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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继绳

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30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壹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進步，这不能不是壹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流下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现在我们已经進入了第三个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壹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壹次又壹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4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壹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 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壹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壹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壹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壹战”前夕英国的劳合 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壹、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壹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壹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壹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壹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進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著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过人类在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壹套模式中走出来，進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壹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壹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壹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天能挣0.13元，有2.7亿人每天能挣0.14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壹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壹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壹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壹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壹直住到80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年来，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壹，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壹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 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 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 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 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 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吸收国际成功的经验和管理制度，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壹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GNP)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 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壹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 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 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 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進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壹律平等；3.领导干部任期制代替了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壹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壹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進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公共权力進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進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壹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壹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進。“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中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壹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壹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進壹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下，壹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壹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進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壹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進壹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進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壹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壹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進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壹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進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壹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進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進，不能过于急切。激進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壹旦激進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壹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進。
我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30年改革的整个历程進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30年来，我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本书选择了百余篇评论奉献给读者，我想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不仅会加深对中国改革的了解，也会加深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杨继绳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壹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進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妳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壹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他们贷款总规模的60%。
我国的专业银行转变成商业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专业银行还身兼两职：既要它像企业壹样完成利润指标，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图進行没有收益的政策性贷款。这样，它们就处于两难境地。或者偏重社会利益而不能自负盈亏，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壹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它对局部利益小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于长远利益的项目進行贷款。它的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今后几年的政策性贷款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壹、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
二、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所需要的贷款；
三、重要物资(例如农产品)的储备和农副产品收购所需要的贷款；
四、扶贫贷款、救灾贷款等重要的专项贷款。
等等。
政策性银行实际是政府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具有壹定的财政性质。但它不是财政，它的资金活动还是以信用为基础。它的贷款壹定要还本付息，使它能够保本经营。它不是各级政府的钱口袋，不是福利机构，它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应当由该项政策的决策者承担风险，谁确定的优惠利率谁负责贴息，谁安排的政策性贷款谁承担补贴。政策性银行不参与商业银行竞争，但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督。
政策性银行壹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对社会公众不直接构成债务关系。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壹、财政拨款；二、中央银行再贷款；三、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经营性余额；五、间接运用邮政储蓄。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政策性银行是专业银行而不是综合银行。以日本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银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有十大金融分库。在十大金融分库中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医疗公库、环境卫生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等。美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有详细的专业分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建设初期也应有专业分工，但不会有国外那么详细。据可靠消息，我国将成立国家开发银行，進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走出夹缝天地宽，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开以后，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都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壹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壹位客户拿壹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壹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其他多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挤兑的长龙。这场银行风波壹直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壹旦有储蓄不安全的信息，储户会马上把钱取出来。这就出现银行最害怕的“挤兑”。存款是银行的债务，“挤兑”就是所有的债权人同时到银行去讨债。据说英语“破产”壹词来自最早建立银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银行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群起砸坏柜台的壹种情况。
如果说银行是经营货币的商店的话，那么，这个商店完全是靠信用来维持的，没有信用，谁敢把钱存在这里？所以称银行为“信用机构”。信用，它对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某家银行的信用出了问题，而且得不到支持，这家银行就难逃破产的命运。
银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储户存款的安全。为客户保密是措施之壹。瑞士银行的工作人员如果泄露有关客户的情况，轻则罚款，重则判刑。瑞士银行对外国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码和暗记，只有存户本人和银行的两、三个最高级的职员知道。所以，大量外国资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国人存入瑞士银行的钱没有利息，有壹度存款超过壹定的额度还在倒贴利息。无息或负利息并没有阻止外国钱财源源不断的流進瑞士银行。1979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壹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国外的29万美元。我当时报道了这壹新闻，壹时引起轰动，但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位居民的姓名，因为银行壹直对我保密。
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银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们有些银行没有钱支付储户的提款时，常用的办法是在门前挂上“今日学习，停止营业”的牌子，这实际是壹种逃债的行为，是有损信用的。
为保证客户能随时取到钱，银行至少得做好两方面的事：第壹，它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回，它必须选择有信用的贷款对象。信用是双方的。银行有信用，客户也得有信用。这个信用不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财产作保证的，它是通过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進行科学评估并行登记的。没有信用的人和企业到哪里也借不到钱。第二，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准备金加上可以贷出去的钱俗称“头寸”。
为了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中央银行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称为“法定准备金率”，简称“准备率”。我国目前要求专业银行的准备率为13%。这13%的钱交中央银行管理，另外还要求专业银行再留8%的备付金。按规定，商业银行每天结账时都要保证准备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不够这个比例就不能“轧账”。必须通过同业拆借或其他办法调动头寸，当晚把这笔钱补足。
为了保证存款的安全，壹些民办银行较多的国家规定了开办银行的条件——例如它们必须具备最低数量的资本等。有的国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進行保险。
我国的银行都是国家开办的，它的信用由国家担保，信用是不成问题的。但目前专业银行还不是商业银行，它还吃国家的“大锅饭”。今后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就得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时，商业银行的信用问题就显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壹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壹个话题之壹。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壹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壹种不公平。壹个懒汉和壹位劳动模范收入壹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壹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平均主义也是壹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壹些高档商品，妳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距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壹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著纵队進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冲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壹。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進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妳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壹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壹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壹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这壹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么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壹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癡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壹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壹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壹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壹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壹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壹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

胡雪巖热的背后


最近几年，掀起了壹股不小的“胡雪巖热”。《胡雪巖》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巖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巖热”的壹个原因。
胡雪巖是晚清的壹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的壹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巖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成为巨富。作为壹名商人，胡雪巖是很有经营才干的。但在那个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时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场势力。胡雪巖利用官场腐败，以精心的算计和灵活巧妙的手段，收买高官，层层投靠。同时借官场势力，叱咤商场，通达买办。商借官势大量聚敛财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权茍延残喘。胡雪巖则成为显赫壹时的“红顶商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壹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
胡雪巖的兴衰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壹，胡雪巖是借助官员手中的权力发财的；第二，胡雪巖和官员之间進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并且和有些官员结成生死联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壹面，但从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权力靠山后在官僚们的权力倾轧中破败的。
胡雪巖的个人素质和人品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的商业活动本来可以为发展我国的早期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但他在官僚机器的缝隙里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发展，他只能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败而衰败。在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倾轧中，他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度日，历史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在内外交困中，他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胡雪巖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条件下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规范的商品经济交构的怪胎。是金钱和权力的私生子。商品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经济。胡雪巖这样的怪胎不可能促進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壹点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
现在出现“胡雪巖热”，说明当今中国还有产生这样怪胎的土壤。这土壤就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出现了壹些依靠权力发财的“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利用现有权力体系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们是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交构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现代“红项商人”集中财富的手段带有封建色彩，和现代社会不相容。他们借助权力進行交易，这种交易是不公平的；他们借助权力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竞争，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
现代“红顶商人”是当今腐败潮流同时出现的。“红顶商人”大肆進行权钱交易，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严重污染著社会。壹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对市场经济有抵触情绪的人，把“红顶商人”的腐败活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市场经济。“红顶商人”玷污改革，玷污市场经济。
现代“红顶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国6000多万还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当中，他们显得十分刺目。他们是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现代“红顶商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寻租”。什么叫“寻租”？概而言之，寻租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寻租理论认为，“租金”(这里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干预、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例如，汇率并轨前，市场上1 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而政府控制的兑换率是5.6元人民币。谁得到了官定汇率指标，谁就得到了这个利益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租金”。壹些需要政府审批的经营活动，其中就有“租金”。现代“红顶商人”的寻租活动，使得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它导致人心涣散，影响政府形象，影响政治稳定。
如果说，历史已经证明胡雪巖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资本主义，那么，历史必将证明，今日的“红项商人”也不会造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红项商人”是渐進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它应当是壹种过渡产物。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反对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前者使他们失去了所依赖的特权，后者使他们失去了“寻租”的物质基础。

当代红顶商人


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進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進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進方式，必然在相当长壹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既有市场配置资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就出现了壹种商品两种价格、壹种资金两种利率、壹种外币两种汇率的情况。而双轨利益差是由官员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人估算过，双轨利差、双轨价差、双轨汇率差壹年就是几千亿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壹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利用权力取得发财机会。批地皮，搞房地产；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進口权，并在進口时取得减免税的优惠；等。壹些需要审批的发财机会，壹般就有权钱交易。
在对外经济活动和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员把国家利益让给外方，外方私下给他以补偿，国家吃亏，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成为官僚买办。
企业经理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使用有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他有权决定企业工程项目的发包，并从承包方那里得到好处；他有权决定企业广告费用的支出，并从新闻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权决定公关费用的支出(公关费用中有相当大壹部分用于行贿——尽管是为企业的利益而行贿)，并用公关费建立与他个人有利的社会关系；他与亲朋好友建立的非国有企业進行经济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将国有资产流向这些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过合法的合同進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国有企业经办人和交易的另壹方恶意串通，使国有企业上当受骗。1995年，国家工商部门检查了50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现不合格的合同35万份，涉及金额291亿元。被骗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得到好处的是私营企业或承包给私人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近10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5000亿元，壹半以上与这类合同有关。在租赁、承包或购买企业时，压低承包基数、压低租金和价格。在建筑承包合同中故意擡高发包价格。在购物合同中，在价格、质量上让国家吃亏。还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按合同付出了资金、设备、商品，对方却不履约。1995年经济合同履约率只有40%－50%。国有企业的有些经办人员故意在合同丧失诉讼时效后再起诉，或者“自愿”败诉。国家工商总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约率，国有、集体企业壹年可减少100亿元的损失。国有资产通过合同流失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办人和合同另壹方私分这部分流失的国有资产。
利用政策信息上优势取得投资、经营、交易上的优势等等，以上各种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结、里应外合的权钱交易过程。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把国有财富“让”给商人，商人再暗中将所得利益分壹部分给官员。正如湖北省壹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词中说：“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中间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奥妙外人不得而知。
这种演变结果必然出现壹批私人巨富。由于他们的财富是借助权力取得的，因此人们把他们称之为“现代红顶商人”。说他们是“红顶商人”不很确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红顶”，不是官员。有的虽然原来有“红顶”，现在丢掉“红顶”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员，还是没当过官的商人，他们始终通过各种手段和官场保持着密切的、特殊的关系。与这些商人私通的官员是分利者。
当代“红项商人”本来是渐進式改革方略的产物，应当是壹种过渡形态。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使之固化，并得到畸形发展。他们害怕失去所依赖的权力，也怕失去“寻租”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害怕改革向纵深发展。
然而，如果改革進壹步深化，现在依靠权力集中了大笔财富的“红顶商人”队伍就要发生变化。他们失去权力的依托以后，其中没有经营能力的将要失去财富。有经营能力又能应变的，将由“红顶商人”转化为真正的商人。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也将会大量吸收社会资本，从而成为社会化企业。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壹条奔腾不息的河，那么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猛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在紧急呼唤著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名写信给国家计委和物资部告急：缺铜少铝，电缆厂面临停产的威胁。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职工的天津铝制品厂壹片死寂，由于没有原料，机器设备停止了转动。全国94%的铝制品厂因缺铝锭被迫停产或半停产。
羊毛短缺。不仅不产羊毛的北京毛纺织行业用毛94.3%靠進口，就是我国第四大羊毛产区的甘肃所需羊毛也要進口，第三大羊毛产地青海省，计划内供应的羊毛只能满足2/3的需要。
轮胎厂缺乏橡胶，卷烟厂缺乏烟叶，纺织厂缺乏棉花，糖果厂缺乏白糖……几乎整个加工制造业都面临原材料的匮乏。
不仅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个基础产业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东南沿海因煤炭短缺发不出电，致使不少企业不得不每星期“停二开五”或“停三开四”。
寻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业、各城市的壹项首要而艰难的任务。过去，上海市派壹个科长出去就行了；现在，市长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
供求过度紧张，使原料的市场价格暴涨。1988年9月，电解铜的市场价格每吨已高出计划价格的3.27倍，为国际价格的1.38倍；铝的市场价格为计划价格的4.58倍。由于中国的進口量大，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1987年我国進口羊毛的价格已相当于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层：产业结构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区探访羊毛紧张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壹个牧场，我见到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而是不到半寸长的焦黄小草，稀疏地点缀在苍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艰难地啃着地皮！据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我国十大牧区并非个别。从60年代起，我国的可利用草场已退化1/3，退化面积约10亿亩。草原退化，牧草产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为普遍现象。全国的羊毛收购量从1980年的15.9万吨下降到1987年的13.6万吨。壹极是羊毛减产，另壹极是毛纺织业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只有毛纺锭60万只，1987年增加到199万只，壹年需原羊毛60万吨，超出国内羊毛产量数倍之多！



这种两极失衡现象不仅发生在与羊毛有关的产业。有人分析了全国铝的加工能力、冶炼能力和矿山能力，发现它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0.75：0.5。这说明，铝加工能力大大超过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又超过了矿山能力。铝加工业却不顾这壹现实，其生产能力还在继续膨胀。
1987年底，全国有棉纺锭2600万只，需棉花450万吨，当年收购棉花仅310万吨；而棉纺锭预计1988年底将突破2800万锭，正在建设的还有400万锭。
机械行业对钢材的需求量大于轧钢能力，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矿山能力。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40多万台，每台机床拥有的钢材只有日本的1/10，美国的1/4，苏联的1/2。由于钢材不足，金属切削机床利用率只有壹半。
1981年到1987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而能源工业平均每年仅增长4.6%，两者比例倒挂为2∶1。
为了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产业应该有壹定的超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基础产业超前系数”(即基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之比减1)来评价这壹情况，基础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则系数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
我国的超前系数都是负值。以1981－1985年间为例：原煤为－0.36，原油为－0.7，发电量为－0.42， 成品钢材为－0.43，供水为－0.02，公路铺设为－0.04，铁道铺设为－0.05。专家们认为，最近3年超前系数离正值更远了。
不合理的比较利益： 产业失衡的根源
云南省烟草公司负责人扳著指头对我算了壹笔账：如果卖烤烟可得利税1元，则加工成烟卷卖可得利税6元。因此，近几年云南省卷烟工业发展很快，卷烟产量由全国第六位跃居第壹。1987年全省财政收入中，烟草公司的利税占68.8%。
在我国，各产业之间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加工工业产品，特别是最终产品，比基础产业的利润率高得多。烟草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轧钢行业利润率高于炼钢行业，印染行业的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这种不合理的利润率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比价不合理，使原材料的壹部分利润转移到加工工业中去了。搞加工工业投资少、见效快，投入的资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十年八年内难以得到实惠。这样，人们自然就把生产要素投向在短期获得较大利益的加工产业。这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当然，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状况，十年以前就存在，为什么过去矛盾没有现在尖锐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过去被掩盖的矛盾强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财政上“分灶吃饭”，对企业也实行利润承包。这带来了两个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的后果：其壹是强化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利益观念。过去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赔钱赚钱都是国家的。现在不同了，壹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多少，壹个企业的利润多少，关系每壹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体，又是利益主体，他们利用行政权力和地方经济力量，使加工工业奇迹般地膨胀。其二是随着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地方和企业所控制的财力相对多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减少。预算外收入过去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现在它和预算内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壹般是要国家投资，而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少了。预算外收资金是分散在各地区、各企业的，总额虽然巨大，但壹个地区、壹个企业的资金并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额投资的基础工业，只能投向加工工业。因此，最近几年，绝大部分省份基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业所占比重上升。江苏省采掘工业加上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在1982年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业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改革以前，在工业系统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几乎没有。在国有经济内部，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对利益的差别不敏感。最近几年，集体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这类企业对利益差别很敏感，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江苏省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1987年达656.45亿元，比1978年增长9.35倍，几乎全是加工工业，江苏基本不产羊毛，而乡村两级企业毛纺产值达25亿元。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1/4来自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就业的农民达数千万人，这么多的劳动大军转向加工工业，是要相应的基础工业来承担的。然而，在工业的筵宴上，事先并没有安排他们的席位。
高涨的消费热，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牵动，是加工业迅猛发展的第三个原因。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给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87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和手持现金达4400多亿元。这壹购买力，需要6850多亿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会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6100多亿元，还有740多亿元没有着落 。加工工业直接受到消费品市场强大牵动，它比基础工业反应敏锐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电生产线113条，电冰箱生产线116条，洗衣机生产线108条。1978年全国仅生产彩电3800台，1988年达900万台，而需求量是1900万台。无论是回笼货币还是繁荣市场，都需要加工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发展。

产业失衡的沈重代价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沈重代价。
代价之壹，大量生产能力的闲置。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该市的1700家国有企业分析，仅因原料不足，生产能力闲置1/3。如让这1/3的能力运转起来，壹年可以增加200多亿产值，25亿元的财政收入。有人估计，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国大约有40%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如果让这部分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壹年可以多创造4000多亿元的产值，500亿左右的利润和税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并没有想办法利用这部分闲置生产能力，而是在闲置生产能力的大军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继续增加加工业的生产能力。
代价之二：众多加工企业依靠進口原材料支撑，造成大量外汇流失。我国每年進口钢材耗外汇上百亿美元，進口净羊毛十多万吨，進口羊毛的织物3/4在国内消费。40多条易拉罐生产线，如果全部开动起来，每年需要两亿美元進口铝材。家用电器行业也需要巨额外汇進口器件维持生产。江苏省70%的外汇用于進口原材料，这还不包括在江苏的中央企业進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汇。
代价之三：加剧了加工工业和基础产业之间的摩擦，也给不法分子以种种可乘之机。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实行“双轨”价格。生产原材料的企业抱怨：80%以上的产品被国家按低于市场的计划价格调走了，差价损失太大；加工企业则抱怨：国家给的平价材料只能满足20%的需要，80%的材料是以市场价购進的。供求双方所说的比例都没有错，这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比例错位。比如，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能力是100吨，它的产品有80%按计划价格调出，则加工工业得到了80吨计划价格材料。由于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100吨，假定是240吨，这80吨计划价只能满足它30%的需要，另外70%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场价购進。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乱，把壹部分计划价原材料按市场价格卖出，加工工业拿到的计划内原材料就不到30%了。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暴涨，必然会推动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带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二者互为因果，相互推动，成为难以遏制的浪潮。产业结构失衡越严重，原材料价格缺口就越大，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大，投机分子谋利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市场就越混乱。
代价之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国民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又是这壹矛盾的深层原因。壹旦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壹旦加工工业膨胀到基础产业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不得不進行调整：压缩需求，对某些加工工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是，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即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没有解决，膨胀暂时压抑以后，再度膨胀和趋势依然存在。膨胀，紧缩，更大的膨胀，再壹次紧缩……如此循环往复，使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的震荡。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过度膨胀，造成不良后果是深远的。“毛纺热”，大家都搞毛纺；“家电热”，大家都上家电；“汽车热”，壹拥而上搞汽车……原材料基地将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业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业。结果是，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环，全局的大循环受阻。这样，不仅各地区之间不能实行合理分工，生产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進行合理布局，还造成市场分割，全国的统壹市场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财力有限，各自上马的加工工业都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低下。

都来根治产业结构失衡症


怎样根治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失衡症”？这是我们面临的壹个紧迫而复杂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很早就有医治“产业失衡症”的愿望，为什么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我们的愿望南辕北辙呢？某省壹位计委主任回答说：“我们有调整结构的愿望，没有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这话壹针见血。
产业政策是壹组综合政策体系。它是价格，财政、税收、外贸等各方面政策组合而成的。这些政策相互协调，形成壹股合力，产生壹种合理的比较利益，促進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特别是促進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产业政策还没有制订出来。
就价格而言，目前我国铝的计划价格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1/3，铜是44%。这样，壹些品位较低的矿山开采成本较高，国家低价收购产品，企业得不到利润甚至亏损，只好放弃不采，浪费了资源。云南省计委壹位同志指出，如果将铜的计划价由每吨1万元调到8000元，这个省壹年可以多产1.2万吨铜。更重要的是，调整基础产业和加工产品的比价，使基础产业能获得比加工产业更多的利润，就能够把生产要素从加工工业引到基础工业中来。
税收对于扶持基础产业、抑制加工工业是壹个很重要的杠杆。当前，对国内短缺资源急需限制消费、限制出口的税收政策。铝、铜国内如此短缺，1988年1－9月出口铜和铝却分别是1987年出口量的几十倍和两倍。现在国家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已明令禁止紧俏的原材料继续出口，铜火锅、铝门窗、易拉罐急剧膨胀，是缺乏税收约束的缘故。对这类经济行为应该课以重税，使之无利可图，对基础产业减免税，使之获得较大的利益。
产业失衡是壹种综合症，需要综合治理。壹些经济学家指出，要医治产业结构病，先得医治各级决策者的“近视症”。产业结构病的产生有其经济机制的原因，更有人们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原因。不顾基础产业薄弱，都去搞现得利的加工工业；不顾资源短缺，大力鼓励消费，甚至搞短缺资源出口；单纯从眼前财政收入着眼，不给加工业以调整产业结构的喘息机会等等都是近视症的表现。很多人只批评企业的短期行为，但也有专家认为，最根本的是国家的短期行为。不解决国家的短期行为，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就难以解决。
在当前治理经济环境工作中，要考虑到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要明确认识到，所谓经济过热，实际是加工工业过热和消费过热；所谓固定资产投资失控，实际是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失控；所谓短缺经济，最根本的是基础工业产品短缺。在治理经济环境中，如果有强烈的产业结构意识，对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加以区别，治理经济环境可成为医治“产业结构失衡”的壹剂良方。否则不加分析地搞“壹刀切”，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跷跷板两头翘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壹个跷跷板，压下了这壹头，必然跷起另壹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壹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近最严重的1979年。为了使经济复苏，从1989年11月起，国家大批注入启动资金，两年后，经济果然回升了。但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经济过热，1993年到1995年，连续三年物价大幅度上涨，1994年物价达到21.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为了把物价压下去，又是抽紧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结果，物价还没有完全压下去，就造成了壹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不少工人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
这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壹种意见认为，物价上涨是主要危险，还要继续抽紧银根，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另壹种意见认为，就业不足是主要危险，主张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持两种意见的人玩起了跷跷板的游戏。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跷跷板有它壹定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价格必然上涨。要控制物价，就得控制需求。而银根紧了，社会上钱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产必然跟着下降。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抑制物价上涨和解决就业不足这两个问题确有矛盾之处。但是，如果只把就业和物价作为“跷跷板”，妳高我低，我高妳低，那就有点简单化。影响就业有多种因素，影响物价也有很多种因素。近壹两年的物价上涨，并不像1988年那样，是需求拉动的结果。1994年以来，90%以上消费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产资料相当壹部分滞销。今年上半年，钢材需求还在萎缩。既然供大于求，为什么物价还大幅度上涨呢？原因很复杂，其中，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壹个原因。1994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由5.6元壹下子变为8.6元。人民币壹年之内就贬值了53.4%。人民币对外贬值，可能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企业经济效益差，也是通货膨胀的壹个原因。这几年价格逐渐放开，同时实行了结构性调价。企业无法消化结构性调价和价格放开带来的影响。在1994年的物价上涨中，属于结构性调价和放开价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粮价上涨而带动整个食品价格上涨，要占物价上升的壹半。
任何国家经济起飞，产业结构都有壹个从传统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农产品价格由低到高。有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没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因为他们工业经济效益好，不仅消化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还下降。而我们呢？工业不仅消化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要跟着“搭车”涨价。
经济效益差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资金，而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国有的贡献只有20%。高投入，低产出，产品成本势必很高，价格也必然高了起来。
在经济运行中，有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经济原因。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担投资风险，又不考虑投资效益，也不打算归还贷款。大量的无效投入即是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也壹轮又壹轮地推动着经济过热。
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失衡，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既造成物价上涨，又制约经济发展，限制着就业。如果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是壹个跷跷板的话，那么，上述几个问题就是跷跷板中间的那个“轴”。不仅如此，我们这个“跷跷板”摇摆幅度之大，摆动频率之高，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处于这样壹个循环之中：“壹放就热，壹热就胀，壹胀就紧，壹紧就降，壹降就放。”“放”，主要是放松银根；“热”，就是经济过热；“胀”，就是通货膨胀；“紧”，主要是收紧银根；“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经济效益差，不能从中得到效益，只好扩大投资规模。这些资金都是投到利润率高、见效快的加工工业上去。结果，基础产业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加工工业，出现了“瓶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不了这么快的经济增长整度，各方面的供应全面紧张。于是，不得不進行调整。每壹次“过热”和调整，国民经济像闹了壹次疟疾，是壹次巨大的资源浪费。看来，如果我们面向现实，就应当超越跷跷板的思维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做壹些切实的工作，治好国民经济畸热畸冷的“疟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壹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壹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壹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对这壹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壹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壹些天才的头脑進行深沈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寻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之路。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掌握了很多群众。共产党人主张，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这个体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以后，这个体制壹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各国纷纷探寻改革之路。

矛盾之壹 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国家经济机构变成壹架大机器，变成壹个使几亿人都遵照壹个指令工作的经济机体，在技术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让我们先進行壹番可行性分析。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壹系列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千百万种产品之间也要互相衔接，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以上各种比例关系不是壹成不变的，而是瞬息万变的动态体系。谁要控制这架大机器，使它正常运转，谁就得认识这个动态体系，并且根据这个动态体系的客观规律制定详尽的计划，准确而及时地实施这个计划。
这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动态体系。要掌握千万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种产品生产多少？库存多少？市场需求多少？由此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里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每壹个工厂、车间、商店……信息从车间、商店传到中央计划机关要耗费时日，中央计划机关接到这些信息时，动态体系已经发展到壹个新的阶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此外，基层的统计工作不准，不全，信息经过层层管理机构向上反映，层层加工，层层筛选，加工筛选过程中加進了很多主观的东西。壹旦信息和利益结合，信息在加工和传输过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计划机关得到的信息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失真的。用过时的、失真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作出的计划必然是错误的计划。
其次，退壹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及时得到了没有失真的信息，他们也很难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壹个中央计划机关，不管它多么庞大，多么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从这浩如烟海，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找出客观的比例关系，从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哪些增产，哪些减产。
能否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相互关系列成数学方程，并把这些关系随时间的变化也考虑到方程中去，然后用计算机進行随机分析？能否用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制订经济计划？我曾为此访问过壹些数学家和系统工程专家，他们认为，体系太大，参数太多，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有种种难以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干扰，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方法也很难制订出周密而正确的计划。
再退壹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信息，也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决策，还及时制订了周密而正确的计划，这种正确的计划也难及时贯彻执行。现代化生产是复杂的，生产还有壹定的周期性。妳想增加某产品的产量，不是壹时就能增加上去，妳想减少某产品的产量，不是马上就能减下来，如果硬要壹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技术上不可行，不管计划机关多么庞大，不管计划长官多么英明，不管计划工作人员多么精明强干和悉心尽职，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计划不周，比例失调也是难以避免的。
技术上不可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让我们回顾壹下从“壹五”到“五五”以来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第壹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壹五”头三年的执行依据。但是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建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因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不得不在1955年7月進行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正式的“壹五”计划是在时间过了壹半以后才拿出来的。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1956年比例失调，1957年進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以钢为纲”和三年大跃進。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被迫進行了五年经济调整(1961－1965)。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实质上是以国防、大小三线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资金投入了大山沟，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1970年又出现了冒進，这个五年计划毫无客观可言，毫无科学可言。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上下折腾。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唯壹的依据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四五”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25种没有完成计划，当时力保的30多种重工业产品指标，有18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9－1980)又出现了“洋跃進”，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生产能力闲置。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经济调整。1980年12月，又决定实行進壹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進行了多少次经济冒進和经济调整。每壹次冒進是壹次资源的大浪费，每壹次调整又是壹次经济大衰退。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而付之东流。1958－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达6000亿元，其中三分之壹因决策失误而浪费了，三分之壹没有达到设计能力，仅有三分之壹达到设计能力。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这种浪费就不可避免。1986年，建设银行对1981－1985年4年间基建投资效果進行了调查，结果是，有四分之壹的投资浪费了，四分之壹达不到设计能力。

矛盾之二 扼杀了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灵活性


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壹旦真正剥夺人们的个人利益的动机以后，又出现了壹个社会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壹部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来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来发挥优势。这种体制使经济机体中的每个细胞和每个器官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个个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懒惰之风盛行，首创精神被压抑，進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生产热情和施加政治压力。“抓革命，促生产”正是这种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妳从外部使尽了千方百计，到头来还是避免不了生产效率低下，科技進步停滞——国民经济被市场经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矛盾之三 不合理的经济体制造就畸形的社会


国民经济是壹架听命于最高当局指令运行的大机器，政治极权主义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土壤。
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金钱的奴隶，在这里，人们是权力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成功者不得食，在这里，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在这里，权力至上。
既然政治、经济，只能听从壹个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声音。不同的意见都被当作“杂音”、“噪音”加以消除。舆论壹律正是这高度集中体制的必需品。
极权制像壹个密封的铁桶，把社会矛盾紧紧的压在里面，又深深地激化社会矛盾。社会没有微调机制，只有爆炸式的突变才能解决矛盾。所以，社会必然出现周期性的振荡，“七八年壹次”，实乃必然。
既然舆论壹律，那就没有新闻自由，群众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统壹的意志，那就没有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新闻只是权力的宣传工具，其职责是让群众相信权力所希望相信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论证“最高指示”，为“最高指示”盖上科学的图章。那些企图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弄不好就成为“异端”而被这架大机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是腐败的经济基础。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舆论监督，公有制就成了权力所有制，以权谋私成了不断蔓延的瘟疫。权力和利益紧密相连，官员们的第壹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对事业漠不关心、对上级吹拍逢迎、卖身投靠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而不会迎合上级的人，常常报国无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美好的理想变成了难堪的现实：我们的理想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现实却是领导人的意志高于群众的意志；我们的理想是消灭贫困，而贫困的某些地区比革命前还严重；我们的理想是消灭城乡差别，而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理想


计划经济的基本设想把复杂的经济生活作了简单化静态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适用于以下情况：1.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小；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简单；3.发展目标单壹；4.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在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苏联从壹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中国在壹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
我们不能抹杀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在集中力量加强国力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价。特别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力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计划经济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不是。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在19世纪，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当时的社会作过深刻的批判，他们呼唤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受到沈重的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因此改造社会的呼声十分强烈。人们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彻底。他们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弊端，社会主义就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却是人们壹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在国家统壹计划下按比例发展；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
这些年来，改革的实践使得壹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上面几条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为主体代替纯粹公有制，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劳分配为主代替纯粹的按劳分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
改革進壹步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進壹步的修正。实行计划经济这壹条被放弃了，只保留“两个为主”，即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
对于这“两个为主”目前还是争论。先说以公有制为主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股份制空前发展，在国有企业中也有集体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业中也有国家股份，外国人的股份也会参与到各类企业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混合体。由于产权進入市场，在任何壹个企业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变动的。当然，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国家和集体所占的股份会多壹些。但是，从总体来说，国有经济占的比重不壹定很大，而是壹种混合经济。



对按劳分配争论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这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而是在技术上很难实行。首先壹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是，什么是“劳”？管理是不是“劳”？经营是不是“劳”？按过去的概念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剥削性质，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劳”。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如何能装在壹个“筐”里、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加以区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马克思语)这种模糊的概念怎能界定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按劳分配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计量“劳”？除了简单的计件劳动外，其他各种劳动都很难实现合理的公平的计量。在脑力劳动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劳”的计量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达到这壹目的，必须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对收入的贡献進行分配。劳动力仅是壹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工资)只能由市场来决定。单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目标还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根本目标是社会公正，社会平等。
社会主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弊端，只要社会上还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存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想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以及其他种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第壹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们认为“两个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有可能发现更好的手段。过去，我们把手段放在目标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会主义理想既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怎样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呢？通过近百年的探索，现在终于找到了壹条现实的道路：现代市场经济之路。
这里说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壹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壹、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壹面，又防止金钱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从理论上说，它应当在世界范围内進行资源最优配置，商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工业产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优配套。
现代市场经济强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关的欧洲共同体。设想壹下，如果苏联民族之间实行了市场经济，苏联还会解体吗？
过去我们有壹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够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们努力改变金钱社会的腐朽。看来，全世界人民，不分东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不管这个国家现在贴着什么标签。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多年来曾有过多种不同的提法，几经争论，几经反复，现在统壹了认识，即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纪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壹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资产阶级创造生产力的这种空前强大的力量，就是市场机制的力量。
二战以后的历史更是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无穷活力。壹些较好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国家，生产力就发展得快；而壹些排斥市场机制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就相对缓慢。有些后進国家通过搞市场经济，日益发达起来；有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排斥了市场机制，因而停滞落后，这样对比的事例俯首可拾。
中国的实践更有说服力。过去20多年排斥了市场机制，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利影响。最近十多年引進了市场机制，经济空前活跃起来。14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市场取向比较明显、市场调节比重大的地区或部门，经济发展就快；与此相反的地区或部门，经济发展就慢。
竞争是提高效率保证繁荣的手段。市场经济是壹种竞争性很强的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效率高，这是因为，第壹，它有强大的激励作用。市场竞争以严酷的损益，激励劳动者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效率，迫使经营者不断地采用最新技术和改進管理。这种激励作用使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较好地发挥。第二，市场是壹架自动传递信息的机器。供求变动和价格涨落的信息，使千百万人在趋利避害中促進生产要素向高效率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实现高效率的配置，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市场经济使千百万人千方百计地去填补社会需求空白，不会让社会有任何短缺；它让千百万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利用壹切资源的办法，不让任何资源闲置。所以，市场经济会造成繁荣和丰盛。市场经济有严酷的淘汰机制，高效者生存、发展，低效者失败、废弃。所以，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经济。
过去，我们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看到它有效率，却不敢承认，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胆略和科学远见突破了这壹禁区。早在改革之初他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就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0年12月至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同志再次阐述了这壹思想。他认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他还尖锐地指出，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就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采取封闭态度，排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族，必然走下坡路。而对人类文明成果有极大的兼容性和吸收能力的民族，必然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既然能吸收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能吸收来自欧美的市场经济。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是超越国界的经济竞争世界，经济竞争就是效率的竞争。要想在这场竞争中不落后、不挨打，搞市场经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权力不能進入市场


据统计，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共有干部三四千万人，其中党政官员有10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财政拿钱的“自费干部”。这么多官员是老百姓身上的沈重负担，也会造成对企业经营的不断干扰。所以，很多人认为，精简机构是壹项十分紧迫的事。
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精简机构的任务就包含在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之中。令人棘手的是，职能转换了，机构精简了，多余的干部往哪里安置？
从历史上看，壹个政府很难自己解决自己的冗员问题。这好像壹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壹样。道理很简单，利益是刚性的，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官员利益减少、地位下降。有人会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计较个人利益，能自愿地从官员变成老百姓。我想，这只能少数先進分子可以做到，大多数干部还是行不通的。要不，为什么我们多次精简机构，反而官员越来越多了呢？
还是改革年代的群众有创造力，过去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找到了办法。我记得这个办法最早是卓资县创造的。这个办法是具体介绍要千言万语，说穿了就是壹句话：先造壹个“金饭碗”，用“金饭碗”换国家干部手上的“铁饭碗”。所谓造“金饭碗”，就是让党政官员出来办各种经济实体，这些在经济实体里工作的官员很多人开始是壹身二任，逐渐和政府脱离关系，最后完全变成了商人。既精简了机构，又活跃了经济。
官员们在“换饭碗”过程中，有壹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就是利用政府的权力经商。过去的物资局变成了物资公司，它既有管理权力，又有赚钱的目标，这就很容易用手上的权力来实现经营目标。“下海”的官员也会很方便地找到领导人为他批条子，要到种种优惠，或无偿得到地皮等短缺的资源。这样，权力也就進了市场。
“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進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進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進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壹旦進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壹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壹边吹着哨子壹边去踢球，球场会乱成壹个什么样子？权力進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权力不能進入市场


权力進入交换领域的现象，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们“换饭碗”过程之中，也不是现在才有，四五年前我就写文章抨击过。那时权钱交换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双轨价格進行“官倒”。我在文章中说：“物资短缺加上双轨价格是当今壹切罪恶的渊薮。”由于价格的放开，市场供求状况的改善，双轨价格带来的问题比过去少了。但是，权钱交换的情况没有好转，甚至还有发展之势。進出口许可证、批文、免税指标、低息贷款、紧缺的地皮、甚至官帽子，都可以進入交换领域。只要权力進入交换领域，权力就会成为最稀缺的商品。逐利者就像苍蝇追逐臭肉壹样追逐权力。这样，权力也就变味，权力的行使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应该说，官员们拿手中的权力直接進行交换还是极少的，权钱交换还是极少的。权钱交易壹般是通过接近各级权力中心的人作中介。这些人是权力交易的掮客。干部子弟、领导人的秘书、接近上层的新闻界人士、离退休干部等，都有条件干这种事情。当然，真正干这种事的是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
有了权钱交易的大背景，官员们在“换饭碗”的过程中走这条赚钱的捷径也就很自然了。而权钱交易又使“换饭碗”走上了邪路。
另外，官员们“换饭碗”时，脚踏两只船，既有“铁饭碗”的安全，又有“金饭碗”的实惠，“下海”失败还可以回到“岸”上来重新掌权。我们担心，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政府的大门可以自由進出，恐怕付出了深重的社会代价，却达不到裁剪冗员的目的，到那时，就很难向群众交代了。
看来，用“换饭碗”的办法来精简机构，必须严防权力進入交换领域；要保证中国改革大业成功，必须严防权力進入交换领域；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也必须严防权力進入交换领域。

发展市场经济


有些同志把市场经济和道德视同冰炭，认为二者不可相容。由此，有的人得出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结论；也有的人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道德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伴而行的。没有精神文明，就没有物质文明。没有道德的制约，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道德不仅是社会的灵魂，更是市场的灵魂。如果说，市场法规，市场管理制度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话，那么，市场道德则是通过内在的自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建立在每人的心灵深处，它比外在的强制影响更深远、更广泛。
市场经济是按照价值规律运行的。价值规律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也就是说，我付出了多少，就只能向对方索取多少；我得到了对方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索取过多和付出过少都是不应当的。巧取豪夺和等价交换就不相容。
市场道德并不要求進入市场的人毫不利己，而是要求在利人的前提下利己，通过利人来实现利己，绝不能用损人的手段来达到利己的目的。以邻为整，坑蒙拐骗是对市场经济的玷污。
在市场交换中，壹方的义务是另壹方的权利；壹方的权利要靠另壹方履行义务来实现。言必信，行必果，交换双方的利益才有保证。因此，商业信誉是市场交换能够正常進行的必要条件。欺诈行为不仅葬送欺诈者的信誉，也破坏了市场交换的秩序。
市场经济的要义在于竞争。在竞争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竞争没有国界，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商品是科学技术的结晶，它必须遵循科学的法则。这些新的道德规范、新的精神文明将在市场经济中确立。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尊严和饥饿很难友好相处，没有物质文明，就很难实现精神文明。市场经济造就壹个丰裕社会，也就造成了实践道德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把市场经济和道德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壹些消极的东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把金钱看作高于壹切的主宰，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灵。“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只要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为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这段台词深刻地讽刺了金钱万能，也是拜金主义的生动写照。如果听任拜金主义的发展，人将变成金钱的奴隶，社会将变成冰冷的点钱机，人性的火花将在物欲中泯灭。
既然市场道德以等价交换为基础，斤斤计较物质利益不是市场道德所允许的吗？对金钱的追求不也是合理的吗？是的，在市场道德这个层面上，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道”就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道德。然而，这些是以“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来的市场道德。实际上，大家都是“社会人”。因此，必须有壹种比市场道德层次更高的道德约束，这就是社会道德。市场道德，仅仅是调整、控制市场交换行为，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调整、控制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仅靠商业原则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道德。社会道德可以对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起制约作用。
如果说，市场经济原则，可以激励人的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社会道德原则，则可以限制人的劣根性，保证社会公平。
尽管我们承认经济活动是壹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经济活动不能代替壹切社会活动，国民生产总值不是评论社会的唯壹指标，经济原则也不是维系社会的唯壹原则。不能把社会上的壹切都换算成美元、英镑、人民币，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标明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的壹种方法，不能广泛地推行于现实社会。
对人们来说，还有比金钱更宝贵、更崇高的东西。人不是经济动物，人更有高层次的追求。人们不仅需要经济的实惠，更需要理想的阳光，需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温情。因此，作为市场道德的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人际关系中去，在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冷酷无情的斤斤计较会失去友爱与温馨。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还是应当提倡无私的奉献，还需要献身精神。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苏哈托下台了。他留下了壹个金权王国，留下了壹个腐败不堪的王国，也留下了很多让世人深思的问题。
苏哈托执政32年，他和他的亲属利用权力大量聚敛财富。据海外报刊估计，苏哈托本人拥有资产160亿美元，其家族拥有资产400亿美元。如果他拿出个人财产，印尼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就能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
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无孔不入，无利不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進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壹个重要特征是权力進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外部的漂亮装饰，把壹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壹旦权力市场经济形成，就积重难返，想改变局面很难。印尼就是壹例。
在印尼，当官的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很多。不论是中央大员，还是乡村小吏，都可以利用权力谋私。海外报刊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壹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拥有不义之财大有人在。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污？退壹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清污运动难以开展。真要开展，也要以天下大乱为代价。这些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壹度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在印尼急需恢复经济元气的时刻，是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的。
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印尼的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这对于急需引進外资的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
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壹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壹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苏哈托家族成为印尼首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权力参与竞争的产物。只要权力参与竞争，竞争就不可能平等。没有平等竞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自身的秩序，就扭曲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发展到壹定程度，就要引起社会动荡，那就国无宁日。
印尼是讲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進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制，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民主比法制更为重要。
苏哈托和其家族的行为使世人明白了不少道理。壹些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最近几年，我曾发出“权力不能進入市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的呼喊，但回音渺渺。现在有了苏哈托这个活生生的实例，麻木的人们也许会清醒起来。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现在中国有壹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现代红顶商人”正是这壹矛盾的产物。由这壹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壹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国家过去的壹个利益主体发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体制，必然问题丛生。中央政权必须由过去包揽壹切、统管壹切的职能，向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寻求最佳利益结合点的职能转变。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调控力量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央调控能力削弱首先表现在财政上。预算外收入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现在接近100%。所谓预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增加相关联的是，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财政赤字的壹个重要原因是，财力分散了，事权还没有相应分散。国家管了壹些不该管的事，而壹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办的事却没有力量去办好。
三是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冗员使社会无法承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進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壹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再精简……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壹次扩张比前壹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壹次压缩比前壹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由此急剧增加。实际上，仅靠国家财政提供的行政管理费是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主要是利用权力创造收入。
四是政治改革滞后，权力缺乏制衡，公务活动不透明，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新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社会不满情绪加剧。
五是信息全球化和封闭政治体制的矛盾。我国的進出口总额相当于GNP的45%，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20万家。经济交流伴随着信息交流，每年接待的500多万外国游客也带進带出大量的信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计算机因特网，参与了全球信息共享。信息全球化的洪流冲击着意识形态的藩篱，扫荡著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相当强的封闭性，和信息全球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六是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邓小平1986年9月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進。”经济体制改革進行了十九年以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几乎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这是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正待开采的“富矿”，开采这个“富矿”，可以大有收获。这话有理。其理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缓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利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开辟道路，解决经济改革中壹直难以解决的难题；政治体制改革任何壹点新的成果，都可以增加新壹代领导集体的权威，成为進壹步开拓前進的政治实力。
然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方面的国际实践：壹是苏东因政治体制改革而诱发天下大乱的教训；二是东亚壹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先搞经济市场化，经过若干年后，再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壹正壹反的经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踟蹰不前。其实，我们的情况和苏东不同。他们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亚及巴西的经验恰恰证明，经济市场化以后迟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毫无疑问，進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无限期地拖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到时候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要讨论出壹种办法，壹种既能保证社会安定、又能進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组织力量研究这个课题刻不容缓。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改革。前者比后者的代价要小得多。对原有利益集团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要有利得多。想百分之百地保留利益，顽固地反对改革，结果会百分之百地失去利益，利益集团就和维系它的制度同归于尽，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英王室主动变革，保留了王室很多特权；法国被动变革，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日本搞明治维新，社会矛盾解决了，王室的名义也保留下来了。清末如果按光绪帝的主张，搞君主立宪，君主的名义还可以保留，王室的既得利益也可以部分保留。顽固派害怕失去王室的利益，反对主动变革，使矛盾积累，最后是被迫变革。不仅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王室的名义和利益也完全丧失。
苏联到六十年代，体制的矛盾已很尖锐。如果主动变革，这些矛盾有可能缓解，苏共有可能以另壹种形式继续在政治上起作用。勃列日涅夫反对自觉变革，十八年的统治使矛盾進壹步积累，最后还是被迫变革，苏共下台，苏联解体。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壹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市场准入必须平等。進入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只要他们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应当有進入各个行业市场的机会，如果用行政办法或其他手段使某些企业可以進入、某些企业不能進入，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和竞争。
其次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必须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资金、技术、经营权力、上市资格等等，企业应当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机会，通过公平交易和平等竞争得到这些资源。
第三是交易双方信息必须对称。交易各方对有关这笔交易的信息，必须同时完全知晓。
第四是企业的税赋必须平等。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壹视同仁。
第五是必须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
现今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具备上述条件。
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情况：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進，各种生产要素快速资本化；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这两种情况造就了“权力市场经济”，即以权力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只能是壹种梦想。
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壹旦進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极力反对公共权力進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1993年2月11日，我在《经济参考报》的壹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壹篇题为《权力不能進入市场》的评论，力陈权力進入市场的危害。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進入了市场。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和资本联姻，成为市场上的强势。


我曾在壹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壹样，“权力场”也是壹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中的“势能”。“势能”大小依在“场”中所处的地位呈梯度分布：离权力核心越近，“势能”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势能”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壹旦進行市场交易，“势能”就变成了“动能”。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为此，市场上的人们就千方百计地接近权力、收买权力；官场上的人们也不择手段地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挤入高能位置。有这样壹个传说：某项专利技术长期无人问津，壹个聪明的商人得到这项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发明，很快订单如潮。这位商人把同壹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放到了“权力场”的高能位置，交易状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买者意不在技术，而是把买技术当作高攀的梯子，提高自己在“权力场”上的“势能”。
“权力场”上高能位的人群就是当今人们说的权势集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著文称他们为“红顶商人”，并说“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构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权势集团利用改革中的每壹个机会、在每壹次交易中大量聚敛财富。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聚敛财富有几个高潮：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進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壹直是高估的，進口商品赚钱、出口商品亏损，国家统進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進出口，但進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進口商品许可证，就这么壹张薄纸，价值千金。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壹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拿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以市场价格转手，很快成为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权势集团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价格时得到的财富。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权势集团巨大的敛财空间；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城市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权势集团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从壹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壹场持续几年的大规模的“民有化”。它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民主，当然不会公正。国有资产重组制造了大批亿万富翁。国企改革中“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领导人自卖自买，企业高管和政府高官勾结，在“管理层收购”中瓜分国有资产。
新世纪以后的公司并购，是权势集团侵吞国有财富的盛宴。2006年5月，有权力背景的两家私人公司以37.3亿元收购了价值738.05亿的鲁能集团。此事经媒体曝光，舆论大哗。中国证监会不得不宣布此项收购违法。2008年2月，这两家有权力背景的私人公司，以总价83.22亿元，将持有的鲁能集团的股份卖给山东的国有电力公司。仅持股壹年多时间，壹進壹出，就赚了数十亿的差价。
权势集团在以上各个时期聚敛财富壹次比壹次多，胆子壹次比壹次大，手段壹次比壹次更高明。除几次敛财高潮以外，“寻租”活动壹直贯串整个改革过程之中。通过行政管制造成的利益差称为“租金”，双轨价格是壹种租金，各种行政许可中有“租金”，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更是有巨额的“租金”。吴敬琏先生说，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政府官员手中掌握这笔“租金”，商人就“寻租”(即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利益差)。掌握“租金”的官员同寻租的商人大获其利。
美林和凯捷集团联合发布的2008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名富裕人士(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年增加20.3%。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比上壹年增加22.5%，平均资产为510万美元。报告还说，中国共有6038位超级富裕人士，其拥有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
不公平交易壹方面制造富翁，另壹方面制造贫困。处在“权力场”低能位置的群体，在壹系列的改革中没有谈判地位，壹次又壹次地受到损害：在“减员增效”中，4000多万国企职工被赶出了工作多年的企业；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4000多万失地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工资压得很低，这点血汗钱有时还被拖欠。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贫富差距之大使社会难以容忍。不公平交易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壹个重要原因。

围墙的束缚


不久前，我参加壹个经济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墨西哥、巴西三国。在途中，除了思考壹些经济问题外，有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里闪现：围墙，围墙，围墙。
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围墙。
美国总统办公和生活的白宫也只是用铁栏杆隔离。草坪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夹着公文包的政府官员進進出出，从栏杆外面清晰可见。白宫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
美国的国会大厦门前没有岗哨。人们可以到里面去参观、拍照，可以在各个会议厅穿行。
联合国大厦向全世界的游人开放，各个会议厅和各种工艺品任人参观，任人照相。我们看到各种肤色的游人毫无拘束地在这里進進出出。文质彬彬的讲解员不厌其烦地向游人介绍这里的壹切。
美国NBC广播公司总部，就在纽约繁华的市中心。临街的墙是玻璃的。街上来往行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广播员、主持人的壹切活动。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大楼，只要在门口登个记，就可以到各个办公室走动。如果妳高兴的话，也可以坐在广播员的位子上照壹张相。
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在加州伯克莱分校，我们都没有看到围墙。我们的汽车自由進出，没有人阻挡。
不仅是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就是在墨西哥，重要机关也不是用高墙隔离。在墨西哥城，总统接待外宾和办公的国民宫，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游人，都可以進去游览。在庄严的大法官办公室里，我们还坐在大法官席上照了壹张相。
对资金而言，美国也是没有围墙的。在这壹点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的确有点为他们担忧。现在，外国银行在美国设立了大量的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对美国工商企业的贷款占美国工商贷款总额的25%，在有些城市更高，如纽约占53%，加州占43%。外国银行進入美国以后，大量兼并或收购美国的企业和资产。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哈迪公司，被外国人兼并了。美国高级法院大楼、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楼被外国人买走了。纽约埃克森大厦、花旗公司总部大厦也被外国人买走了壹半产权。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资本也大量流出，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也持续增长。当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国外看到这些，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机关、学校、企业，总是紧锁在高高的砖墙里，使人们有壹种“侯门深似海”的感觉。



我记得七八年前，还是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当市长的时候，他提倡各单位拆掉高墙，用透明的铁栏杆或花墙来代替。果然天津城市面貌变化了不少。被高墙分割的城市贯通了，各单位院墙里的花草树木成了城市的公共景观。我当时还写了壹篇文章对天津的做法赞扬了壹番。
当然，拆除围墙的意义不在于改善城市景观，而在于破除围墙意识。
围墙意识是壹种保护意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壹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胸有城府”。这些“国粹”，在人际关系之间建了高高的“围墙”。
刘先生在美国生活了八年。我问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他说，中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中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坏人加以防范，通过交往，逐步建立信任，逐步减少防范，最后才成为朋友。美国人先把别人看成好人，对妳信任，壹旦妳的行为失去了他的信任，妳在他的头脑里就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坏印象。他举了壹个例子：八十年代初到美国的中国人，美国的银行很信任他们，每人不交钱就可以办5000美元的信用卡。但是，有少数中国人回国前拼命采购，把5000美元花光后壹走了之。从此以后，美国的银行对所有的中国人改变了态度：交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信用卡。
“围墙”在保护自身的同时，也禁锢了自身。它禁锢了墙内人的视野，禁锢了墙内人的思维。
和“围墙”意识相对应的是开放意识。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富聚，人文资源在社会上的聚集，是不平衡的。只有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经济，只能在“围墙”内配置资源。围墙意识必然造就“围墙”政治，只有“围墙”内的人才有知情权和决策权。很多重要政治决策对“围墙”以外的人秘而不宣。开放意识就是全球意识，就是民主意识。
和围墙意识相伴随的是窥视意识。围墙里到底有什么？“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围墙里面是壹个可以激发人好奇心的未知王国。有人封闭必定有人想突破封闭。于是，打听别人的事、关心别人的事，就成为中国人的壹大心理特点。张家长，李家短，是茶余饭后最开心的话题。由关心别人的事到干涉别人的事，而干涉别人的事常常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在美国长期居住的华人告诉我，不关心别人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不看别人的热闹，不议论别人，是美国人的壹大特点。美国人，只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只是拼命地为自己赚钱。这并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有些美国人还是乐意助人的。当妳站在街头犯难时，就会有人过来问：“需要我帮助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为之写稿的《方法》杂志的宗旨：壹本“专门评论聪明与愚蠢的杂志”。在对待围墙的态度上，是美国人聪明呢，还是中国人聪明？我在《方法》发表上述文字，正是为了向诸位同仁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多年来，国家采取信贷额度分配的办法来控制信贷规模。银行的信贷资金像壹块大蛋糕，切成壹块壹块地分下去，这“壹块”的大小就是“额度”。各专业银行总想自己分得的蛋糕块儿大壹点，年年月月叫喊信贷额度不够，千方百计地向中央银行要信贷额度。可是，近几个月来，我国金融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商业银行不仅不要信贷额度，反而把大笔已经分配给它的额度退给了中央银行，把分到了手的蛋糕退了回去。
这壹奇特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第壹个原因是，专业银行找不到可以贷款的项目，信贷额度花不出去。对专业银行来说，壹方面存款在不断增加，每天必须向储户付利息；另壹方面却找不到理想的贷款对象，钱没有生息的去处。银行的存款比贷款多出的差额叫“存差”。存差是“赔本赚咬喝”的傻事儿。1995年存差3468亿元，1996年存差高达7439亿元。今年的存差还会很大。为了补偿利息损失，银行剩余资金从以下几个渠道找出路：壹是买国库券。今年的债券大部分没有卖给老百姓，银行自己买了。银行持有国库券，是图债券利息，比钱白放着强。这壹条渠道数量有限。二是流向股市，这是今年二季度股市过热的重要原因。今年国务院不让银行资金進入股市，这条渠道堵住了。三是通过账外账变着法儿拆借或转贷出去，结果是金融秩序混乱。这壹条道1993年以后就堵住了。剩下的是壹条最简单的办法，把信贷额度退给中央银行，今年就是这么做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退还货款额度，该贷的额度没有贷出去。今天1至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8%，大大低于常年的增长幅度(“八五”赶上三年治理整顿，平均增幅也有16.5%)。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说明经济景气度不高，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形成。
今年投资增幅下降不是货币当局的主观意愿，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市场行为。这种行为的决定因素是投资收益率不高于(甚至低于)贷款利率，投资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现在到处可以看到过剩，各种商品都是愁卖不愁买，连政府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住房和汽车也大量积压。把资金投向产品过剩的领域，赚钱的可能性很小。钱还能往哪里投资呢？当然，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在基础产业，在农业，在技术進步方面，还是需要投资的。不过，在这些需要投资的领域，需要的资金都是巨额的，回收期也是很长的。目前还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融资方式，把分散资金集结为巨额资金，把长期收益化为近期收益。这种方式是有的，但是没有利用它的政策——例如关于发放重点项目债券的政策。



投资增幅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收缩，也说明金融改革已经出现了成效。从银行这方面看，银行商业化有了進展，资金“大锅饭”问题有所好转，风险约束增强。宁可不贷，也不愿出现坏账。专业银行开始认真地算账了：把钱放在中央银行，利率是7.92%，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存贷利率差，何必再冒着风险贷款呢？从企业来看，盲目贷款的情况大大减少，借钱时考虑还债了(过去国有企业厂长借钱是不想还的)，对利率敏感了，投资收益率不高于银行利率，企业决不投资。多年来，我们用行政办法把信贷资金切块下达。这种额度管理的办法是违背金融规律的，理论界多有批评。但是，在银行不怕坏账、企业不想还钱的情况下，额度管理是壹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今年出现的信贷额度过剩的情况说明，取消信贷额度管理已经为时不远了。
银行的钱贷不出去，是钱太多了吗？不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这方面需要的钱很多。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技术改造也需要很多钱。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资金是稀缺资源。我们还需要引進外资。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吸引外资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3年就成为全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壹年实际利用外资389.6亿美元，1996年实际利用达到548.4亿美元。
引進外资是必要的。今后我们还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是，有壹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考虑：为什么壹方面大量引進外资，另壹方面却有大量的内资花不出去呢？这中间恐怕有壹个体制问题。举壹个例子：有的地方修公路没有钱，就把已经修好、正在收益的公路抵押给外方，从外方那儿换取外汇，再拿外汇换成人民币修路。名义上是利用外资修路，实际上外资在这里只是壹种利用内资的“中介”。通过外资转换壹下，还是用国内的资金修路。现在老百姓手中的金融资产已有几万亿元，正苦于没有增值之路。为什么不通过某种方式用公路的收益权换老百姓手中的钱，却舍近求远、去用外资作中介呢？
我们要引進外资，我们更要用好内资。现在缺钱的地方很多，银行手中的钱却花不出去。这说明用好内资大有文章可做。短期投资的机会少了，长期投资有机会；在加工产业投资机会少了，在基础产业大有机会。但是，在这些有机会的投资领域，内资没有外资那么灵活。外资的活动空间比内资大得多，自由得多。
要用好内资，需要有灵活的政策。要把内资、外资、外汇储备综合考虑，以求得最佳综合效益。要把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综合考虑，找到最恰当的调节杠杆。要把银行信贷、股票、各类债券综合考虑，为内资找到合适的金融工具。当然，这些都是金融家考虑的事了，笔者不敢妄评。

交通启示录


坐在汽车上或骑在自行车上，我常常产生壹些联想。发现在交通中简单得连儿童都能理解的事情，在经济工作中却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交通中通行多年的老规则，却成为经济学家们攻关的新课题。我们在管理交通上很聪明，而在经济工作中有时却很愚蠢。交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壹条马路上只能实行壹种交通规则
在长安街上，汽车像壹条河，向同壹个方向流动，不同流向的汽车，被隔栏挡在另壹边。“大路朝天，各走壹边”。我国是右行规则，汽车只能靠右边走。有的国家是左行规则，汽车只能左行。如果两种不同的规则同时在壹条马路上实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壹条马路只能有壹种交通规则”，这是儿童都能理解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也应当适用。在同样条件下处理相同的问题，只应当有壹种规则，否则，就会造成混乱。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事却违背了这个道理：例如，同样壹种产品，有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两种价格相差悬殊；同样是资金，在同壹时间、同壹地点，却有着不同的利率；在同壹国家的统壹市场上，却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等等。
在改革过程中，采用双重规则有时是出于无奈。我们采取渐進式的改革方略更是不得不如此。壹下子把计划价格全部放开，成为市场价格，壹定会物价飞涨。只好放壹块，留壹块，等群众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时再放壹块，再留壹块。这就形成了双轨价格。“双轨价”实际是“双规价”。
社会经济中的双重规则必然造成不公，造成混乱。银行的贷款有两种不同的利率，而低利率的资金分配权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为了争得这低利率的资金，必然会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这是出现腐败现象的原因之壹。有人计算过，双轨价格、双轨利率等造成的利益差壹年就是几千亿元。这几千亿没有规范的分配办法，而是掌握在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如果其中百分之壹漏到私人口袋里，会造就多少百万富翁？这是近年来少数人暴富的原因之壹。
从交通中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创造条件，尽快结束双重规则。然而，既然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规则是渐進式的改革方略造成的，壹下子变成单壹的规则也很难。不过，有壹点应当明确：必须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并轨。汇率不是并轨了吗？也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难。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过程造就了壹批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双重规则的受益者)，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持当前利益格局的现状，阻碍改革向纵深发展，阻碍双轨向单转过渡。这是需要警惕的。



仄桥原理：在劣势上做文章
壹条马路，各段宽窄不壹。怎样加大这条马路的通过能力？修路工人不会这样愚蠢：把整个壹条马路全部加宽。他们只去加宽那些最窄的地段。这里有壹个仄桥原理：道路的通过能力是由最窄的部分决定的。
窄桥原理就是在劣势上做文章。我记得三年以前，贵州省长陈士能在北京壹个会上讲贵州有六大优势：水火互补的能源优势(指水电和煤)，矿冶结合的资源优势，军民结合的机电优势，以名酒名烟为代表的轻工业优势，就地取材的煤化工和磷化工优势，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相结合的旅游优势。正当大家听得十分振奋的时候，他话锋壹转，说：贵州有壹个劣势，仅这壹个劣势就使其他各种优势大打折扣，使贵州处于“富饶的贫困”。他说的劣势就是交通不便。所以，他在北京四处奔走，为的是修建地方铁路。
陈士能是在劣势上做文章，这样可以花较少的力气取得较大的效果。他是聪明的。
但是，在经济工作中说得最多的是发挥优势。而“发挥优势”又常被人片面理解为“躲避劣势”。只干眼前能见效益的事，不顾长远的效益。“油水快流”就是这种“发挥优势”最典型的作法。由此造成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其恶果至今还令人头疼。
躲避劣势实际是急功近利，这和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有关。如果要求某级官员在任职期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多少，利税增长多少，他当然会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基础好、见效快的地方。
“躲避劣势”，劣势就会不断扩大，优势也会变成劣势。
不能做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
我每天上班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壹条是沿复兴门外大街向东走，壹条是从木樨地沿小河向东走。有壹段时间，我觉得小河边路窄，车辆行人壹定很少，我就选择了小河边这条路。谁知我走上这条路后，这里的行人和车辆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我想，大家都走到这边来了，另壹条路人壹定比较少。但是，当我走另壹条路时，这里的人又多了起来。
多次行路的经验告诉我，妳觉得这条路上车少，走上以后壹定车很多。因为大家都作出同样的判断。这个经验也使我明白，在作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的客观环境，更要考虑众多的人怎样对待当时的环境。了解众人的决策以后，才能够作出超出众人的决策。
由此我想到企业的经营。日本企业家堤义明先生说：“‘董事会全体成员赞成时最危险’是我父亲的遗训。而我确信，只有董事会全体成员反对时，才是正确的。”他这话说得未免有点绝对。但是，与众多的人有相同的思维，在企业决策中是很危险的。妳认为开发什么产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妳开发出来以后，壹定是供大于求。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大多数企业也会和妳有同样的想法、会作出和妳同样的决策。
还是壹位日本企业家说得对：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就可以考虑去做，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要坚决去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时倒不壹定去做了，因为妳认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先觉者早就动作起来了，等妳出了产品，市场早被他占领了。
企业决策要冒壹定的风险。当然，风险不是盲目，关键是全面掌握信息，特别是要掌握众多的人的思想方法，了解众多的人对现实的判断和决策，从而作出超出众人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决策者胆识和魄力的考验。



小警察可以管大部长
我的壹位同学是副部长。有壹次他乘车外出开会，因司机违反交通规则，被壹位年轻的交通警罚了款。这位大部长在小警察面前毫无办法，只好连连认错。
为什么小警察能管住大部长？因为在马路上没有官职大小之分，这里最高的权威是交通规则。
由此我联想到喊了多年的精简机构问题。为什么越精简越膨胀？其中壹个重要原因是机构升格和临时机构太多。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壹升格，该机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除了常设机构以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机构。这些临时机构像韭菜壹样，割壹茬，长壹茬。为什么临时机构这么多？为什么要求机构升格？原因之壹，是为了提高机构的权威。例如，绿化河山本来是林业部门的工作，但这项工作还涉及相关的部门。林业部和这些相关部门级别差不多，林业部门说话其他部门不听，所以成立壹个“绿化委员会”，找壹个地位更高的官员当主任。机构升格是怕自己部门的级别低，有关部门不听，提高规格以后就可以“上指挥下”，“以大压小”。这是单纯用行政权力来管理所出现的现象。如果用法律来管理，就不必“上指挥下”，“以大压小”了。
交通警察的级别比部长不知低多少级，但是，小警察可以管住大部长。这是因为小警察是执法的，法大于官，在法律面前警察和部长是平等的。
机构膨胀是制度和法律失效的结果。如果我们更多地采用法制管理，临时机构就会减少，机构升格的问题也好解决。

小政府

前几年，理论界围绕“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的问题進行过讨论。论者的分歧集中在“政府管事多好？还是管事少好？”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就今天政府的现状而言，仅用“大”和“小”还不足以说清。还应当论及另壹个方面，这就是政府是强还是弱。我的主张是，政府要小，但要强。
政府要小，是指政府的机构很精干，冗员很少；政府不包揽壹切，只把政府必须管的事管好。政府要强，是指政令畅通四海，宏观调控有力，有权有威，令行禁止，该由政府做的事，政府能做得很漂亮。　
现在政府太大。全国总人口和官府吏治人员数的比例：唐代3900比1；明代2900∶1；解放初期为297∶1；1994年为29∶1。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目前政府机构的庞大。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公共事务不断增多，官员逐渐增多有其合理性。但是，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造成冗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壹是政府管的事太多：管分钱分物，管企业经营，管盖房修路……政府管了不少不该管的事，效果就适得其反。政企不分就是政府包揽壹切的不良后果。
现在政府太弱。南方某县的壹位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央的政策到基层很少不变形走样的。中央壹项政策下来以后，省、地、县级不少干部在琢磨中央政策上狠下工夫。不过，他们不是琢磨如何落实这些政策，而是琢磨如何鉆空子，谋取地方和个人利益。如果地方政府都去研究如何鉆中央政策的空子，政令能畅通吗？我说政府太弱除了政令不很畅通以外，还有另壹方面：很多政府应该干的事情，却没有力量去干。政府该干的事没干好，就会影响政府的权威。
政府太大、太弱。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有政治体制问题，有人事制度问题，有廉政建设问题。在这篇小文中，我只从财政这个角度谈壹点看法。
在中南海的不少办公室，墙皮剥落。我问这里的朋友为什么不修缮，回答是国家财政困难；在工资改革实行将近半年以后，国务院某部门还没有到位。问其原因，答案也是财政困难。不管走到哪个“吃财政饭”的单位，都可以听到叫苦声。
改革十六年，有十五年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不断加大。财政如此困难，是不是国家很穷呢？不是。相反，改革以来，我国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力比过去雄厚多了。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978年的9.78倍。既然国家比过去富了，为什么财政日益艰难呢？
原因在于财力过于分散。这表现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197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7.2%，现在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改革前接近70%，现在为28%。
这两个比重下降也有合理的壹方面。因为有些投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了企业，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也是应该的。但是，下降的幅度过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控制，大量的财政流失。壹方面，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另壹方面，公款消费壹掷千金。
财政弱必然政府弱。本来应当由政府开支的经费不能给足，这就造成了大家经常抱怨的壹些现象：
教育经费不能按期支付，壹些教师不能按期拿到工资；公安经费不能给足，警力、装备不能满足社会治安的需要；要求出版社自负盈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无法问世；基础研究经费不足，壹些科研人员无事可做……
中央财政困难，影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壹位权威人士说：“中央财政收入如果不占整个财政收入的60%，就难以号令‘诸侯’。”
要在财政方面成为“强政府”，除了适当集中财力以外(分税制正是要达到这壹目的)，还必须让政府成为“小政府”。也就是说，不应当由政府花钱的事政府不必花钱。这就要划分政府的事权：凡是民间可以做好的事，政府就不要去做；凡是地方政府可以做好的事，中央政府就不必去做。这样，既可以精兵简政，又可以集中力量做好政府必须做的事。这样的政府，既是“小政府”，又是“强政府”。

私人轿车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未来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车吗？要不要鼓励轿车進入家庭？面对这些十分现实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在人们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壹部分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轿车進入家庭是历史的必然”、“轿车文明会给我们带来丰硕的成果”。他们举起双手，欢呼轿车文明的来临。另壹部分人针锋相对，断然指出“中国不适宜大量发展私人轿车”。他们问道：“我们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寻找壹条比私人轿车更理想的交通方式呢？”
在日益强烈的批评声中迅猛发展
壹百年以前汽车刚刚问世时，人们只把它当作壹项技术发明，谁也不会到想它对社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汽车刷新了社会面貌。它使人的活动范围加大，使社会交往更加频繁，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密。飞转的车轮，改变了城乡关系，改变了城市格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和思维。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汽车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壹种生活方式。作为生活必需品，人们壹旦拥有它，就很难离开；作为生活方式；人们壹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進入轿车文明的人们，不可能再回到马车时代。这不仅仅是人们留恋汽车的舒适，而是因为信息时代需要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人也渴望早日能享受私人轿车的便捷。
但是，汽车在施惠予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壹系列的社会问题。
家家有车之日，寸步难行之时。道路的拓宽总是赶不上车辆的增加。运送同样人数的乘客，私人轿车比公共交通要多占用几倍的道路。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塞车成了人们最头疼的问题。汽车给人们以速度，过多的汽车又使人们像乌龟壹样地在公路上爬行。在中国，千人轿车拥有量仅为0.6辆，不到美国的百分之壹，和世界平均水平78辆相差很远。现在交通堵塞已经很严重了，难道还要加剧交通堵塞吗？
汽车给人以舒适，汽车也给人以死亡。据联合国统计署资料，1979年，96个国家汽车车祸死亡人数为255212人，其中不包括中国、印度、前苏联。根据这个数字推测，全世界壹年死于汽车轮下的不少于35万人。对中国来说，汽车车祸死亡率高得多。据公安部办公厅统计，1997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73861人，受伤人数为190128人，直接损失18.46亿元（《公安研究》1998年第3 期）。



汽车使蓝色的天空蒙上了阴影，在清新的空气中加進了壹氧化碳、四乙基铅、氮化物和硫化物，使宁静的环境增加了五十分贝的噪音。有人认为，心脏病和癌症患者剧增，同汽车排放有壹定的关系。
汽车的快捷舒适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据兰德公司壹位专家推算，美国的汽车每年消耗全部能耗的四分之壹。中国的人均能源拥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七分之壹，只有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壹。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是石油纯進口国。我们能“养活”3000万辆轿车吗(壹种预测，2005年左右我国轿车千人保有量为25辆，全国保有量为3000万辆)？
还有，私人轿车的发展，会加剧社会不公，公路、停车场会占用大量的土地，等等。
鉴于轿车的急剧增多带来壹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二、三十年前，未来学家、城市专家、交通专家、生态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出了同样的呼喊：要限制私人轿车的发展。随着现代工业带来的问题与日俱增，这个呼喊声越来越强烈。
那么，为什么近20年来，在反对私人轿车的强烈呼声中，轿车反而发展更快了呢？壹位西方汽车工业专家壹语道破：“汽车工业的收缩比它的膨胀迅速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紧迫。”
推动轿车加速发展的是经济力量
汽车工业的收缩会带来什么样紧迫的社会问题呢？是汽车工业以及与汽车相关行业的兴衰。它关系到壹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壹大批人的就业与生存。
汽车这种东西，天生就是办特大型企业的商品。在正常情况下，产量低于某壹数量，就没有国际竞争力。这个数量称为“最小有效经济规模”。据国外专家反复研究，汽车工业的最小有效规模是200万辆。
这么大规模的生产，就需要大规模的市场。
从国外看，在汽车保有量中，75%以上是轿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汽车工业主要是轿车工业。
哪里去找这么大规模的轿车市场呢？任何壹种商品，如果不進入家庭，市场就不会广阔。如果不成为生活必需品，市场就不会稳定。因此，从汽车工业界来说，最希望轿车進入家庭，最希望轿车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是关联度很大的产业。每辆汽车有25000个零件，需要600多种钢材，还有品种繁多的非金属材料。汽车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钢铁、材料、机械、电子等壹大批产业的发展。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消费美国20%的钢材、12%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和60%的橡胶。汽车的产品开发、原料采购、零部件生产、整车装配、销售、售后服务、维修、油料供应……这壹系列的环节，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人口。美国和日本在与汽车相关产业中的就业人口，超过了总就业人口的10%(也有人说美国的就业人口中，有六分之壹直接或间接同汽车业有关系)。所以有人形象地说，发展汽车工业就是给国民经济安上了四个轮子。


然而，国民经济壹旦架在四个轮子之上，就得听任这四个轮子摆布。汽车工业壹旦不景气，就要引起壹大批产业不景气，就要把大批员工抛進失业大军。所以，在四个轮子上的政府官员们，为了保持经济繁荣，就得使四个轮子加速、再加速。
1900年世界汽车产量不足壹万辆。到1990年，世界汽车年产量达5000万辆，90年间增长5000多倍。今天，世界上每出生壹个婴儿的同时就要生产出0.56辆汽车。汽车的生产还在加速。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里，世界汽车产量净增2000万辆。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内，世界汽车产量将净增2500万辆。到那时，汽车年产量将达7500万辆。
今日的汽车及其相关的产业，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壹股强大的势力。这股势力是由汽车业及与汽车相关产业的厂商、这些产业的就业员工、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政府构成的。对这股势力来说，控制私人轿车发展，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厂商要利润，工会要维护员工的利益，政府官员要选票，都要大力推销轿车。总统的选票和向国外推销多少辆车密切相关。
另外，汽车已经造就了壹大批人的生活方式，要他们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那些还没有進入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也渴望着享受私人轿车的便捷。汽车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都不愿意改变业已形成的汽车文明。这种势力，这种惯性，压倒了日益强烈的控制私人轿车的呼声，使轿车成为更多家庭的宠物。
我们不能构筑世外桃源
中国的社会还没有架在汽车四个轮子之上。趁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在污浊的汽车尾气之外保留壹块净土？能不能在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中保留壹个宁静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狠下决心，对日益逼近的轿车浪潮置之不理，不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不就避免了轿车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吗？
这个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回答。汽车工业是壹种跨国工业，在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在全球竞争。争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是竞争的焦点。汽车市场的竞争没有国界。国际汽车业这股强大的势力，它的触角伸向了地球的每壹个角落，不断地开辟自己的新“领地”。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构筑壹个世外桃源。
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已经饱和。为了挤占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份额，它们之间的汽车商战从来没有停息。日美汽车贸易大战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北美、西欧、日本三个地区占世界汽车产量的85%以上，而人口只有世界的16%。不出口就没有活路。要维持西方汽车大国庞大的汽车工业，开辟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市场是壹个希望。中国是壹个规模十分庞大的汽车市场，也是目前唯壹没有被瓜分的市场。中国汽车市场这块肥肉，各国汽车厂商觊觎已久。



近几年来，外国各大汽车公司的要员频频来华，国际汽车展销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外国大公司还展出了专门为中国人设计的轿车。他们为占领中国这个庞大的汽车市场，已经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壹家又壹家外国汽车公司，像壹批灌足了油、已经启动的汽车，正向中国市场开進。
事情已经是这样地明显，如果中国自己不发展轿车工业，就要把市场拱手让给外人。中国人害怕自己的汽车堵塞道路、污染环境，外国汽车照样会到中国来堵塞道路、污染环境。中国人不主动地進入轿车文明，也会被人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
中国不发展轿车工业，这是外国汽车厂商求之不得的。西方壹个汽车工业研究机构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要求汽车市场平衡，“最简捷的是淘汰无竞争力的厂家和民族汽车工业，让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汽车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能不能关起门来，不让外国轿车進来呢？做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進口汽车花了200多亿美元，比中国汽车工业的总投资高出三四倍。合资以后，進口CKD件(即進口外国汽车零件到中国组装)，又是二、三十亿美元。合资以后的汽车工业的产值中有三分之壹是外汇换来的。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没有理由阻挡進口汽车的浪潮。
与其被动裹胁，不如主动迎接
在轿车文明日益逼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种种争论，归结起来是三个问题：
壹是我们能不能选择壹条比轿车更清洁、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去参与分享私人轿车的便利，还是放弃这种弊端从生的便利，另辟新路？
二是如果壹时不能另辟新路，我们是被裹胁、被动進入轿车文明，还是主动進入轿车文明？
三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架在四个轮子上面？也就是说，中国能不能主动发展轿车工业，在世界汽车市场上争得壹席之地？
我们需要寻找比私人轿车更安全、更清洁、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是整个人类的探索，我们中国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不可能凭空地独自探索出壹条新路来。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不可能倒退到马车时代。
过去百年，汽车改变了社会；今后百年，社会将要改变汽车。科学技术正在按照社会的需要不断地改造汽车。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汽车排放污染问题、能源问题。这些方面已有進展。例如，由于道路安全的改善，运行每亿辆公里伤亡人数，美国从1923－1927年的11.3下降到1968年的3.3；日本从1964年的18下降到1969年的11.2。据对21个发达国家统计，汽车交通死亡人数，1981年比1970年下降了19.3%。



我们面临的最糟糕的选择是，被外国轿车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中国轿车工业还不发达，外国轿车大量進入我们的家庭。如果被动地裹胁到轿车社会里，将会出现比预料的社会问题还要严重。所以，我们如果找不到比私人轿车更好的交通路线，又不能在轿车文明之外建立“世外桃源”，我们就要尽力避免被人裹胁到轿车文明中去。那么，唯壹的选择就是主动迎接轿车文明。
主动迎接轿车文明，就是在政策配置、道路建设、城市规划等壹系列有关的问题上，针对私人轿车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事先采取措施，尽最大的可能存利除弊。
我们主动迎接轿车文明，还要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充分吸收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必大力鼓励轿车進入家庭，而是放弃原来的过度限制政策，听其自然。这样，壹些高收入家庭会自动购买轿车。随着道路等设施的发展，再逐步提高千人轿车拥有量。在大城市内，还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发展地铁、轻轨交通。在人流密集的市中心，限制私人轿车進入。
主动迎接轿车文明，最关键的是集中国力加速发展我们自己的轿车工业。用我们自己的轿车来装备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家庭市场来哺育自己的轿车工业。
在汽车工业已经国际化的今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要发展汽车工业，就得立足于国际市场。不立足于国际市场，我们的汽车比人家贵，质量比人家的差，就挡不住外国汽车進来。所以，我们的汽车没有国际竞争能力，就保不住国内市场。
中国汽车的总产量不到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5%，在国际上无足轻重，在国内也没有真正成为主导产业。中国的汽车工业能不能挤進世界市场呢？有可能，但很困难。今天，世界汽车工业的格局和市场划分大体已定。这种格局是多年优胜劣汰的产物。今日汽车工业的主要成员是七十年代以前竞争的幸存者。中国要挤進国际汽车市场、并与西方汽车相抗衡是很难的。
但是，世界上也有后進者成功的先例。日本也是汽车后起国。现在可以和美国抗衡；韩国汽车工业发展更晚，现在也成了气候。当然，能否成功，关键在战略、在政策、在组织。关于这些，是另壹篇文章的话题了。
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国发展汽车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庞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撑和培育，是提高本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市场本身也是资源，而且是重要的资源。拿出部分市场资源换技术、换资金，也是发展国内汽车工业的重要手段。

歌厅酒楼 壹掷千金


现在，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歌舞厅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酒楼如雨后春笋，越来越“贵族”。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是什么财源支持这种奢靡的繁华？我壹直在寻求答案。
奢靡之风的财源是不是来自私营企业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1993年下半年对1700户私营企业主進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平均每户每月生活费开支为1400元。其中，伙食费占42%，交际应酬费占21.4%，服装费占16.8%，文化娱乐费占3.6%。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支出，在城市，是其他居民的2.2倍；在农村，是其他居民的3.3倍。每月交际应酬费1000元以上者占被调查户的24.4%。只有6.4%的调查户每月在娱乐场所消费千元以上。三分之壹的企业主无暇光顾娱乐场所。从这个材料看，私营企业主的消费水平是要高壹些，但他们不足以成为奢靡之风的主要财源。不久前，壹位私营老板对我说：“我们赚钱很不容易，真是‘囊中毫厘皆辛苦’。除非是疯子，才会千金壹掷玩心跳。”这是实话。那么，奢靡之风的财源主要来自哪里？
最近看到壹个材料，使我明白了几分。原来，在歌厅酒楼花的钱有很大壹部分来自公费。据有关部门分析，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大中型饭店的收入中，60%以上来自公款请客；進口香烟40%是公款购买；各种名酒60%用于公款消费；国内旅游收入中，三分之壹为公费旅游。至于近来时兴的公费出国旅游的耗费，那是无法统计的。
国家统计局提供过壹个数据：1980年全国公款消费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猛升到1283.5亿元。我想，这个数字恐怕还不是公款消费的全部。
好事者算了壹笔账，按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3年公款消费的钱如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建2.5座三峡工程(按最初的概算)，可以造60艘航空母舰，可以建130个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的火电站……如果用来扶贫，按1993年全国农民平均纯收入942元计算，当于1.36亿农民壹年的收入。
这些公款是从哪里漏出来的呢？主要是来自国有企业和按企业经营的事业单位。政府机关虽然也参与公款消费，钱还是要企业掏。因为政府机关没有这项开支名目。常常有这种情况：政府请客，企业掏钱。企业的上级让企业请客人吃壹顿饭，企业敢顶回去吗？何况结识了上级官员，说不定对企业经营还有好处，在壹般情况下，企业也是愿意掏这笔钱的。还有不少会议，也要企业赞助。这类用企业赞助的钱召开的会议，照例有壹半时间是進行旅游。


还有壹些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办企业，实际是这些单位的“小钱柜”，是公款消费的财源之壹。主管单位的公款消费，都由这些企业开支。这类企业由于是政府机关办的，带有权力经商的性质，钱来得比壹般企业要容易。
企业的钱是怎样進入公款消费领域的？可以用很多名目。例如，按规定，企业可以按销售额的千分之三作招待费。如果销售额1亿元，就可以提出300万元。壹个销售额1000亿元的城市，至少有3亿元投入歌厅酒楼。这个千分之三还可以突破。如果突破了，照章纳税就行了。企业还可以用其他名目报销招待费，例如，明明是在酒楼里的消费，发票上却写买材料的费用，或其他可以進入成本的费用。成本是个无底洞，可以容纳很多公款消费的开支。至于政府机关办的企业，花起钱来就更方便了。
企业经营中，来往业务活动较多，花壹定的招待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需要弄清的是，第壹，这种招待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还是过分铺张；第二，这些招待费的花销是真正用于经营业务，还是用在不应当用的地方。我想，如果企业真正是自负盈亏，这些忧虑是多余的。问题就出在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大锅饭”，吃银行的“大锅饭”，经理对资产经营的效果不承担责任，经理的行为又缺乏必要的监督。这样，企业就成了壹个没有闸门的大漏斗，成了社会上奢靡之风的财源。
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有些私有企业为了“买”得各级政府设立的种种经营“通道”，也不得不在歌厅酒楼“搞定”政府官员。“酒杯壹端，政策放宽”，政策壹“宽”，财源滚滚。只要官员网开壹面，企业花多少钱也是可以加倍收回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常常是在歌厅酒楼里進行的或从歌厅酒楼里开始的。
如何堵往日益蔓延的奢靡之风的财源呢？这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壹个重要课题，也是政府改革的壹个重要课题。如果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干预过多，事事设限、处处设卡，那么，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还得不停地向政府官员烧香上供，歌厅酒楼的生意还会越来越好。

机制泛谈


近年来报刊上有壹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机制。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等。什么叫机制呢？《辞海》上解释说：“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我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六年的机械，从机械学里还没有听到这个词。但是我从生物学上却读到了这个词。机制是指生物机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并由这种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形成壹种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功能。我们分析机制，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从现象的描述進入到本质的分析。壹分析机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认识就深刻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准确了。
现在，经济学从生物学那里类比借用这个词。例如，分析壹个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从企业的经营机制上找原因；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也要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机制，它应是壹种内在的、自我调节的循环，例如，我们说价格机制，它在调节生产的过程中，是壹个自动调节的封闭循环：
在这篇小文里，我想把机制这个词的用途再扩展壹下，用它来分析壹下今天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壹些社会现象。
腐败机制：什么叫腐败？腐败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是权力和权力的交换。腐败是和权力相关的。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壹定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吴敬琏先生首先从国外引進了“寻租”这个概念。他们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价差、计划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利差等，称为“租金”。“寻租”，就是那些想发财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租金”。计划内产品、计划内贷款，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员掌握的。贿赂掌握“租金”的官员，是“寻租”最简便的途径。如果赚钱的机会(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需要政府官员审批，掌握审批权的官员就是“寻租”对象。我采访过的壹个案犯有壹段精彩的自述：“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这说明，权钱交易是壹个双向激励的过程，是壹种内在的封闭循环，这就是壹种腐败机制。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衡，在这个封闭循环的自我激励下，权钱交易会愈演愈烈。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的范围越广，“寻租”的现象就越普遍，制止“寻租”的成本就越高，腐败就越难制止。
假话机制：近来，浮夸风又喧嚣尘上。虽说不能和1958年农业“放卫星”那阵子相比，但其严重程度也够令人瞠目的。为什么假话屡禁不止呢？这里也有壹个机制问题。据我在采访中得知，北方某省有的地、市政府向乡镇干部许诺，凡是达到壹亿元产值的乡，乡长按副县级待遇，所以，乡长们千方百计地让各村多报产值。现在强调提拔干部要看政绩。什么是政绩？是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指标完成得越好，提拔得越快。这就是“数字出官”，上级对数字满意，官就升得快。如果这数字真正能反映政绩，那当然是好事，但不全是如此，其中不少数字是官员们根据升官的需要拼凑出来的，这就是“官出数字”。既然假数字能够成为升官的阶梯，小官为了当大官就更加大胆地出假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也是壹个不断激励的封闭循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纠正措施，也会根据“正反馈”原理，越来越严重。



拍马屁机制：拍马屁是人们所不齿的，但是拍马屁的现象却司空见惯。为什么呢？原来拍马屁现象的出现也有壹种机制。如果干部的升降荣辱由人民来决定，就会出现人民公仆；如果干部的升迁荣辱由顶头上司决定，就会出现人身依附。汉代哲学家王充说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逢遇》)什么叫“遇”呢？在缺乏民主的、科学的选贤任能制度的社会，“遇”，就是得到有权势人物的赏识。如果有权势的人物本身“才高行洁”，真正出以公心选贤任能，那些想寻求报国之门的人们，就会努力做到“才高行洁”。如果有权势的人本身不是“才高行洁”，那些“能薄操浊”的人们，就会投其所好。拍马，是求“遇”的最好方式。所以，在那些“能薄操浊”的权势者周围，必然有壹批“能薄操浊”的拍马屁者。这批拍马屁者很快就会“处尊居显”，在他下面又会有壹批拍马屁者。这样层层向下扩展，拍马屁就成为风气。
我在上面说了这么多不好的机制，其目的在于从较深的层次上寻求解决这些社会弊端的办法，也就是要从制度的结构和运行机理这个层次来根除社会弊端。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在忽视矛盾或绕开矛盾的情况下進行的，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阶层间的矛盾。
社会公正
社会各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协调性。有效地协调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协调的原则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原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分享多少利益，各应承担什么义务，应当是均衡的，每壹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加突出。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正必然引起不和谐，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阶层间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随着经济迅速市场化，而行政权力几乎没有大的触动。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壹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進；另壹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从此形成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最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改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保证社会公正、促進社会和谐的制度保证。这就需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



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是社会报酬(财富、权力、声望)分配不平等的标志，是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构造。但是，壹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壹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社会阶层像公共汽车，它永远是运行的，但其乘客是不断更新的。这就是社会流动的形象比喻。
社会流动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進入上等阶层的机会。这是化解阶层矛盾、促進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不同社会状况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制度演進，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中国改革以前的那种身份社会流动性很差，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善，但还是有很多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僵死的人事体制，使壹些优秀人才得不到上升机会。职务升迁是社会流动的壹个方面，这就需要有壹个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现今的干部人事体制是任命制。从名义上讲，这种任命制也有壹个考察、选拔的过程，也有集体讨论。但在实际上，很多单位的壹把手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壹把手“说妳行妳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1979年2月，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壹封写给壹位美国人的信中曾说，“除非我们改变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否则“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教育不公平使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上大学是壹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壹条重要渠道。既然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改革以来，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情况是比较差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子弟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而在全国总人口中，这壹比例恰好相反，农民子弟占70%，城镇居民子女占30%。农民子弟即使大学毕业，但由于权势阶层的种种形式的阻拦，他们也很难進入职业声望较高的工作岗位。《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壹上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她参加了壹次又壹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最后壹篇日记只有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迫使刘伟自杀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阻止低阶层向高阶层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种阻力来自缺乏制度和法律制约的权势阶层。



政府作为
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壹力量。现在，原来集中于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壹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社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壹支撑力量的时候，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壹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壹手是统壹认识，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传统社会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说，那时的稳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各种社会势力和各种不同意见的控制力强，社会就能稳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不稳定。30年的改革，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壹变化，还是靠控制舆论和迷信警力来维持稳定，不仅适得其反，还是很危险的事。
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要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无能和市场失效的环节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政府要做的是：壹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阶层的意见得到表达；二要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三要强化社会政策，促進社会公平。改革三十年来，国家重视经济政策，对促進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加强权力制衡和法制建设，阻止上等阶层侵害下等阶层的利益；通过再分配，从上层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层，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教育公正


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上大学是壹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壹条重要渠道。人们要找到壹份好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总之，壹个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学是壹条重要途径。
進行社会阶层分析的社会学家们虽然有很多争论，但在这壹点上的看法是完全壹致的：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教育机会均等，就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令人遗憾的是，在今日的中国，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低于城市职工子女。教育机会不均等就是教育不公正，教育不公正是最基本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不合理造成的。
义务教育成了农民的义务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有壹个基本概念没弄清楚：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其实这个问题很明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义务。这个概念西方国家十分清楚，例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央政府无壹例外地承担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的职责。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义务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实，不是初次分配的果实。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不管富人和穷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不管居住在什么地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再分配，是国家财政拿钱，用来修正初次分配中不公正的重要手段。义务教育是体现教育公正，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在再分配的“筵宴”上没有应得的席位。名为义务教育，实际上还要已经纳过税的、处境相当贫困的农民自己掏钱。义务教育成了民办教育。
中国的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乡镇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义务教育投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里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很少。(苏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2002年第25期)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但不负担义务教育的经费，乡镇财力十分薄弱，却要负担绝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乡镇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从农民那里来。在农民所交的“三提五统”之中，就包括“教育费附加”，这“教育费附加”是强制征收的，不管有没有子女上学，都得交。除了交教育费附加以外，上学的孩子还得交学杂费。农民负担重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农村的社会矛盾，国家准备实行税费改革(适当提高税负，取消各种收费)。但是，由于基础教育经费来自收费，取消收费，乡村基础教育只好停顿。
义务教育本来是不应当收学费的，但国家允许收杂费。据中央调查组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调查，壹个小学生壹年收费在300－500之间，初中高达千元以上。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农村初中生辍学率在20%以上。据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调查，贫困地区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占60%左右(张力：《面对贫困——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对策》第155页)。



流动民工在城里虽然依法纳税，但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比城市居民的子女少得多。有人估计，2000年末，仅北京市就有9.5万流动民工的子女被排斥在正规学校之外(刘天时：《成长，在城市边缘》，载2000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
不记得哪位学者说过壹句很有道理的话：多建几所学校就可以少建几所监狱。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学龄儿童就学率的提高速度不如犯罪率的提高速度。
教育不公平是由教育财政制度决定的。《教育法》第57条规定：“农村乡统筹中的教育附加费，由乡人民政府组织征收，由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代为管理或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用于本乡范围内乡村两级教育事业。”第59条规定：“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根据自愿量力的原则，可以在本行政区内集资办学，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这两条规定，将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推给了本来已经相当贫困的农民，而城市居民不负担教育附加费，也没有教育集资的义务。城乡财政制度不平等，使得城乡教学条件差别很大。1998年，全国初中生均预算内经费城镇为813元，农村只有486元(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载《教育与经济》2001年第4期)。
中国城乡差距本来很大，国家财政把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到城市，把乡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推给农民，这会使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不同地区间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省、地、县(市)、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级政府决定。《义务教育法》第8条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城市以市或市辖区为单位组织進行，农村以县为单位组织進行，并落实到乡(镇)。”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中央和地方财政视具体情况，对经济困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财力差别很大。上述规定，将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各省市也效法中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推到乡(镇)壹级。而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是越到下层越困难。这样，必然造成不同地区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如：1998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河南的9.7倍。初中生均经费西藏最高，但初中入学率不到20%；第二位是上海，相当于最低省份贵州的6.8倍，但贵州初中入学率不到60%，如果按每壹学龄人口经费计算，级差在10倍以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必然造成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不仅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就是在同壹个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差别很大。重点中学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升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孩子能進入这样的学校，上大学的可能性就大。这些重点中学为了平衡供求关系，不得不用收费来设“门槛”。有的城市的壹些名牌中学(大学升学率90%以上)高中入学收费数万元之多，穷人子女只好望洋兴叹。而那些权力地位高的人的子女，不交钱也可以進入。那些所谓“贵族学校”要交几十万元才能够就读。
升学的门槛高低不同
在2001年“黑色的七月”，气温高达40多度的湖北农村，为了降温和减少蚊虫叮咬，家长出了壹个土办法：考生复习功课时双脚放在水桶里，父母定期更换凉水并在壹旁打扇。在同壹时间内，北京的考生在有空调的家里，喝着冷饮复习功课。两地的孩子同样考了550分。结果湖北农民的孩子名落孙山，北京的孩子進入重点大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湖北省的分数线是555分，北京的分数线只有488分。
中国实行全国统壹高考制度，但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分别划线录取的办法。而各地招生定额并不是按考生数量分配的，由各高教资源多少而定。因此，同壹所大学，在各省录取分数线差别很大(见下表)。那些生均教育资源比较高的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却远远低于生均教育源比较少的省份。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教育资源比较多的大城市，其分数线比湖北、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要低几十分甚至100多分。
2003年8月23日，三名青岛女学生来到北京，向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状告教育部“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侵犯了她们的受教育权。2001年，青岛文科壹般本科提挡线是493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重点本科提挡线才456分，整整低了119分！这件事引发了关于教育不公正的讨论，讨论从高考分数线到受教育机会的方方面面。在讨论中有人著文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不公平。其面积之大，程度之深，受害者之多无不让人胆战心惊。”
显然，受害者多是弱势阶层。今日的中国，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弱势阶层的下壹代还是弱势阶层，使社会地位更不平等因素继续和发展。
教育经费本来不多，却用于锦上添花。
我们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太低。而这点教育经费的大部分又没有义务教育之中。
国外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1990年数)：中等收入国家为4.4%，高收入国家为5.7%，世界平均水平为3.6%(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而我国近二十年来，这个比重壹直徘徊在2%－2.5%之间，而这有限的财政投入大部分放在城市和非义务教育上。1998年，我国义务教育的学生数超过1.9亿，非义务教育学生2435万人，但当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义务教育的为52.9%，其中，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用于义务教育的只占49.9%。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的65%。而农村基础教育的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拨款的27.5%(苏明：《 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研究 》，载《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2002年第25期)。
我国的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过度倾斜，有限的经费向高等教育集中。以1999年为例，如果全国普通小学生均经费为1，那么全国初中生均经费为1.62，全国高中生均经费3.36，全国普通高校则高达18.31。而经合国家(OECD国家)初等教育为1，中等教育为1.41，高等教育为2.97，(同上)他们的初等教育投入的比重比我们高得多。
有限的教育经费未大量集中到农村，而是集中到少数重点大学。少数重点大学不停地锦上添花，动辄投入几亿、几十亿，大量的乡村学校急需雪中送炭，却望眼欲穿而不得。重点大学里建壹座假山、修壹个花坛的费用，足够几所农村学校壹年的开支，足够偿还上百名教师被拖欠的工资。教育投入本末倒置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媒体丧失客观中立的立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壹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壹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壹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壹些记者为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多数记者改变了“文革”时以“紧跟”、“看风”为主要工作方式，能够独立思考、积极進取地从事新闻事业，记者的责任心、事业心加强了。
这些好转使得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明显长進。新闻更贴近群众，更贴近实际。“文革”期间那种千报壹面、千篇壹律的情况没有了，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些好转是根本性的好转。从这些根本方面来把握，我们的新闻职业道德比改革前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国新闻界的这些進步是社会進步的表现，是民主化程度提高的结果。
但是，在金钱可以交换壹切的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新闻界出现了很多使社会各界厌恶、憎恨的现象，出现了很多使新闻从业者感到惭愧、感到羞耻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体腐败现象。
媒体腐败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可以归结为以权谋私。新闻界的腐败现象呢？它的特点是以稿谋私。壹些权威新闻单位，还以“牌子”谋私，即打着这块“金字招牌”去为小单位“创收”。稿子也好，牌子也好，都可以借它产生公众效应，可以产生社会影响。所以媒体腐败的特点是以公众效应谋私，也就是以社会影响谋私。
社会影响、公众效应，取决于两个因素：壹是新闻单位的权威，发布新闻的单位越有权威，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二是新闻单位的社会形象，它的形象越公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越大。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权力赋予的，而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新闻单位的权威是人民给的。新闻单位的形象是这个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造的，它是这个新闻单位几代人职业道德的结晶。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全体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效应、社会影响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壹个企业花数千万元做广告，就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有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就可以得到市场，财源就滚滚而来。而由权威新闻单位就某企业发布的新闻稿件，要比自吹自擂的公众效应好得多。从企业角度来说，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花钱发稿子。壹块版面的广告壹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和记者私下交易发壹版稿子，花的钱就少多了。
企业从记者的稿中得到社会影响，并从社会影响中得到巨额财富以后，将其中壹部分分给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这样，企业、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都得到了好处。
最近几年，有的记者还参与官场干部的职位竞争。例如，两位县委书记争夺省里壹个职位，记者通过发表批评或表扬的稿件，从而影响竞争者的胜负。这样的稿件当然不会公正。竞争的胜利者会给支持他的记者以丰厚的回报，胜利者和记者都得到了好处。
谁受损失了呢？是新闻单位的权威，是新闻事业的形象。如前所述，正是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发布新闻的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它的权威消失了，形象坏了，不仅不能产生正面社会影响，反而要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产生社会影响的报纸，相当于死亡的报纸。产生负面影响的报纸，不如没有这张报纸。新闻单位的权威和形象是无形的财富，这壹财富归谁所有？不是总编辑的，不是记者的。对党报和政报来说，这壹无形的财富是国家的，是党的，是人民的。对非党报来说，是这个单位全体成员的。可以套用壹句经济术语，这是“国有资产”。像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壹样，国家新闻单位的宝贵的“国有资产”也在不断地腐蚀，不断地转化为某些个人口袋的财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流失净了，企业就垮了，而新闻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净了，也就是报纸的形象彻底坏了，它必然还要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公众效应。如果这张报纸天天代表党和政府说话，它就在天天损害著党和政府的形象。



媒体腐败的表现形式
媒体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不客观公正有两个原因：壹是强权的压制；二是金钱的收买。“文革”中的报纸属于前壹种情况；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属于后壹种情况。我在《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新闻记者》1988年第3期)壹文中，分析了前壹种情况。现在这篇文章只研究后壹种情况。
新闻媒体是怎样沦为金钱的奴隶呢？方式很多。壹是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即新闻单位和企业事先定好的协议，新闻单位向要刊播新闻的企业提供有偿“服务”，企业向新闻单位支付多少报酬。所谓“服务”就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在什么时候发出什么内容的稿件。二是出卖版面。即整版明码标价，刊出吹捧企业的稿件。三是企业和记者私下交易。记者发稿，企业向记者支付高额酬金。记者拿到钱后，拿出壹部分“打点”有发稿权的编辑。前两种情况是公开的，收益归新闻单位集体所有，后壹种是“黑箱子”交易，收益归个人所有。前两种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但还有各种变相形式。后壹种目前有泛滥之势。在壹些采编合壹的报纸，记者自己写稿，自己发稿，其中漏洞很多。壹些包给个人的专版和电视栏目，最容易進行私下交易。过去《人民日报》对专版管理很严，专业部做好专版以后交给总编室，发表权集中在总编室。那时，整个专版被“枪毙”的情况是常有的。现在有些报纸不是这样管理，交给个人后，采访、排版、发稿全由专版编辑壹个人管，总编只看看大样的标题，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通过。
当然，有些交易并不都是壹手发稿，壹手交钱，而是发稿人和被宣传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只要发了稿子，好处总会有的。即使不给明显的经济补偿，日后总有用得着人家的时候。所以，现在有的报纸“关系稿”特别多。这样的报纸，其客观公正也就要打折扣，更谈不上报纸的质量了。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腐蚀最常见的情形。
以上种种形式发出的稿子必定带有浓厚的“广告味”。
当然，还有大量带“广告味”的稿子不能说是腐败造成的，而是属于采访作风所致。但这种作风也会影响新闻的客观公正，从而影响新闻的形象，和上述腐败起到同样的恶果。现在经济记者通行的采访方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壹是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企业经过充分准备，或请公关公司帮助，约请记者到某大饭店，由厂长介绍情况，并向记者散发写好的新闻稿。会后有宴请，壹般都以交通费名义，给记者发“红包”。
二是企业邀请壹批记者到企业所在地采访，企业承担来回飞机票和食宿费用。这种采访活动壹般两三天左右，其中壹多半时间消耗在宴会和旅游之中。参与采访的所有记者都听同样的汇报，拿到同样的文字材料，每个记者没有独立采访的时间，这样的活动壹般也给记者发“红包”。
三是某公关策划单位或个人，让企业出壹大笔线，他作为“穴头”，组织壹批记者到这家出钱的企业采访，写壹批吹捧企业的稿子。“穴头”组织交通(通常是把飞机票送到记者家里)及壹切事务。“穴头”赚到壹大笔钱，“走穴”的记者可以得到“红包”。
四是地方政府出面邀请壹批记者到当地采访壹批企业，也是旅游式的走马观花的采访。都是集体采访，个人采访机会不多。被采访的企业壹般都会给记者“好处”。
上述这些采访方式写出来的稿件不能不带“广告味”。妳享受了人家的盛情招待，又拿了人家的“红包”。“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妳的稿件还能客观吗？就是妳吃了拿了想黑下脸来不认人，可妳拿不到客观报道的材料，妳没有抓到真正的新闻，妳只能根据人家提供的材料写稿，还是免不了“广告味”。



道德制衡弱化是媒体腐败的重要原因
真善美，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其中，真是第壹位的。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溢美”、“媚美”。社会道德要求真，新闻道德更要求真。壹是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二是求真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追求真理是新闻的职责，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媒体虽然不能保证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但媒体必须追求真理。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操节，有的人不惜殉之以生命。我国最早的报刊评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進于中土》中强调，报人要品德高尚，记事持论“其居心务期诚正”。近代报刊政论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执笔者务期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壹尘，唯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
马克思是壹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马克思认为，敢于宣传真理、坚持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毫不动摇、绝不屈服，这是壹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品质。马克思把那些在恶势力和金钱面前摇摆不定以至无原则的妥协的报刊撰稿人斥之为“最无气节、最软弱、最糊涂的作家”，是壹个“可怜的两栖动物和两重人格的人”。他把迎合反动势力写文章看作是在做“政治投机生意”，而这样的人是“出卖灵魂的报人”。马克思认为那些在政治上看风使舵、在宣传上左右逢源的报刊是“既没有自己的理性，又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良心”，这样的报刊因为有“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的约束，而失去了职业道德。列宁把“男盗、女娼、卖身的文丐、出卖自己的报纸”归为壹类加以痛斥。
近年职业道德弱化的壹个重要原因是对报纸的社会功能的神圣性认识不足。改革前把报纸片面地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把“客观公正”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用主观的价值判断来扼杀对事件的客观描述，用虚幻的“总体真实”来否定具体真实，用抽象的“本质真实”来否定现实的真实。“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又扮演了可悲、可恨的角色。人们走出文革的阴影以后，像从暗室走到阳光底下，眼睛看不到东西了，连报纸“开启民智，抨击时弊、导向国民”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也丢了，连马克思说的报纸是“促進人民的文化和智育发展的强大杠杆”这句话也忘了。报纸的社会责任、社会功能使新闻工作是壹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工作。新闻工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新闻工作者失去了职业的自豪。在市场经济还不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发财的诱惑，壹个又壹个新闻工作者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黄金的链条”。
媒体腐败的体制原因
现在，为党和国家说话的报纸，国家并没有给足经费，而是让报社自己去“创收”。承担社会责任的新闻单位要自负盈亏，要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作为壹个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他面对最大的压力是经费问题，所以，他不得不把“创收”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新闻单位的奖金高低和“创收”多少挂钩，“创收”越多，单位职工得到的好处越多，编辑、记者也就把“创收”放到重要位置。虽然上面强调“创收”和新闻业务要分开，但真正分开的单位不多。新闻单位没有什么创收手段，要自负盈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而利用版面创收又最方便。有的经费十分困难的新闻单位不得不鼓励记者去向企业要钱。为了提高要钱的积极性，要来的钱，个人可以拿到20%－30%甚至比例更高的回扣。
带有“广告味”的稿件是壹眼就能看出来的，但却很容易地通过了层层“关口”，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把关的总编辑来说，经济压力的紧迫性远远大于维护报纸质量的紧迫性，他明明知道这篇稿子有“广告味”，从收入上考虑，他只好放行。



我不是主张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依靠国家供给经费。但是，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新闻单位，应当给足经费，不要让它去“创收”。新闻单位是有收入的，广告应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广告就是广告，稿子就是稿子。广告是纯商业性的，稿子不能有壹点商业味。其实，党和政府直属的新闻单位的广告收入是很可观的，多数单位可以抵上报社的开支，不少单位还有巨额利润。即使是这样，也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能搞收支挂钩，更不能搞利润承包。新闻单位的领导人主要精力应放在新闻业务上，不应放在“创收”上。
对多数新闻单位，可以让它自己收支挂钩。也就是靠广告来养活报纸。这些非政府的报纸要求得生存，就得有广告；要有广告，就得有发行量；要有发行量，就得有客观公正的好形象。形象很坏的报纸，公众不承认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报纸的竞争，关键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又取决于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所以，从根本上说，报纸的竞争是新闻道德、新闻作风和业务水平的竞争。
要做到这壹点，必须对广告加强管理。有壹个城市有300多家报纸，每家发行量都只有壹两千份。这些报纸的目标很明确，不是为了新闻事业，只是为了赚钱。广告客户不知道它的发行量，报社雇壹批广告员，以50%的回扣揽广告。企业都有壹笔广告费开支，这笔开支掌握在企业某人手中。这个掌握广告费的人就是大批广告员的“公关”对象。广告员私下和他谈条件，这条件就是回扣比例。企业里掌握广告费的人常常不从广告效果出发，谁的回扣比例高，广告就给谁，这中间有大量的“黑箱子”交易。这也是媒体腐败的壹个方面。
对广告的管理要抓住壹条，这就是公开所有报纸的发行量(对电视来说，就是公布收视率)。广告的效果和报纸的发行量是直接相关的。报纸的发行量越大，广告的效果就越好，广告客户就越多。报纸的发行量又是由报纸的质量决定的。谁的报纸质量高，谁就拥有读者。我前几年提出过办报要抓“三发”：发稿，发行，发财。发稿是基础，稿子好，发行就好办。发行取决于发稿(也就是报纸的质量)，但发行也有其主观能动性。发行上去了，发财(广告)也就容易了。如果所有的报纸的发行量都是公开的，就可以防止广告业务中的“黑盒子”交易。这样，报纸就可以公开平等地竞争，报纸就会按照“三发”的逻辑走下去。编辑部门专心致志地办发报纸，就不愁经济来源。我看到有些国家在报纸壹角印出今天本报开印份数。这个办法我们能否借鉴？
最近几年，在报纸发行中也有大量的不正当竞争。这种不正当竞争中，是以报纸的质量为代价的。妳订我多少份报纸，我给妳多少版面。用版面换取当年的发行量，这种换取发行量的版面，也是壹种变相广告。这种作法使近期发行量暂时上升，却使报纸质量下降，从根本上造成发行量下降。这是报纸太多了的原因。如果公开了每家报纸的发行量，那些发行量很小的报纸没有广告，它也就办不下去了。公开报纸发行量，也是宏观调控的壹种手段。
当代老板

民有经济

民有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同。民有是指所有权，民营是指经营权。国有经济也可以交给民间经营，这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民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民有”这个词儿。
其实，民有这个词儿并不犯什么忌讳。
進入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壹直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就是“民有”，所以，民有经济的存在既合理，又合法，它不犯什么忌讳。
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有经济，其中很多是私有经济。把私有说成民有，是为了回避壹个“私”字。党的十三大就没有回避这个“私”字，明确指出“允许民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党的十三大并没有改变多年造就的传统观念，壹提取“私有”就感到浑身不自在，总想用别的说法来取代它。就像用“驾崩”代替“死了”，用“欠安”代替“生病”壹样。
党的十三大以来，之所以没有回避“民有经济”，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有经济并不是坏东西。不仅不坏，还很有好处。好就好在它对促進生产力的发展，对增长国力，对改善人民生活，对解决就业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着重要作用。199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05万人，其中在个体、民有经济中就业的近300万人，超过了在国有经济单位新增就业人数。199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14.3亿元，其中个体、私人经济超过了1 万亿元，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民有经济在浙江、福建、广东的壹些地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面对这样的现实，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早就说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没有多少年，是我国经济的构成部分。有委员说非公有经济是国有、集体经济的补充。谁补充谁呢？壹张桌子四条腿，哪条腿补充哪条腿很难说。”（《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3月11日）
然而，真正的归壹家壹户所有的民有经济只能经营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没有壹定的规模，是很难站得住的。要扩大规模，仅靠本身积累是不行的，必须吸收社会资本。这样，壹家壹户的小企业就变成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不是国家所有，但不是私有。马克思说：股份公司的成立，使“那些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接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还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股份制应当是社会所有制。没有国家或外资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应当是民有企业。
民有经济在数量上已占主体
与国有经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民有经济，不应当仅仅是指私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经济、集体经济，都应当划入民有经济之列。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外资所有，那就是民间所有了。
如果把民有经济定义为国家所有和外资所有以外的经济成分，那么，民有经济减去私有经济，其内涵和公有经济减去国有经济是重合的。所以，民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含的。发展民有经济不仅不妨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有助于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十五大提出要寻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种寻找，在民有经济之中大有文章可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至少有四种：国有制；集体所有制；非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国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其他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是民有经济。从数量而言，民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目前已占GDP的60%以上)。
目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正处于发展、变动之中。民有经济可以在国有经济中参股(除了极少数不能進入的行业以外)，国有经济也可以到民有经济中参股，其他各种经济成分都可以互相参股。这样，凡是没有国有经济和外资参股的经济，都可以称之为民有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在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中，从数量而言，民有经济将占主体部分。


“民有”由来已久
我这里说民有经济并不是什么新创造，“民有”这个词儿100多年前就有了。
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讲话中，把“民有”和“民治、民享”放在壹起。这个演说译成中文不到600字，民有、民治、民享是其中最后壹句话。他当时说：“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然而，世界却永远记住了这次讲话。
81年以后，毛泽东重复了这次讲话。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当时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12个问题。其中第十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其解说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壹，与各民主强国合作。”（《毛泽东同志回答路透社记者我国需要和平建国》，载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122年以后，江泽民重复了这次讲话。1986 年12月18日下午，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同闹学潮的学生们对话，他说：“我壹進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治，民享’……”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妳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在场的同学们，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会场上没有壹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心悦诚服。
不要怕私人老板有钱
钱这个东西，对没钱的人很有用，对有钱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用。巨额财产，对没有社会责任的人来说没有用，或用不好，或者有害；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有用，就能用好，对社会就有利。财富过分集中于壹个家族，而且处置不当，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不幸的。在家族内部冷冰冰的财富争夺将代替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子女因坐享其成而失去奋发向上的斗志。而且，种种社会矛盾将集中于这个家族。
搞企业就得赚钱。赚钱为什么？个人消费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人常常不是高消费者。如果不是茍且偷安的人，他总想对社会产生些有益的影响。依据其对社会影响范围的大小和影响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庸人、能人、强人、伟人。古今中外的有志者通常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影响社会：权力、财富、知识。掌握壹定的权力可以为社会做好事，知识分子可以用他的学识来影响社会。搞企业就是为了创造就业岗位，繁荣社会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能集中到巨额财富，还可以运用这些财富对社会施加更大更良好的影响。所以，企业家素质高低最根本的表现是，他是为社会而经营财富还是为个人或家族聚敛财富。高素质的企业家应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为己任，不为个人和家族谋壹己之利。
企业家的素质是在市场中不断提高的。市场是优秀的教师，它随时随地地帮助企业家提高经营水平；市场是严厉的考官，它无情地把那些不合格的企业家淘汰出局。今天，我们不必对民有企业家的素质担心，市场会造就出壹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掌握了巨额财富的高素质企业家，对社会是好事，不是坏事。

回避民有危害很大


把实际上的“民有企业”称为“民营企业”不仅仅是词语上的不当。它还带来政策上的不当，即政策上对民有企业的歧视(如民有企业贷款很难)。由于舆论压力和政策压力，很多私有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本来产权关系很清晰的企业，“红帽子”壹戴，产权关系就模糊了。“红帽子”企业的尴尬境地对它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不承认“民有”这壹现实，壹些私有企业心里没有安全感，稍有规模，就赶紧把资金调到国外，在国外注册壹家公司，为自己开壹个“太平门”。仅这壹项，不知有多少美元流到了国外。由于不承认“民有”这壹现实，私有企业宁可把钱挥霍掉，也不敢继续投资。他们引导花天酒地的消费潮流在壹定程度上是出于无奈。
民有经济是客观存在，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不要回避这个词儿。我们把“国营经济”这个词儿已经改成了“国有经济”，为什么不能把“民营经济”改成“民有经济”呢？当初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说明国有不壹定国营，为国有经济改革打开了壹条新出路。现在如果把民营经济改为民有经济，说明我们承认现实，并将为民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少是家族式管理。在私有企业里，通常是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兄弟管生产，妻弟管销售。有些乡镇企业、小型国有企业被承包或被租赁给私人以后，高层管理人员也是经营者的亲属。
近两年来，理论界对家族式管理提出了种种批评。只有1999年第8 期《中国企业家》王军武的文章看法不同，他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王先生还列举了壹些数字证明“在当前世界上，家族企业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企业组织之壹”，可惜他没有注明这些数字的出处，不知道他列举的数字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法做出進壹步分析。
我们暂且抛开社会上的不同看法，分析壹下家族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它的弊端。
家族管理有哪些好处？第壹，家族本来就有着共同的利益纽带，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利益目标，因而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家族成员之间比较容易合作，出现意见分歧比较容易统壹；第三，由血缘关系造成了较高的信任程度，财产的安全度较高，即使管理人员侵占了企业的利益，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第四，成本低，不必花高价从外部聘请经营管理人员。
它有哪些弊端？第壹，它不可能从社会上选出优秀的管理者，而管理者的素质和水平是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方面；第二，企业中的非家族员工对企业有距离感、疏远感，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企业里，常常感情高于制度，在企业内部很难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第四，家族企业壹般和社会的关系不融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社会舆论有时对家族企业存有敌意。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家族管理的优越性是有条件的。在企业初创时期，规模小，利润不多，企业内部管理简单，同壹个家族的人比较齐心协力。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企业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家族不是铁板壹块，其内部也有门户之分，也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对巨额的财富，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会考虑到这笔财富中多少是属于自己的。在家族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产权不清晰，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随着家族公共财富的增多，内部的利益矛盾会逐渐显现出来，亲情也会产生裂痕，家族的内部凝聚力开始消失。“豪门恩怨”不可解，富贵家庭逆子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家族企业的优越性逐渐丧失，它固有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家族企业会觉得力不从心。国外壹些大私有企业不把经营权传给子女，而从社会上高薪聘用能人，这种现象说明家族企业的局限性。
可以这么说，创业之初的小企业，家族管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少小企业是靠家族管理起家的。当它发展到壹定规模以后，如果不改变家族管理，就可能在竞争中失败。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为什么中国有壹些民营企业规模已经很大还实行家族式管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壹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经理市场。要改变家族管理就得在社会上聘用高级管理人员，即把家族成员的管理权力让渡给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至少有两个条件，第壹是忠诚可靠，不会侵害企业的利益；第二是经营水平高，能够保证企业资产快速增值。要选好委托代理人必须有完善的经理市场。经理人员的忠诚和水平由市场评价。不忠诚的人会被市场淘汰，水平较低的人，市场只给他较低的价格。现在中国没有经理市场，选择委托代理人只好碰运气，如果把企业委托给不忠诚的人经营，就可能毁于壹旦。面对选择委托代理人的极大风险，从财产安全考虑，在忠诚和水平二者之间，宁肯可选择忠诚，也不选择水平。何况，由于没有市场评价，从外面选择的人是不是真正水平高也很难说，在家族中经过多年培养和考察的管理者，即使不是社会上的拔尖人物，至少不会是笨蛋。
目前，有壹些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要摆脱这壹危机又受到中国市场环境的制约，这是中国民有企业的尴尬。看来，在委托代理人的市场环境完善以前，家族企业还得继续存在下去。既然如此，那就得清醒地认识家族企业的弊端，自觉地采取措施减小这些弊端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家族内部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做到亲兄弟，明算账，使产权清晰；在亲情和管理原则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把管理原则放在亲情之上；平等对待非家族员工，或给他们以相应的股权，消除他们对企业的疏远感，等等。
家族企业是与其产权单壹相关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股权会多元化。股权分散到壹定的程度，就会产生法人治理结构，家族管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是另壹方面的问题，这篇小文无力涉及。

艾哈德童话


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要让孩子们听得懂、爱听，至少要做到两点。壹是有理想色彩，不能过于实际；二是情节简单壹些，不能枝节过多。
在我们的经济宣传中，也是常传播壹些带有童话色彩的东西。最著名的要算艾哈德童话。
路德维希 艾哈德，德国人。二战以后，他主持联邦德国的经济工作，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了繁荣的经济大厦。人们称之为“艾哈德奇迹”。显然，这中间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吸取。当然，在总结这些经验时，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货币学派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壹经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我国有些经济学家也把这八个字当作中国价格改革的灵丹妙药。
这八个字中，管住货币是条件，放开价格是目的。作为市场经济，价格既有激励作用，又有传递信息的作用。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又影响供求关系。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够造就这壹机制。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为了防止价格暴涨，就要管住货币。没有钱，价格放开了也不会涨价。这是言之成理的逻辑，它很有说服力，很多人都被这个美妙的理论所征服。
说它是童话，壹是它过于理想化，舍弃了艾哈德时代的很多实际情况。二是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艾哈德经验的实施条件。过去我对它也很相信，后来考察了俄罗斯的改革，又思考了我国近几年的改革，才知道“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脱离现实的童话。
第壹，这种理论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过去很多出版物说艾哈德“壹夜之间完全改变了德国的情景”。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拿放开价格来说，是壹个相当长的过程。前几年，经济学家杨培新教授就这个问题到联邦德国作过调查。实际情况是，1948年只放开了工业消费品价格，对食品仍实行配给制，到1951年才废止配给制。当时由于钢、煤、油、电紧缺，其价格并没有放开。到1956年煤、钢联营大量增产以后才放开。房租管制直到八十年代，每个家庭有壹套住房后才废止。现在德国的食品价格仍由政府和欧共体共同补贴，对邮电、公共交通费用等，仍实行价格管制，并给以政府补贴。杨培新教授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由统制价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价格放开是壹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数十年时间。杨培新教授说的“数十年”可能长了些，但他说“有个过程”我是相信的。



第二，在放开价格时是很难管住货币的。也就是说，放开价格以后很难避免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就是“放开价格，管住货币”的实践。他们的确想管住货币(紧缩银根)，但银根壹紧，企业之间支付困难，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这时，要求政府扶持企业的呼声高涨，在各方面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放松银根。大批贷款進入了效益较低的企业，致使社会上货币流通量大增，物价飞涨。物价上涨以后，为保证社会安定，各项社会补贴增加，财政赤字也大量增加。为弥补赤字，又迫使银行发行货币。物价上涨，又不得不调整工资，这又要增加货币发行，造成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货币发行常常是自下而上的“倒逼”出来的。这种“倒逼”的力量十分强大，谁也阻挡不住。谁压住货币发行的闸门，谁就等于是坐在火山口上。
第三，放开价格，谁来补偿价格差额？长期实行统制价格的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隐蔽的通货膨胀。价格壹旦放开，这些长期靠行政力量压抑的通货膨胀壹定要释放出来，就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长期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是过去的欠账。这笔历史旧账总是要还的。也就是说，这个巨大的价格差额需要补偿。由谁来补偿呢？无非是三种方式：让富人补偿；让全社会所有的持币人来补偿；政府拿钱出来补偿；或者是以上三种方式的混合。联邦德国当年基本是靠有钱人来补偿的。当时实行货币改革，100元旧马克只能在银行兑换6元新马克，另外96元充公了。这样，谁手上的旧马克多，谁就充公得多，越富损失越大。完全靠政府拿钱出来补偿的事例还没有。俄罗斯基本上是全社会所有的持币者补偿，也就是不剥夺富人，政府也不掏钱，就把价格放开，任其上涨。全社会所有的持币者都遭受损失。“通货膨胀是对持币者的剥夺”。当然，持币越多，被剥夺的就越多。我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方式。逐步放开物价实际是逐步消化这笔历史旧账。也就是说，放开壹些，等老百姓收入增长了，再放开壹些。使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幅度。这种逐步消化的方式，实际是上述的混合补偿。
不解决对历史旧账的补偿问题，就不能保证价格放开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艾哈德童话”把这个重要的问题简化了。



第四，价格放开以后，壹定能造就市场竞争机制吗？对这个问题，“艾哈德童话”也没有给予回答。要依靠价格机制来实现经济的自动调节，有壹个前提，企业必须是真正的企业。只有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才有可能接受价格信号，才有可能根据这个信号来调整供给与需求。实际情况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并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价格放开了，不仅不能造就市场竞争机制，还会带来种种混乱。在这里，又出现了壹个连环套：是先有自由价格，还是先有自主企业？正确的答案是，哪壹个也不能壹步到位。而是二者交替地逐步前進。我们既不能在壹天之内让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不可能在壹天之内实现自由价格。
“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壹简单的概括，在课堂上向学生讲壹讲经济学知识还可以，拿到实践中去指导改革恐怕是不行的。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容易，解决实际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思考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先有鸡，鸡又是蛋孵化出来的；说先有蛋，蛋又是鸡生下来的。
在改革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说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政治体制改革从何下手？说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条件，经济体制改革怎能進行？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不活，市场就不可能完善；市场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舞台，市场不完善，企业也活不起来。是先有完善的市场还是先有灵活的企业？
企业效益好，才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才有条件裁减企业的冗员；冗员不裁减，企业效益就不好，就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先裁冗员，还是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像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使人困惑，似乎改革不知从何处下手。
请不要为这些问题烦恼，还是让我们先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问题吧！
根据進化论原理，家鸡是由野鸡進化而来的，野鸡也是由更低级的物种進化而来的。沿着这条進化链向远古追溯，它的远祖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壹种更低级的动物和它的胚胎。如果说先有蛋，这个“蛋”也不是今天家鸡的蛋；如果说先有“鸡”，这“鸡”也不是今天这样的鸡。用静止的观点来看進化，就会提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
明白了鸡和蛋的道理，对改革中类似的问题就会壹目了然。
先有政治改革还是先有经济改革？我国的实践是先有初步的政治改革(十壹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等)，然后進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壹定成果之后，又推动政治改革。每壹次政治改革行动都不能建成新的政治体制；每壹次经济改革行动也不能建成新的经济体制。二者轮番推進，相互推动，逐步演化，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会逐渐形成。
先有完善的市场还是先有灵活的企业？改革之初，市场是很不完善的。但是，企业不能等市场完善了再進入市场。企业壹开始也不可能是很灵活的，但是，不能说没有灵活的企业就不去培育市场。市场是逐步发育的，企业是逐步搞活的。这也是壹个逐步進化的过程。只要我们创造条件，不断推动这种進化，到时候就会有灵活的企业和完善的市场。
改革是壹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是由方方面面的多项改革组合成的壹个有机整体。这壹方面的改革以那壹方面为条件，另壹方面又制约著这壹方面改革。不能等相关方面的改革完成了，才進行这方面的改革；也不能让某壹项改革孤军深入，企图壹次到位。而是在总体目标明确的基础上，各方面的改革轮番推進，妳促我，我带妳，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逐步進化，新体制才会建立起来，完善起来。

两个二十八年


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创造新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摆脱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开辟新的航道。但是，1977年2月，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捆住了人们前進的手脚，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这无疑是壹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的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做最高裁决。
中国要前進，就必须打破用毛泽东的只言词组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進，也必须打破用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裁决壹切的体制。
聪明的中国政治家，用理论之杠，撬动政治之石。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壹根巨大的理论杠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实践不同于科学实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需要时间。它不能像自然科学的实践那样，短时间内就能够得出检验的结论。它需要经过壹个历史时期才能看出分晓。所以，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首先就得抛弃各种陈规定见，勇敢地面对历史、正视历史。正是邓小平这壹批改革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待新中国成立28年以来的实践，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正视改革以前28年的历史，才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历史。
用两个28年的历史看现状
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又進行了28年。用两个28年的实践来检验壹下改革以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很必要的。


近几年来，在底层群众中、新闻媒体上、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现状的批评和改革前景的忧虑。过去多年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又以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方式在耳边回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改革中出现了改革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壹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社会不公的问题突出。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分享改革成果很少，承担改革成本小的群体(各级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分享了过多的改革成果。当今,不管对改革持何种态度的人，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人们的看法却是南辕北辙。因此就产生了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怎么使不同的看法接近壹致？我们只能从实践中寻求共识。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28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前28年和改革开放后的28年。如果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回顾和对比两个28年的实践，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壹，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数据证明两个28年实践的结果大不相同。前28年实践的结果是贫困，后28年实践的结果是富裕。28年的改革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力大大增强。虽然后28年贫富差距拉大，但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境遇都有所改善。
前28年贫困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壹个劳动者，每壹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壹个指令运转。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進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和贫困也就成为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壹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20世纪人类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被放弃。我们的两个28年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壹结论。



第二， 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是正确的。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也是人们所公认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道路。东欧国家有人探索“第三条道路”没有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理论界曾花几年时间進行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壹条道路，也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批评市场经济现实的人们，也没有指出壹条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新路。看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除了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世界上没有最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最优，而是较优。
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批评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不同，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壹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它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它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壹面，又努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三，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今天回过头来虽然可以讨论，但如果否定这种路径选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的考虑不够。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壹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進壹步繁荣，進壹步繁荣促進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因而造成了种种后患。如果设身处地地想壹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改革者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径。因为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壹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们能任意选择的，用今天历史条件下的眼光来否定当时的选择是不合适的。



用历史的智慧处理当前的难题
在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以后，两个28年的实践还提出了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壹个问题是，怎样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露的、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著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在壹定程度上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成制度性社会不公正。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的危险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壹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实现自我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失业。最近几年，壹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壹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实际就是壹个动力：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鼓励消费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企业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鼓励消费，政府为扩大内需而鼓励消费，信用制度鼓励人们超前消费，市场经济督促人们加速消费，鼓励人们变着花样享乐。市场经济制度是壹架加速消费的发动机，这架发动机没有制动器，没有限速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使资源日渐枯竭，还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相悖。市场经济造就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能持久吗？难道我们不能摆脱市场力量的挟持，更理智地生活吗？



两个28年的实践，使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上述第壹个问题提出了对公共权力必须加以制衡的问题。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地下交易，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没有制衡，必然成为掌权者谋私的手段。由上述第二、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必须驾驭资本。自18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牛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壹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但是，在28年的改革开放中，人们注意了利用资本，却忘记了它的另壹面。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没有民主制度作保证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加速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从这里引发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進壹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从两个28年的实践出发，现在应当是履行邓小平这些正确论述的时候了。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進入商场，就会财源涌進。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秀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的已進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庇。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这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壹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進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進入市场。壹旦公共权力進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有机会進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壹旦進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進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壹篇评论：《权力不能進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進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進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進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壹旦進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壹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壹边吹着口哨壹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進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進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進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進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壹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壹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了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進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進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壹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壹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壹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壹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壹样，“权力场”也是壹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壹个有趣的例子，有壹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位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壹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位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壹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构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壹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壹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壹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壹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壹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進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壹个重要特征是权力進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壹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進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進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壹方面市场化加速，壹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著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壹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共汽车改革案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壹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共汽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共汽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共汽车改革。但是，公共汽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進展，到新世纪，公共汽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共汽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公共汽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共汽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住房改革又是壹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進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方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壹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去世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進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壹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著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权力


什么是权力？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壹个人或更多的人在壹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壹种能力。”很多学者指出了权力的两面性：壹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壹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对权力需要有制衡。
国家权力是上述权力的壹个重要方面，它是通过国家机器和法律的强制、对资源的集中和配置、国家控制的舆论工具等多方面，使全体国民服从领导集团的意志。
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做出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这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主张维护国家权力；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强调限制和制衡国家权力。
在改革以前的中国，国家包揽壹切，国家权力完全吞噬了社会。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人享受了国家权力造就的“两弹壹星”等巨大成就的光荣，也饱尝了因权力钳制社会生产力而造就的极端贫困，同时还遭受了国家权力制造的反右斗争、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人祸。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统管壹切、包揽壹切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壹转变在壹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这正是30年GDP年均增长9.8%的主要原因。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 070万吨，倾全国之力大炼钢铁，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 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 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限制国家权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然而，直到今天，国家权力制造的行政垄断还广泛存在，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政府部门“设租”，企业“寻租”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改革30年在经济上成就显著，但在权力制衡方面的制度创新却乏善可陈，有些方面还比20世纪90年代倒退了。例如，原来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省委还有壹定的监督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省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这么壹点微弱的制衡都取消了。上行下效，各级的权力都缺乏制衡力量。这种情况从行政部门蔓延到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各单位的壹把手有无限的权力，大事、小事都是壹把手说了算。
学者们用“威权政治”来描述这种政治体制。威权政治比毛泽东时代有進步，但和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资本

资本是壹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進步和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著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壹面。黑砖窑事件、毒奶事件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但是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体系，即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用化同时并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壹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進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阿瑟 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壹书中说：“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不会多至两次。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壹有机会，它会扫尽其他壹切价值，把社会变成壹架自动售货机。”他指出，要建立壹种有效的制度，使得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他认为“市场需要有壹定的位置，但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

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危害社会的暴君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壹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这是腐败制度的原因。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的改革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改革目标是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转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
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進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壹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中国共产党壹元化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要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
现代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时，应当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
加速民主進程需要政治改革。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社会矛盾会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发生爆炸式的突变。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壹切资源，努力推進民主的進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進改革。民间力量的积极推進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改革，二者相互促進，良性互动，应当是下壹步改革的动力模式。

住房改革 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壹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在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壹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壹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诸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進壹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壹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壹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進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则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壹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沈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壹带，壹片又壹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進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壹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壹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妳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壹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進壹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是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壹下，壹名局级干部买壹套18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规定政府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壹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壹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壹平方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進壹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壹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壹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Ｃ、Ｄ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他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他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朝阳公园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采用行政划拨的办法圈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由政府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订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他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進壹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郑州的壹个会议上我结识了壹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了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壹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壹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壹，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壹次河北沧州有40多吨棉花要出手，价值90万元。对方不要汇票，只要现金。夜里12点，我们壹位副厂长带两个人扛两袋钞票乘吉普车到山东河北交界的壹个大堤上交换。由于带这么多钱，又是深夜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特地带了两条枪以防不测。到了约好的交易地点壹看，对方4辆满载棉花带拖挂车的大卡车壹字儿排开。再壹看，把我们吓了壹跳：好家伙！他们来了10个人带了10条枪，在四辆卡车前壹字儿排开。那场景就像电影里帮会交手壹样，但确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1994年的中国大地上。 ”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7年第壹期上。如果我说得不对，读者可以查这期杂志。为了便于今天读者理解，我需要交代壹下他这个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为了防止“谷贱伤农”，总是用“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当农业减产时，则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多次这样的循环，中国的粮棉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水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市场上美国的棉纱比中国的棉花还要便宜。这使中国的棉花生产者和纺织工业十分困难，中国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出于保护纺织工业的良好愿望，199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经营不放开，价格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的“三不放开”政策。这种作法的意图，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统起来，用以保证国有企业。当时的国务院负责同志在壹次讲话中说，这样做是为了五千万纺织工人的生存。结果怎么样呢？由于不让农民在市场上卖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国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收上足够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证供应国有企业。由于有了“三不放开”国有企业也找不到买棉花的市场，只好進入黑市。
于向阳的经历生动地证明，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结果是，既损害了棉农的利益，也损害了纺织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败以后，又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又发生了粮食的故事。199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粮食收购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能收购500万吨粮食；保证国家粮食系统500万职工的利益；防止农民卖粮的钱不被代扣各种税费，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时，要“户缴户结”。为此，《条例》明确规定，粮食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私人不得向农民收购粮食。粮食由中央定价，要求粮食部门“放开收购”，然后按市场价格“顺价销售”。国家财政给粮食部门以补贴，财政补贴的资金要“封闭运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来就是“放开收购，户缴户结，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实际上，按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是很难按市场价“顺价销售”的。这中间的亏损，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以外，地方财政要承担很大的份额。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愿意收购了。不少地方还拿财政补贴收粮的钱盖了楼堂馆所，买了汽车。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让中央知道他们不执行中央政策。明明粮库里没有装满收购的粮食，却向上报粮库全装满了。国务院壹位领导同志到安徽某县看粮库，当地不得不抽调200多人和多辆卡车，连夜从几个仓库调运1031吨粮食供领导人参观。这种剥夺了农民卖粮自由的《粮食收购条例》自然行不通，新壹届政府上任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重新放开粮食市场，还农民以卖粮自由。然而，这壹收壹放，就损失了几千亿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这两个故事说明，无论政府的出发点怎样良好，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最后往往出现与出发点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我重提两个故事呢？因为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过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还很有市场。在某些领域还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政府至今还越权管了壹些市场本身能够做好的事情。在国际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政府万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红，批评经济自由的文章经常见诸报刊。有些人还认为中国的现状最好，不仅不需要改革，还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市场有失效之时，有无能之处；都不会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强调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没有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呢？如果有的话，人数也会很少，对中国改革没有、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有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学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其他原因，经常指谪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主张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预经济”，还说“新自由主义支配了中国的改革”。现在好了，美国政府也收购银行股份，出钱扶持企业。这些批评者好像壹下子得了理：“还是我们说的对嘛！”甚至还有人认为，美国也搞国有化了，我们还需要改革吗？
的确，为了走出金融海啸的危机，各国政府都发挥了前些年很少见的积极作用。但这不是国有化，更不是仿效中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自“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像壹个钟摆似的左右摆动。壹段时间，摆向经济自由主义壹边，过壹段时间，摆向凯恩斯主义壹边。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起作用。凯恩斯政策实行多年以后，政府干预过了头，经济发展动力受到太多的伤害，就出现了滞涨。为了解决滞涨问题，倾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起作用，就出现了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撕切尔。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激发了社会活力，使经济走出了滞涨。但时间壹长，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用过了头，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凯恩斯主义又起作用了。这本来是西方市场经济政策的壹种自我调节，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谁对谁错、谁胜谁负问题。在发达国家，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像中药铺那个大药柜里的小抽屉壹样。壹味药壹味药安放在每壹个小抽屉里，不能说哪壹味药好，哪壹味药不好。各种药都有用。政府就是郎中，郎中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配药。罗斯福配了凯恩斯这味药，里根配了倾向自由主义这味药，现在形势变了，奥巴马又换了配方。妳怎么能说奥巴马用的是补药、里根用的是毒药呢？怎么就凭发达国家政府今天较多的干预经济，就说自由经济思想失败了呢？
政府干预经济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是，政府干预的着力点是放在那些市场无能和无效的地方，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不应当越权干预。政府的干预是为保障市场竞争能够顺利地、公平地進行，保证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经营；那些阻碍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自主经营的政府干预是有害的。我们还必须指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干预是为了拯救企业，绝不是搞国有化；是为了拯救自由资本主义，绝不是搞党国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