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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歷史的真實
——序伊娃《尋找人吃人的見證》
余傑

近年來，伊娃先後四次訪問甘肅、陝西的十幾個縣，採訪了兩百五十人，書中記錄的餓亡者名單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記錄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現象則高達一百二十一人次。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當她去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區通渭縣調查大飢荒年代人吃人情況的時候，不用費力尋找，縣城廣場上曬太陽的老人、村頭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間挖野菜中藥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會開口講述當年所看見、所經歷的人吃人事件。他們多數不認識字，沒有文化，更不懂得什麼叫政治、什麼叫歷史，他們所講述的都是人吃人的細節和真相。如果沒有像伊娃這樣的有心人去提問、去傾聽、去發掘、去記錄，這些細節和真相很快就隨著這些老人的辭世而湮沒無聞了。

習近平為什麼害怕歷史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密控製程度，逐漸向毛時代靠攏。其中，遮蔽對歷史真相的陳述和壟斷對歷史事件的闡釋，比如不準公開批評毛澤東，又是重中之重。大飢荒時期，毛澤東早已完成對全民的洗腦，數千萬民眾坐以待斃而社會居然大致保持穩定；如今，薄熙來在短短數年間就在重慶掀起「小型文革」，習近平則以「反日」為幌子唆使民眾上演打砸搶的鬧劇，兩人雖因權斗而你死我活，在意識形態上卻殊途同歸。所以，學者資中筠說，一百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多大改變，上面還是一個慈禧太后，下面還是一群義和團。

面對毛派篡改歷史的叫囂，歷史學者宋永毅在論文《大躍進－大飢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中指出：「在一個共『八十二戶四百九十一口』的生產隊里（四川省崇慶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在一個大隊——『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二十九個自然村中，有二十六個（約佔百分之八十九點六）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在一個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公社）就發生詳細記錄在案的十六起『人相食』的事件；僅一個省（安徽省）就有過因飢餓造成的高達一千一百八十九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們便不難想象當時整個的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的統計資料，對於此類鐵板釘釘的證據，那些強詞奪理地否認大飢荒的毛派還有什麼話說呢？

而比宋永毅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官方檔案材料中查考出來的數字更具說服力的，是伊娃面對面地聽到的倖存者們的親口講述。你可以對那些全是枯燥的數字的材料背過臉去，但你不能對那些來自最底層的、最平凡的目擊者或當事人充滿血淚的講述閉目塞聽。七十八歲的回族婦女馬法土麥說：「這個阿娘吃了家裡五個人。男人餓死了吃男人，兒子餓死了吃兒子，最後把自己的小女兒也剁著吃上了。她還是餓死了。」七十三歲的婦女雷​​英花說：「我的妹妹餓死讓李成路背回去，他一家子人吃上了。他又背人家的死娃娃，我就攆著打他。他吃過我的妹妹，我恨他。」八十二歲的男子謝振翼說：「我看見過人肉。公社幹部溫受致把一盆子人肉倒到溝里，白白的，像豬肉一樣，牛宗代晚上又撿回來，吃上漲死了。」六十八歲的婦女王碎狗說：「我吃過人肉。村裡的高高父親餓死了，埋了，我挖野菜挖出來一條腿，餓著就啃上了，干皮皮，沒有肉。」

伊娃的書，就是這樣完全忠實于當事人的講述，不作任何修飾和潤色，更沒有像楊顯惠和廖亦武那樣，將豐富的原始素材加以提煉和加工，點石成金地變成優秀的報道文學或小說。在文學價值上，伊娃的書或許稍顯遜色；但在史學價值上，伊娃的書更逼近歷史的真實，而成為一座「驚天地、泣鬼神」的「紙上的紀念碑」。這樣的書，當然會讓內心崇拜毛澤東、不準別人對毛澤東說三道四的習近平感到心驚膽戰。

是吃人者邪惡，還是締造吃人現象的極權政府邪惡

在這本書中，甚至出現了一些仍然健在的吃人者的身影。這些吃人者並非電影里青面獠牙的連環殺手、吃人狂魔，他們如此平凡而卑微，他們的一生也沒有擺脫曾經吃人的陰影。伊娃對這些為了求生而吃屍體的人，並沒有作太多道德上的譴責。因為，吃人者固然邪惡，更邪惡的是迫使他們去吃人的極權政府，以及這個極權政府的代表毛澤東。

魯迅以「吃人」一詞隱喻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殘酷性，即便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評估專制之惡，也不會料到在他死後二十多年，他一度對之抱有期待的共產黨，就締造了一場亘古未有之大飢荒，在大飢荒中廣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讓史書中記載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澤東沒有親自吃過人，即便在飢荒蔓延全國時，他仍然豐衣足食、荒淫無度。毛是一個「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導致「人吃人」慘劇遍布全國的極權體制。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政權的控制能力只能達到郡縣一級，而不及鄉村。每當自然災害或統治不良導致飢荒時，饑民至少還擁有外出「逃荒」的自由——即便最暴虐的皇帝，也不會阻止農民外出「逃荒」。毛澤東卻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禁止饑民外出「逃荒」。於是，數千萬人只能在本村、本家活活餓死，人吃人由此變得司空見慣。

在此意義上，中共的整個體制就是一台吃人不吐骨頭的「人肉攪拌機」。共產黨的高官顯貴個個都很壞，但最壞的還是毛澤東。當年國共內戰、長春圍城之時，前線指揮官林彪親眼目睹饑民人吃人，於心不忍而請求中央同意放走饑民，毛澤東為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斷然拒絕了這一「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樣，天良未泯的劉少奇在大飢荒后，曾鼓起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在黨內外的壓力之下，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居二線，卻感到權力受到威脅，而動了對劉少奇的殺機。毛才不怕上史書，他只怕有人奪權。

中共的體制也如同一台邪惡的「加速器」或「複印機」。伊娃書中所觸及的區域，不到中國百分之一的面積，而那時整個神州大地何處不是餓殍、何處不是人吃人？在每個大飢荒的重災區，必有一個縮小版的「毛式土皇帝」。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實貫徹毛的政策，導致天府之國居然餓死一千萬人。作家東夫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寫道：「全家死絕、全村子人死絕屢見不鮮，無力掩埋的屍體遍布荒野田間。吃人的事多有發生，死人被食、殺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間互食、食人者又被食……」面對此種情形，李井泉心如鐵石，打麻將、玩橋牌、看香港電影到深夜。從毛澤東到李井泉，再到伊娃書中涉及到的甘肅的地方官員們，這些冷酷而殘酷的官僚從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讀伊娃的書的同時，不禁想起了一九九七年在北大課堂上聽錢理群老師講的「周氏兄弟研究」課程，其中有一講就是《說「食人」》。錢老師說：「這一百多年所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一切對歷史血腥氣的消解（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應該受到詛咒，而且是魯迅所說的『最黑最黑的詛咒』。魯迅說：『一個懂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個世紀死了這麼多人，如果我們還不覺醒，甚至還要掩掩蓋蓋，不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個民族就真的沒有希望了。在這一個世紀的殺人歷史就有可能在下一世紀重演，這一百多年的血（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算是白流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知道這代代相傳的『食人』的歷史。」伊娃就是這樣一位天真而勇敢的人吃人的歷史的記錄者。她的「大飢荒三部曲」的分量，比習近平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接見的數百名「大腕」的數千部「巨著」加起來還要重。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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