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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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积极意义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14日

作者 熊飞骏

壹、中华大国民对民主的认识误区

中国的民主才刚刚起步,国民尚处于民主理念的启蒙阶段,民主派生的社会问题还没机会在中国充分展露,但中华大地却弥漫着壹股质疑民主的“冷空气”,“中国不适合民主”等妖魔化民主的言论不断见诸媒体和网络。这真是咄咄怪事?人类的大多数都证明好的东西, 我们还没来得及尝试为何就断言不适合文明古国呢?

有关质疑民主的言论很多,下面我只就常见的问题谈壹下自己的看法。



误区之壹:中国公民素质低下,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这样的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点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治、乱”轮回,包袱沈重,灾难深重的13亿人口大国,要想迅速富强掘起,照搬西式民主是不现实的,相反还应该长期坚持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主义,就是要使政权始终保持壹定程度的威权主义性质,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实际上,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掘起,也无壹不是先走国家主义道路的!

上述观点看似很客观理性,其实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首先中国人为什么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

中国是壹个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在明王朝以前壹直遥遥领先于人类世界。明王朝以前中国虽是专制政体,但世界各国也壹样是专制政体。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专制政体比较成熟,尤其是科举制度网络了大批英才为专制政治服务,因此较之其他的专制政体更为行之有效,所以中华文明才因此壹路领先。十七世纪以后,以英国、比利时、瑞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国家摒弃传统的专制政体,依靠民主和法治来重组自己的文明,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突飞猛進,文明程度很快超过中国,国民素质也大幅度提高,科学文化教养也远远超过依旧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中国人。在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带动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专制投奔民主,这些国家的国民素质也因此后来居上。

上述历史说明了这样壹个事实: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高于中国,是因为这些国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缘故。中国公民素质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为中国没有从专制走向民主。

民主国家不是先有国民高素质然后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国民高素质,也就是说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药方。

中国人之所以总体素质不高,是因为长期专制统治的恶果。

如果因为国民素质低的原因而摒弃民主,那么我们的国民素质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因为专制是国民低素质的根源,民主则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中国只有走向民主,国民素质才有提高的可能。虽然不能在壹个晚上变成文明人,但却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质的良性循环。

其次日、德两国的现代化走的是“国家主义”这条强国之路,但两国走的是“民主国家主义”,与专制统治有本质的区别,说得形象点就是“民主的初期阶段”。两国都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的,两国现代化早期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独立议会”并切实地负起责任,法治也得到充分的贯彻和尊重。等到民主和法治深入人心时,两国马上由民主的“初期阶段”转入“高级阶段”。

再次国民素质的提高虽非壹朝壹夕之事,但如果拥有壹个对国家民族勇于负责的精英政府,民众的素质在短期内可以得到飞跃式的提升。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公孙鞅变法就是壹个很能有说服力的例证。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民的综合素质比我们低得多,壹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数日本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认为日本国民没有“姓”太没面子了,于是就责令每个国民必须为自己确定壹个“姓氏”。普通日本国民不明了“姓”的确切意义,为了敷衍上面纷纷把自己的居住地作为姓氏,附近有壹株松树、杉木或藤本植物的就姓“松下”、“高杉”、“伊藤”,房子被稻田围绕的就姓“田中”,住在山谷的就姓“山口”……明治政府是壹个高效的精英政府,在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精英的努力下,日本国民素质加速度提升,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站到了同壹个地平线。

印度、墨西哥等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提升缓慢,并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缺少壹个勇于负责且强有力精英政府的缘故。再说印度的国民素质毕竟提高了,在今天已后来居上超过中国。如果当初他们没有选择民主政治,那就肯定没有提高的那壹天,更不用说超过中国了。

诚然,国民素质低下会大大影响民主的進程,因为民主不仅仅是拥有壹套完善的民主体制和健全的法律就可大功告成,还需要民众拥有民主、法治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否则再好的制度执行起来也会变味。但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引导的,壹个有能力且有责任心的政府能够在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让民众思维方式转换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建国时期。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并没有从英国独立出来另行建立壹个国家的意识,他们只希望英国的统治能够公平壹点,让他们享有和英国本土公民同等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不要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把美洲殖民地当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是约翰、亚当斯和潘恩等人的文字转变了美国公民的思想,尤其是潘恩的《常识》像壹团燎燃烈火,点燃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摆脱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必要的,在新大陆建立壹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是他们的天赋人权和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结果不到壹年时间,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站到“独立”这壹边,第二届大陆会议顺利通过了独立的决议并起草了人类历史上第壹部最伟大的政治文献《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成其为壹个国家,只是壹个名词意义上的松散联邦,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各自为政,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内政外交,和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有着惊人的相似。谢斯暴动后,美国人意识到过于松散的联邦没有能力保护共同安全,决定十三个殖民地加强联合建立壹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于是各殖民地选派代表参加费城立宪会议,制定壹部国家能够真正运转和切实负起责任的宪法。费城会议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智慧,但这部宪法能否在美国付诸实施却前景渺茫。因为此宪法必须得到十三个殖民地议会中的九个批准才能生效。早期美国人大多是为逃避欧洲封建国家的暴政移居新大陆的,他们对大国家和大政府有壹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任何损害州权和增加国家权力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对他们天赋权力的侵害。而美国宪法却要求把原属于各州的军事、外交等相当多的大权全部交给国家,天性酷爱自由且对大政府有相当警觉的美国人应该从心理上抵制这部宪法。汉密尔顿是现代美国的第壹大功臣,这部宪法能够顺利通过是以他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努力的结果。美国宪法制定出来后,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美国宪法的精髓,建立壹个强有力国家的必要,各州把部分权力交给国家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而追逐未来的大利益……汉密尔顿等人的文章(《联邦党人文集》)在美国十三个殖民地广泛传播,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在这些文章的引导下发生了壹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小国寡民意识转为大国家意识,由宪法的反对者变成宪法的拥护者。结果不到两年时间,美国宪法就在各州获得通过,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现代美国就这样诞生了。

美国早期的历史说明民众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可以积极引导的;但能否被有效地引导取决于两个前提:壹是拥有相当壹批有良知且对国家民族的進步有强烈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二是新闻自由。潘恩的《常识》在三个月内发行超过壹百万册,当时美国只有三百万人,相当于中国发行四亿册,如此大的发行量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潘恩当时并不是什么权力人物,不能像选集之类的书籍壹样進行行政摊派。

所以中国民众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说法不成立!







误区之二:民主会造成国家的长期动荡,甚至分裂。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在痛定思痛之后抛弃了极权政治,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民主之路。

民主并没有象民主斗士承诺的那样在壹夜之间把苦难深重的前苏联带入梦想中的天国,相反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个号称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超级强国在壹个晚上解体了,分裂成十五个步调不壹致的独立国家。

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继承了超级强国的大部分遗产,它有充分的自信能找回苏联的荣光,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依旧高居世界第壹,依旧是世界第二核大国和航天大国。如果俄罗斯能有效地利用民主政治的优势,它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会很快超过前苏联。

遗憾的是,俄罗斯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很快品尝到民主的果实,相反因推行“硬着陆”式的经济转型而陷入暂时的困境。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和前苏联相比并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多数时候还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内部问题而忽视了对外造势,结果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前苏联相比急转直下,从而极大的挫伤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前苏联的卫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纷纷加入北约;乌克兰、乔治亚也发生“玫瑰色革命”倒向西方。属于俄罗斯版图内的车臣也跑出来凑热闹,嚷着要步那些加盟共和国的后尘闹独立,被莫斯科否决后就针对俄罗斯平民发动壹边串的恐怖袭击……

俄罗斯民主在中国人眼里壹度成了“壹团糟”;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俄罗斯从此会永远地衰落下去,甚至会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发展步伐,并且直觉地把俄罗斯的衰落认定成是“民主”的恶果。中国人免不了要问:如果没有民主,苏联会分裂吗?如果俄罗斯不走向民主,斯拉夫人的国际地位会壹落千丈吗?

如果不对苏联问题進行客观历史的分析,就很容易把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认定是“民主”造成的,并進而推论出中国如果选择民主,也壹样会造成国家的持久动荡,甚至四分五裂。

纵观前沙皇俄国和前苏联的近现代历史,就会发现苏联的解体是迟早的事,国家分裂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种下了,和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民主只是加快了解体的步伐而已。从另壹个角度来说,既然迟早要解体,迟解不如早解,好合好散总比结下血海深仇后再散伙结果要好得多。

前苏联除俄罗斯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是沙皇和斯大林在欧亚两洲侵占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并入俄罗斯的时间并不长,长者才两百多年,波罗的海三国并入前苏联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因为赶上全球非殖民化的浪潮,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印度、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和非洲领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前苏联殖民地要想不受到鼓舞是不可能的,结果莫斯科还没来得及同化这些殖民地就遇上了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强大离心力。加上前苏联政府在上世纪犯下的壹系列重大错误,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削弱了苏联的吸引力。这些加盟共和国虽然统壹在苏联的旗帜之下,但从没有象美国各州对合众国那样信任和依赖,相反是同床异梦各怀异心,做梦都想从苏联脱离出去,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靠高压促成的联合是不可能长久的,壹旦国家机器出现薄弱环节就不可避免会四分五裂。而极权体制下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永远强有力且有序运转的,因为极权政治没有连续性。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就象是从外面抢来的孩子,要想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孩子就得象对待亲生孩子壹样真正关爱庇护他们,使他们在这个家生活得幸福美满,富有自豪感、荣誉感和安全感,壹离开这个家就会感到无依无靠危机四伏或丧失尊严。美国各州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但没想过要闹独立,相反如果合众国政府想要让某州成为主权国家壹定会遇到这个州的玩命抵抗,因为合众国是各州最理想的幸福家园,谁也不愿离开这个家,象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州都是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从墨西哥抢夺来的殖民地,但这几个州宁愿和妳玩命也不会想到回归墨西哥去。所以同化殖民地的最好途径就是提高宗主国的吸引力,使宗主国成为文明程度最先進也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高压只能取效于壹时,并且不可逆转地伤害殖民地人民的感情,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留下赢得民心的空间,从而播下日后分离的种子。前苏联不但没有让各加盟共和国感受到是他们的幸福家园,相反还因大清洗和扼杀生产力的经济政策成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噩梦和永不消逝的痛,结果谁都想从这个大家庭逃离出去。所以说苏联的分裂要素是前苏联时期种植的,民主只是为那些想逃离家庭并开始破坏家具的“外来妹”打开壹扇窗户而已。

再说“分家”也不壹定是壹件坏事,当家族内部的成员变成互相否定甚至互相威胁的几个部分且矛盾不可调和时,与其用高压把他们捆在壹起还不如让那些对家庭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逆子”自谋生路。大英帝国从没有后悔让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阿富汗、南非等国家脱离英国独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也没有后悔让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我们为何替他们抱不平呢?

至于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期遇上的暂时困难更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苏联计划经济造的孽。首先前苏联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是“吹”出来的,极权体制下的统计数字包含有多少水分我们应该深有体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必需品奇缺,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买壹磅面包也得排上壹个小时以上的队……现代俄罗斯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准也不比前苏联差,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渡过了转型期,经济步入平稳发展阶段,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比前苏联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也比中国更有活力,俄罗斯“绿卡”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劳工有很大的吸引力。俄罗斯人也逐步找回了自信,国际地位也在逐步上升,政治经济步入了良性循环……这些都是“民主”为俄罗斯带来的福荫。如果俄罗斯没选择民主,今天的俄罗斯人说不准买壹磅面包会排两个小时以上的队,金正日的北朝鲜就是榜样。

和苏联同时民主化的国家还有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民族分裂的现象,也没有发生俄罗斯转型期那样的动荡,所以国家动荡甚至分裂不是民主造成的,就象北宋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遇上的天灾不是“变法”造成的壹样。

中国和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国情相差甚远,民主造成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壹是中国是壹个历史悠久的大壹统国家,统壹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中国历史上因为官逼民反的原因出现过多次分裂,但每次分裂后都会再度统壹,即使碰上南北朝时期那样长的分裂也不例外。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了西藏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新疆并入中国的时间是1775年;内蒙古1635年并入后金,1644年被清帝国作为嫁妆带入中国;但这些地区在汉唐王朝时期也曾是中华帝国大家庭的壹员。至于西藏虽然融入中华文明时间较晚,但西藏在历史上文化极为落后,人口稀少,并入中国前也不是壹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和中华文明接轨是推進而不是阻碍了他们的文明步伐。所以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亲和力比俄罗斯与各加盟共和国的亲和力要大得多,分离因素也要少得多。至于散居东北和西南丛林中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则早已深度汉化,“独立”在他们头脑里更是壹个不可思议的名词。

三是中国的民族政策比俄罗斯要高明壹些,除了给予少数民族比汉族还多的优越条件外,有计划的移民政策也使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成为汉族占优势的地方。各位不知去过新疆没有?除了南疆土鲁番、喀什、和田等少数几座城市外,包括省会乌鲁木齐在内的其余大中城市都是汉人占优势。维族聚居的吐鲁番和喀什虽然算得上大城市,但两者之间又被汉族聚居的库尔勒、阿克苏等更大的城市有效地隔开,也就是说两座维族城市联合起来闹独立是不可想象的。内蒙古的各城市我还没有完全走遍,但最为偏远的额济纳旗的的常驻居民也主要是汉人,其余相对发达的城市估计也是汉人占优势。今天的世界是城市文明,“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汉人占优势的城市干吗要从大汉文明中分离出去?城市不闹独立,分散的乡村能有效地闹独立吗?中国在上世纪也发生过不少大的政策失误,损害了国家的吸引力,但对新疆、内蒙等地少数民族造成的伤害比苏联要好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進和文革给汉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西北少数民族则较少受到波及,新疆还成为汉族在大饥荒时期的避难所,当内地的经济在大踏步后退时,新疆经济却在前進。

四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从来都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官民矛盾,中华文明的历次大浩劫都是汉人打汉人或外族入侵,而不是内部的民族仇恨。十九世纪虽然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事件,但也是在大平天国和撚军等更大规模的汉人内斗鼓舞下发生的。

…………

综上所述,民主应该不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就算发生意外之事也不是民主的过错。中国壹旦走上了民主之路,有效地调动起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能顺利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有效的途径把智慧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文明進步事业,社会公平,各项工作运转有序,国人找回了尊严和信仰,贪污腐败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颓废的社会风气被昂扬向上的進取精神所取代……中国的国力就会蒸蒸日上,民族文明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中国的向心力也会因此大大加强。那时各民族都有了尊严感、自豪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族分离趋向也会越来越小直到消失。

坚持专制拒绝民主变革才是造成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

中国最大的壹次领土丧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坚持特权专制不动摇的满清权贵把可望使中国超越俄日的戊戌变法扼杀在血泊之中,导致本来没有任何民意基础的革命党壹天天做大,终于在旧历辛亥年酿成了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暴力革命,面积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在俄罗斯的鼓动资助下乘机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脱辐而去。

如果满清政府不扼杀戊戌变法,革命党根本没有发迹的土壤,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不会瞬间崩溃,外蒙古也就不可能乘虚叛变独立。

前苏联的顽固守旧势力如果不发动捍卫红色专制的8.19政变,除了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外,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壹样不可能在壹夜崩溃。

…………

至于俄罗斯转型期的动荡中国也壹样不会因民主而发生。中国目前已完成了经济的部分转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丰富,民营企业已替代国有企业成为经济的主力军,“经济接力棒”已部分交接,不会出现俄罗斯那种旧经济基础壹夜垮塌,新经济基础尚未建立的“经济断层”。所以中国不会因为民主而出现长时间动荡,相反会因为民主和“刚性法治”把中国社会带上稳定有序的发展轨道。

在民主的早期,公民也许会因为缺少民主、法治思维方式和对政府不信任感的惯性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或利用民主发泄自己长期积郁的不满情绪,跟在“民主”招牌后面瞎起哄,出现“霍元甲”“戈尔巴乔夫”之类的选票,制造与民主精神相悖的闹剧。但如果民主的步伐坚定不移,公民就会很快发现他们的民主权利受到了真正的尊重,而不是传统式的“走过场”,这时绝大多数公民都会认真的对待民主赋予他的权利,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认真行使这项权利就是成心和自己过不去。日本公民在二战后第壹次行使普选权,有些地方居然出现把妓女选進议会的闹剧,等到他们选出的妓女真个進入议会代表他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在这之前权力机关会超越“民权”把妓女剔除掉),他们才发现当初的恶作剧是对自己多么地不负责任。结果等到第二届议会选举时,公民选举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些富有能力且品格过人的精英人物,因为只有精英人物才能尽职尽责在议会转达他们的正当要求。同样在民主早期,因为选举出的政府缺少行政经验,对自己的行政职能不熟悉,出现政府权威衰退的迹象,社会的各种阴暗势力也会不恰当地利用民主的宽松环境跳出来危害社会。但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在公众严密监督下的民主政府会很快熟悉自己的职能,把社会纳入有序运转的轨道,否则就会因为不称职而被整体罢免。



所以民主会造成国家的长期动荡甚至分裂的说法不成立!









误区之三:民主会亡党,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



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民主会亡党;不民主会亡国。”

这样的言论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却是匪夷所思的。

第壹次看到这样的言论是在四年前,那时我正在研究“戊戌变法”那段历史,壹百年前的北京故宫也流传著类似的言论:“变法就会亡满清,不变法就会亡国”(变法就是加强民权和法治的现代化变革,也即民主变革),最后满清权贵和没有任何民族责任心的既得利益阶层决定“宁把国家交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友邦指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家奴则指汉人。)

于是以那拉兰儿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把谭祠同、康广仁、杨锐、杨深秀、林旭、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押上菜市口腰斩,民族英雄的鲜血被京城百姓醮了人血馒头,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则亡命日本。有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就这样淹没在血泊之中。

变法被扼杀了,按满清权贵的逻辑他们的江山应该不可动摇了,皇位可以千世万世地传下去。可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保住了吗?

1911年,被维新志士鲜血浇醒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反抗满清统治者的第壹枪。才两个月功夫,南方十多个省市纷纷宣布“独立”,满清的统治在中国土崩瓦解。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了皇位,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满洲鞑子自此成为被统治者,离他们屠杀“六君子”的时间还不到14年!

这还不算完,满洲鞑子的精神领袖爱新觉罗家族的噩梦还在继续。

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闯進了北京故宫,把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皇族人员从他们居住了近三百年的“家”驱赶出去。尊贵的皇帝公主们就这样成了壹介平民,甚至连平民都不如,因为无家可归和“流浪汉”很接近。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苏联红军作为战俘押解到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曾经尊荣无比的皇帝自此成了卑贱的囚徒。

除了爱新觉罗家族外,满洲权贵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象猪仔壹样被抓起来杀掉就是沦为最底层平民,从事低等职业茍且偷生,谁也没能保住自己以权谋私聚敛的巨额财富。

…………

这里有必要回顾壹下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以天皇为首的“明治精英”领导下自上而下发动的。明治维新极大地激发了日本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日本短期内从壹个愚昧封闭的“蛮夷土邦”壹跃而成为亚洲首屈壹指的现代化强国,在二十多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四个世纪的路程。日本的快速掘起极大的提升了“天皇”的威望,从而赢得了日本国民的普遍尊敬和爱戴。在民主共和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世界,日本国民从没想到要把“天皇”从最高宝座上赶下来。就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战败那段悲惨的岁月里,沦为战胜国铁蹄下的日本国民也壹直要求保留“天皇”,最后盟国占领军只好“服从”日本民意,继续让天皇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直到二十壹世纪地今天,“天皇”依旧是日本第壹公民。

与日本天皇类似的还有英国国王。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发生“光荣革命”,醉心于无限权力的专制帝王詹姆士二世被民权精英们推翻,诺曼底公爵威廉被英国议会迎立为英国国王。随后威廉签署议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主动放弃专制统治,交出大部分传统由国王拥有的权力,在英国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变革。英国自此突飞猛進,在壹个世纪的时间内国土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推進到三千多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阿富汗、中东、埃及、南非……)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国旗自此绣上了“日不落”标志。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无限荣光,英国国王也赢得了英国公民的普遍敬爱,三百多年来壹直安然无恙地坐在国王宝座上。前几年英国鉴于世界民主共和的大趋势,加上王室发生的壹系列丑闻,决定在英联邦就“是否保留国王”举行全民公决,结果英联邦以绝对优势的票数要求保留国王……

下面我们来反推壹下,如果当初满洲权贵没有扼杀“戊戌变法”,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在近代就会赢得壹次巨大的机会,会很顺利地完成现代化進程。以当时中国的雄厚国力和丰富资源,中国会赶超日本成为亚洲壹号超级强国,日本全面侵华也会成为不可思议的故事。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的权力交接方式就会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径,为了争夺国家控制权而发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会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中华文明就会摆脱循环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积累起来并進而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国会很顺利地跃升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進的国家(也许仅次于美国)。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中国人的血质里也不会潜藏那么多的非理性暴力倾向,长达壹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会使绝大多数国民变得通情达理……

综上所述,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走上文明富强之路,满清皇族会因此赢得全体中国人壹致的崇敬,会稳稳地呆在北京故宫享受皇帝的尊荣。绝大多数满清既得利益阶层也会牢牢守住他们的财富,并在壹个世纪的文化薰陶下進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

当初满清既得利益阶层断言“变法就会亡满清!”没想到结果刚好相反:不变法就会亡满清,变法就会皇位永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民主就会亡党”的言论是否站得住脚?

“不民主就会亡国”没必要在此讨论,相信稍微有点理性的中国公民心中都有答案,今天席卷中华大地愈禁愈烈的腐败浪潮就很能说明问题。

民主是否会亡党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民主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现政权建立新政权,也不是只有新政权才有资格领导民主。

民主的精髓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民权”和“法治”。如果现政权主动扩大“民权”,以“法治”代替“人治”,就壹样有资格领导“民主”。当现政权对中华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实负起责任,领导层主动放弃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相背的部分特权,把中国推上健康有序的民主之路,现政权就是民族進步的功臣元勋,那么民主又何来亡党壹说?

民主不是壹步到位的,而是壹条渐進之路。美国全民选举各主要行政区域的壹把手和三权分立是“民主”;上上世纪日、德两国由权力精英领导,取消政治藩篱,向民众开放部分权力同时加强法治也壹样是“民主”;在壹个传统全部由上级任免的官场,如果实现“县官直选”,尽管决定国家大针方针的高层官员依旧是“任命”,但不能否定这个政权向“民主”迈進了壹大步。

民主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除了传统的“君主立宪制”,“仪会制”和“总统制”外,还有部分公民素质较低的国家推行的“精英层率先民主制”。英国民主早期就是走的精英层率先民主之路,全国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不到百分之五,选民资格受到因文化水准等因素的诸多限制。等到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质受到必要的历练时,才逐步放宽选民资格限制,直至实现普选制。

实现民主的道路也不是单壹的,暴力革命更不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唯壹选择。法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走向民主的典型国家,但日、德等国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走上民主之路的,以后的事实证明非暴力式民主之路比暴力民主之路更有效力。美国、比利时、瑞士是通过独立革命的契机走上民主之路的;英国的民主则是专制王权和民族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日、德两国的民主化则是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物赐给国家民族的福荫……

中国最理想的民主之路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日、德式,但前提是领导集团中有足够的精英人物,同时领导精英也能对中华民族的文明進步切实负起责任。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信心。

中国的民主之路应该尽量回避暴力革命式,历史的经 验壹千次地证明,通过暴力革命走上权力之路的政府难以负起领导民主的责任。历史上历次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改朝换代,在暴力造成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新政权有哪壹个不是前朝专制统治的翻版,且大多数连前朝都不如。

日、德式的民主之路主要是权力人物主动放弃部分特权,建立“独立议会”,政府精英化,行政法治化,新闻自由化,廉洁政府和司法独立,面向全社会公平竞争考试选拔公务员队伍,不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基层政务官直选(县官直选),同时有计划地强化国民的民主理念和法治教育。

如果中国能顺利走上日、德式民主之路,现政权依旧是中国的领导者,党和民主就是共生关系,民主又怎会亡党呢?

最理想的民主之路毕竟是良好的愿望,能否走上这条路是不确定的。但就算我们错过了理想之路, 通过另外的途径走向民主,“民主”也壹样和“亡党”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人最熟悉的民主国家莫过于俄罗斯,还是用俄罗斯来说事较为实际壹些。

俄罗斯是通过先自上而下扩大民主基础,后自下而上反抗专制暴力赢得全部民主的国家。

俄罗斯共产党灭亡了吗?没有,虽然曾因“镇压民主”的嫌疑壹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不久又合法化了。

不仅如此,在俄罗斯民主化前期,各级政府要员大多是前苏联的党政要员,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政界还有很多前苏联官员。俄罗斯第壹任总统是前苏联莫斯科市委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总统普京则是前苏联克格勃高官。俄罗斯共产党虽然名义上丧失了执政党的位子,但从实质来说,依旧是前苏联共产党人领导著俄罗斯。

我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层上,应该透过表象看到“招牌”背后的实质性内容。

丧失执政党位子不等于是亡党,如果俄共勇敢直面自身劣势,致力于推动国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业,努力改善自身形象,壹样可以通过法制的轨道再度成为执政党。

“民主”和“共产党”不是敌对关系,我们的党曾经高举民主的大旗领导中国革命。任何执政党都难免在民主问题上犯错误,但不能因此简单推定民主就是执政党的摧命符。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英国工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但英国工党已经在英国多次执政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人类民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怎么认为同样属社会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就会与民主水火不相溶呢?

我们的党有责任和义务推進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也相信我们的党能够领导中国的民主事业走向成功。

所以“民主会亡党”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持此说者壹是想损害我们党的形象;二是企图挑拨民主和执政党的关系,为民主制造强有力的敌人,使民主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

与“民主会亡党”的说法相照应,认为中国壹旦实现民主就会对现有既得利益阶层实行“大清算”,这种看法也壹样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首先民主政权不是简单地否定非民主的前政权,而是不带偏见地继承了前政权的合理成份。民主政府还会最大限度地容纳前政府的精英人物,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聪明才智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文明進步事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起的新政权才会全盘否定前政权,甚至于把前政权官员赶尽杀绝。

其次民主政治是宽容的政治,不但会宽容前政权中的奉公守法者,还会宽容前政府官员因为体制缺失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种失误和尚未酿成重大民怨且有壹定普遍性的“腐败行为”,只要这部分人不再腐败且不反对民主事业就不会“清算”他们。俄罗斯民主化后,前苏联官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因为“政见不同”的原因被判刑。连参与赤裸裸镇压民主事业的“8.19”分子都被赦免了,还有什么政见不同者不在宽容之列。

再次民主政治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会象通过暴力革命走上权力之路的政权那样简单地没收既得利益阶层的财产。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阶层在民主化后绝大多数都没有遭受“抄家”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如果认为堵死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能确保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通过非尊严手段聚敛的巨额财富就愚蠢至极了,满清权贵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壹是中国的民主之路堵不住的,自上而下温和理性的变革之路走不通,就会不可避免出现自下而上式的暴力骚乱,通过暴力走向权力的政权通常都醉心于“报复”和“清算”,那时权贵的财富地位会“壹锅烩”。二是就算不出现改朝换代的悲剧,执政集团内部也会出现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那时绝大多数既得利益阶层都会丢掉财富甚至生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国民应该不会陌生。

当然民主政府也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也会对某些引起相当民怨的腐败政客進行惩处;但非民主的执政集团如果想长期执掌权力,也壹样会处理掉这些行政败类,否则执政集团会因为包庇“老鼠屎”从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朱元璋对贪污十多两银子的官员壹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即使最为腐败的袁世凯王朝,贪污500两银圆的高官就得上刑场。500两银圆在当时相当于大学教授壹个月的薪水,中山大学开给鲁迅的月薪就是500两银圆,袁世凯开给孙中山的年薪则是30万大洋。

民主在中国实现后,既得利益阶层也许会丧失部分非法聚敛的财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这是壹件不愉快的事情,但和整体上丧失财富相比应该是壹个幸运的结局,因为不想丧失任何非法财富者最终会从整体上丧失所有的财富,甚至于连小命也搭進去。

民主是“双赢”的政治,既是国家民族和平民百姓的福祉;也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福祉!

“民主会亡党”,会“大清算”的认识误区极大地误导了中国人在民主问题上作出的选择。部分既得利益阶层会不自觉地把“民主”当成自己的克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集体对抗“民主”,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制造诸多障碍,使中国的民主之路举步维艰,壹波三折。

二、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哪个更有效?

(壹)

部分国民认为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只有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政府,才能有效地监督地方依法行政,防范地方势力胡作非为,确保国家的统壹。民主政府则会出现弱干强枝,中央对地方失控,地方出现分离倾向……

有这壹思维误区的国民认为民主政府各地权力机构和政府壹把手都是当地选民通过公平竞选选出来的,这些地方权力机构和行政壹把手只对当地选民负责而不对上壹级行政官员负责,会不会只顾及狭隘的地方利益而无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国家大政方政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甚至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结果造成弱干强支,助长地方分离倾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各位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是标准的民选政府,地方政府都是当地选民选出来的,地方官员只对当地选民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可妳听说过美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了吗?美国有哪个州闹独立了吗?有哪个州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抵制伊拉克战争吗?有哪个州独立于华盛顿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了吗?与美国类似的还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妳听说过这些国家发生过类似情况吗?

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美、英、法等国国民素质高,自然不会没有全局意识和长远观念。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比那些国家低得多,说不准会干出那样的的蠢事。有这壹忧虑的人不妨看壹下印度和台湾,印度的国民素质也不高,经济也很落后,可妳听说过印度有哪个地方政权和中央政府对着干吗?台湾的情况则更具典型意义,因为台湾人是标准的中国人,走上民主之路的时间才十年多壹点。台湾民進党执掌中央政府后,很多地方县市的选民选举国民党人担任地方政府壹把手,首府台北市选民选出的市长竟然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国民党和民進党是台湾主要的政权竞争对手,可妳听说过国民党控制的地方政权在大政方针上和民進党控制的中央政府对着干吗?他们建立独立于民進党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装了吗?独立和哪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吗?台北市长马英九除了履行壹个普通公民的职责率民众在总统府前静坐市威表达正当诉求外,台北市政府避开陈水扁政府和大陆搞“三通”了吗?

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根本原因不是国民素质的高低问题,而是民主政治体制杜绝了这类悲剧的发生。民主政府的第壹要素是有壹部全民必须遵从的宪法,每个公民,无论妳属国内哪壹地哪壹级的行政机构管辖,都不能违背国家的宪法,任何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违背宪法的任何地方法条款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所以任何壹级地方政府虽然只对辖地选民负责,但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对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行使超出宪法之外的权力搞狭隘地方主义,否则妳就会因为违宪而受到法律审判。妳壹旦因为违宪的原因受到法律审判,就算妳的选民仍然拥护妳,但他们也保护不了妳免受法律制裁。因为民主政治下司法是独立的,不但独立于中央政府,也壹样独立于地方政府,作出的法律裁决不受任何壹级政府机构的干扰。在民主制度下,地方行政官员可以不理睬来访的省长甚至总统,更不用出于公务以外的原因去给省长总统送礼拜年套近乎,因为那样做对妳的职务安全没有任何帮助,省长、总统升不了妳的官也降不了妳的官,只有妳辖区的选民能决定妳的政治命运。但妳不能违宪,壹旦触犯宪法妳就会自然丢官,并且妳的选民也保不了妳。国家宪法通常都会规定中央政府统领军事、外交,主管征收关税,印花税、版税,主管跨地域工贸公司(如铁路、航运、航空、邮政、电信、电力……)的管理和税收,地方政府不能侵犯中央政府的这些法定权限,不能建立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装,不能号召当地青壮年拒服兵役,不能在交通干线上设立進出口的收费关卡,不能征收关税、印花税和跨地域工贸公司的经营税,哪怕海关建在妳的地域上或跨地域公司在此地设有办事机构也不能够!否则海关或跨地域公司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地方政府壹把手就会成为触犯宪法者,其政治生命也跟着完完。

下面列举几条与此有关的常见疑虑:

疑虑壹:地方政府不能违宪对抗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力,但地方与地方干起来,如某地对另壹地过往该地的车辆征收通行费等,影响国家的协调统壹并進而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怎么办?发生这样的悲剧,壹样可在宪法的框架内解决,当地方与地方发生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时,冲突的双方可上诉到对双方都有管辖权的上壹级法院,上壹级法院作出的裁决双方必须服从,否则就会付出违宪的可怕代价。

疑虑二:地方政府连最高法院的裁决都不理睬,照样行使超越宪法之外的权力,地方选民因为狭隘短视的缘故,也支持其继续行使这壹权力,并拒绝宪法要求重新选举新的地方政府。壹旦发生这样的悲剧,最高法院就会通过议会授权中央政府采取各种可行手段甚至于派遣武装力量去此地恢复宪法的权威。因为中央政府是唯壹能掌握并动用武装力量的权力机构,地方没有相应的对抗措施,所以地方的违宪分离势力会很快瓦解。美国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生过类似的悲剧,南部十三州的地方政权因为不服从全民直选产生的林肯政府,在南部各州闹独立。林肯政府就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派军队去南方平叛,用军事手段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国家的统壹。南部各州临时组建的民兵武装不是中央正规军的对手,最终战败向宪法屈服,重新回到国家的宪法框架里来。

疑虑三:中央政府统领军事、外交需要大笔的钱,地方政府为了迎合当地民意又容易垄断地方税收,这壹笔钱从哪里来?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民主国家的宪法通常都会规定由中央政府统壹征收关税、印花税、版税和跨地域工贸公司的税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税”。这壹笔税收的数量是很庞大的,甚至于比地方税收的总和还要多。我国仅关税收入壹项每年就达七千亿人民币,跨地域工贸公司大多是财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提供的工商税收也壹样很可观。

疑虑四:如果地方政府不违背宪法对抗中央政府的法定权力,但在宪法框架以内的辖地强奸民意胡作非为,使当地人民不能享受民主的果实咋办?

这点更不用担心,当地选民会用手中的选票惩罚他们,两次换届之间还有强有力的民众监督机构制约他们。他们就算用尽谎言和骗人伎俩,但民众只可蒙骗于壹时,在这个问题上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判断力。

所以民选的地方政府虽然可以对上级官员视而不见,但不能为所欲为。不理睬行政上司是妳的权力,但不能对抗宪法规定的上级政府权威。前壹种情况斩断了贪污腐化的源头,没必要为了政治生命向上司行贿自己也就缺少拼命受贿的动力。后壹种情况则斩断了地方的分离倾向,消除了各自为政不顾大局的悲剧。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壹点:民主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不是对立的,首先中央政府的行政首脑是全民直选产生,他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国会议员也是全民选举产生,也代表这个国家全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代表性无疑大于地方壹把手和地方议员的代表性。其次民主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全国地方利益的理性综合,和地方利益的关系不是敌对互损而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是这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也没有必要愚蠢到对地方分离主义情有独衷,不幸发生了那样的悲剧,此地的人民也不会步调壹致地响应,在这个问题上壹样要相信人民的智慧!通过公平竞选产生能代表民意的议员大多不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现职或退职官员,也不是只知感恩而没有独立思维和责任心的恩赐代表,而是有壹定政治知识和经验的职业政治家,他们的综合素质比普通民众无疑要高壹层,通常情况下不会做出上述疑虑中的那类狭隘愚蠢行为。



(二)

我的文章《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在天涯发表以后,部分网友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民主,而是中央权威消弱地方权力膨胀;认为现在中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以监管地方政府;加强法制化建设以破除地方政府、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的“铁三角”,绝对不可贸然试行西式民选政府制度,因为这样各级政府会迅速被“铁三角”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国家陷入无穷尽的灾难之中。他们认为民主政府并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象民主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腐败现象依旧很严重。要想有效地防止腐败只有通过建立威权政府,加强法治,法治比民主能更有效地防止腐败,并举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为例,因为法制化相对健全的威权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程度比民主但是法制化相对滞后的台湾和韩国高……

中国目前的状况确然是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膨胀,尤其是地方特权集团无视中央政府的各项禁令,在自己的小王朝疯狂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圈地拆迁、大兴土木、肆意掠夺国家财富,利用职权侵占平民百姓利益,甚至于在辖地交通干线上设立收费关卡对过往车辆征收通行费……中央每下达壹个廉政文件,到了地方都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壹纸空文。大不了组织地方官员象征性学习壹下,在网上抄几句谈认识感受之类的学习笔记,在台上说几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套话,然后继续变本加励地腐败渎职瞎折腾。因此目前的中国确然存在弱干强枝现象……

各位别忘了这样壹个事实,目前的中国并不是民主政体,如果存在弱干强枝现象也不是民主的过错。专制政府不壹定都是强势政府;民主政府也不壹定都是弱势政府;美国中央政府的力量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到。民主政府是“强势”还是“弱势”,与国家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大国的民主政府多半是强势政府;小国的民主政府则容易走向“弱势”。所以美、英、法、德、日都是强势政府;而菲律宾之流的亚、非、拉小国的民主政府有很多是弱势政府。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大国,如果走向民主,强势政府的概率应该比弱势政府大得多。 中国壹旦成立民主的强势政府,地方搞贪污腐化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民主政府在官吏任免上“还政于民”,地方官的命运掌握在当地老百姓手中,如果地方官在辖地贪污腐化瞎折腾,老百姓还会继续选他吗?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民意监督机构会放过他吗?民主政府的钱袋掌握在代表民众的地方议会手中,政府每动用壹分钱的公款都得请求议会拔款并在事后详细汇报每分钱用于何处和怎么用?地方官能用公款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开着公共汽车到处瞎跑吗?因为民主政体把任免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当地百姓,根本不用中央操心就能自发防范腐败。至于各级政府会迅速被地方政府、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铁三角”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问题也许会壹定范围内存在,但绝对是个别现象,并且是短期的。因为人民壹旦掌握地方官员的任免升降权,“铁三角”就根本不可能长期操控各级政府。各地的“铁三角”利益集团只是上面不知道,在当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当地选民会选举并长期容忍被“铁三角”操控的地方政府侵害他们的权益吗?

“铁三角”操控地方政府的现象恰恰在专制政体下容易产生,因为专制政体下地方政府的任免升降权在上壹级行政机构手中,熟悉“铁三角”的当地百姓无权罢免或有效监督他们,就算被“铁三角”壹再侵害并对其恨入骨髓也无可奈何。上面并不了解下级政府的“铁三角”现象,就算有所了解也因与地方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好痛下杀手。象各市、县政府在城镇入口处交通干线上设立進出口关卡对过往车辆征收通行税之类的简单问题,中央迄今都没办法解决,就更不用说解决其它复杂壹点的地方主义毒瘤了。

民主政体下地方财团用金钱拉选票等“贿选”问题在民主政治初期也许会在壹定范围内存在,但壹样会是个别现象和暂时现象。首先“贿选”通常只在很低级的行政区域才有市场,如我国的村官选举就容易发生贿选现象;但到较高级的行政区域贿选就很难产生效力,比如省长选举,哪个财团有能力贿赂全省大多数选民?就算有人那么做了,他能在新任民选政府手里收回贿选的全部投资吗?其实贿选现象是暂时的,因为民选政府在任期内不可能讨好每个被它收买的选民,因此会逐渐失去这部分选民的心。通过贿选上台的政府往往把追求个人私利及早收回贿选投资放在第壹位,于是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就在所难免,当地百姓就会受到普遍伤害。选民壹旦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发现壹旦作贱或滥用这种民主权利后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时,就会主动行使对在职政府的监督权力,并在下次选举中拒绝被收买。相比之下,专制政体下的买官卖官现象则是普遍且长期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逾演逾烈。因为任免官吏的上司和行贿买官的官员都能体验到买官买官的“好处”,买官者与卖官者在官吏买卖过程中是“双赢”的。既然是“双赢”且皆大欢喜的,就有继续下去并发扬光大的必要。

至于是民主政府还是法治政府谁更能有效防范腐败问题?我认为这根本不成其为壹个问题,因为民主与法治是壹对孪生兄弟,法治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健全的民主政府也壹定是法治政府。首先民主政府的法律理念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贵遇上法律问题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壹个水平线,所以民主政府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其次民主政府是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以内运作,任何行政官员都不能想当然游离于法律框架以外不作为或乱作为。再次民主政府奉行司法独立,法律判决和制裁不受任何权力集团的干扰。民主政府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防范腐败,除了任免官吏机制由民作主这个根本原因外;还有健全且没有任何弹性的法律监督在起作用。至于亚、非、拉某些小国的民主政府防范腐败不力主要是这些国家民主政治还不太成熟的缘故,而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这些国家因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在民主進程中往往保留很多专制政体的残余,腐败就是这部分专制残余在起作用。

至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些有健全法治的“威权政府”,廉政成果也壹样是民主买的单。很多人忽视了两地健全法治下的民主基础: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是世界上第壹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治理殖民地的方式不可避免要以民主为基础。其实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除了港督由英国直接委派任命外,其余政务官也大多采用公平竞争的方式产生,还设有民众公平竞选出的议会……新加坡本质上也是民主政府,因为新加坡总统壹样是民选产生,壹样设有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壹个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的城邦小国,拥有民选总统和民选议会无疑属于民主政体了。所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洁成果壹样也是“民主”的成果。



(三)

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政府于特定时间内也壹样能够通过严刑峻法在打击腐败上取得很大成效,如朱元璋时期的明帝国和秦始皇时期的秦帝国。但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所以打击腐败的效果也是暂时和局部的,并且没有连续性。

其壹、极权国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严刑峻法只对平民百姓和低级官吏有效,国家元首和特权人物则不受或少受法律的约束。秦始皇用严刑峻法对付帝国平民,可自己动用上百万人力从事修建阿皇宫和骊山陵墓等等与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的劳民伤财工程,花费巨大财力去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腐败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壹个帝王。所以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政府的廉洁充其量只是局部的。

其二、威权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与壹把手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和朱元璋等能力超群的帝王能有效地防范下属官员腐败渎职,但继任者能否有这样的能力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秦王朝第二任皇帝二世胡亥就昏庸无能,强大的秦王朝到了他手里只三年时间就土崩瓦解。朱元璋的子孙也没能力防范官吏的腐败,结果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贪污腐化最烈的王朝之壹,出了中国历史上第壹个大贪官严嵩。李自成進攻北京时,崇祯皇帝在金銮殿上请求达官贵人捐壹百万两银子作军饷進攻农民军,可所有的官员都壹律哭穷,最后好不容易才挤出区区壹万两银子。等到李自成進北京后,把那些官员抓起来壹顿痛打,结果壹下子打出了七千万两!所以专制体制下的威权政府对腐败的打击是暂时的,没有连续性。

其三、就算国家元首精明强干灵魂高贵,也不能确保各地拥有很大专制权力的行政壹把手也壹样廉洁能干。如果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元首就无法对所有的行政壹把手保持有效的监控。专制国家对官员的监督权来自上面,下面的平民百姓则没有监督权,如果上面没能力行使有效的监督,贪污腐败就会在“天使元首”力量不及的地方滋长蔓延。对于壹个大国来说,绝大多数领域都是元首力量无法达到的地方,所以腐败在全国就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的康熙皇帝就是壹个能力超群且严于律己的杰出国家元首,可壹样无法遏制腐败在帝国境内成燎原之势。到了康熙统治后期,连他自己也承认“绝对不贪的官壹个也没有!”

其四、现代专制政府打击腐败的动力有时还不如封建王朝。封建王朝因为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的家和国合为壹体,所以帝王对国家有较强的责任心。为了确保王朝长治久安,帝王都会对危害王朝的贪官污吏严惩不殆,只有昏庸绝顶的皇帝才会贪图贿赂优待贪官来伤害自己的王朝。封建王朝之所以贪污依旧是不治之症,主要是皇帝以下的各级政府壹把手没有皇帝那样的责任心,国家不是他的,在辖地又拥有不受限制的巨大权力,所以在任上贪污受贿就成为主要的职务驱动力,只要想法瞒住皇帝就成。如果是小国寡民,皇帝对各级官吏能行使有效的监控力,腐败现象在限定时期内还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但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皇帝壹人要想有效地监督所有的行政壹把手是不可能的,所以腐败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滋长蔓延。今天的专制政府壹把手拥有封建帝王那样的权力,却不壹定有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个别壹把手甚至于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的心态:“我死后哪怕洪水涛天!”。既然没有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打击腐败的内在动力也就没有封建帝王那样强烈。这里有必要做壹个假设:壹个贪污腐败的省长向皇帝行贿壹百万两银子,皇帝通常不会接受壹百万两银子的贿赂而免除他的罪行,让他继续在任上腐败下去,因为那样做等于是贪图贪官奉献的壹斤肉而让对方在自己身上割下十斤肉,明显是和自己的王朝过不去。但如果上世纪壹个腐败的省长向蒋介石行贿壹百万两银子,蒋介石就有可能接受并让此省长继续担任要职如故,甚至于会升他的官。因为这个腐败省长伤害的是国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是他蒋介石的,他只是暂时代管而已,至于他以后这个国家是好是坏与他无干,所以不如在任上利用职权多为自己捞点可以在下野之后继续享用并能传之后世的实惠。所以专制政体下的威权政府打击腐败的效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威权政府壹把手是否拥有匡时济世的高贵情操和过人能力。所以寄希望于专制威权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制来惩治腐败只能是壹厢情愿。

专制政体下的威权政府打击腐败也有成功的,但多半发生在幅员较小的国家,国家元首对全国能行使有效的监控。象中国这样纵横壹万里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通过专制威权打击腐败是很难有效的,就算偶尔有效也不会长久。

民主政体下也有很腐败的政府,但多半发生的亚、非、拉小国。小国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大国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大国的民主政府的腐败程度通常比专制时期好得多,就算民主不很成功也比专制進步很多。



(四)

我们总习惯于拿民主较为失败的印度和新近加入民主行列的俄罗斯来做专制成功的参照物,认为两国无论在腐败程度、贫富悬殊、社会公平、稳定方面的问题比我们更严重;经济发展速度也远不如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关上房门自己给自己发诺贝尔奖金,下面有必要说说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关于印度我只想说三个现象:

五、 壹个中国人有次去印度某地参加壹个关于教育的聚会,部长作了书面报告,然后是壹个报刊小编辑发言,他的第壹句话竟然是:“我不同意部长刚才的观点。”

六、 印度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居然没有安空调,降温措施只有天花板上悬挂的壹个吊扇?三军总司令是仅次于国家元首的高官,印度夏天的温度比中国高得多,居然舍不得用公款安壹台空调?

七、 我们壹提起印度首先想到的就是贫民窟,却不知道印度的贫民窟多半位于市中心的闹市区,其实若是政府出面,消除闹市区的贫民窟很容易,可印度不搞“形式主义”,宁愿让進入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第壹眼看到印度最不光彩的壹面也不肯乱花纳税人的钱搞什么城市形象工程。

第壹个现象说明印度的知识分子勇于说真话,敢于对权威人物说“不”。我们的知识分子敢吗?

第二个现象说明印度政府的廉洁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也许我们会说这是总司令有意“作秀”,如果我们的官员也肯这样“作秀”,宁愿几年甚至十几年呆在温度高达四十度(印度夏天的温度多超过四十度)没有空调只通过吊扇降温的办公室办公,而不肯多花壹分纳税人的钱,我们热烈欢迎这样的“作秀”。

第三个现象更让我们脸红,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劳民伤财形象工程,把中国的形式主义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这方面实在有向印度学习的必要。

看了上面的三个现象,妳能说印度的腐败问题比我们更严重吗?

我们总认为印度很贫穷,并依此推定印度的贫穷是民主造的孽。殊不知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高达11亿2千万,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倍!可民主的印度很少有饿死人的现象,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壹大奇迹!各位不妨设想壹下这个国家若是采用专制政体会是什么结果?今天的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后来居上迎头超越了我们,且经济效率比我们更高,单位GDP能耗则比我们低得多……

再来看民主后俄罗斯的壹组数据: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壹个方面。

另壹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壹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壹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壹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职业……

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 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壹个 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

看了上面这壹组数据,妳能说民主后俄罗斯的“社会不公”比我们更严重吗?民主化以前的俄罗斯公民买壹磅面包都得排上壹个甚至几个小时的队,妳能说民主俄罗斯的经济成果不如专制时期的俄罗斯吗?



天涯壹位网友说威权强势政府比民主弱势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并指台湾和韩国为例。台湾和韩国在处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即人均2000美金的时候都是独裁政府,直到在人均7000美金以上才民主转型成功?而所有人均GDP不及发达国家十分之壹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后大多陷入经济停滞政治不稳的局面?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则经常出现民主倒退如伊斯兰运动复辟、军政府上台和选举中的贿选和暗杀事件?

这位网友列举的都是壹些小国寡民式地区。我在上文说过小国的威权政府容易在短期内取得壹定的成功,所以台湾、韩国在威权政府下能实现经济腾飞。但这壹成功是暂时的,没有延续性,如果两国不及时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大踏步倒退,国家也会陷入混乱。但幅员辽阔的大国威权政府则不容易取得经济奇迹,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就步入经济发展的瓶颈,平稳增长到人均7000美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小国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所以部分小国寡民式发展中国家走上民主之路后陷入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局面,甚至于出现军事政变、伊斯兰复辟等悲剧。但大国走上民主之路后通常不容易发生类似悲剧,因为大国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例如民主小国最容易发生的军事政变,民主的大国就不容易发生。因为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首都不驻军,武装力量多驻扎在远离首都和中心城市的战略要地。军事政变的前提是突袭和快速,远距离调军不可能做到突袭和快速。加上大国通常有几支力量平行的武装力量,相互之间有制衡的力量,任何壹支武装力量都难以独立发动政变而不引起其余武装力量的对抗反应。小国通常只有壹只主要的武装力量,且多驻扎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很容易发生成功的军事政变。与民主大国相反,专制大国更容易发生成功的军事政变,因为专制大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大多驻防在离首都很近的地区,体制的力量确保了军事政变的突袭性和快速性。



综上所述,专制威权政府在发展经济、反贪防腐、促進公平、繁荣文化、推進文明進步等方面,在小国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在大国很难取得成功。大国的民主政府应该比专制威权政府更成功更有效!例外也许有,但极为鲜见。





三、民主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



在民主问题上,多数国民有壹个可悲可叹的思维误区:民主是壹件奢侈品,只有发达国家才配谈民主?对于壹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优先解决的应该是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步入发达国家后才有资格考虑民主问题?

中国目前依旧是壹个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则远未成熟?民主应该是几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的事。

两千年前的封建政治学家贾谊就有壹句名言:“仓禀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尚有也……”

国民的这壹认识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成熟民主国家多为经济富裕的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么是赤祼祼的专制政体;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民主政体。

民主真的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壹下民主国家的历史。

今天的成熟民主国家确然多为富强的发达国家,可这些国家在选择民主的那壹天也是富强的发达国家吗?

不是!!!

英、美两国是民主国家的代表,这两个国家在选择民主政体的那壹天不但与“富强发达”四字无缘;相反经济水准比今天的中国落后百倍,甚至在当时的星球上也与“强国”二字沾不上边。

英国是在1642年的内战之后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时的英国只有英格兰区区几万平方公里国土,北方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还没纳入其行政版图,是货真价实的“撮尔小国”!民主前英国不但国小民贫,还饱受战火的蹂躏,先是被北欧海盗部队(维京人)烧杀抢掠了几个世纪;接着又和法国断断续续大战了壹百多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同时又被“黑死病”夺走了近壹半人口;然后又在“红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了几十年;接下来又被新兴的欧洲军事强国西班牙列入狩猎名单,不惜出动“无敌舰队”入侵英吉利海峡;虽然在本国海盗的帮助下虎口逃生,但已是“杯弓蛇影”,国力進壹步受到重挫……

美国是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立国的。立国之初国土只局限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十三州的狭小地域,人口只有区区三百万人。西边则是当时的欧洲军事霸主法国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拉”,有效地阻断了新兴美国的西進扩张之路。当时的美国不但国小民寡,经济水准也相当落后。经济总量不但不能和英国、西班牙、法兰西等欧洲强国相比,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黑西哥!因此美国在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壹天是货真价实的“小国寡民”,用“贫穷落后”来形容壹点也不过份。

接下来我们回顾壹下英、美两国走上民主之路以后发生的奇迹: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的壹百年间,打败了欧洲殖民强国西班牙、法兰西,取代“海上马车夫”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国土也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急遽膨胀,先后把北美十三洲、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的庞大领土纳入政治版图;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又把国土扩张到澳大利亚、缅甸、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苏丹、南非……并向东击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已拥有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和两亿五千万人口。相比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英国国土扩张了几百倍,人口则增长了五十倍!不仅如此,英国还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世界的经济总和!

这都是“民主”的功绩!民主使壹个战乱频仍的“撮尔小国”奇迹般成长为“日不落帝国”!

接下来我们回顾美国的“民主奇迹”:

美国在立国后的半个世纪,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波澜壮阔的“西進运动”。首先用智慧的手段从法国手中取得了路易斯安拉,不但国土扩大了壹倍,还打开了美国西進的大门;接下来相继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为美国的第壹条大河密西西比河收获了宝贵的出海口;从英国手中取得了俄勒岗;从俄国手中取得了阿拉斯加。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轻易击败了军事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夺取了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大片领土。同时“民主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美国公民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冒着印弟安人“毒箭”和“剥头皮”的巨大风险,在开拓国土上“人自为战”,单枪匹马向西拓荒,在满怀敌意的印弟安人群体中扎下自己生命的根,壹点壹点地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壹直把自己的家园和国土推進到太平洋……使美国从壹个“小国寡民”跃升为幅员辽阔的超级大国。不仅如此,美国在西進运动的同时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的铁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相当于全球铁路里程的总和,成为壹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因为早期美国人多为来自英国的“精英”,建立的民主体制远比英国理性成熟,因此“民主精神”能更大地调动国民的“积极人性”,能体现出比英国更大的优势,“文明”前進的步伐也就远比英国快捷。189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取得了全球的经济霸权;然后又在壹战中取代英国赢得海上霸权,从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前進为最大的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在壹战结束的那壹年从英国伦敦转向美国纽约……

这里有必要强调壹点,民主体制不但使英、美两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从悲剧性的“小国寡民”奇迹般地成长为国富民强的超级大国;还因为民主体制时刻关注“社会公平”,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确切保障,有效地防范了社会分裂,国民的凝聚力空前强化,结果避免了专制中国在“开元盛世”后因贫富悬殊激发全民族的内战,壹转眼就从“小邑犹存万家室,公私仓禀俱丰实”的“大好形势”加速坠落到人吃人的悲惨境地。英国在走上民主之路后没有暴发壹次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美国虽然在十九世纪中期暴发了悲剧性的内战,但原因不是因为贫富悬殊,而是源于南北方的价值理念冲突,地方和中央的权利冲突。民主是壹种勇于并且善于“纠错”的政治机制,美国人很快从悲剧中汲取教训,在此后的壹个半世纪没有再重演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悲剧。

英、美两国的近现代史说明:民主不是富国和强国的专利,经济落后的“小国寡民”壹样可以在民主之路上走向成功。民主虽然不以“富强”为存在条件;但民主却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加速度走向“文明富强”!

众所周知,瑞士是这个星球上人均收入最高的田园诗般国度,但很少有人知道瑞士是最早选择民主体制的国家,走上民主之路的时间比英国还早。那时的瑞士可是欧洲最小最贫穷的山地小国。

我们再往前追溯几千年,看看历史上的古代文明。

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时期,在铁制工具没有普遍推广之前,因为史前人的石刀石斧和少量的青铜工具无法对付亚热带湿润地区的参天大树,以灌木为主的半干旱地区,尤其是土质疏松的大河两岸的灌溉农业区就成为最适合耕种的文明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就是典型代表,这四个地方孕育出了人类历史早期的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地球上最富庶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王国,因为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在化肥还没有发明的古代,肥沃的河泥每年都给已耕种的熟土地自动施上壹层肥料,使土地没有“休耕”和“因地力耗竭需要不断开荒寻找新土地”的必要,自然成为“强国中的富国”。按照中国人的逻辑这四大文明古国在当时最容易选择民主体制。可这四大文明古国无壹例外采用了赤裸裸的专制体制,埃及的专制体制则最为野蛮。如果说远古时期科学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富强国家,希腊、罗马文明就是壹个有力的反证。古希腊地区是壹块地表崎岖不平且巖石裸露极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面生存著以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为代表的几十个互不统属的城邦小国,这些小国用“国小民贫”来形容应该名副其实,和上述四大文明古国相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乞丐”和“蚂蚁”。这些希腊小国壹样存在于科学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且比四大文明古国贫穷弱小得多,可雅典这个希腊小国却孕育出了著名的民主体制;斯巴达的民族内部民主也很充分;其它希腊小国的政治体制也和雅典、斯巴达大同小异。雅典的公民人数不到两万人;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在最强盛时期也只有区区九千人,两国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罗马帝国在立国之初只是台伯河畔的壹个村落群体,在意大利半岛可以称得上是力量最小的国家,北方敌国可以随心所欲来罗马掠夺美女。可罗马在弱小时期却采用了民主体制,国家权利集中在选举产生的议会(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保民官”的设置有效地防范了权力阶层侵害多数人的利益。民主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罗马人的潜力,罗马军团四面出击开疆拓土,先后击败了力量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北方山地强国、地中海霸主迦太基、统壹了意大利半岛。随后罗马军团东征北西讨,南征北战,征服了亚历山大后帝国和山北高卢,把伊比利亚半岛、西腊半岛、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北非绿洲、西欧和英伦三岛的庞大领土并入罗马共和国版图,使罗马共和国成为当时地球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罗马成长为力量可怕的庞然大物时,民主却成为不受欢迎的东西,共和国竟然阴错阳差地堕入专制体制。抛弃民主要了罗马人的命,强大的罗马帝国在经历昙花壹现的繁荣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人民不断内战,曾经在罗马共和国面前不堪壹击的蛮族反客为主,不断突破罗马的边境防线,象潮水壹样涌入帝国烧杀抢掠。罗马帝国很快分崩离析,曾经繁华盖世,号称用大理石筑成的首都罗马城在匈奴和日耳曼族的蹂躏下成了真正的废墟。

壹个撮尔小邦因为选择民主加速成长为超级强国;又因为抛弃民主分崩离析国破家亡,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这个小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依旧沈醉在专制的黑夜不能自拔;却在被国际抛弃、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的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之路,并壹直走向成功。進壹步说明“富强”并不是“民主”的决定条件。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自然条件优越的“强国”反而不利于滋生民主力量;在逆境中求生的弱国却有利于民主理念的滋长,容易选择民主体制并走向成功。



在多数国民心中,下面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壹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要想富国强兵,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待国家富强起来以后再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优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为发展经济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日本就是壹个典型的例子。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比中国贫穷落后很多,充其量只是中华帝国的壹个不受欢迎的“学生”。近代日本富国强兵的途径就是优先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同时的中华帝国则从事被后人称为“洋务运动”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日本在短短三十年国力突飞猛進,把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华帝国远远甩在后面。



部分国民还有另壹个“民主误区”:就是民主体制不适合打仗,专制体制更有利于建立军事强国。这壹误区只要看看美国的军事成就就能找到答案。妳听说过美国战败过吗?妳听说过美国本土遭受外敌入侵过吗?妳听说过美国军队成建制擅自投降或临阵脱逃吗?还有两千四百年前的“希波战争”,民主的雅典和斯巴达的公民总数加起来还不到三万人;专制的波斯帝国仅常备军就有壹百多万人,每次和雅典作战都要出动几十万远征军。可最后的决战结果却是专制的波斯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壹败再败。



综上所述:民主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品,民主不以“富强”为存在条件,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壹样可以选择民主并走向成功。对于壹个正在从事民族振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变革政治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会延缓经济的发展,相反还能为经济的长足進展提供制度保障,避免贫富悬殊造成社会分裂,避免穷人和富人的内战,避免经济成果在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中毁于壹旦。

中国虽然落后于英、美、法等发达国家,但相比三个国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天要富强百倍!因此“贫穷落后”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理由!

四、民主体制更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旧体制的活力已经走到了尽头,民主改革的呼声也壹浪高过壹浪。多数精英人士认识到:中国要想步入平稳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光靠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壹条腿走路方式是不够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

当民主改革已成为多数精英人物的共识时,为何我们仍徘徊在民主的门槛外踟躅不前,不肯向前迈出那决定性的壹步呢?

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壹个大国,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壹旦“民主”起来会不会出大乱子呢?

象中国这样壹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壹个或少数几个人当家尚且经常出现“突发事件”;人们有理由怀疑:多数人都有发言权时岂不要乱成壹锅粥?

如果中国是南朝鲜或不丹那样的小国寡民,只要国家元首是拥有很强民族责任心的“真英雄”,就很容易带动全国人民平稳有序地转入民主体制。正因为中国是泱泱大国,就算决策层出了壹位华盛顿那样的旷世英雄,下面的人和各省地方势力也不见得会跟着他壹起走上“阳光之路”?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悲剧中国人还记忆犹新。

因此多数国民都认为小国“民主”容易;大国“民主”难上加难?

这是壹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真实情况是:民主体制更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大国民主转型虽然阵痛期较长,不象小国那样说转向就转向,可壹旦走上民主之路就容易走向成功。

小国容易实现民主转型,但不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这个星球上的政治体制虽然五花八门,但从根本上来讲只有“专制”和“民主”两种类型。

首先:专制体制也许适合小国寡民;但绝对不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象新加坡、泰国那样的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少数几个决策人物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掌握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只要统治者英明能干富有责任心,就能把全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就算小国在壹个糊涂自私的昏君手里弄得壹团糟,但只要明君壹出现又能很快扭转国势。

与小国寡民不同,中、美、苏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土面积南北绵延几千上万公里,人口几亿到十多亿,民族成份复杂,各地地理千差万别,国情千变万化。适合此地的政策不壹定适合于千里之外的另壹地;能给某族群带来福利的善政说不准是为害另壹族群的恶政。所以高层决策层制订出的大政方针很难与各地多数人民的利益相适应。专制政体又特别强调“政令统壹”,不可能长期容忍各地各族群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其是”,结果矛盾和问题在体制内很难调和化解。在人多地广的大国里,就算国家元首是李世民那样的绝代英豪,也不可能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实际情况,因此也不可能做到令行其是,且极有可能根据手下的汇报把不搞关系清廉有为的“即墨大夫”罢官问罪;把刮地三尺但善于搞关系迎合上司的“阿大夫”连升三级……壹旦某地官员倒行逆施导致腐败丛生官民矛盾升级,上面不容易及时了解情况防患于未然,直到社会矛盾激化激起民变时才能引起上面的注意。但此时巨大的伤害已经形成,拔乱反正需要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国家的行政效率就会因此每况愈下。如果国家出了壹个糊涂自私的统治者,在任期内把国家折腾得天怒人怨分崩离析,就算继任者是有德明君也无力回天。把壹辆误入歧途的手推车推上正路很容易,但要把壹辆越轨的列车纳入正轨却不是壹个人的能力做得到的。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几乎没有壹个专制大国是“长命”的。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自毁文明式平民暴动和改朝换代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只有“民主”能解决大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政治问题。民主政治能调动多数精英的智慧和责任心,各地各族群的精英在国家统领军事外交、遵循统壹宪法的前提下,能根据各地各族群的实际情况制订出最适合本地本群多数人利益的“善政”,并及时了解情况的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有效地防范社会矛盾升级。这就象把大国分成若干没有独立主权的“小国”来治理,各地民选权力机关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随时随地的变化,了解“公职人员”的真实政绩和德行,从而真正做到“令行其是”,“任人唯贤”和“人尽其用”。就算某地某时的权力机关出了大问题,也只能危害此时此地,“恶政冲击波”不会绵延到九洲八极五湖四海。局部的暂时伤痛较之遍体鳞伤自然容易疗治些

其次:大国较之小国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在民主国家里,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武人发动的军事政变。

小国通常只有壹支压倒性的武装力量,只要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决心发动军事政变,就很容易从小国的任何壹地快速進军首都端掉民选的权力机关,把国家权力从民选政府转移到军事领导人手中,实行军事独裁,断送民主前途。

民主大国发动军事政变则不那么容易。大国通常都拥有几支独立且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分驻各地的几支军事力量壹致同意发动军事政变且自愿接受另壹个军事首脑领导的概率微乎其微。民主政体又不许首都附近驻军,某支军队想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也不容易从遥远的边疆(民主国家内地通常不驻军)迅速進军首都对民选政府发动“突然袭击”;而不引起政府和其他几支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应。

所以民主大国不象小国那样容易发动军事政变,即使发动政变也不容易成功,因此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与民主大国相反,专制大国则容易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专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通常都在首都附近驻有庞大精税的卫戍部队,壹旦这支“禁卫军”决定发动政变,就可捷足先登推翻前政权接管国家权力,掌控国家资源,“挟国家以令诸侯”,取得对其他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

纵观世界上那些民主不怎么成功的国家,几乎全是亚、非、拉军人势力强大的小国。民主成果绝大多数为军人集团窃取。

拿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时期是壹个国家,拥有同壹文明水准。英国在同壹时间让两国独立。两国立国时的民主模式完全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印度的民主政治平稳健康发展,没有发生过壹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也没发生过“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灾难性社会动荡。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则壹波三折,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政府被军事集团推翻。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幅员辽阔,不容易发动成功的军事政变。巴基斯坦的面积和人口比印度小得多,发动成功军事政变的概率比印度要高得多。因此大国印度较之小国巴基斯坦的民主成果更容易巩固。



因此当国民渴望民主改革时,根本不用担心“国家大人口多”的问题,因为幅员辽阔的大国虽然在民主转型期阵痛较长,但容易巩固民主成果,较之小国寡民更适合民主政体。



五、从美国早期民主看台湾立法院“打架”



台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率先选择民主政治的华人群体;但华人主体有关台湾民主政治的报道壹直是负面成份居多,从上世纪末的“立法院”打架,国民党因黑金下台;到民進党执政后的朝野纷争贪腐失政,总统陈水扁的“洗钱案”;外加选举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如“两颗子弹”和“走路工事件”等等,壹大堆类似“小孩子过家家”式的“胡闹”,不止壹次让海峡对岸的“大壹统国民”笑破了肚皮。尤其是议员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更成为国民在茶余饭后显示优越感的谈资,让真正操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极少数仁人志士失望寒心。

媒体报导的台湾民主“闹剧”,从另壹个侧面证实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英明诊断”?

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已被多数地球人用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证明出来的“最不坏”政治体制;比专制集权政体要优越很多。壹个适用于多数地球人的“文明成果”,为何不适合这个地球上的最大族群——“聪明”的中国人呢?

中国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相反壹直被世界多数国家视为“聪明人”,“不适合民主”应该不是事实,更不可能属于“英明论断”。要么是媒体存在选择性失明,只报道“美女身上的那颗黑痣”而对其整体的美丽不置壹词;要么国民没有从整体和发展眼光看问题,只听到产妇的呻吟声而感觉不到产妇腹中新生命的律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多数人只看到台湾民主的纷乱扰攘;而看不到在壹次又壹次激烈的选战对抗中所历练累积的民主体验和共识,正在台湾社会悄然形成。人们更不可能看到:处于民主初期阶段的台湾尽管出现了暂时、局部动荡;但没有出现文革那样的生命灾难和社会失控,更没有出现津巴布韦百分之十亿的通货膨胀?

近期因远离俗务的干扰,得以静下心来研读美国的民主历程,得出的结论颇为振奋人心: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不是从壹开始就是成熟稳健的,在民主的初级阶段壹样出现了被专制的欧洲人视为“笑料”的“闹剧”。美国议员也壹样在参众两院“打架”;并且“打架”的厉害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比台湾长得多。

美国人并非“天生就适合”民主!在民主初级阶段的表现并不比台湾的中国人高明!

美国在1776年建国,1783年赢得独立战争胜利,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今天仍在适用的《美国宪法》,1789年选出美国第壹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前的十多年间,美国其实不能成其为壹个实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十三个州组成松散联邦,和前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联体”异曲同工。各州拥有独立的军事、外交权力;代行美国政府职能的“大陆会议”只是壹个“协调”机构,既无“军队”也无独立财政;权力和设在莫斯科的“独联体”办事机构的权力壹样多!那时的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很肤浅,“民主形象”类似巨无霸躯体顶着壹个芝麻脑袋,差不多接近“无政府”理念,认为国家权力越小地方权力越大越有利于保护“民主”。直到麻萨诸塞州爆发了谢斯反叛,单个州的力量无法平定反叛恢复秩序时,美国人才意识到“弱势国权”和“强势州权”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民主”。“强势国权”虽然是民主的威胁,但如果在“有效监督”下“合理运用”也是民主的强有力守护神。由此可见早期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多么“可笑”,直到付出血的代价后才开始逐渐“理解民主”。

美国人在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后,参众两院壹直是乱糟糟的。议员在院内相互攻诘、谩骂甚至拳脚相向司空见惯;少数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个别人甚至向对手拔出了左轮手枪。

我们来回顾壹下美国人当初是怎样在国会“打架”的:

十九世纪中期,来自南部蓄奴州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威胁北部自由州同事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壹把火烧掉国会”。那段时间在国会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1856年5月19-20日,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壹篇题为《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用华丽的语言和挑衅的口吻赞扬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为的隐喻痛斥南部在“强奸”堪萨斯。演讲中他还辱骂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两天后,巴特勒的堂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休会后闯入参议院大厅,走到萨姆纳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头部。萨姆纳双腿被桌子绊住无法自卫。他试图站起来,最后猛地把桌子从地上抓起,蹒跚著向前走了几步,终于瘫倒;可是,狂暴的布鲁克斯仍然继续打他,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其他议员推走。结果萨姆纳被殴打成重伤,有三年时间没有重返参议院。 

布鲁克斯的行为引起了北部的愤怒;但赢得了南部同乡的喝彩。布鲁克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道:“每个南方人都兴高彩烈,连手杖的残段都被请求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由于南方议员壹致投票反对,众议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布鲁克斯的谴责。尽管布鲁克斯辞去议员职务,而他在他的地区以全部选票重新当选,从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华盛顿。布鲁克斯在南卡罗来纳逗留期间,哥伦比亚市市长赠给他壹根崭新的镶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级手杖。同时,他也收到了来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尔斯顿市赠的手杖上刻着题字:“再揍他。”还有壹位选民送的手杖则题词:“用击倒结束争论”……

欣顿•罗恩•赫尔珀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壹个小农地区。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壹书论述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在节选本中增加的醒目标题:“革命——可能的话,和平進行;必要的话,采用暴力”。奴隶主们谴责《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是“纵火犯、造反者、国家和平与安宁的敌人”。壹些州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赫尔珀的这部书导致国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众院里,共和党人提名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为议长。谢尔曼在奴隶制问题上虽然是个温和派,但仍与其他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壹起对赫尔珀的书表示了支持(他并未读过这本书)。壹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壹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结果众院经过43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争执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壹位观察家报道说:“唯壹不带壹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众院议员席上爆发枪战已具备现实可能性……

…………

美国人在国会“打架”,从1789年壹直打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壹共打了72年还没最后“休兵”!台湾立法院好象只打了几年架就“休战”了;并且没有出现“拿武器”和“打伤人”的恶性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今天的民主成果也是美国人从国会里“打架”打出来的;应该听到台湾立法院打架的“闹剧”背后民主前進的脚步声。

当美国人在国会打架的时候,欧洲大陆的霸主奥地利帝国(神圣同盟盟主)的臣民也在笑个不停。他们的议会可不会发生那样的“荒唐”事,议员之间不但不会“打架”,而是相互彬彬有礼,对政府提案只有赞成票没有反对票,对外用壹个声音说话,和皇帝保持“高度壹致”。

是“打架”的国会好还是“高度壹致”的议会好?看看今天的美国和奥地利就可得到答案。

奥地利帝国在“高度壹致”的议会忽悠下很快就急剧衰落了,在当上欧洲霸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被新起的普鲁士王国击败;又半个世纪在壹战中解体,疆土萎缩到百年前的十几分之壹,沦为今天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小国寡民。美国的疆土则在“打架”的国会鞭策下扩张了近十倍,从建国时GDP连墨西哥、哥伦比亚都不如的三流小国跃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

如果当初美国人没有胸怀和智慧容忍国会的“打架”闹剧,不能忍受大洋彼岸传来的嘲笑声,今天的美国不但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和文明领袖;相反极有可能堕落为中国人脚下的壹只蚂蚁。

由此可见:

“打架”的立法院比“高度壹致”的议会好!

处于民主初级阶段的台湾立法院“打架”很正常。

我们没有理由嘲笑别人!

六、陈水扁贪腐案是又壹个“民主笑料”吗?

陈水扁“机要费”案曝光后,关于台湾“民主笑料”的话题在国内舆论界又有了新的“活材料”。
自台湾走向民主政治后,我听得最多的台湾民主话题竟然是“民主笑料”;而不是民主的优越性。在此之前的最大笑料是议员在立法院“打架”,为某个议案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拳脚相向。因为耳中充斥了太多的“民主笑料”,又没有机会去台湾实地调查,不可避免对台湾民主政治疑虑重重,经常不自觉地怀疑台湾民主是“伪民主”?台湾的人均经济水准和教育文化投资比大陆高很多,连他们都把民主折腾成“不伦不类”的“笑料”,我们就更没有条件实现“民主政治”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说法看来有壹定的理论依据?
连我这个自诩对“民主”有很强悟性,认为遏制贪污腐败的最好药方是“民主”的中国人,也时不时会产生上面的疑虑,就更不用说对民主有“深刻成见”的芸芸众生了。
上述事例说明“壹面之词重复三次就是真理”。公民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才能走出“偏见”和“成见”,不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和“假命题”所蒙蔽。
直到今年三月台湾总统选举取得成功,下野的国民党再度出山执政,竞选失败者表现出可敬的“君子风度”,政权在“枪杆子”之外完成平衡交接,我才发现自己对台湾“民主笑料”的理解掺杂有很深的偏见。
台湾民主的幼年期因为专制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人民对民主理念理解不深,难免会出现与民主理念相悖的“笑料”,就象新生儿刚学走路时的步态在动物和成年人眼中都是怪模怪样壹样。但我们只要对新生儿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扶持,他就能很快学会走路,并成长为拙壮的青壮年。“民主笑料”是新生儿延生前的“阵痛”。如果不愿忍受“阵痛”,新生儿就不可能出生。如果对新生儿没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新生儿也不可能成长为青壮年。
我们不能忽视民主笑料“可笑”背后的“可贵”之处,打架的立法院尽管丑态百出,但总比“该举手时就举手”的议会要好。
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对新生事物求全责备,期望值过高;壹旦与期望值不符就容易失去必要的耐心,转而怀念必定会走向死亡的旧事物。
议员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因为马英九的当选逐渐淡出国民的茶余饭后谈资;陈水扁“机要费”案的曝光又再度为台湾“民主笑料”提供了新的佐料。
陈水扁在任期内通过虚报竞选经费,把高达2000万美元的选举剩余款汇往海外陈氏家族的私人帐户,由其妻子吴淑贞具体操纵实施。陈水扁居然在记者会上声称自己“不知情”……
陈水扁在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与专制体制下的腐败官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壹样以权谋私,壹样“不诚实”说假话……
人们不禁要问:不是说民主是反贪反腐的“良方”吗?怎么民主总统陈水扁照样腐败不误?并且腐败数额还相当巨大呢?
陈水扁贪腐案真的是“民主”的过错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陈水扁贪腐案的发生不是民主的过错。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检讨壹下台湾早期的“民主成熟度”。
壹个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有三个要件:壹是公民公开公平竞选各级政务官,使“领导人”尽可能是这个国家、地区的优秀人物,而不是善长行贿和“跑关系”的垃圾政客;二是对权力人物实行权力限制,防止他们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三是对在职官员实施严格的职务监督,防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公器私用。
以民主政治的三个要件来衡量,台湾早期的民主政治是“不成熟”的。陈水扁能够随意支配动用数目如此巨大的“机要费”,并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假帐”和“转移赃款”,说明台湾的在职政务官同样拥有“部分”不加限制的政治经济权力,并且在行使这壹“非民主权利”时没有有效的监督措施。这说明台湾的早期民主政治只有第壹个要件,而缺少后面的两个要件。所以台湾的早期民主是壹种极不成熟的民主政治。
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从专制体制脱胎而来的,在早期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遗留专制体制的部分弊端,权力缺少限制和监督恰恰是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民主转型期,长期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台湾人民因为对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大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民主选举上。只要不搞“圈定候选人”、“等额选举”和“暗箱操作”之类的“形式选举”;给他们以公平的投票权和竞选权,公民的心理就很容易满足,因此也就容易放松对民主政治另外两个要件的诉求。这样的“跛脚民主”政治壹样容易滋生腐败。如果被民众选上的权力人物没有罕见的德操和荣誉感,他就极有可能在任期内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因为缺少有效的监督他也很容易达到目的。就算因此失去民心在下次换届选举中下台,他也捞足够本足够他壹生荣华富贵了。部分亚非拉民主国家之所以无法根治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保留了部分专制体制的残余,尤其缺少民主政治的后两个要件: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总之台湾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是有缺陷不彻底的民主。西方国家也搞竞选,也有竞选经费的使用问题,怎么就很少发生类似的问题?是因为那些外国人都是爱国天使吗?当然不是,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同样会贪,只不过是没条件没机会而已。
所以陈水扁贪腐案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政治里遗留的“专制残余”造成的,恰恰是专制遗毒造的孽。台湾人民以后要做的不是遗弃民主返回专制;而是全力消除民主政治里的“专制残余”,对“权力”制定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措施,使民主政治日趋完善成熟。
我国的“村官直选”之所以不能消除腐败,原因也是只有“直选”而没有对“在职村官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措施,村官壹旦上任就可在辖区内为所欲为,在“不捞白不捞”,“捞够后哪怕洪水涛天”的末世心态下疯狂贪腐。
所以面对“村官直选”的伤心景观,我们不能把“村官腐败”归咎于“直选”的过错,不能走回头路;而是填补“村官直选”的政策漏洞,为在职村官设置壹套完备的权力制约监督措施,尤其是不能让在职村官拥有公款和公共资源的支配权。

其次陈水扁贪腐案的很快曝光是“民主”的功劳!
政治体制的好坏都是“相对”而言的,再好的政治体制也不可能杜绝腐败,就象再完善的刑罚也不可能杜绝刑事犯罪壹样。完善成熟的民主体制能够最大限度的遏制贪污腐败,但并不能完全杜绝贪腐。在贪腐问题上成熟民主体制相对于专制体制的主要优越性是:壹是能使贪污腐败减小到尽可能低的限度;二是贪腐数量和持续时间有限,大额贪腐和长时间作案的可能性相当小;三是贪腐者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制裁。
我想起了刘亚洲将军在谈到美国体制优越性时曾说过的那段话:“美国壹是不犯错误;二是少犯错误;三是犯了错误很容易改正。我们则是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很难改正……”
因为台湾的早期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所以陈水扁的贪腐数量很大,但陈水扁在民主政治下贪腐的代价壹是才八年时间就被选民选下台;二是下台才几个月就受到法律的无情追究,壹旦核实等待他的将是无情制裁。
津巴布韦元首穆加贝的贪腐渎职程度应该比陈水扁有过之而无不及。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亿三千万以上就是他腐渎行为的最好佐证。可他在元首职位上已经呆了三十多年,并且在造成津巴布韦经济崩溃后仍赖在总统位子上不走。津巴布韦人民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陈水扁在津巴布韦,他无疑会继续干下去,并继续疯狂地贪污腐败。国内司法机关根本没有胆量和权力去调查他的贪腐案件。
所以陈水扁贪腐案的曝光恰恰是“民主”的功劳!
今年曝光的晏大彬案壹样有很深启发意义:壹个财政收入不到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县),壹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交通局长,在任期内聚敛了近三千万(已查实受贿数据2226万)“腐败资产”,相当于这个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壹!同时利用职权奸污了绝大多数公路女收费员……
如果加上晏大彬挥霍和向上行贿的款项,他的贪腐案就远不止三千万了。
如果晏大彬哪天当上了中国的元首,他就极有可能利用职权贪污三分之壹个5.13万亿{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天文数字赃款?
更值得警惕的是:晏大彬贪腐案不是司法机关主动侦查出来的,而是晏大彬倒了八辈子血楣,碰上千万分之壹概率的倒楣事自动曝光的?
请问中国还有多少个没有倒血楣的晏大彬?还有多少个晏大彬在继续疯狂作案?

我曾经和壹个朋友谈论过“锁”的功用:
朋友说“锁”只防“君子”不防“小人”,所以“上锁”没有实质意义。
我说“锁”虽然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但“不上锁”则有可能把“君子”诱惑成“小人”。
如果某居民不在家时门户洞开,不是“小偷”的人在经过这家门口时也可能想到去里面看看。如果他刚好看到桌上放着壹万块钱,先前没有偷窃意向的“侵入者”则很可能考虑顺手牵羊把那壹万块钱拿走……
如果把这个例子引入政治体制,“上锁”就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民主”则是设计制造尽可能完善实用的“锁”。如果没有壹把功能齐全的“权力之锁”,就是“爱民君子”也会在权力诱惑下成了“腐败分子”。如果有了那把“锁”,先天有腐败倾向的势利小人也没有机会以权谋私。
所以专制体制下的腐败分子并不都是“先天邪恶之徒”,主要是落后过时的体制诱惑他们堕落成国家的硕鼠,主要是体制的过错。
民主选举就是尽可能让“君子”而不是“小人”走上“领导岗位”;对权力设置有效的制约监督措施就是防止“君子”在权力诱惑下演变成“小人”。

我们要想成功的遏制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就急需设计壹把功能齐全的“权力之锁”。

七、“中国人”能否考虑“特赦”陈水扁

读者咋看此文“标题”请不要动怒,望耐心读完全文。
国民对“贪腐”的深恶痛竭之情本人能够理解,好不容易能看到贪腐的大官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从“天下乌鸦壹般黑”的悲观误区中找到了部分希望和自信。笔者此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特赦”陈水扁的动议?妳小子要么是脑子出了问题;要么本身就是壹个用法律尺度衡量足以构成大案要案的“腐败分子”?
陈水扁是“台湾人”的总统,对陈水扁的处置权应该属于“台湾”而不是“中国”。这里用“中国人”代替“台湾人”,是缺乏民主常识的“逻辑错误”还是惠泽神州的“良苦用心”,各位壹读便知。
牵动海峡两岸民心的“陈水扁贪腐案”的侦查终于告壹段落。2008年11月11日“光棍节”,台湾检察官认为陈水扁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串证之虞,且所犯为最轻本刑五年以上重罪,特向法院声请对陈水扁羁押禁见……

随后陈水扁被台湾检方特侦组戴上了手铐。
陈水扁成为台湾首位被收押的卸任领导人!
消息传来,海峡两岸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
不是说中国古往今来都是“官官相护”?“腐败是不治之症”吗?怎么台湾前总统这么快就给抓起来了呢?
不是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吗?怎么还处于“民主学生”阶段的台湾这么快就显示出民主政治“惩治腐败”的巨大力量呢?
中华民族的“贪官污吏”们现在应该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
在举国欢庆陈水扁“被羁押、戴手铐”之余,我的心灵却掠过了壹丝不祥的阴影?
贪腐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受到法律的无情制裁是民主政治的伟大功绩;但对中华民族“民主進程”的影响却不见得皆大欢喜。
壹方面羁押陈水扁让中国人看到了民主政治的巨大优越性。民主政治在治理被多数国民视为不治之症的“贪污腐败”方面确然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腐败分子在民主政治的威力下根本没有藏身之地,连总统都因贪腐被戴上手铐,还有什么贪腐的大官小官能逃避法律制裁的?
另壹方面“腐败分子”看到自己的“政治同类”陈水扁在民主政治下的惨境,会从骨子深层“恐惧”并進而歇斯底里敌视民主政治。值得警惕的是:在以“关系”而非“才能”为纽带的官僚政治大背境下,“腐败分子”绝不是“壹小撮”;而是“壹大堆”;甚至是官僚队伍的多数?在落后过时的“官僚体制”浸蚀下,壹个人要想挤入权力岗位并顺利升迁,绝对不“腐败”是很难做到的。尽管多数权力人物本质上是“正人君子”;但很难逃避落后体制的毒害,不遵从官场“潜规则”就会被“逆淘汰”。所以从另壹种角度上来看,腐败分子也是落后体制的受害者。
那位从灵魂深层祈求“我真的好象再活五百年”的康熙大帝,在满清帝国处于四夷宾服万帮来朝的“祥和盛世”时,就曾发自内心感叹:“绝对不贪的官壹个也没有!”他老兄的论调虽然过于悲观,但“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僚体制”对人性的毒害确然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抗拒。
当体制原因造成多数权力人物犯有程度不同的“腐败问题”时,“公权”就会和“腐败”相互依存。如果新生的民主政权对因体制原因造成的“前腐败现象”不依不饶无情制裁,占压倒优势的“公权”就会为了“腐败分子”的自身安危高度壹致地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给中华民族的民主進程制造巨大的阻力,使中国的民主事业举步维艰。
当民主政治早期对旧体制下带有普遍性的“体制腐败”无情打击时,就算部分思想开明的权力人物认识到民主的优越性和必然性,也会因为“尽管民主对国家民族是个好东西,但本人在民主国度里却难逃报复清算”的忧虑而本能敌视民主。
民主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容易取得成功:权力阶层的“开明派”理解民主;多数国民渴望民主;既得利益阶层就算对民主不喜欢,也远没达到“仇视”的程度。
可陈水扁被制裁的惨状却容易让既得利益阶层“仇视”民主?
当陈水扁戴手铐的镜头出现在中国人视野时,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社会悲剧:有着程度不同“体制腐败”的既得利益阶层视民主为洪水猛兽;深受腐败危害的平民大众则视民主为万应灵丹。中国社会极有可能因此分裂为各自向相反方向努力的两个对立阶层。当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且不能共存时,悲剧性的“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
可“暴力革命”与“民主精神”很难和谐共存。在民主旗帜下发生的暴力革命,最终结出的果实常常是“民主的鸦片”。
“宽容”“妥协”是民主成长的最好土壤;“极端”“激進”则是民主最隐蔽的敌人。
壹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期,要有胸怀“宽容”部分旧体制的受益者,要善于和既得利益阶层作出必要的“妥协”;“报复”和“清算”的情绪越少越好。这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前者在民主转型期宽容了多数旧体制的受益者,结果民主事业健康稳步成长;后者在民主大革命时期把多数旧体制的受益者送上了断头台,结果民主事业在随后的壹个世纪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几次倒退。
南亚的部分民主国家动不动就因“经济问题”把民选的国家元首赶下台甚至送上断头台(如巴基斯坦),结果造成这些国家的民主事业长期停滞不前。
俄罗斯在上世纪末的民主转型期就宽容了绝大多数旧体制受益者,结果俄罗斯没有出现悲剧性的社会动荡和分裂,顺利走出了民主阵痛期,新旧体制实现了安全转轨。
俄国人连策动用枪杆子镇压民主事业的“8.19人士”都赦免了,中国人干吗不能考虑赦免“腐败分子”陈水扁呢?
在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转型期”,权力人物因为思想和灵魂不容易在壹个晚上和旧体制彻底告别,在统治前期也容易犯专制体制才会常犯的错误。这不是民主政治的过错,而是旧体制的惯性作用。
鉴于流行几千年的旧体制遗毒很难在短期内完全肃清,民主转型期的权力人物就不容易做到象英美等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务官那样奉公守法无懈可击。因此对转型期权力人物的“宽容”就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最可贵的品质。不过这种“宽容”必须停留在“适度”和“原则问题不让步”的基础上,如果连基本的原则都不坚守,民主就会倒退堕落到专制状态。

中国人有壹个很不好的“政治毛病”——在政治高压下没勇气“抗争”;在宽松环境下又不懂得“宽容”。

尽管如何处置贪腐的陈水扁是“台湾人”的权利,但我仍希望台湾人能站在推進整个中华民族民主事业的高度“特赦”陈水扁。因为妳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台湾人,壹样要为中华民族的文明進步承担责任。
“特赦”是有阶段性的,通常只适用于转型期的“元首级”政务官。如果马英九在任期内也犯下了和陈水扁同样的贪腐罪行,那就绝对不在“特赦”之列。

八、俄罗斯民主倒退的制度根源

本人曾对俄罗斯的民主变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极权世界点燃的“文明灯光”;但在后普京时代,希望开始模糊起来,壹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

俄罗斯是壹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大国的民主转型阵痛期较长,但民主成果容易巩固,不容易发生民主小国那样用非法暴力推翻民选政府的成功军事政变。俄罗斯也不例外,从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实权国家并选择民主政体的那壹天起,俄罗斯就没有发生过针对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民主直选的普京总统壹直牢牢掌握着政府权力,没有受到任何国内外军事力量的威胁。民主体制的壹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国家权力机关由选民公平选举产生。民选政府得到了普遍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的壹大成功;可俄罗斯的民主还是在昨天的位置上倒退了,原因显然不是民主在国内没有民众基础,而是民选政府内部出了问题。

民主国家出现民主倒退现象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壹种类型是民选政府被国内外军事力量推翻,由武人建立军事独裁政府或武人控制下的傀儡政府。南美和东南亚披着民主外衣的“政变政府”和“军人政府”就属这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民选政府内部因为民主体制设计不合理,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导致国家元首权力膨胀并滥用公权,形成实际上的专制或半专制政府。民主果实在合法的程序下被有独裁倾向的权力人物窃取,造成民主的暂时倒退。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前德国。

俄罗斯的民主倒退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民选总统普京虽然在任期内没有取得希特勒那样不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手中的权力无疑比成熟民主国家的总统权力大得多。

普京是俄罗斯近百年来最富有能力和民族责任心的总统,这本身就是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壹大成果。如果不是民主变革抛弃了“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专制体制,建立“优胜劣汰、抑恶扬善”的宪政体制,普京是不可能入主克里姆林宫的。

民选政府堕落为专制或半专制政府有壹个前提,那就是政府首脑拥有感召众生的个人魅力,能赢得多数国民发自内心的拥戴。希特勒当年就具备这种魅力,使成千上万德国男女在他魅力所及之处如癡如狂。普京的个人魅力虽然不能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因长期专制体制下上台的壹连串俄罗斯元首非暴即昏,不能胜任元首的职责,普京就得以在众多的“倭子元首”中脱颖而出,形成感召众生的个人魅力。

仅仅靠元首超乎常人的个人魅力还不致把民选政府专制化。丘吉尔、罗斯福的个人魅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二人的血统基因也壹样有独裁倾向,执政又恰逢二战,国家军事力量空前膨胀,国家元首可暂停公民部分民主权力的“非常时期”……可英、美两国的民主政治并没有在他俩手里大踏步后退。由此可见民选政府下的“魅力元首”赢得专制权力还得有另壹个前提相配合,这个前提就是民主体制设计不合理,存在容易被专制病菌入侵的制度漏洞。

民主宪政体制的制度保证是“权力制衡”,从纵横两个方向对国家权力進行分割制衡。纵向“地方自治”;横向“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必要性中国人容易理解;但习惯于大壹统意识的国民对“地方自治”的必要性则没有足够的认识。

成熟民主国家的“地方自治”体现在地方政府机关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当地选民直选产生。地方政府机关在遵守国家宪法,不染指军事、外交等宪法明文规定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在境内设置阻碍交通、割裂国内统壹市场的道路关卡和贸易壁垒……在自己管辖区域内就拥有不受中央政府干预的行政权力。地方行政官员的升降任免权由当地选民和议会说了算,总统不能任命省长也降不了省长的官……

“地方自治”有效地防患了政府权力人物结成上下壹致的“共同利益集团”,在侵害广大民众时结成相互声援的“攻守同盟”。当地方官员的升降任免由上级政府说了算时,他们就只能和上级官僚保持“高度壹致”,从而使中央政府聚敛起巨大的权力,日积月累就会累积起推翻民主体制建立专制体制的权力资本。

“上级集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壹是上级对各地情况不如本地人熟悉,任命的下级官员很难做到称职负责,在幅员辽阔的大国这种缺陷尤其严重。二是如果上司有公权私用贪污受贿的爱好,就会倾向于任命自己的同类担任下级行政官员,于是壹个上下壹致无孔不入的贪污网就会在全国结成。三是因为官职任免升降权掌握在行政上司手中,行贿受贿跑官要官就成为官场时尚,“跑关系”成为当官升官的最有效途径……

“地方自治”可有效地消除这些弊病。民选的地方官在选民的监督下多半能忠于职守。因为官职任免升降权掌握在选民手中,从根子上铲除了行贿受贿跑官要官的土壤,极大地削减了“公职腐败”的空间。

俄罗斯的民主体制在横向层面上基本上能做到“三权分立”;但在纵向层面上的“地方自治”则虎头蛇尾。俄罗斯的议会和法院在沙皇时代就拥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部分权力,议会和法院都有独立行使权力的经验,因此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俄罗斯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沙俄和前苏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缺少自治的经验,对自治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自治政府的运转也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因为自治政府既不尊重也不能较好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当中央政府限制削弱地方权力甚至企图取消地方自治权时,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坚定有效的抗拒措施。结果中央政府轻易收回了地方的自治权力,实现在民主体制下的中央集权。

俄罗斯在叶利钦和前普京时代的民主体制是“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脑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总统没有任命升降地方官的权力。当普京第二次蝉联总统,赢得多数俄罗斯公民的拥戴时,他就开始着手限制地方权力,初试得手后食髓知味,進壹步取消部分地区的自治权力,把很多地区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命权收归到总统手中。他这样做遇到的抵抗比预期的小得多,没有自治经验的俄罗斯公民几乎是不遐思索地认同了普京总统的偷梁换柱。

普京是壹个高明的政治谋略家,在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首先为俄罗斯公民找回了“失落的尊严”。这份“失落的尊严”建立在俄罗斯公民的“大国情结”基础之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壹落千丈,拥有浓厚“大国情结”的俄罗斯公民因此产生很深的失落感。普京当政时期又正值俄罗斯走出了“民主转型阵痛期”,民主体制开始发挥出自身优越性,激发出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创造潜能。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因此急速上升,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普京总统在时机成熟时有意识地在国际上采取不见得对俄罗斯有益的“强硬姿态”,给渴望“大国回归”的俄罗斯公民注入“自大迷幻剂”。俄罗斯公民终于又感到自己是壹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公民”了,于是对普京总统滋生出源自心灵深层的敬意。就算俄罗斯公民意识到普京在悄悄地偷窃民主成果,也天真的认为那是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着想,因此也情有可原。

普京总统的作法和七十年前的希特勒有着惊人的相似。希特勒上台时的德国也是国际地位因壹战的失败壹落千丈,拥有“大国情结”的德国公民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的作法也是在国际上采取强硬姿态,在渴望长久和平环境下静享壹战胜利果实的“敌国”面前咄咄逼人,给德国公司找回了“失落的尊严”,于是对希特勒“无限景仰”。有了多数公民的“非理性崇拜”,希特勒便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营建自己的“独裁王国”。

大凡拥有过人能力和坚毅意志的强人都有专制独裁的倾向,普京总统也不例外。这种专制独裁的内在冲力只有借助强有力的制度外力才能有效地压制住,自身道德约束力的作用相当有限。俄罗斯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人民缺少自治政治的历练,普京的专制冲力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在良好的动机下不自觉地阻挡俄罗斯的民主進程。



台湾接受民主政体的时间和俄罗斯相近,但台湾的民主政治却取得了长足的進步。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壹直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在国民党壹党专制时代就普遍实行“县官直选”,地方自治壹直受到全民的尊重,公民有充足的机会经受民主自治的历练。受到全民尊重且能理性运转的自治权力是不容易被上壹级政府限制或取消的。当地方自治受到尊重,三权分立深入人心,再强有力的领袖也不容易搞专制独裁。民主成果也因此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加上多数台湾公民没有“大国情结”,有独裁倾向的人物不容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忽悠他们。

所以俄罗斯在后普京时代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人民没有经受“民主自治”的历练,导致民主体制下的中央集权。这样的民主政府很容易堕落为“官僚政府“,壹样容易滋生腐败。加上俄罗斯公民拥有很深的“大国情结”,容易被有独裁倾向的权力人物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忽悠。

普京毕竟不是希特勒,他的灵魂毕竟比希特勒高贵,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七十年前的世界。俄罗斯的民主倒退是暂时的,随着普京时代(普京和其傀儡统治)的结束而结束。俄罗斯的民主尽管出现了暂时的倒退,但永远也不会回到前苏联的极权时代。那些对俄罗斯寄予无限希望的专制利益集团,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要想在和平环境下成功实现民主变革,避免走上悲剧性的暴力革命老路,在民主之路上不至出现反复和倒退,现在就必须让民众有机会经受民主政治的历练,尤其是地方自治政治的历练。第壹步就是尽快实行“县官直选”,让民众养成民主思维习惯,尊重并理性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不至出现辛亥革命时期内地百姓把“自由党”误读成“柿油党”的悲剧……

中国人的心灵深层壹样拥有浓厚的“大国情结”,但“大国情结”不见得总是对国家有益。





九、从澳大利亚的历史看民主与国民素质的关系



1770 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澳洲大陆,花了很长时间沿着整个东海岸航行探险,途中在植物湾停泊。当他发现这是壹块没有“现代主人”的未开发处女地时,库克船长宣布这块大陆为大英帝国所有,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

1779 年,因为民主的英国慎判死刑,监狱人满为患,刑事重犯、惯犯越狱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给那些杀人越货的刑事犯寻找壹个无法越狱的流放地,约瑟夫•班克斯(库克航船上的博物学家)建议英国政府把他们流放到远离英国本土的处女大陆“新南威尔士”……

1787 年,壹支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载着 750 罪犯驶向澳洲大陆,于1788 年 1 月 26 日在悉尼湾登陆。

这批罪犯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居民。

随后的大半个世纪,英国政府陆续把罪犯输送到澳洲大陆,壹直到1868年。

罪犯是澳大利亚早期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些罪犯的凶残和灭绝人性可以从他们对待澳洲大陆土著居民的暴行中看出来。他们象猎杀牲畜壹样任意捕杀新大陆土著,连妇女儿童也壹样亮出血淋淋的屠刀。

流放澳洲的罪犯捕杀土著居民与美国早期移民屠杀印弟安人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文化冲突的自卫反击,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攻击属同壹性质,是被动的;前者则是赤裸裸的攻击猎杀,是主动的。

所以澳大利亚的早期居民是不折不扣的人渣和败类!是货真价实的低素质人口。

沙漠广布的澳洲大陆并不是壹块适合人类居住的丰饶土地,而是壹个炎热荒芜、毒虫肆虐的恐怖之地。因此这块由罪犯建立的殖民地在相当长时期内壹直笼罩着饥饿的阴影。

蛮荒的土地和低素质人口,似乎天定澳大利亚是壹个绝望的国度。

在国家兴衰的天平上,还有远比土地和人口素质更重要的砝码:那就是壹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好的体制把魔鬼進化成天使;把沙漠灌溉成绿洲。

坏的体制把天使异化成魔鬼,把绿洲折腾成沙漠。

英国把罪犯输送到澳洲大陆的同时,也给这块蛮荒的处女地输入了“抑恶扬善、优胜劣汰”的民主宪政体制。

这是澳洲大陆最大的幸运!是英国给澳大利亚的最好礼物。

从第壹批罪犯踏上澳大利亚的那壹天起,两百多年过去了,罪犯的后代在民主政治的滋养下,早已洗净了罪恶祖先凶残冷酷的血质,進化成绅士型的文明公民。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全球公认的高素质群体,澳大利亚也成为最适合人类住居的国度,是中国有产者优先选择的理想移民地。

澳大利亚的历史彰显了这样壹个事实:素质低的国民并非不适合民主,壹个国家是否适合民主体制与国民素质没有必然联系。壹个国家国民素质的决定因素是该国的政治体制。民主体制能最大限度激发人身上的积极和健康的潜能,大幅度地提升国民素质。

依此类推,“中国人素质低”不是“不适合民主”的理由。连罪犯都能成功的移植民主宪政体制,中国人的素质总比罪犯高些吧,对民主政治的把握总不致于连罪犯都不如吧?中国的某些左愤和特权阶层总不能如此这般地诬蔑自己的同胞吧?

因为中国长达两千二百年的极权专制历史,长期的潜移默化使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有浓厚的专制情结。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我们只看到了中国人天性的壹个侧面,而忽视了另壹个侧面。中国人血统中的“民主基因”虽然比不上英、美、法、德的国民;但比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更容易接受和把握民主。壹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南亚非基督教国家的中国移民并没有信奉这些国家的主体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而是多数信奉了基督教,并因此受到这些国家主体民族的残酷迫害。现代民主文明就是起源于基督教的教义,美国的开国英雄当初设计民主政治体制就主要参照《圣经》的理论。与其说美国是壹个民主国家,还不是说美国是壹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的本质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此现象说明中国人身上根植著与生俱来的“民主基因”,因而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民主。

台湾人和俄罗斯人在同壹时间走上民主之路,可台湾的民主政治在二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進步;俄罗斯的民主则出现了大倒退。由此可见“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无视“众目睽睽事实”的“政治谎言”。

澳大利亚的历史也说明民主与国民素质的关系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国民高素质;而不是先有国民高素质后有民主。民主是公民高素质的前提;国民高素质则是民主的结果。同理:国民低素质不是“专制”的充分条件;而是“专制”的结果。要想大幅度地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敞开胸怀拥抱民主宪政体制。

十、接受普世价值就意味着动乱流血吗?

今天的中国,有壹股妖魔化“普世价值”的“毛左阴风”。

在毛左嘴里(不壹定是心里),普世价值是和大动乱大屠杀连在壹起的。如果某专制国家接受了“普世价值”,举行民主选举之类的西方玩艺,就注定会发生社会大动乱和大的流血事件。

毛左的论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在不爱思考的国民中有很大的煽惑力。

因为在某些民主转型国家确然发生了骚乱甚至流血:

台湾在国民党独裁时期表面看上去铁板壹块,可壹旦实现民主政治,城市广场街道上就经常出现非政府组织性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议员甚至在立法院拳脚相向。

俄罗斯在民主转型期虽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骚乱,但车臣却跳出来和国家政权武装对抗,独立阴谋失败后又制造了别斯兰人质惨案。

伊拉克被强制性输入“普世价值”后,国家就在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声浪中艰难地走出阵痛。

乌克兰总统选举居然出现了投票舞弊现象,几十万选民在首都街头静坐示威。四年后同样的事件又发生的伊朗,不但投票舞弊选民聚会游行抗议如故,还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导致近二十人死亡。

泰国的民主诉求最终走向骚乱和流血,人民民主联盟和政府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至少几十人死亡。

…………

除此之外,毛左还振振有词的声称:美国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是“自己搬砖砸自己的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东伊斯兰国家。埃及、叙利亚等民选政府多坚定反美;沙特、科威特等皇权国家则是美国难以动摇的盟友;巴勒斯坦甚至选出了恐怖政府哈马斯?

毛左列举上述事例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普世价值”的接受国还是输出国,自身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所以专制国家最好不要接受普世价值;民主国家也不要输出普世价值,否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问题的核心是:上述事例有必然性和代表性吗?

没有!!!

其壹: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不壹定都发生动乱和流血。二战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专制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出现骚乱和流血的国家就只有那么几个。前苏联集团的十多个民主转型国家,只有乌克兰出现了暂时的骚乱。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是极权专制时代种下的苦果,就算没有民主转型迟早也会发生流血惨剧,并且结果更残酷更惨烈。前苏联壹样发生过民族反叛和平反屠杀,车臣问题就是斯大林时期播下的民族仇恨种子。

其二:专制国家在和平时期壹样避免不了动乱和流血,且动乱常演变为大屠杀,制造巨大的生命灾难。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就发生过土地所有者的反叛,斯大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屠杀了五百多万无辜平民。至于民族反叛和屠杀事件则不胜枚举,斯大林时期在车臣的大屠杀远远大于车臣战争造成的生命灾难。毛时代的中国文革动乱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国家几乎每天都在动荡流血。南美各国独立后,除巴西外都实行军事独裁,长达壹个半世纪的政治局面几乎就是动荡、腐败、屠杀的宿影。阿根庭军事独裁政府屠杀了首都近六分之壹的人口。就算没有反叛者,专制统治集团也会制造假想的敌人实施有组织性的合法大屠杀。斯大林肃反消灭了前苏联的整个精英阶层。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执政时间只有短短三年时间,却消灭了这个国家近四分之壹的人口,知识分子则被屠杀罄尽。萨达姆则定期对自己的国民实施大屠杀,前后共屠杀了三十多万人,别忘了伊拉克只有区区两千万人……

除了大屠杀外,专制暴政常造成大量国民非正常死亡。毛时代的中国大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北朝鲜在人类普享现代文明物质成果的今天,有近十分之壹的人口在饥饿中死于非命。

和专制暴政造成的巨大生命灾难相比,民主骚乱事件造成的意外死亡根本不值壹提。

其三:民主转型造成的骚乱是局部、短期和暂时的,要不了多久就转入长治久安。台湾立法院打架只持续了几年就停止了,乌克兰选举骚乱也没持续多久。俄罗斯民主转型期除车臣地区外,基本没发生什么生命灾难。其实有秩序的游行、静坐、抗议是民主国家的常见现象,是民众通过和平手段表达政治诉求的壹种方式,只要没掺杂暴力冲突就不属骚乱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台湾的民主转型就基本没发生什么动乱。美国也经常发生街头游行事件,甚至发生局部的暴力骚乱,洛杉矶黑人骚乱就死亡了几十人,可谁说这个国家因此动乱了?相比之下,专制国家的动乱则是长期和周期性的,壹段时期的“稳定”往往是又壹次大动乱的前奏,政府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屠杀和恐怖政策才能维持表面上的“稳定”。

其四、专制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因权力交接造成的社会转型,民主转型可能会出现动乱和流血,却是生命代价最小的转型方式。民主转型壹旦成功,权力交接造成的生命灾难就会成为历史。如果拒绝民主转型,暴力革命转型就不可避免。和某些国家民主转型死亡几十几百人相比,暴力革命造成的生命灾难则是几百几千倍。皇权中国周期性改朝换代战争就是最生动的例证,换代之战死亡人数多在国民总数的壹半以上,有几次内战近乎人口灭绝式大屠杀。三国时期中国有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于非命,从五千万人下降到五百万人。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集团,统治者企图永操国家权柄就和秦始皇幻想自己的家族千世万世而为君壹样不切实际。既然权力交接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主动实施民主转型比被动接受暴力革命结果不可同日而语。

…………

在中东出现的反常现象,主要是宗教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的过错。在地球上更为辽阔的领域,接受普世价值的民选政府无疑更靠近民主阵营,前苏联卫星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民主国家输出普世价值是“自己搬砖砸自己脚”的论调显然是以点代面。



可毛左分子无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象他们的先辈壹样危言耸听妖魔化“普世价值”。三十年前毛左的先辈就曾在中国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明智务实的邓阵营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并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电台媒体声嘶力竭地叫嚷如下论调:

“如果让走资派的阴谋得逞,几千万人头就要落地……”

几年后邓政府在中国实行引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革开放,按毛左先辈的逻辑就是“阴谋得逞”了,可中国几千万人头落地了吗?



“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我想问毛左几个问题:

有哪个民主法治国家发生过毛中国和金朝鲜那样的大饥荒没有?

有哪个民主法治国家在和平时期发生过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大屠杀、萨达姆大屠杀、阿根庭大屠杀和文革大迫害没有?

前苏联和美国是冷战世界的黑白老大哥,哪壹个国家更腐败?

冷战时期,走近英美的国家都富强進步;走近苏联的国家都贫困落后,这是为什么?

东德和北朝鲜选择极权政体;西德和南朝鲜接受“普世价值”,哪壹方更为富强文明?

如果香港在回归前壹直和国家保持高度壹致拒绝普世价值,今天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

输入普世价值的伊拉克虽然经常发生爆炸和死亡,可和萨达姆政府的三十万大屠杀比起来哪壹方死人更多?

…………

这些问题是不言自明的,除非他是白癡或别有用心。



毛左分子把苏联阵营的民主化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搅局,同样是壹个荒诞可笑的逻辑。和平演变是相互的,当初红色极权阵营的公开口号就是“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和“壹定要解放美国人民”。为什么红色阵营在英、美的和平演变没有成功?苏联阵营的民主化真个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造成的吗?假设美国白宫壹样出现斯大林、卡斯特罗,美国会走向极权专制吗?不会!就算出现壹百个斯大林和壹百个卡斯特罗也不会。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但不是苏联阵营崩溃的始作甬者,相反还给国家民族和极权统治集团自身带来福祉。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民主推动作用,苏联各民族将面临毁灭性的暴力革命,等待特权集团的命运将是血腥的清算。

毛左分子不但把苏联阵营的崩溃归罪于西方阴谋,连专制国家发生的抗暴民变和突发事件也归罪于西方阴谋。按照毛左的逻辑,民主转型国家的动乱流血是西方民主阵营的过错;专制国家的动乱流血也是西方民主阵营的阴谋。总之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动乱流血都是民主国家的阴谋,都是普世价值造成的。



毛左逻辑让我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信阳事件”。大饥荒时期,当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消息传到中央后,毛太阳把信阳大饥荒归罪于“国民党特务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

有其师必有其徒,今天的毛左分子把祖师爷的“大饥荒理论”发扬光大了。

综上所述:接受普世价值就意味着动乱流血是毛左分子最别有用心的谎言。



十壹、执政集团实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吗?



近期写了几篇呼吁中国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不少读者的回复和来信显示了壹个带普遍性的“认识误区”:

不民主会亡国,民主会亡党?

执政党实行民主改革是“革自己的命”,所以宁可亡国也不会改革?

2006年11月我写了《民主问题》壹文,针对部分国民关于民主的“认识误区”: 壹、中国公民素质低下,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民主会造成国家的长期动荡,甚至分裂;三、民主会亡党,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進行了分析和正误。对于“民主会亡党”壹说特拿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戊戌维新”来举证,说明统治集团为了壹己私利逆潮流顽抗拒绝進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灭亡;胸怀国家民族顺应潮流实行民主法治变革才会获得新生。

执政党自上而下实行民主改革真的是“革自己的命”吗?

非也!

当今世界保留王室君主的民主法治国家有哪些?

日本和英国,包括英联邦成员国。

日本和英国这两个现代化强国何以能在“共和制”成为世界政治主流的情势下长久保留皇帝和国王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君主自上而下主动实行民主法治改革。

英国前国王查理壹世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因为拒不“开放民权限制王权”,拒不实行民主法治改革,被愤起反抗专制王权的英国人民砍头示众。拒绝民主改革的悲剧是“革自己的命”。

暴力革命之后的英国经历了短暂的军事独裁和专制复辟。1689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威廉亲王继任英国国王。新任国王富有智慧远见,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和王室家族的长远利益与英国人民达成权力妥协,颁布《权利法案》,主动开放民权限制王权,自上而下進行民主法治变革。

《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壹、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执行。

二、未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向国民征税收费。

三、向国王请愿是国民的天赋权利,壹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

四、除经国会同意外,国王在和平时期不得征募或维持常备军。

五、国会议员选举自由,在国会内言论自由;议员在国会内的言论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核或讯问。

六、实行司法陪审制度。

七、为申雪壹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国会应时常集会。

…………

威廉国王自上而下实行民主法治改革的成果是使英国快速上升为世界第壹个现代化强国;还给王室家族带来了空前的好运气,不但避免了革命的风险,还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壹直赢得英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爱戴;就算在王位上壹再犯错也能很快得到人民的宽恕。前段时期英联邦成员国因王室丑闻不断,就选择“君主制”或“共和制”進行全民公决,结果成员国的多数国民要求“保留国王”。

英国国王自上而下实行民主法治变革不但没有“革自己的命”,相反还使王室家族在“君主制”成为历史垃圾的现代化世界千秋万岁。

统治者主动实行民主法治变革不断能使国家民族繁荣强大文明進步,还能使自己的家族战胜邪恶诱惑和权力毒害,与时俱進长久保持先進性,有能力和德操承担国家第壹公民的职责。

“明治维新”也是天皇自上而下在日本推行民主法治改革的,结果使日本帝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四个世纪的现代化路程,跃升为亚洲第壹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天皇也因此赢得了日本国民的普遍敬爱。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不得不面对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崇高威信,深知壹旦废黜天皇必然招来日本人民的“焦土抗战”,把日本四岛变成“暴力火药库”,权衡再三之后决定答应日本人民“保留天皇”的请求。

日本天皇主动实行民主法治变革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还给天皇家族积下了万世福荫。

中国的满清统治集团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变法会亡满清,不变化会亡国”的认识误区下,顽固维护统治集团的特权专制,拒不开放民权限制君权,把有望使中国在短期内赶超日本的“戊戌维新”淹没在血泊之中,结果招来皇室家族的彻底毁灭。特权阶级也整体被血腥清算,不但丧失了所有的即得利益,多数还家破人亡。

统治集团拒不实行民主法治变革的代价则是“革自己的命”?



最具现实意义的例子则是台湾国民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元首蒋经国先生在“经济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面对壹党专制下无可救药的贪污腐败和民众壹浪高过壹浪的维权抗争,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民党自身长远利益的高度,毅然决然放弃壹党专制实行“政治现代化”,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把台湾政治推上民主法治轨道。

当国民党元老提醒元首开放党禁报禁必将导致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时,蒋经国先生平静地说出了下面这句话:

“世上没有的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先生主动放弃特权,继“经济现代化”之后在台湾实现“政治现代化”。

国民党在台湾自上而下主动实行民主法治改革后,自身的执政地位虽然遇到了外来强有力的挑战,没几个回合就被民進党所取代,但成功避免了悲剧性的暴力革命,避免了清算和复仇,不但身家安然无恙,还保住了大部分即得利益。

台湾政权从国民党手中滑落后,国民党作为壹个党派组织并没有灭亡,相反在远离权力中心后有机会痛定思痛反思反省,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重新赢得了多数台湾人民的敬重和信任,短短八年时间又被台湾人民选为执政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重新当选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信心十足,因为这是他们第壹次真正代表台湾人民合法行使政治权力。先前他们的权力是用枪杆子抢来的;这次是台湾人民主动委托给他们的;两者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国民党在台湾主动实行民主法治变革的结果不但不是“革自己的命”,相反脱胎换骨水浴火重生,变得更先進更强大了。



中外历史经验壹千次证明,统治集团拒绝实行政治体制变革才是“革自己的命”;适应时局主动推行民主法治变革才能重获新生。

十二、普通国民能为民主做些什么?

普通国民只要肯坚守良知,对民主宪政心向往之,胸怀推進中华民族文明進步的责任心,都可以对推進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任何人只要有心肯努力,在不触犯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壹、 拒绝说谎。

也许妳不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但妳起码能够做到努力让自己不说谎。官僚特权专制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腐败官僚壹方面满口谎言自我粉饰;壹方面诱使或强迫民众习惯说谎,因为只有习惯说谎的民众才容易理解谎言相信谎言。当越来越多的民众拒绝说谎时,腐败官僚的谎言就会越来越少听众,民众对说谎者的厌恶就会与日俱增。说谎的官僚在民众眼中就沦为丑角或变态者。说谎的官僚壹旦不受欢迎,官僚专制的末日就来了。

二、 不与恶政合作。

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和勇气去反抗暴政,鼓动或强迫有家小的家庭顶梁柱在腐败力量占压倒优势时就去做谭嗣同孙中山本身就是壹种不民主的行为。但妳只要认清是非,不贪图急功近利,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不与恶政合作,不充当谎言和形式主义的帮凶。哪怕妳是体制内的壹名公务员,只要妳不想违背良心升官发财,妳就可以拒绝为领导起草说假话的文件,拒绝伪造假政绩和假数据,拒绝“图表现”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跑前跑后,拒绝迎合上司的阴暗心理,拒绝“羨慕、嫉妒或仿效”仕途通达的势利小人……妳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只是领导不高兴不肯重用妳,但极少因此开除妳。当然如果妳经不住诱惑想升官出风头就是另外壹回事了。在多数情况下,民众不与恶政合作付出的代价只是“吃不好”而不是“吃不饱”,也就是说生存较少受到威胁?当攀附盲从恶官恶事的国民越来越少时,贪官作恶的冲动和概率就会水降船低,这样官僚专制的基础就松动了。

三、 积极支持声援民众的维权抗争。

如果妳在大街上看到城管暴打壹个为谋生挣扎但没阻塞交通的小贩,在围观者敢怒不敢言时妳就可以站出来勇敢对城管说“不”。此时城管也许会转过来打妳,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围观者跟着妳的脚步站出来和城管叫板。多数中国人在罪恶面前只是不敢充当出头鸟,可壹旦有人走出第壹步就会跟上来对罪恶开口甚至动手了。如果妳看到某人的房屋被强拆,因为“拆迁机器”的强大妳无法站出来说“不”,但妳最起码能给予语言上的声援,在民众评论此事时妳能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充当沈默甚至幸灾乐祸的看客。支持声援民众的维权抗争妳也许会付出壹定的代价,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妳未来的收获也许远远大于妳当初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也为了妳自己和亲人不致成为下壹个暴政受害人,那点代价是值得的。

通往北朝鲜的路就是沈默的看客铺就的。

下面是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的铭文:

“他们最初逮捕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说话。

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时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四、 对自己不了解的官媒消息不轻易附和

当今中国假新闻假消息满天飞,尤其是由官媒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常常离真相相去甚远。电视新闻每天都是“领导很忙,人民生活很幸福,外国很乱”,不是“北朝鲜人民热爱金正日,伊拉克人民拥护萨达姆”;就是“汶川地震中倒塌的校舍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就算是大庭广众下众目睽睽的真相,官方的“统壹口径”也能矢口否认?壹旦官僚滥用职权造成“人道灾难”,官媒定调的新闻就拿“不明真相的群众”、“黑恶势力”、“临时工”……来说事,肇事官员都是奉公守法情有可愿的?我国收视率最高的央视新闻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很不光彩。今天的官媒撒谎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连“县委书记割腕自杀”也要被宣传部门“统壹口径”成“车祸”???普通国民也许不容易求证官媒消息的真假,但可以做到对自己不了解的官媒消息不轻易附和,更不能充当真相不明的官媒消息的传声筒。当越来越多的公民不轻信不传播真相不明的假消息假新闻时,假新闻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被封锁打压的真相也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五、 不阿谀权钱。

特色中国权钱肆虐权贵横行,今天“林大官人当众调戏幼女”;明天“我爸是李刚”。西方也有很多大官富豪,可西方的官员和富豪都是夹着尾巴走路,在公众场合很难区分谁是富人谁是官员。除了民主法治是维护多数平民百姓利益的体制外;还因为多数民众对有钱有权者不卑不亢不羨慕不嫉妒,使官员富人感受不到任何优越感。所以有钱有势者不会显摆金钱权力,不会炫耀“钱是老大”,更不会仗势欺人。壹旦哪位官富自以为了不起显摆权钱,不但法律会找他的麻烦,民众也会对他之以鼻,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中国人崇尚“钱是老大,官是老爷”,处处表现出对权钱趋之若鹜,对富人讨好对权力谄媚,把“权钱”笼得“不作恶就会浑身不自在”,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为官作怅为富不仁。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健康人格独立精神,拒绝阿谀权贵,官员富人作恶的冲动和概率就会大为降低。

六、 凭良心说话。

官僚特权专制的最大恶果是毁灭社会良心,导致全社会崇尚权力,迷信金钱,不择手段追逐急功近利。民主宪政体制的伦理基础则是健全人格、独立精神和坚守良知。在长期奴化谎言宣教体制忽悠下,多数民众已经养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唯权力金钱是问的价值取向,对人和事的评价不是凭良心而是凭眼前的“功利”和“需要”。站在当官那边说话显然对自己眼前有利,“良心”不能吃不能喝凭啥要坚守?多数人都这样想,总有壹天自己就会沦为别人“为官说话”的牺牲品。最后多数人都免不了沦为他人“为官说话”牺牲品,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最后的“好处”都集中到官僚自己头上,民众集体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官与民的PK中官僚就日益取得压倒优势,官僚专制体制也因此得以巩固和加强。民众要想在官与民的PK中由弱转强并最终取得优势,就必须为了长远和整体利益“凭良心说话”;而不是为了个体眼前的急功近利“为官说话”。当民众壹次又壹次地“凭良心说话”时,官权就会由强转弱,这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宪政就来了。

七、耐心启蒙民智,唤醒壹个是壹个,唤醒壹对是壹双。

维护官僚专制统治的民意基础是对民众進行“谎言洗脑”;民主宪政则依赖民众的广泛觉醒。

我国和台湾的教育法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国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台湾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進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双方的优劣多数中国人应该壹眼就能看出来 。

在多数国民“被洗脑”的情势下,民主的第壹步就是启蒙民智,尽可能唤醒更多的国民,从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唤醒壹个是壹个,唤醒壹对是壹双。

因为愚民工程积重难返,唤醒国民的“启蒙事业”也就举步唯艰任重道远,有时付出很大的努力可收效甚微。这就需要启蒙思想者拥有足够的宽容耐心和基督牺牲精神。当年基督传教几十年,终其壹生只收到区区12名信徒,其中壹个还做了叛徒,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基督当年没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了。

每个良心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投身到国民的思想启蒙事业上来。

也许妳没条件登台对大众演讲,但妳可以启发身边的国民:民主是维护他个人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是打击贪污腐败的最好体制。

也许妳不能写壹手文通理顺的启蒙文章,但妳可以到处粘贴推荐启蒙思想者的论著,以最大的热情和主动性传播民主思想。启蒙文章的传播者和创作者壹样重要,有时传播者的功绩甚至远远大于创作者。

下面是独立思想者“凝香的歌声”新浪博客首页的壹段话:

“让我们共同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传播真相,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为我们的孩子拥有壹个公平安全的自由环境,为公民社会的到来而不懈努力!!

如果每位博友都能坚持每天结识十位新朋友,并带动他们共同参与传播思想与真相,追求自由的行列,将对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也会因此而加快中国民主转型的步伐.

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与行动,执着地坚持传播思想,争取权益,我们将能日益接近我们的梦想.让我们携手前行!!”

独立思想者常亮也说过:

“与自由壹样,民主是长期乃至永久的事业,并不存在壹劳永逸之功,也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任何壹个别人身上;自由民主首先是我们每壹个人自己的事情。

即便民主政治实现,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也只能是被代表。因此欲求自由民主,首先我们就应在心中发表壹独立宣言:我决不趋炎附势,不依赖不仰仗,既不屈从也不盲从,永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放开襟怀……“



真正的民主不是依赖辛亥革命,也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依赖民众壹点壹滴的坚守和行动。





十三、“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特色中国的很多现象真的很滑稽。妳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某个同事相识来到妳面前慷慨激昂骂美国,当妳说美国人其实离他很遥远没贪他占他骗他侮辱他,也没侵占中国壹寸土地;同时提醒平时对他伤害最大的是些什么人时,他们又义愤填膺骂起贪官来,并颇为极端地发泄“把村级以上的壹把手全部枪毙也不会有壹起冤案,要是再来壹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妳若再向他提示“贪官也是沈默的多数宠成的”,民众在面对腐败应该努力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妳听得最多的回答居然是:

“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只在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按这些人的逻辑,他们的“小日子”与“政治”没有关系?

“政治”难道真的与他们的“小日子”没有关系吗?

“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说上面那话的同胞们过好了“小日子”吗?当然没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哪么多的愤恨不平,那么期待再来壹次文革好痛杀壹回贪官。幸福生活的第壹标志是心平气和怡然自乐,终日愤愤不平哪有幸福可言?

可他们把“不关心政治”当成座右铭啊?说明“不关心政治”与“过好小日子”并没有相成关系。

很多同胞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当官从政”。

“政治”可不是“当官从政”那么简单。

“不想当官从政”不等于妳可以“不关心政治”。

“政治”壹词说得通俗壹点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技术”。

公共事务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科学文明的现代“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谋求多数守法公民利益最大化,协调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推進社会的文明進步”。

每个公民的“小日子”都离不开公共事务。

首先谁来管理公共事务?是公民选举公共事务管理人?还是官僚集团“任命”?

通常情况下,公务人员只效忠于公权力的来源方。民众选举他就为人民服务;上司任命他就为官僚服务。道理就这么简单。

如果普通公民“不关心政治”,听任官僚集团剥夺他的选举权,强行“代表”他们“任命”只会疯狂搜括民脂民膏贿赂上司的贪官恶警以权谋私为非做歹,他的“小日子”还能过好吗?

其次管理公共事务需要很大壹笔钱。这笔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靠公民纳税。妳要交多少税?凭什么交?税收用来作什么?用途是否合理?用了妳的钱后向不向妳报帐?这些都与妳的“小日子”紧密相关吧?

再次…………

如果政治腐败官吏公权私用为所欲为,普通公民还能过好“小日子”吗?

对于壹个普通公民来说,“不关心政治”不但不能过好“小日子”;而且要想过好“小日子”还必须关心政治。

中国有太多只关心自家的“孩子、房子、车子、票子”而不关心“政治”的国民,可他们没有壹个能够逃避腐败政治的伤害。

汶川大地震蒙难的家庭,多数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可他家的孩子却被“豆腐渣校舍”砸死压死?“豆腐渣校舍”可是腐败政治的产物。如果当初那些家长肯“关心政治”,面对腐败勇于抗争,勇于站出来对“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说“不”,他家的孩子也许能够活下来。就算在专制体制下,壹个人站出来说“不”贪官会我行我素甚至打击报复;但壹百个人站出来说“不”情形就大不壹样了。

腐败政治体现在经济上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必然造成生态大破坏。生态破坏的恶果会危害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让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过好“小日子”。

腐败政治体现在司法方面必然是冤假错案和刑讯逼供。赵作海在入狱前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结果蹲了十壹年冤狱,如果不是空前的好运气还会冤死狱中。在新闻不自由习惯暗箱操作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监狱还有多少个赵作海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个赵作海在刑场上倒下更没人知道。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谁能保证妳不会成为下壹个赵作海?谁能保证妳的儿女不会沦为“躲猫猫死”?“做梦吓死”?“洗澡死”?“喝开水死”等离奇死法的壹员?

山西“黑砖窑”和新疆“黑工厂”也是腐败政治的产物。那些“不关心政治”的父母,谁能保证妳的儿女将来不被人拐進“黑砖窑”、“黑工厂”象奴隶壹样在皮鞭下服苦役?

中国有几人没有吃过“地沟油”?有几人没喝过“毒奶粉”?有几人没吃过“毒食品”?大面积蔓延的“地沟油”、“毒奶粉”、“毒食品”壹样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腐败政治能不影响到妳的“小日子”吗?

国有土地是每个公民的共同财富,妳也有壹份,可那些卖土地的地方官事先征求过妳的意见没有?属于妳的壹份妳拿到手没有?卖地钱的去向告知妳没有?腐败地方官以“国家”“公有”的名义高价炒卖属于妳的地皮,然后把住房炒成天价,让妳终其壹生辛苦劳作节衣宿食也买不起壹套房子,让妳的儿女蜗居在城市病菌丛生的“胶囊公寓”……妳能过好“小日子”吗?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特权阶层霸占了绝大多数体面职业体面岗位。妳的儿女就算象诸葛亮壹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善跑关系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妳的儿女本来是应该拥有壹个好职业的大学高才生,可因没关系沦为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的无业游民,连找个丑小鸭做媳妇都没门。那位门门功课都要靠给老师送礼才能及格但有壹个李刚爸爸的缺德同学,壹出校门就“五子登科”美女争相投怀送抱……妳难道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不都是妳当初“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吗?

现行教育体制已被壹千次证明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只能造就“奴才”和“偏执狂”。那些有权力制定和改革这壹体制的特权官僚多把儿女送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培养想象力创造力造就成“人才”了;妳的儿女则只能“被奴才”、“被偏执狂”?自己没房住未婚妻被“裸官”纳为“二奶”“N奶”;还跟着“裸官”指挥棒热血沸腾“唱红歌”歇斯底里咒骂“裸官”儿女的的首选留学移民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如果妳继续“不关心政治”去努力抗争变更这壹奴化教育体制,妳的孙子也壹样给扼杀了想象力创造力,脑袋壹样“被格式化”;只会“被奴才”、“被偏执狂”,充当“裸官”自欺欺人危害国家民族的“五毛左愤”。妳的“小日子”永远也无法过好。

…………

那些习惯“不关心政治”的群体,常常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品,在腐败政治背景下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相信多数普通中国公民都是“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家“小日子”的,因此多数普通公民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群体。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连国家主席,国防部长,总书记这样的元首级政要都蒙受沈渊受尽非人迫害;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自由?复巢之下安有完卵?连高官显贵都在劫难逃,妳壹个草民百姓能长期过好“小日子”?

“关心政治”不等于“喊政治口号”,文革期间不是哑巴的中国公民都会高呼“政治口号”,但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政治”。亿万工农兵“毛主席挥手我前進”,当他们争先恐后把国家主席“批倒批臭、再踏上壹只脚”时,有几人想过“叛徒、内奸、工贼”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值得全国人民长期放下手头的工作大批特批吗?这种群众性大批斗于国于民到底有什么益处?

所以文革式全民“政治挂帅”并非人民“关心政治”;而是人民“不关心政治”结出的政治怪胎!

…………

对于壹个国家公民来说,要想过好自家的“小日子”,妳还必须关心政治不可!

政治清明是公民过好“小日子”的必要条件!

十四、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孰先?

“先民生问题,后民主问题”是部分威权政府拒不实行民主变革的潜台词。

“民生”与“民主”有冲突吗?

民生问题必须优先于民主问题吗?

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哪个更重要?

专制苏联和民主俄罗斯的民生状况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上世纪中期,苏联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GDP连续三十年高居世界第二?苏联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富强大国。

才两亿人口的国家GDP高居世界第二,苏联的“富强”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有充足的财力物力解决民生问题。可苏联的民生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衣食和住房最能反映壹个国家的民生问题。

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多数中国人已经吃饱了肚子时,苏联的多数公民依旧营养不良,每天得为购买仅够维持生命的生活必须品排几个小时长队。城镇公民的人均平均住房面积才0.4个平方?远远超过了中国“蜗居族”的想象极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因为没有民主!在官僚特权专制体制下,国民的劳动成果分配权完全掌控在特权官僚集团手中,导致多数劳动成果被折腾浪费和官僚私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国民只分到很少的份额。

高居世界第二的庞大GDP哪里去了?

壹、瞎折腾浪费掉了。

官僚特权专制体制是“劣胜优汰”的,升到决策层的高官显贵多是关系大于能力的不负责任政客,壹方面“对形势判断严重失误”优先发展军工,欺骗强迫人民勒紧裤腰带大搞两弹壹星;在食不果腹的逆境下还发誓要“解放世界人民”?把大量的财力物力浪费在远远超过威慑作用不能吃不能喝又不能随意用于战场的核武工程上。另壹方面为了“政绩”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把人民的血汗成果往水里扔。结果相当大壹笔GDP在官僚的瞎指挥中被折腾浪费掉了。

二、极少数官僚政客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了苏联人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

苏联的平民大众虽然长年食不果腹寝不安枕,可官僚政客却利用职权享受着远超平民几十甚至几百倍的奢华生活。国家花在每位高官显贵身上的钱则相当于普通平民的几百几千倍!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壹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妳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妳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妳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壹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壹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壹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壹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苏联官僚政客享有下述平民大众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权:

1、 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壹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苏联时期熟练工人平均月薪只有1000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 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

3、 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 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 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 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苏联普通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才0.4平方,可高官显贵享有的住房却大得惊人。叶利钦在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过他升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分给他的房子:

“我头壹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壹些人。然后,领我转了壹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妳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進屋内,只见壹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壹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壹层楼的情况,这儿有壹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壹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壹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壹头便是厨房,像是壹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壹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 “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壹块面包与壹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

面对这样壹个以巧取豪夺国民劳动成果为“职责”的庞大官僚特权阶层,落到平民百姓手中的财富自然少得可怜,生活水准远不如1860前美国的南方黑奴。他们就算创造了多于“公平国家”十倍的财富,也享受不到对方十分之壹的生活水准。

所以没有民主的专制国家,永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哪怕专制国家在某壹特定的历史阶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平民大众也壹样“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读不起,死不起。”

民主俄罗斯的GDP和前苏联不能相提并论。2009年俄罗斯GDP屈居世界第12位,连印度都不如,可多数俄罗斯人民享有的生活水准比苏联时代要高出N倍。相比中国也后来居上,相当于中国平民的N倍。俄罗斯绿卡对中国平民的吸引力远大于文明古国对俄罗斯人的吸引力。2009年俄罗人均住房面前达22.3平方米,市场上的生活用品极大丰富,排长队买面包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往事。

俄罗斯财政收入的壹半用于平民的福利事业。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全免费教育,中小学校还免费提供学生午餐。病人住院不用事先交付押金。在未交壹分钱的情况下,哪怕是中国人在俄罗斯生病也能得到急需的治疗。民主俄罗斯人根本理解不了世上还有“没交钱就不治疗不抢救”的医院和医生?

二零零七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壹份极具震撼力﹑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从壹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经济总量增加七成,但员工的人均收入却增加了百分之五百,扣除通胀后,实际增长超过百分之二百。今天莫斯科劳动者的人均月工资约壹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我国的几亿城镇农民工收入在长达20年中没有实质性增长。

…………

印度是壹个不成熟的民主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壹半?但印度平民大众享有的福利水准远远高于我们。公立大学学费在长达50年中没有增长?壹学期学费只有区区4美元?学生宿舍每月住宿费只相当于8元人民币?极低学费培养出来的印度大学生,质量却远远高于我们?



综上所述,没有民主的专制国家,无论国家多么富强,经济多么高速增长,民生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不仅如此,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都是暂时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如果不及时進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民主变革,无论GDP增长多快,哪怕是世界第壹第二,最终都避免不了大幅下滑甚至崩溃的悲剧。希特勒早期的德国经济增长率百分之百,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居然消灭了失业?可最后的结果呢?前苏联经济在工业化时期也是突飞猛進,最后卢布居然贬得壹文不值,不得已只好废除旧币重换新币。

所以民主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必要条件!

那些先民生后民主的威权国家永远也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就算每年取得百分百的经济增长率也壹样。



十五、民主国家的中国移民为何素质也低?



“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是天朝最缺乏常识的“权力语言”。

“中国父母官”迷信“素质低”说,前天听到的壹则某县教育局长的训话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人素质真低,有次我去壹学校视察,看到校门口旗杆倒了。我分派校长,校长分派老师,老师又分派学生……我推妳妳推他,就是不肯亲自动手把旗杆扶起来?举手之劳的小事分派别人去干花费的精力,比自己亲自动手干更劳神费力?可中国人就喜欢在小事上玩权力!妳看中国人素质该有多低……”

把上述这则消息发到QQ空间后,网友“林夕人”的壹则回复壹语中的,揭开了“素质低说”的本质:

“典型的特权化,上行下效,壹个举手之劳,自己不做是理所当然,但别人就是素质底,就是这样壹些思维的人占据着岗位,不说弱智至少也不是正常心态的人。”

我曾在《国民劣根性是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等系列文章中如此阐明“素质说”:

“国民素质是社会体制的产物”。

“民主体制抑恶扬善优胜劣汰,让魔鬼進化成天使;专制体制奖恶惩善劣胜优汰,把天使异化成魔鬼。”

“好体制坏人无法作恶;坏体制好人处处碰壁;专制社会劣币驱逐良币。”

“要想学会游泳,就必须把他丢到水里去历练,在沙漠上是不可能造就游泳健将的。”

“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最有效途径。”

“壹百个漂亮女子长期困在妓院里求生谋发展,九十九个会变成妓女;同样壹百个女子在大观园里成长,九十九个会变成淑女。要想提高妓女素质第壹是要让她告别妓院环境,企求在妓院里大幅提升妓女的整体素质只能是癡人说梦。”

…………

支持上述观点的事实依据如下:

北韩韩国同根同种同文化,专制北韩的多数公民不是疯子就是白癡。韩国的绅士气质和淑女风范则强烈感动了中国电视观众的眼睛和心灵。

民主前的台湾壹样腐败动荡,官员出行前呼后拥花费惊人。民主后的马英九总统长年壹日三餐主要吃普通上班族享用的“平常盒饭”,贪腐机要费的民选总统陈水扁则立马锒铛入狱。

民主前的韩国社会像壹张揉皱的稿纸,壹样高花费暴力维稳,社会反抗风起云涌, “光州事件”则是人类文明史的特大耻辱。民主后的韩国社会则進化成壹首绿色的抒情诗。

台湾、韩国民主化才短短二十年时间,国民整体素质却有了飞跃式的提升。

部分台湾导游反映:很多陆客白天玩好,晚上回到宾馆,打开电视机后都欲罢不能:“妳们的政论节目实在太好看了!想骂谁就骂谁,这个台骂马英九不要脸,那个台说吴敦义不老实,另壹个台说蔡英文干缺德事,还是现场直播!”更有陆客为了看中天新闻台每天下午的政论节目,拒绝和导游外出。

民主国家来中国的投资企业在本国都不向权力“行贿”;可来中国后多数都有“贿赂”公仆的行为,甚至贿赂手段比中资企业更上壹层楼。

民主国家的大学教授在国内多是德高望重的清教徒,和女学生基本不存在肉体关系;可来中国大学任“外教”后很多堕落成了“爱好”诱奸女大学生的“色狼”。

…………

熊飞骏的“民主提升素质说”壹样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最有份量的依据是:

“妳不是说民主能快速大幅提升国民素质吗?为何中国人移民到民主国家后,整体素质依旧低得不可思议呢?这些人可都是中国精英啊,有些人还在外国生活了几十年,可还是那幅德性?这不是人种问题是什么?”

质疑方提出的这壹依据基本属实,近二十年移民到海外的华人群体整体素质确然不敢恭维。他们在海外壹样烧钱摆谱内斗无聊,除了买豪宅名车狂购奢侈品玩低俗刺激外,好像找不到别的正经事可干。以致多数外国人壹提起中国移民就摇头,认为中国移民污染了他们的国家社会,把中国移民潮视为“黄祸”,纷纷呼吁政府收缩“华人签证”。

更令人沮丧的是少数打着民运旗号的名士罔顾大局不识大体,八字还没壹撇就开始争权争名,居然也对我国去年的“诺奖者资格”高调质疑?

我的回复如下:

壹、 近二十年中国前往美、加、澳的移民主体可不是什么“中国精英”,而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官三代”。我称他们为“特权移民”。“官二代官三代”虽然有权有势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但整体素质如何?“毛太孙现象”应该最有说服力,除了体重权位“超标”外,智商能力好象比普通平民高不到哪里去。至于“富二代”素质,郭美美则是典型代表!她在微博炫富那水平,在普通公民群体里也属标准的“傻子”和“疯子”层面,平民百姓还真的瞧他们不起?所以这帮“现世宝”在国外素质低,并不等于中国普通公民过去后素质也会同样低。

二、 我国的“特权移民”定居民主国家后,因为有国内的官爸富爹阔爷不断榨取民脂民膏给他们“超量输血”,根本不存在生存压力和竞争驱动,所以也不急于找工作找机会,失去融入主流社会的机遇。

三、 “特权移民”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社会优势就是“权”和“钱”,他们在移民前也天真的认为“权钱”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大爷”?等他们在美、加、澳定居下来后,发现这些国家的公民居然“傻”到不认“权钱”只认“能力贡献品格”,没有“能力品格”的“权钱”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起“反作用”。“特权移民”拥有的“权钱优势”壹朝丧失,内心的郁闷是可以理解的。“权钱”这东西能成事也能坏事,在给了“特权阶层”为所欲为超前享受的同时也毁灭了他们的能力品质。因为缺乏必要的能力品质走出“权钱阴影”去西方主流社会重塑人生价值,就转而求助“驼鸟先生”把头埋進沙堆里,自我封闭与主流社会隔绝,“同类抱团”在海外结成壹个个“小中国”,继续用中国的权钱价值观和低俗人生品味自欺欺人。

四、 民主国家的公民因为对“特权移民”的反感,对“东方官富二代”拥有壹种本能的“疏远情感”,基本上不会主动和“中国阔佬”打交道,進壹步加深了“特权移民”的“自我隔离效应”。

五、 因为“特权移民”的“自我隔离效应”,那些前往民主国家的“移民主体”多数“人在曹营心在汉”,自绝于西方主流社会,无法从民主国家吸收“文明营养”完成必要的“自我進化”。他们虽然拥有外国公民身份,但身心依旧生活在“特色中国”,素质没条件“与制俱進”。

六、 多数在国外自食其力的“非特权移民”和偷渡客,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多选择在中餐馆和中国人办的企业打工,住在“唐人街”,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文化圈里度过。

七、 “社会体制”对“国民素质”的决定作用,虽然无法从“小中国”的华人移民身上得到印证,但却在海外出生的“移民二代”身上则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别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体面移民子女,就是那些沿海偷渡到美国的文盲移民的孩子,因为从小上学读书提供了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素质与父辈有了天壤之别,不但脱胎换骨,而且对国内的精英群体也拥有压倒优势。中国人熟悉的骆家辉就提供了壹个很生动的榜样,这个华裔大使在“衣锦还乡”之时可不知道怎么显摆“权钱”。

…………

京城的壹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壹则故事:壹位友人移民澳洲后开始两年只在中国移民圈子里混,感到和国内没什么区别,想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又感到格格难入,澳洲人对中国移民好像很排斥很冷漠?当他向朋友抱怨自己的苦恼时,朋友建议他每逢周末去教堂做礼拜。因为澳洲的欧美移民多是基督教徒,都有超越“权钱”的精神信仰,去教堂是接近澳洲主流社会的便捷途径。壹个月后,他好像换了壹个人,不但给朋友去电兴奋地讲述澳洲人其实很宽容很真诚很够朋友的……

最后以朋友杨恒均的壹段话来结尾:

“如果妳去指责宋朝的皇帝为什么不搞民主改革,孔子为啥不发明民主理论,妳脑袋壹定是被驴踢了;可当多种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国推陈出新并取得效果,当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很简单的壹件事,某些国家还在那里强调自己的国民素质低,那壹定是脑残。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民主了,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普通人家喻户晓的价值,这个时候,妳还怪自己的国民‘素质低’,壹定是妳强迫他们接受其它价值,屏蔽常识。要在现代人中宣扬民主理念,最多也只需壹两代人,不到20年的时间,就可以让民主的常识像小学课本壹样普及到每个人。素质这种东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基因里带过来的,看看我们那些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十六、中华民主不能寄希望于蒋经国叶利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壹个巨星闪耀的年代!

有两位“良心英雄”改变了人类世界历史的進程。

壹个是蒋经国!

壹个是叶利钦!

叶利钦是西方的骄傲;蒋经国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蒋经国给长期生活在专制黑夜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探索出了壹条中国人走出权力交接过程中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光明之路。

叶利钦则极大改变了人类世界文明、野蛮力量的对比,使地球上与民为敌的野蛮专制集团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人类世界民主宪政大趋势下,特色中国依旧坚持“官僚专制”不动摇,“绝不”和“坚决抵御”彻底堵死了自上而下官民双赢的宪政改革通道。

二十年前现代极权老大哥顺应民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权力高层启动政治民主化,放松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还原历史真相,反特权反官僚主义……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勇敢直面“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壹政治公理……

二十年后的今天,特色中国却在高呼“绝不”和“坚决抵御”,捍卫“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舆论控制,唱红歌,走长征路,太子党接班,官二代仗势欺民,富二代醉死梦生,今天公款红色旅游,明天“我爸是李刚”……

当中国旧日的专制伙伴纷纷回归文明世界的怀抱,把权力还给人民,重新找回人性的温暖尊严时;特色中国却“不到黄河心不死”,大踏步走回头路,壹步步远离文明進步轨道,壹日千里向“黄河”飞奔。

历史又壹次重复前人的错误,百年前洋务运动的悲剧再度重演,落后的特权专制体制吞噬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平民大众由失望不满转为愤怒绝望,改革的车轮正在被平民大革命的车轮超过。

中国社会分裂为相互仇恨敌视的两大阵营:壹边是官;壹边是民。

中国第N次踏上了平民大革命的门槛。

对中华民族有着强烈责任心的“真爱国志士”陷入了巨大的忧虑之中。

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呼唤蒋经国,呼唤中国的叶利钦,期望“良心英雄”从天而降来领导特色中国寻找共识弥合分歧,走出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这是壹个特色中国的政治生态无法解开的结。

因为特色中国很难涌现蒋经国、叶利钦那样的“良心英雄”?

产生蒋经国、叶利钦的政治背境有两个要件:

壹是权力高层的开明自觉;

二是来自平民阶层的理性民主压力。

第壹条的必要性相信绝大多数国民能够理解;第二条是否必要还远未赢得多数国民的共识。

没有平民大众的普遍觉醒,没有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没有坚持不懈的维权抗争,没有对“民主、人权、法治、普选、反特权”的社会共识……就不可能凝结成自下而上的理性政治压力,权力高层也就不可能意识到民主改革的必要。此时就算在权力高层出现了叶利钦、蒋经国那样的“良心英雄”,在权力集团也会处于被多数政要孤立围攻的“少数”和“另类”,不可能在权力高层赢得推進民主宪政改革的共识和必要的多数。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只有在多数政要意识到“政权是危机四伏乱摊子”不变则危的紧急情势下,才会不得已启用见识过人能力超群的“另类英雄”来顺应民心“收拾烂摊子”。

在民众缺乏民主自觉和独立思维能力背景下,就算权力高层站出了孤胆英雄叶利钦,民众也不会给予足以撼动权力高层腐败力量的舆论支持;甚至于舍本逐末求全责备,斤斤计较叶利钦曾经有过的“腐败问题”,放过“绝不”派和“坚决抵御”派,攻击为民主呐喊的“力不从心政治家”是“作秀”和“演员”?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平民大众的理解支持是“良心英雄”最终战胜腐败守旧势力的“民心长城”。当体制内的“良心英雄”成为众望所归的民意领袖时,就算他被权力高层排斥孤立,也壹样能成为進步历史的掌舵人。叶利钦也曾被逐出莫斯科的权力中心,但莫斯科市民用大面积游行抗议来回答腐败政客的阴谋,重新把他送回到权力中心。当腐败政客发动军事政变,把大炮指向叶利钦时,莫斯科市民用肉体挡住了坦克,向受命屠杀人民的士兵宣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士兵拒绝腐败军官开枪的命令,调转枪口站在人民那壹边。

所以俄罗斯的叶利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俄罗斯人民勇于捍卫良心正义的作品。

俄罗斯人民壹直有捍卫良心正义的传统,知识分子也从没集体失音过。就算在极权专制的黑暗年代,俄罗斯也创造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揭露极权专制反文明反人性的文学巨著;诞生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良心巨匠。

中国人没有捍卫良心正义的传统,只有对权力的谄媚。在权力高压和权钱诱惑下,知识分子要么集体失音;要么歌颂“敬爱的江青同志”,“含泪劝告灾民”,“纵做鬼也幸福”,鼓吹“学习北朝鲜”……

如果平民大众对政治不关心在历史紧要关头不善分清敌友,就根本无法凝结成支撑“良心英雄”的“民心长城”。这时体制内就算出了蒋经国、叶利钦,也只能成为力不从心的悲剧英雄。权力高层排斥孤立他;平民大众漠视他不理解他。腐败政客的敌视他能承受,但民众的冷漠和误解则让他“透心凉”。

光绪皇帝和胡耀邦的悲剧中国人应该记忆忧新。

二人何尝不是中国的叶利钦呢?

所以蒋经国、叶利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众“政治觉醒”和“政治主动”的作品。

当今中国权力高层的“开明自觉”已是昨天的故事;平民大众则放过“绝不”派和“坚决抵御”派,把火力集中到为民主呐喊的“良心政治家”身上,左壹个“做秀”右壹个“演员”?特色中国的总理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何来权力践行自己的民主理想呢?心有余而力不做,民众应该理解他给他力量才对,怎能是非不分本末倒置对他恶语中伤呢?

在官僚专制体制下,就算贵为壹国总理,也只有腐败弄权的空间;没有捍卫良心正义的自由。只能代表官僚说话;不能代表人民说话。壹旦发出与官僚集团不和谐的“良心声音”,不但主流媒体拒绝播报,连网络也会删除他的“良心言论”。壹涉及到官方设置的言论禁区和敏感话题,在公众场合的言论自由度总理比平民还小。总理也是官僚集团任命的,而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只能服从“官意”不能顺应“民心”,壹旦越轨就“泼脏水”或“封杀”。孤胆英雄朱镕基不是不想站在人民壹边给贪官送出“壹百口棺材”,而是官僚集团不给他送棺材的权力。他当初誓言“送棺材”绝不是“作秀”,而是百分百的“真诚”……

“作秀”与“良心真话”也许都不能“兑现”,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作秀”不能触及官方设置的言论禁区和敏感话题;“良心真话”则突破此界限。在今天的特色官场,“民主”就算没列入言论禁区也属敏感话题,所以总理在公众场合为民主呐喊是“良心真话”。

由此可见,中国的民意力量还远未走到理性成熟那壹步。

所以今天的中国出不了叶利钦、更出不了蒋经国。

中国的民主宪政只有靠民众自己去争取,被动等待叶利钦、蒋经国只能等来不该发生的悲剧。

蒋经国、叶利钦是觉醒的民众主动创造出来的,消极被动的民众永远与蒋经国、叶利钦擦肩而过。

要想等来蒋经国、叶利钦,民众除了积极参与争取民主的行动外别无它途。

民主不只是良心政治家的责任;也是每个良心公民的责任。



壹七、等待观望只会等来独裁文革不会等来民主宪政



特色中国的权钱造假体制晃荡到今天,前面只剩下两条路可走:

独裁文革和民主宪政!

前者是北朝鲜之路;后者是台韩之路。

北朝鲜之路是官僚平民的双输之路,唯壹得胜的独裁者最终也难逃天遣,现代世界的所有独裁者及其家族都没有善终;台韩之路则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双赢之路,也是奉行官僚专制的国家避免自相残杀化解仇恨走向阳光地带的唯壹出路。

两条路之外根本不存在能够走得通的第三条出路。

我国现行的“无耻就体面”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绝无可能长期在这条道上晃悠,无论花多大的代价“维稳”结果都壹样。

当今世界,民主已被壹千次证明为人类世界最不坏的政治体制,民主宪政是大势所趋,任何壹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长期逆潮流而动。连喜玛拉雅山南麓芝麻国不丹的人民也享受到了君王恩赐的“民主”福荫;先前远不如中国开明的缅甸军事独裁政府也出现了专制的松动,在全国范围内颇为认真地搞多党选举,释放了异见领袖昂山素姬……就更不用说那些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礼义大国了。

尽管民主宪政趋势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但并不等于说文明古国就壹定会自动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民主宪政是当代人类政治的最终归宿,但专制国家在走上民主之路前也许会出现独裁复辟,甚至出现大倒退,走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自杀性毁灭之路。

因为我们错过了最好的历史机遇,导致官民间的摩擦与不信任上升为对抗性矛盾和非理性仇恨。壹方面是权钱肆虐仗势欺人;壹方面是清算报复的极端情绪象深秋的野火壹样在民间滋长蔓延。我们的权力集团又长期拒绝还原历史真相,用饮鸩止渴的唱红歌放内战片方式来寻找自信,结果导致二次文革的火种在民间和底层社会生根发芽,导致体制转轨期的特色中国不是自然着陆到民主宪政;而是面临着大倒退到独裁文革的巨大风险。

当今中国是特色维稳派、独裁文革派和民主宪政派短兵相接,民主宪政力量则处于最弱的下风。这是奉行血酬定律习惯暴力轮回中国的悲剧和宿命。

尽管“把权力装進笼子”的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唯壹出路,但如果听任三种力量自然消长,中国很难顺利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自杀势力”会把中国推上大倒退的复辟列车,倒退到独裁文革;倒退到北朝鲜。

北大教授孔庆东不是说过“中国应该学习北朝鲜”吗?这样的“体制教授”居然在全国拥有数以万计的粉丝呢?

那些富有民族责任心的政治精英,那些率先觉醒过来的独立思想者,那些勇于反抗强暴捍卫人性尊严的维权人士,有义务和责任即刻行动起来阻止国家误上“自杀列车”,勇于说真话还原历史真相,以最大的耐心和基督牺牲精神启蒙民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天上从来不会自动掉馅饼,自动掉下的馅饼都是有毒的。

人类世界的邪恶力量从来都是“主动進攻性”的;正义健康的力量只有勇于抗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消极被动只能使邪恶壹路凯歌。

中国的良心人士总是习惯等待观望。今天的中国,等待观望绝不会等来民主宪政;只会等来二次文革和北朝鲜的金二世金三世。

我国的良民百姓几千年壹直在等待“清天大老爷”,结果官老爷壹代不如壹代,今天终于等来了超过五千年历史的贪污腐败,等来“我爸是李刚”。

健康美好的东西都是人类主动争取来的。妳看世界上那些幸福指数很高的成熟民主国家,哪壹个国家的民主成果不是人民努力抗争来的?瑞士?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没壹个例外。

缅甸的民主转机也不纯属军政府的良心发现,而是昂山素姬等志士仁人长期抗争的结果。

台湾和韩国也壹样。

那些相信民主宪政是终极出路的智慧良心人士,有其坐在那里等待天上掉馅饼,不如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只要坚守良知承担责任,任何自由公民都有能力做到:非暴力不合作,拒绝说谎,不阿谀权贵,凭良心说话,对自己不了解的消息不轻易附和,耐心启蒙民智,唤醒壹个是壹个,唤醒壹对是壹双……这些壹点壹滴的行动就是通向文明進步和民主宪政的坚实阶梯。

温总理已经高举起了民主宪政旗帜,我们没有理由让他老人家壹人孤军奋战。

壹个人的力量和影响也许很有限,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正义健康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就会自觉凝成抵御谎言邪恶的民心长城。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壹人力量太小而徘徊观望,等待他人做“出头鸟”,正义健康力量就会永远停留在壹盘散沙的状态,最终被邪恶力量各个击破。人人明哲保身的结果是整体付出更大甚至毁灭的代价。

中国需要壹次全民启蒙运动,需要勇于自我牺牲盗取天火的普鲁米修斯。

在急功近利者眼中,普鲁米修斯也许很傻,因为他为了不理解他的人民牺牲自我;在智慧远见者眼中,普鲁米修斯很睿智,因为他用自己壹人的牺牲换来了子孙后代的永远幸福平安。

中国人不是最溺爱子孙的民族吗?为什么不肯为子孙做出牺牲呢?为什么要把应该由自己直面的责任和危险推给子孙后代呢?

救救孩子!

十八、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勇于放弃枪杆子的国民党,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写下了光辉的壹页,给仍在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人很多有益的启示……

下面是台湾民主的十大启示:

(壹)、大中国没有走向民主不是因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在中国進入新世纪,特权阶层肆意掠夺国家资源财富,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制造“权贵超级亿万富翁”;人民在下岗、高价房和灾难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日益步入生存困境,贪污腐化象燎原烈火烧毁“青天大老爷”的最后壹丝梦想时,“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谣言却在神州大地甚嚣尘上,极大地蒙蔽了中国人的视听和理性判断力。为了矫正国民这壹认识上的误区,我在2006年专门写了《民主问题》壹文,宣称“中国人的素质低是没有民主造成的,民主政治能最快地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中国人的整体素质要想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只有走向民主……”

现代极权专制的祖师爷前苏联国民因为不能容忍恶性蔓延的腐败和不公正,于1991年在痛定思痛之后毅然告别专制走向民主。因为专制政体对国民经济的伤害太深,在旧经济体制壹朝倒塌新经济体制尚未正常运转的体制转轨期,俄罗斯陷入了暂时的经济困境。虽然俄罗斯国民的生活水准在最困难时期也比前苏联时期没有任何下降,甚至略有提高,但与人民的期望值仍存在很大差距。尽管这只是壹个新生命降生前的阵痛,可我国的特权阶层只抓住“产妇”的呻吟声大做文章,动用壹切媒体喧染甚至于夸张俄罗斯的“阵痛”,而无视新生命无与伦比的活力,巴不得俄罗斯自此壹蹶不振,那样中国人就会進壹步坚信“民主政治是洪水猛兽,是帝国主义的颠复手段”了。没想到走上民主之路的俄罗斯不但没有沿着中国特权阶层的期望值衰落下去,相反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复兴繁荣,不到十年就超过中国,现在则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今天的俄罗斯不但经济“快速、健康、平稳”向前发展,平民百姓普遍享受到民主的成果,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和免费义务教育,工资增长幅度高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今年工资增幅居全球第壹!不象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绝大部分被特权阶层攫取,税收增长幅度远高于GDP增长幅度,GDP增幅又高于工资的增幅,成了名副其实的“穷国民富政府”和“投机富豪”的乐园,到处都充斥腐败和不公正。当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时,我们的特权阶层又抛出“中国人的素质比俄罗斯人低得多,不适合民主,更不能象俄罗斯那样搞民主”的谎言,并抛出并非中国人独有而是专制社会下的通病来论证此谎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民主政治能大幅快速提高国民素质”的论断在韩国也得到了雄辩的论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军政府统治下的专制韩国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不是恶性腐败、不公正就是学生游行等乱糟糟的场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在金泳三总统领导下真正走向民主之后,韩国国民的素质有了飞跃式的提升。韩剧之所以在今天能吸引那么多的中国电视观众,很大程度上是被韩国人表现出的理性和人间温情所感动。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韩两国的国民素质不相上下的话,经过了十五年民主历程之后,今天的韩国人整体素质无疑远远高于我们,这就是民主带来的奇迹。

3月22日台湾民选总统的成功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摧毁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谎言。中国人不但适合民主,如果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自由思考选择的权力,他们在民主之路上甚至能比创立“民主政治”的欧美人做得更好。中国人应该还记得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选举,前总理亚努科维奇被选民指斥为利用职权行使舞弊手段,第二轮选举结果出来后居然引发人民的全国抗议风潮。由于争执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缺乏谈判所需的基本互信,依靠乌国内政治力量斡旋解决危机的难度太大,前总统库奇马只好邀请国际社会的代表参与斡旋。在国际社会监督下的第三轮投票在野党候选人尤先科获胜,亚努科维奇居然否认选举结果,要求举行第四轮投票,并号召支持他的东部省份不要服从新总统的行政权力,人为制造国家分裂……这次台湾选举不但没有发生乌克兰那样的闹剧,执政的民進党没有利用职权在选举中搞舞弊行为和“暗箱操作”,胜利者和落选者竟然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君子风度,尤其是落选的民進党候选人谢长廷更显出政治家的风范和英雄气概,他的英雄表现足以让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汗颜。

下面有必要把谢长廷败选后在第壹时间对支持者的讲话复述如下:

“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做出决定,我们接受大选的事实,我们在这里要恭喜马英九先生和萧万长先生,很遗憾,民進党这次表现不如预期,我们辜负了人民的期待,在此,我应该也愿意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在这边呼吁民進党支持者,冷静面对这样的结果,民主包括结果也包括过程,过程难免有争议,但是我们接受,不要再有抗争,让我们社会非常迅速弥补因为选举所留下来的裂痕,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很快地生活在爱与信任的环境里面。”

“我们选举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祖先留下来的民主火种不能熄灭,我们要转希望为动力,守护台湾的民主。”

“我相信民進党的同志,都会承担反省,身为候选人,我除了会兑现对败选的承诺外,也将持续守护民主属于台湾,我的生命属于台湾,舍此,无处可去。”

“这是我个人的挫折,不是台湾主体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我再壹次重申,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今天不要为我哭泣!继续热爱台湾,台湾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顺风而行,风越大,我们越要走,我们永远和人民站在壹起,衷心为台湾祝福,我们相信人民,也相信台湾!”

…………

和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号召支持者不服从尤先科政府制造国家分裂的所作所为比起来,谢长廷是真正的英雄和君子。壹个中国人能让民主的欧洲人相形见拙,凭什么还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呢?



(二)、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应从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

在台湾大选前,我壹直担心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会象我们的“愤青”壹样被陈水扁政府打的“族群牌”和“台独牌”所迷惑,只顾台湾执政集团狭隘的短期利益而无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及台湾人民的长远利益,尽管对执政党不满还照样把选票投给它。这次台湾人民如果把选票投给民進党,不但是台湾的损失,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失。且不说台海两岸的军事对峙加深并加速度走向战争,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再度重演,台湾就是不毁灭也会遍体鳞伤,大陆沿海经济区也壹样遭受重创;更可悲的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暂时挫折也会使广大中国人進壹步相信“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谎言,敌视民主的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進壹步上升,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力量会在战火的硝烟中再度被别有用心者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莫须有”为“戊戌六君子”,中华民族再度失去自我更新、贫富和解和长期和平的机会,重蹈上世纪“连环革命”的暴力轮回……

台湾的3.22选举终于使我的忧虑化为泡影,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在经历几千年周而复始的自相残杀后,能够走向理性完成自身的超越,接受并很好地把握迄今为止已被证明为世界最文明先進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中国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亚洲制造的又壹个足以震憾世界的文明奇迹,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不久的将来足以感动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地球人!

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功再次向权力人物和精英集团展示了这样壹个事实: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容小觑,我们要相信人民的智慧,政府应从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也许会作出不够理性成熟的选择,但如果给他们舞台和机会,他们就会很快走向理性成熟。叶利钦在千喜之年辞职的告别演说有下面壹段话:

“我始终坚信俄罗斯人惊人的智慧,因此我不怀疑妳们在2000年3月底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在离开总统职位的时候,我想对妳们每壹个人说:祝妳们幸福!妳们应该得到幸福,妳们应该得到幸福与安宁。我亲爱的同胞们,祝妳们新年愉快!新世纪愉快!”

那些深信自已是救世主国家和人民离不开他的“民族救星”们,妳们应该看到这样壹个事实,妳统治下的子民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妳们包办壹切并企图“统壹思想”的政体剥夺了人民独立思考并走向智慧的机会,专制体制造就了大批愚民和群氓,壹旦走向民主被愚弄的群氓就有能力在重大事务上闪现智慧的火花,俄罗斯和台湾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这次台湾选举马英九充分意识到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以实际行动从人民中凝聚智慧和力量。为了更密切地接近台湾人民,马英九的竞选运动演变成壹场“自行车运动。,他骑自行车环游整个台湾岛,走遍了台湾的18个县市,和台湾各阶层的人民近距离接触。他因此能了解广大台湾人民的诉求和心声,并因此提出了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的竞选纲领。



(三)、民主不是叫执政党让路,更不会让执政党消亡。

我在《民主问题》第三部分曾对“民主会亡党,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这壹认识误区進行了较为详细的纠错论述。台湾国民党的命运進壹步证明了民主不是执政党的摧命符,而是执政党自我更新的催化剂。民主不但不会叫执政党让路、消亡;相反会给执政党反思的机会,提高执政党的先進性、代表性和自觉性,督促其自我更新、与时俱進从否定走向肯定。执政党如果确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公平的民主选举壹样会选中执政党,并且有可能连选连任,就象日本的自民党和印度的国大党壹样。

就算执政党因为体制的原因在执政时无法保持先進性和代表性,只代表少数特权集团的利益而忽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大选中被人民选下台,也并不等于执政党会自此壹蹶不振。只要执政党勇于面对失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升党员的整体素质,把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壹位,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壹样可以在以后的大选中再度成为执政党。国民党因为腐败渎职丧失民心在2000年被台湾人民选下台,痛定思痛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反省自身,鼎故革新,自身形象大为改善,重新成为台湾最先進也最有代表性的政党,结果不到八年时间又再度被台湾人民推上执政党的位子……



(四)、民主有壹个过程,人民应有足够的耐心。

俄罗斯在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初期,并没有象民主斗士预言的那样壹夜间把俄罗斯带入梦想的天国,人民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很快品尝到民主的果实,相反因推行“硬着陆”式的经济转型而陷入暂时的困境。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和前苏联相比并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多数时候还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内部问题而忽视了对外造势,结果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前苏联相比急转直下,从而极大的挫伤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台湾走上民主之路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新上台的民進党没有象人民预期的那样廉洁高效,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秩序、繁荣和自信;在执政能力上甚至还不如先前的国民党,且企图借打“台独”这张牌来扰乱人民的视线,偏离台湾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轨道。结果民進党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旧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虽然腐败渎职现象比国民党壹党执政时有了革命性的转变,社会公平方面也成效显著,但还远没有达到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的廉洁程度……尽管走向民主的台湾、俄罗斯比壹党专制时期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進步,尤其是专制政体无法对付的贪污腐败和社会公平问题较先前大为好转。但因长期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人民对民主的理念和程序不熟悉,在短期内不能很少地把握民主的本质;加上人民对民主的期望值过高,部分丧失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借机煽动恋旧情绪,这两个民主的新生儿常常举止失措,在陌生的希望之路上步履维艰,壹步步考验人民的智慧和耐心。民主政体确然是壹个有无限生机能产生奇迹的好政体,仅用了短短十年时间,两个新生儿就走出了荆棘丛生的艰险之路,从群山来到广阔的平原,从少不更事的婴幼儿成长为生机勃勃的青壮年。今天的台湾、俄罗斯人民终于能够品尝到民主的甜蜜果实,找到了幸福、希望和自信。假设两地当初没有选择民主,今天的台湾、俄罗斯依旧会在专制的黑夜里疯狂腐败渎职以权谋私,人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未来。再假设两地的人民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在民主的幼年期百般刁难甚至于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台湾、俄罗斯就永远没有机会走出专制的黑夜,人民永远也无法享受阳光的温暖……台湾、俄罗斯的民主,就像壹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常会跌倒,但是毕竟是在努力学着像个人壹样站立着行走,而且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健。

(五)、民主需要历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实践中提高的。

台湾自走上民主之路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壹再曝光台湾民主的阴暗面,议员在立法院吵架甚至于拳脚相向,族群聚众闹事,政见不同的两派在大街上互相攻讦……尽管我们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台湾政局时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不要忽视这种倾向性,壹个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如果我们只报道其弱点,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无疑会是壹个废物或大恶棍;壹个真正的恶棍如果我们只报道其偶尔心血来潮时做的几件有人性的事,在不熟悉他的人心目中就很可能是大侠客),但台湾人在民主实践时的幼稚和不成熟应该在情理之中。几千年专制政体下的中国人,因为从没在民主政治下生活过的缘故,缺乏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和知识,对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程序有壹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让民众熟悉并能很好把握民主的最好途径就是让人民参加民主政治的实践,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只有在民主实践中才能得到快速提高。这正如壹个想学游泳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丢在水里,壹个远离水的人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台湾人民在走向全民民主之前就曾在基层政权里進行过民主政治的历练,国民党壹党独裁时期就在台湾基层政权里進行县官直选,所以台湾走上民主之路后闹剧多半发生在高层和大都市,有壹定民主经验的基层和乡间则很平静。

“提高民众民主素质的最好途径就是让民众去实践。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由乱到治的,没有现成的制度和现成的具有高素质的民众让统治者壹蹴而就地实现民主。让民众选举自己的市长、省长和国家元首,也许不会选举出最优秀的精英人物,但绝不会选出汉奸卖国贼,更不会选出恶棍窝囊废来。竞选制不仅锻炼民众的素质,更锻炼领导人的素质,经过竞选的人才真正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因为每壹票都说明每个人的需要,都是切实具体的,没有壹点异想天开的内容。经历了选举的失败的人和党派,才会切实感受到他们距离人民有多远的距离。”

台湾人民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民主历练之后,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3.22大选成为台湾民主政治走向理性成熟的里程碑,选举和候选人表现出了成熟的民主素质。

胜者马英九,谦卑屈恭,向全台湾人民也许甚至是全中国人民发表了足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民主自由,这个辛亥革命以来吸引无数青年奉献热血缔造共和的名词,这个孙中山们梦寐以求的梦想,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  

  败者谢长廷,坦然认输,风度仍在,虽然花招耍尽,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承认失败,接受“人民的决定”,并且激励绿党检讨自身,再图后来,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髓,失败者要输的起,大家虽然政治立场对立,有明有暗的斗争,但都达成壹个共识:不论胜败,社会的和平稳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第壹位的。就像吴伯雄的胜利感言:没有壹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  

  整个选举,秩序井然,平稳進行,没有出现某些人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在结果产生后,双方立刻承认现实,将非法性纷争的可能降低到零。虽然有差距过大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认,今时今日的台湾政治制度已逐步过渡到成熟稳健的民主政治,就像马英九自己说的,“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是壹种常态”,不必看的过重。最重要的是,台湾已经走上了宪政民主制度的正轨。



(六)、执政党都会犯错误,专制政体下的执政党甚至于会犯下血腥严重的罪行,但只要勇于直面并改正错误,真诚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人民就会重新认同接纳妳。

1947年2月28日上午, 台北市大批市民涌到台湾省专卖局大门前,抗议27日傍晚专卖局查辑员因缉查私烟而殴打妇女的事件。市民们冲入专卖局台湾分局,将该分局局长及3名职员打伤。 大批的案卷、器具被掷在马路点火焚烧。下午,市民们汇集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的广场,准备派代表向行政长官要求改革政治。突然,部署在公署楼顶的宪兵用机枪向广场人群开火,致使数十人死伤。事发后,全城壹片混乱,各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激动的市民们占领了台北广播电台,向全岛广播台北的流血事件。骚乱随即向台湾各大城市蔓延。

  至3月8日,人们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壹面组织处理委员会压制舆论,壹面调集两个师军队乘飞机、军舰于基隆登陆,在全省范围内对起义人民進行大规模血腥镇压,群众被杀害达3万多人,至3月13日把正义诉求遭压而被迫走向自卫式暴动的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

国民党对台湾人民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仇恨的种子在台湾扎下了根,复仇的怒火在台湾人民心中滋长蔓延,又壹轮镇压报复的恶性循环被执政的国民党开启。

值得庆幸的是:国民政府用明智的手段中断了这壹恶性循环。国民党逃难台湾后,因为“逆境使人明智,打击使人坚强”的缘故,开始痛定思痛地反思检讨自己的失误,汲取了在大陆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而无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教训,在台湾推行有利于广大民众利益的改革,大力发展经济,使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真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在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国民政府又开始推進台湾的民主事业,在基层政权实现“县官直选”,在教育、医疗卫生和贫民救济上舍得花大本钱,用实际行动推進“社会公平”,台湾人民普遍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1995年2月,台湾国民政府在党内有远见的精英人物推动下,勇敢地站出来面对人民承认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真诚忏悔,给予“二.二八起义”平反,并正式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落成揭幕,总统李登辉向死难者家属正式道歉。

面对依旧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执政党的道歉和忏悔,埋藏在台湾人民心中多年的怒火消失了,仇恨也在李登逃道歉的那壹刻化解了,镇压复仇的恶性循环终止了,国民党比先前更安全了。

尽管台湾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因为壹党独裁的缘故,权力人物腐败渎职以权谋私现象依旧很严重,并且在体制内没有办法解决。尽管台湾人民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生活大为改善,但吃饱穿暖的台湾人又有了精神上的要求,突出体现在温饱未解决时容易忽视的对公平、尊严和人权的要求上。因此尽管国民政府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但台湾人民的对政府腐败渎职的愤怒和不满也随着经济的增长水涨船高。这不是人民容易忘恩负义的问题,而是人性的正当诉求,就象曾经饥寒交迫的女子壹旦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不会只满足于吃饱肚子壹样。这壹正当诉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独裁政体下的腐败渎职是体制的原因,不是官员的过错,因为独裁专制体制是腐败渎职的最好温床,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官吏任免机制使官员只需讨好能决定自己政治生命的上司而无须顾及辖下人民的利益。讨好上司就得行贿,行贿就得贪污……这是专制政体无法解开的死结,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只有勇敢从过时体制的桎梏里走出来,求助于“权力真正来自人民”的民主政体。

1986年,台湾国民党在理智地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国民党的长远利益,也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终于迈出了革命性的壹步,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在台湾实行全民式的民主政治……

国民党在台湾推進民主事业的暂时成果是把自己选下了台,第壹次从执政党轮为在野党,这也成为很多中国人嘲弄国民党搞民主的原因,“把自己选下台”在部分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国民心中实在是太“可笑”了。但台湾的国民党冷静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知道自已下台的原因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自己在历史上的过错,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早已失去民心,不是“人民爱戴的党”了。如果不及时走民主这条路就不是“下台”问题;而是在不久的将来面临血腥的报复清算,那时就是“灭亡”了。

中国人是很容易满足的,这个勇于直面错误真诚忏悔的国民党仅仅用了短短八年时间,就再度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心。3.22那天,大部分台湾人不再计较国民党当初的腐败渎职,甚至于不计较他们曾对台湾人犯下的血腥罪行,主动把选票投给它,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再度成为台湾的执政党!

我的家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体参加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红色暴动,前辈的鲜血染红了大别山,三十六人的大家庭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最后只剩下我爷爷壹人,因此和国民党结下了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从有自我意识的那壹天起,打到台湾去找国民党复仇就成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理想,并为此迷上了军事科学,壹直在潜心研究打过台湾海峡的可行军事计划。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时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复仇计划……

1986年3月,当国民党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政治的消息传到我的耳中时,我胸中壹直在燃烧的烈火样仇恨居然在壹瞬间烟消云散,找国民党复仇的动力自此无影无踪……

2008年3月22日那天,看到国民党再度被台湾人用选票推上执政党的宝座,我居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七)、不要忽视早期民主闹剧可笑之后的可贵之处。

自台湾实行民主政治后,在相当长壹段时间内,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是:台湾式民主是“伪民主”,民主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给台湾带来的是: 贪污腐败, 社会管理混乱,经济疲软(最近人均GDP终于被以前壹直大幅度落后的韩国超越)和肥皂剧式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议员在立法院吵架直至拳脚相向的镜头着实让人啼笑皆非。至于近两年人们集结在大街上抗议陈水扁政府的所作所为,在总统府前直陈陈水扁的过失,强烈要求总统下台的场面也壹样可笑,人民的言论自由到那种程度,政府还有威信可言吗?没有威信的政府能产生人民期望的那种行政效率吗?这样的“言论自由”有意义吗?

台湾民主的早期确然产生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但如果我们用冷静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可笑”之后隐藏着“可贵”的内容:

台湾议员在立法院打架确然是可笑的,但另壹个方面也折射出议员在讨论议案时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我们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有那样的言论自由吗?能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而情绪激昂吗?

台湾人集合在总统府前高呼陈水扁下台固然有点过激,过激到损害政府的威信并進而影响政府正常行使职能,但北朝鲜人民能聚众在金正日的衙门前直陈金的独裁腐败并高呼“金太阳”下台吗?如果有人胆敢那么做了,这人能象高呼陈水扁下台的台湾人那样安然无恙吗?

走向民主的台湾人民有时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动不动为壹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街游行静坐,扰乱社会秩序。可台湾因此失控了吗?社会因此走向混乱吗?没有!台湾人只限于用和平方式表达不满这壹步,无论政府响应与否都没有诉诸非理性暴力,静坐游行完毕后照样各干各的,照样自觉遵守台湾的法律和秩序,台湾人民的生产生活并没受太大的影响。

通过民主选举走上执政宝座的民進党不但没有解决好腐败问题,相反自身也陷入腐败的漩涡,成为民主反腐的另壹笑料。民進党自政党轮替以来,政绩乏善可陈,腐败事件却连续不断。陈水扁周围的很多亲朋故旧、亲信部属涉嫌滥用特权、政商勾结,尤其陈水扁夫人吴淑珍以及女婿赵建铭壹家涉及贪腐弊案被揭发浮出水面后,社会反应十分强烈……从陈水扁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台湾民主的反腐成果无疑是可笑的;可从另壹个层面来看,人民毕竟可以自由报道并指责总统集团的腐败现象而不必担心任何打击报复,法院还立案侦查总统家族腐败案。当腐败事件调查属实后,陈水扁总统勇于承担责任并亲自致歉。2005年10月29日,针对身边“重臣”陈哲男疑涉高捷弊案,陈水扁向全体台湾人“正式道歉”,并强调,若他个人有涉入高捷弊案,他“愿意下台”;并称民進党会“反省、检讨、改進”,“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陈水扁在无奈之下的“作秀”,请问专制政体下的国家元首会有这样的“作秀”吗?金正日把北朝鲜折腾成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人民饥寒交迫,人均收入只有自然条件远不如自己的南朝鲜同胞的百分之壹,可“金太阳”为此道歉了吗?

在专制政体下长期生活过的人民因为对腐败深恶痛绝的缘故,在走上民主之路后对廉洁政府的期望值过高,如果民主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腐败就会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应,结果出现国民对专制统治下无孔不入的普遍贪污渎职现象视而不见;而对民主政体下偶然性的腐败现象不依不饶,甚至于产生民主不如专制的错觉,转而向往专制时期的怪现象。

民主和专制政府壹样会孳生腐败现象,不同之处是民主政府有能力消除腐败,把腐败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专制政体下腐败则是不治之症。

新生儿刚学走路时难免有很多可笑的举动,但可笑之后有可贵之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新生儿就会成长为步履稳健的青壮年。台湾人正是看到这些可笑之后的可贵之处,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得以从幼年走向成熟。



(八)、专制权力造就魔鬼,民主权力成就天使。

昨天在百度上搜索了壹下马英九的生平,有几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

马英九在任上乐善好施,济世助人。从1999年到2006年,马英九在八年台北市市长任内共捐款6809.491万元新台币(约折合1625万元人民币),其中188笔捐款捐赠给团体、48笔捐款捐赠给个人。捐款主要用于公益、学术、慈善、文化及教育等。这些长期捐款的事实,在2006年11月被台北市政府公开证实。

马英九的会计师证实,捐款其中5960多万元捐赠给公益事业,占捐赠总数的87%以上。其次,用于资助学术的捐款为452.5万元,占总数的6.64%。99.98%的捐款有单据凭证。

台北市副市长金溥聪指出,台北市市长这个职务的特别费(相当于职务津贴)每个月十七万余新台币,八年下来约壹千五百万新台币,但马英九的捐款总数,远超过他支领的市长特别费。

马英九拥有很强的公益意识和献身精神,积极参加义务献血,在34年时间内共献血146次,平均每年4.3次,被台湾人号称“血马”。

马英九在竞选时期间为了宣传他的竞选纲领,了解台湾人民的诉求,骑自行车环游台湾岛,走遍了台湾的18个县市,和台湾各阶层的人民近距离接触。壹个年届58岁,身为首府市长的老人在小车几乎普及的台湾骑自行车跨越18个县市意识著什么?那需要何等的坚韧、力量和责任心?“伟大、光荣、正确的红太阳”金正日能做到这点吗?

…………

马英九并非“生在自由社会,长在民主体制下”,而是专制政体下的国民党前官僚,在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也许壹样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过。是民主体制净化了马英九的灵魂,大大提升了他的道德水准,使他从侵占人民利益的特权人物转变为真正的人民公仆。民主制度下的“权力”不是特权,而更多体现在为人民谋福利的责任义务,所以民主权力成就“天使”

我们再回头看看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这个曾经勇敢执着、坚韧顽强、不畏强暴的英雄人物,壹旦沦为专制体制的首脑人物,拥有不加限制的无限权力后,很快被专制权力所毒害,完成英雄到魔鬼的转变。在萨达姆独裁统治后期,他的奢侈和残暴触目惊心,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有三十多万(注意伊拉克只有两千万人)根本没有犯罪仅仅因为政见不同的伊拉克人被他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成批屠杀,连那些早已废弃的活埋刑罚都被他壹再用来对付自己的子民,甚至连没有任何危害的妇女儿童也不放过,砍头几乎成为萨达姆最大的爱好。当伊拉克的妇女儿童因饥饿和疾病过早死亡时,萨达姆的24个行宫每天都在为他筹备昴贵的食品。每个行宫都装饰得金碧辉煌,连马桶和涮马桶的刷子都是黄金制成的……后期的萨达姆已在专制权力下堕落成地地道道的魔鬼,因为专制权力造就魔鬼!



(九)、壹套科学的生产线比壹件好的手工产品更有生命力。

现代机器工业之所以能取代传统的手工劳动,就是因为科学的生产线不但能够制造出质量上乘的产品,还能使所有的产品都能保持较好的质量水准,不合格的产品还没到生产线的终端就被自动淘汰掉了。传统手工业虽然也能制造出优质产品,但并不能确保所有产品的质量都符合要求,在壹个熟练工人制造的优质产品周围往往是数量更多的由大多数非熟练工人制造的劣质产品……

我们的官吏任免机制也是这样:专制体制奉行“人治”,任选官员就象传统手工业制造手工产品壹样有很大的随意性,虽然偶尔也能选出优秀的官员,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官员都合格称职,壹个称职的官员周围往往是更多的贪官冗员,甚至于选出恶棍和窝囊废来。壹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少数优秀官员努力的成果就会被贪官冗员甚至恶棍窝囊废毁于壹旦。民主体制奉行“法治”,任选官员就象科学生产线制造机器产品壹样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定,没有丝毫的随意性,这样生产出的“官员”大多能保持较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绝不会生产出恶棍甚至窝囊废来。

这里有必要反观壹下我们的历史,南北朝时刘宋王朝的缔造者刘裕是壹个能力超群兢兢业业戒骄戒躁的大英雄;可第六任皇帝刘子业则根本不具备国家元首的基本素质,甚至于连人都不是:他在任的最大的“政绩”就是把所有的王妃公主也是他的婶嫂姐妹召進皇宫,命他的左右亲信当众轮奸。他的婶母江妃不肯作此禽兽之举,拒绝和大臣当众做爱,刘子业打了她壹百皮鞭,当着她的面处斩了她的三个儿子……还有壹次,刘子业命令宫女赤身裸体在院子里追逐嬉戏,壹个宫女不肯脱衣服,刘子业立即把她砍头示众。刘子业对乱伦也有强烈的热情,竟然把姑母新蔡公主接進皇宫,收为姬妾,而把情敌姑父杀掉……国家落到这样的禽兽手里,命运和前途就不用说了。

象刘子业那样的禽兽元首,民主国家能够选举出来吗?美国选出过类似的总统吗?



(十)、民主竞选只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落选者壹样是受人敬仰的英雄。



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壹直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竞争对手及其家族就算不被赶尽杀绝,也会在有生之年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受尽欺凌。因为专制权力是为统治集团自身谋福利的权力,谁掌握专制权力谁就能享受远远高于普通国民的生活水准,所以专制权力有强烈的排他性,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谁想染指这壹独占权力谁就是专制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仇敌。民主权力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权力,权力拥有者并没享有超越普通民众以上的特权,因此民主权力更多体现在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义务。失去这种“权力”只能说明自己的能力不行或不被人民认同,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对企图染指权力的竞争对手不容易产生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所以民主竞选的失败者通常都不会受到胜利者的迫害。

台湾的3.22选举落幕后,失败的谢长廷不但没有丝毫“落水狗”的迹象,相反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在媒体出尽风头,赢得了台湾直到大陆中国人的普遍敬仰,其魅力甚至胜过胜利者马英九。竞选失败的那天晚上七点半,谢长廷带领着竞选团队向公众深深壹鞠躬,表示他接受败选事实,并恭喜马萧当选,向支持者致歉和致谢。还说会兑现败选承诺,负起最大责任。他说,“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希望支持者不要为他哭泣”,他还不无针对性地表示说“民主有结果,也有过程,过程也许有争议,但我们要平静地接受结果,不要再有抗争,希望台湾选后迅速修补选举所造成的裂痕,让台湾重回到爱与幸福,因为民主火种不能熄灭,必须转失败为动力,我的生命属于台湾,也会继续守护民主。”

“谢长廷效应”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民主竞选只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失败者只要不搞“小动作”,输得大气,输得光明磊落,壹样会成为公众敬仰的英雄人物!



我从小所受的政治教育不外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壹个暴力机关”等马列教条。台湾民主政治的成功,标志著中国人开始从那些教条式的政治误区中走出来,从专制野蛮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上帝保佑中国!!!



十九、马英九连任给大中国带来希望之光



马英九终于胜选连任了,熊飞骏大大松了壹口气。

希望马英九再次胜选,希望台湾国民党战胜民進党,熊飞骏的愿望比北京还要迫切。元月14日投票决胜那天,飞骏因老父过世回乡下老家奔丧,没条件上网及时了解选战快迅,但悲痛之余仍不忘国家大事,通过手机不断向朋友询问选战最新消息,直到得知马英九胜选后才专心致志悼念父亲。

2012年人类世界有两大政治人物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進程:壹个是马英九;壹个是普京。

马英九连任总统将大大加速中华文明的進程。

普京如重返克里姆林宫则严重威胁世界文明的進程。

大中国如能把握历史机遇,在连续倒退二十年后也许能像三十年前那样后来居上,在十年内再度超越俄罗斯。

台湾经验则给中国人提供了超越俄罗斯的“直通大桥”,不需要花费巨大社会成本“摸石头过河”。

2012年马英九胜选连任,比四年前那次胜选的意义更重大!

壹、曾经专制独裁的执政党主动告别专制放弃特权,人民不但能原谅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犯下的所有罪行,还因为“感恩”再次用选票把他们推上领导岗位。不但能逃避历史上血腥报复清算的悲剧宿命,还能保住大部分既得利益。

如果说四年前那次国民党的胜选还存在“偶然性”的话,今天国民党再次胜选足以证明台湾人民已经完全原谅了国民党在独裁专制期间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

熊飞骏热切希望国民党胜选并非出于对民進党有什么恶感,而是立足于大中国的小算盘。国民党若能再次胜选将极大地消除仍坚持专制独裁的执政党“自我更新”的疑虑。再者国民党是大中国的政党,对推進大中国的文明進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民党若胜选将对大中国产生很多有益的推动作用。而民進党只是台湾人的政党,对大中国的责任心无疑要低壹个层级。说白了我期望国民党获胜更多是为了大中国而不是为台湾人民着想。国民党达则“兼济天下”;民進党则只知“独善其身”。

二、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台湾国民党是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最大受益者,在赢得人民信任支持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由“官僚政客”進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看看今天的国民党,再回顾壹下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国民党,差别之大就像来自两个星球:壹个是“无赖弱智”;壹个是“绅士智者”。

那些仍然迷恋专制的执政集团,妳们不是壹样“望子成龙”希望后代和继任者“永远先進”吗?不是经常为后代的“不成器”头痛吗?要想“老子英雄儿好汉”,要想继任者不沦为“专制毒药”的牺牲品,告别专制走上民主是唯壹出路。否则后代和继任者只会被“专制毒品”戕害得壹代不如壹代,由老虎狮子退化成老鼠蟑螂。北朝鲜“红三代”金正恩的傻呆形象就是最好的诠释。

三、马英九连任成功是台湾民主政治走向理性成熟的标志,民主宪政已深深植根于台湾民众的心灵。无论以后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台湾永远也不可能倒退回专制时代。成熟民主政治的中央政府有两个要素: 第壹要素是元首连任不能超过两届,否则元首就有条件利用掌控的政治资源操纵民意,长期操控中央政府,形成事实上的专制独裁。中东那些民选总统赖在高位上三十多年仍不肯下台,最后全堕落成了民贼独夫就是没有“元首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限制造成的。第二要素是元首如果没有明显失职,民众选票应尽量给其连任壹届的机会,使政府保持相对稳定。那些民主转型期国家走马灯似的更换国家元首不但不是“民主”的标志;恰恰是“民主不成熟”造成的。

四、亲民党领袖宋楚瑜得票率远远低于预期,只得到2.8%的可怜选票是台湾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另壹显要标志。

英、美等成熟民主国家的执政党通常只在两大党中更换,很多中国人误以为那是“变相专制”,其实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组织保障就是有壹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在野党”不在多而在“强有力”,只有与执政党“势均力敌”的“在野党”才能成为防范执政党壹党独大长期独霸政权的“反对党”。“在野党”若“力薄势微”就容易被执政党“各个击破”,数量再多也只能成为执政党的“做秀党”或“抱怨党”。俄罗斯的“在野党”就是典型的悲剧先例,数量虽多但都无法与普京执掌的“俄统党”抗衡,无法成长为“势均力敌”的“反对党”,导致“俄统党”壹党独大长期主政,使俄罗斯民主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倒退。

五、今天的台湾国民党和民進党只是选举竞争对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敌人”。台湾国民党能够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首先应该感谢民進党。没有民進党当年的不懈抗争,没有谢长廷、吕秀莲、陈水扁等人勇于面对危险去争取民主宪政,使国民党意识到“绝不”的巨大政治风险,台湾国民党是不可能主动告别专制统治的。没有民進党,台湾国民党绝不可能享受今天发自内心的自信、轻松和惬意!

…………

台湾与俄罗斯东欧同时走上民主之路,但台湾民主前進的步伐远远大于那些欧洲人,雄辩地证明中国人不但适合民主,甚至比欧洲人更适合民主!

民主政治起源于基督教,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信奉基督教,甚至在伊斯兰教和佛教占优势,迫害基督教成习惯的东南亚地区,多数华人依旧选择信仰给他们带来危险的基督教,说明华人血统中拥有与生俱来的“民主基因”。

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北京的表现也比先前明智很多,壹直不明确表示支持任何壹方,这是知彼知己的大智慧。北京无疑希望马英九获胜,但却绝不能站出来大张旗鼓支持声援马英九,否则效果只会适合其反?为什么如此各位懂的?

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马英九吴敦义得票6016524,得票率51.9%;蔡英文苏嘉全得票5256323,得票率45.3%;宋楚瑜林瑞雄得票324485,得票率2.8%。

马英九在获胜感言中,除对选民的再三感谢外,特别感谢在竞选中对手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并表示在今后执政中将邀请在野党领袖共商国事。蔡英文败选讲话,表示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恭喜马英九总统获胜。对支持者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对败选将作深刻的检讨。竞选的双方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主素养”。

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是真正的“阳光作业”,不搞暗箱操作、不使用任何阴谋手段,民众也不搞情绪化的“街头政治”,壹切都遵从法律手段,井然有序顺理成章,不管谁落选台湾都是赢家。输的是某人、某党;赢的是台湾民众和民主体制。领导人向民众鞠躬,民众就不用向其下跪;可以用手投票,就不用用脚移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是出了名的“骂台湾”异见人士,今天的龙应台不再骂台湾了,甚至常常为台湾喝彩?充分说明龙应台当年“骂台湾”是“爱之深恨之切”,而不是只看到台湾的阴暗面,更不是想借“骂台湾”来哗众取宠提高知名度。下面是龙应台的壹段话:

“是民主使台湾变了,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很费时间。可是,妳要壹个肯花时间来听妳说话的政府呢,还是壹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妳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期待在心中!

天佑中华!

二十、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万万不能!

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最令人郁闷的现象莫过于权势阶层公然“否定”民主?

在近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民主”几乎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国家都“壹致认同”的政治述语。无论是民主法治国家还是特权专制国家,都无壹例外高举“民主”大旗。二者的区别在于壹个是表里如壹的实质性民主;壹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口号式民主”。越是反民主的特权专制国家,“民主”的口号就喊得越是响亮。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阵营,反民主的极权专制国家多在自己的国名里煞有介事地加上“民主”二字;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国名里反而找不到“民主”壹词。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

东德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国名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北朝鲜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韩国鲜国名则为“大韩民国”。

尽管民选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奉行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专制政府是“权贵政府”,打着民主旗帜反民主;可现代专制国家都喜欢在自己的国名里加上“民主”和“人民”二字。

专制政府着力宣传的东西恰恰最缺乏可信性。

上述现象表明“民主”是现代世界被全人类公认的“政治真理”,反民主就等同于反文明和反科学。

就算是反民主的专制国家和政府也只能“暗里反”而不能“明里反”,就象古代中国女人“婚前性行为”只能暗渡陈仓不能明目张胆壹样。那些暗里失身的女人骂起“不正经女人”来往往最为慷慨激昂。

我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壹直旗帜鲜明高举“民主”大旗。正因为如此全国人民才选择了我党,把“军政、训政”硬说成“民主初级阶段”的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

就算在我党坐稳江山的头三十年后二十年,壹样把“民主口号”喊得震天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文明灾难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铺天盖地的“民主”旗号下進行的。

历史倒退的速度有时令人难以置信,步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国,权势阶层居然旗帜鲜明地“否定”民主,这真是人类世界亘古未有的咄咄怪事?在这个星球上除了新世纪中国外,恐怕再无其它分店。

谁说中国人缺乏创造性?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创造了两大人类世界独壹无二的“政治奇迹”。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绝顶空间的反文明灾难;新世纪十年则旗帜鲜明公然“否定”民主政治。

中国怎么了?

“否定”民主的群体自然能说出壹大堆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虽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沿用偷换概念先人为主转移视线的诡辩把戏,但在愚民教育下不爱思考的民众群体仍能引起足够的思维混乱。

否定“民主”的主要“新借口”如下:

(壹)、“民主”容易造成国家的“动乱”?

(二)、“民主”是经济发达的产物?

(三)、“民生问题”应该优先于“民主问题”?

(四)、“民主”容易招致外国势力的“介入”?

(五)、民主不是万能的?

上述“反民主”借口纯粹是扰乱民众视线的无赖逻辑!

(壹)、否定民主的“特权文人”常常拿菲律宾、泰国、阿富汗等选择民主体制的小国出现的“乱象”,还有台湾走上民主之路初期“立法院打架”的“丑闻”来说事,“以点带面”把“民主”与“动乱不稳”连在壹起。

民主国家也许会出现“动乱不稳”,但在庞大的“民主阵营”里只占很小的比例,且多出现在“民主小国”。世界上那么多民主国家,不就是东南亚、非洲和“从专制硬着陆民主”的阿富汗、伊拉克出现过“动乱”迹象吗?

“动乱不稳”不只限于几个有限的“民主小国”,专制国家壹样会动乱不稳,并且占“专制阵营”的绝大多数,专制大国还容易出现“生命大灾难式”大动乱。

拉丁美洲的那些实行军事专制的国家,无壹例外陷在周期性大动乱之中,每隔几年就象发生壹次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每个“革命政府”都是短命的。

期大林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就发生过政府残酷镇压土地所有者反抗的“内战”,屠杀了500多万农民。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全面内战,按叶剑英元帅的说法:壹共整了1亿多人、整死2000万、浪费8000亿人民币。

“民主动乱”通常不会造成大面积死人现象,更不会出现大屠杀惨剧;“专制动乱”则会演变成“大屠杀”,造成巨大的生命灾难。

阿根庭的军事独裁政府屠杀了首都近六分之壹的人口。红色高棉柬埔塞在执政的三年时间屠杀了这个国家近四分之壹的国民,知识分子则被屠杀壹空,只留下十名医生。萨达姆伊拉克屠杀了三十多万无辜平民。毛中国大饥荒活活饿死几千万,文化大革命整死两千万。斯大林苏联屠杀五百万农民,饿死五百万,大清洗则消灭了苏联的整个精英阶层,党、政、军干部的损失比全军复没还要多。

民主国家的动乱不稳是暂时的,最终会走向安定团结。专制国家的动乱则是长久的,且时间越往后动乱的规模和强度越大。

台湾议员在立法院打架不是“丑闻”,更不是什么“乱象”。美、英、法等成熟民主国家在民主早期也壹样在议院打架,并且打得比台湾厉害得多。在立法院争论吵架就能避免在同胞在战场上刀枪相见自相残杀。“不出声”甚至于“高度壹致”的议院才是真正的“丑闻”。

(二)、今天世界上那些成功的民主国家如美、英、法、德、澳、加拿大、日本都是经济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走上民主之路的那壹天并不是经济发达的,相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无壹例外都是贫困落后的。

英国是在1642年反皇帝内战之后走上民主之路的,那时的英国连公共厕所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了。

美国从建国的那壹天就实行民主政治,那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恐怕不及中国的壹个沿海省,连南边的墨西哥都不如。

1789年的法国用皇帝和权贵的鲜血开启了民主的大门。十八世纪的法国多数农民还吃不饱肚子。

…………

美、英、法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是因为“富强”才启动“民主“;而是因为选择“民主政治”后才走向“繁荣富强”。

今天的中国比美、英、法走上民主之路时经济水准发达富强几倍甚至几十倍,启动民主的经济条件早就成熟了。

(三)、壹个国家的“民生问题”应该优先于任何问题,甚至应该优先于“两弹壹星”?但“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并不矛盾,不存在哪先哪后,而是同步发展的。因为“民主”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在国民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专制国家里,无论国家经济如何“持续稳步”增长,权势阶层都不会优先考虑民生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权势阶层非法掠夺鲸吞或瞎折腾浪费掉了。今天中国的GDP高居世界第二,比十年前翻了几番,可民生问题反而更严峻。壹方面是权贵的豪华盛宴,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壹,奢侈品消费世界第壹,行政成本世界第壹,三公腐败世界第壹,宾利旗舰版等超级豪车消费世界第壹;另壹方面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众日益走向实质性的贫困,多数城市平民“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壹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民生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就算国家富得流油,广大民众也依旧贫困落后。

世界上真正的“福利国家”无壹例外都是“民主国家”,壹个特权专制国家也没有。

前苏联GDP壹样号称“世界第二”,可首都平民依旧为每天排长队买250克面包发愁。

民众福利不只是吃饱肚子,还要“活得有尊严”。在南街村的“世纪谎言”揭穿前,那里的村民确然吃饱穿暖了,可多数村民活得有尊严吗?没有人格尊严的“温饱”能算“好福利”吗?不是,那只能算“奴隶式福利”。

奴隶制度下的“人民福利”:

1、奴隶出生,奴隶主负责把奴隶们养育成人。

2、提供免费教育和技能培训。

3、分配住房供奴隶居住,包括家具都是免费分的,而且大家都免费吃食堂。

4、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5、更关键的是在完成教育和技能培训之后还包分配工作,根本没有失业问题,奴隶的失业率为零,壹劳永逸的解决世界性失业难题。

“南街村福利”是不是和“奴隶式福利”很相似?

(四)、民主会招致外国势力“介入”的话题纯粹是意图转移国民视线的不厚道谎言。世界上的“傀儡政府”多半发生在专制国家,如前苏联卫星国政府是苏联赤裸裸的“傀儡政府”,二战时的“轴心国小伙伴”则是纳粹德国的“傀儡政府”。大国军事干预同盟小国的内政也多发生在专制国家之间。如前苏联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中国、越南、柬埔寨的军事纠纷。民主国家则不可能存在外国扶持与本国人民为敌的“傀儡政府”,因为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全民普选产生的。外国扶持的政治集团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可能上台,就算大力扶持也是白搭;如果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说明那个外国尊重这个国家多数人民的意志,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而是真诚的朋友。

美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对方没打第壹枪的情况下,他军事打击过哪个国家的民选政府没有?军事干涉过哪个同盟国家的内政没有?美、法两国同为民主国家,法国综合国力与美国没有可比性,可法国在戴高乐当政时期经常和美国强势叫板,并且退出美国领导的“北约”,甚至于向美国的“冷战”对手中苏伸出橄榄枝。这等于是公开与美国为敌,就差没有公开“宣战”了。可美国象苏联干涉匈牙利、捷克壹样军事干涉过法国没有?没有!当时法国周边都是美国的“北约成员国”,德国还是法国的世仇,想军事干涉法国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别说民主盟国,就连那些美国壹手扶持起来的民主国家如西德和日本,有充分的条件产生无视本国民意而完全听命于美国的“傀儡政府”,也壹样在内政外交上有完全自主权。日本就在六十年代与中国外交解冻,根本不把美国孤立中国的呼吁当回事,美国也没因此怎么的。

外国势力的“介入”有善意、恶意之分。如果“介入”是善意的,有利于推進“被介入国”的文明進步,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有什么不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不是热烈渴望美国“介入”中日战争吗?渴望美国站到中国这壹边抗击日本的野蛮侵略吗?

(五)、没有人说“民主是万能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万能”的东西。如果因为不是“万能”的东西我们就排斥,那么连电灯电话、火车轮船、飞机大炮这些外来的“非万能”现代化成果我们都得拒之门外了?

人类世界的壹切文明成果,只要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有利于推進民族的文明進步;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算不是“万能”的,我们壹样要敞开胸怀学习接纳。

这个世界也许有民主不成功的国家,但不成功的民主国家毕竟是少数,专制国家则没有壹个成功的。专制体制也许适合某个特定的小国寡民,但绝对不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大国要想成功只能走向民主。

民主小国的“不成功”不是选择民主法治的恶果,而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遗存有大量“专制残余”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法治”不够充分。

民主国家的“不成功”是暂时的,如果始终如壹坚持民主法治的大方向就会很快走出困局。

那些民主不成功的国家,如果转过头来选择专制体制,就会离“成功”更遥远,并且极有可能走上崩溃灭亡之路。

印度是民主不成功的典型国家,但这个国家当初如果选择专制体制,结局壹定会更惨。

因为选择民主体制,这个国家区区29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养育了近12亿占世界五分之壹的庞大人口。

因为选择民主体制,这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建国的大国避免了中国死人几千万的大饥荒,避免了死人两千万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当初选择专制体制,印度壹样避免不了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惨剧。按印度的面积和人口基数,死亡总人数应该是中国的三倍。

因为民主体制,印度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空前的公权腐败、不公正和道德溃败。

…………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万万不能!





二壹、我们不能对概率很低的“民主贿选”杯弓蛇影



记得上中学时,“新生事物”是政治课里的壹个高频词,关于“新生事物”还是壹个高频句:

对“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责备。

中国的政治文明必然要走上“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宪政壹途,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除非中国“绝不”富强发达進步开化,“坚决”自绝于现代文明。

当中国哪天有幸走上民主之路时,“民主”就是那时中国的“新生事物”了。

根据对“新生事物”不能求全责备的政治逻辑;对“新生民主”壹样不能求全责备。

中国的事情总是很滑稽,当我们离现实的民主宪政还很遥远时,多数普通国民就已经对“民主”求全责备了。

专制特权集团诋毁丑化“民主”可以理解,因为“民主”是“特权”的克星。为了长久维护自己凌架于平民百姓之上的特权,那就得把“民主”驱赶得越远越好,最好把“民主”列为“敏感词”。

颇让人郁闷的是:很多普通民众也不自觉参与了诋毁“民主”的行列。“民主”的实质就是“让普通民众真正当家作主”,下里巴人和总理省长平起平座,是平民最忠实的“朋友”。普通民众对“民主”吹毛求疵,岂不像沙漠居民对淡水百般挑剔壹样不可思议?

官僚与部分民众虽然都在诋毁“民主”,但心态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仇视心态;后者是“求全责备”心态。

因为存在“求全责备”心态,很多平民对“民主”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这也不放心那些不放心?尤其认为真正的“民主直选”政务官不好把握,很容易出现“贿选”和“黑社会操控”选举的弊端?

人民对“贿选”的杯弓蛇影来自对西方选举的恶意宣传和中国“壹半专制壹半民主”的“村官直选”。

我们的主流媒体壹有机会就会大肆炒作西方“金钱操纵选举”的丑闻。

其实西方“金钱操纵选举”的现象在百年前的民主政治初级阶段偶尔出现在基层政权,虽然是少数,但影响很大。因为民主体制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的记者只会放大家丑不会歌功颂德。壹旦存在“贿选”现象,根本不可能长期遮掩,很快就会被无孔不入的记者向全社会暴光并炒作得热火朝天。壹个普通小记者如果能发现壹个“贿选”丑闻,他壹夜间就会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甚至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尽管那时的“贿选”现象很少,但经渴望壹夜成名的记者炒作就会成为铺天盖地的头号新闻,给人的感觉好象这个国家到处都在“贿选”似的。

因为“贿选”的成本和风险特大,“贿选”结果多是鸡飞蛋打,敢于以身试法者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极个别”现象了。冷战后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消灭了“贿选”现象,“金钱操纵选举”早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

不但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成熟民主国家消灭了“贿选”,就连刚刚走上民主之路的台湾和韩国这两个小地方,也没听说过金钱操纵选举的大丑闻。

马英九上台是“贿选”的结果吗?

相信多数中国公民会做出肯定的回答:不是!

为何我们的主流媒体还要不厌其烦地炒作西方“金钱操纵选举”,且有很多的国民对此宣传深信不疑呢?

信息时代的竞选离不开大众传媒和现代通信交通工具,否则选民很难熟悉了解候选人的才能、品德、形象和施政倾向。利用电视、电台、报刊、标语、车辆竞选是要花钱的,电视里那些总统候选人热火朝天的竞选场面,观众心里随便壹盘算就知道要花好多钱。没有足够的竞选经费,候选人注定要吃大亏。

这些竞选经费从从何而来?

难道富人不能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把对方扶上台后来为自己的集团服务吗?

下面拿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总统竞选来说事,说明媒体的炒作和我们的猜测根本与事实不符。

美国总统竞选需要壹大笔竞选经费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笔经费的主要部分并非来自富豪的政治献金,而是来自社会捐献。

社会捐献竞选资金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为自己认可的事业捐献金钱和劳务的习惯,并且这种捐献习惯终其壹生。当某个美国人认定某个候选人最适合当总统时,就会主动为其捐献竞选基金。壹个普通国民的捐献额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个“杯水车薪”加在壹起就是壹笔可观的竞选基金了。

总统候选人不能接受富豪提供的大额政治献金已经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共识,所以富人的捐献额通常都远远低于平民的捐献总额。美国富人的主要捐款方向是慈善事业、学校和教会机构。

当多数国民的整体素质不高不能主动捐献竞选基金时,壹样有办法防止“贿选”现象。为了彻底杜绝富人用金钱左右选举的悲剧,美国总统选举法规定:如果某个候选人筹集不到足够的竞选基金,国会可以提供财政援助,为其提供几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足够让这个人完成正常的竞选。但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能够筹集到必须的竞选经费,所以这笔纳税人的钱基本上很少有人动用。

除了“财政援助”外,还严防有钱人用金钱垄断话语权。美国总统选举法规定:如果某个候选人购买某家电视台对公众发表电视讲演,该电视台必须在不收受壹分钱的前提下为此人的竞选对手在同壹时段提供同等时长的演讲机会。

有了上面的防范措施,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现象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算某个地方的富人突破了所有的防范壁垒“贿选”成功,上台者也根本没有空间用公权酬谢他的功劳。因为各级政府的钱袋都控制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级议会手中,政府的每笔政务开支都得事先向议会申请拔款,事后要详细向议会汇报每笔钱的用法用途。为了防止政务官贿赂议会成员,行政开支还得向全社会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尤其是公共工程的监督甚严。如果由政府招标修建的某座桥梁的正常市场造价为壹百万美元,政府绝不可能预算出壹百壹十万美元来,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质疑和法律追究。若存在豆腐渣工程则根本不可能逃避法律追究。如果政府首脑的某个“竞选恩主”承包这座桥梁,政府也只能给他壹百万美元,且绝不能存在偷工减料的豆腐渣现象。在野党成员、社会团体和无孔不入的记者在四周紧紧地盯着他。

中国是“壹人得道鸡犬升天”,美国则是“壹人当官人成鸡犬”,行政首脑的子女亲属将成为企业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成为义务大于权利的“二等公民”。如果那家企业聘用总统的儿子,想出名的记者马上就会紧紧盯住这家企业,壹有风吹草动就会炒作成头号丑闻。小布什当年对此感受深刻,差壹点神经崩溃,最后借助宗教救助才找回心理平衡。

当从资助人身上得不到任何“公权回报”时,“贿选”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国的“村官直选”已经堕落成为壹道伤心景观,“贿选”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地方黑恶势力操纵选举也时有所闻,主要原因我已在《村官直选为何成为壹道伤心景观》壹文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近二十年我国农村的绝大多数青壮年都去遥远的城市务工去了,在选举季节不可能花费壹笔昂贵的交通费辞工回乡参加与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选举。在家留守者多是老弱妇孺,因为没读书没见世面不知道尊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到选举时多委托他人代为投票。结果能够参加选举的村民通常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几十个选民是最佳的贿选目标,也是最佳的黑恶势力操纵目标。

我国的“村官直选”法则没有给“民选村议会”留下权力空间,应该由“民选村议会”掌握的钱袋直接交给村官掌控,造成村官集“踢球员”和“裁判员”于壹身,拥有随意支配公款的不加限制权力。所以村官壹上台就能有条件大捞特捞,不但能收回“贿选成本”且“壹本万利”,同时又能利用在职时掌控的公共资源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确保以后连选连任。

不加限制的权力给“村官贿选”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贿选”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选民的人数。最理想的“贿选”目标是百人以下;有望成功的“贿选”目标千人以下;无法操作的“贿选目标”则在万人以上。黑恶势力能够操纵的群体也壹样。

各位不防利用自己掌握的“常识”推测壹下:行贿壹万个以上的目标并确保对方在妳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记名投妳的票,同时又能保守机密的概率有多大?就算饶幸能成功需要多大的财力?花那么大的财力是否能在短短几年任期内收回成本且能赢利?十万个以上呢(县壹级)?千万个以上呢(省壹级)?

黑恶势力操纵选举也壹样,能同时有效威慑壹万个以上的目标并达到目的的施暴力量就不是某个流氓团伙,而是壹支成建制的军队了?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和平时期能够容忍如此强大的流氓团伙长期存在?

“贿选”是“民主直选”主要伤痛,在民主初期阶段進行“直选试点”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范“贿选”丑闻。要做到这壹点,“直选试点”区应该定在万人以上的单位。在台湾等民主试验成功的地区,最初的直选区都定在县壹级,也就是“政务员直选”试验从“县官直选”开始。按这个成功的标准,我国当初把“民主直选区”定在村壹级是极大的失策,不但为“贿选”和“黑恶势力操控选举”提供了最理想的舞台,还极大的损害了“民主形象”。



“贿选”和“黑社会操控选举”现象在村壹级容易成功,在乡镇壹级成功的概率很小,在县市以上则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所以我国的“民主普选”应该从县乡两级开始试点,“县官直选”应该尽快替代“村官直选”!



中国壹旦在县乡以上的行政区域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贿选”和“黑社会操控选举”成功的概率就很小。如果制度设计科学成熟,就算某地饶幸“贿选”成功,当事人和幕后操纵者也不可能如愿以偿,多数情况应该是“得不偿失”。人民不可能象“村官贿选”壹样承受巨大的损失。



壹个国家在民主初级阶段就算有“贿选”现象,也绝对不会成为选举的主流,比专制体制下的买官卖官现象要合理几十倍几百倍。在我国广大的基层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跑关系”跑出来的,“行贿”、“上床”、“拍马屁”是最通行的方式。“才能”只能依附“关系”才能取有限的作用,没有“关系”的“才能”作用等于零甚至是负数。但如实现民主普选,有真才实学的人就算不“跑关系”也很容易被选出来。



至于黑恶势力横行现象,今天已成为我国广大基层的普遍景观。黑社会已跃升为县乡两级行政区域的“影子政府”,成为绝大多数城镇公民无法躲避的痛。黑恶势力之所以在近几年迅猛增长,根本原因是山寨化基层政权暗中扶持的结果,因为黑恶势力是基层官员非法敛财的主要媒介,例如给官员带来巨大“灰色收入“的房地产业和市政工程多是依靠黑社会的力量来摆平抗议者。如果实现民选政府,黑恶势力绝对不可能象今天这样猖獗,因为民选政府不会成为黑恶势力的黑后台,否则民众就会行使自己的“主人职权”罢免它。



身受专制体制下的黑社会伤害之痛,期望尽快结束官匪壹家的恶政;但又害怕壹旦民主“黑恶势力操纵选举”?真是壹幅让人幽默不起来的愚民教育画卷。



我们不能对无处不在的“专制腐败”见怪不怪;对概率很小的“民主贿选”杯弓蛇影。

我们不能只允许专制壹错再错;却不允许民主稍有失误。

我国现行的“村官直选”不是真民主!那里的“贿选”和“黑恶势力操纵选举”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专制残余造的孽。

对民主“求全责备”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思维障碍。

二二、中国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人类步入信息化地球村时代,民主法治已成为大势所趋,任何阻挡民主法治潮流坚持壹条道走到黑的国家和个人不但最终力不从心,还必将受到无情的历史清算。

这是壹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文明规律!

任何存饶幸心理者不但表现出不可救药的弱智短视;也是对自己的亲人和家族的未来极端不负责任!

尽管民主宪政已成为文明世界的共识,可四大文明古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世界第壹人口大国,亚洲第壹共和国,文明最为悠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仍在民主宪政的门外徘徊,近两年甚至表现出渐行渐远倒退回独裁文革的悲剧趋势。

中国壹旦长期游离于民主大门之外,必将错过现代文明的最后壹趟末班车,被世界文明远远抛在后面。悲剧性的平民大革命不可避免,当初坚决抵制民主宪政的势力将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满清特权阶层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倒退回独裁文革,用雇佣大蛇对付粮仓硕鼠的集体自杀手段来应对社会危机,中华文明将灾难性解体,永远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既得利益集团壹样在劫难逃,多数将被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尽凌辱折磨。普通民众最终兔死狗烹,象嚼过的口香糖壹样被权力粗暴踩在脚下。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和九大后清算造反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对“奉旨造反”民众的反攻倒算。唯壹的胜利者独裁强人最终也难逃天谴。

所以民主宪政是共和国的唯壹出路!

令人痛心的是:共和国依旧没有形成民主宪政的朝野共识!

中国抵制民主宪政的主要责任方是特权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的“守旧派”(以权谋私不怕洪水滔天派)不愿放弃凌驾于平民头上作威作福伤害国家民族并最终反噬自身的任何特权享受,昧着良心妖魔化“民主宪政”,甚至把“民主”列为敏感词?

中华民主的停滞不前甚至暂时倒退,平民大众也并非完全无辜?“杀尽贪官”的呼声和“壹蹴而就的普选”令特权集团心怀恐惧,不但坚定了“守旧派”壹条道走到黑的顽固;也把体制内的“良心开明派”推向孤立无援无法影响大局的劣势。

结果官民双方在民主宪政的十字路口纠结成互为仇寇的敌对局面,无法形成推动民主改革的共识与合力。中国民主变革不但无法前進哪怕壹小步,甚至在二十年前的位置上大大倒退了。

这不但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也是执政集团的悲剧,更是人民的悲剧!

中国民主改革的钥匙是:和解、宽容、面向未来!

通向和解、宽容大道的铺路石是“大赦”!

壹方面是特权集团大赦“良心犯”和“异见人士”!

另壹方面是平民集团放弃清算心理,从思想上大赦多数因体制原因形成的“贪污腐败分子”!少数民愤极大恶贯满盈的民贼独夫也不能诛连他们的亲属!

我们要有“宽容过去面向未来”的文明胸襟,特权集团和平民大众各退壹步,化解消除专制形成的多年积怨,在推進中国文明進步的层面握手言和,形成民主宪政的朝野共识。

中国人之间本来没有阶级仇恨,壹切的悲剧和不幸都是“专制体制”造的孽,不能把“专制罪恶”完全由个人来承担。在专制人事体制下,妳完全不贪污受贿能在官场混下去吗?不能!所以多数贪官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对所有贪官抱有深仇大恨的“民粹思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進步。

无论特权集团还是平民大众,都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专制体制才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任何壹个有理智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来推动中国告别专制走向民主!

民主共识壹旦达成,即刻启动民主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中华民主改革刻不容缓,否则改革的车轮必将被革命的车轮超过,百年前辛亥革命的悲剧将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

民主改革的基础是宽容和共识!要想达成民主共识,就不可避免要同时照顾平民大众和特权集团的利益。

民主改革要从阻力最小的方向找到突破口!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妳们要有主动放弃部分既得利益的智慧和远见,顽固坚持甚至拓展特权享受只会招来灾难性的平民大革命,那时妳们将面临整体清算,失去所有的既得利益。这是百年前满清特权阶层走过的悲剧之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企图“千世万世而为君”者愚不可及!

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放弃部分即得利益还是被整体清算丧失全部即得利益?台湾国民党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妳是愿意做台湾国民党还是愿意做满清达官贵人?

…………

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壹人壹票”的全民直选虽然快意人生且属妳们的基本人权,但在当今中国实现起来确然有壹定的困难。特权集团的“惯性思维”,不可能多数壹个早上就能在放弃所有特权利益上达成共识。如果平民大众坚持“壹蹴而就”的全民直选将会招致特权集团的整体反抗,那样民主改革的共识就会破裂,全民共赢的理性改革就会胎死腹中。

平民大众应该拥有“尊重历史”的智慧,在民主改革前期适当照顾特权集团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部分既得利益,从而赢得特权集团的多数对民主改革的理解和尊重。

我们应该在经过理性的深思熟虑之后,双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方向找到民主改革突破口。

飞骏认为这个突破口是“县官直选”和“开放壹定比率人大代表直选名额”。

第壹个突破口是“县官直选”。

县官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登峰造极旷古罕有,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肇事方,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由县官腐败引发,如不及时遏制县官的疯狂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将毁在县官手里。

有效遏制县官腐败的唯壹良方是“县官直选”。

“县官直选”虽然减损了特权阶层的部分既得利益,但高层统治结构没有撼动,当初打江山者依旧在坐江山,暂时保存了红色政权的颜色;总比整体江山崩溃造成的震撼小得多。

政治高层如果连“县官直选”都拒绝让步,任凭腐败县官疯狂折腾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玩出全国性失控的“群体性事件”来,那将立马撼动红色政权的根基。

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壹旦实行货真价实的“县官直选”,县乡两级政权的贪污腐败层级将会十倍缩减,基层政权跑官买官现象将很快绝迹。中国的多数民众都生活在县级政权之下,那样多数中国人将会在贪污腐败高压下大大喘壹口气,不但生存质量大为提高,还能得到必要的民主政治历练,为迎接未来的全国民主宪政打下基础。

台湾民主就是从“县官直选”开始的。

第二个突破口是“开放壹定比率的人大代表直选名额”。

中国传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沦为平民大众广泛诟病的落后政治制度。每年耗资巨大的两会,不但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進步,相反集中暴露了“人民代表”的暗点,加深了广大民众对人民代表的不满,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危机。

之所以出现事与愿违的悲剧情势,根本原因是两会“人民代表”都不是民众直选产生,根本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但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相反壹再玷污“人民代表”这壹名号,为官僚特权说话,炮制损害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提案。

结果每年的两会是“代表”和“人民”自说自话:沦为网民揶俞人民代表的盛会!

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

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代表”直选。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背景下,粗暴拒绝“人民代表”直选平民大众不答应;呼吁“人民代表”全体直选特权集团不答应;但双方有可能在“开放壹定比率人大代表直选名额”这壹层面达成共识。

“人民代表”分为“钦定代表”和“直选代表”,“钦定代表”照顾特权集团的部分既得利益;“直选代表”满足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部分诉求。

官民双方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从专制到民主政治的顺利转轨,每年逐步扩大“直选代表”的比率,最终实现全体人民代表完全直选。

这是壹个官民双方通过理性权衡后应该能够接受的民主方案;只有罔顾大局不计后果坚持壹条道走到黑的傻子疯子才会坚决反对。

…………

飞骏把“让壹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文字发到微博后,不少读者根本拒绝相信特权集团会做出任何让步:独裁之下能直选吗?

我的回答是:在未经全力争取的前提下不应完全绝望,未到最后关头不应轻言放弃,更不应失去必要的耐心。独裁体制并非百分百拒绝民主变革,苏联和台湾当初也是独裁体制啊,后来不是不经流血就“直选”了?中国人难道天生就喜欢集体自杀吗?

中国特权集团虽有部分坚持壹条道走到黑的浆糊政客;但也有不少拥有政治远见和民族责任心的良心政治家,并非铁板壹块“坚持专制不动摇”。

体制内良心力量虽然处于暂时的劣势,但不壹定是永久的劣势,如果率先觉醒的民众通过理性手段壹点壹滴坚守抗争,良心政治家就能顺应形势有所作为。



中国的民主变革是当务之急!

中华民主从“县官直选”做起!从“开放壹定比例人大代表直选名额”做起!



天佑中华!



二三、风险中国需要勇气和大智慧



当特色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时,中国步入了高风险期。

GDP世界第二从来都是壹个不详之位。

百年世界曾有三个典型国家占据过“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他们是纳粹德国、红色苏联和日本。

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灾难性解体了,日本则出现了悲剧性的经济大衰退。

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的“GDP世界第二”只是个“统计数据”,所以跌得最惨,失守底线壹溃千里。日本的“GDP世界第二”则是货真价实的,挫折后仍能守住东山再起的希望底线。

特色中国的“GDP世界第二”是不是在玩“统计游戏”眼下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前行者既然难逃劫数,后继者自应如履薄冰,步入“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壹样可以用“风险中国”来定位。

壹个步入高风险期的大国,拆东墙被西墙式的修修补补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得过且过无疑是通向分崩离析大灾难的阶梯,不但不能走出风险瓶颈,相反只会壹直“追尾”下去。

只有从根子上進行脱胎换骨式革故鼎新,才能把身陷歧路的大国推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

风险中国需要“勇气”和“大智慧”!

壹要有勇气还愿历史真相!

反右、大跃進、文革错了就错了,不要把责任全推给林彪四人帮头上,我们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勇于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反躬自省警醒将来,就会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

土改、镇反和援朝是否明智?措施是否得当?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壹样要有勇气直视检省。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全盘美化为“伟大成就”只会给下壹次的大悲剧埋下伏笔。

我们最大的历史勇气就是必须直面毛真相!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是非颠倒或闪烁回避都是不可容忍的不负责任!只会使极左幽灵死灰复燃,把中国再次推上反文明反人类的不归路。

勇于承认历史错误不会亡党,只会提升我党的形象,找回业已丧失的威信,有利于我党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台湾国民党勇于承认历史错误,不但没亡党,相反破天荒第壹次被台湾人民选为“合法”执政者。萨达姆、卡扎菲不肯放弃“伟光正”,壹个伟大進了鼠洞;壹个伟大進了下水道?

二要有勇气直面政治腐败!

豆腐渣工程必须追究责任!像汶川地震极大放大生命灾难的豆腐渣校舍,必须把相关责任人员绳之以法。自称“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党不惜牺牲自身形象和执政威信,去袒护那些七品、九品甚至十八品的县官、乡官、村官等“搅坏壹锅汤”的老鼠屎?实在太过得不偿失了!

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只要把相关责任官员推出来曝光惩处,就能釜底抽薪立马恢复秩序。花那么大的代价去“维稳”?去遮掩造假?特色些“戴套不能算强奸”之类的王八蛋逻辑来为那些自私弱智的细菌官们开脱,把大批非责任官员也牵挂進去染上壹身黑,值得吗?划算吗?本来只是壹个或几个官员出丑成众矢之敌,折腾成所有的官员都跟着出丑成众矢之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弱智的指鹿为马政策吗?

伟大领袖的孙子给他个荣誉牌位,用纳税人的钱好吃好喝地供养著可以理解,非要封个“将军”什么的?那不是给全中国的“将军”难堪吗?中国的“将军”难道就那水平?这样的“将军”能收回南海和钓鱼岛主权?这不是丑化全中国的“将军”是什么?

那些千千万万的裸官就算继续留在台上“爱国”,也必须剥夺他们“唱红”和“骂美国”的演戏权!如此贼喊捉贼侮辱全中国人民的智商太让人恶心了!妳当中国人民全是没脑的腔肠动物啊?壹面让民众子女在国内接受“逢美必反”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壹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加、澳接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教育?壹面高调宣称中国的人权和“幸福指数”比美国好五倍;壹面把子女送到暗无天日的美国去,不让亲人享受国内的“幸福生活”?这是什么居心?如此人格分裂者还能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教导”我们吗?

…………

三要有勇气直面社会问题的根源!

佛山小悦悦事件震惊世界!全民道德溃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官僚专制体制!专制体制才是万恶之源!只有勇于告别官僚专制体制,才能重铸民族精神净化民俗民风。在专制体制框架下谈提升国民素质,就如在妓院里教导漂亮女子守贞壹样搞笑。

只有不称职的政府,没有不称职的国民!

人种和文化壹样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只能是社会体制!韩国北韩同根同种,壹个绅士壹个无赖。台湾人中国人都是儒家文化龙的传人,小悦悦悲剧绝不会在台湾上演!

四要有勇气承认西方的优势,告别“逢美必反”的思维陷阱!

别说西方根本没有“亡我之心不死”?就算西方真个是我们不共戴天的凶恶敌人,我们壹样要有勇气承认敌人的优势,然后认真学习那些优势,使敌人失其所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向敌人学习不会让我们承受任何“面子损失”!日本人壹直在虚心向敌人学习,在朝鲜白江败于唐帝国后向中国敌人学习;在美国炮舰打开日本国门后向西方敌人学习……日本人“丢面子”了吗?

没有!不但没丢面子,相反利用敌人的长项最终战胜敌人,把昔日的敌人老师打倒在地。1895年在黄海、朝鲜、东北击败中国老师;1905年在对马海峡和中国东北击败西方老师,大大长了面子!

就算美国真个“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也要有勇气承认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才是他们“日不落”的治国法宝。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引進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让13亿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就会释放出十倍甚至百倍的主动性、创造力和责任感,美国就自然甘拜下风了。那时台湾别说闹独立,妳就是赶也赶不出去的,就如今天的美国赶不走夏威夷壹样!那些拒绝承认美国的优势,恶意妖魔化美国民主宪政体制者,才是渴望中国永远腐败落后自然也就永远不是美国对手的“汉奸卖国贼”!就如“大化改新”时拒绝学习“中国体制”和明治维新时拒绝学习西方体制的日本人是公认的“日奸卖国贼”壹样!

…………

除了有勇气直面自身劣势和他人优势外,中国更需要面向未来的“大智慧”!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拒绝放弃任何既得利益的个人集团,最后必将丧失全部既得利益,甚至付出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满清权贵和萨达姆、卡扎菲就是前车之鉴,急流勇退者才能保住部分既得利益。

只注重眼前的急功近利者,必将丧失未来的长远利益,长远利益比急功近利更重要。

与流氓无赖为伍者,不但会被有益身心的绅士淑女抛弃,被文明世界孤立,最后也必将被流氓无赖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般反噬,前苏联和毛中国就是前车之鉴。

被人民永远怀念敬仰的政治家,不是那些在位时民众狂热拥戴的集权领袖,而是着眼未来推進国家文明進步的放权智者。

在文明世界壹枝独秀的英国王室不是揽权弄权的产物,而是主动放权的果实。

长期抓住权力不放手者,下水道和鼠洞在向他招手致意。

对于壹个政治家来说,富国强兵是次要的,不断完善社会体制才是不世之功,那些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对社会体制作出良性变革的改革者。

那些勇抓历史机遇,勇于改革敝政接受人类先進文明成果的政治家,后世子孙将长久沐浴他的福荫。

台湾、香港率先品尝民主宪政成果的中国人,壹样应该拥有面向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努力推進中国大陆的文明進步。如果中国大陆壹直专制腐败下去,台湾、香港绝不可能长期独善其身,香港要不了多久就会整体沦陷;台湾也将在战争的威胁中大大降低民主体制下的幸福指数。

幸福的总量的有限的,无认是个人、家族还是集团,绝不可能长期不劳而获!

人类最大的道德智慧是换位思考,已所不欲,勿施与人。

善于为无辜者建造监狱高墙的权力人物,下壹个進去的很可能是他或他的亲人。

不能凭借高智商去玩阴谋,不得利用对手的善良美德去打击对手。天道从来不可欺,善耍阴谋权术者必遭天谴。

二四、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比中世纪皇权专制更恶劣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专政,在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手里发展成为壹种影响全球的政治体制,并直接导致全球人类疯狂自相残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苏联的专制接力棒传递到了庞然大物般的毛时代中国,在壹个特定时期内改变了世界民主——极权力量的对比。毛领袖以自已特有的精明和浪漫丰富了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的内容。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的缔造者无壹例外都自诩为马克思的学生,都自称自己的体制是“社会主义”。连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也称自己的政党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的历史满打满算也不到壹个世纪,却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希特勒在十年多壹点的时间内就毁灭了自己的国家。

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毁灭了前苏联的整个精英阶层。

毛时代的中国非“天灾”仅因“人祸”原因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至少有三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史无前例的“大折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陷于集体疯狂……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间只有三年,却消灭了这个国家四分之壹的人口,知识分子则被屠杀罄尽(只剩下十个医生)。号称东方巴黎,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成了真正的废墟。

金太阳治下的北朝鲜则在地球人普享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饿死了两百多万人,相当于这个小国总人口的十分之壹。

…………

这里有必要回顾壹下前苏联大清洗的数据: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全部被污为“人民的敌人”被枪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后被苏联克格勃刺杀)。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十壹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壹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壹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壹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妳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妳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消灭了苏联的宗教阶级,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富农阶层则被整体消灭。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壹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壹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壹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复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大清洗不仅是生命的灾难,也是人性的灾难,因为清洗的体制毒害了国家公民的品格,使国民“反祖”成心灵阴暗“小人”。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棺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壹种体制性政治氛围,壹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壹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世纪皇权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的历史则不到壹个世纪,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在和平时期制造的生命灾难和文明灾难则超过中世级皇权专制“文明灾难”的总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代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在很多方面还不如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皇权专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壹是国家的稳定性不如皇权帝国。中世纪的中国除了秦、隋两个短命王朝外,多数帝国的寿命在两至三个世纪左右。现代极权专制国家的寿命都没有超过壹个世纪。希特勒帝国12年;墨索里尼帝国24年;极权老大哥前苏联73年;苏联卫星国45年;红色高棉柬埔寨3年……除了红色高棉外,这些极权国死亡的原因都不是因为外族的入侵,而是自我折腾、腐败或不明智的穷兵黩武。古巴和北朝鲜这两个坚定的现代极权小国眼前生命好象很顽强,但注定过不了百年大限。

二是统治阶层的命运不如皇权帝国。除了朱元璋外,皇权帝国很少集体屠杀迫害统治阶层的“军政精英”,刘邦屠杀功臣局限在“个别打击”;武则天的屠刀也只对准少数官僚权贵……现代极权国则定期对统治阶层的“军政精英”進行大规模的合法屠杀迫害。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党政军精英被屠杀壹空;毛领袖发动的文革也把包括国家主席和共和国元帅在内的多数党政军精英污为“牛鬼蛇神”,并施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乡里小儿迫害凌辱。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央六大区第壹书记4人;中央监委委员34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几乎全部老帅……被划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在地。国家主席则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批倒批臭”,“再踏上壹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在屠杀完三百多万无辜的4.17分子之后,接下来又把屠刀对准了体制内的“自己人”,仅东部柬越边境地区就屠杀了十多万……卡斯特罗和金太阳屠杀“自已人”的资料依旧被严密封锁,相信有朝壹日公布出来后也壹样骇人听闻。

“迫害自己人”是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无法解开的结,因为体制鼓励这类愚蠢暴行。那些饶幸逃过第壹波打击迫害的权力人物并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第二个冲击波所殃及,“永远健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先例。壹次大迫害过后,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次针对权力阶层的大迫害。如果前苏联权力阶层没有悬崖勒马的智慧仍固执坚持极权专制体制,第二次自相残杀的大迫害注定会再次出现。前苏联权力阶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是滋生铁腕独裁者的肥沃土壤。壹旦权力金字塔顶端出现壹个有独裁倾向的强有力人物,就会选择和平民阶层暂时结盟来把集体领导过渡到个人独裁。要赢得民众的无条件拥戴就得投其所好,对民众痛恨的腐败权贵和暴富大款大开杀戒。所幸前苏联权力阶层有部分远见卓识的“真精英”,使权贵人物逃过了第二轮大劫。

如果说民主政治体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双赢”体制;那么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则是“双输”体制。权力阶层的“赢”是暂时且风险丛生的。

三是权力阶层的总体素质和责任心不如皇权帝国。中华帝国即使在最黑暗没落的隋炀帝大业王朝,权力核心仍不乏勇于说真话舍身取义为民请命的高官显贵,并因此落得个身死家灭甚至于诛连九族的可怕代价。明王朝后期的很多地方行政首脑在皇帝长年不上朝理政,中央政府近乎瘫痪的情况下仍能忠于职守……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毛时代的中国、红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类似的志士仁人壹个也没有!

四是平民阶层的道德水准不如皇权帝国。皇权帝国诸如告密、陷害、出卖朋友、过河拆桥、兄弟倾轧等猪狗不如的恶行只是个别现象;现代极机专制国家则把这类“个别恶行”普遍化,因为“反人性体制”鼓励这类恶行,甚至于把禽兽行为美化为“大义灭亲”。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国民集体“小人化”,多数人为了自保争相出卖陷害他人,甚至于连亲如父母兄弟夫妻也要出卖。毛时代的的中国妻子诬告丈夫、弟弟出卖哥哥、儿子与无辜父母“划亲界限”的大义灭亲“壮举”也屡见不鲜……

今天的很多人认为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有利于反抗侵略,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是又壹个认识误区。且不说红色高棉在入侵者面前壹触即溃和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集体“蒸发”的丑剧,就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不是极权专制体制的功劳。与其说斯大林打败了纳粹德国,不如说是希特勒自己打败了自己。如果没有希特勒要命的种族歧视和英、美的巨额援助,前苏联注定会被纳粹德国碾碎。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初期就有近400万苏联军人放下武器投降。二战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壹个壹直被遮掩的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救世主。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壹个行政上高度统壹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丑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壹百多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壹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如果不对苏联主体民族采取歧视政策,为德军服务作战的苏联人会成倍增加。

在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希特勒和英、美帮了它的忙,使其免于被德军碾碎。

希特勒的种族歧视在苏德战争期间发展到极端。他把斯拉夫人划为仅次于犹太人的劣等民族,对被俘的几百万苏军施加令人发指的虐待;对战领区人民残酷迫害。苏军俘虏不是被成批屠杀,就是被施以残酷鞭打甚至割耳断肢的可怕酷刑,活下来的幸存者的则在战俘集中营里承担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役。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本来很多苏军俘虏对希特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误认为这个战争狂人至少比专制魔王斯大林仁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在战场上拼死抵抗侵略者。占领区的很多人民则把德军当成“解放者”……是希特勒愚蠢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们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到斯大林尽管是魔王,但希特勒比魔王更可怕,于是重新拿起武器对侵略者发起复仇战争……

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更“纯洁”;而是希特勒的种族迫害使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后期众志成城。

尽管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专制魔王,但对于自由世界来说,希特勒更具侵略性和威胁性。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英、美两国明智地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在苏德战争爆发时立即站在苏联这壹边,给予苏联极为慷慨的援助。美国仅飞机就援助了苏联壹万多架!这对苏联无疑是雪中送炭。如果没有盟国巨额的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有能力拖垮纳粹德国。如果把位置调换壹下,希特勒当初入侵的是英、美而不是苏联,斯大林注定没有罗斯福丘吉尔那样的胸怀和智慧,注定会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到希特勒战胜英、美实力大增后回头壹脚把自己踢倒。

…………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何以退步到连中世纪皇权专制都不如呢?我的壹位智慧诤友“快乐在心”的回复很能说明问题。

“现代极权专制其实比中世纪的皇权专制更恶劣。为何呢?皇权专制是天下归壹家所有,虽然无理混蛋,但好歹“产权”清晰,责任明确,若统治不好后果自负。记得戊戌变法时期有过壹段著名对话: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可见这种清晰“产权”是有可能产生皇权天子的天下情怀的,这种情怀是对自身利益的超越。

而现代极权下专制却是壹伙人垄断政治权力,而在他们内部其实就是吃“政治大锅饭”。这个天下是谁的?其实不是任何人的,管理国家和经营国企壹样,都是嘴里唱高调,手里挖壹锹就走。走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自己不被清算,子孙后代能锦衣玉食,永保平安……”

在中世纪皇权专制下,国家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会象爱惜“家”壹样爱惜自己的国家,对国家滋生出强大的责任心。为了自己的家族江山永固,多数帝王尽可能励精图治;尽可能延揽天下英才服务自己的国家。封建专制之所以黑暗失败,主要原因是下级官僚队伍没有帝王那样的责任心,皇帝壹人的智慧和精力无力周全幅员辽阔的大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政治,权力缺乏行之有效的强有力监督;加上奢华的生活是“才能”的天敌,在锦衣玉食下成长起来的帝王子孙才能壹代不如壹代,没有必要的品格和智商来实践自己的责任心。

现代极权专制不如皇权专制尤其体现在人事体制上。皇帝为了满足人性的弱点也许会任用和绅那样的马屁精,但用人的主流倾向还是“唯贤是举”。他可不愿把自己的家交给庸才和坏蛋手里瞎折腾。所以纪晓兰才能与和绅同朝辅政。没有任何资历的壹介草民诸葛亮、姜子牙才会被帝王屈身装孙子请出来当大官。因为官僚队伍没有帝王那样的责任心,在任命提拔下级官员时倾向“任人唯亲”,官场才会出现大量“跑关系”和“买官卖官”现象。中国的帝王为了尽可能杜绝下级官僚的“任人唯亲”倾向,实行严格的科举制选拔官吏。只要“進士及弟”,妳就是“不串门不拜年不送礼不参加官僚追悼会”也壹样会被任命为“县委书记”以上的达官。在宋、明两朝,妳就是皇亲国戚三代高官;或精于拍马八面玲珑舍得把漂亮老婆女儿孝敬给职务上司,不是進士出身也爬不上部长级别的高官。明帝国的历任皇帝多是无才无德的王八蛋,很多皇帝长年不上朝理政,但因为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僚队伍多数能忠于职守,帝国的寿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现代极权专制则不同,不但中下级官僚队伍对国家民族没有责任心,就是处于金字塔项层的高官显贵也壹样没有长久责任心。因为这个国家在法理上不是他可以世袭的资产,所以不可能象爱惜自己的家壹样爱惜国家。现代极权国虽然不是必须高度负责的“家天下”,但权力却不受任何制约,可以膨胀到比封建帝王的权力壹般大,也就是说国家行政决策人拥有封建帝王那样的权力却没有帝王那样的长久责任心。各地区各部门的行政壹把手在自己的辖区内权力没有任何有效制约,俨然壹个“土皇帝”。这是壹个极为可怕的权责机制,是壹个为公权私用腐败折腾留下巨大空间和动力的政治体制。这种权大责小的机制体现在人事体制上就是整个官场从上到下都是任人唯亲仇视人才,当官升官全靠“跑关系”“行贿拍马”,“才能”只能寄生在“关系”这根主干上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没有关系的才能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负数。在斯大林主宰的克里姆林宫,宫里宫外只有大大小小的和绅,是绝不可能出现纪晓兰的。就算有个别良知未灭的另类也只能闭上嘴巴装糊涂。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官场,如果拒绝“跑关系”,妳就是诸葛亮再世,人民都知道妳高风亮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妳也不可能担任任何公职,甚至连扫大街之类的公务能轮不到妳。结果整个官场出现“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逆淘汰潜规则。到了极权体制后期,官场大多是昏愦短视急功近利的无能之辈,没有能力和责任心应对突发事件和迫在眉睫的危机,在危机面前要么策不对症要么逃避责任,大会小会研究出的决策不是扬汤止沸就是火上浇油。结果壹个很容易消除的局部危机在“庸官”的“激励”下大面积扩散,并很快蔓延成全社会的危机,最终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所以这个体制就算没有民众抗暴革命,自己也会把自己折腾垮。小国靠“外援”也许能茍延残喘多壹点时间,大国则难逃劫数。

…………

1978年,明智务实的邓政府为了拯救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怀着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责任心,在铁桶般的“极权阵营”敲开了壹个缺口,毅然抛弃毛时代的高度极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推行学习西洋物质文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中国人很快走出了饥饿,苏醒的大国又重赢得了世界的注目。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经济总量翻了几翻,税收从1978年的1132亿猛增到2008年的5.1万亿(加上预算外收入9万亿),增长了45/80倍!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极权阵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面对吃饱了肚皮的中国人,每天排著长队购买250面包的“老大哥”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伤。他们对极权专制的忍耐力很快达到了极限,毅然决然抛弃专制走向民主。因为是“两条腿走路”的全方位配套改革,俄罗斯经济很快后来居上迎头超过“壹条腿独跳”的中国。俄罗斯“绿卡”在近几年成为中国人企求的东西。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在强加的专制压力解除后,象沙漠旅人投奔甘泉壹样扑向西方民主国家的怀抱。尝到专制甜头恋栈权力,梦想长久公权私用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则被愤起反抗的人民送上了刑场。曾经铁桶壹样的“极权阵营”就这样土崩瓦解。

今天坚定的现代极权国家只有古巴和北朝鲜两个芝麻国,还有“似马非马”的缅甸和苏丹。这四个无赖小混混的日子注定长不了,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受到本国人民的清算。他们显然低估了天朝大国的智商,对中国的支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显然是不长久且不切实际的。文明的中国不会长久当这个冤大头,为了弊大于利的“强出头”背上“黑老大”的黑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五、现代极权专制体制的最大恶果是毁灭社会良心



今天的中国社会最缺少什么?

良心!

我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么主导了中国社会围绕“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斗争哲学”。

谁把“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斗争哲学”奉为理论基础?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

…………

二十世纪是人类世界惨烈杀戮的世纪,壹个又壹个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让人想起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的主题歌“黎明不见太阳,天空中下著血雨”。几乎所有针对平民的“大屠杀”都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主导的。

二十世纪典型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六个:纳粹德国、前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铺寨、萨达姆伊拉克和北朝鲜。

绝大多数极权专制国家都发生了大饥荒和针对国内无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杀。斯大林肃反和毛太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类文明史制造了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大饥荒和大屠杀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永远也无法消逝的痛。

尽管大饥荒大屠杀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这个体制的最大恶果则是“毁灭社会良心”。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是嫁接在中世纪皇权专制的老树新枝。因为是中世纪皇权专制感染了“進化论”和“马主义”等“伪科学”病菌结出的怪胎,所以连中世纪皇权专制还不如。本人在《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比中世纪皇权专制更恶劣》壹文中有较为具体的分析。

中世纪皇权专制虽然充满了“特权”和“不平等”,但广大基层社会实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两大杠杆。德高望重的乡绅、学者和私塾先生在当地深孚众望,这份民意基础就在于他们多数情况下能够“按良心办事”,“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社会纠纷时“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专制国家无论官僚阶层如何腐败没落,广大基层社会还在“按良心办事”,就算皇帝官僚丧尽天良,整个社会仍未从整体上“丢失良心”。

封建中国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政治精英,虽然得罪了皇帝权贵丢官坐牢或杀头,但在民间仍能赢得广泛的尊敬。那些洁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挂冠而去后仍有许多社会名流登门造访。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彻底摧毁了“地方精英自治”的传统,把那些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民间精英”打成“阶级敌人”从整体上消灭,把极权专制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的每壹个角落。当专制统治者步入腐朽没落期时,因为广大民间不存在有组织的“良心力量”来抗衡官僚队伍的堕落,壹旦权力上层丧尽天良,整个社会也就会和上层保持“高度壹致”“丢失良心”。

在这种上下“高度壹致”的刻板社会里,如果有谁胆敢为民请命被官僚队伍淘汰,广大民间壹样会对维护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于更极端更绝情。彭德怀是毛中国最有勇气的良心官员,因不忍心看着饥民大批饿死勇于站出来说真话,被毛太阳污为“反党集团黑司令”。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帅并没有从广大民众眼里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只能听声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怀”口号。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有谁象陶渊明壹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民众要么不信任妳,要么怀疑妳脑子有毛病。妳除了收获“误解”和“羞辱”外几乎不能奢望会有名流登门造访。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主要通过下述四种途径来“毁灭社会良心”。

壹、“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人事体制。

因为特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权掌握在各级上司手里。壹个人为了升迁就得挖空心思讨好自己的上司,“行贿”和“拍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不择手段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倾轧陷害”是惯用伎俩。壹个有真才实学且坚守良知的杰才俊士是不屑于对上司“行贿”、“拍马屁”和“倾轧陷害”无辜同僚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且没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恶棍才会不择手段。结果小人恶棍能给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杰才俊士大得多。当小人恶棍容易成功显达时,整个社会就会向他们看齐,相互竞争“无耻”和“无聊”。杰才俊士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于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壹部分加入“无耻无聊”的阵营,拒不同流合污者则被社会淘汰甚至消灭。于是整个社会“丢失良心”。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因为“产权”不明晰,统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我走后哪怕洪水涛天”的路易十五情结在官场广泛存在。在这种末世心态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没有动力去战胜自身的弱点任用自己不喜欢的仁人志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任用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魏征做大官。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个县城找工作,他若自鸣清高坚持不“跑关系”,别说捞个壹官半职,就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结果整个社会“小人得志”,“无耻是体面的通行证”。

二、壹切服从组织的需要。

现代极权专制的“组织”威力是绝对空前的,整个社会都被壹台庞大的体制机器高度地“组织”起来,个人只是组织机器的壹个零部件,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需要。个人的道德荣辱观在这台组织机器里根本没有伸展的空间,只要是组织需要,就是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也要无条件服从。

“组织”这东西是没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没给“良心”留下壹丝壹毫的空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壹个人只有无条件服从组织才能得到利益与好处,要想过上体面的生活就只有服从组织。为了服从组织,壹个人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无底线悲劣无耻,可以残忍冷血无所不用其极,但就是不能有良心。“正直、善良、宽容、博爱、见义勇为、恻隐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鉴湖女侠秋瑾从容就义后,无数良知未灭的志士仁人自发悼念凭吊她的英灵;可文革期间赣州烈女李九莲被极权暴政枪杀后,她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连亲人也拒绝为其收尸,最后壹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亵?

三、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公道”给“权钱”让路。

封建中国刑事案以外的民间纠纷多由“地方精英”负责调解责任。地方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良心办事主持公道。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彻底摧毁了“地方精英自治”传统,壹旦出现社会纠纷,事无巨细都得官员出面解决。官员在调解没有任何“权钱背景”的双方纠纷时也许会主持公道,可壹旦壹方有“权力背景”,或暗中给了他“钱”,他就极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丢在壹边,不自主地站在袒护“权钱”的壹方。结果平民和官吏发生纠纷,官员绝大多数都会站在官吏壹边。穷人和富人发生纠纷,官员多数会站在“富人”壹边。如果是需要“专门技术”才能鉴定的真相,官员通过暗箱操作还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可那些众目睽睽之下显而易见的真相,官员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硬生生把白的说成黑的,公然往民众眼里塞石头,谁敢站出来说真话就利用职权打击谁,因此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就非语言所能形容。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德性,公然否定众目睽睽之下显而易见的真相,明明是自己当众恃强开枪杀人硬要说成对方袭警“正当防卫”;明明是民众自发抗暴硬要说成是“黑恶势力操纵”,出面调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词地站在“权钱强势方”。普通民众壹眼就能看穿的事实还要中央派大员来调查鉴定才有可能还原“真相”?这样的地方政府还能有什么“公信”?这样的地方官还能有什么“良心”?连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广大民众又怎么可能继续尊重并坚守“良心”?整个社会又怎么可能不丢失“良心”?



四、“组织”独霸“道德制高点”。

“行善积德”“济困扶危”从来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颂扬扶助的个体美德。壹个人依靠社会发财致富,同时又通过“慈善帮困”来回报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古代中国的民间精英多有捐献善款扶贫助学的传统,康熙年间就有壹位“义丐“靠行乞建起数所“慈善公学”从而受到皇帝御赐金匾嘉奖的千古佳话。

现代极权专制社会,统治集团不但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还力争垄断所有的“好名声”。凡是能够赢得民众感恩拥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组织”的名义進行。妳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别以自己的名义進行,而是应该把“善款”交给“组织”的相关部门,由“组织”来决定妳的善款受益人和怎么用,由“组织”出面来接受民众的感恩和拥戴。尤其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天灾后,依靠个人独立行动出面救灾的善行更不会得到提倡,如果灾民泪流满面感谢的对象是某个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员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为壹切要通过“组织”这个媒介,社会个体的慈善动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挫伤。我花钱行善妳来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么?我连自己的善款捐给谁和怎么用都没有决定权,我凭啥还要捐款行善?更何况那些“组织成员”还真让人信不过,把善款交给那些“雁过拔毛”的官员,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假借慈善之名中饱私囊呢?类似的丑闻先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壹个人如果执意要避开“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什么“慈善基金会”,那么这个“基金会”的工作通常都会受到来自“组织”的百般干扰,甚至于这个人还会被栽赃“莫须有”的罪名弄得里外不好看。

比如妳在北朝鲜组织壹个“义务献血”的团体,团体成员在不取壹分钱报酬的前提下给患者主动献血。这应该是百分百造福于人民的“好人好事”吧?应该得到金太阳集团的嘉奖表彰吧?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团体初创时期成员很少时,“组织”也许会出面鼓励妳表彰妳;但团体发展到较大规模并在民众中赢得较大反响时,“组织”就会出面收编妳。如果妳坚持独立自主金太阳政府就会用“莫须有”的罪名修理妳。

因为个体行善积德行为不被提倡甚至于受到压制,社会“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众的最好平台,剩下的就只有“丢失良心”了。

社会“良心”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壹个“丢失良心”的国家是绝对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就算拥有世界第壹的GDP也注定外强中干危机四伏。

二六、思想启蒙事业是民主转型的必要准备

面对习惯专制思维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广大国民,他的文明理想没几个人能够理解;而他被迫采用的反文明手段却能赢得绝大多数国民的共鸣?

他要么做失败的普鲁米修斯?要么做凯撒?

在“成者王候败者贼,胜利者不受谴责”的专制中国,普鲁米修斯是没人理解的。

于是孙中山选择了恺撒!

这是没有经过民众思想启蒙的悲剧。

在民众习惯专制独裁的国家,若没来壹次民众思想启蒙运动,民主革命成果多是专制的怪胎。

南美各国的民主独立战争都结出了“武人独裁”的恶果。

以后的事实证明:“武人独裁”连“殖民统治”都不如!

孙中山以后的中国“政党专制”和“官僚专制”;事实上连“皇权专制”都不如。

没有民众思想启蒙的民主革命反而造成了民主的倒退!

中南欧的民主革命虽然比中国晚壹步,但在此之前欧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民主宪政提供了必要准备,所以欧洲民主革命容易取得成功。

…………

百年后的今天,民主宪政再度成为中国人的希望之星。

中国要想避免百年前孙中山革命的悲剧,就必须补上民众思想启蒙这壹课。

今天的中国急需壹大批启蒙思想者。

独立思想者的启蒙文字不是什么“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行动”。

当越来越多的国民被成功启蒙的那壹天,中国的民主大潮就水到渠成了。由觉醒的国民来推动的民主运动多半是和平不流血的;也是拒绝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利用的。

在被成功启蒙的国民面前,成吉思汗是屠杀中华民族的凶手而不是什么英雄!毛泽东也不是什么红太阳和人民领袖!

所以启蒙思想者的文字对民主事业的贡献“功莫大焉”。

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走出单纯的“胜利”和“夺权”层面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在推進国家民族文明進步这个层面上,不是“壹百个杨恒均抵不上壹个孙中山”;而是“壹个杨恒均就可和孙中山并驾齐驱”!



中国的启蒙事业是当务之急!

中国的启蒙事业任重道远。



二七、做大蛋糕靠经济建设,切好蛋糕靠民主法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壹直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以优先发展经济为名拒绝实行迫在眉捷的政治体制改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和“让壹部分勤劳智慧的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民共同富裕”。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经济,中国的“统计经济总量”较之毛中国末期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从世界第十三位跃升到第二位?从占日本的七分之壹跃升到超过日本?

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发展经济的总体目标依旧是镜花水月。

壹是“富国强兵”的目标没有达到。我们迄今仍没有航空母舰,可每年的“三公腐败”至少要挥霍掉38艘最先進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不是买不起造不起,而是纳税人的钱多用于腐败少用于做正事,赌博的钱有买盐的钱没有。如要现在中美发生常规战争,我们依旧壹架飞机也飞不到美国领空,壹艘军舰也進入不了美国领海;而美国的航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则能不可阻挡地深入我国的领海和领空搜寻袭击目标;结果美国本土没有壹声炮响而我们的国土则硝烟迷漫。试想这仗怎么能够打下去?

我们确然有壹部分人“先富起来了”,0.4%的超级富豪占有70%以上的国民财富;但这部分人占有的巨额财富绝大多数都不是靠“勤劳智慧”所得,而是利用权势巧取豪夺,靠伤害国家民族聚敛的非法横财。

壹部分“先富者”尽管拥有相当于普通平民几百几千倍的巨额财富,但并没有相应的情怀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生问题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越来越严峻,贫富悬殊跃居世界第壹。壹方面是富豪不惜巨金争相攀比豪车、豪宅、豪赌、二奶;壹方面是多数城市平民“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我们的三公腐败世界第壹。

行政成本世界第壹。

奢侈品消费世界第壹。

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壹。

靠纳税人养活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世界第壹,公务员人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20倍!官民比例高达1:18!有的地方居然跃升到1:9(陜西黄龙镇)。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1:600。

相比之下,关系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住房”等保险救济支出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但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公务员的实际收入翻了好几番的情况下,广大农民工的收入在20年间没有实质性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状况呈现两个极端,壹方面是GDP高速增长;壹方面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公,为经济建设作出主要贡献的广大平民只分配到与之贡献不相称的很小份额。

结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反而越来越严峻,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大有形成燎原烈火之势,社会道德底线失守,呈现出整体溃败的趋势。

当我们终于感到自己富起来时,我们的民族反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节”,今天为何“仓禀实而礼乐崩”呢?

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壹条腿改革”违犯了“经济健康发展,国民长治久安”的治国规律。

国民经济总量好比壹块蛋糕,对于共同制作蛋糕的群体来说,既要考虑“做大蛋糕”,又要考虑“切好蛋糕”,二者缺壹不可且同样重要。

如果只考虑“做大蛋糕”,不考虑如何“切好蛋糕”,让群体的每个成员得到与之贡献相应的壹份,那么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就不可能长时间把蛋糕做大做好。就算群体中的某个“强势人物”利用职权对广大蛋糕制作者实施强制劳动,不让成员发泄不满情绪,也只能取效于壹时。多数人的不满积累下去最终会火山迸发,把蛋糕砸个稀巴烂。

“做大蛋糕”相当于经济建设;“切好蛋糕”则取决于政治体制。

要想把壹块蛋糕切得尽可能公平合理,就必须把“划分权”和“选择权”分开。

当两人分壹块蛋糕时,壹个拥有“划分权”;那么另壹人就拥有“优先选择权”。

当对方拥有“优先选择权”时,“划分者”在切蛋糕时就会尽可能公平合理,否则受损失的只能是自己。如果壹块蛋糕切得壹大壹小,大的那块就被对方优先拿走了。

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实质!

官员拥有“国家管理权”和“财政收入”使用权;但选择何人来当官则由这个国家的多数公民说了算。

在民主体制下,壹个官员要想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认同,就只能公平施政,尽可能为国家和广大民众谋福利,把个人的私利暂时抛在壹边,这样人民就会让妳继续当官甚至于把妳升迁到更高的职位。如果妳公权私用强奸民意,人民就会降妳罢免妳甚至于把妳送進监狱刑场。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官员是疯子或白癡,否则都会尽忠职守努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民主体制会把“切蛋糕理论”运用到行政管理的各个层级,每个层级都奉行“划分权”与“选择权”分离原则,把公平正义落实到初会的各个角落。如在“财政收入”支配权这个问题上,官员是用钱的壹方,但钱袋却掌握在代表多数人民利益的“民选议会”手里。官员的每壹笔行政开支必须事先向议会申请拔款,事后要向议会详细汇报该款的用法用途。为防止行政官员贿赂议会成员,还要向行政管辖区的全民公示,接受全民监督。贿赂几个议员有可能,但贿赂几万甚至几个亿的选民则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特权专制体制则是把蛋糕“划分权”和“选择权”集中到壹个人或者壹个集团手上。

两人分壹块蛋糕如果壹人拥有“划分权”,同时又拥有“优先选择权”,他就会尽可能把蛋糕切得壹大壹小,甚至于大小悬殊,然后自己率先把大的壹份拿走。

所以特权专制体制根本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不公平就会产生或激发社会矛盾。特权专制体制就是到处制造不公平,到处激化社会矛盾。

特权专制体制官员拥有“国家管理权”和“财政收入支配权”;同时又掌握着大小官员的任命升降权,官员腐败渎职平民大众根本拿他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就只会优先考虑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顾广大平民的生存福祉,就算偶尔表现出“亲民形象”也只是临时做做秀。

社会不公积累下去,超过了社会的弹性调节限度,就会发生广大劳动者罢工甚至砸碎蛋糕,摧毁劳动成果的反叛。反正自己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都被不劳而获者巧取豪夺走了或瞎折腾浪费掉了,我何以要继续做蛋糕,何以不把做成的蛋糕毁掉呢?把壹切都砸了,看妳还“贪什么”“占什么”“折腾什么”?

所以世界上所有坚持特权专制体制的国家最终都会发生“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把国家淹没在灾难血泊之中。

中华帝国在两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周期性农民起义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专制经济依靠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寅吃卯粮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特定时期内能创造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希特勒上台初期,经济增长率达100%,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跃升为欧洲第壹大经济军事强国,消灭了失业。斯大林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十五年时间内把壹个传统的农业国改造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但专制经济的增长繁荣普遍好景不长,因为这种繁荣是病态的。由于统治集团掌握了经济成果的完全支配权,绝大部分经济成果要么用于满足独裁者的病态意志,对外穷兵赎武给自己招来毁灭性强敌,盲目援助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把钱往水里扔;要么特权阶层以权谋私,把大部分劳动者辛苦创造的经济成果攫为己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众只分到很小的壹部分,有时仅够糊口维持生命,甚至于连活命都不能。

专制集团对经济成果的过份占有往往是在“富国强兵”的名义下進行的。

当专制集团“富国强兵”的谎言揭穿后,人民发现所有在强国名义下掠夺他们的财富要么瞎折腾浪费掉了;要到被权势人物分赃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挫伤,就会普遍性的消极怠工,这点在国有企业表现得特别突出。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甚至停滞。如果专制集团不及时進行政治体制改革,把经济成果这块国民蛋糕的“划分权”与“选择权”分开,让广大民众拥有“优先选择权”,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会想到去夺取劳动成果;如果夺不到就想法毁掉,这时经济就会大踏步倒退甚至崩溃。

专制经济无论眼前多么“持续稳定增长”,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去,最终都逃不了倒退或崩溃的命运,没有壹个例外。希特勒德国,布尔什维克苏联和毛中国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壹个国家的经济要想稳定健康增长,保持持续的发展后劲,没有民主法治是不行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拐点已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等到经济出现大倒退或崩溃迹象时再想到“亡羊补牢”就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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