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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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设想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13日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联盟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苏联解体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这壹点。反对计划经济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绑在壹起了,而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却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市场社会主义”越来越流行。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判决。”对于这壹被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有义务给予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然而,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是有益的。

或许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有显著区别的。但这壹断言的理由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首先,我们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的关系微乎其微。这也许是事实。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碰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遭到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联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已经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在西方又摆回向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我们有理由质疑这壹观点。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宣称苏联集团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赞同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观点与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是壹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很有价值。另壹方面,我们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背离史实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我们认为,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实现,但在历史上有哪个社会曾是某种理想在世间的化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这壹术语当做壹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壹些人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应该有的特征都塞進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2,这壹社会有许多不良和成问题的特征。

3,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与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壹样可能发生),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

4,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这些教训,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5,尽管如此,与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溃败了的人不同,我们相信另壹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行的。

6,要维持这壹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种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才行。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在导言中,我们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行?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造成苏联社会弊病的错误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复兴是可能且有益的,这壹宣称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能在这详细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后的章节将充实这壹梗概。

1,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壹直代表着“混合经济”,它借助累進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还代表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他们最成功的时候,与资本不受约束的时期相比,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易于产生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讨论),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实际上進壹步恶化了。只有在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彻底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种——才真的有消除严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经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壹直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更确切地说,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组织生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政策必须由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提高“福利”标准和“免费”分配基本服务的机会依赖于健康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牢固的税基。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迅猛发展之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尝试進行彻底的再分配的就会有摧毁资本主义这棵摇钱树的危险,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棵摇钱树的。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的话,那么认真对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進行定义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可以这样批评:“如果计划经济正在其中心地带受到排斥,那我们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的、非商品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生产形式的效率。他们对于自己钟爱的“混合”的辩护,不是模糊的道德说教,就是苍白无力的辩解。

从这壹点看,我们尝试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可以说是为了提供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中明显缺乏的社会主义纲领: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所提倡的全面计划经济的人,也能够在我们的论证中找到壹些价值,用以阐明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分。

2,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里,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壹制度从直接生产者手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里需要做壹点解释。在这壹理论中,“必要产品”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以及维持社会生产资料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生活的部分(非生产型社会成员组成复杂,从无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装部队,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加上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而投资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社会成员,或者能制定生产资料增长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导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壹机制的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钥匙。我们断言,苏联体制实施了壹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榨取模式。我们需要陈述壹些历史背景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虑壹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确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有壹种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里劳动。或者,农民必须交出自己地里的产品的壹部分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缚在某种形式的主从关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这样壹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鼓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并保证那些认真扮演了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人将得到升入天堂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会非常有利用价值。

而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为每壹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進行自愿的交易。工厂里不会有铃声提醒工人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时间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劳动时间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率的高低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联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引入第壹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壹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壹点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工人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然而,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力直接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壹个企业“亏”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以保持资金平衡,这很容易。另壹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买到实物产品。与前文相同,進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机构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布工资,他仅靠这个也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对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影响。涨工资只能意味着商店里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社会有意识地调控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这壹“社会调控”政策的制定是彻底民主的,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会在本质上成为合理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投入到净投资和赡养非生产者中,那人民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壹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壹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这是壹种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壹方面是真挚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产品如何实现?从这壹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畸形”,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壹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缺乏口才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他既能激励人民参加到建设苏联这壹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业中来,又能对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事业中的人(及他周围的人)進行坚决彻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义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

3,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壹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以来壹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留这些机制会使得(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且长期缺乏消费品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壹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前体制的恐怖与强制的缺点得到了改观。然而,在苏联早期建设和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广泛激励过苏联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两个支柱都被侵蚀了。还应注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人民奋力劳动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均主义欢呼,但要是利己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社会就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激励方式——比如用共同奋斗的民主参与意识来激励。而就算不以更高的报酬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至少表面上是有回报的)。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激励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选择采用的。因此人民对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前壹代人还懂得社会主义是壹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拥护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壹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壹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联体制,那他们就是憎恨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强调苏联的问题在于不民主的计划体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联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壹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苏联改革并没有在达到政策“透明化”以后就停下来了,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仍未停止,而是继续往前,显然无情地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完全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壹种单纯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壹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拒绝。本书包含有壹系列专门的论证来证明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换言之,壹种高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从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的立场上来看至少)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的现状呢?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而已。这是他们不断被灌输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壹点。只有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观点、建议和理想,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另壹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且值得实现,而人民却只能从华而不实的官方御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经典理论,他们当然不可能接纳这种观点。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实行旧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缺乏民主参与的结果。这壹体制有许多技术/经济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总体上,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能已经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复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专制蛮横的行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巩固,这壹切似乎已经排除了将此(民主化和改革)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些苏联人民可能会觉得这种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与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4.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彻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种在形势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社会就会趋于停滞。同时,没有各种意见的公开讨论,高效的计划机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案,这显示出体制推崇服从与遵守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即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可以允许高剥削率。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自由”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确性”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对经济理论的讨论,那长远看来增长和效率的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联的例子中所出现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缺陷。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否定要大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壹形式。虽然在战术上,这可能很高明,但我们认为苏维埃有内在的不足而且实际上很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壹些比较模糊的概述。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壹体制服务于它所在时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计划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理论发展却受到他们自身理解的限制。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正统性,他们排斥、甚至公开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资产阶级的”污染的理论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污染了“资产阶级”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壹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思并未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而这就使得对他的误读变为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否则社会主义作为壹种经济制度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书内容介绍

在导言的最后壹部分,我们概述壹下将要谈到的主要论点的内容。这些论点是讨论上面已经发现的问题的。第壹章和第二章处理有关平等和公正的问题。第壹章概述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无法解决这些根源问题。第二章介绍壹种稳固的社会主义薪酬制度是怎样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将概述这壹制度是依赖于这样壹种思想的,即每壹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的总劳动量都是可以计算的。第三章将证明这壹论断是合理的,同时发展了以劳动时间对经济進行计算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计算方式合理且在技术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这壹体制的各个方面。第四章确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项,并区分了计划的许多不同“层次”,即战略性计划、详细计划和宏观计划。第五、六、七章分别详细研究这几种计划。第八章概述壹种具体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生产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喜好,同时又能避免产品的短缺。第九章详细考察我们设想的这种计划体制对信息的要求,并将个人受到的的奖惩与信息发布的准确无误联系在壹起。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把我们提出的这种制度,跟壹般认为已经在苏联失败了的那种制度做了许多对比。

第四到九章处理孤立的单壹经济体的计划,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则将延伸讨论与其他国家经济体的贸易问题。在壹个各方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这是非常实际的考虑。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将超出经济领域,進壹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第十二章将把社会主义目标和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该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传统家庭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的运作方式。第十三章考虑政治领域,提出壹种能够让普通人真正掌握他们生活的彻底民主的宪法。就像早先提到过的,我们批评苏维埃民主模式。我们同样批评议会民主制度。而我们自己的提议则源自在当代语境下对传统(雅典)民主的再审视。第十四章研究产权关系的问题,详尽阐述了作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形式。
在最后壹章,我们回应了充满怀疑的社会主义者们近年来提出的壹些反对观点。在其中,我们对于支持以“市场社会主义”代替我们倡导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做出了回应。

我们希望,读者在看过各种各样的详细论证之后,会很清楚支撑起全书的总论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每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人,还是作为社会壹员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在价值。实现这壹目的需要满足人的尊严、保证人的安全、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以及社会生产率的提升。还要求人类能找到壹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地球的总体环境保持平衡。我们认为在彻底民主的政治宪法之下,通过合作和计划的社会经济形式——壹种后苏联社会主义——可以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第壹章:不平等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壹是克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收入、权利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社会主义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们。相反,那些从不平等和特权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者。
富人会轻易地相信他们被误导了,实现社会平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们贫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费壹番口舌才会相信。为此,有人就认为不平等不仅实用,而且不可避免。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怎样,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现他们为了让经济运转,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响应的激励与穷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倡导者是怎样看待这壹点的呢?如果劝壹个富人去工作,他们要求的是更大财富的刺激: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为高收入者减税。而论及穷人的时候,恰恰相反,却认为最好的劳动激励莫过于愈加贫困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严格限制给予他们的补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两个论点。我们想表明,尽管壹点经济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量是极小的。我们认为,施行壹个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会是可能的。在这壹章里,我们概述壹下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的可持续经济机制的第壹个原则。

不平等的来源

在当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们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坏;他们已经了解这壹点了。重要的问题是:造成当前贫富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关于它们,能做些什么?从逻辑上讲,第壹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当前社会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对工作的人的剥削

(2) 少数人对财富的继承

(3) 失业

(4) 年迈体衰

(5) 女性的经济从属地位

(6) 技能的差异

剥削

日常用语中,我们说到强者占弱者便宜的时候,就会使用剥削壹词。经济剥削牵涉的是人们没有为他们工作获得足够的报酬。这既可能是壹个妻子被迫无偿为她的丈夫当佣人,也可以是员工工作让雇主致富。在壹个剥削关系中,被剥削的人没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东西。这种看法在个人关系中会显得有点模糊和不准确,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现金关系中,它的含义是非常准确的。如果壹个工人得到的报酬不值他劳动的产品,那他/她就被剥削了。

这壹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先想象没有剥削的情况来说明它。假设壹个工人每周被雇40个小时。如果他没有被剥削,那他从工作中得到的工资就应该可以让他买到需要四十个小时的工作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虽然产品不会像麦片包装盒上的卡路里量壹样,把劳动量标记在上面。但原则上讲,计算劳动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剥削。作为壹个厨师或者公交车司机工作壹周所换得的,是提供职工们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农民、制布工人、银行家、演员,等等。

但实际上,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会发生。尽管雇主和雇员间的劳动合同形式上是自愿协议,但其条款却是雇主说了算。失业壹段时间或者害怕事业的人,会乐意干任何工作,而不会太挑剔条件。雇主不会面临同样的限制。通常每个工作都会有许多求职人,以至于如果有人试图沟通工资率,总会有其他人愿意降低价格与他竞争。

在劳动力非常缺乏的罕见情况下,工资增加到没有剥削的水平,那时雇主就会选择把资本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润率的工资水平来雇佣劳动。最后,他们还可以考虑把生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工资水平低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雇员被被迫以低工资水平廉价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国国家收入细目,我们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对于每个经济部门,我们研究通过劳动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在工资和利润间進行分配的。价值增量指的是壹个公司的总销售额和生产过程的非劳动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机器折旧等等)的差额。

这些数字取自1983年国民收入支出蓝皮书,由中央统计局发布。两列显示各经济部门的总工资和总利润。总价值增量是工资和利润之和。我们可以看到,从壹部门到另壹个部门,用于工资的价值增量的份额差别很大。1982年,能源工业的价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额只有27%。相当于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时,其中的16分钟是为自己,而44分钟是为了雇主的利润。

在其他产业中,剥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制造业中,大约75%的价值增量用于工资。为了得到整个经济中对雇员剥削率的估计,我们把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加起来。如果我们看壹看工资和财产收入的总额,就会发现只有60%的价值增量流向创造这些价值的工人。

更進壹步研究,发现这高估了工人获得报酬总额。问题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像制造和餐饮壹样被视为财富的生产者。金融部门获取其收入的来源有二:从当前账户的持有者手里抽取的服务费,以及贷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后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门提供像兑现支票和银行账户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的价值是通过服务费来测度的。服务费减去相关的工资账单就显示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交易利润。这些交易利润必须和银行赚取的总利润区别开来,后者会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银行部门的总交易利润壹直是负的,这表明银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运营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壹部分银行雇佣的劳动投向了交易服务;剩下的劳动是银行为管理贷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财富生产部门通过支付利息的形式来负担。当我们计算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全国总工资额时,我们应该只包含这些银行中提供交易服务的雇员的工资;银行的其他工资应该被看做是剩余价值。我们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这些调整。调整后的结果给出的剥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们可以从这壹结果计算出实际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产财富的雇员手里。这体现在调整后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数字。使用这些数字,我们发现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工人仅仅拿回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增额的53%。

表1.1 :计算剥削率,1982
总计121105
(= 57%)88014
(=43%)
产业或部门 工资 利润和其他财产收入减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业 44337 14105
建筑业 7774 5706
配送&餐饮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银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务 11176 3367
农林渔业 2044 3708
原剥削率
(每工作壹小时的分钟数) 为自己
34.4
(= 57%) 为别人
25.6
(=43%)
银行和金融服务進壹步细分项目如下:

工资薪水 15205

服务费 10589

交易利润 -4616

假设按照创造价值的60%付工资给银行职员,从交易费获得的收入细分为:

工资薪水 6353.4

剩余价值 4235.6

总计 10589.0

调整后的银行部门:

对工资薪水贡献 6353.4

对剩余价值贡献 22686.6

调整后的总额:

工资薪水 112253.4

财产收入 96865.6

调整后的剥削率 为自己 为他人

(每工作壹小时的分钟数)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数字以百万英镑为单位。来源:国民收入支出,中央统计局,1983年版

实际上,他们每小时中有32分钟为自己工作,28分钟用于维持各种剥削和供养社会上的非生产性群体。

对雇员的剥削与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有关。壹 剥削所得主要用于两个目的。
它们要么按照分红和利息报酬進行分配,要么被公司用于给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任壹情况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如果利润用于分红,那他们就直接获利。如果利润被用于资本积累,股东通过股票增值间接获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财富分配委员会报告, 80%的底层人口之拥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国这样有着发达的股票市场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却壹点股票都没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价值几百磅的股份,以至于他们从股份得来的收入在他们的总收入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股份所得总额还不及他们要为个人贷款和抵押贷款(房贷)的利息。除了被他们雇主剥削之外,他们还要遭受金融机构的净剥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续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拥有大多数股份。皇家委员会报告,大约330,000人占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这部分人能够以财产收入为生。这样的人可以选择工作,获取额外的董事费收入,等等。在任壹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将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资产。因为比起壹般的职员,他们能够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这壹阶级将会持续,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国金融资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这壹小众是对劳动人口系统性的不足额报酬的最终受益者。只要当前的市场体系持续下去,这就注定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失业

失业是壹个次要但依旧很重要的经济不平等的来源。有工作的人会很容易忘记,或者没能意识到,如果壹个人失业以后收入会降到多低。很多被雇佣的人不重视的平常小支出——买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电影——都突然显得不寻常地贵。 那些因长时间失业耗尽了有限的积蓄的人,或者那些从来都没有获得有偿就业机会的人,依靠很好地计算了的国家福利勉强维持生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失业的人甚至连这点福利也得不到。这些群体被迫進入犯罪和卖淫的黑社会,或者依靠慈善过活。

就业的人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的差别吸引了许多政治关注。政治家谈到长期失业的新下层阶级的出现。王子们用委婉的术语担忧起“市中心贫民区”。尽管如此,失业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来源。首先,它只是影响劳动力中的小部分;失业率会波动,但通常都会少于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业起着维持对就业者的剥削的作用。失业创造了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每份工作都会有许多应聘者。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不会质疑剥削性的工资率。如果工会知道雇主可以稳定地从失业人群中雇佣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就会对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感到犹豫。全部劳动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后以更低的工资率雇佣替代性的劳工。

失业是剥削的稳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这样来维持它的。带来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策在二战后采用了大约二十年,使得失业率低到大约劳动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现在也可以应用这些政策。创造充分就业的杠杆仍然是壹样的。不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为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那时,保守党总理(哈罗德•麦克米兰)可以诚实地对工人阶级说,他们“从未这样好过”。充分就业意味着全所未有的实际工资持续增加的时期。在半个世纪的萧条之后,真正的实得工资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时期,公司产出中流向利润的份额减半,从1950年的23.4%,减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换句话说,雇员运用劳动短缺减少了剥削。公司通过增加价格来维持其利润的尝试导致了通货膨胀。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们都承认成分就业是不现实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业,就会再壹次引起通货膨胀。基于系统性地剥削雇工的经济需要从劳动力市场创造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失业。

为什么失业势必造成贫穷和匮乏?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原因。如果没有工作可干,那么壹个文明社会可以向这些暂时空闲但却愿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适的工资。如果某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空闲,为什么他应该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失业的来源是技术变革,机器人和计算机的進步,那么采取这种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失业是因为政策改变。壹旦政府赞同把失业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必要措施,他们就会开始让失业者状况恶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给失业者的福利的真实水平在降低,而获得福利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严格。像青少年这样的弱势群体,获得福利的权利被收回了;贷款代替了服装和家具的补助;失业者还必须承担人头税(Poll Tax), 等等。

通过把失业者降低到绝对贫穷的境地,政府压低了工资水平的下端。当年轻人被迫为被慷慨地称为培训计划的事情工作而每周仅获得25磅的时候,还用惊诧成年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1.7磅吗?而且,这些工资率是付给每周干十几二十小时的兼职工作。失业者的贫困是通向就业者贫困的大门。

年老体弱

壹个人仅仅因为他年老,残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无法工作,并不必须成为穷人。拥有充足财产的上层阶级退休者过着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财产,以出卖劳动为生的人,才会因为受伤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难之中。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才会相对窘迫,依靠极少的国家养老金生活。

这些养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励人们依赖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计划,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依赖法定养老金,就会不太愿意购买这些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国家退休金的压力。做出这些决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退休之后会有充足的储备金可以依靠。这壹事实不可能不会影响他们,但他们并不就是出于纯粹自身利益行事。当他们鼓励使用私人养老金时,他们是在遵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逻辑。私人养老金计划将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别延长至退休生活;他们就这样为基本阶级结构增添了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他们还给了中产阶级以储蓄的激励。通过储蓄,他们入股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而且国家养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认为不依靠这些养老金生活的人自己决定,那就会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国家养老金比现在更高是合理的。

妇女的经济从属地位

西欧国家的社会体制有若干不同的经济形式组成。社会主义者传统上大都知道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当人们谈起混合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意识是这两种组分的混合:私有产业和国有产业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时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比如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与私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这些被视为混合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经济。

我们认为,就像资本主义经济要为壹组经济不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壹样,家庭经济也最终要为另壹组不平等负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

家庭经济以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服务为标志。直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妇女;而从这些劳动服务中受益的非生产者是儿童和丈夫。家庭经济的另壹特征是,无论工作结果还是工作本身都不是无偿的。如果壹个妻子给家人做了壹顿饭,她不会因为花在劳动中的时间而获得酬劳,这顿饭本身也不会出售。如果家庭成员到饭馆吃饭,他们可能会迟到在营养上相同的饭,但其社会特征会完全不同。这顿饭是作为商品买来的,由饭馆里的工薪雇员所生产。

因为家庭经济基本上是非货币性质的,其对国民产品的贡献就没有被包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如果我们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妇和其他参与者的数量,以及劳动的市场等来衡量其贡献,家庭经济无论怎样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

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经历了壹个长时期的下降。当古典作家谈及经济或者oikonomia(希腊语的经济壹词)时,他们说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内生产的组织(参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家庭中,以至于赚钱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动。当亚当斯密形成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时候,出现了完全的反转。现在,为市场的生产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独特形式。这种看待经济活动的视角根本就是市场导向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高于家庭经济的事实。

在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是以家庭部门为代价的。历史地看,这壹过程的最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家庭食物生产。

在英国,这壹过程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欧洲其他地区,这壹進程壹直持续到20时候的下半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家庭经济在食物生产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庭经济的余地就变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于这几个领域:(1)食物准备的最后阶段;(2)照顾学前婴儿;(3)壹部分照顾学龄儿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洁和维护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顾年老体弱者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可以发现好几个生产领域已经几乎完全从家庭经济中消失了:(1)栽培农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纺织;(7)修建房屋。这些活动都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了。这壹進程仍在持续。饭馆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这些东西减少了家庭部门完成的食物生产量。另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家庭购买住宿学校服务也是壹个例子。

部门间的这些转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市场部门更有效率。在某些情况下,曾经使用强制手段来吞并土地和减少家庭农业(英格兰的圈地运动,苏格兰的高地清洗),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没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家庭农业也衰退了。资本主义在其组织的所有活动中都造成技术進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進了最高效技术的采用,而劳动生产率也因此提高。现在花费更少的工作在曾经属于家庭生产的领域。从中释放出来的劳动现在可以用来运营全部的新产业和近代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

尽管仍然要消耗许多劳动在家庭生产中,但家庭生产创造出来的实物相对较少。与之相反,市场经济的物质生产壹直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供应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家庭部门的生产率却壹直相对停滞。并不是完全停滞;家庭生产资料的改進是相当大的。煤气和电炉取代木头和干粪火堆,自来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机取代了洗衣桶,这意味着完成相同任务需要花费的劳动现在大大减少了。但这些進步是对家庭经济来说是外部的;他们是引進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经济没有显示出多少创新能力。

家庭经济也让给了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国家向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是壹种常规。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较少了母亲的工作,因为母亲不用全天负责孩子们。另壹方面,它从家庭部门中移除了潜在的劳动力,因为在学校上学的儿童,在更早的经济制度中,已经过了开始進行生产性工作的年纪。在中国,恢复家庭农业的壹个悲剧性结果是,农民家庭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退学;因为让他们干农活更有用。壹个家内劳动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来,国家开始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任务。不像资本主义部门的入侵是自发出现的,用免费公共服务取代家庭劳动需要直接的政治决策。社会主义者和家庭生产模式之间最近冲突的领域包括喂养儿童(免费校餐),以及照顾婴儿(托儿所护理)。在食物生产、清洁和育儿等家庭部门,半社会主义部门進壹步扩展的余地还相当大。

就像上面陈述过的,在家庭组织中,已婚妇女壹般都为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无偿工作。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隐藏在性爱和母爱的意识形态之下,人们倾向于忽视这种剥削。因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常常以个人的对抗的出现。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表现为争论,道德压力,殴打妻子,抛家弃子和离婚。

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甚至是雇主和雇员间的阶级斗争,对参与者来说也基本都表现为私人纠纷。当这些纠纷牵涉到壹类有着相同的特征个人,与另壹类的个人進行斗争的时候,这些私人纠纷的集合就成为阶级斗争。因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员间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出现壹两次的孤立的情况,而是同时数百万次地重复出现,所以必须将这些斗争视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

当这些纠纷被政治化的时候,参与者就会清楚这是阶级问题。也就是说,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为其洗冤。家庭阶级矛盾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是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妇女才能够相互合作与对她们的剥削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跟在其他情况下壹样,让矛盾保持私人化和个人化,完全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阶级斗争都要求阶级意识的领导和可以让整个阶级围绕其联合起来的要求的纲领。目前为止,妇女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议题也许是关于堕胎权利的斗争。只要家庭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掌握生育对希望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妇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作为壹个阶级反对家庭剥削的斗争,只有在其斗争目标变成用更先進的生产关系取代家庭经济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坚持不懈地宣传人们生活在壹起,准备食物,照顾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撑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见的矛盾超出个人政治的层次,提高到政治阶级斗争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男人和女人间的矛盾看做是英国政治中仍然是被压抑的和潜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权制家庭将会被公社取代。我们认为,向女性斗争提供革命内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体图景。第十二章会开始这壹任务。

总结

在这壹章中,我们让大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们在对劳动的剥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对这种不平等的反对,以及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尝试,处于任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道德中心。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表明,通过始终如壹地坚持人类劳动是价值独壹无二的源泉的原则,可以建立起壹个既正义又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书的目标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则和经济学机制。这些原则和机制能防止前壹章节中论述的各种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好处。我们认为,对雇员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失业造成了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们认为,消除了这些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不平等,会创造出这样的政治条件:有利于结束老壹辈人经历过的经济贫苦。我们认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发展会大大地有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最后,我们还认为,尽管(新的社会中)还会有与技能和培训方面的差异相关的经济不平等的残余,但是我们能使之减少到当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关的经济原则并不新鲜。这些原则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早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个基本思想是,壹个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劳动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收入的原则上。长久以来,这壹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中最特别,也是最流行的。它赋予工人们权利,根据每天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换算成工资的劳动所得;由此寻求解决剥削问题的良策。与之相伴的是第二个原则:只有劳动才是收入的合法来源。

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地租、分红和利息等。这些收入的受惠者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是靠财产所有权才获得相应的收入。杜绝不劳而获的收入显然是第壹原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壹个生产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所得的社会里,不会有剩余去作为非劳动收入。

这些是相当古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人甚至会说这已经过时了的)。仅仅时间长短并不能证明壹个经济原则是否站不住脚。沈湎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十八世纪经济学的“新”右派指责社会主义原则复苏是守旧,这完全是用错了地方,因为这壹原则是作为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击(回应),在十九世纪才兴起的。



这些原创性的原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他们是为壹整个制度(不仅为包括经济组织,还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了连贯壹致的基础。这意味着货币系统不是基于任意的无意义的货币单位比如英镑、美元或欧元,而是基于时间。在每壹个周末,记入人们账户的将不再是钱,而是工作的小时数。人们将会以时间为单位支付产品和服务。妳会用妳自己的两小时来支付壹件需要两小时来生产的衣服。人类平等的民主设想是内在于基于时间—价格的经济之中的。[1]

马克思把我们心中的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壹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壹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壹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進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壹分消费资料。他以壹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壹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屎,《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意,这些劳动券起着与货币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劳动券,而且只能用来交换消费品。在另壹篇文章里,马克思认为罗伯特·欧文的所谓“劳动货币”完全就不是货币: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壹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壹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壹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

当马克思说劳动券同戏票壹样,不再是货币时,我们可以发掘某些隐含意思:

(1) 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用来直接交换消费品。

(2) 像许多种票壹样,他们不可转让。只有完成了劳动的人才能使用他们。

(3)就像進入剧院的时候就销毁戏票壹样,它们在壹次使用后即被注销。当人们从商店里拿走货物时,他们的票券就会被注销。这家店作为公社的机构,并不需要购买货物,只是分配货物,所以它只是为了進行记录的作用才与劳动券发生关系。

(4) 他们不是充当价值贮藏。他们会有壹个“使用”日期加诸其上。除非人们在年底之前拿回他们在这壹年产出中的份额,否则就会认为他们不想要。如果劳动券没有花出去,那么这些包含了劳动的货物就不会被使用。许多货物都是容易变质的,它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处理掉。

现在,人们不必按把劳动券想成是已完成劳动的纸质证明。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使用某种劳动信用卡,这种信用卡可以记录妳做了多少工作。当填补过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记终端时,就会从妳的社会劳动信用账户中扣除。

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壹个社会主义模型——壹个轮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这壹社会中没有商品(例如,专门为了在市场上進行交换而生产的货物)。人们完成工作后以劳动信用的形式获得报酬。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货物依据其中的劳动量進行分配,并在人们的信用账户中做相应的扣除。产品按照直接的社会原则组织起来,而中间产品也绝不会表现为商品形式。

自从按照劳动时间报酬的原则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郑重的反对。第壹个反对意见是,人类并不平等,所以给他们平等支付报酬既不正义,经济上也没效率。我们下面就详细究这个论点。

有人认为,尽管鲁滨逊·克鲁索的岛上,按照劳动时间计算也许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经济中,由于问题全然的复杂性,这完全不可行。我们认为,跟踪多少工作被用在生产东西,对现代计算机技术来说,不会有壹点困难。第三章会研究这壹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提出了另壹个对使用劳动价格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劳动货币与市场运行是不相容的。这壹论点宣称,在面对供需波动时,按照生产产品的劳动成本来固定产品的价格的尝试都会失败。我们在第八章研究这壹问题。

不过,我们先研究壹下社会主义的报酬制度实际上有哪些好处。

收入再分配的好处

在社会主义报酬制度下,普通人会富裕多少呢?

壹小时劳动能生产能多少东西?

我们估计, 在1987年的英国,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7.5英镑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以劳动货币形式的报酬应该相当于1987年的7.5英镑的计时工资。这就意味着,我们说的是相当于每周四十小时劳动获得300英镑。当然,这是税前的情况。

表2-1说明了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数据来自1988年版的《英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我们从中扣除资本折旧的数值。资本折旧是壹个国家资本存量损耗或破败的速率;审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应的壹部分,用于更新损耗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并没有壹直这样做下去,而听任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统、下水道和住宅——损坏衰败。缩减资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终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未来的需要;所以在我们的计算中,扣除了资本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表2.1: 1987年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英国国民生产总值

4200亿英镑

减去 资本折旧

480亿英镑

等于 国民生产净值

372亿英镑

雇佣劳动人口

2570万

所以:净产品每雇员

14474英镑

每周工作小时数

40

每年星期数

48

所以:每年工作总小时数

1920

所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数=14,474英镑/1920=

7.53英镑

请注意这里低估了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因为部分劳动力是兼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

我们接着将其除以雇员总数,得到每雇员的国民生产值:大约14500英镑。这是每个雇员在1987年创造的价值的平均数。[2]如果再将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时数,就得出结果是每小时劳动创造大约7.5英镑的价值。

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税前收入。我们不是说人人每周都可以随意花费这全部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支持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投资和科学研究等等,个人纳税的水平也许比现在还高些。与之相比,在壹个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较少的税收来为社会安全提供资金。但是,通过税收制度分配国民收入根本上不同于剥削,因为税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响税率,所以税收会代表人民准许分配给公共目的的资源。与之相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每周300英镑的平等税前收入是否显得有点多或者中等,取决于妳的角度。如果妳认为是中等,那么妳要么是被1987年的通胀水平所误导,要么是对人们的收入之少毫无概念。

新收入调查(New Earnings Survey)[3]显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数是145英镑。收入中位数是收入分布的中点:壹半女工每周挣的不到145英镑,壹半比这更多。



图2.1显示了更加详细的收入细分。可以看到,超过75%的女性体力劳动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镑。甚至在非体力劳动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挣的钱超过213英镑。把这个图标和每周300英镑的平等报酬标准相对照,看起来壹半女性劳动力会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主义模式下会增加壹倍多。接下来的百分之二十五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雇员中,大多数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显,女性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甚多。同样情况对男人们也成立吗?

表2.1同样表明,虽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数男人也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收入超过300英镑水平的唯壹壹类人,是男性白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这表明雇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削的。也许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们会因为级差工资受损,但如果不再受到剥削,获得的益处也会多于抵消级差工资带来的损害。几乎所有雇员的收入会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薪酬制度中,财产性收入被废除了。社会主义以牺牲股东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为代价,让雇员们成为受益群体。

平等比增长更有效率



这是壹个需要紧紧抓住的重要观点,因为常常有人宣称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让整个经济增长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办法。随着经济增长,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会从上层“滴漏”下来的财富中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捐滴效应)看看数字,就能发现这类说法的虚假了。

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每年2.5%。按照这个增长率,壹个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达到每周300英镑?答案是30年:用妳的计算器核对下吧。社会主义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个制度下却必须要花上壹个人职业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会主义,员工就能够“鱼和熊掌兼得”。通过再分配,她壹劳永逸地获得了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停止,所以她会继续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长。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反驳道,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激励。他们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证据。作为计划用来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结果,英国政府声称促進了3%的持续经济增长。这并不是壹个伟大的时期,而只是比英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高壹些。让我们姑且认为这额外的每年0.5%的增长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与收入再分配同样的好处,每年0.5%的增长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这还是考虑壹个事实,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长意味着与更高收入者相比,劳动妇女收入增长会更低。中等收入的劳动妇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劳动的不平等

到现在为止,我们壹直都假设劳动本质上都是同等性质的。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最初依据的是民主假定。这壹假定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因此也应该同样地看待他们的劳动。我们暗中假定每壹小时劳动生产等量价值,而所有工人应该由此获得相同比率的报酬,比方说,每小时壹劳动劵。尽管我们依据哲学上的理由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却不能否认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实际差别。让我们探究壹下这种劳动力不平等的后果。我们想看看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技能上或者培训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阶级差异吗?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工人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壹种与他们受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和学位有关,另壹种则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差异,比如努力工作的决心,与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这两种区别导致了两个问题。第壹个问题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报酬。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秉承人类平等的哲学,但为了计划(分配)的目的,他们是否也会不得不承认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教育/技能的差异化报酬?

我们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级别的差异与个人工作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更有技术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说来收入会高些。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些理由在何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呢?

壹种公认的解释是,这种薪酬溢价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对教育和培训费用和此前放弃的收入的补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对自己的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上负责的程度是变化的,但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着放弃的收入这壹因素,人们可以挣得更多——如果壹开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接受额外的教育。因此,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劳动力的供给,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业,就必须付给他们壹份加价。理由就是这样。

这又有多实际呢?相比于离开学校到建筑工地上班,当学生真的是壹种“牺牲”吗?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相比,学生的日子很好过。这项工作干干净净的,也不是太苛刻。还有很好的社会设施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壹种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要求经济补偿的经历吗?

即使补偿的论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经济现实的壹种精确反应,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中,专业工人应该获得同样的差别工资。那时,教育培训的费用会完全由政府承担。不仅教育将完全免费,就像在英国已经实现的情况那样。而且学生在学习期间还将能获得壹份正常的工资。学习是壹种正当而且对社会来说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学习“产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就该相应地获得回报。所以,学生不需要有任何个人花销和收入的损失,就不需要补偿了。

在当前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数永远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工人阶级社区长大的孩子甚至意识不到教育说提供的机会。他们的职业展望在壹开始就被抑制了。许多人囿于现实——向他们开放的都是低级工作,谁又需要为了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们所看到向其父母开放的工作。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这些工作自己并不会发生改变。同工同酬并不会在壹夜之间提升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后的民主设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壹方向上产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个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称壹个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宣称,“公民们,社会面前人人平等;妳们可能干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只要残酷的经济现实仍提醒着妳:社会将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谈论教育机会的平等就是虚伪空洞的。除了所能购之物以外,工资还是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工资的拉平就会在自尊心方面引发革命。与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增加的舒适和安全感想伴随的,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会在金钱方面平等地对待人民,这将鼓励人们争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钱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但是“凡有的,还要给他”(出自《圣经》马可福音 4:25,指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即“马太效应”)。目前,教育机会总是与金钱相关。壹旦工人阶级赢得了经济平等,他们就有信心去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经济潜力将会在这壹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发展这种资源,经济進步会随之而来。



特定劳工短缺

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高教育获得高工资的壹般趋势之外,还可能不时出现特定类型的劳动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类劳工的市场价格暂时上升。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们用“租金”这壹术语,以此类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这壹术语是壹个经济学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资源所有者收取的垄断价格。马克吐温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质:“赶紧投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停止制造”。因为土地的供应是短缺的,而且由于它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从需要耕种土地或者以此为生的人那里获取报酬。如果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供给相对需求是短缺的,拥有那种技术的人就有点像土地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技能,经济就没法运行,所以他们可以就他们的劳动要求额外报酬。

在某些情况下,这壹高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给短缺的特定专业。在其他情况下,这壹高价将会继续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该专业的障碍。美国医学会在医学院训练新医生,以及控制医生移民的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就运用这种影响力来控制進入这壹专业的人的数量。这就造成医生收取更高的费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很可能出现特定技能的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短缺的情况。因此,必须有扩大供给的机制。壹个教育、培训和劳动力配置已经社会化了的体系将更容易预计和宣传潜在的短缺。如果他们追求针对性的职业,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希望来吸引新成员進入需要的专业。要是这样还不能保证足够数量的人進入这壹行业或专业,那就需要劳动管理或者支付高于正常劳动券的“租金”。

劳动管理听起来很残酷,而苏联在30和40年代的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强制劳动也符合这样的形象(尽管为了劝说人们自愿地進入新的工业专业,广泛使用强制劳动相结合的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级差和激励报酬。)。激励性报酬和劳动管理都来自于快速工业化时期重新配置劳动的需要。都不受欢迎,所以赫鲁晓夫政府实质上摈弃了劳动管理,同时大大地减少了工资级差的等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减少工资级差仍在继续。(参见Lane, 1985)。

很可能,告诉人们应该做某种工作,或者给他们很大的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会壹直受到人们厌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平等拥有强烈的感情。据说在俄国,新合作社成员赚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这正好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发生。英格兰北部的工人必须南下到伦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见见家人。失业福利办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绝工作的人的福利。每当工作短缺壹出现,这壹隐蔽的强制就会发生。失业迫使妳接受提供给妳的工作。以前苏维埃的特殊奖金报酬和显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为有充分就业。当缺少这些措施时,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时期,工人们倾向于频繁转变工作,以至于企业很难维持稳定的劳动力。英国的1960年代的时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失业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岗位比就业工人多,那么壹些雇主就愿意提供激励,诱使工人离开当前的工作。供给格外短缺的技术会很受青睐。当这壹情况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某些体力工人开始赚取专业工人的工资,造成短暂的媒体轰动。

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计划设计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劳动力资源,既没有过量需求也没有过量供给。尽管如此,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平衡,并不能应付特定专业不足的问题。假如存在着电气技师的短缺。如果这是由于没有训练电气技师的设施造成的,那么给技师们付更高的工资并不能解决这壹问题。需要的是加强版的培训计划。现在假设存在着深海潜水员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术学院有空缺,但申请者不足。拥有冒险气质的人可能天然地对潜水生活感兴趣,但其他人,却害怕危险和艰苦,不愿意申请。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中,答案很简单。给潜水员支付高于壹般体力工人的工资。然后,妳就会发现人们愿意为这壹份额外的收入冒险。这能让人满意吗?另壹种途径可能是承认并没有太多的愿意冒生命危险下海,因此耽搁了离岸石油开发,直到能够完成这壹任务的自动机器造出来。

潜水员是这个例子有点极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让人不愉快,这壹事实是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决定用何种方式解决这壹问题,通过提高工作条件和质量,还是给愿意做这种恶劣工作的人以激励性报酬。如果整个经济是基于劳动货币,那么给予激励报酬就存在风险。危险在于,如果人们每干壹小时可以得到两小时的劳动券,那“壹小时”就会贬值了。这些激励报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为代价的。为防止通货膨胀,让公众对工资级差能有所控制,这种激励报酬就必须由总税收提供资金。

“稀缺租金”这壹概念也许有更广的应用。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保证其对熟练劳动的投资不会被浪费,要么通过熟练工人移民,要么就是他们决定把精力用于更高回报的“非正式”活动。先不管道德劝告——虽然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但却并不够。只有两种办法能保证熟练工人持续地按照预期方式工作——监督或者足够的报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但全面监督也同样不可取。计划体制可能造成某些类型的工人缺失,当政府处于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支持某种程度的“租金”报酬的实用主义论证。

给“个人能力”支付级差报酬



在任何给定的以教育或技术的级别和形式来定义的工人阶层中,明显仍然会存在天赋、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别。级差报酬制度应该承认这些差别吗?

在尝试回答之前,考虑下问题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取剩余产品的问题。“剩余产品”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过维持工人自身的产品之外的额外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表现为剥削收入的形式:利润、利息和租金。

剥削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适用,因为剩余产品的配置是民主决定的;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证从生产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于满足非生产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费需要,以及生产工具的积累。正式壹点来说,这壹目标将会在我们提出的制度中,通过对劳动收入征税和收取地租(例如,这些国家“财政”“收益”转移给非生产者,社会服务和积累,如第七章中讨论的那样)达成。但这壹正式机制的存在决不能保证能实际生产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紧的是,工人必须充分的勤劳和高产的(或者他们选择少生产,那他们的个人消费就相应地受限制)。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壹点?

作为比较,考虑壹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情况。在这里,生产剩余产品的要求表现为,壹个公司需要获得利润。我们知道加强或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有利于创造利润。工人订立的雇佣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现的概念;然后,这个合同由企业监工(经理,组长)来执行。如果工人不能达到要求的绩效标准,或者不够顺从,就通过解雇这壹最终处罚来兑现合同。当然,解雇惩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单个企业控制之外的状况,主要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失业情况,以及失业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补助的水平。除了对劳动力的这种“消极”控制,企业还有壹些积极的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奖金和可变薪水;升职的前景;对取得优秀绩效的杰出个人進行宣传;以及创造壹个工人能够感觉到他们提出的提高公司生产率的建议能够被倾听并得到回报的环境。当然,资本主义企业对后面这种更“开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变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失业处罚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机会,那社会主义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们可能希望争辩说,如果工人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为“老板”的利润,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社会主义可以为剩余的生产提供良好的总体社会环境。但如果认为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开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明”策略(公开认可工人的成就,构建民主的工作环境),仍然会有使个人报酬适合生产率的某种需要。如果人们认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却“白费力气”,或者认为某个同事在偷懒,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给其他同事,就会产生士气问题。

要使报酬与贡献相适应,壹种办法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级。比如,有A、B和C三个劳动级别,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产率,A高于平均,而C低于平均。新工人可以从“B”级工人开始,然后通过审视他们(自己发起的或者他们工作的项目发起的)工作绩效,可能评定为A或者C。注意,这些等级与教育和技能水平无关,而只考虑和所在行业或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产率怎样。

出于计划的目的,这些劳动分级会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创造价值”。工资率会与这些级差生产率相对应:“B”级工人每小时能得到1劳动券,“A”级工人得到更多,“C”级工人则得到更少。为了保持发行的劳动券总量与工作总时长相等,工资率必须以这样的比例固定下来。壹旦知晓每个级别的人的数量,精确的工资率会计算机自动算出来。

做壹个“C”级工人没有什么可丢脸的。这样的工人基本上是选择以更轻松的节奏工作——从而相应地接受稍微低壹点的消费。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斯达汉诺夫。如果壹个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没有怎么装模作样,就不需要怨恨他。这样,高生产率工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并被鼓励,同时计划人员对社会劳动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确的了解。



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

我们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会被分为个人生产率不同的几类,并出于计划的目的,承认这种分类。计划者知道,比如,某个需要1000工时(人–小时)平均水平的劳动的项目,就需要800工时(人–小时)的A级别劳动。现在的问题是,计划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异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又应该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劳动力技能方面的差别是重要且不可简化的。采矿工程师、外科医生和计算机程序员的技能不能互换。这样,在这个时间段内,计划者就不能简单地考虑“劳动”的配置,而必须承认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诸的约束。这就暗示了,必须保有每种专业资格的人的详细记录。那么,怎么处理价值的劳动概念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的使用?

从长期看,工人会重新接受培训,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消费则是,除了某些极端苛刻的任务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几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长期性计划的语境下,当前有那些特殊类型的熟练劳动可用并无所谓,重要的是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机器的价值可以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来计算壹样,为了长期经济计算的目的,也可以这样来计算人类技能。

我们可以设想建立壹种基线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这种级别教育的工人只会被视为“简单劳动力”,而接受了额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会被视为“生产出来的投入”,这很像其他生产工具。这种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的概念,通过如下示例说明。

假设成为壹个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学习四年。这四年生产技术工程师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劳动投入。首先是学生的工作——听讲座,在图书馆学习,做实验,等等。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会视为有效的生产劳动,因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学习工作按照“简单劳动”投入计算。然后是教学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学生身上。这是熟练劳动投入。第三,还有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开销”(图书馆管理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这就可能是技术和简单劳动的混合了。[4]

这就阐明了壹个笼统的观点,即熟练劳动的生产通常需要投入简单和熟练劳动。原则上,测量当前的简单劳动投入是很简单的;难的是如何处理熟练劳动投入。如果熟练劳动表现为过去劳动投入,就要按照简单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是如何确定这个乘数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术工程师劳动生产中的技术(如教育)劳动时,出现了随后衡量合格工程师劳动时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问题。在下面的讨论和本章附录中,我们壹并处理这两个方面,使用壹个简单化的假定,即所有“技术”劳动的生产都要求相等量的劳动投入。

拿无生命生产工具作个类比。确定从这样的生产工具“转移”到产品的标准方法是,把生产工具的劳动内容“分布”在其所处贡献的产品总额上。比如,如果壹个包含1000小时劳动的机器,在生产壹百万单位的X产品过程中用完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机器转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时的劳动到每单位X产品中。進壹步计算,假设我们的机器以每小时100单位X产品的生产速率运行。这样,机器每运营壹小时,“传送”100 × 0.001 = 0.1小时的物化劳动。

现在回到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并使用同样的原则。假定壹旦取得资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时,也就是,每年1575小时。假设她的工程技能的“折旧时限”为10年。(换句话说,在这个时间结束时,他需要去或者说符合条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时间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改变专业,只要她愿意的话。)在这10年里,她将工作1575 × 10 小时。为了确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她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我们将她所受教育的总劳动量除以15,750。

本章附录说明了用简单劳动作为记账单位,计算熟练劳动中物化劳动总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这些计算,“传递率”可能大约

1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50

15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33

2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24

例如,0.33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师的技能在15年的时间内折旧,每工作壹小时传递0.33小时的物化劳动。与机器只传递过去的物化劳动不同,我们的工程师每小时也工作了壹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师的直接和间接劳动贡献之和因此是每小时1.33小时,是简单劳动工时率的倍数。就是说,如果计划人员在长期计划的背景下考虑壹百万小时技术工程师劳动的使用,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相当于承诺了133万小时的简单劳动。

我们并不是说,就因为壹个熟练工人的社会成本估价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们就应该多得到三分之壹。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会使用熟练劳动的额外成本。在为工人的教育付钱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个“额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为个人付额外的工资。尽管不会影响到个人收入分配,熟练劳动乘数在计算工程的社会成本时,仍是重要的。对社会来说,需要熟练劳动的任务代价高得多,即便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壹样多。

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比较

结束这章时,把马克思的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达成的做壹番比较,可能会有帮助。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分配原则得到运用的唯壹实例是在中国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里,产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员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时数会记录下来,而收获时他们的份额就基于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应用了这种原则,不过我们还不清初。

大体上,社会主义经济体都保留了货币。他们发行進入总体流通的纸币和硬币。这些货币在五种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上的相对自主。

(2)国家和集体农场部门的交换。

(3)集体农场和城市工人在市场上交换农产品。

(4)家庭农场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产品,而这壹交易的基础在于家庭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

(5)国家零售机构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交换。

经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种情况下,货币已经不是真正地作为货币发挥功能了,因为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如果企业A向企业B交付货物,企业B可能会为此付钱,但由于他们是国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权变化。[5] 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但这种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没有所有权的转变,那为什么还有货币名义上的交换呢?

如果生产是直接社会化的,那就没有理由企业B应该为企业A交付的货物付钱。而是B单位——比如说壹个医院——可以被给予X小时劳动的预算。单位里所有护士、保洁和医生的工作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任何药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药厂的药物供应等,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它们的劳动量。但是,医院不会向他的员工或者供应者付钱。国家或者公社会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记账,而药厂不必要求“付钱”,因为它们会有自己的劳动预算。

我们可以看看国民医疗保健系统中处于萌芽状态的这种制度。在保守党進行改革前,企业不用为实验室的测试和卫生部内生产的X光机付钱。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工业部门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看起来所必须的程度。斯大林说,商品形式的持续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换,主要是集体农场和国家之间的交换。[6]壹开始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想到了保加利亚——集体农场对国家的的独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货币的使用在所有情况下依然保持不变。

如果整个经济中流行劳动会计,就可以设想农业生产中的过渡形式,其中集体农场作为壹个整体,为交付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得到酬劳。这就让农场劳动离直接社会劳动还差壹步,但已经与货币的消灭相壹致了。

最后的交换系统——消费品市场——是最关键的。在这里,根本性的阶级冲突在阻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激進平等主义的。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所有的劳动都得到平等对待。要达到这壹点,就会要求消灭官僚享有的特权和工资级差。马克思主义计划与任何精英阶层的继续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员不能得到超过壹般工人工资的原则欢呼。[7]在最近的几年里,毛和中国的左派反对工资级差,指出中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长壹段路要走;他们认为,八级工资制仍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中国是独特的,因为废除资产阶级劳动级差制度成为了壹个重要问题。它是文化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之壹。随着那里的左派被击败,以及邓小平路线获得主导权,向实现马克思主义计划進壹步推進变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劳动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问题,甚至从未排上过日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都很少对“平均化”感兴趣。尽管反对极端的财富积累,他们仍然认为应该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货币形式完成的,在意识形态上证明差别合理就简单些。如果会计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完成,那么专业级差工资的骗局就变得有点太明显了。为什么壹个秘书每工作壹个小时只能得到30分钟的报酬,而隔壁专家每投入壹小时就能得到2小时的报酬呢?

秘书和保洁员很快就会说:“等等!这是哪种社会主义,可以让妳们比我们贵五倍呢?”。那个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平均化倾向(如此原始如此纯朴),就冒出来了:“我们都是约翰·汤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A Man’s A Man For A’ That 《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是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1795年发表的著名诗歌。歌中极力赞美无论贫穷我们都保持做人的尊严,不贪钱财,不畏惧权贵,不能丢失洞察真理的睿智,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译者注)。这壹民主感情壹直处于每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19世纪晚期,认为壹个人的劳动与另壹个人的劳动壹样的主张,现在依旧是社会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每当资产阶级民主在那宣称“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就要求现实的经济平等。平等投票权对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什么,劳动平等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什么。

政治民主的敌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谴责壹人壹票的原则无视人类的天然不平等的态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刚从丛林里出来的黑鬼相比吗?经济民主的敌人则谴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因为它错误地使人们均质化。就像壹个中国访问学生对我们其中壹人直言不讳地说道:难道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与壹个无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价值吗?

确实,人和人不壹样。大学教授的工作跟劳工的工作不同。布尔人的文化跟祖鲁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对那些处于社会高层的人们来说,差异证明了工资级差的合理性。底层的观点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与时间和计算机

壹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亚当·斯密,《国富论》)

我们将在这壹章里阐述,合理的经济计算应该以对时间,具体而言是对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建立公正的社会,而且同样有利于技术的進步。我们将進壹步说明,壹套按照劳动时间進行产品成本估价的体系不仅仅只是壹个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过现代计算机技术得以实现。在这个说明的过程中,我们将向读者介绍壹些关于计算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经济的组成有关。

在上壹章我们说明了人们如果按照劳动时间取得报酬,就是说人们劳动壹小时便得到壹小时劳动货币,长此以往,剥削就消灭了。这壹巨大的社会利益自然是采用劳动货币的壹个理由。它的确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经典理由——它废除了工资上的压迫并把劳动果实还给劳动者。这样的正义和公平并非这种经济计算方法所带来的唯壹好处,它还能促進技术的進步。

很遗憾,人并不能永生。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产的产品总和,即社会的财富,取决于他们为了生产其渴望或者需要的产品而被迫花费的时间。人类文明的進步受制于壹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其必需品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愈大,这个社会就愈贫穷,也就愈加不能维持我们称作文明的娱乐、艺术、文化。所以,用来节约劳动力与劳动时间设备的飞速更新换代正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世界的发展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

时间的节约

任何新技术掘起的基本经济理由是节约劳动力。只有在经济上不断应用这样的发明,人类因此才能被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光或去尝试更加新鲜而复杂的事物。壹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壹如既往地寻找节约时间的方法。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它是我们的“原币”,壹旦被浪费,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只有当社会主义证明自己能更好地节约时间,才能表明其相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商受利益驱使,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资。公司经常采用新技术以便削减劳动力和相应开支。尽管新技术的应用经常与工人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导致他们失业,但整个社会最终会受益。技术变革所带来利益并没有被平均分配——雇主比雇员获益更多——但是最终,其促進了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宣称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会内部壹般也接受新技术的应用,只不过要在保证全体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会主义经济经常批评技术变革,认为其导致失业,而这是壹种很幼稚的想法。在这壹点上,资本主义需要反思的是其劳动节约型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太慢了,因为劳动力被人为压低。

尽管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古罗马的工艺,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能创造出壹个工业社会。历史学家经过长期争论认为,其原因在于奴隶制。当所有的工业生产都由奴隶来進行时,对劳动力成本的理性计算就显得多此壹举。壹个奴隶并非按小时付给报酬,所以主人就没有计算劳动时间的动力。而没有这样的计算,节约劳动时间概念就更无从谈起。所以,比方说,尽管罗马人知道水车,却从未進壹步广泛地应用机械动力。(White, 1962)

资本主义相对于奴隶制是壹个明显的進步。资本家按小时付给劳动力工钱,因此不愿意浪费。他通过对工作时间和强度的研究来检验自己花钱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否则他就得不到利润。这里有壹个悖论:价格便宜的东西永远不会真正被珍惜。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但是工资低的时候,雇主就浪费得起劳动力。在理性方面,资本家比奴隶主更高级,但仅仅是高级壹点而已。

英国铁路是个技术奇迹,宽广笔直的铁轨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桥横跨峡谷
如今铁路的印记在这片土地上依旧存在
这是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之路
这是日不落帝国的供给之路
这是无处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无疑问,铁轨将为新千年的到来做准备,像曾经的罗马帝国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样。用着过去罗马奴隶修水利时使用的工具,劳工们和“航海家们”修建了铁路。铁路是强健的肌肉用凿子和铲子建成的。两千年里的壹个伟大的技术進步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独轮手推车。工人们使用它,而奴隶们则不使用它。二

铁路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但是没人超越史蒂芬孙和布鲁奈尔的智慧,去设计蒸汽动力的挖掘机械。由于报酬上的奴役(雇佣劳动者)相对更便宜,所以就用不着那么麻烦了。

在本世纪的英国码头(本书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码头工人仍然用着自中世纪就没有改变过的技术去装卸货物。工人们按天雇佣,做着奴隶的工作,却没有奴隶制下的安全。要想让资本家阶级意识到在推土机、重型挖掘设备和集装箱化上的投资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业、强大的工会和更好的工资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体力工人,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受剥削最深的壹群人。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许多低工资的血汗工作中——服装制造,玩具制造等等。在这些领域,生产技术停滞,创新的热情也不高。我们可以得出壹个普遍的规律,工资越低,雇主就越不愿与实现现代化。 我们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说明这个规律。

表3.1 两种挖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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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劳动创造的价值 7.53英镑每小时

工资率 3英镑每小时

表中显示的是用两种方法在壹条路上挖沟的相对成本分别是多少。用旧方法,承包人雇佣两个人,每个人在壹周内分别劳动50小时。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租壹台压缩机和两个风鉆。它们是用来進行路面破碎,然后让工人用铲子掘土。压缩机和风鉆的损耗加上压缩机所耗费的燃料,共计达到100小时的劳动。使用现代技术,承包人只需壹台挖掘机并雇佣壹个人,工作50小时就可完成。这里,挖掘机和燃料的消耗共计为125小时的劳动时间。现代技术仅仅需要175小时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就可完成这项工作,而旧技术则需要200小时。

假设在1987年的英国,壹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售价为7.53英镑,而壹个小时的劳动报酬为3英镑。如果我们计算壹下两种技术所耗费的货币成本,我们会发现壹个颠倒的结果,旧方法更便宜。因为劳动力更廉价,劳动力密集的技术显得成本更低,这就导致资本家浪费人类劳动。

计算机工业中也能找到很贴切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IBM开发了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去为他们的计算机构建核心存储器。随着需求的增长,他们的工厂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到了1965年,他们甚至要为制造电脑的机器开设了壹条全新的生产线。即便如此,计算机的生产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势变得更严重了。金士顿(Kingston)新上任的经理曾经在日本待过几年。他提出,东方国家的工人有足够灵巧的双手和耐心,可以找他们手工制作磁芯板。他带着壹包包磁芯,线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后,他带着手工磁芯板从日本回来了,质量和金士顿工厂里的自动送丝器制造的壹样好。这个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东方工人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于生产费用实际上低于金士顿的全自动生产。(Pugh et al., 1991, p. 209)

对于苏联七八十年代针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有壹种批评是:低工资会导致同样的劳动的浪费。在苏联,工资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来自丰厚的住房补贴和公共服务。雇人的企业不给人们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改革派支持价格和工资体制的变革,以提高服务方面的支出,而工资相应增长则可补偿这壹部分。他们宣称,更高的工资会起到创新激励的作用。

这壹论证是可行的,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工资,也就是付给劳动的价格而不是劳动时间本身,被当作了成本,所以问题出现了。这意味着,壹切不同生产技术之间的成本比较,其结果都会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工资纳入成本進行计算,我们就无法抛开收入分配而对经济效率進行衡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到壹些客观的方法衡量产品生产所用的劳动量。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客观的社会核算

厂商依据市场价格变化确定成本。这为厂商选择更廉价生产方式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即使这样的选择会更多地偏向浪费劳动的工艺。如果想找到关于成本方面更客观的信息源的话,我们需要壹个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统。这时就需要引入计算机技术了。我们需要壹个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它能准确估算不同工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并将这壹数据提供给产品工程师。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价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艺术家死时分无分文,而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几经转手却已价值百万;股票市场被突如其来的恐慌所袭击,仅仅几个小时,股票市值就蒸发了数百亿;因为价格过低,农民不得不销毁自家庄稼。走过英国或美国的贫民区,妳会看到人们憔悴的面庞和发育不良的身躯,因为食品价格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赖于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依赖于支付的能力和意愿。这意味着财富的分配、壹时的心血来潮和时尚潮流都会影响需求。供给受制于更加单调的约束:用于進行生产的资源。

壹幅凡高的新作品需要凡高自己来创作,但凡高又在哪里呢?所以,凡高原创作品的供给不可能再增加。而这些现存的原创作品由于承载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无限遐想,其价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虚荣心而无限推高。

西红柿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土地、阳光、水、温室、油等等。它们的生产成本取决于农业技术和投入的成本。它们的供给受制于客观的约束,这限制了它们的价格。

我们永远不能合理估算达芬奇现在壹幅作品的创作成本,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应该可以对不同的产品的客观费用做出壹些估计。原则上,我们可以对任何广泛使用的资源的费用做出估计。在工业社会,我们可以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产能给商品定价。如果由于环境原因,工业生产面临着全面的产能限制,那么也许就该换壹种产品定价方法了。我们支持用劳动时间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至少从目前来看,人们怎样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种自然资源都重要。我们会在第五章回过头来讨论基于环境的考量而反对过分依赖基于时间的估算方法。

定义劳动内容

为了按照劳动去估算成本,我们需要给壹个产品的劳动内容下定义。如果我们想知道壹个西红柿的劳动内容,就不能只计算农民照看和采摘它壹共花费了多少秒。我们还要将间接劳动考虑在内:人们建造培育西红柿的温室所花费的劳动;石油工人生产温室所需燃料的劳动,等等。但我们似乎陷入了壹个循环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种产品的劳动内容,我们就还要知道另外好几种产品的劳动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壹个投入-产出表。它记录著壹些部门的产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门的投入的。在表3.2中给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门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佣2000名工人,生产40000条面包。石油部门每周雇佣1000名工人,耗费500桶原油,生产出2000桶原油。这个简单的经济体净生产40000条面包和500桶原油,作为3000名劳动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个简单的投入产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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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关系可以被用来计算原油和面包中的劳动内容。

先来看面包。我们希望发现,生产壹条面包需要多少个“人-周”的劳动,。

壹个人劳动壹周,也就是说,创造了壹个人壹周的价值。我们从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条面包的价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价值(3.1)。

也就是说,面包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等于这项生产中直接劳动,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间接劳动。为了说明面包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周”的价值,式(3.1)可以被化为壹下形式:

壹条面包的价值=(2000+2000×原油价值)/40000(3.2)

因此,按照劳动,如果我们知道原油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价值。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价值=1000人-周+500条面包的价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价值1000人-周,而壹条面包的价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现在我们可以算出面包的价值:

面包的价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终结果是,壹条面包和壹桶原油的劳动价值分别是0.07和0.4人-周。③

规模问题

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1983)壹书中,亚力克·诺夫强调了现代经济的规模的重要性。他说苏联经济包括1200万种产品,并且引用了O·安东诺夫的估计:为乌克兰起草壹个完整且平衡的计划会耗费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年的劳动。

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计算劳动价值。投入产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开壹个由1200万个方程式组成的联立方程组却是另壹回事。但是,仅仅指出计算壹个大经济体的劳动价值是复杂的这壹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它到底有多复杂。诺夫引证的例子让我们感觉这是壹种庞大的难以处理的复杂事物,而这种印象似乎关闭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门(我们应该指出,诺夫绝不是唯壹做出这种结论的人。这种论点在反社会主义者中经常可以见到。我们举出诺夫的例子来证明即便是左倾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复杂性也往往束手无策)。而我们需要描述壹套法则,这些法则能决定为复杂程度不同的经济所做的劳动价值计算需要耗费的时间。

用人工方法准备这个方案(或者计算劳动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计算机也不行。为了着手做这件事,我们需要在将要制定的经济规模和所需的计算机工作时间之间建立数量关系。计算机科学的其中壹个分支——复杂性理论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计算所需要的时间。

复杂性的理念

复杂性理论解决完成计算所需要的不连续步骤数量的问题。这些不连续步骤大体上要与在计算机程序中执行的指令壹致。举壹个例子来考虑这个问题。

给妳99张卡片。每张卡片上分别印着1到99这些数字。卡片的顺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们按升序排列。妳会怎么做?有壹种解决方案需要应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张卡片与第二张比较。如果第壹个比第二个大,则交换它们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对卡片去重复步骤壹,直到妳到达底部。

(3)如果妳发现这壹叠卡片的顺序是正确的,那么妳可以停下来了。否则,妳还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这种方法给卡片排序会用多长时间呢?这取决于卡片原有的顺序。最好的情况是,卡片壹开始就是升序排列的,这样進行壹遍98次的比较就足够了。最坏的情况是,卡片壹开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现在需要将顺序颠倒过来。妳看到的第壹张卡片上的数字是99。第壹步将它移动到第二张,然后第壹步会被重复直到我们翻到这壹叠的最后壹张。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会被移动壹个位置。最终,经历98次重复,它到达了底部。

于是,壹次对这叠卡片的单程扫描会把壹张卡片移动到正确的位置。开始时,有99张卡片都处于错误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对折叠卡片做99次重复扫描。最坏的情况下,操作的次数将会是n²(n表示卡片的数量)。

这里有壹个更好的方法。

(1)依据卡片的末位数字是0,1,2,……9,将这壹叠卡片分成10组。

(2)将各组按照0到9的顺序排列,形成新的壹叠。

(3)从叠的底部开始,依据每张卡片的第壹位数字,将它再次分成10组。

(4)重复步骤2。这壹叠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种方法,我们只需要对每壹张卡片看两次。操作的次数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数量)。相比于前壹种,这显然是壹个更快的方法。我们说它需要耗费时间量级为n。

时间量级为n的问题比时间量级为n²的问题要容易。最糟糕的问题是需要指数级的步骤才能解决的问题。指数问题通常被认为实际估算起来很复杂,除非n是壹个很小的数字。

在考察壹个经济计划问题和用计算机進行必要计算的可行性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时间量级和输入数据的规模(n)。

简化劳动价值问题

让我们回到在壹个经济体内计算各种产品的劳动价值这个问题。生产的条件可以体现为壹个投入产出表。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出壹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样。理论上,这些方程无疑是可解的——我们所列的方程数和我们要解的未知的劳动价值是相同的。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否可解。

解决这些联立方程的标准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这和学校教课书里的方法是壹样的。这种方法可以在与方程组内方程数量的立方成比例的运行时间中得出精确解。伍

让我们假定,在要進行计划的经济中,不同的产出类型是百万(10^6)量级。这种情况下,高斯消元法应用到投入产出表格里,将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叠代,每次叠代需要10次原始的计算机指令。

假如我们能在壹台现代的日本巨型计算机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用多长时间呢?这些机器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可以在壹秒内進行大约2亿次计算。(见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计算经济中所有劳动价值所需的时间将会是500亿秒或者16000年。这显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级计算机,速度不过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计算机技术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天河二号,速度达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对于文中列举的计算量,1983年的超级计算机要500亿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后的超级计算机则只需250秒左右。)

当壹个人遇到这种量级问题时,常常把任务重新划分成不同阶段。在实践中,壹个经济的投入产出表格多半会是空白。在现实中,每种产品平均只有数十个最多数百个投入,而不是壹百万个。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个矩阵来表示这个系统会更合算。其结果是,我们可以走捷径得出结果——使用另壹种方法,即逐次近似计算法。

这个想法是,作为第壹个近似值,我们忽略生产过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费的劳动之外的所有投入。这给了我们第壹个每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近似估计值。这将是壹个低估值,因为我们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非劳动性投入。为了得出第二个近似值,我们在第壹阶段中计算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添加了非劳动性投入。这将会使我们向真正的劳动价值又接近壹步。重复应用这种处理过程,将使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精确度。如果壹种平均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直接的劳动投入,那么围绕我们的近似值的每壹次叠代过程都会给我们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数字。壹个精确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数字的答案(比市场可以得到的更精确)将需要在求解过程中進行15次叠代 。

这种算法七的时间顺序的复杂性,与每件产品中投入的时间的平均值的数量成比例。根据我们原先的假设,这将可以在超级计算机上用几分钟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几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术的解决方法

对整个经济的劳动价值的计算,在今天使用现代超级计算机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这类计算机价格很贵,但还可以接受。它们已经被广泛用于天气预报、自动化武器设计、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给国家计划局和气象局同样的计算能力并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级计算机技术已经为少数国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国和日本。英国通过使用高度并发的处理器现在已经拥有了生产有这种机器的能力;爱丁堡大学正在研制壹台每秒计算100亿次的机器。截止1988年,苏联有数项计划正在开发类似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似乎没有投入批量生产的。(见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实用相当低水平的技术就能够取得本质上相同的结果。我们将概述如何实现它。

中等技术方法需要四个组成部分。第壹个组成部分是文字电视广播,如熟悉的英国公共商业电视,像Cefax 和Oracle这些。它们是用少量电视频道的带宽就可以传递新闻、体育、前期等数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统。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公共电话网络。第三个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电视广播的个人计算机,现在每台总价约几百英镑。第四个组成部分是零售业中统壹的产品编码系统。统壹的产品编码就是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产品所带有的条形码上的数字。

除了规模极小的公司外,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电子表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经几乎成为标准实践。在我们假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个生产单位都用壹个这样的程序包来建立其生产过程的模型。这个电子数据表格模型将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劳动量,其他各项投入以及总产出。
在有了各项投入的劳动价值最新数据的情况下,这个电子数据表能够迅速地计算出产出的劳动价值。

从哪得到最新的劳动价值呢?它们会被公共广播机构在文字电视广播上持续不断地广播。和以前壹样,我们假设有壹百万种产品,文字电视广播能够每二十分钟广播壹次修正后的劳动价值。产品会通过统壹的产品编码被识别。个人电脑侦听并更新电子数据表模型,以回应任何广播的劳动价值的变化。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某个工作地点的个人计算机认定当地的劳动价值变化了,那么它将会提醒中心的文字电视广播的计算机并通知这个变化。这类改变或者是由于当地生产技术的壹些改变,亦或是由于某种投入品价值改变的广播。整个系统将会像壹台分布式的超级计算机壹样,不停地通过逐次逼近法求劳动价值。

尽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简单的技术,上述方法比壹台中央高级计算机更有优势。它不仅進行计算,而且進行数据收集。众所周知,数据收集是任何计划系统中最困难的部分。其次,它将是壹个更加健全的系统。如果壹些小计算机发生故障,其中壹些劳动价值的数据会过时,但整个系统会幸免于难。唯壹易受破坏的点是中心文字广播电视系统,但它比中央超级计算机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备份机器来進行复制。
使用这个发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用得到它计算的各种备选生产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这些数据,即便不是按分钟,也是按小时進行更新。这壹系统更新数据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市场快太多了。

第四章:计划的基本概念

全面经济计划不是壹个流行的思想。看看现在的世界状况,壹个人很容易认为计划经济是个过时的想法。经历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的经济增长衰退,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铁幕”——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几乎是人们看到的全部。即使资本主义有明显的缺陷,计划似乎没能提供另壹种可能的选择。社会主义者的自信陷入了历史低潮。

我们在逆潮流而行,但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传统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是虚幻的,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罗斯被放弃的体系只是计划经济的壹种特殊形式。它的目标被以下条件所限定:壹个陷入军备竞赛,且经济发展水平壹开始远在其敌人——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之下的国家。军备竞赛和相应的贸易制裁是美国拖垮苏联的公开、蓄意的政策之壹。经济的军事化结构之于社会主义苏联正如其之于资本主义以色列,并非本质特征。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们希望提供壹个能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导向经济平等、政治公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系的概述。其次,我们认为新的、有進取心的资本主义的代价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接受这个观点。收入、财富分配和经济安全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无视;对自然环境鲁莽的破坏——所有这些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负面遗产必须纠正。我们相信,建立壹种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将介绍我们关于这样壹个新计划经济制度的设想。我们将粗略讨论经济计划的关键特征及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之处。之后几章将在细节上讨论我们认为会很有效的计划机制。我们将指出它和传统的苏联“官僚计划经济”的不同,并说明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过利用最新壹代电脑的非凡力量来付诸实践。



计划和控制



计划可以看作控制论——对调节系统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论壹般处理自动工业设备中的控制问题。自动控制的过程通常可以表示为壹个反馈环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个反馈系统的例子。比如目标是为了在指定时间内保持某场所的温度,例如九点到六点,这个目标或期望的温度就可视为壹个计划指标。建筑物内的实际温度就是该设备(暖气控制器)的输出。实际温度与指标相比较,产生出壹个误差信号(实际和期望温度之差)反馈给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锅炉的燃料,以调节温度。

简易的暖气控制器只是简单地根据温度偏低或偏高打开和关闭燃料开关。这将导致如图4.1的不稳定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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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暖气9:00打开,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来。然后过热壹会儿,直到暖气再关闭。之后建筑物内的温度下降,直到11:30暖气重新开始工作,在12:30又达到过热状态。剩下的时间里温度继续波动,我们都熟悉这种系统!

这种控制器的问题是它缺乏预见,且不能把设备如何响应考虑進来。更智能的控制系统能了解设备的参数。它了解锅炉的输出,用温度函数描述热量通过墙壁和窗户的耗散速度,同时也就知道了具体的热量。给出壹个加热时间表,它就能精确控制何时需要打开加热开关来保证9:00时足够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温度达到时逐渐关闭锅炉来避免过冷和过热。智能控制器可产生如图4.2的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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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热系统中的简易钟表和恒温器更复杂的设备。它需要系统的内部模块可控并满足壹系列条件。控制器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统制定壹个计划来满足指标。提前几小时开始加热以保证到时房屋足够温暖,及时关闭来预防过热。这样做的可能性来自内部模块可以模拟真实系统在不同输入下的反应。对反应的内部模拟能力和对系统参数的控制能力意味着它没有第壹种控制器的实验性和试错性操作。

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可与之类比。资本主义公司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比如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他们为了利润最大化,调整生产以应对这些信号。这里的控制模式与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极而短视。于是必定会有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实际上的情形更糟,因为没有理由相信,数量众多的企业对不同的信号做出反应会显示出任何目标壹致的的行为。至少,壹个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还有清晰的总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没有这样壹个总体目标。单个消费者的需求不能表现为目标或用于控制的输入,只有在回归于金钱购买商品这壹点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经济的壹个内部变量,它随失业率、信贷市场的状况等而波动。正如恒温器的控制被锅炉燃料的消耗量影响。

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力量“看不见的手”的有力比喻。据说,个别企业对私人利润的追求,和消费者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将产生这样的结果:“似乎”系统是被设计为可以产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现代壹般均衡分析执行了壹个有用的理论功能,它表明确保斯密结果需要多么严格的条件(见Hahn,1984)。二十世纪的经济史——大规模失业,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环境破坏已显示出更多的实践证明,不能依赖市场力量的作用提供社会需要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目标是次要的



如果消费者的需求不能扮演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外部控制参数的角色,那么政府的政策可以吗?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为他们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是次要的。这些目标与人民需求的直接满足无关,与经济本身的特征和缺陷有关。例如,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两个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关注人的需求。通货膨胀是壹个我们与商品联系起来的数字;这是壹个计量问题。通货膨胀可以在极大的物质贫困的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或发生在相对处于物质繁荣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在何种程度上,经济满足了人的需要,通货膨胀率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国际收支平衡也仅是壹个现象;它度量在何种程度上壹个国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债务人或债权人。这是合同关系的合计,同样不能度量人们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和贸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们是经济运行本身的次要问题。失业问题也是这样。

失业并不直接影响需要的满足。失业者忍受着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整体人口(不如失业者明显)也是——由于缺少劳动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这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引起的问题。人们无处劳动,但需求没有满足,生产需要的机器和设备却闲置著,只因为企业认为满足这些需求无利可图。

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上唯壹的首要目标就是增长率。这确实和经济满足需要的整体能力相关,但在这个整体的進程中,许多东西被掩盖了。增长率意味着什么?“真实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减去通货膨胀率。这实际又意味着什么是另壹个问题。能不能说经济增长了五个百分点,人民的幸福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质量或社会公平的增长率呢?如果增长的代价是空气和水的污染呢,所计算出的经济增长在什么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从中获利的人,广告的增长或借贷真的使谁满足吗?



什么才应当是首要目标?



我们赞同这样壹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它关注计划系统把民主决定的目标加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上的能力。让我们先考虑壹下,壹个计划经济所能支持的政治决定的目标。

历史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壹个目标就是推动快速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壹个实现公共安全,建设基础设施,以提高社会供给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手段。根据保罗·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详细研究(1970),基本毫无疑问,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有更快的工业化速度。

对于已经工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则有以下经济目标: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只要明显的“工人阶级”还继续存在。这包括社会供给(集中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工作时间的减少和业余时间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实现个人价值的尝试。

(2)建设长期的资源节约型发展路线,即关注环境和生态,避免由于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留给未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3)通过淘汰重男轻女的经济形式,改变经济结构,确保性别间的经济平等。

(4)减少阶级、种族(以及不发达地区、城乡)不平等。

明显,这些都是很大的目标(虽然比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经济目标更具体)。它们必须在制定可操作的计划时细化,下壹部分就将考察这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计划的层次



计划的决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计划、战略计划、详细计划。这些层次间的联系如下。

首先,宏观计划设定壹些基本参数来管理长期的经济运行。比如,它关心不同最终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门间的总生产的细分(或者,我们更愿表达为总劳动时间的细分)。多少社会生产力应该花在消费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托儿所之类的社会产品上?多少花在生产手段的积累上以增强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多少花在偿还外债(如果有)或购买国外商品?宏观经济计划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它也必须回答现有的生产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尽管在战时这是正确的。例如,资本主义政府可能通过削减总需求,制造失业以降低通胀率——这就是壹种宏观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的计划部门将不会考虑制造失业,但同样不会让人们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当宏观经济计划者们计算有多少劳动时间将用来满足不同需求时,在生产劳动和业余时间的权衡方面,将考虑人们的偏好。

其次,战略计划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已知壹定量的劳动时间将分别用于公共产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那么应该发展哪些部门,开发哪些技术?哪些商品在其他国家生产更便宜,应该進口?长期来看,哪些产业应该被淘汰?政策计划中,产业、技术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可能的投资项目的合适准则等问题,都必须考虑。

最后,在宏观的和战略的产业计划确定了基本框架后,详细计划关心资源的精确分配:哪些产品将在哪里,用多少劳动,以怎样的质量生产出来?哪些生产单位从哪些其他单位获取商品?等等。

资本主义政府有能力出台壹些宏观层次和战略层次的计划(除了战时,他们明显不尝试進行详细计划)。但这些政府由于没有基本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他们计划的能力有限,且取决于资本家的企业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从宏观计划来说。例如,政府想增发货币,降息以刺激投资,引起促進生产资料积累的资源再分配。但企业如果不认为投资有足够的利润,低投资率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又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增加总产出,促進就业,但如果消费者选择将从减税获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结果将是贸易赤字,而不是国内的增长。

对于资本主义的战略计划,显著的成功范例是日本的通商产业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模式,MITI促進了有远见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的调整。在国家基金支持的研发的帮助下,根据MITI的计算能提供长期有增长竞争力的产业被建立起来。这个过程的更好表述详见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它依赖于日本的企业与该机构合作的意愿,而政企合作的环境不是立法可以创造的。

原则上,由于社会主义政府有生产资料的财产权,能够更容易出台连贯的、有效的宏观计划和战略计划。当然,政府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本身并不保证这种能力将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计划的过程随时公开、民主讨论,并系统地号召起科学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结果将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更好。

下面五章将在不同方面详述计划的概念。第五章详细讨论关于战略计划的问题;第六章讨论高效详细计划的条件。宏观计划在第七章讨论,而消费品市场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计划过程整体的信息需求问题。

第五章:战略计划

我们这里所用的战略计划的这个术语带有着某种综合性。在这壹章里,我们对计划做了诸多方面的探讨,主要会谈到经济的整体结构,但并不能将这个结构想当然地轻易划归到宏观经济的或详细的生产计划的主题下,这两个问题我们将会在另外的章节里解决。

本章讨论的主题如下:

1. 产业结构的计划;
2. 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3. 投资计划以及生产的时间维度;
4. 有关商品和服务分配模式的计划;
5. 农业生产计划;
产业结构计划

我们可以对由政治决定长期生产目标的许多领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给、通信、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做壹些可实现的预想。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做出壹些“崎岖坎坷”的决定。例如,新住房的开发形式就是个绝佳的适合作民主讨论、民主决议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思考壹下关于私人交通出行的问题。

国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是壹个对社会有巨大而长期的影响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基于独立意识做出的决定的总和并不壹定与对社会最理想的结果相符。在那些大工业城市的交通运输还依赖于火车和有轨电车的时候,人们坐车通过城市中心可比现在快多了。当然,对于那些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来说,这些新兴的私家车确实比电车速度要快,因为他们不用每站都停下来载客。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涌上道路的时候,交通堵塞也越来越频繁了,整体来看,造成的结果就是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变得比以前慢了。因为私家车总是保有对公共交通的速度优势,所以人们也就壹直热衷于自驾出行。因为不断增加的私家车的使用抢走了公交车和电车的生意,这些公共交通服务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里常常出现的危险而堵塞的道路、空气污染以及越来越冗长的旅途用时。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基于经济状态的社会决定,有可能产生比仅仅是个人决定的总和更优越的结果。

放宽还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是壹个对国家工业有着巨大影响的决定。对壹个大国来说,汽车制造业也许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数百万的工人来制造汽车或汽车零部件,供应汽油,维修汽车,修建和养护公路等等。私家车的占有量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业的类型。战略计划应该系统地考虑这些派生问题。如果决定要限制私家车的使用,那么计划就必须对与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劳动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应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关于壹门已经被充分了解了的工业技术。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产业战略计划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问题。回顾以前的工业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壹系列由不同的工业领域所引导的工业潮流:纺织业、铁路、重型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汽车工业、耐用消费品、电子工业等。每壹个工业经济体的成功,都依靠于该经济体迅速发展这些先锋行业的能力。在前两次的工业发展潮流里英国处于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国。美国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和耐用品的先锋,然而随着电子行业浪潮的到来,领导者的地位流转到了远东。

新近的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有壹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壹个已确立的工业基础,由此出发就可以全力建设新兴工业。苏联在30年代到50年代间通过扩大发展重工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台湾和韩国通过电子行业也得到了四十年的类似程度的发展。这种最初的工业发展很适合進行计划,因为负责计划的机构能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先進国家的工业结构直接照搬过来。

对于壹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進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领跑工业潮流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老旧产业必然会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产业,这些新产业潜在的可能性的基础在于某些尚待开发的技术。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须要做出壹个计划,这壹计划能够做出预测,即未来全新的工业体系都要建构在现在所進行的科研结果之上。要做到能够识别出将来所必需的知识、科技和技能,并能组建有能力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的研发机构。要重新组建能够“生产”出有能力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机构。最后,必须能构想并设计出将要用这些新技术制造的消费品。创造出相应的生产流程。还要发展生产设备以及零部件供应,建设新的生产线并投入生产。

如果经济发展不停滞,将会以10到15年为壹个阶段不断地做出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这种水平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这壹点并不是十分清楚。刚开始,关于哪种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是有价值的知识,将会集中在壹个小型的研究团体里,而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不过,也许可以先让技术专家们提出若干有关未来工业发展的可行的选择方案,然后在公众讨论中征求意见。

负责制定战略计划的计划部门的人员组成必须按照计划相关的时间规模来决定。长期计划必须要是壹个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从日常工作中调派过来的)共同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制定的。对于5到7年的计划的制定,会由更多的经济学家在产品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短期计划要在产品设计师和工业主管人员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制定。

使得战略计划成功的壹个关键要素就是这些计划利用创新的能力。这是壹个天生固有的矛盾,因为就其定义来说,创新并不能在其发生之前就为人所知。然而,壹个新的概念发展成为壹个常规的工业应用需要壹定的时间。即使创新的过程也许在壹开始不可能被计划,但随着这壹过程的发展,计划会变得越来越可能实现。任何现代工业经济通常都有壹个工业发展过程,通过这壹过程,使不可知变得可知,使可知的变成可用的。科学研发成为社会分工劳动的壹个分支,并且,在技术层面上来说,还相对独立于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对创新的过程毫无影响,很明显是有影响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说,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对于创新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创新是劳动分工的壹个分支,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壹个经济体或许可以完成专业化但或许也不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新科技转化为工业应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国因其科技创新步履迟缓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创新的日本广受赞誉。这个原因不能过于简单地做出解释,当然更不能归结于“市场越自由,创新程度越大”这壹简单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壹个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应该同等地被纳入考虑范畴。

除了这些难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体的客观因素也在起着相应的作用:壹个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优劣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少国民收入用到了研发上?这些研发经费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军事研究?壹个社会能不能有这样壹个机构,它能整合产品从基础设计研究到制成成品整个发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个社会花在教育和民用研发上的经费数量和它的创新速率之间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联系。壹个民主计划体系的制度,像国防、教育和研发这些国家预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选决定。但这样的制度并不保证会把大量的预算支出用于研发。这壹决策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公民可能会给壹个优先级较低的考虑。但这是他们自由而从容地做出慎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公司会计师做出狭隘的个人决定后所带来的副作用。

研发要想有效率就必须有壹个涵盖了纯学术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等各个时期的传输带。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表明这个传输带的后期阶段尤为重要。西方资本已经有足够多的公众资金在支持纯学术研究,但是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过多地面向了武器生产。结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战斗机和火箭,但是生产民用壹般产品的创新能力却消失殆尽了。在将新技术应用于视频录像、摩托车和照相机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产品的方面,美国和英国都没有苏联做得好。国防工业是惟壹壹个把公共资金支持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引入生产的行业。对壹个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想要用科学来提高用于民事的国家工业,那么首要的就先必须创造壹组民事研究机构来代替那些军工复合体。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采取壹种环境友好的发展政策。本节我们将探讨这壹目标的壹些具体含义,并且评估市场和计划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对优劣。壹些深入的相关问题会在第14章展开,那时将聚焦于确保谨慎借鉴使用自然资源所要求的财产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任何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都被用于生产的人类劳动总时间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个陈旧的反对理由:劳动价值不能充分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问题。其论据是,根据劳动价值而言的成本花费不能处理自然的或者非劳动的投入。在市场体系下,自然资源都有壹个价格标签,从而会计入生产成本中。但在劳动理论里它们是免费的。因此,他们争论道:劳动理论会低估由稀有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的成本。

这是个严重而危险的问题。但这个源自冯·米塞斯的论点也能反过来反驳那些支持市场的人,因为理性使用自然资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弱点,同时又(潜在地)是社会主义的强项。

自然资源的“自由市场”价格是如何确定的?经典的回答是来自级差地租。在这种语境下,那些边际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费的,并且生产的边际成本壹来自于劳动(而在新古典理论里,是资本)的投入。但是来自边际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资源,但在市场体系下这种消耗没有价格。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鲁莽而毁坏型的,而不管这自然资源是否是边际的。这里,我们值得回顾壹下马克思对美国拓荒潮的看法。由于殖民者从沿海诸州迁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里的土地质量。随着原本在地理上很边缘的土地变成了最高产的土地(因为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所以这些土地都是免费拥有的),所有在自然资源开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后农业生产活动(没有轮耕而是单壹作物种植)在这片大地上开始了,但这种生产活动造成了急剧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数市场主导型经济体里,这种生产活动的特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土地的风沙侵蚀区。边远地区的木材开采也有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企业从北美西海岸或亚马逊和婆罗洲原始丛林原住民那里偷木材,将其看作是免费的自然资源。需要花费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里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种情况下,市场体制会促使人们节俭地使用土地并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着壹个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地租获得收入,在保持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从学术上讲,这意味着级差地租产生于边际收益的递减。政治上,这意味着地主阶级是富裕的、政治经验丰富的,并且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种结合只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由被贫农或者狩猎采集者拥有,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他们的自然资源已经被轻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对地主们来说,节约地使用还是开采这些资源(会破坏土壤肥力),哪个更理性,这取决于资源的贴现率。只要贴现率很高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耗尽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贴现率如果低而稳固,那么采取壹些投资来加强土地的质量在经济上就是切实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纪英国地主阶级做的那样,但这儿我们说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是缓慢的可再生资源了。

总之,不管利润在增加还是减少,市场总是会浪费边际资源。在低贴现率和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它将节约使用那些缓慢的可再生资源。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市场总是竭泽而渔地耗尽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像苏联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样)就相当于是用边际成本代替平均成本来计算劳动价值并且还假设劳动收益是递减的。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社会主义下的估算租金在节约使用资源方面将不如资本主义下的真实租金有效。我们提出壹个更激進的观点,任何“经济的”决策机制,也就是基于单壹目标函数的任何决策机制,都会造成生态破坏的结果。任何基于价格的决策过程都不能反映出壹个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因为它们都很复杂,不能还原为壹个会计分录。对环境影响的任何非定性评估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壹个行为对环境所造成后果必须通过科学地调研才能确定,并通过通过政治斗争方能解决。这方面的其中壹个例子就是,苏联科学界曾发起壹场运动,以阻止在贝加尔湖沿岸的的工业开发,并中止将西伯利亚河引流到南边用以灌溉中亚地区的计划。

不能保证在这些问题上会采纳那些明智的决定。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许就问题展开自由而广泛的辩论的政治条件,有科学调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终的决策通过自由投票来完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决定最终几乎始终如壹地都是为了符合那些能够“买得”政治影响的大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出的。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主要的环境问题会在持久公开的媒体辩论之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如果壹个水力发电计划会使得壹个峡谷被水淹没,而这个峡谷既是壹个美丽的景点又是壹个独壹无二的生态栖息地,那么搜寻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应该实行的经济公式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也就是说,要做壹个决定需要对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做壹个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不能把这个决断缩减为几个简单的数字的对比,不论这个数字是用劳动时间或是金钱来表示。

资源消耗的问题是有悖论性的,因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极度保护的政策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壹个持续几年的大繁荣时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么我们就剥夺了后人对资源的使用,但如果我们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么我们又是剥夺了自己对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选择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来使用石油,可以让我们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够开发出相应的能源替代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正这样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证据表明苏联正系统性地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苏联坚持在高能核聚变研究中投入大规模的资源以期开发出壹种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装置如欧洲联合核变实验装置(JET)都是源自于苏联的托克马克(Tokamak)设计。并且随着1987年新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这使苏联开发太阳能量这壹太空计划的主要目标得以被外界知晓四。这些运载火箭预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轨道镜以在冬季给北极圈的工作点提供照明,建设轨道太阳能电站以把太阳的微波能量输送到地球。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这种长期项目作为常态计划机制的壹部分予以实施。市场机制永远也做不到这壹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们设立模仿社会主义计划的特殊的国家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电力局)。

生产的时间维度

迄今为止,我们对劳动价值这个概念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壹个假设,即在十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的价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样的。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太不切实际了,这样的计算体系会导致采用过度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我们可以用壹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为了发电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形成壹条高速通道,现在提出了壹个在塞文河的河口处修建壹道大坝的方案。由于能量是由非同寻常的高达7米左右的潮汐振动免费提供的,所以这个项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个非常低的劳动成本来发电。但是建造大坝需要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将比建造壹座同等产出的火力发电站耗费更大。

图5.1在理论上比较了这两个项目在五年期间将花费的劳动力成本。从整个30年的期间来看,产出等量的电力,火力发电要比潮汐发电耗费更大的总劳动成本。但是在项目建设的头十年,火力发电站的花费较之更低。如果我们仅仅基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来考虑如何发电的问题,那么潮汐系统将完胜火力发电。实际上英国电力局选择了不去建造潮汐发电站,因为建造大坝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利息大于投入使用后它将节省的燃料的费用。如果是在壹个较低的利息率的环境下,那么英国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仅仅用劳动内容(亦即就纯粹的劳动价值方面)来看这两个选择的耗费成本就相当于是在零利率或零贴现率的环境下進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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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的贴现率对两种电力计划成本的影响

无论根据主观情感还是客观现实,人们都会反对零贴现率。今天的果酱总比承诺的明天的果酱好。照这壹原则,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许更好,即使这意味着以后要做更多的工作。壹个主观决定的贴现率,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确立(人民每几年可以就他们是否希望贴现率上升、下降还是保持原样投壹次票)。但是壹个更为客观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将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作为贴现率。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每十年翻壹番,那么现在壹小时的劳动将相当于90年代末的半小时劳动的工作(作者写此书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精确地预知未来,那就有必要根据最近的历史来预估将来的生产力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电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坝项目的决定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计算中所使用的贴现率是远高于经济中实际的生产平均增长率的。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理性的经济计算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是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贴现率是由金融市场的偶然性决定的,而这种偶然性是和实际的生产可能性完全脱节的。它是由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和金融机构里的不民主决策联合推动的,很不稳定而且每个月都在不停地波动。不管是以经济效率或是民主机制做理由,在经济决策中使用这样壹个变量都是站不住脚的。伍

市场和非市场的分配方式

有壹个和经济的整体形态相关的战略决定,那就是关于哪种产品应该由计划直接分配、哪种应该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来分配。我们设想壹个生产者产品完全由计划分配而消费者品由市场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情况。市场的确切性质将在第八章阐明。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这壹市场是和资本主义经济里的市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从属于社会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但我们依旧面对着壹个问题,那就是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切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可以应该用哪些原则来判断市场与非市场的分配?

有四个要点和这壹问题相关。我们会在这四个小标题下展开探讨:公民权利、选择的自由、应对稀缺和计量的成本。

公民权利

首要的原则便是,壹些产品和服务,应该由全民税收提供资金,作为壹项权利提供给公民,因为这是全面参与生产的和公共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这里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卫生保健和保育(我们将在第13章讨论到带有电子投票机的电视也应该作为公民的壹项权利而提供,以保证政治民主的全面参与⑥)。为了能作为壹个积极的、生产性的成员在社会中起作用,壹个人必须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体健康,并且无需整日呆在家里照顾幼小的孩子。这些产品在给予公民们“积极的自由”七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处不是仅限于公民个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富有生产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体健康对整个社会大有脾益。(用经济学里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外部效应或说“正外部性”,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选择的自由

第二点是,壹旦公民权益的基本前提条件得以保障之后,每个公民(或者家庭、群体)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想要以何种方式来享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国家分配或配给制是极不适应于这个要求的。我们需要壹个某种形式的“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花费自己的劳动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描述这样的市场。)这种分配模式将被应用于食物、饮料、娱乐、书籍、衣物、假期旅游等领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并不重要的壹些产品。对壹个社会来说,虽然使其成员都陷入无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扰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让他们能够在鱼子酱、红酒、书籍或是去高原地区旅游方面做选择却也完全合乎情理。

应对稀缺

第三点关注的是,那些供给相对固定的产品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宽旧路,但这需要花费劳动时间且可能会因为环境理由而受到反对,让我们先暂时假设高速路的供给实际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费的,那么它就会变得特别拥堵以至于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通行费用是很合理的。这是“限量供应”稀缺资源的壹种方法。那些觉得快捷的个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会付通行费以满足愿望,而壹些人可能会选择公共出行方式作为代替。

这种形式的过路费也会给计划者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设正在考虑修建壹条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将会在劳动时间方面耗费昂贵的代价。如果现有的公路已经过度拥堵了且没有收取任何通行费,那么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新建壹条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经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关的通行费之后现有的道路依然拥堵的话,那么这时就有理由来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别强力的来自环境考虑方面的反对)。

这里总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是指完全反对应对稀缺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给当前社会下碰巧是“免费”(即从税收获取资金)提供的产品定价收费。

计量的成本

我们在上面提出: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应的消费品应该参与劳动券的市场交换。不过考虑到保证基本的经济理性,这壹原则必须在壹些情况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计量人们消费和要求他们付款这两项操作成本超过可获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价并未包含这两项成本时,个别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费用是毫无意义的。就此而论,即使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壹边,英国将水私有化的行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产品,并且并不完全清楚计量和收费的成本是合理与否的。(如果净水将会成为壹种稀缺并且代价昂贵的商品,那么情况将会有所不同。)

农业

在发达社会里,农业领域的自由市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那些倡导用自由市场来解决波兰粮食问题的西方政府却在他们本国内强烈抵制也这样的政策。在日本、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粮食市场是受到强力调控的。这种调控的目的在于壹方面确保供给的稳定,而更为重要的是缓和严厉的市场对那些政治影响很大的农业游说团体的冲击。所采取的措施在细节上可能稍显不同,但总体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粮食价格高于自由市场水平以确保农场主们的利益。

这种措施所引起的可预料的后果便是刺激了生产过剩。过量的粮食被生产出来,然后全部被以补贴价格收购并积存在仓库里。对剩余的这种处置方式产生了壹个经济难题。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削低价格并有损于农场主的利益。还可以诉诸于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圣诞节给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的穷人分发黄油。于是在救世军的办事处就出现了卑劣丑恶的壹幕:年迈的老人们排著长队,竞相占有那免费发放的几磅黄油。甚至还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毁坏。大量库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颜料弄脏以使得它们不能再作为人们的消费品。付给农民们壹笔钱以激励他们使土地闲置而不是种植粮食。

同时,粮食的高价又激励农民们愈发有动力去开垦边缘的土地。岸边草地、灌木丛以及树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产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补贴价格之下,在土地上滥用化学物质、污染食品、滥杀野生动物以及用硝酸盐化肥和农药污染水源都变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们步入了壹个极端荒谬的境地,即只有给土地所有者付钱才能使他们不去通过种植松柏而破坏那些科学价值地点。而如果不是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报酬,他们壹开始也根本不会想到去种树。

西方现存的是壹种公共管制和个人私利的离奇的混合物,事实上所有这壹切都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发财致富。尽管如此,这壹体制的辩护者仍然会指着东方说道:“至少我们不用像俄罗斯那样在食品面前排长长的队”。关于共产主义农业流行的印象就是永远的短缺、俄罗斯的排队以及波兰的肉食品骚乱。

在东方的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之前,那儿的农业系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波兰国内以私人农业占主导地位然而捷克却全境实行的都是集体农业。当布拉格的国营商店堆著萨拉米香肠和腊肠的时候,波兰的肉店架子上却空空如也⑧。在苏联占主导的是集体农业,但仍然因为短缺而声名狼藉。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现的,这不是壹个个体农业和集体农业孰优孰劣的简单的问题。其他因素——物价政策、分配体系以及农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货架是空的还是满的这壹标准是不能很好地来评判壹项农业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价足够高那么商店将壹直都会是满满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商店货物充足,但人们却在挨饿的情况。相反的,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那么商店的货物就会壹售而空。

评判粮食生产分配体制的壹个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体的营养标准,以及这个体制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现在已经有了壹个庞大的有关饮食的科学知识体系。甚至在二战之前,营养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饮食所需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维他命的数量。这个知识被很好的用在了战时粮食配给额度的设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给来源变得混乱,但理性的计划以及合理分配现有的资源也使得国民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标准在实际增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营养的建议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对饮食以及心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引入到了现代的处方建议中,比如少食用黄油和动物脂肪、多食用复合糖类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合理饮食,那么整体的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提升。问题不再是防止由长期营养不良助长的软骨病和结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现代人类健康的大型杀手如癌症、心脏疾病。

这表明食品供应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计划。对于壹个给定规模和年龄结构的人口,总的食品需求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粮食的来源有三个:進口、社会化的农场和渔业,以及私人农场和私人渔业。我们假定食品出口受制于与各生产国的长期供应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气候灾难,这能够给那些不能在本国里很经济划算地生产的食品提供壹个可靠的供应基础。

進口长期合同确定之后,国内生产的目标就自然是确切可知的了。如果我们假设农业领域是由国营农场、合作社以及家庭农业组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这些来源来完成生产目标。农业比其他工业都更容易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它的生产值年年都在浮动,要做出精确的年度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几年为壹个时期的阶段内这些波动是相当平缓的,通过缓冲库存,常规的供给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为农业制定壹个三年或四年的浮动生产目标是合理的。家庭农业和合作社将被要求竞标承担三年壹期的固定数量的谷物供给。他们会被要求详细说明在机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们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们想要多少附加价值作为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应合同将根据壹个公式制定出来,这公式不仅会考虑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还会顾及由于使用特定量的化学物质及化肥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竞标体系将会避免折磨著西方农业计划体系的生产过剩的痼疾。它把消费者和环境的要求置于生产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励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经济的边缘农场的倒闭。那些赢得合同的农场将会获得长期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份额。

第六章:详细计划

在第四章中,我们介绍了作为反馈控制的计划思想。图6.1概括了这个基本思想。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总体概念加以扩展,把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具体要点考虑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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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讲到,战略计划处理经济产业结构的基本形态。在本章,我们关心的是详细计划,它将具体处理各种产品将分别生产多少,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比如,战略计划规定,把百分之七的国民收入分配给电子消费品。详细计划必须明确这意味着什么——各种型号的电视产量、各种规格的放大器产量等等。此外,为了达到这些生产目标,计划必须指定所需的零件数量:500,000个14寸,300,000个20寸彩色显像管,12,500,000个10陶瓷电容,等等。

图6.2表示了详细计划的输入。通过构建壹个经济运行的详细模型,仿真和计划可以预测各个中间环节分别需要多少投入,来产生最终的各种输出。市场机制间接地引入了详细计划:通过人们所愿付的价格是否足够高,来决定计划的下壹步。如果人们可以接受的价格相应的劳动时间比生产产品实际所需的劳动时间少,这种产品就将削减产量或停产,将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我们的市场反馈原理将在第八章单独说明。现在先来关注仿真和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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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计算商品所需总劳动量时,我们介绍了投入-产出表。这个重现经济运行的方法在规范表述和理解详细计划时也很有效。表6.1是壹个例子。读者也可以回顾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产出表(或矩阵)记录了产品从每个部门到其他部门的流动。每个部门在行和相应的列上分别出现两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该部门供给给其他部门的产品数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业,行中的数字分别表示供给给自己、电力行业、卡车制造业等等的石油数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该部门所需各种产品的数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车制造业所需的石油、电力等等。



表6.1:壹张投入-产出表



石油 电力 卡车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电力 50 20 40 ……

卡车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门产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门所需的投入。
表中数字应该被看做是在合适的单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电力、多少辆汽车)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引入壹些基本的术语。首先,总产出是指壹个部门不分用途的总输出。总产出又分为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或净产出)。中间产出表示生产系统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炼钢时用掉的煤,生产电脑用掉的钢)。最终产出则是其余部分,可以被最终利用(不论是消费掉的,私人的或集体的,或是投资时为了建立生产系统的)。

壹些产品几乎是纯粹的中间产品。比如钢板,除了壹些金属加工爱好者,消费者完全没有需求。事实上,可以将整个钢板产出视为進入各行业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另壹方面,壹些产品完全是最终产品,而没有中间用途(没有行业将成包的香烟用于投入生产)。但壹些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天然气可用于家庭烹调和取暖,也可作为多种行业的生产输入。

更重要的是:两个产业技术上的系数可以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多少前者的产品,来产出壹单位后者的产品。例如,制造壹辆自行车需要10公斤钢材,那么钢-自行车技术系数就是10(钢以公斤计)或0.01(钢以吨计)。注意,自行车业对钢的总直接需求可以由其总产出数量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算出。制造2000辆自行车就需要2000 * 0.01 = 20吨钢材。

现在我们做好了准备,可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者们面对的问题了。对于经济活动,人们根本上关心的是最终产品。假设我们有壹系列的计划目标[1]。达到这些目标需要生产出合适数量的中间产品。要制造出我们想要的数量和型号的电脑,需要电脑制造业从供应者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塑料、钢材、矽等,并且相应行业的供应者们同样得到他们所需的中间产品,等等,形成壹个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

所以,问题就是:从期望的壹系列最终产品出发,如何计算出需要的每种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的总数量?理论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对于数学公式恐惧的读者可以跳过几段直接看结论,但我们只用了最简单的代数)。考虑壹个简单的小型系统,只有两种最终产品。G为总产出,I为中间产出,F为最终产出。下标代表部门1和部门2。由于总产出等于中间产出加上最终产出,可以将我们的玩具经济表示为如下两个方程,各代表壹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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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出的双下标中,第壹个数字代表来源,第二个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门2中用到的部门1的产品。第壹个方程用语言来表达,即部门1的总产出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为中间产出的产品1(例如,石油业消费壹些石油;对于不消耗自身产品的产业此项为零);其次是部门2所需要的作为中间产出的产品1;最后是部门1的最终产品。

现在,将中间产出用总产出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车和钢材的例子中的那样,自行车业需要的钢材数量等于自行车的总产出(辆)乘以每辆自行车所需的钢材。如果用a来表示技术系数,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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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来解,我们也可知这个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换为a乘以G后,方程被化为有两个未知数(即两个部门的总产出)的两个等式。简单但却乏味的代数可以证明,总产出仅仅由最终产出和技术系数即可求出,同样,中间产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车的例子)[2]。

自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西里·列昂惕夫和冯·诺依曼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这个问题的算法已广为人知,并且,如果系统不大,解并不难。但如果用来处理整个经济系统,使问题简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将其化为高度归纳的部门。我们表中的行和列将变成形如“消费电器”,“汽车”,“油气”,等等。对于其他用途,这可以接受,但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不够的。如果计划者要提供能够有效指导生产的蓝图,确保所有经济活动井井有条,必须能够精确地确定输入和输出。但那样的话,投入-产出表会变得极其冗长,百万计的行列会有千亿计的技术系数。解联立方程的工作已经不简单,何况,甚至在计算开始前,还需采集海量的详细信息(技术系数等)。

信息采集及其计算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先假设必要的数据“已知”(经济学家喜欢这么说),来研究计算的问题;在第九章中,我们将回到获取数据的问题上。

这里涉及的数学问题本质上和第三章中讨论的劳动时间计算的问题相同。原则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决,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对于巨大的系统,这完全没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劳动价值计算中,算法可以利用矩阵的稀疏来简化。当十分细化时,由于矩阵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于香肠业,木材之于眼镜业,等等),我们可以用链表更好地表示生产的条件,找到壹个叠代的解。

两个主要的叠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赛德尔叠代算法)都可以接受链表形式的输入。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问题的解,但可以产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对于经济上的投入-产出问题,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论上可直接求出),那么这些叠代方法将产生收敛的结果(Varga,1962)。

这里的叠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数据输入包括(i)最终目标产出表,(ii)非零技术系数,(iii)每种产品期望的总产出。将这些总产出的初始值代入这套技术系数,就得到每种产品所需要的数量。基于此,可算出壹套新的总产出。这些数据又被用于下壹轮叠代,等等。如果算法是收敛的(即有唯壹解),那么随着叠代次数的增加,总产出的变化将越来越小。当变化值小于预先设定的壹个界限时,算法就终止。

由于算法的收敛性独立于初始值,初始值的选择并不是关键:如果壹些值可以,那么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见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实值,收敛将更快。计划者们可以合理依靠过去的经验来选择具有合适数量级的初始值。

雅克比叠代法的运算次数由输出数量,乘以每个生产过程所需的直接输入数量,再乘以足够产生满意的近似值的叠代次数。例如,10,000,000种产品,每种有200个直接输入,需要100次叠代,那么就需要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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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计算机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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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苏联的计划情况



把我们之前的讨论和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联系起来,两类问题在此显现出来。首先,有人会问:如果完全的详细计划所需的计算是如此庞大和复杂,在高速计算机发明之前,苏联是怎么做到的?

实际上,在计算机发明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计划方法建立起重工业基础时,苏联曾经做得如此成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当然,那时的经济简单的多,而且计划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关键目标。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计划中仍有许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过人力和物质的大扩张意味着,即使有这样的不平衡,关键的目标还是能达成。

另外,我们应注意到早期苏联的计划并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進行的。从壹系列最终产品倒推,得出壹个完整而详细的庞大输入列表,这确实超出了当时的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力。于是,通常计划者们只是从他们自己设定的粗略的目标出发:1930年之前生产多少吨钢,1935年之前生产多少吨煤,等等。这种早期实践按理说会对几年后的经济结构产生有害的后果。它会产生壹种“生产主义”,大量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成了最终目的。事实上,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看来,人们其实想尽可能地节约中间产品。即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保证所需最终产品产量的情况下,生产最少的煤、钢、水泥等等。

这里会遇到的第二种问题正好是前壹个问题的另壹方面:如果我们提到过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什么苏联的计划者们没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速计算机技术产生后,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们在讨论前壹个问题时已经提到过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必要、但却粗糙的计划方法在后来形成的计划系统中打上了烙印。考虑到斯大林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僵化——被赫鲁晓夫的“解冻”中断,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苏联对于新的计划方法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从苏联的经济著作上能看出来,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思想,即以最终产品为目标来制定计划,在正统的官方看来有些“资产阶级”。

此外,在苏联,对于新奇的、基于计算机的计划方法的兴趣,和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并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计划系统的改進还有讨论的可能时),苏联的计划者们能够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在今天的标准看来还很原始。苏联经济学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输入-输出方法的潜在好处,但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仅够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输入-输出系统。尽管它可以用于地区间计划(研究苏联各加盟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还是难以胜任日常的详细计划。大多数情况下,投入产出分析仍然是学术活动,和预期相比,计算机对苏联计划的总体影响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计算机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劳动价值计算相关段落中解释过的,由大量的个人计算机组成分布式网络,由经济信息通信系统连接起来,完成同样的结果是可能的。这样的设备在苏联认真考虑改進计划系统的年代同样还没出现。廉价的个人电脑相对来说还是离今天不远的事情,而且苏联通信系统的发展缓慢臭名昭著(任何想从莫斯科给列宁格勒打个电话的人都懂得)。

还有,正如将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详细计划需要壹个标准化的产品识别系统,相应地,这需要壹个复杂的计算机数据库。而在苏联,计划者们继续使用着“物资平衡”系统。这个系统构建“平衡表”来显示生产所需资源和每个产品的计划用途,提供投入-产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计划者们不仅难以有效地计算这些平衡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产品的识别也是不完整、不统壹的。

政治因素也与此有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计划的方案对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计算机系统的自由访问十分依赖,而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治上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复印系统也被严格控制——为了防止政治异见的传播。

最后,计算机化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在不能应用计算机以产生更多效益之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合理的僵化价格系统,许多商品的限价导致了短缺和排队。)

对于复杂经济系统,高效的详细计划的实现,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而这时,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基本上转向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似乎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多少嗅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风向的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算法和计算机系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计划的潜力,也许部分是对早些时候对于计算机化益处的吹嘘过度的反应,部分由于西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的影响。



详细计划和库存约束



回到讨论的主线,我们指出了,现在对于计划机构来说,即使对于产业间关系的细节精确到分钟的投入-产出表,从最终目标产品列表倒推出能够使计划平衡的总的产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这对于详细计划的计算还不够。因为生产力和劳动力供给产生的额外的约束,还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终产出品算出所有产品各自的数量。

计划者们可以算出生产出x万亿千瓦时的电力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投入-产出系统的均衡可以确保足够的油、煤或铀来满足需求,但是,有足够的发电站吗?任何时期,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都被需要长期建设的生产手段的库存所限制。此外,还有劳动力: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计划所需要的大量产出品吗?

壹旦产出品的数量被算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计划系统可以预计每个部门的大量产出需要,分布式工业计算机(代替超级高速计算机)利用每单位产品所需生产资料和各自的劳动效率,就可以算出他们对于生产手段库存和劳动力的需要。这些部门的需求可以反馈到中央计算机统合,再与各种生产手段的库存相比较,与各自劳动力的计算结果相比较。

如果约束正好满足——即,如果各产业部门不再要求比现在整个经济系统更多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注意,即便所有约束都被满足,依然有在生产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需要:中央计划部门需要优化重组,发布相应的指示。但如果总体约束在这里不满足,计划就需要做相应调整。最初关于最终产品的目标不再能够达到(除非额外的约束可以以某种形式放宽),而计划者们必须重新考虑。壹些社会效益最低的目标将被舍弃,整个计算将重来壹遍。由于计算过程可能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于壹定的计划的期限,会有多次重复。

最后这点的重要性在于,不考虑投入-产出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生产力的约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赖计划决策的期限。如果计划是相当长期的,库存约束就变得无关紧要。如果需要更多的电力,可以相应地建设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投入-产出系统唯壹的额外约束是劳动力的供给和足够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如果那样的话,依照额外约束来调整计划目标水平相对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额外的库存约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设时间比计划期限更长的生产手段都必须作为库存约束被考虑;如果计划周期特别短,原材料的库存状况也变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适合于后壹种情况的算法,与之前的标准投入-产出过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将展示这种替代算法的理论基础,并举例来说明其应用。



新的计划均衡算法



假设我们从年度产出的购物单出发,我们想得到十万种不同的消费品。这些目标是可以转换的,资源被孤立,或者它们过分了,超越现有资源。我们想知道是否应调整目标来使资源,包括各种机器的现有库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对每壹种消费品限额做壹定百分比的调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调整。

如果我们有壹定数量的绵羊和化学工业空闲,我们想知道这对于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额意味着什么。羊毛衣物的目标应该削减吗?这对于丙烯酸的生产有什么影响?多少针织品应该从生产羊毛转换为丙烯酸?

假设空闲的针织品机器应该壹千条针织衫的生产线。可以将所有空闲的生产能力用于生产壹种特殊的荧光蓝色毛衫,胸前印着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这种设想是否能使消费者满意是令人怀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规则,计算机可以决定根据资源约束明智地调整计划目标。我们开发了壹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基于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原则作出这样的调整。算法的完整记述见Cockshott(1990)。



调和值函数



算法应用了神经网络仿真技术(人工智能的壹个子领域)。这壹领域的研究者们提出,神经系统可以用热力学的概念来分析。神经系统由大量互相松散连接在壹起的实体组成,这样,它可以被抽象为统计力学中的问题。已经发现,热力学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应用在神经模型里。每个神经元就像是固体中的壹个原子,与全体连接在壹起并相互作用。两种情况下,都是大量实体在随机规则[4]下相互作用而发展的系统。可以为神经系统定义壹个合适的模拟能量——其状态大体上有多接近于期望的状态。可以看到,如果为神经系统的状态引入温度的仿真算法,经过弛豫过程后,其稳定于期望状态。

同样被仿真算法证明,神经网络和晶体,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中,各部门通过相互作用与其他部门联系起来。这里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代替了突触连接或静电力,但在抽象层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图6.3中的神经网络和投入-产出矩阵的相似之处。图中的纵线表示右侧的神经细胞的输出。突触传递给细胞的输入由横线表示。在横线上,他们的输入所激发的水平被加起来。输入激发的等级反过来决定(轴突)细胞的输出。我们可以做壹个仿真,用投入-产出表的列来代表壹个经济部门的行为水平。我们把突触标记上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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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随行改变,j随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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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数字表示,要生产第j个部门的壹单位产品,需要的第i个部门的产出产品的数量。神经网络理论证明,这样的网络将進入这样壹种激励模式:与突触上的权值相壹致。细胞的激励水平将表示相应部门应当运行的合适的强度。神经网络可以在数学上仿真出来。即我们可以用神经网络中的松弛算法来使经济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们能够使其最小化的模拟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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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的研究者们经常反过来看问题——不再试图使网络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称为调和值的东西最大。形式上,这只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观的说法。神经网络在学会对外界刺激给出“正确”答案时,拥有最大的调和值(harmony)。

我们可将调和值的概念应用于经济。我们为每个部门定义壹个调和函数,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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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产品的网络输出(允许其他部门耗尽)低于目标,调和值将迅速变为负数。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调和值将逐渐变为正。这是用来说明,短缺造成的问题比剩余带来的好处要更厉害。下面是壹种具有该性质的仿真函数的代数形式:

令u = (产出 – 目标)/目标

若u<0 那么 调和值=-

否则,调和值 =

人们每消费的壹额外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逐渐下降的。当妳第壹次从亲戚那里得到茶壶时,妳的感谢是真诚的;但第五次时,感谢就显得勉强了。这里蕴含的意思是:来自超出目标的产出品的额外社会满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们对于短缺十分不安,而对于充足的愉悦程度并不如前者那么大。我们可以用之前的调和值函数来表示这壹点。

当产品输出正好符合目标时,我们定义调和值为零。如果输出过量,调和值为正,而如果输出不足,调和值为负。调和值函数被计算机用来调整输出。我们的目的是令整个经济的调和值最大,来使全体处于平衡。



算法步骤



(1)随机为各部门分配资源。这只是计算机中進行的名义上的分配。在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发生。由于松弛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选择随机即可。

(2)对于每个部门,找出限制生产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资源。

(3)各部门拿出多余的资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对于需要有盈余),放進壹个公共蓄水池。这壹步不会降低生产力,所以调和值没有变化。注意,这次的重分配还是在计算机内存中進行;在整个算法完成之前,与真实的世界无关。

(4)算出各部门的调和值。

(5)算出整个经济系统平均的调和值。

(6)将各部门按调和值排序。

(7)对调和值最高的部门,减少它们的产出,直到其生产力水平使其调和值等于平均调和值。由于调和值函数是可逆函数(即,从调和值反推出产出和从产出计算调和值是同样的过程),这是很容易的。于是又有资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对调和值最低的部门,为他们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资源来增加其产出,直到他们的生产力使得其调和值等于平均的调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调和值。如果这与之前的有较大差别,返回步骤(6)。



该算法能够均衡各部门的调和值。如果叠代是成功的,在大约十几次叠代后,平均调和值的变化范围将不超过1%。然而,仅仅靠这个算法,会使经济系统产生局部的最大调和值。在实际计算中,该算法常常剩余大量资源而总产出远低于预期。由于不论从怎样的平均调和值开始,算法都有很强的偏向性,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理解这壹点。

这点可以通过引入增加产出的偏移量来克服。在步骤(7)中,不再减少高调和值部门的产出,而是将其产出调整为(均值+B),B即为偏移量。在程序开始时,我们将B设置得较高,随着叠代的進行逐渐将其降低。这样的效果是,只有调和值特别高的部门产出会减少,而调和值较低的部门产出总会增加。总之,平均调和值趋向于增加,系统最终稳定于壹个最大平均调和值。

如果仔细选择数据结构,该算法在运行时基本是线性的。也就是说,100个部门的问题将花费10个部门的问题十倍的时间。回顾之前关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讨论,关键点是不用矩阵来表示投入-产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阵的稀疏性,用链表来表示它。算法的复杂度大致可表示为n*m,n表示部门数量,m表示每个部门的平均输入数量。这样,算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曾经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运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对拥有4000个部门的经济系统的计划仿真。Sun的工作站每秒运行约三百万次。由于其时间要求是线性的,要使拥有壹千万种产品的经济系统的计划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种流行的微处理器)上运行约壹百万秒(不到两周)。同时还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储空间。这个要求并不难;相当于壹千台个人电脑,按现价(1980年代末—译者注)是五十万英镑左右。

英国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处理器,将多达1024个微处理器芯片集成来加快速度。其设计的用途是粒子物理仿真,每秒钟可执行百亿次运算。如果我们可以在拥有1024个集成块的Meiko平台上运行这个问题,每个集成块配4M内存,大型经济系统的计划将在十分钟左右完成计算。

此外,该算法也可以算出关键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门间的正确分配,得到可行的产出目标。这事实上正是计划者所需要的细节信息。

我们认为,只考虑物理可能性,不考虑金钱,现存的计算技术完全允许详细计划的進行。之前提到的这些技术,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计算机上实现,它们现在正被用于粒子物理和天气预报。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理想化的市场应该达到的那种均衡过程事先進行仿真。



智利的经济控制



计算机化的经济计划和控制最有趣的实例发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斯坦福·贝尔设计了该系统,在其书《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绍[5]。贝尔的目的是提供壹个实时的、分布式的经济控制系统。由于他的系统提供了壹个使用我们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实例,分析这个系统的特征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传统的统计方法,当经济统计数据到达决策者的桌上时,常常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于是,直到经济危机发生几个月后,解决危机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来。由于政策工具同样低效,决策结果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当股票市场在1987年崩溃后,英国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减税政策。当这壹政策发挥作用时,需求已经开始增加了,于是1989年发生了通胀。数据搜集的滞后意味着完全不合时宜的行为(但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也对减税也有很强的要求,而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

这种不当效应在反馈中会進壹步产生更糟糕的经济震荡,只有决策者能得到实时的信息并能实时干预系统,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在智利,壹套计算机网络系统被建立起来以完成这项工作,使怀疑者们吃惊的是,其建设只用了四个月时间,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几年。这项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和智利这种贫穷国家简陋的通信系统基础之上。微波和电传连接将所有关键部门中心与首都的计算机连接在壹起。即使有技术落后上的限制,它还是能够为政府提供壹天之内的经济信息。更现代化的设备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号的形式显示的。“作战指挥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显示著加注释的流程图,表示经济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图形显示避免了计算的麻烦。不同单元间流通的量由线的宽度来表示。各部门用包含柱状图的块来表示,显示其生产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间里提供七个座位,这是能够進行有效讨论的最大人数。扶手上的大按钮能够控制显示,或突出不同的图表。

“作战指挥室”的概念来自于空战防御。在战争中,即时决策需要实时的信息。决策可以由计算机仿真,来检验如果采取某项行动将引发怎样的结果。在打破私有卡车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类似于战时的指挥部。计算机网络使政府能够使用所有可用的运输手段,使货物流通起来。

“作战指挥室”本打算被用于所有部门的所有分支。复杂的统计学程序从系统底层的数据流分析,来寻找有意义的变化。决策者从超量的数据中解放出来,只了解对决策有用的数据。当某个分支有任何异常发生时,就会向对应的“作战指挥室”发出报告。如果计算机检测到危机,它们将向“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并启动计时。如果在壹定时间内“作战指挥室”没有及时作出有效的回应,就会向更高壹级的“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这给了每个单元本地解决问题的自由,从而避免影响社会有机体的生活。在设想中,工厂级别的“作战指挥室”将由工人委员会运行。民主的推测是:现代化的显示技术和计算帮助能使人们不经复杂训练就有管理工厂的能力。

伴随着使皮诺切特上台的血腥政变,智利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实验开始了,而所有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战指挥室”和阿连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总统府的废墟中。

第七章:宏观经济计划和预算政策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宏观经济计划必须要考虑不同部类的产品在最终使用上的总体平衡问题。宏观计划还必须确保这些产品的组成的壹致性并且确保其总数满足总需求。要完善我们的宏观计划,我们还需要壹个与之壹致的会计核算方案。宏观经济的三个方面——理论、政策目标和会计系统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凯恩斯在三十年代创造性的工作使得国民收入核算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得以推行的先决条件。苏联式的经济体采用了另壹种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论根源的,即是相当狭隘的解释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而我们提出的计划需要壹种基于劳动时间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这壹概念虽然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相当不同。

本章将首先讨论在整体经济中壹般意义上的劳动时间核算,然后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政策面临问题时丰富这壹核算方式,从而解决遇到的问题。壹旦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可以研究壹些具体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储蓄、信贷和税收政策。





建立在劳动时间上的宏观核算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产值定义为在给定的壹段时间,例如壹年内,所生产的劳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劳动的来源,可以将生产总值分成两个部分。大的部分是当前劳动的投入,即在给定时期内劳动的投入。我们称之为当期劳动。此外还有过去劳动,即从前壹段时间生产的产品“转移”过来的劳动。这些劳动可能以上壹期生产却在当期使用的存货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逐渐磨损的耐用生产工具(机器、厂房和设备)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种过去劳动的转移整体看做是折旧。这壹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第壹个宏观核算恒等式:



生产总值=当期劳动+折旧(7.1)



我们还可以把净产值定义为总产值的劳动量中超出需要用于补偿过去劳动消耗(折旧)的部分。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恒等式:



净产值=生产总值-折旧(7.2)



现在我们制度基本分配原则是,工人们应当得到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量直接对应的劳动券(见第二章),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承认某些资质上的不同,但全经济范围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时期发行的劳动券总量等于完成的劳动总小时数。用当期劳动券表示当期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劳动的劳动券,我们就有了第三个恒等式:



当期劳动券=当期劳动(7.3)



由(7.1)和(7.3)我们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净产值





我们姑且假设能够把全部的当期劳动券作为“可支配收入”拿回。还假设他们希望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品。我们提出的制度有壹个原则,那就是消费品以劳动券表示的价格应该等于该产品的劳动量,至少作为初次近似应该如此(下壹章将会阐明这壹提议的细节)。由此推断,如果工人把全部当期劳动券花完,他们的消费就会耗尽净产值。根据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费完全部总产值,因为他们的收入(当期劳动劵)比总产值要少,差额部分用于折旧,以此保证有足够的资源用于补偿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消耗。但即使是这样,工人们的消费会耗尽净产值的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壹,除了个人消费以外,社会产品在最终用途上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给社会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为了增强经济的未来生产力而進行的生产资料的净积累;还有可能贷款给其他经济体。这三方面简化来说分别是,社会、积累和贸易(贸易顺差),并且如果把个人消费表示为消费,那么我们有:



净产值=消费+社会+积累+贸易(7.4)



等式(7.4)将净产值分为四个基本用途。如果计划要求积极的社会支出水平和积累,很明显,消费必须低于净产值,因此当然也就必须低于当期劳动券,即为当期劳动所发行的劳动券。要达到这个目的,壹种方法是对工人的劳动券收入征税。但征收的税款不壹定要与当期劳动券和该计划的消费限额的全部差额相等,因为工人们可能会决定将他们的部分劳动券储存起来,这样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为消费以外的用途“释放”资源。我们会再谈到这壹点。

第二,计划中总的个人消费中的壹部分必须提供给非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半失业者。如果购买个人消费物品是使用劳动券的唯壹途径,那么必须通过国家预算使无工作者可以获得壹定数量的劳动券。为了让发行的劳动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价,这些给无工作者的劳动券不能简单的“印出来”(这将会导致通胀);相反,他们必须从劳动者中征税获得并且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

在转向税收和存款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把上面的想法应用到“流动资金”账户情况中是很有用的。这使我们能够检查他们的壹致性。让我们把经济分成两部分消费群体: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而政府部门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经济单位。我们假设在生产资料中没有私有财产,所以没有单独的企业或金融部门需要考虑。我们将通过程序确定每壹个部门详尽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从家庭部门来看,基本的资金来源是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所做劳动的劳动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有壹个把劳动券(转移)给非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转移支付。家庭部门可以用三种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他们可能会用来交税,可能会花在消费品(消费);或者可能会流入净储蓄部门(净储蓄)。如果这个关于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计算是全面的,那么这两个总数必须相等, 因此:



当期劳动券+转移(转移支付)=税款(税收)+消费+净储蓄(7.5)



转向政府部门,其基本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收入。另外,在它作为“金融机构”(下面会谈到)时,政府部门将吸收家庭部门的净储蓄。政府部门利用其资金将劳动券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转移支付),提供社会福利供给(社会)和积累(积累),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贸易)。同样,如果我们这些来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们可以得到:



税收+净储蓄=转移支付+社会+积累+贸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种方式重组。 壹个简单的变化是令税收和转移支付不变。我们定义净税收是税收减去劳动券转移部分(税收−转移支付)。这是净劳动券作为“收入”是除了消费以外可用于国家“经济”活动的部分这壹修改,我们可以重写(7.5)和(7.6)如下:



当期劳动券−净税收=消费+净储蓄(7.7)

净税收+净储蓄=社会+积累+贸易(7.8)



把两个方程相加我们得到第三个方程。如果我们把(7.7)和(7.8)相加,净税收和净储蓄抵消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消费+社会+积累+贸易 (7.9)



但由于当期劳动券等于净产值,因此我们实际上又再次回到了7.4,这证明了我们劳动时间账户的壹致性。

我们发现在上面的证明中借用资本主义货币核算的术语(“税收”、“融资”、“资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确理解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语言背后的东西。在这壹体系中,劳动券纯粹用于家庭部门采购消费品,政府部门发行劳动券直接换取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们获得产品,本质上是因为国家被认为拥有除了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以外的所有产品。假设建立壹个医院:国家以每小时壹单位劳动券价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劳动力,但不必须“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个完成的建筑。政府永远不可能用完“钱”(在系统里没有钱)。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劳动券,因为这仅仅是以工人的名义创建壹个会计账户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员的名义–见12章)。

然而,有壹个关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真问题。如果足够的消费产品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没有壹个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劳动券,政府必须确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实际上,抵消了)它发放给劳动者的劳动券。例如,假设整个宏观经济计划要求55%的净产值用于消费品。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消费者没有储蓄部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通过”净税收”抵消45%的劳动券的发放。如果净储蓄和税收少于这个数量,劳动券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流动量将超过用于消费品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结果将是“劳动券通货膨胀”(在价格稳定下的则会表现为短缺和排队现象)。另壹方面,如果净税收过度,消费者用于支出的劳动券将少于生产出消费品的劳动价值。造成劳动券紧缩或剩余产品的堆积。

上面的例子中依赖于简化假设,即消费者不進行任何储蓄。显然,如果消费者储蓄壹部分,那么对于壹个平衡的税收政策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下壹节中,我们将会解决在家庭部门的储蓄和借贷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税收政策的细节问题。





家庭储蓄和信贷



为什么人们储蓄?对壹些人来说,储蓄是美德,或许自己的奖励,但是经济学家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的动机并且展示给我们储蓄动机的层次性。

在最低层次的水平上消费品存在储蓄,生活中会有壹些节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会把钱存起来用于高档品:汽车、自行车(在作者写作本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仍算是高档消费品。——译者注)或度假,因为用于购买这些事情的花销超出了当期的收入。还有壹些人选择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以后不能再工作时准备的。而最模范的储蓄者是这样壹些人,他们不考虑自己现在而是考虑未来,把钱投入信托基金为后代提供教育或把遗产留给他们的继承人。

在现有社会的水平上,人们选择储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艰难时刻:失业、严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过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节约是因为”不得已的”,即当期的消费被满足却没有耗尽收入或者没有足够的产品能够刺激消费者额外购买,这壹类讲的是成功的资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东欧和苏联由于缺乏消费品而”被迫储蓄”的消费者。

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弱上面导致个人储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义务教育的升级(即使私人教育没被禁止)和减少收入差距将削弱对教育信托的需求,并且还能够维持教育信托。壹个适当的养老金制度将减少私人储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贫穷,那为什么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时候花妳的钱呢?在妳活着时候妳可能永远不会退休。

随着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因失业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做准备的需要就会消失。如果妳对妳的孩子的未来有信心,而且他们不可能没有财产收入,妳不太可能为给他们留下遗产而储蓄。

现在让我们探讨壹下现期个人贷款的主要原因。作为短中期贷款,这是主要为了及时向购买耐用品的消费者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必须储蓄——尤其对于壹些期望收入在未来能升值的年轻人。另壹方面,个人长期贷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是为购买房子。

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很可能还会存在。虽然在当前环境下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与个人信贷相关的“贷款推动”的因素,鼓励个人占据无法胜任的债务地位,而这将会被阻止。此外,用于购房的储蓄的存在和规模取决于现期可用房的状况,并且壹个运行良好国家租赁部门会降低对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激励。

尽管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少壹些导致个人储蓄和信贷的动机,但是这些现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储蓄和信贷的基本原因是人们希望以相对独立于收入曲线时间表的方式,来计划他们的消费曲线的时间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储蓄代表滞后消费,而信贷提倡的则是提前消费。

但关于什么对社会是合适的和对个人是合适的之间有壹个重要区别,在以前的社会市场结构中储蓄很简单理解。囤积粮食为了匮乏时期的消费。埃及法老或毛时代的中国会在非常物质化的意义上進行储蓄。毛泽东建议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他显然在主张滞后消费。在伊索寓言聪明的蚂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存粮食,而蟋蟀却只是吃、唱歌和尽情的享受快乐。

在现代社会,个人储户可能对储蓄仍然有这个简单看法,钱已经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储蓄以备雨天”。所以保险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伞。但古人在储蓄钱和储蓄粮食之之间存在壹个反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黄金或金钱。除非妳用钱去购买东西否则储蓄钱根本没有用。个人囤积黄金可能度过饥荒。壹旦发生饥荒,粮食的的价格就会上涨,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现金的人可以买到吃的。但社会作为壹个整体,它的发展不是靠壹些现金储蓄者。只有真正的谷物库存才能防止饥饿,所以饥荒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没多少而穷人饿死。

那些把钱存在银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仑金币的农民更進壹步脱离了”自然节俭”的状态。在战争时期,自然或经济灾难导致他们很可能看到他们的储蓄在恶性通货膨胀或银行崩溃下消失。当战争的破坏或战争的赔款带来的混乱,使壹个经济体失去了市场上的货物,这种真实的产品供应短缺表现出来就是货币的贬值。最后那些在战败后手握壹堆贬值纸币的人,通过这种艰难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训。

普遍的说,今天的储户仅仅能意识到他们明天的财富不等于他们明天的收入。有人为退休后30年储蓄就可能认为他是在推迟消费,不过是因为他不乐意在他年老的后30年里以面包为生。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商品的消费是滞后的。相反储户获得金融系统支持的合法头衔,允许他们索取未来社会的部分产物。退休的人实际上不是被他们的存款支持着,而是被他们的儿女赡养著。人寿保险和全面的养老金制度没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年轻人仍将是唯壹的赡养老人的人,从孝道转向互惠基金并没有改变这壹现实,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是这样。

在这方面储蓄是和未来的壹个契约–壹个奇怪的契约,契约中将要提供最终产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来订立契约是壹件不确定的事,年轻壹代可能违背契约。他们可能会追求通货膨胀下工资增长,尽管会影响到他们退休后固定收入。他们可能会发动壹场革命,毁掉股票市场。

尽管如此,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今天的储户可能会增加明天的实际收入。通过今天储蓄,人们放弃他们当前消费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们“释放”资源,否则这些资源就会被用来生产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壹个相当大的危险,那就是释放出来资源会得不到利用。当消费者决定储蓄他或她的部分货币收入时,这个不消费行为本身并不会传递出壹个固定的信息来说明,在未来的壹个确定日期内哪些消费品会被消费并且消费的数量是多少。最多不过是,储蓄的增加通过利率下降传达壹般性的信息,即为了将来销售進行的生产更有利可图。但凯恩斯认为,即使这种途径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凯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个很有价值的观点,1981年)。因此储蓄增加可能降低对商品的总需求,导致经济衰退。

另壹方面,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理由不把通过储蓄释放的资源归入可以使用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在我们设想的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最小总积累率是由民主决定的。积累率决策的的第壹个输入是人口;面对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的前景,积累的比例应当也要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满足未来对生产工人数量的需求。这显然是以牺牲当期消费水平为代价的。但考虑到这是基于共同的决定,当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许个人偏好在边际上影响利消费和积累划分的情况。什么机制能够保障个人选择的合理范围,并且同时符合总体规划的限制呢?这里有壹些建议。

(1)当前劳动券可以自由兑换部分种类退休金(例如在未来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开始每年度返还壹定数量的劳动券)。这样的交易将依赖于壹个统壹的国家“金融体系”,以便于它们的总量能被计划机构监控。

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对应这种储蓄的是从消费品生产中释放的当期劳动力,计划者的合理反应是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当前用于生产资料净积累(被社会决定的超过最低积累的比例)的生产中。这将使未来更高的消费品产能成为可能。计划者能否通过制定好储户在未来某个时期想要消费的精确的产品数量来使用“释放的”劳动时间,这壹点显然是没有保证的。这取决于战略规划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预测。尽管如此,规划者可以集中考虑流入的储蓄量,以确保如此“释放的”劳动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2)允许短期的灵活性,储蓄存款也可以交换当期劳动券。为了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休假等等,人们可能从储蓄存款中取出劳动券。如果这类存款的流入大于每周期流出,那么余额就可以用来为个人借贷提供资金。如果需要,这些信贷的期限,尤其是他们还款的利率,可以被用来平衡贷款的需求和供给。这壹供给来自于储蓄账户的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会是个体消费之间的变换而不影响总体的宏观经济平衡。

(3)除上述被认可的储蓄形式,个人不允许囤积劳动券。这种囤积将扰乱劳动力分配计划,但可以通过使劳动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银行拒绝兑现超过规定时期的个人支票壹样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关于储蓄和信贷的要点可以用到我们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阐述的关于资金核算的内容。我们指出,家庭净储蓄(净储蓄)作为家庭资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为国家收入的壹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净储蓄的细节。总储蓄是家庭对于退休金的获取(退休金获得)和消费者在储蓄账户的存款(储蓄存款获得)的总和。

获得净储蓄,我们必须减去家庭部门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从消费者个人储蓄账户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费信贷 (新的信贷)。

我们得到方程:



净储蓄=退休金获得+储蓄存款获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贷



或者,把获得退休金的和消费者存款和贷款的项目用括号整理在壹起:



净储蓄=(获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获得储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贷)



关注消费者储蓄和信贷——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数量(储蓄存款获得减去取款再减去信贷)是作为国家的净资金来源。这个术语代表了流入到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的净资金。上面已经建议过,把上面这个资金流设为0,通过设置不同消费者贷款的条款,使信贷的需求刚好耗尽净流入的存款。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决于能否制定达到这种平衡的条款。

考虑壹种情况,即在个人部门消费者更趋向于储蓄而不是信贷。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关于信贷的”免费”的条款,甚至定成负利率。以这种目的而使用所有净储蓄看起来像是壹个并非最优的政策:这种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个能获得更高社会回报率的积累的“资金来源”。

这个解决方案的潜在问题是,消费者储蓄存款是相当具有流动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是快速自动清偿的,而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的生产资料不是“流动的”壹,在积累项目”成熟”之前,我们面对壹个未预料到的存款外流,国家不得不创造多余的劳动券。而这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会破坏我们提出的核算系统。

这就是被凯恩斯发现的问题的本质,即储户希望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储蓄,然而他们的储蓄被用于购买非流动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家垄断金融体系中是可以被解决的:国家能够告诉储蓄者,它并不能吃掉他们的蛋糕。如果消费者储蓄存款/信贷系统产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这些存款的流动性是有条件的,还可能实行配给制,而不是当对流动存款有大量需求时通过发行劳动券引起通胀来解决问题。

如果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产生赤字,即使消费信贷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难道还会用别的来源的资金(如退休的盈余账户)来支持额外的贷款么?或者应该配给消费者的贷款?

现期在退休金账户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为未来支出做积累,确保这些要求被满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将盈余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生产。这要求在退休金账户和消费者信贷上有严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费者在紧迫的时候取出贷款,(尽管对于借方来说是现实的——很显然这是同意贷款的条件),他们声称致力于减少未来支出,相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劳动券收入。但这种减少应该”适应”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谨慎的灵活性:虽然不是操作壹个完全分离的账户,通过储蓄存款/信贷账户配给可以避免过度赤字(或盈余)。



储蓄的利息?



从上面的讨论中产生的壹个问题是,对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是否应该支付利息。让我们首先考察壹下在这样的储蓄上的“名义”利率为0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这样,人们就能够从系统中提取出恰好等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过去所缴入的劳动券的累积总和。但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劳动量在下降,所以劳动券实际上变得“更有价值“了,也就是在劳动券的储蓄中存在着壹种隐式的利息。并且人们能够在他们长期的储蓄上获得这个“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不消费(储蓄)使生产资料的加速积累成为可能,而这又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没有要求任何额外的报酬二。

在传统的、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储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够的储蓄来为投资提供经费,但在我们设想的系统中,投资是社会化的,并且用于积累的资金的基本来源是税收。从某种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账户上的是当期剩余(资金),个人储蓄也许会对资金的积累作出壹些贡献,但这是次要的。没有必要鼓励个人储蓄,因为当积累和税收计划被制定时,社会储蓄率(也即不消费的比例)就被民主地决定下来了。



税收政策



无论对于处理家庭储蓄有多么精密的安排,税收政策都将在平衡宏观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向赚得劳动券的人征税?在苏联式经济中,传统上大部分的税收收入是通过“流转税”取得的。通过这项税,国家使商品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所取得的价格有差异,而那差异就流入国库。这样的壹种税与我们所提出的系统是不壹致的,因为它将导致系统定价下的消费品的价格高于它们真正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们更赞成壹种所得税;我们也建议国家适当地收取级差地租作为壹种补充税。

社会主义所得税应该像什么样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壹种累進所得税(在这种所得税体系中,那些有着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依据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税收负担。事实上,累進所得税被视为在资本主义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种方式(尽管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税收体系是否达到了这壹目标仍然是具有争议的)。但如果正像我们已经提出的,个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么累進税所适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种统壹税也许是最公平的税收体系:每劳动力每月或每年征收壹定量的劳动券。

统壹的劳动券税率传达了如下的信息:每壹个处于工作年龄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为共同体完成壹个基本量的工作。与贡献的劳动相交换,人们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想要壹个额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来获得消费品,他们将必须工作超过这个基本量的最小值。我们在工作时间上设置最大的灵活性,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他或她的工作时间,如果壹个工人选择工作更长时间,那么他或她可以享用这带来的好处而不用交额外的所得税。

统壹税也具有对于税收收入的可预测性较高的优点。从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人们赚了多少钱(在这个系统中,也就是人们选择工作多少),但从统壹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仅仅取决于工人的数量。这种可预见性将对确定社会供给和积累有好处。假设计划者在社会劳动时间中除去个人消费后分配出x百万小时使用,那么统壹税就可以被定在能够产生x-z百万劳动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万劳动券是预测的家庭净储蓄的水平③。

将这种统壹税与英国绿党(Green Party)的提议相比较是有意义的。绿党的提议是,所有的公民,不论他们工作与否,都应该被付给社会保障收入。这个社保收入可能来自于普通税收,包括所得税。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提议的另壹种表述而已,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统壹税可以被视作壹种负的社会福利。绿党的建议是十分可行的,并且相较于现行制度中发放救济的好处有着更大的价值,它避免了声名狼藉的“贫困陷阱”四。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壹社会保障收入的提议有两点批评。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对于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虑到壹定有失业,绿党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它。我们不接受这个。我们主张壹个经济能够在充分就业下运行。收入平等、充分就业和统壹税的结合消除了“贫困陷阱”和抑制就业的因素,这比绿党的计划更有效。第二点批评是由于隐含的妨碍,社会保障收入系统需要壹个高税率的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我们设想了壹个零边际税率的所得税,结合灵活的工作时间,这保障了个人自己决定何时从额外时间的工作中获得的收益能与必须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绿党的计划——实际上允许人们选择过有补贴的懒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养懒人的大多数人劳动者所怨恨。



地租



我们参考其他系统的财权关系来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见第十四章)。这涉及到国家土地所有权。虽然我们不反对私人对于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权,但国家应保有对于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权。房屋拥有者应负有支付基于他们宅基地的可租用价值的租金。在这些情形下,某个买了壹个房子的人只是买了那个建筑,为相似规模和装修标准的房子所支付的价格在伦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样。超过那个价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国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税,反映他们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适上的差异。这样的租金会对国家财政做出重要的贡献伍。

如果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讨论的系统的税收中发挥宏观作用,显然它们需要能够被用劳动券来估值。但这样支付的劳动券租金会与劳动券只用来购买根据它们所含劳动量定价的劳动产品的壹般原则不符。



消费税



在税收上的最后壹点也许值得壹提。我们已经说过,消费品总的来说应该根据它们所含的劳动量用劳动券定价。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出于某些原因——壹般来说是因为这些物品的过度消费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酒精、烟草等)——对某些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期限制它们的消费。除了取缔这样的商品以外,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希望实行相似的政策。注意,这不是壹般的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是对选定的消费品的特殊的收费。



征税和积累



在西方经济体中,新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是分离的。私人部门的积累是公司自主决定的结果,并且主要是通过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资金,但有壹部分通过金融机构再流通的储蓄会進入积累。传统上公共部门的积累是通过举债获得资金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情况恰恰相反。公共部门的积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流转税供给资金,而再流通的储蓄则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们也设想税收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附带条件是所有的税收水平必须由民主投票决定。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壹个关键批评就是,关于增长率,以及因积累率的决定事实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这使得积累部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为避免这壹点,有关多少比例的国家收入应被投入积累的备选方案应该被提交给公民投票。如果投资应占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过,那么然后国家就有权征税来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积累的资金还有其他来源——也就是,储蓄和租金——积累的全部成本将不会全部来自于税收,但不同的税收会为平衡社会预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费品市场

外界对苏联式经济体的壹个普遍的批评,就是它们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诋毁者。因此对我们的总论点来说很重要的壹点是说明计划经济也能很好地应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都听腻了的短缺、排队和无用商品的过剩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特征。本章主要讨论消费品中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

切入这个问题的壹个方法是回到我们在第四章中对计划所做的总体介绍。我们将计划区分为宏观经济、战略和详细计划这三个层次。在宏观和战略产业计划的范围内,详细计划主要考虑如何选择最终产出的目标模式,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针对消费品的最终产出目标是如何确定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根据消费者们的反馈来调整这些目标?

我们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它们的劳动价值(即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劳动时间)来标记。我们在第三章中对这些价值的实际计算進行了讨论。但除此以外,以劳动券形式表现的消费品实际价格将尽可能按照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假设某产品需要10小时的劳动来生产,因此它被记为有10小时的劳动价值,但如果该产品在10劳动券的价格下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超额的需求,就需要提价来(大致地)消除这种过量需求。假设该产品的价格碰巧是12劳动券,那么该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计划者可将每种消费品的这个比值记录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值随产品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在1.0左右,有时要高壹些(如果产品需求旺盛),有时可能会低壹些(如果产品相对不太受欢迎)。然后计划部门可以遵循这壹规则:对比值超过1.0的消费品提高其产出目标,而对比值低于1.0的消费品则降低其目标。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些比值为我们测量社会劳动在不同行业中是否有效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按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叫“使用价值”)提供了壹个参考。如果某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和劳动价值比大于1.0,这就说明人们愿意花比生产该产品所需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券来购买这个产品(即工作更长的时间来获得它)。但是这同时又说明为生产这壹产品所投入的劳动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反之如果市场出清价格低于劳动价值,这就告诉我们消费者并没有按其完全的劳动内容来给它“定价”:即投入该产品的劳动取得了低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相等或比值为1.0则是壹种均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从他们自身的劳动时间出发,按社会所需消耗的生产成本来确定某壹产品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这种“市场算法”的总体思路,而在本章中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拓展这壹思路。首先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是,确立市场出清价格是否总是合适的。其次,我们将说明市场算法和前壹章讨论的宏观经济计划之间有何关系,并从中对该算法给出更正式的解释。第三,我们将讨论我们的建议与资本主义体制利润机制的关系。最后,我们将对Alec Nove针对“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发挥作用”的批评做出回答。



市场出清价格



市场出清价格是对商品的供应(在计划制定时预先确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价格。从定义上看,这些价格是为了避免表现出短缺和过剩。出现短缺(即过度需求)将造成价格上涨并使得消费者减少对某壹产品的消费。这时供应就会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钱的人。而出现剩余则会造成降价,从而鼓励消费者增加对某壹商品的需求。

当某件商品相对于消费需求发生供应短缺时,在调价之外的壹个办法是实施定量配给。我们可以正式地做到这壹点,比如像战时那样发放定量配给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实现,简单地让人们去排队或加入等候名单即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早起去排队等候的人就能获得产品。而我们的市场算法依靠的则是在每个时期按市场结算水平来设定价格,然后用这些价格与劳动内容之间的差额作为下壹个时期增加或减少生产的参考。那么定量配给对解决短缺是不是更为公平的手段?同时在壹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的算法预先假定某个商品的均衡价格按照其劳动价值测量应该等于其生产成本。不过是否存在商品应该获得补贴,即应该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提供甚至长期提供给消费者的情况?

答案取决于如何在社会中对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们对不同定价和配给政策的适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时,配给制是确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为它能防止富人囤积居奇。我们可以拿食品来做个例子:正式的配给能保证每个人都获得生存所需的足够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贫困使得某些人无法吃饱饭,那么实施粮食补贴就成了配给政策,尽管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也许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发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时候就尝试以降价的形式来進行食品补贴,那么现有的供应就会从商店里消失,而任何时候只要有新的供应到来那里就会排起长队。这种情况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会发生。无论是今天的欧盟委员会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受益,还是前苏联为稀缺的粮食提供补贴,这两种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变革都因强大政治压力而受阻)。

表8.1:市场价格和配给制

商品供应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给
充足 不平等 补贴
稀缺 平等 市场价格
充足 平等 市场价格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么以市场价格获得的分配也就趋向于公平,因此补贴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壹些存在严峻形势和供应中断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采取配给政策是合理的。不过总体上我们将制定市场出清价格视为是壹个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最佳政策。



消费品和宏观计划



在上壹章中我们讨论了不同最终用途之间的社会劳动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该背景下我们通过消费这壹概念指出了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总体社会劳动。现在让我们通过劳动券消耗的概念来说明购买消费品的总劳动券支出。宏观计划的目标是让劳动券消耗与消费尽可能地接近相等。这同时涉及到(a)确定税收水平和(b)对家庭的储蓄行为進行预测。计划制定者确实有壹些能够影响到家庭净储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预测要素却可能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劳动券消耗和消费之间不太可能达到相等。如果净储蓄低于预测,那么劳动券消耗则会超过预定的消费水平。这种情况下计划制定者可在下壹阶段通过增税、鼓励增加储蓄或增加对消费品的社会劳动分配等手段来处理。或者,如果计划制定者认为低于预测的储蓄只是暂时的现象,那么他也可以选择不作出回应。而如果储蓄高于预测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这个意思是说,尽管劳动券的消耗与消费相等只是壹个目标,且这个目标应该在壹段时间内以“平均”的方式达到,但劳动券消耗与消费之间的比值在不同的时期却应该围绕1.0这个目标浮动。这里我们应注意该比值可被视为是各类价格水平的综合:它可代表在消费品市场为购买壹个小时社会劳动产品所需的劳动券的平均数。我们在上面讨论的市场算法是将每壹消费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作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指标。当我们首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我们曾假设在所有消费品行业中这个比值的平均数都应为1.0。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了。如果我们对某个时期中所有的消费品都形成壹个加权平均的价格与劳动内容比,并用某商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对每个商品加权,那么这个平均数将恒等于劳动券消耗与消费的宏观经济比值,这个比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将在壹定程度上偏离1.0。

出于这种宏观考虑,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确地重新制定消费品市场算法:

(1) 中央市场机构(CMA)向生产企业下达各类消费品的订单,前提是订单代表的总劳动内容应该与计划的总体消费限额相等。

(2) 中央市场机构收到其订购的产出并将其以市场出清价格销售给消费者。

(3) 计算每个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并记录下劳动券的总支出,即劳动券消耗。然后对每个产品运用以下决策规则: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增加商品订货。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保持商品订货数量不变。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减少商品订货。

因此我们对于价格/价值比高于平均的生产线要加大资源投入,而对于比值低于平均的生产则需要撤回资源。

(4) 回到第1步。

这个算法中的某些步骤可能还需要详细解释壹下。第2步要求市场部门为所有消费品确定市场出清价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确定壹个接近场清算价格的规则很容易的:如果对某商品有超额需求就提高其价格,如果其供应过剩就降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变化幅度应应该是多大?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们提供的诸如“瓦尔拉斯拍卖者”这样的理论虚构,则我们很难确定能够清算所有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严格来说,我们只能说按接近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价格。计划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须试错,要像今天的资本家公司用市场力量来确定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壹样通过对需求弹性所做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得到正确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场价格(即在流量需求与当前生产之间完全平衡),但我们也不清楚这是否是合理的。这有可能引起超额的价格波动。对于任何可储存商品,改变库存是减少价格波动的壹个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库存,而不是调整价格来部分地满足超额需求。

更详细地了解壹下第3步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这壹步骤要求计划部门根据消费品的价格/价值比是高于还是低于社会平均值来增加或减少不同产品的生产。这里的目标是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以使市场出清价格能够等于其劳动价值(即比值为1.0)。和我们发现每个时期的市场出清价格壹样,这也必须是壹个(在充分了解情况后)的试错过程。确定产品的产出水平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假设某种特定的水平是在给定某种预先设定水平下发现市场出清价格这壹问题的倒置。只有我们确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应(即某壹商品的价格变化可能影响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详情,我们才能直接地解决这壹问题。第二个复杂情况是劳动价值本身就是壹个移动目标:即改变某壹特定产品的产出规模也可能带来单位劳动内容的变化。如果规模经济占主导地位,那么某商品的劳动价值就可能会随着该商品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报递减是主要趋势,则劳动价值就会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们应该把消费品的市场算法看作是始终在朝“价格=价值”这个条件运动,而不是要达到“价格自始至终完全等于价值”这种静止状态。

由于这个原因,该算法有壹个特征值得注意。用劳动价值和市场价格来标记每个商品的做法可能引发某种的投机行为,从而限制市场价格的波动。我们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现有劳动价值会为其可能的长期价格提供指导。假设某壹特定商品当前是以明显高于劳动价值的价格在交易。看到这种情况,某些消费者就可能推迟消费该产品,希望它在未来会降价。相反如果某壹产品的售价要比其劳动价值低很多,这就会给消费者壹个“现在买这个商品会很划得来”的印象,从而可能暂时地提升对它的需求。通过压低对高于价值产品的需求和刺激对低于价值的产品的需求,这种在需求上的投机性变化常常会限制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比较

我们建议的市场算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机制有何关系?我们认为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商品的生产水平是随着盈利的变化在壹段时间内進行调整的,其中更多的资源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而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流失。在这里我们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很明显也扮演了和利润相似的角色。我们比较了在各种情况下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支付意愿与生产成本(以某种方式来進行测量)。

在支持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壹个标准论点中,市场价格据说是对消费者为不同商品“投票”的记录。如果某商品被消费者认为有很高价值,那么它的价格相对于生产成本也就高,由此产生的高利润就会造成那些高价值产品生产的扩大。对资本主义这壹论点的明显反对主要来自于消费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费者的“票数”要高很多倍,因此生产结构也就倾向于满足前者的需求(无论这些需求多么没有价值),而穷人的需求却因为无法以货币需求的方式来记录而无法得到满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么这种反对就会消退,而投票的类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费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们的消费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还有其它什么不同?让我们重点考察我们的“成功指标”(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与资本主义盈利这壹成功指标的对比。资本主义体制下商品生产的利润来自于市场价格与产品生产(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生产成本”是在将每次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乘以每单位产出所需投入的数量相乘之后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对生产成本的计算就默认了生产投入的市场(在经济学术语上叫做“要素市场”)。正是在这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原料、机器等货币价格。

而在我们设想的计划经济中却并不存在这种“要素市场”。我们只有消费品市场,并使用这个市场的“信号”来指导如何对不同类型消费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产品的最终产模式被确定之后,我们将对支持这种模式的资源投入规模進行集中的计算,同时由计划部门对所需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進行分配(见第6章)。单个的企业并不是对生产方式進行处理或买卖的权利主体(更多这方面的详情见第14章)。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源主要是其供应商在愿意卖掉产品的条款下提供的,并以此来得到这些资源的价格,但社会主义生产却并没有这样的“提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成本”必须以社会的方式来计算,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们相信直接和间接劳动内容总量(即“劳动价值”)是对社会成本的合理计算。

我们提出的调整算法可以应用于无要素市场存在的情况,但除此以外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它还有壹个显著的优势。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指标”,即利润,部分取决于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例如,如果两家企业生产同壹种产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术,支付工资更低或强制劳动时间更长的那家企业取得的利润也就越高。而我们提出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却与企业内部的剥削无关。壹家企业只有通过(a) 生产能吸引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价(从而提高市场价格)的产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产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劳动内容这两种手段才能达到特别“成功”的业绩(即高价格价值比)。企业不会因为支付低于平均的工资或执行长时间劳动而得到“回报”。



结论



本章所提出的论点尽管并没有得到完全详尽的阐述,但是这些论点却支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需要对消费者需求无反应”这壹看法。我们对能够按需求变化而调整消费品产出模式的机制做出了概述。虽然这种机制依靠各种各样的市场,但它却与资本主义机制有明显的不同——它既不取决于生产方式中的私人财产,也不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用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

在形成了我们的基本观点后,让我们回顾壹下Alec Nove(1983)对在社会主义计划中利用劳动价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壹起,声称不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有多大的优点,它都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无关。假设劳动价值能够充分测量社会生产成本,即使这样,Nove说它们也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评价。

而通过我们本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对意见与其说谬误,倒不如说是弄错了对象。的确,壹件商品的生产需要3小时还是300小时这壹事实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这件产品对消费者有多大用处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适的生产规模应该是多大。简单来说,这种客观的生产方信息必须得到需求相关信息的补充。如果我们知道在当前生产规模下,某商品的劳动内容是三个小时而它的市场出清价格也是三个劳动券,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生产规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场出清价格大大高于三劳动券,这就我们当前的生产规模太小,而如果价格远低于三劳动券,则这个生产规模又太大。于是计划部门就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主观地将价格设定为等于劳动价值很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纪对此种结果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1],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背景下对劳动价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计划和信息

我们正提出壹套计算机计划系统。这套系统涉及到对经济行为的极其详细的模拟。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计算机提供大量的技术信息,例如,生产的产品清单和每壹个生产过程中所用技术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计算机系统则将记录每壹种原材料的库存量和每台机器的型号,使得这些约束可以被加入到计划过程中。

信息问题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我们不仅需要优良的硬件和软件,也需要正确的措施和激励,这样提供准确的信息就能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壹章里,我们将研究这两个方面(该主题的相关材料见第3章最后壹节和第6章的最后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们讨论的是信息交换如何参与劳动价值计算的,第6章则概述了斯塔福德·比尔在智利阿连德时代下建立的控制论系统)。



信息和财产

显然,建立壹个有效的中央计划系统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壹个能够支持数字信息传输的国家电信网络。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这壹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可能有些落后)。但仅拥有通信网络是不够的。商业机密已经影响过去数据通信系统的发展方式,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产计划所需的信息。详细的生产工艺只掌握在私营企业的管理层手中。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电信部门已经铺设了计划所需的有线网络,且其他必要的生产数据也已经放在公司电脑的文件存储器中了,但是这些计算机并不会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开放。

西方国家的壹个主要担忧是所谓的“数据保护”或“计算机安全”问题。许多计算机公司会花费数百万英镑来专门研究和完善限制访问计算机信息的机制。计算机上的数据都以某种方式被加上电子标签,并根据公司等级只供特定的授权人员使用。计算机的用户可被分配不同的权限,以此来规范他们对计算机文件的访问许可。这种对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以致于从未在计算机行业里被质疑过。在现实中,建立壹个只让管理者了解员工工资而禁止工人知道老板赚多少钱的系统已经成了数据库设计中的壹个典型教学案例。

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信息是作为壹种私有财产而存在的。但这是壹种奇怪的财产,原因是它壹边可以被窃取,壹边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实上信息并不适合作为壹种财产,因为它很容易被复制也很难保护。但不管怎么说,计算机产业还是围绕着信息保护和隐蔽的理念而发展了起来。而要建立自由、开放的信息流来支持合理的计划系统,则我们不仅需要废除商业机密这样的法律条款,也要重新设计当前大多数已在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壹个统计服务的要求



让我们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国家统计服务这种方式来开展计划,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以及如何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将它建立起来(所谓“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并不是指人们上街随时就能买到的产品,而是指在当前水平下可以实施的技术)。



产品编码

计算机处理的是符号;它只能模拟以符号来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们想写壹个电脑程序来计算如何将资源分配至不同的生产流程,我们要用壹些方法将资源進行识别。在写程序的时候,壹种简便的方式是跟随经济理论学家的思路,简单地将资源的所有类别贴上从1到n的索引号。但是如果这壹程序必须要有客观指示物,那么这些数字就得要以某种形式与真实的产品联系起来。这壹计划过程会涉及大量進行着信息和指令交换的计算机,如果它们之间使用不同的标识符,就会造成混乱。

如今,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库存控制代码编号系统。同样的产品可以分别被初始制造商、批发商和使用产品的公司分成三个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码。这样的多重代码系统会给计划过程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们需要壹个通用的产品编码系统:即每壹类产品将被分配壹个特定的识别号,而该代码可以在所有的计算机信息交换中使用。

壹个标准化的编号系统具有如此明显的优点,以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它采纳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来识别产品。用于识别产品类型的条形码已经包含了计算机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属性。条形码有12字节的标准长度,可被机器读取, 并且每个码只标识壹类产品。不过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来自不同公司的相同产品会被分配不同的代码,但这是壹个操作上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统壹的库存控制

接着我们将产生第二个需求:壹个标准化的库存控制系统。我们可能会希望为条形码加上额外的字节使其功能得到延伸,这样壹个特定的编码就不仅能精确地识别某产品的类型,同时还可以确定它的来源和/或位置,从而使得库存控制系统能够在整个经济流通过程中跟踪到每壹个产品的走向。我们在计划方法上所做的壹个理论默认是资源可在选择性使用之间進行切换,但是这需要计划系统准确地知道每间工厂里有哪些资源目前正在使用,并能针对重新分配的对象发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统壹的信息格式

计划系统预先假设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日常的信息交换。比如货物的流向、库存状态、可用的最优生产技术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换。这就要求信息交换的技术要有壹个标准。当前国际电信机构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简称“CCITT”)便制定了通过电子方式進行图文交换的标准。而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换我们也需要壹个类似的标准。



获取技术系数

从前面的各章节我们应该清楚,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获得生产工艺的准确数据。但收集这些数据存在技术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技术问题主要与必须收集的数据纯粹数量有关;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壹个问题。而故意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在下壹节讨论。

虽然收集每壹个应用于经济目的的生产工艺信息看起来是壹个巨大的任务,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信息正在被记录下来。它们可能被正式记录在公司的内部计划或者非正式地记录在公司的采购订单中。壹个公司的采购信息为我们展示了该公司所用技术的轮廓。因为多数公司都实行计算机管理,它们的订单便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来保存。而大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来完成生产计划的制定。只要進行相应的标准化,这类信息便可以提取用于计划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做计划,所以在任何时候市场都会由几个电子表格程序所主导。可以想象的壹种情况是,有壹天我们所有的计划可以用几个软件来完成,而它们的功能中已经包含了将现有技术的详情传到计划网络的能力。其中从工厂层面详细阐述技术的过程中所捕获的数据将被用于制定国家计划。



信息:社会问题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企业管理人员在统计报告中将数据虚报给规划部门这种系统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假如企业管理者想过得“舒服壹点”,他们便倾向于低估当前技术的生产力,对应的便会是对该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有所高估。如果这些高估了的数据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定,企业会被分配比完成实际生产指标所需还要多的资源,让企业“松驰”下来并更容易地完成计划(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被认为符合当前企业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当涉及到对投资项目的评价时,企业管理者对资源则会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夸张地描述对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加大投资将会取得怎样的好处。

我们应该使用单壹的程序来记录当前生产和未来投资的技术详情,以尽量避免这种扭曲。假设我们有壹个系统能让生产工程师通过它将技术记录在计划计算机上,那么他们就会对所需的投入和预计产出提供详细的信息。在对不同生产技术進行集中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系统会选择每壹项将要被使用的技术的强度。然后要求生产项目用某个已经记录的技术来开始生产。因为某个工艺流程的提出者事后可能要对它加以实施,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指出该生产所需的投入和预计的产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激励。



信息、绩效衡量和激励

为了進壹步讨论,我们不妨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壹种情形進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倾向,即管理者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而高估当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时又夸大他们自己业务范围长期扩张的好处,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壹个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假如这些部门是通过公司内部规划而不是经由市场而整合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那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考虑的因素对它们也同样适用。但当涉及到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倾向就会被市场竞争力量所制约(假设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竞争的话)。

资主义的公司也时常会希望“过得舒服”;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且如果進入他们这个特定市场的门槛并不太高,那么更有進取心的企业就有机会進入该行业,而这些新的企业会通过接近现有技术极限的方式开展生产并削弱现有的公司。这就迫使原来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要承担市场份额丧失、盈利减少,甚至最终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对于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很明显其最大阻碍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为投资目的所借贷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过度借贷无异于自杀。为此人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对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尽管如此,严重的投资错误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还是时常发生)。

那么我们如果也将这类制约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为進行模拟的话,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两个新问题:即如何对企业的绩效進行评价,和什么样的奖励与处罚是适当的。



评价企业绩效

关于绩效评价,第8章里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消费品的市场相关准则(这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产品的市场清算价格与该产品劳动价值的比率。有人认为该比值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倾向有关企业。对于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这应该会阻止对投入需求的夸大,因为高估会导致更高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与价值的比要远低于对投入需求的正确估计。

我们希望强调这壹点,因为选择壹个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对于经济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会责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实施欠考虑的绩效衡量方法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Nove(1977)指出苏联历史上曾因为目标设定错误而产生企业投入越大(比如尽可能多地使用钢材)反而越受奖励的荒唐故事。

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仅可直接适用于具备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即我们所提出的系统下只针对个人消费品)。但是,同样的原理通过归属方法也可以间接扩展到这些進入消费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后者的产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费的就不会有市场价格,但以它们作为投入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对评估其 “社会效益”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生产资料企业的统计评估

我们可思考壹下这个公式:产品X的市场价减去产品X的劳动价值。出于在第7、8章中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希望这壹公式针对所有消费品的平均值都接近于零,然而,会有许多独立的作用力推动这壹差值偏离零:比如伴随着供应方面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如技术的变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模式的各种变化。这个被统计学家们所熟悉的“中心极限定理”原则告诉我们:大量的独立随机变量作用的总和趋向于“正态分布”,即形成壹个带有知名统计属性的光滑对称的钟形曲线。因此当我们认为在所有的消费品中,市场价减去劳动价值的差将遵循壹个近似零均值的正态分布时,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合理的。对有些产品其差值可能为正,有些则可能为负,而与零偏离得越大,则与零发生任何特定绝对偏差的可能性会在可预见的方式下减小。

现在假设壹个产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大量消费品所做的投入。消费品的相关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产品的壹个样本。如果我们从这些产品的零均值正态分布的数量中随机选取壹个样本,我们也希望得到壹个样本的零均值。只要我们能确定该数量的标准偏差(即对数量的要素围绕它们的平均值分布的广度所做的测量),那么正态分布的列表能让我们对随机样本的平均数提出概率推断。例如,随机样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于零加上或减去数量标准偏差除以样本大小平方根两倍的这个范围内。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壹个线索来判断为消费品生产所做的各种投入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假定我们有这样壹个投入,譬如某种类型的机床。我们记录使用机床所生产的每份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时计算这些差异的样本均值。假设该均值最后大于零这个“预期值”。这或许只是碰巧,但运用上面提到的统计推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种可能性進行评估,并发现这仅仅是壹个随机事件。与此相反的假设是,上述大于零的平均不仅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机床本身是在高于社会平均效益下生产出来的(比如它可能是为某项工作特别设计的产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别高的质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劳动和最少的材料损耗生产的)。所以这个有社会效益的投入导致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产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规划部门应该能够识别哪些投入在社会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们发现使用该投入而生产的消费品中,其市场价格减去劳动价值的结果明显为负数,那这壹投入就应属于这壹类(在该语境中的“明显”壹词意思是指与零的差值远大于单纯可用几率来合理解释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用于生产消费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進行例行评估。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概率性的,它并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因为即便几率很小,某种生产资料碰巧得到壹个明显的“好”或“差”分数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但这个程序的结果可被合理地拿来做進壹步详细研究的基础,比如针对那些从表面上看做得特别很好或很差的企业。[1]



反垄断

壹些商品和服务是不可以用于直接消费的,且它们也不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这些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此外也不能随意拿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来间接地对它们進行评估。但即使在这里,劳动价值的计算也还是有帮助的。只要存在壹个以上的产品生产者,计划部门就可以对来自不同企业所生产的相同产品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進行比较。对于在某些情况下的劳动价值超过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释,否则就应该促使高成本生产企业進行整改。换句话说,“竞争”也是有优点的,尽管我们不壹定要用资本主义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应当防止在某个特定产品上形成壹个垄断的供应商[2],除非对重复建设生产设施的论证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奖励与处罚

我们已经强调对经济表现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衡量能够让企业觉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部门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问题出现了:如果经过衡量后的业绩会影响到工人的财富,那会怎样影响呢?此外工人们在雇佣他们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是人类的最大动力的观点是壹个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源自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业的成功,在那里雇员对公司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个体激励的重视。

我们只需想想商业之外的职业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标准的重要性,如士兵们的荣耀、解除他人痛苦的护士,对学者的尊敬和演员的声望等等,并由此意识到有些回报比起金钱来说毫不逊色。虽然穷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得到金钱来维持生存,而富人对它渴望主要是因为它是成功、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然而我们却仍然要解释壹下为什么我们的保守派会如此狂热地相信金钱动力对获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须的。对资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自我扩张,这确实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资本家个人和其理论的提供者庸俗经济学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金钱似乎成了行动的必要激励或奖励。事实上,将崇高的意义附加到对金钱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必要性鼓吹的结果,或是这种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得不将金钱看做是人类动机中的最终驱动力。

当然,这里的矛盾是,壹个资本家的利润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决于他的员工如何努力为他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都要先让别人富足,而资本家的最终成功恰恰就建立在这些慈善家自我牺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对东方传播的这些信条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经济学家从自我激励的必要性出发对其宣讲,并且是按照其表面意义被他们所接受的,那么人们将被迫得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结论。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说服为了他们雇主的利益而自愿奉献自己呢?[3]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将奖金与企业的价格价值比挂钩。当然这会与第2章中的分配原则相冲突。的确,某个行业的高价格价值比意味着该行业需要扩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壹种人们非常喜欢的产品,或利用壹个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来达到壹个高比率,这两种做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还可能遇到与工人的工作绩效完全无关的价格价值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产技术、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资源的成本和获取上发生了变化等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来的,哪些是靠运气的来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现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坏运气造成的。只不过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壹个问题:好运气和良好的判断力都会获得回报,而坏运气和磨洋工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我们希望这种任意性不要進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体制。

即使我们避免将个人薪水、奖金与企业绩效挂钩,但是对效率的激励却仍然有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奖励。从消费品营销算法形成的结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会劳动力上特别有效的企业将被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工人也就会获得更多机会(比如有更好的晋升前景,有机会参加和打造壹个不断增长的业务等)。而当企业呈现出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效率时,那么该企业就会缩水,同时他们的工人将会被分配到别处。而要让这壹机制得到良好的运转,工人们就不应该任何固定的企业或行业内长期工作下去(虽然他们有被聘用的权利)。我们将在第14章对维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的财产关系進行讨论时再回到这壹点。

第十章:对外贸易

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壹人强壹些,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4页)

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确定的外贸理论。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中用壹卷的篇幅来讨论国际贸易,可是这项工作还没开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数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相关的问题都很难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明确指示,但起码他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应用到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体上来源于李嘉图,而且因为马克思缺乏关于贸易的具体理论,所以显然应该从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当各国在生产商品时享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才会产生。因此理解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概念相当重要。起初人们认为壹个有着高生产率产业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進行贸易往来几乎无利可获。德国服装行业生产衣服消耗的劳动力可以少于中国服装行业。德国的汽车行业在生产汽车上消耗的劳动力很明显要少于上海后街服装厂生产服装需要的劳动力。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生产力上比中国有优势,但是尽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国的奔驰汽车和从中国進口的棉织品却是经济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德国汽车行业有着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在生产力方面,与手工生产相比,奔驰汽车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汽车行业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贸易生产力可提升空间就没那么大。尽管德国服装公司在生产衣服时效率更高,但其优势并不如汽车行业。因此德国将其劳动力集中在有着最大优势的工程行业。

假设在德国生产壹辆奔驰需要1000小时劳动力,生产壹件女装衬衫需要1小时,而在中国生产同样壹辆奔驰车需要5000小时,生产同样壹件女装衬衫需要2小时。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在德国奔驰车与女装衬衫的相对交换价值比可以是:

壹辆奔驰车=1000件女装衬衫

然而在中国其交换价值比则是:

壹辆中国豪华轿车=2500件女装衬衫

假设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壹资本家在德国购买奔驰车,运往中国,然后换成衬衫,那么这位资本家可以大赚壹笔。因此他就能够减少更为高效的德国服装生产商的数量。国际市场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从中国進口的衣服往往会压缩德国国内市场衣服的价格,同样从德国出口的汽车也会降低中国市场内的豪华轿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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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国际生产可能性

假设德国人有壹亿小时的劳动力可以花在汽车或衬衫的生产上,而中国人有4亿小时的劳动力,根据图10.1我们可以得出,没有中国的参与,德国则可以生产10万台车或1亿件衬衫或根据公式可以得出的这两种商品的任意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德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德国劳动力/件衬衫)

另壹方面,中国可以根据公式单独选择任意这两种商品的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中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中国劳动力/件衬衫)

整个世界都受这两种关系约束:全球汽车产量=德国+中国汽车产量,而全球衬衫产量=德国+中国衬衫产量。受这些关系约束,结果就是:

(1)全球汽车最大产量 (MW y )=德国+中国最大产量=180000
(2)全球衬衫最大产量(MW x )=中国+德国最大产量=300000000

MWxy 这点对应的各自产量是2亿件衬衫和10万台汽车。当德国只生产汽车,中国只生产衬衫时,这种全球产量交叉现象才会出现。这也表明如果每个国家既生产汽车又生产衬衫那么就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汽车和衬衫。从两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了的起始点开始,让德国生产9万台汽车和1000万件衬衫,让中国生产1万台汽车和1亿7千5百万件衬衫,那么全球汽车总产量将保持在10万台不变,而全球衬衫总产量则会从2亿件跌至1亿8千5百万件。任何分工上的变动都会减少至少壹种商品的产量。 这就是李嘉图在其有关鞋子与帽子生产的寓言故事中辩论之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类问题是个典型例子,可以用数学中的线性规划解决。国际贸易中可以通过分工实现全球总产量的增加。

附加产量构成利润来源,且此利润不包括对工人的直接剥削。在古代或中世纪时期,那时生产的直接受农业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掌控,商业资本能够利用这壹利润来源。商人能拨出壹部分剩余资本的能力构成了像罗兹和威尼斯这样的贸易城市的财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成而成的劳动力价值理论认为壹个国家的商品均衡价格与其劳动力占有量成比例。此理论能预测到全球价格方面的问题吗?壹让我们考察两个国家没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会受到其国内劳动力价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衬衫表示的汽车价格将处在1000上衣(在德国)和2500件上衣(在中国)之间的某处。它的数量不会低于1000上衣也不会高于2500上衣。因为两种商品在两个国家都進行生产,不廉价的国内产品就要和相对廉价的進口产品竞争,所以汽车的相对价格在中国下降,而衬衫的相对价格则在德国下降。两种不同价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获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让两国進行完全分工,并将产量固定在图10.1中的MWxy所对应的值上,这是不可能的。要想两种商品产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过偶然。所以,均衡条件可能是壹个国家進行完全只生产某种商品而其他国家两种商品都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可以得出两国市场商品交换率受没有完全专业化生产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值比例决定。因此如果汽车总需求大于10万台,同时衬衫总需求小于2亿件,那么德国在汽车生产上会進行完全分工,中国就也会做出改变,既生产汽车也生产衬衫。这样看来中国国内价格比例将决定全球价格比例。德国汽车生产商继而能通过以更高的价格向中国市场销售汽车来获取超额利润。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维持各国间贸易平衡这个重要角色由货币往来扮演。假设德国与中国進行贸易却长期维持贸易逆差,那么为了支付進口货款德国商人将不得不以人民币同其中国货物供应商進行结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数量不大,那么将用金银结算。为了支付進口商品货款,德国不得不动用壹部分金币或银币库存,这就会导致国内市场货币匮乏并且导致价格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将导致進口商品价格相对上涨以使贸易回归平衡。

壹般来说,此种论断形式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国际贸易——国内地区间贸易也同样适用。如果苏格兰与英格兰進行贸易并获得贸易盈余,那么就会出现向其边境北部货币净流通现象。这会导致当地通货膨胀(比如房租变贵等等)。但是会刺激進壹步消费从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区内贸易失衡现象。如果国内市场贸易中商品有统壹的价格,那么与关于国际贸易所下的论断相同,各个地区会集中生产那些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商品。

经典的外贸理论非常抽象,没有考虑到现代全球市场的许多细节。比如说,现今的全球货币机制不再像李嘉图的时代壹样基于金本位。因此,通过金银流通手段减少贸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过金银的流动来消除贸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当李嘉图写书的时候,贸易流量系统性扭曲的国际债务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比较优势会产生。

技术和贸易伙伴

尽管李嘉图的理论确实告诉了我们壹些关于引起外贸有用的信息,但是这是从比较贸易的起源中抽象出来的。为什么有些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呢?贸易往来中壹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可以用矿物资源状况和分配来解释。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矿物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可以用自然禀赋论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日本能过轻松容易获得的沙子来解释日本出口的硅片。
随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只有壹些发达国家有能力生产某类商品。因此当美国在飞机生产上有着绝对优势,在生产大型喷气式飞机和皮革制品上我们不能用比较优势来把印度尼西亚和美国進行比较。在李嘉图理论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较的(通过计算得出生产属于自己的飞机印度尼西亚需要消耗多少劳动力),但是这会掩盖技术发展不平衡这个更重要因素。工业化国家中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专业技术领域决定。壹项先進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壹个国家:

(1)它能提升壹个国家的总的劳动生产力,進而提高其总体生活标准。
(2)它能帮助壹个国家生产其特有产品用于出口以便获得其很难生产出的产品。

技术优势带来的贸易是不稳定的。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迟早会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许多主要工业国家不断根据科研结果引進新的生产部门,借此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销售的产品代表其内在的科学与工程研究价值。他们出口的这类产品每年都在发生著变化,因此与之相对应,那些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需要“专门化的”正是提升他们开发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传统行业在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时会遭遇衰退,这是发达国家的壹个热门话题。在过去壹、二十年间这类行业衰退现象对美国及西欧的工薪阶级打击很大,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就导致采取保护主义以防止失业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盛行的那种状况,当时主导工业力量想要保护他们的本地市场。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抗拒这种压力,并進壹步推進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政府抛出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比起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会带来更多的产品以及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这就使得工会和政党只能通过对保护主义的辩护来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第壹世界里的失业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资经济体竞争的结果。尽管这个议题和我们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外贸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但既然社会主义政党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中选举掌权,就不得不处理这壹议题,因此具有了间接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议题关键在于,低工资经济体和高工资经济体的自由贸易是否损害后者的产业。从直觉上来看,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廉价货物明显将会大量涌入从而造成失业,但李嘉图的理论却宣称这种直觉是错误的。为了能单独显示出低工资的影响,必须要抹去国家之间其他的不同之处。我们必须假设,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之间没有因为矿产储备之类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格才会壹样。如果生产的汽车和洗衣机所需要的劳动在每个国家都是壹样的,那么在每个国家洗衣机和汽车的相对价格将会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贸易变得毫无利润,進口商品不仅不会涌入高工资国家,连国际贸易都不会有了。

有壹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当壹个政府系统性地高估它的货币,这种情形下,所有涌入的進口商品都会显得廉价并引发国内失业。但高估的货币和工资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都可以在短时间高估其货币。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家在低工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不会威胁到高工资国家里的工人。

造成这种和直觉和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技术。纺织业产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率先進入的行业。这些行业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行业。是这种比较优势而不是低工资解释了它们的出口。印度航空工业的低工资威胁到了西雅图航空航天工业工人的饭碗。

为什么李嘉图的预测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另外壹个原因是,我们只关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们把资本的运作考虑進去,前面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现在,在高工资经济体里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这种资本在高低工资经济体之间的转移会引起高工资经济体内的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输出资本的资本家将会以他们的跨国所得为生。流回本国的利润将会增强宗主国的货币,这样确保進口商品会大于出口商品。过量的進口和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结合在壹起,使得人们认为是前者带来后者。这种争论的意义在于,对壹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对监管资本流通,要比对進口商品的监管更重要,只有当资本能够流向国外时,这样付给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工资才能威胁到发达国家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影响国家内部的收入结构,尽管这可能会引起在生产部门的结构转型。

贸易赤字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妳是否发现妳通过只向外国人出售而不向购买这种办法,获得了什么东西吗?妳是否通过这种方式赚到了钱?但妳却不能保有它,从妳的手中流过却不能利用它们分毫。增加的越多,价值减损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价值则按比例增长。(梅西埃·德·拉·里维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理解经济的潜在工作而努力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想要理解,在金钱的“面纱”下,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他们的其中之壹的目标是研究能够能对抗占重商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认为,调整对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为壹种阻止货币流出国内的手段。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担心货币流动毫无意义,并且对于壹个国家来说,有贸易顺差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贸易顺差意味着壹个国家把有用的商品换来了毫无用处的黄金。壹个国家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则意味着,它将壹部分年度产品给与世界,却得不到回报。贸易顺差不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个国家贫穷。

英国工党政府无视这种洞见,而投向了重商主义的怀抱,欢迎贸易顺差。不光是工党政府,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宣称贸易顺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许多好事那样,通过牺牲和传播希望就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牺牲就是通过紧缩方案,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来换取资源来出口。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虚无缥缈的好处。但是这种错觉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再用被欺骗者的愚蠢来解释了;它定是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的压力是很明显的。为了付清他们的债务,他们被迫追求贸易盈余。在债务特别高的国家,贸易顺差也许全部用于给外国债务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贸易顺差的危害表现的淋漓尽致:无产债务国家被逼迫到饥荒的边缘,然而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华尔街和伦敦城。

对于债权国,则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但它们只有通过牺牲国内消费才能获得贸易盈余,所以贸易盈余必定体现了某些内部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可以从中获利。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资本家和金融机构。贸易顺差使得国内制造商获得更多金钱利润二。通过下面的的说明,可以简明表示出来。在资本主义部门中产生的总收入(I),是由工资(W)加上各种可以我们称为利润(P)的财产性收入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这种收入来源自销售,这些销售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卖给工人们(Sw), 卖给产权人们(Sp),卖给外国人的净销售(贸易顺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们假设卖给工人们的不超过他们的工资,W < Sw,接下来就是:

P < Sp + Sf

总而言之,利润是被所有者采购和贸易顺差所限制。贸易顺差带来更多的金钱利润。货币利润超过了所有者的消费和投资(Sp),而通过金融系统的中介,积累了海外资产的所有权。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要讨论社会主义国际贸易,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就提前默认了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的存在。目前,这是壹个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记住的是壹些像中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几个民族组成的联邦。最好是从国家间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国家间贸易有三种情况,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社会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国家间的贸易。

我们先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之间的贸易。既然李嘉图对于国际贸易的解释是以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为依据,比较优势就是国际贸易的动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具有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同的相对生产力。因此,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就会具有优势。

如果和资本世界贸易,这壹系列的政策问题将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進行贸易时,应该追求贸易顺差,贸易逆差还是贸易平衡?应该是双边平衡呢?还是多边平衡?外汇政策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货币正处于消灭的过程中,那么外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国家对于外汇的需求

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竭尽全力想要获得资本主义的货币。它们的动机是给進口的生产和生活商品付钱。国家的计划壹般会有壹笔预算来進口固定设备以及壹些最终消费物品。计划者面临的问题之壹就是,他们无法在购买進口产品之前预计这些产品的价格。这是整个计划的不确定之处。但至少对于国内计划而言,原则上可以提前计算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产出,因为这些行业都服从于中央计划。外国供应商在计划体系外,并且三年内并不知道他们的开价。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达成长期固定价格供应合同,但这只是特例。如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太大,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影响经济稳定。在这种例子下表现的特别明显,如果计划依赖于進口的工业设备,而缺乏外汇则会导致机械设备不可用。

任何国家都能通过旅游业,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或者来自他国政府或银行的贷款从而获得外汇。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不同在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公共机构而不是由私立机构来控制。这样说来。这就给了公共当局比资本主义更大控制控制贸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国家独占了進口,那么万壹在计划出口收入不足时,那么就可以削减進口。这同样可以控制资金流动,比如说,如果外国贷款只能从国家银行那里获得,那么最近几年,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用不受控制的贸易赤字来资助私人借贷的这种事,将会不再发生了。

但是这种对進口的点对点的控制,也许会带来巨大内部负效应。如果某些工厂依赖于進口的原件,那么削减進口也许会带来生产减少。可以做优先级排序,让工业投入优先,消费品其次。尽管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费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来自原材料短缺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恐慌,这两者相结合导致某些社会主义政府(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严重依赖贷款。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钱,西方的银行在壹段时间内非常乐于借出这笔钱。接着就是利率上涨以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导致这些贷款变成了这些国家人民沈重的负担。为了偿还利息,不出意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世界资本的壹个分支,通过减少实际薪水以及将产品投入出口市场,从公民手中获取剩余价值。

鉴于这些让人沮丧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跟随毛泽东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证贸易平衡并拒绝从资本家的银行那里贷款。从长远来看,壹个国家只能通过自己的出口劳动产品来换取進口。不是现在出口,就是将来为了付清贷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知道他们借出去的钱会生钱,而且债务会被反复的偿还许多次。

2.外汇的替代品

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必须维持壹个在国外不能流通不可兑换的货币体系,用美元或者马克来支付進口食品。我们提出这样壹个国内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内,货币结束它作为壹种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劳动劵所替代。劳动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钱,而是公民们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劳动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为资本。当这种方法用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就意味着壹种在某些方面与苏联模式的外贸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这些国家用硬通货来支付外贸并且通过外汇管制的方法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间,英国政府就采取类似政策。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大体上与之相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劳动劵来支付的,劳动劵能够出口也能在国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国内流通,并且宣布流入進来的外国货币为非法。我们希望防止货币资本作为壹种社会关系在国内经济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劵不能在国内流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货币资本已经存在,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之间四,流通劳动劵不会遭到反对。壹家资本家的公司给社会主义联合体提供進口商品,那么外贸部会给他壹个账户并给其中打入壹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然后,这家公司能从贸易部那里获得可流通的信用证书。

劳动劵证书可以作为壹个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据,这样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对其進行出售来换取他们想要的货币。对于这种票据的需求来自想要购买联合体出口商品的公司。联合体贸易部无需创设汇率,这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国际贸易也壹样)都是由劳动劵来结算,当决定是去進口的时候,就可以无视世界市场的上的美元和日元价格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只要关心外国产品的外国货币价格和汇率。

这样看来,国际贸易仅仅是壹个生产進口产品和消费出口产品的特殊分支。这就使得国际贸易能够融入整体计划模型。由此可见,既然计划当局拥有不同生产工艺的相对劳动耗时数据库,计划当局应当决定進口那些货物出口那些货物。给某些商品设定壹个目标产量,计划当局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优的,是否在国内生产还是出口。只有产品的当(劳动劵)价格高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投入时,才能会把这些产品用于出口。只有当这些产品的劳动价格售价比在国内生产所需劳动还低时,才会采购進口品。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总的说来外贸帮国家节省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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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当以国内劳动单位衡量时,联合体将会壹直贸易逆差。比如说,挪威联合体出口石油并且進口汽车(见表10.1)。挪威人花费壹百万劳动时间来生产出口石油并且得到了他们要在挪威花两百万工作时间才能生产出的汽车。因此。在国内条件下,他们進口了两倍他们能出口的,尽管以实际付出的价格来说则获得了贸易平衡。当事物以劳动成本来计算的话,很明显壹个国家除非具有贸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纯利润。这是在社会主义财产关系下,李嘉图理论对商业利润做出的的壹种预测。

国际贸易生产部门要不同于其国内分支,因为其投入产出比高度不稳定。国际价格的经常波动也许会导致其价格太高而使得国内经济没办法有效地追踪。实际上,既然商品价格波动是供需关系的常数变量时间的表现形式,这壹切就几乎不可避免。比如说,电脑储存芯片在世界市场上是以两年到三年为壹个循环而波动。在价格达到顶峰的时候,联合体也许会面临着这样壹个情况,以劳动价格来看,進口的芯片劳动价格要高于在国内设立新厂来生产脑储存芯片的劳动价格。但是设立投产生产线的要花上壹两年时间,到那个时候,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就跌倒了低谷期,这就使得進口要比国内市场更便宜。这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取决于两个时间常数—新生产设施投产需要的时间,以及芯片价格价格较低时,寻找计算机新用途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常数都属于同样的时间顺序,所以会出现价格波动。如果半导体芯片生产商能像生产汉堡包那样生产的话,生产时间常数就是几周的事情,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波动,而只是稳定地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或者生产技术的改進而降低。

为了应对这种价格波动,计划当局将不得不对价格运用加权值来抑制短期变动。决定進口还是出口将会依据长期价格走势而不是实时价格。

汇率,旅游业以及黑市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到了壹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被肆无忌惮的外汇黑市的所震惊。也许是作为外国人的独特位置,使他们在印象中夸大了这壹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的确是壹种社会弊病,至少在政治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货币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样,腐蚀了社会价值。这就造就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冲突的半犯罪小资本主义者的次文化。并且,遵纪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并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之中。当这类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习惯了欺诈和虚伪,从而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汇黑市的出现。除非官方对国内货币估价过高,否则黑市商人无利可图:黑市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公民为了获得外汇,愿意比国家付出更多。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内,有许多只能使用的外汇特殊商店,部分商店卖给旅游者纪念品和奢侈品。苏联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虽然在普通商店也能买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却更便宜。这就鼓励了游客花更多的硬通货,买卖的受益则流進了国库里。除此之外,这些商店也出售从资本主义国家進口的五花八门的大路货,同时也出售各种各样的国产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和汽车之类的。外国游客不大可能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给能使用外汇的苏联公民。由于官方高估了汇率,立即给黑市商人提供了动力,并且国家也可以通过黑市来大量吸收美元和马克。为了剪游客的羊毛,国家和黑市商人共谋破坏自己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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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汇率和财政收入

这个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来看看游客对于奢侈品以及对于像食物和住宿这类必需品的需求曲线。如图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对固定不变:比如说,游客们用餐的次数对汇率不敏感。因此卢布的官方高汇率(比如壹英镑兑壹卢布而不是50便士)会使得出售给游客的住宿和食物的总英镑收益增长。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则更有弹性,因此低价的卢布将会带来更多的外汇。当壹卢布兑壹英镑时,游客也许会花100英镑,而当五十便士兑壹卢布的时候,游客也许会花200英镑。通过给给不同的产品提供两种汇率,国家获取了外汇收入利最大化,这就使得黑市活动有利可图。

如果外国游客只是凤毛麟角的话,这种代价也许能被接受。但现在国际旅行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今天,黑市的影响越来越坏了,并且来自旅游业的额外利润是否能够弥补带来损失,也是值得怀疑的。简单地说,如果国营商店只接受国内货币(或者国内劳动劵)的话,黑市交易的范围会大大缩小。

购买私人進口货物是公民们想要获得外汇的另壹动机。这些货物也许是国家不進口的货物——可卡因、黄色录像之类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关税的货物。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走私的问题。这是壹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影响的问题。当走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时,执法部门的努力就化为乌有,无论他们想要维护何种社会制度。西方海关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贸易所遇到悲惨的失败则证明了壹点。国际毒品卡特尔虽然还没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后,这壹点可能会改变。

当社会主义政府在当代任何壹个资本主义国家掌权后,都不得不处理这样壹种局面。剥削和绝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瘾。在壹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贫民窟里,毒瘾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还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尔要求以硬通货付款。街头交易以现金付款。影子公司总是能将非法收入洗白再转入银行里。对于公民或者私人企业来说。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下,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家的汇票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转移资金,这对于从毒品消费国到其他国家的资金转移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我们提出的代替货币的不可流通的劳动账户,将会使得这种黑市交易变得困难。没有了现金,街头毒品交易怎么付款?我们不应该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资本主义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国货币和黄金是货币两种直接替代物。盗窃带来了大量购买毒品的钱,珠宝总是盗窃首要目标,但是在盗窃得来的黄金成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时,毒品贸易的规模将会大幅缩减。所有的国内采购将会使用塑料卡片。和资本家银行做好约定,让外国游客来到联合体旅游时,能用他们的信用卡。
联合体公民想要资本国家的货币的最后理由是想去资本主义国家内旅游。只要允许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旅行的时候,使用他们的劳动劵信用卡,这壹需求就得到满足了。壹位联合体公民抵达东京后前往日本当地银行用他的劳动劵卡来兑换日元。整个程序也许会是这样的:

公民将他的20小时劳动劵交给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给他兑换等价的日元。
电子记录传送到了联合体贸易部的电脑上,这样日本银行的账户上就多了20小时劳动劵出来。
账户里的劳动劵被日本银行用来购买联合体的出口产品。
尽管公民在国外能够自由地将他的劳动劵来兑换日元,但她也许不会将日元带回国内或者将日元兑换回劳动劵。相对地,虽然公民能将劳动劵转移到资本主义银行的账户里,但是银行不能将劳动劵转回公民的账户里。这是为了阻止外国货币作为壹种能流通国内兑换手段而采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确保用上述的汇率政策来保持贸易平衡呢?壹个社会主义联合体用国内劳动劵来支付国际贸易的话,就不会聚集起资产或者以外币标价债务。从某种程度这有点像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来支付它的壹切国际贸易。这并不能保证美国贸易平衡——美国经常有贸易赤字——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必和特定外国贷款协商就能得到融资。美元贸易赤字导致外国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美国财政部的负债。从会计学解释来看,这相当于美国以外的世界借给美国的贷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来看,这要比明著从IMF借贷要付小得多法律责任。

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超发导致了美元兑马克和日元贬值。这就导致美国市场上的德国和日本進口商品价格过高以至于无人问津,如果不受资本流动干扰的话,这会使贸易再次平衡。美国用高利率引诱海外美元持有者将他们手上的美元兑换成美国国债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证券。这种资金的流入使得美元汇率远远不能将贸易带回平衡。

如果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不计息的劳动劵劵用来進行国际贸易。资本主义货币市场将会创设起壹个有效的汇率来让主要货币兑换劳动劵劵。这种汇率,由于没有资本流通带来的复杂性,将会使得贸易很快带回平衡。让我们看看这个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假设壹个国家给国家贸易设置了五个预算目标:

進口生产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進口消费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出口商品的预期数量
从旅游业中获得的预期收入
公民在国外旅游的预期花费
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以国内劳动单位计算。如果国内汇率保持变化,那么计划者只会预测在预算1他们会买什么原材料和资本设备,并且能够拟定出相应的生产计划。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進口消费货物。在另外壹方面,预算3和4,只能预测壹下: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国家会成功出口多少货物或者有多少游客会选择来旅游。另外壹方面,计划当局不得不为了生产商品做好准备,即使这些为出口准备的产品最终卖不出;并且给游客提供旅馆房间,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则上讲,能够通过控制游客能够带出国的量来对项目5進行调节。

让我们考虑两种可能需要废止计划的情况: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卖不出去。
国际价格变动(比如原油价格上涨)意味着進口交换比率对联合体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滞销

出口不足导致汇率下降,结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预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计划中進口商品。计划者不得不消减進口或者试着阻止人们到国外度假。这就涉及到了削减進口商品的轻重缓急,以及采用壹些政策手段来控制人们在国外度假时的花费。伍

2.進口交换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价格上涨,壹个出口原油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现它的汇率升高了。進口预算会花不完。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减少计划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计划好的進口来调整计划。从短期来看,進口预算账户上的盈余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以便能在国内市场上折价出售。

这里有壹种替代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果保持最初计划好了的進口水平,这样供给外国人的劳动劵就不会扩张,然后外国人购买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就会相应地限制。社会主义经济体还有壹个选择是接受用外币支付其部分出口产品。这是壹个临时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累积起资产,比如说美元,并能在将来用这些美元去购买额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比怂恿现在就购买额外的進口消费品来说,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费从進口交换比率的变化中获得的“意外之财”,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选择可以更好的满足其总体计划目标的進口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能获得美元结余——这些美元都是在国家银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

上壹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壹章中,我们将通过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或者说的更加笼统壹点,经济关系)来拓展我们的分析。

贸易与所有权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应该存在长期的贸易。贸易假定了持续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权概念,即使是国家所有。但是在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并不应该存在。我们可以代之以设想壹个系统,在该系统中生产性资源和产品归属于国际组织。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这确实是苏联的真实情况。1936 年苏联宪法规定:

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1

尽管 1936 年宪法的有关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没有被兑现,更多的是被践踏,但是在国有制上的规定上却很符合现实情况。关键问题是在这里讨论的“国家”2是壹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壹个超国家的计划组织,对资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尽管不同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参加到了壹个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中去,但他们并不是被国际性贸易联结到壹起的。

在劳动分工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3仍然适用。例如,出于自然资源的原因,阿塞拜疆共和国石油工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棉纺织工业上拥有比较优势,等等。无论社会系统如何,这样的优势持续存在,所以对于计划者来说,出于经济性理性的考量,就应当使这些共和国分别成为石油工业和棉纺织业的中心(虽然我们下面会转向乌兹别克斯坦4棉纺织业的壹些问题)。

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与国际贸易所创造的劳动分工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国家的工业产品属于壹个超国家的组织,而不是壹个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国家。产品跨境流通,并不是通过销售与购买,而是根据计划预见到的需要,在这种单壹所有制系统中对其進行分配。因为不存在所有权变化,而且分配是根据计划而不是市场,所以在不同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不需要参考相关商品的国际价格。每个共和国也因此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在壹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虑世界市场价格。如果比起通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劳动分工生产,某种可以长期从资本主义经济体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那么计划者显然应该考虑。

社会主义内部经济联系的总特征也使壹个统壹的国际劳动支付体系成为可 能。在市场经济系统中,各个国家的工资标准不尽相同。壹个刚刚工业化的经济 体,农业仍占较大比重,那么他的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平就会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会阻碍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工资水平不取决于市场环境而取决于国家政策。国家可以为壹个工作设置标准的、国际性的工资水平。因此,在苏联不同加盟共和国的工资差异,要比那些经济文化发展相仿,但是起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小的多。

欠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系统中,壹个欠发达国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内部资本积累,或者(b)通过向更先進的国家借钱来提供资本积累所需资金,才可以赶上壹个更先進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获得内部投资,它的发展就有可能减缓。但如果它借钱,那它就有可能严重负债,同时大部分其劳动成果進了外国资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个社会主义计划的国际系统内,中央计划可以分配资源用于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不会有不断借钱的后顾之忧。想象壹下,产自俄罗斯的设备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亚冶金工业发展。要是在贸易体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这些转换,那西伯利亚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债务人。通过国际性的计划就不会有债务产生,因为没有所有权关系的转换。

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或是区域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则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债务残余,但是,它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情况。我 们必须问壹个问题:更发达的国家愿意去帮助欠发达国家吗?这个问题与壹个20 世纪 20 年代争论有关,它讨论的是“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观点是俄罗斯,即使加上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也不可能独立的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壹个整体,实在太落后,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优先选择了鼓励西欧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在战前德国和其余地方的革命运动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不能坐等西方。而且,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潜在革命,牺牲世界上唯壹壹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这种风险是无法承担的。如果苏联的生存需要与资本主义列强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需要以限制苏维埃支持西方革命作为交换,苏联也只能接受。

显而易见,每壹边的观点都有壹定的力量。考虑到西欧革命并未出现,托洛 茨基会被轻易当成壹个失败主义者。在 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维埃计划经济的建立, 斯大林的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对的。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来看,当时苏联已经崩溃,人们可能会想问,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诊断的那样,苏联的落后 与孤立是促成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衰弱的决定性的原因。当然,苏联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选择,这是壹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与我们此处讨论特别相关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广泛传播,西欧的工人阶级会愿意帮助他们东方的同志去创造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在上文间接提到过,国际性的联合和理想主义吸引着托洛茨基。问题又来了:这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

为了比较,简要的考虑壹下原因,为什么壹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想以某种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考虑这些原因可能会比较有价值。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原因。

(1)剥削在欠发达国家可获取的廉价劳动力(也可能会被用来当做壹种手
段来压制宗主国的工资水平)。这可能包括在欠发达国家建设工厂和壹些基础设施,但是外包给这样的国家的工作更倾向于那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组装或者类似的活)。

(2)扩大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来源。同样地,这可能包括在某种程度上 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工业体系(例如采矿业和种植经济)。但是这样的发展带来了壹点的风险,它使欠发达国家陷入壹种附属关系,依赖壹种或是少数几种产品的出口作为收入。因此就贸易而言,这样的行为反而会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脆弱。另外,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

(3)发展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以便为宗主国经济提供产品。这个原因是由
罗莎·卢森堡指出的,她认为缺乏新市场的持续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会遭受内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4)最后,我们应该承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经济利己主义,推动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动机。意识形态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么是殖民地的变化(与宗主国被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联系在壹起。热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这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传授给当地人),要么就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形式。尽管后者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我们可能现在要问,上面谈到的原因,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在它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的可能动机是如何相关的?原因 1在社会主义内部关系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与此无关,因为在壹个计划经济体系中应该不存在内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关于第 2 点,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确保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基于此,它也会对供应这些产品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兴趣。因为上面提到的风险,即使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出发,它也不得不对这种发展路线保持小心谨慎。

过去苏联骄傲地自夸,那些更先進的地区比如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像中亚这样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固有的剥削关系。尽管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意义,但是当我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发展路径时,其实道理也不多。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实际上只种植棉花作为单壹经济作物。不像苏联以外的资本主义 世界的壹个欠发达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并不受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波动的影响。另壹方面,在中亚荒漠中生长的棉花需要大规模灌溉,里海海水就被引流殆尽,这导致棉花经济有关的环境破坏十分严重(但是应该讲,这种忽视生态的发展政策不仅仅限于苏联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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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斯坦集体农庄進行机械化棉花收割。苏联解体后,许多农场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价童工的存在使机械显得相对昂贵。

最后,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种动机:意识形态。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 背景下,发达国家或地区会愿意调配资源去帮助他们的欠发达邻居,而不是出于任何直接的利己主义考量,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边界。这是否太过幼稚?暂且不讨论拉升苏联相对落后地区的考虑,我们也可以援引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区域性政策”。这种政策看上去确实包含了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支付,并不是毫无争议,但是尽管如此,它已经作为法律被广泛的接收。我们认为这壹案例包含了壹个很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在当区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资源转移支付和用于国际援助的相对较少的物资数量作比较时。那就是,当我们在壹个单壹的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施行区域之间的平等主义时,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来。当拉升收入水平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时——即使他们的国家和苏联壹样大,壹样复杂——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拉升收入水平的计划是公平合理的。

在没有壹种发达的超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没有这种超国家共同体在共享国家制度中的对应物之时,发展转移支付系统会被认为对那些更发达的国家不利。壹个更为先進的国家而不是欠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仇恨。这样的例子是在面对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不断衰退时,经济成熟的苏联波罗的海国家6产生了经济自主的要求。任何对于发达国家的让步都是以欠发达国家作为代价的。

相比较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情况,战后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联合的国际计划。他们之间的劳动分工通过贸易而产 生。这种贸易大体上以国家基础進行平衡。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这表现出双重的劣势。首先,壹个多边贸易和货币兑换体系所能提供的劳动分工空间,要比双边贸易平衡系统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组织了全球性的技术分工,为他们的生产描绘了国际性蓝图。举例来说,福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 协调其汽车生产,在不同的国家的分厂分别专门生产车身、引擎等等。缺乏这种 国际性组织,社会主义国家苦于基础工业的重复浪费和小规模生产。

我们倡导什么?

因为前文所阐明的理由,为了作为壹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体系利益,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自己的经济从属于壹个国际性的计划系统。这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出让,可能——起码壹开始——会遇到强大的政治反对。

同样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国家会发现他们的主权正在遭受世界经济国际化侵犯。它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贸易自由,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作用,以及像是欧洲理事会这样的国际原型国家的形成。同样地,国际化的進程产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国家政治家,看到他们自己组织性力量被削弱,尝试阻止这壹進程。在做这件事时,他们可以运用从资本主义历史的更早阶段遗留下来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对国际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对历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撒切尔夫人未能带领保守党和她壹起反对欧洲货币联盟。

大体上而言,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客已经比社会主义者更少的倾向于屈服于反动的经济国家主义。资产阶级政府阻止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正常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贸 易保护曾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出现过。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更不情愿让他们的国家经济从属于壹个单边的计划体系。为什么?

壹种可能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层拥有(或曾经拥有)远超资本主义国 家的独立性。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拥有最强大意愿的阶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 家的脱产干部阶层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获得最大利益 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政客自然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资本主义国家, 高层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们可能是将政治当做爱好的富人,或者在他们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后他们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会。在任何情况下,在商业和 政治生活之间都存在着个人角色的转换。

两者中,商业生活在经济上能带来更多回报。如果资产阶级政客决定弃政从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精英成员和工人阶级之 间,这种转换模式并没有出现。壹个社会主义政治家重新变成工人阶级,收入和社会地位会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转变很少是自愿的。

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收入和境况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地位。他们对于保持国家独立有着强烈的个人动机,无论长期的经济论点怎样反对这壹点。这种经济论点没有任何内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资产阶级是元音,并且意识到他们对于国际化有着长远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可能就此还没有看法。贸易和跨国公司的经验教会了资产阶级国际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壹国度过了壹生,被他们自己的国家雇佣,可能很少关注这壹点。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见证了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为战士、医生和教师進行志愿服务。但是正如最近历史所展示的壹样,各国政客也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强化他们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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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壹个工业国对壹个农业国進行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图为苏联专家指导工作。

因为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没有政治上的联合,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层面上国际化。如果共产国际9没有在二战中解散,它可能会提供新生的无产阶级达成国家政治联合所需要的动力。 壹个唯壹的国际政治性党派至少会缓冲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国际化,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壹个明显的问 题。壹个国家仍然拥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力是选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撒切尔夫人抱怨她没有从英国土壤中消除掉社会主义的破坏因素,使得它在欧美委员会的保护之下被重新引入时,她认识到了这壹点。讽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为了正是为了捍卫这同壹个权利,与反对者進行了数年之久的血腥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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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假如政治环境允许,并且该国能够保卫国土,甚至小国都有可能挣脱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如果壹个社会主义小国以阿尔巴尼亚的模式保持着独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经济发展会被阻碍。与此相反的是,壹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其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决策的最好办法是申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联合。

第十二章:公社

关于“社区”,有很多官方的伪善言辞在四处流传。我们听到有人谈论“社区护理”、“社区项目”,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正在毁灭社区的壹切有机的基础。协作共享的活动是社区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区域不是社区而不过是居住区。人们从居住区出发穿过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别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们很少知道邻居是谁;他们的朋友们通常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认识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数英里之外。社区只是对那些就近入学的孩子才存在。对孩子们来说,社区只是通过他们的母亲才体现出来,但是长大后,由同龄人组成的社区就慢慢消失了。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化。这种价值观很适合资本主义,却不能很好地支撑社会主义。对人们来说,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和平中而没经历过军事团体中的纪律和凝聚力的磨合,个人主义倾向会加重。社会主义的兴盛需要社区的根基,需要习惯于为集体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们共同组建的社区。不过社区不能凭空变出来。它需要现实的经济支撑。必须有能把人们凑在壹块满足实际需要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区机构的最宏大的尝试发生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实验,涉及约八亿人口。这些公社规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们从事农业和轻工业,并且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通过民兵组织他们提供基本军事训练和防卫保障。他们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并使得超越了小农经济的视野的土地改進计划和社会供给(social provision)成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如果我们试图将公社的理念运用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话,这种制度显然必须要调整很多。如今,由于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不多,我们必须要依据城市公社進行考虑。

城市公社的活动

公社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国公社取代了作为农业劳作单位的家庭;现代城市公社必须要取代资产阶级家庭中更多的经济职能的残余。由于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个区这样更大的经济中满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国公社的内部自足度壹。鉴于此,我们将集中关注公社替代家庭经济的潜在职能。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说排除相似的组织原则可以适用于更大规模的经济如小村镇和大村庄的可能性。

然而,在开始下面的讨论之前,应该保证壹点,那就是我们不会设想强制集体化。这里的关键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论可能性;而在实践中探索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来的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的公民来完成了。只有当公社证明它希望替代资产阶级家庭时才会繁荣起来。

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列出以下活动。公社将围绕这些活动来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制备
(3)保育
(4)休闲活动
(5)扶助老人
我们壹壹考察这些活动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产生的问题。

第壹个问题,就是公社用该有多少人为宜。这是壹个影响所有其他问题的问题。我们设想其人数要比中国模式小很多——也许50到数百对成年人。依次讨论不同领域的公社活动时,这种规模的选择可能会根据经济问题而调整。

1.住房

我们假定公社会给成员提供住房。虽然已经有居住合作社在做这件事,不过在这些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侵入家庭经济的尝试。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为成员家庭提供壹系列单独的住房。公社应该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为成员个人提供的住宿。

前苏联的公共住房通常与过度拥挤和设施不全相联系;公社公寓比较小,而且不是专门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变成壹个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须能够为个人提供他们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获得的那样多的空间,同时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够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假定每个成年社员都拥有壹个房间供自己独享。把这壹标准扩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员可能会是可取的。

什么样的建筑类型适合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郊区的“半独立式立体住宅”或者塔式大厦中的公寓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适应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须发展壹种新型的建筑风格。最近,达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于他们关于丹麦“居住社区(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种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趣的讨论。这些建筑师并没有设想太多我们所建议的那种程度的公共性,但他们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设施,以及共享仓库,干洗设施,摄影暗室等等。这种设计很可能是学习了宗教社区或者大学的建筑风格(尽管,这两种类型的公寓建筑大体上是为单身的人准备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间)。

2.食物制备

我们假定公社成员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些时间会在壹起吃饭。这就意味着存在公用厨房和餐厅,拥有或者起码配备大型烹饪设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制备任务的劳动力。我们可以设想两条原则,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组织烹饪。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两个原则跟共产主义原则是兼容的。在壹种情况下,社区聘用某些社员为全职领薪厨师,而在另壹种情况中,则是有壹个执勤制度安排轮岗。下面我们回到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优点上来。

社区单位的规模决定了更广范围的食物制备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见。例如,在单个家庭中每天烤面包是不经济的,但对于100人来说就相当可行。

3.保育

决定公社的规模时,就要使它足够支撑起壹座幼儿园,也许是壹座小学。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把相当大比例的女性人口从个体儿童抚养这种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活动中解脱出来。这些妇女可以参与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社会劳动中去。这样做,她们将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同时获得独立的收入。

4.壹些休闲活动

我们来设想公社有足够资金提供壹定的运动或休闲设施。而这些设施,目前只属于上层阶级。比如说100人规模的公社应该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馆和壹到两匹给孩子的矮种马。公园可以配置秋千、攀爬架等部分设备。提供有空间跳舞、演奏音乐的公共休息室,也应该是经济的。像帆船这样的设备是大多数个体难以企及的,对于公社来说也许不成问题。壹个城市公社或许在乡村拥有房屋,这样成员可以在此度过假日。他们会拥有壹辆或两辆面包车,或者壹辆轿车,以及自行车,这些都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体烹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设施,以及楼里面年轻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帮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洁和干洗服务也是由公社提供,那么老年社员不用住進单独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这种“老年之家”往往是与耻辱和孤独联系在壹起的。对于健康的老年社员,公社会为他们发挥活跃的生产性的作用提供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受退休之后强制的无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获得规模经济。正是这壹点,使得公社比个体家庭更优越。正是因为公共保育节约劳动,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很明显,如果实际情况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儿童需要花费更多人-时,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为公社辩护。公社的经济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壹是直接劳动的节约,二是生产工具的节约。直接劳动会更节约,因为在现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并不是以有效经济规模完成的。为50个人做晚饭比50个人给自己做晚饭花费更少的劳动。说得实际点,50个人的公共烹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户中分开做饭更节省劳动。

生产资料的节约则更微妙壹些。考虑下如厕的问题。如果妳在壹个典型的英国住房中,那里面只有壹个厕所,通常还位于浴室中。如果另外壹个家庭成员正在洗澡,有时候是很让人抓狂的。但如果换壹种角度,50个人生活有20个厕所的大房子里,厕所被全部占满的情况微乎其微。确实有可能在减少人均厕所的数量同时,保证壹直有壹个厕所是空着的。减少厕所剩下来的空间和资源可以被用于其他活动。

适用于厕所的论证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设施。公社可以证明安装小型内部电话交换机设备是必要的,因为就相同数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线路,肯定比分散到各个配置自用电话的个体家庭要少壹些。办公室设备如电脑和复印机也壹样。壹个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话,将会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员可以比个体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设施。

我们的建议是城市公社应该要比中国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上面所讨论的经济性到了几百人的规模就多多少少被耗尽了。在经济学中,“最小经济规模”(MES)是指在特定产业中,能获得所有重要的规模效益的最小规模。最小经济规模在不同的工厂中差别很大;例如炼油厂的规模比塑料玩具制造厂的规模大得多。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经济规模,就没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于EMS的规模,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也许我们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这个口号,但是很明显,集体民主决策制和互相关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区中更易实现,而且公社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时获得经济效率。

付酬制度与对外贸易

在中国,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给社员所做的工作付酬。这些都是公社维护的内部会计单位。在收获的季节人们得到所收获谷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决于这壹年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账上记录的公分跟中国通行的人民币不同。工分是对公社资源的索取,并没有直接赋予国家资源给公社成员。这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基于层次化公有财产的经济体制。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在壹个城市公社体制中作用的。

社员做的工作分为两类:在公社内的工作和为了国家经济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上的划分,可能对应于从主要为国家经济工作和主要为公社工作的成员上的划分,但也可能不对应。国家经济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务的形式增加增值。这些商品和服务首先属于全体人民,然后国家共同体给做工的人分配劳动劵。这些劳动劵可以让做了工作的人从商店里获得等价值的产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公社的成员是为国家经济工作,那么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劳动劵,应该归她个人,还是归公社呢?

原则上,两种制度都可以实施。如果个体获得国家劳动票证,那么公社就会收取成员费。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公社成员的劳动就当成了公社的财产。类似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包商手下员工完成的任务量就是外包商的财产。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给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政府就将服务费支付给J&M而不是J&M的雇员。J&M 捞取利润之后,才会把所得中员工的那壹份付给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剥削,但相似原则是适用的:向国家经济“出口”劳动的所得归公社全体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内部和外部的劳动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厨房工作壹天还是直接为国家经济工作壹天,我作为壹个个体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这些工分可以用来支付公社社费,公共食堂用餐的费用,或者以现行兑换率(exchange rate)转换成国家劳动劵。我们提及兑换率,是因为并不能马上看出公社能够与国家劳动票证等值交换。为了理解这壹点,我们需要系统地看壹下公社的账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个整体。假设公社社员在给定的会计期中给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劳动券的形式归公社所有。国家税收是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征收的。由于我们假定国家劳动劵是直接支付给公社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假定纳税义务是集体的。

在这种制度中,公社劳动券形式的总收入,实质上是公社成员外部劳动的总时间。它的税后净收入等于总收入减去在这壹时段公社社员应该缴纳的国家税收总额。在对国家产品進行集体购买后,公社还剩下分配基金。这就是可以用来分配给公社社员的劳动券总量,让个体社员能够给自己购买国家产品。

现在考虑壹下个体社员。如果公社为了内部会计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她所做的内部工作小时数和外部工作小时数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总劳动贡献。我们就说社员简干了36个小时。现在我们必须想想社员对公社集体基金的义务。这个基金必须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费(国家税收和集体购买国家产品),但另外它必须支付任何公社内部劳动需要,比如供给非生产性社员,以及基本公社服务,例如清洁和维护公社设施。对于我们的个体公社社员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额,我们说是12小时。那么归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减去12=24小时。她可以用这些工分购买非基本的公社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并能根据会员权获取,而是要单独收费——比如膳食或者理发)。或者她可以将它们兑换成国家劳动券去购买公社外部生产的产品。在这里兑换比率的问题就出现了。

假定我们的公社社员简想把她的16小时价值的公社工分兑换成劳动券。其他社会也会想要兑换他们的壹些工分。面对壹定的兑换的总需求,在什么条件下公社能够将内部工分与国家劳动票证等价兑换?这取决于总需求和上述讨论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间的关系。如果它们数量相等就没有问题——在1:1的兑换率下,对国家劳动券的总需求,等于可供兑换的劳动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缓冲库存的劳动劵在手上(例如以储备金的形式出现——参见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间的临时随机偏差也不会是问题。但如果存在长期差异,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兑换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么公社将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单位国家工作时间的价值,而在壹定时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么稳定的交换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兑换1国家劳动券。

为了進壹步研究这个问题,讨论壹组说明性的公社劳动账户(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总工分等于(a)总分配基金(上面讨论过的)加上(b)总的非基本内部工作。(关于后壹术语的定义,参见该表的注释。)在这个案例中,它们的价值都是2200小时。但是,这里的等值并不是图表中说明数字选择得比较特殊——从我们设想的会计关系得来的,只要公社的集体基金是平衡的,总收入就等于总支出。

给定平衡的集体基金,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国家劳动券之间可持续的1∶1的兑换率需要什么条件。公社成员只能用他们可以支配的工分做两件事:花在非基本内部劳动产品上,或者兑换成国家劳动票证二。所以,如果社员花在内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务上的工分等于这壹领域的总劳动的量,那么兑换国家劳动券的需求就恰好等于可用分配基金,壹对壹的兑换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时记在非基本内部工作。如果这1200可用工分用于购买非基本内部工作产品,那么国家劳动券的供给和需求就都等于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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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组说明性的公社账户

“基本”内部工作指的是作为壹种权利可供公社成员使用的产品,而非基本内部工作的产品实际上是通过借记社员可支配工分账户的方式“出售”给社员。

那么在这里,可持续的1:1兑换率需要三种条件:公社必须正确地管理账目;公社必须维持平衡的集体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内部劳动的预算要与公社成员的需求相同。劳动券相对于1:1兑换率下需求的持续短缺,就是违反了壹个或多个以上条件的信号。例如,假设公社提供给厨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于从就餐中“收取”的—-那么劳动券的需求就会过多,这就会使得工分以低于等值的比率兑换。这是个简单的会计问题。或许对就餐的工分“价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实的分配问题。如果投入到厨房的劳动相对于公社就餐需求过多了,这就需要对社员的劳动时间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设在外部经济中是充分就业的。这就不是问题。公社并不需要扮演“最后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内部活动中抹平过剩劳动。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价的话,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做。

这些论证都假设公社出于会计目的将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视为等值的。这就是说,公社已经决定将成员每小时的工作记为壹个工分,而不管他们是在公社内部工作还是为国家经济工作。在这种情况中,交换比率必须统壹,而任何持续的偏离等值的压力,都意味着会计错误或者劳动分配的错误。但原则上讲,公社可以选择让外部劳动高于或者低于内部劳动。比如说某壹公社的成员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内部工作更没有吸引力,因此认为给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兑换率应该与用于会计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认为对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适的,那么,壹个成员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工作壹小时应当记作1.1工分,而且兑换率也应维持在1.1个工分换取1劳动券。既然公社的目标之壹就是打破劳动的性别性别,确证人类平等的设想,我们就不应该推荐这样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个可能性而已。

任务分配

公社在任务分配时,可以遵循两个原则。在壹种情况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长期分配给社员。公社需要全职工人,全职厨师,全职育幼员等,而其他成员则为国家经济全职工作。而在另壹种极端情况下,则是轮流执行任务,这样壹个人可能先当壹天育幼员,再当壹天园丁,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天中为国家经济工作③。

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轮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别决定角色的风险,而长期任务分配能够使人们对工作更熟练。任务轮值的激進形式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约束。国家经济项目的效率会受到影响,假如他们都不能够指望项目成员在每个工作日都会出现的话。

公社的法律性质

公社可以拥有自己的楼房,以及适合内部生产的生产工具,包括餐饮设备、炉子、搅拌机等等。另外,壹些轻型的运输工具比如小轿车和面包车也属于公社所有。假设他们从公共土地机构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权跟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的话,这对公社来说会是壹种便利。很显然,他们要能够与国家签订劳动供给合同,不过他们也可以签订合同使用公社劳动去运营整个项目四。这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租借给他们其他的生产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经营壹块城市区域内的牛奶递送服务,送奶车也会租给他们。

公共政策

至于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组建壹个机构把想要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点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应该专门用来鼓励建立公社。

他们会得到储备的公有房屋或者给他们赊账修建特地设计的公社住宅。税收政策也会调整,对公社比对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确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能够为公社成员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就不太清楚他们是否愿意长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许,社会主义政府希望鼓励实验,通过系统性地支持公社的过渡性政策来克服社会保守主义。

第十三章:论民主

在大众心目中,乌托邦社会的实践,总是同残暴的独裁以及对公民社会自由的压迫联系在壹起。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这样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虽然在英国,人民日益认识到宪政改革的必要,但对这壹改变可能意味着什么的设想却很审慎。也许可以公开讨论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议会选举制度,但废除议会民主制度本身却不可思议。本章的目标就在于去思考不可思议之事,具体而言,就是要论证壹种激進的民主体制。我们将勾勒出古代希腊民主的壹个现代版本,并且证明这种民主制度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珠联璧合。

民主与议会制度

历史上最为讽刺的事情是,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寡头政治标志的投票选举制度,竟然在当下被认定为民主的标志。

在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之中,乔治奥威尔发明了“新话”(new speak)这个词来讽刺英语语言的堕落,连“自由即是奴役”“战争即是和平”等说法都能被人们不加察觉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语言对于我们思维的控制力。当权力当局可以重新定义词语的意义之时,他们使得“颠复”真就变成不可思议的了。“议会政治”就是“新话”的壹个例证:壹个被伪装了的矛盾。让我们重新回到古希腊民主意义之源头。这个词的另壹半含义,即是“权力”或者“统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们有了独裁政体——由壹人统治,以及贵族整体——由贤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统治。民主制度的意义在于由平民(demos)统治。大部分评论家将其翻译为由“人民”(the people)所统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个更加具体的意义,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穷人统治。

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处时代的民主制度时,对于民主即是由穷人所统治这壹事实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认为民主仅仅意味着由多数人统治,他给出了如下的例子作为反驳:

假设壹个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为富人:倘使这壹千人占据了治权。对那三百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职,人们总不能说这是平民政体!(《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设,“毕竟现实是富人在哪里都是少数,而穷人在哪里都是多数”。于是他给出的具体的定义即是:

“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自由民并不富有但占据多数并行使主权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贵之少数人统治的则是寡头政体。”

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他進壹步说道,在希腊“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4b)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所谓的民主程序,应该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腊 psephos: 用纸票来投票)才更为准确。通过粉饰阶级关系的实质,那些意识形态将投票的权利与对于权力的运用加以混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财阀寡头制政体。财阀制度即是有钱人的统治;寡头政体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上述即是现代国家的独特原则。现代国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是自罗马共和国以来最佳的阶级统治模式。然而当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权之时,却总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竞争。有效的力量处于壹系列同心圆的之中。当他们通过议会或者内阁与首相或者总统接触的时候,这些同心圆便会聚集收缩,成为贵族制。这壹权力以资本的名义公开地被形式,现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商业目的的说法。而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财阀制度。

财阀集团的权力产生于其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专政本质,并没有因为投票的权力而被废除。Psephonomia或者说选举,只是选择个别寡头的程序罢了。选举的程序同时赋予了寡头们统治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员。即便是最好的情况,选举也不过是将寡头制变成贵族统治。

亚里士多德将寡头制视为对贵族制的背离:

“无论怎样试图从字面上区分贵族制和寡头制,贵族制描述了壹种基于美德而非基于财富的统治。然而寡头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并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被看做是贵族制。”(《政治学》,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贵族政治”这壹用词的变化,集中体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即议会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优越出生的人开放。但是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出生微贱的个人被招募来担任公职,而是谁掌握权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虚幻的。

“区分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是统治者财富的多寡。其本质,是政治权力衍生于经济财富权力……即是寡头制。不具有财富的人拥有权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们方才所说,世上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政治学》,1279)

代议制政府和民主是两个相反的两个极端。民主制度是基于穷人和没有地位的人的多数人的统治;代议制,是职业政客的统治,而他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阶级立场上都是属于寡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时,明确地追随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定义,其中写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暴力推翻贵族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对于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来说,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们在1852年就讲过,无产阶级统治即是无产阶级专政。

“独裁者”产生于罗马共和国而非希腊。它指的是在紧急状况下,壹个个人按照法律条文被授予暂时進行统治的权力。然而这种临时性的独裁权,有变质为终生统治的自然倾向。列宁和斯大林就曾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独裁者。但是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么?当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种不受保卫私有财产的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约束的大众民主制度。两千五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描述这种民主制度的:

又壹种平民政体同上述这壹种类似,凡属公民皆可受职,但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民决议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为依归的平民政体,主持公议的人物都是较高尚的公民,这就不会有“德谟咯葛”(德谟咯葛本意为“平民领袖”,其人常常为公民大会的“演说家”,旧译为“奸雄”或“民众煽动家”。——中文译注)。德谟咯葛只产生在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城邦中。这里,民众成为壹个集体的君主;原来只是壹个个的普通公民,现在合并为壹个团体而掌握了政权,称尊于城邦。(《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292)

那么这些群众煽动者们提出什么呢?共产主义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债务和财产的再分配。壹

壹个民主制度要对于无产阶级有用,群众必须成为统治者,能够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颁布违背成熟的土地和资本财产权的法令。

直接民主还是苏维埃式民主?

在左翼历史中,有另外两种可选的制度能够替代议会制:苏维埃制度以及共产党专政。后者统治了苏联和东欧半个多世纪。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极少数西方人依旧支持这种制度。不过,依旧有许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恋苏维埃的理念。还未被列宁式专政败坏的苏维埃,被视为无产阶级权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们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词,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虽在内心深处向往苏维埃体制,却十分愿意以“现实主义”为借口接受议会政府。苏维埃的构想成为了某种道德保障机制。

这并非低估了苏维埃的信奉者作为暴动机构对于推翻议会政治的重要性。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经验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个专制制度或绝对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时,才倾向于形成苏维埃制度。他们似乎很难从议会制度下产生。

(2),苏维埃制度仅仅当他们被武装(成为工人士兵的苏维埃)之时才会产生革命的影响力。只有在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武装的苏维埃:1871年的法国、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当苏维埃被壹群意志坚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带领,才能推翻现有统治。否则,就像巴黎公社那样,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他们无法抑制地倾向于脱离当时的国家权力,直到他们自我解体为止。

(4),他们为壹党国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这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权,以及从低级到高级苏维埃的间接选举制度。这样就有利于团结共产主义者中潜在的大多数。这样的共产主义统治很可能是任何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先决条件。

苏维埃是短暂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壹个可持续的国家体制形式。壹旦这样的制度被规定下来,就很有必要将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并写下来,以确定谁有以及谁没有投票权。委员会不能仅仅模糊地由工厂工人和士兵组成。然后就会有通过普选定义区域宪政的压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缺乏详细明确的备选宪法方案的话,苏维埃政权会很容易发展为壹党专制或者资产阶级代议制。

对于斯大林主义(乃至列宁主义)之前的纯粹苏维埃民主的怀念,来自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无批判的接受,是壹种不假思索的思乡情结。在这本书中,列宁为马恩思想,尤其是他们对于第壹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辩护。基于俄罗斯的现状,他认为应当“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这样壹种真正的民主国家,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相当不同的东西。

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苏联的历史進程是布尔什维克政党代替了无产阶级,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最高领导人代替了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强调。这壹列宁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里走到最后。

新制度的西方社会主义者批评家通常都赞同《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概述。他们只是强调列宁的理论与后来的实践之间的矛盾。壹些人责怪列宁和他的政党理论,还有些人责怪当时俄国艰苦的社会环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但是很少有人将矛头对准列宁最初描绘工人委员会的构想。

仅仅对比理论和实践,好的动机与肮脏的行为,这并不是批判。相反,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由《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模型导向苏联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个模型描绘了壹个从工厂工人与士兵当中选取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会议代理人来组成最高苏维埃的体系。为了保证代理人对工人负责,代表们必须服从罢免,并且他们只收取与工人的平均工资。后面的条款源于巴黎公社的经验。针对伯恩斯坦将巴黎公社谓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宁如此辩护道:

“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这壹章很关键。这个反问句也是恰当的。但是在壹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问,列宁对于“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征是,所有的市民被无壹例外地召集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但是这样执行的制度比列宁能够设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数投票進行统治,是古希腊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征。壹般是通过公民大会(eklesia)上的举手表决。平民(demos)主权并不是像在资产阶级制度中壹样,委托给的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家的议会。与之相反,普通的劳动人民,即当时的农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讨、辩论以及投票表决与他们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③通过五百人会议(Boule)而不是“政府”来执行行政职能。与现在财阀统治的议会不同,五百人会议不是由选举,而是由抽签决定的。会议的职位会轮换,个人在服务壹年之后,也会被更换。四

这个会议没有任何立法权,而仅仅是负责颁布公民大会决定的政策。每个市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表决,还能得到报酬,用于弥补由于参加会议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第二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法庭(dikasteria)。这些法庭没有法官,审判官员(dicast)同时扮演裁判和陪审员的角色。他们使用选票和分配机器的复杂程序,以抽签的方式从市民中选择审判官员。壹旦法庭上投票产生结果,则无法上诉。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通过控制陪审法庭来控制议会。

人们对选举充满疑虑,从不使用选举选择官员,军事官员除外。亚里士多德说过,选举制是贵族的而非民主的;选举制引入了独立选择的机制以及对于‘最好的人’,即aristoi,来代替所有人组成的政府。(《政治学》,1300)。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在阶级社会里,“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穷人作为社会渣滓和乌合之众,当然“不适合”成为候选人。财富和声望密切相关。只有当选择像军事指挥官这种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职位的时候,选举才被认为是安全。我们政治军事制与之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由于行政机构由抽签产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务,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壹般事务也是熟悉的——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壹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壹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伍

尽管列宁希望点心师治国,他却未能构想出实现这个梦想所需要的宪政形式。关于工人国家,列宁写道:

“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里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议会制政府的国家形式之所以适合于有产阶级利益的形式,因为其基本原则是选举。亚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这是壹条反民主的原则。无产阶级独裁可以由壹个选举会议建立起来,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样,选举人和候选人都只来自无产阶级。但是这种制度无法通过选举长期维持。

“民主集中制”——壹条死胡同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试图在阶级统治的工具即选举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据这壹制度,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优秀成员被组织在共产党里,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中选举出来组建工人政府。虽然选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这壹事实并不能防止选举制度成为壹种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度。政治成为了政客的专职。像所有的贵族制度,会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并最终被“诚实的”资产阶级财阀统治取代。

有人认为罢免权是对这壹过程的壹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很可笑的。罢免权作为条款被写入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宪法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当中,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罢免壹名官员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签名。同定期选举相比,罢免注定是罕见的事件。但如果选举制就约束不住官员,为什么罢免制就行呢?至于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这壹条,谁来执行它呢?什么可以防止选举出来的官员为他们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当下依旧可能么?

在约翰·布莱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书《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种被他称为“demarchy”(此术语是布莱尼姆自创,表示壹种不同于当前选举制的政治制度。这壹制度没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于各种随机选取的决策者团体。——译者注)的制度体系,这与古典民主制度极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种不同于民主国家的系统。权力在这个系统内是去中心化的,而决策过程由代表团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则是以抽签的方式,从与某个审议中的问题有正当的相关物质利益的人中选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导者,似乎对20世纪官僚主义国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责。但矛盾的是,经典民主制度的实践却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于人们极有可能不自觉地抵制这种实践。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必须需要发起壹个令人信服的提案,并回应壹般性的反对意见。

现代政治学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他们认为,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有专业政治精英才能应付。虽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许能够运营壹个普通城市国家,但是他们在面对现代国家的全职官僚体系时就会措手不及了。因此,我们需要全职政治家们和有报酬的智囊团。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全职政治家们在面对坚决的行政部门时,并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无法激烈地质疑给他们提供事业机会的现有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专业技能的论证混淆了两件事。壹方面,在诸如公共健康、技术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存在技术专家知识的问题;但另壹方面,还有普罗泰格拉所谓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断的艺术。普罗泰格拉认为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这样的政治判断能力。在处理利益分配问题上,Drumchaple的店员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议员具有同等的决策能力,考虑到他们都不具备所谓相关的专门知识。

另壹个反对经典民主制度的常见说法是,这壹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因此什么也不能教给给我们。壹方面这种反对意见恰好是不相关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现代倡导者并不准备重新引入奴隶制度。此外,这个观点是以对古希腊社会的错误观念为基础的。雅典并不是奴隶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数的公民并非奴隶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贫穷的农民以及工匠组成。德谟克拉西(demokratia)的体制,是他在反对富人阶层即大地主大奴隶主们的阶级斗争中使用的工具。后者更赞同寡头制度制度,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的帮助下强行实施了这壹制度。

壹个更加乏味的反对意见聚焦于规模问题。不可能把现代国家这么多公民都集中在广场上来讨论国家事务。但这个观点忽视了现代科技的力量。电视技术已经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电视上装壹个控制台,让我们每次电视讨论后進行投票。这在技术上不成问题。时事栏目定期抽取观众对政治家進行问责。在节目上,普通民众对政治家進行问责,其严厉程度远超过通常质询他们的二流政客。他们会让壹个普通妇女就阿根廷战争中沈没的贝尔格拉诺号,对撒切尔進行问责。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众有能力在每次辩论之后進行重大政治决策。

现代国家,如我们所言,是基于中心化等级化的原则。民主制度则提供了壹个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并没有政府、没有首相,没有总统也没有政府首脑。国家主权力量是在人民大会手里。国家的特定职能由抽签产生的法庭或官员执行。权力既不会壹直在底层也不会壹直在高层,而是分散的。我们可以大致设想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实行。在壹个层面上,人民主权可以通过电视辩论之后的电子投票来行使。为了保证人们得以普遍行使这种权力,电视以及投票电话作为宪法权利应无偿提供。这就类似于雅典给穷人参与陪审法庭之类公职的津贴。

由于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国家范围内作出的决议需要让全民投票表决,其他公共机构可以由有多数票的陪审法庭進行监督。广播部门,水源管理局,邮政以及铁路部门都需要处于委员会的监督下。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是从对应机构的用户和工人中抽签产生的。这样的委员会不对任何政府部长负责。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赖的原则是,壹个足够庞大随机样本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处于民主制度下的每壹个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被召去服务于某种委员会。并非所有人都会服务于某个国家级的委员会,但是每个人都有望参加某个学校委员会,地方健康委员会或是工厂委员会。如果人们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我们就不会再见到作为现代选民典型特征的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与计划

对于经济计划,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壹个制度。其中有两个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各自制定的计划,然后由计划陪审团从中选择壹个。只有最重大的抉择(税收水平、投资占国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决。

前面章节提出的劳动时间决定价格的体系的重大优势之壹是,它将国家预算政策的问题翻译成每个国民都能够理解的术语。而现在只有少数专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媒体人能够对预算做出正确的评估。要理解预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镑为计算单位的国家收入有多大。这从壹开始就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然后,还要知道国民收入各种类别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计不同收入所得税水平的回报。还需要知道销售了多少英镑的增值税商品,以及从中得到的消费税额。而在国家预算的另壹面,还必须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项目以及通胀补贴的费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财政收支,则需要只有财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数据。

用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表达的话,整个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人们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时的劳动贡献给了健康事业,四小时支持了教育事业。如果年度投票单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种类以及他们每项每周需要花费的劳动时间,人们看到投票单后,在到底愿意在这些服务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问题上,会形成自己的观点。

假设对于健康服务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变,而有人希望减少x%。⑧这些投票都会被记录,并取得平均数,来增加或者减少国民保健体系预算。电子“投票单”很容易让人们必须做出不矛盾的选择。(例如,他们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几年之后,可以预见支出水平能够稳定下来,然后随着民意缓慢改变。在通常状况下,希望增加和减少预算的人将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变都会很微小。

尽管在财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决策是可行的,但对税收的独立的民主控制却不能与之相结合。如果税收和预算取决于不同投票结果,那么财政收支平衡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国会的预算和税收都是通过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决议来决定,其恶果也是众人皆知的。)更确切地说,单壹基本税水平会自动调整,以支付人们投票决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贴。选民在国家预算的支出方面下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税收的影响。作为这壹问题上的壹个变量,选民可能首先要选择总体支出的水平(因此还有税收水平)。然后当她在某个公共支出类别上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投票单”程序会表明在壹个领域内投票作出的支出改变对预算的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

无领袖的(Acephalous)国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书作者提出的这壹套民主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依旧是壹个国家。其中依旧包含壹个少数人必须服从的有组织的公共权力(需要提醒读者,作者在此处似乎混淆了镇压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权力机关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来反对任何残余的或者新生的剥削阶级,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会是无领袖的(acephalous):没有国家领袖的国家,没有国家作为阶级剥削工具标志的等级制。

各种公共权力的机构,都是通过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委员会来控制。媒体、公共健康卫生、计划与市场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工业部门都会有他们的陪审团。每壹个陪审团都会有壹个明确的能力范围。比如能源工业的委员会当中,常常需要决定能源政策相关的细节,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投票,比如逐步放弃核能的应用。会议的席位并不需要均匀地从公民中选出。比如公共健康会议,可以壹部分从医药工作者当中随机选出,另壹部分则从普通公民中选出。就如同布莱尼姆曾经说的,原则应该是,所有那些对此问题有正当利益的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管理。

这个观点与社会民主和迄今为止的所有存在过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有极大的差别。比如,计划不再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过抽签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控制。由于这壹委员会是抽签产生的,因此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委员会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自治机关—— 独立的中央银行,广播机构,艺术委员会,研究机构等等——的类似物。这些机关都并不壹定需要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们的章程和它们管理者的社会背景会保证它们的运行。如果社会主义的类似机构有可供公众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体人民的监事会对其進行监督,而且它们的审议也是完全公开的,那么公众对于这些机构的控制就是有保证的。

Demarchic委员会的权力将是调节性或经济性,或者二者兼具。壹个先進的工业社会需要壹个复杂的调节机构才能得以运行。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某些调控被被我们认作法律,由政治家们制定,由国家权力执行,不过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经从自治机构中孕育出来了。职业的机构规定约束其中成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贸易组织规定工业组件的标准,这对于迅速的技术進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机构规定用电话、电报以及传真传输進行电子数据交换的标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章仅仅影响某些特定生产分支或者社会活动,相关调控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应该被限定为该领域内部的成员。在其他对于公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领域——比如广播电视或者某些对于公众健康有影响的过程,调控委员会就需要扩展到多数公民,通过抽签选举来代表公众利益。

Demarchic委员会的其他权力,都源于其对于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控制。壹个委员会可能被委托管理某种公共不动产:建筑、古迹、交通线路、能源、供水设施。就它们是不动产而言,主要矛盾可能产生于使用上。人们会想到,资产阶级主导的负责古迹的委员会是如何拒绝让穷人進入巨石阵的。但是,就这些财产会逐渐损坏因而需要维护而言,即使不动产也必须以人力和物资的输入为前提。

壹个委员会也会被委托管理机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动产。这对Demarchy管理制造过程更重要,因为它对所有制造过程都多少会有影响。我们假设所有这些动产最终都是由国家计划来分配的。管理项目的委员会可以使用这些财产,除非出现了更加紧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后,还有委员会管理该项目成员的劳动。由于这壹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壹部分,可能被用于其他活动,从国家账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会劳动。相似地,流向这壹项目的公共动产也是以用于再生产这些动产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为前提。因此,作为壹种流,它也是抽象的社会劳动。壹个委员会的动态经济权力最终都是对社会劳动的管理。

这种权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劳动预算的小时数来衡量的。但是以什么权利来获得这壹权力,而谁又来规定这壹权力的大小呢?

这壹权力要么是从上往下移交,要么是人们自己来進行委托的。考虑壹下管理学校的委员会的例子。它的权力是从某个地方或国家的教育委员会下放过来的。这壹教育委员会拨给学校委员会壹笔年度预算。让我们假定学校是当地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预算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这些选民会每年决定从他们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时用于教育。

至于制造业委员会的情况,代表则是更加间接的。它的产品——也是是铅蓄电池——所对应的需求,并不是具体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较间接的社会需求。社会所需要的电池数量,是汽车、电话更换量、收音机等制造量的壹个函数。只有国家或者长期联盟的计划机关才能对其進行计算。因此,只有计划机构可以决定电池生产的预算。

无论是当他们自己投票决定税收,或是投票决定委托在预算之内提供免费服务的demarchic会议,亦或是通过投票来选择商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劳动时间来投票决定这些商品的生产),在所有的情况下,民众都是权力最后的委托者。

古希腊平民(Demos)统治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制定出的防止上层阶级篡权的复杂宪政机制。这壹平民的统治,在被马其顿和罗马帝国摧毁以前,繁荣了两个世纪。在那段的时期,他们创造了灯塔式的艺术、建筑、哲学、科学和文化,照亮之后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黄金时代——启蒙运动,即是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觉醒。而这尊火炬只有在现代平民(demos)获得权力的时候,才会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产权关系

自从人类文明历史有记载以来,财产所有权——奴隶、动物、土地和手工制品的所有权——壹直是组成社会的骨架。这些决定了社会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种方式改变所有权导致的。整个20世纪英国的政治都在围绕着公共和私人的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工党政府在20世纪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来,保守党政府推行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政策。后者的这些变化被认为是充分彻底的“撒切尔革命”。

我们提出的关于所有权变化的建议要比最近政府承诺的更多。这些建议的激進程度堪比苏联在本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国在第三个四分之壹世纪里(指毛时代,译者注)所做的。但我们提出的完全不同于之前在英国盛行的那壹套,并且与苏联模式也有本质的不同。

产权关系系统对于我们来说,既熟悉然而又很复杂。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从最基本的原则开始研究是有价值的。

谁拥有什么?

这是任何关于产权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产权关系的基本单位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而产权关系系统就像由这些原子构成的分子。最简单的产权关系是“A拥有B”。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的财产所有权包含的内容是不同。对于壹个拥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和壹个拥有小麦产权的商人来说,所有权有着不同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所有权由四个部分构成:使用权、购买权、出售权和继承权。在前面的例子中,农民更感兴趣的是使用权和继承权,而对于商人来说购买权和出售权就是壹切。(对于继承权,我们认为包括通过婚姻取得)。

所以,我们可以把组成权利这样排序:使用、购买、出售、继承。这些权利可以视为逻辑上的谓语。逻辑上把壹组关于A、B的判断称为壹种关系。例如,用A、B表示使用权的关系为:A使用B。我们用四个不同的关系来定义产权。这些关系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购买B(A can buy B),A可以继承B(A can inherit B)。给定壹个例子,比如壹个在小麦交易市场的交易员和壹批小麦,当然可能不止壹组这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壹组(小麦交易员和壹批小麦)就被包含在了买卖关系中。这是因为所有的潜在的卖家(买家)和他们可能出卖(购买)的物品都被包括在这样的销售关系中。

壹类物品的拥有者P与另壹类物品的拥有者Q之间的产权关系可以表示为壹组关系(p,q),这里p,q表示在实际中P,Q所拥有的。因此在实例中这类产权关系可以有0-4种。

产权的编码

因为任何形式的产权关系都可以用壹个很小的有限集合来表示,所以我们可以详尽的枚举出所有的产权关系。我们定义的四个产权关系可以组成16个不同的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得到的16种产权形式。我们可以按照关系的强弱将这些关系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产权关系進行排列1。

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而根据美国法律,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们被法律强制规定不能拥有财产。处在社会顶层的资产阶级却拥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四种权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组合。苏联的集体农庄在改革以前就拥有使用权了,但没有买卖权,更没有继承权。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名义上的完整的权利,但实际上他们只有出卖自身劳动的权利。他们无法高效的运用自身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和设备。当然雇佣劳动者也有权购买使用和典当消费品,但是他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仍然是自身的劳动力。

我们能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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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企业拥有财产的使用、买卖权,但并没有继承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通常会从它的父亲那里继承土地并将其遗留给自己的儿子。土地市场壹般不发达,所以继承和婚姻成为财产转移的主要方式。
我们能拥有什么?

对于每个资本家、还有苏联、以及我们提出的公社主义的社会,我们将考虑什么是我们能拥有的,以及谁拥有。我们用0-15来比较所有权的强弱。

纯粹的资本主义和混合的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四个重要的业主群体:个人、国家、私人团体2和公司。我们在表14.2中展示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对财产所有权的确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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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产的属性可以分为主要的四个类别。像资金、信息和技术等这样的物品是有彻底的产权的。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对它们拥有完整的财权: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劳动时间则处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买卖,但显而易见,它不能被继承。公司是壹种特别的财产,因为它可以是财产所有者同时又是所有者的财产。最后还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对独立的产权的。某些自然资源,如矿产和电磁波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们出售(在壹段时间内)给商业公司。还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国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军事武器原子弹和交通基础设施告诉公路。

这与1988年的财权制度已经几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础设施已经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惊讶的是,撒切尔政府在财权方面只是做了相对很少的改变。但这并不否认其在原有的法律内对重要的财产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实。除了地方政府立法兴建的住房的所有权没有被改变,由国家所有的财产数量被减少了。

苏联模式

我们认为的苏联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并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通过中央计划而取得财产的模式。
这个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们能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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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这些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比,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些产权关系是多么的“弱”。这里很少有资产阶级法权可以控制的东西:金钱、个人财产,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的东西。相比起来,这里有很多很“弱”的关系。集体农庄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买卖土地,因为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但以资产阶级法权来看,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关系也是十分受限的,因为国家不能买卖土地。国家又能卖给谁呢?

同样的,在典型的苏联模式下,工业生产中投入的机械设备是没有完全的产权的。斯大林时期集体农庄使用的机械名义属于国家所有的国营拖拉机站,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农庄才有权向国家购买设备。国营企业虽受到国家控制,但国家却无权买卖这些企业,所以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看,产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企业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必须对此负责,也就是说,国家要就生产资料收费。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工业设备有同资产阶级壹样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由国家按照计划分配给企业的。它们只能将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卖给国家。劳动力的购买有很严格的限制。只有国家和国营企业能购买劳动力,但是却不能将其转卖,不像资本主义企业壹样,企业主能将自己员工的劳动时间出租。个人购买劳动时间是被严格禁止的。

企业矛盾的焦点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企业的产权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首先,它们购买商品的权利受到限制,它们能够向个体劳动者购买劳动时间,但其他商品必须从国家取得。国家向企业收购货物,在个意义上,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其他的投入看起来像是在购买,但这是在计划之下的购买。第二个限制是对企业所产商品的销售。在通常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这不能算是销售。它们为了达到计划的目标而生产,尽管国家也为取得企业的货物而支付卢布,但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卖给国家3。尽管国家和企业间的货物转移采用销售的形式,但它们的销售看起来就像是把货物和资金移动壹下位置而已。

苏联的企业是壹个矛盾的经济形式。它看起来在進行着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同类型的交易,但实际上完全服从于拥有它的国家。国家和企业之间拥有着相当不同于公司和股东的关系。公司的股东通常既不会是公司的主要客户也不会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商,更不会去详细的指示企业应当生产什么,他们通常只关心股息和红利。然而,在会计核算中,苏联企业并不为国家提供利润,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国家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的工业企业对于工人来说看起来也像是雇主壹样,它们也为工人支付工资和各种奖金。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又像是壹个资本主义的雇主了。但另壹方面,社会主义的劳动法律使得企业很难解雇工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目标之壹就是实现充分就业。与之相关的是,企业没有破产机制,因为企业是国家的,而国家是不能破产的。这使得劳动力在各行业之间分配低效,对于企业和行业囤积了大量的本应当得到更优分配的劳动力,这使得国民经济受到消极影响4。

这里我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法律的壹个主要的经济问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条款,壹方面要保障就业,另壹方面又要保证现代化的经济需要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工党政府可以通过允许破产来释放经济萎缩的压力,但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妥协,是十分不受欢迎的。但是让这些老企业继续存在会浪费劳动力,国家必须不断补贴它的亏损。这些补贴,通常采用从国家银行获取信用的形式来進行,但这会扩大货币的供应并会导致通货膨胀。

最近的情况是破产法在几个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引入。这在我们看来是壹种倒退。破产法和成本计算(经济核算)强调苏联企业资本主义的壹面—他们扮演了独特的具有买卖财产能力的经济主体的角色—这有损于它们作为社会财产的角色定位。

这种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方案必然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发生的混乱的经济情况壹样,这两个国家已经实行这样的制度很长时间了。

我们相信有另壹种选择,即强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方面,消除其资本主义方面。我们在下面阐述的这种方法既是对“自由化”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的回应,将使得资源集中到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时保证不会损害工人的社会权利和自由。

公社主义模式

我们现在描述的关于产权的总的结构是与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描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是壹致的。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详细的讨论这种结构:个人产权、中央计划机构的产权和特殊的经济“项目”、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个人产权

社会主义的产权关系必须要保证经济的顺利运转,并且保护个人和机构的正当利益,同时避免剥削的出现。壹般来说,这些需求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统下,产权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当法律规定资源属于壹个人的时候,即是否认了资源属于另外的人。壹个人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即是否认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这块土地。历史上壹些财产的拥有者允许别人使用其财产。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权雇佣佃农,企业家和银行家利用资本所有权雇佣工人。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剥削是不公正的,但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看剥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没有有保障的产权,资本主义企业将不能发展,经济也将陷入停滞和混乱中。只要社会还没有另壹套机制来组织生产,资本主义企业有合法的权利来剥削工人。物权法同时具有阶级性和经济性,壹方面保护财产拥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

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也必须具备这样类似的功能,但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潜在的剥削者。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当它作为壹个约束任何可能破坏社会主义或再次剥削的个人行为的法律,它必须给予工人更多的积极的权利并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

社会主义共同体应当给予人民的积极权利的关键在于:

生存的权利;有权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价值;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劳动成果。

这些产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它们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不会被剥削并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权利是以自身为目的的。生存的权利还有另外壹重社会合理性:只有让所有的社会公民都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这些个人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民有获得工作的权利,但只有在他能胜任并且需要工作的时候。人们有权获得全部劳动的收益,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纳税。劳动收益的壹部分由个人处置,剩下的将通过民主的决策来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个人处置收入时要保证不损害环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会主义共同体在给予人们这些权利的同时必须保证有壹个合适的制度和经济框架。我们接下来讨论框架的三个方面:生产的组织、雇佣的性质、环境的保护。

计划权利和经济项目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从经济的观点讨论了计划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涉及计划有效落实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计划显然不能在壹个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们所批评的前苏联的法律框架下得以运行。我们需要另辟蹊径为社会主义计划正名。

我们在这里把制定计划的主体简称为计划,不考虑确保计划受到民主约束的机制5,而只考虑产权。计划假定自己拥有所有的集体经营生产资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谓的集体经营生产资料,我们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设备或设备的组合。计划拥有壹切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工业设备:铁路、公路、工业装备、电脑、网络等等。它还拥有中间产品和半成品库存。

计划是生产条件共同所有的制度体现。这种所有权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过于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当社会是生产资料的唯壹拥有者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买卖它们(暂时忽略国际贸易),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继承它们。所有权缩小到只能处置和分配它们。作为生产计划的基础,计划分配决定着每壹栋建筑每壹台设备等物品的使用。

我们称壹个特定的经济活动为“项目”。通过壹个项目,我们意在协调壹组活动以生产出壹个有用的结果。壹个项目可能是壹个大型活动,如建造第三条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轨道太阳能发电站;也可能是壹个没有终点的生产过程,如给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装牛奶或者为登巴顿(Dumbarton)提供医疗服务。它可能是壹个短期的生产过程如出版壹本书或拍壹部电影,也可能是壹个持续几年的过程如电脑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么,项目所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建筑和机器,都是按照计划分配的。每壹个项目,包括计划的产量和资源的使用都将被使用电脑登记。

这些生产项目只是生产单位的联合,而不是法人。在这方面,计划和项目的关系跟资本主义企业和企业所执行的个人活动的关系是壹样的。壹个汽车公司为生产新的车型可以進行几个项目,每壹个项目将被再细分为几个项目,如车体的的研发、电子设备、引擎和悬挂系统等等。这些项目的工作人员、工作区和设备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生产计划分配的。项目并不拥有它们使用的办公室和工厂,也不拥有雇工。项目只是经营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实体。

当然这可能引起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拥护者的争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计划经济系统看做是壹个巨大的企业是对民主的威胁。相反,我们的情况是公民对经济的有效控制需要生产资料成为集体的公共财产。我们不认为国有企业和更缺乏独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恰当形式。

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己,而企业又属于国家。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况下,国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这样的例证有英国对英国石油公司(BP)的所有权,而它的运营与其他资本主义公司几乎没有区别。

更高等级的公司国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行业的董事会壹样。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服从于规定它们义务的特别法律和由国家任命的董事会的管理。这些都是在仅仅拥有股权的基础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义务已经超越了英国石油公司(BP)那样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仍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评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的:

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仍然是资产阶级,所以企业的管理层也是如此,当情况是这样的时候,政策必然会损害产业工人的利益。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矿工人罢工正好证实了这壹点;

工人们并没有能取得企业的控制权;

不同的企业是各自为政的,无法制定整体的能源规划。每个企业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产品销量最大化以获得收入。相反,社会的目标在于试图使得能源消耗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个反对意见只有改变国家性质才能满足。第二个和第三个则是矛盾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具体行业工人的个别利益,并不总是壹致的。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性将在工人对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强: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条件、采用工人的建议改進生产、消除车间的层级结构。但可能会出现像平均主义、劳动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这样的问题。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公众利益,例如减少的煤炭行业将有利于使用更多天然气和提倡节能。

此时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行业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佣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视为三个独立的企业,而是被看做壹个整体,来协调能源生产的过程。这意味着必须有壹个有能力和权威的公共机构为了公众利益调节这些行业。

所有权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优越性可以通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例子得到印证。在保守党重新组阁前,医院属于健康委员会,它们有义务组织资源去为社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我们认为医疗服务是工党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产主义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种比我们倡导的行业的整体化更高形式的社会化。我们认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工业形式应采取这样壹种更高的形式。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遵循共产主义的原则“各尽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疗是免费的,并且对病人所需進行无私专业的评估。部分服从整体利益,医院不是壹个企业,它不存在获利,而是在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服务于社区。

最近保守党把系统改革改革成相互独立的企业的集体—医院有权选择退出,会以提供服务的私人机构身份進行讨价还价。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工作的人员对于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将导致服务的恶化、员工士气的下降、医疗领域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缺乏地方问责制度。

英国经历的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产权和计划是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将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并追求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企业和NHS,如果上级认为壹个项目或者活动不再是划算的,可能会把其关闭并把资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苏联会有三种类型的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门和企业个体。国家计划委员会向特定的工业部门的官员设定生产目标,然后工业部门将其传达到自己控制下的企业。在这种安排下,对资产的有效处置权被三个层级分享。对应于国有资产的这种分割,核算也有各种不同形式——实物平衡的核算、劳动力平衡的核算,并且在企业层面将采用卢布来对成本進行核算。过去,尽管对企业受到实物核算下制定的计划定额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货币核算上避免亏损。企业雇佣工人并支付给他们工资,但是考虑到价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会与实物计划发生冲突。在给定的价格和计划下,企业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

壹个亏损的企业在苏联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为经济带来效益,这不是货币形式核算所能说明的。但既然企业拥有有限的法人资格(能够购买劳动力、出售产品、订立合同等),那么它在面对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不经济”时,都要做出困难的取舍。近年来壹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对亏损企业实施破产处理,表明在这些国家,成本核算已经成为首要的核算机制,企业不再首先被认为是国有财产,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股份公司的国有股份。这种特殊的产权关系的发展与我们的提议刚好相反。

在我们的模型中项目根据计划对劳动力的使用進行预算,这样可以控制它们使用资源的数量。虽然壹个项目的资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预算的限制,但这种类型的资源配置在运行上是不同于货币预算的。它不是用来购买资源。这可以从劳动力的投入量得到说明。

比如运营壹个本地的娱乐中心的项目。它的年度预算是20劳动力壹年的工作和相应的房屋建筑。该中心的预算起着控制资源使用的作用。向规划部门登记的这个项目的预算壹半将用在员工上,其余的用在能源、设备和维护上。 娱乐中心并不给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人报酬。这些人的工作是从中心的预算中扣除的,但并不涉及资金的账户转移,而是直接划除。类似地,任何物质资源的使用如运动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没有人为这些设备“支付”,因为资源和项目本身都同样的被视为共同的财产。计划当局将支付计划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劳动,而不是由娱乐中心来支付。因为项目本身并不是壹个经济主体(即产权主体),也就不会出现破产的问题。然而,计划必须也壹定能自由的终止被认为不划算的项目,就像如果学校的学籍档案证明不再开放,当地教育部门可以关闭学校,如果学校被证明不能再开办下去。除非它们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经济核算体系要好,否则将决定关闭项目。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所论述的,不依靠市场核算并没有根本问题。同时,这样的终止并不会引起失业。国家通过平衡劳动力预算来防止失业总水平的上升。正如我们在第七章阐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降低消费品的价格来补偿。这意味着不可能因为需求的不足而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漩涡,而这正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虽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调整。如果妳参与的项目终止了,妳做的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但这并不意味妳已经变得多余。妳有权期望社会保护妳的收入并给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这个权利怎样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我们设想了壹个系统,人们可以直接受雇于社区(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独立的“企业”。当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时候,工人应该被尽可能迅速并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这总是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会”变成雇主,那么这种利益共同体就是与生俱来的。

假设如果玛丽正在寻找壹个新的项目来工作,她可以去职业介绍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记自己的职业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够工作的时间等等。职业介绍中心会利用计划当局的数据来在该地区找到与玛丽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项目。这意味着计划当局可以记录最新的可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和类型,从而能够为整个经济起草劳动力预算。与现在的职业介绍中心的不同的是,将为寻找项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数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类型的工作。壹旦玛丽决定了她想为哪个项目工作,并且确信自己适应其工作,她就将与职业介绍中心签订协议并确认其将为某个特定的项目每周工作的时间。然后计划系统将注册并开始确认她的账户的工作时间。

劳动积分的社会功能与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但它们是不同的。工人从社区获得的等于他为社区所工作的。在扣除税收后,这些劳动积分能够使得工人从社区获得包含相同劳动量的物品。显而易见,与钱的相似之处在于:劳动积分可以被“花费”在消费品上面。它们的区别在于劳动积分不能流通,但它用于购买后即被销毁了。在这方面它们就像火车票壹样,可以获得壹次旅行,然后会被检票员销毁。这壹限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剥削再次出现,金钱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前提。

在这样的系统中个人有权拥有个人财产、消费品和房屋。但他们不能拥有股票和证券(事实上,这些也不会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本,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土地和生产设备,而只能集体工作。个人也不可能雇佣其他人为自己工作,因为劳动积分具有不可转让性。英联邦允许个体经营可能是个好主意。壹些种类的活动最好在个体层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设和维修工作。它们的性质使得其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以“黑色经济而臭名昭著。根据古典经济学,个体经营并不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但个体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对价格将趋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只要進入个体贸易没有人为的限制,那么技术工人将获得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相同的时薪6。

个体经营

在共和国允许个体经营是个好主意。壹些种类的活动最好在个人层面進行。例如管道维修工作。这些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以“黑色经济”而声名狼藉。根据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个体经营并不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当个体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对的价格会根据劳动价值确立。只要進行个体经营没有人为的限制,个体经营者将获得与那些在社会主义领域工作的获得同样的时薪。

如果人们成为个体经营者,那么他们必须有权开公司或者与国有银行交易,这样就可以支付劳动债券。这就有产生变相剥削的危险,在实践中,所谓个体经营者可能将自己的劳动转包给其他个体经营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隐蔽劳动剥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剥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宪法保障了工人完全获取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并且依靠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7,而且向被剥削者收取惩罚性赔偿,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剥削雇佣工人了。

土地所有权

在当代的英国,土地像其他东西壹样也是私有财产。它可以被使用、购买、出售、继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废除了并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在所有情况下,国有化都导致了土地作为公共财产性属性的弱化。例如在苏联,国家可以处置土地。计划机构可以在壹块土地上建立壹个工厂或者开挖壹个矿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许可。但是当涉及到农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时,这样的权力就被弱化了,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承包给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结构(集体农庄)。这些机构可以有效的处置土地。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权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为回报。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在过去租金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社会主义政府壹直不愿意要求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壹种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权被当做私人所有来处置。

在国家拥有土地的情况下却没有收取租金,这既不公平也导致经济低效率。要理解这壹点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论。
题外话: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我们借用19世纪早期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认为地租的出现是由于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块生产力的差异。

确认土地的稀缺是地租产生的第壹个原因,他认为在新的殖民地,由于土地是可以免费获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后他观察到人们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居住和农业生产都将扩展到土地生产力较低较难工作的地方。假设有三个等级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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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长的第壹阶段,第壹等级的土地便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则玉米的价格将会是10英镑。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将会先后被开垦,而玉米的价格也会上涨来满足在生产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产成本。第三等级的土地也会被投入使用,而最终的价格也会上涨到20英镑。而此时第壹等级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镑的成本,并产生10英镑的利润。结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当于最好土地上半数产出的租金,而不会榨干农民的产出。租种第壹等级土地的农民现在需要把生产的壹半交给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种第三等级的土地的农民,这样不好也不坏。情况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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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价格=20英镑=生产成本+全部的租金=边际土地(第三等级土地)的生产成本

如果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当于得到了壹份相当于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这个例子中,壹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在耕种第壹等级的土地时将获得超过他生产每壹蒲式耳的生产成本的10英镑,因为第三等级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护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最高的土地确定的。我们可以定义这个剩余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给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认识到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上的贡献在于任何壹个产品的价值都由生产成本决定(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玉米价格不是因为土地租金产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为玉米价格而产生。

古典经济理论证明,由于不同土地生产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是正在考虑狭隘的土地肥力,或在从更宽广意义上看上认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这个理论都是正确的。在后壹种情况下,生产力源于运输成本的节省。正如萨伊所说,“距离相当于贫瘠。”在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私人机构或者个人(家庭、农场和公社),通过允许个人使用土地实际上已经否认了公共土地所有权。在中国,不同公社之间财富的明显分化,与当地的农业土地生产力有关,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见,私人和团体应当为使用土地而缴纳租金。这些租金可以用来补偿公共支出,减少壹般税收,并且可以转移支付给耕作生产力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会主义国家的壹个显著特征之壹便是,导致耕作的农民相对于公职人员更富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对地租的有效挪用。考虑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数的农民将耕作非边际土地并因此得到壹笔非劳动收入。

在壹个先進的工业社会,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筑用地的地租。尽管社会主义共和国可能允许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应该允许宅基地的私有。业主制定地租应该是基于当前出租用于房子的土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买了房子的人仅仅是买了建筑物,而住户在购买价格之外向社区支付的租金或地税,反映了他们的房子差别或房子附近的基础设施情况。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从壹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壹个人对另壹个人的私有权壹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壹个民族,以至壹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马克屎,资本论,第三卷,878页)。

在过去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关心的主要是人类利益的冲突。地主的利益与佃农是对立的,政治提案中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表现的也是这些集团的阶级利益冲突。现在再这样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恰当了。我们必须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问题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破坏的程度和规模最近才被我们重视。

现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几千年人类活动正在加速改变环境。确实有可能过去我们祖先导致的生态变化强迫我们改变生产方式。例如,推动美洲农业发展的动力可能是由于狩猎导致大型动物的消失(哈内尔,1977)。导致古代地中海奴隶制文明的崩溃的壹个原因即是由于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农业耕地的大量减少。吉诺维斯认为(1965),导致美国南方奴隶主集团和北方资本主义集团冲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带来的棉花密集种植。这迫使美国向西部扩张,并导致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冲突。

物种灭绝、森林砍伐与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现象仍然在我们周围发生,并且实际上是正在加速。而现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气的污染。环境改变不再只是影响当地社会和壹个国家,而是通过空气和海洋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很可能改变了大气的构成并导致了全球平均温度的大幅上涨。可能的后果现在已经周所周知:沿海地区的洪水、极地气候带的变化、世界主要农业区的损失、非洲和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规模的饥荒。

这些灾难的间接原因是产权的不明晰。自然资源的使用决定于私人、企业,甚至国家的决定也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这些决定给全球带来的长期后果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看来最终的解决办法并不只是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国有化,而是国际化。从长远来看,工业社会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赋予全球性的监管机构。它将批准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并确保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这样壹个机构的权力将远远超过传统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仅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全球性监管机构将不仅仅监管农业、林业和矿产开发对土地的使用,还将包括排放到空气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上壹些尝试,如联合国关于海底的公约申明海底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蒙特利尔公约更進壹步的规定了含氯氟烃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难想象在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实现世界资源的国际化。英国和美国拒绝批准海底资源公约,认为它侵犯了私有财产权——当然它的确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资源管理机构,可能要等到社会主义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取得胜利。

而在此之前,关于这些原则的共同争议在于——自然资源应当控制在尽可能最大的公共机构下。至少所有权应当属于国家这样层面的机构,大洲更好。

控制权与利益的分割

自然资源被滥用,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资源的公共所有并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存在着广泛的环境破坏。里海被严重污染,咸海因为其支流被大量用于灌溉而逐步干涸。在这些情况下,公有制并不能提供保护。这可能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机构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工业部门制定的目标使得工厂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护。而咸海周围各共和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得棉花产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咸海的渔业。壹个国家乃至于未来全世界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必须掌握在壹个不会从开发它们中得利的机构手中。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称这个机构为环境信托机构。它拥有所有的自然资源。它将授予计划当局使用资源的许可。它将规定排放的条件和其他使用资源的工业项目需要达到的标准。它可以确定个人或社区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规定生产或者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的附加费。税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费不应当交给环境信托机构(Environment Trust),而应当用来支付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支出。这是壹个重要的原则,因为它避免监管机构为了自身获利而批准自然资源的开发。人们希望环境信托机构(Environment Trust)在征收地租和附加费的时候能够像法院判处罚款壹样公正。

第十五章:对相反观点的考察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地阐释了我们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原则的看法。在最后壹章,我们将对近年来壹些社会主义作家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回应,并将其组织在两个主题之下:分配、价值与价格,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两个主题多多少少都和市场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在第壹部分,我们捍卫关消费品市场的方案(已经在第八章详细阐释)。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计划的目标始终按照消费者偏好進行调整,这种类型的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节,我们明确地把我们的“市场”方案和“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区别开来。考察两个最近几年的市场经济方案的例子,我们发现,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来讲,这两个方案都是不够格的。

分配、价值与价格

当我们第壹次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杂志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加万·达菲(1989)在同壹本杂志上做出了回应。虽然我们同意达菲的壹些观点,但我们认为他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回应壹些他的批评,来更清楚地介绍我们的想法。两个主要的观点比较突出。

首先,达菲认为,我们的观点在这壹方面有些讽刺:虽然我们极为重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潜力,但我们并没有主张壹个纯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价值或价格为中介的计划系统。达菲似乎把这看做是放弃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例如,兰格就把计算(computation)看做是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的替代二。正在兰格模式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即将实现的时候,科克肖特和科特尔竟提出了壹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其次,达菲认为,假如有人从消费品社会主义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也没有理由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社会成本的基准:他认为“简单社会成本”更为可取。

关于第壹点,我们应该强调,我们不是建议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通过市场分配。我们承认“社会公共品提供”的部门(如卫生、教育和儿童保健等)的存在。这壹部门的商品或服务应当作为基本公民权提供给所有人(见第五章)。在这里,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场价格来决定,而是通过民主辩论和民主政治来决定。尽管如此,我们提倡在许多个人消费品上采用市场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的消费品市场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由于完成工作或者转移支付,消费者得到劳动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价格”。价格也由劳动券来衡量,但由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可能会与实际的劳动量(也标记在商品上)有所偏离;
3.当消费者通过市场取得消费品后,他们的劳动券的余额将会相应地被“消掉”,为的是让他们的购买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费信贷)的限制。
实际上,它向每壹个消费者提出这样壹个命题: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壹定余量,并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个“纯粹定量”的替代系统,没有价格或者价值的系统,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必须为要生产的消费品设置壹个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产,然后消费者可能会从商店免费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价格,那么“收入”也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预先限制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随着壹些商品的存量减少,国家就简单地命令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产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么能阻止受欢迎的商品直接变成零呢?怎么在社会可用劳动力的约束下,确保生产能够长期保持在足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能够以零成本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样的“需求”的总和会不会超过社会可能的总产量呢?而实际结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吗?

有人可能会极力主张两点来反对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共产主义的“丰裕”和社会主义消费者负责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态度。但是,从所有产品都充足的意义来讲的“丰裕”,在这些产品定价为零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术持续改進,由于需要解决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加上极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的物质状况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废除经济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纵然社会主义的消费者有彻底的公共精神,不过仅有正确的态度是不够的。没有客观计算的社会成本的引导,人们没法知道给他们消费的“合理的”、“负责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们承认需要为个人消费加上壹个社会决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总消费需求保持在生产可能集之内,那么,在明确的收入付酬和消费品(非零)定价之外,替代选择是什么呢?国家可以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品的分配或者说“配给”,命令这些消费品的生产,然后将其直接分配给人民。但是,很难看出这样的系统如能够恰当地响应消费者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种各样的偏好和优先级。如果人民对他们的消费模式進行(受限制)的个体选择,那么,除了某种形式的市场,别无选择。受限的自由替换需要消费者的产品分配采取标量的形式(达到这样的总价值的任何妳所喜欢的产品)③,而不是标量的形式(商品数量的列表,或者配给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价不过是实行这种标量约束的手段。

当然,承认需要有消费品市场,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我们所提出这样的市场应该如何运行的具体版本。由此我们来谈谈达菲的第二个观点,即关于使用劳动价值来体现社会成本。

我们承认,用简单的劳动价值来衡量社会成本,容易招致批评。我们已经在第五章处理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经济计算的唯壹手段无疑会导致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低估,而简单地应用劳动时间并不能“生产”出这些自然资源来。其次,严格的劳动价值计算忽略了社会劳动应用的时间尺度的问题。生产两个产品可能需要同样的总劳动时间,但这壹劳动在日历上的时期却可能是不同。如果这种差异有实质意义,那么,劳动价值计算必须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样是在第五章里,我们简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达菲建议,相较于劳动力价值,“生产的简单成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量的方法更为可取。对此,我们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讨论,正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成本”远不简单。它假定了作为权利主体的企业的存在——实际上,假定了生产资料中私有产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简单”的给定的生产成本;任何衡量社会成本的可选手段,都必须由社会来定义和计算。我们认为,劳动时间为这样的计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尽管必须对其加以补充。我们在第五章中说明了补充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论点撞上了近期右翼亲市场观点的潮流。这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相信,时兴的观点的错误的,而且最终壹定会被认作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更关注这壹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作家公然对“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严重怀疑,反而鼓吹各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四。反对这种潮流的声音是相当微弱的伍。

在这壹节,我们考虑壹些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将论证,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目标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同意迪瓦恩(1988)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反映的,不是由社会主义理论家作出的大胆的崭新的构想,而是对右派统治地位的有害的调和。葛兰西要求“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也就是讲究实际的同时,满腔热情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而19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暴露了“意志的悲观主义”,对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任何真正与众不同的长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显,对于近来提出的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能都提供详细的评论。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专注于西方的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和东方的阿甘别吉扬(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贡献。

戴安·埃尔森:社会化市场?

戴安·埃尔森(1988)认为,“社会化市场”提供了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种替代选择。我们则认为,她的社会主义市场方案,对资产阶级经济经济学让步过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对亚克·诺弗说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亚克·诺弗宣称有效率的中央计是不可能的——对于这壹说法,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对其進行不遗余力的反驳。

确切地说,我们认为:

(1)通过将注意力从生产过程切换到交换过程,埃尔森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
(2)她的社会化市场制度,将保留大部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因此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会更加准确;
(3)它会容易受到所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埃尔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来说明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以为的理想市场相去甚远。埃尔森认为,从资源的运作来说,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及实际成本,也很少会有自由竞争,而且消费者主权实际上无效,萨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献来加强她的观点。

尽管这种批评在指出彻底的市场拥护者的构想缺乏现实主义方面是有价值的,却似乎是要替代壹个不在场的概念。在她对她所指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中,剥削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为壹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消费者对组织市场的方式不满意,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壹个它的受害者试图解决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听任富人剥削穷人的劳动。社会主义是对资本家剥削工资劳动者的回应。

在本书中,我们提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在当前的语境下,重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之壹是驳斥剥削产生自市场的不完全运行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论证了,剥削产生自商品生产的逻辑。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这壹点,他做了“商品按照劳动价值的比例交换”这壹“宽松”的假定。这是最先進的资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理想。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复杂因素——不同的资本密度,部分垄断等等——会阻碍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比例。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资本论第壹卷中假定了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买卖都是等值交换。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在每次买卖时,黄金中物化的劳动量就等于所购买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换句话说,他假定交换过程不存在欺诈。他知道,这壹切都是反事实的——工人通常会买到掺假的产品,资本家通过实物工资或者工资的额外扣除来欺骗工人们。但出于论证的目的,他说:“让我们承认市场是完全公平的,我将表明它仍然会导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特殊性。劳动力之所以独特,在于它对资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创造价值。劳动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样,都按照再生产的成本進行出卖。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劳动力低于再生产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职农民,不会从市场上购买他们所有食物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即使它确实以完全的再生产成本出售,剥削仍然发生。工作日被延长了,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技术让生活资料更便宜,从而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从政治上看,这壹论证是要驳斥那些认为公平交易、废除垄断和公正的工资水平就可以拯救无产阶级的人。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工资制度本身才会终结剥削。任何对市场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中心的对抗。但是,埃尔森提出的正是对价格的改革。

埃尔森提出种种公立机构来设定价格标准。这些机构将可以得到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的详细信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壹些利润,就可以为每种商品设定价格标准。(但是没有说清楚利润的基础是什么:是跟使用的资本成比例,还是跟经常成本成比例?)设定这些价格标准—显然并不打算是有约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据的数据,被称为市场的社会化。

“社会化市场”这壹术语是很有误导性的,因为市场从来都是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是私人个体進入社会关系的典型途径。当社会壹词与市场壹词结合在壹起的时候——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化市场,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有所警惕。考虑到剥削在马克思很宽松的假定下都仍然会存在,社会化市场也会允许剥削存在。社会化价格标准仅仅是指示性的,对买家和卖家都没有约束力:“价格和工资委员会可以生成价格标准,提供信息买卖双方,使之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监督’价格和工资。”(埃尔森,1988,第33页)如果这些标准不被社会接受,那么要改变的,不是价格,而是这些标准。社会化市场和正常市场的主要区别似乎是,在前者是纳税人补贴某些通常是由买卖双方承担的市场成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这壹市场比起没有补贴的市场调整起来可能会更平稳,但是其效果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看壹下关于劳动力的买卖这壹关键问题,埃尔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于调控剥削的价格和收入政策。工资和价格委员会为所有工资率制定标准。这显然不是废除工资系统,而是对其進行调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资等级由私人经济合同执行,现在则变成了公共政策问题,由国家机构将其合法化了。同时,毫无疑问,价格和工资委员会考虑到确保工业的利润率的需要。在这里,我们進入壹个有争议的层面,因为设置工资水平会影响到剥削率。任何试图设置更高的工资水平的企图都将被雇主抵制,而任何试图设置更低的工资水平的企图又都将被工会抵制。如果工资标准是有约束力的,实际工资率将由雇主与工会相对实力以传统方式决定:罢工、停工等。

埃尔森提出了壹种能够显着地改变剥削率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个最低的基本收入,无论他们是否被雇佣。这壹政策由绿党所倡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疑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如果罢工的工人知道他们的家庭壹直有饭吃,那么他们的立场会加强,罢工行动将会更坚决更成功。但是,我们不应高估这壹系列无条件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影响。埃尔森也表示这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够买壹点糊口的扁豆、几条廉价牛仔裤和几张地板上的椰衣垫。这听起来并不比靠当代的社会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会保障计划壹样,它受到同样的矛盾因素的影响:必须保证人们的积极性而不是破坏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不能征收沈重的税收负担。人们在工作的同时往往也有达成了其他的承诺: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等。当人们罢工或者失业的时候,社会保障金会很快被花完。

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進阶级斗争。他们不愿意做的是,“消除劳动力买卖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出处同上,第30页)。劳动力的买卖是剥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内在对抗性的。购买劳动力的企业仍然是法律主体,其目标是劳动力赚取利润。它们是法人,有购买、出售和签订合同的权利。简而言之,它们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的人格化”。它们可能是由国家所有,必须向国家的垫付资本支付利息,但是它们资本属性的减少,并不比国有的英国利兰汽车公司更多。事实上,埃尔森提议让壹个叫“公共企业监督者”来确保国家的资本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率。

在劳动力继续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地方,就壹定会有围绕劳动力价格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是最终的工资调整者。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经济性阶级斗争将使得工资上涨。通过有约束力的价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对其進行调控也许是可能的,但这纯粹是壹种自愿的机制,埃尔森认为它很可能是不稳定的。要么导致通货膨胀,恢复失业以惩罚劳动力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要么就将要求强制性的价格管制。社会将面临着在资本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选择。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92),像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清清楚楚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在经济领域恢复失业的“鞭子”,因为没有失业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要么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会调控。这并不是要否认埃尔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环境下是進步的。人们可以将其看做是壹条渐近线,与前撒切尔时期的社会民主壹样,其发展方向是朝着:几乎完全国有化、自愿的价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因此,这壹制度将比现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是从经验看来,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秩序是不稳定的。它保留了货币和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消除了使得这些都起作用的失业,并且弱化了作为资产阶级纪律因素的国家。这是壹种过渡的社会形式,要么像英国壹样恢复到私有资本主义,要么走向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也适用。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则绝对是反动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壹种不稳定的经济,通过阶级斗争转向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尔森提出的社会化定价机构拥有计算机网络和生产的信息,而这正是向计划的有效过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将这种机构作为计划经济之前的过渡性措施,那是说得过去的。但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处于進攻态势,更可能向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提议,不过是通向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旅途中的临时中转站而已。

所有市场经济都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影响。不稳定有两种主要形式。第壹种形式是衰退,当衰退发生时,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失业;第二种形式是过量的需求造成通货膨胀。在那些回归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形式:通胀飙升,同时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聪明的左翼经济学家壹样,埃尔森明显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这些倾向,但她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无论人们要怎样说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经济制度的坏话,那时的价格是稳定的,也没有经济衰退。苏联制度不是没有问题,只有意视而不见的人才会那么认为。但是,对于本世纪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改变,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往前迈進壹步。埃尔森和与其相似的俄国思想家所鼓吹的,是从马克思退回到亚当斯密。

阿甘别吉扬: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

在这里和之前章节所展开的论证也为我们批判苏联经济改革的概念听了基础。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别吉扬提出的。他是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几个关键的经济顾问之壹。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书中,阿甘别吉扬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经济的”方法的区分,并且强调要减少前者增加后者。他宣称,“现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征是行政的方法占有显著的位置,而经济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页),接着声称改革的本质就是“将管理从行政管理过渡到经济的方法”(23页)。

如果这仅仅意味着他反对专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细致的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经济的”),那这样的观点并不会引起争论。但实际上,在这壹概念和有争议得多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下滑。首先,阿甘别吉扬似乎确认“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计划本身。在评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计划时期,他宣称,“从三十年代开始在管理中经济的方法在减少。中央集中分配资源取代了生产单元之间的贸易,市场也因此萎缩了”(出处同上,21-22页)。因此,这里的“经济的方法”与“集中的配置”是对立的。当他阐述经济方法的内容时,问题变得清楚了: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将联合体和企业转变为完全经济责任、经费自给、自主管理,以及在价格、财政和信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3页)。在别的地方,他把经济方法与市场关系的刺激以及利润的更大的作用联系起来(58页)。最后,他提出国家计划将被“废弃”,让位给这样壹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企业和联合体将制定和批准它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将不再服从上级的批准,也绝对不再有计划配置工作”(1988,112页)。

虽然阿甘别吉扬对第壹个五年计划在促進苏联的工业化方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他实际上认为中央计划的“行政的办法”是过时的、专制的、官僚的和无效率的,而注重市场价格、利润率和企业财务自主并且完全废除中央计划指令的“经济的方法”是现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来自于苏联武断官僚的中央计划的经验,但这是壹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判断。我们已经表明,中央计划不必是武断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确定义的社会成本的计算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壹直在努力说明,社会劳动时间核算的社会合理性是优于市场的。没有必要将消费品市场(我们之前倡导的总体计划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价格,与通过给予企业完全自主权以瓦解社会主义财产联系在壹起。宣称企业应该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作,以及积极提出新产品——这是壹回事,而认为它们应当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制定自己的计划来响应市场信号,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实上,如果它们被授予后面的角色,那么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别吉扬所做的这种讨论,隐含地支持了经济理性和市场过程,问题多多,必定会误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这壹逻辑带来了什么:全部有效经济计划的崩溃、失控的通货膨胀、普遍的经济混乱、大规模失业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终胜利。向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空前的经济灾难。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壹改革重建了少数资本主义列强的宰制。1917年前统治世界的正是这些列强。在政治层面上,“改革”导致了这样壹种形势,社会主义运动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会主义不在了。对于那些被剥夺的人来说,除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什么希望呢?除非是壹个比以往任何的社会主义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壹个建立在清晰的经济和道德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壹个不向令人泄气的市场神话投降并交出其完整性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毫无希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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