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与病态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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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民族主义与病态人格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17日

作者 中国网友

第三次愤青运动是指继上世纪和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之后,九十年代以来持续至今的愤青运动而言,之所以将这三次历史事件统壹归为愤青运动范畴,即是因为它们有着极为相近的典型特征。其约略的定义为:壹、强烈的反西方意识,迷信极权暴力;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三、以青年为主流群体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有全国性的广泛影响;四、有暴力倾向,是非理性的,是反现代政治文明的,且有权力背景。不具上述特征的青年政治运动,不是愤青运动,不在讨论之列。
我们也须对民族主义约定壹个范围:民族通常是以语言体系为纽带的,也具有相近相同的文化特征,语言是维系族群活动的首要资源,不同语言之间的族群因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不同,民族主义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说汉语的是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主义,也包括其他汉语系的少数民族,汉民族为绝大多数。说藏语的是以藏族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藏民族占多数,也包括藏语系的其他少数民族,蒙古语与突厥语系的民族主义以此类推。这里所谈的民族主义是汉语体系的汉民族为主体之民族主义,愤青运动亦如此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或愤青现象不在讨论之列。
壹、义和团运动 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史称“拳乱”)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民族运动,虽然运动的主体是壹群不识字的农民和极端保守的满清统治集团,但义和团从民间走向国家政治舞台后,即以农民战争的方式来发起对外来民族的战争,是最终造成更大民族灾难的起因,也深刻影响百年来的现代史。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壹些知识分子觉醒了,以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为强国之策。但甲午战败后,中国不得不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只限于朝廷和学者,底层民众并未参与。而农民则认为西方的文化经济侵略是中国社会衰落的根源,只有赶尽杀绝外国人,中国便天下太平。于是义和团以驱赶外国人为宗旨,向壹切外来的人和物发起猛烈攻击,火烧天主教堂,杀害教士信徒,杀害享有特权的外交人员。义和团不是国防军,其军事组织是依自然村镇上形成的“坛口”、“拳厂”或“红灯照”壹类松散的民间拳团单位。迷信神仙法术,拳脚气功。扒铁路、砸邮局、砍电线杆子、杀传教士、围攻大使馆时豪情万丈,上了战场,即刻发现刀枪不入的铁布衫金钟罩功夫不行了,各种神祇通通失灵了,连孙悟空也帮不上忙了,拳众溃不成军。慈喜太后等顽固派利用乌合之众的义和团来向西方列强宣战,力图壹举驱除洋人,义和团运动所以持续了壹年多,遍及北方数省。结果是满清皇室西逃,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击溃,后被满清政府剿灭,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付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南方由于张之洞、刘坤壹等地方官员强烈抵制,力主镇压,实行东南互保,拳众未能南下。爱国主义最终以祸国殃民的结局收场,引来俄国侵略势力,付出长久和惨重的代价。他们被朝廷利用,又被朝廷出卖了,虽然不堪回首,却也为中华帝国最终打开国门,为接受西方文明创造了全民共识的局面,再无人以大刀长矛来藐视西方的坚船巨炮了,再无人对“中体西用”式的改革心存幻想了。于是奋起直追,接受民主理念,实行政治改革,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这个层面上讲,义和团运动之败也是中国走向共和之契机。
二、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是当代史上极其重要的愤青运动。他们也是壹群“愤怒的青年”,其愤青群体性特征极为明显。假如没有愤青的集体愤怒,毛泽东就难于将开展于文化界的斗争演進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红卫兵初起时全是在校大中学生,后来成份有些复杂,但总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力量。红卫兵运动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不是将外国人全部拒之于国门之外,而是要打倒国内走资派,打倒美帝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思想传播于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国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这次运动更为激烈,遍及全国每壹个角落和每壹个人,是把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壹齐打倒,代之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由于受高层控制,红卫兵有激進的壹面,更有保守的壹面,当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暴乱形成严重的外交事件之后,红卫兵随即被当局驱离。红卫兵的革命权力完全来源于最高层,虽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自身并无主导运动進程的能力。如同香港的红卫兵也妄想借文革之机发起暴动,赶走英国人,收回香港主权,但遭受中央压制,只好偃旗息鼓,继续在英国人统治下生活。
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开始,到1969年结束,持续了近三年。红卫兵帮助毛泽东打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壹大批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后,失去利用价值,免得再生事端,随即将红卫兵敲锣打鼓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红卫兵也全部变为插队知青,等他们明白过来了,青春已经逝去,又可怜巴巴地加入争取回城的大军中去了。那时北京有名的红卫兵“五大司令”,曾受到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接见,红得发紫,也壹样被赶出京城,监督劳动。文革仍在進行,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降为被教育改造的对象,工人和军队上升为文革主力。红卫兵如同打土豪运动中的流氓无产者,待土地合作化时,痞子运动的价值便消失了,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同盟贫下中农为主力军了。文化大革命必须以愤青造反为先导,否则很难在极短时间内打乱原有秩序,搞掉刘少奇的庞大体系。刘的政府倒台后,代之以组织纪律性强的军队和工人参与文革夺权,毛泽东才会掌握文革的绝对领导权。1966 年11月,上海发生“安亭事件”,毛泽东表态支持,随后的“壹月风暴”中,王洪文指挥“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令毛兴奋不已。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取代了学生组织的红卫兵,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对红卫兵已是不耐烦了。毛此刻需要的是新秩序,于是将工宣队和军宣队派驻学校,监管学生,勿使之脱离轨道。工人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为乌合之众的愤青自然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由于文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红卫兵被赶到乡下是唯壹化解麻烦的办法。娃娃烂气的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悲剧性收场,也被无情钉上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成为反人类现象的典型。当时北京第壹个红卫兵组织成立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壹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壹滴血!”[1]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打烂现有的党政系统,原有的统治机器指挥不灵了,必须借助组织化的群众运动,让青年学生带头打破旧格局,助其重建毛氏个人专制。所以,红卫兵的活动能量完全来源于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壹人,允许其介入高层斗争,向以往敬若神明的各级党政官员发起攻击,并大肆报复社会。当毛达到了目标,随即切断能量供应,他们的政治资源便立即枯竭了。红卫兵大批斗走资派、打砸抢、杀人害命直至武斗流血,都表现得勇敢无比,毛主席壹声令下,就全都乖乖地下乡劳动改造去了,无人敢于反抗,進行有组织的抗议,先前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因为红卫兵就是为保卫毛主席神圣地位而成立的,他们的“革命正义”完全出于毛的认可,对于毛主席的壹切指示,只有彻底执行,否则就滑向反革命了。也因为他们根本不具有现代权利意识,强烈的忠君意识也不允许有份外之想,所以才会以大肆践踏公民权利的方式来渲泻革命激情,体现忠君情怀。他们虽为热血青年,其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完全来源于程式化的共产主义忠诚教育和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妄图解放全人类是由于深信毛泽东思想是全球民族解放的指路明灯,其行为过于理想化或幻想化了。他们是在幼年就被洗脑的壹代人,心中充满著忠君与仇恨意识。实际上,他们也处于被压迫地位,被解放的首先应该是自己,待他们被无情地赶下农村时,革命激情迅速消退,迷茫失望,不得不考虑自身困境,于是把精力都转移到回城的热潮中了。但这种反思不是权利意义上的觉醒,无法做暴民,便立即显现出深入骨髓的奴性,暴民与奴仆的双重性格使红卫兵运动无法转向民权革命。这场运动是人类现代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政治迫害和文明毁灭运动,它比秦始皇的梵书坑儒及希特勒的烧书杀犹太人更为残暴。红卫兵打死的老师教授名人学者不计其数,破坏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不计其数,造成的无辜人命和社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破坏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对中华文化史籍资料的毁灭性破坏亦不计其数……
表面上,红卫兵运动体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太明显,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世界革命需统壹的阶级阵线,民族主义势必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化。但实际上,列宁的苏维埃帝国就是大斯拉夫主义联盟,是为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扩张利益服务的,到了斯大林更是这样,其他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毛泽东也壹样,重建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当第三世界的霸主,只有输出毛氏印记的红色革命才行。所以,红卫兵运动也是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愤青运动。
三、愤青运动 从1990年代持续至今的愤青运动是第三次愤青运动,其范围不如红卫兵运动广阔,规模也较为零散,却影响广泛,成为当代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最大民族主义运动。它煽动的民族狂热曾引起数次中美和中日之间的外交冲突,也为西方社会所广泛关注。虽然不以输出武装革命的方式来展示愤青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愤怒,却也借用壹切重要机会乃至走出国门来展示其能量。例如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即以“红海洋”式的视觉震撼来形成对西方民众的强大心理压力,西方人称之为“红色恐怖”,造成中西文化的新型冲突。愤青运动有壹定的权力背景,上海愤青围攻日本领事馆时,警察为其开道,武警帮助愤青爬上领馆墙头,而不是发催泪弹或用棍棒驱赶之。在后来的诸多反美反日游行,学生军警统壹行动,公开的宣传仍然说成是自发的,与政府无关。由于上面只是暗中控制,所以当代愤青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团体政治活动,官方也不允许愤青组织化,壹哄而起,壹轰而散,乌合之众最为适合。
以愤青的文化层次而论,远超过义和团的农民,也超出红卫兵许多,不少人有高学历职称,或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但心理传统壹脉相承,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狼奶”哺育的壹代。当代愤青与以往的愤青有壹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其伪民意性,这是研究当代愤青运动时需要注意的。义和团能基本代表民意,因为那时的人们知识水平太低,资信落后,不可能理性分析中西文化的差距在于守旧,不可能找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正这是这种守旧的民族精神,所以才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来纯化中华,回到天朝帝国的老传统中去,拳众的暴虐与昏庸腐朽的清宫保守派壹样表现出守旧愚昧。仅仅凭壹帮无知拳众的海口,慈喜太后就敢向列强宣战,表现出极端的愚昧。但无论是义和团还是满清官员,本质上是爱国的,他们决不会以获得壹张外国护照为荣,他不是在表演爱国。红卫兵有革命激情,也胸怀无产阶级革命正义感,虽然这些都是反人类的,是落后愚昧的。但红卫兵的知识和眼界不支持他们在举国颠狂的情势下作理性思考,只能误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视为普遍真理,同样表现为守旧愚昧,也代表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当代愤青的人权认知超过红卫兵许多,不是不懂民权政治,其逆时代的行为是故意所为,他们心灵深处既积聚集著恐惧,也积蓄著暴虐,是双重性格所致。当代愤青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也是虚伪的,被人称之为“爱国贼”,比卖国贼更可恶。因为卖国行为须面对道德拷问和历史追问,卖国者通常身居高位,执掌国家权力,其行为自然要加载史籍,卖国行为多半不得已而为之,晚清政府的卖国行为都是战败所致。爱国贼是什么也不管,是壹帮无丝毫道德约束的流氓无赖,其地位所限,也用不着考虑个人的历史定位。所以壹些人白天围攻美日使馆,夜里赶快到使馆排队等签证,更以千方百计弄到张美国绿卡为荣。他们的愤怒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其仇恨是表演性的,他们壹面享受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技成果,進入现代生活,每天离不开电话电脑网络,也离不开欧美电影,壹面却大骂西方民主的虚伪,为专制唱赞歌,或小骂大帮忙。因为诅咒西方是安全的,不会引来政治风险,为体制服务又可获超常利益。[2] 2010年11月首尔G20峰会时,CCTV记者芮成钢抢夺韩国记者的提问机会,不顾起码的礼仪,向奥巴马发难,声称自己代表亚洲人,也可以代表韩国人。而上壹年的G20峰会中,他声称代表全世界。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参加会议的官员,只是壹名新闻记者,仅能代表CCTV,连中国人也无权代表,却显示出强烈的霸权意识。CCTV何以连年派这等愤青出镜而洋洋自得?何以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不公开置疑?就是因为这种表演不过是借国际舞台给国内观众看罢了,需要这种“替天行道”式的英雄。
愤青用“爱国主义”这块“金砖”,敲开荣誉金钱之门,也砸开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是其本色!他们绝不会对身边的专制愤怒,绝不敢对自己的上司发难,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哪怕权利受到严重侵扰。他们惯于忍受政治压迫和雇主奴役,他们敢于挑战外国元首是因为毫无风险,潜意识中对极权的恐惧是他们选择愤怒的阈值,超过这个阈值,他们就退缩或转向了。所以第三次愤青运动更多的带有流氓文化的痞子运动特征,他们是标准的奴仆,没有什么革命正义感,也不管什么人类自然正义与普世价值,其表演成份更多些,借机发泄的成份更多些。当代愤青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义和团和红卫兵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激情与献身精神,义和团的上战场不用说,红卫兵也有些人在要求上战场受到拒绝后,以偷渡的方式到越南参加反美战争。也有不少人跑到缅甸,参加缅共的“解放”战争,后缅共失去外援,纷纷做鸟兽散,壹些割据武装只好改种鸦片了。义和团排外是为保存国粹,虽然表现出来的是愚昧。红卫兵的疯狂也大多出于革命义愤,尽管这种义愤代表的是伪正义。而今的愤青很善于事前评估政治及法律风险,以高喊廉价口号来展示效忠式的爱国主义,他们表面上也排外,骨子里却是媚外的,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更为急切。他们有时也需要人权,很会利用西方社会的自由制度在外国表演中国所喜欢的事,比如火炬传递中的红色暴力倾向,可以作为向西方国家要价的筹码。有时候也会容许有组织的反美示威,在媒体上宣传为自发行为,这也是当代愤青运动伪民意性的壹个重要特征。
因此说,当代愤青的特点是极端反对自由民主化,尤其反对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美国于是成了愤青的头号敌人。所以,他们绝不会为伊朗或朝鲜的人权问题上街,也不会为了自身的公民权利上街,否则就是不愤青运动而是民权运动了。他们的愤怒时刻参照官方态度,与主旋律密切保持壹致,所以他们也决不会为俄罗斯击沈中国商船而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也不会对俄国政府壹次没收销毁中国商人20多亿美元商品而发起网络攻击,更不会对俄国军队肆意扣捕中国船民而到俄国使馆抗议。虽然俄罗斯帝国梦对中华帝国梦有制约作用,官方的愤怒取向决定着愤青运动的愤怒风向及政治风险。何以愤青如此地敌视美国呢?这也是长期奴化教育和仇恨教育形成的双重人格所致,壹方面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壹方面可以反美国为名发泄过剩的激情,挥洒仇恨怨怒。愤青缺乏现代人类社会具有的宗教情怀,由于共产主义是天然抵制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长期的洗脑教育,愤青也就先天地缺少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他们空虚的灵魂只能在界定的“爱国主义”范围内发泄。于是毛泽东就成了心中的“上帝”,为愤青运动染上神圣的色彩,成为主宰灵魂及价值观的天然合理的精神资源和政治参与。第三次愤青运动之所以断断续续折腾十几年,正是由于其反民主性,是抵御化解民众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诉求的利器,越是将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夸张到极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能持续利用反西方的愤怒资源,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注意力从争取公民权利吸引到反美反日上来,愤青运动就越具有利用价值。以现代资迅渠道而言,愤青可以了解到他们想了解的壹切东西,却不屑于了解。他们明知自由民主是时代潮流,是人类维护自身尊严的唯壹生活方式,却常以激烈的反西方群体行动来表演壹番,力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吸引眼球,不甘心其边缘化地位。但他们除了被不时利用壹下外,并无更多的剩余价值,比如他们要求抵制日货,围攻家乐福超市,就得不到官方及民众支持,因为中国经济的六七成是依赖出口的,矿产资源也大部来自国外,抵制外国货无异于自杀。这时候,官方也会视情况实施压制,免酿成蔓延之势。愤青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知道基本的国情,但出于表演推销或发泄自己的目的,总是有在大庭广众下现身的强烈欲望,是愤青唯壹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但愤青搞得过了火,也会受到惩罚,上海日本领事馆被砸,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便抓了几个带头的,判刑了事,当了替罪羊。这显然是象征性的,不会认真追究愤青的责任,与发生在西藏新疆的骚乱截然不同,那是非要穷追到底的。
第三次愤青运动不同于以往之处,还在于愤青善于利用现代信息自由交流的网络平台表演民族主义,甚至以发动网上恐怖攻击,除了黑客对自由网站攻击,也攻击壹些自由学者网页。还有很多人是有关部门雇佣的打手,以每发壹贴获取五角钱报酬为目的,履行引导舆论导向和压制自由言论的任务,暗藏身份,多处注册马甲,在各网站论坛和个人博客发贴,具有地下工作性质,人称“五毛党”。[3] 这也是新时期的特殊表现方式。本文就主要以网上愤青为样本,对其展开心理分析。

相关心理学简述

愤青运动是既然是壹种社会现象,自有其普遍之规律性,如反西方自由化、民族主义、崇尚极权暴力、强烈的忠君意识、青年人过剩的政治激情集中表达等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愤青现象也表现出鲜明的心理学特点——病态心理。愤青的病态心理主要体现在偏见人格(Prejudiced Personalities)上,没有病态的社会化偏见心理,就不会形成愤青运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说:“……对某些人来说,偏见是壹种生活方式,它似乎产生于他们的保护或提高自尊心的欲望。它更多地是他们与自己周围世界发生联系的习惯方式的壹种反映,而不是壹种经过特定学习后而对某些特定团体产生反感的结果。……他们的许多态度常常形成壹种统壹的模式。首先,他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普遍反感,常常伴随着壹种美化他们自己团体的倾向,因此他们可以被称作种族中心主义者(ethnocentric)。而且,这壹种族中心主义常常与壹种严格而狭窄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保守主义(Socio-politicoeconomic conservatism)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决心坚持传统的放任主义教条和传统道德,而且信奉使用暴力以反对那些似平威胁这些价值的人。……这些广泛偏见的的人们常常也基本上持有反民主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意见。他们不仅不能容忍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人,而且他们典型地向往壹种明确而严格规定的‘强人’在上、‘弱人’在下的等级社会体系。”[4] 这是用美国人为实验样本得出的结论,若用中国的愤青为样本,更会深化这壹论证。(壹)

中国愤青的种族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壹种汉民族沙文主义。中国近代的落后,使得中国人的传统优越感遭遇挫折,历史上总是中华为世界第壹,中国为世界中心,天朝旧梦破灭了,有如俄罗斯的大帝国迷梦破灭了壹样,化为民族记忆中的巨大伤痛。这个伤痛在不断的回忆中强化,特别形成壹部分群体的仇恨心理,强化为顽固的群体偏见意识,或为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有如不少俄国人依旧怀念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又纷纷兴起斯大林崇拜,壹如当年斯大林的办公室去掉列宁像而挂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妄图重圆俄罗斯民族的霸主之梦壹样。[5] 中国人特别不能接受美国位居第壹的现实,认为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的全球领导地位原本属于中国的,而不应该归于仅有几百年短浅历史的美国,对美国充满著“羨恨交织”的情绪。世界虽然早已進入自由价值观的全球化时代,民众福祉为立国之本,但民族心理是不容易转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中华帝国欲望又在壹部人心中燃烧。而传统的集权思想使得中华掘起欲望更为迫切固执,集体主义思想又时刻强化著这种欲望。急于输出中华的传统价值观——中华第壹及明主政治,就必须以集体主义来替代自由主义。愤青不渴望自由,不争取民权,而是期望强势领袖来带领中国人走向世界,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取代美国登上全球霸主之位,有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那样。在掘起道路上,壹切有可能干扰中国的国际动向都会化为新的民族仇恨,与历史旧帐纠缠在壹起强化为凝聚民族主义的愤怒资源。愤青心态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心理,却是民族文化心理中极端情绪的壹部分,愤青运动就是这种民族偏见心理在现实中的放大效应。偏见构成愤青或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是当代民族主义的驱动力。虽然这种欲望脱离现实太远,但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必须不断利用对外交往中的挫折事件作为燃料添加,持续梦呓般的幸福意识,愤青才会在乌托邦的自慰中陶醉,换来壹时之幸福感。
任何壹种特定偏见的特征,常由人的文化层次决定着,除了性格原因,既有知识的来源问题,也有知识的结构问题。有相似偏见的人聚合在壹起,其乘数效应就会扩大成群体的偏执狂症。在权力背景下,会持续蔓延,泛滥成灾,纳粹及红卫兵的历史就充分说明这壹点。中国是保守型社会,长期受奴化教育及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信息来源的单向度决定着教育的单向度,是灌输性的,是机械性的,所以在大批生产奴仆的同时也生产暴君。奴化教育生产奴仆,仇恨教育生产暴民,暴民中成为暴君的几率极小,更多有暴虐心态的人只有变为愤青壹族。大部分人的狂暴心理在常态下是被压抑的,不容易找到发泄管道,由于愤青有政治意愿,其强烈的政治参予欲望只能在群体性的政治运动中找到渲泻机会,突发的政治事件就成为其诱因。但单向度的奴性教育决定了愤青的政治表演首要原则是身命的安全性,不以犯上为起点,这也是产生愤青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狂暴的人在群体中并不占多数,更多的是由其从众心理决定的,即谓“羊群效应”。狂暴是奴性的另壹面,所以这类政治运作是为了渲泄和表演,或者干脆是效忠性的,壹旦愤青运动干扰到权力实施,其自身安全原则随即达成共识,政治表演便宣告结束了。愤青运动的乌合性质,羊群效应,反自由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崇高的政治诉求,不会有完善的治国理论,不过是情绪发泄性状,不过是供权贵玩用的工具而已。这也是愤青运动丧失理性的原因,更是当代愤青运动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受制于奴化教育,有健全人格或学识的人不多,所以才会产生壹代又壹代的愤青,政治文化体系上的原因无需多谈,这里主要从心理学上分析愤青现象。
由于偏见性格的形成,愤青的思维方式通常以反常理的行为表述,力求给人不同寻常的另类印象,即使是学术研究,同样能表现出固执的偏见心态,他们认为,只要能战胜美国,可以不顾法律和道德的任何约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壹切代价(包括本拉登式的恐怖袭击),可以用“西安以东不要了”的方式来与美国進行核决战……战争叫嚣是愤青抒发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壹,他们嘴里的中华掘起,实际上是受那种统治者权力与荣耀巅峰式的传统愿望驱使,充满著中华帝王君临天下的幻想,充斥着中国管理全世界的梦想。愤青的爱国主义实质上是壹种认死理式的大汉族沙文主义,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及正义的标准,凡是不符合这种标准的事情,皆以仇恨心态对之。正如王力雄所说:“相当程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人身上已经具有条件反射的性质,成为集体非理性,可以随时从潜意识层面被激发。”[6] 在对待壹些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就表现出这种汉化的民族主义,凡不顺从者壹律视之为异族,大加挞罚。之所以不断操控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大多表现为壹种狂热的大众情绪,乌合之狂热是最廉价的政治资源,官方掌握全部镇压机器,乌合群体不会影响统治,遂使民族主义成为壹种集权手段,让统治者永远占据道义制高点,来对抗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正是中国人的通往奴役之路。但也有风险,正如庞勒所说:“壹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它毫无逻辑关系的壹系列形象。”“专横和偏执是壹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各有不同。在这个方面,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会壹再表现出来。……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壹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7]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断然抛弃红卫兵,也缘于群众运动的群体思维难于精确操控,乌合的群体远不如正规的军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乌合之众只有短期利用价值,时间壹长,群体组织正统化,就会追求自身的权利,朝理性和道德方向進展,抵抗外来不利因素,成为统治者的抗衡力量。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形成社会失控局面,所以,除非确有必要,官方壹般不敢轻易策动群体运动,除非象毛泽东那样神明般的统治者。但乌合之众永远会有,就在于偏见心理的持续性。
愤青的生活态度也与众不同,愤青是“愤怒的青年”之简称,这种简称未必准确(愤青壹词已约定俗成,只能从俗,以便讨论问题),因为愤青之愤怒与标准的愤怒不同,比如有人取笔名为“怒不可遏”,却总是写马屁文字,与愤怒到极点毫不相干。他们什么都能说,且不必对后果负责,可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壹部科学专著,曾指导了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可以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虐待狂,读者是挨鞭子的受虐狂。妳若认真理论,那就上当了,其巴不得借此来展示其与众不同。愤青肯定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就象整天要抵制日货壹样,明知中国商品离不开日本市场,自己也未必会带头去做,却非要发出荒唐叫嚣,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发泄和表演而已。若从文化心理分析,愤青也是流氓文化的产品,中国的历次愤青运动无不打上流氓文化的印记,从肆意烧杀同胞的义和团到残害同类的红卫兵,再到当代愤青,莫不如此。他们对胜王败寇的强盗逻辑深信不疑,所以在虐杀迫害同类时才会表现得理所当然,义无反顾。在信息时代,暴力行为也会表现在网络上,是愤青运动的另壹种表现形式,在虚拟的网络社会里,愤青的暴力行为更加肆意妄为,毫无节制,其表演的成份也更为鲜明,虽然这种效忠式的表演并不能带来多少个人现实利益,只是偏执已成顽症,壹有机就会发作的。
这也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作用”,是压抑的释放和贯注的转移,病态的偏见心理须转移才行。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这与自恋有关,由自恋形成的自大偏执狂症状,只有能过移情作用来治疗。愤青运动就是压抑移情于街头政治,偏见以狂暴的形式展现,也可以说,愤青运动是愤青移情的主要方式,却绝非心理学意义上的治疗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并不觉得他们有毛病,因此根本不去看心理医生。自恋平常是被压抑的,偏执狂症只有在发泄的移情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感,当这种发泄被权力阶层利用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悲剧或灾难就发生了,每每成为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或许对此不以为然,不可能那么多人同时心理病态吧?这也不奇怪,当文革中亿万人壹齐发狂的时候,总不能说这种全民心态是健康不带偏执的,没有心理问题的。当然很多人是出于政治宗教的狂热,是党文化的极端化现象,却也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点,表现为症候群的偏见共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人类科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壹,它深刻影响世界历史進程。不仅是精神医学方面,更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理论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著深刻的影响。既然愤青群体有非理性的病态心理,精神分析理论正好帮助我们打开愤青的心窗,透视其内心世界。我们在分析愤青之群体现象时,也有必要对愤青个体做分析,因为群体是由个体聚集而成,且有相近的性格,那么,引入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件有意义的事。

对来自网络的典型个例分析

我的个人博客里,时常有愤青捣乱,有两个极为狂妄的典型个例,极具心理分析价值。壹个是自称为“思想家”的愤青,壹个是网名为“无字天书”的愤青。前者具有壹定的理想追求,有争论之激情;后者是纯粹的流氓无赖,只会恶言恶语,谩骂攻击,甚至采用网络恐怖袭击形式。这两个样本虽然不能涵盖网络愤青群体,却可以代表相当壹部分愤青的社会心理和病态症候,可以获得深入了解之机会。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愤青运动的激化常常在网上形成,街头运动也与网络言论的趋同化密切相关。
壹位自称是“思想家”(思想家乐园http://zhanggf-41.blog.163.com/)的愤青来我的博客(高生诗词 http://gsdzyx6950.blog.163.com/)推销其理论产品,开始时我还较为认真的回应他的观点和问题,后来发现他并没有起码的学术精神,根本谈不上是学者,思维逻辑混乱,表现出惊人的幼稚,却对别人的话根本不听,壹味地自大傲慢。“思想家”毫无政治历史和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知识层次过于浅薄,却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能拯救人类,改造世界,实际上他那点所谓的理论不过是前人扔掉的乌托邦之类的东西,且零散不成体系,也谈不上有什么“产品”出售。更可悲的是他根本就没读过任何经典的乌托邦理论,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知识也相当贫乏,西方经典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语文也很差,前言不搭后语。但当我向他推荐壹些必读的经典书籍和解释壹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时,其回答竟然是不屑壹顾,说我读的那些书全是过时落后无用有害的,是被别人洗脑了,声称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是他自己发现的,获得了许多人的赞扬。壹个人有些自恋自大也不为过,有些标新立异的情结也不奇怪,但当妳发出善意劝告,表示不愿与之继续交流,其偏执狂的病态心理便发展极端,甚至用流氓手段恶意骚扰,不由得引起我的厌恶,让他走开。但“思想家”执意不肯,死缠烂打,非要求我道歉不可,否则不依不绕,实际上就强迫我承认他的“救世理论”。这反倒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因为研究愤青现象正缺少壹个有代表性的网络样本,与愤青近距离接触,双方的情况有差距,难于获其内心表露。上网壹般不露真实身份,有虚拟的遥远空间,又有近在咫尺的感觉,可以即时交谈,容易让对方摘掉人格面具,讲出真话,更便于观察其心理活动。“思想家”的前来,正好补上素材不足的空缺,这是难得之机会,因壹般泛泛而谈的愤青不会将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但妳必须不断刺激他的激情,使他总处于亢奋状态,方可获得真实的第壹手资料。这可能会激发其偏执狂症,却也只能这样,因为他的偏执有着深刻的成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我们引入精神分析方法,是为了从精神方面来探求愤青性格之成因,因为愤青并不占人群的大多数,只有相近性格的人才会成为愤青群体。只是中国人太多了,有百分之几的人聚在壹起,场面就相当可观,在网络世界也壹样。他们能聚在壹起,自有其共性,突出表现为自恋、炫耀、固执、偏狭、狂傲、冷酷、仇恨、残暴等等,如果没有相近的心理特点,是不可能聚到壹起以非理性的方式闹事捣乱的,即使是“羊群效应”,也须有相近的心理认知倾向。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从愤青网站博客中就能强烈感受到这种狂燥偏执情绪,诸如“乌有之乡”壹类的网站。我们逐步分析这位“思想家”的有趣言论,以找出其心理成因,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的社会心理,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分析说:“偏执狂(paranoia)是壹种慢性精神错乱,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有壹种不确定的地位。……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偏执狂可区分为壹些不同的形式,如夸大狂(megalomania),迫害狂(persecution mania),色情狂(erotomania),和嫉妒的妄想等等。”[8] 当自恋发展到病态心理时,往往产生妄自尊大的妄想,常常认为自己是壹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弗洛伊德接着说:“夸大狂是由力比多从对象贯注上撤回所导致的自我膨胀的真接后果——继发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它是早期婴儿原初自恋的壹种回复。”根据弗氏理论得知,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婴幼儿的性发展期大致分为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等几个阶段,如果在此期间性本能的冲动受到不恰当的抑制,对将来的性格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负面作用。口唇期可以形成“伊谛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 也译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壹位杀父娶母的国王),肛门期可以形成肛门性格,性器期可以形成性倒错倾向。伊谛普斯情结是恋母情结;肛门性格是固执、冷酷、吝啬、暴躁等歇斯底里特性;性倒错是与性爱对方的性方式错乱,如同性恋或性虐恋等等倒错性行为。我们从“思想家”的狂傲言论中就可以明确感受到其伊谛普斯情结和肛门性格,已经发展到非常典型的阶段。
壹、伊谛普斯情结与自恋 每个人自出生始,就是有性需求的,如婴儿的吸吮母乳的动作,除了获得营养,也有性方面的意义。婴儿吃饱了还离不开乳头,以至于含着奶嘴才能睡觉,在不断的吸吮中感受到快乐——性的满足。弗洛伊德说:“假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兴奋、性需要和某种满足——而是在12岁至14岁之间突然获得的,这与假定他们生来就没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才长出来壹样是不可能的(与我们的观察事实不符),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也同样是荒谬的。青春期唤醒的只是生殖机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机能所利用的是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妳们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性和生殖的概念。(第20讲:人类的性生活)”弗氏理论称儿童的吸吮为“享乐性吸吮”,将这种快乐归为嘴和唇区域的兴奋,是为婴儿的“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并把从吸吮中所获得的快乐称为性的快乐。从母亲的乳房成为性本能的第壹个对象从这种单壹动作中,可以同时满足两种具有生命重大意义的需要,并成为其后性心理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教育比较保守,在儿童期的性教育几乎是空白,伊谛普斯情结极易得到强化。弗洛伊德把性欲不仅视为人的身心发展和心理疾病成因的决定力量,而且还视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弗氏理论认为,性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起因,同样性本能冲动也为人类精神高度之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伊谛普斯情结或自恋并不必然表现危害性,却常常以壹种心理疾病或文化缺陷展露,反映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也可以成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成因。如“思想家”言论中就有着这种倾向,下面摘录“思想家”语录(标点及文字不妥处,为原文之误,不予改正,其后同):
——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对政治感兴趣,喜欢唱歌颂祖国的歌吗?因为中国人才真正当过家做过主,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的那么紧密,才会有主人翁的感觉和态度。
——我在单位曾是职工代表,我发现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代表会上妳可以畅所欲言为企业和国家做主,好的意见和建议会被企业和国家接受和采纳。也只有在这样的会上我才能体会到真正做“主”的滋味。
——其实从历史上看,人民感觉幸福的时代并不是什么民主的时代,妳可以看壹下大唐盛世,德国俾斯麦和西特勒时代,人民为什么那样狂热崇拜热爱那些统治者们,(难道人民是傻子,不知道别人,反正我不觉得自己傻,但不傻并不等于就能当国家主席)发自内心的叩拜山呼著万岁?
——我觉得毛真的成了神,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景仰和爱戴?这可能吗?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壹个人能做成什么事情?我和妳说了很多次了,毛时代的很多事情都是人民做的,而不是毛壹个人做的.(二)

这显然也是壹种社会化了的伊谛普斯情结,虽然作为“母亲”化身的祖国带给中国人的常常是苦难,但恋母情结无疑是民族主义得以维系的纽带,壹旦失去伊谛普斯情结,民族主义便难以聚拢人气了。但祖国的内涵也会随时势变化,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于是在共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祖国不是自己世居的国土,而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壹些在莫斯科长大的“红孩子”至今仍然对苏联充满祖国式的恋情和感激,喜欢唱苏联红色歌曲,也是缘于这种伊谛普期情结。革命年代的民族主义被压抑,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到了共产意识形态衰微之际,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便迅速激活,以大中华取代苏维埃,便以社会主义包装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称雄全世界的动力资源,同时也是愤青运动的能量源泉。毛泽东是将共产革命从苏联祖国中心引向自己祖国中心的强势领袖,尽管毛的无数次政治运动残害了无数中国人,但毛成功登上民族复兴的精神教主神坛,在建造“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大国君主地位时,也将中国人带入了重温中华帝国梦的激情之中,至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号召力,是后世君主必须加以利用的道义资源。所以,持续不断的“毛泽东热”,证明中国人的苏联祖国意识已成功地转化为汉民族主义了。通常来说,人们会将所钟爱的事物美化,视崇爱对象的特性来女性化,或進壹步将之崇高化,即是“母亲化”——赋予慈母般的尊崇。比如祖国滋养了人民,人们比之为母亲,也可视作壹种朴实的情感。但伊谛普斯情结又不同,是超出了是非曲直的变态感情,在为“母亲”自豪的同时,也把对其弱点缺点的善意批评也视之为亵渎,近似于壹种图腾崇拜的狂热。于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式的思维逻辑顿成政治定式,用于“慈母”之尊荣,壹切都是美好无瑕的。在领袖及党权体制下,伊谛普斯情结的社会化,自然将政治领袖或政治团体也纷纷“慈母”化,主动为其隐去壹切丑恶,刻意忘却真实的历史,只要为了“母亲”的荣誉,“儿女”做祭坛上的牺牲也行,哪怕这种牺牲再不可思议也应该无条件地投入和忍耐。“母亲”扩大化的意图在于神圣化,以“原罪”式的归罪方法占据伦理逻辑的制高点,让违规者自动归为大逆不道的罪人、猪狗不如的败类,受“良心”煎熬。愤青整天爱给发表真实意见者扣上“汉奸”、“卖国”的帽子,即出于此类“母亲”神圣化的政治伦理。曾有愤青称“毛主席是劳动人民的伟大慈母”,我讽刺说,妳们连性别也没弄清楚,看见没长胡子,就“伟大”呀、“慈母”呀,乱嚷嚷。而回答是,取消妳的发言资格!领导人越伟大,追随者也越伟大,这种强加于人的政治逻辑,是自恋情结中自我形象的“偶像化”复制,需要强迫受众接受其自恋心理,需要推翻壹切批评,按自恋者的意图改造世界。“思想家”就是这种恶性自恋者,其潜意识中经常作伟人式的幻想,将自己也比作希特勒了,甚至比希特勒更伟大,简直等同于上帝了。这野蛮的恶性自恋是极端唯我的,让人讨厌的,失去自我限制的自恋又是令让生畏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之类的口号泛滥,统治国家的政治领袖或政党组织也就理所当然凌驾于臣民之上,凌驾于天地之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母”,成为神格化的民族精神主宰。君主的自恋,引导民族的自恋,文化的自恋,即是自大狂与自恋心态的社会化根源,而远离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真理追求。必须指出,情青的伊谛普斯情结之实质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强迫别人接受自家“圣母”之图腾地位,蔑视别的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权利,对弱小民族歧视压制,壹切批评都斥之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的恶意行为。奥运火炬传递期间,中国将数万面国旗运至国外,到处形成“红海洋”的壮观场面,甚至大打出手,以震摄外国人,就是自恋型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火炬传递本来是为了传播人类自由和平的奥运精神,却搞成了民族主义的肆意扩张。常言道:“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如果美国人或韩国人将数百面星条旗或八卦旗举到天安门来游行,愤青壹定视之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了。这种认死理式的民族主义正是汉民族日益缺乏宽容胸襟、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民族性自恋”。当年纳粹德国的民族自恋,就是把自身形象放大为种族优越性来对外扩张。弗洛姆分析道:
识别群体自恋远没有识别个人自恋那么容易。假如有壹个人告诉别人:“我(和我的家庭)是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人;只有我们才是清洁的、聪明的、善的、体面的;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肮脏的、愚昧的、不诚实、不负责任的。”然而,绝大多数人会以为,这个人壹定很粗鲁,思想不正常,甚至有点精神错乱。但是,如果壹个充满幻想的演讲者向广大听众演讲时,用国家(或者民族、宗教、政党等)来取代“我”和“我的家庭”的话,那么,这个演讲者会因对自己祖国和上帝的爱而赢得许多人的赞扬。但是,别的国家和宗教团体会因自己遭到蔑视而憎恨这壹次讲演。然而,在被吹捧的群体中,每壹个人的自恋得到了夸张,并使这壹事实,即千百万人赞同这样的演说和声明成为合理的事情。[9]
根据国际法理论,领土、人民和主权是构成独立国家之三要素,现代普世价值观认为主权在民,由民众授权委托代理人组成契约型政府,实现国家主权,是为共和制度。是全体国民(纳税人)支撑著国家,人民的幸福源自于国民权利,不是受益于君主,他们只须感谢上帝就够了,因为上帝是自由平等博爱的道义化身。美国人过感恩节,是为了感谢上帝,不是感谢民选的政治领袖。中国人是“帝德干坤大,皇恩雨露深”,其幸福是来源于伟大英明的君主,得益于带领人民奋斗的革命领袖,“毛主席万岁”或“X书记辛苦了”之类口号,就是对君主或官员的感恩心态。在中国人看来,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代表人民的意志,是人民幸福之源泉,对君主忠心高于壹切,因为国家的利益高于壹切,自然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壹切了,中华民族之伟大就在于此。忠君意识根深蒂固,即使是残酷的暴政也会在幸福包装下化为民族自豪感,对于特别祸国殃民的皇帝,无非是以革命手段换壹位新皇帝而已。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国家概念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阶级的,国家应归于壹人或壹党,好皇帝或伟大革命领袖的标准是强悍而非仁慈,不是人道主义复兴。特别是国家处于重要时刻,壹切心怀置疑的人都是要消灭掉的,在此过程中的任何牺牲都是必须的。比如原子弹虽然是用来吓唬人(核威慑)的东西,毛泽东为了搞原子弹,结果西方人壹个也没吓着,中国人倒先死掉了上千万,毛以千百万民众的生命代价换取了二弹壹星,国人仍然视之为伟大的历史功绩,给中国人带来了长久的幸福感。在强烈的忠君和集体主义意识下,中国人需要明主,而不是民主,首先要保证君权,不要让民权干扰国事,认为民主会令国家壹盘散沙,人们吵来吵去,不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违中华掘起之大业。毛泽东壹声令下,可以迅速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搞大跃進。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可以下令200万市民立即迁往农村劳动营,实行社会改造。证明集体主义是最能办举国大事的体制,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这是中华掘起的关键因素,历代帝王都不可能做到这壹点。所以邓小平嘲笑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牵制,吵来吵去,效率太低,不似中国制度有优越性,领导人想开战,政治局通过壹下就出兵了。什么样的领袖才是最英明的呢?便是能战胜西方,将中国价值观推向世界的强势君主或铁血领袖,毛泽东的“新中国”便是最能鼓舞人心的历史新时代。毛大战美帝国主义,到处输出革命,花巨款资助暴力革命武装,毛泽东思想是战胜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民族自恋化为大众情感的荣誉资源。但经济改革又让人心散了,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近年来掀起的红色文化风暴就代表了相当壹部分人的怀旧和不满心态。
我们的“思想家”自恋情结也很强烈固执:
——我是壹名主张進步前進变革的真正左派。当然要当左派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先進的思想,才能产生先進的愿望和行为。
——中国啊,妳太需要思想家了!太需要思想家来拯救这么多连活着为了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的灵魂了!
——政治和宗教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无价值的东西,是垃圾!妳愿意捧着佛当宝贝,就请妳求妳的佛超度我吧,我就不信他有那个能耐!相反,我会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人,自私自利者都变成好人,把全世界建成壹个真正的美丽“桃园”,让妳的佛看看究竟谁厉害!
——我正是要建立壹个人人幸福的社会
那么,“思想家”究竟有些什么高明的救世理论呢?他在鼓吹自己的理想制度时说:
——他应该有两个职业,壹个职业是壹名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如壹名从事杯子制造的工人。他每天必须要完成自己的定额,无论他上午或下午忙于国家管理等其它职业或事情,但这些杯子的任务他是必须要完成的。而另壹个职业才是国家主席,无论他上午或下午从事国家主席的工作,他都必须要完成自己每天做出N个杯子的定额。如此,他便成为壹名和人民壹体的真正的民了。
也就是说直接财富的生产每天每人只需要三小时的工作时间既足够。剩下的非物质生产工作是不计报酬的。这点中国目前完全能够做到。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丰富,人有的是。所以,如果甲上午做杯子,下午从事企业管理工作。那么乙就可以上午从事美术或音乐作品创作的文化工作,下午在去做杯子。这壹点都不矛盾。二是分配要实现按需分配,也就是凡是能按照要求完成工作任务的,分配上都是壹样,生活品都是免费供给的。
全世界的国家成为壹个利益共同体,少了很多国事,国家的管理工作量会极大减少。很多分配都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废除了货币经济,也就无须那么多的金融财会商业人员等。不过要实现此目标还需要些时日,但已为期不远了。总之,好处多多,以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国家的管理机关,政府工作会也就是人民代表管理会。省去了多余的人民代表大会等机关和人员。各方面的事情都由各方面懂行的业内专家人民做主。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做主。
“思想家”的所谓理论不过是壹种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永动机”设想,但置疑他理论的人就是有罪的:
——我就是"电动洗衣机"的研究改造发展者,相信将来妳们都会因此受益的,妳们会悔恨当初自己的自私狭隘眼光短浅,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会埋怨是老思想老书本坑害了妳们!到时候妳们会悔不当初,恨不得骟自己几个嘴巴!
——新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解决人类之间的存在的矛盾(包括自己家庭朋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无它的选择,人类别无出路.这就是新思想理论的价值所在!
——人生活在没有真情的人间是会很失望无聊觉得没有意义意思的.所以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统壹大家的观念意志,才能建设壹个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崭新世界.否则甲说这样,乙说那样人类会乱的. 不要以为道德是天上掉下来的.
——总之,我觉得我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方法方案是最好最优的,在这个东西未出来之前存在很多旧思想(保守复辟思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相信我的系统方案发表以后,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对此我有10000%的信心把握。因为我在北京举办的几次讲座还没有人提出反对过。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会逐渐转变立场,站到真正绝对正义的立场上来,因为真正绝对正义的理论已经完成,相信不远的将来,大家会慢慢理解掌握这壹思想理论,成为改造世界的英雄和驱动力!
——的确有人很愚蠢!对什么都不懂的妳来说,我真可以当妳的上帝了,因为妳什么都不懂,只有我可以传经给妳.
弗氏理论认为,成年人常将用于外界性对象的所有爱抚转称于自身,对于这种倒错,是为“自恋”(narcissism),是力比多(libido)的壹种分配方式。弗洛伊德说:“……这种自恋可能是壹种普遍而原始的事态,有了这种事态,然后才会有对对象的爱(object-love)。并且,自恋也不必因此消失。实际上,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的发展史中,我们也应该记得,许多性本能壹开始就是在自己身体上寻求满足——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自淫——这种自淫的能力乃是以现实原则進行教育的过程中性欲发生退化为基础。这样,自淫便成了力比多分配的自恋阶段的性活动。”弗氏理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说明人的社会行为中也受力比多的驱动,自恋也可扩大为对自身能力的迷恋,有这种倾向的人,对现实环境的感知能力退化。表现出强烈利己主义倾向,所以,自恋也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的补充,力比多作用于自身所致。而伊谛普斯情结的社会化,正是这种倒错行为的群体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及国家化的层面。“思想家”以为自己如何高明,是缘于自恋而成的自大狂症,他的历史知识太少,现代知识也严重不足,习惯于闭门造车,对那些欧洲乌托邦经典理论家及毛泽东或波尔布特都失败的功业,壹点也不懂,壹个几同于白癡的愤青痞子竟然大言不惭要做当代的人类“救世主”,足见其心理病态之深。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化,就形成了愤青群体的盲目自大的“中华帝国”情结。所以说,情青的民族主义即受此种狂妄自恋的心态驱使。
二、肛门性格 儿童在肛门期形成的性格。婴儿总要渡过口唇期的,断奶之后,用奶嘴或其他方式获得满足感的方式也被禁止,父母对婴儿口唇习惯的不断纠正,会剥夺婴儿的快感,婴儿自身智力的增长和环境评价使得依靠口唇获得性快乐成为不能延续的事情。由于肛门的排泄作用可以受自己控制,于是肛门便替代口唇成为儿童保持少受干扰的性生活方式,其性乐趣亦在其中。当儿童沈溺于运用肛门的快乐之中时,对其排便行为过于严厉和不恰当训练极易使儿童形成肛门性格,具体表现为固执、冷酷、吝啬、暴躁等特征,影响到人格的形成。这壹阶段也叫肛门受虐狂性阶段,排便行为是壹种毁灭性的受虐狂,在父母训练孩子排便时,孩子往往对父母产生对抗情绪,将排便行为变为试图控制他人的行动。弗洛伊德认为,在肛门阶段产生固着,就会形成肛门性格,如父母阻碍了肛门性欲的满足,特别是由于入厕的训练而产生的固着,就会产生肛门定向。儿童期性格的不正常发育,会形成性心理的虐待倾向,有受虐型和施虐性,扩展为奴隶和奴隶主式的双重社会群体性格。每个人都是逆来顺受的奴隶,却又会将自身压力转移到“食物链”的低端,享受奴隶主般的快乐。鲁迅笔下的阿Q,既渴望别人崇拜(施虐),又屈从于别人(受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视情况而不断转换角色。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无处发泄,便大骂起近处的小尼姑,小尼姑哭着跑远了,阿Q也随即陶醉他的“胜利”之中了。这即是肛门性格之典型,这虽是虚构的人物,却也与今日之愤青心态无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幼儿期的家长虽然慈爱有加,但对孩子的过度期望,往往表现为严格的管束,用急功近利的办法促使孩子尽快养成守纪律的习惯,定时强制性排便训练就是家长的重要训练内容,幼儿在极度压抑之下,不易形成自主性的习惯。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古人虽不懂幼儿期的心理学,却十分明白幼儿教育对人格塑造的重要性。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有这样的评价,认为人是壹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所表现的行为类型,表现在言语行为方面。行为主义理论创始人约翰·华生说:“给我壹个婴儿和我需要培养他成长的世界,我能使他葡伏、行走、攀登,使他用双手建造石块或木头的建筑物。我可以让他成为贼,歹徒,吸毒成瘾的人。向着任壹方向塑造壹个人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尽的。”说明复杂行为是习得的,这如同出生在马戏团的狮虎,经过训练,可以再现出原本不属于食肉动物天性的行为,乃至忘掉凶猛的本能。我们的社会与家庭壹样,也习惯于培养听话的顺民,不希望臣民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婴幼儿期的生活经验是构成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大致影响人的壹生。可以说,肛门期对人生的影响极为重要。断乳期太晚易产生伊谛普斯情结,肛门期的训练不当会形成肛门性格。对弗洛伊德执反对态度的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认为,那些没有心理问题、神经症或精神病倾向、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杰出伟大的人,“属于不断发展的壹小部分人”,通常在60岁以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属于自我实现的人,因为只有不断地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观察事物时较少用感情,用理性来判断人和洞穿假象,远远超过普通人。自我实现的人的认识较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自我实现的人当中,表现出创造力和充分的人性,有勇气面对困境,不被习惯、文化和错误所压抑,超越自我,成就的取得首先是人格,有15种共同的人格特征。[10] 若以这些为标准,我们的社会出不了享誉世界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等大师,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自我实现的人毕竟也有人性之弱点,只是更接近完善罢了。
弗氏理论认为,在婴儿时代,力比多集中于口腔,后来与排泄作用相联系,然后集中于性器官。幼童有强烈的虐待与被虐待冲动,是自恋及排除他人,所以人天性是自私和排斥的。但人的社会功能,却是压抑其反道德与反社会本能,是壹个由恶转善的过程。对邪恶本能的压抑,会促進相反本能的形成,建立内心世界的道德审查者。如虐待症转型为慈爱,即所谓“反向作用”或“升华机制”,人的社会价值也就在这里。但这需要宗教的教化作用,仅凭家庭的训练是不够的,中国古代有儒学宗教化的教育,其意义即在这里。除却其专制的成分,总还是以慈爱和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佛教和基督教更不必说了。当代青年缺乏宗教化的慈爱教育,难于拓展胸怀,将私情之爱上升到社会性的博爱层次。但现今社会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空间,不承认普世价值观,甚至处在善恶颠倒的环境里。愤青没有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就不会是愤青,不会滑入流氓无赖壹族。所以说,幼儿期的不良性格也须有后天的社会约束,如果这种约束缺失,心中没有“道德审查者”,或者他的“道德审查者”之标准是与人类普世价值相反的,人性之恶就难以抑制了。愤青处在视宗教信仰为封建迷信的社会里,有助于肛门性格向侵犯性格恶化,也使得在社会压抑中积聚的怨气无处倾泄,会随意寻找可以肆意发泄的目标。(三)

弗氏认为性格结构是壹个整体,包括彼此相互作用的三个主要成份,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三个主要成份相互作用产生内驱力,支配着壹个人的所有行为。自我是介于本我、超我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中介物,起调节作用,是性格形成的主要成份。马尔库塞说:“现在,心理结构的主要层次被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古老、最根本、最广泛的层次,这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本能的领域。本我不受任何构成有意识的社会个体的形式和原则的束缚。它既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为矛盾所困扰。它不知道‘任何价值、任何善恶、任何道德’。它并不想自我保存,因为它所追求的只是按照快乐原则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满足。”“自我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改变、组织和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以使其与现实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即压抑那些与现实冲突的冲动,并通过改变其目标、延缓和转移其满足、改变其满足方式,促使其与其他冲动相结合等方式,来使别的冲动与现实相‘壹致’”“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另壹个心理‘实体’即超我。超我产生于婴儿对父母的长期依赖;父母的影响依然是超我的核心。因此,在它成为现成道德和‘人们所谓的人生中的优秀品质’的有力代表之前,超我也受到壹些社会和文化的影响。”[11]
心理学家弗洛姆说:“生活在等级社会中的个体由于得不到人格尊重,因而难以养成平等的意识,也不可能产生对权势者的真诚拥戴。然而外在的强制压力又迫使这些懦弱的个体为了自我的生存而必须表现出对权威的服从。外在压力下的服从与内心真实的反抗的交织造就了普遍的人格二重性(双重人格):表面的谦恭、忍耐、服从和内心的愤恨、暴虐、反抗。”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弗洛伊德称这种“虐待-被虐待”性格为“肛门性格”,弗洛姆认为这种性格者“同别人的关连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摈弃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他又说:“肛门-囤积性格在同世界的关系中,只有壹途觉得安全,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肛门-囤积性格跟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虐待症有密切的关系,这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作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囤积性格与虐待症的关系,还是用人同世界的关连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是展示出明显的虐待症。”“从社会的意义来说,跟虐待-被虐待性格粗略相等的是官僚性格。在官僚制度下,每壹个人都控制比他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被虐待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待以不屑;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羨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表情就够了:这壹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么样皱眉头;壹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12]
中国有着深远的流氓文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并不以普遍正义为准则。流氓是非理性的暴虐者,其与社会的联系是狼与羊的关系,且视情况而角色转换。“我是流氓我怕谁”是用以对付普通人,但流氓见官便会俯首称臣,显示出绵羊般的可爱。流氓的性格与性歧变中的虐恋(sadomasochism)也极其相似,并且是双性的虐恋狂,既可以是施虐狂(Sadism),做主人;又可以是受虐狂(Masochism),当奴隶,要看对方的角色而论。普通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除了极个别人的反抗,壹般表现为顺从性格。但政治流氓又不同,特别是武装化的流氓,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是流氓文化的另壹个极端形态。在社会动乱的年代,易产生大量游民,这就为有政治企图的流氓提供了啸聚山林的机会,成为胜王败寇的搏命机会,中国数个朝代是流氓政权。但和平年代并不减少流氓的数量,虽然当顺民是首选,但流氓的双性格也会利用机会来展示驯化流氓的不同色彩,愤青运动也可视为痞子运动或者暴民运动,也具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人格。现在的中国基本处在和平时期,流氓不可能通过胜王败寇的搏命机会来获得成功,更多表现为社会的黑恶化和文化的痞子化。流氓文化進入社会各个层面,溶入歌颂主旋律的“大合唱”中,因而受到重视,这就比前些年王朔之流的痞子文学拥有了更多的拥趸。痞子文学影视充斥文化市场,表现市侩奸诈的赵本山小品竟堂而皇之的成为CCTV的连年重头戏,说明痞子文化已经常态化和正统化了,与张艺谋的皇权影视和“阿里郎”式的集体主义艺术壹同构成党文化的壹部分,已为民众所广泛认同。山寨文化也是流氓文化的突出展示,假史学假国学猖獗,假货遍地,假唱盛行,连国家级的国际盛会上也上演山寨丑剧。文化价值观颠倒,道德标准倒错,使中华文化远离善良包容。流氓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限于本文题目和篇幅,点到为止。
三、恶性侵犯性格与恋尸症 弗洛姆认为,恶性侵犯性格的发展趋势为:肛门性格—→虐待症性格—→恋尸症性格,恋尸症性格是肛门性格的恶性形式。恋尸症最初指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对尸体产生的壹种性需求行为,扩大为社会政治层面后,恋尸症就扩展为喜欢屠杀毁灭的壹种嗜好。所以弗洛姆说:“无需说,严重恋尸性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仇恨者,种族主义者,喜欢战争、流血与破坏的人。不但他们做了政治领袖后非常危险,而且他们是暴政领袖的特遣队的储备人员。他们会变成刽子手,恐怖分子,折磨人的人;没有这些人,恐怖政权就永远建立不起来。”在壹个心智不健全的社会里,肛门性格很容易发展为恶性恋尸症,形成崇尚暴力杀戮的社会群体,这在愤青的狂妄暴力言论中都会明显地感受到恋尸症特征。911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愤青对和平居民遭受的大屠杀,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甚至是狂喜状态。当壹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上街庆祝恐怖袭击成功时,很多中国愤青也连夜上街庆祝,纵酒狂欢,与恐怖分子遥相呼应,似乎是在庆祝盛大的民族节日。是为当代史上民族心理最丑陋的表演,因为西方民众视此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视之为对自由价值观的刻骨仇恨。这就是恶性侵犯性格发展到恋尸症病态心理的极端化展示,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类正常的悲悯之心,沦落为毫无人性的匪徒。我们再看看“思想家”语录:
——西特勒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反下了侵害它国别人的错误,而现在又有哪个国家不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又有哪个国家不自私?
——说人家德国日本法西斯,而当今世界又有那壹个国家不法西斯?不为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
——我要说的是人幸福不幸福和民主独裁并无直接关系。从很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看,恰恰是不民主的时代是发展最快速的时代。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伟大的人物开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炮最后到有权。
弗洛姆在分析希特勒的恶性侵犯时,发现了希特勒的严重恋尸症,他说:“希特勒要毁灭的是城市与人民。这个伟大的建筑者,新的维也纳、林兹、慕尼黑和柏林的热忱计划者,也就是要毁灭巴黎、夷平列宁格勒,最后要毁灭德国的人。……他毁灭城市与建筑的疯狂,最极端的表现是1944年9月,他的德国‘焦土命令’,在这个指令里,他下令德国领土被敌人占领以前:……壹切可以维持生活的东西统统毁灭:食物分配记录、婚姻档案与住宅登记册,银行帐目。再若,食物供应应要毁灭、农田烧毁,牛羊杀光。炸弹所没有摧毁的艺术品也不可再保留。纪念碑,宫殿,堡垒,教堂,戏院和歌剧院,壹概夷平。”希特勒的目的是让德意志民族与文化同他壹起毁灭,但纳粹并不是每个人都与他壹样彻底疯狂,所以德国的焦土政策才未能实现。弗洛姆说,希特勒预算中最主要的屠杀对象是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第二次大战爆发,有系统的屠杀开始实施。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十分明白地告诉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可夫斯基说:“我们正要毁灭犹太人。他们再也不能像1918年9月9日那么侥幸了。算帐的日子到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理由,犹太人从未构成对德国的威胁,希特勒显然是不喜欢谁,谁就应该被杀掉,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思想家”壹类的愤青崇拜希特勒,就是崇拜能毁灭世界的战争狂人,誉之为改变世界的伟人。他们极其崇尚铁血统治,虽然偶尔也会戴上和平的面具,但骨子里是冷血残忍的。他们对大规模的毁灭热情极高,对原子弹情有独钟,对独裁者深怀敬佩,他们认为;为了获得原子弹,死掉上千万中国人也是十分正常的,这是对抗西方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历史的真理。“思想家”又说:
——历史是只认真理不认人的.历史的潮流是滚滚向前的.所以我再说壹遍:谁都休想阻碍历史的前進和发展.妳贬低毛,但如果妳看过真实的历史就会知道,当初美国多少次威胁恐吓中国要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实行核讹诈.如果没有毛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毛自己也同样挨饿),交了那么多铁哥们,到最后备战备荒库存了那么多的粮食,够中国人吃三年的,把"两弹壹星"搞上去恐怕中国早就成为广岛长崎第二了.
——妳以为毛是神吗?没有人民的支持他壹个人能做成什么?人民为什么支持他?人民傻吗?妳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傻子吗?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是不傻的!
——毛的确用枪杆子杀了很多想保守不合理不平等的坏人,
——从古至今,手中有真理的人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钱最后到有权。
掌握真理的人必然掌握世界!很多伟大的人物开始都是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和掌握了真理,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会从有人有物到有枪有炮最后到有权。
——妳的谬论我是壹句也不会听的,毛的丰功伟绩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人所共知,世人公认的,几个小混混就想撼动大树,那是自不量力,什么时候妳能做的比毛好,再来这里大放厥词也不迟!人是不能欺骗别人的,妳可以欺骗壹下妳周围的人试试,相信妳会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
这是“思想家”对我所说的“大跃進中国饿死数千万农民”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残害了数千万人”的回复。他根本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满脑子洗脑教科书知识,不知道正是由于美国不允许苏联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才避免了核灾难。“思想家”这类人自认为代表着中国人民,却又极端仇恨人类,对数千万同胞的无辜死亡无动于衷,对同样是中国人的苦难持双重标准,对毛泽东造成比历次帝国主义侵略更大的苦难反而持欣赏态度,说明愤青的愤怒是选择性的,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人类福祉,更非人命安全,所以才会认为大屠杀是丰功伟绩。同时这类人又具有强烈的帝王欲望,有统驭万民的幻想激情,渴望得到为所欲为的杀人权力。这种恋尸症的人若统治国家或世界的话,人类社会壹定会变成无比血腥恐怖的地狱。越有偏执狂症的人就越邪恶,越邪恶的人就越容易在集体主义原则下如鱼得水,越能发挥出压制善良的力量,并裹胁善良者弃善从恶。正如弗洛姆所说:
人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是壹部不断使暴力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人的意志几乎总是屈从于不变的势力。仅仅是T·巴夏壹个人不就消灭了千百万个亚美尼亚人么?仅仅是希特勒壹个人不也消灭了千百万犹太人么?斯大林不是消灭了无数的政敌么?这些人并不是孤军奋战;有许多人专为他们干杀戮、拷问的勾当。干这种勾当的人不仅出于自愿,而且是为了得到乐趣。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谋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无情剥削中,在麻木不仁、铁石心肠地对待那些经受拷问和痛苦呻吟的人的事实中,我们不是到处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吗?[13]
没有壹大批崇尚血腥暴力的匪徒,暴君的恶行便不会书写成无比血腥的大屠杀历史。中国也是如此,靠了壹大批流氓恶棍,文革才得以轰轰烈烈地進行,这正是愤青运动的破坏性所在,他们毁灭人类正义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是多么的恐怖。这是有文化基础的,他们多年受残酷阶级斗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愿意了解西方,也不屑于公民权利,统统斥之为反动落后的价值观,以中华帝国应该傲视全球及中华文化必须统领人类的狂妄心态来认识今日世界,并以此为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中华帝国,他们眼中的文化是红色文化,弘扬集权主义是他们解释世界的唯壹标准,这就是愤青的民族主义,正在或者已经走向恐怖主义的“爱国主义”。愤青没有不崇拜毛泽东的,学者胡平在分析崇毛热心理时说:“现代暴君都穿有壹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壹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壹等。”[14]
当年,毛泽东曾想让苏联出头与美国打壹场核战争,为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说中国死壹半人也不必在乎,世界死掉壹半人口也并不怕,过几年又生出来了。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会期间说:“要设想壹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壹,再多壹点,可能损失壹半……极而言之,死掉壹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15] 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领袖,竟然如此漠视人命,发出令共产主义世界都感到无比震惊的恐怖言论,居然受到中国人的喝彩及后世子孙的膜拜。在仇恨恐怖文化和集体主义熏陶下,在中华大帝国的激情驱使下,愤青崇尚强权的民族主义狂热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愤青的潜意识里,灭亡美国,消灭欧洲,统治亚洲,是中华掘起的先决条件,在这个重温帝国旧梦的進程中,无论付出何种巨大的人命代价也在所不惜。所谓“西安以东不要了”式的核战争叫嚣,就是这种心态的流露。百年以来,表现在愤青群体的自由意识及民权理念,没有任何進步,较之晚清与民国初年相比,反而大踏步地倒退了。在愤青眼里,外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坏的,乱七八糟的,壹切宗教也是罪恶的,是帝国主义的反华工具。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最好的,是强大和安全的保证,中国人是最幸福的,错误只是市场化造成的。“思想家”又说:
——尽管妳很羨慕美国人的选票,但对那张纸我是不屑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制度下我选谁都壹样,甚至我选不出真正优秀的的好人。试想在狼窝里是不能做羊的。所以不彻底改变社会,社会是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人的,所以我会把那张选票撕的粉碎!
——妳以为美国社会是天堂吗?不是的!那里也是地狱,因为人不能平等,社会性会遭到破坏,人活这会感觉没意义,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的宗教越早消失越好,不要在世上坑害人类了!
——人生活在没有真情的人间是会很失望无聊觉得没有意义意思的.所以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来统壹大家的观念意志,才能建设壹个符合人性的合理的崭新世界.否则甲说这样,乙说那样人类会乱的. 不要以为道德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世界最终壹定是属于彻底唯物主义者们的,……没有什么问题能难住我们彻底唯物主义者的。
——历史的确是由愤青们创造的。
——妳将来会知道中国人发明的标准和普世价值是什么,是多么的崇高伟大,是如何解决世界根本问题的,这才是壹个真正有思想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中可能存在着某种侵略的本能或自我毁灭的本能,也是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生的本能代表着爱与建设的力量,死的本能是求死的愿望,当它向外表现时,就成为破坏、损害、征服的力量,它是仇恨的动机,表现为侵略的倾向。由于愤青在政治道德上的善恶标准是颠倒的,他们认同的理想社会是集体主义社会,是中央集权体制,他们希望民众思想统壹,步调壹致,由权威强势的领袖管治,在权力的干预下,使社会的政治文化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他们不希望有不同的声音,不希望社会太自由,更不容忍政治上的自由化,认为这是不利于中国掘起的,是壹条行不通的邪路。必须用极权暴力来对付西风东渐中的自由倾向,最大限度地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用不断加深的仇恨教育来聚笼民众,是为了壹统化的民族文化心理。
四、个性气质与从众化心理 无疑,“思想家”表现的个性气质是极为强烈的。气质说是心理学上划分的壹种个性心理特征,是壹个人较为固定化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它使壹个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染上个独特的个性色彩。最早提出气质概念的是古希腊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认为人的身体或个性缘于血液、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液体的比例:血液过多会使人过分热情或过分快活,粘液过多会使人冷漠或恬静,黑胆汁过多会使人沮丧或忧郁,黄胆汁过多会使人具有攻击性或急躁。后人继承了气质的体液说,通常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胆汁质的人心理过程迅速剧烈,易于激动,精力旺盛,热情直率,缺乏准确性,易粗暴,具有外倾性特点。多血质的人思维灵活,活跃好动,注意力容易转移,虽适应性强,但情感体验不深入,也具有外倾性。粘液质的人考虑周全,注意力稳定,忍耐沈著,但思维灵活性较低,生气不足,主要特点表现为内倾性。抑郁质的人善于观察,具有高度敏感性,但行动迟缓孤僻,情感单调,不易喜形于色,也是内倾性。现实生活中,这四种类型极为典型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接近或近似于某种气质类型,也有混合性的气质特点。心理医生发现,激素也是影响气质的因素,如甲状腺型、肾上腺型、副甲状腺型和性腺机能亢進型等。激素水平受内分泌活动影响。还有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是依据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创立的。
人的个性通常是稳定的,表现壹个人的心理面貌,个性倾向性是人的活动之基本动力,组成人的性格,定义为壹个所特有的行为形式。它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其中世界观居于最高层次,制约著人的思想和整个心理活动,形成自我意识,在心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是人们言论与行动的动力根源。个体的气质和性格本身并不壹定决定伦理学上的优劣,无论何种性格均有积极和消极的壹面,只是积极和消极之比例不同,之参照作为整体的性格结构,性格才具有伦理学上的意义,这种心理分析才会上升到社会心理学层面。人的行为受个性影响,同时也受理性程度影响,人是理性的,否则便与动物无异。由于人们限于先天的心智结构与后天的知识储备,以及有关信息获取管道等原因,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不完备的,时常受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等因素影响。偏执之个性叠加于外界刺激,便常常表现为理性不足或非理性的过激行为。个性气质相似的人,从众化心理也特别明显,因为人是社会化的,社会对人们的影响是无从逃避的,这就有壹个心灵选择的取向问题——世界观。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唯物的,政治伦理是集体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现实地位。集体主义需要有强势的领袖,俾斯麦或斯大林式的铁血统治者,服从并投身于铁血政治就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时代虽然变了,但暴力统治心态不变,壹遇到政治危机反而会强化这种心态。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强化,所以即使十分年青的人,也有着极其固执的偏见心理。(四)

现代工业社会,除却政治上的原因,人们也日益沦为物质的奴隶。不光被资本家奴役,也被自己创造的物质环境所奴役。科技的進步,使人们更成为核武器的囚徒,缺少安全感正是这个社会的弊病,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为了获得安全,只有通过扩充军备来保证,陷入军备竞赛的怪圈。人们用高消费来证明生存价值,反过来又让高消费囚困自己,人们壹生为了住好房子奋斗当房奴,为了新奇消费当债奴,全然不是人在主宰物质社会,而是物质社会主宰人。人们通常不关心人类的异化与人性的解放,不关心心灵的修持,只关心自己物质欲望的满足。这也是缺陷性格的壹个影响因素。另壹方面,总有壹些人不愿意随波逐流于物质世界,他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与魔鬼情结纠缠在壹起,其结果可能是“残酷无情的领袖”,也可能是“奸滑狠恶的流氓”,没有机会成为领袖,流氓就是英雄与魔鬼情结的结合物。这些人通常受“人格面具”(persona)支配,“天使在外面而魔鬼在家里”,在不同的场合配带吻合的面具,扮演壹定的社会角色,获得社会认同。但由于其精神是受抑制的,压制于不能见诸社会的“阴影”部分,人格阴影处于人格的最内层,是不能公之于众的人格特征。阴影的防卫作用会将阴影投射到外界去,关注别人阴影和防卫自己的阴影,也可以将自己的阴影表演得很夸张。这种阴影的分裂状态,就是两面人的成因。不容易找到能量转移的管道时,被压抑的欲望被储藏在潜意识中,也即是荣格心理学讲的无意识。荣格认为,上帝意象在自我本原概念中显而易见,个体在这壹过程中逐渐地从完全依赖于精神背景的状态长成为具有坚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自我是无意识中解脱出来的壹个较为自由的领地,也是精神隐秘的黑洞,自我经常扮演自身的敌人。在现实中,两者永远存在:自身的至上权威和意识的妄自尊大。荣格说:“正象意识心理活动产生某种结果或产品壹样,无意识活动也有产品,如梦和幻想。”当上帝意象无限膨胀,会游于梦幻和现实之间,超越“更高级智力”,即超越了理智原则。个人的意象不具有集体含义,也不具有远古特征,只表达个人的无意识与个人有限的意识状况的内容。但原始意象总是集体的,至少对整个民族或时代是普遍的。所以荣格说:“原始意象是壹种记忆的沈淀,壹种铭刻,它由无数类似的过程凝聚而成。它主要是壹种凝结或沈淀,因而是某种不断发生的心理经验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作为壹种神话主题,它是永恒有效的,持续不断地或是为某种心理经验所唤醒,或是恰当地为某种心理经验所程式化的表现。……处于永恒而普遍的性质中的原始意象就必然与普遍、持续的外部影响遥相呼应,因而就必然具有某种自然规律的特征。”[16] 原始意象是理念的初级阶段,其心理功效的程度为个体的态度所决定,当力比多从外部客体中撤回而表现为内倾性时,是理智形成的过程。只有当理念被理智地掌握时,继而引发情感,是思维的具体化。由于个性不可能使这种构成的情感与理念想壹致,原始意象壹再提供补偿功力。这当然是有意义的,创造力和宗教情结就寄存于原始意象之中,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也有相互强化理念的作用。理念就内倾的态度而言是原动力,就外倾的态度而言是产品。无论内倾外倾都是正常的,走向极端才是变态的,外倾走向极端就是歇斯底里了。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理念。灵魂与无意识有关,也是无意识内容的人格化,或者说是无意识内容的化身,此时上帝的实质与灵魂同义。因为上帝寓于灵魂之中了,这种无意识呈现的意象形式,就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如果灵魂中的上帝被撒旦置换了,恶压倒了善,其原始意象之无意识或理念就壹定是无比邪恶的了。“思想家”的无知狂妄,其实就是灵魂中撒旦的上帝化,于是邪恶便包装为神圣和正义了。
五、五毛型愤青 另壹个样本是自称为某师范硕士的愤青,其网名为“无字天书”(http://123liangxb126.blog.163.com),他的另壹博客是“骂尽天下西洋狗”(http://blog.163.com/123liangxb@126),下面是此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精选:
——躲在哪里也比躲在西洋人后做西洋狗强!杂种!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看来是真的!中国的古语真的很精辟!二千年前的话就把——二千后西洋狗的形象描绘出来了~
——西洋狗从来就是咬人,咬人就滚蛋了的了,典型的壹条西洋奴才狗!
——妳和奴才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西洋狗吧了!壹条西洋犯跑到中国来叫,什么世道啊!
——这就是西洋狗养大的奴才啊!这就是所谓西洋狗培养的“民主斗士”啊。满口脏话!所谓“斗士”也就是这个水平与修养!
——西洋狗就是西洋狗,连资料都不敢留下!这就是妳们这种西洋狗的本性吧!
——妳们有自由,难道我就没有自由吗!妳们的思维就是如此吧。妳们的思维就是——妳们有的我们不能有。这是妳们的德性。狗的德性。西洋狗的德性!
——我昨天还没看,今天仔细壹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西洋狗为了自己的利益,真是什么陷害手段都能想得出了。我真的明白什么是“莫须有”了!很可惜,继续来吧。让别人看看妳们这些西洋狗是如何对明知之人進行“莫须有”的迫害的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请注意:此人是拿了有关方面金钱到处发贴骂人的哦。他是华南师范大学汉语语言学院副教授,壹个落魄的人,壹个充满反社会、反传统的西洋狗!他的地址为:http://gsdzyx6950.blog.163.com/,号称高生诗词是壹个自称“网络民主人”的人!
——妳太擡高妳自己了!妳以为妳很重要吗!妳只不过壹狗!有必要我来专门设博客嘛,自为了不起!
——以现代的方式就是,妳无赖,我比妳更无赖!对付疯狂的人只能用疯狂的方式。
——只要妳不道歉,我会继续用妳教我的方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及“莫须有”等方式進行战争!
根据其上述表现,可以断言此人就是典型的两面人,“无字天书”博客扮演壹个和平知识分子形象,“骂尽天下西洋狗”是真实的人格阴影部分。当摘掉其“无字天书”的面具时,他的两个博客便同时发出咒骂之声,其流氓及五毛本性便展露出来了。他的人格阴影投射必须找到敌人,攻击别人的阴影,如果没有也会制造壹个,否则是无法渲泻其恼怒的。但其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别人的阴影,因为阴影是见不得阳光的,追求自由并非耻辱,不是人格阴影,也无须隐瞒。他为达到阴影的转让目的,来防卫自己的人格阴影,就只能对认定目标发动歇斯底里的攻势。他知道自由的代替是风险,便将别人的风险视为阴影,将自己的阴影正义化,因为专制正不是光彩的。这种阴影转让的轮番攻击,善恶之颠倒,也会使自己的人格進入贬值循环。待狂热减弱时,就会发现自己落入了自构的阴影陷阱之中,在强化影响的同时,人格也随之贬值。人的人格阴影最初是无意识的,是集体的无意识,因为每个人都受这个“人”的约束。荣格说:“魔鬼是壹种阴影原型的变种,即人类不承认阴暗壹面的危险特征的变种。”集体阴影也是人类的壹种破坏性,亦是人类生活之壹部分,人们必须不断地在天使与魔鬼的争执中行進。我们不能光是期待着阳光明媚,光明与黑暗同在,欢乐与痛苦并列,生命与死亡共存。也就是说黑暗、痛苦和死亡是对阳光、欢乐与生命之否定,而更高的境界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佛学之中观境界。每个人都会有阴影,其内容是个体的,但阴影是集体的,自身的阴影也是人类的阴影。这种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团体英雄主义存在于阴影的充分发挥之中,超我几乎无法与之抗衡。集体的无意识是人类生活之本质,需要避免的是那种集体性的阴影无限制的扩大,让邪恶占主导地位。心理是自我调节的系统,正如荣格所说:“……但个体如果能紧紧抓住最后存留的壹点理智或保护好人类交往的关系,那么在无意识中恰恰由于有意的理解发生混乱而产生壹种新的补偿,它能受到意识的整合。”[17] 但补偿的前提是“壹点理智”,丧失此条件,势必滑向恶的深渊。认识自我,需要不断地進行判断,避免恶,也不能沈缅于善,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黑暗就是善之名义下的恶行。
“无字天书”也定是五毛无疑,“思想家”尽管死缠烂打,仍是壹来壹往,其歪理学说中也有许多“讲理”成份。“无字天书”则全是标准的流氓语言,语无伦次,逻辑混乱,歇斯底里,典型的泼皮无赖。并且用壹次群发上百条相同内容的流氓贴子,实行高频率恐怖骚扰。并四处在别人博客张贴污蔑性贴子,目的是造成强大的轰炸态势,让妳关博走人,同时获取收入。这种愤青既无政治理想,也无政治热情,更无文明人风度,其流氓行径绝对是卸去面具的真情坦露。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至少要保留个人尊严和些许高雅,即使是虚拟的网络社会,谁会壹张嘴就满口喷粪呢?何况“骂尽天下西洋狗”,岂不连带马列老祖宗与之后世子孙包括他自己也骂尽了?但这就是流氓本色,不讲理也用不着讲理,“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种人的生存方式。说明这种人心里没有爱只有恨,宁肯连祖宗带自己壹起骂,大家同归于尽,也要发泄胸中之恨,如同劫持客机撞向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这种仇恨不需要有特定的对象,内心已经被阴影复盖了,其本质是仇恨人类,自己不要文明,便仇恨文明世界,不能改变妳,就想毁灭妳。愤青知道,文明人是君子有规则,野蛮人是小人无规则,愤青的市场价值就在于不守规则,专占君子的便宜,正如山寨货抢了正品货的钱壹样。当然是为了赚取壹贴五毛的酬劳,但若无阴暗心理,何以连最基本的人格也丢弃了,连其视为同校的“副教授”也破口大骂?自古道:欺师灭祖,神人共愤。老师属于学生的长辈,无论今后学生居何等高位,也须在师长面前保持谦恭。既然认定别人是“副教授”,应立即止恶才是。即便传统的专制社会中,也普遍遵循盗亦有道的原则,对于不相识的文化人也会有几分敬重。五毛这种政治流氓自以为有了靠山,连“道”都不要了,更谈不上要脸了。这便是肛门性格发展至恶性侵犯的鲜活样本,愤青群体中最邪恶的壹类,是性格取向的绝对市场化(功利性)所致。“无字天书”对自由文明的刻骨仇恨,对强权的顶礼膜拜,除去经济上的索取,也来自于内心世界的强烈的压抑感,壹有机会压抑感便不可遏止地喷发出来,化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有如虐待狂的力比多转移方式,受虐者越是忍耐各种痛苦,施虐者就越激发出“统治”欲望。流氓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流氓的成功在于“剥削性格”和“囤积性格”進入权力型市场,靠暴力获取收益。“无字天书”利用自己的封闭博客来四处攻击开放性博客,就可以看出其剥削和囤积型取向,其群发相同内容的短信,却不能生产思想,也更证明他不是“生产性”的。也就没有爱,真正的爱是植于生产性之中。恰如约拿被吞進鲸鱼腹内,象征著由于缺乏人类之爱而给他带来孤立和监禁的情景,但上帝拯救了他。“无字天书”是唯物狂徒,心中没有上帝,也就不存在灵魂的救赎,只能壹步步走向道德的深渊(地狱)。同时他也是自恋型的人,但与“思想家”是不同类型的自恋狂,其狂妄无非是自恋转化为自卑的甲胄,极度保守又极具攻击性。正如弗洛姆所说:“对囤积性格的人来说,如果他感到外部世界的威胁太大时,他就力图通过撤回或破坏来解决与他人的关系问题。”[18]
“无字天书”缺乏学识素养,因此对文化学者怀有深深的敌意,故意以虚张声势的高调来提升其话语霸权,以流氓手段来凸显超人的强势,再陶醉在施暴后的虚幻胜利之中。这种性格就是那种狂呼“死亡万岁”口号般的恋尸癖特征,是希特勒毁灭壹切式的满足感,其差别在于愤青五毛没有杀人的机会和权力,只好用暴徒式的恶毒诅咒来模拟暴君行为了。“无字天书”这样的愤青并非极个别的现象,许多大学里都有学生监视教师的“信息员”制度,壹些教授在课堂上讲了与主旋律不符的真话,随后就有“信息员”向当校方告密,让老师遭受惩处,也为自己的升迁储备资本。这真是个令人毛骨耸然的政策,它颠复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和廉耻观念,即使自古最专制的年代,也决不会号召学生去告发老师,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有过父子反目和师生成仇的行为。而这种行为造成的道德沦丧,以使中华文化付出了民族性整体劣化的代价。在普遍追求物质的高度投机型社会里,壹个毫无良知又无能力的人,才会甘心加入不耻于网络的五毛壹族。网上对自由言论多有限制,独对流氓言论网开壹面,这正是对网络实行“和谐化”监控的需要,扔几块骨头引来绝对贪婪自私的流氓,放出去乱咬。迫使自由言论消失,连个人的博客也不放过,自由学者再无言论园地。虽然我的博客是个人格律诗词之创作交流,不设敏感话题讨论,但五毛嗅觉极为灵敏,能在诗词中发现“政治敌情”,便视之为战斗阵地,自然会不遗余力。讨论诗文层次不够,知识水平又太低,发动恐怖袭击就是最省事的战术。
这就是最为典型的恶性侵犯性格与恋尸症,表现为仇视人类,欣赏人类苦难,颂扬暴君,为专制狂呼。他们最渴望的社会是流氓可以为所欲为,最好能回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大屠杀年代,流氓上升为统治者,建立丛林法则支配的终极体系,享受君临天下般的成就感。而目前中国社会的加速流氓化,在“狼奶”哺育下的几代人中,已经形成普遍仇视人类普世文明的狼文化环境,促使更多肛门性格的愤青病症恶化,向恶性侵犯发展,進而向恶性侵犯型的社会演進,也加速著民族性的异化和劣化。这类愤青对社会危害极大,正是中国人走向民权政治的顽固抵制势力。这也是研究愤青运动及社会心理学的目的。

结语

窥壹斑而知全豹,通过对两个网络愤青样本的简略分析,便可知当代愤青的心理学特征,找到其远离政治文明的社会心理基础。何况每天电视网络充斥着数不清的愤青言论和各种恶俗文化,单向度的新闻报道,早已呈泛滥之势,人们根本无法回避这壹现象。这里必须指出,具有恶性侵犯性格的愤青并不在多数,但往往具有压倒性的话语优势,有淹没理性声音的巨大能量。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就源于痞子流氓的骨干作用,平时在乡村只是被边缘化的极少数,特殊时刻却能裹胁大批民众,做出恐怖的阶级屠杀暴行。这就是流氓运动的乘数效应,本身就是壹个集权过程,流氓意识在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借助于推手的杠杆作用,更会在大众化的广告效应下发散出雪崩般的破坏力。愤青运动是民权时代之逆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它阻碍著社会的自由化,是中国人必须越过的荆棘丛。也因为愤青是奴化教育的产品,幼儿期就生活在缺少博爱的环境里,压抑的环境下,不懂得人间关怀和自由权利,成年后自然缺少健全的心态和人格,因为仅凭家庭的亲族之爱是不能取代人间关怀的。人间关怀是更高境界的情操,是带有宗教信仰的灵魂修持,是支持人格修养和精神追求的基础,成为内心的潜意识。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社会活动中的人性社会化,人类精神发展的终极目标本质上与宗教追求的终极真理是相同的,尽管各自的概念和方式不同,然其实质和经验皆殊途同归。自由人权原本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专利,但在主旋律宣传中,自由成为西方的代名词,人权成了西方人的专利,在将自由思想妖魔化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民族性劣化,中国人成为不配享受自由权利的民族,因为中国人必须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听从统壹的号令,服从集体主义原则,愤青运动就是民族性劣化的温度计。他们不做“西洋狗”,却热衷于当专制之犬,拒绝人类文明,仍然是“狗”式思维逻辑。所以,愤青运动是人类文明的异化现象,是人性恶化的展示,社会心理的畸形化表现,也是单向度社会中反对多向度语言的压制因素,因此不具有任何权利意义上的价值,是畸形社会的助力,而不是矫正力量。从认知能力来分析,愤青也是社会犬儒化的产物,学者胡平说:“犬儒是不分善恶的,但他不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有些犬儒还走得更远。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他们变得很势利。其实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既然他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只剩下了势利。”[19] 愤青也是犬儒,犬儒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壹种避世型,壹种是愤世型,在暴力面前选择避世,而愤青运动则是愤世型的痞子运动。犬儒病也是壹种心理病患,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 是暴力管制下心理变态反应。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时,劫持者让人质活下来,人质感激其活命之恩,便与劫持者的安危当成自己的安危,于是采取“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就把解救者视为敌人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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