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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飞骏

壹、中国的進步必须首先正视毛泽东和美国

人类历史经验壹千次证明，官僚专制体制是反文明体制。

毛领袖则把官僚专制体制推向前无古人的顶峰。

毛领袖创造的高度极权专制体制比斯大林、朱元璋、洪秀全三位大独裁者的总和还要更上壹层楼。

毛式独裁专制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无与伦比。政治折腾造成大饥荒饿死的人数比两千二百年皇权中国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疯狂自残的文化大革命则彻底毒化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下面有必要引用壹段网络读者在拙作后面的回复文字：

“纵观今古内外,任何壹个统治者,就是最昏庸无道的,也知道鼓励农民积极劳动，褒奖勤劳致富者,只有毛把劳动致富说成有罪,并把辛勤劳动致富者進行宰杀,真让劳动人民寒心,怪不得毛时代人人不爱劳动,出工不出力,造成社会物资极匮乏,饿死三千多万人,这不能不说这是毛的丰功伟绩，若把当年抵制毛的胡作非为所取得的那点经济建设都归功于毛，那我们更应该把19世纪铁路、轮船、电报、机械、炼铁这些中国五千年从未有过的伟大成就归功于慈喜太后。文革决不是帝制复辟那么简单，自古帝王，哪里有毛那么残暴，公然把矛头对准文明本身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烧杀抢掠固然有之，如此规模破坏文物，挖坟毁骨，哪朝有过？古代的昏主暴君，表面上也讲讲纳谏，哪有像他那样直接把自己的言论定为标准，规定天下必须言行必须符合之的？…历代君王不讲诚信的，有超过“反右”的吗？历代君王昏庸的，有超过“大跃進”的吗？历代君王残暴的，有超过“文革”的吗？历代君王搞“个人崇拜”，有比“读红宝书，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更可笑的吗？壹个国家领导人的无知和独裁,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

就是这样壹个给中华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独裁领袖，三十年前我们把他推崇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红太阳，大救星。三十年后邓政府虽然承认毛领袖“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却不肯把毛请下教主的神坛，几乎是全盘继续了毛领袖的专制遗产。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可毛式专制体制却使经济成果“特色”成危险的火山。经济发展的果实是文明的倒退和风险的递增。

可我们无视迫在眉睫的危险，依旧坚持毛式专制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绝不”和“坚决抵御”堵塞了所有“和平转型”与“文明進步”渠道；极端仇恨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二次文革”山雨欲来风满楼。希望也许还有，但越来越渺茫。

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当今中国所有的矛盾和风险种子都埋藏在毛式专制体制里。毛领袖的专制遗产象壹座大山挡住了中国的文明進步之路。只有毅然决然越过毛泽东这座专制大山，中国才能走向希望的明天。

中国人只有勇敢正视毛泽东的暗点，从毛谎言毛魔咒里走出来，告别毛专制毛特权，才能越过险滩走上文明進步之路。

正视毛泽东的暗点是我们必须跨越的第壹道门槛。

…………

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不是蒸汽机、电脑和原子弹，而是“把权力装進笼子”的民主宪政体制。

下面是美国总统布什演讲中的壹段话：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妳们讲话……”

“把权力装進笼子”的民主宪政体制则是美国的首创。

美国是这个星球上第壹个成熟的民主宪政国家。

美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无与伦比。

美国的首创精神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学习美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凡是认真学习美国采用民主宪政体制的国家都是富强、发达、文明、和谐的，都是“亲民”且奉行“人民主权”的；而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专制政权则多是反美的。

各位对比壹下亲美的日本、西德、韩国和亲苏的北朝鲜，东德、古巴、红色高棉柬埔寨的命运，只要心灵还残存壹点良知的人都能看出美国的伟大之处。

那些反美的专制政权并非闭眼不看显而易见的事实，真心实意认为美国“反动万恶”；而是看到了美国的文明進步不利于自己的愚民政治，害怕本国人民学习美国从而影响他们高高在上的“特权”。他们仇美恰恰不是因为美国的弱点，而是基于美国的优越性。就像鸨母仇视淑女是基于对方的出众壹样。

所以专制国家的特权政要若是想到移民，首选目标多是“万恶的美国”，而不是北朝鲜、古巴等壹条战壕的阶级兄弟国。

有人曾这样评价美国：

“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壹，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壹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壹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壹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壹，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壹。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也在相当长时期内陷入了“逢美必反”的思维误区。壹个纯属偶然的“公海”（国际法认定）撞机事件就被视为“野蛮的侵略挑衅”，全国因此爆发反美大游行。北朝鲜战斗机深入中国领空两百多公里（因飞机坠毁“被发现”，没发现的还不知有几次）则被认为“很正常”，没几个国民想到“侵略”二字。

美国是当今世界对中国贡献最大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华民族很难避免被瓜分吞并的命运。

壹个世纪以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了被列强瓜分的迫在眉睫危机。美国率先返反“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福利事业，办起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美国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打败了比我们强大N倍的日本侵略者。日本的精锐师团基本上都是美军消灭的（美国消灭日军120万，中国消灭日军40万）。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单独打败日本侵略军。

美国也是始终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的国家，没有侵占中国哪怕壹尺壹寸的领土。俄罗斯侵占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并直接策动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脱离中国。可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却“亲俄反美”，甚至壹度对俄“壹边倒”，让“亲者痛仇者快”？

比上述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美国能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文明水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文明、和谐、進步”之路。

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短短几年之外，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壹直在妖魔化美国，使多数国民对美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仇视和偏见。问题是我们妖魔化美国对自己壹点好处也没有，就象中学生妖魔化大学受损的不是大学只能是自己壹样。

在当今人类世界，美国无疑代表“光明”和“希望”；可我们壹直不肯正视这壹点，自欺欺人给美国贴上“万恶美帝国主义”标签；就像阿Q骂淑女假正经壹样。

我们不但不肯正视美国的优势，想反还把主张学习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真爱国志士”污蔑为汉奸卖国贼？

这真是壹个仅人啼笑皆非的逻辑：现代文明的多数科技成果都是美国发明的。美国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不是众多的科学发明，而是民主宪政体制。我们引進采用美国发明的这些科技成果不是汉奸卖国贼，干吗学习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就是汉奸卖国贼呢？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西洋人的“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甚至不惜用这些“西洋主义”来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何学习美国“把权力装進笼子”的民主宪政体制就是“崇洋媚外”呢？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我们的部分特权阶层是在“揣著明白装糊涂”，壹方面用嘴“严正抗议”煽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壹方面用自己的脚来投美国的赞成票，把子女和财产纷纷移送到“万恶的美国”去；甚至于连庞大的外汇储备也多存在美国银行。

这种表里不壹的作风显然不是政治家的气节；而是政客的权谋。

无论我们如何固执“把头埋進沙堆里”，也不能阻挡自由女神放射出的文明之光。如果我们不肯正视美国的优势以美为师，我们就无法走向光明的未来。

正视美国的亮点是我们必须跨越的第二道门槛。



中国的進步必须首先正视毛泽东和美国。不敢正视毛泽东，我们无法放下历史的包袱；不肯正视美国，我们就无法拥抱希望的未来。

正视毛泽东需要过人的勇气胆识；正视美国则离不开面向未来的开阔胸襟；只有对国家民族拥有巨大责任心的杰出政治家才能担当这壹历史使命。



二、毛时代中国没有腐败吗？

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并且在体制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体制内反腐已被壹千次证明要么是扬汤止沸要么是火上浇油。

“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过时体制不但无法解决贪腐问题，相反为权力腐败推波助澜。无论“双规”多少贪官，腐败分子壹样前赴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壹代新人胜旧人”。

无孔不入的腐败把本应是鱼水关系的官民推向完全对立的敌对关系，民众对官场的不满已经逼近危险的地步：谁要是敢于公开站出来和官玩命，哪怕采用非法的极端手段，就有可能被民众视为“抗暴英雄”？

在对立的另壹端，号称“人民公仆”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员对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郑州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的壹句话最能说明问题：“妳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

他老兄并非象公众责难的那样“政策水平太低”，规划局的门卫这样总结他的为人：他壹个军人出身，性子直说了实话……

按门卫的观点，他老兄的最大失职就是说了官场不该说的大实话，“说谎的技术”不够火候。

而“说谎技术”是今天中国为官的第壹修养。

“官民对立”现状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说明中国和平理性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景越来越渺茫。除非决策层出现能够大刀阔斧推進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解的“反特权英雄”。

可中国已经逼近社会转型的门槛？



中国社会的最大风险种子是毛左的复活和文革幽灵的回归。

当腐败影响多数人的生活，侵蚀到多数人的正当权益时，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和报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前那场灭绝天良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景象人民已经淡忘；可多数达官显贵被划为牛鬼蛇神押上审判台，任红卫兵殴打凌辱的镜头在人民心头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怀念那个时代，极端情绪开始在人们心头滋长。只要能把贪官污吏押上审判台任他们殴打凌辱，就算玉石俱焚又有何不可？

因为新闻不自由知情权被剥夺的缘故，多数国民不可能知道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能够在社会不承担大风险的前提下壹劳永逸地消灭贪污腐败。他们只知道毛太阳发动的那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有效的惩治贪官污吏。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毛太阳，怀念那个把中华文明砸得稀巴烂的毛时代。

在这种充满极端思潮的社会土壤上，曾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毛左集团复活了。



尽管毛主义给中华文明造成了难经弥合的伤痛，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迫害致死几千万无辜的中华儿女；毁灭了国民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制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惨剧和政治笑料；把中国变成遍地恐怖人人自危的民族大监狱；所作所为比北韩的金太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在毛左分子嘴里，毛太阳是光芒万丈完美无缺的“神”，他的文治武功比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执政者要伟大千倍。

毛左分子不切实际地美化毛时代，使用的手段是毛太阳屡试不爽的“谎言”和“造谣”。

毛左分子的最大谎言是毛时代的中国没有腐败？

什么是腐败？

腐败就是公权私用，是以权谋私。

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公权私用吗？没有以权谋私吗？

非也！

毛中国不但壹样有公权私用和以权谋私，且在程度和破坏力上比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腐败在今天的突出表现是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在毛时代的突出表现则是滥用职权多吃多占，草棺人命。

首先毛太阳本人的腐败就登峰造极。

毛太阳在多数国民忍饥挨饿的时代，不惜花费巨资在全国各省为自己建立豪华的“行宫”。虽然部分“行宫”并非毛太阳的指令所建，而是地方官的“自发行为”。但毛太阳从未认真制止过这种行为，且建造“行宫”方面有突出造诣的地方官都得到了毛太阳的赏识。

豪华“行宫”的造价无疑接近天文数字；每座“行宫”维持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又得消耗壹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毛太阳就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毛太阳壹進城就选择了帝王的住所中南海。从58年开始，各省市为毛造行宫，壹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始建于1960年9月的上海西郊宾馆圈地1133亩，园林、花木、房屋维修，连同女服务员，壹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20年间毛太阳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壹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壹号也仅在1959年住过壹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太阳建的房子合在壹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上相上下。济南南郊宾馆建于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积1160亩，建筑面积115800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毛太阳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绝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

韶山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亿元人民币。在此期间全国约有几千万人死于大饥饿，创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高死亡记录。与滴水洞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江西芦林壹号别墅、八二八宾馆，湖南蓉园，四川金牛坝宾馆，湖北东湖梅龄别墅、东湖宾馆，广东南湖行宫，江苏紫金山宾馆，山东南郊宾馆，杭州西湖行宫、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西郊宾馆，北京密云水库别墅等61处奢华行宫，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从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过11天，真是壹日千万金。

…………

毛以后的国家掌舵人在各省为自己建造过豪华“行宫”吗？

毛太阳好大喜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地球人信奉毛主义，不惜大笔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援助收买地球上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越南、北韩、红色高棉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中国供养著。人口才200万的阿尔马尼亚，中国仅大炮就无偿援助了壹万多门，结果多数派不上用场任其暴露在野外生锈蚀烂。阿尔巴尼亚国民也因此普遍患上了“受援懒惰病”。这种“慷国民之慨”的无偿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也没有停止过。中国花费宝贵外汇从加拿大進口的用于救命的数船小麦就在远洋运输途中突然接到毛指令掉转航向驶向阿尔巴尼亚……有人统计了壹下，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巨额外援如果用来购买粮食抢救饥民，几千万生灵就有可能逃脱活活饿死的悲惨命运。令毛太阳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受援国无壹例外都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白眼狼。壹个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政权是不可能知道感恩图报的，援助这样的政权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

毛中国时期，普通国民绝不能有“生活作风问题”，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坐牢枪毙。可毛太阳本人在这方面作得怎样？相信多数国民心中有了答案。

毛左分子津津乐道毛太阳的“不吃肉”和“穿打补丁裤子”的感人事迹。毛太阳在大饥荒时期有段时间确然不吃平时喜爱的“红烧肉”，但不表明那段时间他在“吃素”；更不表明他会吃普通国民的饥荒主食——糠菜团子；而是吃价格更高昂的高营养食品，甚至于喜好上了“法国大餐”。至于“补丁裤子”，毛左们能想象那是什么样了“补丁”吗？绝不是平民百姓常打的那种粗布绵线补丁，而是高工艺的“苏绣制品”，壹个补丁的造价远远高于裤子本身。世界上的很多独裁统治者都有类似的嗜好，壹是心灵变态；二是另壹种形式的“做秀”。

…………

除了毛太阳本人外，毛中国的腐败现象壹样泛滥成灾。

腐败分为“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

毛中国的经济腐败壹样大面积地存在。

毛时代的中国是“实物经济”，生活必须品奇缺，有钱无票买不到急需的物品和服务，没有供应票证的货币在国内的用途相当有限。那时的公民包括达官显贵出境受到严格限制，人民币兑换外汇转移出境的概率很小，所以权力人物没必要象今天的大贪官壹样贪污天文数字的货币，也不可能把贪贿的巨额货币和亲属转移到国外去。所以毛中国的经济腐败主要表现在权力人物对紧缺物资的多吃多占。

首先物资供给制度就体现出惊人的不平等，社会上存在壹个庞大的“特供阶层”。供给品的数量和质量主要取决于壹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壹个人所做的社会贡献。首长们的“供给档次”不是平民百姓能够想象的，他们享受的“中华烟”和“茅台酒”平民百姓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样子。民众只能偶尔品偿九分钱壹包的“红花烟”和几毛钱壹斤的“代粮酒”。

除了供给制度明文设定的不平等阶梯外，基层官员也尽可能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毛中国高度集体化，民众的生活必须品全归集体所有，掌管粮油衣料等物资分配权的各级官员就成为民众货真价实的“衣食父母”。这些父母官多数没有“生养父母”那种“巴掌手背者是肉”和“宁愿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的慈父情怀，而是想方设法侵占本应属于民众的份额。因为专制体制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措施，这种“侵占性腐败”普遍而深入。上至县委书记，下至小队队长，多数不同程度地“侵占”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资料。

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毛中国的生活必需品极端馈乏，在丰年的“供应”也仅够维持基本生命所需。壹旦部分生活必须品被大官小官“侵占”，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生命灾难。

大饥荒时期中国活活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可很少有村官饿死的。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中度过的，夜晚因饥饿难以入睡是经常的事。有天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半夜溜出门试图摸黑去偷生产队菜地里的黄瓜。那时山村饿狼成群，小孩深夜独自出门是要承担生命风险的，只有要命的饥饿才能逼出那种不顾死活的胆量。我在经过村头生产队仓库时意外瞥见窗口亮着灯光，出于好奇心爬到窗口往里壹看，竟然发现生产队长、会计、财经（相当于今天的贮纳）和仓库保管员四人在里面偷分油料。每人面前放着分好的壹大桶花生油。

那时我们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壹斤油料，壹大桶花生油至少有五十来斤，四个队干部偷分的油料就相当于全队所有居民供应油料的总和。

连食油都大量偷分，就更不用说偷分粮食了。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拥有巨大权力的达官显贵则公然巧取豪夺国家资产。毛夫人江青和宠臣康生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干脆。他俩定期光顾国家博物馆，看上了哪件文物就直接拿走，馆长再想方设法下帐注销，每件被看上的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文革时期红卫兵打砸抢没收来的文物，价值高者多進入了二人的私人收藏室。

诚然毛中国没有出现动辄贪贿千万上亿的大贪官，主要原因除了“实物经济”限制了巨贪现象外，另壹个原因就是毛时代的中国极度贫困，物质资料供不应求，国民经济象原始社会壹样，没有剩余产品供官员疯狂贪贿。如果毛中国象今天壹样拥有巨额财政收入和眼花缭乱的剩余商品货币，千万级以上的大贪官壹样会大量涌现。

所以不是毛太阳消灭了贪污；而是毛中国没条件大贪特贪。



除了壹样存在普遍性的经济腐败外；毛中国的政治腐败则骇人听闻。

政府的第壹职能就是对普通公民生命权的尊重。毛中国则把公民的生命不当回事，权力人物任意践踏公民的生命权，滥用职权草棺人命的现象随处可见。

童年时期的我经常看到基干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政治犯”从村头大道上经过，每隔不长时间就要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公判大会，主席台上站着壹大堆背后插著“红叉标牌”的现行反革命。这些人多数不是什么杀人、强奸、抢窃、偷盗的刑事犯，而是说错话或被权力人物栽赃莫须有罪名的无辜平民。公判大会开完后，罪犯就被押往县城飞机场枪毙示众，壹个专门枪毙“现行反革命”的刑场。那时枪毙人很容易，壹个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就能决定辖区内壹个人的生死。

那时的大队长在辖区内是货真价实的“土皇帝”，不但掌控著全大队壹千多号人的经济权，还掌控著全大队公民的居住迁徒权和部分生命权。那时任何人出远门投亲做工，没有大队长首肯就不能成行。没有大队长出具的介绍信，妳不但没有粮票吃饭，也没有哪个旅店敢接待妳投宿，在城市妳会被当成无业游民强制收容遣返。城镇招工和上大学也是大队长说了算，他说让谁去就让谁去。大队长要是看上了某个女人，这个女人通常难逃其手掌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大队长带来了“黄金时代”，很多漂亮女知青被土包子大队长利用职权强暴诱奸甚至长期霸占，在周总理壹怒之下杀了壹批之后仍有大量村官顶风作案。女知青的血和泪不是今天的毛左愤青能够理解的。

大队长不但决定妳的生命质量，还能决定妳的生和死。当大队长罗织罪名把某人打成“现行反革命”时，这个人通常没地方可以申诉，等待他的将是监狱和刑场。那时的大队长还掌控著“专政武装”，拥有几十到几百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基干民兵队伍，十几条到几十条步枪、几条苏式冲锋枪和至少壹挺机枪。别说把妳诬成“现行反革命”绑送到专政机关，就是先斩后奏把妳活活打死也能轻松逃避责任追究，妳的家属根本没地方申冤。

毛左的先辈红卫兵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就多次领教过大队长专政暴力的侵害，除了被土包子强暴霸占外，男知青被基干民兵打死打残的惨剧也时有发生。毛左都是些闭眼不看事实的顽石脑袋，不可能相信他们的先辈会遭受那样的非人迫害。

壹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官就有如此大的权力滥施淫威，就更不用说掌控更大专政权力的乡官县官了。

毛太阳本人就是政治腐败的集大成者，他亲自导演了壹场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造神运动。几亿中国人向壹个大活人顶礼膜拜，壹日三祈祷，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早请示晚汇报；几亿中国人竟要时时处处背诵毛主席语录——无论办公行事，还是待人接物，甚至上课提问、兄弟谈心、购物买菜、争执打骂、救死扶伤、入厕对话……无壹不得首先背诵毛语录—— 壹个大活人，被塑造成了无比崇高、神通广大的超级精神偶像！广大民众则受到最大的思想禁锢最大的行动限制最大的政治压迫。

毛时代的中国，对领袖对党对新中国只能歌颂不许批评，只能表功不许揭短。决策失误、党内分歧、负面事件、高官丑闻不经批示不得擅自曝光,“腐败”二字几乎在媒体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1959——1962年大批饥民饿死甚至人吃人事件，特别是1960年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和大批高官侵吞大量国家贵重文物的恶行就壹直没有见诸报端。令人惊异的是，连工伤事故和自然灾害都不许报道,如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死伤905人的煤尘爆炸事件；1976年死伤130多万人的唐山大地震。

…………

总之毛中国的政治腐败非语言所能形容。



毛时代中国没有腐败是毛左分子的又壹无视最基本事实的谎言。

今天的中国虽然贿赂公行腐败无孔不入，可和毛时代的中国相比无疑要進步壹些。中国绝不能走回头路！解决贪污腐败的良方只能通过民主法治途径，绝不能求助于毛主义。用毛主义来对付贪官污吏等于是雇佣大蛇来对付头发里的虱子，不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还会吞噬毁灭整个国家的肌体。我们如果追索腐败的体制源头，就会发现今天燎原烈火样的贪腐其实是毛主义结出的恶之花，是毛主义在商品社会的另壹种表现形式。
三、毛太阳与水利工程
中国每逢遇上旱灾，国民就会想起毛太阳的丰功伟绩。 如果没有毛中国修建的水利工程，灾区能平安度过旱灾吗？ 如果改革开放中国也象毛太阳那样“把水利当成农业的命脉”，中国会发生旱灾吗？ 西南五省百年未遇的大旱，再壹次把毛太阳的“伟光正”形象推向云端。 西南五省历来为我国雨量丰沛的地区，贵州“天无三日晴”；云南“四季如春”；四川重庆则号称“天府之国”；今天为何也“赤地千里”呢？ 如果毛太阳在世，西南会发生如此可怕的旱灾吗？ 在毛迷心目中，毛太阳最伟大的成就是“两弹壹星”和“水利工程”。 中外当代史已经证明“两弹壹星”与“伟光正”没有必然的联系。 今天的世界饥荒最严重的国家是风调雨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北朝鲜。继上世纪九十年代饿死200多万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壹，相当于今天的中国饿死壹亿四千万人）的罕见大饥荒后，新壹轮的大饥荒又开始敲打朝鲜的国门。 北朝鲜是今天的世界贫穷指数最高的国家，领袖金太阳则是无与伦比的无赖恶棍。 可北朝鲜也搞出了“两弹壹星”？ 比北朝鲜富裕强大文明進步百倍的南朝鲜和日本反而没有“两弹壹星”？ 可见“两弹壹星”与国家的实力和建设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毛太阳当初倾全国财力物力搞“两弹壹星”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利益显然不是肯定的。有人计算了壹下，如果毛中国当初不搞“两弹壹星”，把搞“两弹壹星”的钱用于经济建设，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近四千万农民就可以活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搞出的“两弹壹星”并没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南沙群岛丢失的速度反而加快了，边境主权也没有因此硬起来，美国战机则轰炸了中国驻北越大使馆？ 到了毛中国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GDP由建国之初占全球5 . 7 %变成了0 . 8 %。日本1952年的GDP只不过是中国的67.8%，到1976年GDP竟然变成了中国的6.47倍。 “两弹壹星”不是毛太阳“伟光正”的纪念碑；“水利工程”能把毛太阳送上“伟光正”的神坛吗？ 下面我们来進行具体分析： 壹、只有毛太阳才会兴修水利吗？ 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政府，如果不是踏入灭亡门槛的败家子，都会把“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做为重要的民生目标。 下面我只想问几个常识性的问题： 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什么？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谁修建的？ 隋炀帝杨广。 杨广是明君还是暴君？ 古代中国首屈壹指的暴君！ 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帝王是谁？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修建了哪些扬名后世的水利工程？ 壹个也没有！ 美英法等民主法治国家的水利工程如何？ 比中国先進数倍。 半数是沙漠的以色列建国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近，它的水利设施和技术居然能够把国土上的多数沙漠变成肥沃的良田？中国大西北干旱省份的“滴灌”技术就是从以色列引進的。毛中国时期的中国沙漠面积却扩大了不少。 就连万恶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水利工程也比毛中国先進得多。 妳能说只有毛太阳才会兴修水利吗？ 就算毛太阳重视兴修水利，他就壹定伟大光荣正确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隋杨帝就是古代中国无与伦比的伟大帝王了。 二、毛中国水利工程的代价 在我老家十公里远处有壹座大饥荒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烟宝地水库。当年我们村的壮劳力都参与了烟宝地水库的修建工程，童年时期的我经常听见村里中老年讲述修筑烟宝地水库时的凄惨往事。 中老年人讲述得最多的烟宝地水库往事不是主流媒体上热火朝天的大生产场面，而是工作组的残暴和民工的大量饿死累死。 “壹个人活蹦乱跳地推着装满土石的手推车往前走，走到中途就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上。工作组干部看到后就跑上前去用皮带抽打他，可无论怎么用力打那人就是站不起来，后来就死了……” 类似的悲惨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工地每天都在死人，有饿死的，但更多是累死的，当然也有不少是活活打死的。” “我们当地人因为和干部脸熟还可占点便宜，最可怜的是外地人，死得最多的是新洲人。” “…………” 毛中国修建的多数水利工程，因为不讲科学技术落后且普遍蛮干，劳动量异常沈重。劳动者付出的代价之惨重不是今天的年轻毛迷能够想象的。如果把今天那些养尊处优的毛左愤青送上毛中国的水库工地，恐怕多数挺不过来。 政府修建水利工程没有错，但在非“紧急抢险”的场合，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强迫民工承担超负荷劳动则是有罪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捷夫说过：“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壹个国家的水利工程也不例外。 那些站在岸上不腰疼的毛迷，也许会说国家的发展需要部分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他不妨换位思考壹下，如果倒在手推车后被工作组干部抽打至死的民工是妳的亲人或是妳自己妳会怎么想？ 拿别人的生命去慷慨激昂总是很容易的，换上自己则是另外壹回事了。 国家在卫国战争时期政府鼓励国民勇于牺牲保卫祖国是必要的；但在和平时期就要珍爱每个国民的生命，不能以建设发展为名去随意践踏国民的生命和尊严。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农民付出了远超国际平均值的巨大代价，很多水利工程都是劳工生命尊严纪念碑。 如果没有毛太阳，在那些维护平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民主法治国家，同样的水利工程壹样能够修建起来，并且不会饿死壹人累死壹人，更不会打死壹人。
三、毛中国水利引发的灾难。 1975年8月7日，淮河上游驻马店地区。 连续四天的暴雨令淮河上游水库群蓄水猛涨，大型水库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告急。 当时省、地两级政府都在召开抗洪紧急会议。驻马店地区的会议上无人提及板桥，因为人们认为板桥水库固若金汤。尽管省地领导壹再接到板桥水库告急的警报，可在那个“报喜不报忧”不敢承担责任的年代，领导对不好的消息要么回避要么不相信。 就在各级抗洪紧急会议召开的同时，8月7日21时，确山、泌阳两县已有7座小型水库垮坝，22时，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垮坝。 两个半小时后的8日晨0时30分，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漫坝，当越坝而出的洪水深达0.4米时，大坝溃决，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溃决。 再半小时后的8日晨1时，板桥水库漫坝；当坝顶溢水深0.3米时，大坝溃决，6亿立方米的库水骤然倾下…… 溃坝时最大瞬间流量为7.9万秒立方米；溃坝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形成壹片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毁灭性洪流。前后几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及两个滞洪区相继垮坝溃决（水利专家王维洛称共52座水库）。人为蓄积的巨大势能猛然释放，在直立如壁的高大水头下，田园、村落、集镇在壹瞬间化为乌有。全区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60亿立方米洪水如出笼之猛虎狂奔无阻…… 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前推進，仅壹小时便抵达45公里之外的遂平县城，占领县城之后，又翻越高耸的京广铁路路基，继续摧毁所遇到的壹切障碍。驻马店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 京广铁路被洪水扭成了壹条麻花？钢筋之躯如此，被洪流撞上的血肉之躯何存？ 8月9日8时，板桥水库垮坝二十七小时后，驻马店地委才发出特急电报向北京告急。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对灾民组织任何有效救援的。反应如此迟钝在于那个高压恐怖年代“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代价是大批本可活下来的人把生命过早交给了洪水。 8月12日，板桥石漫滩水库群溃坝后第五天，中央慰问团抵达灾区视察，看到近200万灾民围困在水中，大部分人困在坝上、堤上、房上、筏上，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缺少食物，吃光树叶后开始吃死畜；药物稀缺，最后有1百多万人患病，灾民成批死亡…… 洪水终于退去，但300万民众曾在半月之久的时间里等待拯救。无数的生命永远消失了，无数的家庭永远失散了。洪水退去的大地上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烈日下的腐尸蒸腾起壹层可怕的雾气。壹位曾参与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他亲眼见到沿途所有大树的树枝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 消息被严密封锁，二十八年过去后的今天仍然没有重建准确的事实。死亡数字众说纷纭：政府说是2.6万，经济学家张健雄说15万；而水利专家孙越崎等8位全国政协委员发表文章说是23万…… 按毛中国“报喜不报忧”千方百计隐瞒灾情的政治病态，23万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数字，尽管真实死亡数字也可能远在23万以上。 我的故乡毗邻河南信阳地区，1975年正值童年时期，那年亲眼见证了从北方逃难来的大批灾民。全家老小挤在壹个长板车里，由壹个中年人吃力地拖动，靠挨村乞讨、拉琴唱曲和兜售编织彩色胶丝（童年时期女孩扎头发用的商品）小动物（虾子小鱼等）为生。我记得壹只小虾价格壹角五分，那些能买得起小虾的小同学令我羨慕不己。 那样的“逃荒板车”散布在村头的沿河两岸，相隔不远就有壹辆。 逃荒灾民带来了北方大洪水的消息，从他们口中得知大部分人都淹死了？农民对灾情的描述难免夸大其辞，“大部分人都淹死了”显然与事实不符，但真实灾情应该格外悲惨。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世界最大的水库群垮坝事件？也是人为制造的最大洪水？死亡人数最多的“人祸洪水” 淮河上游的地质不宜修建大型水库，尤其不宜修建大中型水库群。可在那个不讲科学不听真话“壹句顶壹万句”的“造神岁月”，谁敢对毛太阳的水利政策提出半点质疑呢？ 自五十年代到1980年，中国共溃坝2976座，年均100座。1963年洪水期间，仅海河就垮坝200余座。水库垮坝造成的财产损失和生命灾难真相壹直被严密封锁，不能成为后世中国人的警诫和借鉴。 毛中国水库的垮坝比例在古今中外可能无与伦比，造成的生命灾难也同样无与伦比。 至于毛中国最大的水利杰作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弊大于利的事实已经举世皆知。 在那个人类普享科技文明的岁月，如果中国没有毛太阳，尊重科学按自然规律施政，也许会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因此造成的生命灾难也应该比毛中国小得多。 毛中国水利福兮祸兮？ 前人修建的水利工程造福今世不可否认，但因此付出的远超正常值的巨大代价壹样不能矢口否认。如果政策科学务实，修建同样效能的水利工程付出的代价应该远比毛中国小得多。 今天的中国人对公共工程腐败痛心疾首，高速公路是改革开放中国最大的公共工程。因为存在严重的工程腐败，每公里高速公路造价远远高于理论值。所以今天的国民对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员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热切希望把腐败官员绳之以法。如果政府廉洁务实，花同样多纳税人的钱能够修建里程更多质量更过硬的高速公路，凭什么要对他们感恩戴德？难道经过若干年后，那些行驶在高整公路上的国民，就该忘记今天的工程腐败，忘记了远高于市值的工程造价，对主持修建高速公路的官员感恩戴德吗？

同样的道理，如果政府尊重科学重视人才珍爱生命，花费同样多的人力财力可以修建出更多更好的水利工程，付出远小于毛中国时期的生命财产损失？打了壹场只需牺牲壹万人的胜仗却死了十万人，我们凭什么要对指挥员感恩戴德？ 因为驱使国民修建了壹群代价巨大的水利工程，我们就该对毛太阳感恩戴德吗？
四、毛时代中国的经济真相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贪腐的蔓延催生了壹个“毛左”集团，他们的舆论阵地是“乌有之乡”，精神领袖是大学教授张宏良之流。 “毛左”集团在十年间势力和影响的增长速度几乎和贪腐蔓延的速度壹样快。 “毛左”并非象某些自由派人士抨击的那样是“人间妖魔”。他们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壹点也不亚于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百姓，他们挺毛的初衷也是为了有效地惩治贪官污吏。基于知识阅历的有限和骨子深层的专制暴力倾向，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毛发动的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暴民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腐分子；根本不知道英、美等成熟的法治国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能壹劳永逸地遏制贪污。基于这壹错误的认识前提，毛左热切希望中国能倒退到毛时代，同时对毛進行宗教式的吹捧。这种吹捧百分之九十九源于偏见和臆象真实成分则不到百分之壹。真实的毛领袖毕竟干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大饥荒和文革的空前灾难过来人还记忆犹新。为了能影响更多的中国人信奉“毛主义”，毛左只有乞灵于“谎言”，臆造不存在的政绩来放大毛的光辉形象，意图在不了解毛中国的年轻人和健忘且不满现实的中老年人心中构建壹个幸福安康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时代”。 “毛左”不切实际地美化毛时代的中国，说什么毛中国没有腐败，官员壹肩明月两袖清风；说什么毛中国国际形象光芒万丈，欧美列强都惧怕我们；说什么毛中国人人平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毛领袖在经济上的无知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毛领袖最大的“软肋”。可就连这壹没有多少争议的“软肋”，“毛左”们也旗帜鲜明地为毛帮腔：说什么毛时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跃入世界六强”…… 毛时代的中国经济真个高速发展吗？ 如果按毛中国的对内宣传舆论，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确凿无疑证证有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童年的我就经常看到类似下列言论的宣传标语： “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壹定要解放他们！” 但那几年的真实情况是：生长在鱼米之乡且家庭劳力充足的我差壹点就饿死了。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率高居世界第壹，重工业增长率则高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九？而西方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七就算高速增长了。 所以解剖毛中国的经济真相，我们壹不能依赖宣传资料；二不能依赖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在中国是最靠不住的，且不说大跃進时期的农业统计数据显示亩产稻谷十多万斤？就是到了中国已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各地上报的经济数据壹样有惊人的“掺水现象”。 毛领袖在中国的“经济完全决策权”是大跃進时期和文革时期。毛的大跃進相信各位不会忘记，各地上报的高产“卫星”在这个星球上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最早上报的水稻高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的“亩产三万六千斤”？1958年9月18日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上报的高产卫星是“中稻亩产13万斤”…… 疏菜高产卫星是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上报的“亩产160万斤蔬菜”…… 杂粮高产卫星是“亩产500万斤红薯”……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60万斤的甘蔗和亩产5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6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 那时的实际最高产量是多少？ 中科院农学家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壹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毛的最大经济才能是“谎言加浮夸”，结出的最大经济硕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国人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仅四川壹省就饿死了壹千多万人（壹说1300多万）？那时四川省的总人口才七千多万？许多家庭男女老幼全部饿死；不少村庄死绝。 我曾听见毛左们发出这样的论调：大饥荒有利于“计划生育”？说这话的人真是丧尽天良，他们不妨换位思考壹下，如果当初饿死的是他的父母兄妹，他还说得出这样的话吗？ 毛左也许还会找出“自然灾害”的借口，但壹样属无稽之谈，前后比较壹下谎言就不攻自破。1988年中国发生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灾，可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1998年中国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灾，同样也没听说过饿死人的现象。此时中国土地供养的人口可是毛中国的两倍！其实那几年的气候真相虽不能说是“风调雨顺”，但也没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 至于“苏修逼债”壹说同样值得商榷，外交的真相我们无法知情，但我知道中国处于饥荒时，赫鲁晓夫政府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因为食糖主要是供应特权阶层的。 如果说大跃進和大饥荒是毛中国经济的最大暗点，只说暗点有以偏概全之嫌。我们不妨回顾壹下毛中国经济的亮点——文革经济。 我的童年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所以对文革后期中国经济生活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位于离武汉市不到壹百公里称得上风调雨顺的产稻区，可我童年时期的主要食品是红薯外加“白花菜”、“黄荆叶”、“芝麻叶”、“葛根”等野生植物。米饭则是十足的奢侈品。在粮食最充足的1974年也是“红薯掺米饭”，分盛在我们碗里的食物红薯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浮在表层的几粒米饭屈指可数。吃肉则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品尝点肉味。壹斤猪头肉配上壹大锅罗卜就是壹家十口人年饭的全部菜肴。（那时的人普遍营养不良饭量特大，不到十岁的我如果碰上白米饭也能吃上壹斤稻米）。 在富贵环境下长大的“毛左”们不知“穷滋味”，也许会说“白花菜”等“野菜”好吃？因为今天的餐馆酒店野菜是上等菜肴。在高营养的烹调技术下，野菜都是用肉和大量动物油脂来烹制的，还要加上五花八门的调料。这种烹调法别说野菜，就是树叶也壹样好吃。我们那时吃的“白花菜”等野菜可没加任何食油和调料，都是白水煮熟吃上几大碗，壹连吃上许多天，且没有任何别的食品果腹的情况下。至于红薯壹连吃上壹年半载，其间吃不上任何别的食品，那滋味比城市“毛左”在街头偶尔吃上壹个香喷喷的烤红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壹家，而是家乡多数家庭普遍的生活状况。 ………… 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毛左”们去过几年我童年的生活，他们就能体验真实的“伟大领袖”与唐国强扮演的那位指点江山的大英雄相差多大的距离。他们如果能饶幸活下来，包管百分之九十以上思想会发生壹百八十度转变，由毛的坚定拥护者变为鞭挞者。少数几个例外也绝对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毛时代的中国“重工轻农”。看到上面的“真相”，“毛左”们也许会用毛的“工业成就”来为农村的悲惨生活辩护。 毛中国的工业亮点是文革后期，我们来回顾壹下文革后期的工业经济真相。 文革后期的中国生活用品奇缺，火柴、肥皂、食糖、染料、布匹、照明用燃油全靠供应且数量极少，远远不能满足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壹辆手摇纺车和木头织布机，家人穿的衣服多数是自纺自织。尤其是到了1975年以后，家乡的火柴、肥皂、食糖、染料、照明用燃油的供应几乎处于长期断绝状态。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爷爷抽旱烟时用火镰击石取火；母亲去深山采摘皂荚代替肥皂洗衣；用草木灰拌青草代替染料染土布；父亲去山里砍松节用于晚上照明的镜头…… 毛时代中国绝大多数时间（1949——1973年）恰恰是世界史上迅猛发展最辉煌的黄金时期，地球上许多国家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二战以后，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都非常贫穷。日本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67.8%,可是,到1976年GDP竟然变成了中国的6.47倍!韩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比中国更“壹穷二白”，并且起步晚了十几年（1961年才开始现代化建设），可是经过二十多年竟然变成了世界二流强国！ 当人类文明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突飞猛進时，伟大的毛中国则史无前例地坠入了最低谷，真真切切变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当时全球贫穷国家的标准是年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以下。可中国广大贫苦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连食盐、煤油、肥皂都没有钱买，连红薯片、土豆都吃不饱，男劳力日工值大都在0.1元左右，甚至低至0.03元，年人均收入充其量绝不会超过25美元（当时汇率是1美元＝1.97中国元），还不及全球贫困线的1／12，比名义上的世界第壹贫穷国家尼泊尔（90万人口，当年人均国民收入70美元）还相差很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赤贫赤贫的无产者…… 毛中国的经济真相是：由建国之初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5 . 7 %变成了0 . 8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期领跑的壹头雄狮终于变成了壹只不折不扣蜗牛！ 毛时代中国最骄人的经济成就是“两弹壹星”。童年时代的我就经常在宣传媒体和中小学生作文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今天的“毛左”把“两弹壹星”作为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有力佐证。其实能否造出核武品和卫星与经济水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北朝鲜的经济水准比南朝鲜落后几十倍，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南朝鲜的百分之壹。可北朝鲜的金氏政权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南朝鲜的核武器工业则是壹片空白。 壹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拥有先進的科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不表明这个国家没有制造核武器的科学经济实力。壹个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眼下没有核武器，但拥有在短期内制成多牧核弹头的核潜力。北朝鲜眼下似乎拥有壹枚核武器？但想制造“多枚”核弹头则注定力不从心。 专制国家能够调动全国的资源集中从事某项“形象工程”建设，在某壹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国家资源集中用于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工业则得不到急需的投资，从而造成实用工业的长期落后。

核武器与壹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所以今天的世界谁也不能轻易率先使用原子弹，否则会招致自身的率先毁灭，除非象萨达姆那样的末世赌徒才会不顾壹切疯狂按下核按钮。基于核武器只有威慑作用而无实战效能，今天的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物质因素依旧是常规武器。毛时代的中国虽然拥有原子弹氢弹，可常规武器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且不说走向大国之路的海空力量不值壹提，就是陆军使用的大炮坦克，在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是丑态百出。如果毛时代的中国军事工业不是率先发展核武器而是发展海空力量，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威摄力就会大为增强，也不至于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昔日连進贡都不够格的蛮夷小邦的步步進逼下束手无策。这三个撮尔小国在毛领袖时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南海领土。
就算毛时代的中国真个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壹个国家的经济成就并不单纯由经济增长率决定的，它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原有的经济水准。对于壹个壹无所有经济起点很低的国家来说，在短期内取得较高增长率是很容易的，就象水温从零度到壹百度很容易上升壹样。壹百度的水温度升高壹倍到两百度很难；可壹度的水升高壹倍到两度只需努壹点力就能达到目的。毛接管的中国是真个的壹穷二白，别说十多点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最初几年就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率也不是天方夜潭。我的家乡在分田到户后，粮食总产量在第壹年就翻了两倍左右。
相对于文明世界的经济高速发展来说，毛时代的中国经济其实长期停滞不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超日本。到了毛后期的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则接近中国七倍。 至于说毛时代的中国“跃入世界六强”更是无稽之谈。 下面是1970年中国经济世界排名 1970年世界各国（地区）GDP总值排名（除苏联外，按当时汇率） 01----美国--------1,0255亿美元 02----日本----------2068亿美元 03----西德----------2037亿美元 04----法国----------1470亿美元 05----英国----------1236亿美元 06---意大利---------1077亿美元 07---加拿大----------851亿美元 08--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09---墨西哥----------396亿美元 10---西班牙----------390亿美元 11----瑞典-----------357亿美元 12----荷兰-----------351亿美元 13----中国-----------272亿美元
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连国土面积只有四万壹千平方公里，人口壹千五百多万的荷兰都不如？ …………
综上所述：毛时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毛左”们无识最基本常识的谎言！
五、毛泽东把斯大林主义推向极致
二十世纪人类世界出现了几位在和平时期给本国无辜人民带来巨大生命灾难的独裁领袖。
他们是：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
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了苏联精英阶层。
希特勒屠杀了600多万犹太平民，占全球犹太人总数和三分之二。
毛泽东制造了人类世界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饿死人数比2200年皇权中国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镇反、反右、大跃進和文革制造了几千万生命灾难。
波尔布特是毛的最忠实学生，在柬铺寨执政三年，就消灭了这个国家四分之壹以上的人口。知识分子被屠杀壹空（只剩下十个医生）。
萨达姆主宰伊拉克时屠杀30万，海湾战争后非正常死亡200万，这个国家只有区区两千万人。
…………
在五大独裁领袖中，毛泽东与斯大林二位有很多共同之处：
借助“体制机器”运转暴力；
通过“政治运动”实施集体镇压；
以“阶级斗争”名义合法迫害；
用“人民”的标签行使暴政，被打倒清洗的受害者都被污为“人民的敌人”；
用“内奸卖国贼”来诬陷迫害真正的爱国志士；
实施血缘诛连，把受害者的亲属打入任人欺凌迫害的贱民阶层。
…………
毛泽东与斯大林又有很大的区别：
斯大林暴政主要毒害苏联的权力阶层；大清洗的主要对象也是权力精英。
毛泽东专政则毒害了整个中国人的品格；毁灭了中华民族的“良心”。经过镇反、反右、大跃進和文革，多数中国人被毒害成灵魂阴暗有奶便是娘的权钱奴仆。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让斯大林相形见绌：
斯大林只是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和假想敌；毛给予打击对象除了肉体迫害外，还施加令人发指的精神折磨，彻底毁灭人的尊严。
利用红卫兵打击政治对手和假想敌，毒害整个青年群体的心智和灵魂。
打个形象壹点的比方：对于迫害对象，斯大林只是用刀砍死妳；毛泽东则调动壹群食肉蚂蚁围攻妳，让妳在极度痛苦和屈辱中疯狂或死去。
焚书坑儒毁文物，摧毁中华文明的精神遗产。
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红宝书，把自已擡上“神坛”的同时成功把全国人民打造成“奴才”。
把“阶级斗争”引向血缘家庭，导致夫妻反目父子为敌兄弟成仇，无情践踏天理人伦。
…………
在斯大林暴政下，前苏联只是权力阶层毁灭了“良心”；广大民间还没有丧失“道德底线”和基本的“善恶是非尺度”。因为民间“良心土壤”尚存，给良心人士提供了“下层避难所”，苏联才会造就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坚守良知的勇士，产生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在历史大转折时期涌现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那样的良心英雄。
毛泽东专政不但毁灭了权力阶层的“良心”，还毁灭了整个中国人民的“良心”，导致全社会道德底线失守，从上到下集体“小人化”，只有极少数例外。
因为全社会丧失了“良心”生存的土壤，赤诚爱国为民请命的良心人士不但为权力上层所不容；也壹样不容于广大人民群众；结果毛中国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良心巨匠”；只产生了郭沫若、柳亚子等“卖弄肉麻恶心”的无良文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宁愿被打入另册也不肯“为权钱出卖良心”；中国原子弹之父则在大跃進时斯撰文论证粮食亩产可达四万斤，为“浮夸风”提供伪科学理论基础。
…………
毛专制比斯大林专制更为彻底：
斯大林大屠杀对象主要针对权力阶层；平民百姓则不是清洗目标。毛泽东专政除了针对权力高层外，还被广泛用来对付社会弱势群体。文革期间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和广西制造的灭绝人性生命灾难，受害者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湖南道县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在“贫下中农专政”名义下屠杀了七千多无辜生命，连很多根本没能力作恶的幼童也成为屠杀对象；广西则在半年时间制造了十多万人的生命灾难，受害对象壹样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
前苏联对“反动文人”的政治迫害多是驱逐出境；中国的“异见文人”则没有壹个得到那样的“空前好运”，不但毛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若有哪个“异见文人”被驱逐出境，也壹样会兴奋得大大跳起高来。
前苏联没有制造亩产万斤粮（《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稻谷）和“全民炼钢”那样亘古未有的黑色政治闹剧；中国则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时期把外出逃荒要饭的饥民污为“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阶级敌人残酷迫害。
毛泽东在大限来临之前饮定自已的夫人为“接班人”，后又改任侄儿毛远新；斯大林的亲人则没有接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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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异见学者茅以轼先生撰写的《把毛泽东还愿成人》壹文因其罕见道德勇气和强烈民族责任心，在因特网引起了轰动效应。
下面是茅于轼文章的摘录：
“三年灾荒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饿死人最高纪录。这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
“毛泽东心理非常阴暗。国家由这样壹个人指挥，走到经济政治双崩溃边缘壹点不奇怪。”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逼死刘少奇。他想消灭壹切政治上的对手，为此完全疯狂了。”
“他最后几年脑子唯壹想的，就是毛家天下如何维持。”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资产或无产根本不相关。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他所不喜欢的人，大部分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种无原则的斗争最后把他自己也毁了。”
“苏共前领袖斯太林通过杀人清除异党，毛泽东目的不在杀人，而是让他遭受侮辱和痛苦。”
“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但在所不惜。文革自杀很多不是壹般人，有的还是他的朋友，但他丝毫没有同情心。”
“毛泽东还输出理论，让全世界残酷斗争。所有遵从毛理论的人也许斗得很开心，但摆脱不了贫困，无壹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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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魔咒至今仍在毒害中国人民的心智和灵魂，全国红歌大联唱就是壹个不祥的信号。时势已经到了相当危急的地步，中国人民如不能当机立断“还原毛真相”和“正视毛暗点”，中华文明就要出现大倒退！会面临二次文革的巨大灾难。

六、毛中国的“移河改田”往事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是全国大兴“移河造田”工程的时期。
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后代因为肚子很难吃饱的缘故，“记忆力”普遍早熟。本人对四岁以后亲历亲见的旧事基本上能够如数家珍，因此整个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依旧历历在目。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修水库挖渠道建水电站，还有形形色色的“移河造田”工程。
七十年代修建大型水库的高潮已过，“移河造田”成为那个时代的“水利主旋律”。
本人印象最深的是“移河造田”场景。
壹条自然河流的走向通常是由弯弯曲曲的河道、宽阔的河床、深潭和河湾组成。
对于那些非主航道的多数自然河流来说，弯弯曲曲的河道虽然在迅期容易造成泄洪不畅，但却能方便灌溉更多的农田。
中国是壹个水流资源匮乏的国家，旱灾造成的破坏比水灾更严重。对于壹个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国来说，河道的适度弯曲显然利大于弊。
宽阔的河床虽然侵占了农田面积，但在汛期能储蓄更多的水量，减少对长江等主河道的防洪压力。河床储积的大量河沙则是取之不尽的宝贵建筑材料。
深潭与河湾则长年储蓄大量的河水，是河流两岸农田旱季灌溉的生命水源。
所以多数自然河流是不能盲目“裁弯取直”的。
可七十年代大规模的“移河造田”工程主要是“裁弯取直”？
对自然河流的“裁弯取直”虽然能把河床改造成“农田”，但却减少了河道的流域面积，消灭了方便旱季农田灌溉的深潭、河湾，大大削减了自然河流的抗旱功能。对于壹个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国来说，后遗症是灾难性的。
就是那些改造成“农田”的河床，后来证明也是得不偿失的。大面积河床消失后，建筑急需的大量河沙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中国步入城市建设高潮时，对河沙的需求成对数增长。如果七十年代那些自然河流没有“裁弯取直”，河沙应该能保证城市建设的大部分需求。近十年房地产建设证明，壹条河床所储河沙的价值远远大于把这段河床改造成农田的收益。不少幸免于七十年代“移河造田”工程的自然河流，河床储积的河沙就使不少附近的村民致富。
至于“移河造田”对河流两岸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的，尤其是河流淡水鱼资源损失惊人。自然河流的深潭河湾是河流淡水鱼的“家园”，这些“家园”在“移河造田”工程中几乎全部消失，河流淡水鱼资源也随之不可逆消失。
所以“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大大削弱了自然河流的蓄洪抗旱功能，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
近二十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长江大洪水，七十年代致力于“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应该难辞其咎。可多数国民却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国没有象毛中国那样大兴水利造成的？
“历史真相”有时很害羞，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多数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于展示相反的“假象”。
西方文明发达国家的水利设施比我们先進得多，可有哪个国家对大量非主航道自然河流“裁弯取直”的？
壹个也没有！
可七十年代“移河造田”工程的主要目标居然是“裁弯取直”？
为什么多选择弊大于利的“裁弯取直”呢？
壹样是官僚专制体制下“假、大、空”形式主义结出的苦果。
当把壹条弯弯曲曲的自然河流“裁弯取直”后，壹条“直直的河道”和成片的“新造农田”造成的“美观壹致”视觉效应远远大于自然河流本身。
在壹个高呼“人定胜天”的“不讲科学”年代，视觉上的“美观壹致”是压倒壹切的，也是最能体现“政迹”的官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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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村头的那条河流是流经本乡镇的最大壹条河流，在七十年代初期有大片明亮的沙滩和很多鱼儿跳跃的河湾深潭。在那个多数人长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每逢家里来了客人，没钱没票买肉食，我们小孩就去深潭里扎几个猛子，多半能摸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鲜鱼，端上餐桌后也能在客人面前勉强遮掩不体面的饥寒。
童年的我曾在壹个盛夏的午后壹人去河湾里戏水，向前扑腾时不经意落入了没过头顶的深潭。我壹人在深潭里挣扎跳跃，最后居然跳到了浅水处，拣回到壹条命。我自此相信上天确然在冥冥之中保佑每壹个生灵。
可这条河流在1976年被“裁弯取直”“移河造田”了。
“裁弯取直”后的故乡河流没有鱼可捉，没有小孩玩耍的沙滩；也没有可供夏天游泳戏水的河湾深潭；只有少量供“电瓶捕鱼者”“电击”的小鱼小虾。
直直的河道在雨季到来时波涛汹涌，因为没有河床的缓冲与河湾深潭的蓄能，对河岸的冲击力很大。西侧的乡村公路在改河前壹直没有溃决过；可在“改河”后居然被汛期河水冲断过很多次。
到了农作物急需灌溉的旱季，抽水机又很难从河道里抽出水来。
童年的我不但亲眼见证了整个家乡河流的“移河造田”工程，还在工地上亲自铲了几天土。
那壹年的冬天，我们家不足15平方米的堂屋住進了10名外乡来的民工，晚上把稻草铺在地上，每人摊开各自的铺盖睡觉，白天则卷起铺盖收拢稻草腾出空地坐下吃饭。
每个民工每餐的伙食定量是壹个用大木头蒸笼蒸熟的饭钵，壹半是稻米壹半是红苕。没有菜没有油，少数几个有干部背景的特权民工自带了少量咸菜。在体力劳动繁重衣不弊体的严寒冬天，在没有菜没有油的情况下，那样的饭钵壹个民工能吃好几个，所以绝大多数民工都吃不饱。
今天再好的红苕我也壹口不吃，可童年岁月红苕在我眼中可是美味佳肴，白米饭则可望不可及。每逢民工开饭的时间，我就凑在他们身前转悠，碰上好心人能从口里省下壹小块红苕递到我手心。每逢此刻，我就象中了大彩似的捧着红苕躲到壹个偏僻的角落偷偷享受。千万不能让父母看到，否则会挨打的；也不能让兄弟姐妹和村里其余小孩看到，否则会去父母那里告状或被抢走。
所以我们小孩那时壹到冬季就象“过节”壹样，热切盼望有外来民工住到自己家里，住進来的人越多越好，那样被施舍小块红苕的机会也就多壹些。
冬天天亮得晚，山村六点半依旧繁星满天，可工地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吹响了起床号，五点钟每个民工都得准时赶到工地干活。迟到者要受到无法忍受的体罚和羞辱。
因为离工地较近的缘故，我们小孩经常去工地玩耍，经常看到体罚羞辱迟到者或得罪了领导民工的场景。
我的老家七十年代的冬天特别寒冷，河面上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小孩不但可以在河面滑冰，还可以玩赛板车游戏。
严冬对民工最经常的处罚是选择壹个冰层较厚的河面，命令迟到者自已用石头砸开冰层，然后脱下鞋子光脚站到冰水里。通常壹站就是两个小时以上。
壹个饥肠漉漉衣不弊体的血肉之躯于北风呼啸的严寒冬天光足在冰河里连续站上两个小时以上是什么滋味？想像不出来的可在冬天亲自体验壹下，注意要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
养尊处优的年轻毛左如果享受上面的“幸福生活”，多数应该挺不过去。
可那时被处罚的民工多数居然还挺过来了？
少数挺不过来者自然加上了壹条罪名：“罪有应得！”
光足站完冰河还不算完，处罚者在结束肉体折磨后，每人脖子上还要挂上壹块写上自己姓名并打上红叉（毛中国被枪毙的代号）的木板去工地上游行，边走边高呼臭骂自己的口号：
“我是反动分子，大家莫学我壹样，我迟到了，我是大坏人，是乌龟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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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我亲自去改河工地上铲过几天土并非白日说梦。
家乡的河流花了整整三个冬天才改造完工。1976年冬天我刚满十壹岁，在村办中学（文革后期各村都开设初中，少数还有高中）读初壹。
那时的山区初中生很少坐在教育里上课，多数时间都是去田间支农或上山砍柴。
象“移河造田”这样的“政治工程”，我们初中生自然要参予其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班学生在改河工地上结结实实地劳动了壹周，派给我的工作是用铁锹往板车里铲土，年级大个子高的同学则负责拉板车。
我们和成年民工唯壹的区别是没有享受“光足站冰河”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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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尤其是右派知识分子在水利工地的人身安全和尊严则无任何保障。
被派去挖河道的民工多是六十岁以下的壮年，可在腊月初的某壹天，我们村居然住進了三个七十或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三人白发苍苍，柱著拐棍，小脚走路壹蹶壹拐，壹阵风就能把她们刮走。可三人居然被工作组抓来挖河道？因为她们的家庭成分高，壹个是地主婆，两个是右派臭老九……
这三个老太婆后来在工地上是死是活我就没有留意到。童年的我是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宣教环境下长大的，对三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太婆不但没丝毫同情心，相反当成“阶级敌人”满腔仇恨，幼小的心灵不但不在意她们的死活；还恨不能亲手把三人打死。
住在我们家的还有两个地主崽子，壹对年轻兄妹。我极端憎恨那个小伙，经常无缘无故地恶言咒骂他，就因为他是地主出身。但我却特别喜欢地主小伙的妹妹，因为她长得特别漂亮性格也特温顺，从小就有点“好色”的我就因此犯了“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时不时就凑到漂亮妹妹身边要她讲故事，她也基本上有求必应。
可漂亮妹妹有天差壹点死了？
有壹天，地主小伙不知啥缘故与负责为民工烧饭的“伙夫头”发生了口角。那年月的水利工地伙夫是最令人羨慕的差事，不但工作轻松能吃饱饭，还能避免风寒侵袭，所以都是出身过硬和领导有关系的特权民工充任。地主小伙得罪了有特权背景的伙夫头可不是好玩的！尽管伙夫头五十来岁，地主小伙才十七八岁，论气力后者可把前者抓起来扔出去，可结果却是伙夫老头冲上前去重重煽了地主小伙几个耳光，小伙却不敢回击壹下。
漂亮妹妹看到哥哥被打得晕头转向，就走上前把哥哥拉开，导致伙夫头挥出的的下壹掌落了空。伙夫头恼羞成怒，重重壹掌打在漂亮妹妹的脸上，然后污言秽语谩骂漂亮妹妹的隐私处……
伙夫头和漂亮妹妹同村同宗，在辈份上是漂亮妹妹的叔叔，就象邓玉娇事件中的强奸未遂犯邓贵大是被强暴者的叔叔壹样。
漂亮妹妹哭了个喉硬气咽，然后壹头撞在墙上昏死过去。
看到漂亮姑娘倒在血泊中，我幼小的心灵也压不下涌上来的壹口恶气，暗下决心要给伙夫头壹点颜色看看。
伙夫头每天晚饭后都要去村旁山坡上的柴堆上拿柴伙。第二天晚上，我邀了几个出身好的小伙伴，每人准备好壹根棍棒埋伏在柴堆后面。等伙夫头走近时，我们壹涌而上，棍棒雨点般地落在他头上。
伙夫头像杀猪壹样嚎叫起来，随后也昏死过去。我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壹袋猪粪泼在他身上，然后壹溜烟躲到附近的树林里去了……
红五类的后代居然为了给壹个地主姑娘出气暴力袭击另壹个红五类（伙夫头是八代贫农，属红五类出身）？可见阶级立场在美色面前是何等不堪壹击。奇怪的是事后我们不但不后悔，还当成英雄事迹到处宣扬，招来不少小伙伴的高度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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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伙夫头”因为在本村强奸同姓同宗的幼女被另壹个贫下中农告发，戴上手铐锒铛進了监狱，老婆抛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壹个走村串户的货郎私奔了，直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仍无人知道她的下落。
四个孩子自此成了孤儿。
伙夫头在监狱里呆了七年才出来，第二年就得癌症死了。

七、毛中国的“低价医疗”真相

前些时看到壹篇报导，大意是卡扎菲利比亚的“免费医疗”是假像？因为该国的公立医疗机构严重不足，某大城市居然只有壹所公立医院？医院长年人满为患。在利比亚只有特权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生病时才能顺利住進公立医院，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就是得了重病也难得住進公立医院里去……
利比亚虽然理论上规定任何公民在公立医疗机构都可享受“免费医疗”，病人在公立医院诊疗不用花壹分钱。但因公立医疗机构远远供不应求，平民病患者要么住不進医院要么得不到急需的诊治，所以“免费医疗”对多数利比亚普通平民来说也就成了壹句难以实现的“空洞福利”。这就和中国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壹样，所有中国公民都享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可事实上多数人享受不到；少数人也只享有“拥护支持”政府的游行“自由”。
卡扎菲利比亚的“免费医疗”现状让我想起了毛中国的“低价医疗”真相。
毛中国的公众医疗虽然没有象卡扎菲利比亚壹样实行“全免费”，但病人看病住院确然只需花很少的钱，绝大多数普通平民都能承担得起，不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中国弱势平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特色怪状”。
毛中国的多数城镇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广大农村则纳入“合作医疗”体系。二者的诊疗付费都是象征性的，我在文中用“低价医疗”来定位。
当今中国的多数普通平民在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迫下日益陷入基本生存危机是社会真相；但如果因此认为毛中国的人民享有上述三大公共福利壹样不是事实。
毛中国的城镇居民住房主要实行“配给制”，住房不用花钱或只需付点象征性的费用。
住房不用花钱是壹回事；有无必需的房子可住则是另外壹回事。
毛中国壹线城市的居民住房条件不是用“蜗居”这壹现代词汇能够形容的，人均住房面积才0.4平方米？完全超乎当今中国年轻人的想象力。有人壹家9口人也只拥有区区11平方米的住房，就更不用说多数普通城市平民了。
各位比较壹下：是毛中国的“免费%E_�W�房”痛苦指数大？还是当今中国的“天价楼盘”痛苦指数大？
二者的痛苦指数都远远超过国民的极限承受力，但人均0.4平米住房的痛苦指数似乎更难忍受壹些。
当今中国城镇的“天价住房”确然难以容忍，但不能因此认为毛中国就解决了城镇住房问题，不能企求倒退回毛中国的“人均0.4平米免费配给”老路。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只能借鉴民主法治国家的“公平福利”政策。
毛中国的“低价医疗”本质上和城镇“免费住房”很相似。
病人看病住院只需花很少的钱是壹回事；但病患者能否得到必需的诊治则是另外壹回事。
毛中国的广大基层医疗机构，治疗药品的短缺匮乏程度远超今人的想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象青霉素注射剂这样的普通抗生素，就是黑非洲的野人芝麻国也能敞开供应，可在中国广大基层医疗机构却成了难得的奢侈品。
那时的基层卫生院，不但青霉素注射剂远远供不应求，连四环素片、土霉素片等毒性大西方国家早就淘汰掉的广谱抗菌口服制剂，也成了必须通过关系后门才能买到的紧俏药品。
那年月每逢盛夏，农村小孩长“脓包”的特别多，本人头上每逢夏天就要长好几个大脓包，疼痛难忍彻夜号哭。此类皮下组织的“脓疡”只要注射壹两支青霉素就能止痛消肿，可那年月青霉素对普通农民来说就象今天北京市平民青年眼中的商品套房，能得到的概率几乎等于零。结果无数长脓包的农家小孩只好连续十来天忍痛号哭，直到脓包成熟自动破溃流出脓血为止。
有壹天我那受过中等教育的妈妈通过同学关系在卫生院买到了八粒四环素片，象中了大彩似的兴冲冲跑回家，当即让彻夜号哭的我服了两片，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消肿了，续服两片后剧痛就消失了……
我记忆中的基层卫生院能敞开供应的药品好象只有“阿斯匹林片”和治疗疟疾的药片。
那时大别山区每个万人左右的小公社有壹个“卫生所”，每个千人左右的大队有壹个“土药室”。公社卫生所和大队土药室主要的药品供应是当地自产的草药，从野外采挖回来用切药刀铡成小段，不经必要的炮制就直接供药用。这些自产草药的“疗效”多是“想象”的，对患者只能起“安慰”作用，实质疗效多数等于零。
大队医务室之所以称为“土药室”，顾名思义就是只有土产草药。
因为治疗药品极度匮乏，医生用于治疗普通疾病的药械主要是“银针”和“草药”，称为“壹根银针治百病”；“壹把草药走千家”。
那时的医生经常出诊，出诊箱里通常只备有阿斯匹林片和银针，无论患者得了什么病，首先就是给对方扎银针，关系好的则给几粒能退烧的阿斯匹林片。如果需要开处方去卫生所取药，基本上都是开的地产草药。
因为治疗药品的极端匮乏，除了官员以外的绝大多数普通平民患病后都得不到必需的医治，所以医院死人的概率特别高。今天医院死了病人患者家属多要去医院“闹事”，毛中国的乡镇卫生院差不多每隔几天就要擡出壹个死人？
毛中国病死率最高的是儿童，新生儿夭折则是普遍现象。在药品奇缺的广大农村，差不多有半数左右的家庭都发生过新生儿夭折或儿童病死惨剧。我童年的村庄有二十户人家，有几个小孩的家庭基本上都要病死壹个或夭折壹两个。
毛中国的广大农村公共卫生极端落后，多数农家儿童只進行了“天花”的预防接种，麻疹和腮腺炎则任其自生自愈。所以绝大多数儿童都要经历“出麻疹”和“腮腺炎”的劫难，不少儿童因此丧生或毁容致残。
因为公共卫生投入很少，千奇百怪的致病菌在农庄批量孳生，癞痢头、红眼病、粗脖子成为广大农村的普遍景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上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的“伟大领袖”后，曾经作过壹篇“最高指示”，我依稀还记得部分内容：
“国务院有位同志到先念同志的家乡去了壹下，说那里粗脖子多，红眼病多，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也是癞痢头……我不是医生也知道，粗脖子是缺碘所致，红眼病是烟薰的，癞痢头是不讲卫生……粗脖子吃点碘盐，红眼病把窗子开大点，癞痢头讲讲卫生、消消毒也好办”。
除了粗脖子、红眼病和癞痢头等普遍景观外，呆、傻、克汀病的患病率也特别高。我们大队有两千多人九个生产队近30个村庄，除了我们村外，其余各村都有呆傻，三队壹个不到壹百人的村庄有呆傻十多人，每天齐刷刷地站在村头过道两边对过往的行人傻笑，构成壹道特别滑稽的风景线。因为我们村没有呆傻，所以大姑娘都喜欢嫁到我们村来，光棍汉比例比邻村低得多。
…………
当今中国的“天价住院费”，医疗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公，老干部长年泡病号的惊人浪费，近40万特权干部消耗了80%的公共医疗资源……所有这些制度性的“医疗腐败” 已经远远超出了平民大众的极限承受力，必须大刀阔斧進行医疗改革。但医疗改革不能倒退回毛中国的老路上去，那样只会越改问题越严重。民主宪政国家的大众“公平福利医疗”制度才能壹劳永逸从根本上解决公众“看病难”、“看病贵”、“浪费大”和“医疗资源分配极端不公平”的中国医疗问题。


八、如果让青年毛左回到毛时代？

三十年改革开放大梦壹场，中国又回到了1976年。
因为缺少大政治家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邓政府没有及时抓住八十年代初难得的历史机遇，揭开“毛真相”和告别“毛体制”，导致公权肆虐特权横行腐败猖獗，经济增长成果绝大部分被特权阶层非法鲸吞独占。广大平民在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日益陷入实质性的贫困。
当今中国蔓延全社会的腐败不公本来是“毛泽东建立的特权专制体制”在改革开放时代结出的怪胎，只有毅然决然告别“毛体制”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从根子上壹劳永逸地铲除腐败不公。
今天的腐败不公是沿袭毛时代政治路线的结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是不民主的结果！不但不是改革开放的错，相反还是改革开放不彻底造成的！
改革开放中国因为全盘继承了毛泽东发明的谎言宣教体制，对外“逢美必反”；对内“王婆卖瓜”；基础教育立足于“谎言”和“灌输”，从而极大地误导扭曲了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认识力判断力，造成了危及国家根本的思维混乱，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常识认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谎言宣教体制在“毛遗产”的处理上表现出“为尊者讳”，禁止揭开“毛真相”，不切实际美化毛泽东，通过歪曲历史的影视剧把毛泽东神化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英雄，极大地误导了广大拥有“英雄情结”的青少年群体的价值取向。
本来是继承“毛体制”结出的恶果；却被误认为是抛弃“毛体制”得到的报应？壹个被巫师留下的咒语折腾得神志不清不公不道的庞大群体，却希望巫师降临来为他们主持公道？
结果造成当今中国灾难性腐败不公的始作甬者，现代特权专制的祖师爷毛泽东，居然被误认为是反贪反腐的大英雄？
因此在“特色维稳体制”走到尽头时，中国出现了壹个否定改革开放呼吁回归毛时代的毛左集团。
因为对日益高涨的贪腐不公满腔仇恨，毛左笔杆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引起了越来越多国民的共鸣。结果壹个本来正在把中国导向更大灾难深渊的江湖庸医，却在对现实不满但不明真相不爱思索的群体中赢得了越来越庞大的同盟军。
今天的中国再度回到了1976年的困局，毛左集团正在把中国导向壹个万劫不复的十字路口。
多数国民对此却浑然无觉？这难道是中国的宿命吗？
…………
毛左集团主要由三股势力组成。
第壹股势力是揣著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政客和无良文人。
他们是毛左集团的灵魂和总策划者。
这批人并非不了解“毛真相”，并非不知道复辟“毛体制”会把中国导入万劫不复的危险深渊。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出于追逐更大权力和出人头地的阴暗心理，不惜“揣著明白装糊涂”，不惜拉虎皮作大旗来赢得不爱思考公众的注目喝彩，用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来谋求个人的“鸡犬升天”。
这号人的代表是北大教授孔庆东。壹个主张“中国应该学习北朝鲜”同时又赢得“北大醉侠”称号的忽悠大师。
第二股势力是文革既得利益阶层。
这批人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在文革期间属特权阶层，多属“红五类”出身，拥有凌驾于多数国民之上作威作福，随意凌辱弱势群体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
这批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处理文革“三种人”时多数从命运的巅峰跌到了低谷；又因为对文革清算浅尝辄止使他们的认识无法达到自觉反省忏悔个人罪孽的层面，因而不但不为曾经犯下的诸般反文明暴行反躬自省，相反还对社会对改革开放满腔仇恨。他们做梦都想回到毛时代，找回昔日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特权。
这批文革受益者对当今的特权腐败满腔仇恨，但他们痛恨的并不是“特权”本身，而是嫉妒与不平的混合物，梦想“取而代之”。
这批人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重生，再来壹次文革是“取而代之”的最便捷途径。
第三股势力是青年学生群体。
这是壹个最无辜也最需要公正对待的群体。
他们崇毛是被谎言教育毒害的结果，又因毕业后受到诸多不公正待遇滋长的极端情绪所困扰，不自觉成为阴暗政客和无良文人误导利用的牺牲品。
这批人才是“毛体制”的最大受害群体，是壹个应该被同情而不是被愤慨的群体。谎言教育体制相当于给学生“强制灌毒”，他们在校可不是主动自愿“吸毒”的，而是被体制“强制灌毒”的牺牲品，主要过错不在他们而在于谎言体制维护者和操作人。
年轻人崇毛是成年人作的孽！
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学生，根本没有经历过毛中国“长年饥寒交煎，自由荡然无存”的恐怖岁月，对真实的毛泽东壹无所知。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只能来自主流宣教资料。
可我们的谎言宣教体制把毛泽东神化成了壹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往不胜、廉洁奉公、刚直公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英雄和伟大领袖。
不仅教科书不切实际美化毛泽东，还通过层出不穷的影视剧为毛歌功颂德；尤其是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在青年群体中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毛粉丝”。
有谁知道真实的毛泽东与唐国强扮演的角色丝毫也不相干？
体制内宣教者有谁告诉八０后青年学生如下“毛真相”：
毛在全国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币情况下，个人拥有1.4亿元巨额存款，是毛中国第壹首富。
毛在农民饿死三千七百多万的恐怖大饥荒时期，居然耗费巨资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修建豪华行宫，仅韶山滴水洞就耗资壹亿多。如果把用于毛建造豪华行宫的钱用于购买粮食，三千七百多万饿殍就可以活下来。
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在全国有61座！
毛泽东剥夺了全国作家创作的稿费，自己壹人却独占巨额稿酬，文革期间全国印刷机构差不多在为他壹人服务，疯狂印刷毛选毛著、红宝书、毛画像、毛像章，然后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须购买。
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为了谋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国民之慨，超出国力援助亚、非、拉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即使是在饿死几千万农民的大饥荒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本来应该用于中国人救命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流氓国家。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饥荒时期的外援用于购买粮食，三千七百万饿死的农民壹样能够活下来。
阿尔巴尼亚是“躺在中国人身上过日子”的国家。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个中国人养活壹个阿尔巴尼亚人。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壹个。
…………
是谁给了毛泽东穷奢极欲、瞎折腾、“只许州官放火”、“慷国民之慨”的巨大荒唐权力？是毛泽东创制的特权专制体制！
下面我们来设想壹下，假如让崇毛的青年学生回到毛时代，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状况：
壹、 长年饥寒交煎，食不果腹、衣不弊体。
别以为毛时代只有三年大饥荒时期才会饿死人，人民才会饿肚子。三年大饥荒时期是大批量饿死人，整个毛中国时期饿死人的现象壹直没有间断过。多数人尤其是农民长年吃不饱肚子，依靠今天连猪狗都不吃的野菜杂粮充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观。本人成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童年时期的主食是稀粥和“杂碎代粮饭”，稻米不到十分之壹，十分之九是掺杂的红苕、芝麻叶、萝卜、蓝瓜、黄荆树叶，且只能吃个半饱；米饭和面粉是过大年和来贵客时才能偶尔享受的奢侈品；有两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带壳花生炸油后留下的渣饼为生？那时的多数小孩因为吃了大量没营养的“代粮饭”，壹个个瘦削的小腿上挺着个大肚皮。
本人生长于长江中游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自然条件恶劣水旱频仍的贫困地区了。
后来作了副总理的万里在七十年代去安徽壹户农家走访，发现此家的两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来迎接大领导？陪同的地方官感觉这太没礼貌了，就催促两女子站起来，这时才异常吃惊的发现大姑娘下面没穿裤子……
那时的安徽农村大姑娘没裤子穿远不止这壹家。
另壹户农家让万里看孩子，竟然从灶上取下铁锅，两个赤身裸体的儿童在严寒的冬天煨在灶膛的火灰里取暖。
…………
八０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大多养尊处优，肠胃吸引功能远不如我们那代人。如果让他们回到毛时代，根本无法从野菜杂粮中吸收到必须的营养，就算不是大饥荒时期也会大批饿死冻死。
二、 文化生活异常单调贫乏。
没有舞厅、没有歌厅、更没有茶室咖啡馆。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为“封、资、修毒草”，要看书只能看毛选和毛语录；年轻人若胆敢看言情、武侠小说，壹经发现就会被“举报”，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坐牢甚至枪毙。除此之外，没有因特网，没有电视，收音机整天叫嚷红歌毛语录，不得收听外台，否则就是坐牢枪毙的大罪；电影戏剧只限于“八个样板戏”。别说“八个样板戏”无任何艺术品味，就算真个是高质量艺术作品，没完没了地重复看下去也会味同嚼蜡。
壹、 个人行动自由完全被剥夺。
农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没日没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负荷劳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绍信”，否则寸步难行。没有“介绍信”任何城镇旅店都不敢留妳住宿。村官不批准妳也领不到“粮票”，没“粮票”妳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钱买到吃的东西。城镇青年的壹举壹动则受到街道居委会的严密监督管辖，想外出或去别的城镇没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介绍信”壹样寸步难行。
二、 婚姻恋爱基本不能自主。
个人婚姻多靠“组织”安排或事先要向“组织”请求报告，谈个自由恋爱要冒坐牢风险。八十年代有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里壹位男青年谈恋爱被人“捉奸”，姐姐投环上呆；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国的基层“组织”尤其热衷于跟在有“恋爱嫌疑”的男女身后“捉奸”，壹旦被“捉奸”不是自杀就是批斗、坐牢。童年时期有壹位在炎夏时节每天来我村挨家挨户出诊送药的陈医生深爱村民爱戴，可有壹天突然不见他来出诊送药了，过几天也没来？焦急的村民以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面反映，没想到未婚年轻医生犯了“作风错误”，被人“捉奸”了，放下听诊器戴上手铐進了监狱。
三、 没完没了的造神仪式和无聊庸长的大会小会。
若是生长在毛中国，年轻人早上起床的第壹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层组织会堂向毛主席画像请示壹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决心。晚上壹天的劳作结束后还要来到同壹地点向毛画像汇报全天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动态，就是生病卧床也不得例外。在难得的劳作间隙，妳也不可能呆在家里休息，得去会堂开会唱红歌表决心，或是集中学习毛选和毛语录。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
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壹人“领读领唱”（通常是领导）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读”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读”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壹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四、 可自由支配的闲遐时间完全被剥夺。
广大农村根本没有农闲时节。秋收后的农闲时节男性农民得卷上铺盖背井离乡，去遥远的异乡改河道修大寨田，严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时就吹响了上工号，在工地上强忍饥寒劳作两个小时天还不见亮；自家庭屋则住满了外地民工。城镇职工虽然有法定的周末和节假日，但这些节假日大多被开会、学毛著和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所侵占。妳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门旅游更是连想壹下的勇气都没有的梦想。
七、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害得人人自危互为仇寇。
毛泽东崇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毛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国的政治迫害摧毁了壹切温情脉脉的亲情友情，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为敌，多数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是担心被人陷害揭发；就是以攻为守去迫害诬陷他人。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信任荡然无存，昨天的朋友亲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来置妳于死地而后快。
八、生活必须品奇缺的程度绝对超过毛迷的想像。
男人衣着只有千篇壹律的中山上衣、肥腿裤、解放鞋；女人服装绝对不能显示出身体的曲线。不但没有洗发精、沐浴液等洁身商品，连香皂也是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洗衣皂也凭票供应，农家和普通城镇家庭是绝对不够用的。打火机是“干部”的标志，火柴壹样凭票供应。中小城镇家庭虽然头顶上悬挂着电灯，但多数情况下是摆设，能发光的夜晚屈指可数，所以城镇各家各户都备有照明用煤油灯。广大农村的情况更悲惨，不但没电灯，连煤油灯也点不起，少数农家靠冒着黑烟的柴油灯照明，可9分钱壹斤的柴油要靠关系才能买到。
城镇户口每人每月供应四两食油，肉食供应只是象征性的，饶幸凭关系弄到壹两斤猪肉票也很难买到猪肉。买猪肉完全是“打仗”，我妈有次去镇上卖壹斤猪肉给姥姥做寿，在严寒的冬天半夜三点就去食品所排队，壹直排到中午十壹点才挤到柜台前，可猪肉刚好卖完。这还不算完，后面激动的人群往前壹挤，把妈妈的胸部挤压在柜台边，压断了两根肋骨。但当官的不用排队，没肉票也照样能直通后台把大块的猪肉拎走。
毛中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很高，我的家乡在七十年代就有七名漂亮未婚女青年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和没完没了的辛苦劳作，在壹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相约投水自杀了。
上述生活景观仅仅是毛中国诸多难以忍受社会现状的很小壹部分。那些把毛泽东奉为伟大圣人的年轻毛迷们，妳们愿意终生“享受”上述“生活待遇”吗？
妳们如果愿意回到上文描述的时代，我无话可说；否则就别跟在毛泽东的吹鼓手们的后面被动起哄，为倒退回毛时代推波助澜。

九、毛泽东没给后代留下财产吗？
毛泽东是毛中国的“首富”的事实依据有三点：
壹、毛泽东拥有61座豪华行宫。
毛泽东在多数国民忍饥挨饿的年代，不惜花费巨资在全国各省为自己建立豪华“行宫”。虽然部分“行宫”并非毛的指令所建，而是地方官的“自发行为”。但毛从未认真制止过这种行为，且建造“行宫”方面有突出造诣的地方官都得到了毛的赏识。
豪华“行宫”的造价无疑接近天文数字；每座“行宫”维持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又得消耗壹笔巨大的财政开支。
从1958年中国发生恐怖大饥荒的年头开始，各省市开始为毛建造行宫，壹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始建成于1960年9月的上海西郊宾馆圈地1133亩，园林、花木、房屋维修，连同女服务员，壹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20年间毛泽东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壹年不下百万。那时壹个壮年农民全年辛劳所得才区区近百元人民币。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壹号也仅在1959年住过壹次。要是将各省为毛泽东建的房子合在壹处，其规模大概和紫禁城不相上下。济南南郊宾馆建于六十年代初，占地面积1160亩，建筑面积115800平方米，素有“山东钓鱼台”之称。毛太泽喜欢杭州西湖行宫和武汉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
韶山滴水洞工程建于大饥荒年代，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亿元人民币。在此期间全国约有几千万人死于大饥荒，超过2200年皇权中国在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与滴水洞同时建造的领袖别墅还有：江西芦林壹号别墅、八二八宾馆，湖南蓉园，四川金牛坝宾馆，湖北东湖梅龄别墅、东湖宾馆，广东南湖行宫，江苏紫金山宾馆，山东南郊宾馆，杭州西湖行宫、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西郊宾馆，北京密云水库别墅等61处奢华行宫，其中滴水洞使用率最低。滴水洞从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过11天，真是壹日千万金。
如果把大饥荒时期为毛泽东建造豪华行宫的花费用于购买粮食赈济灾民，几千万饿殍全部都能够活下来。
61座豪华行宫造价十数亿，在毛中国属于毛泽东壹家享用的私产。毛不去的年月只能空着不能“开放”，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
相对于号称“中东雄狮”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来说，毛泽东还算“清廉”的。伊拉克只有区区2000万人，只相当于六十年代毛中国总人口的三十分之壹；可萨达姆却在国内建造了24座豪华行宫！并且多数是在海湾战争后“非正常死亡”近200万人的艰难岁月修建的。每座行宫无论萨达姆来与不来，都得作好萨达姆会“突然光临”的准备，都得壹日三餐按时为他制作好天价食品，如萨达姆没来就全部倒掉。
二、毛泽东在全国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币的情况人，个人拥有近亿元巨额存款？毛的个人存款主要是“稿费收入”，七十年代仅稿费加利息壹项就高达七千多万元，是新中国第壹大个人储户。
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剥夺了全国文化人的“稿酬”，理由是文化人稿酬属“资产阶级因素”应该取缔。全国只有毛泽东壹人拥有“享受”稿酬的特权。这样的“生财之道”和“先富之门”在人类世界绝无仅有。
…………
此文前两年上传到因特网后，很多狂热的毛左不分青红皂白把在下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也有理性“质疑”的，最有份量的“质疑”如下：
1、毛主席的巨额稿费子孙继承了吗？
2、毛主席的61座行宫留给后代了吗？
3、既然毛主席的巨额稿酬和豪华行宫后代没有继承，就不能说毛主席把稿酬和行宫当成了个人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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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分析壹下多数中国人熟悉的利比亚独裁狂人卡扎菲家族的资产。
卡扎菲把近千亿美元的利比亚民脂民膏转移出境，存入海外卡扎菲家族的私人帐户，仅英、法两个卡扎菲在公众场合高调谴责的“万恶帝国主义国家”就高达500多亿美元。利比亚只有区区600多万人，相当于卡扎菲从平均每个利比亚人民包括妇女儿童身上搜刮了约1万八千美元。
现在这笔卡扎菲家族的海外巨额资产被国际冻结并将陆续移交到利比亚的新政权手中。
卡扎菲家族将永远失去这笔巨额资产的继承权，但妳能说卡扎菲大权在握时没准备把这笔巨额外海资产传给自己的子孙吗？他会把财产主动“归还”给利比亚人民吗？当然是传“子孙”不传“人民”，否则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壹举把资产转移到“万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去？
卡扎菲的儿女在国内拥有的多处豪华别墅，现在多被新政权武装占据。卡扎菲家族也将永远失去这些豪华别墅的继承权。但如果卡扎菲政权没有垮台，他的儿女会放弃这些别墅的继承权吗？
伊拉克的24座萨达姆豪华行宫现在也都成了伊拉克人民的公产，很多“开放”成了大众宾馆酒店。但妳能说萨达姆当初没把这些行宫当成萨达姆家族的私产吗？如果萨达姆当初没有“闪电倒台”，他的子孙能顺利从独裁父亲手中接过伊拉克的政治大权，那24座行宫会主动“归还”给伊拉克人民吗？伊拉克人民能把那些豪华行宫“开放”成大众宾馆酒店吗？
也许有人会说：毛主席毕竟没象萨达姆、卡扎菲壹样把巨额个人资产转存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
毛泽东好大喜功，如果他当初没想到要争当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老大哥”？没想到要“解放全世界”？并因此和地球上所有先進发达比较“靠谱”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于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也断绝了外交关系，妳能断定毛泽东不会把巨额私人资产转移到“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吗？我想更多的原因也许是出于“无奈”吧？因为没建立外交关系，他就是有这想法对方也不答应啊。至于北朝鲜、阿尔巴尼亚和黑非洲那些小流氓小无赖，毛泽东心知肚明“不靠谱”，只会慷中国人民之慨把民脂民膏大笔“援外”，绝不会把毛氏个人资产转存到这些芝麻无赖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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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务实开明的邓政府执掌中国后，据说毛的女儿曾向上面提出过继承毛稿费的要求。
本人认为毛子孙无权提出那样的要求，因为“毛稿费”并非毛家族的“私产”？理由如下：
1、“毛泽东著作”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非毛壹人独创；
2、文革期间全国印刷机构差不多为毛壹人服务，书店和运输工具则积极配合毛著的发行；
3、毛著的销售购买多数也是中国人必须遵从的“政治任务”；
4、毛壹人独享“稿费权”是荒唐透顶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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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毛稿费”不属毛泽东壹人的私产？当然无所谓“继承”。
毛子孙迄今还未能“继承”“毛稿费”，但妳能说毛泽东当年没想过把他的巨额“特权稿酬”留给子孙后代吗？
如果毛逝世后的中国“服从”毛的旨意和遗嘱，让毛的亲人执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的61座豪华行宫和巨额“特权稿酬”会归还给“党”和“国家”吗？妳能把东湖行宫之类的豪华别墅“开放”成国有的大众宾馆酒店吗？
…………
壹些简单明了常识逻辑问题，在特色中国为何会变得如此纠结？中国人何时才能走出“意识形态陷阱”，开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不再盲目附和人云亦云？
十、“毛主席的两弹壹星”真相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的全国人民如此歌颂毛主席的伟大成就：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人造地球卫星飞上天空……
“毛主席的两弹壹星”自此丰富了中文词库，直到今天仍令中华大国民亢奋不已。
很久以前曾和壹高中模范教师共進晚餐，席前就“毛主席的两弹壹星”之说辩论了近壹个小时。今天回想起那段辩论很有意思，现把部分辩论文字复制如下：
人民教师：现在的领导哪个能和主席相比？他们加起来也不如主席的壹个手指头！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伟人！不说别的，“主席的两弹壹星”他们能搞出来吗？
我：“主席的两弹壹星”？这个说法不科学吧？妳听说过“罗斯福的原子弹”、“杜鲁门的氢弹”和“赫鲁晓夫的卫星”这壹说法吗？
人民教师：没听说过，罗斯福、杜鲁门、赫鲁晓夫配吗？
我：原子弹是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时爆炸成功的；氢弹是杜鲁门时期研制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是赫鲁晓夫主宰克里姆林宫时送上天空的。他们三人都是“原创”，主席只是“复制”。“复制者”的名字能和两弹壹星连在壹起，“原创者”反而没有资格？人类世界有这样的逻辑吗？
人民教师：谁说原子弹、氢弹是罗斯福、杜鲁门的原创？原子弹、氢弹的发明者是美国科学家，研制费用是美国人民出的钱，凭什么把美国科学家和美国人民的功劳算在美国总统身上？至于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更与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关系，壹样也是苏联科学家的智慧和苏联人民的功劳。
我：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是主席亲自研制出来的吗？是主席壹人投资的吗？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民哪去了？
人民教师：那不同，主席就是主席！没有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两弹壹星！这是任何人任何敌对势力都不能否定的！
我：我们是讲道理，别拿“口号”先声夺人。
人民教师：妳太“偏激”……
…………
人民教师：主席除了搞出“两弹壹星”外，中国的水利工程都是他修建的。仅水利工程壹项，就决定了他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领袖。
我：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什么？
人民教师：京杭大运河！
我：京杭大运河是谁修建的？
人民教师：隋炀帝。
我：隋炀帝是明君还是暴君？
人民教师：隋杨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昏君！
我：妳才说仅水利工程壹项就决定了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领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是隋炀帝修建的，怎么他反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昏君呢？
人民教师：隋炀帝是封建帝王，主席是人民领袖，妳怎么能够把主席和隋炀帝相提并论呢？
我：妳也知道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主持修建的，我们可否把“京杭大运河”称为“隋炀帝的运河”呢？
人民教师：妳这不是瞎扯蛋！隋炀帝是暴君，妳这样说不是给暴君涂脂抹粉吗？
我：既然能称“主席的两弹壹星”，干吗不能称“隋炀帝的运河”，这不是壹回事吗？
人民教师：主席搞“两弹壹星”是为国为民；隋杨帝修运河是为了个人享乐，两者不能类比。
我：隋炀帝当初修运河时对人民宣扬他是为了“游玩江都”吗？没有，他壹样宣扬是为国为民，北征高丽为国家开疆拓土；南通江淮以求民殷国富。
人民教师：可最后的事实是隋炀帝修运河是为了游幸江都。主席搞“两弹壹星”则全是为国为民。如果没有“主席的两弹壹星”，能捍卫中国的神圣领土吗？
我：“主席的两弹壹星”捍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吗？
人民教师：妳连这个也有疑问？妳是中国人吗？
我：南沙群岛是什么时候开始丢失的？
人民教师：1975年开始，越南率先占领四座岛屿，然后食髓知味继续占领了29个。菲律宾等国也群起效尤染指中国的南海领土。
我：1975年中国有“主席的两弹壹星”吗？“主席的两弹壹星”捍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吗？
人民教师：话不能这么说，总之妳太“偏激”。
…………
我：中国为何守不住南海的神圣领土？
人民教师：我们没有航空母舰，没有航母就没有制海权、制空权。保卫南海领土首先必须取得制海权制空权。
我：我们为啥没有航空母舰？
人民教师：那时的中国还很穷，没钱建造航空母舰。
我：搞“两弹壹星”壹样要花很多钱，如果把搞“两弹壹星”的钱用于搞航空母舰，能搞出壹艘吗？
人民教师：主席当初搞“两弹壹星”可谓不惜血本，花费的巨资如果用于搞航空母舰，无论是建造还是购买，都要搞出好几艘来。
我：如果我们在1975年拥有航空母舰，南海领土就不会丢失吗？
人民教师：当然。
我：主席因为花费巨资搞“两弹壹星”，结果没钱搞航空母舰，导致南海领土大部丧失。这么说“主席的两弹壹星”不但没能捍卫中国的神圣领土，反而促使中国丧失南海的神圣领土啊？
人民教师：妳这是“形而上学”，太“偏激”了！
…………
人民教师：主席雄才大略，那时世界各国都怕中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我：那时世界各国都怕中国吗？连越南这样的贫弱小国都敢侵占中国南海的神圣领土，也没见主席挥师收复失地？芝麻小国都不怕，大国还会怕么？
人民教师：如果主席在世，美国佬敢轰炸我们的大使馆么？妳看现在那些领导，在这样的奇耻大辱面前居然还能忍得下这口恶气？要是主席早把美国给扫平了！
我：主席在世时美国佬好像也轰炸过中国在北越的大使馆啊？也没见主席把美国扫平啊？
人民教师：妳这是造谣！怎么可能呢？
我：不但有可能，我还能告诉壹些妳根本拒绝相信的真相：主席那个时代与中国建交的40多个国家有30个发生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14个关掉9 个，外国驻华领事馆从30多个关得只剩六个。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崇高国际威望”的。主席壹手给钱壹手给枪支持的波尔布特，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建政之后，马上开始大规模屠杀华侨，二十多万华裔儿女倒在血泊之中。当时我们的大使馆非但不救助，还派出代表团前往祝贺柬共的“伟大胜利”……
人民教师：我不相信！妳怎么能这样“偏激”！
…………
我：妳喜欢北朝鲜的金正日吗？
人民教师：金家王朝在现代文明时期公开搞封建世袭制是大倒退，朝鲜人民被金家王朝害惨了，我怎么会喜欢金正日？
我：可金正日也搞出了“两弹壹星”啊？
人民教师：金正日搞“两弹壹星”纯粹是出于个人“好大喜功”的野心，完全超越了朝鲜的综合国力。妳知道朝鲜人民为“金正日的两弹壹星”付出了多大代价吗？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活活饿死了200多万人，相当于朝鲜总人口的十分之壹。现在依旧在大批饿死人！
我：金正日搞“两弹壹星”也是为了保卫祖国啊？
人民教师：金正日搞“两弹壹星”哪是为了保卫祖国，完全是为了保卫他们金家王朝长期骑在朝鲜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妳说朝鲜搞原子弹人民能得到啥好处？朝鲜没有洲际运载能力，就算搞出原子弹能扔到美国吗？不能！他们只能扔到南朝鲜和中国。南朝鲜是他们的同胞，中国是他们的恩人。搞出只能伤害同胞恩人不能伤到敌人的原子弹有什么用？真是乱弹琴！
我：主席当年搞出原子弹氢弹时中国壹样没有远程运载能力，又无制空权，造出的两弹壹样不能扔到美国苏联去，只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爆炸，和金正日搞原子弹有什么区别？
人民教师：金正日搞原子弹饿死了大批朝鲜人民，和主席有得比吗？
我：中国也是在饥荒的时期研制成原子弹的，那三年中国饿死了三千七百多万人，比2200年皇权中国在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那时如果把研制原子弹的花费用于购买粮食，三千七百多万饿殍也许都能活下来？
人民教师：妳说话这么“偏激”，是不是拿了美国的钱啊？
…………
“主席的两弹壹星”显然是个伪命题，可多数中国人却把这个“伪命题”供奉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死死抱住不肯放手？重点高中的模范教师尚且如此认识，就不用说那些文化水准远不如他的普通平民了。
我们的孩子落到这等模范教师手里，心智若不出毛病那才是天大的怪事？难怪“裸官”们都要把孩子送到万恶资本主义国家接受教育了。

十壹、文化大革命不是人民群众的盛宴



文化大革命是部分高官显贵被打为牛鬼蛇神；多数中下层官僚沦为运动推手，无数基层官僚充当迫害凶手；广大平民付出惨重代价的反文明反人类大灾难！



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和指鹿为马的谎言宣教把特色中国再度导向“二次文革”的悬崖边上。

在“不腐败不公就不正常”官场大背景下，中国人民对官僚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

当今中国已经步入如此危险的边缘：谁要是胆敢向官员玩恐怖玩暴力，谁就会立马被民众视为“大侠英雄”？

钱明奇和钱云会敲响了悬崖中国的世纪警钟！

中国的第壹个专制王朝在末代君主夏桀当政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发自内心诅咒：

“妳什么时候才灭亡？我愿与妳同归于尽！”

历史的警钟我们不能忘记！

不要以为经济在发展人民不挨饿国家就会太平如故？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均GDP都在17000美元以上，“民生工程”比我们好得多，可两个国家依旧“官逼民反”了？

因为渴望向腐败官僚讨还公道，壹个给中华文明带来空前灾难的反人类反文明运动——文化大革命，居然在全人类普享现代文明的二十壹世纪在文明古国死灰复燃？

为何会出现如此旷世悲剧呢？

渴望受到公正待遇并用无情手段清算贪官罪行的普通民众因为健忘历史伤痛和被主流媒体误导的缘故，误以为文化大革命是斗官杀官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斗官杀官”吗？

下面我们来回顾壹下文革的历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分为七个阶段：

1、破四旧、大串联：

2、横扫壹切牛鬼蛇神；

3、清理阶级队伍；

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壹打三反；

6、批林批孔；

7、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除了“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以高官显贵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主要迫害对象外；其余六个阶段的主要迫害对象都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的普通平民。

在整个文革期间，普通平民被迫害致死的概率相当于官员的几十上百倍！

也就是说文革死亡主体是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平民大众。

文革期间发生的惨绝人环的三次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和广西大屠杀遇难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平民；并且各级官僚还是大屠杀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死壹个官员就有几十上百个普通平民赔斩，制造巨大生命灾难的大屠杀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各级官僚，妳能说文革是人民群众“斗官杀官”的盛宴吗？



下面我个来分析壹下“文革受难者”真相：

壹、 文革期间的官场受难者，高官显贵是主要迫害对象，但多数中下层官僚尤其是低层官僚不但没有被斗被杀，相反成为迫害屠杀的组织者领导者。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泽东为了变官僚政治为人个独裁统治，在党、政、军内赢得没有限制、没有分割的绝对独裁权力，就必须向官僚队伍“夺权”。只有高官显贵才会抵制干扰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僚则是壹个唯上命是从的群体。所以毛泽东主要向有条件染指个人独裁权力的高官显贵开刀，对没资格分享个人独裁权力的广大中下层官僚则网开壹面，并且引为大迫害的帮凶。

所以县乡广大基层文革期间制造的大屠杀、大迫害、大批斗、大运动都是各级官僚走在最前面，充当组织者领导者。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被动跟在“领导”后面没有任何权力唯领导指挥棒是听的权力打手。

毛泽东在文革早期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要目的是“夺权”和“独裁”；而不是为广大受官僚压迫的人民群众讨说法讨公道。

那些被打为“牛鬼蛇神”的高官显贵并非是红卫兵和人民群众依据其罪行自主纠斗出来的，而是秉承毛集团旨意的结果。那些没有列入毛集团“打倒名单”的“同志官”，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就算有八个脑袋也不敢纠斗，偶尔弄错了“斗争对象”也会立马被纠正。也就是说那些壹度“斗官杀官”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并非真个“打碎旧世界”翻身做主人，而只是充当毛泽东权力斗争的打手和工具。

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多数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而不是尊重群众意愿维护人民权利的产物。人民群众对批斗谁斗争到什么程度没有任何决定权。

毛泽东在赢得并巩固绝对独裁权力后，又让被打倒在地的多数老干部“恢复工作”。老干部们壹旦大权在握，就对当初被动充当毛打手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毛泽东为安抚老干部，把当初帮助自己夺权的平民造反派壹脚踢开。五大学生领袖被收容审查，多数铁杆造反派被押送批斗会、监狱和刑场。

下面是五大学生领袖在文革后期的命运。

乱世狂女聂元梓因为壹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

地派“女杰”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地派“头目”王大宾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开除党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逮捕。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壹名电解工；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

1970年开始的“壹打三反运动”中的反革命主体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中的四位均在“壹打三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没有官场背景的造反派在“壹打三反运动”中很多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红色青年和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真正“当家作主”过。

文革早期批斗迫害过老干部的造反派，多数都没有逃过官僚“秋后算帐”的恶运。



二、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人最多的阶段，在“清阶”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期的“打到壹切牛鬼蛇神”。此期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无任何官场背景的普通平民，社会弱势群体则付出最大代价。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

清理阶级队伍主要在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此时毛已将有条件分享“独裁权力”的高官显贵打到在地，个人独裁地位得到巩固，于是把打击重点转移到传统“阶级敌人”，即社会弱势群体。“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首当其冲。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ｘｘ类人”。被归于“ｘｘ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基本上都是无任何官场背景的无辜平民。

1968年的“清阶”“红色台风”，壹般壹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刘少奇老家湖南宁乡县，壹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被揪斗12000余人。陜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10000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者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10000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2600多个各类“分子”。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11000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

江苏昆山县总共460000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共揪斗18000余人。高邮县有13326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高邮县军管会从7月开始搞“清阶”，有13000多人被当作当作各类分子“审查”。武進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份先将县壹级的现成“牛鬼蛇神”100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然后各级革委会揪出14600多人批斗。

全国两千余县，在这壹年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多万人。

文革期间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也发生在这壹年，受难者绝大多数为弱势群体和普通平民。策划、组织、领导者则为各级官僚。

湖南零陵专区以道县为主的大屠杀，被杀与被迫自杀者共7700多人，壹半是“地富子女”壹半是得罪了“领导干部”的农民，连婴幼儿也不放过。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着挖了个坑，将自己三个最小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也是小学教师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崽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们死刑！”随即将他们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广西大屠杀在半年时间内有近十万人死于非命，遇难者多是失势的“造反派”和弱势群体；领导者则是各级“官僚干部”。官僚干部不但滥杀无辜，还掀起了灭绝人性的“吃人肉运动”；不但吃成人，还吃未成年的幼童……

三、 文革的“受难主体”不但是普通平民不是“领导干部”；很多普通平民都是因为得罪了“领导干部”才横遭迫害。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1970年1月张贴了壹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被正式“逮捕”。从即日起她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让她活到枪决那壹天，强行给她鼻饲。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马绵珍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抢决，死时年仅30岁。

上海市革委会把几年前几个“炮打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定为“新生”反革命分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中共中央委员徐景贤亲自拼凑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不惜工本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


1970年8月被枪决的宁夏银川22岁青年学生吴述樟，最大罪行是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顶壹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洛阳市油嘴油泵厂的青年工人吴兆平因为工伤在家养伤，可车间主任强令他必须参加每天的学习会（批斗或学毛著会）。年轻人火气旺，壹口气下不来，就邀了几个青年伙伴在车间主任上下班的路上把他打了壹顿。虽然打得不重，连“轻伤”也算不上，可因为打的是“领导干部”，罪行被无限放大。

文革时的“官官相护”现象比今天更严重。车间主任虽然是壹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可依旧引起了大官们的卿卿相惜。在批斗吴兆平的公审大会上，河南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声嘶力竭地高呼：

“谁胆敢放我们干部的血，我们就放他的脑浆！”

吴兆平被公审枪决，同时被枪决的还有他邀来的另外两个青年同伴。没有被枪决的同伙则被宣判15年以上的徒刑。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1970年写了壹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壹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被判死刑，惨遭杀害。

陜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壹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1970年6月枪决。

…………

四、在文革初期被毛泽东誉为“天兵天将”的广大青年学生，在毛泽东赢得并巩固独裁权力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整体遣送到贫穷荒僻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享受林副统帅称之为“变相劳改”的“幸福生活”，沦为连贫下中农都不如的贱民群体。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壹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对城镇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动员令。悲壮的壹页掀起了，这就是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还有部分超龄小学生）们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壹壹红卫兵,壹下子跌到“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贱民，变成毫无生活保障的知识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别声中,在无可奈何的无效抵制后,在震天的锣鼓鞭炮声中,在虚假的庆祝声和豪言壮语声中,壹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农村迁移的大潮开始了。1800万青年学生成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至今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宣称当年广大青少年学生是“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自愿到农村。只有没亲身经历痛苦，不了解那段真实历史、站在岸上不腰疼的无良文人才会从他人的痛苦中吸收“马屁灵感”；和“汶川大地震”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冷血怪论异曲同工。

文革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压，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工资，手段不壹而足。“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在1800万庞大的下乡知青队伍中，依旧是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价。

多数干部子弟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和平民子女壹样下乡，可没过多久就通过关系离开知青队列，丢下平民学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中国“走后门”“跑关系”的第壹次高峰时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同是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有玷污的青年而言，更无异雪上加霜。

知青们激愤地把几年前“破四旧”时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读书，老子狗熊儿务农”。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進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学。1969年后，出现耐人寻味现象：毛泽东喜怒无常，许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级“老干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复原职了。这些“老干部”中不少人，大概受过打倒下台的教训，已深得“有权不用、过时作废”之三昧，“走后门”更肆无忌惮。于是“特权”大行其道：“老干部”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参军的参军……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壹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壹个。谁走了，妳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暂时没解放的干部子弟还可通过父母的老战友，转到老战友部队里当兵。

没关系没背景的广大知识青年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无数女青年被禽兽军干和土包子村官强暴霸占痛苦无告。

文革期间有数百名军官因为强奸女青年被枪毙！

在哪个视“贞操大于生命”的性封闭年代，绝大多数女青年被强暴后只有忍气吞声，否则就会身败名裂被社会抛弃。被揭发出来的只是极少数。可仍有数百名军官因为罪行败露被枪决，可以想象女青年被强暴的规模该是何等惊人！



那些梦想借文革大批斗向贪官污吏讨还公道的青年学生和平民大众，妳们的梦该醒了。



十二、真实的文革“造反派”和“五七右派”命运很相似？



当之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呼唤文革，壹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过把“造反派”的瘾。

在平民青年印象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享有把各级“官老爷”踩在脚下任意凌辱不受惩罚的特权？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站在“造反派”那壹边？是他们打倒官僚权贵的坚强后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国再来壹次文革，在伟大领袖的光芒照耀下，让无权无势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时作威作幅的各级“官老爷”头上，在肆意殴打批倒批臭之后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会地位来个飞跃式提升，那该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实的文革与上述“印象”大相径庭。

１、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壹年多时间；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击”和“被革命”的对象。

２、 在“造反派”短暂得势的日子里，他们想斗争谁斗到什么程度不是自己能够作主的，而是毛内阁及其追随官僚内定的。如果超越了“内定斗争对象”，“造反派”就会立马被打成“反革命”。说白了“造反派”不过是毛集团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３、 “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几乎全军复没，不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闭塞的农村“永久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４、 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沦为伟大领袖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引蛇出洞”；等伟大领袖独裁目的达到后就被整体“壹锅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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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以文革“红卫兵”为例来说事：

在当今青年心目中，“红卫兵”就是“造反派”？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

“红卫兵”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并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红卫兵”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

“保皇派”以“官二代”为代表，由“根正苗红”的特权阶层及其追随者组成。

“保皇派”红卫兵是最早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红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红卫兵掀起的第壹个文革高潮。

“保皇派”红卫兵在“红八月”期间的主要运动就是“破四旧”，抄家迫害文化人烧书毁文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灾难。

今天的多数国民都误认为“抄家烧书毁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这是对“造反派”最大的误解。

“破四旧”期间，“烧书毁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也就是“官二代”及其追随者。

“保皇派”红卫兵的主要斗争打击对象不是官僚权贵，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无权无势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弱势群体，以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为代表。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老对象”，平时不但没条件侵害平民大众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无情侵害。

“红八月”期间北京有几千人被“保皇派”红卫兵活活打死，死难者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弱势群体，没什么“官老爷”。给伟大领袖佩戴红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壹人就活活打死了13人，全是无辜弱势平民，没壹个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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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红卫兵主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儿女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里面起了重要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于权利备受官僚权贵侵害，主要斗争矛头自然指向各级“官老爷”。他们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间唯壹起到壹定积极作用的群体。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从官僚队伍夺权”，以达到“个人独裁”目的。要想从官僚队伍手中夺权，就必须打到壹部分掌握大权的达官显贵，刘、邓、陶、王、彭、罗、陆、杨首当其冲。要打到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老爷”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实上在“打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中，由“官二代”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没有担当“造反”角色，相反多坚定地站在“当权派”那壹边和平民“造反派”对着干。

为了顺利从“当权派官僚”手中“夺权”完成“独裁”目标，伟大领袖暂时与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敌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壹边。

1967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势的壹年，在与“官二代”保皇派的斗争中处于暂时的优势。但在广大地县级依旧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压倒优势。很多在省城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到地县基层，在农村掀起针对弱势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长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区，在湖南道县等地掀起灭绝人性的疯狂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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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深厚帝王特权思想的伟大领袖并无真正的“平民情怀”，他暂时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于有了“共同敌人”，要利用平民力量来对抗妨碍他搞“个人独裁”的“官僚当权派”。壹旦“夺权”任务完成，“独裁”目的达到，伟大领袖就把平民“造反派”壹脚踹开，转而与旧日的“传统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对平民“造反派”实施过河拆桥式反攻倒算。平民“造反派”自此厄运当头，成了数以万计“现行反革命”的祭品。
国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后，毛的“夺权独裁”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壹六”，对平民“造反派”大开杀戒。“清理阶级队伍”顾名思义，就是清理“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而“阶级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只能“造反派”，根本没资格参加“保皇派”，也就自然决定了平民“造反派”是两大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清理阶级队伍”和“壹打三反运动”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死难者绝大多数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官僚。
在“清阶”、“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运动中，连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学生领袖”都在劫难逃，壹个个被隔离审查，从命运的巅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说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于“现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红卫兵，则被伟大领袖整体遣送到近乎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不至于太显眼，起初“造反派”红卫兵是和“保皇派”壹同下乡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多分配到离城近条件好的地区，且因为“我爸是李刚”，没过多久就被“%?k?B?工、入伍、上大学”远走高飞。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多被遣送到远离城镇的荒凉苦寒之地，并且只有“永久”“扎根农村干革命”，直到邓公让他们整体返城为止。
官二代“保皇派”与平民“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哪个腰杆子更粗，只要看看胜利的壹方给对方定的罪名就壹目了然。“保皇派”胜利时就把“造反派”打为“反革命”；“造反派”取得暂时胜利时只是呼吁给打为“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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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那些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干的，“造反派”和“潜在造反派”甚至沦为主要屠杀对象。
1967年7、8间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无辜平民和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就是城里暂时失势的“保皇派”退守道县农村，为了防止底层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支援城里“造反派”，利用该县的县官、乡官和村官组织“贫下中农法庭”，对想象中的“潜在造反派”進行灭绝人性大屠杀，连繈褓中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则先奸后杀，名为“吃大锅饭”？
1968年广西大屠杀，就是在广西省委壹把手的亲自领导下，动用军队力量，号召“联指” 保皇派对“4.22” 造反派的血腥镇压。近20万平民被施以令人发指的野蛮方式残暴屠杀。“联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运动，不但屠杀造反派，杀死后还要吃他们的肉？仅武宣县就至少吃了两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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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五七右派”有诸多相似之处。伟大领袖当初为了挑战“八大格局”，企图利用坚守良知勇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对抗官僚队伍，后发现官僚队伍根基深厚短期难以摇动，就转而抛弃知识分子倒向官僚队伍那壹边，用“引蛇出洞”托辞来对知识分子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尝不是“右派”悲剧重演呢？
中国人都以为伟大领袖五七年搞“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实毛当初很可能出于真心，因为他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妨碍他搞“独裁”的“官僚当权派”，暂时和知识分子结盟来对抗官僚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他发现官僚队伍难以撼动，加上知识分子的言论远远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线，就决定及时转向，在官僚队伍内拿“引蛇出洞”来显示自己棋高壹著；同时对当初意图加以利用的知识分子反戈壹击。
那些呼唤再来次文革以改变自身屈辱命运，梦想过回“造反派”瘾，以为文革重来就能取消“官老爷”和“官二代”的特权地位，自已能扬眉吐气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壹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国再来次文革，妳们不但不能向“官老爷”和“官二代”讨还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会比今天更惨更悲剧！中国就算重新出壹个伟大领袖，妳们在领袖心目中的地位壹样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价值壹完注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妳们的后代不继续做奴隶，除了民主宪政外别无出路。
十三、“文革式大民主”的实质是红太阳为人民做主。
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蔓延成全社会的灾难，无孔不入的官僚主义毁灭了壹切美好的价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个社会“无耻成为体面的通行证”，呈现出整体溃败的趋势。 当燎原烈火样的贪污腐败侵害到每个平民的切身利益时，人民对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的谎言教育和对西方民主的恶意宣传，多数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从根子上铲除腐败，壹劳永逸消灭贪污的最好方式；误以为文革式群众运动才能有效地打击贪官权贵。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呼唤文化大革命。 因为权力阶层长期以来把文革列为理论禁区，文革的反文明罪证没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过来人多数已经健忘了文革的伤痛，年轻人则把文革当成反贪反腐的群众运动。于是相当多的国民误以为文革是“群众当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 壹位读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谎言要害的杀手锏》文后的评论中这样评价“文革式民主”： “社会公平、没有腐败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时经济上腐败是少点但不是没有。他们没有想到政治上的腐败（独裁专制）导致亿万人死亡， 国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几代人无文化无思想，成为思想僵化的动物。 还有很多人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民主，这又是壹大误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民主是为壹个人服务的，即妳再怎么民主都必须崇拜毛，亿万人妳死我活斗争就是为了证明毛壹人是绝对正确的，可悲，极其可悲。” 这位读者点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为壹个人服务”的民主。 就算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须遵从三个基本要件：壹是多数民众说了算；二是民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三是维护多数民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我们探讨“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个基本要件。 壹、“文革式民主”是多数民众说了算吗？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阳壹人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平民大众的意见从来不会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众只是毛太阳和毛派官员随意操纵的政治工具和冲锋机器，就象战场上的士兵壹样，指挥官冲到哪打到哪，个人没有任何选择权。 文革时大批官员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众批斗凌辱。表面上看人民是“当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壹世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踩在脚下了；可仔细壹想却不是那么回事。 文革时打倒谁打击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毛集团说了算。上面是毛太阳说了算；下面是各级毛派官员说了算。 从刘、邓、陶、王、彭、罗、陆、杨到林彪反党集团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从毛太阳壹人的意志，都是服务于他壹人独裁集权的目的，服务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阳手中的壹张牌壹枚棋子。 那时毛内阁——文革小组把内定要打倒的官员名单送到聂元梓等红卫兵领袖手里，后者即召集红卫兵召开对这些官员的批斗会，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毛太阳和毛派官员没有授意打倒的官员绝对不能动，如果有人胆敢斗争他们，就会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参与者被污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无情迫害。 武汉市群众组织“百万雄狮”就曾无视毛指示发动抓捕批斗文革小组干将王力的活动。毛太阳恼羞成怒，当即宣布“百万雄狮”为反革命组织，派周总理亲赴武汉解救王力，同时给与“百万雄狮”对立的左派发枪，血腥镇压“百万雄狮”。 如果某个民众或红卫兵发现被批斗迫害的对象是自己挚爱的亲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须和亲人划清界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得回避落后，更不得为亲人辩护求情，否则就会和亲人壹样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孙泱受尽迫害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周总理最挚爱的养女美丽的孙维世出面为哥哥申冤。她给江青写信：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总理写信陈述冤情，因为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進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总理的壹封信，便拿了这封信兴师问罪，指责周总理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壹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当时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总理签字。那时周总理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被剥的壹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壹付手铐依旧锁著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進了壹个大长钉子…… 连周总理这样的政府首脑都被迫亲手签字逮捕自己的养女和亲弟弟，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受尽酷刑凌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说普通中国民众了。 二、民众能自由表达意见批评领导人吗？ 不能！ 那时不但不能对毛太阳说半个不字，就连把毛主席万岁喊成毛主席九千岁，也壹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坐牢甚至诛连九族，就更不用说给毛提意见批评国家领导人了。那时全国民众只能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数次高呼口号向毛太阳表中心：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北大才女号称当代林黛玉的美丽林昭，因其坚守良知与主流意识不壹致的言论被捕入狱，判刑20年，在狱中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折磨凌辱。林昭宁死不屈，咬破指头在监狱墙壁上写下正义良知之声： “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壹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壹切，这人的壹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自由是壹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动拒不认罪被改判死刑，在苏州郊处秘密枪决。第二天，刽子手找上林昭家门，向其母亲和妹妹索要五分钱子弹费。 遇罗克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内阁——“中央文革小姐”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罪名是“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1968年，辽宁省委宣传干事张志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虑的不是这壹派那壹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发。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壹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沈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壹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把壹位女管教员当场吓昏……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壹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壹根尖锐的竹签穿成壹体…… 黎莲：和李九莲壹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壹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壹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壹条半尺长的裂口，壹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壹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壹家医院的手术室里，壹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因为为李九莲鸣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壹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文革期间毛太阳号召民众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那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前提条件是绝不能说毛太阳半个不字，否则死刑。

1969年3月，湖南24岁的女青年丁祖晓给政府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壹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進城散发：“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她们呼吁“壹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女青年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刻钢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進城散发。于是姐妹俩双双落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有些地方没有需要枪毙的“反革命”，便向别的地方借）。 ………… 那些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毛左们，如果生活在毛中国时代，敢于撰文否定最高权力阶层的大政方针（先为阶级斗争后为改革开放），敢于为最高权力层打倒的“反动派”（先为刘少奇后为四人帮）鸣冤翻案，恐怕都逃不过枪毙的命运。 三、文革式民主是维护多数民众的权益吗？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阳运动利用民众的政治手段，主要用于维护毛太阳壹人的独裁专制统治，用于维护毛派官员的权益，广大民众则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益。毛太阳的目的达到后，被运动起来的民众就如破鞋壹样被毫不留情踢到壹边。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旧”红卫兵冲锋在前，可“胜利成果”却由毛集团分享，红卫兵则“壹切缴获要归公”。红卫兵抄来的大量珍贵文物任由毛内阁成员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选，看中者即攫为己有。不仅如此，康生还定期光顾国家博物馆，看上那件文物就随意拿走。抄来的大量线装古书和珍品字画则成了毛太阳的私人收藏。 毛太阳在九大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达到集大权于壹身的政治目的后，就对在文革前期为毛太阳夺权冲锋陷阵的红卫兵队伍举成了过河拆桥的大棒。红卫兵自此恶运当头，近2000万青年学生被赶出生他养他的城市，去贫穷、愚昧、肮脏且充满敌意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实质上的“劳改”。红卫兵的命运自此操纵在他们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员手里，很多年轻貌美的女红卫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武夫强暴凌辱，痛哭无告。 直到乌友之乡的毛左们呼吁翻案的“四人帮”倒台邓公成为权力核心后，绝望的下乡知青才发起了“返城请愿活动”，最后还是被红卫兵批倒批臭的邓公拯救了他们，让他们集体返城。这真是莫大的政治讽刺，迫害他们的是“阶级兄弟”而拯救他们的居然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政治骗局也只有中国政坛才会前后相继。 不仅于此，为毛太阳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也在毛巩固权力后鸟尽弓藏。七十年代初的“壹打三反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无数“铁杆造反派”被毛太阳恩将仇报送上刑场监狱，就连风云壹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无情审查打入贱民阶层。 号称“乱世狂女”的聂元梓于1969年11月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 北师大“地派女杰”谭厚兰于1968年10月被发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师大隔离审查。 “地派头目”王大兵于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清华大学“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并“智擒王光美”，为毛太阳夺权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壹样被过河拆桥，于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华受审。 ………… 至于广大工人农民，除了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红歌，省下买生活必须品的钱买“红宝书”、“主席像”外，没有从“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处，基本政治权利也没有任何保障。 …………
总之“文革式民主”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是“为壹个人服务”的民主；是独裁者壹人为平民大众做主；是广大民众被欺骗利用独裁者专制聚权的民主；是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反文明大折腾；是民众充当“炮灰”和“冲锋队员”的赤裸裸谎言专制；与真实的民主相去十万八千里，就连最原始的民主也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不能再来第二次文革，否则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 我们不能在同壹个巨坑里跌倒第二次。
十四、文革时代我们曾经制度化屠杀孩童？
拙作《封杀袁腾飞的不祥阴影》在新浪博客发出后，壹位署名“蓬艾之间”的读者在文后发表了如下回复文字： “我讲我父母讲的壹个真实的故事，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知道那些还在怀念老毛的人有什么想法： 我母亲出生和生活在湘西的壹个小镇上，那时因为下山下乡也没有书可读，就与我外婆住在壹个租的房子里。隔壁是壹个所谓的黑五类分子，丈夫被抓了，妻子就带了壹个五岁左右的孩子相依为命。那个女人没法找到工作，没法养活孩子，就纳了几双鞋底到街上去偷偷卖，却也被抓走了，只留下那个五岁的孩子，有壹阵，我妈妈天天听到不远的废弃的厕所后面有孩子的哭声，壹连哭了几个星期就没了，我当时就问为什么没人去帮帮那孩子，可妈妈说，谁能啊，谁敢啊？而且这在当时并不是个案，根本没法帮。 我不知道怀念老毛的人会怎么解释，当我们对屠幼案义愤填膺的时候，妳可知道那个时代是制度化屠幼，我们对腐败义愤填膺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制度化腐败……” ………… 2010年春末，中华大地发生的连环杀幼案引起了整个人类世界的震惊！ 中华大国民有谁知道？四十年前的中华大地曾经发生过制度化屠杀孩童惨案？ 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广西武宣、宾阳等县大规模分吃“阶级敌人”事件等惨绝人环的血案，都有很多无辜的孩童成为受害者。 北京大兴县大屠杀，大辛庄在1966年8月31日壹个晚上就杀了壹百多个无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对婴幼儿手段尤其残忍，踩住壹条腿，劈另壹条腿，把壹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 下面我们回顾壹下文革重灾区湖南道县大屠杀灾难中的屠幼惨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处都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壹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壹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壹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壹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道县大屠杀真相开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 …………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按成分来划分：五类分子3576人，五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有个大队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壹根绳索捆起来，捆成壹团，中间放上壹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很多五类分子的家庭被杀绝。 第壹个被杀绝灭门的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家。她是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暴动”？为首凶犯原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 用锄头棍棒打死钟佩英后，红色凶手想到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不如“干脆壹起搞掉算了。”于是壹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壹顿锄头扁担，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毕之后，辛苦了壹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壹锅炖起，又打来壹些烧酒宵夜……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每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壹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公社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壹半以上。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命令民兵将21个“阶级敌人”押到葫芦洞巖洞口边，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壹动不动。叫壹个名字，牵壹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巖洞；直到这时，妳才听到壹声凄惨的喊叫。有的人被丢進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壹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進洞里。随着“轰隆”壹声沈闷的巨响，葫芦巖巖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屠杀完青壮年后，接下来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壹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何兴盛壹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壹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壹齐搞掉，行不行？”
蚣坝公社党委书记下达指示：“壹个个都给我搞掉！” 于是三十多个孩童在棍棒驱赶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壹个民兵哄他说：“妳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妳去找。”壹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在行凶之前，何兴盛向31个孩童進行了革命训话：“妳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妳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妳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妳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妳们的周年。”
说完就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壹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壹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壹个壹个下馄饨壹样丢進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这壹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壹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進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進来。白天抓人时此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壹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壹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56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壹线希望……
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请了本大队壹个体面的裁缝，拧著壹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壹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壹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 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壹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然后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桥头乡桥头村生产队周队长在收工时，指挥十几个壮劳力把正在田间弯腰劳作的周文楝、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壹家三口推進了壹口多年不用的废窖，然后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進地窖…… 解决完壹家三口后，周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楝还有壹儿壹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赶回村抓来8岁的周大妹和两岁的周小弟。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進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扎著两只短辫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当晚，周文楝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壹条黄狗、壹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壹样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县蚣坝中心小学女教师周军如带着三个孩子睡了，半夜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她起身，门就被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 她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他爱人蒋汉镇也在里面。这批“阶级敌人”在当晚将踏上死亡之路。 临行前，唐兴浩又叫道：“慢点，蒋汉镇还有三个崽女在家里，去几个人把他们带来。”于是又转回去把蒋汉镇的三个孩子就被连哄带骗拖来了。 那晚天黑的不见锅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因为周军如的手被绑着，她那6岁的雪原只好牵着我的衣角；8岁大的林海背着四岁的弟弟林松，呜呜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 到了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壹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妳们的死刑！” 接下来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这群“死刑犯”。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周军如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听到“周军如”三个字，三个孩子大哭起来。她硬着心肠哄他们：“别哭，壹会妈妈就回来，带妳们去外婆家。”然后被拖到天坑边，强按着跪下，只觉得脑后风起，壹根钢千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她醒过来，浑身痛得如刀割。身边有人叫“妈妈”，她几乎怀疑置身阴间了。叫她的是女儿雪原。原来他们三兄妹都被扔下来了。后来听在场的人说，当时情况好惨。雪原见哥哥被扔下天坑后，抱着人家的脚哭，“叔叔，莫丢我，我怕。我听话，叫我做什么都行。”没有人理会这个6岁小女孩的哀求…… 三个孩子都嚷着饿，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尸体就是冷冰冰的石头，哪里有水呀…… 接下来的七天，周军如的三个孩子都在饥渴上悲惨地死去。 林海死前嗫嚅著说：“妈妈，我痛我饿我渴啊，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壹个8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哪个当母亲的不五内俱焚啊！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壹场大雨，周军如喝了几口流進洞里的泥浆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周军如被她的学生的学生吕标凤和蒋汉洋所救。
贫下中家不仅仅屠杀孩童，甚至于连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过？ 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七八个汉子像打牲口壹样把陈高肖（陈高肖的父亲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秘书，在迎接解放军進城时立过功，）乱棍打死。贫农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湾。 田广洞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 为什么壹定要把这个女人追回来呢？用陈高友的话来解释就是，“朱家湾、倒水洞壹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 这群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后，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实施轮奸。头壹个上的是二十来岁的陈高友。 女人当时身怀六甲，为了保护腹中的小生命，她屈从了这群民兵的兽欲，只是央求：“妳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 这群号称清壹色贫下中农的禽兽名单如下：壹号，陈高友，赌徒。二号，陈登义，原系贫协主席，后因贪污免职，杀害陈高肖的主要凶手。三号，陈锡位，五毒俱全，因贪污公款、奸污妇女、逼死人命被判过刑。四号，陈高和，文革中涉嫌报复蓄意杀害壹名郭姓社员。五号，陈吉光，当时较年轻，是壹个外号叫“灾猪鬼”的二流子的儿子。六号，陈高仇 赌棍，曾故意毒死集体壹塘鱼。七号，郑某某，游手好闲之徒。八号，陈某某，赌徒。九号，陈某某，曾贪污公款。十号，陈登积，惯偷。十壹号，郭发清，赌徒。十二号，陈高辉，麻疯病患者，曾奸污过妇女。当这样壹些人手上有了权力和刀枪，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 当女人满足完那些衣冠禽兽的兽欲时，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产了。
19岁的唐水兰再过壹周就要做母亲了。因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壹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押送她的两个民兵在半途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 二十多岁的张天沙抽出随身携带的壹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背部直穿腹部。接下来张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下，胎儿就伴着血浆流出来了。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壹划，毛毛就出来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壹对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干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上过中学，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壹并抓去审问，然后被送回家中接受审判。 贫下中农出身的丈夫竟然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我们可以去公社医院检查。” 这位贫农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壹脸决绝的表情：“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别人不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得像个粽子，押到大队部，与另外壹些被害者壹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另外两个民兵接着壹个用石头砸，壹个用鸟铳打…… 壹个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他叫胡茂昌，壹个臭名昭著的泼皮无赖，斗大的字不识壹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干净，很让周围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疯狂的年月成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充当刽子手。 刚开始民兵对乡里乡亲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抢过壹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壹下，壹口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口。 胡茂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壹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壹片啧啧赞叹。 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壹起搞掉算了。还没等书记点头称是，胡茂昌又壹马当先杀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壹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壹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壹摔，没气了。 胡茂昌从摇窝里抓起最后壹个，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壹銎，在壹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壹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壹人，报酬壹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壹点，每人5元。 …………
屠杀孩童的不仅仅是道县，整个零陵地区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无辜生命的屠场。 1967年8月18日，宁远县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壹样捆在壹起，壹个壹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随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1967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窝里的弯子里村瞬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進地窖。 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進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 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壹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壹世替妳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 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 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進壹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壹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壹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孩童壹个不留。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凶手的屠杀逻辑：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坝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向从全区各赶来的生产队上上干部训话：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
那些制造策划屠杀的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忏悔过认罪过，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壹抔黄土。
当今中国相当壹部分普通国民误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斗官杀官”？各位搜索壹下道县大屠杀的死难亡灵，看看他们当中有几个是官？
我迄今还没有发现道县大屠杀中官员遇害的资料。就算有官员死于大屠杀，恐怕也只占极少的比例。大屠杀惨案中的绝大多数死难者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五类分子等弱势群体和有点正义感勇于说真话的贫下中农。
毛太阳为了赢利绝对独裁权力，确然对官僚队伍的高官显贵大开杀戒；但对没有威胁其独裁权力的中下层官僚却持姑息养奸姿态，不但没有发动群众革他们的命，反而让他们成为革命队伍和群众运动的领头人。
道县大屠杀的策伐者和领头人基本上都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贫协主任、民兵连长等基层党政官僚，杀谁和怎么杀都是他们说了算；而不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那些来自农村的中老年公民不防回顾壹下，妳们家乡的村官和乡官在文革中有多少被平民百姓打倒在地？倒地者占官僚队伍的多数还是少数？
我想多数人会得出如下结论：
是打倒了几个，但只占官僚队伍的很少壹部分，大队干部则很少被打倒，文革前的壹把手在文革期间照样是壹把手。
毛太阳在文革初期把很多高官显贵打为“牛鬼蛇神”的中心目标纯粹是为了夺权，而不是反贪反腐和净化官僚队伍。那些对毛太阳独裁权力不构成威胁的中下层官僚无论多么邪恶腐败，都不是毛太阳的打击目标。他们中的多数不但逃过了群众运动的风暴，相反还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头人。全国各地发生的多数屠杀血案都是这些基层官僚主导的。

如果再来壹次文化大革命，壹样只是高官显贵和精英阶层付出代价，基层官僚则是群众运动的策伐者和领头人，人民群众壹样是他们的砧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