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民运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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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民运的积极意义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19日
作者 刘国凯
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体积” 和能量都实在有天渊之别。但是很多年以后情况会如何？这就要看这两个党谁拥有真理，谁是顺应历史潮流，谁逆潮流而动。中国共产党坚持壹党专政的政体。中国社会民主党则尊崇多元化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在社会力系的角逐较量中此消彼长。奉行专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日益走向衰落，最终被人民和历史唾弃。推崇民主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日益成长壮大，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事务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具有前瞻眼光的同时，又应深刻洞察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必定走向衰微的中国共产党当今还控制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它还具有强大的外壳。为早日终结专制政治，为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我们有必要对当今中共政权的现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壹、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世界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领导人普遍没有毛泽东的历史光环，这首先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具备中共第壹代领导人的神化人格。几十年来，中共政权通过其控制的各种宣传手段，从报章杂志到中小学教材，都把中共第壹代领导人描绘成无比英明、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圣人物。他们从北伐到井冈山；从长征到抗日；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打败美帝国主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中共第壹代领导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也就在民主意识极为淡薄的中国人心目中种下了共产党执掌政权合法性的潜意识。共产党如此神武地打下天下当然就该坐天下。
不但毛泽东内心有着极其浓厚的“秦皇汉武” 君王心态，其他刘少奇等亦都极其威严地高高在上。入城后他们与民众就完全隔绝，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这种极度的威严使中国共产党第壹代领导人对人民的统治是超强度的。不但民众的政治权利被彻底剥夺，要完全葡匐在他们脚下，而且失去了壹切人身自由。人民的居住、饮食、就学、职业、婚姻、子女教育、旅游探亲等等、等等壹切人生内容无不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中。那时有“螺丝钉” 之说，即每个人都必须做党的螺丝钉。
共产党第壹代领导人的这种超强统治模式通过反右运动扩张到地方各级乃至基层单位的党委、党支部书记。1957年初夏短短的两个月里，数十万仅仅由于对本地区、本单位共产党领导人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遭到严酷迫害。当他们辩解自己是拥护党中央的，只是对地方和基层单位领导有意见而已时，共产党严厉谴责他们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领导实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要把党中央架空，居心极为险恶。于是，从此以后反对任何壹级的共产党领导，甚至反对某壹个党员，都可被上纲为反对共产党遭到惩罚。
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对人民拥有绝对的驱使权。政治上绝对服从共产党的统治自不待言，经济事务上也在共产党的绝对指挥之中。对1958年毛泽东、共产党疯子般的大炼钢铁和高产田的瞎胡闹，人民群众都丝毫不敢违抗地听从，甚至把自家煮饭用的金属器皿都奉献出来，扔到土高炉里去炼钢。而时隔壹年多后，在1959-1960年的人为大饥荒里，中国人民又默默忍受了三千万人沦为饿殍。壹句话，毛时代人民群众绝对服从共产党，换言之，共产党对人民实施著绝对的统治。
共产党的超强统治力以极端暴力为后盾。1957年5月，湖北汉阳中学发生学生为抗议大学招生问题而上街游行示威事件。两名教师出面表示支持，并行進在示威队伍中。事后这两名教师被逮捕。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这壹血腥判决可以洞悉当年共产党的统治是何等的严酷。
把当今的共产党统治和那时相比，虽都是壹党专政，但力度确已有天壤之别。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大大区别于昔日。这壹嬗变是始于何时、又有几个大的嬗变阶段呢？
嬗变始于文革。
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重施1957年故伎，把大量学生、教职员工、机关干部，甚至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但是这次情况大相径庭，毛为了利用群众打击潜越他的刘邓派系，遂否定刘邓的作法，把刘邓的作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中国原有政治板块因之发生大地震。稍后，在1967年4月，毛泽东又否定了各地军区把夺权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作法，引发又壹轮政治大地震。
文革虽在1968年夏，以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被镇压屠杀，或被勒令解散为结束，但反对壹个单位党的领导人不能判定为反党则作为新的政治法则沈淀下来。而1971年底林彪事件的公开则使毛的神圣光环骤然暗淡。共产党文革前那种铁壹般的统治力已大大削弱。
1978年底邓小平重掌权柄后说是要“拨乱反正” ，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他都不能“河归旧道十七年” 。他平反政治冤假错案；基本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宣布停止在民众中划分成分。在经济上实施了持续的各种“改革” 措施。废除了毛泽东时代许多极端荒谬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释放了被压制的生产潜能。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嬗变。
文革时期的民众冲击和统治集团的自乱阵脚，再加上文革后邓小平的“新政” ，使八十年代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已相去甚远。1989年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八九民主运动后，为诱导人们淡忘他手上的血迹，于1992年初以南巡讲话掀起新壹轮的“改革开放”。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相比，它把中国塑造得更加面目全非。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外销售、企业自主扩权等使部分共产党官僚开始有限贪腐。九十年代中以后的倒卖外贸批文、企业私有化、圈地建楼，使单个共产党官僚贪污的数目从八十年代的万元、几十万元激增至数百万、数千万乃至过亿。而且共产党官员的贪腐恶行象瘟疫壹样地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从各行各业以职业优势为手段的互相坑蒙拐骗到白衣天使堕落为冷血勒索者、人类灵魂工程师蜕变为校园绑架者，中国社会的道德操守已彻底崩塌，而底层民众则被崩塌下来的砖石压得遍体鳞伤。
如果说，第壹、第二个嬗变的社会效果基本是正面的话，那么第三个嬗变则正面、负面都有。这三段嬗变社会效应的叠加使共产党不得不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共老人政治已经终结。对中共政权的建立毫无战功的所谓第三代、第四代陆续走上权力要津。这些完全没有“革命资历” 的中共领导人面对与毛时代大相径庭的世界已不可能照搬毛时代的方式去统治中国。他们的统治方式不得不与时俱進了。
二、中共新壹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
（壹）、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尽管当今中共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不变，但是，其统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而只是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在此相去甚远的宗旨之下，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与毛时代大相径庭。为了在与昔日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采取了收缩政策。这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十二个字，“实行有限自由，坚拒丝毫民主” 。
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民众比毛时代拥有了许多自由。在经济生活上，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人们没有选购的自由。在人身行动上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职业的选择要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居住上不能自由迁徒，更遑论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户口之间的天堑鸿沟。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子女就业要靠组织关心，甚至到另壹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人民群众象工蜂壹样严格第按照蜂王指挥作息。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在八十年代，粮油主食、肉类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给制度逐壹取消。八十年代中后期，扩大个体经济牌照的发放。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壹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進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壹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邓小平南巡后，外商進入步伐加快。国营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也成为现实。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徒自由得到某壹程度的实现。
李鹏为收罗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恶名，在其任内力主实行双休日制，其后还有所谓五壹黄金周、十壹黄金周，鼓励人们旅游探亲，再也不需为此寻求单位证明。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壹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自由。
但是，我们只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这并不说明中共政权有着质的变化。
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政治自由则是深层自由。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而对深层自由仍然实行严格控制或扼杀。
深层自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壹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妳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妳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妳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于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十几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壹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几十名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成员被判十几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国、毛庆祥等十几名民主党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十年重刑。王小宁于2001年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2002年王小宁向我提出退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另组完全扎根大陆本土的“第三条道路党” 。旋即被秘密逮捕，并于2003年秘密判处十年重刑。去年，作家杨天水重组中国民主党，又被中共逮捕，判处十二年重刑。共产党镇压的疯狂程度在新青年学会案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如果说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宁、杨天水等的几波组党行动是挑战了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那么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 则完全是和缓的社团行为，理应不会招致大祸。事实上“新青年学会” 也并不作尖锐的政治诉求。它只是十分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为民工子弟创办民办学校。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新青年学会” 这样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会现状的社团，共产党都要以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新青年学会” 四君子被判处六至十年重刑。
这壹波又壹波的严酷镇压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丝毫不放松镇压深层自由力度的意念。
对浅层自由的放松和对深层自由的继续严控，这成为当今共产党维持其专制政权的两手。放松浅层自由不但不会危及中共政权，而且在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搀和下会起到某壹程度扶持作用。
中国汉民族是勤劳、重实际利益而缺乏理想主义的民族。在毛时代，人群中壹些潜能较强的人往往被压抑著，被迫做着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从毛时代走進邓时代，尤其是邓后时代，他们的确有被解放的感觉。人身自由的获得使他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了发挥的余地。有技术有体力的人们纷纷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开拓精神的人们去自创企业。能读书的人们去争取文凭和学衔以走向社会上层。即使是没能离开家乡的农民，有的也因创办养鸡场、做养鱼专业户、搞客运货运等取得成功。当他们赚到金钱后，如雨后春笋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车、高级家用电器等着他们去购买消费。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项目、旅游景点等待他们去享受。成功者成为奋斗者的示范，激励著更多的人为获取物质享受去拼搏。他们对这种社会现实感到满意。他们不再关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观上他们认同或认可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毛时代靠高压、愚民来使民众绝对服从其统治无疑是有所区别的。
人群中少数富于理想主义的人们，认为人应该不仅拥有择业、居住、迁徒、婚姻、旅游、娱乐的自由，还应拥有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以演说或著文来陈述言论观点的自由；还有结成组织的自由。由于共产党剥夺人的这些自由，他们指责共产党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反动的，指出贪渎的泛滥来源于制度的反动，并進而提出民主政治诉求。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掐住这些人的喉咙。使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淡薄。
对浅层自由不断予以放松；对深层自由的坚定不移予以继续剥夺，成为没有“革命资历” 的新壹代中共领导人维持其政权的两手。
（二）、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毛时代实施著全方位的绝对统治。每壹个社会细胞--工厂、商店、学校甚至街道里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链的壹节。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与这种全方位绝对统治互为支撑的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和人身强制。当今中共新壹代领导人继承的是毛创立的、却被邓小平等变了调的家业。计划经济的萎缩；人身强制的放松，使中共当代领导人再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许多私人企业里、外商企业里、尤其是在个体经济里，共产党的组织已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新的大片公寓楼的兴建，也使昔日互相知根知底的街道保甲制日益式微。粮食配给制的取消使人们易于四处流动。面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局面，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不得不收缩其政权的防线，从昔日的“落实到基层” 收缩到军队、警察、司法、民政和施行各种行政权的政府机构。只要这些要害部门、这些政权的精髓和象征仍然在共产党手里，江山就不会变色。。
八十年代以前，壹个国营企业就是壹个小王国。里面有保卫科--施行警察司法权。他们甚至能在厂里私设牢房关人。有武装部，管理指挥本单位的军队--武装民兵。有政工科、宣传科、共青团、人事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是壹个政权的雏形。九十年代以后，这成千上万的小王国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高大的城墙倒塌了壹大片。专政的铁杆捍卫者们退却到皇城之内，高筑皇城的陡墙。别看皇城之外人声吵杂，只要居高临下的皇城里意志壹律，随时可以派出尖锐力量冲出城门，消弭各种吵杂骚动，那么这个毛泽东创建的，邓小平改建过的，就仍然是共产党主导的红色江山。
毛时代共产党是虐待狂式地進行镇压屠杀。不但镇压那些为数极为稀少的政治反对者，而且镇压那些仅仅是出身于历史上的敌对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俯首贴耳、茍且偷生的人们。当今共产党则是实行有选择的有限的镇压。即只镇压政治反对者，对服从其统治的人们，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在达摩克利斯剑之外。
中共新壹代领导人除了奉行这种收缩战略外，它还极力扩大其政权的基础。毛时代峰期中国八亿五千万人口，共产党党员三千万。两者比率为百分之三点五。现今中国十三亿人口，共产党员六千八百万，比率攀升为百分之五。这个比率就是说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壹个中共党员。除开少年儿童；除开那些四处流动谋生的农民工；除开城市里大量底层民众--这许许多多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的人们，那么，这个比率就会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换言之，在社会上较有稳定生活状况的人群里，平均几个人之中就有壹个共产党员，这是壹个多么高的比率。在共产党的社会威信壹落千丈之际，共产党员的人数竟还能如此大幅度增加，这说明共产党已从当年严格挑选党员到拉人入党。事实上在许多高等院校里，入党的容易程度已相当于毛时代入团。
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扩大其政权基础的手段还有个壹招，扩大官员队伍。从毛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革命接班人，到邓时代大胆地提拔、破格地提拔，培养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空前膨胀。1979年毛去世后的第三年，邓时代的元年，共产党的编制干部279万人，十年之后增加为543万人，再过八年之后，即1997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之年，共产党的在编干部激增为八百多万人。同期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官吏数目则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当今中共官吏和所有吃“财政饭” 的人（即包括各类壹般公务员）共达4700万（文章写于十几年前，所以参照的是当时的标准）。官民比率达1比28。如果作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国唐朝的官民比是1比3927；明朝是1比2299；清朝是1比911。
当代经济、工商业发达，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相应产生，官民比是要比古代高壹些。但断不至高到当今中共政权的程度。例如日本官民比是1比150；法国是1比164；美国是1比187。
中共政权官民比为何高到如此程度？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的时候说：“现在军队干部太多，陆军有个师师长姓王，还有七个副师长都姓王，如不裁掉壹些，就成王八师了。”
二十多年过去，共产党年年叫精简机构其实年年在膨胀。“王八师” 之典故重演不衰。如教育部有六名副部长、外交部六名、卫生部六名、劳动部六名，其他各部多为五名，商务部最多，有七名副部长，连同正部长就是八名。幸亏他们不都姓王，否则就是王八商业部。
广州市郊区的行政划分魔术也很能用来说明共产党官吏队伍的恶行膨胀。七十年代以前广州有个附属于广州市的郊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同样在这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渐次划出了芳村区、白云区、黄浦区、经济开发区、天何区。从壹个区魔术般地变成五个区。每个区都配备着同样整齐的各类机构。官吏队伍壹下便扩大五倍。许多人平地升官，真是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尽管官吏队伍已膨胀到前无古人、今世无双的地步，但是共产党为了扩大其政治基础，还在年年招考公务员。
2004年中央机关招考公务员7800人；2005年招考8400人；2006年招考8600人；2007年拟招考12000人。除此之外各地区亦另行招考公务员。如2005年江苏省招考300人、沈阳招考350人等等，故全国招公务员的总人数将是另壹个更大的数目。
政府公务员实行招考任用制方向是对头的。但必须伴随大规模裁除不称职的冗员。冗员不除，又年年招人，其意为何？为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除冗员会伤官吏队伍的心。不要看那些贪官污吏品质低劣行为污秽，但在拥护专制、抗拒民主方面他们则是同仇敌忾的。裁汰他们会大大动摇共产党政权的根基，故切不可贸然行之。至于招考公务员，壹则向世界显示中共在改革，不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也在向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看齐，实行公开招考。同时，这壹措施又可拉拢新壹代青年才俊，使之不要去反对现政权，使之与现政权认同。社会上最有活动能量的就是这班人，收拢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稳定了社会。故无论官僚队伍膨胀到何种地步，共产党都不会真正裁汰冗员。
除了扩大政治基础外共产党还极大地强化其镇压手段。虽然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再没有大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显著的专政机器公安部门是共产党政权中最庞大的机构。壹个地级市的公安局中就有十几个处。后来为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 的需要，加强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邓小平又再创国安部。使中共警务人员倍增。但共产党还不以此满足，它还极大地扩充其武装警察部队。八九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动用野战部队血腥屠杀人民为世界诟病。事后共产党也总结经验。镇压是必要的，但不必用野战军实施。于是扩建武警。把几十万乙级陆军师改建为武警部队。时至今日武警部队总人数已接近百万。武警的主要任务明确定为“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这句共产党的行话说白了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壹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近年来，万人以上的群体暴动事件就有2004年10月重庆万州爆发官民因街头细故引发的暴力冲突；同月底四川汉源爆发由于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造成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因壹桩普通街头车祸引发的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5月浙江省东阳农民由抗议化工厂破坏环境演变成反地方官员腐败的流血冲突事件；2006年10月四川广安爆发因医院拒绝抢救壹名误服农药的四岁男孩导致其死亡的警民冲突事件；2006年12月四川达州爆发因传官员轮奸虐杀酒店女服务员而引起的警民冲突事件……这其中以汉源暴动规模最大，有多达10万农民参加。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共产党急促地扩充其武警部队，将其分布全国各地，以随时出动镇压起来反抗的民众。应该说，共产党的这壹强化镇压措施是有延缓其政权的作用。因各地的反抗运动是分散的、随机的。尽管它瞬时能发展到万人乃至十万人的规模，由于孤立而无全国响应，终在共产党及时调动武警前往镇压下瓦解。
（三）、收买精英阶层、制造表象繁荣、煽动民族狂热情绪
八十年代初，邓右共产党就壹反毛左共产党的陈规，开始着手缔结官知联姻。首先是对老壹辈文化名人百般礼遇优待。以最优渥的待遇把他们供养起来，并给予各种荣誉。接着是把1961--年1965年入学的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首批收拢对象。其中政治尤其可靠者成为共产党各级领导职位的继承人。胡锦涛、温家宝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接着1977-1979年考入大学者也成为笼络对象。这几批大学毕业生没被网罗到官僚队伍之中的，大多也在其工作岗位上得到恩泽。纷纷被评上职称、高级职称。工资、住房、各种补贴。
十几二十年过去，老壹辈文化名人已大都辞世。那几届大学毕业生也年届退休或年近退休。共产党笼络目光移至新壹代社会精英。尽管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极端庞大，绝大多数单位都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但共产党还是咬着牙年年招考公务员。公务员招考的条件之壹是学历大学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下。显然是用以招徕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这壹招相当有效。每年都有数量极为巨大的知识青年去挤公务员的窄门。现已有53万多人报考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连同各地自行招考的，投考者将超过百万。
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判定，壹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往往主导著社会舆论和民情。他们的能量与人数不成比例。人数众多的平头百姓往往是集体失语的沈默壹群。而人数远远少于他们的社会精英却会发出巨大声浪。故能得到社会精英的拥戴和认同是维持政权的关键。应该说，共产党的这壹判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邓小平摒弃那种荒谬绝伦的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毛式社会主义政策，使生产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引進外资，这些年来中国基本解决吃饭问题，借此，能投入人力去从事修筑公路、铁路、桥梁、高楼、建电站、射卫星等项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提高主要就有赖于这些方面。尽管这些项目的成就并不说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但中共政权却以此作为其政权合法存在的依据。
当东岸沿海各大中城市高楼栉次鳞比；当高速公路上小汽车来往如梭；当子弹高铁呼啸而过；当霓虹灯昼夜不停地闪亮，世人的目光就会看不到农村腹地的贫穷雕敝；就会看不到终年劳碌却薪水无着的民工的满脸愁苦；就会听不到病重无医乃至茫然等死的底层贫民的哀叹……于是共产党政权就有政绩作为它存在的理由了。
共产党除在这些硬件上制造表面繁荣景象外，还在软件上下功夫。那就是竭力营造壹片娱乐升平的景象。在数不清的歌舞连台之中，最能发人深思的是旋风不绝的选美大赛。
毛时代，对选美是极尽遣责的。中国大地上绝无选美痕迹。国外、香港的选美活动壹律被斥为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指责为侮辱女性甚至是玩弄女性的低级趣味。现在仍然是共产党执掌政权，但选美在中国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不妨回过头去检视壹下它走过的足迹。
1989年广州地区推出了以“广告新星大赛”为名的选美比赛，这是中国选美比赛的初试啼声。九十年代之初“选美” 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1993年“北京小姐”选美活动在北大设了报名点。《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北大女生高菁写的《北大女生拒绝选美》的文章。从侧面表达官方不支持“选美” 活动。接着，1994年全国妇联公开表态反对举办选美活动。但是，此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知识女性的不屑和妇联的公开反对并未奏效，选美活动愈来愈频繁和热烈。
1999年壹个重大的转折信号是《北京日报》社首开省市党委机关报主办“选美”活动之先河，主办了"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党报，它代表着北京市委的意向。既然北京市委主办，妇联就哑了。接下来2001年举行了第二届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深圳等地的、历时壹年半、经过数千人初赛、复赛、决赛而产生的32名选手在北京通州会堂進行最后决赛。此次大赛经国家民委批准，并得到了全国妇联的特别支持，由中国民族报社主办。比赛结束后，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遗孀于若木、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赵宗鼐为优胜者颁了奖。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秘书长方建文也出席了总决赛。
由于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可和支持，选美活动遂在全国波涛汹涌地展开。仅以2001年的广州为例，就可知选美频繁到什么程度。2001年3月启动歌乐小姐大赛；4月启动新丝路模特大赛；5月启动第九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华凌东方新娘大赛、2001精英模特大赛；6月启动自然美亲善大使大赛；8月启动花季少女大赛、和第二届“明日之星”影视新星大赛，壹年之内竟有八项选美活动。其频繁之状让世界为之瞠目。
相比之下，无论是白人社会的欧美国家，还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和香港台湾，选美都是纯粹的民间活动，官方壹律不予介入，既不批评也不支持。
举行选美活动是民众的固有权利。至于它的适度线在哪个水平，社会人士见仁见智。由于那不是我们民主志士关注的焦点，故没有深入研究，亦无明确定见。但是我们深以为怪的是，同为壹个中国共产党，从前把女子烫头发、穿紧身裙、高跟鞋都定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加斥责禁止，甚至把违禁者拉上台去批斗，怎么现在嬗变到带头去欣赏身穿三点装的美女走玉碎步了？
当今共产党官员包养多名小蜜和淫嫖高级妓女的频度远远高于世界官员的水平。相比之下欣赏三点装美女的玉体实在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共产党官僚尽可去暗中淫嫖包养，却何必带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推动选美波涛。
九十年代初选美刚萌芽，就遭到共产党原教旨卫道士的攻击。稍后，共产党“改革派” 人士省悟到，当今搞选美其实对共产党政权有利无弊。但由于卫道士的声色俱厉使选美却步，解铃还需系铃人。只得由“改革派” 的官方自己来打开局面。
毛时代，共产党自信对民众有绝对的控制力。它把民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压缩到最低水平。民众非但不敢有怨言，还极为顺从地听其使唤去斗争阶级敌人和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二、三十个春秋过去，世事今非昔比了。共产党神圣光环不再，民众也躁动忤逆起来。当今共产党已不敢设想自己有威望去“运动群众” 批判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恰恰相反它正需要民众都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都去纵情酒绿灯红、犬马声色。当人们都去追求那些，都去寄情于那些时，就不会，起码少些关注制度弊端和社会不公，就不会对共产党壹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提出疑问了。
当今中国城市里有着世界最高密度的的娱乐场所；有着频度最高的大型歌舞表演；有着世界最频繁的选美活动。中国人生活得何等多姿多彩；何等轻松愉快。当年毛泽东说“莺歌燕舞” 纯粹是虚饰谰言。当今说中国壹些城市里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倒确是事实。能给民众以这样生活的政府难道不是个好政府？难道对这样的政府还需要去指责挑剔、去终结推翻吗？
不过，无论壹个社会的表象是何等的歌舞升平，总还是有些人肝火较旺。怎么把这些人的肝火引向别处？共产党祭出了民族主义。共产党现在再也不搞纪念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毛泽东了。而是年年大搞祭孔子、祭黄帝、炎帝、大禹。仿佛它最具有民族感情。除在历史题材上大搞噱头外，更在现实题材上大作文章。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被共产党吹嘘得神乎其神。几个航天飞行员被捧为民族英雄，到处作报告，煽起壹阵“中华腾飞”的狂热情绪。殊不知前苏联和美国早在三、四十年前已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在俄国、美国的航天站技术面前，中共的那点东西实在不值壹提。可是就是这么点“神五” 工程就被吹嘘成是中共了不起的政绩。
GDP是共产党的壹大卖点。共产党宣称中国已超过英、德成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实体。数字游戏与各种大祭以及“神五” 凯曲汇合起来激起了许多人的民族狂热。在民族自大感高涨的气氛下，中共通过文化痞子何新之流制造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敌视、欺侮中国的谎言。谎言的戈贝尔效应催生了壹个在网络文化中被称之为“愤青” 的社会群体。“愤青”即愤怒的青年。这些青年不对共产党的专制腐败愤怒，而只对西方国家敌视欺侮中国愤怒。虽然“愤青” 不是社会主流，亦非壹个固定的群体，但只要它流动性地、某壹程度地存在，就为中共政权注入了些许支撑。它设法转移了社会的怨气和不满，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种种弊端转移到子虚乌有的西方国家的敌视欺侮上。
三、共产党政权的绝症--贪腐
我的以上剖析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理解：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术“与时俱進”了，它的江山可以巩固长存了。这种理解的产生是忽略了，共产党的统治术虽然“与时俱進” ，但是它还有壹个无可救药的绝症--贪腐。共产党最大可能就是亡在这个绝症上。
（壹）、反贪更贪的怪圈
2000年3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以受贿400多万元被处以枪决。半年后比他官更高壹截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贪污受贿4000多万元被处以死刑。(注射行刑法) 贪污受贿要以被剥夺生命为代价这惩罚不可谓不重。可是效果如何呢？请看共产党贪官的继往开来、勇往直前。
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1亿6千万；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2亿6千万；上海市长陈良宇初步已查获其有秘密账号3亿多元；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行长周利民贪污4亿元；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贪污8亿元；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20亿；……尤其惊人的是中共官员中贪污数额之首还并不是陈良宇之类的大员，而是七品芝麻官广东南海市委书记邓耀华。他的贪污数额高达百亿。
中共官员贪污之风也污染及工程技术人员。被誉为“神五功臣” 的航天壹院院长厉建中也贪污受贿4千多万元。案发后还自称是专家有功于国，要求宽大处理。
中共贪官的鲸吞之心异常急迫。例如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李有灿，在位2另8个月，贪污4700多万元，平均每天贪污5万元。中共贪官往往并不因其职位较低而业绩有限，如广东东莞塘厦镇长李为民是个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小玩意，但他竟在五年中贪污了9千万元。
从前江泽民主政，上海无贪官被擒，有人说上海官员廉洁。可是胡锦涛壹打上海帮就打出成绩。而北京同样有壹名副市长贪官刘志华落马。这壹方面说明中共贪官处处都有，不存在“免疫” 的角落，又说明贪官能否被揭露与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有关。如江泽民掌权壹天，陈良宇之流就“廉洁” 壹天。换言之，中共高层贪官的揭露往往是党内派系斗争的副产品。
中共贪官究竟鲸吞席卷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统计。报载中国商务部调查报告说，中国有4000名贪官外逃，携走了4000亿元。这是壹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它会促使人们深思，尚留在国内的贪官究竟贪了多少？
中共贪官除鲸吞之心甚烈外，还十分黑心烂肝、无耻下作。他们不仅贪那些社会浮财，而且连饥民口中之食都要掠夺。如中央政府发给吉林省长岭县某村20名贫困村民每人5000元扶贫金，到贫民手中时只有50元。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层层贪官克扣掉了。又如2003年陜西渭河洪灾。中央政府拨6千万元救济灾民，而最后此款能到灾民手中的只有百分之壹。有灾民为此事上访中央，结果被县镇官员捉拿判处劳动教养。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因须大量移民，中央政府投入400亿用以安置移民。此巨款成为各级贪官眼中“肥肉” 。他们层层贪污、挪用、克扣，最后只有十分之壹到移民手中。
从中共惩处贪官用典程度来看，不可谓不严。连死刑都用上了。尽管那些鲸吞千万乃至上亿的贪官在三餐无继的民众面前死壹百次都应该，但是，从当代人道司法的角度来看，贪官侵害的是物，而不直接是人，故实不该剥夺其生命。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为何动用了如此严酷的手段惩处贪污，贪污仍愈演愈烈，中共官僚阶层深陷贪污怪圈无可解脱？这只能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壹是容易得到的巨额钱财会使许多人利令智昏，不惜铤而走险。二是共产党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架构既造就了巨贪的渠道又堵塞了社会监督的管道，使贪官有了黑箱作业的可能。
在民主制度里，同样有为巨额利润铤而走险的人们。但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经济受着许多法规的控制，政治权力无法進入经济运作，不存在以政权为杠杆的巨大买卖差。而且民主政治有着极其透明的社会监督，使官员的暗箱操作难以進行。故此在欧美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很难产生巨贪。如果有人想为暴富铤而走险就得去走私毒品。但那与以政治权力去贪污索贿是不同类别的犯罪了。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共产党官员的疯狂敛财除了上述种种作奸犯科之行外，更经常的是设法化公为私。这里表面上不触犯刑律，因而常唐而皇之地進行。当代的“圈地运动” 和私有化浪潮正是给了中共官员合法鲸吞民脂民膏的最佳途径。
由于中国土地不为民众私有，地方政府看中了哪块土地后可以绕开农民直接与乡村领导洽谈“圈购” 。乡村领导人在上级的恩威并施下大都乐于接受。地方政府遂以低价收购农民耕地，再高价卖给业已相中这些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如果这巨额利润中有落入官员私人腰包里，那就是贪污，但若这利润不直接打入某个官员的账号，那就不是贪污。但是官员们有其他办法使这些钱财滋润他们的生活。壹个极端的例子竟然就出在天子脚下。北京六圈村紧邻四环路的壹片土地被征收。地方政府只给农民每平方米117元的收购价。转眼以每平方6750元高价卖出。当年列宁说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会使资本家红眼疯狂，那么现在这高达百分之五千的利润又会使共产党官僚如何呢？
私有经济被历史证明比计划经济有无可比拟的活力。所谓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共产党的改革措施之壹。它壹度给共产党披上开明的色彩。可是在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国企私有化只是壹条让共产党官僚名正言顺地鲸吞民脂民膏的途径。共产党官僚既可以低价“圈地” 购入再以高价卖出，又如何不可以低价购入国企，而让自身转变为私人企业的董事？那种低价购入国企，高价卖给他人，从中收取巨额中介费中饱私囊的作法当然也可赚大钱，但那明显是贪污行径。壹旦东窗事发难以收拾。倒不如就此转变身份，既不触犯现有法律，又为今后构建了经济宏图。最近被<财经>杂志披露的“鲁能集团事件” 就是典型的例子。私人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37亿3千万购得总资产高达738亿鲁能集团公司91%的股份。而鲁能集团的高层大部分都变身为新公司的董事。许多共产党官僚就是这样使自己从国企经理变身为私企董事。私企所赚利润落入他们的私囊就再也没有贪污不贪污之说了。报载中国私人企业家中三分之壹持有中共党证。毫无疑问，原始老板入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拿着党证摇身壹变过来的。无怪乎江泽民要让资本家入党，否则怎么处置原已持有党证的中共官僚变身为私企老板。
资本家在正常的自由经济中致富可称之为长袖善舞。共产党官僚通过“圈地” 和国企私有化致富则应称之为巧取豪夺。这巧取豪夺即使表面上不违法，但本质上仍是贪污。共产党政权默许了这巧取豪夺，遂成为官员们在政治上忠于这个政权的原因。
（三）、中共官僚的变相贪腐与异常心态
共产党官员极度的奢侈挥霍是壹种变相的贪腐行为。由于直接把公帑落私人腰包作贪污论，为既要享受又不被追究，共产党官员们遂大肆挥霍浪费。报载统计数字是（以2005年为例）公款吃喝、公款接待用去2500亿；公共汽车费用3000亿；出国“考察”1500亿。另据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披露2004年的官员公款吃喝、公共汽车消费及出国考察培训共花费6000亿。相当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20%。04、05年的情况是在中共中央对此加以整顿之后。1999年更惊人。仅出国考察壹项就用去3000亿。许多地方低至乡镇壹级干部都壹批又壹批地“出国考察” ，大肆挥霍公帑游山玩水。
当代中共官员的心态是异常阴暗的。毛时代的中共干部都有着从北伐到渡江的各种资历。在人民面前他们具有神圣的光环。科级以下干部过着与平民无异的物质生活。处级干部也差别有限，甚至厅级干部都没有太大距离。只有部级、中央级的高干才生活在另壹个数量级的层次中。那时共产党干部的生活乐趣在于民众对他们的敬仰、唯唯诺诺、恭敬服从；在于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役使人民。政治荣誉感高于物质享受，而且在毛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他们也没有丰富的物质可供享受；更没有贪污的大渠道。
当代中共领导人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来自民间，都曾是芸芸中的壹员。每个人的经历为大众所知，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无寸分战功，丝毫没有那类爬雪山过草地，九死壹生，只有自己心里明白，外界无以洞悉的“英勇”故事。无论是贾庆林还是陈良宇；无论是南海县霸邓耀华还是银行蛀虫余振东，到处都有他们的同学、邻居、同事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他们非但没有光环，而且其发迹中的猫腻亦为外界所知。人们当面对其并无崇敬，背后更是敢随意詈骂。反对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再算反党，这棵文革人民反抗运动的果实在当代更加光彩夺目。身为壹地之官，竟无显赫政治荣耀，竟得不到民众的敬仰拥戴，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于是共产党的官僚们就把心志全部寄托在物质享受上。他们心境阴暗灵魂肮脏，仇视民众；敌视民众，对民间的疾苦极端漠视，只顾在自己有权有势之日及时享尽人间之酒绿灯红。贪污既有风险，那就拼命地去挥霍吧。如在北京三里屯的“后宫” 餐厅和“美丽会” 餐厅進餐动辄超过壹万元。消费壹瓶马爹利金皇的价格为16880元。而到这些地方消费的70%都是公费结账。2006年武汉召开壹次人事工作会议。125人与会。会议進行三天。共花费304万元。人均每天2万4千元。故语说“富家壹席酒，穷汉半年粮” 。这个会议的壹席酒等于壹个农民十年劳动所得。共产党干部的奢侈挥霍令中国古代之富豪都望尘莫及、自愧不如。
如果说对贪污受贿中共最高层还要予以惩处--尽管这种惩处往往与党内派系斗争纠葛在壹起--那么对官员的挥霍奢侈就相当姑息了。这壹方面是由于太普遍，无法严管，而更主要的是中共根本不想管、不敢管。当今共产党是壹个利益的集合体。没有利益谁愿为之效力？如果连官员的挥霍都处罚杜绝，那就没有人愿为壹个明显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效忠出力了。中共最高层心知肚明，对挥霍不可下重手，恰当的举措是把它限在某壹范围之内，并辅以“赎买” 措施。于是除不断给官员加薪外，还给予官员种种额外补贴。如仅坐车补贴就给副处级干部实质干部每月1800元；副处级非实质干部1600元；科长500元；科员200-500元。正处级、厅级以上干部的各种补助更是巨大数目了。对比许多底层民众每月辛劳只得数百元工薪，就可知官员挥霍是得到中共政权的默认。
除了吃喝、公共汽车、出国考察这几项大肆挥霍项目外，还有就是大兴土木。中央三申五令不准建高标准的楼堂馆所。但他们均作耳边之风。
安徽埠阳县颖泉区，壹个小小的区政府竟抢夺农田四十二亩、耗资3000万兴建壹座外型酷似美国国会山庄的区办公楼。仅大门口的大理石阶梯就花费50万元。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建造六座豪华办公楼，其中还有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外观酷似美国白宫。这壹豪华建筑群占地高达530亩，令安徽埠阳县颖泉区政府的“美国国会山庄” 相形见绌。这是西洋派。还有些官员是国粹派。他们把自己的办公楼建成类似天安门。如重庆忠县黄金镇，此镇名叫黄金，其实十分贫穷。但其镇长壹伙竟举债建了壹栋酷似天安门的镇办公楼。河南省濮阳县属省级贫困县。每年都要上级投入亿元来维持该县财政运作。但该县党政领导竟投入七千万元建造本县的天安门办公大楼。还建造许多别墅。该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都搬進数百平方米店豪华别墅。建这些“国会山庄” 、“白宫”和“天安门”以及所有豪华办公楼，除了反映共产党官员的浪费挥霍，还折射了他们土皇帝心态、膨胀的权力欲，和空虚腐败的灵魂。他们是在幻想自己拥有类似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威仪或美国总统的权势。
把当代共产党地方官僚的这类“幻想”表演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安徽省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他在上任之后组织了壹次大阅兵。其阅所“兵” 是当地的警察公安。李兴民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向被检阅的警察队伍高叫“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警察队伍则按他预先教定的回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完全是当年毛泽东十壹国庆节检阅三军的派头。好壹副精彩画面。共产党官员的浅薄无聊、小人得志、自我膨胀、沐猴而冠，都在这大“阅兵” 得到最透彻的诠译。此“阅兵书记” 后因贪污数百万元被判12年徒刑。而郑州惠济“天安门” 的建造者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也因贪污600多万元；受贿80万元和挪用公款270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试想毛时代和邓时代岂会有小小的地方干部敢建天安门式的办公楼、敢效仿毛泽东“十壹”阅兵？当今共产党区县级地方干部竟敢如此潜越，说明了共产党政权曾经极为严格有效的垂直控制力已相当式微；说明了某些地方干部对上级乃至中央的藐视。也说明了这个政权犹如壹个“大佬” 死去后喽罗们各自称大的、规则已乱的黑社会组织。这预示著这个政权的分崩离析不再遥远。
（四）、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
无论是八十年代倒卖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还是九十代的倒卖批文；抑或新世纪的“圈地” 和企业私有化，共产党贪官用来买卖的都是物。这其中固然在逐步升级，贪污的数额和层次都不断在提高，但与近年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来比都还是初级阶段？那么这最高段位是什么？是买卖无形且价值无定之物--官位。
九十年代中后期，笔者已从国内友人发来的信息中得知买卖官职的事情已广为发生。某人想得到某壹职位，极力讨好关键的上级。除平时极表恭敬外，尤其注重在上级家庭有喜庆事时送上极厚的红包。我当时在对此嗤之以鼻之余，实没料到曾几何时这勾当发展到如此明目张胆、明码实价的地步。由于过于猖獗暴露，中央不得不过问之，也惩处了壹批卖官鬻爵者。如陜西省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商州区教育局原局长陈某、柞水县原副县长陈某等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委副书记曹永葆在1994年至2004年担任凉山州委组织部长、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权在任用、提拔干部时关照贿赂者，先后收受他人贿赂152.3万元，另有107.4万元、1.18万美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平均每顶官帽1万多元。权力成了陈兆丰有恃无恐的靠山，卖官是他大肆敛财的最好工具。其卖官的猖獗程度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还在收卖官之钱。
……
卖官鬻爵之风已吹遍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1999年，任牡丹市副市长的马德通过贿赂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韩桂芝当上绥化市委书记。他花钱卖到官后就要以卖官把投资成倍成倍地赚回来。其任职四年之中，把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乌纱帽销售部。其卖官职囊括绥化市属下十县市半数以上处级干部，达265人之多，收取贿赂两千多万元。
然而卖官“产值” 最高的还不是马德，而是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从2000年到2001年壹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卖官创收达5000多万元。平均每天10多万元。无论是“总产值” 还是“单位时间产值”都独占鳌头。
毛时代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提拔干部。这是壹部血腥的历史。许多人就是通过做运动员，在政治运动中整人，踩着别人的政治尸体乃至人身尸体向上爬。壹大批文革保皇派就是通过在文革中保共产党统治秩序、镇压屠杀“黑五类” 、镇压屠杀造反派群众而登上官位。
邓时代是对知识分子采取拉拢政策。在八十年代提拔了壹批有学历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在陈云力主下提拔了壹大批高干子弟。这是壹部官知联姻史和子承父职封建史。现在这些历史卷页都翻过去了。文革保皇起家者仕途已尽。官知联姻得宠者也年届退休。太子党入选者固然意气风发，但邓小平拟定的年龄划线制使之宦途有限，落选者更只得去沈浮商海。这壹系列情况的叠加使共产党提拔干部的伦理原则出现空窗。遂使卖官鬻爵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但是，真正使卖官鬻爵能风行于世则归功于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中共各级党委领导人的产生，选举流于形式。真正人选由上级党委钦定。疏通上级关节是谋取官职的捷径。马德不就是这样到绥化走马上任的吗？更何况更多的党政部门领导人是由组织部直接任命，这更使大权在握者卖官成为可能。
卖官与买官是孪生兄弟。如无人想买，卖者何处寻顾客？然而情况是想买官的人多不胜数。何故？当官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特别是那些“肥缺” 。这除了前述当官可以“非法” 贪污、“合法” 贪污、挥霍享乐、作威作福外，还有复制扩大的机能。买官花了钱，如何不可以卖官再若干倍地捞回来？
例如黑龙江省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买官花了人民币42万元、美元1万元，尔后他卖官则收受贿款219万余元。
马德更是成果丰硕。他通过贿赂田凤山10万元、贿赂韩桂芝80万元当上绥化市委书记。而他卖出两百多个官职则收受贿赂达2338万元。收入是付出的26倍。试问做什么行当有如此丰厚的回报？
当然，卖官买官也不总是壹出皆大欢喜的剧目，有时它会给买卖双方带来灾祸。如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收受该局交通支队副教导员宋建忠的贿赂，帮他升官，但后来却不兑现。宋建忠恼怒之极于今年1月杀李全家。李身亡，家中三人皆受伤。
壹个政权的官员贪污受贿从经济类运作到买卖官职，这是壹个质的飞跃。它揭示这个政权的腐朽程度已病入膏肓，表明这个政权的官僚已廉耻丧尽。它预示著这个政权离其崩溃之日不太遥远。因为买卖官职说明政权中人纯粹是利益的结合，再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维系力。当利益的链条断裂时，政权的统治链条也会断裂。
当今中国共产党的贪腐创古今中外最高记录。如此之炽烈的贪腐会导致亡党，对此共产党最高层的某些有识之士并非不知。他们也忧心忡忡，并做出某些努力以求扭转危局，但效果阙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使人不由得想起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朱由检的勤政在大明十六帝中堪称上乘，但可惜他时运极为不佳。在那最后惶恐的岁月里，朱由检曾几次在朝廷上对皇亲国戚、高官重臣门作揖打恭说：“现鞑虏入寇、烧杀掳掠、灾荒连年、流民四起，征讨所需甚重、然国库空虚、三饷无着、国家危在旦夕。恳请众爱卿慷慨解囊，以救社稷于危难之间……”说得是情恳意切、声泪俱下。可是众皇亲国戚、高官重臣均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妳朱姓皇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自古亦然。妳大明完结，我等投靠新主，如何不会有壹片新天地？为何要为妳必死无疑者白送上我多年的敛集？
当今共产党的贪官们也有类似心态。他们也明白专制不会长久，能在台上手中有权时就尽量捞。享尽人间的犬马声色、荣华富贵。更有远见者，把钱财子女及早远送国外。共产党政权崩塌后的洪水滔天与我何干，我有享受就行。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共产党因不可遏制的贪腐而导致亡党，不是共产党里的“朱由检” 的忧心和“勤政” 可以挽救的。
四、共产党上层的僵化与中下层的黑社会暴力化
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等曾被称之为改革派。但后来他们的行径说明其顶多只是务实派，而且不久从务实派倒退为顽固派。共产党内真正的改革派首屈壹指的是赵紫阳。还有胡耀邦、李锐、任仲夷、胡绩伟、林牧等等。从年龄和资历上来看，他们是中共革命的第二代。（邓小平应属第壹代）这些人都是青少年时期投身中共革命的热血青年，不是王震那类身处底层生活无出路者。他们的改革理念是当年热血理想的继承和升华；也是多年来在共产党营垒中摸爬滚打痛苦经历的结晶。随着这壹代人的逐渐故去，中共党内再也难觅这样的人士了。
当今中共高层是些什么人呢？壹部分是太子党，如薄熙来、王岐山等，另壹批是平民子弟，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代表人物。
八九民运时叫嚣“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壹说是出自王震之口；壹说是出自王岐山之口。不管这传闻真实性如何，有壹点被事实证明了的是，这些太子党在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上是毫不含糊的。他们没有辜负陈云的信任和期望。“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以信任” 。对这班太子党，根本不可以指望里面出民主改革家。
平民子弟如胡、温之流又如何？检视他们发迹的脚印，就可知此时和今后的步履。
他们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读完大学。在学校里“积极要求進步” 、“积极靠拢组织” 。在学校里入了党，当了政治辅导员。这壹挡子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被中共成功地塑造成“正统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是最没有个性；没有胆略；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义勇血性的壹群。赵紫阳病重之际，温家宝都不最后去看壹眼自己的老上级，其谨小慎微、其冷血无情由此可见壹斑。
他们也是意识僵化、思想贫乏的壹群。他们从小被灌输毛理论，对民主政治既缺乏向往热忱也缺乏洞悉了解。倒是对毛泽东“思想” 顶礼膜拜。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素质和知识素质，胡锦涛才会于2004年在壹个中宣部的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壹贯正确的。”
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外国记者问他读过些什么俄罗斯名著。胡锦涛思索壹阵列出几个书名：《古丽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顿时引来壹阵哄笑。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俄罗斯名著，而是前苏联的少年政治读物。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会列出最平民化的名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罗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陀斯托夫斯基的《白夜》等。胡锦涛的回答反映了他的知识和思想水平都还停留在苏共--中共的少年读物水平。而知识的肤浅又意味着他思想的僵化。
或许胡锦涛、温家宝都廉洁清正，也不挥霍奢侈。据说胡锦涛就壹直拒绝搬進中南海。这比那四处皆见的贪官污吏要好得多。但是，胡锦涛们不是乡镇县市级小官，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不仅仅是廉洁，而是要勇于改革。然而，他们这群思想成旧的政治阳萎者能担此重任吗？
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赵紫阳欲進行政治改革时，有陈云、王震、李先念等顽固派制肘甚至压制，那么在新世纪到来后，尤其是江泽民也交出权柄后，来自老人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已经消除。而另壹方面，业已离休的第二代革命者如李锐、任重夷、吴南生等却在呼唤改革。可是，胡、温之流不但不借这些老同志的东风，反而压制他们。2004年广州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遭到打压。任重夷、吴南生上述中央和广东省委，为之仗义执言，竟遭冷遇。而《南风窗》和《同舟共济》两份杂志由于刊登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肃整。中宣部专派壹名副部长南下处理，将《同舟共济》的主编革职。以致任仲夷、吴南生愤而辞去《同舟共济》顾问的身份。
中国青年报时政专版《冰点》因常刊登清新观点言论而广受欢迎。中共高层发文指责《冰点》“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勒令其停刊。北京《新京报》主编也因言论大胆而被撤换。这些都说明中共最高层并无作政治改革的意愿。胡锦涛除了在那个批示上大赞朝鲜、古巴政治上壹贯正确外，还在2004年9月纪念人大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壹条走不通的路。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壹断言和宣称表明了当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根本没有从事真正改革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直选二十几年来壹直停留在村长水平，再也迈不开第二步。而村是民众自治机构，不纳入政权机构。换言之，中共建政五十八年了，其最低壹级的政权机构都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即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民意基础；没有丝毫民主。
胡温之流思想僵化乃至反动最尖锐的表现是重判“新青年学会” 、杨天水等。在党管法的政治原则下，这类政治案件的重判，没有中共最高层点头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共产党思想意识的僵化和反动主要表现在其最高层言行，那么共产党的黑社会暴力化则主要表现在其中下层。
1998年海外民运人士魏泉宝、张林潜回大陆，准备开展民运工作。他们是走在街上被共产党政治警察绑架式抓捕的，并诬陷他们壹个罪名--嫖娼。
《山西青年报》编辑高勤荣，由于撰写“山西假渗灌工程”报道，在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的同时得罪当地壹批官僚。官僚们对他设计陷害、罗织罪名，指控他“介绍卖淫、受贿和诈骗”三项刑事罪判入狱13年。高勤荣在坐了8年牢后提前释放。此后高走上漫漫上访诉冤路但壹直处以各方推诿之中。
毛时代，共产党很轻易地就能以反革命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抓人坐牢。现在共产党已不能随意构建此项罪名，而镇压、迫害之心又如此酷烈，于是走上从暴力绑架式的抓捕到诬以嫖娼之类罪名的类黑社会之途。
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则更上壹层楼，从类黑社会升级为完全黑社会。和风大规模征农地而补偿甚微，引起农民不满并起而抗争。农民们长期在被征的土地上扎营守卫。2005年6月和凤竟动用来历不明的三百多人用大刀、棍棒和枪支袭击守地农民，造成六死十八伤的惊天惨案。最近报载广东绕平县壹个村庄因巨额征地费被村官鲸吞，20007年2月4日，数千村民到镇政府请愿抗议，要求取回征地赔偿费。结果被数百名身份不明大汉以刀棍袭击。数百村民受伤。村民报警，警察置若罔闻。
类似上述事件遍及全国。如广西南宁兴宁区的上海路、南京路围合区地段，属于壹级商业用地，当地政府将此黄金宝地征用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谋取高额利润。由于补偿费太低，壹些住户难以另觅合适住处，故拒绝搬出。当地政权出动数十部载有上千名警员和政府官员的大卡车，包围了这个拆迁地段，然后冲進了拒绝迁出者的家中，双方发生冲突。壹名十九岁的青年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伤。
中级官员的黑社会暴力行为有着广泛的示范作用。现在共产党基层干部和警察使用暴力已是家常便饭。2005年10月，浙江《台州日报》副总编辑吴湘胡因刊登批评交警乱收费的新闻报导，惹恼了交警支队椒江大队大队长李小国，他命令在岗执勤的40名交警，分乘10多辆警车冲進台州晚报办公大楼，将吴湘胡打得大小便失禁。据媒体对目击者采访后所作的报道，这群警察扯著吴湘胡的头发，反扭着吴湘胡的双手对其拳打脚踢，致吴湘胡大小便失禁多处创伤，然后塞入警车拖走。吴湘胡重伤卧床不起，终于2006年2月伤重不治而逝。
对壹个大报的副总编辑尚敢如此使用黑社会式暴力，遑论对壹般平头百姓？无怪乎中国到处都发生地方官僚动用暴力拆迁和征地的事件。
当壹个政权广泛使用黑社会的手段来对待它的政治异议者和反抗其横征暴敛的民众，说明它在意识上已失去自信；在行为上已失去最起码的自制，完全堕入抓狂式螺旋下坠。它的路快走到尽头了。
五、极度分裂的社会
胡锦涛说要建立壹个和谐的社会。这似乎有点人情味的话暗示了现今这个外表歌舞升平的社会实质并不和谐。只要稍微深入壹下生活就会发现，无数阴森的事实撕开了灯红酒绿的画面，让毫不和谐的社会另壹页暴露出来。
福建省324国道上壹路人被车撞到，司机不顾而去。其后有十几辆车将伤者碾成肉饼。此类事件各地层出不穷。如果说324国道等是外省郊野之地，那么请看北京中关村附近发生的惨剧。2005年8月壹路人被几十辆车碾为肉泥，暴尸整天无人过问。
2005年3月7日29岁的张衡生在湘潭公路上被撞伤倒地不起。村民代为报警。当地公安、交警、民政三个部门闻讯后互相推诿，至使张衡生在雪地上倒卧五天后冻饿而死。
2005年广东省新兴县某工地因施工需要挖有壹大坑。坑中由于下雨积水。三名在附近玩耍的儿童不慎落坑呼救。周围有数十名成年人围观。围观至三名儿童挣扎到最后没顶。
2006年来自齐齐哈尔的民工王建民因胃痛呕血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由于暂无钱交足医疗费，医生只给打止痛针而拒绝医治。并只让他躺在医院的厕所门外。王痛苦叫唤了两天后不再叫唤，原来是已经死亡。
2003年甘肃青年苏天将考上甘肃大学医学系。因家中无钱交纳学费而上吊身亡。
2004年沈阳青年周娜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应用科技大学电脑系。因无法给女儿筹足学费，其母刘淑杰服毒自杀。
2005年1月10日云南省宣威市第四小学壹年年级学生林峰小朋友上学途中不慎跌落离学校仅50公尺的壹个路边小水坑里，水坑中积水40公分。林峰年纪幼小，水坑虽不大也爬不上来。同学见了回到学校后告诉老师。老师听了不不闻不问。当天小林峰就冻死在那水坑里。
2005年9月17日沈阳市壹女子欲跳楼自杀。千多人兴致勃勃地围观。卖望远镜的小贩趁机到现场兜售望远镜。生意火红。有人高叫：“跳呀！怎么不跳？”
2006年8月11日北京火车站前壹带着10岁男孩的中年男子议价搭出租车，因价钱问题与司机争吵，继而动手互殴。这时附近几辆出租车司机都跑来围殴那名男子。约10分钟后司机们开车逃匿。受伤男子伤重死亡。
……
这些并不属于行凶抢劫、谋财害命那类刑事犯罪的，却又是惨痛的、冷酷的、血淋淋的恶性事件，无时无之地发生中国的每个角落。它们无可置疑地说明当今中国是壹个怎样极度分裂的社会。
这边是富家子弟的壹掷千金，那边是苏天将们上吊的僵直身躯。这边是人奶宴、婴儿汤，高级药品、滋补品，那边是王健民无钱医病哀号而亡。这边是歌舞场上的欢声笑语，那边是观看落水儿童挣扎而死的冷酷心肠；这边是“神五” 功臣欢迎会上的掌声雷动，那边是汽车碾过惨死者肉体的恐怖声响。
中国社会在日益加深地分裂著。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城乡分裂、社会精英与底层劳工分裂、人格分裂。如此严重的分裂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是首屈壹指的。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裕的0.4%的家庭占有70%的社会财富。金钱的巨大拥有使之生活极度奢侈。德国600-1000万美元的名车迈巴赫和劳斯莱斯都在中国找到买主。但是，贫穷人们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仅以中共政权自己承认的数目，2005年统计2004年农村经济情况是2610万人年收入在人民币668元以下。4977万人年收入在668-924元之间。以当今中国的物价，壹千几百元的年收入，不算住房、医疗、教育，即使是最简单粗劣的衣食两项都不足支付。故此，中国起码有2-3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人群。
官民分裂与贫富分裂紧紧纠葛在壹起。因为官僚阶级构成了富人的主要成分。总部设在美国“中国资讯中心” 的壹篇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命脉行业中，85-90%的主要职务由高级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担任。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那个报告也指出：中国壹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
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并非只停留在观念上，它所淤积的怨恨能量甚至会以暴烈的形式释放出来。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事件起因是壹个老板的坐车擦碰了壹个骑自行车的中学生引起的口角。那老板指使其随从殴打中学生，并说打死壹个人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就是赔他30万。路人不平帮助那中学生。警察来后的处理明显偏向老板。于是在壹阵“警察偏袒有钱人” 的呼声中壹场暴力骚动拔地而起。老板坐车和警车都在骚动中被烧毁。
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更是细故。壹个农民的扁担碰到壹个妇女。妇女的丈夫对农民动粗，并扬言自己是政府公务员，可以如何如何。这下子激怒路人。警察来处理时，被群众指责偏袒公务员，于是也轰然爆发为烧警车的暴力骚动。
老板自认有钱；公务员自认有势，都可以欺侮平头百姓。而民众也深具官府欺负人，和官府偏袒有钱人欺负穷人的潜意识，因而仇富、仇官。这双方的敌意叠加起来就酿造了社会苦酒。
实际上，社会分裂在校园中就开始了。大学校园中，贫困生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而富裕生则出手阔绰。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壹位女学生每天在餐时之末到饭堂捡食别人吃剩的馒头，整整2004年才消费8元人民币。在校园中富裕生与贫困生已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位贫困生说他本来也与壹些富裕生做朋友。有次壹位富裕生开生日PARTY，他咬咬牙把伙食费硬抠下来买礼物送去。但到时他才发现在众多高档华贵的礼物中自己的礼物是何等寒酸得拿不出手。此后他再也不与富裕生交朋友了。
能入大学的贫困生在挨过那几年的寒窗后或许有人生转机的可能，而早早辍学的贫家子弟更是只能永远在底层挣扎。社会的阶级分野就此凝固。
当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某些经济中心区的城镇化在加速進行。城市在扩张，郊区在缩小。郊区之外的农村变成新的郊区。这似乎是在朝着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变迁，但实质并不如此。因为农村腹地和边远地区在逆向发展着。工业愈来愈向各经济中心集中。农村腹地的劳动力向经济中心区流动。留守故乡者的年龄和能力都趋向衰微。农村腹地的景象日益破败。政府对农村腹地的经济投入甚少，而即使是贫穷县，那里的共产党官员也照样挥霍摆阔。中央政府并没有出台全面振兴农村的计划。顶多只是做壹些扶贫的姿态。而在毫无透明度和民众监督的情况下，本来就有限的扶贫资金无非又成为贪官污吏的盘中羹。于是原本就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由此更加拉大。
另壹方面，城市化也没有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农田在急剧减少。房地产开发商和官僚的勾结使他们各自在短期内攫取了大量财富。补偿过少或官员克扣太多时，民怨民躁四起。而补偿相当、官员克扣有限，致使卖地收入颇丰时，许多大城市郊区的卖地农民都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赌嫖之风大盛。这已不仅是城乡分裂，还有社会道德风貌的劣质化。
如果说中共官僚出自反动本性漠视民间疾苦，那么知识阶层总该有所不同。然而可惜的是情况并不如此。早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就制造了壹个“脑体倒挂” 的神话，即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 。其实，即使是在七、八十年代，就普遍而言，知识分子的收入都略高于工人。同样年纪的青年，若入厂做艺徒。第三年满师，第四年转正，二级技工，四十几元。若不是作艺徒，而是做纯生产工，工资还要再低些。如果读四年大学，情况就显著不同。毕业工资五十几元，壹年后转正六十几元。同样年纪，后者工资是前者的壹倍半。以后同时涨工资，这距离还会再加大。故此，实不可因偶有小贩经营得当，收入颇高，就得出“脑体倒挂” 的普遍规律，因为体力劳动的主体，工资仍是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邓右共产党拉拢知识阶层，实行官知联姻。为既拉高知识分子的收入又使工人阶层无话可说，官方报纸便大肆宣称现在是“脑体倒挂” ，极不合理，应予改变。劳工阶层是沈默的壹大群。他们没有诉说的地方，也没有人愿意或能够与之代言。于是名不符实的“脑体倒挂” 神话风靡中国。在改变“脑体倒挂” 这壹“不合理”现象的“理直气壮”下，官方逐渐拉开白领、蓝领之间的薪资距离。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的“脑体顺挂” 比，已居世界前列。大多蓝领月薪千元左右，相当壹部分只有几百元。最近报载宁波市壹名罐头厂女工被迫以17元壹天的工资连续通宵加班十几天，不堪压力跳楼自杀。而相对的是白领的薪资动辄数千上万。许多大学都把本国教授薪资定为10万年薪，还聘请百万薪资的外国教授。根据太和顾问公司发表的“2006年中国薪酬报告” 称上海地区高科技公司高层主管年薪50万元，北京的60万元。证券市场壹般员工薪资在4-14万之间。主管阶层年薪达50-150万。而到这时却没有哪个白领出来说壹句“脑体顺挂”比太大了的公道话。
知识精英只顾扩张本阶层的利益，而妄顾蓝领和底层民众的疾苦，这就使社会精英与底层劳工的鸿沟日益加深。
如果说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城乡分裂、知识精英与底层劳工分裂系表现于社会表层和实体上，那么，人格分裂就体现于深层和意识之中，而且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都会发生人格分裂。
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 ，这是人格统壹的表现。而当今中国许多人则反此道而行之。
假酒、假药、猪肉注水、废棉翻新等等都是为了牟利而坑害他人。卖假药的张某不会愿意喝到假酒；卖假酒的李某也不会愿意吃到假药，但他们却都在坑害对方。任何人遇到困难灾难都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有人街头遇祸无人救援，孩子落水众人袖手傍观。许多贪官壹方面大声疾呼实行廉政，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接受贿赂，同时却大肆贪赃枉法。这些都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
医生和教师的人格分裂尤其令人痛恨。
教师传授知识，教以为人之道，可是当今中国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把教育作为生财之道。所谓改革开放20年来，学费增加25倍。这是明火执杖的部分，更多的则是“苛捐杂税” ，向中小学生收取种种额外费用。教师上堂敷衍了事，课后再收取高额辅导费。交不起辅导费的贫穷学生被歧视抛弃。有的学校甚至下作到强迫学生在学校吃高价午餐。不愿就范的学生遭受刁难。这些都说明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自己的灵魂已经分裂。
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被尊为白衣天使。可是当今医院普遍以超高价药品、超高价护理费来盘剥患者。对贫穷患者冷若冰霜；对富裕患者笑里藏刀；对不送红包者拖延救治；对壹时交不足医疗费的急病伤者拒绝抢救，任其死亡。还有120急救中心倒卖病人；医生与药商勾结大收回扣；门诊与住院部暗盘操作小病大医……等等、等等。整个医疗界的人格分裂已登峰造极。
六、社会民主主义者任重道远
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世界。巴黎公社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政府作了深刻的反省，于八十年代初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释放所有在押起义工人；取消所有通辑令；让所有流亡在外者回国；开放政权，让代表工人阶级政权的政党参与竞选。故此19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成为欧洲工人暴力革命的最后壹枪。
相比之下，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是工人首先使用暴力，资产阶级政府镇压。1989中国民主运动是政府首先使用极度暴力镇压，民众奋起作有限暴力反抗。结果不但是当时民众以百倍以上的代价被屠杀，而且至今十八年过去，共产党政府的通辑令还在生效；还有当时的反抗者关在狱中；共产党还在把异议人士以“颠复”罪投入监狱；还在厉行党禁报禁。时至最近，维权律师陈光诚和郭飞雄都被投入大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都转向和平演变是以资产阶级政府开放其政权、开放党禁、报禁为前提。而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坚持专制，故在现时之中国没有和平演变的前提。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和平演变的方针，决不否定中国民众有武装抗暴的权利。只是我们从现实情况出发，判定在当今中国纯民众的武装起义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如果说1894年恩格斯就从镇压机器的物质水平判定巴黎工人的街垒斗争已经过时，那么今天的物质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机器比当年还要强大千百倍。有朋友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武装革命可不必表现于民众街垒，可由政府军的壹部起义来承担。但是，尽管当今共产党已经式微，但其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治能量的余蕴仍使其还远远没有腐朽到清政府的程度。二十世纪初，武汉壹万七千名新式清军（新军）中，近八千名都加入了文学社、共進会、振武学社等秘密反清革命团体，而清政府却懵然不知。当今，民主志士能在共产党军队中建立秘密反共组织吗？别说八千人，恐怕连八个人的组织都不能建立。
面对现实，我们的和平演变主张，与其说是方针，毋宁说是不得已的抉择。
除了不具可操作性外，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所实行的、与前代领导人大相径庭的统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使激越的革命方式难以得到社会诸阶层的大多数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底层苦难最深重的民众当然不会拒绝激越的革命方式，但是他们已不是社会的大多数，而且他们分散，难以聚集齐爆。更须虑及的是，他们的激越齐爆不是可以控制的定向爆炸，而是会炸力四射，可能伤及无辜。故对之非但不应推动，还应予避免。
生活稍有着落的社会群体都不乐见激越的革命方式，遑论那些白领、中产阶级了。不为社会多数人所认同的变革方式，即使是具有法理依据，也是没有实效的、不可采用的。
对中国的民主進程我们要作好两种准备。壹种是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的政治惯性固然难以改弦易张，但是在世界民主浪涛的冲击下，它的专制城垣必然会逐渐地崩塌收缩，最终夷平。但这会是壹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去估计推算它的时间。总之只要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壹它，我们就坚持斗争壹天。
我们的斗争方式和内容是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揭露中共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抨击其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指出其必然衰败的穷途末路。
在理念宣传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汇聚社会民主力量。在审慎的前提下广泛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把组织的发展与各地民众的维权斗争结合起来。
然而，中国社会民主党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有赖于所有民主志士和个阶层民众共同的、长期的努力，甚至有赖于共产党自身的不断走向腐朽和分崩离析。我们并不急于指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成员去发动罢工、游行示威之类的斗争。我们的党员可以参与其中，收集民众斗争的有关资料，总结经验等，但暂不宜走向前台发动指挥。现在共产党的手法是对纯民众骚动以软硬兼施加以化解。但如果是有政治异议人士介入，就严加镇压。1999年四川民主党人王森、胡明君等仅仅是表态支持钢铁厂工人的集会请愿斗争，就被判十几年重刑。我们不应把艰难汇聚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力量过早暴露在共产党的镇压机器面前。
社会民主主义者应须明白自己还会有另壹种承担。就是在中国发生全局性突发事件，共产党政权瞬息垮台，社会壹时失序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应立即走向前台，尽自己的壹切努力呼唤冷静、理智，凝聚社会健康力量，结束骚动、建立新型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的民主典堂。
作这种设想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共产党坚拒民主改革，社会矛盾空前积累；贫富悬殊登峰造极，中国很可能因某种难以预料的触发点而使全局陷入高度骚乱。这种情况是共产党颟顸的政经举措造成的，亦不是我们乐见的，但残局却须由民主志士和所有有识之士去收拾。
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社会制度的民主转型外，还有社会道德的重建问题。共产党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除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外，还极大地毒害了中国人的道德风貌。
毛时代的政治迫害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遭到壹次大毒害。在几次政治迫害狂潮中有人因迫害他人而升官加爵，这催生激活了人性中的凶残无情、嗜血而肥。有人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胆小如鼠、茍且偷生。有人因把政治迫害的祸水倒给他人得以自保，而催生了人性中的屈从强权、明哲保身、卸祸他人、亲情泯灭。
邓时代，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退潮，但中国人在毛时代被毒害的人性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另壹场邓式人性毒害。那就是被邓式“改革” 所激活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暴富意识唯利是图、不顾社会公益、不顾他人死活、只管自己敛财赚钱的寡廉鲜耻。
经过毛、邓两次人性大毒害，社会道德极度沦落，人格高度分裂。这种情况壹方面加大了民主转型的难度，另壹方面，即使民主转型有了契机也有可能走入歧途或反复。对此，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志士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思想准备。
改革壹个专制制度已是非常困难，而改造提升壹个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社会道德风貌还要困难得多。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不仅是要终结专制制度，而且要建立壹个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风貌都非常美好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风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焕然壹新。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人性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困扰。专制主义的余孽甚至会利用民主制度的宽厚包容来兴风作浪。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旋涡和逆流。这壹切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者肩上担子的沈重。
为了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瑰丽理想，我们除了艰苦奋斗外，自身修养的提炼也非常重要。不能设想唯利是图、鸡鸣狗盗、嫉贤妒能、损人利己之辈能够承担起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重担。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要求自己成为品格高尚的人。我们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也没有任何人资助我们。我们唯壹能引以自信的是，我们有系统成熟的理念和高尚的情操，以及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不辞劳苦的工作热忱。
同志们，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壹定会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壹定会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最大化的福祉；中国社会民主党壹定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民主党那沐浴在鲜红阳光下的蓝天、白云、绿草、黄土的象征著博爱、自由、公正、繁荣、民主的五色党旗壹定会高高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体积” 和能量都实在有天渊之别。但是很多年以后情况会如何？这就要看这两个党谁拥有真理，谁是顺应历史潮流，谁逆潮流而动。中国共产党坚持壹党专政的政体。中国社会民主党则尊崇多元化民主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在社会力系的角逐较量中此消彼长。奉行专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日益走向衰落，最终被人民和历史唾弃。推崇民主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日益成长壮大，在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事务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具有前瞻眼光的同时，又应深刻洞察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必定走向衰微的中国共产党当今还控制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它还具有强大的外壳。为早日终结专制政治，为早日在中国实现民主，我们有必要对当今中共政权的现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壹、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世界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领导人普遍没有毛泽东的历史光环，这首先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具备中共第壹代领导人的神化人格。几十年来，中共政权通过其控制的各种宣传手段，从报章杂志到中小学教材，都把中共第壹代领导人描绘成无比英明、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圣人物。他们从北伐到井冈山；从长征到抗日；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打败美帝国主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中共第壹代领导人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也就在民主意识极为淡薄的中国人心目中种下了共产党执掌政权合法性的潜意识。共产党如此神武地打下天下当然就该坐天下。
不但毛泽东内心有着极其浓厚的“秦皇汉武” 君王心态，其他刘少奇等亦都极其威严地高高在上。入城后他们与民众就完全隔绝，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这种极度的威严使中国共产党第壹代领导人对人民的统治是超强度的。不但民众的政治权利被彻底剥夺，要完全葡匐在他们脚下，而且失去了壹切人身自由。人民的居住、饮食、就学、职业、婚姻、子女教育、旅游探亲等等、等等壹切人生内容无不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中。那时有“螺丝钉” 之说，即每个人都必须做党的螺丝钉。
共产党第壹代领导人的这种超强统治模式通过反右运动扩张到地方各级乃至基层单位的党委、党支部书记。1957年初夏短短的两个月里，数十万仅仅由于对本地区、本单位共产党领导人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遭到严酷迫害。当他们辩解自己是拥护党中央的，只是对地方和基层单位领导有意见而已时，共产党严厉谴责他们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领导实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要把党中央架空，居心极为险恶。于是，从此以后反对任何壹级的共产党领导，甚至反对某壹个党员，都可被上纲为反对共产党遭到惩罚。
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对人民拥有绝对的驱使权。政治上绝对服从共产党的统治自不待言，经济事务上也在共产党的绝对指挥之中。对1958年毛泽东、共产党疯子般的大炼钢铁和高产田的瞎胡闹，人民群众都丝毫不敢违抗地听从，甚至把自家煮饭用的金属器皿都奉献出来，扔到土高炉里去炼钢。而时隔壹年多后，在1959-1960年的人为大饥荒里，中国人民又默默忍受了三千万人沦为饿殍。壹句话，毛时代人民群众绝对服从共产党，换言之，共产党对人民实施著绝对的统治。
共产党的超强统治力以极端暴力为后盾。1957年5月，湖北汉阳中学发生学生为抗议大学招生问题而上街游行示威事件。两名教师出面表示支持，并行進在示威队伍中。事后这两名教师被逮捕。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这壹血腥判决可以洞悉当年共产党的统治是何等的严酷。
把当今的共产党统治和那时相比，虽都是壹党专政，但力度确已有天壤之别。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大大区别于昔日。这壹嬗变是始于何时、又有几个大的嬗变阶段呢？
嬗变始于文革。
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重施1957年故伎，把大量学生、教职员工、机关干部，甚至工厂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但是这次情况大相径庭，毛为了利用群众打击潜越他的刘邓派系，遂否定刘邓的作法，把刘邓的作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中国原有政治板块因之发生大地震。稍后，在1967年4月，毛泽东又否定了各地军区把夺权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的作法，引发又壹轮政治大地震。
文革虽在1968年夏，以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被镇压屠杀，或被勒令解散为结束，但反对壹个单位党的领导人不能判定为反党则作为新的政治法则沈淀下来。而1971年底林彪事件的公开则使毛的神圣光环骤然暗淡。共产党文革前那种铁壹般的统治力已大大削弱。
1978年底邓小平重掌权柄后说是要“拨乱反正” ，但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他都不能“河归旧道十七年” 。他平反政治冤假错案；基本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宣布停止在民众中划分成分。在经济上实施了持续的各种“改革” 措施。废除了毛泽东时代许多极端荒谬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释放了被压制的生产潜能。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嬗变。
文革时期的民众冲击和统治集团的自乱阵脚，再加上文革后邓小平的“新政” ，使八十年代的中国与毛时代的中国已相去甚远。1989年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八九民主运动后，为诱导人们淡忘他手上的血迹，于1992年初以南巡讲话掀起新壹轮的“改革开放”。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相比，它把中国塑造得更加面目全非。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外销售、企业自主扩权等使部分共产党官僚开始有限贪腐。九十年代中以后的倒卖外贸批文、企业私有化、圈地建楼，使单个共产党官僚贪污的数目从八十年代的万元、几十万元激增至数百万、数千万乃至过亿。而且共产党官员的贪腐恶行象瘟疫壹样地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从各行各业以职业优势为手段的互相坑蒙拐骗到白衣天使堕落为冷血勒索者、人类灵魂工程师蜕变为校园绑架者，中国社会的道德操守已彻底崩塌，而底层民众则被崩塌下来的砖石压得遍体鳞伤。
如果说，第壹、第二个嬗变的社会效果基本是正面的话，那么第三个嬗变则正面、负面都有。这三段嬗变社会效应的叠加使共产党不得不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了。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共老人政治已经终结。对中共政权的建立毫无战功的所谓第三代、第四代陆续走上权力要津。这些完全没有“革命资历” 的中共领导人面对与毛时代大相径庭的世界已不可能照搬毛时代的方式去统治中国。他们的统治方式不得不与时俱進了。
二、中共新壹代领导人新的统治术
（壹）、放松浅层自由；扼制深层自由
尽管当今中共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不变，但是，其统治宗旨再也不是毛的世界革命，不再具有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推展到全世界的雄心壮志，而只是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在此相去甚远的宗旨之下，他们的统治方式也与毛时代大相径庭。为了在与昔日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下继续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他们采取了收缩政策。这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十二个字，“实行有限自由，坚拒丝毫民主” 。
应该说当今的中国民众比毛时代拥有了许多自由。在经济生活上，毛时代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人们没有选购的自由。在人身行动上受着无数规章制度的管制。职业的选择要听从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居住上不能自由迁徒，更遑论农业户口与吃商品粮户口之间的天堑鸿沟。结婚离婚要单位同意；子女就业要靠组织关心，甚至到另壹个城市探亲都要单位开具证明。人民群众象工蜂壹样严格第按照蜂王指挥作息。
九十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早在八十年代，粮油主食、肉类副食、衣料、肥皂、生活用煤等的配给制度逐壹取消。八十年代中后期，扩大个体经济牌照的发放。人们较易取得个体经营牌照，有了壹定程度的创办私人企业的自由。外商厂也开始進入，给人们的择业自由开拓了空间。壹些国营工厂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跳槽到外商厂工作。许多农村男女青年则离开农活来到外商厂的生产线上。邓小平南巡后，外商進入步伐加快。国营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也成为现实。随着粮食市场的开放和户籍保甲制的放松、以及人事挡案制的松弛，人们的择业自由和迁徒自由得到某壹程度的实现。
李鹏为收罗人心，洗刷他在六四中的恶名，在其任内力主实行双休日制，其后还有所谓五壹黄金周、十壹黄金周，鼓励人们旅游探亲，再也不需为此寻求单位证明。新世纪到来后，中共还有更大的改革措施，结婚、离婚不需单位证明；投考大学无年龄限制；大学生可以结婚；开放公务员公开招考；简化领取出国护照手续等等、等等。这壹切使当代中国人民有着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许多自由。
但是，我们只要稍作探究，就可知道，这并不说明中共政权有着质的变化。
自由权利可分为人身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可视为浅层自由，政治自由则是深层自由。九十年代以后，中共逐渐把毛时代彻底剥夺了的浅层自由逐渐给回人民，而对深层自由仍然实行严格控制或扼杀。
深层自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组织政党）自由。毛时代，人们壹句私下牢骚话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当今，共产党对人们私下的言论已无力再管，但对公开、公众言论则仍然实行严格控制。妳绝无可能在公众场合发表妳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左的政治观点；妳更不可能把揭露共产党反动本质和宣传民主理念的文章刊于书面报章上。至于成立旨在反对专制的政治组织则立即会遭到共产党的残酷镇压。1994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等组织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判处十几至二十年重刑。1998年，壹批七九、八九两代民主志士组织中国民主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几十名中国民主党的骨干成员被判十几年重刑。至今秦永敏、高洪林、查建国、毛庆祥等十几名民主党志士仍在黑牢之中。200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员、中国社会民主党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判处十年重刑。王小宁于2001年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2002年王小宁向我提出退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另组完全扎根大陆本土的“第三条道路党” 。旋即被秘密逮捕，并于2003年秘密判处十年重刑。去年，作家杨天水重组中国民主党，又被中共逮捕，判处十二年重刑。共产党镇压的疯狂程度在新青年学会案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如果说胡石根、秦永敏、王小宁、杨天水等的几波组党行动是挑战了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那么杨子立等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新青年学会” 则完全是和缓的社团行为，理应不会招致大祸。事实上“新青年学会” 也并不作尖锐的政治诉求。它只是十分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为民工子弟创办民办学校。但万万没有料到，对“新青年学会” 这样旨在以平和手段改革社会现状的社团，共产党都要以最严酷的手段予以镇压。“新青年学会” 四君子被判处六至十年重刑。
这壹波又壹波的严酷镇压行动表明了共产党丝毫不放松镇压深层自由力度的意念。
对浅层自由的放松和对深层自由的继续严控，这成为当今共产党维持其专制政权的两手。放松浅层自由不但不会危及中共政权，而且在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搀和下会起到某壹程度扶持作用。
中国汉民族是勤劳、重实际利益而缺乏理想主义的民族。在毛时代，人群中壹些潜能较强的人往往被压抑著，被迫做着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从毛时代走進邓时代，尤其是邓后时代，他们的确有被解放的感觉。人身自由的获得使他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有了发挥的余地。有技术有体力的人们纷纷去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更有开拓精神的人们去自创企业。能读书的人们去争取文凭和学衔以走向社会上层。即使是没能离开家乡的农民，有的也因创办养鸡场、做养鱼专业户、搞客运货运等取得成功。当他们赚到金钱后，如雨后春笋的遍地商品房、小汽车、高级家用电器等着他们去购买消费。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项目、旅游景点等待他们去享受。成功者成为奋斗者的示范，激励著更多的人为获取物质享受去拼搏。他们对这种社会现实感到满意。他们不再关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制度是否合理。客观上他们认同或认可了共产党的统治。这与毛时代靠高压、愚民来使民众绝对服从其统治无疑是有所区别的。
人群中少数富于理想主义的人们，认为人应该不仅拥有择业、居住、迁徒、婚姻、旅游、娱乐的自由，还应拥有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以演说或著文来陈述言论观点的自由；还有结成组织的自由。由于共产党剥夺人的这些自由，他们指责共产党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反动的，指出贪渎的泛滥来源于制度的反动，并進而提出民主政治诉求。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掐住这些人的喉咙。使之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淡薄。
对浅层自由不断予以放松；对深层自由的坚定不移予以继续剥夺，成为没有“革命资历” 的新壹代中共领导人维持其政权的两手。
（二）、收缩专政防线、扩大政治基础、强化镇压手段
毛时代实施著全方位的绝对统治。每壹个社会细胞--工厂、商店、学校甚至街道里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链的壹节。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与这种全方位绝对统治互为支撑的是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和人身强制。当今中共新壹代领导人继承的是毛创立的、却被邓小平等变了调的家业。计划经济的萎缩；人身强制的放松，使中共当代领导人再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许多私人企业里、外商企业里、尤其是在个体经济里，共产党的组织已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新的大片公寓楼的兴建，也使昔日互相知根知底的街道保甲制日益式微。粮食配给制的取消使人们易于四处流动。面对这种今非昔比的局面，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不得不收缩其政权的防线，从昔日的“落实到基层” 收缩到军队、警察、司法、民政和施行各种行政权的政府机构。只要这些要害部门、这些政权的精髓和象征仍然在共产党手里，江山就不会变色。。
八十年代以前，壹个国营企业就是壹个小王国。里面有保卫科--施行警察司法权。他们甚至能在厂里私设牢房关人。有武装部，管理指挥本单位的军队--武装民兵。有政工科、宣传科、共青团、人事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是壹个政权的雏形。九十年代以后，这成千上万的小王国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高大的城墙倒塌了壹大片。专政的铁杆捍卫者们退却到皇城之内，高筑皇城的陡墙。别看皇城之外人声吵杂，只要居高临下的皇城里意志壹律，随时可以派出尖锐力量冲出城门，消弭各种吵杂骚动，那么这个毛泽东创建的，邓小平改建过的，就仍然是共产党主导的红色江山。
毛时代共产党是虐待狂式地進行镇压屠杀。不但镇压那些为数极为稀少的政治反对者，而且镇压那些仅仅是出身于历史上的敌对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俯首贴耳、茍且偷生的人们。当今共产党则是实行有选择的有限的镇压。即只镇压政治反对者，对服从其统治的人们，不论是什么出身，都可在达摩克利斯剑之外。
中共新壹代领导人除了奉行这种收缩战略外，它还极力扩大其政权的基础。毛时代峰期中国八亿五千万人口，共产党党员三千万。两者比率为百分之三点五。现今中国十三亿人口，共产党员六千八百万，比率攀升为百分之五。这个比率就是说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壹个中共党员。除开少年儿童；除开那些四处流动谋生的农民工；除开城市里大量底层民众--这许许多多在政治上毫无“作为” 的人们，那么，这个比率就会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换言之，在社会上较有稳定生活状况的人群里，平均几个人之中就有壹个共产党员，这是壹个多么高的比率。在共产党的社会威信壹落千丈之际，共产党员的人数竟还能如此大幅度增加，这说明共产党已从当年严格挑选党员到拉人入党。事实上在许多高等院校里，入党的容易程度已相当于毛时代入团。
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扩大其政权基础的手段还有个壹招，扩大官员队伍。从毛时代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革命接班人，到邓时代大胆地提拔、破格地提拔，培养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空前膨胀。1979年毛去世后的第三年，邓时代的元年，共产党的编制干部279万人，十年之后增加为543万人，再过八年之后，即1997年，也就是邓小平去世之年，共产党的在编干部激增为八百多万人。同期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官吏数目则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当今中共官吏和所有吃“财政饭” 的人（即包括各类壹般公务员）共达4700万（文章写于十几年前，所以参照的是当时的标准）。官民比率达1比28。如果作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国唐朝的官民比是1比3927；明朝是1比2299；清朝是1比911。
当代经济、工商业发达，各类专业管理人员相应产生，官民比是要比古代高壹些。但断不至高到当今中共政权的程度。例如日本官民比是1比150；法国是1比164；美国是1比187。
中共政权官民比为何高到如此程度？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的时候说：“现在军队干部太多，陆军有个师师长姓王，还有七个副师长都姓王，如不裁掉壹些，就成王八师了。”
二十多年过去，共产党年年叫精简机构其实年年在膨胀。“王八师” 之典故重演不衰。如教育部有六名副部长、外交部六名、卫生部六名、劳动部六名，其他各部多为五名，商务部最多，有七名副部长，连同正部长就是八名。幸亏他们不都姓王，否则就是王八商业部。
广州市郊区的行政划分魔术也很能用来说明共产党官吏队伍的恶行膨胀。七十年代以前广州有个附属于广州市的郊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同样在这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渐次划出了芳村区、白云区、黄浦区、经济开发区、天何区。从壹个区魔术般地变成五个区。每个区都配备着同样整齐的各类机构。官吏队伍壹下便扩大五倍。许多人平地升官，真是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尽管官吏队伍已膨胀到前无古人、今世无双的地步，但是共产党为了扩大其政治基础，还在年年招考公务员。
2004年中央机关招考公务员7800人；2005年招考8400人；2006年招考8600人；2007年拟招考12000人。除此之外各地区亦另行招考公务员。如2005年江苏省招考300人、沈阳招考350人等等，故全国招公务员的总人数将是另壹个更大的数目。
政府公务员实行招考任用制方向是对头的。但必须伴随大规模裁除不称职的冗员。冗员不除，又年年招人，其意为何？为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除冗员会伤官吏队伍的心。不要看那些贪官污吏品质低劣行为污秽，但在拥护专制、抗拒民主方面他们则是同仇敌忾的。裁汰他们会大大动摇共产党政权的根基，故切不可贸然行之。至于招考公务员，壹则向世界显示中共在改革，不只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也在向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看齐，实行公开招考。同时，这壹措施又可拉拢新壹代青年才俊，使之不要去反对现政权，使之与现政权认同。社会上最有活动能量的就是这班人，收拢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稳定了社会。故无论官僚队伍膨胀到何种地步，共产党都不会真正裁汰冗员。
除了扩大政治基础外共产党还极大地强化其镇压手段。虽然在新形势下共产党再没有大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显著的专政机器公安部门是共产党政权中最庞大的机构。壹个地级市的公安局中就有十几个处。后来为适应“阶级斗争新动向” 的需要，加强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邓小平又再创国安部。使中共警务人员倍增。但共产党还不以此满足，它还极大地扩充其武装警察部队。八九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动用野战部队血腥屠杀人民为世界诟病。事后共产党也总结经验。镇压是必要的，但不必用野战军实施。于是扩建武警。把几十万乙级陆军师改建为武警部队。时至今日武警部队总人数已接近百万。武警的主要任务明确定为“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这句共产党的行话说白了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壹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近年来，万人以上的群体暴动事件就有2004年10月重庆万州爆发官民因街头细故引发的暴力冲突；同月底四川汉源爆发由于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造成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因壹桩普通街头车祸引发的官民冲突事件，2005年5月浙江省东阳农民由抗议化工厂破坏环境演变成反地方官员腐败的流血冲突事件；2006年10月四川广安爆发因医院拒绝抢救壹名误服农药的四岁男孩导致其死亡的警民冲突事件；2006年12月四川达州爆发因传官员轮奸虐杀酒店女服务员而引起的警民冲突事件……这其中以汉源暴动规模最大，有多达10万农民参加。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共产党急促地扩充其武警部队，将其分布全国各地，以随时出动镇压起来反抗的民众。应该说，共产党的这壹强化镇压措施是有延缓其政权的作用。因各地的反抗运动是分散的、随机的。尽管它瞬时能发展到万人乃至十万人的规模，由于孤立而无全国响应，终在共产党及时调动武警前往镇压下瓦解。
（三）、收买精英阶层、制造表象繁荣、煽动民族狂热情绪
八十年代初，邓右共产党就壹反毛左共产党的陈规，开始着手缔结官知联姻。首先是对老壹辈文化名人百般礼遇优待。以最优渥的待遇把他们供养起来，并给予各种荣誉。接着是把1961--年1965年入学的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首批收拢对象。其中政治尤其可靠者成为共产党各级领导职位的继承人。胡锦涛、温家宝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接着1977-1979年考入大学者也成为笼络对象。这几批大学毕业生没被网罗到官僚队伍之中的，大多也在其工作岗位上得到恩泽。纷纷被评上职称、高级职称。工资、住房、各种补贴。
十几二十年过去，老壹辈文化名人已大都辞世。那几届大学毕业生也年届退休或年近退休。共产党笼络目光移至新壹代社会精英。尽管共产党的官吏队伍已极端庞大，绝大多数单位都严重超编、人浮于事。但共产党还是咬着牙年年招考公务员。公务员招考的条件之壹是学历大学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下。显然是用以招徕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这壹招相当有效。每年都有数量极为巨大的知识青年去挤公务员的窄门。现已有53万多人报考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连同各地自行招考的，投考者将超过百万。
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判定，壹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往往主导著社会舆论和民情。他们的能量与人数不成比例。人数众多的平头百姓往往是集体失语的沈默壹群。而人数远远少于他们的社会精英却会发出巨大声浪。故能得到社会精英的拥戴和认同是维持政权的关键。应该说，共产党的这壹判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邓小平摒弃那种荒谬绝伦的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毛式社会主义政策，使生产得到发展。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和引進外资，这些年来中国基本解决吃饭问题，借此，能投入人力去从事修筑公路、铁路、桥梁、高楼、建电站、射卫星等项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提高主要就有赖于这些方面。尽管这些项目的成就并不说明底层民众生活的改善，但中共政权却以此作为其政权合法存在的依据。
当东岸沿海各大中城市高楼栉次鳞比；当高速公路上小汽车来往如梭；当子弹高铁呼啸而过；当霓虹灯昼夜不停地闪亮，世人的目光就会看不到农村腹地的贫穷雕敝；就会看不到终年劳碌却薪水无着的民工的满脸愁苦；就会听不到病重无医乃至茫然等死的底层贫民的哀叹……于是共产党政权就有政绩作为它存在的理由了。
共产党除在这些硬件上制造表面繁荣景象外，还在软件上下功夫。那就是竭力营造壹片娱乐升平的景象。在数不清的歌舞连台之中，最能发人深思的是旋风不绝的选美大赛。
毛时代，对选美是极尽遣责的。中国大地上绝无选美痕迹。国外、香港的选美活动壹律被斥为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指责为侮辱女性甚至是玩弄女性的低级趣味。现在仍然是共产党执掌政权，但选美在中国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不妨回过头去检视壹下它走过的足迹。
1989年广州地区推出了以“广告新星大赛”为名的选美比赛，这是中国选美比赛的初试啼声。九十年代之初“选美” 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1993年“北京小姐”选美活动在北大设了报名点。《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北大女生高菁写的《北大女生拒绝选美》的文章。从侧面表达官方不支持“选美” 活动。接着，1994年全国妇联公开表态反对举办选美活动。但是，此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知识女性的不屑和妇联的公开反对并未奏效，选美活动愈来愈频繁和热烈。
1999年壹个重大的转折信号是《北京日报》社首开省市党委机关报主办“选美”活动之先河，主办了"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委党报，它代表着北京市委的意向。既然北京市委主办，妇联就哑了。接下来2001年举行了第二届都市女孩服饰风采大赛。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深圳等地的、历时壹年半、经过数千人初赛、复赛、决赛而产生的32名选手在北京通州会堂進行最后决赛。此次大赛经国家民委批准，并得到了全国妇联的特别支持，由中国民族报社主办。比赛结束后，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遗孀于若木、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赵宗鼐为优胜者颁了奖。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秘书长方建文也出席了总决赛。
由于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可和支持，选美活动遂在全国波涛汹涌地展开。仅以2001年的广州为例，就可知选美频繁到什么程度。2001年3月启动歌乐小姐大赛；4月启动新丝路模特大赛；5月启动第九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华凌东方新娘大赛、2001精英模特大赛；6月启动自然美亲善大使大赛；8月启动花季少女大赛、和第二届“明日之星”影视新星大赛，壹年之内竟有八项选美活动。其频繁之状让世界为之瞠目。
相比之下，无论是白人社会的欧美国家，还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和香港台湾，选美都是纯粹的民间活动，官方壹律不予介入，既不批评也不支持。
举行选美活动是民众的固有权利。至于它的适度线在哪个水平，社会人士见仁见智。由于那不是我们民主志士关注的焦点，故没有深入研究，亦无明确定见。但是我们深以为怪的是，同为壹个中国共产党，从前把女子烫头发、穿紧身裙、高跟鞋都定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加斥责禁止，甚至把违禁者拉上台去批斗，怎么现在嬗变到带头去欣赏身穿三点装的美女走玉碎步了？
当今共产党官员包养多名小蜜和淫嫖高级妓女的频度远远高于世界官员的水平。相比之下欣赏三点装美女的玉体实在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共产党官僚尽可去暗中淫嫖包养，却何必带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推动选美波涛。
九十年代初选美刚萌芽，就遭到共产党原教旨卫道士的攻击。稍后，共产党“改革派” 人士省悟到，当今搞选美其实对共产党政权有利无弊。但由于卫道士的声色俱厉使选美却步，解铃还需系铃人。只得由“改革派” 的官方自己来打开局面。
毛时代，共产党自信对民众有绝对的控制力。它把民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压缩到最低水平。民众非但不敢有怨言，还极为顺从地听其使唤去斗争阶级敌人和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二、三十个春秋过去，世事今非昔比了。共产党神圣光环不再，民众也躁动忤逆起来。当今共产党已不敢设想自己有威望去“运动群众” 批判什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恰恰相反它正需要民众都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都去纵情酒绿灯红、犬马声色。当人们都去追求那些，都去寄情于那些时，就不会，起码少些关注制度弊端和社会不公，就不会对共产党壹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提出疑问了。
当今中国城市里有着世界最高密度的的娱乐场所；有着频度最高的大型歌舞表演；有着世界最频繁的选美活动。中国人生活得何等多姿多彩；何等轻松愉快。当年毛泽东说“莺歌燕舞” 纯粹是虚饰谰言。当今说中国壹些城市里日日酒宴、夜夜笙歌倒确是事实。能给民众以这样生活的政府难道不是个好政府？难道对这样的政府还需要去指责挑剔、去终结推翻吗？
不过，无论壹个社会的表象是何等的歌舞升平，总还是有些人肝火较旺。怎么把这些人的肝火引向别处？共产党祭出了民族主义。共产党现在再也不搞纪念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毛泽东了。而是年年大搞祭孔子、祭黄帝、炎帝、大禹。仿佛它最具有民族感情。除在历史题材上大搞噱头外，更在现实题材上大作文章。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被共产党吹嘘得神乎其神。几个航天飞行员被捧为民族英雄，到处作报告，煽起壹阵“中华腾飞”的狂热情绪。殊不知前苏联和美国早在三、四十年前已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在俄国、美国的航天站技术面前，中共的那点东西实在不值壹提。可是就是这么点“神五” 工程就被吹嘘成是中共了不起的政绩。
GDP是共产党的壹大卖点。共产党宣称中国已超过英、德成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实体。数字游戏与各种大祭以及“神五” 凯曲汇合起来激起了许多人的民族狂热。在民族自大感高涨的气氛下，中共通过文化痞子何新之流制造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敌视、欺侮中国的谎言。谎言的戈贝尔效应催生了壹个在网络文化中被称之为“愤青” 的社会群体。“愤青”即愤怒的青年。这些青年不对共产党的专制腐败愤怒，而只对西方国家敌视欺侮中国愤怒。虽然“愤青” 不是社会主流，亦非壹个固定的群体，但只要它流动性地、某壹程度地存在，就为中共政权注入了些许支撑。它设法转移了社会的怨气和不满，把人们的视线从国内种种弊端转移到子虚乌有的西方国家的敌视欺侮上。
三、共产党政权的绝症--贪腐
我的以上剖析似乎给人以这样的理解：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术“与时俱進”了，它的江山可以巩固长存了。这种理解的产生是忽略了，共产党的统治术虽然“与时俱進” ，但是它还有壹个无可救药的绝症--贪腐。共产党最大可能就是亡在这个绝症上。
（壹）、反贪更贪的怪圈
2000年3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以受贿400多万元被处以枪决。半年后比他官更高壹截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贪污受贿4000多万元被处以死刑。(注射行刑法) 贪污受贿要以被剥夺生命为代价这惩罚不可谓不重。可是效果如何呢？请看共产党贪官的继往开来、勇往直前。
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1亿6千万；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2亿6千万；上海市长陈良宇初步已查获其有秘密账号3亿多元；中国银行西安分行北大街支行行长周利民贪污4亿元；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贪污8亿元；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20亿；……尤其惊人的是中共官员中贪污数额之首还并不是陈良宇之类的大员，而是七品芝麻官广东南海市委书记邓耀华。他的贪污数额高达百亿。
中共官员贪污之风也污染及工程技术人员。被誉为“神五功臣” 的航天壹院院长厉建中也贪污受贿4千多万元。案发后还自称是专家有功于国，要求宽大处理。
中共贪官的鲸吞之心异常急迫。例如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李有灿，在位2另8个月，贪污4700多万元，平均每天贪污5万元。中共贪官往往并不因其职位较低而业绩有限，如广东东莞塘厦镇长李为民是个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小玩意，但他竟在五年中贪污了9千万元。
从前江泽民主政，上海无贪官被擒，有人说上海官员廉洁。可是胡锦涛壹打上海帮就打出成绩。而北京同样有壹名副市长贪官刘志华落马。这壹方面说明中共贪官处处都有，不存在“免疫” 的角落，又说明贪官能否被揭露与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有关。如江泽民掌权壹天，陈良宇之流就“廉洁” 壹天。换言之，中共高层贪官的揭露往往是党内派系斗争的副产品。
中共贪官究竟鲸吞席卷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统计。报载中国商务部调查报告说，中国有4000名贪官外逃，携走了4000亿元。这是壹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且它会促使人们深思，尚留在国内的贪官究竟贪了多少？
中共贪官除鲸吞之心甚烈外，还十分黑心烂肝、无耻下作。他们不仅贪那些社会浮财，而且连饥民口中之食都要掠夺。如中央政府发给吉林省长岭县某村20名贫困村民每人5000元扶贫金，到贫民手中时只有50元。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层层贪官克扣掉了。又如2003年陜西渭河洪灾。中央政府拨6千万元救济灾民，而最后此款能到灾民手中的只有百分之壹。有灾民为此事上访中央，结果被县镇官员捉拿判处劳动教养。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因须大量移民，中央政府投入400亿用以安置移民。此巨款成为各级贪官眼中“肥肉” 。他们层层贪污、挪用、克扣，最后只有十分之壹到移民手中。
从中共惩处贪官用典程度来看，不可谓不严。连死刑都用上了。尽管那些鲸吞千万乃至上亿的贪官在三餐无继的民众面前死壹百次都应该，但是，从当代人道司法的角度来看，贪官侵害的是物，而不直接是人，故实不该剥夺其生命。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为何动用了如此严酷的手段惩处贪污，贪污仍愈演愈烈，中共官僚阶层深陷贪污怪圈无可解脱？这只能从两个方面去解释。壹是容易得到的巨额钱财会使许多人利令智昏，不惜铤而走险。二是共产党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架构既造就了巨贪的渠道又堵塞了社会监督的管道，使贪官有了黑箱作业的可能。
在民主制度里，同样有为巨额利润铤而走险的人们。但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经济受着许多法规的控制，政治权力无法進入经济运作，不存在以政权为杠杆的巨大买卖差。而且民主政治有着极其透明的社会监督，使官员的暗箱操作难以進行。故此在欧美成熟的民主国家里很难产生巨贪。如果有人想为暴富铤而走险就得去走私毒品。但那与以政治权力去贪污索贿是不同类别的犯罪了。
（二）、中共官僚的“合法”贪污
共产党官员的疯狂敛财除了上述种种作奸犯科之行外，更经常的是设法化公为私。这里表面上不触犯刑律，因而常唐而皇之地進行。当代的“圈地运动” 和私有化浪潮正是给了中共官员合法鲸吞民脂民膏的最佳途径。
由于中国土地不为民众私有，地方政府看中了哪块土地后可以绕开农民直接与乡村领导洽谈“圈购” 。乡村领导人在上级的恩威并施下大都乐于接受。地方政府遂以低价收购农民耕地，再高价卖给业已相中这些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如果这巨额利润中有落入官员私人腰包里，那就是贪污，但若这利润不直接打入某个官员的账号，那就不是贪污。但是官员们有其他办法使这些钱财滋润他们的生活。壹个极端的例子竟然就出在天子脚下。北京六圈村紧邻四环路的壹片土地被征收。地方政府只给农民每平方米117元的收购价。转眼以每平方6750元高价卖出。当年列宁说百分之二百的利润会使资本家红眼疯狂，那么现在这高达百分之五千的利润又会使共产党官僚如何呢？
私有经济被历史证明比计划经济有无可比拟的活力。所谓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共产党的改革措施之壹。它壹度给共产党披上开明的色彩。可是在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国企私有化只是壹条让共产党官僚名正言顺地鲸吞民脂民膏的途径。共产党官僚既可以低价“圈地” 购入再以高价卖出，又如何不可以低价购入国企，而让自身转变为私人企业的董事？那种低价购入国企，高价卖给他人，从中收取巨额中介费中饱私囊的作法当然也可赚大钱，但那明显是贪污行径。壹旦东窗事发难以收拾。倒不如就此转变身份，既不触犯现有法律，又为今后构建了经济宏图。最近被<财经>杂志披露的“鲁能集团事件” 就是典型的例子。私人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37亿3千万购得总资产高达738亿鲁能集团公司91%的股份。而鲁能集团的高层大部分都变身为新公司的董事。许多共产党官僚就是这样使自己从国企经理变身为私企董事。私企所赚利润落入他们的私囊就再也没有贪污不贪污之说了。报载中国私人企业家中三分之壹持有中共党证。毫无疑问，原始老板入党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拿着党证摇身壹变过来的。无怪乎江泽民要让资本家入党，否则怎么处置原已持有党证的中共官僚变身为私企老板。
资本家在正常的自由经济中致富可称之为长袖善舞。共产党官僚通过“圈地” 和国企私有化致富则应称之为巧取豪夺。这巧取豪夺即使表面上不违法，但本质上仍是贪污。共产党政权默许了这巧取豪夺，遂成为官员们在政治上忠于这个政权的原因。
（三）、中共官僚的变相贪腐与异常心态
共产党官员极度的奢侈挥霍是壹种变相的贪腐行为。由于直接把公帑落私人腰包作贪污论，为既要享受又不被追究，共产党官员们遂大肆挥霍浪费。报载统计数字是（以2005年为例）公款吃喝、公款接待用去2500亿；公共汽车费用3000亿；出国“考察”1500亿。另据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披露2004年的官员公款吃喝、公共汽车消费及出国考察培训共花费6000亿。相当于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20%。04、05年的情况是在中共中央对此加以整顿之后。1999年更惊人。仅出国考察壹项就用去3000亿。许多地方低至乡镇壹级干部都壹批又壹批地“出国考察” ，大肆挥霍公帑游山玩水。
当代中共官员的心态是异常阴暗的。毛时代的中共干部都有着从北伐到渡江的各种资历。在人民面前他们具有神圣的光环。科级以下干部过着与平民无异的物质生活。处级干部也差别有限，甚至厅级干部都没有太大距离。只有部级、中央级的高干才生活在另壹个数量级的层次中。那时共产党干部的生活乐趣在于民众对他们的敬仰、唯唯诺诺、恭敬服从；在于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役使人民。政治荣誉感高于物质享受，而且在毛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他们也没有丰富的物质可供享受；更没有贪污的大渠道。
当代中共领导人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来自民间，都曾是芸芸中的壹员。每个人的经历为大众所知，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无寸分战功，丝毫没有那类爬雪山过草地，九死壹生，只有自己心里明白，外界无以洞悉的“英勇”故事。无论是贾庆林还是陈良宇；无论是南海县霸邓耀华还是银行蛀虫余振东，到处都有他们的同学、邻居、同事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他们非但没有光环，而且其发迹中的猫腻亦为外界所知。人们当面对其并无崇敬，背后更是敢随意詈骂。反对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再算反党，这棵文革人民反抗运动的果实在当代更加光彩夺目。身为壹地之官，竟无显赫政治荣耀，竟得不到民众的敬仰拥戴，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于是共产党的官僚们就把心志全部寄托在物质享受上。他们心境阴暗灵魂肮脏，仇视民众；敌视民众，对民间的疾苦极端漠视，只顾在自己有权有势之日及时享尽人间之酒绿灯红。贪污既有风险，那就拼命地去挥霍吧。如在北京三里屯的“后宫” 餐厅和“美丽会” 餐厅進餐动辄超过壹万元。消费壹瓶马爹利金皇的价格为16880元。而到这些地方消费的70%都是公费结账。2006年武汉召开壹次人事工作会议。125人与会。会议進行三天。共花费304万元。人均每天2万4千元。故语说“富家壹席酒，穷汉半年粮” 。这个会议的壹席酒等于壹个农民十年劳动所得。共产党干部的奢侈挥霍令中国古代之富豪都望尘莫及、自愧不如。
如果说对贪污受贿中共最高层还要予以惩处--尽管这种惩处往往与党内派系斗争纠葛在壹起--那么对官员的挥霍奢侈就相当姑息了。这壹方面是由于太普遍，无法严管，而更主要的是中共根本不想管、不敢管。当今共产党是壹个利益的集合体。没有利益谁愿为之效力？如果连官员的挥霍都处罚杜绝，那就没有人愿为壹个明显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效忠出力了。中共最高层心知肚明，对挥霍不可下重手，恰当的举措是把它限在某壹范围之内，并辅以“赎买” 措施。于是除不断给官员加薪外，还给予官员种种额外补贴。如仅坐车补贴就给副处级干部实质干部每月1800元；副处级非实质干部1600元；科长500元；科员200-500元。正处级、厅级以上干部的各种补助更是巨大数目了。对比许多底层民众每月辛劳只得数百元工薪，就可知官员挥霍是得到中共政权的默认。
除了吃喝、公共汽车、出国考察这几项大肆挥霍项目外，还有就是大兴土木。中央三申五令不准建高标准的楼堂馆所。但他们均作耳边之风。
安徽埠阳县颖泉区，壹个小小的区政府竟抢夺农田四十二亩、耗资3000万兴建壹座外型酷似美国国会山庄的区办公楼。仅大门口的大理石阶梯就花费50万元。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建造六座豪华办公楼，其中还有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外观酷似美国白宫。这壹豪华建筑群占地高达530亩，令安徽埠阳县颖泉区政府的“美国国会山庄” 相形见绌。这是西洋派。还有些官员是国粹派。他们把自己的办公楼建成类似天安门。如重庆忠县黄金镇，此镇名叫黄金，其实十分贫穷。但其镇长壹伙竟举债建了壹栋酷似天安门的镇办公楼。河南省濮阳县属省级贫困县。每年都要上级投入亿元来维持该县财政运作。但该县党政领导竟投入七千万元建造本县的天安门办公大楼。还建造许多别墅。该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都搬進数百平方米店豪华别墅。建这些“国会山庄” 、“白宫”和“天安门”以及所有豪华办公楼，除了反映共产党官员的浪费挥霍，还折射了他们土皇帝心态、膨胀的权力欲，和空虚腐败的灵魂。他们是在幻想自己拥有类似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威仪或美国总统的权势。
把当代共产党地方官僚的这类“幻想”表演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安徽省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他在上任之后组织了壹次大阅兵。其阅所“兵” 是当地的警察公安。李兴民站在敞篷吉普车上向被检阅的警察队伍高叫“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警察队伍则按他预先教定的回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完全是当年毛泽东十壹国庆节检阅三军的派头。好壹副精彩画面。共产党官员的浅薄无聊、小人得志、自我膨胀、沐猴而冠，都在这大“阅兵” 得到最透彻的诠译。此“阅兵书记” 后因贪污数百万元被判12年徒刑。而郑州惠济“天安门” 的建造者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也因贪污600多万元；受贿80万元和挪用公款270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试想毛时代和邓时代岂会有小小的地方干部敢建天安门式的办公楼、敢效仿毛泽东“十壹”阅兵？当今共产党区县级地方干部竟敢如此潜越，说明了共产党政权曾经极为严格有效的垂直控制力已相当式微；说明了某些地方干部对上级乃至中央的藐视。也说明了这个政权犹如壹个“大佬” 死去后喽罗们各自称大的、规则已乱的黑社会组织。这预示著这个政权的分崩离析不再遥远。
（四）、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
无论是八十年代倒卖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还是九十代的倒卖批文；抑或新世纪的“圈地” 和企业私有化，共产党贪官用来买卖的都是物。这其中固然在逐步升级，贪污的数额和层次都不断在提高，但与近年共产党官僚贪腐的最高段位来比都还是初级阶段？那么这最高段位是什么？是买卖无形且价值无定之物--官位。
九十年代中后期，笔者已从国内友人发来的信息中得知买卖官职的事情已广为发生。某人想得到某壹职位，极力讨好关键的上级。除平时极表恭敬外，尤其注重在上级家庭有喜庆事时送上极厚的红包。我当时在对此嗤之以鼻之余，实没料到曾几何时这勾当发展到如此明目张胆、明码实价的地步。由于过于猖獗暴露，中央不得不过问之，也惩处了壹批卖官鬻爵者。如陜西省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权为他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商州区教育局原局长陈某、柞水县原副县长陈某等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委副书记曹永葆在1994年至2004年担任凉山州委组织部长、州委常委、州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权在任用、提拔干部时关照贿赂者，先后收受他人贿赂152.3万元，另有107.4万元、1.18万美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平均每顶官帽1万多元。权力成了陈兆丰有恃无恐的靠山，卖官是他大肆敛财的最好工具。其卖官的猖獗程度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还在收卖官之钱。
……
卖官鬻爵之风已吹遍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1999年，任牡丹市副市长的马德通过贿赂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韩桂芝当上绥化市委书记。他花钱卖到官后就要以卖官把投资成倍成倍地赚回来。其任职四年之中，把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乌纱帽销售部。其卖官职囊括绥化市属下十县市半数以上处级干部，达265人之多，收取贿赂两千多万元。
然而卖官“产值” 最高的还不是马德，而是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从2000年到2001年壹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卖官创收达5000多万元。平均每天10多万元。无论是“总产值” 还是“单位时间产值”都独占鳌头。
毛时代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选拔、提拔干部。这是壹部血腥的历史。许多人就是通过做运动员，在政治运动中整人，踩着别人的政治尸体乃至人身尸体向上爬。壹大批文革保皇派就是通过在文革中保共产党统治秩序、镇压屠杀“黑五类” 、镇压屠杀造反派群众而登上官位。
邓时代是对知识分子采取拉拢政策。在八十年代提拔了壹批有学历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在陈云力主下提拔了壹大批高干子弟。这是壹部官知联姻史和子承父职封建史。现在这些历史卷页都翻过去了。文革保皇起家者仕途已尽。官知联姻得宠者也年届退休。太子党入选者固然意气风发，但邓小平拟定的年龄划线制使之宦途有限，落选者更只得去沈浮商海。这壹系列情况的叠加使共产党提拔干部的伦理原则出现空窗。遂使卖官鬻爵有了登堂入室的可能。但是，真正使卖官鬻爵能风行于世则归功于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中共各级党委领导人的产生，选举流于形式。真正人选由上级党委钦定。疏通上级关节是谋取官职的捷径。马德不就是这样到绥化走马上任的吗？更何况更多的党政部门领导人是由组织部直接任命，这更使大权在握者卖官成为可能。
卖官与买官是孪生兄弟。如无人想买，卖者何处寻顾客？然而情况是想买官的人多不胜数。何故？当官可以获取巨大利益，特别是那些“肥缺” 。这除了前述当官可以“非法” 贪污、“合法” 贪污、挥霍享乐、作威作福外，还有复制扩大的机能。买官花了钱，如何不可以卖官再若干倍地捞回来？
例如黑龙江省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买官花了人民币42万元、美元1万元，尔后他卖官则收受贿款219万余元。
马德更是成果丰硕。他通过贿赂田凤山10万元、贿赂韩桂芝80万元当上绥化市委书记。而他卖出两百多个官职则收受贿赂达2338万元。收入是付出的26倍。试问做什么行当有如此丰厚的回报？
当然，卖官买官也不总是壹出皆大欢喜的剧目，有时它会给买卖双方带来灾祸。如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收受该局交通支队副教导员宋建忠的贿赂，帮他升官，但后来却不兑现。宋建忠恼怒之极于今年1月杀李全家。李身亡，家中三人皆受伤。
壹个政权的官员贪污受贿从经济类运作到买卖官职，这是壹个质的飞跃。它揭示这个政权的腐朽程度已病入膏肓，表明这个政权的官僚已廉耻丧尽。它预示著这个政权离其崩溃之日不太遥远。因为买卖官职说明政权中人纯粹是利益的结合，再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维系力。当利益的链条断裂时，政权的统治链条也会断裂。
当今中国共产党的贪腐创古今中外最高记录。如此之炽烈的贪腐会导致亡党，对此共产党最高层的某些有识之士并非不知。他们也忧心忡忡，并做出某些努力以求扭转危局，但效果阙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使人不由得想起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朱由检的勤政在大明十六帝中堪称上乘，但可惜他时运极为不佳。在那最后惶恐的岁月里，朱由检曾几次在朝廷上对皇亲国戚、高官重臣门作揖打恭说：“现鞑虏入寇、烧杀掳掠、灾荒连年、流民四起，征讨所需甚重、然国库空虚、三饷无着、国家危在旦夕。恳请众爱卿慷慨解囊，以救社稷于危难之间……”说得是情恳意切、声泪俱下。可是众皇亲国戚、高官重臣均铁石心肠，丝毫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妳朱姓皇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自古亦然。妳大明完结，我等投靠新主，如何不会有壹片新天地？为何要为妳必死无疑者白送上我多年的敛集？
当今共产党的贪官们也有类似心态。他们也明白专制不会长久，能在台上手中有权时就尽量捞。享尽人间的犬马声色、荣华富贵。更有远见者，把钱财子女及早远送国外。共产党政权崩塌后的洪水滔天与我何干，我有享受就行。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共产党因不可遏制的贪腐而导致亡党，不是共产党里的“朱由检” 的忧心和“勤政” 可以挽救的。
四、共产党上层的僵化与中下层的黑社会暴力化
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等曾被称之为改革派。但后来他们的行径说明其顶多只是务实派，而且不久从务实派倒退为顽固派。共产党内真正的改革派首屈壹指的是赵紫阳。还有胡耀邦、李锐、任仲夷、胡绩伟、林牧等等。从年龄和资历上来看，他们是中共革命的第二代。（邓小平应属第壹代）这些人都是青少年时期投身中共革命的热血青年，不是王震那类身处底层生活无出路者。他们的改革理念是当年热血理想的继承和升华；也是多年来在共产党营垒中摸爬滚打痛苦经历的结晶。随着这壹代人的逐渐故去，中共党内再也难觅这样的人士了。
当今中共高层是些什么人呢？壹部分是太子党，如薄熙来、王岐山等，另壹批是平民子弟，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代表人物。
八九民运时叫嚣“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 ，壹说是出自王震之口；壹说是出自王岐山之口。不管这传闻真实性如何，有壹点被事实证明了的是，这些太子党在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上是毫不含糊的。他们没有辜负陈云的信任和期望。“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以信任” 。对这班太子党，根本不可以指望里面出民主改革家。
平民子弟如胡、温之流又如何？检视他们发迹的脚印，就可知此时和今后的步履。
他们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读完大学。在学校里“积极要求進步” 、“积极靠拢组织” 。在学校里入了党，当了政治辅导员。这壹挡子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被中共成功地塑造成“正统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是最没有个性；没有胆略；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义勇血性的壹群。赵紫阳病重之际，温家宝都不最后去看壹眼自己的老上级，其谨小慎微、其冷血无情由此可见壹斑。
他们也是意识僵化、思想贫乏的壹群。他们从小被灌输毛理论，对民主政治既缺乏向往热忱也缺乏洞悉了解。倒是对毛泽东“思想” 顶礼膜拜。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素质和知识素质，胡锦涛才会于2004年在壹个中宣部的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壹贯正确的。”
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外国记者问他读过些什么俄罗斯名著。胡锦涛思索壹阵列出几个书名：《古丽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顿时引来壹阵哄笑。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俄罗斯名著，而是前苏联的少年政治读物。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会列出最平民化的名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罗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陀斯托夫斯基的《白夜》等。胡锦涛的回答反映了他的知识和思想水平都还停留在苏共--中共的少年读物水平。而知识的肤浅又意味着他思想的僵化。
或许胡锦涛、温家宝都廉洁清正，也不挥霍奢侈。据说胡锦涛就壹直拒绝搬進中南海。这比那四处皆见的贪官污吏要好得多。但是，胡锦涛们不是乡镇县市级小官，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不仅仅是廉洁，而是要勇于改革。然而，他们这群思想成旧的政治阳萎者能担此重任吗？
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赵紫阳欲進行政治改革时，有陈云、王震、李先念等顽固派制肘甚至压制，那么在新世纪到来后，尤其是江泽民也交出权柄后，来自老人集团对政治改革的阻力已经消除。而另壹方面，业已离休的第二代革命者如李锐、任重夷、吴南生等却在呼唤改革。可是，胡、温之流不但不借这些老同志的东风，反而压制他们。2004年广州最敢言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遭到打压。任重夷、吴南生上述中央和广东省委，为之仗义执言，竟遭冷遇。而《南风窗》和《同舟共济》两份杂志由于刊登任仲夷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竟遭肃整。中宣部专派壹名副部长南下处理，将《同舟共济》的主编革职。以致任仲夷、吴南生愤而辞去《同舟共济》顾问的身份。
中国青年报时政专版《冰点》因常刊登清新观点言论而广受欢迎。中共高层发文指责《冰点》“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勒令其停刊。北京《新京报》主编也因言论大胆而被撤换。这些都说明中共最高层并无作政治改革的意愿。胡锦涛除了在那个批示上大赞朝鲜、古巴政治上壹贯正确外，还在2004年9月纪念人大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壹条走不通的路。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壹断言和宣称表明了当今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根本没有从事真正改革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直选二十几年来壹直停留在村长水平，再也迈不开第二步。而村是民众自治机构，不纳入政权机构。换言之，中共建政五十八年了，其最低壹级的政权机构都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即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民意基础；没有丝毫民主。
胡温之流思想僵化乃至反动最尖锐的表现是重判“新青年学会” 、杨天水等。在党管法的政治原则下，这类政治案件的重判，没有中共最高层点头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共产党思想意识的僵化和反动主要表现在其最高层言行，那么共产党的黑社会暴力化则主要表现在其中下层。
1998年海外民运人士魏泉宝、张林潜回大陆，准备开展民运工作。他们是走在街上被共产党政治警察绑架式抓捕的，并诬陷他们壹个罪名--嫖娼。
《山西青年报》编辑高勤荣，由于撰写“山西假渗灌工程”报道，在被誉为打假英雄记者的同时得罪当地壹批官僚。官僚们对他设计陷害、罗织罪名，指控他“介绍卖淫、受贿和诈骗”三项刑事罪判入狱13年。高勤荣在坐了8年牢后提前释放。此后高走上漫漫上访诉冤路但壹直处以各方推诿之中。
毛时代，共产党很轻易地就能以反革命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抓人坐牢。现在共产党已不能随意构建此项罪名，而镇压、迫害之心又如此酷烈，于是走上从暴力绑架式的抓捕到诬以嫖娼之类罪名的类黑社会之途。
河北省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则更上壹层楼，从类黑社会升级为完全黑社会。和风大规模征农地而补偿甚微，引起农民不满并起而抗争。农民们长期在被征的土地上扎营守卫。2005年6月和凤竟动用来历不明的三百多人用大刀、棍棒和枪支袭击守地农民，造成六死十八伤的惊天惨案。最近报载广东绕平县壹个村庄因巨额征地费被村官鲸吞，20007年2月4日，数千村民到镇政府请愿抗议，要求取回征地赔偿费。结果被数百名身份不明大汉以刀棍袭击。数百村民受伤。村民报警，警察置若罔闻。
类似上述事件遍及全国。如广西南宁兴宁区的上海路、南京路围合区地段，属于壹级商业用地，当地政府将此黄金宝地征用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谋取高额利润。由于补偿费太低，壹些住户难以另觅合适住处，故拒绝搬出。当地政权出动数十部载有上千名警员和政府官员的大卡车，包围了这个拆迁地段，然后冲進了拒绝迁出者的家中，双方发生冲突。壹名十九岁的青年在事件中死亡，多人受伤。
中级官员的黑社会暴力行为有着广泛的示范作用。现在共产党基层干部和警察使用暴力已是家常便饭。2005年10月，浙江《台州日报》副总编辑吴湘胡因刊登批评交警乱收费的新闻报导，惹恼了交警支队椒江大队大队长李小国，他命令在岗执勤的40名交警，分乘10多辆警车冲進台州晚报办公大楼，将吴湘胡打得大小便失禁。据媒体对目击者采访后所作的报道，这群警察扯著吴湘胡的头发，反扭着吴湘胡的双手对其拳打脚踢，致吴湘胡大小便失禁多处创伤，然后塞入警车拖走。吴湘胡重伤卧床不起，终于2006年2月伤重不治而逝。
对壹个大报的副总编辑尚敢如此使用黑社会式暴力，遑论对壹般平头百姓？无怪乎中国到处都发生地方官僚动用暴力拆迁和征地的事件。
当壹个政权广泛使用黑社会的手段来对待它的政治异议者和反抗其横征暴敛的民众，说明它在意识上已失去自信；在行为上已失去最起码的自制，完全堕入抓狂式螺旋下坠。它的路快走到尽头了。
五、极度分裂的社会
胡锦涛说要建立壹个和谐的社会。这似乎有点人情味的话暗示了现今这个外表歌舞升平的社会实质并不和谐。只要稍微深入壹下生活就会发现，无数阴森的事实撕开了灯红酒绿的画面，让毫不和谐的社会另壹页暴露出来。
福建省324国道上壹路人被车撞到，司机不顾而去。其后有十几辆车将伤者碾成肉饼。此类事件各地层出不穷。如果说324国道等是外省郊野之地，那么请看北京中关村附近发生的惨剧。2005年8月壹路人被几十辆车碾为肉泥，暴尸整天无人过问。
2005年3月7日29岁的张衡生在湘潭公路上被撞伤倒地不起。村民代为报警。当地公安、交警、民政三个部门闻讯后互相推诿，至使张衡生在雪地上倒卧五天后冻饿而死。
2005年广东省新兴县某工地因施工需要挖有壹大坑。坑中由于下雨积水。三名在附近玩耍的儿童不慎落坑呼救。周围有数十名成年人围观。围观至三名儿童挣扎到最后没顶。
2006年来自齐齐哈尔的民工王建民因胃痛呕血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由于暂无钱交足医疗费，医生只给打止痛针而拒绝医治。并只让他躺在医院的厕所门外。王痛苦叫唤了两天后不再叫唤，原来是已经死亡。
2003年甘肃青年苏天将考上甘肃大学医学系。因家中无钱交纳学费而上吊身亡。
2004年沈阳青年周娜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应用科技大学电脑系。因无法给女儿筹足学费，其母刘淑杰服毒自杀。
2005年1月10日云南省宣威市第四小学壹年年级学生林峰小朋友上学途中不慎跌落离学校仅50公尺的壹个路边小水坑里，水坑中积水40公分。林峰年纪幼小，水坑虽不大也爬不上来。同学见了回到学校后告诉老师。老师听了不不闻不问。当天小林峰就冻死在那水坑里。
2005年9月17日沈阳市壹女子欲跳楼自杀。千多人兴致勃勃地围观。卖望远镜的小贩趁机到现场兜售望远镜。生意火红。有人高叫：“跳呀！怎么不跳？”
2006年8月11日北京火车站前壹带着10岁男孩的中年男子议价搭出租车，因价钱问题与司机争吵，继而动手互殴。这时附近几辆出租车司机都跑来围殴那名男子。约10分钟后司机们开车逃匿。受伤男子伤重死亡。
……
这些并不属于行凶抢劫、谋财害命那类刑事犯罪的，却又是惨痛的、冷酷的、血淋淋的恶性事件，无时无之地发生中国的每个角落。它们无可置疑地说明当今中国是壹个怎样极度分裂的社会。
这边是富家子弟的壹掷千金，那边是苏天将们上吊的僵直身躯。这边是人奶宴、婴儿汤，高级药品、滋补品，那边是王健民无钱医病哀号而亡。这边是歌舞场上的欢声笑语，那边是观看落水儿童挣扎而死的冷酷心肠；这边是“神五” 功臣欢迎会上的掌声雷动，那边是汽车碾过惨死者肉体的恐怖声响。
中国社会在日益加深地分裂著。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城乡分裂、社会精英与底层劳工分裂、人格分裂。如此严重的分裂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是首屈壹指的。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最富裕的0.4%的家庭占有70%的社会财富。金钱的巨大拥有使之生活极度奢侈。德国600-1000万美元的名车迈巴赫和劳斯莱斯都在中国找到买主。但是，贫穷人们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仅以中共政权自己承认的数目，2005年统计2004年农村经济情况是2610万人年收入在人民币668元以下。4977万人年收入在668-924元之间。以当今中国的物价，壹千几百元的年收入，不算住房、医疗、教育，即使是最简单粗劣的衣食两项都不足支付。故此，中国起码有2-3亿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人群。
官民分裂与贫富分裂紧紧纠葛在壹起。因为官僚阶级构成了富人的主要成分。总部设在美国“中国资讯中心” 的壹篇报告指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五大经济命脉行业中，85-90%的主要职务由高级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担任。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那个报告也指出：中国壹亿元以上的富豪有3220人，其中官员的配偶或子女有2932人。
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并非只停留在观念上，它所淤积的怨恨能量甚至会以暴烈的形式释放出来。2005年6月安徽省池州事件起因是壹个老板的坐车擦碰了壹个骑自行车的中学生引起的口角。那老板指使其随从殴打中学生，并说打死壹个人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就是赔他30万。路人不平帮助那中学生。警察来后的处理明显偏向老板。于是在壹阵“警察偏袒有钱人” 的呼声中壹场暴力骚动拔地而起。老板坐车和警车都在骚动中被烧毁。
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更是细故。壹个农民的扁担碰到壹个妇女。妇女的丈夫对农民动粗，并扬言自己是政府公务员，可以如何如何。这下子激怒路人。警察来处理时，被群众指责偏袒公务员，于是也轰然爆发为烧警车的暴力骚动。
老板自认有钱；公务员自认有势，都可以欺侮平头百姓。而民众也深具官府欺负人，和官府偏袒有钱人欺负穷人的潜意识，因而仇富、仇官。这双方的敌意叠加起来就酿造了社会苦酒。
实际上，社会分裂在校园中就开始了。大学校园中，贫困生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而富裕生则出手阔绰。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壹位女学生每天在餐时之末到饭堂捡食别人吃剩的馒头，整整2004年才消费8元人民币。在校园中富裕生与贫困生已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位贫困生说他本来也与壹些富裕生做朋友。有次壹位富裕生开生日PARTY，他咬咬牙把伙食费硬抠下来买礼物送去。但到时他才发现在众多高档华贵的礼物中自己的礼物是何等寒酸得拿不出手。此后他再也不与富裕生交朋友了。
能入大学的贫困生在挨过那几年的寒窗后或许有人生转机的可能，而早早辍学的贫家子弟更是只能永远在底层挣扎。社会的阶级分野就此凝固。
当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某些经济中心区的城镇化在加速進行。城市在扩张，郊区在缩小。郊区之外的农村变成新的郊区。这似乎是在朝着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变迁，但实质并不如此。因为农村腹地和边远地区在逆向发展着。工业愈来愈向各经济中心集中。农村腹地的劳动力向经济中心区流动。留守故乡者的年龄和能力都趋向衰微。农村腹地的景象日益破败。政府对农村腹地的经济投入甚少，而即使是贫穷县，那里的共产党官员也照样挥霍摆阔。中央政府并没有出台全面振兴农村的计划。顶多只是做壹些扶贫的姿态。而在毫无透明度和民众监督的情况下，本来就有限的扶贫资金无非又成为贪官污吏的盘中羹。于是原本就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由此更加拉大。
另壹方面，城市化也没有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农田在急剧减少。房地产开发商和官僚的勾结使他们各自在短期内攫取了大量财富。补偿过少或官员克扣太多时，民怨民躁四起。而补偿相当、官员克扣有限，致使卖地收入颇丰时，许多大城市郊区的卖地农民都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赌嫖之风大盛。这已不仅是城乡分裂，还有社会道德风貌的劣质化。
如果说中共官僚出自反动本性漠视民间疾苦，那么知识阶层总该有所不同。然而可惜的是情况并不如此。早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就制造了壹个“脑体倒挂” 的神话，即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 。其实，即使是在七、八十年代，就普遍而言，知识分子的收入都略高于工人。同样年纪的青年，若入厂做艺徒。第三年满师，第四年转正，二级技工，四十几元。若不是作艺徒，而是做纯生产工，工资还要再低些。如果读四年大学，情况就显著不同。毕业工资五十几元，壹年后转正六十几元。同样年纪，后者工资是前者的壹倍半。以后同时涨工资，这距离还会再加大。故此，实不可因偶有小贩经营得当，收入颇高，就得出“脑体倒挂” 的普遍规律，因为体力劳动的主体，工资仍是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邓右共产党拉拢知识阶层，实行官知联姻。为既拉高知识分子的收入又使工人阶层无话可说，官方报纸便大肆宣称现在是“脑体倒挂” ，极不合理，应予改变。劳工阶层是沈默的壹大群。他们没有诉说的地方，也没有人愿意或能够与之代言。于是名不符实的“脑体倒挂” 神话风靡中国。在改变“脑体倒挂” 这壹“不合理”现象的“理直气壮”下，官方逐渐拉开白领、蓝领之间的薪资距离。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的“脑体顺挂” 比，已居世界前列。大多蓝领月薪千元左右，相当壹部分只有几百元。最近报载宁波市壹名罐头厂女工被迫以17元壹天的工资连续通宵加班十几天，不堪压力跳楼自杀。而相对的是白领的薪资动辄数千上万。许多大学都把本国教授薪资定为10万年薪，还聘请百万薪资的外国教授。根据太和顾问公司发表的“2006年中国薪酬报告” 称上海地区高科技公司高层主管年薪50万元，北京的60万元。证券市场壹般员工薪资在4-14万之间。主管阶层年薪达50-150万。而到这时却没有哪个白领出来说壹句“脑体顺挂”比太大了的公道话。
知识精英只顾扩张本阶层的利益，而妄顾蓝领和底层民众的疾苦，这就使社会精英与底层劳工的鸿沟日益加深。
如果说贫富分裂、官民分裂、城乡分裂、知识精英与底层劳工分裂系表现于社会表层和实体上，那么，人格分裂就体现于深层和意识之中，而且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都会发生人格分裂。
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 ，这是人格统壹的表现。而当今中国许多人则反此道而行之。
假酒、假药、猪肉注水、废棉翻新等等都是为了牟利而坑害他人。卖假药的张某不会愿意喝到假酒；卖假酒的李某也不会愿意吃到假药，但他们却都在坑害对方。任何人遇到困难灾难都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有人街头遇祸无人救援，孩子落水众人袖手傍观。许多贪官壹方面大声疾呼实行廉政，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接受贿赂，同时却大肆贪赃枉法。这些都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
医生和教师的人格分裂尤其令人痛恨。
教师传授知识，教以为人之道，可是当今中国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把教育作为生财之道。所谓改革开放20年来，学费增加25倍。这是明火执杖的部分，更多的则是“苛捐杂税” ，向中小学生收取种种额外费用。教师上堂敷衍了事，课后再收取高额辅导费。交不起辅导费的贫穷学生被歧视抛弃。有的学校甚至下作到强迫学生在学校吃高价午餐。不愿就范的学生遭受刁难。这些都说明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自己的灵魂已经分裂。
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被尊为白衣天使。可是当今医院普遍以超高价药品、超高价护理费来盘剥患者。对贫穷患者冷若冰霜；对富裕患者笑里藏刀；对不送红包者拖延救治；对壹时交不足医疗费的急病伤者拒绝抢救，任其死亡。还有120急救中心倒卖病人；医生与药商勾结大收回扣；门诊与住院部暗盘操作小病大医……等等、等等。整个医疗界的人格分裂已登峰造极。
六、社会民主主义者任重道远
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世界。巴黎公社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政府作了深刻的反省，于八十年代初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释放所有在押起义工人；取消所有通辑令；让所有流亡在外者回国；开放政权，让代表工人阶级政权的政党参与竞选。故此19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成为欧洲工人暴力革命的最后壹枪。
相比之下，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是工人首先使用暴力，资产阶级政府镇压。1989中国民主运动是政府首先使用极度暴力镇压，民众奋起作有限暴力反抗。结果不但是当时民众以百倍以上的代价被屠杀，而且至今十八年过去，共产党政府的通辑令还在生效；还有当时的反抗者关在狱中；共产党还在把异议人士以“颠复”罪投入监狱；还在厉行党禁报禁。时至最近，维权律师陈光诚和郭飞雄都被投入大狱。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都转向和平演变是以资产阶级政府开放其政权、开放党禁、报禁为前提。而当今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坚持专制，故在现时之中国没有和平演变的前提。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和平演变的方针，决不否定中国民众有武装抗暴的权利。只是我们从现实情况出发，判定在当今中国纯民众的武装起义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如果说1894年恩格斯就从镇压机器的物质水平判定巴黎工人的街垒斗争已经过时，那么今天的物质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机器比当年还要强大千百倍。有朋友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武装革命可不必表现于民众街垒，可由政府军的壹部起义来承担。但是，尽管当今共产党已经式微，但其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治能量的余蕴仍使其还远远没有腐朽到清政府的程度。二十世纪初，武汉壹万七千名新式清军（新军）中，近八千名都加入了文学社、共進会、振武学社等秘密反清革命团体，而清政府却懵然不知。当今，民主志士能在共产党军队中建立秘密反共组织吗？别说八千人，恐怕连八个人的组织都不能建立。
面对现实，我们的和平演变主张，与其说是方针，毋宁说是不得已的抉择。
除了不具可操作性外，共产党新壹代领导人所实行的、与前代领导人大相径庭的统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使激越的革命方式难以得到社会诸阶层的大多数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底层苦难最深重的民众当然不会拒绝激越的革命方式，但是他们已不是社会的大多数，而且他们分散，难以聚集齐爆。更须虑及的是，他们的激越齐爆不是可以控制的定向爆炸，而是会炸力四射，可能伤及无辜。故对之非但不应推动，还应予避免。
生活稍有着落的社会群体都不乐见激越的革命方式，遑论那些白领、中产阶级了。不为社会多数人所认同的变革方式，即使是具有法理依据，也是没有实效的、不可采用的。
对中国的民主進程我们要作好两种准备。壹种是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坚拒民主的政治惯性固然难以改弦易张，但是在世界民主浪涛的冲击下，它的专制城垣必然会逐渐地崩塌收缩，最终夷平。但这会是壹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无法、也不必要去估计推算它的时间。总之只要共产党专制制度存在壹它，我们就坚持斗争壹天。
我们的斗争方式和内容是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揭露中共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抨击其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指出其必然衰败的穷途末路。
在理念宣传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汇聚社会民主力量。在审慎的前提下广泛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把组织的发展与各地民众的维权斗争结合起来。
然而，中国社会民主党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有赖于所有民主志士和个阶层民众共同的、长期的努力，甚至有赖于共产党自身的不断走向腐朽和分崩离析。我们并不急于指示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成员去发动罢工、游行示威之类的斗争。我们的党员可以参与其中，收集民众斗争的有关资料，总结经验等，但暂不宜走向前台发动指挥。现在共产党的手法是对纯民众骚动以软硬兼施加以化解。但如果是有政治异议人士介入，就严加镇压。1999年四川民主党人王森、胡明君等仅仅是表态支持钢铁厂工人的集会请愿斗争，就被判十几年重刑。我们不应把艰难汇聚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力量过早暴露在共产党的镇压机器面前。
社会民主主义者应须明白自己还会有另壹种承担。就是在中国发生全局性突发事件，共产党政权瞬息垮台，社会壹时失序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应立即走向前台，尽自己的壹切努力呼唤冷静、理智，凝聚社会健康力量，结束骚动、建立新型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的民主典堂。
作这种设想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共产党坚拒民主改革，社会矛盾空前积累；贫富悬殊登峰造极，中国很可能因某种难以预料的触发点而使全局陷入高度骚乱。这种情况是共产党颟顸的政经举措造成的，亦不是我们乐见的，但残局却须由民主志士和所有有识之士去收拾。
当今中国的问题除了社会制度的民主转型外，还有社会道德的重建问题。共产党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除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外，还极大地毒害了中国人的道德风貌。
毛时代的政治迫害使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遭到壹次大毒害。在几次政治迫害狂潮中有人因迫害他人而升官加爵，这催生激活了人性中的凶残无情、嗜血而肥。有人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胆小如鼠、茍且偷生。有人因把政治迫害的祸水倒给他人得以自保，而催生了人性中的屈从强权、明哲保身、卸祸他人、亲情泯灭。
邓时代，大规模的政治迫害退潮，但中国人在毛时代被毒害的人性尚未恢复过来，就又陷入另壹场邓式人性毒害。那就是被邓式“改革” 所激活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暴富意识唯利是图、不顾社会公益、不顾他人死活、只管自己敛财赚钱的寡廉鲜耻。
经过毛、邓两次人性大毒害，社会道德极度沦落，人格高度分裂。这种情况壹方面加大了民主转型的难度，另壹方面，即使民主转型有了契机也有可能走入歧途或反复。对此，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志士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思想准备。
改革壹个专制制度已是非常困难，而改造提升壹个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社会道德风貌还要困难得多。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不仅是要终结专制制度，而且要建立壹个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风貌都非常美好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风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焕然壹新。被专制制度毒害了的人性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困扰。专制主义的余孽甚至会利用民主制度的宽厚包容来兴风作浪。社会发展过程中会有旋涡和逆流。这壹切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者肩上担子的沈重。
为了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瑰丽理想，我们除了艰苦奋斗外，自身修养的提炼也非常重要。不能设想唯利是图、鸡鸣狗盗、嫉贤妒能、损人利己之辈能够承担起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重担。社会民主主义者应要求自己成为品格高尚的人。我们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也没有任何人资助我们。我们唯壹能引以自信的是，我们有系统成熟的理念和高尚的情操，以及锲而不舍的开拓精神、不辞劳苦的工作热忱。
同志们，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壹定会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壹定会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最大化的福祉；中国社会民主党壹定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社会民主党那沐浴在鲜红阳光下的蓝天、白云、绿草、黄土的象征著博爱、自由、公正、繁荣、民主的五色党旗壹定会高高飘扬在中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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