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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破空

1、中国人口多，是难以发展的理由吗？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韩国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于西德和韩国的制度优越，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近十几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有所起色。壹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劳动力廉价，成为这两个人口大国“经济掘起”的关键。
　　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壹。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借口。

2、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壹，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复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3、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于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壹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纵观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经济均高度发达；台湾拥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门和新加坡，也具有壹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地区，华人的素质会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
　　指责或暗示中国人素质差，并由此推论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视。当许多民主国家的人民，能够心情舒畅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现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沦为例外。
4、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
　
　　有人习惯于区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于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区分和比较，还是民主与专制。有人又把民主与专制，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适用中国”为由，拒绝民主。尽管中共本身就从西方俄国抄来的“社会主义”。
　　其实，专制的意义很单纯，就是当权者独断独行，镇压和迫害异己。民主的意义也很单纯，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公众对当权者构成监督和制衡。所以，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无所谓东西方之分。
　　以公开议政、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形式，尽管近代首先诞生于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论，在古老东方也自有其发源。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立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壹。
　　如今，民主不仅在西方成为现实，也在东方成为现实。甚至在壹些宗教和文化极不相同的国度成为现实，近代世界历史证明，民主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适用于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必然地，也适用于中国。

5、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進，相辅相成。另壹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壹党专制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進”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壹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6、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壹个“听”字，壹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壹己之私，才奉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有壹个成语：杀人灭口。换壹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据统计，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只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
　　当代文明国家的壹个基本标志，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7、稳定能够压倒壹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壹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最近三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宣传机器严密遮盖。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壹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壹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干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壹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壹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8、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壹“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

　　其壹，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壹，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壹直受到国际制裁。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進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進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壹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壹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壹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壹，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第壹？



9、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壹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这就好像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壹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只有中共当局才搞经济。

　　原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中国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進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反右”，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大跃進”，导致经济崩溃，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文化、文物被毁灭殆尽。无数家庭遭受浩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礼仪尽弃。无论在哪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观历史，历朝建政，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堰武，让民众修生养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创下的纪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三十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

　　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继续愚弄人民。

　　“六四”屠杀前夕，武汉军区壹名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加载历史的共产党，就只能是乱臣贼子。我们壹定要抓住权力，搞几十年经济建设。只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

　　这名“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



10、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复地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三十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進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進”壹步跨入经济“大跃進”，从政治狂热壹步滑向经济狂热。从壹个极端走向另壹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壹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壹个深圳“特区”，犹如壹百多年前，慈喜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低价批地，换取高额回扣。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复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跨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沈；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壹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壹戳就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進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

　　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進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成为中国特色的壹大景观。

　
11、为什么中国富豪大都锒铛入狱？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壹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其间，壹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又把他送進了监狱。

　　人治的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妳是合法的，明天妳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壹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岂止是牟其中，那些目光短浅的中国富豪、商人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热衷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黑白两道。他们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追求壹夜暴富，枕于为富不仁。他们的致富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外加假，大，空，骗。“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是他们的不二信条，对此，他们颇为自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精明得了不得。”

　　的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壹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壹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壹变，权争壹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

　　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极权与人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壹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搭载于壹艘即将沈没的巨轮，复灭的结局可想而知。

　


12、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共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共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国内因此流行壹个比方：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壹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壹个开壹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没错，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壹党把持下的中国，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哲学上有句话：量变带来质变。如果说，某种腐败，来自人性的贪欲，即便再过壹万年，还可能存在。但在民主国家，人性的贪欲，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残存的，仅仅是壹点人性的腐败。但在中国，人性的贪欲，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变成制度性的腐败。这便是两者质的差别。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壹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共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都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会玩完，咱们得准备壹条后路。”这类“大实话”，也恰当反映了中共贪官的深层心态，揭示了他们要“将腐败進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13、中国人民负担有多重？
　
　　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当今中国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同壹数据，10多年前为1比40；二十多年前为1比67。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谁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壹目了然。
　　官多如蚁，消费巨大。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仅此壹项，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牛毛，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党领导壹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壹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比如，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局长，还有局党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校长，还有校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
　　仅为养活中共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更何况，中共自己承认：不止“两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韩国的乡壹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的乡壹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30至40名官员！
　　在“解决组织问题”的利益驱使下，中共党员人数继续膨胀，仅从1997到2002年，5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就暴涨了近600万，达到六千多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壹些大国的人口。为了养肥这些密如蚂蚁、多如牛毛的寄生虫和吸血鬼，中国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与汗，承受堪称世界上和历史上最最沈重的负担。

14、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壹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壹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中。这本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言行，则不免迷失。
　　反右、大跃進、大饥荒、文革，在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里，壹场接壹场的人间浩劫被人为制造出来，经济崩溃，国力衰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中共对中国進行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长达三十年的破坏，把中国经济、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推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今天的壹些中国人之所以满足现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拿现状与历史的最低点比较。有壹种从地狱的深渊回复到人间常态的感觉，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们觉得，现状好像“还不错”。没吃没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没有，搞什么民主？听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有了，还要什么民主？听上去也“有道理”。实际上都没道理。因为，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与物质条件无关。
　　上述“心理反差”，也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蓄意制造。壹方面，为了防范人民清算，中共封杀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壹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進”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進步”的假象。这样，即便社会再不公平，民众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么。“总比文革和大跃進时期强呗！”有人就这样自我安慰。
　　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些年代里，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壹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壹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
　　说到底，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就只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对中共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壹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份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15、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壹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
　　虽然不尽完善，但举世公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壹个民主共和国。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稳，残余专制势力作祟，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他们利用新生民主的种种空隙，和民众尚未完全适应民主与共和的守旧心态，蛊惑民心，酝酿复辟。最后，打着“解放”旗号的共产党阴谋集团，凭籍暴力手段，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血腥恐怖、人人自危、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旧时代。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时，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从此，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因为，随后，中共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進”、“文化大革命”等壹波接壹波的极端政治运动，進而制造“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惊天惨剧，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中国人跪下去了。最鲜明的写照，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壹幅新闻照片：壹批汕尾村民跪倒在壹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
　　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
16、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1亿，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
　　中国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壹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進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自吹“高速增长”，但二十多年来，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市场”，却壹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等同于非洲穷国。中国人不敢花钱，而执着于存钱，为的是应付“三座大山”：昂贵的教育、医疗、房价。他们辛苦赚下的，不过就是活命钱、保命钱罢了。
　　邓小平有言在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富起来的“少数人”便是：贪官、奸商、以及投靠权贵的“社会精英”。在现行中国政治制度下，致富离不开权力，越靠近权力者越富裕，越远离权力者越贫穷。以至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两极分化。有消费能力的，已不太需要消费；亟需消费的，却匮乏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中国富人消费，宁愿选择到境外，为世界人民“做贡献”，也不愿呆在国内，为中国人民“服务”。壹方面，他们在国内已经吃腻、玩腻、游腻；另壹方面，大量金钱来路不正，只有到了境外，才能放开手脚，痛快挥霍。
　　众所周知，出国消费的中国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在境外壹掷千金，挥霍的，要么是公款，要么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义之财。竟至于，国内稍稍限制官员到境外赌博，在中国周边国家，就有四十多家大型赌场应声而垮。正是这些中共“贪官”，给世界制造了“中国人富起来了”的假象。

17、中共代表中国人民吗？
　
　　中共声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甚至是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这种宣传，加上中共把持国政五十多年的事实，也使部份民众误以为，中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
　　早期中共，宣称是“工农联盟”的“先锋队”，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闹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夺取政权后，却又以“公社化”的名义把土地收回，壹场骗局而已。说是“收归国有”，实际是收归共产党私有。
　　即便今日，中共也仅仅是把土地“租”给农民，随时可以收回。中共贪官往往在“开发”的名义下，强行夺走农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制造了大量失地农民，也制造了无数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中共统治下，农民沦为中国最贫穷的大多数。
　　中共曾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工人阶级不仅从没有担当过“领导阶级”，而且，到如今，在低工资和动辄下岗失业的威胁下，工人阶级已经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
　　说到知识份子，在毛泽东时代，在历次运动中，予以残酷整肃；邓小平用“尊重”而非“依赖”去对待“知识和人才”，证明他仍然把知识份子放在客体而非主体位置上，实际对知识份子充满提防；江泽民给知识份子加薪，摆出壹幅讨好的样子，却不准他们说话，实际上是用钞票贴封知识份子的嘴。
　　显而易见，共产党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识份子，更不代表拆迁户、不代表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说到底，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换言之，中共绝不代表中国人民。
　　如果说共产党是“三个代表”，那便是：代表贪官，代表奸商，代表所有既得利益者，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另外，中共享“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证明，即便在香港，共产党也只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
　 18、中共代表中国文化吗？
　
　　从其诞生的第壹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国文化自居，且对此毫不掩饰。明确提出“砸烂孔家店”，同时从德国和俄国，引進西方糟粕“社会主义”，来愚化和驾驭中国人民。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文化从此惨遭厄难。
　　中共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动全部国家机器，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地，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破坏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共竭尽疯狂，破坏了绝大多数古迹，毁灭了绝大多数文物，焚烧了无数珍贵书籍典籍。其罪行，远远超过古代暴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孔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历经数千年战火，都不曾毁灭。也就是说，即便是旧时代的旧军阀们，也懂得敬畏圣灵。然而，就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共产党上演的“文革”闹剧中，中共竟悍然砸毁了孔庙，等于砸毁了我们的祖宗牌位。中共践踏先贤、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与军阀。
　　中共恶意贬低和诽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与此同时，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壹套“党文化”，也就是暴力文化、谎言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这壹破壹立，把中国人道德水准推落到历史最低点。
　　这壹切表明，中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破坏者，绝无资格代表中国文化。如果有人硬要说中共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壹点点关系，那只能是，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最黑最边缘的部份，诸如不择手段的帝王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阴谋，耍诡计，造谣言，搞内斗，损人利己，坑人肥己，以整人为乐，以杀人为快，甚至人吃人。
　　“文革”结束后，在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和压力下，中共恐惧于自己的滔天罪行，勉强做了壹些对传统文物古迹的所谓“修复工作”，即搞了壹些赝品。然而，正如艺术上的仿造壹样，赝品就是赝品，是假货，而不是真迹。连当今人们看到的孔庙，也都是赝品。事实上，包括孔庙在内，中国绝大多数文物古迹，都在“文革”中，被中共永久性地毁灭了。
　 19、谁是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1949年以前，台湾和大陆同属壹个国家：中华民国。至少从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如果以统壹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中共宣传如是），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复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壹边壹国论”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台独”，实际上另有目的：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淡化自身恶劣的人权记录，中共以反“台独”为名，煽动民族主义（假装的“爱国主义”），以期转移国内外视线，另壹方面是担心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会唤醒千千万万被中共奴役的中国人去追求自由民主，从而影响中共自身在中国的专制统治。
　　为此，中共堆积大量导弹、军机、军舰，作势恐吓台湾人民。中共不惜耗费国脂民膏、穷兵黩武的劣行，威胁和损害的，不仅是台湾人民，也是中国大陆人民。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称其为《反独立法》或《国家统壹法》，反而暴露，中共名义上“反对‘台湾独立’”，实际上是破坏两岸现状（两岸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中共曾经指责台方“改变两岸现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分裂法》，实际上指向中共自己。依此“法律”，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中国共产党。
　　从西藏问题，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端倪。西藏与中国，有三百多年的共同历史。历史上，从来没有壹个达赖喇嘛出走境外，并在第三国长时间客居。只有到了中共统治时代，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西藏最高宗教领袖长期流亡国外。中共玷污西藏宗教、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环境，才造成藏人与汉人之间的深重裂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共，也是西藏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20、谁是海峡两岸统壹的障碍？
　
　 有人说台湾人两岸立场大致可分为三种，壹种是维持现状，壹种是倾向统壹，壹种是倾向独立，我的两岸立场是，留待两岸都实现自由民主之时，统壹不是不可以谈，但是如果中共仍然坚持极权专制永不动摇，那我宁愿台湾永远不要和中国统壹。
　　有些曾经倾向独立的泛绿人士，也没有把话说死。而称：不排除未来与中国大陆统壹的选项，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就不可能与大陆统壹。换言之，台湾独派的立场，是对中共独裁、打压、威胁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那么，两岸的统壹，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顺应民心，实现民主，两岸的统壹，在那之后，也很容易达成。
　　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后，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半数席次，而且两度赢得了政权。台湾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见。
　　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都可以反证：中共才是两岸统壹的最大障碍。道理很简单，拒绝民主，就是拒绝统壹。中共顽固阻挡大陆民主化，阻挡得越久，两岸统壹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台湾不可能为了统壹而放弃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让中共来奴役台湾，中共更不可能为了统壹放弃极权专制，不可能让中国成为壹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让自由民主的台湾接受中国。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坚持独裁、拒绝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是造成这壹后果的主要和直接肇因。论及历史责任，中共无以推卸。
　　说到底，如果以统壹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共产党宣传如是），可以说，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壹的罪人。
　 21、谁是“中国掘起”的最大阻力？
　
　　任何民族，都怀抱壹个“强国梦”，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要强大，中国要掘起，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却面临丛丛险阻。那么，究竟谁是“中国掘起”的障碍呢？
　　有人说，是美国，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有人说，是日本，因为“中国掘起”危及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有人说，是欧洲，因为“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显然，这些论调，都来自中共的宣传。把内部的问题推到外部。且不说上述逻辑何其过时和牵强，即便按照中共本身宣扬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自相矛盾：壹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内因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外因总是次要的。
　　对比日本，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壹些启示。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急于扩张，对日本国民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时对周边国家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推销“亚洲价值观”，以此抗衡美国和西方，最终挑起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如今，中共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动辄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刺激国民，“枪口壹致朝外”。部份国人仇视台湾、仇视美国、仇视西方的情绪，每每达到失控的程度。
　　战后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放弃拥有军队，军工转民用，将全部国家资源投入经济和教育。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美亲善。日本因而迅速掘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无数代日本人的“强国梦”，未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反而经由和平途径达成，真正实现了“和平掘起”。
　　反观今日中国，与战后日本相比，处处相反。首先是穷兵黩武，每年军费开销，以两位数狂涨，往往达到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无数宝贵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就此糟蹋。对外，中共坚持“反美路线”，与世界唯壹超强处于长期敌视和对峙状态。中共甚至大举与流氓国家勾结，举凡北朝鲜、缅甸、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政权，都成了中共的亲密盟邦。
　　这种本末倒置的“外交路线”，不仅使中国大量失去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援助，而且在中国本身自顾不暇的同时，还将大量资源，耗费于那些朝不保夕的流氓国家，由此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更不用说，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严重削弱了中国国力；1979年以后，中共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在经济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搞了近三十年，中国仍然落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凡此种种，可以断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掘起”的最大阻力。
　 21、谁是“中国掘起”的最大阻力？
　
　　任何民族，都怀抱壹个“强国梦”，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要强大，中国要掘起，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心声。然而，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却面临丛丛险阻。那么，究竟谁是“中国掘起”的障碍呢？
　　有人说，是美国，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有人说，是日本，因为“中国掘起”危及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有人说，是欧洲，因为“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显然，这些论调，都来自中共的宣传。把内部的问题推到外部。且不说上述逻辑何其过时和牵强，即便按照中共本身宣扬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自相矛盾：壹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内因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外因总是次要的。
　　对比日本，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壹些启示。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急于扩张，对日本国民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时对周边国家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推销“亚洲价值观”，以此抗衡美国和西方，最终挑起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如今，中共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动辄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刺激国民，“枪口壹致朝外”。部份国人仇视台湾、仇视美国、仇视西方的情绪，每每达到失控的程度。
　　战后日本，制定和平宪法，放弃拥有军队，军工转民用，将全部国家资源投入经济和教育。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美亲善。日本因而迅速掘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无数代日本人的“强国梦”，未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反而经由和平途径达成，真正实现了“和平掘起”。
　　反观今日中国，与战后日本相比，处处相反。首先是穷兵黩武，每年军费开销，以两位数狂涨，往往达到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无数宝贵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就此糟蹋。对外，中共坚持“反美路线”，与世界唯壹超强处于长期敌视和对峙状态。中共甚至大举与流氓国家勾结，北韩、古巴、伊朗等臭名昭著的流氓国家，都成了中共的亲密盟邦。
　　这种本末倒置的“外交路线”，不仅使中国大量失去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援助，而且在中国本身自顾不暇的同时，还将大量资源，耗费于那些朝不保夕的流氓国家，由此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更不用说，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严重削弱了中国国力；1979年以后，中共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在经济体制上修修补补。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搞了近三十年，中国仍然落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凡此种种，可以断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掘起”的最大阻力。

22、为什么中共统治能够维持至今？
　
　　总结历史和现实，中共坏事做绝、天良丧尽。许多人不禁疑问：这样壹个劣迹斑斑、血债累累的政权，何以能够维持至今？
　　首先看中共方面。中共起家和维持，主要依靠两件“法宝”，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就是军队、警察、监狱，就是暴力；后者就是宣传、舆论、媒体，就是谎言。依靠暴力，中共不断杀人，恐怖气氛弥漫整个社会，老百姓襟若寒蝉；依靠谎言，中共抹煞历史、扭曲现实、封锁信息，社会真假难分，百姓是非莫辨。鉴于这种“两手抓，两手硬”的凶残和狡诈策略十分奏效，中共政权得以维系。
　　再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未能起到唤醒社会的作用。上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陷于迷失，普遍左倾，纷纷投奔“苏区”、“解放区”，无形间助长了中共的“掘起”；上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惨遭中共整肃，少数人尚能保存骨气、坚守气节，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卖身投靠中共政权，竟至于助纣为虐；1989年以后，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现实诱惑下，知识分子大部沈沦，放弃批评，抛弃理想，甚至与中共权贵同流合污，甚至为中共独裁充当辩护士。
　　除了少数始终保存骨气、坚守气节的知识分子之外，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划下了从迷失、变节、到同流合污的堕落轨迹。这条轨迹，也恰恰写照了中共政权得以壹再加固的路线图。至于那些对共产党不断报以幻想的天真知识分子，无意间，也帮了中共的大忙。
　　再看普通大众。中国民众经历了“极权主义三阶段”（美国社会学家欧文、豪的描述）：其壹，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诱发了狂热；其二，狂热导致的大规模恐怖和人间地狱；其三，狂热与恐怖耗尽，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壹切”，政治冷感。也正是在普通大众的恐惧、愚昧、冷漠中，中共统治得以维持至今。
23、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什么？
　
　　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中共官方教材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在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然而，这壹外部影响，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因素。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日本。
　　十九世纪末，日本开展“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壹时期，中国开展“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慈喜太后等人）的干预和压制，变法（即“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即“洋务运动”）。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壹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壹、世界第四。然而，在随后進行的“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致全军复没。船坚炮利何益？只要制度与人心未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富强，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的站起来。
　　中国人民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壹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壹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進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壹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烟。
　　显然，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政府的昏庸和官场的腐败。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進国家差距進壹步拉大，根源更在内部：中共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国之落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如今的中共，继续重复晚清的老路：高唱“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尽管也制造了表面上的“繁荣”，但是，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人心堕落，道德沦丧，与晚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依然落后于世界先進国家。
24、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频频制造内乱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竟然有人提出“壹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不仅没有主动抗日，甚至还在破坏真正的抗日力量。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壹致抗日。”，果然，国民党说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区，在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缅甸战场，国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两百多名国军高级将领和近两百万国军士兵，战死疆场。
　　与此同时，中共消极抗日，实际假借“抗日”之名，自我壮大。就在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之际，中共游刃其间，从中渔利。中共不仅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消耗和重创国军，而且与日寇、汪伪、满伪政权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协调，共同对付和瓦解国军。（毛泽东令潘汉年、杨帆等充当联日联伪特使。）
　　抗日期间，国军参与大小战役数百次，中共军队可以提起的，仅有“平型关之战”（林彪指挥，与国军合作）和“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两役。然而，就是这两次中小战役，也都遭到中共头目毛泽东的反对和痛斥，说是“无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军引了过来”。五、六十年代，彭德怀惨遭迫害，曾悲愤道：难道连打日本鬼子都是罪？
　　中共凭籍日本侵华而壮大，从三万人发展到两百万人。国军却因抗日而牺牲，从八百万人，消耗到四百万人。日本战败撤离中国后，国军肩负守卫漫长国防线、众多港口、桥梁、中心城市等巨大职责，兵力极其分散。中共军队却高度集中，依靠“战术上以多打少”的策略，中共“集中优势兵力”，接连重创国军，最终颠复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空前残暴的独裁政权。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中，毛泽东当面回拒日方为侵华而道歉，反而称谢道：没有妳们的到来（入侵），就没有我们（中共执政）的今天。在这里，毛泽东道出了实情，也不打自招地，暴露了其汉奸嘴脸。
　　值得壹提的是，国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岳忠烈祠”，纪念截至1943年阵亡的140万国军将士。但是，这座象征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忠烈祠”，却先后遭到日寇（1944年）和中共（文革）的恶意毁坏。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壹个赝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见，侵华日军和中共集团，所作所为，如出壹辙。
　　中共颠倒历史，谎编教科书，无耻自称“领导了抗日”。然而，默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毫无疑问，领导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利用这场卫国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
25、谁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壹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者，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壹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当权者卖国，形式五花八门，从低级到高级，应有尽有。
　　有人以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有人为了谋取回扣，向外商廉价批发国家土地，是为卖国；有人与奸商合谋，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从中牟取暴利，是为卖国；有人为了壹己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听任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
　　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装割据，盘踞壹方，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共同削弱和颠复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
　　近代，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当今当权者却以壹个接壹个的“友好条约”，签字予以承认，划定为“永久边界”；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事后，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非但如此，还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更有甚者，当权者打压“保钓”人士，使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26、谁是最大的反华势力？
　
　　反华，即反中华、反中华民族、反中国人民。说到“反华势力”，确切而言，就是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势力。历史上，沙俄曾侵吞中国大片国土，称得上“反华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称得上“反华势力”。这些，都是外贼。与此同时，还有内贼、家贼。
　　俗话道：家贼难防。实际上，家贼还难于识别。因为，家贼善于伪装，当他们干著损害、侮辱、屠杀中国人民的坏事的时候，却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喊著堂而皇之的口号。诸如“革命”、“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等等。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无数外寇与内奸、无数外贼和家贼，即“反华势力”。如果比较压迫、损害、侮辱中国人的程度，尤其屠杀中国人的数量，没有任何壹种势力，堪与中国共产党相比。
　　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种旷古未有的惨剧，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即便把历史上所有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壹起，也不及共产党壹家。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反华势力。
　　诡诈的是，凡是批评和反对中共的，都被中共污为“反华势力”。实际上，中共口中的“反华势力”，不过是“反共势力”。外部的反共势力，不利于中共，却有利于中国人民，实为“亲华势力”；内部的反共势力，反对中共独裁，捍卫民众权利，实为“爱国势力”。
27、谁是爱国者？
　
　　纵观海内外，多数中国人都自认或自称“爱国”。其中，却有真有假，鱼目混珠。有人盲目地反美反日反西方，动辄发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称“爱国”；有人在网上喋喋不休，对抗民主理念，谩骂文明世界，自称“爱国”；有人在中共领导人出访时，前往摇旗呐喊，鼓噪欢迎，自称“爱国”；就连中共本身，从不间断地迫害和残杀自己的同胞，也自称“爱国”……
　　在这些喊得震天响的“爱国”口号中，除了中共的“假冒”，也有普通民众的迷失。以中国领导人出访、有人前往欢迎为例。这类所谓“欢迎”，都经由中共驻外使领馆的精心组织。首先反映的，是中共当权者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需要营造这种欢迎场面，来为自己壮胆；其次，中共当局需要将这种欢迎场面传回国内，以装扮其政权的“合法性”，進壹步欺骗国内民众。
　　在“欢迎”的行列里，除了任务在身的中共特务，确也有部份民众，出自盲目的“爱国热情”，欣然前往。他们误以为：这种场面，体现“中国掘起”，证明“中国强大”，表现中国人“有面子”。
　　然而，我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美国、欧洲、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访，有其侨民前往欢迎，反而可能出现抗议。这里反映的，不仅是民主国家政府的信心，而且是民主国家人民的信心。前者无须通过什么“欢迎”场面，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后者也无须通过这种“欢迎”形式，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
　　说到海外华人，从向往海外、到移居海外，有多少人，正是因为共产党祸国，才选择留居异国他乡。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在海外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中共祸国的成分。
　　然而，今日，他们中的不少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民族的面子和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甚至不惜充当中共间谍，助纣为虐。难怪有人感叹：“国内人民反共，海外华人亲共。”难怪有人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实际上，在海外，亲共与反共的华人，基本区别就在于：亲共者爱党，反共者爱国；亲共者为中共政权辩护，反共者为中国人民辩护；亲共者贪图虚荣和钱财，反共者追求真理和良知。
　　中共头目毛泽东的立场，或许可供那些亲共“爱国者”借鉴。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记载早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毛明确道：吾深恶爱国主义，而主张国际主义。难怪毛临终前，反复唠刀：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也成为其他中共干部的口头禅。可见，不管炎黄还是孔孟，都不是毛泽东和中共认同的祖宗，他们的祖宗是外国人。
　　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爱国者”，只可能是“卖国者”和“叛国者”，他们以大规模迫害、侮辱、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行径，证明了这壹点。对比之下，那些忧国忧民、不畏暴政、追求民主、主张“人民做主”和“主权在民”的反共抗暴人士，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28、谁是“少数人”和“壹小撮”？
　
　　玩弄文字游戏，行使语言暴力，历来是中共统治的壹大法宝。但凡有人批评、谴责、反对中共，就被中共斥为“少数人”和“壹小撮”。
　　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共都打倒、迫害、饿死、监禁、屠杀壹批人或者壹大批人。“反右”，至少五十多万人被划成“右派”，受尽迫害；“大跃進”导致大饥荒，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文革，壹亿人遭到迫害，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六四”屠城，中共自己承认：仅在首都市中心，就至少屠杀了三百多人；迫害法轮功，中共又制造冤魂数千……
　　饥饿、打倒、迫害、监禁、屠杀，不管受难人数多少，都壹律被中共称之为“少数人”和“壹小撮”。这不仅仅是胡扯，也恰恰是中共统治的厚黑学：每壹次运动，都孤立和针对壹个群体，而牢牢拉住或吓住另壹些群体，所谓“杀鸡儆猴”。而这种“杀鸡儆猴”的伎俩，是轮流施展的。壹批杀完，又轮到另壹批，每壹批都被孤立地称为“少数人”和“壹小撮”。中共独裁统治由此得以维持和茍延。
　　然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共本身：中共党员八千万，占中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中共军队（加武警）四百万，仅占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三。属于不折不扣的“少数人”和“壹小撮”！恰恰是这狡诈和歹毒的“少数人”和“壹小撮”，玩弄、愚弄、侮辱、迫害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
　 　 29、是“中国威胁”还是“中共威胁”？
　
　　国际上流行“中国威胁论”，直接来由是：中共当局穷兵黩武。中国经济总量仅排名世界第四至第七，按人口均摊，仍排名世界近百位处，属于贫穷国家。中国军费开销，却排名世界第三（或第二）、亚洲第壹。
　　庞大的军费，如果用在教育或“扶贫”上，中国人民将享有多大实惠！然而，这却不能由中国人民说了算。在军事上，中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中共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是因为，中国是壹个非民主国家，小圈子决策，领导人意志不受监督与制衡，可以我行我素。
　　反观台湾，因为是民主社会，台湾政府采购军备，受到层层掣肘，比如，153亿美元的军购案，拖了两年，仍卡在立法院，反对党只要杯葛下去，军购案就无法通过。于是，中共购买洋武器（主要是俄制武器），数量连年狂增；台湾购买武器量却连年下降。两岸军力失去平衡，朝中共壹方倾斜。
　　“来自中国的威胁”，与其说是由美国、台湾、日本、或欧洲炒热的话题，不如说是由中共自己炒热的话题。中共扩军耀武，杀气腾腾，自然遭致周边世界的疑虑和不安。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纷纷将共产党中国列为最大潜在敌。
　　然而，在中文语法上，“中国威胁论”却有失严谨。准确名称，应该是“中共威胁论”。因为，中共扩军，首先针对中国人民。在2004年底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中共明言：“军队在确保国家安全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军队在保卫国家安全时起着关键性作用。”中共口中的所谓“国家”，往往就是“政府”的代名词。“国家安全”，就是“政府安全”。
　　1989年，中共动用三分之壹的正规军，包围首都，并展开屠城，血腥镇压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邓小平为此盛赞“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及格的。”此后，该政权对军队依赖日深，视之为“贴身保镖”，不断给官兵加薪進爵，竭尽拉近讨好之能事。对自身政权的不安全感，正是中共穷兵黩武的主要动力。为此，花多少钱，他们都舍得。搞了军队，还要搞武警，搞了武警，还要搞特警，搞了特警，还要搞特务，还要搞网特，以至于没完没了。
　　中共军头朱成虎声言：中共敢对美国使用核武器，为此，不惜让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沦为火海。这壹扬言，彻底暴露：中共从来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而宁愿把中国人民当作炮灰。
　　中共扩军，其次是针对台湾人民，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以及中共当局的宣传，“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壹部份”，也就是“自己人”。中共享700枚导弹瞄准台湾，随时准备陷台湾人民于水火。这种针对“台湾同胞”的恐怖行为，广义而言，也是针对中国人民。
　　在主要瞄准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后，中共剩下的枪口，才针对外国。然而，穷兵黩武，是中共壹党行为，不代表中国人民。如果有朝壹日，中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相关国策必然转向。壹个民主、繁荣、强大的中国，不仅能与世界和睦相处，还将为世界的民主与和平发展作出等额贡献。总之，对人类而言，并没有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30、亲共和投共的下场是什么？
　
　　壹般人以为，只有反对中共的人，才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摧残。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不仅迫害和摧残了无数普通中国人，也迫害和摧残了无数他们自己的同路人，即那些亲共和投共的人。
　　上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份子普遍左倾，其中，许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投奔延安，投靠共产党。不久就发现，中共独断专行，内部等级森严。但当这些知识份子稍有微词，就遭到整肃。比如王实味，仅仅因为写了壹篇批评中共官僚主义的《野百合花》，就遭枪杀。其他如丁玲等人，则在“延安整风”中，被整得生不如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朝鲜爆发战事，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官兵，共计壹百多万人惨遭屠杀。五十年代末，中共掀起“反右”运动，至少五十五万人被划成“右派”，横遭迫害。其实，这五十五万人，根本不是什么“右派”，都是左派，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出走（甚至从海外归国），投奔共产党的人士。比如林昭、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动“文革”，掀起更大规模的迫害狂潮。不仅令数亿普通中国人遭殃、令数百万知识份子惨遭蹂躏，就连中共党内的众多干部，都遭到批斗、清洗、甚至凌虐致死，比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等。那些早年亲共和投共的人士，则不忍凌辱，纷纷自尽，比如老舍（著名作家，投水自尽）、傅雷（著名翻译家，上吊自尽）、上官云珠（著名演员，跳楼自尽）、陈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女儿，曾为中共充当内线，跳楼自尽），等等。
　　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因同情学生，触犯握有既得利益的中共特权阶层，而在党内遭到谩骂围攻、非法罢黜、乃至终生软禁，均含恨而死。
　　亲共和投共，下场如此！可惜，还有部份中国人、乃至部份海外华人，为中共宣传所惑，为中共统战所误，至今执迷不悟，继续亲共投共，与狼同行，助纣为虐，阿谀中共政权，诋毁民主力量。其下场，可想而知：要么为中共所害，要么与中共同归于尽。定数难逃。
　31、谁篡改了历史教科书？
　
　　每当日本教科书中有淡化或掩盖其二战中的侵略行径的痕迹，亚洲各国就同声谴责。可见，历史问题，高度敏感。中共也曾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方，声称“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和篡改历史”。
　　然而，恰恰是中共自己，干尽篡改历史和制造遗忘之能事。这壹行径，从中共建政甚至建党之日起，就已经开始。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国民党浴血抗战，共产党破坏抗战，中共舆论却颠倒，说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又比如“六四”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出动数十万军队，动用大批坦克和机关枪，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学生，中共却反诬学生“暴乱”，并抵赖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壹个人”。
　　中共也曾附和亚洲人民说法，要求日本反省。但是，中共从不反省自己。日本的侵略罪行，毕竟属于历史上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反观中国，举凡破坏抗日、反右、大跃進、大饥荒、文革、“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等等，都是共产党壹党所为。不但有过去式，更有進行式。作恶者不仅没有下台，还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反省，还强词夺理；专制与迫害，不仅没有结束，还持续進行，企图“進行到底”。
　　中共不仅创下屠杀与迫害之最，也创下气量狭小之最，凡事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这壹点，在中共编纂的教科书里，尤其暴露得淋漓尽致。面对敌手，壹概抹煞。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壹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抹黑。连支援中国人民的盟国也都壹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援助。
　　甚至对近代史和古代史，中共也任意裁剪、阉割，为我所用。换言之，中共执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最后，连他们的自己人，中共也都随意栽赃、抹黑。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壹方，写得壹无是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不仅愚弄了人民，就连当权者自己，把他们自己的“党史”，也写成了壹笔糊涂帐。以至于，文革后，中共竟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的名言是：谎言重复壹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的名言则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今天不准研究这个，明天不准考证那个；这个是内参，那个是机密。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于是，“六四”成了禁区，文革成了禁区，大饥荒成了禁区，大跃進成了禁区，反右成了禁区，抗日战争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于，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于是，在当今中国，壹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已经无从下笔。
　 32、中共离休高官，每年挥霍知多少？
　
　　众所周知，在中国未经人民选举而强行执政的中共专制集团，是既得利益的垄断者。中共本身也以各种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利益集团。在中共内部，物质待遇极为敏感，实行分级待遇，等级森严，名目繁多。且不说现职官员，仅离退休官员，就有无数种级别的物质待遇。这些离退休官员，县级以下叫“退休”，市级以上叫“离休”。
　　中共高官顽固抗拒政治改革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共高官中，壹旦有人站在人民壹边，就被中共定义为“危害党的利益”，作为惩罚，立即被剥夺相应级别的特权待遇。已故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被定性为“分裂党”，立即被赶進壹个小院子。前往参观者感叹：院子小而简陋，与普通老百姓无异。
　　江泽民等离休高干享受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江泽民离休后，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宫包括：玉泉山中央军委招待所5号楼，上海西郊宾馆，上海大公馆，苏州太湖，等等。江泽民所用专列，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其专列超越而过。
　　次壹级的高干，也耗费大量公款。如已经死亡的汪道涵，在其死亡前几年，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当局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包括全套医疗设施的“汪办”。其他即便是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也都高达500万元。
　　农村贫困，儿童失学，矿难频发，下岗工人生计维艰，民工工资惨遭拖欠，至少两亿多中国人民还挣扎在温饱不济的贫困线上……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打动中共高官的恻隐之心，他们热衷分赃，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壹掷千金，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生活。口口声声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在他们内心深处，奉行的，正是某位皇帝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33、中国：是大市场还是大赌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从来就是壹个大市场，这壹点，不因任何人或任何政党执政而改变。但是，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壹，创造的经济产值却仅名列世界第四至第七。人均产值更低，至今排名在世界百位处。“大市场”效益不彰，在于中共治国无方，祸国无穷。
　　中共当局以“大市场”为诱饵，吸進大量外资；并以“大市场”为招牌，浮夸自己的经济实力；又以“大市场”为幌子，用虚幻的经济前景迷惑和麻痹中国民众。如今，这个“大市场”的两大优势，都正加速消失：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民间抗争加剧，社会失稳。实际上，在这个“大市场”的背后，是人治、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白合流。
　　比如股市，本是壹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在中国，因官商合谋、违规操作、黑幕交易，不时假意哄擡股价、肆意欺诈，更故意将濒临倒闭的企业强推上市，大量发行垃圾股，套牢无数老百姓。中国股市因此长期陷入熊市，疲软不振，与所谓“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极不相称。
　　世界上，没有哪壹个国家的股市，像中国股市那样，与其宏观经济表象如此脱节。这不是股市，而是赌场。国内经济学家甚至铁口直断：连赌场都不如！因为，即便是赌场，还有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中国股市，连起码的规则都没有。
　　实际上，中国股市，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形象缩影。如果说是市场，那是短期行为的市场；如果说是天堂，那是投机者的天堂，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及时行乐、转瞬即逝。与其说是“大市场”，不如说是“大赌场”。官员从荣极壹时到锒铛入狱，商人从富甲壹方到倾家荡产，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这个“大赌场”里连番上演，无休无止。连广大观众，都已经看得眼花缭乱，见怪不怪，拍案而不惊奇。

34、“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革”，全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壹手发动的政治运动之壹，就像他从前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壹样，“文革”，也以整人斗人杀人为特征，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嗜血成性的毛泽东，早就狂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
　　“文革”，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发动“大跃進”，导致中国经济崩溃，到六十年代初，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天怒人怨，不满情绪不仅弥漫于民间，也蔓延于党内。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陷于空前孤立。眼看“皇位”不保，私欲和权欲极度膨胀的毛泽东，干脆壹不做二不休，将犯罪“進行到底”。不仅毫不反省“大跃進”导致的大灾难，反而发动破坏程度更为猛烈和深重的“文革”。
　　毛泽东煽动年轻无知的中学生或大学生起来“造反”，打倒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党内政敌，甚至将刘少奇等人从肉体上消灭。党内权力斗争残酷如此，国家和民族本身，也连带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与世界差距空前拉大；“文革”拖垮了中国教育，高等教育完全废止；“文革”扫荡了中国文物古迹，包括黄帝陵和孔庙等祖宗之庙，都遭损毁；“文革”毁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文明和孔孟之道遭到肆意凌辱和践踏；“文革”破坏了中国环境，在“大跃進”重创的基础上，中国生态环境更趋恶化；“文革”摧残和屠杀了大量生命，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中国民众，死于非命，部分地区甚至上演“人吃人”的惨剧；“文革”冲垮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同志出卖和亲情决绝，使人性泯灭而兽性泛滥……所有这壹切，都登峰造极，而空前绝后，对国家和民众遗害至今。
　　毫无疑问，“文革”，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天大罪行，铁证如山，罪不容赦。中共自知罪孽深重，至今将“文革”列为历史禁区，不准研究，不准评论，不准追溯，原因就在于此。

35、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壹个人？
　
　　中共头目毛泽东，壹直被中共颂为“伟大”，吹捧其为“大救星”、“红太阳”。在毛自己填写的壹首词里，也曾露骨地暗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于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眼中。
　　然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至暴至恶，至凶至残。在这方面，毛的确创下无数“史无前例”的纪录。作为统治者，不顾国计民生、公然破坏经济的，古往今来，恐怕只有毛泽东壹人。毛声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里，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绝无仅有。
　　毛泽东公开蔑视教育，咒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将大多数知识份子，或下放，或打倒，或折磨致死。毛声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其壹手发动的“文革”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中小学教育也几乎完全荒废。
　　国际上，有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称为二十世纪的“三大屠夫”。但毛泽东的杀人纪录，令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大为逊色。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屠杀了壹千二百万俄国人，而毛泽东屠杀的中国人，至少高达三千万。连同饿死者，就有六千至八千万中国人因毛的统治非正常死亡。
　　即便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毛泽东也创下杀人之最。的确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残暴成性的毛泽东，不仅罔顾普通人命，动辄大开杀戒。即便对与其“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同志”，也毫不手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都惨死于毛的直接迫害。其他如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也都受尽毛的打压和恐吓。
　　毛泽东仇视中国，曾在其书信中流露“深恶爱国主义”。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毛抵制抗日，暗中与日伪勾结，公然削弱和颠复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毛泽东仇视中国文化，以十年“文革”，竭尽对中国文化、文物、古迹的全面毁灭。并发誓要“七、八年就来壹次”；毛泽东仇视中国民众，不仅大量予以屠杀，还狂言要打核大战，不惜让“中国人死掉壹半”；毛泽东崇洋媚外，终身以德俄两国的“马恩列斯”为师，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口头禅。
　　毛泽东生活腐败，荒淫无道。从杨开慧到贺子珍到江青，都是壹段婚姻未了，又重叠开始另壹段婚姻，毛为此屡犯重婚罪。除此之外，毛泽东淫人妻女，糟蹋秘书，染指护士，玩弄演员，难以数计。有名有姓者，就有张玉凤、孟锦云、谢静宜、康闻生、王海容等人；无名无姓者更是不计其数。而诸如冯风鸣、上官云珠、孙维世等人，因不甘被毛泽东淫辱，或愤而出走，或含羞自尽，或遭毛杀害灭口。当今中共官员，流行“包二奶”，大抵从毛泽东效法而来。
　　毛泽东之暴恶，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商纣王、周幽王、楚厉王、秦始皇、隋炀帝，等等，都不在其话下。自称“不信鬼神”的毛泽东，晚年极度怕死。据其身边多人回忆，毛临死前最后壹年，终日啼哭，以泪洗面。每壹念及死神将至，就如临地狱，神情极为恐惧。

36、如何看待“毛泽东热”？
　
　　在清醒的人们眼中，毛泽东罪恶累累。即便中共本身，虽为毛的罪行百般掩饰，却也发文定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每逢毛的诞辰或死亡忌日，连中共官方，都极尽淡化，低调处理，年甚壹年。
　　然而，在中国社会上，甚至在世界上局部地区，所谓“毛泽东热”，却不时沈渣泛起，令许多人迷惑。有人打着毛像游行，有人热炒毛语录，有人兜售毛像章。有的出租司机，甚至将毛像悬于车内，祈求“趋吉避凶”。匪夷所思的种种怪事，不壹而足。
　　前苏联曾经历斯大林主政下的恐怖时代，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共就彻底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俄罗斯等国实现民主化之后，斯大林的名字，更是被大多数民众弃若蔽履。毛泽东之凶残，更甚斯大林。但中共为求自保，维持壹党专政，明知毛罪孽深重，却并未对毛彻底否定。甚至于，至今还将毛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况且，当今中共的独裁统治，不过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在中共无所不至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民众为此继续蒙受愚弄。中共继续保毛崇毛，等于为“毛泽东热”保留了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土壤。
　　当今中国，腐败横行，贫富悬殊。部份中国民众以为，毛泽东时代，“虽赤贫，却平均。”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下，这部份民众不免“怀念”毛时代。但这种“怀念”，却是建立在对毛时代彻头彻尾的误会之上，依然是愚昧的产物。因为，早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特权和腐败就已经暴露无遗：中共干部，在工资待遇、票证供应、居住出行，等等方面，都享受巨大特权。连土地、耕牛、房产都悉数被“充公”的老百姓，几乎壹无所有。毛泽东本人，生活腐朽而糜烂，早已人尽皆知。为求爬升，上行下效，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成风。
　　至于国际上部份地区，如在秘鲁或尼泊尔等偏远地带，至今还有所谓“毛派”游击队活动；甚至在台湾和香港等地，时不时还有人煽起所谓“毛泽东热”。实际上，只要我们联想到德国的“新纳粹运动”、日本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复活思潮”、俄罗斯零星民众高举该国屠夫斯大林的画像游行，等等现象，就不难理解，毛泽东阴魂不散，有人盲目崇拜，有人认贼作父，有人借尸还魂，不过是历史的尾声，现实的假象。这种假象，丝毫不影响毛泽东的历史定位：壹个残民以惩和十恶不赦的暴君。
　37、中国环境污染有多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最新报告：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七个，而且，中国的太原市，还“拔得头筹”，“荣登”榜首。世卫组织通过对中国三百个城市的测试，得出结论：70%的中国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70%的中国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万中国人直接死于环境灾难。
　　中国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也承认：2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严重污染”地区。该局统计，因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每年耗费国家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鉴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速度刚好也是10%，壹正壹负，正好抵消。换言之，加入环境恶化的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等于零。
　　当今中共官场的风气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并“加官進爵”，各级官员只顾追求产值，罔顾环境保护。所谓“产值”，就是“政绩”。环境恶化，却无人追究。至于中共高层，不仅无心和无能治理环境，还不准独立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研究和监督环境问题。甚至动辄将这些人士和团体，投入监狱。中共往往对环保人士强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罪名。将日趋恶化的环境危机，也视为“国家机密”，足见中共的可笑与心虚。
　　中国污染，成为世界之最，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他留给中南海的遗训是，“先富起来再说”。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后遗症，按邓小平的口头禅，都“留给后人”。如果不是因为要举办奥运会，受制于国际压力，中共当局几乎完全不理会环境问题。可以预见，奥运会之后，中国环境灾难将倍加深重。
　　中国严重污染的空气，已经殃及邻国，甚至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国西岸。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此怨声载道。在这方面，连海外亲共人士都不敢出头说话。
　　显然，中国环境污染，成为另壹种形式的“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另壹种形式的“黄祸”。作为壹个“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国，贻害子孙，而且祸害全球。说到底，长期强行把持中国朝政而拒绝接受监督的中共，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38、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何其多？
　
　　在中国，多年来，流行壹个笑话，说的是：壹个农民喝农药自杀，结果没死，因为农药是假的；送到医院打点滴，结果却死了，因为点滴是假的。
　　当今中国，号称“物质丰富”，却是遍地假冒伪劣、假货毒物。以“民以食为天”的食品而论，奸商为牟取暴利，掺假作伪，将大量假冒、乃至有毒食品推销上市。假酒，假茶，假盐，假醋，假酱油，假火腿；毒米，毒菜，毒油，毒粉丝，毒奶粉，毒馒头；相关的，还有假烟，假药，假肥料，毒筷子，毒针头，等等。假毒食品，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夺人性命。种种惨剧，几乎天天在中国上演。
　　不仅食品，其他商品也是如此，中国大市场，充斥着难以计数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工程建设中，因官商勾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是假货冒牌横行。连大学文凭，都大量造假作伪。只要肯出钱，纵使文盲或半文盲，也能买到“博士”文凭。
　　怎壹个“假”字了得！有人说：在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假大空”，本身就是中共的发明和专利。俗话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中共可以伪造历史、粉饰现实、胡编乱造教科书，连在外交场合，都睁眼说瞎话，奸商们大量炮制假冒伪劣产品，又岂不是“上行下效”？
　　随着外贸激增，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也大量输出，制造了另类“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中，60%以上来自中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们则惊呼：又见“黄祸”！
　　假货横行，毒货泛滥。与其说是商品之毒，不如说是人心之毒；与其说是人心之毒，不如说是制度之毒。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毁与摧残，社会道德滑坡，官商天良丧尽。假冒伪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壹大耻辱。

39、中国人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壹船接壹船的偷渡者，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海岸，驶向美洲，驶向澳洲，驶向欧洲。于是，有了“金色冒险号”的故事，有了无数偷渡者闷死货柜车厢的故事，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悲惨离奇的故事。更有明的偷渡，施展“隐身术”或“遁形术”：有人组团到了国外，即全团失踪。有人说，美国梦是房子加汽车；而中国梦，就是出国，就是出国后的自由。

　　中国人偷渡，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前三十年所做的，都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人为破坏，把整个中国变成人间地狱。之后，才做贼心虚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面上似乎也取得了若干“发展”（准确而言，是“弥补”，外加变相破坏），但政治上的独裁与高压，丝毫未变。老百姓依然被奴役。

　　越南民众曾大量偷渡海外，滞留香港等地，但随着越南启动经济改革（1986）、经济取得壹定发展后，这个现象就完全消失。反观中国，经济改革比越南早（1978年），经济增长比越南快，民众偷渡潮却有增无减，数十年如壹日，继续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的耻辱。

　　中国民众不惜代价、甚至甘冒生命危险的偷渡，释放出强烈的信息：只有逃出中国，才有“人过的日子”。国外生活，未必尽如人意。但中共的倒行逆施，早已造成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如果大开国门、大放边界，人们将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逃亡，胜利大逃亡，或者失败大逃亡。目前，除了普通民众的偷渡，还有官员外逃，高干家属外逃，资本外逃，人才外逃。循“正常途径”出国的，大多有去无回。少数壹些出国后还打算“回归”的，也得先弄上壹张绿卡，“预备壹条后路”，再“衣锦还乡”。

　　中共涂抹当今中国为“盛世”，然而，中国人偷渡成风，外逃成风，就是对这壹“盛世论”的直接嘲弄和否定。不仅仅是壹种耻辱，更是壹种崩溃，信心的崩溃，赶在这个国家崩溃之前的崩溃。


40、当今中国，处于“盛世”？

　

　　中共以其手中掌握的大量宣传工具，大搞新闻封锁和“舆论导向”，隐瞒真相，粉饰太平。江泽民等人甚至动辄吹嘘当今为“盛世”，愚弄百姓，掩耳盗铃。

　　号称“盛世”，必须经得起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文景之治”（汉朝）、“贞观之治”（唐朝）、“康乾之治”（清朝），都被公认为盛世。其依据是：从纵向（看历史）而言，属于最好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民众安居乐业。从横向（看世界）比较，那些时期，中国经济产值居世界第壹，往往占世界总量壹半以上；政治清明度也在世界上首屈壹指，由于那时，世界上都还没有出现民主国家，以中国君主“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阔大胸怀，以及“谏议官”制度，就可以称得上当时的“开明之至”。

　　回观今日中国，政治独裁黑暗，官场腐败透顶，社会冲突频仍。而在同时期的地球上，民主国家已经多达三分之二。换言之，在世界范围内作横向比较，当今中国，远远脱离“盛世”的标准。再以其表面繁荣的经济而言：当今中国的经济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至6%。对此，不论以世界横向，还是以历史纵向来对照，当今中国，与所谓“盛世”，都根本沾不上边。

　　中共曾制造“大跃進”、大饥荒、“文革”等空前绝后的惨剧，如今，中共竟以这些历史最低点做参照，妄称当今为“盛世”。这就好比匪徒将人洗劫壹空后，再随便丢给受害人几块钱，就声称受害人处于“最好时期”。两种情形，具有同样的荒谬。是自欺，更是欺人。

　　在今日中国，民众摆脱官方教条，纷纷追求各自的精神信仰。法轮功、天主教、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等等，纷纷兴起，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这壹现象，与历代王朝没落时期的景象，具有惊人的相似。百教兴，王朝末。从这个角度洞察中共，它实际上处于末世，风雨飘摇，穷途末路，日子屈指可数。

　
41、中共的处境与晚清，何其相似？

　

　　毫无疑问，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進入后期，当今中国，可称之为“后共”时期。对比晚清与后共，这两个相距百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电视剧《走向共和》，正因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惊人相似，被指“影射”，而遭到当局封杀。

　　经济上，十九世纪，闭关自守达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受到当时来自境外海上贸易（全球通商）的冲击；而上世纪末，闭关锁国达三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壹体化浪潮的挑战。政治上，清廷面对国内外立宪或共和变革的压力；中共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

　　晚清与后共，两者的众多口号、事件、与人物，甚至可以完全划上等号：晚清主导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实施的“改革开放”；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于后共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等于后共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晚清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于后共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晚清首创“十里洋场”上海，后共炮制“经济特区”深圳；晚清声称“千年未有之变局”，后共吹嘘“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外交上，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有“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争端。

　　失败的“八九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主导“六四”镇压的太上皇邓小平，就是扼杀“戊戌变法”的“老佛爷”慈喜；被软禁的赵紫阳，恰是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忧心忡忡的后共高龄总理朱镕基，就是苦思极虑的晚清老宰相李鸿章；今日劣迹斑斑的中共“太子党”，正是当年骄奢淫逸的晚清“八旗子弟”；至于官场腐败，百年后与百年前，不仅酷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的壹点：满清是历史上公认的外来政权；严格地说，中共也是外来政权，壹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毛泽东与中共，批孔孟而崇马列，就是最好的见证。

　　惊人的相似，不仅见于体制内，也见于体制外。清廷腐败，但晚清多数留学生，仍对其效忠。大名鼎鼎的严复，是当时留洋海外、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国后，不仅没有为中国的彻底改造鼓与呼，反而与杨度等守旧势力同流合污，组成所谓“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谓之符合“中国国情”。中共祸国之时，也曾有负笈海外的“导弹之父”归国拥护，甚至伪证“亩产上万斤”为“科学”。时至今日，壹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学人，依然保持对共产党的迷信。有人“海归”后，甚至倾其所学，“贡献”于封锁因特网，与独裁者合谋，剥夺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助纣为虐。

　

42、中国奥运金牌，代价知多少？

　

　　7亿人民币！这就是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每块金牌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的高工资、高奖金，不断翻新的体育场馆，不断引進的体育设备，等等。在该届奥运会上，中国获得32块金牌，耗费224亿人民币。这壹天文数字，相当于400万大学生壹年所需的费用，如果投入教育，足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子弟！

　　沈重的金牌，在其背后，是沈重的腐败。每届奥运会之前或期间，大批中共官员以“考察”为名，出国逍遥，大肆挥霍公款，平均每人花费近20万元。由中共官员组成的所谓奥运“考察团”，很少时间看比赛，更从不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大多数时间游山玩水，狂购洋货。游完奥运主办城市之后，还往往“顺道”转往其他国家游玩。壹口气“考察”十几个国家，大多与体育赛事毫无关连。“国家体育总局”被“国家审计署”查出挪用奥运基金，只是该局高官腐败的冰山壹角。

　　中共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死拼奥运，不惜血本，总算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此壹举两得：粉饰太平，浪得虚名；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对中共官员来说，这又是弄权自肥的天赐良机。比如，为办奥运，须兴建大量体育工程，他们可趁机大捞油水。又比如，当局置大量“海归”人员不用，计划派出至少十万名官员前往英国，从英文开始，全面“進修培训”，为此不惜耗资30亿人民币，让各级官员大“开洋荤”。

　　众所周知，占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依然处于极度贫困。中共惘顾国计民生，血拼奥运，不过是效法当年的纳粹德国，用奥运会的光环，来掩盖其对内迫害、对外威胁的反动本质。

　
43、神舟飞船，意义何在？

　

　　中共大肆吹嘘“神舟”号系列飞船，不明真相者，以为“成就巨大”。实际上，“神舟”飞船，全面模仿俄国技术，所有着陆舱、轨道舱、回收舱，都是俄罗斯“联盟号”的翻版，毫无创新。宇航服和生命支持系统等，更是直接从俄国购得。包括总设计师和所有宇航员，全都在俄国受过训。所谓“现代化”，就是“俄国化”。

　　中共制造“六四”屠城以来，壹直受到西方制裁，几乎无法从西方获得高精科技。于是，当“神舟”飞船上天以后，国际专家赫然发现，中国重复的，不过就是西方四十年前的技术。俄国飞船载人飞行已经超过壹百多次，中国不过两次；俄美宇航员已经可以在太空连续飞行和工作六个月，中国宇航员连续飞行不超过五天。

　　中共罔顾国计民生，壹掷千金，大张旗鼓张罗的，不过是壹项巨大的政治工程。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美国壹所三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以毫无科研建树的浅薄资历，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分院院长，兼任“神舟五号”工程副总指挥。可想而知，“神舟”飞船的政治背景。“神舟”飞船上天以后，中共竟然宣传，该工程可以“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政治企图，不打自招。

　　“就是当掉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原中共外长陈毅语）；“不怕核大战，哪怕中国人死掉壹半”（中共头目毛泽东语）；“不惜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变成火海”（中共末将朱成虎语）……中共劳命伤财，空耗国脂民膏，眼中只有政权，而毫无人民。这，就是“神舟”飞船的全部“意义”。

44、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宣称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却从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诸如公有制，社会福利至上，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等等。国营企业成为中共官员洗劫国有资源的“合法”招牌；社会福利，仅仅是属于各级官员、公务员、和部队官兵的垄断利益；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没有地位，没有福利，陷入绝对贫困。如果说是“社会主义”，这是最坏的“社会主义”。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共贪官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和祸乱之源。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假货泛滥，壹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社会道德崩盘，这壹切，都是在中共的刻意诱导和教唆之下。如果说是“资本主义”，这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政治上独裁，思想上专制，精神上奴役，肉体上消灭，中共迷信的，不过是暴力和屠杀。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而且是最坏的封建主义。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上，有的是爱民如子的明君，和精忠报国的贤臣。却没有壹个朝代，比得上二十至二十壹世纪的中共，随时高举的枪杆子，随处可见的文字狱，铺天盖地的谎言，无孔不入的特务。恶法酷刑，无所不用其极。
　　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再加血淋淋的封建主义，这壹总和，就是中共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壹个不伦不类的名词。无非要招摇撞骗，欺世盗名。
45、当今中国，为何道德沦丧？
　
　　当今中国，官场腐败，买官卖官；假货遍地，欺诈成性；官员既贪且淫，个个争包“二奶”；盗贼蜂起，警匪壹家。许多人孜孜以求、碌碌而为的，惟有壹个“钱”字，壹个“性”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识者扼腕，外国人摇头。
　　有人以为，盗版、假货、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国刚开始搞资本主义，似乎在所难免。其实不然。鉴于西方从来就有宗教信仰传统，即便在其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普及的宗教情怀，也足以约束多数人的行为，不至于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今日西方，文明而多元，人们更不至于沈陷于钱色极端而不能自拔。
　　有人误会，中国人今天的种种陋习和歪风，都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其实不然，中华传统文化中，自有其精华，如“仁义礼智信”；也有其糟粕，如专制独裁愚昧。如果说，今日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传统文化”成分，只能是，有其糟粕，而无其精华。
　　病根与祸源，还是在中共。中共大搞“无神论”，砸烂神位祖牌，等于纵容人们犯罪，而无惧天谴。尤其是，中共导演“文革”闹剧，不仅大规模毁灭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教唆民众，互相揭发，彼此栽赃；互相羞辱，彼此残杀。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从此，整个社会，人性沦丧，而兽性泛滥。
　　另外，举凡政治、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处处是中共设置的苛严禁区，民众没有更多选择，贫困者，固然累于艰难生计；小康或富裕者，则几乎只能将所有精力，都挥霍于“钱”、“性”二字上。
46、法轮功抗暴，是“搞政治”吗？
　
　　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无情镇压，残酷迫害。法轮功奋起抗暴，争人权，反迫害，竟被中共、乃至其他壹些不明真相的人，指责为“搞政治”。
　　在民主国家，政治，只不过是平民生活的壹部份，比如，选举与被选举，经常而频繁進行，人手壹票，人人平等。行使权利，发表意见，就如衣食住行壹样，极其平常。而在中共独裁下的中国，政治，成了中共及其各级官吏的专利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壹边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自况），壹边是防民之口有如防川。中共可以咨意妄为，民众只能逆来顺受。中共可以大开杀戒，民众只能任割任剐。
　　法轮功本来不搞政治，如今坚持信仰、反抗迫害、讲清真相，不过是行使天赋人权，也是正当防卫，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搞政治”，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况且，法轮功的传播，原本是拯救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天赐良机。经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折腾，中国人惯于相互出卖、自相践踏、彼此残杀；经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扭曲，全民“壹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谋取钱财，不择手段。人性与天良，几乎丧尽。
　　法轮功主张真善忍，正好抵消当今中国典型而普遍的社会恶习：假恶暴。假：中共舆论与宣传的假大空；到处盛行的假话、假相、假文凭；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恶：中共迫害异己的凶恶；黑白两道勾结的霸恶；社会人心叵测的毒恶等等。暴：中共屠杀民众的残暴；官商勾结、强征强拆、欺压弱势群体的横暴；为富不仁与仇富心态下，贫富仇杀的野暴等等。
　　中共打压法轮功，等于继续毒化中国社会，加剧道德沦丧。非但如此，镇压法轮功，使罪恶累累的中共，又欠下中华民族壹笔天大血债。孽债难逃。
47、中国人“不关心政治”吗？
　
　　民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志；没有民主的国家，无异于野蛮之邦。然而，在中国，民主却成为壹个艰难的话题。当温饱无着时，有人会说：“连饭都吃不上，谈什么民主？”当温饱之后，有人又会说：“都有饭吃了，还谈什么民主？”前后抵触，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有人就干脆说：“中国人‘不关心政治’。”
　　事实上，中国人几乎是最关心政治的壹个民族。且不说在共产党制造的文革动乱中，“政治挂帅”，全民狂热，拉帮结派，几乎人人有份。那时，连保持中立和旁观都不可能，都会被打成“逍遥派”和“骑墙派”。即便在当今“经济至上”、“全民皆商”的年代，为数不少的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然热衷于政治。
　　比如，中国富豪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那些不是党员的，大部份则都是“政协委员”；又比如，为了争取“先富起来”，许多人削尖脑袋，拉关系，走后门，谋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见风使舵，政治嗅觉极其灵敏；再比如，壹些急功近利的普通人，也忙于解决“组织问题”（入党），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政治捷径，是捞取利益和实惠的最佳手段；还比如，壹些留学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共襟若寒蝉，甚至亲共媚共，对中共头目迎来送往，无非是要在中共那里，讨个政治上的好处，進而讨个生意上的好处。凡此种种，如何称得上“不关心政治”？
　　惯于玩弄权术的中共，专门对准人性的弱点下手，将人们政治上的“表现”，处处与物质利益挂钩。政治上得势，物质待遇随之提高，乃至予取予夺；政治上失势，物质待遇随即降低，乃至被剥夺殆尽。中共赤裸裸地把玩和扭曲人性，引诱著整个民族的堕落。
　　民主，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与物质或温饱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没有主从关系。民主，是生而为人的天赋权利，更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以“中国人‘不关心政治’”为借口，堵塞民主之路，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48、“强国梦”从何而来？
　
　　中共肆意炒作“强国论”，鼓吹“强国梦”，着实迷惑了不少国人。有人误以为，要强国，就必须稳定；要稳定，就必须专制。实际上，世界上每壹个民族，无壹例外地，都怀抱“强国梦”。但如何达到目的，却有正有邪。
　　欧美国家选择以民主与和平手段，实现“强国梦”，堪称迄今人类最完美的形态。相反的例子则有：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煽动民众，发动对他国的侵略战争，去实现大和民族或日耳曼民族的“强国梦”；冷战中，苏联共产党惘顾国计民生，不计军备竞赛的高昂代价，盲目追求“强国梦”。
　　如今，中共厉行独裁，穷兵黩武，对内镇压，对外威胁，无非是步苏联、日本、和德国的后尘。有人庆祝中国“神舟”飞船上天，却不知，那不过是全盘模仿俄国的陈旧货色，对俄美等国而言，已经是四十年前的技术。
　　有人欣喜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终于结束了对中国长达26年的粮食援助，却不知，中国从来就是壹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五千年中，只有轮到共产党统治的时代，才
　　发生了国民经济崩溃、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惨剧，竟至于需要长期依赖外援。有人欢呼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却不知，中共将外援粮食的90%以上，都交给了流氓成性的朝鲜金正日政权。
　　说穿了，中共炒作“强国论”，鼓吹“强国梦”，无非是转移民众视线。不准民众关心国事，只准民众“向钱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壹党专政，抓牢该党自上而下的既得利益。
49、是天灾还是人祸？
　
　　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唐山大地震伤亡数字。且不问，在中共惯于撒谎的恶劣信誉下，这壹数字是否缩水，只说灾难发生三年后，才公布受害人数，就堪称“世界记录”。
　　实际上，唐山大地震，创造了多项人类历史记录：死亡最多，损失最大，救援最不力，重建最迟缓。之所以如此，在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不受监督，不负责任。中共宣扬“政治挂帅”，忙于“阶级斗争”，长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面对自然灾害，从未建立起码的预警机制；唐山地震前，部份专家曾经准确预报，壹再向上陈情，中共高层却置之不理；大灾难降临后，当局因毫无准备，仓促应对，错过了抢救人命的宝贵时机；与此同时，当局悍然拒绝国际援助，坐视更多民众白白送命；即便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刻，利令智昏的中共当局，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是天灾，更是人祸，人祸叠人祸。在唐山大地震的前、中、后各个阶段，中共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无视生命、怠慢生命、草棺人命的冷血本性。这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机制，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对中共而言，保住权力，才是其压倒壹切的最高利益，这壹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截然对立。
　　岂止是唐山大地震，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发生无数灾难。而在每壹场灾难里，人祸都大于天灾。比如，中共曾发动“大跃進”，导致国民经济崩溃，随后饿死数千万人，毛泽东为了遮掩，谎称“三年自然灾害”、“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云云。连刘少奇都看不下去，当众揭露，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因此被毛打倒并迫害致死。
　　数十年过去了，面对灾害，中共手法未变：依然掩盖真相，惘顾人命，坐视事态恶化。屡犯渎职罪的中共，不仅从未向民众认错、道歉，更无意下台，还随时往自己脸上贴金，“变坏事为好事”。举凡萨斯瘟疫、禽流感、艾滋村、以及层出不穷的矿难，等等，都依然是，人祸大于天灾。
50、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中国的种种弊端，主要归结到制度。然而，有人不同意，认为：是人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理由是：制度也是人设计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没错，中国人当然有问题。上世纪初，当皇权既倒，共和初建时，中国民众对新生民选政府过度苛责，并视国会论争为“壹派乱象”，以为壹个声音或鸦雀无声，才显得“井井有条”和“行礼如仪”。民众的保守心态和浅薄见识，成为专制复辟得逞的原因之壹。这壹“虚假民意”，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支撑著中共独裁政权。
　　也有人说，是文化问题。没错，中国文化当然有问题。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追求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对他人缺乏博爱，对社会缺乏责任。这种狭隘的心态，形成自私自利的人生社会哲学：“不管闲事”，“莫问国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共奸巧地利用和张扬这壹点，轮流迫害中国民众中的“少数人”，而毫无顾忌。中共深信，大多数人只会袖手旁观，甚或幸灾乐祸。
　　人有问题，文化有问题，但制度更有问题。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的防范上，而着重监督与制衡。中国的壹党专制制度，不受监督，不负责任，放大乃至纵容人性的阴暗面，以至于官场腐败横行，民间道德沦丧，只见私利泛滥，不见公德昭彰。中华民族自有优点，如勤劳与厚韧；中国文化自有精华，如仁政与民本。但中共倒行逆施，令中国人性的光辉和文化的亮点，几乎丧失殆尽。
　　制度与人，相辅相成。好的制度，培育好人；坏的制度，滋生坏人。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并非壹朝壹夕所能解决，但改革制度，却可以立即着手。当壹个彼此制衡、有效监督、公开选举的制度建立并巩固之后，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将获得有效改善的基础和捷径。就此而言，解决制度问题，最为紧迫。

51、“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
　
　　明哲保身，是许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面对壹波又壹波中国同胞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不少中国人抱以犬儒主义的姿态：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触而不觉。甚至满不在乎地表示：“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这种态度，尤其普遍地存在于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如商人、公务员、白领阶层、以及被高薪收买的知识份子。
　　然而，人类共处的世界，彼此联系而密切相关，只要他人过不好，妳就可能过不好。比如，妳生活在中国，受害于污染的空气和肮脏的环境，那是中共长期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人为破坏生态的后果；又比如，妳行走在中国大地，时而遭遇粗鲁甚至威胁性的对待，那是中共以人治耽误法治、人为践踏道德良知的后果；再比如，妳原本过着平静的日子，与世无争，突如其来的，妳的房子或土地被征收，没有商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在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的恐怖中，失去了美好家园。那是因为，妳的权利早已被剥夺，妳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
　　有人不甘宰割，奋起捍卫天赋人权，并为之付出沈重代价。环保人士被抓，维权人士被捕，上访人士被殴打……其实，他们争取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力，也是妳们的权利。他们、我们、妳们，本无区别，妳却视而不见，闻而不听，触而不觉。
　　德国有位牧师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后来又成为纳粹的迫害对象。他有壹段经典的忏悔，足以供我们深思和借鉴：“壹开始，他们（纳粹）追杀犹太人，但我不是壹个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仍然没有反对；再后来，他们追杀工会分子，但我不是工会成员，因此我还是没有反对；最后，他们冲我而来……但已经没有留下多少人来反对。”
52、“不干涉内政”正确吗？
　　　中共践踏人权，残害同胞，每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此，中共壹律斥之为“干涉内政”。中共疾言厉色，似乎“理直气壮”。
　　比方说，两户人家，互为邻里。其中壹户人家闹内讧，设若仅仅是拌嘴吵架，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顶多劝谕两句；但设若这户人家中，丈夫持凶器威胁或伤害妻子，隔壁人家理当挺身而出，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逞凶者送交法办。因为，事态发展至此，已经不是壹个家庭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家庭“内政”，而是社会公理。
　　同理，当壹个国家发生内部纷争，如果仅仅是口舌笔墨之争，其他国家自不必多事；但如果该国内部，自相残杀，尤其政府迫害异己，残杀无辜，其他国家理当拍案而起，予以谴责、制止、乃至于将暴徒暴君送交国际法庭。因为，人类共处于壹个蓝色星球，人性相通，如姐妹兄弟，岂能因国界相隔而纵容暴力与犯罪？
　　曾经因为干涉不力，国际社会坐视红色高棉（柬共）屠杀民众170万，卢旺达种族屠杀50万，苏丹政府屠杀民众30万。如今，这类大屠杀的主谋及其追随者，都正在或即将受到正义的审判。基于这类惨痛教训，国际干涉的决心和力度日益增强。
　　中共所说的中国“内政”，不仅国际社会不得干涉，就连中国人民自己，也不得干涉。中国民众中，有议论者或干涉者，轻则受到警告，重则投入监狱，甚至被杀人灭口。所谓中国“内政”，实为中共“家政”。是中共的暴政，而非中国人民的“内政”。正因如此，中共视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国际社会、和文明国家为大敌。每遇批评和谴责，就暴跳如雷，恶言咒骂。
　　中共自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实际也处处干涉他国内政。区别只是，中共的干涉，都是负面的和反动的，每每为恶势力撑腰，符合其独裁本性。发生在柬埔寨和苏丹的大屠杀，都因中共在背后怂恿或张目，屠杀中的武器，也大都来自中共。这是负面干涉的典型。中共对此，更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53、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
　
　　中共践踏人权，却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并美其名曰“事关主权，决不让步。”以主权为幌子，在国际上行骗，已经难以为继，但在国内，该骗术还有壹定市场。中共的算盘正在于此：高唱主权，贬低人权；以主权模糊人权，以主权代替人权；混淆视听，继续愚弄国人。
　　其实，国际社会批评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仅仅是就事论事，与主权问题毫无关系。绝非因为中国人权有问题，就要损害中国的主权。是中共故意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鱼目混珠，模糊焦点。
　　诚然，人权与主权，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毫不相关。当国家遭受异族入侵和蹂躏时，该国主权与人权可能俱失（如二战时，中国沦陷于日军入侵）。除了这种极端情形，主权与人权可能壹致（如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也可能背离（如主权独立的专制国家）。当今中国，属于后者。
　　有人困惑：究竟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答案并不复杂。任何国家，都首先是由人民组成的，没有人民，如何成其为国家？换言之，主权在民。推理下去，如果人民没有权利，主权又在哪里？
　　至于当今中国所谓主权，不过是中共把玩于手的招牌罢了，深受奴役而无力左右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民，与此又有何干？显见，没有人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正所谓：奴隶没有祖国。循此逻辑，不言而喻：人权高于主权。

54、为什么中美关系风波不断？
　
　　虽然，中美当政者都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却波折起伏，冲突频仍，每每处于紧张与对峙状态。就连中共首脑每次访美，都会围绕访问规格，产生争执，而闹得不欢。
　　对中国，美国既未威胁，也不曾侵略。相反，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不仅为中国提供大量财力物力，还派出空军，直接参与中国抗战。而美国在太平洋击垮日本，更最终导致日军退出中国。
　　中共建政之后，却忘恩负义，“壹边倒”地投向苏联怀抱，粗暴驱逐美国驻华使节。金日成壹手挑起朝鲜战争后，中共又悍然派出军队，不惜与美军直接交手。从此，中美为敌，长达近三十年。之后，双方关系虽有改善，却没有消除根本的对立。
　　中共仇视美国，唯壹的出发点，是敌对的意识形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共，则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中共强求美国容忍其独裁，谎称为世界“多样性”的壹部分，但中共却绝不容忍我本国民众的多样性。
　　与此同时，中共与专制政权为盟，与流氓国家为伍，向后者提供资金、输送武器，直接威胁了世界和平，進而也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中共对内迫害、对外威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警惕和防范。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不得不对中共展开长期围堵，并望其改弦易辙。
　　中共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说到底，中共独裁，才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可以断言，只要中共依然在位，并固守极权，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而只会风波不断。
55、美国害怕“中国掘起”吗？
　
　　中共压迫国民，遭到美国批评。为了摆脱尴尬和困境，中共故意将美国为中国民众打抱不平的言行，扭曲为“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抹黑为“美国害怕‘中国掘起’”。让壹些人误以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国家利益”之争。
　　中共偷梁换柱的宣传手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分子，就曾经高唱同壹种调子。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宣传说：美国不愿看见日本在西太平洋掘起，因而围堵日本。德国纳粹统治者则说：美英等国惧怕德国强大，必欲除之而后快。
　　事实上，当时，美英等文明国家惧怕的，与其说是德日两国的掘起和强大，不如说是它们赤裸裸的专制和侵略本性。果然，德日两国先后在欧洲和亚洲挑起世界大战，早有防备的美英等国，奋起还击，击败德日帝国，并推翻其政权，迫使其转入民主体制。德日两国，经民主转型后，和平掘起，分别成长为世界第三和第二号经济强国，在这壹过程中，美国非但没有“害怕”，还热心扶持、慷慨援助，成为德日两国和平掘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因。
　　德日两国本身没有想到的是，它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梦”，并未经由战争手段而实现，反而经由民主改造而达成。德日两国的教训和经验证明：以专制或战争，与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对立，只能是死路壹条；以民主与和平，与文明世界和谐相处，才是掘起之道。冷战中，专制的苏联与民主的美国对垒，也以失败告终，应是同样的道理。
　　而今，中共处处与美国作对，不过是重复德国、日本、苏联的老路，注定重蹈其复辙。因为，中共之心，路人皆知，不过是为了壹党之私，固守其既得利益。历史反复证明，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谁就注定为世界潮流所淹没所扬弃。撇开中共不提，壹旦中国有机会转型为民主国度，中美两国势必成为最紧密的盟邦，最强的技术与最多的人口，将实现最大程度的互补。

56、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国家利益”？
　
　　中美交往中，双方当权者都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部份中国人看来，中方强调“国家利益”，似乎理所当然；而美方强调“国家利益”，则证明美国关注他国民主与人权，纯属“虚伪”，而有其“目的”。
　　美国领导人毫不讳言“美国的利益”，那是因为，美国是壹个民主国家，领导人做任何事，都要基于民意，也要争取民意。通常，壹般民众无需具备崇高的境界和觉悟，更不能苛求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历届美国领导人争取民意的基本招数，就是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甚至突出与大众切身的“经济利益”，因而言必称“美国的利益”。
　　中国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并非民选，他们口中的“国家利益”，往往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是当权者自身的利益。他们经常把“国家”与“政府”概念混为壹谈，就证明了这壹点。比如，他们说“国家机关”，就是“政府机关”；“国家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国家安排”，就是“政府安排”；等等。
　　事实上，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越是壹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驰。所以，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可怕，不仅体现美国民众的利益，与人类的方向也大抵壹致；而所谓“中国的国家利益”，现阶段，就是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不仅与人类的方向相左，甚至也与中国民众的利益相背离。中共出于壹党之私，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听任权钱交易，腐败横行，不惜严重损害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是最好的佐证。
57、中国距文明世界有多远？
　
　　就物质水平而言，中国与文明世界，尤其西方国家，差距依然巨大。拥有最多人口的中国，经济总产值仅排名世界第四至第七位，而人均产值仍然挂尾于世界近百位处。以经济、技术、管理、效益等综合指标而论，中国落后西方国家，至少五十年。
　　精神领域的差距更形显著。且不说政治独裁、文化专制、宗教压抑，使中国依然沦陷于中世纪般的黑暗。仅就壹般意义上的观念而言，中国的落后都十分明显，主要是领导人观念的落后。
　　2004年底，南亚发生海啸，28万人丧生。几天后即为新年，各国纷纷宣布元旦日为哀悼日，中共当局却在中南海举行盛大晚会，“张灯结彩，笑语欢声，鼓乐阵阵，丝管悠扬。”中共领导人的兴高采烈，与全世界的巨大悲痛形成鲜明对照。这让外界从壹个侧面了解到，中国政治发展何以严重滞后。
　　从唐山大地震，数十万民众丧生，到新世纪之交，天灾人祸频仍，如陜西矿难，大量工人死伤；江西火灾，数百小学生被烧死；非典蔓延，无数国人遭殃；贫困子弟因交不起学费，频频传出自杀悲剧……中共都不曾宣布哀悼，甚至蓄意隐瞒真相。
　　壹个连本国民众都不愿善待的政府，又如何能善待人类，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巨大的落差，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对照。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连任的演说中，誓言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认为：壹个更加自由的外部世界，将使美国更安全。同壹时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号召学习古巴、朝鲜，声称：古巴、朝鲜虽然经济困难，但政治上壹贯正确。总之，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道德等精神领域综合而言，中国落后西方国家，至少壹百年。
58、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不完美”？
　
　　西方国家，是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文明世界：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开放、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依然存在各种问题：依然有人犯罪，尽管比例很低；依然有人歧视，尽管并非理直气壮；依然有人渎职，尽管不太嚣张；甚至在壹些具体的社会事务上，依然有社会不公。总之，并非圣洁无瑕的天堂。
　　有人据此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也有“不好的地方”，而中国也有“好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差不多”，“什么民主不民主，还不是壹样？”，“中国和美国，也没什么区别！”
　　臂如两筐苹果，其中壹筐，大多数是好苹果，仅有几个烂苹果；另壹筐，大多数是烂苹果，仅有几个好苹果。既然前壹筐也有烂苹果，后壹筐也有好苹果，我们能否据此得出结论：两筐苹果“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这种结论，显然不能成立。道理很简单：好坏的数量显著不同，量变带来质变。
　　如果说美国官场还有腐败，那是偶尔的和零星的，占官僚比例不及1%；而中国官场，官员腐败的比例，高达95%以上。美国官场的零星腐败，是人性的腐败，即人性弱点的残存表现。互相监督和彼此制衡的民主制度，对此构成最大的制约。而中国官场的腐败，不仅是人性的腐败，更是制度的腐败。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壹党专制体制，本身就是腐败得以滋长蔓延的温床。
　　种种优劣，不壹而举。说到底，专制的中国，与民主的西方，有天壤之别。世界上只有相对的完美，而没有绝对的完美。西方国家的“不完美”，恰恰说明，人类的進化和進步，永无止境。
59、谁在国际上陷于孤立？
　
　　中共媒体，热衷于反美宣传，壹旦国际上有反美声浪，或大或小，中共必借题发挥，大肆炒作，折腾得有声有色。天长日久，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还以为美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还以为中共在国际上才“有头有脸”。
　　事实上，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恰恰就是美国。且不说，整个欧洲，都是美国的盟友。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或以美国为盟邦，或与美国亲善。就连在反美色彩最浓厚的中东阿拉伯地区，亲美国家也越来越多，反美国家也越来越少。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作其头号外交关系。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美国的强大，更在于：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最乐于助人的伙伴，最负责任的大国。
　　细数中共的盟友，为数寥寥，且都是“国际孤儿”。北朝鲜，长期与国际社会为敌，典型的“亚洲孤儿”；缅甸，不仅受到国际孤立和制裁，甚至在其所处的东南亚地区，也受到东盟国家集体孤立和制裁；古巴，长期置身国际社会的封锁墙下；苏丹与津巴布韦，为大多数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所不齿；伊朗，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即便在中东地区，也被视为“狂人”国家而落单……
　　同属独裁和野蛮阵营，中共与这些盟友同病相怜。这些盟友的国际处境，折射出中共本身的国际处境：脱离主流国际，沦为边缘国家。仅仅因为中国是壹个大国，才使中共免于落入同上述小国完全雷同的凄凉境地。
　　南亚国家抗灾，不敢邀请中共，因为担心后者趁机搞“间谍活动”。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在俄罗斯之上，但因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被排斥在八大工业国行列之外，反倒是民主的俄罗斯，被列入傲人的“G8”成员。即便在中共最津津乐道的“上海合作组织”里，也只有中国领导人未经民选，形象尴尬。加入该组织的其他国家，也从未把这个松散组织当壹回事。换言之，在国际上，中共几乎没有几个“靠得住”的盟友。中共在国际上的处境，即便不是绝对孤立，也肯定是相对孤立。
60、谁羞辱了中国？
　
　　每当有国际媒体报导中国阴暗面，中共就责之为“说三道四”；每当有外国领导人奉劝中共当局善待自己的同胞，中共就责之为“好管闲事”；每当有持不同政见者批评共产党，中共就责之为“家丑外扬”……非但如此，中共声言，所有这些，都是“羞辱了中国”。
　　且不说中共本身不代表中国，只说在漫长的历史上，但凡中国的荣耀与辉煌，何曾与中共相干？人类记载，代表东方文明的，是儒家思想；人类记得，影响和照亮世界的，有盛唐文明；人类知道，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至于近代，能给世界留下印象的，也只有中国人民浴血坚韧的抗日战争。
　　而中共篡政之后，带给中国的，是血腥与屠杀，谎言与欺骗，破坏与毁灭；留给世界的，是黑暗和野蛮，丑闻和闹剧，悲剧和惨剧：大跃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大饥荒，大动乱，大屠杀，大恐怖……
　　即便今日，在其念念有词、津津乐道的“经济建设”中，中共给外界塑造的“中国形象”，不过是：经济膨胀下，狂妄自大的暴发户嘴脸；兼污染大国、贪污大国、娼妓大国；而疯狂的穷兵黩武，发指的政治迫害，恶劣的人权记录，更是为世界和时代所不容。
　　在中共主导下，所有这些负面指标，无不排名世界第壹。壹句话，半个多世纪以来，唯壹和最大程度羞辱中国的，恰恰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61、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毛泽东？
　
　　战争时期，毛泽东滥杀无辜；和平时期，毛泽东也暴虐成性。迫害异己，残害忠良，贯穿毛的壹生，从未停止。在毛泽东奉行的阶级斗争“哲学”里，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其身边大多数战友被他迫害致死）。毛泽东的暴政，造成总计6至8千万中国人死亡。创下世界之最，也创下历史之最。
　　为了攫取和死守权力，除了杀戮，毛泽东也用尽骗术，号称“阴谋”加“阳谋”。
　　不但骗外国人，更骗中国人；不但骗普通民众，也骗党内“同志”；不但骗友人，也骗亲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行骗壹生，骗尽天下人。
　　毛泽东是中共的标志，影响中共至今。否定毛泽东，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历任中共头目都竭力保毛，目的是要保住共产党，保住他们自己。故而，毛像至今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尸至今霸占著天安门广场。
　　既然招摇撞骗为人类所不齿，杀人犯罪为人类所不容，彻底否定毛泽东，便是理所当然。如果连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如毛泽东者，都能获得“三七开”，就意味着：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也都可以获得“三七开”；甚至于，普通犯罪份子、恐怖份子，更可以获得“三七开”。如此，世上岂有正义？又岂有公理？
62、为什么要彻底否定共产党？
　
　　镇压、迫害、清洗、杀戮，是共产党国家的最大特征。凡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都引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或因屠杀，或因内斗，或因饥荒。对应的政权和非正常死亡人数，仅举几例：朝鲜劳动党，数百万人因饥饿致死；红色高棉，该国四分之壹人口（170万）惨遭屠杀；苏共，三千万人因屠杀和迫害死亡；中共，七千万人因屠杀、迫害、和饥荒致死。
　　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规模之大，为祸之深，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作恶之巨，更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停止大规模清洗和迫害的时候（1956年，苏联和东欧），中共却反其道而行，壹波接壹波地，将迫害与屠杀，推向登峰造极（比如，“反右”和“文革”）；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顺应潮流、告别专制、和平转型之际（1989年），中共依然用屠杀手段，镇压民众，扑灭民主（“六四”屠城）。
　　非但如此，中共毫不喘息，又继续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人士，欺压弱势群体，不断制造惊天血案。仿佛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中共之路，从来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甚至越走越远。既然中共决意将独裁進行到底，民众就只能对之彻底否定。彻底的埋葬，也指日可待。

63、国家稳定，靠镇压才能维持吗？
　
　　迄今，中共从未停止过镇压民众，还强词夺理地自我辩护说，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有人受了愚弄，也以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镇压，怎么维持？竟认定："不镇压，就会乱。"
　　让我们回顾鲧和禹治水的典故。古时，水灾频仍。尧帝任用鲧治水，鲧用拦截和堵塞之法，治水九年，毫无功效，水厄依旧。舜帝继位，任用禹治水，禹用疏导之法，劈山凿壁，让洪水宣泄，水患终于平息。
　　人们常把民意比喻为水，称"水可载舟，亦可复舟。"治水有两种办法，治国也有两种办法。文明国家，任民意抒发，集思广益，总体而言，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中共独断专行，压制民意，封锁信息，积累天怒人怨，酿造社会冲突。人们因于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而壹旦爆发，则如洪水滔天。
　　领导人的本事，岂在于镇压？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领导人，靠竞选上台，依监督执政；在丛丛考验下，重德修身，励精图治。既能广开言路，又能维护社会安定；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焕新政治。只有无德无能的统治者，才既贪恋权利，又惧怕民意，而张牙舞爪，作势吓人。
64、如何看待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从成立之日起，内部权力斗争，就壹直伴随着中共。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在许多时候，甚至表现为彼此陷害和互相仇杀，如毛泽东陷害西路军和新四军、屠杀AB团等。残酷而惨烈的权力斗争，乃是由中共的野蛮性和独裁性所决定的。
　　中共权力斗争，以各种名目進行。早期以“路线斗争”为名，后期则以“改革”或“反腐”为名，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目的只有壹个：最大程度地攫取权力；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则是不顾壹切地固守权力。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常常酿出祸端，并转嫁给无辜大众。比如，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不惜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令整个民族卷入疯狂。又比如，邓小平等元老为了保住权力，不惜逾越党章，超越程序，先后强行罢黜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甚至酿成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
　　中共党员和干部，死于内部权力斗争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战争中敌方的人数。仅此壹点，足以证明中共的反动和黑暗本质。要结束中共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带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出路只有壹条：结束中共壹党专制，将全部权力置于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之下。
65、什么是“敌对势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热衷于“阶级斗争”，目的之壹，是将自己的种种错失及其后果，都归结于“阶级敌人的破坏”。鉴于此法有效，他们总结道：“阶级斗争壹抓就灵。”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不再提“阶级斗争”，却换上壹个新名词：“敌对势力”。目的依然是，将所有矛盾、冲突、及其负面后果，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破坏”。比如，中共动辄将壹些国内矛盾，硬说成是“外国势力插手”。
　　鉴于中共执政，并非经由选举，即并非来自民众授权，于是，中共上下，心怀忐忑，坐卧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他们眼里，处处都是“敌对势力”。反对他们的，是“敌对势力”；批评他们的，是“敌对势力”；甚至，向他们建言的，也是“敌对势力”。壹句话，凡是危及或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就是“敌对势力”。哪怕有时候，这种“危及或触及”，仅仅出自某些中共当权者的想像。无处不在的“敌对势力”，可能是外国人，也可能是中国同胞，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中共划定“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广，民运人士、法轮功、家庭教会，以及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共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
　　显然，正是中共自己，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敌，与世界潮流为敌。实际上，靠暴力起家、以独裁为本、开历史倒车的中共，从来就是文明的天敌。中共本身，是全人类的“敌对势力”。
66、怎样解读“为人民服务”？
　
　　凡事打着“人民”的招牌，是共产党的壹大发明。“人民”壹词，从苏共开始，苏共领导人自称“人民委员”。到了中共那里，“人民”被发挥到极致。“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公仆”、“人民军队”、“人民公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银行”，等等招牌，应有尽有。
　　在“人民”的招牌下，没有人民。说“挂羊头卖狗肉”，还嫌太轻；名称与内容，完全相反，等于“反话正说”。比如，中共自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甚至于，连“中华”都没有（中共当政时期，中华文明、文化、文物遭到空前绝后的破坏与毁灭）。换言之，这壹国名，本身就是由三个谎言组成的壹个天大谎言。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发明，是中共的又壹大谎言。毛泽东和中共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歧视人民，压榨人民，迫害人民，屠杀人民，哪里有“服务”可言？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从充军打仗，到民工支前；从私有变国有，到粮食换军备；从牺牲农业，到发展军工；从官商勾结，到贫富悬殊。人民见证的，不是中共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中共服务，甚至为毛泽东壹人服务。
67、谁欺负了中国人？
　
　　中共穷兵黩武，不惜从老百姓口中夺粮，借口是：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核武器，为的是不让中国人受欺负。近代史上，俄国人、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先后入侵中国。就像所有其他民族遭受外来入侵壹样，被入侵的中华民族，自然也曾遭受欺凌。当这几页耻辱的历史翻过去之后，中国人理当获得自由，扬眉吐气。
　　但1949年之后，被称为“解放”了的中国民众，突然面临暴增的饥饿、迫害、凌虐、屠杀、和死亡。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灾难，写在中国人脸上的耻辱，有增无减，而且无数倍地扩大。
　　华人遍布全世界。在亚洲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华人创下的经济和文化奇迹，傲于世界。在欧美，华人以勤奋和成就，赢得尊严，成为当地的社会中流。相比之下，最没有安全感和地位最低下的华人，竟在本土中国！“文革”、“大饥荒”、“六四”屠城，种种人间惨祸，只有本土的中国人，才能“领受”。
　　单说发源于中国的法轮功，如今遍布世界，其学员未曾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唯独在自己的祖国，却受尽驱赶、凌辱、酷刑、和虐杀。华人苦恋的中国，竟如人间炼狱。谁欺负了中国人？答案不言而喻：那个自称“人民政府”的中共，对同胞的蹂躏和欺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外侮内患的总和。

68、中共法律有效吗？
　
　　文明国家制订《宪法》，须经全民公决，始能生效；制定《法律》，则须经由民意代表，而这些民意代表（如国会议员），则必须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中共也制订了所谓“宪法”和“法律”，然而，这些“宪法”和“法律”，由中共高层及其御用代理人在小圈子内炮制而成，未经全民公决，也未经真正的民意代表审议，属于彻头彻尾的伪“宪法”、不折不扣的伪“法律”。实际上，属于中共的“家法”，于国于民，完全无效。
　　中共的执法机关，未经民众授权，属于“私设公堂”和动用“私刑”。非但如此，立法者违法，执法者犯法，对中共而言，是家常便饭。随意抓捕，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滥用脏D，种种违法恶行，比比皆是。“文革”期间，中共甚至砸烂公检法，以所谓“公安六条”，取代它所有的“法律条款”。毛泽东本人则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时至今日，中共“法律”，虽然走尽过场，做尽文章，依然形同虚设。仅说维权人士，他们不过是用中共自订的“法律”，来维护民众的权益，竟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列为第六大打击对象。这壹切表明，中共本身，都从未把他们的“法律”当真，而自认无效。难怪，中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壹。既然立法者无意护法，执法者无意守法，甚至公然违法犯法，广大民众，又岂有遵守的义务？说到底，中国至今还是壹个人治的、而非法治的国家。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欺世盗名。
69、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罪恶？
　
　　提到中共的罪恶，如迫害、酷刑、屠杀、活摘人体器官之类，壹些人习惯性地疑问：“那是真的吗？”“不太可能吧？”“很难相信那会是真的。”这种疑问，不仅让中共逃过谴责，还对真相揭露者构成伤害，仿佛他们在“造假”或者“夸张”。
　　有时候，人们看到罪案报道，某犯接连杀死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对杀人犯的行为和动机，正常人难以想像，只得惊呼连连：“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后来知道，杀人犯是变态狂，这才勉强相信：“变态嘛！什么事干不出来？”个体行为的变态，容易被识别；但政府行为的变态，不仅令人难以识别，而且令人难以置信。“那毕竟是壹个政府啊！”有人陷入如此的困惑。
　　困惑的来源，无外乎两种，其壹，从小被中共洗脑，陷入两个“凡是”：凡是中共宣传的，都是正面的；凡是中共批判的，都是负面的。進而，凡是质疑或反对中共的，都是错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属于这壹类型者，多生长于共产党中国。其二，自己过于天真和善良，不相信世上竟还有人如此阴暗和残暴。属于这壹类型的，多为海外华人。
　　杀人狂之所以得逞，并非因为受害者都是傻瓜，而是因为，受害者都是正常人，以正常人的心理，自然不易防范变态狂。专制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并非因为民众太无能，而是因为民众太善良。在独裁者堂而皇之的宣传蛊惑下，有人极易被蒙骗；在极权者明目张胆的暴力威胁下，有人极易被吓倒。

70、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善良？
　
　　美国出兵他国，或为援助弱小，或为惩恶扬善，有人不理解美国的动机，不相信美国会为了他国人民着想，认定其所作所为，都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且不说，许多时候，美国的利益，本身与人类的利益壹致）；美国批评独裁政权恶劣的人权纪录，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意，认为壹概都是“虚伪”（且不说，事实证明，美国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最大帮助者）。
　　为民主而奋斗的人，不时遭人讥笑。有人认为他们“太傻”、“太天真”，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古人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的就是这类情形。毫无善意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善良；缺乏信仰的人，自然怀疑真正的信仰；无神论者，自然蔑视和诋毁虔诚信神的生命。
　　毛泽东声称：“宗教就是鸦片”，不惜全面扼杀民众的信仰。毛泽东却把他自己的“思想”，像贩毒般大肆兜售，强加于大众。毛泽东不准民众信神，却要民众把他自己当成神，予以盲目崇拜。于是，只有在中共的宣传中，才出现如此荒唐的自相矛盾：刚刚唱了壹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接着就唱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
　　无神论与盲目崇拜的奇异组合，不仅导致信仰崩溃，而其引发道德沦丧，酿成假恶丑大全的社会乱象。光怪陆离的当今中国，就是这壹乱象的生动写照。

71、谁在制造“妖魔化”？
　
　　中共经常抱怨美国或西方“妖魔化中国”，其实际意思是“妖魔化中共”。若干御用文人甚至炮制了壹本名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壹书，为外国媒体对中共的“负面报导”大肆叫屈。不可壹世的中共，居然叫起屈来，倒是令人玩味。在中国，所有媒体，为中共壹统，强行“舆论导向”，强制“正面报导”，把个祸国殃民的中共，塑造成壹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对照之下，西方媒体披露真实的中共，报导真实的中国，自然不如中共的意。
　　西方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新闻独立。媒体的权威，就在于其客观性和公正性。媒体必须守法，但并不受政府左右；而且，各大媒体，竞争激烈，针对同壹事件，往往发出不同声音。换言之，西方媒体，百花齐放。即便有倾向，也是不同的倾向，至少有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妖魔化”中国或中共，几乎不可能。
　　真正制造“妖魔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它妖魔化美国，妖魔化西方，妖魔化台湾，将文明国度，描绘为“水深火热”、“乱象纷呈”；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同胞——所有批评它的国人。在这方面，其精挑细选、断章取义、编造歪曲、尖酸刻薄、与恶毒咒骂，无所不用其极。“文革”语言，沿用至今。
　　中共对待媒体，从来持双重标准。壹方面，利用海外的民主空间，派出官方媒体，到他国扎根，宣传自己，随心所欲；另壹方面，决不允许他国媒体到中国立足。到后来，中共甚至干脆规定：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报导，要经中共的新华社审核，以新华社的报导为准。恶霸嘴脸，等于向整个文明世界挑战。
72、为什么中国还有政治犯？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壹概念。在中共所谓《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壹改名换姓，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壹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壹章。鉴于中共《刑法》，由重到轻排列，可见，在中共的概念里，政治犯被视为最严重的壹等。这和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壹致，他们壹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可惜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中共当权者的头脑竟没有丝毫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范围之广，无所不包：对中共独裁持批评者，如民运人士；追求言论自由者，如网友；追求民族自治、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者，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人士；追求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气功修炼者，如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等；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维权律师、环保人士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被监禁和发配劳教。
　　中共制造政治犯，罪名五花八门。除了“反革命罪”和“颠复罪”，还以“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精神病”等名义，迫害异己。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如经济罪、嫖妓罪、或流氓罪等，嫁祸与抹黑政治犯。
　　鉴定壹个国家是否文明，有无政治犯，是指标之壹。政治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绝迹，中国却是少数几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之壹，而且是拥有政治犯最多的国家。只要中共独裁统治壹天不结束，中国民众的抗争就壹天也不会停止。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成千上万和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仅此壹点，足以证明，中共把持下的中国，何其野蛮，何其黑暗！与文明国家，相距遥远。
73、中国人“仇外”吗？
　
　　近代中国人“仇外”，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义和团”杀西方传教士、攻打西方驻华使馆，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给中国历史留下耻痛壹页。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福音，最恐慌的，莫过于闭关锁国的满清专制政权，唯恐危及其封建法统。故而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浪潮。“排外”失败后，清廷对“义和团”改抚为剿，致其灭绝。
　　中共当权后，效法清廷，故技重施，不时煽动“仇外”情绪，不时掀起“排外”浪潮。“文革”中，红卫兵公然冲击、焚烧、砸烂外国驻华使馆，殴打外国驻华使节，不仅为“义和团”运动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背后，正是出自中共首脑毛泽东的指使和纵容。
　　从“批判资本主义”到“打倒帝修反”；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警惕‘西方和平演变’”等等词汇，都是中共出于自身独裁统治的需要，不断变换招术，所精心编排的“仇外”理论，也是中共仇恨哲学的壹部份。以至于，遭强制洗脑而别无选择的部份当代国人，情绪发泄的渠道，就只有“反美”和“反日”这两个主题。
　　然而，热衷美国大片，流行外国歌曲，疯狂移民，甚至大举偷渡，大部份中国人展现的，恰恰是“崇洋迷外”，而非“仇外排外”。中共领导本身，更是“崇洋媚外”的带头人：毛泽东与江青夫妇，酷好外国商品，癡迷西方电影，即便在“文革”中，也不曾须臾中断。当今中共官员，人手壹本护照，随时准备“逃跑”，哪里有半点“仇外”痕迹？
　　中国人原本并不仇外，中华民族博大包容，在唐朝时，曾显现“万邦来朝”的天国盛况。近代或当代中国人的所谓“仇外”情绪，不过是极权者蓄意引导和煽动的结果。可以预见，壹伺独裁统治终结，中国将成为最具国际性和多元化的大国，中华民族将重现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风采。
74、中共援外知多少？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壹书作者张戎举证：中共从建政起，就穷兵黩武。为了扩充军工，有意从老百姓口中夺食，明知会大量饿死人，还是大举出口粮食，以换取军备。为此下令：对粮食，“想尽壹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对肉类，“压缩国内市场，保证出口。”这壹政策，直接导致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
　　毛时代的中国，壹贫如洗，外援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在世界上首屈壹指。当中国民众大量饿死之际，接受中国粮援的东欧国家，却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中共造出第壹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张戎计算道：如果将该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本来壹个都不会死。”
　　同期，中共援助的许多国家，难以数计，但最后都以“翻脸”告终。至今，中共外援有增无减，为了支撑金正日政权，中共几乎包养了整个朝鲜：用去中国外援粮食的90%，提供该国所需石油的70%、所需燃料的60%。
　　迄今，大量中国民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农民负担沈重，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人失业，儿童失学。但中共大笔壹挥，就减免了非洲国家所欠中国的全部债务、柬埔寨所欠中国的全部债务、以及东南亚等国所欠中国的大部分债务。
　　中共不顾本国民众死活，大量援外，目的只有壹个：纠集独裁国家，合组专制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迫使文明世界承认中共的强权地位，進而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保持低调或缄默。如此，中共便可在国内随心所欲，放手镇压，将壹党专制進行到底。
75、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
　
　　中国历来是壹个大国，人口历来居于世界榜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饥荒。导致饥荒的原因，大多是蝗灾、洪灾、地震、战争等。大多数时期，尤其和平时期，中国民众丰衣足食。没有外援，也无需外援。这说明，中国历来自给自足，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
　　在194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中国从未发生因政府行为不当而导致的饥荒。1949年之后，中共执政，在既无外患也无内乱的和平年代，却爆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超出中国历史上死于饥荒人数的总和。创造了中国历史记录，更打破了世界历史记录。
　　这不是天灾，竟是人祸！中共穷兵黩武，狂支军事工业，又死撑面子，大举援外，硬是抠尽了老百姓的活命粮。更有甚者，毛泽东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恶意阻挠民众发展经济的愿望。民众仅有的壹点私产或自留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割掉；民众自发的壹点小买卖，都被当成“投机倒把”，予以扫除。作为政府，公然限制经济发展，中共是历史上的第壹个。
　　中国沦于壹穷二白，中共却借口“中国人口太多”、“难以发展”，为自己开脱。毛泽东死后，迫于国内外压力，中共开始恢复生产，接受外援。1979至2006年，中国不得不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连续26年的粮食援助，这也是中国首次和最长壹次接受外来粮援。民众逐渐回复温饱，但贫困人口依然不少。此时，中共却又自我贴金，吹嘘自己“了不起”，“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

76、中共“土改”，是革命还是骗局？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土改”的口号，也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宝。这壹口号，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共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强制划分阶级，强行夺取私产，并发动群众斗地主。随后，在“革命”的名义下，对地主予以公审和枪杀。为此，每到壹处，中共必鼓动壹些人编故事、作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人为地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以期巩固其基层专制政权。

　　围绕土地，中国具有沿袭千百年、自然而和谐的农耕结构与雇主关系。中共的血腥“土改”，破坏了农业关系，打乱了农村秩序，中断了正常的历史進程。原本相处和谐、互为扶持的雇农与地主，被迫反目成仇。农民分到土地，没有高兴几天，却又被中共的“公社化”席卷壹空。中共壹纸令下，农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甚至交出耕牛和农具。

　　这壹分壹收，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都收归共产党壹党所有，中国农民，从此变得两手空空、壹贫如洗。所谓“土改”，十足壹场骗局。随后，农业大滑坡，大饥荒接踵而至，被饿死的三千至四千万民众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诉苦分地斗地主的“贫下中农”。时至今日，中共仍然规定土地为“公有”（即“党有”），而拒绝交还农民，仅以“租赁”方式，让农民耕种。壹旦需要拿土地牟取更大暴利时，就强行圈占，甚至不惜暴力拆迁，并美其名曰“收归国有”（实为“党有”）。



77、是“现代化”？还是“伪现代化”？

　

　　当代中国经济增长与民众物质生活改善，是相对于大饥荒和“文革”时期的历史最低点而言。说到壹个国家的发展，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清明、社会進步、艺术丰富、和文化多元。当今中国，只有经济改革，却没有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仅仅是增长，而不是发展。

　　说到壹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必是全方位的。包括：物质的现代化和精神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当今中国，物质过剩，却精神贫乏；经济膨胀，却制度腐朽。社会风气败坏，官场腐败泛滥。物欲横流，人欲横流，肉欲横流，中国社会，非但没有進步，反而倒退到西门庆时代，这不是“现代化”，而是“伪现代化”。

　　当今中国，无处不展现“伪现代化”的特征：有人穿金戴银，整日山珍海味，言谈举止却粗陋野蛮，俗不可耐；有人富起来了，却从不捐款行善、扶困救危，而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有人崇洋媚外，唯洋是尊，处处模仿西方，出尽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洋相，却鄙视人权价值，咒骂西方文明，扮演极端民族主义的“愤青”；因特网本来标志先進文明，中共却利用同样是先進文明的高科技，全面过滤，全力堵塞；经济掘起，国力提升，本应用于张扬爱心，促進和平，中共却用以支撑流氓国家，抗拒世界潮流，怂恿仇恨，散布战火。



78、中国历史的起点在哪里？

　

　　每当中外对比，显出中国的落后时，有人总能找出百般借口，予以辩解。尤其中美对比，显示巨大落差时，有人就辩解说：人家建国已经两百多年，我们才建国五十多年，当然比不上？

　　这壹说法的最大误区在于，把中共建政五十多年，当成了中国建国五十多年，即，把中共混淆为中国。中国历史的起点，决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为中国的现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1840年（鸦片战争）。大壹统之后的中国历史，则至少起源于秦朝，即两千多年前。

　　而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壹。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已经长达五千年。应该说，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才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点。

　　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史绝非壹片空白。从四大发明，到郑和下西洋；从战国百家争鸣，到唐宋诗文璀璨。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领先于世界。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倒退、最落后、最黑暗的时代，反而出现在当代，尤其中共当政的前三十年。

　　中共建政之日，中国刚刚经历了数十年内外战火，但中国经济基础仍然名列亚洲前茅。中共乱世之后，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剧滑落。历史是壹条奔涌不息的长河，不能截断，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历史概念，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当政的反动、野蛮，与黑暗。

　

79、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但始终没有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悲情的中华民族，仿佛与自由无缘，而只能与奴役为伴。

　　民众起义，为野心家搭起壹个又壹个舞台，演变为壹次又壹次的最高权力争夺。当每壹波动荡归于平静，专制与独裁，便以新的面孔复位。王朝兴起，王朝腐败，王朝没落，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中国反复上演。当今中共专制，更是将这壹剧情推向极致。

　　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权力为目标的角逐。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结，统治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国家挣不掉人治的阴影。于是，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各种势力殊死争斗，无休无止。

　　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两度文化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宏论；民国初年，言论自由，气象万新。集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大多诞生于这两个时期。（比如，远有孔子与孟子，近有胡适与鲁迅。）发人深省的是，前壹时期，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后壹时期，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初生之时。这种现象，对盲目信奉大壹统和臣服专制而不自觉的人们，岂不是壹个警示？

80、宗教信仰，意义何在？

　

　　大凡宗教，都主张仁爱、博爱、慈悲、关怀、奉献。宗教信仰和信仰自由，是文明国家立国的基石，尤其在西方，更是优良传统。在西方国家，大多数民众具有宗教信仰，少数不具信仰者，也深受感染，或多或少，都有壹些宗教情怀。真正的宗教信仰者，渴望上天堂，而恐惧下地狱，他们待人以诚，积极行善，至少不干坏事。这正是西方道德水准高、社会秩序好的主要原因之壹。

　　南北朝时代，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基督教传入中国，则仅仅始于近代。然而，多数中国统治者囿于狭隘思维，唯恐宗教信仰危及其专制利益，有意防范，甚至闭关锁国。以至于，宗教信仰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形成主流。

　　由于普遍缺乏信仰，大多数中国人，将今生今世的富贵，即俗名俗利，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部份，权力、官位、富贵，几乎成了同义词。故有“茍富贵，不相忘”和“取功名，图富贵，平生足愿”等直言不讳的说法，并影响至今。中国社会道德普遍低下，原因也在于此。

　　中共狂言：“宗教就是鸦片。”为此大规模毁灭宗教神迹、镇压宗教活动、迫害宗教信徒，激起人神共愤。人类已经跨入二十壹世纪，但在中国，凡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及壹切非官方教会，甚至气功流派，都仍然在中共的“打击”之列。中共自称“无神论者”，实际上，中共害怕的是，民众信神而不信中共，将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共逆天而行，直接引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灾难：物欲横流，人欲横流，肉欲横流。人性沦丧，人性泯灭。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

81、中共为何要制造流亡人士？

　

　　将异议人士流放海外，并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是专制政权的壹贯做法。前苏联曾精于此道。当今世界，持这种做法的国家已经极少。中共，是继续从事这壹行当的极少数政权之壹，而且明目张胆。不能回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数量，创下了世界之最。

　　祖国，是人民共同的祖国。任何人，只要出生和成长在那片土地上，他就是那个国家的天然主人。仅仅因为彼此观点不同，壹部分握有权力的人，就把另壹部分人驱逐或排斥于国门之外，这是公权私用。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合法。即便在中共自己的“法律”中，也找不到相应的条款，来证明此种手段的“合法性”。中共自知心虚，根本不敢把“黑名单”之类的做法，列入其“法律”条款。

　　中共对付异议人士，通常有两种方法：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这样做，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要将异议人士与人民隔离。中共自知：其政权并非来自于人民，其意识形态更是荒谬透顶。他们惧怕批评，也惧怕讨论，更惧怕选举。

　　有人误以为，异议人士“没有什么用”，那不过是他们处于被监禁或被流放的状态时，所造成的表象。试想，如果中共不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而让他们与人民接触，可以想见，即便只有壹个异议人士，都可能动摇中共壹党专政的基础。只要这个异议人士到民众中去，表达观点，号召同类，与中共展开平等竞争，中共的非法统治，便随时可能瓦解。这，正是中共的恐惧所在。

82、究竟谁反对谁？

　

　　包括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常遭中共迫害，轻则下狱，重则致死。有天真的民众道：“妳干吗要反对共产党，妳不反对它，不就没事了嘛！”

　　事实上，在报纸、电台、电视、公开场合，共产党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活动，并没有人妨碍他们，更没有人反对他们的这种自由。但是，共产党却反对别人自由地说话，反对别人自由地活动，甚至反对别人思想。

　　民运人士主张民主，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实施抓捕；宗教信徒供奉上帝，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予以关押；法轮功学员虔诚修炼，共产党反对他们，故而施以迫害；维权人士捍卫自身权益，或为民众辩护，运用的，不过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依然反对他们，故而予以镇压。壹句话，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只要未经共产党指使，而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就将遭到共产党的监控、打击、直至残酷迫害。

　　可见，并非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反对中共，而是中共反对民运人士、宗教信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中共信奉的，就是这套恶霸哲学。于是，当民众起而抗争、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时，中共就大呼别人“反对”他们了，甚至于，别人“推翻”他们了。如此地缺乏信心，如此地心虚，只能证明，中共的统治，不仅非法，而且脆弱。


83、批评共产党，有用吗？

　

　　有人说：“干嘛老骂共产党？干嘛老批评共产党，妳们应该帮助它，给它提建议。”还说：“那样效果更好”。显然，有人经中共长期洗脑，习惯了共产党的谎言，也习惯了共产党的统治，乍听得对共产党的批评，就显得不习惯、不适应、以至不舒坦。那些长期把中共混淆为中国的人，尤其显得不适应和不舒坦。

　　且不说，无数的教训是，那些帮助共产党、给共产党提建议的人们，都被打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遭到无情镇压、残酷迫害、乃至肉体灭绝。就连民主制度下，民选的执政党，都经常受到社会的批评；那么，有什么理由，我们要对专制制度下，独裁的执政党，网开壹面？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然而，它的总统和政府，却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批评。历届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评声浪中，度过了他执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期。拿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相比，美国实际上是“大社会、小政府”。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富强的原因之壹：政府在民众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不可能做出违背民众利益、损害民众权利的“出格”事。

　　有人说：“批评共产党，没有用！”事实上，最近几十年，中共的许多政策变迁，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在国内外批评声浪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调整。从“改革开放”到“建立和谐社会”；从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到壹举取消收容制度；等等，莫不如此。独裁者的特性就在这里：民众不抗争，它就不让步；民众短促抗争，它也不让步；只有民众持久抗争，它才可能勉强让步。正所谓：“滴水穿石”。

　　还有人说：“在海外批评共产党，没有用！有本事，就回去。”事实之壹：不是流亡人士不敢回去，而是中共心虚，不敢让流亡人士回去。事实之二：当国内舆论不能发挥监督作用时，国外舆论却发挥了相当的监督作用。海外舆论和流亡人士的批评，不仅令中共心惊肉跳，稍能节制其肆无忌惮；而且，成为国内民众的信息补充和精神补品，鼓舞他们抗击独裁的信心。此等效力，犹如“出口转内销”。


84、中共当政是“人民的选择”吗？

　

　　中共当政，自诩是“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共产党从占山为王，到勾结外寇、抢夺地盘；从挑动全面内战、颠复国民政府，到建立野蛮暴政、血腥镇压民众。过程离奇、漫长，残酷之至。果真是“人民的选择”，又怎来如此周折、令整个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人民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资讯和自由的意志基础之上。中共封锁信息、控制舆论、剥夺民众选举权，人民的选择，又何从谈起？有的只是，被洗空的头脑，被愚化的心智，被强加的意志。齐刷刷举起的手，仿如机器人的程式，或者，被驯服动物的表演。

　　每当民众明确表示不选择共产党、甚至抛弃共产党时（如1989年），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就拒不接受人民的选择，不仅拒绝下台，而且悍然出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民众，進而将民众的选择权利剥夺殆尽。

　　依靠暴力和谎言强行执政的中共，深知：壹旦交由人民选择，共产党的江山，壹天都不能保。因此，人民的选择，反而成为中共的恐惧所在。

85、是毛泽东的罪？还是共产党的罪？

　

　　提到“反右”、“大跃進”、“大饥荒”、“文革”等，有人就说：“算了，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了，要说罪错，都是毛泽东的罪错。”不错，那的确是毛泽东的罪错。然而，那些巨大的罪恶工程，以毛泽东壹人之力，又岂能完成？只有开动了共产党这部巨大的犯罪机器，毛的罪恶才告竣工。

　　有人又说：“共产党已经改了，不要老是纠缠历史旧账了。”且不说，共产党至今还在抓捕异己、迫害良知、镇压民众，毫无改正迹象；就说，对那些历史罪恶，共产党又何曾表达半点歉意和悔意？即便轻描淡写地提到“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也绝口不承认毛泽东壹生的罪恶。

　　非但如此，中共继续奉毛泽东为祖师爷，奉毛的言论为圣旨，奉毛的思想为信条，奉毛的制度为圭臬。共产党与毛泽东，两位壹体，何曾须臾分离？尽管中共已经演進到“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但它本身，从未把这个党与毛泽东分开。天真的人们，又何必自作多情？

　　事情很明了，只要毛泽东的头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只有毛泽东的尸体还霸占著天安门广场，便是确切地告诉世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总代表，共产党是毛泽东的放大体。毛泽东的罪，就是共产党的罪。


86、能不能原谅共产党？

　

　　有人提出：既然妳们主张民主，就应该原谅。尤其，不要批评共产党，而要原谅共产党。有人甚至以其“原谅共产党”的切身经验，来劝告对共产党持批评的人。有人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九死壹生。“文革”壹结束，迫害壹停止，他们连想都不想，就原谅中共了；有的人，其家属被迫害致死，自己也曾饱受牵连，壹旦“没事”了，也就轻易加入了原谅中共的行列。

　　这类现象，往轻的说，是麻木和糊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者爱上了绑匪；往重的说，是势利和背叛：认贼作父，同流合污。对杀人犯的原谅，就是对被害人的无情，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中国，年年拉响警钟，纪念“南京大屠杀”，据说是为了提醒世人：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尽管日本政府多次为侵略战争道歉、忏悔，但每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都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众同声谴责。这里，又引申出壹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原谅，都只能建立在犯罪方认罪、忏悔、道歉、和赔偿的基础之上。

　　说到中共，毛泽东时代，固然罪恶累累；然而，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认罪、忏悔、道歉、赔偿，反而又凭添了“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等斑斑血债。既然我们不能原谅日本军国主义（异族对我族的杀戮），年年纪念“南京大屠杀”（虽然，日本人已经认罪和道歉。）；我们如何又能原谅共产党（我族败类对我族同胞的杀戮），而不年年纪念“大饥荒”、“文革”、“六四大屠杀”等？（况且，共产党至今拒绝认罪和忏悔。）

　　宽宏大量如耶稣基督，也是在罪人醒悟、忏悔、祷告、和弃恶扬善之后，才会给予原谅或拯救。中共作恶多端，至今毫无悔意，不时变本加厉。此时此刻，原谅共产党，无异就是做千古罪人。


87、是“右派”还是“左派”？

　

　　1957年，毛泽东引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语，号召民众“给党提意见”，还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壹时间，国内知识分子大喜过望，国际上也泛起“中共要搞民主”的幻想。几个月后，中共突然翻脸，反戈壹击，把“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共计五十五万余人，统统打成“右派”。有人被迫害致死，有人被打入大牢，大多数则被下放劳改。毛泽东公开承认，他搞的是“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

　　中共“反右”的背景是：1956年，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对毛泽东而言，这是物伤其类，竟策动“反右”运动，清除本国异己。于是，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相对减缓、政治气候相对放松、民众苦难相对减轻之时，中国却逆向发展。“反右”，开创了随后中国历史恐怖与血腥的二十年。中华民族遭遇双重劫难、双重悲剧：共产党统治；加上，“共产主义阵营”中，中共极端的专制。

　　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五十五万余人，并非什么“右派”，而都是货真价实的“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如上海）投奔“解放区”（如延安）的左翼亲共知识分子。满怀“解放人类”的理想，却落入极端专制的囚笼。1980年，中共平反“右派”，但仍然将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在内的近百人，保留为“右派”，“不予改正”。事实上，这些人仍然属于不折不扣的“左派”。

　　“左派”们的下场，从壹个侧面佐证：毛泽东和中共，破坏了古今中外所有道德底线与行为底线，甚至连“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封建行为底线，都变成了“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中共的残暴真可谓是古今中外 前所未有。

88、谁挑起了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统治北朝鲜的金日成，命令朝共（朝鲜劳动党）军队（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攻打南朝鲜（韩国），从而挑起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最初，朝共军队很快攻占汉城和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壹度将南朝鲜军队压缩在釜山地区仅壹万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
　　朝共军队之所以能在战争初期占据上风，乃是凭籍中共和苏共的强力支持。早在1949年，中共刚刚建政，就抽调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合计兵力6、9万人，编入朝鲜人民军，构成朝军总数的壹半。战争爆发后，中共又将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10万人，编入朝鲜人民军，构成朝军主力。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协助南朝鲜反攻，之后，迅速收复失地，攻占平壤，并推近至中朝边境。早已潜進北朝鲜、并为朝军后盾的中共军队（“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直接交战，号称“抗美援朝”。历经两年多大小战役拉锯后，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南北朝鲜回到战前的三八线，各自自守。
　　表面上看来，南北朝鲜或中美双方，打了个平手。但鉴于南北朝鲜的分治，又回到战前状态。作为战争的挑起方，金日成和北朝鲜，无疑遭到可耻的失败。据中共自己的保守数字，中方军队，死亡14万，受伤被俘失踪25万，共减员83万，付出巨大代价。战争结束后，在南朝鲜的要求下，美国驻军当地，至今依然；而北朝鲜却对中共军队下逐客令，“不得留下壹兵壹卒”。中共在战略上的失败，显而易见。
　　若干年后，南朝鲜（韩国）跃为发达国家，傲于全球；北朝鲜沦为饥荒之国，哀鸿遍野。从军事、经济、道义、地缘政治等诸方面合计，南北朝鲜及美中各方，孰胜孰败，壹目了然。
89、中越战争，谁胜谁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共与苏共、越共等“兄弟国家”，交恶并交战，成为“共产主义阵营”里典型的内斗和闹剧。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调遣二十万中共军队，对越南展开了壹场称之为“自卫还击”的战争。因作战不利，中方于3月5日开始撤军，16日撤回中国境内。这场中越战争，持续壹个月，中越双方都宣称“获胜”。中方称“教训了越南”；越方称“打败了中国侵略”。
　　关于中方军人伤亡数字，中方公布为：伤亡二万多；越方公布为：死二万多，伤四万多。不管怎样，中越交战，中方付出了远远高于越方的代价。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在壹个大国对付壹个小国的短期战争中，中共军队伤亡率之高，可谓惊人。
　　原来，因在文革中“支左”，中共军队大搞政治挂帅，而疏于军事训练，加上众多将领被迫害致死，战斗力严重下降；越共军队却壹直在打仗，经验丰富，士气高昂；中共曾长期支援越共，好装备都武装了越南，落后武器则留在了自己手上，越军兼有苏联提供和美军遗留的优质武器，装备占上风。中方阵亡军人的80%，死于越军炮火；越南北部崇山峻岭，易守难攻，依靠人海战术的中共军队，损失惨重；苏越结盟，对中共构成南北夹击态势，中共顾忌两线作战，形成战略上的被动，当苏共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共撤兵时，中共不得不撤。
　　壹句话，中越战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在中共的指使和纵容下，柬埔寨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夺取政权，实施极度恐怖专政，四年间，屠杀了四分之壹的柬埔寨民众，其中也包括中国侨民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人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出兵越南，意在报复越共，继续力挺红色高棉。
　　在今日的柬埔寨，当年由越共扶持的政权依然当政，而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早已经土崩瓦解，余党或自首或被擒，听候国际法庭的审判。这证明，那场中越战争，中方不仅在军事上壹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留下无法洗脱的历史败笔。中越战争之后，双方又在边境拉锯和对峙战斗多年。九十年代之后，中共与越共才重归于好。无数中国年轻生命，白白充当了中共的炮灰。
90、中国历史阶段，应该如何划分？
　
　　中共当政之后，以马克思的“历史观”，即所谓“五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把秦朝以前，划为奴隶社会；把秦朝以后，划为封建社会；把中共自己的当政，划为“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向“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这种划分的粗暴与扭曲，是如此的明显。且不说中共本身远离“社会主义”，更近“奴隶主义”。就说针对古代历史，“五阶段论”也是肤浅之至和荒谬之至。例如，远在秦朝之前的周朝，虽然也是专制王朝，却是远比秦朝开明的温和专制王朝；紧接在秦朝前面的春秋战国，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代，诸子的学说，尤其孔孟之道，影响中国和世界至今。与其说周朝和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不如说残暴的秦朝才是奴隶社会。
　　实际上，除了远古质朴无争、天下为公的尧舜部落时代，以及近代稍具共和与民主雏形的中华民国之短暂穿插，应该说，中国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都属于封建专制社会。区别只是：开明的专制与黑暗的专制；温和的专制与极端的专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世人见证了两个最黑暗、最残暴的极端专制政权：其壹，秦始皇壹统天下之后，建立的暴秦；其二，毛泽东等人依靠谎言和暴力，建立的共产党暴政。相比之下，共产党的黑暗与残暴，又远远超过秦廷。
　　毛泽东有言为证：“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果然，毛泽东与共产党当政，制造出七千万冤魂，比历史上任何暴君和暴政制造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秦始皇与毛泽东，壹个身在两千年前，壹个身在两千年后，两具幽灵，交相对照，中共政权的倒退、反动、与野蛮，行迹昭然。
91、中共变了吗？
　
　　有人说，中共也在变，应该给它机会，给它时间。有人举例说，至少，“中国经济在发展”。且不说，中国民众已经给了中共无数机会和时间，中共故态依然。就说发展经济，那不过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能，而并非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情事。历史上，恰恰只有中共当政时，才曾经人为限制、甚至破坏经济（如大跃進与文革时期）。
　　今日中国，经济有所发展，参照和对比的，乃是中共的破坏时期。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恢复。除经济之外，举凡政治、社会、新闻、文化、艺术、宗教，等等领域，中共继续施以人为封锁，限制发展。使中国社会，处于病态的扭曲：法制不彰，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不平。道理很简单，单纯的经济增长，代替不了国家的全面发展。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中国民众、中国社会、甚至于中共本身，都出现壹些变化。民众思想趋于活跃、生活趋于丰富，社会趋于复杂而多元，中共本身，趋于变与不变的矛盾边缘。此时此刻，与其说中共在变，不如说中国在变；与其说中国在变，不如说世界在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化，带动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带动中共的变化。而在其中任何壹个变化的环节或过程上，中共都绝非积极因素，而只是消极的、甚至阻碍的因素。
　　中国民众思变心切。民众变化，是主动的；中共变化，是被动的。中共之变，永远落在民众之后，而且是在民众的持续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海内外的批评声浪，更逼使和促進了中共的变迁。然而，迄今，变化的是表象，不变的是本质。独裁与专制，谎言与暴力，贪婪与腐败，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中共还在走，中共没有变。
92、为什么说中共必然复亡？
　
　　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或长或短，最终都免不了复亡。不可壹世的暴秦，壹统天下后，仅存活了十五年；满清茍延较长，也不过二百六十七年。专制王朝的共同特点，是依靠人治而非法治。没有监督与制衡，权力必然腐败，王朝必然没落。即便达到“大治”或“中兴”，也必盛极而衰，渐至复灭。中共专制统治，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王朝并无二致，惟更加残忍和脱离时代。壹朝复亡，已经注定。
　　从共产主义学说出笼之日起，“第壹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乃至“第四国际”，先后破产，证明共产主义遭到人类的广泛唾弃。共产党阵营，以苏联为大本营，东欧八国为大基地。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专制瓦解，民主代之。
　　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中共党员曾经被捕入狱，在他书写的“自白书”中，大多以“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为忏悔语。这或许只是当时他们为了求生而拼凑的应付之词，但随后的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之于中国，的确不合时宜。在空洞的理想、愚弄人的口号、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下，七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就是铁的证据。
　　纵观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统治，短则四十多年，长则七十余年，但最终都逃不脱复亡的命运，昭示各国共产党的普遍结局。以中共为首的几个残余共产党政权，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后尘，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当今世界，有竞争的多党制乃大势所趋，“吃大锅饭”的壹党制必土崩瓦解。
　　中共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统治愈长，罪孽愈深。中共不亡，天理难容。当中共成为过去式，当中华民族从噩梦中苏醒之日，壹定会记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闹过共产党，那是怎样的残暴血腥，又是怎样的荒唐离奇，为这个民族，留下永难磨灭的伤痛和耻辱。
　 93、有什么力量可以取代中共？
　
　　有人说，中共固然很坏，但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中共壹旦复亡，中国岂不大乱？
　　这是壹个普遍的误解，建立在现实的假象之上。首先，这种看上去“没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假象，是中共人为制造的。当年中共组党时，并未经由任何“合法程序”。中共以暴力手段攫取国家政权后，实施最严厉的党禁，任何人结社组党，必须向中共提出申请和登记。中共恩赐了几个“民主党派”的存在，作为众星拱月的点缀，但这些花瓶般的“民主党派”，必须奉中共的旨意行事，实际就是中共的延伸。除此之外，任何独立人士结社或组党，中共都不予批准。
　　非但如此，意图结社组党的人士，还面临牢狱和死亡的威胁。远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昭等人意图组党，竟被判处死刑。近如1998年，全国数百志士筹组“中国民主党”，并遵循中共的“合法程序”，提出申请，中共非但不予批准，反而展开大规模镇压，将筹组者悉数抓捕，判处重刑。中共摆出恶霸派头，不准任何人结社组党，人为造成中共壹党专政的局面和壹党独大的假象。
　　如果不是中共的封锁，十三亿人口的泱泱中华，有的是健康可靠的政治力量，有的是远见能为的政治人物。中共的残酷打压，使所有進步力量，转为潜在状态。它们潜存于民间，等待着如晨曦般喷薄欲出、如火山般爆发震撼。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就是最好的证明：壹旦打破党禁，各种政治力量便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经和平竞争，有的壮大，成为执政党；有的守小，但也自有其监督地位。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政治力量，从来都如波浪竞逐，轮流或同时支配着中国的命运。几千年的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也不过就是这半个多世纪。从世界上看，受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腐朽的中共，被民主力量取而代之，当属指日可待。

94、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动荡吗？
　
　　为了掩盖人心的分裂，中共把“统壹”的调子唱得很高。于是有人误会：共产党维持了中国的统壹，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中共更以此为借口，强霸国政。事实上，共产党本身以制造分裂起家，对外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对内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毛泽东曾公开主张：把中国分成七块，提出湖南等省“可以独立”，并热切希望由日俄两国瓜分中国。
　　中共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制造了实际的分裂。比如，1949年，中共篡政，海峡两岸，由合而分，反而变成“壹边壹国”。又比如，中共大规模毁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引发藏人起义，最高宗教领袖出走，藏人独立意识觉醒。至于新疆，也是因为中共的宗教和文化灭绝政策，最终导致维吾尔人掀起独立运动。由此可见，把国家统壹的希望，寄托于癡迷暴政的共产党，根本就是与虎谋皮。
　　历代中国人，具有统壹的传统意识，但也能坦然面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自然循环。毕竟，“强扭的瓜不甜”。由十五个在语言、宗教、文化、地缘等背景绝然不同的国家，强行绑成的苏联，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苏联的解体，出于人心，合于自然。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自古就以黄河与长江为轴，形成版图较大、相对统壹的国家，未来出现裂变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
　　但如果任由中共的暴政持续下去，未来中国裂变的可能性势必增大。道理很简单：人心的分裂，更大于领土的分裂；壹旦人心的分裂达到某种临界点，领土的分裂就接踵而至；甚至于，某起重大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国家壹夕崩溃，恰如苏联的“八壹九”事件（苏共保守派的复辟政变及其流产）。
　　换言之，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四分五裂；没有共产党，人心更统壹。惟需早日结束独裁，实现民主，以人心的统壹，维系领土的统壹。那样的统壹，才是自然的和长久的。
95、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把政之前，中国历史已经几千年，其中大多数时期，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发达，科技進步，文化灿烂，曾经历“大治”、“中兴”、“万邦来朝”等许多代盛世，深刻影响世界。到了共产党时代，中华民族却遭受了最巨的破坏、最烈的动乱、最大的饥荒、最惨的屠杀。环顾世界，凡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都与贫困、饥饿、杀戮、血腥等脱不了干系。
　　反而是那些没有闹过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国家，动乱较少，破坏较轻，痛苦较小。尤其，拒绝共产主义而坚守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更成为最富有和最安乐的美好国度，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
　　华人遍布全球，创造了诸如台湾的民主、香港的自由、澳门的富裕、和新加坡的整洁。唯独，寄生祖国的本土华人，却受到最大的约束、凌辱、和加害。而这壹切，都来自于共产党。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昭告世人：没有共产党，中国最好办；有了共产党，中国最难办。
　　的确，以恶为本和独断专行的中共，壹直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举凡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丰富、社会多元等现代国家指标，都受困于中共，而无从发展，或進程缓慢。
　　壹旦没有共产党，壹旦摆脱共产党，以十三亿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对内推广民主，集思广益，共举贤能，治国安邦；对外融入文明世界，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东西方文化、经济、技术、与人才的大交流、大汇合；辅以信仰自由、宗教普及、道德回归、和法治肃立。中华民族，必能飞速发展和发达，以文明和强盛之姿，恒久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6、如何看待中共的“政改”？
　
　　中共搞“经济改革”，是为了挽救其政权；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则是为了死守其政权。经济搞活，政治搞死，是“文革”后中共执政的基本思路。然而，谁都知道，经济改革，不可能回避政治改革。因为，经济体制的弊端，来自政治体制的弊端。于是，中共也不得不摆出壹副假装搞“政改”的样子。
　　中共的做法，首先是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政治改革”的概念。比如，把任何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都冒充为“政改”，企图予人印象：中共壹直在搞“政改”。其次，组织御用文人，时不时来壹篇文章或者炮制壹部电视剧，制造“政改即将开始”的假象，激人想像，吊人胃口。惟只说不练。空谈之间，中共政权之“稳定”，暗渡陈仓又壹年。
　　再次，当内外压力越来越大、中共实在推不过去时，就玩起了“迈牛步”的招术。说它没有改，也似乎今年改壹条，明年改壹条，或签署壹个国际公约，或废止壹条国内恶法；说它在改，却又是换汤不换药；或者，有承诺，没动作；或如“老牛拉破车”，出奇的慢；更散播“慢慢来”的催眠曲，让人们沈沦在对中共“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乃至“第N代”领导“核心”的循环奢望和失望中，渐渐地麻木，失去对年轮的知觉。
　　兵不厌诈，崇尚厚黑学的中共，深谙此道。实际上，根据中共中央党校的调查，绝大部份中共官员对“政改”不感兴趣。证明，整个中共，已经沦落为壹个不合时宜的守旧集团。
　　说到“迈牛步”，中共照搬的，不过是满清的套路。晚清时代，清廷曾高唱“君主立宪”，却反反复复，百般拖延。今年酝酿立宪，明年预备立宪；今年派员出洋考察，后年又说推迟立宪。今日中共，效法的正是当年的清廷。
97、是自信心，还是自卑感？
　
　　每逢中共领导人出访，中共驻外使领馆都奉命组织当地华人，前往迎接，制造“热烈欢迎”的场面。为了达到动员目的和效果，中共使领馆甚至当街发放报酬，奖赏那些前往者。据称，这种场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制造“华侨欢迎”的场面，在中共方面，其壹，出于对国内宣传的需要，意指其政权受到海外华侨“拥护”，国内民众则更没有理由“反对”；其二，抵消海外华人抗议的声音。这种抗议，如影随形，令中共领导人尴尬而惊惧，如果没有“欢迎”，他们岂能安枕？其三，最主要的，要通过“热烈欢迎”的人造场面，来撑起中共领导人的“自信心”，藉以掩饰其深重的自卑感。
　　在欢迎群众方面，除了因功利心驱使而被动前往的，还有部分出于天真的“爱国心”，而主动前往的。前者贪图蝇头小利，自不待言；后者以此举“让外国人看得起咱们中国人”，以为表现了“民族自信心”，实际上，却泄露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竟然要以外国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
　　反观文明国家，这样的“欢迎场面”根本不存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访，不仅不会组织其侨民前往迎接（通常也不会有侨民前往迎接），还可能因某种国内政策原因，受到其侨民的零星抗议。在那里，体现了两方面的自信心：政府经选举上台，获得民众授权，无需担心自己的“合法性”；侨民具有独立人格，无需阿谀当权者；国家富有，人民自由，整体形象光明，无需通过自己人“欢迎”自己人的方式，来显示其民族的存在。

98、如何看待民主“乱象”？
　
　　西方国家的媒体，常常把该国负面新闻放在显著位置，诸如枪杀、火灾、失业加剧、政客丑闻，等等；在新兴民主国家，如韩国、墨西哥、台湾等，朝野政党动辄大开口水战，甚至在议事的国会大堂上，互相叫骂，乃至大打出手。有人据此认为：民主有什么好？民主就是壹团乱。如果民主就是那样，中国宁可不要。云云。
　　如果仅仅从媒体上去认识西方，很容易得到壹个"乱"的印象；幸好许多中国人到过西方，见闻了这些国家的高度文明和空前发达，才知道，西方媒体上的危言耸听，实则具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建设性功能。许多中国人没有到过台湾，仅仅因为从报纸上频闻其朝野争执、从电视上目睹其"立法院打架"，就以为台湾"乱糟糟"。然而，凡是到过台湾的人，都发现，民主的台湾，社会安宁，人民富足，城乡井然有序。每逢选举，看似喧嚣，实际上，民众像过节般开心；壹侍选举结束，街市归于平静，民众相敬如宾、安居乐业。
　　越过媒体，零距离感受西方和台湾，印象迥异。原来，民主的乱象，是看得见的，是人为放大的，是表面的；专制的乱象，却是看不见的，是人为缩小的，是深重的。在中国大陆，因为征地和拆迁，或者基层选举舞弊，常常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甚至因为官车刮伤了平民，或者官员强奸了民女，就动辄引发万人暴动。民众怒不可遏，砸车辆，烧建筑，官方则出动成千上万武警，打人抓人，甚至开枪镇压。这等乱象，比比皆是，月月发生。但因中共封锁信息，海外通过网络，才辗转得知；而国内，各地消息隔离，民众互不知情，目击者都以为是"孤立事件"。身在火山口壹般的中国，还以为那是"太平盛世"。
　　民主之乱，犹如产妇的阵痛，阵痛之后，是新的生命；专制之乱，犹如肿瘤的肆虐，隐形的发作，必然通向死亡。民主的常态是闹剧，闹剧的结局是喜剧；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哑剧的结局是悲剧。
99、为什么必须公开选举？
　
　　选贤择能，任贤用能，从古至今，就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法则。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依考试测智慧，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民主选举制度，让能者竞选，由民众投票，全面公开，务求公正。更为革命性的進步。
　　反观共产党把持下的中国，仍然搞小圈子钦定，高层自封领导，再由上级指定下级。其官员产生机制，不但远远落后于当代民主国家，连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都不如。故而，权力私相授受，裙带关系成风；“高干子弟”和“太子党”等词汇，民众耳熟能详，深恶痛绝，写照了壹个活脱脱的现代世袭制。与此同时，官员庸碌，玩忽职守；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官场腐败，国库通私。种种劣迹败像，光怪陆离，无不创下世界之最，令人拍案不已，惊奇不尽。
　　公开选举，也是真正民意的试验场。选举前的民意测验，选举中的民意汇集，选举后的民意监督，都使民众呼声获得全面而有效的传达。民意如水，官员如舟。水可载舟，亦可复舟。民众可以把某人选上去，也可把某人选下来，端视此人是否称职，是否听命于民。此时，民众成了上帝，官员成了仆役，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惟其如此，民众的心声才能得以切实反应，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小圈子钦定的官员，只对小圈子负责，壹心维护小圈子的既得利益，视民众为草芥；公开选举的官员，必须对选民负责，自觉为民众代言，全心为民众效力。
　　垄断市场，在经济上“吃大锅饭”，是不道德的行为；同理，垄断权力，在政治上“吃大锅饭”，更是不道德的行为。引進市场竞争，才有经济繁荣；同理，引進多党竞争，才有政治活力。由此，是否建立公开选举制度，也成为壹个分水岭，鉴定壹个国家，选择文明还是固守野蛮。
100、为什么说“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过程曲折，起伏多变。其间，也曾经历多朝鼎盛时代，“大治”、“中兴”、“盛世”这类词汇，耳熟能详。甚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然而，国家兴衰，王朝更叠，起伏跌宕，周而复始。国家经历周期性动乱，民众经受周期性惊扰，每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大治”的经济果实，为何不能保存？“盛世”的稳定，为何不能持久？答案只有壹个：历代王朝，都行政治专制，权力集中，权力垄断。假以时日，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王朝必然为之腐朽，连带之下，国家必然为之没落，民众必然为之遭殃。
　　近代中国，陷于落后，是相对于世界的飞速進步。为了拯救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开掘国家兴盛和民众幸福之路，然而，无壹例外地，几乎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开创共和宪政，却如昙花壹现。专制复辟接踵而至。尤其，来了个共产党，挟暴力和谎言为法宝，把个中华大地，搅得血雨腥风、日月无光。其败行劣迹，远远超过“五胡乱华”。神州沦陷，赤县哀鸣。即便在当今“盛世”（粉饰的太平）的光环下，也遮掩不住无数弱者受辱、众多忠良遇害的情节，封锁不了万千民众抗争、官民激烈冲突的画面。
　　为何走不出陷阱？为何达不成和谐？原因只有壹个：中共独霸国政，专制独裁；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人类已经進入二十壹世纪，在中国，仍然是党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权力制衡，无从谈起。官员横蛮，官场腐败，超过历朝历代。
　　与专制相对立的，就是民主。要解决专制的积弊，必求助民主的良方。说到底，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这是人类经验的经典总结，也是中国历史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