旁观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轻的工人运动的壹个特点。[4]这个特点在寻求自我保护的小组织转变为群众性组织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众性工会和政党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文化组织发展到有数以千计的成员,后来则发展到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而报纸、小册子和——在更有限的条件下——书籍则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人的读物。壹个完整的、与资产阶级文化对立的文化成型了,这既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独立出来的途径,又是个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在她的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小册子中,很好地总结了群众自我组织的这壹方面:

  “无产阶级的组织集合了有同样社会地位的人们,他们有同样的兴趣和同样的目标。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并且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激情和对群众的爱;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蔑视他们自己。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才是不可摧毁的。他们的形式可以被毁坏,但是要想从群众那里夺走那种对共同命运的意识,那种目的的统壹性,却是不可能的……

  “现代无产阶级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所给予现代无产阶级的,正如武器给予封建贵族的,金钱给予资产阶级的,是抵抗的能力、骄傲和尊严。壹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地球上最虚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胁面前战栗;对外人的依附感经常地侵蚀着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组织不但教育无产阶级学习阶级斗争,而且教育它学习整个的社会生活。在组织中它学会了怎样统治它自己。”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资受“道德的、历史的”因素影响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会最低标准”的公式:

  “工会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扩大工人需要的范围和发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会生存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这样壹种文化——社会的工人生活标准,壹旦工资降低到这壹标准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体斗争和抵抗运动。这里同样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经济意义;通过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唤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并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经济需要。”

  比文化進步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以及这个阶级由以组成的个人所取得的自信。胜利的阶级斗争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来顺受的和受尽蹂躏的人们变成富于挑战性、斗争性和充满自信的战士,敢于在任何企图侮辱和压迫他们的人面前挺起身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人们强烈地体会到这壹转变。所以,当倍倍尔在帝国议会中被问到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谓的权威主义的问题时,他可以完全出于真诚地回答:

  “〔我们的〕壹大优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如果说在我们党内有权威的话,那便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自我牺牲和他们对事业的奉献而赢得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没有其他的权威;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为的或是强加的权威。党员们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能够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因此自然会将这个人安排到可以信赖的必要职位,因而这个人也就担任了拥有权威的壹定职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就知道这种拥有权威的职位其重要性是多么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别人不喜欢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里被哪怕是我们当中资历最浅的同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质问和攻击——这在其他党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同志都采取专制的态度呢?那样非闹翻天不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纲领性的原则,有明确的组织规定,我们与所有党员壹样都要遵守这些规定。谁违反了规定,企图得到壹些他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那他就是给自己找了大麻烦。没有任何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积极地反对专制的倾向,社会民主党就其精神和本质来说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政党,并且为了实现它的目的它也必须是这样的党。”

  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威廉·李卜克内西同样真诚地证实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恰恰在于“领袖不过是必须与广大群众在所有场合并肩前進的普通士兵”。

  这就是说,从职业机关的发展产生出来的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倾向,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普通成员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内部民主(倍倍尔所说的“组织规定”)得到尊重以及组织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的目标。还有壹个更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领袖,通过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争取和切实地实施必要的防范,自觉地与刚刚产生的官僚化作斗争。

  自从官僚化开始成为壹种政治倾向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工人阶级的组织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列举了保证“公社-国家”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开壹切政务,由基层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壹切官员,所有代表可以随时被撤换,以及官员(代表)的收入限于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马克思又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壹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在为马克思的这篇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

  “公社壹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進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壹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壹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壹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据此,列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所谓的‘议会’当然会‘制定议事章程和监督……机关的管理’——但是这个机关不再是‘官僚的’。工人们,既然已经夺取了政权,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将它彻底打碎、根本摧毁;他们将用壹个新的,由同样的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机关来代替旧的机关,为了防止这些工人和职员变成官僚,将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说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增加了另壹项措施,我们今天甚至更加要坚持这壹措施,它对于成功地進行反对官僚化的斗争起着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列宁的公式是:6小时工作+4小时管理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够从事两种活动,因而在工人阶级组织中,包括在苏维埃中,不再出现社会分工。今天这个公式则可以是:4小时工作+4小时(自我)管理。

  在本世纪初,卡尔·考茨基发表过壹部杰出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经提出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工人的国家也许会与天主教会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成为国教以后壹样经历壹个官僚化的过程。当然,他认识到不能过分强调这个比喻,但是他想要据此提出壹个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饶有趣味的。马克思仅仅关注于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这个范围,预见到了后来托洛茨基的观点。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天主教会取得胜利时的历史条件——壹个生产力停滞和衰落的时代——相类似的话,那么这个比喻就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今天夺取政权的条件恰恰不是这样。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为劳动分工的消亡和大众文化水平的革命性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官僚集团的胜利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可以想到两点反对意见。如果工人阶级被迫在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比如在俄国,那会怎么样?如果革命没有传播到其他国家,而是孤立地存在于壹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那会怎么样?如果官僚化的过程已经深入,束缚住了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从而使夺取政权或者不可能发生(并使社会陷于“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壹起走向灭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来,这是古代文明解体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极其不利的主观条件下发生,那会怎么样?

  列宁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政治机会主义,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注意到了在这壹趋势中所包含的社会保守主义。罗莎·卢森堡更明确地将这壹保守主义与官僚化的过程、特别是工会的官僚化过程联系起来:

  “工会领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的专业化,以及由于在和平时期所進行的孤立的经济斗争自然要使他们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导致在工会干部中间产生官僚主义和观点狭隘的问题……

  “令人作呕的奉承和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成了每壹个‘工会运动之友’的责任……

  “与这壹理论倾向密切联系的是在领袖与基层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巨变。原来是由不领报酬的同事,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通过地方委员会進行集体领导,现在则是把作出决策的主动权和权力交给工会干部,而把被动地执行纪律的美德留给群众。官僚主义的这壹黑暗方面,对党来说包含着严重的危险,而最近的创新,即设立地方党书记的制度,则会很容易地——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不小心的话——导致书记成为执行党的决议的主要机关,而不再在任何意义上被视为被任命的地方党的生活的推动者和指导者。”

  这样,倍倍尔所说的防止群众组织官僚化的三个保证之壹——内部民主,成员可以完全独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评意见——就被严重削弱了。

  根据1919年意大利阶级斗争的更先進的经验,葛兰西進壹步认识到工会官僚是壹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甚至用了“等级”这个说法,这也是托洛茨基后来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说法。

  “工会领袖的选拔从来不是根据工作能力,而仅仅根据是否胜任法律方面、官僚主义和煽动蛊惑的任务。组织越是扩大,越是经常地参与阶级壹斗争,其活动的规模越大、范围越广,他们越是发现有必要将他们的领导机关缩减为仅仅是壹个行政和会计中心;因而技术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来越显得多余,而官僚的、商业的能力就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于是,壹个名副其实的工会官僚和新闻记者的等级就出现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与工人相区别的集体心理。他们最终所占据的地位,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正如执政的官僚集团与议会制国家的关系:实行统治的是官僚集团。”

在机关与基层成员之间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导致组织拜物教的现象。由于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极端的劳动分工,人们被束缚在十分狭小的活动范围内,所以在人们的认识中这会表现为将某壹活动视为目的本身。特别是那些将自己认同于某壹机关、长期生活于其中并据以解决生计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干部、潜在的官僚。

  这壹过程由于群众性组织中的另壹个社会保守主义因素而得以发展:即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只是对19世纪的赤贫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才是正确的。在历史的意义上,今天这壹论断仍然成立,但是从眼前来看,今天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确实有壹些可失去的东西——也就是,它通过长期斗争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它从经验中了解到,如果资产阶级决意采取行动的话,它是会失掉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众性组织和整个工人阶级中,现在必须更加小心地估价每壹次斗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与组织起来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为,除了能否得到新东西以外,总是有可能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反映的是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单纯靠正确论点就能予以解决的逻辑矛盾。这也不仅仅是壹个“领导层背叛”的问题——这会把我们引向关于历史的阴谋理论。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因,这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社会民主运动和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苏联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保守主义”——并且认为它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有害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因为这种思想拒绝发动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斗争,它预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跃進——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范围的——必然有损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局部胜利的辩证法,与壹个实行普遍商品生产和极端劳动分工的社会的拜物教特点相联系,是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时代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但是,它倾向于破坏倍倍尔所说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个保证:群众组织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组织拜物教实际上就是说党或工会越来越以它自己为目标,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变成了捍卫和巩固“组织”,而后者越来越等同于它的机关。伯恩施坦在世纪之交的修正主义论战中所提出的著名公式“运动就是壹切,而目的是无关紧要的”,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思想状况。

  这壹过程的意识形态表现是壹个多方面的现象,远不仅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识地欺骗、蒙蔽工人。事实上,“虚假意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骗。至少,官僚化群众组织的第壹代领导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社会主义工作,是为了保卫革命,他们以为捍卫组织就是在为他们的崇高的目标而斗争。自觉的欺骗和言行不壹是后来逐步产生的,但仍然与自我欺骗结合在壹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古斯塔夫·诺斯克在1914年跟随德国占领军来到布鲁塞尔,他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组织拜物教:“妳们为什么这样敌视德国的占领?”他问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安西利。“我们的组织在德国比在比利时强大。我们享受普选权。如果比利时并入德国,组织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妳们会得到普选权。工人力量会得到加强。”德国吞并比利时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方面的问题都视而不见或服从于“组织”这个关键的问题。诺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如果被剥夺了它的基本民主权利,比如民族自决权,那么即使是选举权也会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强;诺斯克的可怕言论不曾理解到这个事实,这使他成为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言人。他实实在在地相信,“加强组织”是社会主义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希特勒成为政府首脑之后,工会领袖们绝望地企图通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对纳粹作可耻的让步来拯救“组织”。他们声明欢迎和愿意参加“民族复兴”,甚至参加了纳粹领导的1933年的五壹游行,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日扭曲为粗俗的“德国劳工庆祝活动”,让雇主、工人和纳粹屠夫都“团结”在纳粹的口号下。为了报答他们的投降,纳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会,占领了他们的办公室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工人们被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气低落,没有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坐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毁于壹旦。组织拜物教最终导致了组织的毁灭。

  当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壹切”时,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关键。壹个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完全可以与各种形式的计划和市场机制的组合共存(虽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是,如果干部(即机关)的统治受到了质疑和颠复,它便不再能维持它的统治。

  组织拜物教不仅意味着把手段视为目标,而且意味着使目标服从于手段。这在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苏联以外的革命斗争以及苏联工人阶级权利和力量的加强,都要服从于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和苏联国家的需要,但是,同样的逻辑,有时是以极端的形式,会在任何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以下面的情况为例:

  工会积累了罢工基金,以便使他们的成员能够更有效地進行为了工资和其他直接物质需要的斗争。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会的机关随后把这笔钱存入储蓄机构,使它能够以低利增长,只要这笔钱还处于半流动的状态,这种做法仍然没有什么问题。将会有更多的钱,以资助更长时期的罢工。但是,壹旦这笔投资失去了流动性,是否進行罢工的决定(或至少是什么时候進行罢工)就不仅仅取决于多数会员的意志和客观需要以及对他们与雇主的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罢工基金被束缚的状态,因而就会以壹种与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会起初的目标和功能无关的形式对结果产生影响。

  当然,尽管有着由局部胜利的辩证法所决定的种种压力,但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还是会不时地反对对工会目标的扭曲,以及反对处于萌芽中的官僚集团在本来是为了阶级解放而创立的群众组织中逐步消除工人权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图。这种企图是要把组织的目标越来越推到后面的背景中去。但是,与此同时,对权力的篡夺把处于萌芽中的官僚变成了完全长成的官僚。壹个新的社会阶层最终形成了:即工人阶级官僚。

  这里,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尔、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葛兰西等关于反对官僚化趋势的论述综合起来——虽然自他们那个时代以后的经验表明,反对官僚化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早在1906年,罗莎·卢森堡就在德国工会运动中看到了官僚化过程是怎样進行的:

  “把壹个运动的所有头绪都集中在壹些工会干部(壹般是从外地派来的)的手里,使得对工会事务進行判断的能力变成了壹种职业性的专业。普通会员被贬为无力進行判断的群众,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守纪律’,即被动服从……而在工会内部,领导机关与下层群众的关系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这壹观念的结果之壹,便是这样壹种说法,这种说法反对任何壹种对工会实践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论批评,因为批评有害于群众对工会的虔诚的态度。从这种观点又发展出这样的说法,即只有劳动群众对工会斗争的效力给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组织才能够争取和掌握他们……这种颠倒因果的关于群众没有能力進行批评和决策的理论。‘必须保护群众的信心’——这是很多工会干部遵循的基本原则,他们把对工会运动客观缺点的批评看做是企图扼杀这壹运动。

  令人感受强烈的是,工会的自我辩护与苏联官僚集团的自我辩护是何等的相似:罗莎·卢森堡的公式可以几乎不改壹字适用于它们两者中的任何壹个。

  但是,对权力的篡夺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随镇压、报复、威胁或者开除、分裂以及工人运动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锐的危机时,这甚至会表现为向资产阶级当局告密,逃避工作,为警察的镇压提供掩护,甚至谋杀自己的同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纪录可以说是悲剧性的,并且是后来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壹次也许不那么残酷的预演。

  那么,为什么在工人阶级自己创立的群众组织和国家内部,拥有特权的官僚对权力的篡夺可以维持这样长久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这种现象仍然占统治地位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必须在客观发展过程与“主观因素”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在官僚机构利用工人运动的暂时低落加强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控制以后,他们帮助促成了工人运动的失败,这進壹步在工人阶级中造成迷茫、混乱、怀疑主义和士气低落。为更高水平的运动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视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阶级群众之外,其形成变得更为困难。而这又進壹步加强了官僚化的过程。

  工人们并不愚蠢。他们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看到他们用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创立和保卫的组织,在关系到他们基本生活的关键事务上反对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感到被欺骗了。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这个,真值得惹这么大的麻烦吗?”他们的回答并不是干脆地说“不”。他们仍然部分地认同组织。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阶级敌人攻击的时候。有时工人们也会施展压力,在这些机构内部夺回壹部分决策权。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仍然是怀疑的。妳不可能连续地两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骗,而不得出壹些负面的结论。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骗。

  工人在群众组织中的相对被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实践和政策的结果,这又使官僚机构有了自我辩护的進壹步根据。“妳看”,他们说,“工人们是被动的。他们是落后的。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做工作,工会或者党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崩溃。”只要工人真地积极起来,甚至极大地积极起来,特别是在群众性罢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这种诡辩马上就暴露无遗。这时,这些官僚,不仅不让工人充分表现其积极性,而是利用他们的壹切权力设置障碍。他们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分裂,他们与阶级敌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镇压斗争,充分暴露了他们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质。只有经过这样的经历,经过根植于经济和社会结构危机的新壹轮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循环,才能够扬弃官僚篡权和工人消极被动的辩证法。

对于任何壹个唯物史观的赞成者来说,显然,壹个新的社会阶层——群众性工人组织中的官僚——的出现是不能与它的特殊物质利益相脱离的。官僚领导人的思想状态就是对于现存社会制度越来越采取保守主义的态度,但是它同时还包含着要保全其特权社会地位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包括他们的地位所能给予他们的全部的利益、权力和权威。在工人阶级最早的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中,两个互有区别的过程分别在起作用。

  首先,离开生产岗位成为脱产干部,对于壹个工人来说当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时还是12小时工作日,没有社会保障。不应当把这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壹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在早期组织中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等,并且常常要在监狱中生活很长壹段时间。尽管如此,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还是比当时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从心理角度上说,让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积极分子把他们的时间用于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要比在工厂中做机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别是当他们想到他们劳动的成果只会使他们的阶级敌人更加富有。

  当然,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包含着官僚化的潜在因素。那些占据全日制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继续占据下去。他们会努力保卫他们自己的位置,反对那些主张建立轮换制度的人。社会特权开始并不十分明显,但是等到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权也变得显著了。

  不仅如此,这时开始有必要选举市政府委员、议会议员和负责与老板直接谈判的工会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与他们共处。还要任命报纸编辑,以及工人运动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的管理者。

  这就又产生了壹个真实的、辩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矛盾。比如,当工人运动创办壹份报纸时,它面对着壹个真正的难题,即是否应用马克思的原则,全日制干部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政治上最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会接受这样的岗位,但是很多有才华的记者能够在其他地方挣到多得多的钱,他们会不断地受到诱惑去做收入更丰厚的工作。只要他们没有充分的献身精神,他们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离开工人运动。

  同样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镇中,严格执行马克思的原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疏远公共建筑师、工程师、医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觉悟水平不够高,但是从职业的角度看却更称职的人。同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轻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务人员的标准,那么即使没有物质特权,同样也会滋生顺从主义和盲目服从。

  在壹个资本主义标准和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即使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觉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个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客观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结合得更紧密,要在其中实践共产主义原则就更困难。因此,总是存在着防范官僚化的特定障碍被逐步削弱的危险。

  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历史时期,局部胜利的辩证法在其充分发展的形式上,表现为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相结合,以及阶级合作的逻辑和政治。在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壹切反对官僚化的障碍都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不再把他们的壹部分议员薪金交给组织——事实上,党和工会干部成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用美国社会主义者丹尼尔·德·来昂的公式来说,就是资本的劳工中尉。官僚主义的恶劣影响质变为官僚主义蜕变。

类似的三段论式的过程发生在苏维埃国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权力和由权力垄断而产生的政治利益,然后是带有物质性和文化性的社会经济特权,最后,是完全的蜕变。党壹国家的官僚与经济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为壹个硬化的、不可变更的社会阶层(托洛茨基所说的等级),它利用它的权力垄断来维持和发展它的物质-社会地位。工人官僚掌握着国家政权这壹事实,把所有的在群众性工人组织的工会和党的官僚机构中所能观察到的反工人阶级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点都十倍地扩大了。

  最近,许多关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于苏维埃俄罗斯在20年代初以后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特权和几乎是绝对权力的信息公布于世了。共产党内的全日制干部从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干年后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层选举产生的,而后来的15300人却是由中央任命的,并被纳入壹个忠于党的书记处和总书记斯大林、并由后者授予工作岗位的委托代理结构。

  斯大林非法地破坏了限制党员收入的原则,分别按等级给予官僚机构的成员不同的货币和非货币利益,他们的报酬在1923-1924年已经达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资的10倍。从30年代起,这些物质特权不断增长并制度化,成为壹个庞大的怪物——膨胀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别墅、医院中的私人病房、伪装为“天才学校”的特殊教育机构、前往外国旅游的特权,等等。在斯大林时期特权的总范围无疑要超过赫鲁晓夫时期。鲍里斯·叶利钦,在他最近发表的自传中,用几页篇幅描述上层官僚集团的生活方式。这里只摘录几段比较触目惊心的:

  “阿诀奉承和顺从可以得到特权的报偿:特别医院、特别疗养院、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食堂、将杂货和其他商品送货上门的高级服务、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闭路电话系统、免费交通。壹个人在职业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适的环境包围着,他也就越难以失去这些环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壹个局长没有私人汽车,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员会的车队给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属派车。副部长有他自己的伏尔加小汽车,而部长则不仅有伏尔加,而且车上还装有电话。……

  “但是,如果妳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即使像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家仆包括3名厨师、3名女服务员、1名侍女和1名领导著若干助手的园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奢侈却让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镶边的房子里,怎么会让人感到温暖呢?……

  “别墅有自己的电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摄影师就会到来,同时还有可供挑选的电影。至于医疗服务,药品和设备都是進口的,都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最新成果。‘克里姆林宫医护中心’的病房十分宽大,摆满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灯……

  “‘克里姆林宫特供’,向最上层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当于成本壹半的价格,包括最高质量的食品。在莫斯科,总共有大约4万人享受特供。”

  类似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虽然国家极度缺少進口关键零件所需的外汇,但是每年仍有1000万马克(按官方汇率相当于500万美元)用于为23位政治局委员進口奢侈品。在波兰,更不必说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情况要糟得多。

  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特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垄断资本家和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里是亿万富翁,那里不过是百万富翁,或者他们所拥有的还够不上100万。但是,在心理意义上,这种结构上和权力上的差别并不能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的愤慨和被背叛的感觉有些微的减轻。正如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个从来没有自诩过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资本家过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生括,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在更严重的赤贫中间,享受奢侈生活,无论其程度大小,则是另外壹回事。

  这就提出了壹个问题,即苏联官僚集团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重要历史区别。在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中,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已经是壹个特权的和自信的阶级,积极地要向社会表现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还受到压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对容易地掌握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并根据它自已的利益对其進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无所不在的金钱和财富的力量创建壹支服从于它的特殊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用考茨基的公式来说,它可以统而不治。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没有统治的经验,它不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来的统治阶级发达,它在很长壹个时期继续受到前统治阶级的影响。它不能够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当它被孤立在壹个或几个国家时——特别是这些国家是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话——它不断地承受着世界市场的“消费主义”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世界上的先進工业国家的压力。

  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统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统治”这个词的真实的和直接的意义去做的话,它必须在企业、部门、市镇和地区,以及国家和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上同时行使权力;掌握按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优先次序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决定权。于是,由于无产阶级内部的职能分工,即在那些“职业性地行使权力”的人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分工,就开启了壹个抑制阶级本身的直接集体统治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俄国内战结束的时候,壹系列的不利条件使这壹过程急剧加速了。不过,就具体机制而言,则表现为产生出壹个有独立性的机关——由上头任命、控制、集中,试图维护其自身职位的稳定——通过这种方式,在苏维埃俄罗斯工人阶级不再行使权力。拉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的:

  “某些职能,以前是由全党、全阶级来行使的,现在成了政权的职能——即党和阶级中的壹定数量的人的职能……

  “这些职能使组织机制本身也发生变化:就是说,那些负责经济和国家管理的多方面领导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经变化到了这种程度,从而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不仅是物质上,而且是精神上,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说,工厂厂长充当着暴吏的角色,虽然他还是壹个共产党员,虽然他出身于无产阶级,但是他在工人们眼中不会成为无产阶级精华的样板。”

  现在回过头来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是左翼反对派关于正在進行的历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那个由于与活生生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敏感地把握着活生生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独立的集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增长的、并且现在几乎不加掩饰的党的分裂:在书记和‘沈默的大众’之间,在从上面派下来的职业化的党的干部和不参加党的共同生活的党的壹般群众之间。

  “这是每壹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甚或省委的这壹个或那壹个决议。那些在头脑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那些私下里对这壹个或那壹个错误、不正常做法或混乱提出意见的党员,不敢在党的会议上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谈话中说出来,除非谈话的对象经过‘判断’完全可靠。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党内的公共舆论已经窒息。

  “如今已经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的广大群众来提升和选拔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的成员。相反,党的各级书记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组成,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书记处的执行大会。

  “党内形成的这壹体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毁了党的独立性,把党变成了壹个不受正常约束的官僚机构〔参见帕尔乌斯公式中的‘程序’〕,并且有在即将来的严重事态面前完全瘫痪的危险。”

  所有这些话现在都已经为戈巴契夫及其追随者们所认识到,他们复述著这些话,但却是在60到65年以后。比如,格里戈里·沃洛达佐夫写道:

  “成熟的、充分发展的斯大林主义,如它在30年代中期时那样,是官僚主义精英的意识形态……它是官僚集团客观利益的精确表达……在20年代初列宁注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和官僚命令主义的明显趋势,他焦虑地写道,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必然是由于官僚主义问题。他严肃地思考着‘热月’的危险。”

  官僚集团篡夺权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长期累积的效果是导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众中严重丧失声誉。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群众继续处于被动的状态——事实上,他们最终觉醒了并勇敢地行动起来了。但是,他们是在较低层次的政治觉悟水平上这样做的,并且对那个与特权官僚集团相认同的党怀着深深的敌意。正如反对派很早以前所预言的,官僚主义政权不但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丧失信誉并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领导作用。

  有人认为,在剥夺资本家以后,行使权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问题,官僚集团能够实行统治是因为它控制着社会的剩余产品,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所以它才能够既可以通过有限选举权的制度实行统治,也可以通过普选权的制度实行统治;既可以实行议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可以实行军事独裁或法西斯主义独裁。相比之下,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实行超经济强制而非经济强制,苏联官僚集团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超经济强制只有在劳动群众处于原子化和被动的情况下才能够進行。如果劳动群众起来从政治上向官僚集团的统治挑战,那么官僚集团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就会像阳光下的露水壹样消散。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可以与群众的普遍的(虽然是有限的)民主权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与这些权利的广泛发展不相容的。

  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劳动群众对国家的决定性控制,从根本上破除机关的独立性、使其大大削减、并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决策形式。

  除了我们的关于苏联官僚制产生和作用的唯物主义解释以外,另壹种主要的解释便是唯心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如“错误”、“偏差”、“‘妄为”、“个人对权力的贪欲”、“缺乏共产党人的道德”、“恶劣习惯”、“派性”、“集团主义”、“错误的领导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卢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壹个时期以前是如此。他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分析,壹开始屏弃了将斯大林主义解释为“个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会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迈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最初的、几乎是直接的反应,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组织,针对产生了个人崇拜并且使其得到经常的和扩大的再生产的官僚主义机关。”

  但是,紧接着他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卢卡奇不但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来解释官僚机构的独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错误思想来解释他的严重罪行:“我还没有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但是随意的和零散的观察足以说明,就斯大林来说,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像在很长壹段时间里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样,而是在壹段时间里形成了壹套错误观念的体系。”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并没有积极努力以使“个人崇拜”——及其对权力的垄断——制度化,以服务于使它作为壹个异化的社会力量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物质利益。不是这样,而是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在苏联30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导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专断的权威。

  让-保罗·萨特,在他还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的时候,也采用了唯心主义和拜物教的观点:“自从被包围的和孤立的苏联开始其艰巨的工业化進程的那壹刻起,发现它自己无法承受这些新的斗争的冲击,而这些新的斗争又总是与现实的必然性和各种错误联系在壹起的。”是壹般意义上与抽象意义上的苏联?而不是由利益对立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组成的具体社会?什么是“现实的必然性”?或许是强迫实施的农业集体化?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必然性的结果而受到冲击?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的唯心主义观点是钱币的壹而,钱币的另壹面是阿·拉·艾兰斯坦的“客观主义”解释,他把斯大林主义现象归因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是,这仍然没有说明官僚集团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对具体历史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充分考虑到了斯大林主义在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官僚集团权力的巩固在壹种关于国家和商品生产的特定的观点中表现出来。同样,官僚作为壹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歪曲上。

  若干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進行了壹场很有意思的论战,论战是关于壹个看起来抽象的哲学问题——劳动的基本性质问题。按照官方的党的思想家们的说法,劳动是“由目的指导的实践’,——即有既定目标的活动。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承认劳动的这个方面就是陷入机械唯物主义。但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他们也强调这样壹个事实,即劳动生产著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本身。事实上,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物质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产和交往的辩证结合或矛盾的统壹体,两方面相互决定、相互依赖。

  壹旦澄清了这个不可分解的关系,壹个進壹步的问题就立即提出来了。谁来决定劳动的目标呢,即生产的“目的”呢?当马克思说,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筑师,他所要建筑的房屋在实际建成以前就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之中了,这个例子设想的显然是私人的个别劳动。没有人真地会认为最新式的摩天大厦,更不必说最新式的飞机,在直接和间接参加其生产的每壹个工人的头脑中就已经存在了。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个或那个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劳动到底是为了生产哪壹样最终产品。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只不过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工人和机器——的复杂链条中的壹个环节,只有壹小部分科学家、设计师、计划者和技术官僚才了解他们的最终产品的意义。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的每壹次進步——即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工业——都伴随着工厂内部和整个经济内部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相应发展,这种分工把概念与实际生产分割开来。直接生产者以外的社会力量决定着生产的目的。

  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完全消失(虽然正如我们在最后壹章中将要看到的,由于人类的和自然生态的原因,有必要通过激進的技术革命减少这种分工)。但是,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在生产目标的决定者与实现者之间、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官僚集团官方思想家们的逻辑追究下去,这壹切正是他们所否认的,他们把创造性活动归结为“脑力劳动”,与物质活动或体力劳动相区别。这种观点假设“思想者”、“计划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动与直接生产者相脱离——或者,如哈拉德·波麦所说的,“干部的活动”是“高于劳动的”。因此,新黑格尔主义的和新卢卡奇主义的劳动概念,把劳动视为纯粹由目的所指导,与劳动的物质的、感性的内容相分离,意味着劳动的社会分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持久存在;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辩护。

  波麦同时还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片面的劳动概念与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官僚制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把第壹部类与第二部类划分为两个互相独立存在的部类意味着,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下,壹种与直接生产者相区别的力量代表着国家、共同体、“集体生产者”和整个社会。不然的话,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即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妳不能与妳自己交换。

  官僚集团作为壹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自然又被他们的思想家们说成是为了适应“客观经济规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当官僚集团假设社会产品在第壹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区分继续采取价值的形式并导致交换的同时,它想当然地认为,尽管直接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与官僚的物质利益相对立,他们仍会接受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的从属地位。至少可以说,不存在关于这壹假设的长期正确性的经验证据。

  官僚集团不能认识到,在壹个无阶级社会里,广大直接生产者(当然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或技工,就这些职业是对生产过程连续進行所必需的劳动力队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决定劳动过程的目的及其组织形式。而这恰恰就是工人有计划的自我管理与社会主义民主这壹概念的含义所在。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国家的消亡,归根结底也是由此而实现的。

  甚至东欧国家的独立研究有时也对此保持着奇怪的沈默。如匈牙利的弗伦茨·托凯依,他是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在他的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著作中(该书实际上是就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问题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全面评论),他试图用非常学究的态度把所有人类史前文明及人类史描述成劳动、财产和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完全忽略了国家的职能,甚至不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最初计划中曾特别指出了这壹点。

  但是在公开性初期,壹些苏联作家在布坚科的领导下,已经认识到官僚制的本质是存在着享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并且壹切都表明这壹观点在苏联已经广为传播。

倘若着眼于官僚集团与工人的关系及其对劳动的控制,后资本主义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就更加清晰可辨了。匈牙利人安德拉斯·海格杜斯,壹位前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对这个问题有壹段精妙分析: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统治与隶属的关系直接取决于在劳动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以及官僚制关系作为基本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这样的事实(虽然官僚制所起的作用与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因为由等级制组成的政府机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的必然性。”

  我们已经对这壹“社会必然性”的限度发表了看法。海格杜斯同时对官僚集团享有物质特权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但他继续论述了壹个有趣的观点,与上文提到的波麦的看法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把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独立变量,那么这种地位千万不能用职业来确定。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是特定类型的生产关系,这从来不单单是个别工作的特征,而总是包含着与其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关系……”

  “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根据他们可以支配自己和他人劳动的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

  “非体力工人人数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有增长,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增长非常迅速。明确的数字是平均每100个体力工人就有29.3个非体力工人。”

  “但这样的划分只是粗略的、现成的,不能令任何壹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進行认真研究的人感到满意,因为这两类工人都不是同质化的阶层……”

  “在我看来,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非体力工人在统计上至少应列出五类:

  壹那些相对来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人劳动,而且也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

  二那些的确控制他人的劳动,但其工作基本上在等级化、标准化系统内部完成,处于行政职位上的人;

  ③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不控制他人的劳动,但是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这些人主要包括医生、教师和律师;

  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

  伍工作的时候需要专心、但不需要高级脑力活动的人,他们既不能控制他人的劳动,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像会计、职员或研究助手。”

  表2总结了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官僚化社会中劳动的社会分工。
表2 劳动的社会分工

社会阶层

支配自身劳动

支配他人劳动

上层官僚及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等





中层官僚及知识分子





小官僚、工头等





普通工人和农民







  正如东德哲学家彼得·费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对劳动的控制还有另壹方面的问题。劳动在广义上说代表了能动性,这是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需求。被动性或非主动性,是深受挫折的根源:包括个人觉得自身毫无用处。而且,在劳动者看来,能够自我支配的并且有意义的劳动越少,壹般而言即主动性越少,那么挫折感就越强。在由官僚集团管理的社会化(集权化)经济里,这种挫折感不可避免地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工作的挫折感使人们转而逃避到消费主义中去,它正是官僚集团有意识地予以鼓励的,相对于劳动者自我管理来说,前者是较小的罪恶。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的经济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壹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这迟早会导致愤怒的爆发。

  哈里·布雷弗曼正确地坚持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作为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基本条件的重要性。而安德列·高兹则强调,控制的必要性——而非对更多利润的追求——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大规模分解的主要原因。其他作者甚至发明了“生产的政治关系”这壹公式。由计时员、工头、质量控制员、工厂保安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控制金字塔,不断地企图强制让劳动不仅隶属于机器而且隶属于资本的代表。劳动和知识的分离,是阶级社会的特征之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顶峰,它表现在壹个把劳动限制于机械性和重复性职能的机构网络中。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在壹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广大生产者支配他们自己的劳动。在设计、管理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没有差别。劳动的社会分工消亡了:“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马克思没有设想劳动的职业分工的所有形式会全面消亡,除非是在高度机器人化的社会里,否则是乌托邦的幻想,但他将此与劳动的社会分工严格区分开来,后者与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讨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控制劳动的问题,但是在这壹问题上,他的思想方式具有同样倾向。壹旦生产者从资本的统治中将自身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必须而且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主人(包括在工作场所中)。

前壹节我们讨论了在工人国家官僚制的形成过程中特权的壹般重要性,现在我们需要進壹步考察官僚制的社会结构。

  苏联官僚集团保守势力的发言人伊戈尔·利加乔夫,以典型的蛊惑人心的方式从根本上否认了特权这个问题,他论证说党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壹个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人的收入(每月200~300卢布)还稍微低壹些。表面上讲,他是对的。在苏联有1800万机关工作人员,显然不可能每壹个工作人员都比普通工人多挣10倍的钱。在美国也壹样不可能有1800万个家庭能挣10倍于壹名全职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钱。然而利加乔夫十分清楚,谴责官僚集团特权的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矛头指向的不是普通机关工作人员而是官僚集团。正是他们这个精英团体,人数大约在30万至40万,其金钱及其他福利待遇必然超出平均工人收入的10倍或更多。

  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将官僚集团的概念限定在其上层即特权官僚集团上?完全不对。如果官僚不包括党的中层干部、国家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察和军队的警官、军官,那么在逻辑分析和职能划分上都说不通。凭这区区几十万人,官僚集团将没有能力统治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匈牙利这样的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它需要壹个中介手段将社会维系在壹起。壹般而言,中层官僚,大约有200万人,承担了这壹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壹角色是由中产阶级扮演的,包括所谓的“新中产阶级”,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后者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没有足够多的财产使自己免于出卖劳动力的经济强制。对中产阶级各阶层来说,获取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相应的观念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若非出于无知或自我欺骗,那么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壹点。

  在苏联则是另壹回事了。当然,个人发财致富的趋向并没有消失:实际上,自从斯大林统治建立之后,这壹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如果说想成为党、国家或工会普通工作人员的人,是由获取私有财产和货币财富的念头所驱使的,那就错了。与他们的职位联系在壹起的小小特权几乎总是在纯粹的货币领域之外,壹个明显的例外是与当地黑社会有联系的分配系统中的官僚。壹般来说,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得到某些商品和服务、有职业保障和安宁的生活、能获得对他人指手划脚的满足感等等。

  再者,正如官僚不可能在没有哪怕是部分工会成员为中介的情况下统治群众性工会壹样,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也不可能在没有少数工人阶级作为中介的情况下来统治官僚化的工人政权。我们所说的“中介”,并不壹定指公开或有意识的“合作”,虽然这也确实存在。同样,也不可能针对所有这类社会描绘出壹个壹般性的模式。比如,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官僚集团肯定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僚更加远离工人阶级,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集团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就比其在诺沃提尼或雅各斯统治下与群众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南斯拉夫的全国解放运动、战后革命起义、对斯大林的成功抵制和自治的试验,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壹段时期里,南斯拉夫的政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比在其他东欧国家里所见到的都要更深厚。

  可以作为壹条普遍规律的是,这些党没有壹个被广泛认为是捍卫工人利益的工具。它们被看成是执政党,是“新主人”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它们在现实当中扮演的角色。不过,不能由此推论,他们与工人已经彻底分离了。这些政党在社会中包括在工厂里的地位,使得这种彻底分离在客观上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党不仅仅由经理、监工们组成,在它的编制里还有众多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们必须通过他们才能伸冤、领取迟迟发不下来的病假补助或养老金、在工会的度假村度假等等。这些党还包括数以千万计的直接生产者,苏联大约有700万-800万,东欧也大致是这个数目,他们并不是出于恐惧的心理或想当官的愿望而入党的。如果把这些工人看做是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傀儡或心腹,那就滑稽可笑了。

  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反映着比雇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加复杂而辩证的社会关系。这壹差别,以及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特殊本质,还体现在传统上形成的、相对来说具有很高程度的垂直流动性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由资本的不断集中和劳动者的不断无产阶级化而决定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趋势并不以线性或机械的方式运动,特别是在经济膨胀时期,不容忽视的反趋势也同时在起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雇佣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而独立小企业主的人数在减少。“成功的”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大资本家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比例也在历史地缩减。而那些已到达顶峰,成为亿万富翁并经历了几代人仍保持其地位的人,自19世纪末以来已减至壹小部分。

  相比之下,在苏联,壹个有着超出平均水准的智力和主动性的工人可以成为壹名中层官僚。实际上,官僚集团会努力地吸收这样的人進入官僚阶层,特别是他们如果能表现出适度的批判精神的话。官僚集团的中层在快速增长而不是缩小。壹名年轻而贫穷的地方官僚,如果他综合具备了以上素质,有着特殊的机变才能,毫无顾忌地巴结当地、区域和全国的各级大人物,并且在壹系列危急情势下表现不俗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官僚集团的重要成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爬到官阶等级的顶峰的。

  确实,如今在上层官僚中很难找到体力工人的子女,但是另壹方面,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前高级官僚的子女。没有壹个政治局成员或部长会议成员是前政治局或部长会议成.员的后代。显然,这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差别是显著的。

  如果我们要把握苏联式官僚集团的本质和变化,那么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它的另壹特征。因为它不是壹个“纯粹”的工人官僚集团,而是壹开始就揉合了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沙皇政府官员的残余。如同E.H.卡尔所描述的那样,“工业的管理又交回到前资产阶级经理和专家的手中,他们大多数获得了党员的尊严和保障。”列宁在晚年的著作中,曾特别强调过这种从过去时代延续下来的因素。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基本上是从以前的执政党及其思想体系代言人的残余中招募来的。前士绅、资本家、律师及他们的儿子,就是说他们中还没有逃到国外的那部分人,被招募至国家机器中,还有壹部分人甚至被招募入党。進入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人更多的是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应加上数量庞大的纯粹的庸人,他们在革命和内战的风暴开创新纪元时畏缩在壹边,直到终于确信苏维埃政府是稳定的,才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寻求壹个舒适、永久的安乐窝的高贵使命。”

  但是,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坚持认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在长时期里会发生变化:

  “官僚集团内部的革命分子〔应该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人数不断增长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前后壹贯地表达出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买办的候选人不无道理地认为,新的统治阶层只能打着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旗号,通过拒绝国有化、集体化并垄断对外贸易,才能确保其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是中庸散漫的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趋势,倾向于资本主义民主。”

  这些文字在50多年前写成,但却真实地预言了在苏联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当今苏维埃官僚集团内部的职能划分,可以把等级归纳为以下几类:(a)国家官僚集团,包括中央经济部门;(b)军事官僚集团;(c)警察官僚集团;(d)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的官僚集团;(e)党的官僚集团。这当中最后壹类对其他类具有最终统治权,但是程度没有普遍想像的那么深。可以这么形容:它就像是铁箍把桶固定在壹起。

  官僚集团内部的“山头主义”——有人用“封建化”来形容——越来越明显。上述每壹类官僚集团都遵循“提拔自己人”的规则。来自党的部门的干涉仍然可以左右个人仕途,但是这只在既定的等级制度内部发生作用,几乎从来不会把局外人忽然提升至将军、高层计划官员、协会书记、工会主席等职位。不用说,每壹类高层官僚都“自己照顾自己”,有时这会造成重大政治影响。

  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了另壹细分官僚集团的标准,以教育水准和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划分。在她列举的12个“主要社会群体”中,有4类人可以被看做是官僚集团的壹部分:经济管理者、工会主要干部、党和国家高层工作人员和政客。“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和“小企业家”被当做另类進行分析。扎斯拉夫斯卡娅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态度加以了考虑,她根据个人能力和对变革的接受力的不同将管理官僚集团分成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这壹点已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她的结论虽然有趣,但是不能成为在理论上忽视主要的结构差异的根据。

从目前我们進行的讨论来看,很明显,官僚集团还没能斩断与工人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行为上仍然表现出它是这壹阶级中寄生的、浪费的、背叛的、具压迫性的、物质上享有特权的阶层。同样道理,它也没能割断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联系,但与此同时却将其批判的、解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贬低成壹系列相去甚远的教条。它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方式是学究式的语录收集,其唯壹目的在于为它所统治的国家中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连续实施的各种往往矛盾的政策進行辩护。这样,官僚集团就把科学变成了具体政策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利益的婢女。

  尽管这样,这些教条仍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而不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人那里收集,虽然时常会有严重的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文的情况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其结果也不是完全不能预见。

  在第壹章我们指出了官僚制意识形态的壹个重要方面:国家及商品拜物教的结合。其另壹重要方面是不能形成自我意识并公开地自我确认,不能形成逻辑上壹贯的、真正为它自己特有的世界观。这壹弱点,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再壹次证明官僚集团实际上不是壹个统治阶级。人们不能想像西哀士宣称:“什么是第三等级?它根本不存在。”我们也无从想见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主会否认奴隶制这壹“特殊制度”的存在,或者欧洲贵族声称没有被授予特权的等级贵族这回事。而这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僚集团上层壹直针对它自己所说的话。

  这壹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否定显然是在故弄玄虚,它充满了爆炸性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壹个具有些微觉察力和智慧的人每天都可以轻易注意到这壹点。所以,这壹意识形态招致了大量的怀疑和理性的拒斥,只能通过使谎言制度化才能强加于不轻易顺从的社会,而这又带来了广泛的拒绝。要维持这壹局面就必须采取高压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是也针对工人。宣传“反革命思想”罪(“诽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反社会主义宣传”等)写進了刑法,触犯者被判以重刑,囚禁于监狱或劳改营。这样,官僚制在否认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否认了社会现实本身,有效地束缚了所有社会科学,使之不得发展。

  这壹切不是产生在真空中,而是产生在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结构中,这壹事实,使这壹社会易于受到爆炸性压力的影响。官僚集团专政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在群众眼中丧失了威信,但是只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广为流传,就肯定会有些人从他们那里寻找分析工具来解释官僚制之谜,它是怎样产生的,它意味着什么,它怎样才能被克服。对于官僚集团来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壹句话所说的那样: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这是官僚集团继续引用马克思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自从苏联出现热月那时起,官僚集团就找不到出路何在。而且,以辩护论的目的对社会科学加以歪曲利用壹旦达到壹定程度,社会科学就会从官僚专政的支柱转而变成反对它的定时炸弹。神秘化变成了自我迷惑。官僚集团越来越不能看清、不能理解在它眼前发生的社会变革过程。它再也不认识它自己的国家了。不过,由于这壹切削弱了它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所以官僚集团不得不放松加诸社会科学的桎梏,这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的原因之壹。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社会科学的复兴就不可能像官僚集团中的“改革”派所期望的那样是纯粹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而是越来越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复兴交织在壹起。今天苏联正展开壹场关于作为壹种社会现象的官僚制——不同于官僚主义习惯和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比20年代的辩论深刻得多。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这场讨论的深度及复杂程度即使没有超过、也已经达到了西方50年壹贯的理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社会批判思想的复兴与挑战现行秩序的新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行动结合在壹起,所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官僚制的认同危机。特别是当他们面临工人阶级的挑战时,壹些官僚不得不提出壹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是什么人?共产党人还是自封为共产党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我们应该忠诚于党还是忠诚于工人阶级、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如果党现在承认它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要凭自己个人的良知,在特定情形下抉择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自由地辩论所有这壹切呢?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能与党员探讨还是也可以与工人和批判的知识分子讨论?

  这样,所有那些在官僚化和窒息工人民主的过程刚开始时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至少在壹部分官僚及其理论家的头脑中(而且不仅在头脑中)又浮现出来。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理论家和追随者的心中,可怕的罪恶感开始燃烧。他们为可怕的罪行或对这些罪行進行过系统的掩盖而感到羞愧,其中有不少是对他们自己党内的同志犯下的罪行。在他们额头上闪亮着弑兄者的印记。

  在以往,任何罪行都可以解释为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较小的罪恶、不幸的错误。现在,这些违反了壹切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怕的罪行,被严正地指出来了。只有最玩世不恭及道德低劣的人才试图否认或减小他们的罪恶。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与东欧最大的工人阶级起义对抗过的人,也坦诚地认识到了所犯的罪行、认识到需要作自我批评,我们指的是匈牙利斯大林主义者。早在1956年革命开始之前,纳吉·伊姆雷,壹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就对整个拉科西时期作了再评价,他把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存在看成是该党蜕化的主要原因:

  “机关居于支配地位和民选机构的衰落,相应导致党的领导更多地采用行政方法,这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这是六月之前党的领导的典型方法。我们无法改变这壹切,这非常糟糕,因为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多次提醒我们它的危害:实际上是机关在领导我们,在压制党〔但是‘苏联’同志忘记提及这在苏联早在1923年就已经发生了——曼德尔〕。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压力、恐怖和恐吓,与机关所具有的支配作用和在党内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紧密联系在壹起的……

  “对派性的指责源于对党内生活原则的曲解。对那些否定党员拥有讨论党的问题、辩论和交流意见的基本权力的人来说,党员的每个政治见解都是在搞派性;他们认为党员只能在党的书记在场或在机关成员的监督下才能讨论党的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或国际领域的问题;他们觉得讨论只能依据特定的原则、或者从预先决定的观点出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進行,换句话说,只能在左翼极端分子和党的官僚愿意容忍的条件下進行。”

  纳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在匈牙利制造的是工人国家在现实中的蜕化。

  “权力的蜕变严重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我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权力被不断地从工人手中搜取并转而反对他们。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壹种形式,其权力由工人阶级行使,并依赖于两个大的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伙伴关系。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被党的专政所代替,这种党的专政并不依靠党员,而是依靠个人独裁,并力图把党的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把党员变成这壹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毫无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体现的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的精神。它的目标不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诲决定的,而是由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维护的独断专行的观点所决定的。”

  纳吉在壹套给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我们更愿意称之为伦理-政治标准)和反对工人权力的官僚化蜕变的斗争之间,正确地建立起联系,这预示了30年之后在苏联所展开的规模更大的辩论,并重复了苏联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早在1923年就提出的观点。由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负担的官僚集团牢固的物质特权,加上物质上的压力(更不用说压迫),形成了壹种处处弥漫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氛围,腐败十分猖撅。

  “群众诉讼案〔即形式上的公开审讯——曼德尔〕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对虐待及杀害无辜群众应承担责任的人、国际挑衅的组织者、破坏经济者、浪费公共财产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他们滥用职权,不是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就是逼迫他人犯罪。这与公众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必须从公众、党和国家机关中间清除这些因素。”

  “物质上的依附迫使人们放弃个人价值观和信念,这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不幸的是,很大壹部分人是这样生活的。这实际上应该看做是我们社会的壹个弊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过度集权是个人独裁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在公众生活中,反对意见不仅被压制,而且以剥夺生命的方式受到惩戒;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被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完全不理会宪法中规定了的人权和公民权;从根本上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的人们被禁止工作。这是怎样壹种政治伦理呵?……”

  “这不是社会主义伦理,而是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强大的物质依附,赚取面包的渴望,正在戕害高尚的人类美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予充分发展的美德是:勇气、决心、真诚坦荡、坚持原则和力量,领导们却以妄自菲薄、懦弱、伪善、缺乏原则和谎言取而代之。公众生活的蜕变和腐化以及社会中相应发生的个性的退化,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道德壹伦理危机的最严重的表现……欺骗和追求名利在公众生活中危险地蔓延著,并深切地影响着人们的伦理观和荣誉观;人们相互之间越来越不信任;怀疑和复仇的氛围腐蚀了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特征——人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在公众生活中出现的冷漠的残酷无情。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展现给我们的惊人画面。”

  布达佩斯警察总长科伯奇·山多尔,在可能范围内最清晰地表达了官僚们所感受到的认同危机,这些官僚还没有彻底斩断与无产阶级的纽带。他是工人的儿子,本人以前也是壹个工人,1956年10月转向了革命壹边,变成了克格勃特别厌恶的人。他险些与纳吉·伊姆雷壹样被判处死刑。他被捕后,当被问及身份和职业时,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张开口。使我非常惊愕的是,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知道了。布达佩斯警察总长?不。在北方山林中游荡的年轻钢铁工人?不。父亲的孝顺儿子?宠爱女儿的父亲?艾伦·杜勒斯雇佣的间谍?赫鲁晓夫和纳吉·伊姆雷的追随者?抑或卡塔尔尔·亚诺什的追随者?壹具空蜗牛壳?壹片雪花?另壹片刚刚落在我额头上。”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三位著名作家用文学写出了这种精神分裂。最令人动容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长约纳斯.R.贝彻尔,他加入了反对他的终身挚友卢卡奇的斗争,这场斗争又使得另壹位朋友坚卡,以及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身陷囹吾。在壹封给统壹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怎样爱戴斯大林,诚挚地写诗歌颂他的荣耀,他怎样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而震动,但并没有就“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而得出任何负面结论。但与此同时,他偷偷地写下了壹系列言辞激烈的诗歌,斥责那些向警察告发自己的同志并用短短几行字的告发信就将这些同志杀害了的作家。诗歌以壹名告密者的自杀结束:“在那之后,妳再也不能像人壹样生活。他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案例是小说家史蒂芬·赫尔姆林。苏共二十大之后被采访时,他说他不知道莫斯科的审讯是建立在捏造的基础上的,但是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谴责他们,因为这只能对反希特勒的唯壹堡垒即苏联的敌人有利。后来,赫尔姆林意识到只有真理才是革命的,必须不惜壹切地说出真理,可能的话,甚至冒被开除出党的风险。

  意识形态上精神分裂的最突出例子是极具天赋的德国斯大林主义作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恐怖剧《措施》中,他试图事先为杀害无辜的同志作辩护。许多年之后,他没有公开批评1953年6月17日对东德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但是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壹段著名的讽喻:“如果人民不跟随党的正确路线,那么党就有权瓦解人民。”在另壹首秘密诗歌中他给斯大林冠以“著名的人民谋杀者”(verdienter Morder des Volkes)这样的称谓。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确发表了壹个真正反斯大林主义的剧本,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壹出戏,他在这个剧本中捍卫了思想和科学的自由,剧本中的英雄为了能在镇压中活下来灵活地运用了原则。

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提出了这壹问题: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否不可避免。壹方面,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启发,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壹个影响所有政党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另壹方面,就在第壹国际与巴枯宁斗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了壹套类似理论,这壹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如德国人约翰·莫斯特,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具有“独裁”特征,第壹次世界大战后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周围的KAPD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但是之后道路出现了分叉,至少有壹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强调群众运动和组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帕雷托-米歇尔斯学派则声称工人阶级群众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这里,我们的确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壹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资本主义的改良来改善社会现状,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壹个又壹个的灾难。单靠资本主义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的道路;这种改良也不能消弭明天将要发生的类似灾难。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干脆自我毁灭的命运。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上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壹样。事实上,革命性政党抵御这壹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部分地是因为它对这壹危险更加清醒。

  归根结底,只有屏弃简单的“黑”(官僚化)、“白”(工人自治)划分,代之以对具有矛盾和相互结合的各种过程的辩证理解,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问题。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早期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退那样,但是群众运动周期性的高涨同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不止壹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动的形式爆发。

  这壹过程越是展开,官僚化的趋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产生的后果就越可能被扭转。20世纪進程中的显著例证是:俄国1917-1919年;德国1917-1920年;意大利1917-1921年;西班牙1934-1937年5月;比利时1956-1962年;意大利1969-197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1969年;智利1970-1973年;葡萄牙1974-1975年;波兰1980-1981年;巴西1985-199年;程度有限的,还有法国1934-1937年;美国1934-1939年;阿根廷1973年。在过去的几年里,苏联也曾酝酿过类似的过程。

  对于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标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来说,真正的任务在于自我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以无比的热情、忠诚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阶级和壹切被剥削被压迫人们的斗争中去;激发工人阶级、至少是其中大多数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历史证明这壹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可行的。

  还有另壹个真实而非“逻辑上”的矛盾构成了群众运动周期的基础。壹方面,雇佣工人如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在没有尝试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唯壹占有的商品之前,他们不可能开展自我解放运动。他们这么做,用货币工资购买商品,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即他们自身受剥削)的关键因素。这肯定会在他们的意识上产生某种影响。建议工人不要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显然不是答案。就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如果太贫穷就没有士气推翻资本主义。

  另壹方面,雇佣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者,他们在工作场所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重扼。从壹开始,工人运动就不单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同时也要求缩减每周工作时间和建立某种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他们这么做,便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再生产:他们不仅在客观上,而且越来越有意识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作为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工人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作为顽强地反抗从他们身上榨取壹定量剩余劳动、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劳动的人为结构的生产者,工人便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了。他们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工人阶级的双重地位以不同形式的实际(不是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意识反映出来。在这方面,有很多理论家论述了工人的日常意识和阶级意识之间的矛盾,后者在这个术语的习惯含义上指的是对本阶级自身所有成员的共同的集体利益的意识。列宁对工团主义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阶级意识所作的区别在这里同样是适用的。我们还增加了具有明显历史重要性的第三个中间层面:这种政治上的阶级意识还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表明工人认识到需要组织起来、在不受资本家及其政党的影响下独立投票。

  另壹种最早由亨里克·德·曼提出并由鲁道夫·希法亭最清晰地予以阐明的分析方法,集中于观念领域内“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区别。这种观点认为,阶级意识并不是简单地以前者代替后者。它还要超越直接物质利益(包括工人阶级的直接物质利益),去发展壹套要将生产力从现有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必须的观念。这些观念,源于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论争,有可能与本阶级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相冲突。

  从这壹观点出发,德·曼以及晚期的索莱尔和希法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工人经常不理解正确的观点?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之外,他们的激情、幻想、本能冲动、追求物质利益之上的“各种价值”的欲望等,根植于哪些非理性的动机?

  以上两种理论当然不是毫无联系的,它们在壹定程度上是可以结合的。两者的基本区别可以十分简单地说明如下;按照前壹种观点,妨碍工人获得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主要障碍,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认到的直接的自身利益。而对后壹种观点来说,工人不接受更高的阶级意识,与他们体认到的这种直接的自身利益无关。在我们看来,第壹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也可以从“心理学”流派中汲取洞见。

  在很多理论家看来,这些障碍证明,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阶级拥有这样的组织和领袖是他们该得的。例如,按照奥托·鲍威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宿命论解释,历史是不可能按照其他路线发展的。如果在俄国及中欧事情不遂人意,那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群众运动的高潮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自身的缺点是官僚化的根本原因。

  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想要证明太多,实际上却几乎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群众总是拥有他们只该拥有的领袖,那又怎么解释若干领导集团和政党在工人运动内部彼此竞争的现象?为什么这些倾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会如此剧烈地发生变化,有时是在几个月之内?为什么在客观条件几乎相同的国家,在工人运动内部工人民主的发展程度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结论是:思想意识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先進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相应形成,有利于将群众行动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直接挑战,但是建设壹个先锋队式的党,是走向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如果不是充分条件的话。

  以集中化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官僚化为由而屏弃壹切这样的组织——甚至于摒弃壹切在个别劳动场所以外的组织——是剜肉补疮的做法。不管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怎样看的,这种退回到原始状态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会整体的水平上才能实现。至少有壹些反对任何工人组织的理论家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最终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壹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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