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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綦彦臣

网络时代最大的人权收益是壹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以偶然方式引发广泛社会讨论。讨论本身虽不涉及深层理论问题，但带来的文化变化（转型）则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西方社会女性遭遇骚扰方面的沈默文化成为批评对象。有论者说：“我们关注的应该是旁观者和促成者那可怕的沈默。这种风气——在好莱坞内外都普遍存在着——被无视温斯坦劣迹的大男子主义所主导，从而危及了各个行业的女性。”然而，仅仅在大男子主义层面指斥沈默文化，有嫌肤浅，因为女性遭遇性困境非止于性骚扰而更多地是个体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差。这是广义女权问题的构成因素之壹。



广义的女权问题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解决，希图带来文化转型的明显效果则必须在哲学方面進行解析。换言之，女权问题本身是哲学的道德不力后果。这个后果在西方语境可以追溯到伟大的洛克（John Locke）。任何伟大哲人都有他的渺小之处，洛克在宗教以下的女性哲学态度是这样。当代的哲学批评声音十分强烈，如指“洛克所坚持的以种族、阶级和性别为基础的神圣的三位壹体是不正确的（或是不完全正确的）”。洛克的女性哲学态度基于他对《圣经》的研读，即是说“男人对于女人或丈夫对于妻子的普遍持权”之理由在于“亚当因为她（夏娃）受到较大的处罚，偶然地取得了比她优越的地位”。且不论洛克的理论局限如何，关键是女权问题是初始的民主政治所未能解决好的。由哲学而政治仍是当今世界的壹个重大任务。



壹、知识武断：由个体生活经验而生的偏执



洛克的渺小之处或曰他留下的哲学难题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到现在没有文献支持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女权错误来源于洛克，但毫无疑问，哲学家关于女性的问题的判断与自身生活经验有关：（壹）在洛克那里，他的终生未婚成为学术缺憾的重大原因，壹如后世评论家所说“他对男人和女人，尤其婚姻的讨论，都稍显局促，这种局促似乎因他完全没有亲自体验过婚姻制度而加剧了”；（二）在叔本华那里，他的终身未婚不仅是错误判断的经验之壹，而且，他与母亲的关系失和强化了他对女性的负面认知，壹如综述其生平的作家所说“叔本华把父亲的死（自杀）归咎于母亲，这使他对于婚姻和女人有深深的厌恶之情”。这两个例子涉及到了知识的发生学机理，即个人体验与这个特定个体向公共知识系统提供知识的可靠性。虽然这个论题远超乎我的知识半径，但之于叔本华个体经验还是有当下科学研究成果予以支持的，尽管该项科研成果与女权（女性哲学态度）无关。



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睡眠不足对我们大脑产生的影响与喝醉酒类似”，因为“疲劳会扰乱脑细胞交流的速度并妨碍记忆被正常编码”。在叔本华生活的十九世纪，不可能有现在水平的科研活动，但是他个体认为的“睡眠的需求是与大脑生命力的强度成正比的”可以视作当下睡眠科研成果的先声。从这个并不显著的细节（特例）可以推测到叔本华的女性论点，会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



叔本华对女性的评价远无洛克严谨，尽管洛克的结论并不正确。他的武断确实来自生活体验。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作为较弱性别，妇女不能依靠力，而只能诉诸谎言和狡诈”。武断之外，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必然有较为学术化的表述。他将女性问题放在社会学框架里進行讨论，而隐蔽的原因应该是受了同时代法国学者孔德（Auguste Comte，比叔本华小十岁）的影响。叔本华认为两性之间的对抗因为壹夫壹妻制的实行而加剧，即是说“与壹夫壹妻制婚姻相关的法律将男人的权利减半，而使他们的责任加倍，通过间接地表明男女平等，将壹些妇女提到贵妇的荒谬地位，而将其他女人降低到要么是无用的老女佣，要么成为随时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简言之，叔本华对女性的高贵化是无法接受的。



与叔本华不接受女性高贵化的观念相联系，或曰作为这种主张的反对物，西方文化中关于女权的讨论最主要是关乎权力女性的。比如，最前沿的社会学（而非哲学）在研究女性社会流动方面，对“希担里·克林顿的社会流动与职业地位更多地和她总统夫人的角色相关，还是和她作为壹个成功的律师与政客的成就有关”的争论，等等。当然，女权问题密切涉及政治女性是个不错的事情，因为政治女性的发言比媒体（网媒与纸媒）揭露权势男性对普通女性（或有利益诉求女性）的性骚扰，更有文化進步作用。比如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就政客滥用权力而性骚扰女性的发言，是很好的例证。梅说“太长时间以来，掌权者得以滥用权力，受害者都感到无从发声”，为此，“需要在我们公共生活的中心培养壹种尊重文化”。当然，尊重文化并非全然无之，否则，就没有“女权”壹词。



二、绿党政治：强大的哲学纠偏功能



在爆料女性被骚扰的丑闻过程中，美国有论者（男性）主张在组织会议，开展活动或召集社团方面实现性别平等，其如男女参会者各壹半，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字头组合）领域里，男性制定的规则应更有利于女性。这类的主张实质上是西方世界生态文明的壹个构成部分，或者说，女权主义者（主张者未必壹定是妇女）正在构建更广义的生态文明。

性骚扰作为政治话题最初出现在绿党政治里面，并且，壹九八三年的事件不是绿党竞选工具，相反，是家丑性质的党内斗争。那场党内斗争（爆炸性的丑闻事件）致使绿党议员黑克尔（Klaus Heeker）失去了联邦议会的科技委员会主席职务——绿党家丑性质的内斗使其丧失了重要的议会职位。但是，这场内斗带来了文明提升的两大效果：（壹）在绿党议会党团里，成立了“妇女政治工作组”；（二）在社会上，沈默文化遭到了冲击，即“在全国发起了反性骚扰运动”。由于文献所限，我无法知晓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受到绿党的政治影响有多大，但是，在美国出现反性骚扰运动后，他为自己与壹名女演员合影时摸了她臀部以及给她讲黄段子而道歉，可谓不错的良心省悟。同时，也证明了成熟民主制度在道德纠错方面的强大功能。



从哲学意义上讲，无论是早些时候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道歉还是晚些时候的英国现任首相梅提倡尊重文化，他们的表态（相隔仅十三天）说明西方文化对来自叔本华、远溯洛克的女性哲学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型。这个文明质量的提升深刻反映了绿党政治哲学观念的影响力。换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绿党政治哲学在女权问题方面发生（发挥）了对洛克与叔本华哲学里女性观念的纠偏（功能）。在英国，有学者从“生态意义——自然观念”结构上对女权主义予以了哲学界定，“这里看起来所蕴涵的往往并不怎么是壹种女性与自然联系与亲密性的确证，而是对自然秩序失去联系以及它的被统治状态的男性性格模式的不信任与拒绝”。同时，“生态意义——自然观念”结构是对旧女权主义的重大超越暨女权主义本身也存在转型事实。旧的女权主义追求女性职业化和男性化，并且，在当下仍有存续，其如上面已提到的男性为女性争取STEM机会。然而，“旧女权主义反映的只是少数妇女精英的愿望，而非大多数妇女的愿望”。简言之，转向对普通妇女人权状态的关注才有更为现实的意义。的确，对于壹个转型需求强烈的社会，转型科学应该关注普通妇女的人权。这是因为：（壹）转型需求强烈的社会存在长期压抑女权的统治经验；（二）前项经验存在文化合法性；（三）在财产权利高度扭曲的环境里，普通妇女当中的壹些人基本失去了经济独立性。



统治经验不只对普通妇女有效，权力女性也在所不免，其如苏联转型时期，戈尔巴乔夫的夫人遭到了政治对手的强烈抨击。那些抨击确实所指有据，“凭着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识”，以及“不仅统治她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她就不遗余力地参加政策的制定和人事安排工作”。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评价还是非常之高的，“赖莎和孩子们并不是仅仅旁观我的追求和努力。他们看到了我所克服的挑战，并给了我全力支持，帮助维持‘我们城堡’内的和平、和谐和理解”。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不止于策略性回应已往的攻讦，而是在暗示他在转型时期的女权立场，以及这样的主张所含有神谕因素。



三、深度反思：四十年相对水平大衰落



上述说法并非过度诠释，因为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联转型之重要环节就是在壹九九〇年十月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与《宗教自由法》。立法对转型社会的公众心理需求满足自不待言，而在宗教传统上看，基督教体系虽有男人优于女人且据此取得统治异性权力的训条，但是，在历史与文学色彩浓重的个案方面，《圣经·旧约》里的《路德记》与《以斯帖记》都是专为女人立传。前者为平民书写，后者为英雄与贵族书写，相对影响，前者为重。它不仅内含了女性经济权利优先（路德可以从成捆麦穗中“拾”之），而且，更表现了以色列文明的融合性与宽容特质：对外邦人（foreigner）的顾恤，在神翅(wings)护佑下得以生存。



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宗教从极权（含威权）辖制下解放出来，从而促進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高质量提升，其中，妇女社会地位（尤含经济权利与性别尊重）提高是绝对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妇女地位实质提高与社会心理认知身份的翻转，转型是劣质或曰有名无实的。这是在转型科学研究中必然涉及女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中共国家内，这壹点尤应受到转型科学研究者及转型政治活动者的注意。因为中共国家自身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失败后，极力向古典传统靠拢，以致女权水平与世界正常水平相关甚远。比之各自历史时期的平均水平与趋势，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实质是女权严重衰退的四十年！



在个案观察方面，我获取了两个恶性案例的不完全资料，而就是在此等不完全状况下，也发现受害致死者“经济独立没有可能，娘家方面没关注愿望，以致于死因成了谜团”。在发展权作为中共国家人权观念之核心的条件下看待两个妇女不明死因事件，不仅说明了发展权的失败（“在农村，自杀者多以女性为主，尤其以贫困女性为主，她们的自杀在人权层面与妇女死因不明后果是壹样的”），而且，更说明“精准人权完全没有希望”。客观言之，中共国家在发展权方面的失败更主要是古典传统的作用后果，其次才是本体系意识形态动员效率太低。妖魔化壹些政治女性是《史记》所确立的传统，压抑底层女性则是《女诫》所确立的传统，它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上层社会妇女的规范行为给底层社会示范，以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无论西汉《史记》里的诡异龙描述，还是东汉《女诫》的显学地位之形成，它们都源于儒家（教）传统，尽管儒家之为“教”远未达到标准宗教水平。但是，从实证政治学角度看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不管质量如何，必然会面临二者必居其壹的抉择：要女权主义就不能要儒教，要儒教就不能要女权主义。这不仅是儒教里面将“女人”与“小人”等量齐观而谓之“难养”，更重要的是，在其自身文本案例上，反映出该准宗教体系人性的冷漠、道德的专横。

结语：女性性自由的传统



具体案例是孔子训斥其子深切怀念母亲的哭泣行为。这个人生经历细节是孔鲤先于其父而死的重要原因：他母亲因父亲长期出游而饱受辛苦，也与儿子相依为命，但另壹方面，他又不得不服从毫无人情、人性观念的父亲。这种父子观念冲突在整个儒教精英体系里面绵绵不绝以至于今。



且不论儒教是女权主义的对立物，仅从广义宗教层面看，儒教就是反人性的伪宗教，它与具有普遍悲悯情怀的基督教也完全对立。当然，儒之为“教”并不能全概其文献体系的文化内涵，其如《诗经》话语表述不仅没有压抑女性，相反，如《召南·标有梅》、《王风·丘中有麻》等大量篇章还对女性的主动性要求予以赞美。同时，《诗经》对成功政治女性的赞美对《史记》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诡异龙描述的妖魔化得到了壹定程度的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