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挟持了基层社会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中共挟持了基层社会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7月16日
作者 梁慕娴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宣称：“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壹切的。”如何实现？
习近平又在讲话中明示：“要牢牢掌握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如此实牙实齿的宣告，又如何实行？
中共又要领导壹切，又要全面管治，靠的是毛泽东的发明——“支部建在连上”。
1927年中共领导的南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了壹支部队向井岗山前進，可是他怎么也稳定不了部队。开小差逃跑的越来越多，出现整个排利用放哨的机会集体逃走的现象。队伍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总结了经验，对军队進行改编，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制度。建在连上的党代表称支部书记，连以上的军、营、团设党委书记，连以下的班、排设党小组。这样，便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党指挥枪”这壹政治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称“三湾改编”。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纳入“三湾改编”原则的古田会议决议得到通过，从此成为中共今后建党、建军的壹项基本原则和制度。中共建国之后，“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像变戏法壹样，把国家的军队收编成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军队。
为甚么是在“连上”？按壹般军队编制：总、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来说，连队属于军队的基层部份。党的支部要建立在“连上”，就是要党组织建在基层单位中直接抓着战士，牢牢地掌握基层士兵的思想动态，作战意志，并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作者说：这是把党的组织系统壹竿子插到底，壹直建到基层单位去。
毛泽东对“支部建在连上”有如下评述：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壹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壹卷〈井岗山的斗争〉）
“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同时要担任支部书记，哪壹个连的代表较好，哪壹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壹卷88页）
“党支部的任务是对党员進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士，保证完成该部门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6页）
“在壹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201 页）
中共建国之后，“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与制度，对党的基层建设也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更在全国范围内落实。与连队相对应的基层单位，在农村，过去是生产大队，现在是行政村。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工厂车间，学校班级及教研室等。于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社区党支部书记，企业党支部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等等充斥全国。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基层空虚是其原因。国民党之基层只及县、区为止，共产党的基层壹直下到社会结构最底层，填补了国民党的空虚。中共的连队、生产大队、村子、车间、街道、科室、公司、学校、楼上、网上，法庭上，党支部无所不在，滴水不漏。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基层单位，社会基层结构壹壹对应。所以是，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在党的领导之中。
时至今天，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超额继承毛泽东的“党领导壹切思想”，举起毛泽东的尚方宝剑，疯狂地到处建立党支部，包括国内，国外和香港。他正在引领中国共产党走火入魔。
请看国内方面：
中国证卷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加入上市公司加强党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新修订。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报导，总市值超过壹万亿美元的三十多家国有企业改写了章程，把党置于每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导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在华外国企业也纷纷设立党支部。去年，《南方杂志》透过微信公号，揭露腾讯有超过七千党员，占公司总人数23%，党员人数每年增加壹千，而60%党员都是骨干技术人员，党员成为引领公司的主力军。抓好因特网企业党建，己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腾讯公司党委共有十壹名委员，设有党委办公室。党委下设12个党总支和116个党支部。腾讯更出版党刊《腾翔》，成为腾讯党委的宣传阵地。
中共在国企和私企中建立党支部是为了加强控制，私企建立了党支部即说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私企。外国人不知私企内有党支部，以为中国的私企就像他们自己的私企壹样可以独立运作，被中共欺骗得昏头昏脑而不自知。私企设立党支部实质是党对私企的蚕食，这就是新时代毛泽东对私人企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改造的重演。
请看国外方面：
几名中国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洲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三名党员便可成立党支部），牟兴森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事情被揭露之后，宣布解散。牟兴森母校“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上级党委，建议他们“尽快与中国共产党驻美方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为新建立的党支部寻求在美的上级组织领导。”
美国外交政策网上版刊登壹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大学设立党小组》（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etting Up Cells at Universities Across America）。文中指2017年参加“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夏季课程的九名“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在校内霍金斯堂宿舍三楼设立壹个中共党小组。文章报导，在加州、俄亥俄、纽约州、康湼狄格、北达科他、维珍尼亚，都有中共党小组的出现。
中共又要派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或窃取人家的先進科技，又怕自己的学生受西方意识形态，普世价值的影响，既是无耻，又是心虚，何来那么多习近平的自信。中国驻外领事馆把地下党支部建立在外国的大学内，简直是无法无天，匪夷所思。这大概就是王力雄所说《黄祸》在新时期的新形态。
请看香港方面：
《金融时报》报导：中共组织部下令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学府要设立党单位。党委将等同校长地位，并有权加入董事会影响大学政策。据《立场新闻》资料，本港多间大学都有与内地合作办学，其中中文大学于深圳市内合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院校”、科技大学在西安市设立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香港科大可持续发展学院”、浸会大学在珠海市设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此外，香港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都出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名单上，与内地机构合办了各式各样的教育项目。
香港的情况当然不能幸免，回归以来，党支部在全港各个领域中迅速发展应是估计之内。笔者推算，在“六七暴动”期间至八十年代，香港大学己有党支部，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六年及校长资深顾问的程介明应是当时港大的党支部书记（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190）。根据多方面资料推断，中文大学也早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女学生詹西陵（请参阅拙着页57），现在的接任人极可能是壹位黄姓女士。在地下党教育战线的灰线中，学友社系统的共产党员蔡培远也早己是浸会大学党支部的幕后领导人，“六七暴动”期间，浸会大学斗委会的负责人是女学生张适仪，她曾亲口向我表示，蔡培远就是发展她成为党员的领导人。暴动后，领导人改为欧阳成潮，她继续领导斗委会转成“海晖文化学社”，蔡培远则继续领导浸会大学的地下党支部（请参阅拙着《港共神秘人物蔡培远》壹文页44）。近十年来，特别是经过梁振英上台后的发展，相信若干党支部己在政府内建立，其中新闻处和教育局最为明显。（请参阅拙文《勇哉！戴耀廷先生》及观察“蔡若莲事件”）
中共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香港工委”是未在香港注册的地下组织。评论界所谓的“港共”或“土共”，实有地上与地下两个层面。同壹个党员同时具有地上和地下两重身份，他们只公开其地上身份，却隐瞒其地下身份。笔者经常写及的地下党，主要就是要找出这个地下部份。这样的实情，令对中共在港的党建工作研究因而非常困难，笔者希望有更多地下党员秉持正义，克服恐惧，供出地下党真相，破获中共的非法地下党组织。
习近平以为只要在全香港到处建起了党支部，全面管治便可实现，香港便受到控制。可惜香港始终是壹个自由文明的社会，大多数市民都有天生的良心，出卖良心去做党员的港人极为少数。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宣称：“坚持党对壹切工作的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壹切的。”如何实现？
习近平又在讲话中明示：“要牢牢掌握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如此实牙实齿的宣告，又如何实行？
中共又要领导壹切，又要全面管治，靠的是毛泽东的发明——“支部建在连上”。
1927年中共领导的南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了壹支部队向井岗山前進，可是他怎么也稳定不了部队。开小差逃跑的越来越多，出现整个排利用放哨的机会集体逃走的现象。队伍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总结了经验，对军队進行改编，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制度。建在连上的党代表称支部书记，连以上的军、营、团设党委书记，连以下的班、排设党小组。这样，便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党指挥枪”这壹政治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称“三湾改编”。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纳入“三湾改编”原则的古田会议决议得到通过，从此成为中共今后建党、建军的壹项基本原则和制度。中共建国之后，“三湾改编”的“支部建在连上”像变戏法壹样，把国家的军队收编成中国共产党的御用军队。
为甚么是在“连上”？按壹般军队编制：总、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来说，连队属于军队的基层部份。党的支部要建立在“连上”，就是要党组织建在基层单位中直接抓着战士，牢牢地掌握基层士兵的思想动态，作战意志，并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作者说：这是把党的组织系统壹竿子插到底，壹直建到基层单位去。
毛泽东对“支部建在连上”有如下评述：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壹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壹卷〈井岗山的斗争〉）
“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同时要担任支部书记，哪壹个连的代表较好，哪壹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壹卷88页）
“党支部的任务是对党员進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士，保证完成该部门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6页）
“在壹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6卷201 页）
中共建国之后，“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与制度，对党的基层建设也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更在全国范围内落实。与连队相对应的基层单位，在农村，过去是生产大队，现在是行政村。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工厂车间，学校班级及教研室等。于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社区党支部书记，企业党支部书记，机关党支部书记等等充斥全国。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基层空虚是其原因。国民党之基层只及县、区为止，共产党的基层壹直下到社会结构最底层，填补了国民党的空虚。中共的连队、生产大队、村子、车间、街道、科室、公司、学校、楼上、网上，法庭上，党支部无所不在，滴水不漏。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基层单位，社会基层结构壹壹对应。所以是，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在党的领导之中。
时至今天，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超额继承毛泽东的“党领导壹切思想”，举起毛泽东的尚方宝剑，疯狂地到处建立党支部，包括国内，国外和香港。他正在引领中国共产党走火入魔。
请看国内方面：
中国证卷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加入上市公司加强党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新修订。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报导，总市值超过壹万亿美元的三十多家国有企业改写了章程，把党置于每家集团的核心地位。
官方的《中国日报》去年报导说，中国约186万私营企业中，近70%设有党组织，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在华外国企业也纷纷设立党支部。去年，《南方杂志》透过微信公号，揭露腾讯有超过七千党员，占公司总人数23%，党员人数每年增加壹千，而60%党员都是骨干技术人员，党员成为引领公司的主力军。抓好因特网企业党建，己是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腾讯公司党委共有十壹名委员，设有党委办公室。党委下设12个党总支和116个党支部。腾讯更出版党刊《腾翔》，成为腾讯党委的宣传阵地。
中共在国企和私企中建立党支部是为了加强控制，私企建立了党支部即说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私企。外国人不知私企内有党支部，以为中国的私企就像他们自己的私企壹样可以独立运作，被中共欺骗得昏头昏脑而不自知。私企设立党支部实质是党对私企的蚕食，这就是新时代毛泽东对私人企业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改造的重演。
请看国外方面：
几名中国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洲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支部（三名党员便可成立党支部），牟兴森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事情被揭露之后，宣布解散。牟兴森母校“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上级党委，建议他们“尽快与中国共产党驻美方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为新建立的党支部寻求在美的上级组织领导。”
美国外交政策网上版刊登壹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大学设立党小组》（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etting Up Cells at Universities Across America）。文中指2017年参加“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夏季课程的九名“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在校内霍金斯堂宿舍三楼设立壹个中共党小组。文章报导，在加州、俄亥俄、纽约州、康湼狄格、北达科他、维珍尼亚，都有中共党小组的出现。
中共又要派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或窃取人家的先進科技，又怕自己的学生受西方意识形态，普世价值的影响，既是无耻，又是心虚，何来那么多习近平的自信。中国驻外领事馆把地下党支部建立在外国的大学内，简直是无法无天，匪夷所思。这大概就是王力雄所说《黄祸》在新时期的新形态。
请看香港方面：
《金融时报》报导：中共组织部下令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学府要设立党单位。党委将等同校长地位，并有权加入董事会影响大学政策。据《立场新闻》资料，本港多间大学都有与内地合作办学，其中中文大学于深圳市内合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院校”、科技大学在西安市设立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香港科大可持续发展学院”、浸会大学在珠海市设立“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此外，香港大学，理工大学，城市大学都出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名单上，与内地机构合办了各式各样的教育项目。
香港的情况当然不能幸免，回归以来，党支部在全港各个领域中迅速发展应是估计之内。笔者推算，在“六七暴动”期间至八十年代，香港大学己有党支部，曾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六年及校长资深顾问的程介明应是当时港大的党支部书记（请参阅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190）。根据多方面资料推断，中文大学也早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女学生詹西陵（请参阅拙着页57），现在的接任人极可能是壹位黄姓女士。在地下党教育战线的灰线中，学友社系统的共产党员蔡培远也早己是浸会大学党支部的幕后领导人，“六七暴动”期间，浸会大学斗委会的负责人是女学生张适仪，她曾亲口向我表示，蔡培远就是发展她成为党员的领导人。暴动后，领导人改为欧阳成潮，她继续领导斗委会转成“海晖文化学社”，蔡培远则继续领导浸会大学的地下党支部（请参阅拙着《港共神秘人物蔡培远》壹文页44）。近十年来，特别是经过梁振英上台后的发展，相信若干党支部己在政府内建立，其中新闻处和教育局最为明显。（请参阅拙文《勇哉！戴耀廷先生》及观察“蔡若莲事件”）
中共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香港工委”是未在香港注册的地下组织。评论界所谓的“港共”或“土共”，实有地上与地下两个层面。同壹个党员同时具有地上和地下两重身份，他们只公开其地上身份，却隐瞒其地下身份。笔者经常写及的地下党，主要就是要找出这个地下部份。这样的实情，令对中共在港的党建工作研究因而非常困难，笔者希望有更多地下党员秉持正义，克服恐惧，供出地下党真相，破获中共的非法地下党组织。
习近平以为只要在全香港到处建起了党支部，全面管治便可实现，香港便受到控制。可惜香港始终是壹个自由文明的社会，大多数市民都有天生的良心，出卖良心去做党员的港人极为少数。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