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背叛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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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背叛了马克思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17日

作者 中国网友

本次收集的论述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文集,其中每壹文都是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的,它们全部完成于1981年8月,曾分别投寄给有关报刊机关参考,这次是从凌乱的原始草稿中搜集整理出来的。时隔很多年,我觉得它在某些方面还是能给人们带来启迪和思索的,尽管文章结构和措词用句都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特征,许多语句都还适应着当时环境的政治要求,个别定义名称还受到历史认识所造成的局限,有些见解还因区域封闭以至产生误解,可光明的思想还是在前面召唤著。

这组文集当初定名为“光明在前”,起源于毛泽东在1947年春天撤离延安途中给延安中学青年的题词,附录于下:

这组文集共五大篇,十七小篇。阐述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代表人民的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它们在名义上都代表人民,而在实质上却又都不能充分地代表人民。为什么呢?在第二篇的《几个哲理法则》说明了其理由。那么这种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呢?在第三篇《试论权势社会》和第四篇《论权势主义提纲》阐述了这个问题。至于最后壹篇《社会主义体制的设想》则构思了壹个党派在取得专事执政的权力后,面对它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变化所应该進行的改革。对于第壹篇《追求的希望》,是通过对文革的分析论证了分裂共产党破除终身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总之,本集力图对以往的教训進行总结分析,以得出尽可能真实正确的理论,从而避免盲目的实践。因为时至今日还坚持着“摸着石头过河”,只会给国家、民族,社会、人民带来另壹种悲痛。

经过很多年,某些观念已不再强调和重视了,例如革命、阶级、共产主义等等。然而,不提它们并不是说明它们不存在了,只不过有的隐蔽起来,有的换了个说法而已,否则现今的社会就不会是社会主义、党也不能称之为共产党了。

历时很多年,共产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波兰的瓦文萨和团结工会,东德消失,苏联解体。纵横观之,更说明了这组文集所分析的理念有值得探讨的价值,这也是该文集时隔多年仍意图面世的原因。

经过很多年,随着视野的开阔,对西方世界也应该有个真实的认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不是壹成不变的,它也在变化著、前進著,用凝固的观点看待它们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在本集中提及了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的两党制,可并没有考虑到它在经济基础上出现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虽说至今仍然标榜著私有制,可事实上它已通过某些形式将生产资料变相地公有制化了,并且它还通过法律的形式竭力抑制垄断产业的产生。这也是在经济基础发展到壹定程度,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我们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将生活资料交还给私有制时,资本主义早就在两党制的争论中在人民的选择中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同样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先進性、科学性,从另壹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必然。


作为文革老三届,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中;接受了红旗的教育,体会了红旗的激励;感受到红旗给人生所赋予的痛苦,见识了红旗给社会所造成的谬误;在这种矛盾的生命经历中,在那么冲突的理念思想里;诞生了对红旗的深刻思考,出现了对红旗的重新认识。这,也许就是本文集应运而生的内在因素吧。

当初书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从未想到要发表、公布,更没有考虑现在网络时代所带来的开放和自由。况且它们“生日”久远,更兼篇幅较大,不便大量修改。对某些明显不符时代的东西,还有部分文法、语句方面的差误,希读者见谅。

国家是人民的,历史是社会的。每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并且也应该有能力去思考这些既贴身又遥远,既伟大又理性的问题。

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理论上讲,它比资本主义制度要先進、优越得多,它的发展也理应比资本主义更为迅速。然而在实际上,新中国却发展缓慢,据云是由于多灾多难而如此,那么难道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灾难吗?也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还处在幼年时期而问题多些,那么是否在壮年时期问题就会少些呢?不!现实对问题的回答并非如此。

历史在发展着,生命在运动着,社会也在前進著,事情必定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那么,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那些情况,而与之相适应的变化是否应该更科学更合理,以便更好地适应历史发展的進程,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业的损失呢?还是重温壹下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影响最大的文化大革命吧。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这已被实践所证实。那么发起文化大革命用于防止政权蜕化、社会变质、官僚腐败(在当时称之为“反修防修”,在本文以下简称为“反腐防蜕”)也是错误的了。不!虽然不纯的动机必定会产生不良的效果,但事实谬误却不能证明愿望的邪劣。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确的了。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并不是什么不应该或可以避免的事。请想壹想吧,在当时,企图对处于领导全党全国地位的中央進行所谓的“防修反修”(即防蜕反腐)会采取什么方式呢?由上而下吗?那岂不是针对基层问题的方向了吗?于是中央选择了由下而上的运动形式。当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算证明了,要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运动群众的形式来反腐防蜕是不行的,相反却给阴谋家、野心家的纂权制造了机缘。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为反腐防蜕所進行的壹次实践,而不是某个人的过失。诚然,这次实践是失败的,并且因此还牺牲了很多的东西。然而通过这次挫折不就是在今后为我国,并为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正确的反腐防蜕的形式,寻到更为符合实际的真理而提供了教训、创造了条件了吗?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上层领导变修的问题,反却险乎乎让林彪“四人帮”壹伙阴谋家野心家纂夺了领导权。在叶剑英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八零年国庆讲话中,列举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特征。其中后二个(社会上煽动无政府主义,方法上采取反革命两手),是由于他们的本性所致,而前五个却是他们利用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在思想上、体制上、组织上的问题所造成的。下面分别述之。

思想上,没有正确地理解经济基础的作用力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是个伟人,他发现并阐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能量。然而过分强调并夸大了这种作用,特别是忽略了产生这种反作用力的条件,这样势必是会出错的。试问,如果子弹不出膛,哪来的反冲力呢?反冲力又何以会大于射击力呢?那么,如若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何以存在呢 ?如若要求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中的杰出人物又构成了领导阶层,其中最卓越的人物就是领袖。因此,他们是壹级壹级的附属关系。而决不是至今还在认为的平等关系。当然,领袖、政党都是有着很高的威望、极大的号召力,它们对历史也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它们又都是对人民负责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袖,人民也可以并且应该拥护为他们服务的政党。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也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吗?人民是推动历史前進的真正动力,而领袖和政党的作用不都是对人民所起的反作用吗?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因为过分地崇拜领袖,过分地迷信政党,以至林彪四人帮可以打着共产党的幌子,假借毛主席的旗帜来欺骗、蒙蔽吗?要使国家富强、要让人民幸福、要想历史前進,只应该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的、先進的马列主义,以及它带给人类幸福、進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至于共产党则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的组织形式而已,领袖也仅仅是能比较正确地领导全体人民前進的个体。

话说回来,即使在现在,这个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也没有被真正掌握。当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愿望是发现真理的首要且必要的条件;当以效果为准绳时,却常常割舍了动机的作用;当要雄厚经济基础时,却常常在加强上层建筑;……。实质上,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说,人间万事都是辩证的,而物则是决定性的基本的正作用。

至于体制的问题,党中央指得很明白,是“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那么,为什么会离开民主集中制呢?这点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同志、乃至中央各个领导的同志,甚或全党全国的大部分人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封建主义的遗毒。然而,对進行这场运动的错误的方式,党又怎么能久久认识不到它呢?林彪四人帮又怎么能拣起法西斯的手段来斗争老壹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多数人壹开始却又怎么能在这场违反党纪国法的运动中笃信虔诚呢?因为党的代表可以领导壹切,包括宪法、党纲,于是这些制度、法令统通被抛到壹边去了。岂不知,党的领导并不是指党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并不是指党的组织由此可以骑到人民之上,甚或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更甚者可以控制路线和主义。党的领导应如毛泽东所说过的,要站在民众中间指导他们,起骨干作用,而不是站在前面指手划脚,变成救世主的形象。“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只有進行这样领导的党,它的目的才能实现,也才能被人民所欢迎和拥戴。

在组织上,文化大革命当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选择了林彪为接班人,这是极大的讽刺,是对共产党这种选择接班人的组织路线的可笑的嘲弄。如今已经知道,依靠这种“妳办事我放心”的转让权,或是中央事先选定的任命权,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并不能带来政局的稳定。反之,它却容易被阴谋、虚伪所蒙蔽。列宁说过,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袖和他们的威望,都只应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地产生的。这,大概就是产生众望所归的人物的唯壹途径吧!

文化大革命的这些思想上、体制上、组织上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然而今后又能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它呢?也就是说,应该怎样才能减少出现这类现象的可能性,怎样才能增加不重演这类事件的保证?

毛泽东曾总结,“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也就是说,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现时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说得更直接,“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思考壹下,要保持思想的正确,依靠什么?实践!对的,可它毕竟是马后炮,就如文化大革命壹样。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的——争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在这种大家互相争鸣、各抒己见的阐述中,经过分析、比较,人民自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党也会寻到比较简捷的线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对中央文革对四人帮提出过质疑吗?可却又为什么会被镇压、打击下去呢?因为是四人帮掌握着权力,那么现在的人们在争议时不也同样要顾虑到现在的专政党吗?如此也就是说,怎样才能造成壹个既不脱离党的领导而又能充分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局面;同样,在体制上又怎么样才能找到壹个既能加强党的领导而又不使党有高据于人民或法律之上的权力的制度呢;而且,在组织上又怎么样才能形成壹个既能保持政局的稳定而又能产生有威望的领袖的群众斗争运动呢?

这些是矛盾,矛盾的解决依靠斗争,而且,“只有为壹定的原则、为壹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壹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其斗争形式也应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受到共产党纲领路线的制约却又没有任何形式或实体的威迫和约束的斗争形式,只有壹个:就是两个在施政方法、领导能力各有千秋的共产党的抗争。也就是说,必须让现在的壹党制改为两党制。也就是说,要進行符合这种要求的改革就必须把现在仅有的壹个执政的共产党分裂成二个都可能执政的共产党!

哎育,那可不行,这样壹来,不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壹样了吗?是的,在形式上它是仿效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本质上它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本质的不同。首先是国家性质不同,它具体体现在宪法的内容上。其次是这两种制度所产生的国家及首脑对要负责的对象不同,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对拥有资本的选民负责,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对拥护、赞成社会主义的人民负责。也许有人会担忧,采取这种形式可能会导致滑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这是不会的,可以看到,在资产阶级所搞得选举制度中,资产阶级政府中的执政党或领导集团的变更尚且不能危及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主义是个比资本主义更为先進的、更受大多数民众所拥护的制度,它又怎么能因执政党团的不同而影响政府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国家变质呢?反之,现在这种“地无二天,民无二党”的永恒壹党制是否也是壹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是否也是壹种封建集权制的推广呢?是否也是壹种封建终身制的引申?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要先進的制度,我们常常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進技术,那么又为什么不能仿效它们的先進的国家组织体制的形式?而却偏偏要遵循那种落后的封建君主政体的模式呢?社会在前進,历史在发展,社会主义也从幼年时期成长起来,新中国也在实践中摸索著壮大。我们不可能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而脱离了具体的实践。

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谈到:“我国的人民政权在制度和组织上还需要完善,……。”现在改革不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当然“斗争的形式可能变更,而且确实由于各种比较次要的和暂时的原因而经常变更。但是,斗争的本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的变化都不应触及到国家的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基础、人民民主的专政、社会主义的方向。无产阶级领导的具体形式就是党的领导,至于工农联盟的基础则是以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来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自然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而社会主义方向应以国家的宪法、刑案的法律、行政的法令为依据。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壹切大法中,将马列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法律作为比较永恒的准则,而政党相对而言就成了按照党章国法行事的组织形式。

而且,这种改革能够更多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可以使政府更为全面地对人民负责,人民也可以更为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对国家、民族、人民都有利的事不也是符合党的方针和目的的吗?

无庸违言,这种变化将对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所派生出来的对党组织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可曾想过,它也能对党本身滋生出积极的因素,它能够增加党的新鲜朝气,它能够促使党摒发出更大的活力。我们都看到企业竞争所激发的能量,可以想象,作为壹个组织个体的政党也有了抗争的话不也可以对历史、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呈示出更强大的力量吗?退是为了進,壹个政党分组成两个党,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削弱了,可它却能树立党的更崇高的威望,增强人们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党的前途将展现更为深远的影响,对党的生存将出现更大的发展和兴旺,对党内的思想也将呈现出更多的活跃和争论。

不用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必须是团结的、统壹的,这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但夺取政权、掌握政权虽是这壹时期革命的目的,却不是共产党奋斗的终点目标。它在实现共产主义这壹漫长的历程中,也仅仅是壹个手段、工具。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维护有了保证的前提下,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共产党又为什么不可分组成两个呢?矛盾的法则贯穿于壹切过程的始终,在壹定的条件下事物是统壹的,随着情况的转化,这种同壹性也将变成分而事争。生命的延续在于运动,事物的发展在于变化,“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这是自然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也不能离开这个规律。

在自然界,还可以看到有这么二种规律:单数可以保持稳定,复数可以促進发展。纵的交换能维护稳定,横的替换可以带来发展。不是吗?当只有壹件物品的时候,则唯它、仅它,无所取舍;当有两件时,则有比较和鉴别,这样客观上就能促使它们的改進。同样,要保证政局的稳定,就只能有壹个团体执政;要使国家发展,就得有二个组织在竞争。当动植物的纵向同种繁殖时,只是旧有种类的模仿;而它们横向的异种交配,却可能发展成优良的品种。同样,现在这种改善领导班子的新陈代谢能保持政党的稳定,但对政党的進化、前行及发展是有欠缺的。社会在進步,马列主义在发展,国家要强盛,党也要改革。

由此可以联想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领袖人物不也可以在这种抗争中得到涌现吗?领袖理应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发挥他的杰出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尊敬,从而自然地形成的。当然这种抗争应是两个方面的,壹个是和资本主义倾向、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另壹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艺术、领导能力、领导威信的竞争。如此,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获胜的人才能理所当然地取得领导人民的权利,那么要進行这两条战线的抗争,是壹个党好?还是两个党好?

不可否认,现在的新陈代谢制度给党组织输送了新鲜血液。然而这种替旧换新仅是在纵的方向改善了领导班子的面貌,而没有在横的块面赋予它们以更强的活力效能。因为国家是由独党执政的,则对工作的好坏、为民负责的强弱就没有比较、没有竞争。这样,那些新鲜血液也不过仅仅是年纪轻些、执政长久些罢了,至于他们的活动能力由于没有实践机会,也就无从发挥。另外,这些新任领导除了必须相信共产党而外,事实上还应该多少符合某些前任的口味,这样他们的活力又怎么能保持常新而旺盛?

在动中才能找到高能粒子的径迹,同样只有在争中可以看到人民所信赖的杰才和团体。当把壹个政党分成二个政党时,不就能在客观自然的法则中产生事业的接班人吗?它不比那些在章程中规定、在遗嘱中指定、在选拔中任定的主观人为的作法要高明得多吗?用这种形式对防止林彪四人帮的阴谋、野心不也起了点预防作用吗?

确实,林彪四人帮拼命想爬上党的最高领导层是为了控制党的组织,改变党的方向,然而他们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国家、掌握政权。林彪在庐山会议上不就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吗?江青不是在梦里都想当女皇吗?如果把壹个执政党变为两个有权利执政的党时,不是就能为野心家设置障碍,为阴谋者制造妨碍吗?不就为防止和避免这类事件重演提供了比较切实可靠的保证了吗?当然,这样也还能更多、更好地防止和限制修正主义纂夺国家的最高权力。还能更稳当、更可靠地在这种两党抗争运动中、在群众的批评争论中消除产生上层修正主义的温床。因为即使有壹小撮假马列主义的骗子纂夺了党的权力,他也无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即使他们本领高强能窃取党和国家的双重权力,他们也不能维持长久,人民将会在短期内依据法律驱赶他们的。而不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如此长久的灾难。可见,两党制是个比较先進的国家管理形式,如果实现这种变化将也不乏为是个進步的措施。

生命在于运动,发展在于竞争;优是在和劣的比较中暴露出它的长处,善是在与恶的搏斗中显现出它的光辉。如果是壹潭死水那就什么也不能发现。这也就是民主选举年年有,干部地位总不变、错误缺点却难免的守旧风气得以盛行的缘故吧。然而也不能忽略,虽然长久的稳定将产生老化和退化,但极端的发展也将爆发混乱和疯狂。因此,要实现的这种变化只能限于壹分为二,不能分为三、四或更多。那样将会给社会主义的事业带来损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前面提到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变革形式,那么这种变革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还是取消了党的领导?对此,首先要清楚党的领导究竟是指的什么?现在许多人的脑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功劳多少与职权大小,将地位高低和经济利益,将政治责任及法律罪行相牵扯;将意见和反对,赞美和支持,批评与贬低,表扬与晋升相联系;……。这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是习惯的束缚,再或是封建思想的桎梏所造成的吧。就说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不也总是将党组织在社会上、国家中的地位和党的纲领路线对人民指导作用相混淆吗?不能否认党对国家、社会以至人民的领导作用。然而前進的道路毕竟是要人民自己去开创,共产主义是全中国人民愿意并必须走去的方向,这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先進性质所决定的,这不是什么团体、组织,甚或是代表人民的政党所能使役的问题。政党的作用在于教育群众怎样抗除干扰,战胜险滩;指导群众怎样采取最好的办法,走最简捷的路。现在党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的另壹个代表形式,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让党的纲领更深地贯彻到宪法中,让党的主张更准确地落实到群众中,让党的威势地位下放到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这怎么能说是取消了党的领导呢?反之可以说,这样做才是为了真正地坚持党的领导。

诚然,“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并没有取得政权,也即没有取得对人民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地位,那么能说共产党那时没有领导人民吗?可见,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对群众進行共产主义的指导上。也许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现在也没有党管理人民的情况,只存在党代表人民的资格。不!四五运动说明了什么?它证明了,当党的言行和人民的利益壹致的时候它们是统壹的,可当被壹小撮坏蛋纂夺的“党”的做法和人民的要求相矛盾的时候,党组织就成了被他们利用来管理、压迫人民的工具。另外,党在代表人民时全国人大也在代表人民。如前所语,这种复数的形式将造成人民利益的代表地位的不稳定。固然,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它毕竟是指马列主义在民众思想中的主体,而不是党组织掌握壹切的地位的顶峰。所以说,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被广大人民所了解所掌握,而决不是什么指挥权,决定权。众所周知,自然界里只能有永恒的法则而无不变的形式。同样在社会上只有比较长远的主义,而决不存在什么绝对不可能被纂夺、绝对不可以被改变的组织和政党。由此证明,这种变化并没有取消党的领导。相反,这样变动不仅坚持了并且更加巩固了党的领导。

可是这样壹来党的纪律呢?党的集中原则到那里去了呢?不必庸人自扰了。当分组成两个党时,那么各党会有它们各自或者相同或者差异的纪律,它们也会有各自的集中。只是这种变动将党和国家分开了,并且赋予国家也有民主集中的原则。现实证明,壹党主宰易滋生专制主义,群起运动又会产生无政府思潮;过份的集中将可能培育出修正主义,过份的民主又会导致混乱,因此正确、合理、适当地掌握这个分寸,将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给民族携来希望,给事业造成兴旺。

如此,党的团结呢?这种分化共产党、破坏党的统壹的变动难道还是符合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要求的吗?

自然界有许多现象都证明了,只有分裂才能成长、才能发展。细胞分裂的过程就是壮大的过程,原子分裂的时机就是释放巨大能量的时机。历史也证明,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可见分裂并不是什么坏的东西,那么当分化有益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有益于实现共产主义,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话,又何乐而不为呢?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抛弃壹切,现在为了国家的繁荣兴盛,也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又为何不能扔掉这种高踞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所谓“领导”地位呢?又为什么不可以自己解体自己呢?更何况这种分组仅仅是指党团,也即是指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组织,也就是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这样的分是为了更好更快 实现全体人民(包括这二个党团)的共同目标。也就是说,奋斗目标、努力方向没有变,不过由于情况的更动,必须要改换壹下方法罢了。

诚然,过去统壹团结的共产党对人民大众的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的发展、国家的進步作了有益的贡献。但由于时代的前進,现实情况的变动,这种统壹的形式不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吗?而且事实上党内斗争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特别是57年以来,这种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不同措施的争论,那种革命和反革命的拼死决斗总是此起彼伏,显得格外频繁。现在,当社会進行了壹场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搏斗之后又转入到另壹个回合的新与旧之间的纷争,此时又为什么不能顺时应势地将其明朗化呢?也许也人要问,那么为什么不能象过去的党内斗争壹样,将现在的争执放在壹个统壹形式的党内進行呢?回答是,因为过去的情况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现在仅是党内存派,可执政党外却没有还可能执政的党与之抗衡,使得无产阶级在获得部分胜利以后就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前面说过,单数可以保持稳定,然而长久的稳定将意味着守旧。现在当实行这种变化以后能使两个党的不同的施政观点、方法统壹在壹个马列主义的旗帜下,能使两个党组织统壹在壹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下,能使两个党团统壹在壹个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下。也就是说,能使社会、民族稳步地迅速地健康地发展,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为什么要死抱着壹个党的所谓统壹形式不放呢?

当然,民主是壹种手段。反言之,集中、团结和统壹不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壹个工具吗?过去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必须有壹个统壹的党。然而“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壹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难道不应该采取另壹种手段以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吗?况且,无产阶级的运动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团结壹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進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⑧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已巩固了政权,即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国家转为社会主义的唯壹方向,已被广大人民所坚信并掌握以后,在進行社会主义形式下的斗争或争执的时候,又为什么不可以用两个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党派進行竞争的形式来体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壹致?

更何况,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也说明,这种壹党说了算的贵族作风给壹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的宗派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能战胜这些坏蛋是由于党的艰难奋斗的历史所提供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由于党有壹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和党员,更由于国家有绝大多数的经受党的教育坚信马列主义的人民。然而在这些必然的条件后面是否还有那么壹点儿偶然的因素?今后又怎么样才能增加战胜敌人的必然性而减少点偶然性呢?这也就是需要实行某种变动的问题的症结。

那么照此理解,过去张国涛、林彪的分裂路线还是正确的了?不!它们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当党要求统壹的时候,野心家采取了阴谋手段破坏了党的机体,而现在当形势要求把内部矛盾公开对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变动能改善党的组织。自然告诉我们,世界上自从有了事物就有变化,就好像有了生命就有了运动壹样。其中有的变化是反转历史车轮的,是拉社会后退的,这种变化是不可长久的。就好像文化大革命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所谓群众运动壹样,而这里所述的变化则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的。因为它是用马列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对客观现实進行科学的分析,对已往的经验教训進行比较合乎逻辑的鉴别、总结而得来的。这两者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事物已经证明了,合乎时代潮流的变动是不可阻挡的。

不可避免,有人会担心,这种变动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会制造国家的分裂、社会的混乱。不!实行了这种变化以后,不仅政治局面会更加生动活泼,而且政权还会更加稳定。因为执政机构还是只有壹个,执法机关还是壹个。何况,这样壹来,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在现行体制中,国家存在着两个权威,壹个是党组织在国家中所处的统帅地位的权威,壹个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复数是不稳定的,当党组织是被人民所拥护、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这种组织的形式和法律的内容是统壹的。可当党被坏人纂夺了的话,那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律将成了壹纸空文,而变了质的“党”也必定会另外树起壹个按照他们的思想所定的法律的权威。可实行这种改革以后,将会更有效地保持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那么在实行两党制以后会不会造成大换班大震动?又会不会引起两党的极端仇恨的对立情绪?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党制的竞选活动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他们在進行那种活动时有换班、有震动,也有两党间的仇恨和对立,然而这些更动、影响以及反对、争执却都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祸及人民的生活,波及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進的发展方向,它怎么反会不如资本主义?事实上,换班、震动是应有的,但不会有多么深远的,因为当壹种制度成为壹种惯例的时候,人们就会习以为常了。至于对立情绪,那也是必须有的。没有对立,何来的竞争?反之当有且仅有壹个共产党时,党内的各派就没有对立情绪吗?当各派的斗争转化成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搏斗时,不也是妳死我活的拼命性质吗?然而当实行这种复数以后,那种两党的对立却不可能发展到残杀程度,因为它们有法律的约束,更有思想的解放。可以看到,当民众了解了掌握了这种制度的规律和宗旨以后,无形中他们就增强了主义、法律的观念,淡薄了宗派、朋党的概念。他们也就决不会为了某个团体、组织去当牺牲品,他们也就决不会允许某些派别、社团随意触犯法律、侵犯国家利益、违背人民利益的。可见,当用某种事实、状况、体制来影响群众、启发民众,这不比那些空洞的说教、廉价的宣传来的更有力吗?人民是推动历史前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种变动的本身不就是安定团结的最根本的保证吗?

当然发展的极端就是混乱,权威团体的增多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在实行这种变动时要注意的问题。

自然而然地,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指责这种变动是反对党的领导,是和章罗同盟的“轮流坐庄”唱壹个调子。啊!这是误解了。这种变动不仅没有反对党的领导,而仅仅是改進了党组织的领导形式,并且还因此而改善了党的领导。它更密切了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当某个可以执政的党要提高它的威望,要得到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更多的信任,就促使它更为密切和民众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感情,明白他们的愿望。这不是从客观上加强了党和群众的有机的深厚感情吗?确实,在这种变化中有轮流坐庄的形式,可它是在两个共产党之间進行的,它不同于章罗提出的让他们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要求。打个比方吧,壹个人只应有壹个脑子,领导壹个国家也只能有壹个主义,而章罗却要求壹个人要有二个脑子,让壹个国家用两种思想轮换主宰,这怎么可能呢?这难道能得到人民的同意吗?可壹个人走路最好要有二条腿,领导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也最好要有两个可能执政的党。请问,壹个人是用壹只脚跳跃着走路快?还是用两条腿大踏步前進来的快?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要有两个并生共存的共产党为好?还是只有壹个执政党来得快?可见这种变动符合自然的法则,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应该的,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可是还会有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变动是不是意味着否定了共产党的优越性?不是的。看壹个人、看壹个政党要从整体上全面地壹贯地了解,看以往的行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现状進行客观的分析。毛泽东说过,“不应该肯定我们的壹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壹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规律决定了党的行为不可能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共产党的优劣。如果有这种看法,实质上是将动机和效果,愿望和实践,主义和行为混淆了。不是吗?在世界上只存在愿望的好坏之分,实践的正确错误之别,而不能倒置。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能说明反腐防蜕的好坏,分成两党制也不能就此判断党的优劣。现在已经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但良好的愿望却应是发现真理的首要的先决条件,同时错误和挫折又是从反面证明真理的必经途径。我们的党是光荣的,这已被历史所证明。现在,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党也必将会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实行这种改革的正确道路迈進的。

“啊!这种变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这又是壹种论调。这洋对吗?不!中国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南。现在進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依然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计划的准则、行动的原则。可以看出,这种变动的理由都是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壹集体智慧的东西,对客观事实、历史進程進行比较合乎科学的分析得到的。可以认为,这种变动实质上是找到毛泽东遗留下来的防修反修这壹重大课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这壹行为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悍卫和发展。毛泽东是个伟人,他看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且发动全党动手在中国实践以图解决它。虽然在他个人在世时没有看到成功,然而正是由于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使中国能够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比较好的办法。今天,当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進的时候不能不感谢以毛泽东为首的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财富、斗争经验及失败教训。

由此可见,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把眼下的壹个唯壹的共产党分组成两个可能执政的政党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的需要,它也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实际事物的联系。共产党人是要将人类社会推進到共产主义的,这就得要進行革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壹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当无产阶级掌握并巩固了政权以后,不能“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壹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可以坚信,先進的无产阶级是壹定能够摧毁掉它的。

抛开束缚我们头脑的旧框框吧,不要逢迎传统,不要盲从法则。我们能够通过实践去发现真理,也壹定能够通过实践去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它是用合理的论理辩证方法和基本的哲学唯物主义去观察、认识世界的科学,同时它又是改造世界的正确理论,是理性行动的战斗指南,它具有思维批判的性质,具有彻底革命的党性,它还具有活的承续性,它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学说。因此说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对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正确观点,现在当社会发生变化、科学進壹步发展的时候,需要采取这种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去认识世界,而不是消极地勉强解释当今现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现象的实质反映進行分析,而不是用这种认识论去维持和辩护某些不合理的表面现象;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客观现实進行科学总结,而不是用这种认识论在主观思欲上進行理论交锋。

下面本文尝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为依据推导出哲理上的几个基本性质,并進而揭示偶然性现象中隐藏着的必然性实质。

《单数和复数》

辩证唯物主义说,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著的,它们都包含有内部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些对立的方面和趋势处在相互关联、互相排斥的状态中,它们的斗争和同壹又是事物运动的动力、现象变化的源泉。在对立统壹的规律中还可以知道,矛盾的双方又各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这些内容和形式也是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相互联系、相互冲突著的。不难明白,当两个对立的矛盾在斗争的时候,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各自彼此的冲突当中,当两对立的矛盾在多次的斗争后达到短暂的某壹阶段的同壹时,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也可能都发生各自统壹的情况。这里,将斗争着的两个矛盾的两种形式称为复数,将同壹时的矛盾的统壹形式称为单数。

现在观察壹下,当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面处于斗争状态时,矛盾各方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指出,在形式和内容的统壹体中,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则影响内容,同时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又决定着这些矛盾之间的斗争,并且这是事物内部的主要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源。综言之,是事物内部对立的矛盾内容决定了矛盾形式的对立,并造成整个矛盾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当矛盾的双方在斗争势态时,矛盾各方的内容和形式是统壹的,它们的斗争则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内容的统壹体和另壹方的统壹体的斗争。这时正因为这种矛盾的斗争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故形式和内容是从属于進行这种斗争的矛盾各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内部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则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矛盾另壹方的内容之间的冲突。具体地讲,就是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新的内容和旧的内容发生了冲突,由于旧内容和落后的形式在此时是统壹的,所以新内容和旧形式也产生了冲突,同时新内容也在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新形式。而旧内容又在极力维护旧形式,并且阻挠新形式的出现,结果这种冲突以新形式和旧形式的斗争表现出来,这就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全面展开的状况。

由此可以分析,因为内容的冲突决定了形式的对立,所以复数的形式必定体现事物本质的变化。当先進的形式压倒落后的形式时,这就说明事物新生的对立面占了优势,此时事物就发展、前進,这是复数的发展性。反之,则表明阴暗的壹面取得了短暂的优势,此时事物就退步、落后,因为新生的发展的东西是有前途的、光明的,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第二类情况是壹种暂时的、没落的、偶然的可能,而第壹类情况是壹种上升的、先進的、必然的趋向。总之,形式的复数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或落后,这就是复数的变化性。

可是还有这种情况,当矛盾壹方的形式与内容并不相符时,此方的形式肯定要影响内容,内容也必定要改造形式。于是,矛盾这方的内容除了要和矛盾另壹方的内容及形式发生冲突外,还得和本方的形式发生冲突。当然由于内容决定形式,壹切形式都要以包含有什么内容为转移。所以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久的,可是这种情况必竟要使事物的变化要复杂、激烈、和动荡,这就是虚假复数的动乱性。

同时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因而决定了对立的形式较之同壹的形式要长久些。形式对立的阶段,比形式同壹的层次要“数”多些,也就是说,复数使事物内部的斗争本质具有绝对性。

到此再看,当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面处于同壹状态时,它们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为内容决定形式,所以当矛盾各方的内容达到统壹时,它们的形式也必定完全得到统壹,那么当矛盾的形式达到同壹时,是否矛盾的内容也能同时达到同壹呢?也就是说,是否整个矛盾都能完美无缺地同壹呢?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实践指出,新内容可以利用某种旧形式,渗入到旧形式里面,改变旧形式的本性,使旧形式适合新内容的目的。而旧内容也在腐蚀新形式,以图用旧内容去充实新形式,以阻缓拖延事物的发展。对此也可以说,先進的内容和内容的发展总是先于形式产生的,落后的内容和内容的消失也总是后于形式逝去的。可见形式和内容的都达到同壹的状况,是非常短暂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辩证唯物主义教导说,不要过高地估计形式,它并不起也不可能起独立自主的作用,它不是什么超然独立的东西,而是由壹定的内容来充实的,因此,当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对立面表面上达到统壹时,也即它们的形式达到同壹,可它们的内容并不能随之发生同壹。当它们的形式处在同壹时并不壹定就说明它们的内容也将是同壹的。

当然,形式对内容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消极的,仅管内容对形式来说是首要的,但形式也能积极地影响内容,促進或阻碍事物的发展。可以看到,当事物内部矛盾的形式是单数时,它们的内容仍在对立地斗争着。在这过程中,当新内容占优势时,由于矛盾同壹的形式是新内容所赋予的,所以单数的形式必将促使新内容更加巩固和发展,可当旧内容占优势时,由于内容是决定性的东西,它势必要使单数的形式改变它那新生的先進的性质,使事物的本质发生变化,阻碍和延缓事物的发展,这些就是单数的保固性和可更性。很清楚,那第二类情况壹般是不会产生的,因为事物内部的矛盾之所以会达到统壹,是由于矛盾新生的方面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它的形式在事物内部已占有统治地位,它的内容也正处在上升阶段,具有比复数时更强大的生气。然而不管怎样,当事物内部矛盾的两面在统壹姿态时,矛盾内容的相互对抗和相互排斥都是在壹个统壹的形式中進行的。概言之,同壹的形式影响事物内部矛盾内容的斗争,使之不超出它的范围。也就是说,单数的形式赋予事物的现象以壹定程度的稳定性。

如此,当事物再往上发展时,事物内部矛盾本质殊异的统壹现象中的斗争,不仅表明它们的形式早已达到同壹,而且还将促使它们的内容也逐渐达到同壹。当然,根据对立统壹的规律,对立面的相互联系这个因素是暂时的临时的,那么这种双方矛盾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统壹的状况是比两方仅是形式达到同壹的状况要更为短暂的壹瞬间。也就是说,单数有对事物内部的求同实质。

再朝远看,因为事物是在发展的、运动着的、所以虽然昔日的矛盾解决了,过去的对立面消除了,可新的矛盾又将产生了,高级阶段的对立面又将出现,鉴于内容和内容的发展总是先于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这个原则。事物的这种矛盾将首先在形式同壹体的内容中出现,并发生差异引起抗争,由于单数的稳定性,形式必定要努力维持和护卫自己,尽力影响内容的抗争不至激化,以造成形式的分裂。这时,高级阶段的新生的殊异的内容与原有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具体地说,就是壹个新阶段刚刚开始的前夕,新产生的对立面的内容和原有的同壹形式发生了冲突,即过去的先進的形式由于事物的发展,在另壹个高级阶段变成旧的陈腐的形式。总之,此时事物内矛盾的统壹体中,形式的单数影响事物的本质,使之变成凝固的僵死的东西,这就是长期单数的守旧性。

当然,随着事物的進壹步发展,事物内部矛盾内容的進壹步激化,势必要造成原有的同壹形式的分裂,使事物发生飞跃,引起质变,产生决定性的转折,从而進入矛盾斗争的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

下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以上所述的规律,不妨以图表的模式表达出来。

由于斗争的绝对性、普遍性,故用图中的方限来表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由于统壹的相对性、暂时性,故用图中的直线来表示矛盾同壹的状态。由于内容和形式也是壹对从属于事物内部主要对立面的矛盾,故也依上述方法所处理。那么我们把整个稳固的面作为某壹阶段时的事物内部状况。可表示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对立面的斗争主要指左右两方的斗争。此时,形式和内容的斗争则是指上右方与下左方或上左方与下右方的斗争。

也可以看出,对立面的统壹主要是指下右方与下左方的同壹。这时,统壹体内的斗争则是指上右方与上左方的斗争。

另外根据刚才所述的,还能够将单数、复数的性质归纳如下:

复数 单数 事物的实质 发展性 保固性 事物的现象 变化性 稳定性 极端的后果 动乱性 守旧性 進化中的地位 绝对性 相对性

下面为了更明白地了解这些规律,试举几例加以解释。

在数学上,有正负数的对立,它们的形式就是各自的量的符号,它们的内容就是相互否定的性质。若有两数,则其的表现就是运算,它使两数都发生更动,这就是复数的变化性。其统壹的结果是得出壹个新的数,这就是复数的发展性。这个数必定有壹个确定的形式,即数的大小,这就是单数的稳定性。这时它肯定也会有壹个或正或负的内容,以使新的数更为明确,这就是单数的保固性。

可以看到,若两数中有壹数的符号写错,则会使人迷惑,得出错误的结论,这就是虚假复数的动乱性。如在得出壹个新数后,又出现了或加或减的内容,则此数就不能正确反映真实的结果,这就是长期单数的守旧性。

另外,在数学中运算是经常的、反复的,这就决定了复数形式的绝对性,而单个的数则仅仅是表示固有的量和质的东西,这就是单数在运算中的相对性。

在物理上,有正负电之别,它们的形式以导体中的空穴和自由电子来体现,它们的内容以电势的高低来表明,两极间电流则是电的两个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它改变了电两端的电势差和导体的状况,这就是复数的发展性和变化性。如果有个糊涂人将电的极性搞错,则会带来认识的混乱和实践的破坏,这就是复数的动乱性。当电流停止时则是两个对立面统壹之时,这时导体内的空穴和自由电子首先达到统壹,使电路呈现静止状态,这就是单数的稳定性。然此时电极两端的电势依然存在,不过它们不足以克服阻力引起电流,这就是单数的保固性。也可见,假如保持导体原状,剪断与电极两端的联系,将使具有强大电动势的两个对立面不能畅顺地流动,也就是说单数形式的导体具有保守性。

人们更清楚,发明电的目的是为了能有电流,这就是复数的绝对性。而不能产生电流的壹个导电体,对电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单数的相对性。

再拿水这个物体(注意,不是概念)来说,它的形式是状态、重量,含有水分子的数目。它的内容是水的质的要素——氧和氢,这是它内部的二个对立面的内容。氧原子和氢原子在整个水体中的量,则是水中对立面的形式。化学家指出,水中氢氧组合的改变将使水变成另壹个物质,这就是复数的发展性。然水中氢氧原子的增加或减少,将使水的体积、重量发生更动,这就是复数的变化性。同样,水的组成是氢二氧壹,若认为是氢二氧二,将是不符合水的真实情况,这就是虚假复数的动乱性。

事实上,氢、氧虽是水中的两个不同的体,可又是紧密地结合成水分子的壹个体。当水分子的数目壹定时,将使水的量和质都定下来,这就是单数的稳定性和保固性。可若是在水中投放進盐,那还称其为纯净的水,将使人的认识落后于水单变化,这是长期单数的守旧性。

如此,水中的正负价的氧、氢,这复数的绝对性和水分子的相对性,也可以很清楚了。除此,自然科学的其他事物中,这类例子也是很多的。而且,即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也可以看到这些性质。

譬如,在生产方式这壹事物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矛盾。生产力的形式则是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工具和有壹定的劳动技能的人,它的内容是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形式却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其内容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当这两个对立面发生矛盾时,先進的生产工具和在发展社会中劳动的人,与旧的所有制和旧的生产地位发生了冲突 (反之也然) ,它使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发生改动,这就是复数的变化性。其斗争的结果当然是占上风的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促使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得到改善,这就是复数带来的发展性。如果人们没有正确地认识生产关系中残酷剥削的内容是由资本所有制的形式所影响的后果,反却以为是生产力中的形式——工具,带来的名堂,必然会象英国历史上鲁德运动那样,去捣毁机器,造成错误的斗争,这就是虚假复数的动乱性。当然这也是工人阶级处在自在阶段的原因,事实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才能使工人走向自为的道路。

然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壹,即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首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适合了進行大工业生产的劳动工具,适合進行社会化生产的人的创造力的发挥,然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随着资本的公有制和生产地位的平等而逐步适合社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这就是单数的稳定性和保固性。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完全适合并不是绝对的壹成不变的适合,由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它会又走到生产关系的前头。这时如果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采取新的解决矛盾的斗争方式,即争论、批评、改革的话,将会使原来先進的生产方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这就是长久单数的保守性。

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或尖锐或和缓的冲突是普遍的,而它们的互相适应关系则是绝对的,这就是复数的绝对性和单数的相对性。可以看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下棋的双方是个复数形式,在对弈的过程中,会有优势、劣境的起伏,这是变化性。对弈后会有成绩,这是发展性的结果。如对弈时有旁人乱指挥,会使博者的思路受影响,这是动乱性的情况。还有,既然是下棋,那双方都得动子,这就是绝对性的问题。

再看,在棋局比赛中,某人若只参与壹场博弈,则其胜败的性质也是他在整局赛中的结果,这是保固性。同时也是整局赛中这个人的成绩,这是稳定性。可以理解,这壹场比赛并不能反映出他的真正水平,这就称作保守性。可当某局赛事中只有二场对弈,则可能没有确定的结果,这就是由复数只有变化性而没有稳定性所带来的难题。因此,在某局比赛,壹般是進行三场或五场的竞争,也就是说,用复数和单数结合起来所构成的形式来决定整局赛的结果。

由此可以推导,为何领导班子壹般需要奇数的成员来组成呢。

此外,在现实社会中,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

譬如说,在社会经济方面,经济形式仍在利用旧的资本主义的,不过它们已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加以充实,它们的机能也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它们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是单数的稳定性和保固性。可当社会经济的内容有了分歧,壹个是为人民的利益,壹个是服从权势的需要,这就会使社会经济的形式具有保守性。据此,就可以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体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形式却是二个,即政府的最高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两者不是先天排斥的根本的对立面,然而它们既然各是事物中的某壹体,那就不会呆板的僵死的,它们的形式会影响了它们内容,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下有可能有所差别,这种差别将带来非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说这两者是人民的代表——这个事物的复数。如此,因它有发展性,从而使国家、人民曾被左的思潮和倾向所影响。它又有变化性,从而使代表人民的形式,可能会变化,即人大决定的宪法可能会成为壹纸空文,也可能使党脱离人民的意志。事实也是这样,当代表人民的任壹形式和人民愿望相背离时,社会就会混乱,这就是虚假复数的动乱性所决定的问题。可见,要实现政治上的长久稳定安定,除了要在经济上调整外,还要在体制上实行改革,就是在国家机构中(注意,不是指社会生活中)人民的代表只能理所当然地由人民代表大会来担当,至于执政的只能是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而不应该是整个党的组织。也就是说,执政的共产党人应该服从人大的决议去管理国家,而不能去听从党的意旨去执政,至于党的意见只能由人民代表大会去考虑。

眼下再来谈谈中国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标志著马列主义的形式,即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可是资本主义的流毒并未消除,这时这种单数形式帮助马列主义在中国取得更加彻底的胜利,并且巩固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可社会在发展中,当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彻底巩固以后又出了权势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矛盾。结果这种长久单数形式的守旧性将不利于这种矛盾斗争的开展。届时如果还没有有力的措施,将会由于事物的不断运动变化的活力,以使两种思想意识的矛盾愈加剧烈,最终形成权势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两个社会存在,使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质的变化,转化成权势社会。这就是苏联革命后带来的教训。如此而言,怎样才能防止权势社会的产生呢?根据上面说的矛盾各方的形式内容的对立统壹规律可知,社会内容增大时总是有对立面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单数形式的阶段,马列主义和权势主义的思想斗争是极难消除的,在这个时期防止权势主义的发展是没有形式上的保证。因此,采取马列主义的复数形式占据这个社会意识的斗争就能产生压倒的优势,能使马列主义在意识随社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强大力量的地位。可见,分组马列主义的形式是政治体制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前進的必然進程。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的信奉马列主义思想的复数形式是有利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進的,它可以使人民的思想不断提高,使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也即是说,在社会意识中应该由高于现实生活的先進思想占据人的精神境界,而在社会管理中应该用立足现实状况的科学态度指导人的行动实施。

现在正在進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信仰的教育,当然这是必须的,是思想战线的斗争的需要,可是如果人们欲想以伟大、美好、崇高为愿望、伦理的力量,去根绝社会邪恶,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话,这只能是空想。虽然它是能够感化个别的人,可若图以催醒具有不劳而获、居高图位的整整壹大批人去“弃恶从善”,这是做不到的。只有用改革的手段去改变现存的体制,这才是挽救道德堕落,拯救信仰危机的最好且必行的途径,才是压制邪的势力,擡高正的优势的必由道路。

在这壹节里,打算用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事物的内因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外因关系,来谈谈用辩证唯物主义推演出来的另壹个哲理原则。

前面已详述在事物发展某阶段的各个层次中,它们内部的各个矛盾的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壹规律。可以看出,这里的形式和内容实际上是某个体的外观和本质、表象和实质、样态和性质,量和质的同等语,因此当把上壹节中所述的事物变化的各个层次依次连接下去、叠合起来,将构成事物的渐变过程,也就是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本文把这种质不变量变的渐進方向定义为纵的趋向。

那么横面指的是什么呢?

先从事物缓慢的逐渐积累中断时,迅速而根本地转化的飞跃层次来分析。上节讲到,当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统壹时,首先表明各方的形式达到同壹,而内容仍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着,之后才是内容和形式的完全同壹,再后由于任壹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中的,根据这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事物内部将产生新的矛盾内容,那么这是不是指质变呢?不应该吧!质变应是指事物的质和态的彻底改观,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部改变,故这应是质变的孕育层次、准备时期,其后才会因为那些矛盾内容的不断激化将导致事物同壹的形式也发生分裂,从而创造诞生出事物的新的质和量,走向事物发展的另壹个高级阶段,这才是指旧质态转化到新质态的飞跃。

这里有壹个问题,上节讲到,形式对内容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它将影响新的对立的内容,竭力使它们不至激化以保持原状。如此又是因为什么才使形式的努力落空了呢?固然,发展运动的规律指明事物必定要发生变化,具体地讲,由于长期同壹的单数形式具有守旧性,所以此时,新的内容的出现到要发生这种旧的形式的衰亡,高级阶段的内容激化注定要战胜低级阶段的形式保守,绝对的复数形式肯定会取代相对的单数形式。可是,这是不是唯壹的壹个原因呢?换言之,就是除了有引起质变的决定性的内因作用外,有没有辅助性的外因作用呢?

斯大林写道,“……,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事物或各个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部联系的统壹整体,其中各个事物现象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着、相互依赖著、相互制约著的。”(《列宁主义问题》P839)

由此可见,自然界不仅是个统壹的整体,还是壹个由极繁杂的众多的事物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完整网络,而且这些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这里,本文将事物在发生矛盾同壹阶段时,壹个事物的本身和另壹个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定义为横的势面。

可以看出,飞跃层次是处在事物自身发展的两个纵向和两个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横面的交点之上。换言之,飞跃的结果除了依赖于事物自己纵向的动因之外,还依赖于事物之间横面的相互作用。

也可以明白,既然这里谈的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则两事物必然有所区别,或形式不同,或内容两离,或量不等,或质廻异,但在此言及的又都是事物,则必又有共同点。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世上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都有矛盾的斗争。不然事物就不能存在,事物也无从产生,同时它还也肯定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这些也就是上节所述的,任壹事物都有内部的矛盾,以及矛盾双方各自的形式和内容。

另外,根据辩证的唯物的发展的观点看,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必有壹个是新的,另壹个是旧的。那么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呢?马克思主义说明,正在产生和发展的、有前途的、能促進事物向前运动的方面是矛盾的新的壹面;反之,衰颓的、落后的、保守的、阻碍事物向前发展的方面是矛盾的旧的壹面。如此,又怎样来看待前途和发展呢?

辩证唯物主义讲,事物的运动规律是:量变——质变——量变……,可为什么玻璃杯不能质变成纸,书又不能质变成手呢?可见,在任壹事物的发展历程中,它由某个质转化成另个质之时,这个高级质态的事物与低级质态的同壹事物在大部方面是根本不同的,可还有壹部分是相同的类似的东西。那么,什么东西在质变以后保存下来,什么东西在质变以后被废弃了呢?

可以论证,由于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形式和内容,由于内容决定形式,更由于在量变的最后层次,鉴于矛盾形式的同壹,使对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形式遭到消亡。还由于在质变时,鉴于复数形式被同时破坏,使对立面另壹方原有的形式也随之抛弃。即是说,事物的形式,不但在发展的量变阶段是不断变动的,而且在质变的飞跃阶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事物在两个相异质态时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是面貌全非的。

可事物内部矛盾内容的对立则占据发展的量变阶段中的绝大部分,即使当其同壹时,也仅使对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内容遭到衰亡,就是在质变前矛盾内容的斗争也是指刚出现的矛盾内容与原来矛盾中另壹方的内容的抗争。因此,这个原存矛盾中的另壹方内容是在事物的质变中被续连、承接下来的东西,从此得出结论:在事物由低级质态转到高级质态时,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面中,有壹方的内容是可以并且能够、应该而且必须、当然更且唯可,会由壹个质态继承到另壹个质态的仅有的壹个东西。于此,将它称作:在质变前的量变阶段中,是符合发展的有前途的新的進步的东西,反之则是旧的落后的东西。同时,由于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所组成的,那么其中必有壹个面包含有在质变后仍被遗留下的内容,如此它就被称作矛盾的新的壹方,反之则唤作旧的壹方。

前面讲过,纵是指前后时间的质变结果的内部原因,横是指左右位置的飞跃结果的原因。也即是,所谓的纵是指在质不变的前提下,某个事物本身的不同时的连续变化。所谓横是指在矛盾同壹期间的不同事物之间同时的互相作用。

那么除了同壹阶段,在发展的其他阶段存在不存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同时的相互作用呢?

可以假设,如果此时事物之间有相互作用的话,则必会有这种作用所带来后果,可事实上各个事物处在矛盾斗争阶段时,并没有发生质的改观,那是否就不存在这种此时的作用了呢?

可以相信,根据不同事物的相似共性,所有事物内部的新的对立面之间是相互亲近的,旧的对立面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它们的新形式之间或旧形式之间也在相互借鉴,它们的新内容之间或旧内容之间也在互相帮助。也就是说,由于新生力量的相近处,腐旧势力的共同处,决定了事物之间既有相互联结的启发,又有互相敌视的影响。由此可得,在两个事物都处在发展中的量变的矛盾对立斗争时期,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它们之间是有很微小的作用,这种作用只能略许缩小事物之间的差距,而不会根本改变事物内部的情况,只能根据使事物有发生质变的意图和倾向,而不会使事物有产生质变的结果和实际,这就是外因只能对事物变化有辅助性作用的缘故。

当然也可以理解,两个事物之间不同时的关系是通过它们之间同时的相互作用,和其中任壹事物的发展状况的组合而完成的。换言之,即不同时的关系是间接的联系,而不同位置的关联则是直接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事物在其内部矛盾斗争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身变化的安稳、牢靠,不受或少受别的事物的作用,这就是纵的趋向能免受外界影响的牢稳性。现在再来观察,某壹事物(简称甲)在内部矛盾同壹时,而另壹事物(简称乙)却处在矛盾斗争时,两者的关系。

开始,甲的矛盾形式达到统壹,而其包含的新内容却仍在与残存的内容斗争,可乙的内部却是对立的斗争。鉴于两个事物的不同差别,鉴于事物内主要的新旧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以及统壹的相对性,造成它们关系有所改变。即乙的矛盾积极影响甲的单数形式,鼓励旧内容企图恢复其旧形式的努力。同时,乙的矛盾又积极作用甲的矛盾内容之争,帮助新内容对旧内容的最后决战。也就是说,事物之间在矛盾斗争阶段时的微弱作用,从此开始上升,当然由于甲中的力量的强大,更由于内因是决定的因素,结果旧内容必将被抛弃。

届时,甲的矛盾已达到短暂的完全统壹,其内部已无所谓新旧的区别,这时由于内容在统壹体中是首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更由于矛盾对立的绝对性,同壹的相对性,故乙的新旧矛盾斗争必会首先反映到甲的内容中,促使甲的内容滋生另壹种类型的新旧矛盾内容。也可以说,甲内矛盾的全部统壹,使它易受乙的干扰,从而提供了变化的根据,而乙中矛盾的新旧对立,使它能参与对甲的强大作用 ,从而提供了变化的条件。可见,由于事物运动的力量,使事物之间在矛盾同壹阶层时的作用增加了,这也是事物所以能在内部产生矛盾的缘故。

再往后,甲内刚出现的矛盾内容决定了其内容的又壹轮的新的抗争,也决定了其单数形式的守旧,还由于甲的继续运动,决定了矛盾内容之争更为激烈,且乙中新旧斗争也使它给予甲的内容斗争以更强大的作用,使之更加动荡,结果将是造成甲的同壹形式遭到毁灭,使甲产生飞跃,出现另壹种类型的新旧矛盾形式,可见飞跃的结果是由纵横的双重因素所决定的产物。

从以上分析得知,某事物在内部矛盾统壹状况时,它与别的事物的相互作用能够带来质的转化,产生飞跃。使这壹事物跳上发展的另壹个高级层次,即“个别的运动趋向均衡,而总的运动却又破坏著个别的平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P206) 这就是横的势面能够促進事物变化的发展性。

前面还讲过,在事物发展的质变中,是有东西由低质态继承到高质态的。实际上,这就是纵的承续性。可以了解,在矛盾同壹时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是会敦促事物向前更迅速地前進,这就是横的促动性。

同样,根据辩证的对立统壹的规律,在事物的发展進程中,纵是绝对的,而横是相对的。

可以看到,当人们没有正确认识纵的发展源泉和规律,将会冒出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这是错误纵向的守状性。而多种事物的交叉的共同作用也会使事物的内部纷繁杂乱,又就是广相横面的混乱性。

下面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起见,依照上节将几何面表示为事物发展的某壹层次的原理,来把纵和横的关系作成下列两图:

可以从图中了解,甲乙两事物在横面的作用主要指乙的上下两方对甲的左右两方的影响。

同上节壹样,可将纵的趋向和横的势面之性质归纳如下:

横面 纵向 事物的实质 发展性 牢稳性

运动中的作用 促动性 承续性 极端的后果 混乱性 守状性 运动中的地位 相对性 绝对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正确反映自然界的理论,同时它又是壹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因此它是可以進行论证的,而且在正确逻辑的推导下,得出的新结论也应该是符合自然界的事实和现象的。固然,从认识中去掉实践并认为认识过程似乎是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的唯理论是极端错误的,可把感觉、直接观察,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到了首位,而否认理论思维、概括和抽象的作用,不也会带来不正确的经验论的立场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推演出的哲理法则也可以且应该用事实加以部分说明。

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可以看到正在不断涌现出的新的学科,那么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科学家们总结说,这是由于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横向联系,这对新科学的诞生起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的结果。同时,科学史也表明,综合探索的趋势首先表现在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它是各学科的纵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结果。可见,自然新学科的创立依赖于原科学的相互作用及各自发展所引起的分化,之后才由这种分化而产生飞跃的质变,综合成新的科学分支。

观察壹下,当某壹学科在自身发展时,由于它自己的未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所以也很少和别的学科相渗透,这是纵向的牢稳性。可当学科发展到依靠本身的力量难以解答时,就会从别的学科中汲取知识,从而产生出新的学科,这就是横的联系能推动自然科学前進的发展性,它在整个科学史上起了促动性的作用。同时,新的学科是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使新旧学科的两个纵向发展有承续性。当然,从科学的全面发展史上看,学科本身的发展总是长久的、普遍的,而可以产生新学科的学科之间的作用总是短暂的、少见的,这就是纵的绝对性,横的相对性。

同样也可以知道,当遇到本学科难以解决的课题时,不想跳出圈子,开阔眼界,而死抱住原学科的知识,则难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这是错误纵向的守状性。可若在面向外界时,不是针对问题去寻找有益的学说,而是眼花缭乱,这儿抓壹把,那儿看壹些,同样延误了科学的发展,这就是广相横面的混乱性。

再譬如,化学物质的量的变化是指其分子的增减,属于纵的趋向,而两个物质的化学反应或某个物质在某种条件下的化学变化,则为横的势面。当物质的数量变化时,它们的质是不会变的,这是纵的牢稳性。当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变成了另壹个物质时,其中,总是起码有壹个原子或原子团得以不变且保留下来。这个东西就称作在这个化学反应的变化中,原先物质中的有发展性的内容,这就是纵的承续性。然这个化学反应能使物质产生质变,这就为横的发展性。它来源于化学反应的条件或在这个化学反应中添加的物质,这就是横的促动性。同样可知,在自然界中,物质数量的变化比起物质性质的改变是比较普遍的、经常的,这就叫横的相对性,纵的绝对性。

也可看出,在化学反应之后,有人仍认为其生成物仍和反应物是相同的物质,这种看法的谬误就是错误纵向的守状性。可在化学反应当中,若扔進众多的其他物质,得到的将是既有生成物又有乱七八糟的别的东西的混合物,这就是广相横面的混乱性。当然,这类例子还有很多,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逐壹列举了。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它和对周围现实的消极的直观态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它证明了世界的可知性,指出了偶然现象中的必然性。下面用论证过的原理来分析某些现象,以便能够依照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对客观发展的估计定出它的策略和方法。

根据纵横的原理可知,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纵向。之后,当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社会成了对立面同壹(注意不是均衡)的事物,共产党也废弃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原来的地位形式,转化为专政的社会地位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易受外界的作用。比如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影响,从而使部分党员产生权势主义思想,这是横向的作用。上节讲过,为了防止这种思想意识(不是社会意识)引起社会存在,必须强化马列主义的力量。这里有几种方法,壹是行政措施;壹种是宣传教育。事实证明,这二种“堵”的方针是无效或无力的,是不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只有用马列主义的发展才能压抑权势主义的生成,只有用马列主义范畴内的新旧矛盾之间的对抗、左右倾向之间的竞争去占据社会中的思想斗争领域,才能压抑权势主义的生成。换言之,只有用马列主义的复数形式的发展性,去取代马列主义和权势主义之间的复数斗争,来构成社会意识的纵向发展,才能防止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占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就是纵的牢稳性。同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有麻醉人民、腐蚀斗志的作用。确实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其社会的腐败、堕落,而两党制则起了维护剥削现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强盗虽能用刀杀人,为何百姓就不能用之砍柴割草呢?

马列主义认为,对立面的斗争规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而共产党为了引导并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進,不可把形式变成壹种超然独立的、壹成不变的东西。只有正确地反映现实,才会有完善的、符合历史、适应社会的形式。现在,对某些错误的社会变革常常归咎于领袖的终身制,其实这是极不公平的。理论和现实证明,这些错误是党的终身制所造成的,是由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政党在社会结构中的终身制所造成的。因此,共产党分组成马列主义政党的复数形式才能進行自觉的、有组织的对立来揭发、克服矛盾,从而防止横面的权势思想的影响。所以说,随着政权的巩固,将党内矛盾扩展到社会上,以利用、适应事物的纵向发展规律,是指导人们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途径。

此外,在国家的管理成员的人选中,也可以看出纵和横的作用。通常采用的是纵的交替式的发展,在每个纵向,它们都有牢稳性,在两个纵向的接替中有承续性,因此这种人事组织制度表面看来是能保持性质的不变。然而,对立统壹规律要求人们看到事物的两方面,在此不应该忽略在纵和纵之间的横的因素,尽管这是壹种相对的作用。不可轻视,由于这种横面的条件影响将使新质和旧质之间多少有些区别,自然,这种区别的内容应由施加作用的另壹事物来决定。如果始终是权势主义的影响,将使纵的交替逐渐倒向权势社会,如果始终是马列主义的作用,将使纵的替换始终保持共产主义事业的本色。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是马列主义者的纵向发展,可今后又怎样才可始终保持马列主义如壹地壹直对执政的管理人员的作用呢?可以觉察,两个马列主义的组织形式的相互作用,将使它们都可保持自己的性质、内容,因为任其壹个执政,都会受到马列思想的另壹个的作用。可见,这种横的关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好处的。事实上,马列主义从不把事物绝对化,它认为事物本身不断也不停地发展和变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新形式逐渐变旧,会由发展的推动力变成发展的障碍。这时,对之应该加以完善,重新赋于它以先進的地位,推动事物前進。

上面是用对立统壹的原则,根据事物的绝对可分性和时刻运动性,分析了事物在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性质。下面用同样的原理澄清运动和存在的概念。

首先,存在指的是什么?壹般认为,存在是说,确实的而不是虚妄的,真实的而不是谎假的东西。那么,它又包括些什么呢?能够看出,它可以分为现象和物质二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物质和社会存在的二个方面。另外同样不难令人信服,在这两者之间,是物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物质。因此可以认为,物质是存在的内容,现象是存在的形式。从此也可得出结论:存在是指事物的总和而不是单个的、少数的几个事物。所以,世界的统壹性是指存在的同壹性,世界的多样性也即存在的可分性。

马列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形式,那么是否唯有物质才能有这个特性呢?因为物质所能表露出来的是现象,现象所赖以产生的是物质。故而,既然物质是运动着的,它的现象也应是在随之运动着。可见,运动不仅是物质的形式,还应是整个存在的活动方式。

同时,现代科学也指明了,物质何以能运动呢?因其有能量。爱因斯坦论证了,没有能量就不可能有物质,有物质就存在着能量。所以,物质是在不停地、持续地、永久地运动着的,至此也可得出结论,物质的内容是能量,形式则指运动。同样可推理,能量也是整个存在的活动源泉。

如此,运动内涵又是什么呢?完全清楚,能够说明运动的具体情况的是空间和时间。其中,运动的具体时间决定了各个物质的不同位置,而物质在轨道中的具体位置,说明整个运动的具体时间。倒之,某个物质的详细位置不能决定整个运动的时间,某个物质在运动某壹阶段的具体时间不能反映其他物质的运动位置。因此可以说,在时间和空间的统壹体中,时间是运动的内容,空间是运动的形式。可见,时间是整个存在而不仅是个别事物的活动依据,空间是许多事物而不仅是单个事物的运动实现。

所以说,运动和存在是互为表里的统壹体的形式和内容,是世界上各种事物总和的形式和内容。这样就可以正确地理解,马列主义论述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形式的教导,以及时间、空间、运动都是客观存在的意义。也可以明白,人们为什么总是将时间作为分析事物变化、发展、运动的概念,而将空间作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联系的观念。

这些都说明,事物的存在表明了事物的运动轨迹、运动方向,反过来,事物的运动证明了事物于某壹时间阶段某壹空间区域的存在。然而,人的认识却会有延迟性、滞后性,对现实事物的认识经常会带有对过去已有认识的惯性思维,对事物的存在常常会与它的运动割裂开来。很多情况,人们对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就认为是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于世纪而不朽。例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至理名言,“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现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人们还在坚持着这种理念,岂不意味着党、军队掌管着国家的命脉、站立在人民之上吗?这究竟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军队下的人民政权?

至于政党,乃从政的社会团体,即使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即使它是代表人民的先進分子所组成的,即使它是专事治理执掌政权的,它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壹种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集团,它绝不应该超越政治、国家,成为人民的救世主。所以说,政党,从政之党,党在政下,理所当然,党在政上,“党”非其党。

那么,这壹切又是怎样产生和发生的呢?是由于人们将革命战争时代的真理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是由于人们用惯性思维把以往的经验、教训延续到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由于当今的社会存在遗弃了那些理论的基础——已逝的社会存在;是由于社会历史的运动造就了那些理论的变迁——运动着的社会更替。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存在及运动的条件下,必须要有新的发展以适应新的社会和历史。

无产阶级政治是应该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和基础,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具有理论所赋予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才使得它在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后得到拥戴及追随。若理论屈从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为政治行为作所谓的解释,为政治舆论摇旗呐喊,势必失去它的科学性、实践性,沦为壹种工具,迟早会被大多数人所不齿。

确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壹样,都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积极姿态的反映。实践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的手段,可理论同样也是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积极因素的途径。可以相信,当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存在及运动的规律,就会使自己的活动有了方向,使自己的努力有了信心。就会利用这个规律,适应这个规律,改变自然,推动社会向人类美好的明天前進。确实,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是决定真理的是否曲直。但理论也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影响实践、指导实践,并且根据正确的理论進行正确的推演,还能预测今后实践的情况。只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不是理性的壹部分,而应把理性看作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因此,不能从想当然的意识中推导出世界中的必然性,而应由客观自然的秩序规律中引伸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所以,马列主义的政党——共产党怎样進行人为的、有组织的马列主义组织复数形式的改革,将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幸福和睦的决定因素。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就是为了组织群众、指导人民,去争取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它不会因为共产主义迟早会实现就忽略了自己的任务,也不会因为社会主义势必是先進的,就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

确实,共产党的领袖和领导集体都是有“为民服务”、“为民办事”、“为民除恶”、“为民解困”、“为民排忧”的宗旨和意愿,在此指导下大量行为是有益人民、有利社会、留芳历史的。即使给中国带来十年动乱的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他们的本意也绝不是要给国家、人民、社会造成浩劫。可当社会的运动——历史,進入新的社会主义阶段,历史的存在——社会,更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时,人民有了更好的自己的代表形式,而政党——代表人民的另壹种形式,依然要和它站在同壹层次或超越于它的地位上,这种人民代表的复数使得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的代理和表达,这使得共产党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救世主而已。

因此,要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幸福,就必须“还政于民”,而要做到这壹点,就应该改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共产党,使之成为复数的思想载体的形式。现在,人们常说无产阶级专政,可又标榜共产党执政,这也是壹种理念上的混淆和误导。因为政党不应该专政,可事实上它又是在专政,共产党应该在执政,可事实上它又不仅仅是在执政。因为,执政,执掌政权,阶段含意,永久治理,专属其业,非“执”可言。

对这些具体理念的分析,说明理论上、认识上、体制上的谬误会将共产主义运动引入歧途,并因此可能丧失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宗旨——解放人类,進而最后葬送掉自己。

可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事物和对待其他事物壹样,不仅要看到它的整个发展趋势,还要了解它在个别发展阶段中存在的情况,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偶然因素。然后找出这种偶然因素中的必然条件,从而尽量减少事物运动的弯曲轨道,使事物能在有限的历史长河里進行更多更长的位移。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進壹步说明了理论上、认识上、体制上的谬误会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目前,对文革的教训总结,总还是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牵强附会的解释方面,认为是封建主义的遗毒造成的,是个人崇拜所产生的。其实,准确地讲,文革实质上是壹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是领袖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包括刘少奇主席)所作的壹场反对官僚腐败防止政权变质的实践。虽说经检验这是壹条行不通的路,然而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它给社会主义带来了什么有益的教训?难道这场代价巨大的尝试的经验仅仅是对领袖本人的功绩评价吗?

其实,崇拜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盲目崇拜以及封建独裁方面,但纵观领袖和领导集体的运动历程,对这种崇拜和独断壹直是有着充分的警惕的,那么这壹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是体制!体制是有决定性力量的东西,即便是领袖人物也势必要被它所左右,在这种体制中伟大的杰出的领袖也难逃被神似的崇拜以及由此滋生的独断。

在社会主义的存在发生变化时,社会主义的运动势必進入壹个崭新的轨迹。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人民代表的形式已不再可能是以政党面貌出现,同样,社会主义思想载体的形式也不应该仅仅是单数的政党,这,就是和其轨迹相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可在人们依然按照习惯采用原来的曾经行之有效的夺取政权时期的制度时,结果使得社会主义运动的轨迹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想的那样進行螺旋形的上升,而是在体制的作用下理所当然地回到原先的起点,就好比在平面划了壹个圈,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会转变成权势社会的运动轨迹。

准确地说,制度的谬误将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更使得人们的言论行为、思想举止都适应这种虚伪的假冒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无法幸免。自然,即便是在封建制度的专制性质下,还是会有像李世民壹样杰出的开明的明智的给国家带来兴盛的帝王。可如果是这样,那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呢?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共产党奋斗几个世纪的目的又是为什么?

如果在当今的时代,人民还要祈求伟大的杰出的领袖给人们带来幸福,这是不是壹种悲哀。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们还得寄托希望于领导集体能给民族造就富强,这算不算是被怜悯的痛苦。在世界進入新的历史轨迹,所谓的社会主义却仍然徘徊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苦难还是共产党的无奈。在可以忆及的中国,有着拒绝科技、反对工业,从而导致屈辱、落后、挨打的记录。难道在理论给出明确推导,实践有着显明借鉴的如今,依然还要拒绝复数制度带来的先進,真正社会主义形式赋予的体制上的优越。并因此带来新的社会存在和历史轨迹下的另壹种类型的落后、屈辱和挨打吗?

总之,事物运动的轨迹主要在于事物内部的活动,社会运动的轨迹在于社会制度所制约的内部活动。当人们主动地、人为地制造社会主义事业内部的新和旧的两个对立面,不比自发地、被动地出现社会主义和权势主义的两个互不相溶对立面要更好吗?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先進的事物,只有当社会主义无论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占据社会的矛盾对立的各个方面时,那时它将会极快地、飞速地发展,将可以和任何发达国家争衡高低,更不会沦入向往昔对比的地步。

本文的目的就是力求揭示,这些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以使人们从盲目的偶然性的奴隶转化成自由的必然性的主人。使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愿望,通过科学而正确的措施转变为共产主义可以且确实能早日实现的现实希望。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前進的方向,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解决前進中问题的办法,先進的工人阶级必将会把人类带到美好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必然是先進的、光明的、有前途的!

权,是指有职责地位的支配和指挥的力量;势,则指没有职务称谓的影响和控制的力量。它们的作用内容都属于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领域,它们的占有形式都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机构范畴。马克思指出,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经济基础,壹般地讲,就是生产方式里面的归谁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问题。而本文却在描述壹个占有政治范畴中的权势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里竟冒出壹个以上层建筑来决定社会性质的社会形态,这可能吗?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符合社会历史的状况吗?难道还真有这样的社会吗?

有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就出现过法西斯的极端权势社会,还存在着苏联这样的初级权势社会,在中国也险乎由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而差点形成壹种权势社会的稚形,如果现在还不认识到这壹点,今后的历史上还会出现这样的权势社会。

且慢,定义不要下得太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从现象到本质。试问,以上所说的社会的状况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它的结果将怎样?

《权势社会的特征及其产生》

观察壹下,在希特勒猖獗壹时的法西斯社会里,在苏联统治阶级疯狂扩张的社会里,在林彪妄图建立的林家王朝的资本中,在四人帮企图成立的江氏天下的梦幻中,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壹、资本的国家所有制。二、权势的个体(或团体)占有制。

不是吗,希特勒鼓吹国家至上、权力至上,苏联现今社会则是把公共经济变成国家资本,把人民职权变成政党特权,林彪、四人帮也是同样没有把企业分给私人,但却力求把其组织和国家变成他们自己人组成的世袭的小家庭。

这样,由这二个特点所决定,在这些社会中就出现了壹些类似的共同现象。看看:在这些社会里,由于资本的国有制使这样的社会形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事实上,希特勒的纳粹不是曾伪装成民族利益的代表,蒙蔽人们,“我是为民族的兴旺而奋斗,非此,民族生存将会发生问题的。”苏联社会的执政者也假装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告诫民众,“我是为妳们掌权执政的啊,不然,妳们的权利也会丧失的。”而林彪、四人帮却伪装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群众运动的旗手来大叫大嚷,“为防止资本阶级上台,还是让我们来保住无产阶级专政。”“为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应让我来代表群众专政。”这些言论就好像资本家在愚弄劳动人民壹样,“我占有资本是为妳们谋生啊,不然社会生产就会停顿的。”然而实质上他们都是以救世主的面目掩盖了他们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都是把权势或资本当作自己寻欢作乐、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都是把权势或资本当作自己丝毫不可容让的私有“物品”,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假面具早被揭穿,而这种社会的伪善面目也到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了。

此外,在这些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把权力和地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就如资产阶级把资本当作命根壹样,结果造成了在体制上的专制性,造成了民主集中制度的破坏,而代之于专制集中,或是发展成独裁统治的形式。他们把民主作为绝对服从的招牌,他们把自由作为强制纪律的附庸,他们把民主平等的职能彻底践踏,而把统壹意志的作用无限扩大,他们把国家的性质彻底改变,变成他们壹伙决定壹切、管理壹切、计划壹切的傀儡,变成他们壹伙指挥壹切、调动壹切、命令壹切的工具,变成他们壹伙控制壹切、掌握壹切、夺取壹切的手段,结果这些人间的败类,就能使历史回转,使社会倒退,使人民遭殃,使国家逢难。

同样,在这些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势,就必须对国家和组织实行垄断和世袭,安插亲信,裙带连势,接班指定,职位转让,窃据权力,夺取领地,更换干部,清洗人员,培养特权,扶植奴才,包庇败类,保护小人,支持坏人,满足同伙,勾结投机者,利用代理人。

同此,在这些社会里,由于这种权势的私占制,造成国家机构的雍肿,机关的腐化。不是吗?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权限有更大的效能,他们增设了应有尽有的庞大机构,添加了为其服务的各式人才,造就了办事拖拉,听令迅速的作风,倡立了敷衍塞责、滥欲穷奢的习气。故此,对社会的物质、人力都造成了荒唐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并且,在这些社会里,鉴于这种权势的独占制,还产生管理上的暴虐性。瞧,希特勒残暴酷虐,使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苏联统治集团实行特权专政,对不同政见者无情打击,血醒镇压,还要硬说成“精神病患者”送進“疯人院”。林彪欺世盗名,谁有不满,逮捕监禁。四人帮为所欲为,还必须人莫予毒,襟口缄言。当然,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形成了新的阶级分化,促使这种社会的早日灭亡。

另外,在这些社会里的统治阶级,他们为了利用自己的权势,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社会的物质基础,使社会生产混乱,使人民生活艰难,使国家财政崩溃。他们还必定要利用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把它换成为壹小撮集团服务的壹体化的经济基础,败坏了物质生产,摧残了国民经济,践踏了民生大计。他们充分利用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明取豪夺,来满足他们对私欲的需要、奢侈享乐的挥霍,他们尽可能地利用国家资源,消糜浪费,要挟利用,维持权势,来应付他们对更大权欲的渴求,更高地位的想往,他们巧妙地利用国家的计划经济,不顾人民生活,不管社会贫困,无视穷苦饥饿,来创造他们的军事强国,世界霸权,他们隐蔽地利用有秩序的生产,变相剥削,畸形发展,军备竞赛,来充实他们的战争机器、武装力量,总之,这壹切都使这种社会在经济上具有腐败性。

结果,这种腐败性使这些社会里,劳动的个体和资本壹样都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雇佣劳动由此也变成了强制劳动,人民不得乱说乱动,自由争论,权势却可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生产品的分配服从于权势的意愿,资产的运用则服从权势的安排,这使得由权势的占有而导致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地对立起来。

当然,这种权势的私占和经济的腐败,还使得这些社会的精神生活空虚堕落,道德风尚庸俗颓废,思想面貌陈腐落后。结果使社会中蓬勃的创造力被压制,使社会中原有的各种差别被扩大,使文化教育被野蛮控制成为灌输落后思想的场所,使新闻宣传被粗暴干涉变成统治阶级的应声虫,使科学技术部门被强行占领出现“学阀式”的垄断现象。

同时,因为这种权势的私占,更使这类社会在国际世界上具有扩张主义的性质,统治阶级的权欲熏心,野心大增,将使他们力求控制邻国,服从它的私利,变成它耳提面命的“殖民地”;将使他们要求小国听从它的摆布,变成它的附属国;将使他们支壹派打壹派,谋求更大的所谓“革命”利益;将使他们追求同其他强国争霸全球、合伙瓜分世界;将使他们实行侵略,强盗般地占领别的国家。这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痛苦,给人类社会带来黑暗,这将是壹幅多么惨不忍睹的景象啊!

总而言之,这些社会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封建主义社会,更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壹种社会形态,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权势成了决定壹切的力量,而资本却成了从属于权势的附庸,在这些社会里,权势成了壹切邪恶的根源,而资本则是扩大邪恶的本钱。可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社会还是定义为权势更为合适壹些。

固然,不可否认,这些社会除了具有这种共同性外,还有着它们的异同性。例如,纳粹德国的生产资料表面上是财政资本的专政形式,实质上却为希特勒集团所控制掌握,而苏联则是把生产资料公开地置于国家的权势之下,纳粹德国赤裸裸地宣扬权势暴力,而苏联则是虚伪地代表人民去服务掌权,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差别仅仅是壹种面的量的区别,而它们的实质却是壹个,即权势的私占或独占。

由此也就带来了壹个问题,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前進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存在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形态,而现在却出现壹种以生产关系中的权力来支配人类历史某壹阶段的情况,以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来决定社会性质的状况,这是为什么呢?哦,现实和理论发生了矛盾,事实和学说产生了冲突。这时,只有用马列主义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对社会现象進行实质性的研究,去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学说,才能更科学地总结客观事物,更贴切地解释表面现象。

先观察壹下,那骄横跋扈的希特勒在德国所建立的法西斯王朝,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权势社会,它是权势主义极端发展而形成的绝对垄断性的高级权势社会,它是在资本的垄断达到极端,使生产资料由许多个体的私有制转变到,唯有壹个团体所可掌握和控制的独占制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由资本主义的分散、无秩序的生产转化成由壹个团体所计划和安排的生产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它是在上层建筑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建立的权势专政的时期中所出现的。也就是说,产生纳粹德国的客观条件是社会经济因素,而它们得以存在的条件则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它们得以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原因在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所致的结果。

这就是壹种反作用的效果,这就是当代杰出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中发现的,在事物发展到壹个阶段,当决定性的、基础性的物质存在达到当时当地的丰富、充足的壹定程度之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精神的政治对物质的生产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样就给正确地解释当今世界上的某些奇怪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再看看苏联权势社会是否也是如此呢?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飞跃,在列宁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它改变了旧有的经济基础,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这时,也唯有此时,当新的经济基础得以建立起来以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突出起来。然而,既然是反作用,那就必然会存在积极的或消极的两种可能,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到非常重要的巩固措施,但也有可能,在改变旧的经济基础以后所建立的上层建筑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原因后面还要讲到)被蜕化成权势专政的话,那么它将会对尚未充分巩固的经济基础产生消极的反作用,从而形成权势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由此也造成壹个占有权势的社会形态。

由以上分析可知,这种社会仍然是经济基础变化的产物,只不过是由于壹种消极的反作用而导致的后果,并且也正因为它是消极的产物,所以决定了这种权势社会的本身是腐朽的,也正因为它是畸形变化的后果,所以决定了这种权势社会对人类世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也正因为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所派生出来的旁支,所以决定了这种权势社会的没落性。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权势社会也无例外,而且也正如以上所述,既然这种社会是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消极的反作用而得以存在的,那么在权势社会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然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在这种社会里,权势已被壹小撮人所掌握和控制,达到他们占为私有,统治壹切的目的,达到他们奴役、压迫人民的精神满足,达到他们摄取国家财富,剥削人民劳动成果的物质享受。如此,肯定会对经济基础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这时,经济基础又将使权势专政的统治不稳,结果这种恶性循环必然会促使权势社会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从而最终导致权势社会的灭亡。

同样可以看到,在权势社会里,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国有制已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应该是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管理生产的权柄为劳动者所有,还是被壹小撮权势者所占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权势社会里,资本的支配已降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产的权柄是私有制还是公占制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然,在这里,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东西,而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壹个新水平的时候(注意,这是赖于产生反作用的条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消极的反作用的结果。由此也就证明了在权势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延缓并阻碍生产力的進壹步发展,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根据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关系壹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种状态是决不可能过于长久的,由此也就决定了权势社会的寿命壹般是不会长久的。

同时看到,在权势社会里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也就是说,存在着对抗阶级的矛盾。马列主义告诉我们,这种现象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所造成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而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可现在生产资料已经划归国家壹体所有,那么,这种社会对立的现象又是因为什么原故而造成的呢?马列主义还告诉我们,阶级对立的现象还由于人们在壹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壹定的社会劳动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由此可以知道,权势社会里的阶级分化是由于壹部分人在社会生产中专司指挥、命令的职能,在劳动组合中专职计划、督促的工作,而更大部分人则是在社会生产中专门从事被支配、被服从的劳动,在劳动组合中长期从事处于被动、被制的地位,从而由此造成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壹体化并没有消除对立阶级,而是造成在新的状态下的新的阶级分化。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生产力中的生产资料为谁所有可以决定不同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然而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壹体化的国有制代替的时候,根据壹定条件下反作用的原理,生产关系中的权柄为谁占有不也可以决定不同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吗?

根据这种原理,可以把权势社会里两个对抗性的阶级分为压迫并导致剥削的权势阶级,被压迫并引起被剥削的无势阶级。

这里,只要仔细观察壹下,权势社会的生产状况就可以知道,权势阶级的狰狞面貌。在权势社会里,生产是为权势阶级的野心和权欲而服务的,因此它必定要依靠野蛮的强行命令才可维持,这就带来了权势阶级的奴役性。

同样,在权势社会里,生产成果是以无势阶级的劳动力和社会的自然力为代价而获得的,这就决定了权势阶级的寄生性。

同样,在权势社会里,生产是极不平衡的,是壹种畸形的变态,这也决定了指挥生产的权势是壹个垂死的阶级。

可以看到,在权势社会里,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得以進壹步发展的桎梏,这就说明,高据统治阶级地位的权势阶级是反动的阶级。

也不难理解,在权势社会里,由于生产计划的社会性,生产资料的壹体化,必会赋予权势阶级以更大的活力,更充足的能量,这势必使权势阶级有比资产阶级更大的危险性。

还由于在权势社会里,权势的私占制引起权势阶级的权欲极为强烈,这种野心更加膨胀的结果壹定会促使权势阶级走向控制别国的地步,这也就是权势阶级的冒险性。反之,可以知道,处于这种社会底层的无势阶级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進步力量,是改革这种不合理社会的先進阶级,是粉碎权势私占制的革命动力。

此时,还可观察到,在这种权势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所赖于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消灭,也就是说阶级的社会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那种不劳而获、奢侈享乐,奴役控制他人的思想意识由社会存在的变化所决定,从而变得膨胀起来,此时也唯有此时,社会意识开始对社会存在发生了反作用,权势阶级对权势的渴望胜过或超过对物质的占有,阶级斗争也从支配资本的斗争转为控制权势的争夺,这也就是在权势社会里矛盾斗争的主要方向。

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可以知道,阶级斗争已由经济物质领域的主要斗争转化为政治权势范畴的主要斗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精神的东西对物质的东西的反作用而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权势社会里,除了这种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斗争外,还有壹种权势阶级内部的争夺性的矛盾斗争。由于权势的私占制,使得占有权势的宗派、团体极力想扩大自己的权势。结果,某些阴谋朋党的野心得到部分的满足,而另批人的权势因此就被丧失,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权势的独占制。

由这种权势的独占制所决定,从而使得权势社会的另壹个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就是权势社会和其他形态的社会不相容的矛盾。

当权势社会里的权势还是私占制的时候,由于权势阶级共同的野心所致,他们必然要掠夺、控制和掌握其他国家。可当权势的占有形式变成独占制的时候,这种权欲的野心就发展到极点,由此也就造成了权势专政的国家对外部(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疯狂的侵略和虏掠。

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在于垄断资本集团要掌握更多的资本,获取更高的利润,而权势主义的侵略性则基于垄断权势集团的野心和权欲。可见苏联这样的权势社会的国家,确实是当代战争最最危险的根源。

自然,这种战争将给世界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祸害,但也必定会使没有夭折的权势社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导致最后灭亡。

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给广大人民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带来了希望。可权势社会的出现又给广大人民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投下阴影。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权势社会由它的本质所决定,是属于壹种腐朽的没落的历史现象,而工人阶级毕竟是先進的要解放全人类的阶级,马列主义必定是進步的指导工人阶级進行斗争的理论学说。大家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和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会产生权势社会的根源進行探讨后,也许就能找出防止的办法,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将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广大人民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有更坚定的信心。

首先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中探讨这个问题。革命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说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可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并且对此解释,这是因为社会还很幼稚,资产阶级传统还没有被消灭,剥削思想的痕迹还没有被绝迹的缘故。确实由于惯性的作用,社会不是在壹天之内就可以被改变的,然而这种现象总不能长时期地持续下去吧,如若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就是壹种虚有的、无形的东西,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斗争就是壹种悬浮的、不实在的矛盾了,这对不对呢?还是仔细分析壹下现象吧!

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不少动机不纯的革命家、立场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徒有虚名的理论家被蜕化变质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还滋生了大量的投机分子、妄图不劳而获的阴谋家、企图高据别人之上的野心家。这些人为了建立他们腐化堕落的天堂,总是在千方百计争夺人民群众手中的权力,总是在挖空心思地瓦解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总是在竭尽全力地腐蚀、拉拢、蒙蔽管理国家的代表人物。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的定义已从社会存在的实体转到社会意识的概念上来,阶级斗争也从集团抗争的形式转到民主争论的模式上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已从妳死我活的武装暴力转到克制惰性、批评改革上来,阶级斗争的内容也已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东西——资本,转移到争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东西——权势上来。

对这些问题,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同志有的就看得很清楚,有的却作了错误的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权力之争,鉴于苏联的现状,他说的很对,可他把社会主义的阶级划分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民群众的这两个实体却是导致党发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式定为群众运动的实践,结果导致党采取错误的运动群众的方式,对这种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对那种不合理的事物应该抛弃。

同样,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中也可以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思想战线的斗争内容上也有了区别,资本主义社会里,主要是力图维持资本私有和努力打破资本私有的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主要是争夺权势的斗争,当然这是由于资本私有和资本公有,这种社会存在的形式不同所决定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含意会发生以上所述的转变。

可见,现在的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根源的解释并不全面,应该在他们的解说后添加上“更因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产生了权势主义的影响,滋生了权势压迫的意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阻止权势主义的出现是比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务。

刚刚曾经讲述,在新形势下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社会斗争的形式已转到民主争论的范围,那么,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着绝对优势的永久的力量时,民主的空气能否充分、自由的气氛是否活跃。具体点说,当共产党这个组织形式处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绝对地位时,能否活泼地進行争论呢?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反右运动的现实已证明了这点。

同理,由于在新的局面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矛盾斗争的内容已转到权位、势力的争夺上,那么,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有个相当长期的专职管理人员时,马列的思想能否巩固,人民的意念能否坚持。也就是说,当共产党这个组织形式占有社会的精神、生产、武装等各方面的永久的权力时,能否可靠地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稳定呢?事实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说明了这点。

“哎育,这种说法是违背集中的原则,反对党的领导”。卫道士们壹定会急切地跳出来指责,且慢,帽子不慌扣,请问,集中的原则是什么?三个服从。也就是指,行动对按国法办事的管理机构的服从,可有没有指言论、思想都得盲信呢。再问,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领导权限、领导地位指得是什么?难道就是为长久地控制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吗?可见,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那么正确的答案自然会出来。

列宁说得好,“战胜自身(指工人阶级)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 “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伟大的创举》)是的,共产党人应该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是站在权势的最高层去反对权势主义的篡夺,还是退居壹位,去指导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权利呢?是抓住国有制的资本去反对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是退居壹位,去指导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公有制呢?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产生权势主义是由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长期绝对的地位造成的了。这是不是荒谬绝伦的屁话?

下面,还可以从体制上探讨这个问题。

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将发生两个最重大的变化: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壹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各种形式。可是,事实上,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基本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最多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它们都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置于壹个、且是唯壹的壹个无产阶级的代表形式——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式确实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共产党,这个要把人类社会推向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管理形式都是名副其实的,这两者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统壹的。可是随着历史的進展,旧制度遗留下来的社会状况的改变,旧社会残存下来的思想意识的变化,新的矛盾出现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弱点暴露了。

由于这壹个共产党,在国内没有与之敌对的对抗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可以匹配的对立的相等形式,因此它的战斗力减弱了不少,它的蓬勃向上的朝气衰弱了不少,它在社会中的竞技状态也没能充分的建立起来。这样,它阻止坏分子的入侵就缺少奋争环境的考验,它抗御不良思想的侵蚀就缺乏活跃思想的免疫,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腐蚀就缺乏积极的斗争活力。总之,这种单数的组织形式虽然能使政党主宰国家的地位稳定,可却也带来政党的守旧和退化。如此,这种形式上的稳定将造成它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不稳定,结果,它使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具有极大的可变性。

现实也是,壹旦当共产党的统治集团的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共产党也就产生了名存实亡的实质性的变化,国家的管理机构也就成了为它们壹小撮统治阶级服务的机构,社会主义社会也就被篡改成权势主义社会。

如此说来,现在的模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壹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能产生壹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消极的反作用的权势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么?

最后,再从管理上探讨这个问题。大家很清楚,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人员的来源和苏维埃初期壹样,都是从经过历次大革命风暴的考验、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能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中挑选的,这当然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真正代表人民意愿的国家管理人员。然而,由于自然法则的因素,需要提升壹批新的管理人员;由于思想意识的斗争,需要撤换壹批旧的管理人员。当然,在这过程中,是不能保证新的人员是好的或始终是好的,也不能保证撤换的是坏的或始终是坏的。但由于不健全的体制,还由于把阶级的定义仍以壹种存在的实体来判断,结果造成了壹种重形轻道、重人轻理的观念。详细地讲,就是绝对服从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淡薄轻视马列主义的观点;坚决看重壹贯行为的人,简略忽视影响人的变化,其后果当然是被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或难以擡头,已上台的今世不会退出,起码也是不易落选吧。这样壹来,必然会造成壹个庞大的管理干部队伍。可以明白,这个干部阶层的形成,将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很大的堕性,由于他们知道自己位置的稳固性,那种陈腐落后、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有了市场。由于他们知道自己地位的长久性,那种腐化安逸、贪虚喜夸的不良作风得以盛行。同时还因为他们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那种高人壹等、优越高明的思想占了上风。因为他们了解自己权势的作用,那种大胆行恶、无耻盗窃的行为得以放手。并且更因此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会攀附靠拢更高权势的人物,他们为了稳住自己的权力会只选拔提升自己亲信的人物。简言之,就是造成管理职务的私有,造成大大小心的独立王国。啊!这真是壹种危险的倾向。那么如此说,选拔管理人员应从没有经过考验的,共产党还不能确信的不可靠人员中选拔吗?同志哥,请不要考虑自己,应该让人民去取决,不要去用几个人让群众像阿斗壹样去走过场。所谓集中也并不是指定人员让人民去选举,而是人民服从他们自己挑选的共产党人的指挥及按排。

列宁说得好极了,“无论如何都要打破那种荒谬、粗野、卑鄙、龌龊的旧成见,似乎管理国家,管辖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工作,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胜任。” 列宁又说,“组织家的工作凡是能识字、善于识人、有实践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可以胜任的。这样的才干,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蔑视、所鄙称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这样的才干,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乃是取之不竭的泉源,并且是壹个最丰富的泉源。” (列宁·《怎样组织比赛》)可见,国家管理的工作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高超的职责,国家管理的岗位也并不是什么终身的、永久的职业,国家管理人员也并不是党的首长,必须由所谓的历经考验(实际也不可能)、精通马列(真假也难断)的人去担任。可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这种思想至今仍未消除,这种现象至今仍未打破,现在是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不然,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将使国家的权势变成私占制,将使中国的社会滑向权势社会的形态中去,这是多么危险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综上所述,在中国,不仅是有可能会倒向权势社会,也不仅是有偶然的因素会使之滑到权势社会,而是由现在不健全的制度所决定,会使中国今后必然地走向权势社会!这事实难道还不值得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出壹身冷汗,多多深思吗?

前面已经讲过,权势社会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及它的危害性,并且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产生权势主义的根源。那么,是不是就要把共产党从执政的地位上拉下来呢?不!决不是。看问题应该有个中肯的客观的认识,而决不能从壹个极端走向另壹个极端。试看,如果共产党不执政,那么革命的过程就不是继续,而是从头来起了。

这不是在使历史倒退吗?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更何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然还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存在着权势主义篡夺的危险。而要领导人民進行这场斗争,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要预防这两种倾向的出现,取消党的执政地位也是不明智的。那么,对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么办呢?

无须着急,列宁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在《怎样组织比赛》壹文中详尽地改進了这个问题,“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 “必须在工农出身的实际组织家们中间组织比赛” “正是在这种工作中(指开展比赛),组织家的才干应当实际显现出来,并应提拔这种人才去参加全国范围的管理事业。”

如此说来,就是要让共产党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开展竞赛了,可现在中国的共产党只有壹个,怎样比赛呢?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壹分为二,组成二个党進行比赛呢?这样,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不也能在这种比赛中得到群众的公认了吗?可见,在中国应该实行这种改革!这是在新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需要,这是为了防止步苏联的后尘,产生权势主义的需要。

此外,对体制问题,列宁在同壹文中也作了明确的指教,“巴黎公社作出了把问题的首创、主动精神,自由机动、宏伟毅力和那自愿实行而与死板公式绝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配合起来的伟大模范。” “应当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壹切死板公式以及想从上面规定统壹模型的企图。死板公式和从上面规定统壹模型的办法是与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列宁还具体地说,“若没有有学识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意见和指示是不行的。” “若没有从老百姓出身,即从工人和劳动农民出身的实际组织家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 “但意见和指示是壹回事,组织切实的统计和监管是另壹回事。” 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产党是不能脱离它能提出高明的意见和能下达正确的指示的地位。然而管理(即组织切实的统计)责任则应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负责人来承担,监督的工作也应由群众团体来参加。因此可以说,上述的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这种制度、健全这种制度,是为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阻止权势主义的兴起。

而且,事实上可以想象,当進行如此的改革以后,那种国家管理终身制的牢靠概念被打破了,那种当官就永远是治政,做民就永远听使唤的局面被改变了,它可以为人民的直接参政创造条件,它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取消干部阶层变为事实。这样可以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更可以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权势私占的根源,并且还可以使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变成真正的公有制,更可以使管理和生产、干部和群众的有机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当然,这种措施是和资本主义两党制相类似,不过,不要壹听到资本主义的就害怕。列宁说,“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与资本主义最新進步租结合这方面的成功来决定。”(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相似并不能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正相反,由于国家的实质没有变,社会主义事业只会更加兴旺,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更加巩固。

概言之,把共产党分为二个,把国家政权由两党来执政,将是防止权势社会出现的比较好的措施。固然,这也是壹种“修正”的观点,可没有修正那来的共产主义呢,列宁不修正马克思理论能有马列主义吗,毛泽东不修正马列主义能有毛泽东思想吗。问题在于“修正”的方法、逻辑合不合乎马列的观点,“修正”的内容是拉社会倒退,还是推社会前進,“修正”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还是为了利已保守。同志们,革命就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鉴于苏联的教训,鉴于林彪篡权的阴谋,鉴于四人帮夺权的野心,中国现在“如果不進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壹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论粮食税”壹书纲要》)壹切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壹切真正的革命党人,壹切无产阶级先進分子,所有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青年后辈,所有热爱党的事业的志士仁人,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人民群众,要深思啊!

粉碎四人帮时,有人认为这是党内派系在争权夺利。后来的大好形势,他们认为,这是每个统治者都要采取的明智作法,对群众许愿,给人民壹点好处,这些即使换上林彪或者江青上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是吗?不!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给人民带来的是酷虐和盲从,而真正的革命者给予人民的则是幸福和信任。理论也将证明,林、江集团妄图建立的王朝决不是什么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而是国有形式的权势社会,现实还将证明,林、江集团留下的主要的大量的后遗症,正是权势主义、权势思想和权势意识。

那么,什么是权势主义呢?它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何不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用马克思分析历史解剖社会的方法来了解,权势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资本主义之前的管理方式——职权和权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出现是从能够制造劳动工具开始的,人的产生同时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生。在原始社会里,人的劳动是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由此人的生活也是以简单的组合为基础的。随着劳动分工的自然产生,氏族部落出现了,它是人类组合的组织形式,它是适应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可见,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社会活动是以简单的组合来完成的。正好像集体劳动产生了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公有制的必然性壹样,这种社会的集体组合也产生了管理的必然性。也正如生产上的分工产生了职业壹样,管理上的分工也产生了职务。职业的生产需要特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技能,职务的管理也需要职责范围内的权柄和威信。也就是说,管理形式的出现产生了职权和权威的需要,而它们的任免则来源于劳动中的态度和生产上的技能,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在整个人类生活的地位。

这里,根据唯物辩证法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在原始社会里,劳动仅是人们谋求生存的壹种手段,故而管理也仅仅是社会为了图求延续的壹种手段。事实上,如果原始人不是群体生活,那他们又要管理干什么呢。如果原始人在集体中生活,那他们没有管理意识又怎能延续下去呢。可见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劳动和生产,同时也有了人的集体和社会,从而也就有了集团和社会的管理及其形式。当然,社会的产生也正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可见从根本上说,管理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同样也正如在原始社会里,劳动分工的自然性壹样,因各种职业并无重要或不重要的差别,故也无贵贱之分。由此而来,职权的管理,对其对象也就并无强制或暴力的成份,因为它完全是适应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完全是随着劳动生产的变化而游移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对象是指管理的壹个整体对象,至于整体属下的个别单元,则职权乃是有制约、限定的作用,因为职权本身就是管理的壹种形式,而所谓管理,就是负责、料理、照看、约束、拘辖工作的形式。职权又是通过什么来管理的呢?职权是种管理形式,而原始的管理是在原始社会里产生的。它的成立和实现依赖威望和信任,这就是权威,可见职权是种有职责范围的管理形式,而权威则是职权范围内的使人信任而服从的壹种支配力量。当然,历史的延续又使权威引申为某个方面的使人信服的威望,则此延展的概念又当别例。

然而,无论是职权还是权威,它们的作用都是有壹定范围的,这是由职务本身所决定的,如若有超出范围的管理形式,那将不称为职权,而叫作霸权。如若有超脱范围的支配力量,那也不成为权威,而是欺压。可由于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所决定,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何况原始社会低级的思想意识也决定了职权的目的并非为了达到职务以外的有形或无形的东西。

在原始社会里,简单的生产方式,没有剩余积累的经济形式决定了职权的功能是为了管理,为了氏族公社的管理,也是为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它决定生产的组合,产品的分配,认可自然的分工,婚姻的亲配等等。总之职权是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之运而生,且反过来又为“更好地進行管理”的功能而存在。那么职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马列主义指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在壹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会有反作用力。可见,职位作为原始社会简单的上层建筑主要是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因为权威作为集体的某种支配力量将对群体的生产劳动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不断调整的作用。结果,这种在生产能力基础上不断调整的生产关系,最终影响了生产力,促使了生产力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职权的目的则是提高生产力、壮大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协作劳动的基础产生了集体生活的必要,而社会生活的必然又萌发了管理的产生,可管理的形式在原始社会里由生产状况所决定,则出现了职权的产生,而职权的存在又对管理产生了作用,这种作用又将推动人类劳动的发展,促進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引起了氏族的瓦解,产生了奴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职权演变成强制的权力,权威转化成暴虐的势力。这种权和势的集成,最终形成了奴隶国家。可见,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随着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职权也紧跟着逐渐转变成权势,由此,人类的历史也就進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英明地指出,随着奴隶私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化,人类進入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地主作为统治阶级管理著国家。开始,他们是以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分散占据着各自的私地或国土的。可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割据的局面消失了,君主专制形式的巨大民族封建国家形成了。这时,社会的最大权力和势力集中到封建国家机关的首领——国王,即君主的手中,他们同时又变成其所统治地区的最大、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就如古语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是土地私有制的社会,同时也是权势私占发展到顶峰的社会(当然它并非权势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它的经济基础还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壹部分——土地,被逐渐转变为以君主为代表的国有制而已)。这里,从封建主义的定义来源也可以看到,所谓封建主义,即指国王把掠夺、并吞来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信,作为建立藩邦的领地这样壹种社会制度,或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出来的壹种思想体系。可见,在封建主义时代,使社会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而使这种社会得以存在的统治体系则是权势私占制,因为“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个人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来为他们做工。”(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是必然以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这样壹种超经济的强制为前提的,这种超经济的强制是什么呢?就是权势。

那么权势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前面提到的,强制的权力和暴虐的势力的集成。具体地讲,权,这个由枰锤转变而来的词,是指有职责地位的命令和指挥的力量;而势,这个喻无形、漂渺的词,则指没有职务称谓的支配和控制的影响。此两者的集合,则是指权柄范围的有所影响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看看权势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权势的产生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而奴隶社会所以会产生,则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瓦解了原始社会。因此,奴隶占有制度成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支柱,奴隶劳动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职权是荡然无存的,权威也已消失殆尽。因为如果这种职权存在的话,奴隶主又怎么能超出职务范围去占有奴隶呢,这怎么能超越职权的范围去管理奴隶呢。可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职权也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壹样,它也成为私有的权势。

可见,权势的第壹个性质就是私自侵占的自私性。这种性质是在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伴随着生产率的发展,共同的集体劳动逐渐被个体的分工劳动所取代,公有制逐渐由私有制所替换,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逐渐向对抗的阶级剥削社会所演变,从而萌发出来的。这种性质更是在这种社会情况下滋生出来的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思想意识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这说明权势这种管理形式同样是在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私有性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管理方式的专制机能。这种专制机能说明了权势的壹切管理都是集权式的统治,是打击所有异己的力量,扶植各方利已的势力,巩固治者全面的主宰,这样的壹种管理形式。自然,管理形式也并非消极的,它能够在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范围内对经济基础施加壹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通过奴隶国家和封建国家来体现的,它是依靠国家军队、统治机构、惩罚机关等来实行平民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它就是依靠这种作用来维持其经济上的剥削体系,不难看出,权势要达到其私自占据的目的,就要改变职权式的管理,而代之于强暴的权势式的管制,这就是压迫,这就是权势的作用,这就是为经济体系提供前提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以说这种专制性质的管理形式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产生的,并且它也只有在生产资料被某集团社会性地占有,且管理职务已成为压迫强制的手段时才能正式出现。而结果,这种作用的存在,又将与剥削的形式壹起共同促使了阶级的划分、对立和激化,造成了奴隶和农民的反抗、起义,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前進。

当然,这种强制性质的压迫力量并非是道法无边的,它也是有壹定的局限范围的。但它已不是职责的影响所及,它已是今非昔比,不可等量齐观了,它已被大大地扩大了,这种被扩张以后的管辖作用范围,称为权限。所以说,权势又是壹种只有权限制约的管制力量。由于权势的性质所决定,拥有权势的人和集团总是在千方百计扩展更多的权力,拼命地图谋更多的势力。可在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手只能伸到壹定的权势所局限的范围,也许正因为此,使得他们的野心总是得不到满足。

据此而知,权势者的野心总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势力,以维护他们压迫性质的统治,以维持他们剥削性质的霸占,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腐化堕落,以保证他们物质上穷奢极欲。所以说,权势的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机器,是为了保护少数压迫者的经济体系,是为了守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为了促進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当然,权势本身并不能产生私有制,它只能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滋生出来,并反过来影响私有制。这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性质对经济基础能起反作用而不是正作用的缘故。

总而言之,分工生产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又必然会造成管理性质的改变,形成权势式的管治,可这种“天子独尊”的形式,又对社会的管理及国家的治理产生作用,并最终影响了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对职权和权势,这两种管理方式進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该多么的相似:

看,职权是壹种有职责范围的使人信任而服从的,为了社会生产進行管辖的管理形式。权势是壹种有权限制约的对人压迫并强制服从的,为了私有经济進行专制的管理形式。

见此,有人要惊异,其实用不着奇怪,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在共同的土壤里养育出的产物。如果,根据它们的来源再進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还会发现它们竟具有壹些有趣的属性。

首先需明白,管理本身是有两重性的。因为体现管理的各种职务是多种多样的,有行政上的、有军事上的、有生产上的、有分配上的、有中央级的、有地方级的、有公社级的、有部门级的,总之,各种职务都体现著某种管理,都表明在壹定的职务下進行的管理是种具体管理。同时,各种职务还可以相互比较,彼此均等,虽然它们的各种具体管理有着区域、内容等质的区别,但是在它们之间还是隐含着壹切管理所固有的东西,就是它们作用的力量有着某种相等的、同壹的标准。这种标准是从各类职务中進行互相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因此这就称为管理的抽象性。

从这种管理的具体性和抽象性可以了解到,既然抽象管理指出管理的职务是有着某种大小标准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各种内容性质不同的职务,有着某种在相互比较时的同等的基础,某个管理者的管辖在某壹方面会产生相等的作用效果,这就是地位。可见,地位是说明抽象在职务中的,具体管理的作用(大小、高低、广狭、博窄、深浅)程度,所以说,管理的两重性,实质上是包涵管理的质和量的区别,而地位则是联系两者的纽带。

由此而来,也就带来了职权上的二重性。已经知道,职权是这样壹种管理,第壹它是为了解决集体生产、社会生活的组织机构而产生的,因此它能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第二由于职务是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定论,职权不是为了自身的职务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管理工作。

这样,由于职权能满足社会的某个方面的需要,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权威的身份,又因为职权能完成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工作,这又使得它具有某种权柄的职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职责也就不存在身份,有了身份也就明确了职责;没有权威也就不会有权柄,有了权柄也就影响了权威;没有身份,权威没有边际;没有权柄,职责无从论起。可见,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协调壹致的两个方面。

显而易见,职权的这种权威和权限的两重性,身份和职责的两重性,是由管理上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因为每种具体管理都体现出权威的职责,每种抽象的管理也都表明权柄的身份。而地位只不过是表明身份的、职责的等级和范围。

同样可见,由于权势同样是由职权演化而来的壹种管理形式,故而它也由此而派生出它自己的两重性,这就是权力和势力。权力是由具体管理导致成的壹种力量,起指挥、命令的作用。势力是由抽象管理发展成的壹种影响,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地位则是决定两者大小的标准。

综观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和马克思论述的劳动的两重性和商品的两重性,有着如此奇妙的偶合。也许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高明之处,过去人们往往注意了唯物的壹方面,而常常忽略了辩证的另壹个方面。结果现在时时陷入许多困惑、矛盾之中。自然界就是这样,它以它固有的规律迫使人们去了解它、掌握它,而不可能去违背它、脱离它。并且,当剖析职权和权势的运行过程也可以清楚它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商品和资本的运动公式也有着固有的巧合。

职权的壹般规律:管理——职务——管理

权势的壹般规律:职务——管理——职务

职权的规律意味着,它是由管理的需要出发,而到管理的目的截止,为壹个过程。至于职务不过是完善这壹过程的中间环节,当然这是整个运行过程中的壹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没有它作为手段,那么整个管理将是壹句空话。但是它本身毕竟不是起点和终点,这就决定了职务对职权的性质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同样,权势的规律表示,它是通过职务起家,经过管理,从而达到更高的职务。箇中的意义就在于管理由目的变成从属于职务的工具,而职务的地位则成了权势的基础,职务的权力却成了权势的目的,这就是权势在阶级社会里最基本、最平凡、最常见的运行过程。显然,权势者要满足他的野心,开始必须在社会上找到壹种尽可能高的地位,这种地位在奴隶社会是依靠奴隶来获得,在封建社会则是凭借封地来取得,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将是使用金钱来达到。它就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权势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作用。

真是有偶无独,事物的推理常常呈现出某些类似之处。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类同不过是在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進行简单的、积极的、死板的、牵强附会而已,其实理论本身的意义不也就是把众繁庞杂的各种现象進行结晶、浓缩和提炼吗?!事情确实是很简单,然而简单的哲理却常常需要很多、很广、很深的知识才能清楚地明白。

下面分析权势对资本主义所起的作用,及对其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以便進壹步了解这些简单的论点。

众所皆知,封建社会是土地私有,同时又是权势主义得到极端发展的社会,可是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产生,结果最终使得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它与由奴隶占有制及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的初起的权势类型不同,它不再是把社会构成各种复杂的不同等级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它主要是用货币的无个性的权力和资本的无限专制来代替各种各样的世袭特权和人身依附,它在其独特的生产方式下,使得阶级矛盾简单化,把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势不会是以国家为形体的、集中的、专制类型,而是在机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以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私有化为主要形式,以被资本所左右的国家为辅助形式的壹种低级类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指挥、调度、监督等管理的职能是由资本家执行的,这种职能的特点就是它同时又是资本剥削雇佣工人的职能。所以说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不仅因为他拥有资本,还在于他是管理工业企业的权势者。尽管后来,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他又摆脱了直接经常调度监督工人的职能,然这只能说明这种权势方式的管理更加集中、更加专制罢了。

可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再生产,社会产品的不断增多,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更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相容的基本矛盾也就不断尖锐,从而资本主义的国家管理、社会生产、人民消费三者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终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所代替。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驾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58页)可见,这种由生产集中而产生的垄断组织,实质是表示权势主义已从幼年阶段進入了壮年行程,权势者也从占有微薄产品的单个作用不大的资本家发展成积聚有大量财政资本的、能控制国家命运的财政寡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因此更進壹步的加深和增大,结果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又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即帝国主义社会向登峰造极的以国家为范畴的真正的权势主义社会转化。例如猖獗壹时的希特勒德国为首的法西斯社会。

明乎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权势主义,当然,权势主义并不壹定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其产生的土壤并不是必定要由帝国主义而来提供。由此可以明白,过去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实质也就是权势社会的部分特点,这里试列举如下:

1、生产社会化到最高程度。

2、私人和垄断国家的组织交织成壹体。

3、国家机构服从垄断组织。

当然,它应该还有壹些,但仅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权势社会是权势集团(或垄断组织)通过国有化来霸占国家财产,并使用专制的形式来利用国家财产以谋自己私利的壹种社会。不可否认,事物都是辩证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也是生产社会化的形式,社会集体的专制也使得管理的作用得到高效能的发挥,只不过它们都已被垄断组织利用了而已。

同样,权势国家的日益发展加强了垄断组织的权势,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了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了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它使得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它迫使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在争取解放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更加坚决、勇猛,结果它最终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权势社会,它是在社会生产资料由分散的私人所有制转化为垄断组织的国有制的基础上,社会的管理组织转变成私占化的权势形式的情况下,从而产生的壹种专制社会。这时,它的基本矛盾也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不同,它变得更進壹步了,它不再仅仅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了,而变化成生产的社会性和社会管理的垄断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了。

前面讲过,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势依旧存在,不过是种低级类型罢了。如此,它又是怎样逐渐進化到权势社会的权势,这种高级形式的呢?固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的更新,生产产品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允许产生这种过程的基本的必要条件,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各种形式的变化,权势也在不断发生波动和扩张,对此用马克思分析资本积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明白。

所谓权势的扩张,意即依靠强化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权势,从而扩大自己的权势范围或范畴的过程。

和再生产同样的道理,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管理,正如它不能停止消费和生产壹样,随着各个时代人类经济活动的能力不同,其管理范围也便有所局限,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其生产管理限制在壹家壹户的基础上,古代的牛马及海船的简陋决定其政治管理不能跨越超出大海。但是,和生产过程必须经常更新和不断重复壹样,管理过程也必须不停地往复和时常地改革。当然,不管其改革的变动多大,其管理的性质(总的形式)是不会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而轻易变化的。可见,生产过程不仅在于人们能够不断制造大量的新产品,而且还在于社会中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在阶级社会里管理过程也不仅在维持或维护权势,还在于扩张权势。

资本是通过积累和集中而聚集起来的,权势则是经过强化和收买而扩张起来的。壹般来说,其扩张过程首先是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循环运行。职务 —— 权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 ) —— (通过“管理”得到) 权柄—— 权势

第壹阶段是由职务形式转变成管理形式,即掌握控制人、财、物的权力。权势,每个权势均是以壹定地位的职务开始的,或是工作职务,或是管理职务,然后它才转变成权势。这种转变保证了生产和管理得以顺利结合,假使没有这种结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管理过程。当然,如若它不转变的话,也就是说有职无权的话,那么职务形式也就无意义了。

这样,权势在完成势必的第壹阶段后,还必须進入第二阶段,就是权势地位的管理过程的开始,即指挥、支配人力、财力、物力的过程,也即运用权力的过程,这是壹个重要的阶段,因为此时权柄者已通过管理而得到更多更大的权力,创造出新的权限。譬如企业权势者通过安排各个人力、财力、物力,从而得到更多的物品,获得更多的财富,招收更多的人员。简单地说,即扩大或增强了企业,也就意味着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拥有了更大的权柄。当然,在这壹阶段,权势如果发生停滞的话,那就表示权力没有运用,管理没有進行。可见,权势扩张运行的第二阶段是管理形式改变为权力形式的过程。

第三阶段则是权力形式变成具体的职务权势,这是在整个扩张运行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在这壹阶段,权势是通过玩弄权柄的利惠、名声、压力、威力,而获得大于原先地位职务权势的。这结果有两种情况,壹是职务名称未动,活动扩大或影响加深。二是职务提升,接触面随之扩大,地位也跟着提高。自然也有画虎不成而并未获得大于原先职务的权势的情景,那只能说明这个权势者在扩张过程中遭遇了失败。另外也会存在流动阶段发生阻塞的情况,这时未使用的权柄就会被闲置,扩张过程也就要被中断。然而不管如何,于正常发展的环境中,在这个阶段,由于直接产生的权势,那个自私性质的霸欲所要求的权势,而并非是仅仅简单地提升职务、扩大权限的表面事实,也并非是在这种事实中也许蕴涵着社会性质的、民众所需要的职权。所以说,这壹阶段确是根本决定循环的权势命运的问题。

自然在这壹阶段,它的功能还可在于通过利用权柄,第壹、把权势者预付在管理上的权势以职务形式归还给权势者。第二、把管理过程中创造出的新权限实现为权势者的新地位。

这样,权势者顺次经过这么三个阶段而完成了它的壹次循环,并進而利用其结果所得的职务权势而重新开始它的第三次周转。这就是权势的循环式运动。因此,权势也是可看作运动的、动态的东西,而不可理解为静止的事物。实际上,每个权势管理都同时存在着这三部曲,在任何壹个权势者的事业中都会同时有着职务的权位,管理的权力,准备使用的额外的权限。当壹部分权势正由权位转化到管理的权力时,另壹部分权势则已变为新的权限,而第三部分却在形成扩张了的权势地位。它们都是在顺次拮取和放弃这三部曲中的壹种。不难明白,单个权势是如此,整个权势应当也是这样。

当然,权势在進行这样的循环后,权势者还将滥用其得到的新权限以利巩固和加强其地位,这就是权势的强化。权势者就是依靠这种强化以保护自己、压迫他人,同时在这种权势强化的基础上,再不断地扩张其权势,以满足权势者的霸权欲望、以摄取更多的财富、以壮大自己在官场角逐中的能力。

此外,权势者也常通过收买来扩张自己的权势,但它仍是依靠权势强化为前提的。如前所言,管理是具有具体性的。但就整个社会的管理来说,可以大致分成政治管理和生产管理两大类,由此又带来经济领域内和政治领域内的权势两大部分。显而易见,虽然权势管理的不断扩张是以权势强化为条件的,但扩张最快的是直接管理生产的经济领域的权势,其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除政治以外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权势,最慢的方才是政治领域的权势。因此,壹般而言,经济领域的权势应当大于政治领域的权势,经济实力应当大于政治指导,这就是权势扩张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

其次,在实际社会里,即使对壹个权势来讲,它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这两部分中,政治实力即是经济基础,政治指导也即政治目的。可见,这两部分并不是可以完全截然分开的。

可是,从以上分析能得出结论,要使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管理的各部分之间,必须保持壹定的比例,可在事实上,有的权势者政治野心空前地膨胀,使得政治权势超过了经济权势,结果造成管理進行不下去,权势扩张不能实现。反之,政治权势如果落后经济权势过多,也会拖延整个权势扩张的速度。具体地说,当政治管理强于经济生产时,它就会和消费利益发生冲突,使得权势扩张不得不停顿;而当消费水准高于管理供求时,生产发展将会和政治领导发生矛盾,引起权势扩张的延误。由此可以清楚,管理、生产、消费,三者之间恰如壹个三角形,它们各处在其中的壹个顶点上。管理必须适应生产的要求,生产又必须供给消费的需求,而消费也应该满足管理的职能。自然,在权势社会里,由于权势者的本位和野心,这种比例经常遭到破坏,使得这种天合之作的均衡成为壹种偶然现象。在权势社会里,它们只有在遭受无数的波动破坏之后,才可能达到平衡的短暂实现。

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权势的扩张从而过渡为权势者的,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大量地榨取利润供给奢侈享乐的需要,他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地获得权势,满足权势野心的欲望,故而他们采用扩大生产、扩张权势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势主义的特征正是为权势而管理,为权势而扩张,他们正是在把霸权主义的贪欲建立在亿万群众的压迫、蹂躏之上,把穷凶极恶的欢乐树立在广大人民的痛苦悲哀之中,这难道不就是滋生在邪恶的社会细菌上的毒性脓肿吗,这不就是原发病灶在恶化、在糜烂的险象吗?这不就是可怕的肿瘤在浸润、在转移、在扩散,在把人类和社会驱向泯灭演毁的悬崖吗?

有趣的是,在世界上有着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历史都很悠久,可是发展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仅只在以往有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法西斯政权,这是为什么呢?相反令人遗憾的是,在理应成为社会典型、国家楷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出现了向权势主义的变质,不是吗?苏联已走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林彪、江青也险乎乎把中国也推向极权政治的深渊,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呢?

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企图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人是会失败的。当理论和现实发生矛盾时,只有三种解释:现实是虚假的,理论是有谬误的,或是现实条件发生了变化,理论内容需要改進。第壹点是不存在的,至于理论的是否,这里也无庸讨论,现在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影响“表面”现象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事物原来的本质?

由于人的认识过程是由外部现象到内部本质的壹个运动过程,是揭露事物的愈益深刻的本质的过程,所以应该以理论来适应现实,而不可牵强附会地以事实来适应理论。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他全面分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统治的实质过程,因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可是辩证法还说,好与坏、美与丑、高与低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善于全面地、运动地,而不是狭隘地、孤立地去观察,才有可能从对比中发现事物的本质,才能牢牢地把握事物的规律,从而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然和社会的主人。可以看出,垄断仅管没有消灭私人占有的形式,反使其竞争在更大规模和更剧烈的过程中進行,然而它却使生产更加社会化了,使管理和权力更加集中化了。正如在机器基础上达到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是社会向前发展中的壹大進步壹样,这个垄断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能达到管理和权力的相对集中、初步统壹及比较有计划壹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也是比以前的自由竞争要前進壹大步了吗。当然这种生产管理上的集中会带来政治管理上的独裁,并最终导致权势社会的出现。也许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然而事实上,现在的帝国主义不仅是在经济生活上实现垄断统治,还在政治管理中形成两党制,列宁说得好,这种两党制是麻醉人民、消磨无产阶级斗志的工具。同样它也是缓和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强化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然不管它是工具也好,机器也好,它本身并不是制造腐败、堕落的根源,也不是产生剥削奴役的土壤,那么它的本质作用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对它襟若寒蝉,因为类似的问题曾反复在历史上出现过判决,他们断定这个提法压根儿错了,他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个大逆不道之举,但辩证法却顽固地诉说,形相似而实可察。两党制仅仅是种复数的政治领导形式。它和资本家手中的工厂机器壹样,它本身能提高管理效率,可资产阶级的应用却使它巩固资本主义社会,增强对工人阶级的管制,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水平;它本身能监督管理效果,可资产阶级的应用却使它维护私有制的天堂,保证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削弱了社会管理的能力;它本身标志著人类的自知之明,标志著人类对社会管理的自由,可资产阶级的应用却使它把人类处于金钱管理的奴役之下;它本身促使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增加了人类对社会财富的利用,可资产阶级的应用却使它把经济置于资本的随心所欲之上。可见,复数的形式只不过是提供了使科学用于管理过程的场所,使管理具有了有生气的先進性罢了。

马克思在评价工场手工艺的分工时指出:它“造成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壹方面它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進步和必要契机,另壹方面它是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工具。”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和上层建筑中出现的这两个变化不也同样如此吗?它们壹方面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壹方面又都是资产者的工具,垄断是为了增加利润,两党制是为了保证剥削。明乎此,资本垄断是权势专制的前奏,是壹切矛盾尖锐化的根源,是埋葬资本社会的棺柩。但资本主义两党制却调和了垄断集团间的矛盾,维护了各垄断力量的平衡,发展了政治管理的权术,缓解了劳资间的冲突,拖延了资本社会的寿命,迟滞了权势社会的出现。

同样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壹下,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壹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质问题。斯大林曾经十分关切过这个课题,毛泽东更是注意到并力图解决它,可怜的是,这种努力却化为十年的灾难。现在人们认识到,“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是否继续進行革命也是谬误的呢?文革运动是罪恶,如此凡涉及运动都是丑恶的吗?不!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滋养了林、江之流,残害了广大人民,所以它是错误的,因而也反证了要進行真正的革命乃是当务之急。事实上,眼下陆续揭露出的个别的腐败现状也证明了这点。同样,错误的文革也 不该株连到运动这个词的褒贬上吧。自然是在运动中存在,学术是在运动中前進,人类也是在运动中進化,社会也是在运动中发展,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存在着许多自发的运动吗?和平、反战、限核、妇女、等等,不可设想社会主义社会这怎么能没有运动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可再搞那些摧残人类、拖延历史、败坏社会的反進步的逆运动,但如若没有推动社会前進的進步运动,不就是要倒退了吗?不动即退,为了将来,为了明天,还是要有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地球是在不断运动着的。然而壹个符合历史前進的运动,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是无法实践的,仅靠盲目的摸索,即使会有短暂的、虚假的、奇异的繁荣、兴旺也决不可能带给人类以利益和幸福,固然理论的来源又在于对现实的分析,妳要想知道以后的事理,那就要先对现在和以往的史事作番研究。

按照毛泽东的见解,苏联变质的原由是过分强调了建设,忽略了“群众性的”“继续革命”。然也,斯大林确实很重视电气化之类,而苏联领导也大都是大专毕业、工程师或技师出身。如此,由壹个极端走向另壹个极端,“大老粗”者执政造反,搞得混乱沆瀣,十年不振。可见,革命和建设两端都不可轻视,应该平衡发展,协调前進。不然,危险的悬崖就在路旁,左边也是,右边也是,朝下跌很方便,是没有什么神奇的浮力来拯救的,它们都可能将社会带到权势主义的深渊。事实上,这种极端性也等于是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或者反过来把知识和主义对立起来。人人皆知,主义并不等于知识,但它包含着知识的壹部分;知识也并不全是主义,但它也是主义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说,让革命的有管理知识的人担负领导责任是比较科学的,当然年轻化也是壹条,但它不是唯壹的且不是首要条件,因为它仅仅不过是壹个重要的生理上的原因罢了,否则就等于承认“代沟”学说。可老年人却并非都守旧,年轻人也决非都创新,社会矛盾的实质还在更深更幽的境地,它肯定不是辈份或年龄所能左右的,就连革命和建设问题通过苏联和中国的教训,也证明了变质的真正原因并不在这里。那么,它究竟在那里呢?

要解决大的问题先从小的麻雀开始解剖。《人妖之间》(以下简称《人妖》),这部有很大影响的报告文学就揭示了壹个典型人物——王守信,他是如何在中国这块贫穷落后的土壤上开放出“香艳诱人”的权力之花的,确实“王守信(贪污案)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壹定科学道理的,否则她(它)就不能存在。为此对她(它)進行解剖、分析,将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此,就首先了解壹下它产生的原因吧。

王守信所以去贪污,这与它的思想、经历、品行等不无关系,但若撇开这些个人因素而探求这类贪污犯的共性的话,就会发现,不管他(她)们是怎样的人物,都有壹个共同点,就是穷极无尽的物质贪欲,而对于典型的、比较“成功”的王守信而言,还要加上壹条,那就是“强烈的物质贪欲和权势欲搅和到壹起,便不顾壹切了。”并且从其犯罪的活动来看,后者还远远地胜过前者。请看:“她要的是顺从,她需要显示的是权力,疼爱和打骂壹点都不矛盾。”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易使人产生对自己的幻觉了。”这里生动地描述了权势带给某些人的陶醉和快乐,难道这不就是王守信在那时从事壹切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吗?自然,产生这种欲望的基础或土壤是比较复杂的。有人说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小农生产的影响;有人说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有人说是贫穷落后;……。然不管是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会产生并不断产生这些欲望,且由此将决定或影响人们的活动,对这壹点是不会有人存在什么怀疑的。另外众所周知,壹个活动仅有主观愿望是不壹定能达到实践的客观结果的,它还必须具备主体的本身的积极作用和壹定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如此产生王守信犯罪活动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呢?无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给她创造了兴旺发达的温床。可文革的内容很多,有破旧、四大、串连、武斗、造反、夺权、下放、514、四五,等等。具体地说,是哪些东西给它们提供了最合适的时机和条件的呢?文革后又是哪些在继续供给营养和水分的呢?《人妖》中谈了三个因素:壹、夺权,“田凤山倒下、杨政委掘起、张志新出党、王守信入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吗?”当然不是,文革壹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此。固然,权总是要有人掌的,毛泽东的本意也不过是为了能让更好的革命者执掌社会主义的大权,但结果却没想到,即使基层群众中也有腐败、堕落分子在力图入党、夺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执政的党已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党了,它(在动乱年代又可缩指文革小组)可以指挥壹切、包办壹切、管理壹切,且管理又成了有利可图、有欲能填的特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左的思潮和路线的掩盖下,从事党务工作的某些成员已不再满足于领导的职能,他(她)们对引导、带头、建议、宣传等困难而艰巨的工作已感到厌烦,他(她)们想亲自实践壹下管理的功能,不!他(她)们想亲口尝壹尝权令的滋味,他们对舒舒服服地、无忧无虑的享乐发生了兴趣。于是,他(她)们到处插手,出现了重叠管理的状况。这种形式是不稳定的,结果,他(她)们的活动与党的忠诚卫士从事的管理、治政工作发生了冲突。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他(她)不失时机地开始兴风作浪。这股风浪则给社会渣滓的泛起创造了条件。并且这些浑浊的泡沫又助长了夺权的声势,可见双重管理是问题的壹个方面,另壹面就是特权。其实,管理仅指壹种行为,而要保证和证明其正确与否,尚需计划和监督与之配合。可后来党的指示不需要了,因为它们已经两位壹体了。民众的检查取消了,因为它已沦落为多余的“壹致通过”的虚设了,结果胡作非为、随心所欲的特权应运而生了。总而言之,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下,二月夺权风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给坏分子、野心家带去了幸福。这就是制造王守信贪污案的第壹个契机。

《人妖》中言及的第二点是“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非法活动的逐渐合法化,对于道德沦丧现象逐渐习以为常等等。这些现象本身首先掩护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动。” 很清楚,这种状况正是文革的直接后果之壹,也是极左的狂热的思潮所导致的结果之壹 。自然,这种意识的产生和利已思想壹样,是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为什么这种原本次要的、隐晦的卑劣意识竟会上升为普遍的、正当的社会意识呢?固然,动乱的社会给它们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但为何粉碎四人帮后它还继续存在呢?不错,外界的影响、历史的残留是重要的因素,可那些积极的上進的力量又在那里呢?换句话说,负领导职责的共产党的战斗力为何下降了呢?难道这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并進壹步探究吗!

第三,“关系”。“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去观察和研究的就是这个‘关系’”,“在哥儿义气、感恩戴德、亲友情谊等等温情的纱幕下,掩盖著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壹张又厚又密的网。” “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壹碰到这张网就象触电,不灵了。”可见,“关系”的厉害。但当撕破这个隐语的外表,触及它的实质就不会觉得奇怪。所谓“关系”,只不过是阶层的稚形罢了。不是吗?改造和被改造的、整人和被整人的、新贵和“老牛”不都是各有各的关系吗?这种“关系”不是已经超出行业、职务、教养、信仰等等的界限了吗?它不是已将各色人等在壹种新的境遇中都联系起来了吗?也许这壹派和那壹派是无法共患难的,也不存在互相庇护的关系,然它们的成员之间不也是由类似阶级的关系而决定亲疏的吗?因此说,“关系”的存在也如阶级的必然;“关系”的广泛尤如阶级的普遍;“关系”的事业尤如阶级的利益。对此,不难明白,为何“关系”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走样;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扭曲;能使“是非混淆、赏罚颠倒”;能使“真理屈从于谬误,善良受制于邪恶”;这是因为“关系”本身都有着其固有的意识和行为。自然有人也会有疑问,所谓阶级是指在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支配产品的方式和数量不同的,这样的壹些集团。而这里所论及的“关系”和这些又有什么联系呢?确实,在现实中,无论什么“关系”都不象资本家壹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都是通过在经济结构中的管理地位,间接地占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从而以壹种互换有无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产品分配权。这状况与阶级的含意不是有着相通之处吗?固然,他们尚没有形成对立关系的社会性的集团,所以仅仅称之谓阶层的稚形。欣慰的是,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这些政治关系已正在濒于没落、消亡的地步,他们已不可能進壹步形成阶层以至阶级了。可在十年动乱及其后的壹段时间内,这种“关系”曾发展、膨胀、泛滥到何等猖獗、可怕的地步。升官、贪污、盗窃无不需要牵涉到“关系”,甚至营业员和生产工人也能在特定的境况下利用自己管理商品、材料、工具的权限,而加入“关系”的队伍。可笑的是,许多正常人在做好事时也得利用“关系”,以至于连新闻也是由小道转来的要可靠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这些“关系”在提供王守信犯罪活动的场所;在形成王守信贪污活动的保护层;在不断产生著王守信之类的人物。

概言之,这三个历史和社会的条件正是王守信之流产生发展的环境,同时也是他们努力制造、竭力维持的环境,他们和环境就如游鱼和水壹般,和谐而协调地交融在壹起,共同败坏著国家的前途、损害著人民的利益。

此外在《人妖》中,作者还将王守信犯罪活动如何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来,为此進行解剖研究也许能得出饶有趣味的科学结论。

首先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犯罪活动是从夺权开始的,他们自窃取职务之日起就正式地行使职权,占据了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可是在管理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地進行“交换”,“这边投以报桃是依靠手中之权给以物质实惠或是取得其物质实惠的条件,那边报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实惠给予偿还”。“这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的物的交换”。确实,这种“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有广泛的好处,他们不仅可以实现权与权、权与物的交换,甚至可以实现权与人情的交换,以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为交换的资本。对此,《陈奂生转业》就说得非常清楚,为了获得某些人所需要的物资,可以把感情也加以利用,以至使朴素纯真的阶级感情也商品化、庸俗化了。在《人妖》里则更加具体地分析道:“同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民币,经过壹番转移就创造出壹种新的关系来,第壹、债权人从国家变成私人,第二、欠债人欠下的是人情加债务,偿还这种债务的最好方式是债权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王守信方便。”不难理解,这第壹点就是占有、侵占国有财产,变相地据为私有,第二点就是“交换”,不过它不是当场兑现的贿赂,而是以壹种赊欠的形式寻求报答。结果“事情非常明显,每壹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从此,他们就利用这种通过管理、交换、转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权柄和权限,扩张了自己的权势,扩散了剥削压迫的意识,扩大了权势者的“关系”,侵蚀了国家的财富,浸润了社会的机体,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可见,王守信之流的权力流动过程是从职权起始,经过管理,最后得到权势的。这与前面论述的权势运行公式是吻合的。事实上,由于他们是为了权势而夺权以达到享乐 满足的欲望的,所以这就决定他们决不会把职务作为管理过程的必要手段和权利,而是作为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势的出发点;作为谋求私利的阶梯;作为管制人民的工具。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变质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职务或职权本身,那么是在那儿呢?

显而易见,运用职权的管理过程是产生问题的环节,而它又是由意识根源和存在条件所决定的,即:有野心的权势目的提供了动机,有弊端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前者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是现阶段无法消除的,后者是人为的机构的组合,则是完全可以進行改革的。如此,要改革就应先找出弊端,而弊端又在哪里呢?任何壹个结果都可以从纵和横两个方面找到原因,纵向的即现在乃在沿用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横面的即现在的生产资料已是以国有制为代表的公有制,故而事情也就由此而萌发。旧有的管理制度和现在的公有制产生了矛盾,结果它使得国有制不再能真正地代表公有制了,从此国有制就成为管理私占化的基础,成为滋生权势主义的土壤,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会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发生权势使管理逐渐私占化的自然过程:

第壹、由于国有化,管理日益集中在国家任免的官员手中,而公有制本身却要求许多人共同监督管理。

第二、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工作有了明确的分工,它们各司其职、互不干涉,缺乏协调和合作,以至有些工作相互重叠,官僚化随之产生。

第三、分散的、独立的、个体管理状态消失了,代之以国家计划管理下的本位管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管理只须对计划负责,用不着关心社会的供求。

第四、拥有管理权限的干部排斥了劳动者对工作的自由选择,增强了各种人身依附的形式,防止了劳动力的任意流动,从而保证了管理的相对稳定性,并使之成为计划管理的基础。

第五、随着国有制管理的发展,管理干部的专职制和世袭制由此而产生了。

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变质成权势主义,权势意识是动力,生产资料国有制造就了基础,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当然,这里所指的方式包括前面所说的缺乏监督的党和国家双重管理的形式。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无产阶级执政则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壹个主要内容。共产党尽管是先進阶级的执政党,然它也不过是社会上众多政党中占特殊地位的特别重要的政党而已,可社会主义国家却是无产阶级组织赖以公开生存并活动的条件之壹,是无产阶级得以实现其远大目标的切实保证。可见,国家应该是高于政府、政党之上的壹种政体机构,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又是共产党掌舵的壹种政体机构。所以说,党不可凌驾于国家之上,也不可替代政府的机能,当然也不应放弃自己的领导职责。

事情就是这样,以往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今天经过全面具体的分析,有的成了当时的偏见,有的获得了理性的科学的认识。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是仅从表面现象得来的定义,它们的实质都是权势主义。只不过它们壹个是由垄断资本而导致,壹个是由国有制而产生,但究其本质都是将管理方式奠定在私占制或独占制的基础之上的壹种社会制度。所以说,权势主义即是指的这样壹种社会制度,以及与这种制度相应的思想意识。

当然,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也不会以权势的意图为转移的,随着权势主义的发展,将使得权势的独占成了和这种独占在壹起并使这种独占得以成长起来的专制管理下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将使得管理的私占化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化、国有化达到不能与其社会制度相容的地步,将使得权势化的管理和社会化的生产达到不能与其权势的外壳并存的地步。这时权势主义的躯壳就要破裂,管理地位私占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历史上权势社会的发展趋势都是如此,林江集团的下场也是如此。

回忆伟大的十月革命,距今已经六十六个年头了,在这过去的漫长岁月里,社会主义社会历经曲折,前赴后继终于進入了壹个崭新的阶段,它已经没有共产国际作统壹指导,它也不再以某地的革命中心为发源地,现在它将实际作为基点,以探索的态度去开创人类的未来、去肩负起时代和历史所给予的重托。不要担心,它已不再是稚嫩、幼弱的孩子,它将要成熟,它就要冲破乌云,相信吧,光明就在前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人民解放了,思想活跃了,言论自由了,可在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中依然存在着左和右的两种倾向。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了的实践,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出现了怀疑,对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产生了动摇,还有少部分人囿于封建历史的现象,担心中国经过这场浩劫和动乱之后会壹蹶不振、衰弱下去,他们没有看到马列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历史前進的巨大动力,没有了解到人类潜在着的追求進步、幸福的能量,这种思想上的偏见使他们形成了右的倾向。

另外还有壹些人,他们不是用马列的方法、原理去分析问题,了解矛盾,而是用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之类的说教去阻止社会的变革,用权威的地位、绝对正确的身份去“批评”对现实的反映,用骇人听闻的头衔、置人死地的定性来吓唬群众的议论。此外尚有部分人,他们认为社会总是在或左或右地摇摆着前進的,故而听之任之、顺风转舵,他们把左和右的行为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寻找真理的探索。事实上,保守的思想、安于现状的思想是壹种陈旧落后的东西,它对社会主义事业、马列主义的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继续保持这种意识,迟早会受到现实的历史的惩罚的。那么,在左和右的倾向中间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东西呢?马列主义指出,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新的矛盾现象,要从社会现实产生的变化中去寻找原因。

壹、社会结构

人人明白,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的不同在于: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二、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由此而见,社会应是完美无缺的了,可为什么又出现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的阴谋野心集团呢?现在人们将其归咎于为资本主义复辟和资本主义影响,然而马列主义指出,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是资本占有者的总体,那么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何以出现资产阶级的呢?学者们分析,这是由于旧社会残留下的以及外部世界传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致。如此说来,在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之后,其思想意识难道还能长期决定原来阶级的存在吗?显然这是违背马列主义原理的,是不符合对事实本质的反映的。可理论家还讲到,这是因为社会上的个体生产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如此看来,资产阶级不壹定是由资本直接产生的了。那问题又挺简单,只要取消工资制,实行供给制,绝对禁止个体生产,无限扩大集体生产就行了。现实是这种左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可见,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简单的重现,而是在新的层次上的重复。正像在奴隶社会是通过对奴隶的占有,而在封建社会则是通过对土地的占有,在资本社会就是通过对资本的占有来体现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壹样,苏联的社会应是通过对权势的私人占有来体现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权势社会。

现在,人们常将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确实,苏联在国外是打着社会主义漂亮旗号,执行着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在国内是抓住国有化的生产资料,推行着资本主义的路线。然而,它是通过什么来达到这壹切伪装和实施的呢?权势,可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是通过资本来控制权势,再通过权势来压迫工人,保障他们的私有制。这里,权势仅起间接的影响,而在权势社会,权势者是通过权势来掌握生产资料,再通过国有化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工人,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这里,权势已起直接的作用。看看昔日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证中,每壹件事例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径都和权势密切相关。不可想象,没有执政者的准许,大规模的普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怎能发生;同样,没有统治者的变质,资本主义复辟怎么可能。因此说,在权势社会里,金钱也不再是决定性的东西,它已经让位给权势的力量,而自己仅是作为权势的补充,起壹种辅助的作用罢了。

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个体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基础,由于旧有的外来的思想影响,将会产生剥削、压迫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里,将会滋生出壹种权势主义的思想意识。这,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会出现林彪、四人帮的阴谋野心集团的社会思想原因。

因此可以说,革命胜利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已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控制了几乎占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料,可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在戏剧性地捉弄人们,依靠权势和物质并不能压制甚或抵抗剥削、压迫的思想意识,反却变成其赖以发展的场所。可见,权力和物资在抗击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意识中,只能起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要抵御、消灭这种人类邪恶的思念,只有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去占领社会的思想领域,只有用马列主义的不断发展去开辟社会的思想战线才有可能成功。

可是在人民、工人阶级当政的国家里,野心家的阴谋又是怎么能够得逞的呢?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有可能变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势私占制的思想竟会发展到与社会主义思想相抗衡的地步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壹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在于无产阶级的先進性,无产阶级之所以壹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则在于无产阶级的战斗性。那么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他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如此而言,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随着其领导集团的无产身份的改变,由于仍采用原封不动的形式,其革命的坚决和彻底性,相对而言则必然也要逐渐减弱。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实是个伟大的转折点,它使社会進入了壹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它使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取得了自己的权利。可是,由于采取长期的单数形式,使得无产阶级领导集团的优秀人物在这种环境中削弱或丧失了它的战斗力,以至对付剥削、压迫的思想意识缺乏有力的坚决性,有的甚至因此而变质,变成了权势的俘虏,这就是党内不正之风得以漫延的原因之壹,也是林彪集团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之壹。

光荣的昨天不等于胜利的明天,伟大的苏维埃政权不等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平型关战役中的林彪不同于三叉戟飞机中的林彪。现实在挑战,历史给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使工人阶级丢掉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仅管这个巨大的质变使矛盾的新的壹方具有承续性,可长期的单数又使社会中出现保守的因素,以至国家管理人员中会出现权势主义的思想。

俗话说,芝麻不压出不了油,只有逼才能出自觉性、出积极性。当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并不是壹点压力也没有,有在建设中的问题、生产上的矛盾所带来的压力。然而这是那种自然对社会的压力,它与社会内部的先進思想和落后思想在国家管理上的斗争是两码事,因此它只构成对社会生产的压力而不可能给予社会关系中管理人员的压力。另外,还有群众批评、要求所带来的压力。然事实证明,在权势社会形成之前,由于人民对管理人员的信任、由于管理人员的终生制,由于地位悬殊的批评、要求的分散性,由于互相牵连的管理上的组织性,这种下对上的压力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由于管理人员很少受到迫在眉睫的切身的压力,故产生了因循守旧,又导致了对不良思想的抵抗能力的削弱。这种情况又促使了其本人及社会上产生了权势私占的思想意识。当然,这种状况又将促使工人阶级重新产生战斗力。

对此有人问,为什么要有压力才会振作呢?为什么作为壹个阶级就不能产生自觉的革命行动呢?很明显,芝麻所以要有压力才会出油,是由于它本身的油和其他物质的内在结合力。同样,人所以要有压力,由于他本身受着环境影响,存在着新旧思想意识。这种紧密结合著的统壹体,在更先進思想的作用下,将会激发出新思想的活跃,从而保持对旧意识的战斗力。如若没有这种压力,那么现实存在的、历史遗留的落后思想的客观实在的作用,将会诱发出对新意识的压抑力。列宁指出,工人必须“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已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29卷第373页)可见,工人阶级也是人,即使其中的优秀分子也不是神,他们有着進步的思想,可也会带有旧社会的烙印。因此,在存在着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有压迫就会有反压迫,而在存在着对抗阶级意识的社会里,有剥削思想的反扑就会有革命思想的進攻,但若有新思想的压力,就会出现对新思想的质疑、争论,从而出现补充完善原来就现实的更新思想。这种主动向前的间接效果,就是压抑了旧思想的擡头。由此归纳,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意识可以萌发新的对抗阶级的产生,然而当人为地制造壹种横面的马列主义压力以后,可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发展,使工人阶级增强力量以获得了持久的战斗力。可见,无产阶级要彻底摆脱压迫——壹种竖方的上对下的残酷的压力,就必须寻找壹种压力——是种平行的等位的互助的作用。真是,辩证法也实在会玩弄人类,壹方面,人人都有获得解放摆脱压制的要求和希望,而另壹方面,每个人又都有不得不承受压力增强功能的现实和活力。

另外,对此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工人阶级有先進性(这点即使在对抗阶级消失的时候也并没有失去),那么他就必然会有战斗力。也就是说,战斗性不是由社会压力所造成的,而是由先進性所带来的。对此细想壹下就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违背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思想的常识。猴子的脑袋只能表明它比较聪明 ,只有人的大脑才能進行高级的思维活动。同样,阶级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其性质,社会生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先進性,社会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仅仅是壹种横面的联系,而不是纵向的承续。如果说先進性能影响战斗力的话,那也仅仅是指壹种间接的补充作用,而不是那种直接的决定的因果。

当然,话说回来,缺乏压力并不是产生权势占有意识的唯壹原因,国有制也并不是产生权势占有思想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管理职业的形成已是其主要原因之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曾壹再指出,“在公社的组织里,管理不再成为特权,不再成为壹个专业阶层的秘密专制品。”由此可推知,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工作也仅仅是壹种职务、岗位,而决不是壹种终生的职业,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等同的东西。可现在,人们却将它看作壹项专门的职业,是社会上的壹种分工。这里只要回过头来看看,马克屎、恩格斯对手工制造业分工的论述,就可以想见到这种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弊。“手工制造业分工的壹个产物,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当作别人的所有物,当作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和劳动者相对立。”(《资本论“第壹卷,P435》“终身的职业使他壹生束缚于壹定的精细动作和壹定的劳动工具之上。”“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虚的资本家为自己的资本及自己的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自己的化石似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壹般的‘有教养的阶级’为各种地方限制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自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性所奴役,为自己的残缺的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壹专门技能的事实所奴役——虽然他们的专门技能只是在于坐 视现成,无所事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1页)

可见,造成这样的社会分工——终身的国家管理职业和先天性的被管理,也将造成这种状况:管理人员具有国家管理工作的专长,同时这种专长又将转成为终身的为政权服务的专长,即被权力所奴役,从而为权势主义的滋生创造温床。当然,这里所见的为政权服务与做政权工作是两码事。虽然为人民政权工作与为人民服务是壹致的,可这种壹致性来源于管理人员为人民服务是直接的义务,做政权工作是由为人民服务推导而来的间接的任务。

照此,社会分工就是很坏的事了,不!列宁说,“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属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溶(融)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页)可见,在对抗阶级的意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专门家的意见和指示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即使在现在,社会分工也是必须的,但那种把国家管理作为终身职业的现象应该废除。对此,我们的党已经了解到这壹点,从而果断地做出了决定,采取了英明的措施。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29卷第87页)中说,“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过渡到完全消灭国家的任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壹、使每壹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执行壹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包括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整个事务和壹切部门;第三、采取壹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从此看出,终身制的废除使国家管理职业有了“破”,那么“立”呢?即如何采取慎重选择的措施来推选新的管理人员呢?可见,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壹种改革。也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该怎样才能形成以利这样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参加管理的稳当而合适的状态呢?又该怎样造成壹个比较大的对管理集团的压力呢?即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势思想的漫延和猖獗呢?这里可以根据辩证法中形式对内容的影响作用的规律:复数的形式能使内容发展,单数的形式能使内容稳定的原则来考虑。因此,为使政局安定,国家管理集团只应有壹个,为造成互相作用的压力,社会管理集团则需要二个。即实际管理由壹个集团执行,另壹个可能管理的团体则收集意见、征求需要。诚然,这二个集团都需是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所组成,不然就不成为社会结构为马列主义的复数形式,而是对抗社会的内容双数所决定的形式了。可见,利用这种复数的形式,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将在对立面矛盾抗争中迸发出来,优秀人物将在人民内部矛盾的竞赛中涌现出来,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将在两个集团的矛盾竞争中取得发展。

也许在这里运用单数复数的概念使人很不理解,因为单数复数是指事物内的对立、同壹的矛盾内容所对应的形式,而这里解释的却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能混用吗?首先,澄清统壹和同壹的概念。壹般来说,统壹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在同时同地的壹种关系,壹个情况。它是指事物内部对立面各方的互相依存、互相联接的同时性概念,是相对于互相对抗、互相排斥、互相差异、互相殊别的对立的矛盾(面)而言。而同壹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在发展变化中的壹种状态、壹个层次。它是指事物内部运动结果的互相否定、互相渗透、互相合作、互相贯通的变化性的概念,是相对于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发展的矛盾而言。所以可以说,统壹是对立面平行方面的静态概念,同壹是矛盾竖直方向的动态概念。

其次,看看两类矛盾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抗和非对抗的性质。可既然是矛盾,就是指对立的双方,那么这非对抗性的对立双方该如何解释呢?其实,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本质上是对抗的,所以这种矛盾的对立双方(不是指矛盾本身)从始至终都壹直是对抗的,而非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的双方本质上不是对抗的,所以这种矛盾的对立双方是有壹定的条件或受到壹定的作用(绝不同于矛盾本身存在的条件和作用)才得以存在的。由此可见,事物在其内部可能存在着某二个部分,他们本不应发生冲突,可有时又会发生冲突,这时这种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即叫做非对抗性矛盾。

这里又出现了另壹个问题,即为什么事物内部竟会存在着这种能产生非对抗矛盾的两个部分呢?很简单,由于事物总是由矛盾所组成,那么当某壹事物内部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非对抗性的矛盾。反之,事物内部若没有非对抗性矛盾,也肯定会要有对抗性矛盾,否则就不能解释矛盾的普遍法则。当然,有无对抗性矛盾并不是存在或出现非对抗性矛盾的唯壹的绝对的条件,同样,事物除有上下、大小之分外,还可有内外、表里之别;除有前后左右之分外,还可有涵、延、集、属之别。即是说。事物除可在广度范围内進行对等的划分,还可在深度范畴内進行隶属、承续、断裂、阶段的区别。由此可以理解事物内部的对抗性矛盾,其对立面在本质上是对抗的,则必定是指占有各自深度的、在广度范围内進行划分的两个侧面。反之,在深度范畴進行区别的两者,因其间是内含、示表的关系,故它们本质上是壹致性的,则此两者就应是非对抗性矛盾的两个方面。至此也就清楚,所谓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是指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内部的广和深之间的变化。

另外还须注意,既然这两种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那么这二类事物所呈现出的形态也肯定是不相同的。对具有对抗因素的事物,其对立统壹是指相互对抗、相互关联的制约关系,其矛盾同壹则是指相互斗争之后的相互否定、相互渗透的短暂状态,这是由于矛盾双方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缘故。那么对不具有对抗因素的事物,其对立统壹应是指相互殊异、相互结合的整体关系,其矛盾同壹则是指相互转化之后的相互合作、相互贯通的等同状态,这也是因为矛盾双方本质上不是对立的,是有共同之处的原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实质上都是矛盾。不过由于其中壹个有对抗性性质,壹个没有,因而它们又具备有自己特殊的、不同另壹者的情况和规律。这种对抗、非对抗的性质来源于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对事物若用平行的观点(眼光)去分析将会得到对抗性的两个面,但如从竖直的角度去考察将会得到非对抗性的两个面。

固然,这两种矛盾可能发生转化,即对抗性矛盾没有向其同壹状态发展,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或是非对抗矛盾在壹定的条件下逆转为对抗性矛盾,而不是达到这种性质的矛盾的同壹。当然,各类不同的矛盾,其发生性质转化的特定条件也不尽相同,研究这些条件将是马列主义的壹个重要课题。当然,尽管这种转化的条件并不壹致,然要防止出现这种转化,除了阻止这些具体条件的完备外,根本的仍是要激励事物在其原性质的矛盾上发展、同壹。也即是说,为防止矛盾性质的转化,必须促進矛盾各个侧面的转化。同样,要破坏已实现的转化,除了创造产生逆转的特定条件,还必须促使矛盾侧面的各自性质的变化。可见,转动的陀螺能保持自身的稳定,纵向发展的事物能保持其矛盾性质的牢稳,马列主义的不断发展、丰富,能避免社会在剥削、压迫的历史上進化,从而保持中国政治上的安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大量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都是属于非对抗性的,因此在这里试举几例,以解释以上这些枯噪生涩的理论。

工人和农民。从他们的形成历史、生活和生产来看,都是顶柱、基础的关系,故两者不是敌对的,然又是有差别的。他们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是个统壹体,可差异又会引起矛盾,这就是个体生产和社会生产,自足性和公共化等等。这种矛盾的解决依赖于工农之间的合作、团结,其结果是双方的生产、生活趋向壹致。

民主和集中。两者是从属关系,故其本质不是敌对的,然既是壹个统壹体的两个侧面,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在壹定条件下会产生矛盾,即摆脱约束的自由和集中的冲突,强制命令的纪律和民主的斗争。它们的同壹则是相互促進、相互补充的壹致性。党和人民。壹个是领导团体,壹个是其得以产生的源泉。两者是隶属关系,它们本质上不是敌对的,然其间存在着矛盾。有人否认这壹点,那么要问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党和人民的团结呢?有人扩大这壹点,因此得出党内存在壹个官僚阶级的错误观点。所以说,对此既不可抹煞也不应夸大,必须实事求是地给予正视,必须通过某种改革形成壹种局面,来造成壹种固有的发展趋势,从而密切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光喊口号、仅提要求、表态许愿、定律惩戒、……,用意识代替存在,以此来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宣传就不需要,而是说,宣传必须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進行,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可见,要防止再出现文革期间的错误,必须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促使两者的矛盾达到同壹。

当然,壹般来说,对抗性矛盾大都是主要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大都是次要性矛盾,可有时也不尽然,当事物内部不存在对抗性矛盾时,非对抗性矛盾将上升为事物的主要矛盾。当事物内部呈现两个对抗性矛盾时,则必有壹个是主要的,是事物本身的。壹个是次要的,是事物属下的某壹侧面的。譬如,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集团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吞并另壹者的大鱼吃小鱼的矛盾,则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的对抗性矛盾,然而这并不是社会本身的主要矛盾。

固然,由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实质都是矛盾,都是由长久对立的、或略有差异的侧面所组成,那么每壹个侧面也都会有在整个事物的内容和形式下面的各自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而且由于矛盾的法则适用于对抗性或非对抗性的任壹种矛盾,所以,由矛盾规律所推导出的单数、复数,横面、纵向的规律也适用于这两种性质的任壹矛盾。

同理,由于内容是决定性的,那么在矛盾对立阶段,当矛盾的各个侧面在斗争或转化时,引起矛盾各方的内容在程度上改变,也将会造成矛盾各方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矛盾的层次不同,其复数的表现也不壹样。

下面,将从党的发展历程来说明这个道理:

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也即是说,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式,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

可以看到,任何壹国的共产党的建立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形成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最后组合,从此完成的。这时,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的先進性赋予刚诞生的共产党以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由于它的人数很少,而且很分散,所以它对社会主要是起启蒙的作用,对革命主要是起宣传的作用,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主要起开导的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运动,革命的兴旺,党的组织逐步壮大了,同时也由于无产阶级的兴起,人民群众的觉醒,社会上已出现了壹股有目的、有方向的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潮流,这时党使得这些思想发展到有组织、有策略的斗争上去,也就是说,起了引导的作用。它具体反映在,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且在这历史关头,教导人民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从而发展自己的组织,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紧接着时代的前進,党的组织已极大的强盛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已進展到武装的革命战争中。这时,党已有破坏旧社会的实际行动,有了对人民群众的极大的号召力,有了对正义战争的控制效能,有了对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它具体反映出,在革命战争中党掌握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物资;在人民军队中党占据了指挥命令的权力;在地方政权中党处于首领的地位;在同盟军中党承担领袖的职责;……总而言之,党不但由于它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故从头到尾都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而且还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式,还自始至终都绝对领导了夺取胜利的革命行动。当然,革命的進程并不是平坦的,中间有曲折、反复和失败,它是党内不正确思想和左右倾路线所造成的,革命胜利的结果说明了这些不良思想和错误倾向并没有占据党的贯彻始终的主导地位。所以前面所说的党的逐步发展是主流,其中的错误从整个党史来看,则是支流。

由此综合归纳,由于党是先進的、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所以它经历了研究小组——诞生——壮大——执政地位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党是科学理论的思想形式,所以它还发挥了开导——引导——指导的作用效能。可见,党的领导是指党在思想上处在领先的状况,在实践中处于具体指导的地位,在行动上处在革命运动的前列。

由此可以说,由组织性质所决定,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不断发展的组织形式,同样由思想实质所决定,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不断進步的领导形式,这就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层次不同,故各个层次的形式也随之不同的缘故。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作了深刻的表演,他们利用人们对党的信任和热爱,以及对党的领导实质的忽略,提出指挥壹切、调动壹切、命令壹切的口号,進行了控制壹切、掌握壹切、夺取壹切的行动。其实毛泽东曾英明地表示,在四个伟大的口号中,只愿意接受壹个,即伟大的导师。现在对这种极左的思潮已明确是错误的了,可由于对领导实质的明确不够,所以还常有反复。不是吗?有些人将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原则作为武器,这里,原则不再是坚持的限制词,而成了斗争的大棒,起了帽子的效能。这样,原则的坚持不再是衡量言论、行动的标准,而变成抽象的、壹成不变的、固定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对这种左的思潮难道还不应该加以更正吗?当然,对另壹部分人以错误观点来否定四项原则或是超越四项原则也须加以纠正。

事实上,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并不是党的领导实质,而是由这种实质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从而形成的党的领导实质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对此,毛泽东早期在《井岗山的斗争》中,关于战争时期的党的权力是这样论述:“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壹边。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可见,党的领导实质不是指它必须为争夺权力地位而斗争,也不是指它应该放弃权威地位而去斗争,就好像无产阶级的斗争既不是说为了自己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是说用不着去争夺生产资料壹样。而是说,对待权势,共产党人由于远大的目标所决定,必须不被其所利用,不能为自己而占有它。同时,由于斗争的需要,必须利用它、掌握它。当然,以纵向的眼光看,这种领导权力将随着各个时期的领导目的和作用的不同,也在发展变化。

另外,党在革命斗争中模范带头的先锋作用也是党能够起到领导作用、处于领导地位、执掌运动权力的壹个因素,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战斗性所决定的问题。虽然到社会主义时期,由于消除了压力,使其作用相对革命战争时期有所减弱,可在社会诸集团中仍不失为最有战斗力的团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战胜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原因之壹。

如此而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由党的领导实质所决定的党的领导作用、领导地位、领导权力是什么呢?会不会有什么形式上的变化呢?同样,由党的组织性质所决定,党的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壹种扩张主义的论点,认为当共产党执政以后,应该向外扩展,朝外国输送共产主义,以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这种观念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动的,可它为什么错呢?理论家说,社会主义应靠本国人民自己去争取,外部的影响不起决定作用。确实共产主义是人民自己要走的必由之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强行逼迫人民去走的。同样,外国的社会主义也应是它自己的人民在社会实践的摸索中必然会行的方向,任何外来的行为都是替代不了的。救世主是不存在的,任何打着共产主义旗帜去干涉、侵略别国的人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当然,这并不否认给他国人民介绍马列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作用,因为这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横面作用。可见,那种扩张主义的观点是把事物的横面作用看作事物的纵向发展。常识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不能超脱它本身的范围,事物的变化不能脱离它本身的基础。化学反应离不开物质,元素衰变离不开能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复杂多样的世界。某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它本国的社会环境。那种企图从别国去寻找本国共产党发展的理论决不是马列主义的观点,而是壹种赤裸裸的侵略逻辑。那么,执政的共产党发展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人们:矛盾——同壹;在新的高度的矛盾——同壹,是世上万事万物的必然规律,由这种规律所决定,矛盾的形式也呈现:复数——单数——复数的状况。

可以看到,旧社会是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殊死搏斗过程来呈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新社会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剥削阶级作为壹个阶级的实体被消灭了,与之相依存的被剥削阶级流的身份、地位也同时发生了变化。社会呈现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壹体化的结构。这种同壹是不长久的,随着时代的前進,社会主义社会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如若听之任之,将会向消极的方面转化,形成另壹种形式的压迫导致剥削的对抗社会,即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与以权势主义为指导的权势阶级相对立的权势社会。对此,当代的苏联和林彪四人帮的出现,就提供了证据。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社会就必定会导致出权势社会吗?难道人类就永远摆脱不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对抗性社会吗?不!持这种观点是简单、庸俗的進化论思想,它否认了人的能动因素。达尔文发现進化论并不是要人们无目的地進行自然竞争,而是让人们了解壹个自然规律,并利用这个规律去创造许多符合人类需要的新品种。同样,马克思揭示事物的矛盾规律并不是让人们听任事物的发展,也不是让人们无理想地服从社会演变,而是让人民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个规律去改造世界,将人类推向共产主义社会。如此,应该怎样才能准确而恰当地利用矛盾法则去指导实践,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阶级社会的发展既然呈现:两个集团的矛盾 —— 两者互相否定的同壹 —— 在新的阶级社会中两个集团的矛盾,……。那么,对这种现象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改动壹下,变成:剥削社会中两个集团的对抗矛盾,通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人民范畴内的两个集团的矛盾。如若这样,不就能使人类由剥削社会的历史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长久而稳定的发展中了嘛!可见,若把社会发展的结构形式变为:剥削社会的复数——人民大众的单数——社会主义的复数,将能有效地防止另壹种对抗社会的出现。不难明白,所谓剥削社会的复数是指代表各自阶级两个集团,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数则应是指代表人民中两种意识和思想的两个马列主义政党。对此,许多人会说这是荒诞不经的结论,因为它反对了党的统壹,取消了党的领导。可是毛泽东说,民主是手段,那么集中不也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么。当在壹个新时期,那种曾对历史做过贡献的手段、工具不再起作用,反却有所妨碍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改换壹下?当然,这种改动不应是涣散工人阶级组织,破坏工人阶级在马列基础上的团结,而应是有组织的整顿。这只不过是将工人阶级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争执通过党派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这种矛盾的揭露来维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的团结。

同样,绝对的实际执行的权力,是党的领导实质在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表现,它是对阶级敌人進行镇压的必然需要。那么它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仍然需要呢?在社会主义时期,于生产关系范围内,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防止转化为敌我矛盾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的、是先進的生产力的代表,这种先進性是基于社会化的先進的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先進性并没有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而受影响。当然,无产阶级也是有两面性的,列宁指出,工人还有“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29卷 第9页)。所以壹方面要阻止扩大、增长无产阶级消极面的做法,另壹方面也要反对看不到无产阶级是社会诸集团中、在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重任中,是先進阶级的错误。总之,由于这种先進的因素,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進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而且由于马列主义是最正确、最科学的革命理论,则它还有能力始终处在思想上的领先地位,即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進行社会主义的领导。

那么,由这种领导实质所决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形式是什么呢?第壹、领导目的不再是夺取政权,而是四化建设。二、领导作用不再是指导武装斗争,而是对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進行指导、对防止和抵御内部的外来的权势思想资本思想等提出有效的建议。三、领导权力有制定正确国策的权限、有下达正确指示的力量。四、领导地位,两个无产阶级集团共同执政的地位。

这里对最后壹点可能有人会疑惑,其实由其领导权力可知,共产党必须执政。由领导作用可得,要保持正确有效的领导,共产党的形式应是复数。可见,壹个共产党调节整顿或分离重组为两个,并不损害党的领导,反却坚持并改善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样可见,两党制也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它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就好像刀子能作凶器,也能当作生产的工具壹样。至于资本主义两党制所以丑恶,那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所决定,而两党制作为形式只起影响和维护的效能。

自然,还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党的发展必须分裂为复数?为什么社会矛盾的复数形式应用政党的形式来表示呢?可以看到,所谓政党壹直是作为社会中壹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是作为社会内壹些集团组合的机构团体。那么作为整个社会的统治力量的标志,决定社会性质的统治组织的机构是什么呢?是国家。因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集中为有形的集团。”(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可以看到,革命斗争时期,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有两种意见分歧的互相共存的不同派别,甚至可能还有按行业划分的宗朋团体。当然这些意见争执是党内矛盾的反映,当这种矛盾合理发展时将能导致党的前進,可若矛盾不能稳妥解决时将会导致矛盾的转化,引起对抗性的路线斗争。那么当共产党发展到社会的统治地位时,党内矛盾各方的位置也将随之上升。不难明白,由于内容决定形式,当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马列主义取得社会统治地位时,其整体的代表形式也将不再弥留在原先用来对抗的政党组织的形式上,而是发展到政权的执掌形式、社会的集中形式上。具体地说,发生这种变化的结果应是马列主义的统治形式,工人阶级的专政形式——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原先的马列主义政党。而原来的党内矛盾的各方面也应随之发展为政党的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范围内的复数政党形式取代了革命战争时期政党范畴内的意见争执的形式。可见,在社会主义时期,复数共产党形式对其代表的马列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质并没有影响,相反,它却使领导的层次、高度有了发展。因此可以说,这种两党制并没有反对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通过形式的变化来改善和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当然,也许不发生这种变化,那时社会是将出现这么两种状态。壹、执政党和国家的壹体化形式,即由党组织下达指示,通过政权机构去执行。这点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初期并没有坏处,可这种长期的单数带来保守,即党的战斗力被削弱,因而有可能产生权势主义的思想。二、执政党和国家处在平行的位置,即党通过其成员控制社会,国家通过政权管理社会。结果将会发现,这种复数有变化性,是不稳定的。即不是党失去其领导的作用,就是国家丧失其管理的效能。可见,当树立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掌握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权威时,还必须把党变成能通过互相争执,向国家提供正确意见的形式。即决定管理权位的“人大”的单数中,添加上能发表意见或指示的党的复数砝码。结果能使社会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安定地发展,能使人民的思想在生活稳定的基础上健康地提高。

由此得出结论,马列主义体系的思想形式和工人阶级整体的代表形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由其内容所决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即小组——政党——国家——领导——专政的变化过程。

当然不可否认,事物的结果除了含有纵的内在因素外,还会有横的外来原因。这里就又回到社会上的问题,下面将進壹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这壹点是确定无疑的了。然则,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

大家知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剥削阶级作为阶级的实体已被消灭了,那么被剥削阶级的身份不也发生了变化吗?可见,所谓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质上是指工人阶级。然而有的理论家说,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对抗阶级社会,它存在着对反抗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这点在社会主义的初期是确实的,可若将其定义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却未免太武断了。照此言来,旧社会与新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壹批人压迫另壹批人,最多不过是个多数与少数的问题罢了。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消灭阶级,而不是为了取代压迫者的地位。可现在是从壹个阶级对抗的社会换成另壹个阶级对抗的社会,这不是很奇怪吗?可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人人皆知,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必先解放自己,然在解放自己以后不可忘了,还得要解放其他阶级,其中有别的被剥削阶级,还有已往的剥削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性。他们有最宽广的胸怀,是全人类的救星。然而,要解放已往的敌人,靠压迫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不!只有在纵的方面消除他们存在的基础,在横的方面以马列主义的发展来抵御经常不断的影响,才能得到解决。同样,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生的对抗阶级,必须在纵方消除依赖权力实现自私自利的野心,在横面以马列主义内新旧思想的争执来抵御剥削压迫思想的萌芽。对于第壹点,可以废除干部职业,不把管理权力和干部职位交给专门的壹批人永久掌握控制。对于第二点,可以用两党的争议来解决。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在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了不同作用,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然而它们不再是对抗性质的了。

是吗?现实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对此,难道可以取消阶级斗争吗?可以看出,这类分子的出现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剥削压迫的思想而造成的,它们处于个别的零散的状况,也即是说这些人物不能作为某壹个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再存在对抗阶级的实体,然却保留着对抗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反映。具体而言,就是剥削压迫的思想和反剥削反压迫的意识,就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国家按照法律的打击行为。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是指这么二个内容:壹、是思想范畴内的对抗阶级意识的斗争。二、是横向的外来的影响。由此带来的个别分子的反抗及对其的镇压,这时它已不同于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指壹个社会集团与另壹个社会集团的殊死斗争了。这壹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预言,证实了社会主义是由剥削社会迈向无对抗阶级社会的中间阶段。因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既不是对抗阶级的社会,也不是无对抗阶级的社会,而是壹个过渡社会。

十年浩劫的历史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可即使现在壹提阶级斗争,人们还误认为是两个对抗阶级实体的妳死我活的搏斗。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阶级实体的斗争。如若有的话,指的是什么?地、富、资本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他们的存在基础,那又怎能幻想他们依然在具体地存在呢?如若否认这壹点,不就是否认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成果?不就是否认革命前辈数十年的流血斗争吗?至于毛泽东晚期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被证明是不存在的,如若有,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岂能安稳执掌政权呢?自然,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会转化成权势社会,但防止可能出现的现象,却用斗争真实存在(其实是幻化的、虚拟的存在)的手段,这难道不是绝对化、扩大化了吗?

当然,社会主义还是存在着对抗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斗争。对此有人会问,既然有阶级意识怎会没有阶级存在呢?确实,存在和意识是个统壹体,然在这个统壹体中,存在是第壹性的、决定性的。因而有阶级存在就必定有阶级意识,然思想总是先以行动产生,意识总是先于存在出现。并且,思想也总是后于行动摒弃,意识也总是后以存在消逝。而且事实已证明,这种剥削、压迫的阶级意识在社会上残留,正是产生权势主义的内部原因,同时它也是作为壹个阶级而不是壹群神仙,必须在压力激发下才能焕发出战斗力的基本依据之壹。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消灭对抗阶级实体,却仍然保留对抗阶级意识及其反映出的零星的散发的个别的对抗社会主义分子的过渡社会。马列主义指出统治社会的政治组织是国家,而国家的效能有人说它是“维护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统治的机器”(列宁)。当然,国家是起源于阶级对抗,然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均有很多论述。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的国家,它分二个阶段。壹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立之前,它主要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防御外来的侵犯。二是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时期,它主要起经济组织和提高文明的职能。因此,即使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形式还是要保存的。

鉴于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仍然存在的出现社会性质转化的可能。因此可以说,在此阶段国家还应有防止把权力据为私有的基本任务。如此,既然已经明白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那么又该如何提高它的效能呢?

现在的认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即指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人民民主专政,那种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割裂开来的想法是要不得的,那它们是否能划等号呢?如此可能也太绝对了,其实,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上的民主和集中在国家政体上的反映,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统壹体的和谐而密切的两个方面,它们是指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和统治以及人民大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实行这种推翻时,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壹事业中,在争取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壹个阶级,即城市工人和壹般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可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列宁文选,两卷集,二卷,第591页)可是由于历史的发展,结合特殊的社会条件,又产生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扩充和发展,它進壹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更加完善了它的性能,改進并增强了国家的作用。诚然,体制中的这种基础和提领之间是统壹的整体,然而如前所言,既然两者是壹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那么就可能产生矛盾,尽管是非对抗性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什么条件所作用,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呢?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事物内部发生矛盾的条件,有的人看不到这些条件,因而得出错误的必然的结论,有的人无视这种条件的存在,因而持着保守的与现实脱节的认识。实际现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中,造成矛盾的因素是管理上的复数,指导上的单数,不是吗?在社会管理中,党委可以包揽壹切,而行政人员也可指挥安排,然决定意见,提出主张的只能是党的专门人才,由于复数可以带来发展,但用在不当的形式上,却带来动乱,结果使得国家管理经常处在动荡混乱的状况,而单数则可以带来稳定,但它放在意见主张上,只会造成没有选择余地的状况,或者是壹片赞扬,绝对正确,或者是壹旦有谬,株连九族。结果,这种形式的稳定,使得其内容在正确的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对此,下面试举社会戒律标准问题来说明这个道理。

国家法律是公民必须遵循的准则,它由人大决定后就不轻易更改。而党的政策则是党用来治政的指示、意见,它是党的机关根据理论按照实际制定出来的,它随着情况的变动而经常修改,逐趋完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把政策当作意见的却是根本没有,实质上它已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和修删,从而使社会管理的限制成了复数。在五七年之前,国家法律并无右派壹词,可在党发动的壹场运动中,右派分子成了国家的罪人、人民的敌人,受到管制、流放、刑事。在此,难道政策不是国家大法的补充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宪法早成了壹文废纸,而那些朝三暮四的讲法、文件,竟成了人们行动的标准和指南,难道这些冠以领导头衔的所谓政策不成了法律的修改和替换吗?即使在现在,人们壹听到“唯恐天下大乱分子”的出现,及对《苦恋》的批判,就感到心惊胆战,为何?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变幻不定的政策,不必通过人大就可能又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了。确实不必多,只要在档案中滴上那么壹点就足以使妳永世不得翻身。当然,这种补充的意见和作用的对与不对,又当别论。可见,现在只有改革国家体制,造成管理的单数、指导的复数,才能确定法的地位,发挥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能,改進党的工作,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

自然,目前的体制所产生的非对抗性矛盾并不仅指这壹点,这里再举二例。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了主人,国家由人民中的先進阶级内的优秀分子所管理。因为公民是社会的基础,他们可以且愿意有选择和监督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人物管理自己的权利。而管理干部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先锋队中的壹员,他们必须并应该有为人民大众管理国家的义务。所以,两者是心心相通的,是从事共同事业的统壹体。然由于社会上仍旧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思想意识,由于长期从事管理所带来的保守和因循守旧,使得受委托承担管理责任的管理者和愿意接受管理任务的被管理者之间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和干部的矛盾、官僚主义和群众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将呈现使共同事业得以前進的同壹。然而,要解决这些矛盾,依靠要求、自信或个别人的不懈奋斗等主观努力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接受客观规律,造成壹种状态,使得人们的努力在这种状态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使这些矛盾能不断地迅速地有力地得到发现和解决。而这种状况就是工人阶级内的两个集团的非对抗性抗争、争议、竞争。可见,要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效能,要改善国家的管理工作,也需要采用社会主义两党制。

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将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的观点,以后列宁又发展了这壹观念。他具体地实践了“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就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恩格斯)。可见,国有化是公有制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这壹特定环境下,两者是等同的、统壹的。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由于失去压力的管理人员长期甚或终身占据着权势地位,因而两者可能产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变成为管理阶层而不是全民所服务的了,此时若不采取积极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非对抗矛盾,它将会发展转化成对抗矛盾,即有些人把国有化的生产资料通过管理权势的控制变相地据为私有,也即权势社会内的生产资料的权势占有制的内容取代了公有制的内容。

对这种事物矛盾性质的转化,用堵、阻、强制的办法是肯定不行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告诉人们,用主观的思想愿望去改变客观的事物发展,只能是螳臂当车,没有成效的。如此就毫无办法了吗?不!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错误的。问题是,人必须利用事物的发展规律,加以引导,造成壹种局势,使事物的发展方向能顺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发展。简言之,就是主观能动符合自然法则时,就能用到点子上,才可影响(即反作用)事务的進化方向。可见,人永远是现实的奴隶,他不可能违背自然存在的事实。然而,人又永远是自然的主人,他总是能够适应自然、控制自然并改造自然。啊!人真是世上万物中最高明、最伟大的生灵!

话说回来,防止或根本杜绝矛盾性质的转化应用什么办法呢?可以看出,由于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为阻止事物内的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必须促進事物内原有的非对抗矛盾的发展、运动。同理,为防止社会上敌对矛盾的产生,必须促進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侧面的不断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是说要不断地发现并解决经常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指靠某个救世主的明智和仲裁,而应该制造社会主义范畴内的两个集团,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法律的控制之下,通过新和旧的斗争来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防止它通过国有制的形式转化为权势制的内容。

如此而言,要较好地解决国家体制中的缺陷问题必须采用两党制的形式。那么它会不会带来政局的不稳定呢?

这里分析壹下十年动乱的根本因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改革不但不会使政局不稳,反而会使国家在政治上保持更加长期稳固的安定。

在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在答辩中说,她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要求,为此翻出54年的宪法来证明,审判她的反革命行径是违反了国法。当然,反驳是无理的,狡辩是徒劳的。但此际要问,为什么在文革中,从上至下的人都忽略了大法,抛弃了国家机构,反却去相信什么文革小组的绝对权威呢?因为人们相信党,相信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就是说,壹个错误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林彪、四人帮得以纂党夺权的机会,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如此,理论就没有实施价值了吗?不!极右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怎样使国家的管理在正确的马列理论的指导下進行,也即在实施之前怎样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真理。马克思说的好,“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可见,在国家体制中采用指导上的复数,管理上的单数,能使政局更加稳定。而过去那种管理上的复数,指导上的单数,只会使国家时时陷入动乱之中,使群众经常处在惶恐之中。

事实的规律常常在惩罚人们的习惯看法,过去人们采取壹党专政制,却常常使社会出现反复,以至影响和延缓了社会的進步、国家的发展、马列事业的前進。可以预料,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将会扔掉世俗的观点,摆脱习惯的束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突飞猛進。

因此,要实现政治上的长久安定,必须实行结构上的调整、体制上的改革,组织上的整顿,思想上的提高。这种改革和整顿就是社会主义两党制。

虽然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但若不根据时代的变迁進行相应的改革,那只能是癡人说梦。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列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P26——P27)这里,将上面所述的進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依据之壹。在社会上产生权势主义,在管理上滋生权势思想,在党内出现权势意识的基本因素(内因),和主要原因(外因)归纳成下图:暂时无法上传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明确了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是实践,然而实践却不是真理的唯壹来源。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共产主义并未被实践所检验过,这种认识和推理的荒谬是无庸多言的。

确实,认识是实践后的产物,是事实发生后人们的看法,而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故认识和真理属同壹个范畴,然真理又是认识论中的最高层次,它不仅区别于那些错误的经验,而且还脱胎于那些浮浅的认识,它是对现实進行慎密、周全的概括,对实践進行科学总结所得出的理论中的正确结论。固然,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实践是首要的、基本的东西,而理论则是来源于现实和实践,并反过来高于现实影响实践的东西。因此,没有对现实和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只会有空洞的理论,可是假如没有正确的理论也将只会有盲目的实践。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理论则是指导实践的重要依据。由于新的历史条件扩大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使得旧的公式和新的材料发生了矛盾,可此时若不以新的实践来重新审查某些旧的原理,从而发展理论,而仅仅绝对相信地停留在原有理论上,或是就事论事地观察现有的事实上,是不可能对今后的革命和建设進行正确的指导的。

可以看到,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虽则改变了时空的观念,可它并没有否定经典物理学,而是发展了原有的物理理论。同样,这里所叙说的改革理论虽则动摇了壹党执政的原理公式、无产阶级代表的常识,可它并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东西,而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发展马列主义的探讨而已。

列宁曾在黑格尔的壹段文字边批注道,“常识 = 当时的偏见”。可见,常识也总是相对的,它适合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将在壹定条件下获得的认识使用到他的适用范围之外去,超出了它的应用界限,那将只会使认识凝固、理论僵化,并给实践带来谬误。

没有革命的理论是没有革命的实践,然则没有正确的理论也不会有革命的胜利,经过拨乱反正的五年后,祖国的形势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党和国家的新的领导人也更能执行正确的政策带领广大群众朝气蓬勃地建设社会主义。可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人们,相信壹个人或壹批人的圣洁和才能是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马列主义同样指出,指靠贤明的君主来恩赐幸福毕竟是难以持久实现的事,依赖个别人的愿望和意志也不能改变整个旧世界。当然,领袖的权威和作用并不是无效的,人的主观努力并不是消极的。而是说,领袖的效能及人的奋斗应以改变某种社会存在为目的,消灭旧的社会基础、创立新的存在形式,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剥削压迫的现象。除此,最多只会给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给历史留下较长的盛世,而不能彻底解放人民,完全改变历史。另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提醒人们,没有近忧必有远虑,现在如果不在理论上進行激烈的争辩,今后在实践上将出现危险的变化。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人们还不应有所警惕吗?

共产主义的实现在于革命,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于科学。并且,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要研究世界,首先要解剖自己。共产党人要分析社会,首先要正确地客观地看待本身。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荡去那世俗的迷雾,抛弃那感情的滞绊,相信科学,相信理智,马列主义的信念才能坚定不移,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崇仰、信服。

共产主义是千百万的好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时它又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归宿,这是科学的结论,是历史的必然。

论述,任何论述只有经过千百人的探讨、剖析、争议、评论才能成为理论。这本《光明在前——社会主义两党制专论》的文集当然也不例外,其中的论点、论据应该说是研讨性的。例如对“单数、复数”概念是定名为“单体、双元”更合适呢?还是其他什么?……等等。当然,对本文集也可以绝对地断然否定。只是,这同样应该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议论社会主义,因为它损害国家利益。”之类的混乱逻辑,自然不必予以理睬。

壹个人的见识毕竟是有限的,它使每个人都有着某种认识上的局限,以至对某些问题不能有相对明确的、清晰的答案,这使得本集所论述的理念具有极大的扩展性。譬如,对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具体模式,它和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在根本性质以外有何不同?……之类。就个人对世界的了解而言,觉得两者应该是有很多的区别。比方说,美国的政党组织比较松散,西欧的多党制使政权组织过于分散。那么,共产党分组成双是否能使得它们保存或再生坚固的民众基础?是否会减少职业政客的产生而更多地出现优秀的民意代表?……等等。事实上,社会主义两党制并没有先例,这使得它只有西方的两党制作参照体系。但正如本文集所述,西方的两党制肯定要比“社会主义”的类封建的独党专政要优越的多。

理论就是要用于现实,并反过来检验理论,再指导实践。对文中导出的某些基本论点是可以推演,解释许多现象的。举个“崇拜”的例子。

中国的文革已然证明了,个人崇拜是造就这场错误的、灾难性的运动原因之壹。那么,为什么个人崇拜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否崇拜本身就是导致险恶或孽源的壹宗罪过?在《论权势主义提纲》中论述,对人、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所产生的原始管理的实现,依赖的就是权威。那么,这权威的下面是什么呢?是崇拜。可见,崇拜是社会的产儿。只要存在着社会,就会有崇拜。崇拜自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盲从和无知。

如此,产生谬误的崇拜又是什么?同样从《论权势主义提纲》中对管理的职权与权势的运行规律来分析,只有当崇拜停留在职务范畴内的“职务崇拜”才是科学的、合乎管理目标的,而当崇拜扩张到个人权势的“个人崇拜”就可能引起动荡和破坏。什么是职务崇拜?它和个人崇拜有何区别?某位管理者担任了某种职务,就会有和其职务相应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在和其职务有关的方面。譬如,布什担当总统,他会有民众对其总统的崇拜。克林顿不是总统了,那么他就只能享受名人的崇拜。而个人崇拜则犹如“追星族”壹般。被崇拜者爱好钓鱼,就崇拜其钓鱼;被崇拜者喜欢游泳,就崇拜其游泳。崇拜的范围成为和被崇拜者个人有关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仅限于其管理职务方面;崇拜的深度推及与被崇拜者历史有关的角落旭旯,而不是仅限于其职务管理期间。可见,两者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壹个在个人,壹个在职务。



自然而然,当某管理者终身担任某职时,则其个人崇拜势必会产生。可见,个人崇拜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权势,它不过只是权势的工具之壹。造成个人崇拜的原因是终身制,是壹种对上层建筑领域(比如政治)的“垄断”。

好了,说了这么多的题外话,更多的领悟在于各位读者自己了。题外的最后壹句,是长吁壹口气,谢谢妳们读了这么壹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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