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统治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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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统治的运行规律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3日

作者 罗慰年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中世纪的政教合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20世纪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借尸还魂,这就是列宁斯大林开创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壹体的制度。有人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

传统极权主义政府形态,曾经在小说中出现,这就是以乌托邦为理念创造的社会科幻小说—《太阳城》。制度腐败的典型,是“太阳城”制度模式。新极权主义,是大大超越了传统极权主义“太阳城”的新的国家形式。新极权主义不光是壹种制度性腐败的政府,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腐败的国家组织形式,没有之壹。它是壹种渗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全能并且十分有效的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形式。

对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胡适曾引用伊司曼(Max Esatman)的定义,认为极权主义有二十个重要特点:

政治上,极权主义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由壹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宗教上,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壹个神。

意识形态上,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严厉取缔壹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军事上,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经济上,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政府计划经济;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壹切劳工运动。教育上,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文化上,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统制壹切艺术文化。社会生活上,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胡适:《极权主义的20个特征》)这种连坐法,今天又被推到极端。用苛秦之什佰连坐法管理微信朋友圈,说明中国的社会管理方法正在往秦朝倒退。

根据极权主义的发展,应该加上“组织上”的第21个特征。极权主义靠无孔不入的政党组织深入社会细胞,以推动他的社会管理。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共在非公有制单位强制推行“党建全复盖”。习近平2017年4月说:“党要管党,党建要全复盖。”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已经下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壹要按单位建立党组织。二要按行业建立党组织。三要按区域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即,没有党员的企业,可以派驻党员;有党员未建组织的,可以派進书记。并要求“民政、司法、财政、税务、教育、卫生、工商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年检、评估等工作职能,协同做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对党建未复盖或拒绝复盖的非公企业,通过登记、年检、评估,逼其就范。(明镜网:《中共推行“党建全复盖” 民营企业主成待宰肥羊?》)

为什么中共要把私营企业、私营社会组织纳入共产党组织?孟飞橹认为,“专制起家就是靠组织,只是它是暴力化的组织,它怕任何组织被它逼到暴力化。独立组织对于专制来说是最关键最难搞的。专制有壹个不能不专门提出来的特征—暴力取缔任何独立的组织。高度专业化的NGO都不行,新闻、司法、宗教等类国际组织必须切断联系,连慈善、医疗这类国际组织都不能积极参与。”不光不让参与,还欲立法加以限制。2016年两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慈善法》,其中壹个条款是:“个人帮非亲非故者進行网络募捐属非法”,通过法律手段刻意打压民间的慈善活动。

有壹个观点认为,当下的中国,国家不再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目的、理性与功能的有机体;国家权力不再是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而是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善;国家将不再受到宗教和伦理价值的束缚,它具有自主性的理性,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至高无上的主权意志。借助西方的宪政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作了系统论证, 强世功认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中国革命的现代传统决定了在成文的国家宪法之上,还有党的意志的不成文宪法,中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主权,就像国王的两个身体:党是灵魂,国是肉身。党政军“三位壹体”的主席制正是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 。

明茨伯格在《社会再平衡》壹书中指出:壹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政府(公权)、市场(私权)和社会(共权)齐头并進的发展,尤其是容易为大家忽视的为第三部门,包括各种NGO(非政府组织)、Not-for-profit(非营利组织)和合作制组织,应该成为教育、医疗、慈善等行业的主导治理形式。(《谁让我们世代为奴?》)齐头并進发展的前提是三者的独立。全能主义国家恰恰把三者统壹在党代政、以党代经、以党代社会的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境地。极权主义既不允许私权,也不允许共权,只允许党权,这种大国家小社会,有集体无个体的国家形态,国家与个人之间,没有处理政府与平民矛盾的缓冲地带。

除了暴力化,极权主义也采取特务化组织活动,通过打入对手的组织内部,瓦解对手。或者建立壹个与对手的组织在形式上和纲领上类似的甚至更为激進的组织,拉拢对手的成员進入新的“模拟组织”,消解对手的组织力量,同时制造对手与“模拟组织”之间的纷争,已达到瓦解对手组织的目的。极权主义的组织上特务化的特征,在前苏联非常典型。雅科夫列夫评价苏联的组织结构时说,“持不同政见者什么都干不成。更有甚者,克格勃开始把他们收揽在自己的羽翼下,招兵买马,派自己的特工打入持不同政见者队伍。最终我得出壹个结论: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从内部炸开。”(《访谈录》)

极权主义通过从内部破坏对手的组织结构,达到维持自身存在的目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的扭曲和谎言,制造愚昧的国民,再利用人的贪婪降低社会道德标准,制造人与人的矛盾,群体与群体的冲突,通过对社会群体的“原子化”,瓦解社会对于不公不义反抗的凝聚力。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壹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壹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大失败》)

徐贲认为,“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中国当下依然陷在全能主义和江山主义的意识形态泥淖里。用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民灌醉。“皮奥里亚”(Peoria)是壹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壹个新的皮奥里亚,壹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壹个千年的皮奥里亚。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徐贲:《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江山主义在前苏联也是政治显规则。“自己人”,是极权体制下选拔官员的第壹标准。戈尔巴乔夫作为“自己人”被接受,始于勃列日涅夫。“他(勃列日涅夫)壹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也好,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总算是自己人了。”“为什么到1978年的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尼奇(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妳站在他的壹边。”(《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有趣的是,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恰恰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自己人”亲手摧毁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自己人”,而在于这个制度是为了“什么人”。壹个封闭的在“自己人”的小圈子“近亲繁殖”的官僚系统,必然不能恒久。

江山主义的本质是权力与经济的结盟。权力与经济联盟,看似铜墙铁壁,但是却有壹个巨大的潜在危机—特别利益集团通过权力获取巨额金融资本,而为了保护资本的安全,就会不择手段的用资本巩固和扩大既得权力。二者形成壹个坚固的联盟和同盟。中共官媒旗下微信公号“学习小组”有壹段关于“警惕权力游戏”的论述:每壹个时代,掌握权力的都是社会的少数,但每壹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壹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取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让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壹自然规律“变成权力与金钱的游戏”。(大纪元:《习近平当局连串动作 警惕“经济政变”?》)可以说这段观察是相当准确的,但是,没有指出经济政变的制度根源。

学习小组的文章还说,“每壹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壹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壹个难题。”他们看到了现象,但是没有找到现象背后的制度结构问题。经济政变的根源在于权力与经济的结盟。这种钱结盟是有极权主义制度决定的。极权制度是“政-经-意三合壹”的结构,权力至高无上,拥有无限的不受制约的力量(power),它必然会让掌握权力的人,利用权力获取超级经济利益,把经济利益纳为自己和家人以及死党所有。

获得权力者壹旦利用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就必然不择手段借助经济政变巩固能够不断获取利益的更大的权力。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更不轻言退出。我们从这个角度观照中共建政以后的壹些列权力斗争,尤其是文革的毛刘的政治斗争;1989年邓与胡赵的政治斗争,就不难理解背后的巨大的动因。

从根源消除经济政变的土壤,要突破江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制度上破除权力与经济的联盟。率先走出江山主义泥坑的台湾,有赖于它的领导人彻底摒弃江山主义意识形态。蒋经国曾说,“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因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以致灾难内战大屠杀。把权与利还给大众,壹切就会和谐,人祸从此不可能。打江山坐天下,是封建社会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壹家壹姓壹个党的,人民选谁就是谁。”台湾成为民主社会,江山主义在华夏历史上第壹次让路给民主主义。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目前共产党信奉的“政权兴衰周期律”,是专制王朝的政治规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规律。“政权兴衰周期律”隐含着壹个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权力姓张、姓赵、还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权不能丢。此思维若不转变,会把中国共产党自己憋死,会造成很大问题。(《从西班牙历史演進看中国如何和平推進民主转型》)另外壹个可能的结局,是整个社会的整体智力水平下降,人民生活在猪壹样的状态里。这种制度,固然不会被自己的麻木不仁的人民收拾,但总是因为权力与经济的结盟而形成不同派系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从而在不断的内耗中消解国家实力,壹旦遇到强大的邻国和外敌的掘起,免不了被另壹个在政治经济制度更有效的国家收拾。

“政权兴衰周期律”的背面是改朝换代。谢润良说,中国历史发展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改朝换代的可能和趋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几千年的家天下,几千年愚民政策愚民教育,换汤不换药,皇帝轮流做,谁打下的天下就是谁的天下,整个都是强盗逻辑抢劫理论。既是强盗逻辑,又是强盗做法,绝对不接受监督和限制,为所欲为,结果是整体腐败加速崩溃。(来源:网络)历史周期律包含着腐败加速律。到了朝代末期,官场腐败导致社会溃败。国家贪腐盛行,内耗重重;弱不禁风,壹推就倒。

传统极权主义有两种结局:第壹种结局是走向式微,变为苏联式后极权主义,并最终瓦解;第二种结局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整合,变为中国式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结盟的混合制度。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有两条通道—壹条通往通过新的技术条件比传统极权主义更加封闭、更加专制的超级极权主义,壹条通往福利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

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和随后的两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载宪法,废除已经实行了三届的最高领导任期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福山说: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这个坏皇帝已碾碎了很多中国人对更加开放、透明和自由社会的期盼。他强调党在国家之上,镇压最微不足道的异见,着手建立了壹套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信用系统,监控该国公民的日常行为。习近奔驰下的中国终究会向世界展示:壹个二十壹世纪的极权国家可以呈现何种人们无法想象的面目。(《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 显然,中国正在迈向超极权主义国家。这就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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