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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中国没有一人一票

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是在民主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完善起来的，普选也是在普选运动的推动下逐步成熟起来的。19 世纪中期，英国有以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提倡无论男性的种族、阶级都有参政选举的权利。19 世纪的民主运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在北欧，使用了口号“均等共有选举权”。许多社会原先都对投票权有种族要求。比如，非白种人不能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投票，这种情况在1994 年多党选举后才结束。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南方黑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投票权，但有很多手段使他们无法实现普选权。3K 党在美国内战之后成立，很大程度是要求胁迫阻止黑人投票。从全民普选的历史看来，虽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或多或少有制度上的问题，人为的黑幕和贪污，但全民普选仍然是最尊重最多数人的，比较公平的方法，文明的象征，也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根据瑞典壹个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IDEA)纪录和研究，至2007 年，全球已有185 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 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首相等。在民主国家，每到普选的日子无异人民盛大的节日，人民不仅要选举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员；他们不仅决定新壹任的中央官员，也同时决定各级的地方官员。普选的日子往往也是人民最扬眉吐气的日子，他们用壹张张的选票，决定新壹届的政府或立法单位的成员，充分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如果妳不为民服务，我们就用选票罢免妳；如果妳工作不尽心，我们就用选票撤换妳”。各国人民这种对参与国家管理和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热情，在选举的时候通过壹张张选票充分的体现出来。普选依据的是壹个朴素的民主原则：无选举不成代表！如果承认政府不过是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服务机构的话，那么民众选举政府官员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在现代社会里，专制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借鉴壹些民主制度的经验，专制国家通常也有所谓的人民代表，但专制国家的人民代表通常是官僚系统的壹部分，他们的产生过程基本上和官员壹样，是由“上级”决定的，都是任命制的产物。所以，这样的人民代表是虚伪的人民代表，所以他们最大的作用不是代表民意，而是强奸民意，他们在党国需要的时候，唯壹要做的就是把右手或左手举起来做机
械运动。不妨想想中国的人大代表，当妳认真去想的时候，妳也许想不起来谁是妳选的代表，妳也许想不起来妳是否投过票，妳也许想不起来有哪位人大代表主动找妳听取过意见，妳也许不知道怎么联系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妳也许不知道他们能为妳解决什么问题，当然，妳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人民代表候选人，或者市长候选人。专制国家的官员实行的任命制，壹个官员的产生是由他的上级决定，他要做的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无法真正做到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上级任命制决定他首先要负责的是其上级主管，上级的喜怒哀乐决定了下级的前途，所有的下级官员们都是唯上是从。上级需要亩产壹万斤的政绩，那么他们就拿出亩产十万斤的“政绩”，至于这种政绩使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往往不管。举个例子吧，班上有个叫班长的学生官。壹般说来，当班长是由老师直接指定的，班长往往不能服众，甚至和同学们有对立情绪，还有些喜欢去给老师打小报告，小小年纪就学会诌上欺下。这种班长壹般对同学的指责不是很在意，往老师那儿跑的很勤快。但当出现几个班长候选人，班长要由全体同学选举产生的时候，气象又不同了。几位班长候选人大概都会不约而同的把同学们放在主体地位，他们“竞选”的口头语往往是：如果我当了班长，我壹定为同学们……怎么着，怎么着，这种“民选”班长对“舆情”和“规则”都十分看重，如果有人对他的工作提出质疑，他便会耐心辩解，并按照“规则”改進工作。选举和任命的区别有多少呢？这个小例子就能多少说明点问题。从班长选举的这个例子，见微知著，人们可以推论出下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壹，只有普选产生的官员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解决合法性的问题；第二，只有人民选举的官员才能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普选也许不能选出光荣、正确、伟大的政治家，它甚至会选出平庸的政治家，但是普贤将彻底消除专制制度下那种官员由上级任命所造成的各种灾祸。普选会让当选的官员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自己是得到人民信任才被人民委托去行使这种权力的，壹旦人民不再信任妳的时候，人民将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寻找新的代表去履行这种职责。因此，当选官员将不得不随时考虑到这点，其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普选作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壹，它发展迄今的历史有力的证明这样壹个真理：选举是人民保障自身最有效的制度武器，没有自由公正的普选，权力系统就不可能对人民毕恭毕敬。因为不需要对人民负责，而只需对上级负责，所以当官员面对人民质问时，这壹类的话自然会脱口而出：“妳们算个屁”，好，上面的话似乎是说中国也没有实行普选制度，是这样吗？是的。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样的道理，并不是有投票就是选举，并不是有选举就是普选。所谓普选，就是指所有公民不受歧视性限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壹人壹票的方式，自由而公正地选举官员，普选包括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周期性活动。按照这个定义人们可以发现，壹党专政的国家并不存在普选。苏联不曾存在过，中国大陆也不曾存在过，北朝鲜更不曾存在过。壹党专政的国家，貌似有投票但没有选举，貌似有选举但没有普选。苏联、中国和北朝鲜大概都有壹下的特征：第壹，部分人被统治者列入“敌人”的行列，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受到限制；第二，壹个农民往往只有十分之壹票，或四分之壹票，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市民；第三，选举活动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人们投了反对票往往会受到迫害；第四，人们只有被迫進行“选举”的权利，而没有参与竞选的权利。按照当今世界许多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只要投票结果壹公布，这场选举便圆满结束了，得票多少就是最权威的说明。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却不壹样，首先选举结果需要是上级审批，批准了，选举方能生效，不批准，壹切就白搭，得票再多也无济于事。这种情况在地方和基层极为普遍。更为可恶的是，投入众多人力，花费巨额资财，耗费诸多数日，進行了“选举”，最后往往被壹纸调令化为乌有。这个领导比较优秀，调令壹来他就走了；那个领导落选了？调令壹来他就异地做官了。“党管干部”这壹组织原则其实就是对中国“选举制度”最大的否定。党管干部的原则就是党任命干部，人大履行程序，没有其他解释。所以腐败分子张国光能当选为湖北省省长，黑社会老大也能当选人大代表——比如刘涌。在现代民主制度下，选举活动的点点滴滴都要体现平等与公正的法治精神，任何选举活动都会依照细致而明确的法律進行，最终，普选就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方式。普选既然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合法公民的选举权利就不会受到限制，也不会选票比别人的效用低，也不会被强迫参加选举，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受到迫害，也不会限制公民参与竞选。当然，更不会出现这样的荒诞现象，纽约人民被选出的市长被调到华盛顿上任，而华盛顿人民选出的市长却调到加利福尼亚上任。更为重要的是，普选是壹种周期性的活动，只有普选制度才能真正杜绝“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这样的制度，壹个人垄断国家政权数十年，到死方休，这样壹种现象才能杜绝，不会再出现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老朽政治家；有了这样的制度，壹个家族或者壹些家族垄断国家政权上百年的现象才能终止，不会出现金家王朝和太子党；有了这样的制度，壹个政党实行专政的局面才能扭转。1776 年7 月4 日通过的的《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壹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壹个新的政府”。这就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运用。有些人也许会说，美国等民主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普选，因为那里也有些人没有参加选举，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其实，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壹部分人拒绝参加选举也是自由和民主的体现，只要达到了法定投票率，民主国家的选举就是有效的。北朝鲜的投票率历来是百分之百，赞成票也是百分之百，这恰恰说明它是专制的。也许有人会说，某民主国家的总理是间接选举出来的，不算普选。这钟说法也不对，比如德国的总理是几百人的议会选举出来的，照样有政治合法性，因为德国的议员都是壹人壹票选举出来的，而且德国人民同意代议制度的政治安排。也许有人会说，民主国家的普选并没有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是的，民主制度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寻找社会共识，它也会通过投票否决少数人的意见，但民主制度绝不会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才是关键。

中国没有三权分立

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壹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三权分立亦称三权分治，是民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各民主国家广泛认可的壹种民主政治思想。三权分立原则最初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有明确表述，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实践。在近代历史上，孟德斯鸠在总结前人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立作了系统的阐述。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理论，在18 世纪的西方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权力，美国比较彻底地接纳了孟德斯鸠的想法，在美国宪法之内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开，而且让它们互相制衡。根据美国1787 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核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在当时这种宪制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至今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仍然是众多民主政体中比较彻底的。而美国大部份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宪制架构。1863 年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用六个字概括了主权在民，这两个字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林肯用“民有、新治、民享”这三句话来说明“主权在民”的全部含义，这种解释，成为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定义。这壹定义，在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主权在民论宣告了君主、贵族对于国家所有权的破产。主权在民就成了民主政治的第壹原则。它始终站在政治伦理的最高点，对壹切政治行为進行道德审视。主权在民就要求建立壹个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不能侵犯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它只能为着保护人们的权利而成立，并且人们能够通过法律有效约束它。怎么才能有效约束呢？就是从技术上把政治权力分开，使之相互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在民主国家，人民有最终的主权，他们能决定、选择和参与公共事务，政府依照公民的需要而成立，但是政府掌握了权力以后就会变成壹个强大的身外之物，壹旦遇到各种机缘，它就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利，那么在选票之外，也就需要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经过千百年的政治实践，人们发现了这个窍门，要想对政府做出更有效的限制，就是把它们的权力分开，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然后再共同服务于全体公民。三权分立的基本政治功能，就是在技术上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并且能有效防止权力自我扩张与专制独裁。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所谓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之壹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三权分立”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避免专权现象和减少腐败，对于促進地方政权的建设，对于保证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社会進步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权分立制度在各民主国家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壹致的，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国家职能部门分别拥有其特定的权力，并在相互牵制中达到权力的平衡。现在，不少国家根据自己国情，积极吸取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努力建成高效、廉价的国家政治体制。权力制衡思想根源来自壹种理念：即便掌权者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但他们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可以这么说，权力就象病毒壹样，受到的制约越少，病毒就复制传播更快。三权分立就是在国家的权力体系内建立免疫机制，每壹种权力都是另壹种权力成为病毒后的抗体，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体系的基本健康。壹个简单的问题，壹张大饼需要由三个人来分，如何作到尽可能的公平呢？最好的选择当然是让公众选择三个人去做这件事，并让这三个人都站在公众的视线内，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让他们三个人分工，壹个人负责提分饼的方案，壹个人负责切饼，万壹分饼的人和切饼的人相互勾结起来营私舞弊，就有第三个人根据公众的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这样，他们三个人做的这件事才能在符合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壹致，从保证了饼分配的公正性。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它展示了从人民主权到有限政府，再到三权分立的逻辑，也形象地表现了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当壹个人，壹个机构或著壹个组织权力无边的时候，它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也许就会随之而来。那怎么办呢？惟有走分权之路，并让不同的国家权力机构相互制衡，不让壹方过于强大，在制度内容设计的时候，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让立法和行政机关相互制约。这样，当壹个国家机关发生侵权时，另壹个国家机关可能会制衡它，并纠正它，而公民可向另壹国家机关寻求保护。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权力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公民才是安全的；权力自由了，人民就有祸了。分权制的实质就是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强人独裁专断以保障“有限政府”，并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在和平的环境下，对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人祸，人祸就是权力没有受到制约的统治集团，其可怕后果就是千万人死于非命，至于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例子就不胜枚举。这世界上没有壹个人是大救星，也没有壹个政党是救世主，人们不能期盼壹群“纯洁的公仆”来“为人民服务”，而必须让权力出自人们的选票，必须着眼于来自权力机构内部的免疫机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人民公仆”是不存在的，只有新式的帝王将相，如此而已。在壹个民主国家的权力体系中，至少要体现出现任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制衡，并且保证司法权的独立。但是，民主国家的权力分立显然不是三权分立这么简单，它包括各种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承认任何绝对的权力，这是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思路。所以，民主国家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的制衡，还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制衡，还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制衡，还有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制衡，还有媒体与社会的制衡，还有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制衡，还有律师和检察官的抗衡，还有陪审团与检察官的抗衡，甚至还有人民武装与国家武装之间的制衡。这些制衡构成了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的免疫系统，使民主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在民主社会在与专制社会的竞争中，民主社会依靠强大的免疫力、活力和发展力，已经把专制社会的价值观逐渐抛在了人类文明進程之外。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借鉴了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壹些经验，立法权由人大掌握，政府部门行使行政权，而司法权由法院来完成，那么这是民主制度下的三权分立吗？显然不是，因为在中国，不管是人大，政府或法院他们并不能独立存在，都必须服从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的中共党委。中国实行的是执政党任命官员制度，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首脑必先是中共党委班子成员。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管是司法，立法或行政机关都无法单独行使其权力，而中共的最高机构是政治局，换句话说：壹切权力归政治局！三权分立的精髓是不承认绝对的权力，但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存在壹个领导壹切的绝对权力。中国的政治体系不是分权制衡，而是分工负责，所有的权力机构都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之精神，但是这就出现了权力的核心，出现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打个比方，人大，政府和法院，在加上壹个只能出主意的政协，其作用不过是壹个公司的四个部门，他们上面都有个共同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共产党。而民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机构则是三个独立的法人，它们依据民意产生，相互制衡，对人民负责，最终实现了人民主权这壹政治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也不应该存在壹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意味着壹种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可以合法存在。谁控制了这壹不受约束的权力，谁就必然成为专制统治者。所以中国的宪法不仅是序言的问题，而是内容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存在分权与制衡，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一种极权统治，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没有人权保障

所谓公民也就是自由人，生活在公民社会的就是公民。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以自治和开放为特征的多元社会。自治、开放和多元，这些也许是很麻烦的概念，但是公民这以概念绝对不是很麻烦的。首先是公民，然后是社会，才有公民社会，这样理解大概没有错。壹般来说人们是这样定义公民的：公民，指具有壹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但是这样壹个定义似乎不够，因为在专制国家里生活的人，他们也有壹个国籍，也有该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任何壹个国民，不可能壹点权利都没有，中国人也是有那么壹点点法律权利的，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国民也是有那么壹点点法律权利的，甚至北朝鲜国民也是有那么壹点点法律权利的，但他们都不是现代公民。在现代文明中，公民权利必须是平等的权利，只有背负这样的公民权利，才能称得上公民。如果人的法律权利不平等，就意味着壹部分人在法律上已经居人之下了，他们必须被人统治，被人压迫，当然，现在都美其名曰“被人领导”或者“被人代表”，而另壹部分人则具有法律规定的“领导地位”和“代表地位”。人如果在法律上就处于被统治和被压迫的状态，那显然就是被奴役状态，揭开漂亮的词语包装，就这么简单。人如果被奴役，就与现代公民无缘了。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妳在法律是就是壹个“被领导”的低级地位，而且上位的机会被法律永远排除，那么妳就成了“领导者”英明背后的花絮，妳就成了“领导者”的工具，而人壹旦成为永久的工具，就是被奴役。对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个比方可能有些难懂，那么再打个比方：如果妳是个四处漂泊的农民工，那么妳的工资待遇、社保医保和其他待遇就会比城市工人差壹些，虽然妳们干的都是壹样的活，但因为体制给妳们的身份不同，妳的待遇就是差壹些，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妳的壹部分劳动被别人制度化抢劫了，那么很显然，在進行这壹部分劳动的时候，妳就是壹个不带枷锁的奴隶。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这期间，虽然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只要具有公民身份，大家的权利大致都是平等的，也就有了公民壹说。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進步，公民这壹概念内涵外延也有所变化。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作为壹个法律概念，根据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以壹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成为国家事务的决定着和管理者，此为现代公民。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壹个法律概念，从来都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专制制度下也有公民壹说，但这通常属于盗用，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比如金日成宪法中的朝鲜公民，有具有什么公民的意义呢？也许在金家父子的眼里他们连壹件武器的重要性都不如。根据以上所述，在民主制度下的法治精神中，我们才能找到现代公民。没有权利平等这壹起点，就没有现代公民。也就是说，在专制国家中，没有公民，只有老百姓。但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专制国家，他们往往说自己的国家是更民主的国家，或者是特色民主的国家，他们总是壹口咬定自己的国家里也有“公民”，因为他们那里也有宪法，对公民权利也有相关的规定，甚至花样繁多，比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利还要多。但是，仔细观察壹些专制国家的宪法权利，看看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实际情况，也能拨开云雾，初见端倪。下面，我们根据宪法权利的落实情况来看看，妳是否是壹个真正的现代公民，妳是否生活在壹个民主国家。第壹例：如果宪法的制定和妳无关，或者不是妳委托的议员制定的，或者是壹个党派厚颜无耻地代表妳制定的，那妳不是壹个真正的公民；第二例：马克思写了壹本《共产党宣言》，它还是鼓吹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它能出版于黑暗的资本主义初期，而妳写了壹本《自由党宣言》，却不能在妳所在的国度里出版，那妳所看见的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就是假的，妳就不是壹个真正的公民；第三例：如果宪法规定妳有集会自由，但是妳只能在壹个主义、壹个党和壹个领袖的前提下开会，而妳要集会，却不予批准，甚至会劳教妳，这种情况下，宪法给妳的集会自由也是假的，妳就不是壹个真正的公民；第四例：如果宪法规定妳有结社自由，但妳只能搞旅游社壹类，想搞真正独立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性的，那就会進监狱，在这样虚伪的宪法权利面前，妳就不是壹个真正的公民；第五例：宪法规定妳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妳连進京上访都会被关進黑监狱，那么妳就不是壹个真正的公民。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壹次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也就是人们常称的“人权入宪”。宪法第二章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其中确定了壹系列不可侵犯的公民基本人权。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中第三十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这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之壹。除了平等权之外，宪法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進行了详尽的规定。但是，从宪法权利的具体落实情况来看，中国人距离公民这壹神圣身份还很遥远。别的不说，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国人再看看自己，什么都能明白。中国距离公民社会太遥远，中国人距离公民身份太遥远，简直和幻想家的共产主义幻想壹样遥远。问题在那？ 首要的就是利益，在专制下受益的那些人、那些组织、那些政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即得利益，就和全体想做壹个真公民的人对抗。不结束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人就没有办法成为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