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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红冰

中国正处于真理得不到伸张，谬误昂视阔步的时代。高贵、圣洁者被丑化，猥琐、卑鄙者却获烨烨尊崇。在思想领域，情况亦是如此。“六.四”惨案之后，高贵的民主革命意志受到堕落文人重重的思想围剿，伪善、无耻的改良主义竟成为“理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命运的雪上加霜。

　　高贵的思想创造高贵的命运，伪善的思想产生阴暗的历史。基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责任，必须为民主革命申辩；申辩又应当自批判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始。

　　六四惨案，是用中国人的血提前为中共暴政书写的死刑判决书。六四意味着，中共暴政以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愿，彻底丧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础，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历史宽恕的机会；对于中共暴政只剩下壹种前途：为其反人类罪行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以反人类犯罪集团的身份，如德国纳粹党壹样，永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八九年之后，中共暴政企图用经济改革重建其已经崩溃的政治道德基础。但是，不受法治原则限制的专制权力同市场机制的婚姻，孕育出两个怪胎：壹是国家权力无可遏制地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腐烂，壹是市场经济的异化。

　　以腐败专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反而产生出专门为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提供服务的经济运作规则。这种经济运作规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壹极是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即当代中共的权贵阶层，另壹极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

　　中共官僚集团本企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础，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却雄辩地论证著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恶。这表明中共暴政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壹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灭亡趋势抗争。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中共权贵阶层为这个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会产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应，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曲线救党”，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肯定专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权；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政治价值，就表现为否定壹切对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权具有现实威胁的思想和行动。

　　且看八九年以来，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种种表演。

　　六四惨案的血腥气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尘暴中飘散，改良主义就开始散布对中共暴政的壹项经典幻想：通过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将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为回应这种要求而進行政治改革，中国会因此实现民主转型。

　　今天两极分化趋于极端的严酷现实已经使改良主义的上述观念成为笑柄，但是，当初这种观念却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骗人民，渡过六四之后的政治危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性作用。

　　当中共垄断的国家权力在物欲中彻底腐烂之时，改良主义放言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反对腐败，就是反对改革；要牺牲几代妇女的青春，换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壹而足。改良主义就是用此种无耻的煌煌大论，安抚人民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

　　贪官与奸商勾结，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抢掠“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职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积累的财富和工作机会。改良主义为瓦解下岗职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论证，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据这种论证，权贵阶层对“国有企业”的瓜分是社会進步的象征，而下岗工人的穷困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

　　中国数千万农民功实际处于奴工状态，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改良主义则宣称，人民的困难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为国家的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四血洗北京使邓小平成为独夫民贼，于是，改良主义便要让人们相信江泽民会给中国带来开明政治；当江泽民逐渐裸露出专制戏子的丑陋真相之后，改良主义又欲人民相信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胡锦涛已经充分证明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中国的金正日之后，改良主义又预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后，就会实行民主改革——改良主义对于中共暴政的期待与爱恋，真有铁杵成针之坚毅，水滴石穿之恒心。只可惜，中国的现代苦难不欣赏这种奴性入骨的坚毅与恒心。

　　2006年，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风起云涌，维权运动必须冲决专制恶法限制的意志，迅速掘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义最隐密的壹翼则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诡诈者，蛇行鼠窜，暗中策划，背后下手；其愚蠢或亢奋者，则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公开亮相——直欲置抗暴绝食运动于死地。仿佛不受专制恶法限制的维权运动谋杀了此类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恋终生的白马王子。

　　迄今为止，中共暴政虽然以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的方式，竭力压抑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但其官方喉舌并未公开作出应对。这是因为，面对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公开应对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们对此项运动的公开诋毁，恰恰极为默契地弥补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为，这些改良派们，或者由于个人命运的极端偶然性，或者由于刻意粉饰雕琢，都拥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外形。外形虽如斯，内心实在希望“曲线救党”。改良派们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纵观八九年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所行所为，可得出结论：当代中共改良主义乃是中共暴政谄媚的思想佞臣和无耻的辩护士。不过，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最凶残之处，还在于它对“民主革命”進行的思想谋杀。

　　民主革命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类历史的政治主题。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导欧洲和北美大陆率先進入民主政治的范畴—— 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动的第壹阶段；而令人黯然神伤的第二阶段，则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思潮的名义借尸还魂，并主要在东欧和亚洲形成新专制主义的国家集群，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令人再次充满希望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民主革命同共产专制主义的搏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人民的大起义导致共产专制主义的历史性挫败；目前，民主革命正在准备与共产专政在东亚大陆做最终决战。

　　以上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政治历史发展逻辑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过程，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進程的影响，忽略了宗教恐怖主义，等等。这种忽略显然使历史逻辑的表述缺乏完满性。但有壹弊必有壹利，以上表述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完满性，却获得了发展進程的主题明确性——那正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时代性主题。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为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壹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民主革命的盛大凯旋。因为，中共极权壹旦崩溃，北韩、越南之类二流小国的专制统治势将随之败落。共产主义专制将在丧钟声中变为历史的遗迹，如风吹雾散。同时，现代宗教恐怖主义也会由于失去壹个强大的专制政治盟友，而進入迅速衰败的逻辑过程。整个人类将因为最终超越专制政治，而進入另壹个精神发展的时代。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获得自由与正义的标志，并必定为中国赢得历史的荣耀和人类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诡谲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谓入骨三分。多年来，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革命的侮蔑与歪曲性的攻击，无所不在。今必择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驳，以为民主革命申辩，以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坚硬的政治意志和强有力的历史运动扫请思想障碍。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绅士们声言，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意味着以暴易暴，意味着暴民政治，所以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必须支持中共对民运人士的专政。

　　在此问题上，改良派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回顾历史，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专制政治所造成；极权专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是兽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极权专制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极权专制，也就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民主革命不仅不意味着暴力，而且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天敌。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壹劳永逸地消灭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还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用暴力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所以，如果通过革命否定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就会导致暴力的循环。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复辟专制政治的历史运动。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属于“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范畴。前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政治方向，后者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借尸还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两者的泾渭之别，并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诡谲的逻辑：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壹切革命，其意则在于否定唯壹能埋葬中共暴政的历史运动——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设计的这个思想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反倒由于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于民主革命的豁免权。这是何等阴险的逻辑。

　　改良派在对民主革命進行思想栽赃的过程中，始终高喊保共改良，仿佛如此壹来便能够“刀枪不入”。在此，改良派们又通过混淆概念，以保共改良的名义，否定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事实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没有民主制度。近现代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政治强制力。壹种属于极权专制，壹种属于宪政民主。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强制力，是确保专制权贵阶层特权地位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化的暴力；属于宪政民主的政治强制力，则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创建宪政民主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至少表现为如下三项人民的权利：

　　壹、人民用和平方式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中共暴政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加以镇压，人民拥有运用政治强制力，進行正当防卫的权利；

　　二、中共暴政剥夺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暴力普遍严重威胁到人民有尊严的生存权时，人民拥有举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

　　三、宪政民主创建之初，极权专制的残余势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实施复辟活动，人民拥有使用合法政治强制力，進行回击的权利。

　　在此问题上我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辩，可以归结为壹句必将书写于民主大革命战旗上的话语：“运用与理性和良知壹致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悲剧的根源，中国国家罪恶的根源，中国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属于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强制力，是重建正义之剑，也是播种宪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